阮杰:新年话刘晓波、《零八宪章》暨献海外民运

再过一个钟头就是二00九年了。我是个多愁善感之人,每到这新旧交接的年关,总思绪万千,夜不能眠。往年此刻想得最多的是已经过世的父母、尤其是未能见上最后一面的母亲,然而今年的此刻我最想的却是身处牢狱的刘晓波先生。我说不出这个变化的理由。

在中国当今的民运界中,刘晓波先生是本人最为敬仰的人物之一。我对刘晓波先生的敬仰主要不是因为他横溢的才华而是他的牺牲精神。遥想二十年前那激动人心的岁月,刘晓波先生只不过是一个三十出头的年青小伙。他渊博的学识和出众的才华倍受学生欢迎,他在学术界也渐有名气。如果刘晓波先生象中国众多文人一样做个好好臣民,不出三五年他名教授头衔将随手可得,一官半职也应不在话下,荣华富贵就随之而来。然而,刘晓波先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情操和对民主自由的执著追求让他走向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因参加和领导为民请命的八九民主运动,二十年来刘晓波先生先后四次被中共当局投入监狱,被剥夺工作权利,长期生活在被中共当局的监视之下,文章和著作在国内被中共彻底封杀和禁锢。依刘晓波先生的才学,如果屈服于当权者而彻底闭嘴或多出卖几个战友后乖乖做人,那刘晓波先生要弄到个教授帽儿戴戴、弄个法学院长的官儿当当应该不是问题。但是,刘晓波先生没有这样做。当局恶劣的政治打压、自己清贫的生活、现实纸醉金迷的诱惑并没能改变或动摇刘晓波的思想理念。二十年来,刘晓波先生无时不关注着中国底层民众疾苦。揭露时弊、批评时政、棒喝当局、为民发声、推动中国民主是刘晓波先生二十年如一日的不懈努力。今年刘晓波先生已五十有三,步入老年了。说刘晓波先生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国的民主事业,一点都不为过。刘晓波先生更难得更可贵的一点也就是最亮的闪光点是他拒绝出国,象他本人所说的“象钉子一样,钉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始终扎根在祖国的故土,生活在自己人民中间,与国人同患难,共荣辱。本人认为,把刘晓波先生称作中国的“昂山素姬”是名副其实的。

缅甸民主力量合众为一,因为缅甸人民有不屈不挠、坚守故土的昂山素姬,中国的民主运动同样需要中国的“昂山素姬”。

于我,父母之伟大是因其养育之恩,刘晓波的伟大是因他为整个国家和民族所作的牺牲和奉献。

国内民运能坚守和坚持已是十分不易和可贵。海外民运对他们只有鼓励和支持的份,没有任何指责和抱怨的资格。在海外胡乱上纲上线诬蔑《零八宪章》者更是卑鄙渺小之人。

2008年12月31日+ 2009年1月1日于墨尔本

徐达内:有关茅于轼的舆情

周末以来,颇为关心茅于轼在“炮轰18亿亩耕地红线”之后的舆情。

作为天则经济研究所当家人,茅于轼近年来在中国舆情中还算“正面形象”居多(至少在提出8000元起征个税时就收获极多“民意”)。周四《每日经济新闻》刊出驻京记者报道,称其发布“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研究报告,结论为:确保18亿亩耕地以保障粮食安全的观点错误,甚至有害。耕地“红线”导致土地供给有限,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房地产价格大幅度上升。

作为掌控中国舆论议题设置的重要力量,四大门户网站中,搜狐腾讯网易皆在周四新闻首页显要位置转载《每日经济新闻》此篇报道。被网站编辑们在标题等处呈现出的事件重点有以下三项:炮轰“红线”、茅称“红线”导致房价上升、原国家粮食储备局局长拂袖而去。作为门户领跑者,新浪却顶住了点击量诱惑,坚持全天不在新闻首页转载此稿。

毫不意外,周五,针对茅于轼言行的评论迅即成批出现。在得到媒体发表机会的文章中,批评茅于轼者占绝对多数,如“中国人没饭吃能不能找茅于轼”等。当然,网易编辑找出了其间最有份量者,“茅于轼说得再好也是卖国”,于新闻首页评论频道全天推送,标题中即标明此系“新华网重炮”。

作为最高“喉舌”所办网站,新华网自身系在其“新华网评”频道中以二条位置刊发此稿,署名作者窦含章多年来一直以该网评论员身份撰文。文章使用了最具杀伤力的方式——“诛心”。起文首段是:“如果有人拿了外国人的钱,想办法让外国政府、公司赚钱,却置本国人民于挨饿的风险之中,你说这样的人是不是在卖国?眼前就有一例”。文章指责接受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的茅于轼“以危害祖国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代价替外国利益服务”,认为如果不保住18亿亩耕地红线,粮食供应严重依赖进口,国际粮价就会飞上天。“茅于轼抛出谬论,谁最欢迎呢?很显然是世界粮食出口大国”。

除了新华网评以“卖国”立论而“诛心”外,其它指责茅于轼的成文观点中,亦多有质疑茅之动机与代言利益集团。媒体在跟进报道中,普遍引用“多数网民”对茅于轼的指责式留言作为民意反映。

在获得媒体表达机会的护茅声中,王攀一文获刊于周五陕西华商报,“茅于轼‘撞红线’只是一种学术自由”,得门户网站网易等推荐;其后,为茅于轼身陷 “炮轰”而辩护者主要系于南方媒体得到表达机会,如羊城晚报所办金羊网、南方日报所办奥一网。意指应当允许讨论,批评评论家们喜欢把一切问题最终都归结为 “道德问题”,乱扣帽子。中共中央党校所办《学习时报》副编审邓聿文一文周日刊于东方早报,终得新浪推荐,题为“茅于轼先生的对与不对”,认为“茅老先生的立论经不起推敲”,但“也没有必要一棍子打死”。

对于茅于轼观点所引发的网络留言中绝大多数为“炮轰”者,我倒不以为意,因为我一直认为网络留言必然是以批评指责为主,只有不满者才更有表达欲望。个人以为,基于专业知识的缺乏,在粮食安全的政策选择上,绝大部分网民和我一样,是没有多少判断能力的。为什么“红线”是18亿亩而不能是17亿亩?又为什么不是19亿亩,那样不是更安全么?民众更多地是凭着一种“朴素”、“本能”的反应,在表达他们的喜恶。

“朴素”的感情不会凭空而来,如此多的网民愿意发言批评,倒可以证明一点,长期以来,中国官方的耕地保护政策获得了相当有效的宣传,成功地进行了民众舆论导向。这其中,“红线”二字的表述方式应是成功要素之一,通过对这个词语,营造出了神圣感和不可侵犯感。我相信,绝大多数网民正是因为这种神圣感和不可侵犯感而“本能”地反对茅于轼。

中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国家,“手中有粮,心里不慌”的历史经验和文化传统,的确可能使中国民众与领导人对保障粮食安全更加重视,更加“保守”。但事实上,在资源能力有限的前提下,政策取向无非是牺牲哪个保全哪个的关系:强调了保护耕地,就必然牺牲土地供应,强调了安全,就牺牲了效率。政治家所要做的就是判断轻重缓急,例如中国多年来就是以牺牲矿工生命为代价,获取经济发展必需的能源供应。

比起“朴素”的网民,意见领袖们的观点表达应该更有些理论水准才是。但在中国当下时评中,除了时常遭遇所引新闻论据“不靠谱”的尴尬外,“不谈问题只谈主义”也是个常见弊病。在批评茅于轼的多篇成文观点中,包括新华网指责“卖国”那篇,都有一个通病,就是“诛心”太多,只是强调“安全”,真正能用数据事实驳斥茅者太少,更有将茅之观点极端化的倾向。不过,红网周五“茅于轼的‘高论’实在不靠谱”一稿中有个担心,我个人倒是赞同:“为什么要确保18亿亩耕地以保障粮食安全?我国的很多事情往往是上面撕开一张纸,下面推倒一堵墙。红线一破,新一轮‘圈地运动’的后果不堪设想”。或许,这也是决策者为什么不顾“经济学原理”,宣称要死守红线的一个原因吧。

茅于轼正是“零八宪章”首批签名者,但总体而言,对茅的“炮轰”还没有看出有宣传官员“统一布置任务”的痕迹,为茅辩护的观点在新华网评里也一样可以发现。

值此市场化媒体沸沸扬扬之际,中央级官办媒体少有加入论战者,只是刊播权威部门关于粮食安全讯息。周五央视新闻联播头条,说的正是“今年我国粮食总产和单产均创历史最高水平”,引用农业部官员的表态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粮食供求紧平衡的格局仍然没有改变”。

周日晚间,官方通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结束,新闻联播稿件中,“粮食安全”四字出现位置相对靠后。不过,门户网站编辑还是很有意思:在新浪发出的新闻短信和搜狐新闻标题中,“保证粮食安全”都被编辑一度抽取出来作为突出重点。

(作者徐达内:曾供职多家媒体,现从事互联网行业。联络邮箱:[email protected]

记录说明:1、受客观条件和个人精力所制,本人媒体观察视野有限,我努力使之不偏颇,并争取在有机会时修正。

2、我尝试观察记录媒体倾向、技巧以及自感有趣之处,努力保持旁观,不作“合理想像”和无谓评论。

3、仅记录来自公开渠道的内容,不引用宣传通知等“圈内消息”,我努力保持一个普通受众的观感。

寒山:中国告别“类人孩”状态了吗?

2008年北京举办了奥运会,很多人在此之前就兴奋地说这次国际盛会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人礼。从物质层面来看,这个说法是非常谦虚的,因为就中国政府为这次盛会所耗费的人力和财力来看,中国的能力远远超过了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但在精神、心理甚至语言上中国人是否达到了“成人礼”的标准,还是非常有问题的。

北京作家余世存发明了“类人孩”这个辞汇,形容那些在身体发育上达到了成人标准但心智和精神仍然处于幼稚状态的群体。用他的话说:“大致来说,类人孩跟民主国家的成年公民是不太一样的。在心智结构方面,类人孩尚不具有健全的文明理性,或说他们跟文明理性即交往沟通理性有很大的距离,他们难以正当有效地沟通。在外在权利方面,类人孩没有说话权、交友权、走路权等生命权力。”

不难理解的是,这种在文明发展水准上的“类人孩”状态不是遗传和病理问题,而是社会问题。换句话说,是社会因素阻碍了这个群体的正常理性发育。

这种“类人孩”状态的事例可以说举不胜举,所谓“北航最牛女生”风波就是一例。12月20日,温家宝在北京航空航太大学参加完一个官方仪式后,来到了这个学校的图书馆和一些学生短暂交谈。有一个学生后来把一段用手机拍摄的视频放上网,其中显示有一个女生在温家宝和在场学生交谈时连头都没有回,而是背对着他,似乎还在专心学习。

这段视频一公布,这个女生就被称为“北航最牛女生”,引起了媒体网站的热议,为此叫好的网友认为这显示了新一代大学生的独立性,但持批评意见的人说这种行为是不顾起码的礼貌,也有可能是做秀。还有人说可能这个女生学习太专心,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一个大人物来到了身边。

有关“北航最牛女生”的讨论在网上沸沸扬扬了两天后,北航宣传部出来澄清事实,说这纯粹是子虚乌有,网上的视频是断章取义。对视频完整的分析显示,那个女生后来也“转身注视总理,总理随即开始了长时间的讲话。在总理讲话的全过程中,这名女生一直注意力集中,听得非常认真。”毫无疑问,这是要告诉大家:北航并没有这么一个如此之“牛”的学生,对总理都不屑回头一顾。

这样热烈的讨论和严肃的澄清在中国是司空见惯,但对于一个在民主社会下长大、习惯于个人自由和尊严的人来说可能完全莫明其妙。总理来到图书馆停了一下,有一个学生仍然埋头在书桌上,不就这么丁点大的事吗,有什么深文大意值得如此讨论和澄清呢?为这么丁点大的事动口舌费猜测还要答记者问,不是类人孩又是什么

另一个随手拈来的类人孩事例是这么一个问题:“上级领导来视察,老百姓能不能给领导说句心里话?”这个问题听上去怎么也不像是出自一个刚完成了“成年礼”的人之口,就像那场“北航最牛女生”的讨论一样。但这个问题的背后的那个令人辛酸的故事却能让人明白是什么力量阻碍了中国人心智和精神的发育,把他们变成了余世存所说的类人孩。

这是一个叫田茂林的西安市临潼区的农民躺在病床上一直在想却怎么也想不通的问题。十多天前,几位省、市某部门的领导来到他所在的村子视察一个地方超市,他告诉这些领导说这里卖的根本就不是农民自己生产的东西,而是由乡镇干部的关系安排进来的商品。就为这句“心里话”,几位乡镇干部说他“影响领导的情绪”,当场把他拉开并用肢体语言教训了他一顿。结果他住进了医院,诊断是脑震荡。

“北航最牛女生”的讨论和田茂林的问题表面上看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无疑都告诉人们一个成熟理性的公民社会离中国还很远。2008年的中国还是一个类人孩。

朱健国:“08宪章”引领中国进入“象棋残局”

“七星聚会”阵势

“08宪章”问世后,许多人注意到它与海外捷克“七七宪章”有相似之功,却没有想到其中深厚的中华文化根源——其与中国象棋残局“七星聚会”棋谱颇有一比。

熟悉中国象棋者知道,楚汉搏弈的华彩乐段在于象棋残局——象棋残局极具社会象征意义:双方经过长久拼搏,终于到了短兵相接,图穷匕见,“步步喊将”,皆可在一步之内决定胜败与和局,就看谁走错一步。比如,有“中国象棋第一残局”之誉的“七星聚会”棋谱,与改革三十年后的今日中国颇多相似,让人想到“08宪章”引领中国进入“象棋残局”:双方皆可“步步将军”,又须步步求和,才能缓和危机争取共生。

“七星聚会”以其图势对称美观简明严谨,着法深奥精妙,变化繁复多端,引人入胜,自清代为《百局象棋谱》之首,一直深得人们青睐,名闻中外棋坛。民国初期,来中国弈访的国际象棋家丹麦人葛林瑞(Charles,Kliene),曾于1916年在上海将这局棋译成英文单行本,传播海外。

从网上下载的“七星聚会”阵势图形可见:红棋黑棋皆只剩七子,以力量对比,红方占优势,“帅”下有双车一炮三兵,而黑方“将”前只有一车一象四卒,远程快速攻击力量要比红方少一车一炮,劣势显然;但从战略上看,黑方却占优势,其四个卒皆已过河逼宫,已有三卒进驻“九宫”,分别占据两个“象眼”和一个“象位”,死死卡住了“红帅”咽喉,三卒中任何一卒再进一步,皆可“照将”得胜,让人听得到“红帅”的恐惧喘息;而此时,红方只有两兵过“河”,一占“仕角”,一据“象眼”,主力两车一炮一兵还远在自家营内。如若不是红方尚拥有先走棋的主动权,红方必败无疑。

虽然如此,几百年来“七星聚会”的结局却是,若双方皆理性高手,结局以和局为多;若是一方急功近利,则必败北。和局与胜败,没有一定,全看双方的应对是否通达机智。

今日“三卒封喉”

世事如棋,中国象棋不仅缘起于对项羽刘邦的楚汉战争的模拟,且一再隐喻中国社会变革的基本规律。改革三十年后的今日中国,因“08宪章”统一了民主派与知识分子的共识,一忽儿进入了“象棋残局”阶段:红方好似中共政府,黑方有如民间宪政派,从表面看来,眼下胡温当局一手控军警,一手握经济,有“双车一炮三兵”警察治国,买卖天下,但实际上,却在2008年面临“黑方”三卒封喉——农民袭警、的士罢工、教师罢课等群体事件代表平民百姓维权“喊将”,金融海啸、企业倒闭等经济危机代表市场经济在向党国体制腐败“将军”,最后出现的“08宪章”,代表自由知识分子和世界普世价值观“照将”,完成了“三卒逼宫”态势。如此危机,顿使胡温当局的表面力量优势转为劣势:只有以步步牺牲换取“步步喊将”的方式暂缓危机。若一步落空,便全盘皆输。可以说,“08宪章”最大压力,是及时形成了今日“三卒封喉”——其若在平民百姓维权声势小时出现,不过是象牙塔中的纸上谈兵,其若是在经济危机未来之前公布,也只是一厢情愿的孤掌难鸣,唯独在平民百姓维权群体事件频频和倒闭潮、金融海啸已“两卒逼王”时,再加入其中形成今日“三卒封喉”,才有让对手无一步之退路之危机。

据“七星聚会”棋谱,红方在黑方形成“三卒封喉”后,应对的第一步是“丢炮保帅”——移炮“照将”(炮二平四),逼黑方移动扼象位之卒吃炮到仕角(卒5平6),由此将“三卒封喉”缓解为“二卒卡喉”,变黑方可一步致红方死为有两步缓冲,消减一些压力。继而“丢兵保帅”——“兵四进一”,将在黑方仕角的“兵”挺进一步将黑方之军,逼黑方“将6进1”吃掉“红兵”……时下中共秘密拘押“08宪章”主要起草人刘晓波,就颇似这种“丢炮保帅”、“丢兵保帅”的应对棋谱。中共以在国际人权日六十周年纪念之际铤而走险拘押异见人士,牺牲了自己“尊重人权”的信誉承诺。在历来不重诚信的中共来看,此次再现一个“说话不算数”的错误,不过是牺牲一“炮”一“兵”而已,以此牺牲来杀一儆百,求得暂时缓冲“08宪章”迅猛扩大的势头,中共认为是“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合算。

残局追求“和棋”思维

现有的“七星聚会”棋谱,在进行到第43个回合后,双方将帅之下,都只有一车一卒,成为双方轮流将军而永无死棋的和局。

“七星聚会”的最高艺术结局为和局,绝非偶然,它代表了古今“象棋残局”的主流规律与追求。综观《心武残编》、《竹香斋象戏谱》、《渊深海阔象棋谱》、《蕉窗逸品》等象棋棋谱著作,几乎所有的“象棋残局”的理想结局都是“和局为上”。这就表明,“象棋残局”的应对特色,其实是一种“置之死地而后和”的思维模型,许多“象棋残局”棋谱都证明,凡以让对方死掉为第一追求者,往往会“关公走麦城”,自掘坟墓;而心存求和,在保全自身的同时也允许对手共生的“共生论”者,反而可绝地逢生。

这实为今日西方民主国家两党(多党)轮流执政的现实写照。以此棋谱参照今日中国现状,可知,在“08宪章”风波之后,中国有可能出现“双方轮流将军(执政)而永无死棋的和局”。自然,这需要双方都保持高超的弈术。

从目前的局面来看,双方似乎都没有排除和局意图。

在“08宪章”中,其基本构架采取了要求修宪和改良,而没有提出消灭中共、推翻中共,人们公认该宪章以平和的改良心态而非革命造反姿态,理性地表述了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堪称“当代的英国《大宪章》、法国的《人权宣言》和美国的《独立宣言》”。虽然“08宪章”有没有完整地论述如何与中共和而共生的具体路径,但其中追求“和局”的宗旨还是清晰可见。这就是说,尽管“08宪章”的出现,造成对当局的“三卒封喉”,但实际上仍是围城求和。

而中共将反击“08宪章”的拘捕行动暂时局限于主要起草人刘晓波一人,也透露出其留下“和局”后路的心态。秘密拘押“08宪章”主要起草人刘晓波,无疑是一种思想专制暴行,但暂不宣布罪名,也留置了随机应变改正的方便。表明了一种犹豫与观望。民间传说胡锦涛凡事爱“走半步”,也许是一种潜意识的“留和路”。

自然,一如“象棋残局”棋谱的昭示,和局的到来,多半要靠“三卒封喉”才能逼成,非置之死地而后和不可。今日中国这一“七星聚会”阵势,最终能否有和局,取决于双方能否真正领悟“象棋残局”的应对诀窍:绝不能有一步出错,每步都必须精心算计,既要“步步喊将”加深对方危机,又要步步求和,最终均势相当,和平共处。

由是观之,台湾民主宪政道路的出现,并非全是西方文化的影响,中国人早在千年前,就通过“象棋残局”的研究,在悄悄传播一种“和为贵”的共生哲学。“七星聚会”隐喻北斗七星,实在意味深长。

“08宪章”问世,迫使中共当局和自由民主派的博弈,进入了“置之死地而后和”的新阶段。

有一种失败叫独裁!

有一种胜利叫“和局”!

2008年12月22日于深圳早叫庐

张鸣:2008,官员过敏与脱敏

2008年年头与年尾两个标志性事件,唱主角的,都是官员,一个是辽宁西丰县县委书记张志国,一个是南京一个区的房产局局长周久耕。前者干的事,动静比较大,派人进京拿记者,后者似乎什么都没干,只是开会说了不中听的话,网民们发现他桌子上面摆的香烟,是极品至尊,150元一包的,于是,又“人肉”出了他的手表,他开的汽车,据说都是超级名牌,事态还在发展中,尽管周局长已经销声匿迹,但网民们一点歇手的意思也没有,大有不获全胜,势不罢休之意。

这一年老师有点晦气,被打、被告、被杀;警察也有点晦气,老是上演“非常6+1”,不是六个被杀,就是六个被扯进杀人案里;其实,这一年,官员更晦气,涉及群体性事件者自不必说,多半头上的乌纱是要丢的,其它的事,无论是裸死的桃色事件,还是开车蹭了人,只要被网络或者媒体披露出来,一律都会成为舆论的焦点。上个月,一位号称官阶跟深圳市长一样大的交通部官员林嘉祥,仅仅因为酒后放肆了一下,就丢了官。轮到周久耕周局长,一个据说很低调的官员,居然因为一盒烟,就陷入了麻烦,似乎比窦娥还冤。

“要是没有网络该多好哇!”这句据说是出自某位宣传部长的话,相信是很多政府官员的心声。但是,网络不仅存在,而且迅猛地扩张,网民的网络技术,也在日新月异,推陈出新。还有什么事,通过网络办不到吗?现在办不到的,以后估计也能办到。事实上,不仅网络无处不在,网民无孔不入,平面媒体也越来越活跃,尽管所有到处挖新闻的记者都抱怨,舆论监督越来越难,地方政府防火防盗防记者,已经达到了立体化总体战的地步,但似乎没有人打退堂鼓,反而越挫越勇,山西的溃坝事件,河南的封口费事件,河北的三鹿事件,都是媒体记者冒死犯难揭出来的,每个事件的披露,都会有若干官员随之倒霉。从前从容自在的官员们,突然发现周围到处都是眼睛,到处都是摄像头,稍有不慎,就会被披露出去,不仅糗事曝光,而且立存此照,被人拍了照,录了相(这得归功于高性能手机的普及,和随处可见的摄像头)。

于是,官员们很过敏,过敏的表现,一是抱怨,说自家的隐私受到了侵犯,要求法律保护,制止媒体曝光,尤其要制止人肉搜索。二是动员自保。有的官员,只要自己辖境内出了事,第一步不是采取措施处理,或者向上级汇报,几乎出于本能的做法,是封锁消息,严防记者,严惩消息泄漏者,防记者防到封锁所有出入境站口,严查所有宾馆旅舍,比抓通缉犯还严。如果有记者已经入境,则派人死缠滥打,务必使之什么都做不成而后止,找个茬先抓起来的,也不是没有。对于网民的爆料,目前尚无特别有效的办法,但收买控制门户网站,现在已经有人在做,弄些人来有计划地抛出跟爆料相反的信息和评论,以乱视听,也是经常能见到的现象。

总的说来,虽然媒体和网络的爆料,多少有点乱,但对于公权力的监督,无疑是有好处的,至少可以让某些过于放松也过于放肆的官员,多少有点收敛,从而让我们的官员整体形象,有点改善,对于改善目前似乎相当紧张的官民关系,大有好处。说实在的,从世界范围来看,发达国家的政府官员,都是要被这样盯着的,一有风吹草动,就会立马曝光。监察机构的监督,往往通过这种社会监督才能起作用。

当然,这种被人盯着的感觉很不好,也的确有隐私被侵犯的感觉,裸死车中的官员,如果不涉及权色交易,是属于隐私。官员抽什么烟,如果不涉及贿赂,也是隐私。但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人在官场,也身不由己。不做官,这些事,民众管不着,但做了官,这些事就难免引人生疑——背后是不是有猫腻?因为事实上真的可能有问题。一包15元的极品烟,偶尔抽一支当然无所谓,但是如果天天抽,一个处级干部,哪儿来的钱?所以,俗语道,官身不由己。不仅仅是说要听上级的话,还是要自我约束,比不当官的人,有更多的约束。如果反过来,不仅不自我约束,反而放肆嚣张,履行特权,炫耀特权,遭到网上的追索,殃及隐私,甚至家人,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一句话,官员过敏的时候,要想脱敏,就跟现在医院治疗过敏症方式一样,一是自我约束,别沾那些事,二是要让自家习惯于这种社会的监督。做了官,就是把自己置于聚光灯下,如此而已。

曹长青:哈马斯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

以“文明冲突论”而闻名的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也译杭廷顿),在圣诞节前一天去世。两天后,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军事冲突爆发。这场至今持续的危机,似乎在佐证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因以色列人多信奉犹太教,哈马斯所在的巴勒斯坦,是信伊斯兰的穆斯林世界。

巴以冲突是个老话题,在过去半个世纪,这种区域冲突从未间断。但是如果用它来证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并不具说服力。因为同是穆斯林国家,土耳其早在1952年就加入了西方军事集团“北约”,并在朝鲜战争中和美军协同作战,抗击金日成的共产军队。世界上最大的伊斯兰国家是印尼,有两亿穆斯林,但近年也走向民主,也没和西方发生军事冲突。在十亿人口的印度,有一亿三千万穆斯林,不仅没有与西方冲突,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

只从这几个例子也起码可以看出,巴以冲突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宗教和文化,而是民主和专制这两种价值的冲突。

在伊拉克被美军解放进行民主选举之前,以色列一直是中东唯一的民主国家。从1948年建国至今,以色列已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31届政府,今天的艾胡德•奧爾默特是第12位总理(奧爾默特和中国还有点关系,他祖父是中国的犹太侨民,父亲在哈尔滨长大,说流利中文,22岁时移居以色列。奧爾默特曾去哈尔滨给祖父扫墓,据说可以听懂中文)。

由于有民选制度,以色列的政府就必须听从民意,无论是左翼、右翼执政,还是中间派上台,都是选票决定。在新闻和言论自由的环境下,各种政策都可以被自由地辩论,所以多数选民形成的政策倾向(投票)自然最接近现实,迫使政府的对外政策朝向理性、务实;否则下次选举就得下台。

正由于以色列是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所以成为中东最自由、最富有的国家。虽然土地之少(不到二万平方公里)在全球只占第151位,但生产总值却排世界第44位;人均收入二万六美元(2006年),排世界第28名。

反观巴勒斯坦,不仅没有民主,经济更非常落后。在中国最疯狂的文革时代,当权者还提出抓革命促生产。而巴勒斯坦的阿拉法特们,从来不用促生产,因为有伊朗(以前还有萨达姆的伊拉克)等阿拉伯国家提供资金和援助,他们只管抓革命,对抗以色列。中国人印象很深的巴解领导人阿拉法特,一直独掌大权35年,一直到死;掌权长度超过毛泽东、斯大林、波尔布特等(古巴的卡斯特罗掌权最长,到2009年,就掌权50年!)而且阿拉法特曾进行过20多年像今天宾拉登那种恐怖主义活动,虽后来放弃,但像他手下的“烈士旅”(这名字就令人恐怖),还有哈马斯,都是著名的恐怖组织。哈马斯的头子曾公开说,“犹太人比其他任何民族都更爱惜生命”。于是他们就抓住这个“致命弱点”,用杀害以色列平民来实现他们的政治目标。

专制本身,就是阻扰一切人类进步的恶魔,而有意杀害平民的恐怖主义手段,更是对人类最基本的文明的挑战。今天,巴以冲突的根本症结就在这里!

但每当有巴以冲突时,那些阿拉伯专制国家,还有某些西方左派媒体,更有中共喉舌等,就异口同声谴责以色列,说它以强凌弱,造成大量难民,不让巴勒斯坦建国。但这些指控都不符合历史事实:

第一,关于建国和难民。早在1947年联合国就通过决议,同意巴勒斯坦分治建国,但它自己没有建立;反而在以色列建国的第二天就同埃及、约旦、叙利亚等五个阿拉伯国家,一起进攻以色列,要把这个刚成立的国家灭掉。结果阿拉伯联军被以色列打败,由此造成了几十万巴勒斯坦难民。如果追究这个责任,也是阿拉伯国家侵略在先,是他们自己的政策错误造成的。

第二,关于以强凌弱。以色列和周边阿拉伯国家发生的几次战争,要么是因那些阿拉伯国家联手进攻以色列,要么是以色列先发制人,阻止他们明显的入侵企图。阿拉伯国家发动的这些战争,全部的目的,就是今天伊朗总统所宣称的,要把以色列从地球上抹掉。他们就是不让以色列这个国家在中东存在,要把它赶进大海。以色列是联合国1947年通过决议同意成立的国家(美苏等33国赞成,13国反对,10国弃权),并在建国第二年就加入了联合国,为什么一个至今已有60年历史的联合国成员国,就不可以在这个地球上存在?

美国一直不承认古巴共产政府,但美国绝不会不让古巴这个国家存在。近年美国打了两场战争,铲除了萨达姆和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但美国却没有不允许这两个国家存在,反而投进大量人力财力保护这两个国家并促其发展。今天,哈马斯、阿拉法特的传人们,还有伊斯兰世界的毛拉们,就是不让以色列这个国家在地球上存在,就凭这一条,这场冲突的是非就一目了然。

而且以色列只有728万人(2008年),而阿拉伯国家有一亿多。不能因为每次战争阿拉伯国家都被打败,就说它是弱者。更不应用强者、弱者来划分对错。举例说,大家都在电视上看过警察追击罪犯的现场直播,警察的车是一流的,武器也高级,而被追击的罪犯,往往开着破车、拿着二手货的枪。难道你就因为警察是强者,就同情、甚至支持那个的被追击的所谓“弱者”吗?有人会说,你这样比喻,不是等于把那些阿拉伯国家说成是罪犯了吗?没错。那些对内实行政教合一的专制统治,对外还要剥夺以色列人的地球生存权,并使用人类有史以来最卑劣、最残忍的自杀炸弹方式,有意杀害平民,炸超市,炸公共汽車,甚至炸婚礼,炸教堂,炸校园,炸老人療養院,主导这些恶行的国家不是罪犯又是什么?!

以色列最常被指责的,是霸占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在阿拉伯国家进攻以色列的战争中,以色列确实乘胜占领了埃及的西奈半岛、约旦河附近等一些土地。但在埃及承认以色列的存在,并保证和平相处之后,以色列就把西奈半岛还给了埃及,后来约旦承认了以色列,双方土地问题也同样得到解决。对于巴勒斯坦人也是这样,早在几年前,以色列军队就撤出了加沙地带,把巴勒斯坦交给阿拉法特的巴解来管理。但哈马斯们却把加沙等地,变成了恐怖袭击以色列的基地。以色列在西岸地区花巨资修筑了681公里的围墙,防止哈马斯越境袭击,但哈马斯却在围墙底下挖地道,还是进入以色列滥杀无辜。只要人多的地方,他们就用自杀炸弹去炸。他們不僅不珍惜別人的生命,也不看重自己的命。这次巴以冲突,起因就是哈马斯向以色列居民区发射火箭弹,以色列忍无可忍,必须反击。这和2006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轰炸是一样的,当时也是因为恐怖组织真主党越境杀害以色列人。

所以,连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也在《纽约时报》撰文说,中东要想有永久和平,阿拉伯国家必须承认以色列的存在。但只要巴勒斯坦没有民主,没有新闻和言论自由,继续目前这种利用宗教煽动民族主义狂热、继续哈马斯的恐怖主义,那么巴勒斯坦等阿拉伯国家就不会承认以色列的存在。所以说,根本的问题,还是民主和专制的冲突问题。而不是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冲突”。文化会有冲突,但文明没有冲突。那种有意杀害平民的恐怖主义不是文明,那种女人不
如一头骆驼值钱的价值观不是文明,那种毛拉们一手遮天的政教合一统治不是文明。

近年常在半岛电视等跟毛拉们辩论的来自阿拉伯的杰出女性苏尔丹(Wafa Sultan)提出一个远高於亨廷顿的观念,她说,“文明之间没有冲突,只有竞争。”“我们目睹的这场在全球范围的冲突,不是宗教的冲突,或文明的冲突。它是两种相互对立的东西、两个时代的冲突;它是那种属於中世纪的心理和21世纪的思维之间的冲突;它是先进和落後的冲突;文明和原始的冲突;理性和野蛮的冲突;它是自由和压迫的冲突;是民主和专制的冲突……”

2008年12月31日于美国

李昌玉:我万分拥护“社会主义民主”——竖议《零八宪章》和刘晓波被捕

29日,我所在的山东大学附中党总支书记打电话给我。我是一名退休赋闲在家、却不安分守己循规蹈矩的老人。我知道我和书记之间隔着一道屏障。他大概认为我是一个顽固不化不可救药的老不死的“分子”,不会无事找我说闲话。没有上级指示,他并不愿意听我的胡言乱语疯言狂语。

书记开门见山问我是否在一个叫《零八宪章》的文件上签名了。我说:“是的。我不但签名了,而且写了一篇文章《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横议〈零八宪章〉和刘晓波被捕》,表明我签名的原因。”我问他,是否读过《零八宪章》?他说没有读过。既然没有读过,那问我干什么呢?他说,只是听说我签名了,表示关心,随便问问而已。假若真是无足轻重的小事,随便问问,却又不是通风报信,私下传递小道消息,书记同志为什么要专门打电话呢?其实,在我熟悉的语气之中,是对我参与这些活动表示遗憾和劝阻。整个电话中,他一再说明是“听说”我签名的事,似乎不是奉命来做我的什么工作,只是为了证实一下“听说”有其事,仅此而已。

其实,我写《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横议〈零八宪章〉和刘晓波被捕》(发表在《观察》网站),开宗明义就说明“听说《零八宪章》的起草人刘晓波被捕了,其罪名就是提出了‘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犯了‘煽动颠覆国家罪’,而且据说‘所有签署者在事实上都犯下了叛国罪!需要严肃处理!’因此要严肃处理签名的人。我作为签名者之一,不得不自我表白一番。”我以为,监控我的当局,读了此文,已经知道了我的动机和态度,不会再来“追查”我了,哪里知道,还是要来“落实”一下,让我承认签过名,似乎也仅此而已。

但是以我阴暗的心理揣度君子之腹,书记在其上级的布置下,打电话询问我,其动机其目的说穿了就是以朋友般的文明的善意的好意的不动声色的不动警察的威胁,恐吓,警告:我们掌握了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今后务必识相一点,规规矩矩,不要乱说乱动。这是一次心理战,叫你随时不要忘了你的处境,你的自由度。否则有什么必要专门打电话询问我呢?明明知道我的态度,还要“落实”一下,岂不是多此一举?至于是否定下“叛国罪”,真有“严肃处理”在后,那就以观后效了。

而且这种朋友般的文明的善意的好意的不动声色的不动警察的威胁,恐吓,警告,不但是针对签名者,更是针对那些没有签名者,所以,听说我签名了的朋友捏了一把汗为我担心,轻声细语地叫我务必“小心”,因为“他们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对于这种文明的善意的好意的不动声色的不动警察的威胁,恐吓,警告,我们这些当过22年“反面教员”的老右派,对于这种手法太熟悉了,不过在手段上现在也的确是文明了一万倍,仅仅花样翻新,与时俱进,越来越时尚,新潮,但是万变不离其宗。

听说,官方有的人,还提溜了大礼包上门,不过也只是“询问”一下而已。有的还说几句热乎乎的话,叫你感到关怀备至,情意绵绵。

我对书记说,既然你没有读过《零八宪章》,那说明你是奉命行事,因此我请你转告向你下达指示的领导,请他们今后不要通过你下达指示,有话直接找我说,免得把你夹在中间,难以说话。我又不可能向你承诺保证今后不签名,不写文章,你却老是劝说我,一片苦口婆心,但我却不领情,叫你为难。

我李昌玉到底做了哪些违背宪法的事请明里说明。既然共产党要依法治国,那么一切以法律为准绳。我犯了法就依法惩处。比如,抄走我自费印刷的准备赠送朋友的个人著作《历史大视野》第一集第二集,已经一年半以上了。当初说是“非法出版物”,可是为什么长达一年半不结案处理呢?你们有法在手,有权在手,书籍查封在公安局,结案处理还不是小事一桩,还有抄走的电脑、护照凭什么不发还给我呢?这叫做依法治国吗?制定法律、践踏法律的都是政府自己。

为了进一步表明我的态度,现在我再次写一篇文章《我万分拥护“社会主义民主”——竖议“零八宪章”和刘晓波被捕》,在公诸于世的同时,请书记转达给你的上级。我揣想,向我们附中书记下达指示的应该是山东大学的领导人。山东大学新近调来一位校长徐显明,是从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任上调来的,是一位法律专家。徐校长可能刚刚履新,下车伊始,未必知道治下有这么一个“没有改造好的老右派”李昌玉其人其事,但是在下涉案的是“政治案件”,“政治案件”无小事,对于学校里涉及“政治”的人物和案件,校长不能不闻不顾,因此我恳请徐显明校长读读《零八宪章》,看看它是不是一个和平的理性的诉求,看看它是不是违背了共产党制定的宪法所承诺的公民权利?看看它是否有“煽动颠覆政府”的内容?看看它是否违背了联合国制定的中国政府签字了的“世界人权宣言”?然后请明示:在《零八宪章》上签字是否违法?是否有必要“追查”签署者?

《零八宪章》的签署者有的人并不完全地毫无疑义地赞成它的每一个观点,但是它却是至今为止得到了民间最广泛认同的一个全面阐述社会改革方针的文件。我特别支持的是它表述了民主自由这些普世价值,而执政党高举的“社会主义民主”,并不认同普世民主。其实,假如这个“社会主义民主”已经具有了新的内涵,可以容许异议人士的合法存在,可以容许反对派合法存在,请立即释放刘晓波,请发还抄家抄走的我的书籍、电脑、护照,请撤除对我以及其他“分子”的监控,那么,这样的“社会主义民主”,我一定万分拥护,额手称庆。

胡锦涛总书记最新主张“不折腾”,其实,对异议人士、反对派人士动用庞大的专政工具,严密监控、威胁、骚扰、打压、警告、恫吓、窃听、跟踪、站岗、抄家、逮捕、判刑以及收买拉拢就是一种无端的“折腾”。一个执政了60年,拥有领导一切的权威,垄断了包括军队、警察、法院以及全部媒体亦即枪杆子和笔杆子,全世界最庞大最严密的政党,对于“一小撮”仅仅表达一点异议的知识分子,却极尽“折腾”之能事。请不要忘记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共执政60年,河东河西各30年,其承前启后的转捩点就是胡耀邦主持平反毛泽东时代制造的冤假错案。没有这个转捩点,就没有今天的改革开放成就。但是,后来的30年已经制造了多少冤假错案?往后的岁月,还要制造多少冤假错案呢?

一位主流学者说:“民主是个好东西。”我以为民主之所以是个好东西,就是在于它大肚能容,百川能纳,喜鹊、鹦鹉之和鸣不以为是,乌鸦、麻雀之噪聒不以为非。这里不存在 “民主”的属性是什么“主义”。

中国政府不是宣布要制定一个《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吗?很好,那么,请体现在对待《零八宪章》和刘晓波上。我们要听其言,观其行。千万不要《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变成忽悠外国人的《国家人权宣传计划》。

明天就进入了2009年,祝愿我们的祖国看到自由的希望,民主的曙光,宪政的桅樯!

(2008年除夕于山东大学附中)

一九八九:记忆的呼唤

这是一组短片,纪念20年前发生在中国、以北京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惊天动地的大事件,缅怀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人的希望、热血与光荣!

从二零零九年元旦起,每周一次,我们会陆续推出这个系列中的一集。

http://www.youtube.com/user/1989glory

1989年4月15日,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骤然病逝,青年学子率先上街为民请命,引发一场伟大民主运动。全国人民集会游行,要求惩治腐败,维护社会正义,改革政治体制,建立民主宪政,保障公民自由。

这场持续了56天的伟大运动,创造了中国与人类政治史的几个纪录:

●四次百万人游行,没有一次暴力冲突;

●20万中国最精锐的正规军乘夜突进北京,被北京市民全部拦截在首都之外;

●在政府撤走警察的数十天中,北京秩序井然,几乎没有犯罪发生。

1989年6月3日,前中共政治强人邓小平下令数十万大军以坦克和机枪镇压了这场运动。

许多人被残酷地屠杀,数万人被监禁和审查、逃亡和避难他乡,无数的人被剥夺正常发展机会

当各行各业和党政军的领军人物因同情运动、不满镇压而被清洗时,中国失去了在20世纪和平开放转型的最后机会!

六四惨案,震惊世界,引发全球激烈抗议,改写了人类政治进程。

●出于对血腥镇压的强烈义愤,被国共内战分割了数十年的海外华人世界,刹那间又形成一个整体。

●在巴黎举世瞩目的纪念大革命200周年的仪式中,推着巨鼓的中国学生组成的方阵被安排走在最前面,全世界为之动容;

●目睹中国的残暴现实,前苏联和东欧共产党国家政权的合法性进一步崩解,冷战戏剧性地结束。

●2005年11月,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讨论,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树立一个纪念碑,纪念共产主义革命的受难者时,一致决定用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自由女神作为象征,那个被否定的方案是柏林墙;参与投票的包括来自德国的代表。

20年前,当邓小平决心镇压这场运动时说了句话:“杀20万人保中国20年稳定。”今天,20年过去了。那场血腥镇压扼杀了全面的改革,中国形成了权贵资本主义的发展格局,1989年引发那场抗议的所有问题并没有在稳定中结束,而是更加严重。

●人权更加恶劣,

●官场更加腐败,腐败已从个人到集团,再到全社会,已经是整体性腐败

●政府更加滥用暴力,基层政权黑社会化;

●贫富差距拉大,少数人垄断发展的机会和收益;

●社会秩序更加混乱,犯罪率和恶性犯罪急剧上升;

●失业更加严重,人们经济更加不安全;

●社会失去理想,道德水准严重下降,吸毒、卖淫泛滥;

●环境更加恶化;

每年2200万信访和近10万各类群体事件抗议活动,最真切地表明中国人对现实的不满和愤怒!

身历20年前中国经历的那场血火洗礼,目睹20年来中国的历程,我们决定制作这组短片,通过介绍20年前被迫害和镇压的人物和事件以及他们今天不倦的追求,告诉世人,20年前邓小平扼杀了中国什么前景!

我们坚信,1989年的希望、血泪和光荣,传载着有关未来中国方向的宝贵的政治信息!让我们召唤记忆,让我们面对历史也面对未来!

“一九八九:记忆的呼唤”制作者

郭罗基: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六)

(六)波澜起伏三阶段–第一阶段

真理标准讨论,以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表为起始的标志,一九八〇十二月二十五日邓小平宣告反自由化为终结的标志,中经两年半,可区分为三阶段:

第一阶段,从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到十一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的前夕;真理标准讨论猛进。

第二阶段,从一九七八年十一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二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理论务虚会一九七九年四月初结束;真理标准讨论中断。

第三阶段,从一九七九年五月提出真理标准讨论补课,到一九八〇十二月的中央工作会议重提反自由化;真理标准讨论告终。

 第一阶段:论战站队

真理标准问题上的分歧,本是思想理论方面的论战,因为论战的一方运用权力进行压制,于是演变成权力较量,表现为政治站队。

进击”两个凡是”、宣扬真理标准的冲锋号是从理论界和新闻界的阵地上吹响的。理论界提供思想资源,新闻界扩大舆论影响,这是思想解放运动的两大生力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的发表,仅仅是开局,而后再接再厉,大讨论走向高潮。
 
座谈讨论全面开花

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二十一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属《哲学研究》杂志编辑部召开真理标准问题座谈会,应邀参加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广播学院、中央党校、军事学院、政治学院的哲学工作者,以及人民日报社、光明日报社、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单位的代表,还有从事实际工作的石油部、冶金部、轻工业部、纺织工业部、外交部的干部,共六十多人。发言者认为,真理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强调实践作为真理标准的唯一性,反对语录标准、权力标准。坚持实践标准,就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石油部等部门的干部还用事实证明,离开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对实际工作造成的危害。

这时,《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尚未发表,与汪东兴的气势汹汹的讲话只相隔四天,特别是汪的讲话点名批评了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邓力群,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哲学研究》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召开这样的座谈会,是蓄意开顶风船。

七月十七日至二十四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哲学研究》杂志编辑部又进一步召开全国性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会,邀请二十九个省(区)、市和解放军的理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实际工作者共一百六十多人参加,开会的地点在北京市西城区党校。

邓力群在开幕式的全体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

他说:”《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后,引起一些议论。在没有听到不同意见时,我认为这是一篇很普通的文章,并没有觉得,发表了什么谁也没有讲过的新意见。听到不同意见以后,我才觉得,这篇文章的确起了好作用。理论界、学术界由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个讨论还在继续深入。它对于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会有很好的影响。”

邓力群特别针对打棍子的人讲了一番话。他说:”其实,喜欢打棍子的人,往往不是因为他怎么高明,而是因为他有些空虚,无非是不能以理服人,只好用帽子、棍子压人。这是不懂马克思主义、不懂调查研究的表现。对这种离开马克思主义、不根据调查研究的做法,我看用不着害怕。”

邓力群的讲话受到与会者的赞扬。此前,”文革”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邓力群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与每天写材料揭发邓小平的没有骨气的文人胡乔木不同,他是顽强抵制的。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一个时期,他也与胡乔木不同,是坚决反对”两个凡是”的。后来他与胡乔木走到一起去了。变成反改革的保守分子的邓力群,也爱打棍子,那就是如他自己所说的”有些空虚”了。

讨论会的大部分时间是小组讨论,与会者有充分的时间畅所欲言,互相交流。

在闭幕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顾问周扬又作了长篇讲话。

他首先说明,我们邀请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来参加讨论会,他们不来,这就成了没有对手的辩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发表后,吴冷西对胡绩伟说:”我看了《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那篇文章以后,更认为我那天晚上向你提出的意见是正确的。”胡绩伟说:”你可以进行答辩和批判嘛。”(1)坚持”两个凡是”的人们,没有发表过一篇像样的文章。他们暗中的活动频繁,却从来不在公开场合申述意见。他们只会使用权势的语言,不是讨论、对话,而是打压、恫吓。因而,所有公开的座谈会、讨论会都成了争论的一方隔空喊话。有些在实际工作中坚持”两个凡是”的干部,不懂理论,没有招架的能力,虽然思想上顽固,也不参加讨论。

对于真理标准讨论的意义,周扬比别人看得深刻、讲得清楚。他说:”这个问题不单单是个哲学问题,而且是个思想政治问题。这个问题的讨论,关系到我们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也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

提出真理的实践标准,是不是正确?周扬说:”这个事关重大,必须要搞清楚。如果不搞清楚,我们这些共产党员也就实在太马虎了。这样重大的问题不搞清楚是不行的。”周扬指出坚持”两个凡是”、反对实践标准的实质,是林彪、”四人帮”的阴魂不散。他有一段名言:”它(阴魂)不仅附着在’四人帮’的帮派人物身上,也还附在我们某些同志身上。我们需要同林彪、’四人帮’的阴魂不散作斗争。现在我们开这个会就是做驱散林彪、’四人帮’阴魂的工作。”

周扬最早讲出”科学无禁区”的警句,这一次又详加阐述。他特别提到,对社会主义,”我们应当把它当作一个头等重要的科学研究的对象”,”不应当设置禁区”。(2)

开幕式和闭幕式都有北京地区的一千多人参加。

这次讨论会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会议的参加者回到各地、各部门后,或是在相关的会议上传达,或是向领导机构汇报,影响和推动一些领导人而后对真理标准讨论的表态。

一九七八年下半年,中国的理论界异常活跃。各地和各界围绕真理标准问题召开的座谈会、讨论会,据二十三个省(区)、市的报道就达六十八次。(3)还有未见报道的讨论会和各种各样的报告会,那就无从统计了。

历来,思想运动都是自上而下发动,按照权力中心的指令,进行批判斗争,也可以说是权力压制真理。唯有这一次真理标准讨论,是自下而上兴起,瞄准当权者的”两个凡是”,也可以说是真理包围权力。

文武”诸侯”纷纷表态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吴冷西说:”我认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根本不应该提出这个问题,根本不应该讨论这个问题。”(4)真理标准问题本身是理论问题,在一定条件下,理论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但是与某些人”不应该讨论”的愿望相反,讨论的规模越来越扩大,情绪越来越热烈。绝大部分省(区)、市党组织和解放军各单位违拗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不表态”、”不介入”的方针,踊跃表态,积极介入真理标准讨论。

一九七八年七月下旬,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个表态。省委将真理标准问题列入议事日程,在第一书记杨易辰主持下进行了讨论,并以此辨别本地区”文化大革命”中的是非。

八月份,有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表态。九月份,福建、广东、浙江、江西四个省委表态。十月份,河北、青海、内蒙古、宁夏、四川、湖北、天津、江苏、广西、贵州十个省(区)、市委表态。至十二月,全国除了台湾的二十九个省(区)、市中的二十七个都表了态。

各地省(区)、市委是在实际工作中深感实践标准的重要,才站出来的。汪东兴曾责问浙江省委第一书记铁瑛:你们怎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是什么意思?有没有人布置?铁瑛回答:我们是从实际情况中感觉到这个问题,没有什么人布置。(5)所以,把真理标准讨论说成是某人”组织”的、某人”领导”的,完全不符合事实,这正是汪东兴的思维方式。

黑龙江省委的表态尤为典型。他们在讨论工作时提到”文化大革命”前的省委称”原省委”。造反起家的人则大不以为然:”什么’原省委’,黑省委!”并斥之为”翻案”、”复辟”。”黑省委”的定性以及对”黑省委”进行夺权,都有”最高指示”为凭。因为省委是”黑”的,在省委领导下干的一切都是”黑”的。黑龙江的干部和群众虽然心怀不满,但不敢公开表示,怕被人戴上五顶帽子,诸如:”反毛泽东思想”、”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群众运动”、”否定解放军支左”、”否定新生事物”。经过真理标准的讨论,推翻了”黑省委”的定性,抵挡了五顶帽子,实际上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文化大革命”中的”最高指示”。他们不是等待上面表态,而是自己解放自己。这种勇气就是来自对实践标准的坚持。

全国二十九个省(区)、市中,只有安徽和北京没有表态,没有表态的原因大不相同。安徽省委的负责人是万里。万里非但拥护真理标准讨论,而且在实际工作中按照实践标准,进行”包产到户”的试验。所以他和别人都认为,安徽省委实际上已经用行动表了态。北京市委的负责人是吴德。他贯彻了华国锋的”不表态”、”不卷入”的方针。北京市委改组以后,取代吴德的林乎加还是不表态。林在天津的时候对真理标准的讨论就不积极。他虽不属于”凡是”派,但屈服于”凡是”派。(6)所以,北京地区”文化大革命”以来的许多重大问题长期不得解决。

张平化担任部长的中共中央宣传部是压制真理标准讨论的,但许多省(区)、市委的宣传部采取自主行动,召开会议,以真理标准为中心,讨论了党的思想路线。

各省(区)、市委的表态,又影响了军队。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一月,解放军十个大军区、五个兵种、三个军委直属单位,或是以会议讨论的形式,或是以负责人发表谈话的形式,投入真理标准讨论。”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号召解放军”三支两军”(”支工”、”支农”、”支左”,”军管”、”军训”),深深地介入地方事务,将”派性”带到军队,又引起军队内部的严重矛盾。所以军队也迫切需要运用实践标准来清理旧案、澄清是非。

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夕,各路文武”诸侯”大部表态,在实践标准和”两个凡是”的对立中,选择了实践标准。按照共产党的传统,总是中央发文件,各地各部门表示热烈拥护。这一次是各地各部门按照自己的独立判断表态,突破了共产党的常规。”拿红头文件来!”这是抵制真理标准讨论的保守分子的叫喊。由于强大的舆论压力,在真理面前权力机构发生了分化。它的后果是极大地推动了思想解放运动。这种表态也是政治上的站队。”凡是”派的政治资源逐渐消蚀,大势已去,为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接着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准备了优越的条件。

新闻战线大造舆论

一九七八年下半年,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新闻和评论是各种报刊重大的、持久的主题。除了详细报道各种座谈会、讨论会之外,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有关真理标准的评论、论文,据不完全统计,达六百多篇。

新华社和各种报刊及时报道了地方党委和解放军各单位的表态,关心时局的人们十分注意研究这些表态的报道,常常扳着手指头数数。表态的进程呈加速度发展,形成强大的舆论声势,以至于犹豫观望者也不得不跟进。例如最后一个表态的湖南省委,《人民日报》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八日报道了省委第一书记毛致用在省委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提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凡是经过长期社会实践证明是符合客观规律,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事,我们就坚决地办,坚持到底。”虽然只有两句套话,倒也值得玩味。他没有说以实践标准来检验本地区的是非。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当然要坚决地办;实践证明是错误的,该如何?他就不说了。重申实践标准是为了在现实生活中拨乱反正。真理标准讨论对湖南究竟意义何在?他也不说。据传,这样两句话还是在写报道时加上去的,讲话时本来是没有的。这说明,在介入和支持真理标准讨论的全国性气候已经形成的条件下,虽非自愿,形势所逼,勉强为之。

《红旗》杂志以”不介入”的姿态加入

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创办于一九五八年,首任总编辑为陈伯达。《红旗》虽人事几度变迁,自”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直到一九八六年第六期寿终正寝,左倾的基因一以贯之,因而被赵紫阳封门。在真理标准讨论中,它坚持”不表态”、”不介入”的方针。从一九七八年五月到十一月,一直保持沉默,连文章中偶有”真理标准”、”实践检验”等词句也都删除干净。

一九七八年五月中,熊复以毛著编办副主任兼任《红旗》杂志总编辑,汪东兴召集他和前任总编辑王殊交接班。汪表扬王殊在理论问题上比较谨慎,要求熊复也严格把关,”同各种离开毛泽东思想的倾向作斗争”。一九七八年下半年,从第七期到第十一期,《红旗》的编辑方针和选题计划,都是熊复到汪东兴那里最后敲定的。对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汪东兴说:”《红旗》要一花独放”,”就是不表态”。熊复的亲信和同伙仍在毛著编办。汪东兴的多次指示,他不在《红旗》杂志编辑部传达而是跑到毛著编办去传达。《红旗》的一些重要文章都是由毛著编办的工作人员撰写,用”晋楫”、”靳楫”(”进击”之谐音)、”黎石”等化名,或以社论、评论的名义发表。

在真理标准讨论的热潮中,《红旗》编辑部的部分工作人员坐不住了,纷纷要求组织文稿,投入讨论。熊复不得不实行从”不介入”到介入的转变。如何介入?他曾说:”《红旗》不发表文章,这里面就有文章。”现在准备发表文章,也是这里面自有文章。编辑部决定自撰重头文章,经讨论后,由副总编辑方克执笔。七月下旬开工,九月十一日出炉初稿两万三千字,题为《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

汪东兴本来是不赞成写文章的,既然已经写了,他又提出两条意见:第一,不要专讲真理标准,主要讲《实践论》,顺便讲讲真理标准;第二,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意义不要估价太高了。题目要改,叫《<实践论〉的认识论》。(7)

九月十九日,提出第三稿,送审和征求意见,题目改为《重温〈实践论〉》。熊复在送审的信件中说明了写作意图:”此文是根据全国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问题的讨论材料写成的,我们想努力做到以毛主席《实践论》为依据,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作比较全面的解释,特别是说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8)显然,这是针对全国的真理标准讨论而发,为纠偏而来。偏在何处?在他们看来,一曰”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解释不全面;二曰特别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不重视。实际上是他们自己只重视所谓的”理论”,而不重视实践;而且他们所重视的”理论”是没有错误的,不需要实践检验的,还专门批判”毛主席也有错误”的言论,称之为”海外奇谈”。这种”理论”就是对毛主席的”两个凡是”。长篇大论,转弯抹角,貌似公允,伪装超然,通过讲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理论的指导作用为”两个凡是”辩护。

汪东兴约熊复、并召集乌兰夫、张平化参加,在人民大会堂进行集体审稿。最后决定,第十期暂不刊登,经修改后在十二月作为纪念毛泽东诞辰八十五周年的重要文章发表。

《重温〈实践论〉》于九月二十日发出征求意见稿,二十四日,哲学研究所党总支答复《红旗》杂志社党委,郑重其事地提出六条不同意见,指出其根本缺陷正是对实践的观点阐述不够,文稿中对”怀疑论”、”不可知论”的批评需要重新考虑。

十二月九日,完成第六稿。在修改的过程中,熊复的意见是”不涉及争论”。明明已经深深地介入了,还要以”不介入”的姿态出现,以掩饰写作意图。因此,明显涉及争论的批”怀疑论”、”不可知论”部分,悉数删除。全文从二万三千字瘦身为一万二千字,整体骨架不变。

此时,中央工作会议正在进行中,气候变了。汪东兴在接受批评,撒手不管了,《重温〈实践论〉》也拿不出来了。此文终究未能发表,但引出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九月,文章送政治局常委审阅时,叶剑英建议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来解决思想理论方面的分歧。叶本人的说法无据可查,但邓小平、华国锋和胡耀邦先后均有转述。

一九八八年出版的《党的文献》记载,邓小平于一九七八年十月与胡乔木有一段谈话:”……开理论务虚会,是叶帅(即叶剑英元帅,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看到《红旗》那篇文章(即《重温〈实践论〉》)提出来的。要发表那样的文章,索性扯开来,开个理论务虚会。”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四日,邓小平同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谈话时也谈到:”叶帅提议召开理论务虚会,索性摆开来谈,免得背后讲,这样好。”(9)

胡耀邦在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八日所作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中也讲得很清楚:”去年九月,《红旗》杂志社写出了一篇题为《重温〈实践论〉》的长文,文章送到了中央常委。叶剑英同志建议中央召开一次理论工作务虚会,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10)

“一花独放”难以为继

《重温〈实践论〉》企图以”不介入”的姿态介入,未得亮相。在另一事件中,《红旗》却不由自主地介入了。本来,《红旗》以”不表态”为”一花独放”,终于无可奈何地加入了真理标准讨论的百花齐放。

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七日,《红旗》编辑部约请谭震林写一篇回忆井冈山斗争的文章,以纪念毛泽东逝世两周年。谭欣然同意,并说:要我写,我就要谈井冈山斗争的实践,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作用,证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还说,两个月来,他一直在关注真理标准讨论,《红旗》已经很被动了,他愿意给《红旗》一把梯子”下台”。由谭震林授意,《红旗》的编辑人员执笔,写成初稿。熊复看了初稿,要求删去与真理标准相关的内容。谭震林回答:”文章中的材料可以动,观点不能动。”还说:”我已经想了两个多月,才想出两句话: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敢于坚持;凡是实践检验是错误的,就要敢于纠正。我就是拿这两个’凡是’和他们的那两个’凡是’相对抗。”(11)

熊复无奈,十一月十九日送审。汪东兴阅后批转:”请华、叶、邓、李阅示。”华国锋在”华”字上画了个圈,没有说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叶当时远在广州。李十九日批示:”文章确长,没有时间看,(群众)反映对《红旗》意见不小。”二十日,邓的批示旗帜鲜明:”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改了一点,如《红旗》不愿登,可转《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邓小平揭露了真相,《红旗》是以”不卷入”为卷入。得知邓的批示后,二十一日李又重新作了批示:”我看了这篇文章,谭震林同志讲的是历史事实。应当登。不登《红旗》太被动了,《红旗》已经被动了。”(12)汪东兴批:”退熊复同志办。”熊复又一次请示,该怎么办?汪说:”只好如此。”《红旗》一九七八年第十二期发表了谭震林的《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红旗》以”不表态”悬在半空久矣,总算借谭震林的”梯子”扭扭捏捏下台来。

对于不明真相的人们来说,以为刊登谭震林的文章表示《红旗》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态度的转变。对于明了真相的《红旗》内部的工作人员来说,由此引起愤懑的爆发。十一月二十三日,邓小平等人的批示下达的当天,院内图书馆西墙上出现了批评熊复的长篇大字报,系统揭发他对待真理标准讨论的错误言行。第三天,熊复在大字报旁边贴了一张小字报,表示接受批评。但他丝毫没有涉及问题的实质,还是回避就真理标准问题表态。故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加入胡绳、吴冷西等人的大合唱,仍然坚持”两个凡是”。

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中央工作会议前夕和会议初期,政治站队的结果,”凡是”派已陷于孤立,而”凡是”派唯一的舆论阵地《红旗》杂志所唱的对台戏也垮了台。

注:
  (1)(4)胡绩伟《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邦下台》第44页,明镜出版社,1997年。
  (2)我是这两次会议的参加者,亲自听到邓力群和周扬的讲话,并做了记录。他们的讲话稿经本人校阅后已公开出版,此处引自公开出版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集》第一集,第72-95页,三联书店,1978年。
    (3)见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附录一,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
(5)沈宝祥对铁瑛的访问,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第239页。
  (6)于光远的《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中央编译出版社,1988年)提供了材料:”林乎加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过:9月18日,汪东兴同志曾经批评贾庭三同志(北京市委第三书记),要他处理问题一定要按照本本办事,使北京市一系列问题不好解决。林乎加同志说:’群众提出要解决天安门事件的问题,十七年的问题,彭(真)、刘(仁)反革命集团案的问题,等等。在处理中间我们不能不考虑东兴同志的批评,处在两难的地位。'”(第322页。)
  (7)(11)专访:《一九七八年〈红旗〉杂志”起义”–陈小雅答多维记者高伐林问》,
www.chinesenewsnet.com  Sunday, September 7th, 2008  5:17 pm  陈小雅是时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的方克的女儿。
  (8)转引自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第274页。
  (9)转引自《一九七八年〈红旗〉杂志”起义”–陈小雅答多维记者高伐林问》。查《邓小平年谱》(上),前者没有记载,后者见第401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
(10)张显扬等编撰《胡耀邦年谱长编》(中)第679页,世界科学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五年。
(12)引自《一九七八年〈红旗〉杂志”起义”–陈小雅答多维记者高伐林问》。邓小平的批示见《邓小平年谱》(上)第444页。

王巨:纸扎的媳妇(短篇小说)

儿子穿好衣服,一边扣着扣子,一边走出门去。老母跟在他的后面,那双混浊的眼睛看着他的背影,叮嘱道:

“下班后早点回家。”

儿子像是什么也没有听到似的,一抬脚跨出门槛。但老母已经听见儿子在心里说:

“知道了。”

自从儿子去村南的小煤窑下井挖煤后,每天上班走时,老母总是这样叮咛着。她那双混浊的老眼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了,儿子在她面前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子。但她那似有似无的目光总试图把儿子系住。她跟出堂门,依着门框,看着儿子走进院子里的白色阳光中。阳光很刺眼,晃得她什么都快看不见了。儿子走过院子时,那背影就象一个小黑点在晃动,最后融化在一片白光里了。儿子早已走远,但她站在那里,仍望着空洞的大门口,仿佛儿子不论走到哪里,她永远能看见似的。

白露已过,屋顶上的荒草闪着寒光。

老母伫立在堂门口,又注视了好一会,才转身回去。儿子一去上班,她一个人呆在家里,总是心神不宁,不知道做什么才好。她站在当地上愣了一会儿,最后才想起什么,找出抹布开始去擦拭那个看不出是什么颜色的旧衣柜。她擦着擦着,便停住了手,两眼凝视着柜顶上摆放着的老头子的遗像。她似乎听到老头子在责怪她:

“你不该让儿子到小煤窑挖煤去。”

“我知道不该让他去挖煤。我们就这一个儿子,他是我们的命根子。但是,不去又有什么办法呢?你早早地撒手去了,丢下我们娘俩不管了。儿子都三十大几的人了,还没有媳妇。姑娘们都嫌我们家穷,不愿意嫁过来。没办法,儿子只好下井挖煤去挣钱。等他挣够娶媳妇的钱,我就不让他干了。”

“现在已攒了多少钱?”

“快了,到年底就差不多了。”

“把钱放好,别让小偷偷了,别让老鼠啃了。”

“你放心吧,我虽然老了,但还不至于糊涂到那个地步。”

“那我就放心了。”

她看见像框里的老头子好像露出了微笑。

 

 

那根标杆就立在那里,立在窗前的院子里。那是儿子决定去小煤窑挖煤的那一天,她让儿子栽在那里的。那原是老头子在时用过的一根扫帚柄,原来有一个用芨芨草扎得扫帚头,很大很有弹性,状如一朵大喇叭花。老头子每天用它来扫院子,天长日久,被磨损成一个骨朵了,而她老头子也日见萎靡,最后被病魔夺去了生命。那以后,这只扫帚柄被立在墙角,再没有人去动过。直到有一天,儿子对她说:

“妈,我要到煤窑挖煤去。”

儿子不知和她说过多少遍了,她原是坚决反对的。但随着儿子早已超了结婚年龄却还没有娶上媳妇时,她终于答应了儿子的请求。

“那好吧。”她噙着泪说。“等你攒够娶媳妇的钱,就不能再干了。”

儿子听话地点了点头。于是,她找出这根扫帚柄,在窗台前的院子里杵了杵。

“你给妈把它栽在这儿吧。”

儿子看了看那根陈年扫柄。

“妈,您栽它干什么?它又生不出枝,长不成一棵树来。”

“我让你栽,你就栽。”她执拗地说。“这鬼地方,你就是栽下棵树苗,它也长不出树来。”

老母说的没错。在那个地方,她已多年看不到树影了。原来村子对面的山坡上还有一片小树林。竟管那些树长得歪歪扭扭,圪圪瘩瘩,一个个像个小老汉似的长不高,但它毕竟是树。然而,就连这些小老汉树,前些年为了开煤矿也都被砍光了,取而代之的是像蚁穴一样随处可见的小煤窑,还有那遮天蔽日的大黑风。那原本黄土色的房屋和街道,被大黑风吹刮得都变成黑色的了。不仅如此,就连那些鸡鸭猫狗也全都成了黑的了。那些麻雀从你面前倏地飞过,你还以为是飞过去一群煤球呢。

儿子在院子里挖了个坑,老母把那根木柄逼直地插进去,儿子又把原土填回去,用脚不住地往实踩。

“妈,您栽它究竟要干什么?”

“我是用来记时的。”

“咱们家不是有钟表吗?”

“那钟表走走停停,有时快,有时慢,总是在哄我。这木杆的影子是不会哄我的。”

这时,儿子看到木杆的影子投到窗台砌得一层砖沿上。而那砖沿上不知什么时候老母已在上面刻下了刻度。

“妈,时间到了,我该上班去了。”

“你去吧,要多加小心。”

儿子上班去了,老母在杆影正对着的刻度上用石头画了个记号。当儿子下班回来,她又在木杆投影的地方标了个记号。每天,当儿子快下班回来的时候,她总是守候在窗前,等待着那标杆的投影慢慢移到窗台上刻着的儿子回时的记号上。这时候,她抬起头来,会准时看见儿子出现在大门口。

今天,木杆的投影已经到了儿子回归的时刻,儿子的身影却没有出现在大门口。老母一阵心慌,便迈动着小脚走出大门。太阳当空照着,天空一片白色。一股旋风在她脚边升起,卷起地上的黑尘,像鬼影似的在大门口徘徊。老母心里一惊,冲着那旋风唾了几口,那旋风很快消失了。

当街,人们拿着大大小小的水桶,站在那里等待送水的车来。自从山上挖了几座小煤窑,村里的水井都干枯了,就连山沟里那几眼泉水也干涸了,取而代之的是煤矿排放出来的乌黑难闻的废水。村民的饮用水只好用汽车从很远的地方往来运送了。不仅如此,就连雨水也嫌这儿荒芜,不再光顾了。这里十年九旱,夏天,大地被毒日头烤得直冒烟,到了冬季,又被严寒冻得四处龟裂……

老母现在没心思去排队等水,她要等得是自已的儿子。她向村外儿子回来的那条山路望去。那条小路翻过山岭,就是儿子上班的小煤窑。那小煤窑原本是村集体的,不知什么时候变成私人的了,而且,这些煤窑的后台老板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有的是县市领导,还有的在省里当着大官……

老母手搭在眉骨上,心焦地望着那条山路。就在这时,那条空寂的山路出现了几个黑影,摇摇晃晃地朝山下走来,不一会走到老母跟前。老母伸长脖子,眯缝着眼,一张脸一张脸地看过去,没有看到儿子熟悉的脸庞,都是冷漠而陌生的面孔。

“我儿子呢?”

“他失踪了。”其中一个人说道,并把怀中抱着的一堆衣物塞给老母。“这是你儿子留下的衣服。”

“他去煤窑上班,怎么会失踪呢?他人失踪了,怎么衣服还在呢?”

那人一时语塞。

“他下班后,没顾上换衣服就走了。”另一个人说。“大妈,您不是成天盼着儿子有个媳妇吗?这下您放心吧,有人看见他和一个女人私奔了。”

老母将信将疑地看着来人。

“大妈,是真的。您儿子领着一个四川妹子跑了。是我亲眼看见的,不骗您。”

老母被搞糊涂了。她看着来人。

“他会去哪儿呢?”

“这我们就不知道了。因为他是私奔,我们已向公安局报了失踪案。他们会负责寻找的。您想见儿子,到公安局去打听吧。”

来人说完,都转身走了。

老母抱着儿子留下的一堆衣服,愣在那里。

 

傍晚,隔壁的一位老太来看望老母。老太的眼睛也不好使,两人面对面站在那里,鼻尖顶着鼻尖,好像只是一个人贴着无形的镜面跟自已的影子在说话。

“听说你儿子失踪了?”

“他早上去煤窑上班,一去就没影儿了。”

“这就有些蹊跷了。”

“矿上来人说,他是跟一个女人私奔了。”

“那是什么?”

“儿子留下的衣服,矿上派人送来的。”

儿子留下的衣服就放在炕上,仿佛是巨蜥蜕变下的一套完整的皮。

“和人私奔能不穿衣服?”

“他们说,我儿子来不急换衣服,就和那女人跑了。”

“你还是多打听打听吧。那帮人心黑着呢,满肚子鬼明堂,从来不说人话。”

“我看那些人,一个个穿戴的整整齐齐,都是有身份的人,是不会说谎的吧?”

“那些人,个个是‘龟头戴礼帽’,不是好玩艺。你还信他们的?”

“不,我儿子不会出事的,他不会丢下他娘不管的,他会回来的。”

老母说着,爬上炕去,把儿子的衣裤展开,上下摆好,就像儿子平时睡在那里一样。

“他会回来的。”

老太站在地上看着她,摇摇头,走了。

 

 

儿子“私奔”两三天了,也没回来告知她一声,这下她可真得是慌了。第二天天还没亮,她就爬起来,早早地出门去了。

她来到镇上的派出所。屋子里乌烟瘴气,一帮民警围坐在桌前,正吆五喝六地打扑克。

老母走进来,其中一个人抬头瞟了她一眼。

“有事吗?”

“我来找我的儿子。”

“真是乱弹琴!找儿子找到派出所了。”

“矿上的人说,我儿子失踪了,已报了案……”

“噢,原来你是他的母亲。矿上是报了失踪案,但我们没有找到人。你回去吧,等我们找到了,会通知你的。”

“你们都去哪儿找了?”

“哪儿也没去。不知你儿子去哪里了,我们没地方去找。”

“你们不去找,怎么能找到我的儿子呢?”

“我们已下发了通告,一有消息,会通知你的。”

老母站在那里,还想说什么,但见那些人正玩在兴头上,不好意思再打搅,便悄无声息地转身出去了。

从那天开始,老母自己四处去寻找儿子了。她把儿子的照片粘贴在一块硬纸片上,然后挂在胸前,边行乞边寻找着儿子。她风餐露宿,走村串户,逢人便问:

“你们看见我的儿子了吗?”

她把挂在胸前的照片指给人家看。人们看着照片,都摇摇头。但她从不气馁。她不知哪来的那么大的精神,走起路来快步如飞,而且从不知疲倦。她翻山涉水,顶风冒雨,走了很多地方,但连个鬼影儿都没找到。而她自已在风吹日晒、雨淋霜打下,变得又黑又干,活像一具仍在行走的木乃伊。她仿佛是一个神通广大的巫婆,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了,但仍然能准确无误地辨别出方向来。一天傍晚,她还没有走到下一个村子,疲倦已向她袭来。她来到路边的一棵大树下,坐下来休息,但不知不觉靠在树上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有人推了推她的肩膀,把她从睡梦中摇醒。她迷迷糊糊地抬起头,看见儿子就站在她的面前。

“妈,您怎么睡在这儿了?”

“儿子,我是出来找你来了。”

“妈,您是找不到我的。”

“矿上的人说,你和一个姑娘私奔了。你们躲藏到哪里去了?让我找得好苦!”

“妈,我既没有失踪,也没有和一个什么姑娘私奔。他们那是在骗您呢。”

“那你去哪里了?”

“我就在矿上呢。”

“儿子,你在矿上,为什么不回家呢?害得妈担惊受怕到处寻你。”

“妈,我是在很深很深的矿井里,被压在一块巨石下面了。原来这块巨石是在顶板上的,当我走过来的时候,它就掉下来,把我给压在下面,砸成肉饼了。他们为了隐瞒这起矿难事故,减少损失,把那个巷道给封死了,并谎称我和人私奔了。”

“你被压在大石头下,怎么能出来了呢?”

“我的肉身被压在了下面,但我的灵魂是自由的。我怕您牵挂,所以好不容易才从被封堵死的巷道里爬出来。回到家里,您已不在了,所以,我到处找您,终于在这里找到了您。”

“这么说,你已经死了?”

“妈,我们已是阴阳两隔了。我出来就是为告知您一声的。妈,您回家去吧,也不要太难过。对我来说,生不如死。您回去后,给我多烧些纸钱吧。我在人世间穷怕了,不想在阴间再受穷了。”

“好,妈答应你。”

“妈,我们没住过一天亮亮堂堂的新房子,您给我再扎一座三间大瓦房,也让我宽宽畅畅地住几天。”

“好,妈答应你。”

“妈,我快四十岁的人了,还没有娶过媳妇呢。您就给我漂漂亮亮地扎个媳妇吧。”

“好,妈答应你。你还有什么要求,妈一遍都给你做了。”

儿子想了想。

“对了,我长这么大,还从没坐过小轿车呢。您就再给我扎一辆小轿车吧。”

“好的,妈全照你说得去做。”

这时,远处的村落传来一声鸡鸣。儿子抬头看看天色。

“妈,天快亮了,我该走了。您要多保重!”

“好吧。我也得赶紧回去,给你操办这些事情去了。”

天已破晓。老母一觉醒来,发现自已睡在野外的一棵大树下。四周遍布蚁穴,那些黑蚂蚁成群结队地往外搬运着砂粒……

 

 

当老母风尘仆仆回到村里的时候,已有五六个要好的老太等候在她的家门口了。自从老母外出寻找儿子后,她们几乎每天聚在老母的家门前,等候消息。这些老太个个骨瘦如柴,穿着破旧的黑色衣服,像一群乌鸦伫立在那里。而老母这只孤独的乌鸦,在外面的世界单飞了一圈后,又落回到她们的群体中了。

“找到儿子了吗?”

“找到了。”

老母从怀里摸出一串钥匙,哗哗啦啦地打开那把古旧的门锁。

“找到了就好。他去哪儿了?”

“他哪儿也没去,就在矿上呢。”

老母从水瓮里舀了一瓢水,咕嘟咕嘟地喝了一气。

“就在矿上?”

“就在矿上。”

“你看见他了?”

“看见了。”

“在什么地方看见的?”

“在梦里。”

那些老太面面相觑。

“我在梦里见到我儿子了。”老母平静地说。“他告诉我,他哪儿也没去,他就在矿上,在深深的矿井里,被压在一块大石头下……”

老母抬起胳膊,用衣袖擦拭掉挂在下巴上的水珠。

“你们都怎么了?为什么不说话了?为什么用那样古怪的眼光看着我?”

“没……没什么,我们都很很好。”

“一会儿,你们都得帮我办些事呢。”

老母说着,弯腰钻到灶台下的灰坑里,像只鼹鼠在灰堆上扒了一气,抱出一个黑瓷罐来。她抱着黑瓷罐坐到炕上,撩起衣襟擦去罐上的灰土,然后揭开盖子,露出里面大大小小的一罐子纸币。

“这是准备给儿子娶媳妇的钱,现在该派上用场了。……你们为什么不说话,老是看着我?”

“你怎么不哭呢?你哭出来才正常呢。”

老母看着她们,反而笑了笑。

“我为什么要哭呢?我终于盼到了这一天:给我儿子盖三间大瓦房,再取一个漂亮的媳妇……我高兴还来不急呢。我要用这些钱请一台大戏,二个鼓匠班,还要请一位最好的纸扎先生,我要把我儿子的婚礼办得排排场场、风风光光……狗蛋娘,你负责请戏班,板女妈,你负责搬鼓匠班,丑奴家的,你负责请纸扎先生……你们都愣着干什么?快去呀?”

“哎,哎。”

那些老太这才从惊愕中醒过神来,赶紧点头应着,一个个慌慌地领命而去。

 

 

 

那些天,村里热闹非凡,是近百年来从未有过的。老母请来全省最有名的剧团,在村里一连唱了九天大戏。村民们有的邀来亲朋好友,有的接来女儿外甥,家家忙得不亦乐乎。方圆几十里的人们,也都呼朋唤友,结伴而来。那些平时走村串巷做小买卖的,更是捷足先蹬,占好各自的摊位。小偷小摸的,嫖娼卖淫的,大小赌博的,踢拳卖艺的,三教九流各色人等不期而至,真所谓盛况空前。大戏的帷幕刚刚落下,老母院子里的两台鼓匠班又争先恐后吹奏起来。他们都怕对方胜过自已,个个使出绝技,各显其能,宛若百鸟争鸣,十分红火。而屋子里却一片肃静。已经完全失明的老母,盘腿坐在堆满纸张的炕上,像个巫婆似的指挥着其他老太做这做那。那些老太有的打着浆糊,有的剥着麻杆,有的挠着线绳,有的剪着彩纸,各司其职。而那位高价请来的纸扎先生,正聚精会神地捆绑着用麻杆做的房架。

“先生,这三间大瓦房要盖成青砖绿瓦的,飞檐上要雕有兽头,屋脊上要龙凤呈祥……”

“好的,好的。”

“这房媳妇呢,要身段儿苗条的,脸蛋儿俊俏的,口齿儿灵利的……”

“好的,好的。一定扎一个让您和儿子都满意的俊媳妇。”

“侍童俾女要聪明乖巧的,小汽车要最豪华的。”

“您老放心吧,我会给您扎最好的。”

老母不停地吩咐着,生怕给儿子做得不跟心。

几天后,当所有的纸扎按老母的要求做好后,屋子里已摆得满满的了。老母用那双玻璃球似的盲眼一件件审视着那些纸扎,仿佛她完全能看见似的挑捡着毛病,直到满意为止。老母拿起那个纸扎的媳妇,看了又看,摸了又摸。

“你们说,我这儿媳妇怎样?”

“哎呀,那还用说,就像画上的人儿一样好看。”

“啧啧,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还是第一次见这么俊的媳妇呢。”

“依我看,她就是仙女下凡……”

那帮老太七嘴八舌地夸奖着那个纸扎的媳妇。老母也满意地点点头。

“先生,这些纸扎应该在哪儿烧化呢?”

“在村口。”

“几时烧?”

“今夜十二点。”

 

 

月亮不知躲藏到哪儿去了,夜空中悬浮着繁密的大小不一的星星,有的高远而暗淡,有的低垂而明亮。星空环抱着寒冷而黑暗的大地,大地在星空的怀抱中沉沉地睡去。

整个村子像是死去了,既没有人的梦呓,也没有狗的吠叫,就连猫的呼噜声、鼠的蹿动声也没有——时间仿佛凝固了。

这时,空寂的街道上闪现出一个黑影,接着第二个,第三个……像青蛙排出的卵连成一串。这串黑影排成长队,幽灵般晃晃悠悠地来到村口。它们悄无声息,一个一个地把手里拿着的东西放到一块平地上,然后在地上画一个大圈圈起来。当一根火柴划着时,我们才看清地上放着一大堆纸扎和冥钱,老母和那些老太跪在纸扎前。老母将划着的火柴伸向纸扎,顿时,那些纸扎燃烧起来,火光冲天,纸灰飞舞,直奔神秘的星空而去。她们双手合十,喃喃默祷。当最后一缕火苗熄灭的时候,她们又排成一队,沿着来时的路线,倒退着返回村去。走在最后的老母,用笤帚清扫着刚才她们踩下的脚印……

 

 

“老头子,我给儿子盖了三间大瓦房,娶了一房漂亮的媳妇,这回你放心了吧。”

“我见到了。现在我就和他们在一起,就住在那三间大瓦房里。”

“那瓦房好住吗?”

“很好住,比我们那间破土窑好住多了。”

“我们的儿媳妇怎样?”

“你的眼光不错。儿子很喜欢她,她也很爱我们的儿子,小俩口日子过得甜甜蜜蜜的。”

“媳妇对你怎么样?”

“很孝顺,一口一个‘爹’地叫着,叫得心里暖乎乎的。”

“你们都很好,我就放心了。”

“现在,我对你倒不放心了。”

“不放心什么?我一个快死的老太婆了,难道还会红杏出墙?”

“就你那样儿,除了我要你,没人看。”

“别看现在又老又丑,我年轻的时候,也是一朵水灵灵的鲜花呢。可惜插在了你这堆牛粪上。”

“你说我是牛粪?拉倒吧,我年轻的时候,那才叫一个帅小伙呢。不是你死缠硬磨的非要嫁给我吗?”

“不跟你瞎磨牙了,尽说些让人害臊的事情。说正经的,你担心我什么?”

“我是说,现在那里只剩下你一个人了,孤苦伶仃,怪凄凉的。”

“那有什么办法呢?谁让你们一个个都走了。”

“那个世界太苦了,不值得一点留恋。你还是快过这里来吧,我一个人睡这么一间大屋,感到空落落的。想找个窝脚的地儿也没有……”

“哎呀,看把你可怜见的。”

“我和你说真的呢。不知怎么的,这些夜里我总是睡不着觉,一想就想起你那热乎乎的身子来……”

“你个老没正经的。”

“再说,孩子们也都盼着你来呢。你来了,我们一家不就又团圆了吗?”

“你说的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让我牵挂的了。那好吧,我收拾收拾东西,这就过去……”

阳光透过窗户,照进小屋。

老母安详地睡在炕上,脸上露出似有似无的微笑。

 

  那根标杆仍立在空寂的院子里,它的影子悄无声息地从窗台上滑过……

《自由写作》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