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动笔写这篇文章的晚上，看着满书房罗德远绝妙的诗词，想着九泉之下孤凄的罗德远，悲从中来。我打电话给也很欣赏罗德远诗词的好友徐君：你猜，我在做什么？没等他回答，我就说，我在喝酒。

每当中国历史发生震动的时候，我总在监狱里。

在上帝给我铺设的坑坑洼洼的生活道路上，我总算活得还像一个人。

先生诞生于1916年9月29日，逝世于2008年4月24日。

遗体告别仪式上，我一直没有落泪。先生能够活到92岁，昏迷之前还能与前来探望的学生们交谈，还写下那篇最后的日记。他在没有太多病痛的折磨中离去，该为他感到庆幸。可是，当最后推走他的遗体时，我还是忍不住嚎啕大哭。

我从来没有这样哭过。那一刻，更多的不是悲哀，而是失落———在这个世界上，很难再有他这样的先生了。

先生晚年常爱这样为人题写：“把人字写端正。”简单几个字，他用全部生命和人格写就。1955年因“胡风反革命集团”牵连他遭遇多年牢狱之灾，但他的精神锐气从未磨灭，他与胡风等朋友之间的真挚友谊丝毫未减。他豪爽、乐观、坦荡，却非玩世不恭。他坚持独立思考和道德完善，却并不迂腐。他看重友谊，却不袒护友人，相反，他总能超越于个人恩怨，站在更高层次、更开阔的广度反思历史，在这一点上，很少有人能达到他的境界和深度。他强调知识分子的民间立场，不主张“文人从政”，哪怕是朋友，一旦从政，他都为之惋惜或不解，这似乎显得偏颇而不合时宜，但却与他的人格追求相一致。

一杯酒，一只烟，一盘花生米，几片猪头肉，一碗炸酱面，一番海阔天空地漫谈……简朴的生活习惯中，先生享受着自由精神的快乐。

先生1937年以散文、小说创作走进文坛，《人生赋》、《热力》是他最初的精彩亮相，显示出他的艺术敏感性和现实观察力。然而，他没有把文学作为唯一选择和归宿。他翻译社会科学著作，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关注学术，拓展历史视野，遂成为他介入社会、敏于思考的另一选择。一旦走进大学校园成为老师，文学性情的挥洒、学术视野的开阔与自由精神的飞翔，这种至为重要的“五四”文化的传统，必然成为他能够履行好教师职责的基础。

尽管先生的教育生涯因磨难而断断续续，亲授学生不算众多，但不同时期的许多学生，都把他当作恩师、亲人、朋友。学生们从他那里感受到的不限于学识，更多是“五四”文化特有的自由、开放精神的熏陶。特别是在1979年先生重新执教后，年轻的学生有幸在他的身上，看到了民国时代那些真正热爱教育、追求人格完善、善于教学的教授的影子。这是传统的余韵，这是历史脉络被割裂后的再续。一座大学，因有先生这样的老师，才真正具有魅力。

先生讲话，浓厚山西襄汾口音，难懂。他的笑谁都懂，爽朗，诙谐，机智，有时甚至还有几丝狡黠。年轻时给胡风写信，他用毛笔，短促有力而飘逸，好看。晚年字迹潦草难辨，一笔一划，他都用劲写，力透纸背。从1978年起，用这样的字，他写了将近三十年的日记，几乎从不间歇。日记，是先生人格的全部写照，也是他为历史留下的记录。

先生走了，这样的日记，恐怕也不大有了。

奥地利是音乐之乡，踏上这片土地许多人都是带着轻松、兴奋的心情，而我的心却是特别的沉重。因为当年文革中被残酷迫害死的难友、上海交响乐队副指挥陆洪恩从入狱起那天经常吟唱着贝多芬的乐曲向黑暗挑战的画面，至今还深深地烙在我记忆的深处。从他身上，我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音乐的力量和对正义的渴望。1968年4月陆老师临赴刑场前，托我帮他完成二件事：第一件，如果有机会逃出国门的话，一定要去维也纳，代他在贝多芬墓前献上一束花。告诉大师，在中国，有一位他的敬仰者是哼着他的《英雄交响曲》与《庄严弥撒》走上刑场的。第二件，帮他寻找文革初被”扫地出门”去新疆的独子，告诉他父亲是怎样被折磨死的。

这位1954年由陈毅市长任命的上海交响乐团副团长兼副指挥陆洪恩，在监狱苦难的生活里经常跟我讲起在维也纳这座音乐摇篮里发生的故事，常常幻想着这片音乐之乡，希望自己的灵魂也能飞到这个一生向往的音乐摇篮。

我这次走访奥地利，就是想帮他完成生前未了的心愿。

音乐王国

奥地利，确实如她的国歌中所赞颂的那样，群山环绕、绿水流连、土地丰腴、教堂林立。无论是众多的湖泊，巍巍群山，葱郁的河谷，还有那一座座历史名城都令人叹为观止。文化与历史的结合为游客提供了丰富的视觉和听觉享受，在雄伟壮丽的大教堂和古城堡中，在尽览历史遗迹的博物馆中，在世界闻名的音乐节中，在地区性的民俗活动中，都有不容错过的震撼体验。蓝色的多瑙河畔，时时处处可以听到那熟悉的旋律。以美丽的多瑙河和森林景色著称的奥地利，确实给音乐家提供了不少灵感。

奥地利首都、世界音乐之都维也纳，位于国境东北部阿尔卑斯山北麓多瑙河畔，坐落在维也纳盆地中。著名的维也纳森林从西、北、南三面环绕着城市，辽阔的东欧平原从东面与其相对，到处郁郁葱葱，生机勃勃。登上阿尔卑斯山麓，眼前的维也纳森林波浪起伏，尽收眼底。从多瑙河盆地可以远眺喀尔巴阡山闪耀的绿色峰顶，奥地利辽阔的平原犹如一幅巨大的绿毯，而那碧波粼粼的多瑙河则穿梭其间。

首都维也纳有维也纳交响乐团、维也纳少年儿童合唱团和奥匈帝国的宫廷。无论是漫步在金碧辉煌的宫殿和古老的斯特凡大教堂，还是从美景宫或登上美泉宫的凯旋门俯瞰全城，你都会在每一步登攀的过程中感受到这座城市辉煌的历史和君王统治时期的遗韵。

按照《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公布的数字，奥地利人均GDP居世界前十位，被公认为世界上经济最稳定、社会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在这个堪称欧洲生活最安逸的国家里，最重要的事就是，一年四季即使发生水灾都要举行的音乐会，刮风下雨都有街头音乐。

整个奥地利弥漫着一种音乐气息，街头到处有音乐，谁也不知道这些街头音乐艺人几年后会不会成为大师，大多数是一些艺术院校的勇敢青年学生到街头练功。在克恩腾大街，我们看到有不少年青的亚洲留学生在专注表演；在格拉本大街，不少外国游客在一群白衣黑裙的当地少女带领下跳起了华尔兹；在克尔物纳大街，一群北京游客放开喉咙尽情地与当地人在一起合唱蓝色多瑙河曲。游客们驻足在洋溢着音乐之声的维也纳街头，这真是一个充满跃动音符的城市！在维也纳的星光大道，我们看到一百多位曾经在这里生活工作过的音乐大师的名字被镌刻在这里，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座城市对古典音乐对音乐大师这样推崇。勃拉姆斯曾说过：”在维也纳走路，请千万当心脚下，别踩着音符”.我们到奥地利正巧赶上5月至6月的维也纳音乐节，导游特意为大家安排观看了一场由中国音乐家彭家鹏参加执棒的音乐会，就在著名的金色大厅。金色大厅始建于1867年，位于维也纳音乐之友协会的大厦内，是著名建筑师奥菲尔？汉森设计建造。有评论家说：”大音乐厅不仅是演奏音乐的最佳场地，而且它本身就是一部音乐，它是莫扎特《朱庇特交响曲》凝固的形式，在这座大厅里，莫扎特和汉森两人心心相印。”金色大厅的屋顶为平顶镶板，两侧有音乐女神雕像，这些装饰对原本直接撞击到墙壁上的乐音有延长和舒缓的作用，而金色大厅的木质地板和墙壁就像是小提琴的共鸣箱一样。除外大厅内还有展览馆和档案室，存放着各种乐器和历代音乐大师的乐谱手稿，比如莫扎特的《G大调钢琴协奏曲》、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等。金色大厅是世界最高级别的音乐圣殿，能够在金色大厅登台演出，也是全世界乐队和演奏家们所追求的一个梦想。我们十几个中国游客尽管要花费很高的价钱，但都希望能来这高雅的音乐殿堂感受一番。行前导游叮嘱我们晚上穿戴正规些，可是还是有二位浙江商人因穿戴不正规被拒绝进会场，幸好导游帮忙解释才解围。看到周围的维也纳人，男士们西装革履、女士都穿着漂亮的夜礼服，相比之下我们就有点显得黯然失色。尽管团内不少有钱的商人听不懂这么高雅的音乐，但可能是受到音乐氛围的感染，还是跟着同团的知识分子一起为中国音乐家们演奏的钢琴协奏曲《黄河》及马头琴《万马奔腾》拼命鼓掌。当维也纳音乐交响乐团上台演奏贝多芬《第三交响曲》时，我触景生情淌下了眼泪，熟悉的音乐把我带进那苦难的文革年代，勾起了我对死去难友陆洪恩的深情思念。

真言获罪

1966年5月28日那天，上海交响乐团继续学习讨论”评三家村”，陆洪恩依然早早走出家门。正在学校里念初中三年级的16岁独子走到他跟前，低声说：”爸爸，今天就坐在那里听大家发言，你不要讲话了……”儿子听母亲说，爸爸在前天学习时由于讲了些不该讲的真话而遭到批判，当夜单位的好友就到家里来让母亲劝父亲忍一忍，不要讲真话。陆老师轻轻地摸着儿子的头说：”放心吧，爸爸明白。”那是个阴沉的早晨，妻儿目送他一步一回头地去上班，可谁也没想到陆洪恩从此再也没有回家。

这天在学习批判会上，单位的一些卑鄙小人一而再再而三地侮辱他的人格，并大肆的栽赃诬陷他讲反动言论，逼他表态”与修正主义决裂”.脾气耿直的陆老师不知怎么搞的竟然忘记了出门时对妻儿的承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又说了真话。他表示，不同意”除了样板戏，建国以来所有的文艺作品都是修正主义毒草”这一谬论，还说自己看不出吴晗、邓拓、廖沫沙的文章有什么错误。在遭到殴打与凌辱情况下，他再一次控制不住自己，”你们说我修正主义，我就修正主义。”并冲动地喊起来：”修正主义万岁！”这一声口号在当时简直如捅了马蜂窝。为此，陆老师被单位革命派以”现行反革命罪”押送进上海第一看守所。

众所周知，那时的革命样板戏，是自诩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旗手”江青亲自缔造的。抵制、反对革命样板戏，岂非是货真价实的”现行反革命”罪？这位饱学经纶的天主教徒音乐家可说是自投监牢了。别人都觉得很不可思议，可是音乐家关入牢房后却依然非常乐观，不以为然，照样我行我素，耿直地批驳革命样板戏。

67年至68年间，处于文化大革命高潮中的上海文艺系统批斗成风，许多单位纷纷到一所来争夺一些有名望的人，拉出去戴高帽子批斗。名为批斗实为”显耀”，以显示各派红卫兵小将和造反派的”实力”.可怜的陆洪恩老师，几乎每月都要被拉出去批斗。有一次，他被拉到上海音乐学院批斗后回来，人被打得鼻青脸肿，他却顾不得自己伤痛，慷慨激昂地告诉我们，他是贺绿汀的陪斗对象。他一向尊重贺绿汀，所以虽是师兄弟关系，后又拜贺为师，自认弟子。在批斗大会上，革命师生责令他揭发贺绿汀的罪行，不料他反为贺绿汀表功，说贺绿汀是大好人。怒不可遏的红卫兵对他拳打脚踢、狠毒施暴。这位挨了暴打的音乐家却说”小将们是被愚弄的”，毫不记恨在心。后来又有一次他被拉到上海小剧场批斗，那天来了文艺界许多单位，有交响乐团、京剧院、沪剧院等等，上千人的造反派大军济济一堂，逼令他老实交代攻击江青同志革命样板戏的罪行。谁知这位音乐家却理直气壮地反问：”样板戏有什么好？中华文化艺术星光灿烂，音乐、戏曲的优秀作品比比皆是，为什么只许演唱这几个戏，而要毁灭传统呢？”又说，”外国世界一流的音乐、戏剧多的是……”还未等他说完，革命造反派冲上批斗台，对他又是拳打脚踢一顿毒打，造反派们疯狂叫嚣：”他满嘴放毒，打他臭嘴！”结果竟撕裂了他的嘴唇！当他回到牢房时，一副惨不忍睹的模样，脑袋被打得红肿起来，嘴唇被撕裂开，连晚饭都无法吞咽，看了叫人心酸。我们劝他以沉默对抗批斗会，以免遭皮肉之苦，但他却苦笑着，固执地说：”我还是要讲，有一口气在就要讲，什么样板戏？破烂女人搞的破烂货！”由于他被打揪斗频繁，却又每次耿直抗争，次次遭遇毒手，旧伤未好，新伤又添。每次回来，他总是拖着沉重的脚步，全身被打得遍体鳞伤，血痕斑斑。冷酷无情的造反派看守还要把他旧伤未好、新伤淌血的双手扭到背后反铐起来。背铐是很重的惩罚，血液循环受阻，长期血管会又肿又胀，痛起来钻心刺骨。有时，他刚松铐几天又被立即铐上。就这样他长时期地遭受着内外摧残，看守却还在牢房中狠狠地训斥： “每次批斗，每次都不老实，还要放毒，非得反铐不可！”批斗、毒打、反铐，这样几个月折磨下来，陆老师这位身体本来纤弱的中年学者背已弯驼，五十岁不到头发却已全白并开始脱落。他是个天主教徒，我发觉他在学主耶稣，在监房里经常祷告、交托主。他常说一句话：”我跟主走苦路，是他给我的恩宠；我为’义’而受迫害是有福的”.我是音乐家”邻座”，一直在关心着他的不幸遭遇，可我发现他全然不顾自己正一步步地走向绝境，反而担心师兄贺绿汀的命运。他告诉我，贺家几次被抄抢劫一空，贺本人也遭受了人间种种惨无人道的暴虐。他所在学院的红卫兵学生不仅常对他毒打，甚至把浆糊桶套他头上，还逼他在地上爬。音乐家愤慨万分地说：”贺绿汀，我的师兄与老师，他是我国爱国爱党的音乐界泰斗，一曲《游击队之歌》，鼓舞了全国民众奋起抗日杀敌。他创作了那么多名曲，为党为人民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可是现今却遭受灭绝人性的凌辱与暴虐，这都是那位’文革旗手’作的孽！”他对江青很熟悉，听他说见过江青多次，他一针见血地抨击她是”中国文艺界的大灾星，中国人民的大灾星！”音乐家告诉我：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艺名”蓝苹”，充其量只是一个二流明星，并有过多次风流新闻。后来同当时文汇报副总编马纪良（笔名唐纳）结婚没几天，竟出走”投向革命”来到延安解放区，这个巫婆不知用什么手段得宠于毛泽东。当时党中央政治局明文规定她只照顾毛泽东起居生活，而不准参与党中央高层的一切政治活动，所以直到解放初她还是个无名之辈。谁知这个一向骄横、傲慢、虚伪、阴险、志大才疏、刚愎自用的女人一旦得到毛的”令牌”、被封为”旗手”后，第一是报复，第二是掩饰。她千方百计掩饰自己过去的丑恶行径，对当年稍知内情之人极尽打击报复。文艺电影界首当其冲，上官云珠含冤跳楼自杀，郑君里惨死狱中，顾而已悬梁自尽，舒绣文被逼死，赵丹被囚牢笼，甚至连帮助过她的保姆都不放过，秘密抓进秦城监狱……所有她二、三十年代的朋友同事都遭殃遇难。这时她双眼已发红，成了一个肆意复仇的”女魔”、随时可咒人致死的”巫婆”！毛泽东指使她搞的是什么文化大革命，完完全全、彻彻底底是”大革文化的命，大革知识分子的命”，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遭遇的一场空前的反革命劫难。讲到这里，这位音乐家、指挥家情绪极其激愤地：”在巫婆搞的这场’大革命’中，我陆洪恩宁做’反革命’！”他斩钉截铁地说完，好像忘记了浑身被打的伤痛，忘记了被反铐着的双手，好似吐出了一肚子恶气，嘴里还轻轻地哼着，手指微微地颤抖打着拍子，完全沉浸在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与《庄严弥撒》的美妙乐曲之中。

狱中亦歌

音乐家太热爱音乐了，他敬仰贝多芬，视音乐为生命。他每天都会哼唱《英雄曲》与《庄严弥撒》，他说这二首作品最能代表大师向黑暗挑战、不屈不挠的英雄斗争精神。他称《庄严弥撒》曲是”圣咏”，并表示作为一个天主教徒他一定会哼着这首曲子迎接死亡。陆老师还跟我讲起他在奥地利学术交流期间的美好情景，说起维也纳的美丽、高雅和繁荣，是全世界所有热爱音乐的人都非常向往的”音乐之都”.整个城市，不管富人、穷人都热爱音乐、市民们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聚集在公园，广场或者街角，观看各类艺术表演，如音乐演奏、流浪艺人的各种表演。

陆老师还生动告诉我音乐神童莫扎特和贝多芬的故事，莫扎特4岁弹琴、5岁能作曲、6岁跟父亲到维也纳举办音乐演奏会、10岁时整个欧洲都知道他大名。他写过几十部交响乐、协奏曲、歌剧、弥撒曲——到20岁的时候，作为钢琴家和作曲家的伟大名声响遍世界。1781年少年贝多芬前来维也纳拜访求教，开始考试没有引起莫扎特注意，当贝多芬自由即兴演奏时，莫扎特对客厅里几位音乐家说：”请你们注意这个少年吧，有一天他会让全世界对他刮目相看的。”陆老师还特别喜爱哼唱莫扎特35岁那年，终因积劳成疾、病死前完成的最后一首《安魂曲》。

陆老师告诉我意大利文艺复兴给欧洲给世界带来的巨大影响与历史的进步。人文主义者的新思想、新知识、新文化在各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产生了无数杰出的音乐家。他详细地介绍了世界音乐流派的过去与现在，古典音乐，文艺复兴音乐、维也纳乐派、印象主义……。尽管我对音乐一窍不通，但听他纵谈贝多芬、肖邦、柴可夫斯基、莫扎特、施特劳斯、巴赫……众多世界音乐大师的故事，无不使我肃然起敬、大开眼界。更可以理解他为什么对”文革”所谓”摧毁一切封资修”的残暴言行那样刻骨气愤与极端反抗，为什么无比鄙视所谓的”革命样板戏”.他对江青一伙灭绝人类进步文化、赶尽杀绝优秀知识分子的反动恶行洞若观火。所以他宁做他们所说的”反革命”，也决不在百般暴虐凌辱下屈服、苟全。而批斗部门认为他越顽固越反动就越要狠斗毒打，就这样，音乐家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垮下去，浑身没有一处不是伤，枯黄瘦窄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无数次的长时期弯腰九十度使他背驼得更厉害，两个耳朵被打得流脓，眼睛混浊，四十九岁的人看上去比一个七十岁老翁还衰老。但是无力动弹的他还常翕动嘴角，低哼着《英雄交响曲》、《庄严弥撒》，似乎想借用人类音乐精华的强劲力量支撑自己气息奄奄的残躯。在我看来，音乐家没有了音乐等于断了他的经脉。

夜留遗愿

一天开饭时刻，看守突然打开牢门进来，叫伙司把陆老师的饭菜倒在地上，喝令他趴在地上像狗一样舔着吃。可怜的陆老师，这位有社会声望的音乐家，怎经得住这般凌辱人身尊严的胡作非为，何况他双手被反铐着，连低头弯腰也艰难万分。我主动上前去喂他，谁知看守凶狠地训斥”不许！谁喂他饭就惩罚谁！” 陆老师再也忍受不住了，怒火万丈，当着看守的面破口大骂：”巫婆！什么文化大革命，大革文化的命，大革人的命！”看守听着不由惊呆了，随即把他横拖竖拉出去又是一顿暴打。眼见奄奄一息的音乐家委实不想活了，我无数次悄悄劝阻他：”好汉不吃眼前亏，只要忍着一时之辱，不要公开抨击’文革’，是有机会出去的。”我坐在他旁边，一直在照顾他，关系又好，同监牢友知道我的话对他可能有用，要我几次劝他：”为了儿子，你应该活下去。”可音乐家对我的好心劝告总是苦笑着摇摇头。

反铐着双手是无法着地睡觉的，所以每当夜深大家睡后，我都会悄悄地帮音乐家把反铐转成正铐。那天夜深帮他转铐时，他悄悄地告诉我他的家庭住址，说他有一个儿子，妻子是上海舞蹈学院的一位钢琴老师。他泣不成声地说：”小兄弟，蒙受你照顾我已几个月，很感谢你。你有机会出去，我托你二件事，第一帮我找到’扫地出门’、被迫去新疆的独子，转告他父亲是怎么样死在监狱的。第二将来你如还有机会逃出中国，帮我走访我一生向往的音乐之乡——奥地利，在维也纳贝多芬的陵墓前帮我献上一束花。告诉大师，他的崇拜者是哼着《庄严弥撒》走上刑场的。”从陆老师的话里，我知道他已下定决心以死抗争到底。

不久我发觉他的脑子不是被打坏就是受刺激太深疯了，开始发高烧、讲胡话，日日夜夜在说”巫婆来了”、”巫婆来抓人了”，又不断地自言自语”毛……毛……毛毛……”他发了疯似的见到一切有毛的和红色的织物都要咬，毛巾、毛衣、毛裤……。渐渐地，他开始精神意识失控了，医生给他吃药退烧都无用。我们也无法阻止他，大家心里都为他捏把汗，惊恐异常地眼睁睁看着他一步步加速走向死亡。

大义危言

这一天终于来临了。训导员把我们监房里关的14个犯人全叫到训导室，责令个个席地而坐。办公桌后坐着三个人，一个是审讯员，一个训导员，另一个据说是上面派下来的。训导员首先开腔，训斥陆老师在外面批斗会上呼喊反动口号，在牢房里犯”扩散言论罪”，公然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恶毒攻击文革旗手江青同志，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审讯员勃然凶狠地问：”1144（陆老师在监狱里的编号），你究竟要死，还是想活？今天你表一个态！”我们同牢房的13位犯人个个提心吊胆，惊恐莫名。照这几个月陆老师的态度，根本把生死置之度外，他能表什么态呢？

训导室内仅仅沉默了一、二分钟。陆老师这位铁骨铮铮的音乐家像一个临死人回光返照般，骤然精神抖擞，大义凛然，无所畏惧地开口”表态”.他根本不是贪生怕死，而是热血沸腾地冲天长啸、滔滔不绝地直抒胸怀，发表了一篇视死如归、气壮山河的战斗檄文。他口若悬河，激扬慷慨，句句惊心，不仅震撼了我们所有的人，而且连主持逼审他的三个人也目瞪口呆地听他连珠炮似的演讲。其中一个沙沙不停地记录，竟谁也没有打断他的话。

这位音乐家痛快淋漓地说：”我想活，但不愿这样行尸走肉般的活下去。’不自由，毋宁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灾难。我不愿在暴虐、浩劫、灾难下苟且贪生。”他说，自从十四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十八世纪英国产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开始从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而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百花齐放，争妍斗艳。西方的民富国强哪里来？我国的民穷国弱又哪里来？世界在两极分化，西方社会在搞工业革命，科教兴国，振兴经济建设；而我们在搞阶级斗争，政治运动，搞内耗，造反，停课、停工，闹革命。人家主张民主、自由、法治、文明；我们搞专制，愚昧，个人迷信，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人家保护文物，保护知识产权，尊重知识，拿知识分子当宝；我们砸烂文物，侵犯人权，打、砸、抢、抓、抄，批斗毒打教师，视知识越多越反动，称知识分子为”臭老九”，当”牛鬼”.人家求安定、讲团结，重视伦理道德；我们惟恐天下不乱，争权夺利，批判孔孟”忠孝节义”，搞阶级成分论，搞专政。

他激昂义愤地直言抨击道：”文革消灭了真诚、友谊、爱情、幸福、宁静、平安、希望。文革比秦始皇焚书坑儒有过之而无不及。它几乎要想整遍所有的知识分子，几乎要斩断整个中华文化的生命链。知识分子命运多惨，苦不堪言。堂堂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化，如今只剩下孤零零的八个样板戏，而且没有作者，都是文革旗手一手遮天，这只能证明我们民族已在走向文化沦丧。” “我不能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侮辱大批跟着党走革命道路的知识分子？为什么要斗倒批臭大批爱国的人民教师、学者、工程师、艺术家？他们在辛勤耕耘，传播文化知识，他们已经把一切个人功劳与荣誉都上缴给组织给党，一切的一切都归功于伟大的一个人。可是他还要屈辱我们，称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我们爱国，可是国爱我们吗？我们听毛主席话跟着党走，可是他建国以来，从53年围剿胡适、55年反胡风、57年设阳谋反右、66年又开展文革焚书坑儒，都是要对知识分子赶尽杀绝。新中国成立以来除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斗争、阶级斗争，我们国家还为人民搞过什么好事？我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抱着一颗报效祖国的心忠贞竭力、奋发工作，谁知落到这等半死不活的地步。我这样生活下去还有什么意义？现在广大知识分子生不如死，一个民族发展到死比活还安定，这个民族无疑已经坠入了灭绝生命的深渊。’文革’是毛泽东引给中国人民的一场地狱之火，是为中国人民摆上一席’人肉大餐’.我不怕死，也不愿死！但如果要我为了求得这种全民恐惧、天下大乱的生活，如果说社会主义就是这样残忍无比的模式，那么我宁做’反革命’，宁做’反社会主义分子’，不做专制独断、一味希望个人迷信的毛的’顺民’！”陆老师话音刚落，我不由自主地抬头看看墙上挂钟，他足足演讲了15分钟！这在一所审讯中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特异场面。我们所有政治犯屏着呼吸，心灵上早被陆老师那种”士可杀不可辱”的凛然大义所震撼。我想陆老师与我辉哥一样，又是个不怕死的铁骨义士，誓死”尸祭文革”，英勇抗争到最后一口气、最后一滴血！似乎坐在我们身边的不是音乐家，却像是”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谭嗣同，他是中国高级知识分子中又一个碧血丹心的”殉道者”！

一直在吃惊不语的三个审讯人员相互对视一眼，才回过神来。他们三人纷纷大拍桌子，破口大骂：”你1144死到临头了！你要为刚才所恶毒散布的反革命言论付出代价，我们都记录在案。””本想给你一次机会，既然你不怕死，政府成全你！”训导员挑了三四个年老的犯人，都为知识分子，要他们作为证人签字。他们被迫用发抖的手签下了这份要天主教徒陆老师命的、似”最后晚餐”的”账单”.我们被赶回牢房时，陆老师还坐在地上，似乎恶气一吐为快，像一尊雕像那般平静地一动也不动。

我们大家深深为陆老师叹息：”完了，1144死定了！”大家既惊讶又敬佩他有这么大勇气面对死亡，其实我们心里明白，陆老师刚才吐出的一篇战斗檄文正是我们想说而不敢说的。比起他来，我们是胆怯的，是苟且的。三十分钟后，牢门再次打开，看守凶狠地推进了陆老师，双手反铐着的他，又上了脚铐，几乎是滚进来的。只见他脸面全是血，这顿毒打几乎夺了他的命。我们的眼泪都夺眶而出。看守训斥大家：”谁也不准帮他，否则严惩！”看守出去把牢门关上后，我与3座胡懋峰（一年后在文化广场同样走上死路）顾不得警告，上前把他扶起来，用水擦洗他满脸的血迹。他嘴里鼻孔里都淌血，眼角也流血，双眼血肉模糊。这天大家心情沉重，敢怒而不敢言。同监的盲人修士颤抖地在作祷告，喃喃不断地低声说”罪孽啊！罪孽！”晚上我躺在老陆身边一夜未合眼，又偷偷帮他从反铐转正铐，不断帮他按摩手、肩、腰背和小腿。

血祭文革

一个星期后的一天深夜12点钟，我们被看守”嘭嘭”敲门声惊醒，只听叫喊：”1144出来！”看守指着我说：”你帮他东西全部整理好，拿出来。”我一边帮他整理东西，一边含泪向他告别，并悄悄告诉他，你托的口信我一定帮你带出去。我看到陆老师镇静自若，带着手铐脚镣嘴里依旧哼着《庄严弥撒》，我扶着他跨出了牢门，把他的东西拎到门外，看见走廊里已有三、四个囚犯像陆老师一样被押走。几年牢狱蹲下来，我已知”整理好你的东西出来”这句话的含义——要么调牢房，要么判刑送提篮桥市监狱，要么释放回单位管制改造。可是半夜三更像陆老师那样被匆忙带走，凭老犯人的观察经验，十有八九走上了不归路。这一夜特别漫长，我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望着旁边陆老师的空铺位，想起了同关一年多来共同牢狱生活的一幕幕场景：他那沉醉音乐、低哼《庄严弥撒》《英雄交响曲》《天鹅湖》《睡美人》乐曲的百般留恋的神态；他每次批斗回来的惨相；他在训导室激昂陈词向死神挑战的英勇无畏；现今他丹心碧血，尸祭”文革”.苍天啊！为什么如此狠心不公？！文革，文革，又革掉了一位想报效祖国的音乐家的命！

四天后，长时间读不到报纸的我们，见门上小框洞里丢进一张4月27日的解放日报。看守隔门叫喊：”好好读读1144的下场！”我赶忙捡起一看，第一版上醒目地刊登严厉镇压十名反革命分子公判大会的消息。七名犯人被处决，其中就有”反动学术权威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这是我们预料之中要发生的事。大家一言不发，听我一口气读完了这段新闻报导。七座的师大教授咬耳对我说：在希特勒时代，法西斯规定，德国公民凡侮辱元首者拘捕两星期。可”文革”中对领袖远未达到”侮辱”的程度，就可以被枪毙，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盲人金修士正在痛苦地不断默诵圣经，为这位信奉天主教的音乐家兄弟超度亡灵。

在”文革”暴政的屠刀下，中华民族的优秀音乐家天主教徒陆洪恩大义凛然，哼着《庄严弥撒》，喷洒了满腔热血，壮烈地倒下了。他那临刑前声讨暴政英勇不屈的形象，他那对着死亡放声大笑的无畏精神，在我记忆中永久铭刻，震撼万分。这位追求民主自由、有音乐才华、能独立思考的音乐家，生活在中国真是他一生的不幸。如果他知道有一天会惨遭毒手，我相信，一定会在访问音乐之乡奥地利时，像青年音乐家傅聪一样逃离这个想爱也爱不了的国家。在中国文革年代，国内又有多少这样爱国的知识分子报国不成，结果走上不归之路？傅聪父母著名翻译家傅雷夫妇就是典型例子。

1979年我平反出来后，一直想为音乐家陆洪恩完成他临死前托付的二个遗言。2004年我出版个人的回忆录《风雨人生路》，在上海知识分子中传诵，不少人第一次详细续到这位上海高级知识分子临死前如此强烈光辉的一幕。原上海油画雕塑院院长（我过去一所的难友）看到我书中详细记述陆洪恩之死的经过后，帮我联系到了和他在一个系统下做儿童画师的陆洪恩的儿子陆于为。我终于找到陆老师被发配去新疆的儿子！当我详细讲述在上海第一看守所与他父亲日日夜夜相处一年多的囚犯生活、讲述他父亲最后怎么样走上断头台的经过时，年近六十的儿子失控地放声大哭，因为他一直以为父亲是在牢狱里被逼疯而走上绝路的，完全没想到父亲头脑这样清楚，不断抗暴最后被残忍地迫害死的。他告诉我：文革刚结束，母亲为父亲申冤到处写上诉信，开始被驳回，理由是父亲在牢狱内直接攻击了毛泽东。后来母亲在已平反解放重新当领导的大学校长舅舅的帮助下，借父亲曾在64年”四清运动”发过间歇性精神病住院的病书为由，再次上诉中央最高法院才最后彻底平反。父亲平反不久，自己也终于被上海交响乐团落实政策从新疆调回上海工作。他发配在新疆十四年，因为父亲是上海公开被枪杀的著名高级知识分子，对知识界震动很大。作为被杀反革命家属，十几年来他一直夹紧尾巴做人，还是难免遭各种歧视批斗，在大学教书的母亲更遭殃，文革中遭株连迫害落下一身病，与儿子团聚二年后就去世了。小陆痛苦告诉我：父亲的事像噩梦一直笼罩了他们一生，他真正搞怕了，直到今天还没勇气把父亲遭劫难的事原原本本告诉已成家的女儿，甚至把父亲留下的遗物都悄悄收藏在单位办公室里，一直没勇气放在家里。他是真正听从了共产党的教导，”忘记过去、一切向前（钱）看”.同一年，在奥地利维也纳的贝多芬墓地前，我帮陆老师完成另一个托付，献上一束鲜花，代陆老师向他所崇拜的音乐大师深深鞠躬，告诉他有个中国学生陆洪恩是哼着他的《庄严弥撒》上天堂的。

在回国的路上我一直想，成千上万文革遇害者的家属都像陆老师儿子这样，永远听党的话，”忘记过去、一切向前（钱）看”.他们怯懦地选择了沉默和回避，那么今天我写下对历史的反思是否多余？甚至会遭人恨！但愿上帝保佑中国，不要使纯真好骗的中国人再受骗，经历这种噩梦。

本文载自《一个文革受难者的新海国图志》，澳门崇适文化出版拓展有限公司

由作者授权本站刊发，转载请èú

二零零八年以来，中共当局在处理几起官民之间发生的几起重大的对抗性事件的时候，都罕见地采取了柔性的方式。事件发生之后，若干地方大员亲临现场，与百姓展开对话甚至公开向百姓道歉，严厉斥责基层官员的贪腐无能，这些举动都是前所未见的。其中尤其以贵州瓮安警民冲突、云南孟连警民冲突、重庆出租车罢运、三亚出租车罢运四起事件为典型。中共以牢牢抓住枪杆子和笔杆子而君临天下，暴力治国和谎言治国向来是其垄断权力的两大秘诀。所以，中共从来就不愿向百姓“示弱”，为了维持其权威和面子，甚至不惜向市民和学生开枪、酿成八九惨案。那么，为什么中共现在愿意放下身段、对许多群体性事件作柔性化处理呢？而中共的这种“软”究竟能够软到何种程度呢？它能否催生一个官民平等对话的渠道或平台呢？它是否预示着某种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景？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关注、探讨和梳理。

瓮安事件是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起百姓攻击乃至焚烧党政机关的事件。六月三十日，瓮安民众暴动初步平息的第二天早上，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即赶赴瓮安察看现场，指导事件处置工作，并到街头走访群众。石宗源从公安局被烧得黑洞洞的门厅出来，甩开跟随人员，抬脚便走进公安局一旁一家盲人按摩小店，坐下和店主人吕小丽夫妇聊了起来。石宗源说：“我理解你说话为什么吞吞吐吐的，不逼你说了。……这是我们党委和政府的工作没有做好，瓮安不安，群众没有安全感，坏人越来越多。党委政府有责任，我向你们表示歉意。我们一定要吸取教训，改进工作。……发生这件事，我对全体瓮安县人民感到愧疚。这是长期积累的矛盾，没得到及时处理。”吕小丽说：“其实我们四五十岁了，也没什么好怕的。就是担心娃娃。瓮安一年有好几个学生娃娃被杀，案子一直没破，你说安全不嘛？”石宗源问：“你叫什么名字？”吕小丽回答说：“不说了。”石宗源说：“你不相信我？怕报复？”吕小丽回答说：“我相信你。但你是大官，住在省城，不能天天来保护我。你在，我们安全，你走了，我们找哪个？”

此时，省公安厅长崔亚东插话说：“全省群众安全感调查，这个地方群众的安全感只有百分之五十九，全省排后。”石宗源询问在场的五名群众说：“你们五个人，觉得有安全感的人举手？”结果没有一个人举手。旁边一妇女插话：“瓮安这里杀了人，有钱就能买出来，政府要搞个水落石出才对。”石宗源说：“杀人凶犯有钱就能买出来，你说了句老实话。公安局长在不在？听见了没有？杀了的娃娃也破不了案，老百姓怎么敢信任你？我们的老百姓太好。但政府不能打击坏人，让老百姓受苦了。瓮安不安，正不压邪啊。”

在下午和晚上接着召开的当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群众座谈会上，石宗源两次起立鞠躬，向瓮安的父老乡亲道歉。他还厉声痛斥当地领导干部的渎职行为。他说，一些领导干部与群众没什么感情，办群众的事没什么劲，搞自己的事却很卖力。石宗源又说，两会期间，有记者要他给在贵州的工作打一个分，他打了六十分。要是知道会发生瓮安事件，就只会打五十分，不及格！他强调说，在瓮安和贵州，最重要的工作是改善民生。公安局不作为，党委政府不作为，庸官、懒官、拿钱不干活的官多了，老百姓就不会有好日子过。他大声问大家：“这样的庸官、懒官、拿钱不干活的官，该不该下课啊？”代表委员激动地齐声应答：“应该！”石宗源说：“对！该下课地统统下课，决不姑息！”后来，若干地方官员被免职。

七月十九日，云南孟连县胶农聚集并与警察发生冲突。在冲突中，四十个民警和十余名胶农受伤，警察对胶农开枪射击，导致两名胶农中弹死亡，此两人恰好还是父子俩。素来善良温和的傣族群众，不得不拿起刀斧棍棒，与警察对抗，用暴力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一悲剧事件的背后，是胶农与橡胶企业及地方官员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当地的许多党政官员在橡胶公司占有大笔股份，在处理胶农与公司争端的时候，自然站在公司一边。因为保护公司的利益，其实就是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这样，政府就失去了行政中立的立场，变成唯独为企业家“保驾护航”，另一方面则不惜损害老百姓的根本利益。于是，基层警察为了贯彻地方官员的政策，便轻率地使用武器，枪杀两名群众。事件发生之后，云南省委副书记李纪恒严厉警告地方官员说：“说话没人听，干事没人跟，群众拿刀砍，干部当到这份上，不如跳河算了！”这样的话居然是一名省委副书记自己说出来的，乍一看还以为是“敌对势力”的造谣呢。

十一月三日，由于“份钱过高、加汽难、黑车屡禁不止”等原因，重庆市主城区出租车司机集体停运，通过信息的传播，遂成为一公共事件。六日，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与当地出租汽车司机对话。薄熙来以当地政府最高官员的身份，跟出租车停运事件各方主体进行对话，此举为当地市民所赞赏。有学者评价说，“政府对这一危机的处置，为转型社会中政府在公共管理的时候如何建立利益表达和利益均衡机制树立了一个典范。”、“地方政府正视百姓的利益表达、审视自身工作缺陷的公共理念在提升”。

薄熙来在此次对话中首先承认政府应当承担责任。他说，对这次停运，广大出租车司机是事出有因。从政府来说，首先要检讨自己的工作，要反躬自问，研究哪些方面做得不足，哪些方面做得不好。此后两个小时的时间，他主要在倾听司机代表的发言，并向司机代表作出了一些承诺。这一举措立刻引起当地市民的热议，因为这对于市民们来说是一件新鲜事。中国公民还从未受到此种公民待遇：第一，这是地方最高领导人首次与低层利益诉求群体面对面的座谈；第二，这次座谈内容完全公开，新华社及重庆主要网站、广播电台、电视台都现场直播了这次座谈的全过程。

重庆出租车司机的罢工尚未完全平息，海南三亚的出租车司机又继之而起。三亚当局也采取了与重庆相似的方法来缓解矛盾。十一月十一日，针对三亚出租车罢运事件，三亚市委、市政府召集交通局、出租车企业代表和司机代表等开会协商解决方案。罢运的出租车司机和出租车公司的代表共有十二名参与座谈，的哥代表重复了此前的诉求，希望政府解决问题。出租车司机们说，之所以此前未派出代表，主要害怕打击报复。出租车司机反映的问题仍集中在“份钱”过高、黑车泛滥等问题上。

三亚市代市长王勇在座谈中，主动向出租车司机道歉，表示政府理解司机们聚众上访的原因。他指出，出租车企业必须从十二日开始按市政府指导价执行，平均每月五千三百元，多收的企业必须分文不少地退还给司机。王勇还指出，公司、司机、交通部门协商规范合同文本，法制办把关，合同中不能存在霸王条款，他还要求成立执法小组打击黑车，保障正规出租车的权益。

以上四起事件，虽然政府的处理结果不能完全令人满意，但与中共当局此前一直强硬顽梗、苛政猛于虎的传统做法比较起来，确实有了明显的变化。此前一发生类似的事件，当局的首要反应便是刁民犯事，别有用心的人浑水摸鱼，政府的威信受到挑战，所以一定要强力镇压。中共的官员们从来就不习惯与老百姓对话和谈判，他们何时将老百姓放在眼里？谁能想像到，封疆大吏们会向百姓鞠躬道歉呢？谁能想像到，中共的高官会公开谴责召集的部下们“不如跳河算了”呢？在此背景下，我们不能完全否定和忽视这一小部分中共官僚的“灵活性”。

以薄熙来而言，他此前在大连执政期间，作风极其强势与强悍，俨然是一地的土皇帝，很多政策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根本不听其他官员的意见，更不用说搜集民情与民意了。但此次在重庆处理出租车罢运事件，他并没有因为此事件影响自己在重庆的政绩而恼羞成怒，反而主动召集与司机代表的对话，并指令当地媒体全程报道。薄熙来此举固然一定的作秀的色彩，但这种作秀理应得到民间的鼓励。而作为贵州省委书记的石宗源，以前在宁夏担任一把手和在新闻出版署担任署长期间，施政分割也相当强硬，新闻出版署被其整治成为“不准出版社署”，他发布起查禁新闻和图书的命令来，从来不曾含糊过。当他遭遇瓮安事变的时候，却一改此前“不到黄河心不死”的思路，作出了愿意与民众和解的姿态，并一定程度上开放媒体报道，让媒体大肆报道他是如何斥责当地官僚的，以此来缓解民间的怨气。

在我看来，薄熙来和石宗源的这些变化，并不是他们个人性格和人品上的进步，而是他们看到中国社会迅速变迁之后，审时度势，“与时俱进”。他们的变化，代表着作为一个统治集体的中共高级官僚群体的变化。换言之，中共在今天的中国不能完全实现昔日“全能政治”式的、全方位的控制，中共的统治力量正在急剧衰减之中。以最高统治者而论，邓的权威远不如毛，江的权威远不如邓，胡的权威更是不如江，胡充其量只是一个“维持会”的“会长”，根本不能充当霸气十足、俾倪天下的独裁者的角色。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共，也不再是驱动整个社会往前走的引导者，而落伍成为被社会拖着不得不往前走的平庸的统治集团。中共不是不想用强硬的手段镇压民众的抗议，但在经过精心的算计之后，发现镇压的成本相当巨大，镇压不仅不能杀鸡儆猴，而只能得不偿失。于是，出于功利主义的考量，他们放弃了毛泽东时代“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施政方式，转而采取一定限度的妥协，以此继续维持其统治的合法性。

那么，中共的这些柔性的变化，是否会奏响政治体制改革的先声呢？迄今为止，尚不能作如此乐观的展望。因为这些变化并未获得制度性的支持，也未能产生全国效仿的效应。而在其他一些官民冲突事件中，更多的官员仍然呈现为“以不变应万变”的、刻舟求剑式的愚蠢与固执。如杨佳杀警案，本来是一件简单的刑事案件，此案件并不涉及所谓的“国家机密”，作公开、公正的审理完全可能。让杨佳的母亲站出来说话，让那些对杨佳施加过暴力的警察们受到法律的惩罚，如此而行，不仅能缓解民间舆论的批评，而且能够遏制中国社会日渐嚣张的暴戾之气。但奇怪的是，被许多人看好的上海市委书记俞振声在此案中却无所作为，任凭上海警方胡作非为，最后大大加剧了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又如深圳海事局原党组书记林嘉祥猥亵女童案，深圳警方经过调查之后，居然作出“林嘉祥在此次事件中的所作所为尚不构成猥亵儿童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结论，认为其行为属于“醉酒后对未成年女童做出双手搭肩膀靠脖颈处的不当动作，使陈小朋友有被‘掐’的感觉，受到惊吓，心灵受到伤害，属于在公共场所举止失当、行为不检”。林嘉祥虽然被免职，却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在调查过程中，关键的录像资料不翼而飞。可见，当局为了保护一个道德败坏的林嘉祥，而不惜鼓励更多的官僚踌躇满志地走在成为下一个林嘉祥的道路上。这一结论让公众再度丧失了对警察部门的信心，让人们更加确信“官官相互”的现实。

此两起事件的处理方式，与以上四起事件的处理方式截然相反，表现出掌权者对民意的漠视和对司法公正的不以为然。既违背法理，也不符合常识，当局若以为当事人及大部分民众都会心甘情愿地接受此种结果，那简直就是大大低估了民众的智慧和尊严。上海和深圳两地自诩为中国最为国际化的城市，也是楼堂馆所最富丽堂皇的城市，但在意识形态上却最为僵化保守。上海与深圳两地官僚的蛮横作风亦充分显示，他们虽然在硬件上早已实现了“超英赶美”，但在软件上却还停滞在遥远的中世纪。此两个案例表明，中共的统治阶层如学者温克坚所分析的那样，已然呈现为“脑死亡”的状态，否则即便地方当局不作为，中央政府为何不能及时捕捉民意、顺应民意，下令地方当局尽早改正错误作法呢？当然，某些更为敏感的官员、更早地感知到大厦将倾、大船将覆的官员，如薄熙来和石宗源等人，会在其权力范畴之内，对业已凝固的统治方式作一些有限的调整，在民众面前展示出相对柔软和温和的姿态；但更多的是那些仍然沿着昔日的惯性生活、习惯了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员，如上海警方和深圳警方的负责人，则根本不顾沸腾的民怨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的信息传播方式带来的民间的言论自由，仍然以为他们可以一手遮天，结果日渐走上一条死胡同。以目前中共的官僚系统而论，前者不过是少数，后者依然是多数。

如今中国的情势，如同大革命前夕的法国一样。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指出，革命不是在专制统治最残暴的时刻爆发的，而是在专制统治试图作出一定的调适的时候发生的。以当时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而论，他远比他的父辈仁慈和开明，“他自己实际上服从公众舆论，每日每时都受公众舆论的启发带动，不断向它咨询，对它敬畏恭维”。但革命偏偏就在他正在启动若干改革措施的时候爆发了。托克维尔认为，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与之相似，今天的中国也处在中共建政以来少有的经济快速发展且没有大规模的政治运动的时期。除了少数流亡海外的民运激进派和国内的民粹主义者将今天的中国形容为“最黑暗、最残暴”的时代之外，大部分中国人都承认，今天中共的暴虐和专制程度比毛泽东时代轻得多，绝大多数民众都从经济改革中或多或少地受益。即便作为党魁的胡锦涛，也得作出种种亲民状来，比如上网去回答网民的问题等，而不能像老毛那样久居深宫，坦然接受民众之顶礼膜拜。而在某些时刻，当局还是会讲一点道理的，如重庆与三亚的政府与罢工的出租车司机谈判，并放开媒体报道、允诺组建工会等等。但是，这些极其有限、没有伤筋动骨的调整，并不能扭转民间普遍蔓延的失望与怨愤。无论在五星级酒店还是在路边大排档的饭桌上，各个阶层的人们都在公开地、并不恐惧地谈论“中共的寿命还有几年”的话题。这种“风向标”已然表明，中共离最后的崩溃仅有一步之遥了。

今天的中共，硬又硬不起来，软又软不下去。所谓“硬起来”，即出现毛式的政治强人，掀起文革式的、暴风骤雨般的政治运动；或如邓一般肆意调动军队，对外发动对越战争，对内制造天安门屠杀。今日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九个政治局常委，无人有此种魄力和胆量。而所谓“软下去”，即如同当年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共产党一样，在民主大潮面前，毅然还政于民，放弃独裁地位，开放新闻自由和大选，其自身则在经过比较彻底的改革之后，甘愿成为多党竞争、议会民主体制之下的一个现代政党。以今日之中共而论，既硬不起来，又软不下去，除了等死之外，还能有更大的作为吗？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三日

任何一个社会进入现代化起飞阶段，必然会出现城市面积的扩大、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商品粮比例直线上升……这本来是社会分工深化的体现，意味着现代化程度的提高。与之相伴随的，则是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业占GDP 比重的下降，以及人均收入的不断提升。尽管受城乡二元体制和土地公有等诸多体制的约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并不完全符合这一描述，但也差相仿佛：30年来，中国的城市化比率已经达到了近45%——这还没有算上进城务工的2亿农民工，农业GDP降到了15%以下，人均收入也随之大幅提升。这意味着，以市场化、全球化为手段，以现代化为目标的努力，获得了很大的成就。

在这一过程中，尽管农业生产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例持续下降，但其总量却一直在上升，即使刨除这些年增长很快的经济作物的种植，仅仅就粮食生产而言，总量也在上升。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基于对市场化和全球化的信任，以要素代替和国际市场为后盾，茅先生提出了“18亿亩红线没有根据”的言论，不料，这一论点随即遭到了强大火力的反对。对此，茅先生认为，骂的人虽多，“可是又讲不出道理”， .“正因为此事涉及巨大的利益，所以有这么强烈的骂人声”。对此，我不能完全同意，在我看来，特殊的部门利益固然存在，并驱使某些人为特定制度辩护，但是，对于相当多在网络上或者私底下开骂的朋友来说，之所以对土地红线如此在意，其实是基于对全球化、市场化的不信任，而产生的一种不安全感所致。茅先生与反对者的冲突，其实反映的是双方在全球化、市场化上面的根本分歧，而绝非仅仅是利益分歧那么简单。

首先，部分反对者其实是不相信相互依存的国际秩序。茅先生认为，“如果中国进口五千万吨，不到全球粮食贸易的十分之一。并不会对全球的粮食市场造成太大的冲击”，但是，这一假设必然建立在全球贸易秩序的稳定正常之上。而反对者的脑海里，始终是封锁、禁运的可能，尽管我似乎没有看到对这一可能的有力论证，也没有人论证过出现全面封锁禁运的可能性，以及这一前景可能会由什么原因造成。但是，这一强烈的立场始终存在于相当多的人脑海中。在我看来，这主要来自于改革开放前遭遇长期封锁禁运的历史记忆，尤其在经过意识形态包装之后，这一历史记忆已经转化成了某种牢固世界图景，一种对外部世界始终保持怀疑，对相互依存的国际关系有所保留的世界图景。在这种图景之下，任何相对重要的东西如果不能自给自足，就是不安全的，这些年来，诸如粮食安全、石油安全甚至芯片安全一直在轮番唱响，其背后就是这样一种世界图景所支撑的强劲思潮，而未必是所谓的巨大利益的驱使。

其次，部分反对者是不相信市场的自发力量。改革开放前，号称以粮为纲，粮食生产不可谓不重要，耕地面积增长不可谓不多，但是，粮食总产量却长期上不去。改革开放后，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进展，耕地减少了，但“粮食增产了60%”。之所以出现如此反差，根本就在于改革前实行的是计划体制，而改革后逐步修正了计划时代不尊重价值规律的错误，让农民尝到了种地的甜头。因此，市场化才能解决粮食问题，本应该成为一种基本常识。但是，不容回避的是，在中国特色的市场化过程中，也出现了大量不正常的事情，给广大民众所带来的刺激和痛苦之类的负收益同样巨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种对市场化不信任的思潮正在蔓延，围绕土地红线背后的争论，其实也是这种情绪的一部分。尤其当茅先生将自己的学术主张与诸如城市化进程相结合的时候，就更加触动了部分民众心中的痛——高房价、暴富的房地产商人、拆迁暴力、官商勾结……之所以回出现那么多“讲不出道理”的谩骂，确实应该从道理之外的群体心理中去寻找答案。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部分反对者对现代化也有所怀疑。以笔者的记忆，关于中国耕地减少的忧思出现在1980年代，那是一个社会刚刚开始现代化起飞的时候，让人眼花缭乱的变化接踵而来，这很容易引起农业时代的联想，一看到大量膏腴之地化为街道厂房，一看到大量农民陡然出现在城市，就产生“生之者寡，食之者重”的感想，甚至担心一旦出现什么不测，连吃饭都成问题。在我看来，这是1980年代出现耕地忧思的原因之一。20多年过去了，尽管中国的现代化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不得不指出的是，受城乡二元体制和土地制度等诸多约束，相当多的中国民众尤其是农民工群体，并没有从现代化中分享到和他们贡献相称的收益，因此，依旧有这么多人基于自身生存发展的不安全感，而依旧对现代化不抱信任，在城市中找不到栖身之所的他们，理所当然地把家乡的土地当成了最后的家园寄托，打破土地红线在某种程度上也触动了许多人心中的痛，难道，城里不让我们呆，你们还要来抢我们的土地，或许正是许多捍卫土地红线的人士的所思所想。

因此，以市场化全球化为出发，土地红线的设立既没有事实的支持，也讲不出什么道理，但是，支持土地红线的观点却始终拥有众多的支持者，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混杂的态势，一部分支持者是出于特殊利益，一部分支持者是出于特定世界图景的影响，也有一部分支持者，则是对中国特色市场化进程的深深不信任，围绕18亿亩土地红线的争议，其实折射出当代中国社会思潮中隐藏的巨大冲突，这一冲突与直接的利益冲突相比，可能有着更为深远的影响。

什么词汇能够最准确地概括2008年的世界？答案可能是：崩溃。

在这个即将完结的年份中，人们目不暇接地见证了一场又一场几近完美的崩溃，从资产市场到宏观经济，仿佛永不落幕的盛宴一瞬间戛然而止。

此刻，惊魂未定的大众仍然处于危机令人窒息的追击之中，但已经有足够多的理由让我们相信：这些接踵而至的崩塌，虽然伴随着诸多偶然，但也绝不是祸从天降。

房地产负重死扛

一场不期而至的雪灾，蹊跷地发生在很少下雪的中国南方，为2008年的中国做出了巫术般的预言。它似乎在暗示：2008年将注定是诡异而又充满转折意味的一年。接下来的汶川地震、瓮安事件、股市崩溃、三鹿奶粉，以及惊涛拍岸的金融海啸，无不暗合了这个预言。显然，对所有这些事件加以解读并理解其中的神秘联系，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智力范围，因此，我们仅仅能够对那些我们可能理解的一部分予以追索和评论。

2008年，在经过长达接近十年的牛市之后，中国炽热的房地产市场，终于冷却下来，价格下滑，成交锐减。如果说在奥运会之前，人们还对房地产市场抱有某种不切实际的预期的话，那么奥运会之后，绝大多数人都应该承认，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已经出现了趋势性的逆转。

起始于1998年的这一轮房地产的超级牛市，大致有如下几个动力。一是所谓住房制度改革，即由以前主要由单位分配住房的制度变为个人购买住房。这个改革所释放的需求形成了中国房地产市场第一级动力。在住房制度改革动力释放的同时，中国的大规模城市化成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第二级动力，城市化所引发的大量外来人口的进入进一步刺激了房地产的市场需求。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第三个动力来自于投资需求。其中，国际资本以及中国中产阶层的投资和投机性介入是这一动力的主要成分。

不过，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上，还有一个更加隐蔽和更加强劲的动力，那就是政府。自1990年代中后期以降，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出于对经济增长的渴求，开始强力介入房地产市场。而到了后期，房地产更成为政府推动GDP以及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法宝。数据表明，在中国的大城市中，卖地收入以及房地产的相关税收普遍占到地方政府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而房地产对相关产业的拉动则更是为其他行业所望尘莫及。以上诸多因素的不断接力，相互叠加，共同推动了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这一超级周期。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中国土地市场以及政治的特殊性，中国房地产市场充满了剥夺、腐败并因此充满了暴利，这使得各类资本对这一市场趋之若鹜，并极大地加剧了这一市场的狂热和泡沫程度。容易看出，在推动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主要因素中，很多是其他经济体所不具备的所谓独特的中国因素。因是之故，中国房地产市场才能够不断让预言家们名声扫地，不管他是外来的和尚，还是本土的专家。

然而，再特殊的因素也无法阻止市场本身荣衰交替、牛熊循环的基本规则。在2008年，中国“特殊”的房地产市场终于暴露了它早应该暴露的疲态。面对这个迟到但显然是再正常不过的调整，赚惯了快钱、过惯了好日子的房地产商们开始集体跳脚。对于绝大部分没有经历过完整市场周期因而也显得特别幼稚的中国的房地产商来说，这种反应并不奇怪。真正让人奇怪的是，部分地方政府在这个调整面前所表现出的轻率和疯狂。就数据和我们的观察而言，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调整才刚刚开始。如果用一个更为人们所熟悉的指数来标示的话，今天的中国房地产价格仍然相当于上证指数的5000点，继续调整的空间依然巨大。而就是在这样的时候，有些地方政府就开始紧急出台各种救市措施。从减税到降低按揭门槛，从直接入市购买到提供买房补贴，花样之多，令人目不暇接。更有甚者，在东南沿海的一些主要城市中，地方政府竟然采取各种行政措施，禁止房地产商降价。这种行为非但不能起到阻止房价下跌的作用，反而更彰显了中国房地产市场内在的下跌趋势。同时，它也强化了消费者对房地产市场的熊市预期，从而推动房地产市场的加速下跌。显然，无论从房价收入比、月供收入比、租售比等最终决定房地产价格的基本面因素来看，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依然泡沫飞溅。尤其需要提醒的是，随着一个从未见过的经济下滑周期的到来，潜在购房人群的未来收入预期将会恶化，这可能是压垮仍然在“负重死扛”的中国房地产市场并将其最终推入深渊的最后一根稻草。

毫无疑问，特殊的中国因素仍然会在未来的中国房地产市场中发挥作用。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所有这些特殊因素都已是强弩之末。所以，假如在2009年，中国房地产市场发生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崩溃并将国有银行以及经济整个拖下水的情况，我们丝毫也不应该感到惊讶。其中理由其实十分简单：以前透支了多少，以后就要还回去多少。从长期看，任何人都无法挑战这一铁律。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高盛在2009年的投资策略中，将中国内地的房地产基本假设从降幅5%～10%扩大至35%～40%.

股市不坚强

如果2008年的中国房地产还显示了某种“猪坚强”的韧性的话，那么，2008年的中国股票市场就是一场标准的崩溃。在这一年中，中国股市一再打破人们的预期，从6000点一路狂泻到最低1600多点，最高跌幅达到将近75%.在前几年全球最牛的中国股市，2008年变成了全球最熊的股市。

与房地产市场相比，中国股市的许多投资者都已经经历过好几轮牛熊循环，对牛市之后的熊市已经有所准备，但如此跌法，仍然超出绝大多数人的预期。这除了显示了那些在集体癫狂时还在高喊“黄金十年”的分析师们的轻佻之外，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疑问：这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或者换一个问法：究竟有哪些因素远远超出了我们曾经坚信不疑的投资假设？

中国的消费率在2007年已经下降到35%的超低水平，而其他国家的同一指标大多在70%以上。居民在国民收入的所占比例不仅没有随着经济发展而增加，反而不断缩小。在1994年，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的分配比例为18∶16∶66，而到了2005年，这个比例变化为23.8∶16.2∶60.0，居民收入占比不断下滑。

无疑，中国股票市场中的绝大部分投资者都深信这样一个假设：中国是全球最具有成长性的经济体，其高速成长的周期至少还可以再延续三十年。中国经济即便出现调整，也只是我们以前见过的那种周而复始的调整。这个信念被中国的主流媒体反复灌输和强化，成为中国大众思维框架中无需检验的假设。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大多数人都相信，中国股票市场即便发生下跌，也只是正常的调整，最多也只是一个短暂的熊市周期。不幸的是，正是这样一个我们曾经笃信不疑的基础假设正在接受严峻的考验。就我们的智慧可以洞悉的，中国经济基本面的超预期下滑可能是解释中国股票市场超常下跌的最重要的因素。如果中国投资者一直坚信的基本假设——中国经济仍然可以高速成长三十年，果真受到侵蚀的话，2009年的中国股票市场就可能比2008年更为严酷。

在上一轮牛市过后，中国资本市场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嬗变，那就是，大型垄断企业和国有银行已经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主体，占据了绝对份额。从相当程度上，为大型国企和银行上市铺路，正是政府方面推动上一轮牛市的重要动力之一。虽然在上一个经济扩张周期中，这些巨无霸企业的表现似乎差强人意，但这些主要依靠垄断地位以及国家财政挹注的大型企业自1990年代末期逐渐成形之后，毕竟没有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下行周期，更不用说像2008年这样突如其来且破坏性极强的下行周期。所以，这些大型垄断企业在即将到来的惨淡日子中的抗击打能力将对股票市场的表现产生重要影响。对这一点，我们一点也不敢乐观。最新的证据是，三家最重要的大型航空公司已经陆续发生大面积亏损，而这种亏损竟然出现在GDP增速仍然达到10%的条件下。我们很难想像如果GDP增速跌落到8%或者更低的情况下，这些企业将如何应对。人们的确有理由担心，在几年之后，中国的纳税人是不是还需要对这些大型企业及银行再来一次巨额的输血？在资本市场上，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性。对于2009年及其之后的中国资本市场，则尤其如此。

中国股票市场的巨幅崩跌，虽然称得上是2008年中国的重要事件之一，但就其影响层面以及让人意外的程度，无疑都远远不敌中国经济在2008年三季度所开始呈现出的突然失速。

危机的气味

2008年下半年之后，在上半年还一路狂飙的中国的经济开始出现增长乏力的趋向，而到了九十月份，这种减缓开始演变成高空坠落的硬着陆态势。各种公开数据的转向之快，跌幅之巨，完全可以用急速崩落形容。在10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仅为8.2%，比去年同期狂跌9.7个百分点，仅仅为过去5年平均增幅的一半。而到了11月份，这个数据更是跌落到5.4%，创2001年末以来的新低。在财政收入方面，中国2008年11月的财政收入出现多年未见的同比负增长，比去年同月下降3.1%.而在被认为最能够真实反映经济增长的发电量方面，中国11月份统调电厂发电量同比急剧下降7%，是1989年以来的最大跌幅。与此同时，11月份发布的中国11月份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也从10月份44.6大幅跌至38.8.与这些宏观数据相印证的则是，微观经济方面所呈现的萧条景象。按照目前最流行的说法就是，需求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消失了。一位为某家全球新能源巨头供货的朋友告知，这家曾经风光无限的厂商突然之间几乎冻结了所有原材料进货。而另外一位远在南方的朋友则透露，那边的港口出现了1989年以来最惨淡的景象。如果足够细心，我们就会发现，中国诸多宏观数据的下滑幅度，都是20年甚至30年以来所仅见。令人迷惑的是，中国宏观经济的这种急速转向几乎是在短短两三个月之间发生的。这一切，此前虽然多少有所察觉，但下滑之快仍然让人措手不及。仅仅在几个月之前，中央政府还在不断调高银行准备金及利率以抑制经济过热，但在几个月之后，同样是中央政府，却以罕见的频率和幅度大幅降低准备金及利率，并旋即推出了三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四万亿财政刺激计划。如果你看到一个司机在猛踩刹车之后又突然猛踩油门，那他一定是遇到了某种紧急情况。这可能正是隐藏在政策急转弯背后的东西。然而，无论是从决策层所表现出的“惊讶”中，还是从中国经济学家们所表现出的令人尴尬的集体失语中，抑或是中国企业界的惊慌失措中，都透露出了这样一个信息：我们对危机以及危机的形式几乎毫无准备。这不啻于证明，在蒙受了三十年难以置信的好运之后，在我们的主流意识中存在着一种危险的智力缺陷——近乎蒙昧的自大和乐观。有趣的是，最早嗅到危机气味的竟然是中国的几位最高领导人。留意倾听他们含蓄的发言，我们或许可以更早地察觉目下这场危机。其中最直言不讳的是温家宝总理，早在春天，温家宝就直率地发出了预警，他说，2008年将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为此，曾有人向媒体力荐温为2008年的最佳宏观分析师。显然，这不仅仅是一个相当有创意的幽默。不过，最困难的可能不是2008年，而是2009年或者再下一年。

相比于奥运会、“神七”上天、雪灾、地震、股市崩溃、房地产低迷，中国经济的突然失速无疑都是2008年头号事件，也必将成为2009年中国最重要的看点。在多年以GDP为中心，甚至以GDP为压倒一切的目标之后，没有什么比经济莫名其妙的失速更令人恐惧的了。因为它已经成为这个社会唯一的凝聚力和黏合剂。值得补充的是，就个人的观察而言，中国所谓精英阶层中的悲观气氛也为二十年来所仅见。

到现在为止，我们仍然无法判断，中国经济在2008年的怪异表现，究竟是一次短暂的意外事故，还是持续了三十年的中国发展模式的最后终结，但毫无疑问的是，我们已经越来越逼近一个危险的转捩点。然而，2008年并不是突然来到的，它不过是一段复杂而晦涩的历史最终显示了它惊人的力量而已。如果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过去的三十年，那么，2008年的变化可能就不再会显得如此诡异了，而中国刻下的处境也会被更清晰地呈现出来。

中国模式后遗症

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于今已经走过了三十个年头。三十年之后，在人们对市场化的成果已经习以为常的时候，中国独特发展模式所遗留下来的一些后果正在以一种尖利的方式为中国社会所感知。

二十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更加准确地说，GDP的高速增长成为缓解某种社会焦虑的唯一药方。如此，是不是能够迅速增加GDP，便成为衡量改革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这样一种思维的推动下，并基于当时的政治及自然禀赋，中国经济被迅疾推上了一条高投资率、高外向型、高污染、低内需、低福利、低保障的发展路径。在1990年代初期冷战结束之后，这种发展模式更被澎湃而至的全球化浪潮推向了极致水平。在经过十数年的酝酿并在新世纪（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之后）发力冲刺之后，中国虽然取得了奇迹般的GDP增长速度，但也同样存在结构的扭曲以及内部问题的积累等弊端。

在内需方面，中国的消费率在2007年已经下降到35%的超低水平，而其他国家的同一指标大多在70%以上。隐藏在这种不不寻常的消费率背后的，实际上是财富分配结构的严重扭曲。资料表明，居民在国民收入的所占比例不仅没有随着经济发展而增加，反而不断缩小。在1994年，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的分配比例为18∶16∶66，而到了2005年，这个比例变化为23.8∶16.2∶60.0，居民收入占比不断下滑。有评论者指出：

中国当今消费率比1950年代末期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还要低。这实际上就是中国内需长期低迷的主要因素。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内需低迷并不是一个市场博弈的后果，而是一个政治博弈的后果、其对应的是政府和企业在改革过程中权力的扩张，以及公民权利在同一时期的极度抑制。所谓低保障成本指的即是这样一种情形。

事实上，中国经济中的另外一个畸形指标，也源于同样的政治禀赋。从建国初期起，高投资率就一直是经济的一个隐患，但这种疾病似乎并没有在改革中得到彻底根治。到2005年底，中国的投资占GDP的比率达到48.6%.就此有人调侃道：如果投资率按照这样的速度增长下去，到2012年中国将是一个只有投资没有消费的经济体。从逻辑上说，长期的高投资率一定会导致产能过剩并最终引发经济的剧烈调整。这一点在中国以前作为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系的时候，已经得到了反复验证。这也正是那个时代发生的故事。然而，在中国极速融于全球体系之后，这种过剩产能却在全球市场中得到了消化。加之，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通过对各种资源的控制能力将土地、税收、环境、资源以及人力成本压低到极致，这就使中国庞大的过剩产能拥有了其他国家无法匹敌的价格优势。这样，中国过剩产能的投资者不仅没有受到市场的惩罚，反而获得了利润。这反过来鼓励了政府以及企业的这种微观合理，但宏观上可能引发巨大灾难的投资冲动。这种短暂的成功迷惑了许多人，在他们看来，十数年如一日的超高投资率似乎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吓人。不过，超高投资率与超低消费率的经济增长组合要想得以维系其脆弱的平衡，对外部市场和外部资源的高度依赖就是一个符合逻辑的结果。其在经济指标上的表现，就是中国变成一个外贸依存度奇高的经济体。到2006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达到64%的罕见高度，远远超过其他大型经济体。作为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型经济体，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是非常不寻常的，也是相当危险的。这意味着，中国每1元的GDP就有0.64元是通过与外部经济交换而来的，这也同时意味着，一旦外部消费需求滑坡，中国经济就可能遭遇重创。2008年初冬中国经济的急跌已经对这种危险性做出了经典的诠释。可是，就在全球金融海啸发生之后，一些主流舆论还在安慰公众说：中国的实体经济是健康的，不会受到金融危机太大的影响。不出所料，这种肤浅的“专家言论”以最快的速度沦为了笑柄。事实上，鉴于中国如此之高的外贸依存度，连中国经济这个概念本身都已经显得不合时宜。在相当程度上，中国经济在2008年三季度开始的急速下滑，很有可能就是长期积累的问题借助金融危机所发出的凶狠的报复。容易看到，在这三十年中，中国虽然取得了独步全球的增长速度，但其经济的基本体质仍然有相当脆弱的一面。当然，按照乐观看法，经济结构的扭曲可能正是中国经济最具潜力的一面，消费率低下正说明内需还有大幅提高的可能，产业落后正说明中国还有产业升级的潜力。我们不否认这种中国式辩证法中所包含的智慧，但显而易见，作为导致这些后果的原因，需要经济体制改革之外的改变。提振内需，调整结构，一直是被反复提出要完成的任务，然而多年努力之后，仍未竟其功，其谜底正在于政治体制改革之难。足可见，这绝对不是一桩轻松的任务。

自1990年代之后，以GDP为唯一标准，以特殊政治禀赋为条件的发展模式，不仅在经济层面造成了夸张的扭曲，也同样在社会层面及精神文化层面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后者由于不会反应在具体的经济指标上，因而也特别容易被隐匿和忽略。在这方面，最应该提及的是贫富差距问题。改革之前，虽然也同样存在着相当严重的不平等，但在经济上，中国仍然是一个相当平等的国家，但在短短三十年之后，中国一跃成为贫富最为悬殊的经济体之一。从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急速演变成一个贫富差距极为悬殊的社会，社会中被压缩的潜在愤怒情绪可能相当具有爆炸性。一旦危机袭来，这种情绪就可能成为危险的导火索。换言之，中国在社会安定团结方面的一些问题，很有可能最先暴露在经济危机的火力之下，并成为社会整体性危机的第一个燃点。2008年的瓮安事件实际上就是这种危机最活生生的预言。如果正在加速成形的经济危机真的不幸到来的话，上述情形就将不再只是逻辑上和概率上的推论，而是很可能要直面的严峻现实。

不仅如此，在三十年改革之后，以世俗物质利益为主要目标的机会主义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从精英到百姓，从政府到企业，几乎所有利益主体的压倒性行动文化。在这种毒性极大的文化中，人们被告知，只要对自己有利的，就是理性的，就是好的。只要能达到目标，最基础的商业伦理及文化准则都可以弃之如草芥。2008年引起轩然大波的“毒奶粉事件”，暴露的正是当今中国在文化精神层面这种最真实的面貌。在这方面，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在经济增长上所展现出的赤裸裸的机会主义性格，为这种文化精神的形成起到推波助澜甚至直接示范的作用。我们不能想象，构筑在这样一种文化基础上的社会如何能够应付一次巨大的经济冲击？当然，如果继续享有好运气的话，我们仍然可能侥幸过关。但一个只能不断祈灵于运气的国度又是一个何等脆弱的共同体，而其离所谓崛起又何止于十万八千里？虽然我们不愿相信，但我们必须非常遗憾地告诉人们：在危机日渐迫近的2008年，中国社会真正需要的是精神基础和起点。物质的成就可能因为一场危机而一夜散尽，而精神的力量却可以成为危机中最坚强的堡垒。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可能比其他经济体更接近危机。

正如我们上面所提示的那样，1978年之后，尤其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的中国经济增长，不仅是中国本身制度变革的结果，也是1990年代之后全球体系扩张的一个结果。换句话说，以美元为符号的全球体系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隐形但却非常重要的基础。因此，在考察中国经济增长的未来图景的时候，我们就不能离开全球体系的视域。二战之后，以美国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新的全球体系。冷战之后，借助信息技术革命以及美国意识形态的魅力，这个全球体系急速膨胀。以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巨型人口国家完全融入为标志，这个全球体系达到了其巅峰时期。然而，巅峰从来就意味着衰败的开始，以次贷危机为引信并在2008年被最终引爆的金融危机，实际上就是这个体系盛极而衰的一个明确信号。其本质是，通过滥发美元来吸纳全球过剩产能的美国消费能力的崩溃。在相当程度上，次贷危机就是美国通过所谓“金融创新”膨胀其消费需求并同时吸纳全球储蓄而导致的一场危机。有人戏称：次贷危机的情形就好像是美国（像一个劳模一样扮演全球消费火车头）长期带病坚持工作最终不支倒地。显然，目前的危机不仅仅是美国的危机，也不是哪一国的危机，而是二战之后这个曾经创造过无数神话的全球体系的危机。也只有在全球体系的视角上，我们才能够更加接近目前这场危机的真相。与发生在体系边陲的亚洲金融危机不同，目前的金融危机发生在全球体系的心脏部分。亚洲金融危机之所以能够很快平息，乃是因为作为当时全球体系的发动机的美国消费需求（包括其他发达国家）依然强劲，而这种需求很快就将亚洲新兴经济体的过剩产能重新组织起来，从而迅速将体系推回到正常运转状态。就此而论，这一次的全球金融危机显然要比十年之前的亚洲金融危机远为不测。道理非常简单，心肌梗死要比局部病痛危险得多。沿着这一线索，我们得知，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的消费需求何时能够修复，这场危机就何时能够结束。但我们已经了解，发达国家（尤以美国为甚）的消费需求多年来一直是通过金融杠杆被“吹”出来的，随着发达国家从企业到家庭全面的去杠杆化时代的到来，这种需求的恢复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发达国家的消费需求的萎缩可能还刚刚开始。接下来要发生的，则是体系内从金融到实体、从发达国家到新兴国家的一个全面负反馈——一个螺旋式下降的过程。迄今可以旁证这个趋势的证据是，全球三大主要发达经济体，已经同时陷入衰退。这种情形是二战之后从未见过的。与此同时，那些原来被人们寄予厚望的诸如中国、印度这样的新兴经济体也在危机中迅速显露了他们对体系的高度依附性。希望这些出口导向型的新兴经济体能够一夜之间转型并拯救体系危机，不仅在经济上不现实，而且也将与目前的全球政治权力格局发生严重冲突。这提醒我们，全球体系的确遭遇到了二战之后最严峻的局面。我们不知道这种发展最终会指向哪里，但显然，变局已经开始。

改变的时刻已经到来

如果说前面十多年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体系急剧扩张的时代的话，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要进入的，则是这个体系不断收缩的时代。显然，这并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时代。在这个过程中，体系内的任何国家都不能幸免于收缩所带来的痛苦。这是一个相当确定的全球体系前景。不确定的则是，如果其中有任何一个大国承受不了这种收缩所带来的痛苦而导致剧变，那么，二战之后的这个全球体系的爆炸就会立即被引发。老练的投资者都知道，不确定是人类智慧的天敌。无论是确定的经济收缩，还是不确定的体系考验，都将是中国在2009年将要面对的艰难处境。

虽然预测一向被认为是一件愚蠢的事业，但一些与中国高度相关的重要趋势仍然值得我们冒险予以提示。其一是，2009年，美元可能出现大幅贬值，并导致全球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动荡。其二是，在中国，虽然已经紧急采取了大规模的刺激措施，但经济下滑的幅度仍然超过预期，延续了三十年的发展模式可能被迫转变。其三，在经济增长下滑的背景下，积累多年的各种矛盾趋于临界，政治体制改革空前紧迫，改革会获得新动力。往更远处看则有，在对立意识形态“休克”之后，为本轮全球化提供主要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也将面临退潮。继之而起的是各种替代性方案和思想的兴起。无疑，这将是一个大时代。

无论从全球体系的角度，还是从中国内部的情况看，一幅未来图景都已经无比清晰：中国正在遭遇三十年未见之变局。以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来观察，危机从来就不仅仅只意味着崩溃，它同样意味着涅槃，意味着巨大的机会。虽然我从来就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但今天，我愿意以这样一种态度期待中国的2009，正如奥巴马在其胜选演讲中所说的那样：改变的时刻已经到来。

哈佛大学网站12月27日消息，曾发表“文明冲突论”的美国著名政治学大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日前在哈佛逝世，享年81岁。在哈佛大学网站发布的亨廷顿逝世的讣告说，亨廷顿于12月24日在麻萨诸塞州玛莎葡萄园（Marthas Vineyard）小岛去世。它没有说明杭亭顿去世的原因。

纽约时报报导，哈佛大学网站27日宣布，美国极有影响力的政治学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and theRemaking of World Order）一书的作者、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已于24日去世，享年81岁。他有关“文明的冲突”的论述，成为冷战后美国外交的一个基本政策。

亨廷顿在哈佛大学任教58年后，2007年退休。哈佛大学说，亨廷顿是在本月24日在麻萨诸塞州玛莎葡萄园（Marthas Vineyard）小岛去世。它没有说明杭亭顿去世的原因。亨廷顿曾与人共同合写或编过17本书，大部份是有关美国政府、民主化、军事政治、军民关系和政治发展等。

亨廷顿最著名的是他相信，冷战后的世界暴力冲突将来自于文化和宗教的歧异，而不是国家间的意识型态差异。1996杭亭顿所出版的书「文明的衝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充份解释了他的这项看法。这本书曾被翻译成39种语言。

亨廷顿早年就读于耶鲁大学，后在芝加哥大学与哈佛大学获硕士与博士学位。历任哈佛大学政府学讲座教授、国际事务中心主任、政府学系主任，曾参与创办《外交政策》杂志，担任过美国国防部等部门的顾问，1977～1978年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安全计划小组的负责人。1987年因在比较政治学领域中的贡献当选为美国政治学会主席。

亨廷顿运用比较历史的研究方法，全面深入地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代化与政治发展的过程，从而奠定了他的政治发展理论的基础。他认为：国与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差异，不在于政府统治形式的不同，而在于政府统治程度的高低。

亨廷顿人物政治发展是“现代化的政治性后果”，这种后果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它既可能有助于社会经济文化的现代化，也可能导致政治的衰败。政治现代化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政治的制度化。强有力的政党制度的形成是提高制度化水平的核心。只有大力提高政治制度化的程度，才可能缓解现代化中国家在社会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大众政治参与压力，从而确保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稳定。

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强调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稳定与政治秩序。他认为，“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权威的确立先于对权威的限制”。这实际上赋予政治稳定同政治民主同等的价值地位。

亨廷顿的理论对政治发展演进路线的阐述，对政治参与影响政治发展的分析，对政党发展与政治制度化之间关系的探究，有助于人们认识现代化中国家的政治现象，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但他忽视了官僚制度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也忽视了这些国家过去的殖民地历史留下的深刻影响。著作有《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现代社会中的专制政治》、《民主的危机》等。

一

最近，《自由圣火》公布了郭路生为2008年自由文化奖诗歌奖的候选人。就此，仲维光先生写了“‘郭路生’现象的双重含义”，并公布了2006年他写给史保嘉的两封信。评不评奖不重要，但我认为仲先生对郭路生的评述很是偏颇，忍不住冒昧说两句。

首先来说，仲先生对郭路生的作品是误读。以《相信未来》为例。这首诗的主要价值在前三节，是心底之音，而第四节是败笔，尚有“革命”痕迹。“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其将绝望转为悲凉之美，承屈宋楚辞一支传统美感。“相信未来”是对绝望的自我精神安慰。就算是诗的结尾“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相信未来、热爱生命”，这也在艺术之内。而仲先生说：“郭路生的相信未来，不是相信人性的追求和生命的展开，不是相信知识和精神给正在成长的年轻人所能够带来的丰富多彩的未来的内容。郭路生的相信未来，犹如党卫军所相信的未来，要操控别人生杀大权，专制社会一切的未来。这和骆小海，要解放全人类，血染太平洋，头断华盛顿的豪气是一致的。”这种文革式的政治图解，生拉硬拽，让人遗憾。我再看看诗人怎样理解，余坚写郭路生：三十年前，“我读到的时候正年轻/……广场上亿万只臂正向着一只巨手欢呼/一根食指在疾风中，与芦苇们一起/自然地弯下来，那就是未来。”至于郭路生的“相信未来”和北岛的“不相信未来”，我要说一句，二者是一回事，都是“失败”的个人，但是趋向和姿态不同，前者是由现实朝向理想——绝对精神；后者是由理想——绝对精神——挑战现实——“我不相信梦是假的”。前者是美感的，后者是意志的。世故地说：前者是白日梦，后者是堂吉哥德。

仲先生说“郭路生的诗歌没有任何新意和创新，完全是在走贺敬之等人的路。他想写贺敬之的诗歌，但是，他当然不能，也终究没有写出来。不仅因为他的文字功力、修养不够，还因为他生错了时代。”这话说得外行了。中国新诗的历史只有百年，不是很成熟，和中国古典诗歌、西方现代诗歌的成就相距甚远。但是就中国新诗，郭路生有重要的位置。这不仅在于，他对中国当代新诗的影响，而且也在于他作品的质量。《相信未来》的前两节是中国新诗的经典之一，精神的绝望和语言的唯美都达到极致。此八行可使贺敬之黯然。《鱼群三部曲》也是新诗史中的一部优秀之作，特别是作为一部长诗。“好的声望是永远找不开的钞票，坏的名声是永远挣不脱的枷锁”，作者将现代意像，生存的剧烈冲突，带入汉语传统的对仗，展开张力，表现命运的被制。他的这种对汉语传统诗歌语言的现代运用，正是语言的创新。

郭路生对中国新诗有两个重要贡献。49年后，中国文学大致死亡，反人性反人文，特别是进入文革。在擂天的革命中，郭路生首先把新诗带回个人，回归人性和人文传统。《相信未来》、《烟》、《酒》、《命运》、《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疯狗》、《鱼群三部曲》等等都体现了人文精神，包括人的绝望、悲哀、愤怒、希望、亲情。“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这是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海洋中，作者写告别的悲哀和亲情。再，郭路生的诗回到了文学语言。他是中国青年从共产革命到《今天》的一个转折（《今天》有更重要的意义，其挑战极权，颠覆了中国的专制语）。和仲先生说的正相反，郭路生在六十年代末带领诗走出了“革命”的思想、语言“框架”。这也就是那个时期，郭路生的作品在地下争相传阅，不胫而走的原因。中国共产主义精神死亡于那个时代。革命的幻灭之后，暴力的废墟上，青年人开始怀疑反叛，寻找新的“真理”，这也就是仲先生说的“转折”。郭路生的诗代表性地反映了这个转折——他代表了那个时代。十年，这一代人完成了思考和转变，对共产主义极权制度的认识批判已经成熟，因此这才有西单民主墙运动，有《北京之春》、《探索》、《今天》、《四五论坛》。这场精神的转变，就诗而言，郭路生是开始，北岛和《今天》是完成；郭路生是由反人性回归人性，而《今天》的诗人们，则体现了自由对极权制度挑战；二者是呼应的，是一场新诗运动。不明白，仲先生怎么会将他们对立起来，“肯定郭路生则必定抹杀北岛的价值”。历史的图谱足够广阔，北岛自有他的位置和意义，如果我们只看到一把椅子，就走向了权力。

的确，郭路生谈不到大师，更扯不到建安才子，中国当代何尝有建安风气？但是郭路生是个优秀的诗人，体现了那个时代，影响了许多诗人和读者。当时，郭路生的诗是以手抄、背诵的形式在地下流传。许多知青是在地头、油灯下阅读、背诵郭路生的诗。阿城下乡时曾让人抄录的郭路生的作品给他，李恒久在牢狱中背诵郭路生的诗，以为精神慰籍。在严酷的极权统治中，出现这样的文化现象，是让人感动的，体现了人们对“革命”的背离，对人文精神的追求。但是仲先生指责说是炒作（ 仲先生批评，对郭路生有三次炒作，这是第一次），让人费解。

郭路生歌颂过《红旗渠》、也歌颂过红卫兵，但那个时代谁不曾歌颂过“党”、革命和毛呢？五十年代，连穆旦也写过抨击美帝 、歌颂新时代的诗。看一个诗人，要看他主要的作品和影响。北岛曾说，读了郭路生，才知道我们自己也能写诗。多多说，“郭路生是我们一个小小的传统”，“是第一个为新诗伏地的人”。芒克也将郭路生作为老哥们，大春更是将老郭视为兄长，后来的海子对郭路生的诗也很称赞。89年初，在“幸存者”诗歌朗诵会上，第一个朗诵的是郭路生。当时，他住在精神病院，社会早将他遗忘了。诗人们尊重老郭，尊重他的作品，也尊重那一段历史 ，这和他是否是“干部子弟”无关。 郭路生的那些“歌唱”可以批评，也可以“清算”，但是将郭路生划为“党卫军”，就是政治帽子了。

需要补充一点。郭路生的幸运是他的作品当时尚能在地下流传，这得感谢“干部子弟”的“特权”。而另外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和文字，则连在地下流传的可能也没有，这是极权制度之罪。六十年代初，四川野草诗社便有一批诗人在地下写作，邓垦、陈墨、殷明辉、徐坯、蔡楚、杨枫等。可惜他们的作品当时没能流传出来。贵州黄翔的地下写作，到78年才在民主墙浮现。57年穆旦在被打为右派之后，到79年去世，一直都在孤独地翻译和写作，包括文革期间。76年，他写了“冬”、“问”、“神的变形”、“老年的梦呓”、“秋”、“沉没”、“自己”等的一系列作品，其中“冬”是新诗高峰之作，但是它们在八十年代才见世。这说明，在毛极权统治下，中国还有另外一支地下文化潜流，特别是老一代对中国传统及“五四”新文化的孤立持守。今天看来，这支潜流特别需要我们给予关注和吸收；当初我们急于反叛，显示自己的时候，忽视了他们。这是中国文明的损失，需要弥补。在今天中国，文化的承继持守重要于反叛。有人将穆旦称为新诗的终点，我同意这个比喻，但补充说郭路生将新诗潮的起点和穆旦的终点连接了起来。至于北岛和《今天》的发展及新的挑战姿态，不在这里论述。

二

郭路生非常善良，质朴而谦和，在他那里没有世故，谁都是朋友。文革打老师，他先冲上去救助。他住在精神病院，也总是帮助护士清扫，照顾病友 .记得那年从精神病院接他出来散心，回去时，他还想着给病友带去烟和食品。他的生活极简单，有劣质烟就很满足了。他总是想着贫苦农民，说和他们比自己已经是很好了。几十年了，郭路生是唯一没有变化的人，球鞋、布鞋，四兜的旧蓝制服，永远地质朴、谦和地微笑，不卑不亢。所有接触过郭路生的人，都会感到他的温暖和善良。仲先生根据什么说：“……那时在郭路生们看来（平民子弟） 是专政的对象，是脚下不值得一提的群体”“ 现在张建中们没有受到郭路生的侮辱，不过是因为郭路生神经不正常了而已。否则，即便你再取媚他们，再取媚那个社会，自称是‘毛泽东的儿子再世’的郭路生也不会把你当人看。”这些话讲得很凶。

诗和艺术极端而远离实际，而诗人艺术家又脆弱敏感，因此他们的夭折或毁灭是常有的事，这是文明的悲剧。郭路生敏感单纯，而他对诗又是全身投入，加之那个激烈而残酷的年代，他的崩溃是自然的。70年代初，他由抑郁而精神分裂。他的病时好时坏，在病院里住了很多年。这让人悲哀，痛心。他是为诗“伏地的人”，是诗的受难者殉道者。但仲先生说：“今天的郭路生更是崩溃在精神病院中，沉溺于自己是毛泽东的儿子的‘浪漫’革命幻想中。而我们这些人，无论是求生，还是精神上的自我展开，无论从政治上，还是现实生存上都远比他们坎坷，但是我们的精神的成长却使我们得以和那个社会的知识界，和人生的岁月抗衡。”“毛泽东的儿子”这句话，是不是郭路生说的，我不清楚，但即使郭说过，那也是精神病人的病症，但是仲先生拿来对患者做道德讥讽，有失人道。在西方社会，人们大多不会用患者的疾病作讥讽的材料，无路是对手还是敌人。进而，仲先生作比郭路生，显示“我们这些人”如何“自强不息”，“和人生的岁月抗衡”。这倒让我为仲先生悲伤了。仲先生视郭路生患精神病是“堕落”——因为“堕落”而患精神病，这是什么思路呢？

说到郭路生的病，我在此额外说一点。八十年代末，我和林莽（张建中）去看昌平福利院看望老郭。当时，他已经在医院住了很久，我们去的目的之一，是和院方谈谈，能否在医院图书馆给老郭安排点事。老郭的处境挺惨，母亲不在了，父亲再婚，家也就不能回了，而且他也没有收入。想到老郭的下半生可能都将在精神病院中度过，我们很是悲凉。骑车回来的路上，我们闲谈，商量着得帮老郭一把，让他从福利院出来，回到社会。特别谈到要使他恢复生活的信心，恢复写作，而这也就需要社会不要忘记他。但不久就是“六四”，之后我离开了中国。数年后，我们相约的事情，由林莽一个人默默地做了，包括联系发表郭路生的作品、出版他的诗集、朗诵作品、介绍他参加作协、写文章介绍他等等。对于一个被掩埋在地下二十多年的诗人，这是社会对他的一点微小的回报。之后，老郭重新获得人们的认识和尊重，他出了病院，更多地写作，还成了家。林莽“救”了老郭，这诗人间的友情，也是善举，大概这就是第二次“炒作”郭路生的由来。自然，语言在传播中会膨胀，商业社会媒体的夸张也是难免的，这在任何国家社会都一样。批评郭路生是可以的，有肯定也就必有否定，文化需要这种平衡。但是将肯定郭路生断为“抹杀北岛”的政治“阴谋”就过分了，至于“取媚”就更谈不到了。

三

看仲先生的通信，觉得他似乎不认识郭路生，也不熟悉郭路生的作品。他在第二封信中说：“接到你的信后，我再次看了一些他的诗。更觉得不知从什么地方能说他的诗好。至于六十年代末期，确实他的诗比我们之中的任何人的诗都相对成熟，孙康的诗那时无法和他比，刚刚起步的芒克和多多不过显示出灵感和才气，北岛则还在诗歌的门口徘徊。”显然，写第一封信的时候，他对郭路生和其作品所知很少。但是，仲先生为什么对郭路生有那么大的怨愤呢？开篇就是：“郭路生何许人也？”“ 年轻人似乎也没有必要知道这么一个郭路生，因为无论就其作品和其人都是一个早已经在生活以外的人了”，然后又是“郭路生们”，“党卫军”，“毛泽东的儿子”。这已经是蔑视和谩骂了。我想如果仲先生接触过郭路生或熟悉他的作品，一定不会这样。但仲先生是为什么呢？

再读仲先生的文字，我还是可以理解仲先生的偏颇。毕竟，“红卫兵”太残暴了，清华附中还是其发源地，仲先生一定经过极大创伤和恐怖。我读过郑义先生的回忆，他在当时所遭受“干部子弟”的暴打，几乎丧命。红卫兵屠城的血难是难以遗忘的，永不该遗忘。大概是仲先生难以抑制对红卫兵的愤怒，而将郭路生当成了它的符号，于是郭路生也就成了仲先生声讨的靶子、替罪羊。但是，对暴行的愤怒、正义的热情是一回事；而理性地思考，客观地叙述，公正地待人处事是另一回事。严格地说，仲先生的这些文字很是失态。对红卫兵“操控别人生杀大权”“血染太平洋”的愤怒是对的，但是加到郭路生的身上则是冤枉。仲先生由于愤怒，信口而言；但那些羞辱郭路生的言辞，恰恰有损作者的“自重”。需要警惕，由于我们的道义愤怒，而成为对方。愤怒和仇恨可以摧折人的理性，扭曲人性，遮蔽我们的目光。记住，但不是记住仇恨；愤怒，但不要被愤怒所吞没。

我在这里，还要指出仲先生的几处失误。于中共极权制度，“干部子弟”是个重要课题：一、文革期间，“干部子弟”是如何依靠“革命”特权，建立“红卫兵” 组织，进行大规模的野蛮杀戮？他们为什么如此残暴？这场暴行到底残害了多少人？他们与极权的关系？二、在八、九十年代，中共是如何进行权力的血缘移交的——红色江山交给红色后代？他们移交了哪些权力？控制了什么？移交的过程和方式？三、改革之后，“干部子弟”是如何依靠权力，掠取国家资源和全民财富的？掠取了多少、比例？掠取的过程和方式？如何向国外转移？这三点涉及极权制度的本质。

我可以理解仲先生对“血洗太平洋”的愤怒，但是仲先生将之转到“干部子弟”与“平民子弟”的权利斗争，则降低了反极权的意义。阶级不平等不是极权制度的要害，而是人的基本权利被剥夺，财产、言论、思想、信仰，乃至他们的居住和生命安全，即使国家主席也可以被随意逮捕、处决。与此之下，官员们有汽车、厨师、特供，其子女们趾高气扬，能进好学校有好工作，看外国电影，就不那么重要。任何社会都有权贵与平民的冲突，前者歧视欺压后者；后者愤恨反抗前者。就是当今美国也还有贵贱、贫富、种族之争。美国，1954年黑人才能进白人学校；1964年才取消公共场所种族隔离政策；1968年马丁路德金遭暗杀，中国正值文革，毛还发表了声明。今天，德国也还有东德人、西德人的权益之争和地域歧视。就阶级差异、权贵与平民的不平等，毛的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倒小些。毛发动文革的原因之一是官员“比资本家还厉害”。但是极权制度的“平等”是对所有人监视、强制、人权被剥夺的平等，于此刘少奇并不比一个工人幸运多少。由于，一人一党独揽国家权力，没制约无监督，超越法律，国家就可以实行恐怖统治，任意掠夺，乃至进行大规模杀戮和迫害。因此，极权国家需要改变制度，而不是反特权倒权贵；今天，中共也在严惩处贪官，让民众出气，但是把毛请回来，杀光贪官除尽腐败，就好了吗？

仲先生说“干部子弟”和“平民子弟”是：“两个群体，两个世界”，他们有“根本的不同”，“绝对不一样”：“平民子弟的转折，是转向个人与反叛。这从个人生活、对未来的追求，到思想、精神、感情……”：“平民子弟几十年走下来，是自强不息的路。正是这种精神和知识的追求，使得平民子弟不断地成长” ；而“干部子弟、权贵子弟的转向是对权势的留恋和哀伤，是没落、是堕落”：“我们有‘精神和知识’的野心和抱负，而他们没有”，“平民子弟的追求精神与知识的冲动也远远要比那些干部子弟群体来得强烈”。这已经是成见了，是又一种出身论。

文革期间，或老红卫兵，或造反派，或“干部子弟”，或“平民子弟”，都狂热比赛革命，高标毛主义，实施暴行，要更彻底地实现共产主义。魏京生、杨小凯、张郎郎，他们的转向并不是“对权势的留恋和哀伤”，也不是“没落”“堕落”。魏京生是因为在西北看到大姑娘穷得穿不上裤子，而改变他的一生。而70年代“转折”的“平民子弟”，在改革后大多也又“转折”了回去，成为了新贵。奥运会开幕式的总导演张艺谋是平民子弟。习仲平是权贵子弟；李克强出身平民。张郎郎和遇罗克同关于死囚，张因父亲被周恩来保了一条命，遇则被处死。但在死囚内，二人都是好汉，是生死好友。陈凯歌和孔丹宴会上争风吃醋，是新贵和旧贵之争，与千百万血汗民工没关系。当今中国的各界新贵们并不比旧贵更清廉更高尚，他们个个来自平民，由自强不息获得财富权势。今天，中国的新贵肯定大大多于旧贵。进而言之，旧贵的父辈们也都曾是平民，而且更贫苦，通过革命，他们抢得权力而权贵。几十年来，中国确有许多优秀个人，在精神的道路上自强不息，但他们并不以“干部子弟”“平民子弟”相分。中国要改变的是制度，而不是回到阶级斗争。

极权也好，文革也好，最深的害处是那些毒素是会作为经验储藏在我们的生命中。受害者也会在被害中也会接受残害的方式，施向他人。人由经历所塑造。仲先生说：要“反省自己”，“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和我一起来从事这种清除党文化”，“它和自由主义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根本区别究竟是什么？”他是真诚的。这里，就此我试图谈一点。共产党意识中最有害的是，他们自视掌握真理，代表道德、正义和未来，而且是唯一的，因此他们有权审判强制他人，消灭恶。共产主义者勇于上百万地杀戮，就是他们确信这些。“正义”和“真理”是他们杀戮的理由，也是动源。因此，有关“正义”“真理”的发言，需要十分慎重，也需要十分警惕。最高的最耀眼的，常常是毁灭。人类赖以存在的真理是伦理的常识性的，以人性为根据，那就是善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爱、正直、诚实、宽容，谦敬，自省，尊重他人，帮助弱者等等。它们是文明的基础，世代不变，文明的大厦由此而逐步建立。混乱中，最可靠的真理是持守常识，而它们多来于儿时母亲和师长的教诲。中国需要的是回到常识。

莫建刚（整理）

12月19日贵州人权研讨会在贵阳市河滨公园红房子茶社，举行《零八宪章》讨论会。在会的人权研讨会成员和《零八宪章》的签署者，都就自己对《零八宪章》的感受和理解进行了发言。现将与会者的发言整理出来，供大家参考。
 
讨论会由作家、人权捍卫者申有年先生主持。

申有年：同仁们，《零八宪章》发表至今，在中国乃至国际社会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它的理念和主张，正和我们所追求以及实践的人权的普世价值不谋而合。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零八宪章》讨论会，希望诸位同仁都能积极发言，谈谈自己对《零八宪章》的理解和感受。首先，请莫建刚先生将《零八宪章》从头到尾给我们再次的细读一遍。
 
莫建刚：各位女士和先生，我现在将《零八宪章》用中性的口吻细读一遍。在宣读中，我将就一些关键的用词，作言简意赅的解释。（宣读《零八宪章》全文从略）
 
申有年：莫建刚先生已经将《零八宪章》宣读完了，现在请大家发言，谈谈自己的感受和理解。
 
陈西：《零八宪章》的发表，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的出现震惊了执政当局，所以，这几天我和一些《零八宪章》的签署者都遭到警方的传讯。这就说明了《零八宪章》的内在精神和威力是如此的强大，它使威权主义者们坐卧不安。特别是这个宪章中的第三章”我们的基本主张”，它对国家政制、公民的权利以及社会的发展都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一个国家确实要做到”分权制衡”才能使人权得到充分的保障。立法、司法、行政如果不做到三权分立，那么人的权利就不会得到具体的落实。现在的司法是不独立的，党的意志永远都凌驾在法律之上。所以，历年来，民众的权利受到官家侵犯的时候，他们往往状告无门，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法律就是党的法律，你去状告共产党的官员，他们不但不立案，反而还要迫害你。所有的法律都是为共产党及其官员们服务的，所以，在中国，冤案、错案层出不穷，使民众的人权得到了极不公正的对待。这就是司法不独立所造成的恶果。”公器公用”也向我们说明了，军队是国家和人民的军队，军队绝不是共产党”家天下”的私有武装。军队必须国家化并且要保持中立，同时要效忠国家和人民，保家卫国和抵抗外敌入侵，这才是军队真正的价值存在。警察也必须这样，如果警察是共产党的保镖，那么这种警察就是处处为了党的利益和意志，而成为迫害和镇压民众的刽子手。《零八宪章》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它为我们在宣传和实践人权的普世价值的过程中指明了方向。
 
杜和平：我作为一个《零八宪章》的签署者，也遭到警方的传讯。我对警方表示，虽然我没有亲笔签署我的名字，但是，我是敢于肩负起对《零八宪章》的政治责任。《零八宪章》的内容基本和中国的《宪法》一样，所不同的是，中国《宪法》弥漫着一些乱七八糟的专制的政治词语。而《零八宪章》却理清了《宪法》中那些乱七八糟的专制语言，更清晰的将民众的权利展现出来，这就是《零八宪章》的价值所在。
 
莫建刚：《零八宪章》的出现，导致了当代中国政治的强烈地震。它的历史意义和人文价值不亚于英国的《大宪章》、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宣言》以及捷克的《七七宪章》。《零八宪章》在反思中国百年立宪的历史时，以简洁恢宏的笔触，展现出一幕幕中国百年立宪的历史悲剧。而恰恰就是这一幕幕立宪的历史悲剧，坚定和鼓舞着中国民众推翻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的信心。”我们的基本理念”就是我们最基本的政治权利，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等，都是决定中国未来命运和兴衰的关键。没有人权就没有精神的创造和物资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国家的形态和社会的兴盛都不复存在。存在的只是国家恐怖主义和社会的黑暗。没有人权，就没有自由。如果自由不昌，中国的文明永远也走不出国家恐怖主义的阴森地狱。平等的自由个体的人格价值；及其尊严永远都被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践踏于脚下。在独裁暴政枪杆子的镇压和迫害下，宪政、共和以及民主都成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罪名。今天我们在这里讨论《零八宪章》，就是要坚定我们追求和实践人权,以及宪政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并在这个基础上，实现未来中国的联邦共和的伟大梦想。
 
吴玉琴：我们在这里讨论《零八宪章》，最主要的意义，就是我们的政治命运都和《零八宪章》所宣扬的人权、自由、民主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追求以及实践的普世价值和《零八宪章》是一致的。中国几千年来都浸淫在帝王暴政的淫威下，就直到今天，民众仍然遭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他们的人权被无数次践踏，他们的房屋被既得利益者非法和强行的拆毁，他们无数次上告而状告无门。冤民遍地，冤案成山，这就是当今的社会现状和社会黑暗。《零八宪章》体现了民众的政治主张和基本的人权理念，我们应该积极的参与到追求人权和民主自由的公民运动中去，为早日建成人权民主自由的国家，作出我们的贡献。
 
张明珍：我坚决拥护《零八宪章》所提出来的政治主张。我今年虽然已经六十多岁了，但是我不怕！我要以我的余生参与人权和民主的运动，最好能在我这一生还未结束时，看到专制独裁政权的垮台。
 
廖双元：我是12月6日到北京的，在北京期间我已听说刘晓波先生和张祖桦先生被传唤和拘捕了。《零八宪章》的理念和主张，每一条都具备着深厚的法学知识及其理论。它是经过很多法学家对其进行了法学理论的梳理，象张思之就是一位法学家，他今年都八十多岁了，但是他却将《零八宪章》一条条地阅读完，并提出自己的意见。贺卫方也是一位著名的法学家，他来过贵阳，我和陈西都去会见过他，并和他照了相。在修改《零八宪章》的过程中，他也倾注了自己的心血，提出了自己修改的意见，使《零八宪章》达到更加完善的境界。《零八宪章》的历史和现实的政治意义其影响，无疑是深远的。它的出现预示着专制独裁的终结，以及民主自由的国度即将到来。
 
随后，人权捍卫者雍志明、张道南先生等都陆续地发言，他们一致认为，《零八宪章》是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使公民维权运动有了一个强大的政治理论的支柱，并使公民维权运动在维权的过程中，逐步地认清了前进方向。
 
贵州《零八宪章》讨论会在下午5时30分左右，在热烈的气氛中结束。

2008-1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