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2008年可以说是新闻自由元年，官方对突发性事件、政治丑闻、重大人祸及安全事故的新闻封锁，总是滞后于大众传媒的快速反应，市场化媒体和网络媒体互动，总能在吸引受众眼球的同时挖掘出真相，穷追不舍，而宣传部门长官意志主导下的新闻整肃，效果大不如前，异地监督大见功效。

一、2008年9月，因奥运会新闻管制，至少被掩盖了一个多月的河北三鹿毒奶粉及蒙牛、伊利、光明等婴幼奶粉普遍含三聚氰胺毒成分丑闻，迅速被媒体曝光，震惊全世界。全国媒体集中轰炸，揭穿了政府故意掩盖毒奶粉丑闻的真相。此间，河北本省媒体却成为宣传部下令禁止报道三鹿毒奶粉真相的”受害者”，河北婴幼儿受三鹿毒奶粉祸害人数最多，本省媒体介入最少，全省媒体普遍受到压力并参与掩盖毒奶粉真相，河北媒体的公信力尽失。幸好现在是互联网时代，河北受众通过网络和外地媒体了解真相，使官方的新闻封锁与控制毫无效果。

二、四川”5.12″大地震，近十万人死亡及失踪，中宣部及四川宣传部快速反应系统暂时失灵，中外记者及公民报道志愿者自发前往，掌握报道真相的主动权，揭露导致成千上万学生不幸身亡的教学楼豆腐渣工程是典型人祸。地震一周后，等中宣部反应过来，南方报系等市场化媒体的记者被迫从四川撤回，但不久当地宣传部主动邀请南方报系记者再度进入灾区，报道灾情呼吁社会援助，减少对媒体的压制。

三、2008年1月，辽宁铁岭市西丰县县委书记指派县委宣传部、政法委等权力部门打压舆论监督，动用警察特权抓捕舆论监督记者，一经媒体披露便引起全国轰动，抓记者的”史上最牛县委书记”张志国随后被撤职。半年后，该县委书记复职后又被舆论质疑，遂被上级权力部门再次叫停。幸运的是媒体第一时间铺天盖地地报道记者被抓，当事的法制日报《法人》记者朱文娜躲过灾祸。但不幸的是山西、吉林、河北三地权力部门以受贿为名分别抓捕三家媒体的记者，三记者无一幸免均被抓。有”揭黑”之称的调查记者们，往往在采访中处于弱势地位，并成为权势忌恨的”眼中钉、肉中刺”，被打被抓成为家常便饭。调查记者职业成高危职业，法制保障方面严重缺失，名为保护记者权益的官方记者协会每每对记者被抓北大无动于衷，记者所在单位也多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如央视记者李敏舆论监督司法机关滥用职权突然被抓，央视却没有公开抗议、声援，更没有报道该案件；《第一财经日报》舆论监督记者傅桦被吉林警方以”受贿”为名秘密抓获，事后该报纸不但没公布记者被抓真相，反而除名该记者，并另派知名记者为被舆论监督单位”补救”，刊登整版报道为该单位歌功颂德，以正面形象报道消除负面报道影响，这些行为都是反舆论监督的，这些新闻单位应当被称为”新闻自由的敌人”。

四、2008年9月，山西洪洞县一煤矿发生矿难，发放二三十万元封口费，包括法制日报、山西日报、中国教育电视台记者在内的72名媒体人员名列其中，仅有《西部时报》聘用记者戴骁军冒着被打死的风险予以揭露，将真相照片发布到网络上，引起轰动。矿难”封口费”性质固然恶劣，但只是煤矿企业或地方政府封一些媒体之口，可中宣部及地方政府宣传部动用权力封媒体之口，性质更为恶劣，如2008年9月《财经时报》报道湖南农行贷款核销问题被新闻出版局封口，停刊3个月。幸好还是网络这个动态的新闻发布平台力量无穷，企业及宣传部可以封口一时，却不能封口永远；可以同时封一部分媒体，却不能同时封所有媒体之口，相对的新闻自由正从此而来，从此挣脱控制，发展壮大。

五、贵州瓮安”6.28″警民冲突事件，公民报道记者和常规媒体记者同时采访报道，网络现场直播警民冲突，使”公民记者”有了发挥专长的平台。在突发性事件中异军突起的公民报道记者，是新闻自由的推动人和受益人，也为将来
“民间办报”提供了一个可操作模式。公民报道新闻事件，也是宪法确立的公民具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权利的一个典型性实践。

六、南方报系以敢言著称，因介入对西藏拉萨”3.14″事件的评论以及频频报道各地敏感性事件，连遭整肃，著名记者、副主编长平被撤职，副总编辑江艺平被削弱权力，但南方报业依然保护记者，仍在聘用一些对敏感事件发言的记者。南方报业是市场化运作的成功媒体，其商业上的成功将促使其扩大现有的舆论空间，而不是倒退。记者长平和副总编辑江艺平曾被整肃多次，但风头已过便再度重用。目前不排除长平和江艺平等日后恢复职权的可能。

七、体制内刊物《炎黄春秋》因频频报道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的历史贡献而遭中宣部和主管单位文化部施压，以”年龄过大”为由建议杜导正退出社长岗位，《炎黄春秋》编辑部坚决说”不”。《炎黄春秋》是在中共上将萧克的支持下创办的，挂靠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以”求实存真”为办刊原则，一方面拥护共产党领导，一方面说真话，”小骂大帮忙”，倡导党内民主和社会改良。《炎黄春秋》又称”体制内民办刊物”，国家未投资一分钱，全靠自筹资金自谋生路，所以有资本向中宣部和文化部说”不”。《炎黄春秋》的生存模式完全是民间办报刊之路，民间资本完全可以收购类似国有体制内民办报刊，明确产权和收益后，可以提前实现解除”报禁”。2009年，类似《炎黄春秋》办刊操作模式将会再有突破，《炎黄春秋》可以对新闻监控说”不”，更多媒体也可以借鉴，大胆说”不”。

八、媒体被民众称为”包青天”，全社会对新闻自由的充满期盼，2008年发生的众多群体性事件、民众群体上访都是源于政府及权贵侵犯人权，民众反映问题的渠道不畅造成的后果。媒体成为惟一传达民情的正当渠道，若有个别媒体记者收取他人好处做报道或者不报道，从事”有偿新闻”，并不是主流，也不是洪水猛兽。目前，市场化媒体比较注重公信力，更多记者敢于报道民众反映强烈的事件，如陕西纸老虎丑闻、深圳海事局书记林嘉祥猥亵小女孩丑闻、拆迁证地打死人事件、杨佳案真相和针对同行的记者领红包和”封口费”事件进行报道等。某些记者”有偿新闻”或”有偿不闻”，多是偷偷摸摸的行为，记者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不能动辄指控涉嫌”受贿”，应给予区别对待，触犯现行法律的，依法惩处，如无触犯法律的事实，应以职业伦理对待，轻者教育改正，重者将列入媒体”黑名单”，不得再进入记者行业。同时，应建立真正的记者自治组织，建立起完善的自律机制，通过行业自律进行治理，使一个记者的职业操守在一个社会里会被人们广而知之，一个没有良好的职业操守的记者将不会被行业接纳，甚至会受到行业驱逐，相信任何记者都会保持良好的职业操守，而不会随意滥用记者的采访权、发表权、监督权、批评权。

2008年风风雨雨，媒体敢于参与重大突发事件和敏感事件的报道，异地监督也如火如荼，一发而不可收拾，其间舆论遭受一些打压很正常，但中宣部及各级宣传部的权威正逐步弱化，时间到了，非法阻碍和抵挡新闻自由就会无法立足，民间舆论也就更加壮大，宣传部的监控和权力封口功能将会进一步失灵。

至于说2008年是新闻自由元年，是因为这一年的记者们所争取到的新闻自由空间超过以往任何一年，尤其是官方市场化媒体和网络媒体互动，戳破了被中宣部秘密禁止的”异地监督”这层窗户纸，从陕西”纸老虎”真相、”毒奶粉”真相到”封口费”真相，基本上是媒体异地监督取得的功效。没有异地监督，就没有市场化媒体的生存空间，中国的市场化媒体正实践着初步的难能可贵的新闻自由。新闻记者应该包括公民记者，因为记者的采访权等同于普通公民的”知情权”，报道权、出版权等同于普通公民”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权”，舆论监督权等同于普通公民的”监督、批评、建议、检举、控告权”。2008年被称为新闻自由元年，这将是一种现实压力，一直会增压和持续。在此基础上，相信到2009年，社会转型加剧，政治生态变革加快，公民社会力量增强，宣传部新闻控制继续失灵低效，中国的新闻报道将会更加自由，更加开放。

香港凤凰卫视日前连续两周播放特辑，以罕见的十集篇幅概括李鸿章的一生，尤其浓墨重彩描画其致力洋务与外交的业绩，首次公开地为之摘掉“卖国”帽子，雄辩地否定了邓小平对这位晚清重臣的评价。

不管此举是否与北京现任最高领导之乡情有关，就事论事，应予充分肯定，因为它实事求是地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四个“第一”是每集片头都会出现的字样，即：中国第一批留学生，第一支海军，第一条铁路，第一座煤矿，都和李的名字分不开。而最后两集反映其奉命签订《马关条约》和《辛丑和约》的心路历程，更是感人，给人的印象是：李鸿章堪称“三个代表”的典范。

如所周知，“三个代表”是中南海前“核心”的一大创见，意指中共“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此一“重要思想”已载入党章，且于各种会议一再宣示。不过八年多来党内外仍有不同看法，见仁见智，兹不论列。若移赠李鸿章，却是最合适不过。

不言而喻，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李鼓吹兴建的铁路`煤矿，以及他主办的洋务中所包括的造船`炼铁`机器制造和军工企业等，无一不属于当时的先进生产力。套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说法，没有李鸿章就没有这些新工业的诞生。或曰，除他而外，绝无旁人可以代表“当时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让国人迈出国门，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推动中西文化的交流，李同样是厥功至伟。他大力支持派遣的首批赴美留学幼童，以及远赴英国、德国学习海军、造船与驾驶的北洋水师军官，尽管人数有限，却如同报春鸟一样带回西方先进文化的信息，使泱泱中华固有文化得以注入新的元素，从而焕发生机。

非但如此，李鸿章本人更从多次出访中，直接领教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其睿智的头脑又根本区别于坚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张之洞。所以，他完全够格，也只有他才能代表其时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至于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应以他不畏诽谤，毅然在两份丧权辱国的条约上签字之举，作为最有力的佐证。无论甲午战败，或者庚子浩劫，中国均陷于罕见的兵灾，完全无力与外国侵略军再战。在此情况下，拖延或拒绝签约，主事者虽可免除千古骂名，却将徒增国人生命财产的损失，绝非理性务实的负责任之举。

这里不妨回顾《辛丑条约》签字的一幕。当八国联军代表将条约递给庆亲王奕劻时，后者“热泪盈眶，豆大的汗珠噼里啪啦地落下来，”迟迟不敢签字。李见此即说道：“世上最难写的字，莫过于自己的名字。王爷，你的路还长着呢，让老臣替你签！”言讫，拿过毛笔，迅速在条约上写上“李鸿章”三个字。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这两句诗，李鸿章一直身体力行，上述情景即可见一斑。他临终前曾口授七律一首：“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乱，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直抒胸臆，感人肺腑。

但另一方面却流传一副名联，道是：“杨三死后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它将李鸿章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逾百年之久。

所幸随着时代的进步，民智的开启，科学的昌明，研究的深入，层层迷雾逐渐散去，今天人们终于可以认识一个真实的李鸿章。

上世纪六十年代毛尝言：“四个第一好，这是个创造。”其中所褒扬的林彪所搞“思想工作第一”等空头政治，早已随风而逝。作为实干家的李鸿章，其“四个第一”才真正利国利民。

有鉴于此，北京当局如能更进一步，将李树为“三个代表”的样板，号召八千万党员加以效法，决策层率先垂范，则无疑将是中国一大幸事。是所至祷。

（08-12-20）修订

12月9日闻世的《零八宪章》，是中国民间社会近年来发出的具有空前影响力和震撼力的一个历史性政治文本。凡是读过《零八宪章》的国人，不论他持何种政治观点，都会因宪章的冲击波而作出本能的回应。

社会的反响首先来自那些能够突破官方网络封锁的人。他们在第一时间从国外中文网站上见到《零八宪章》后，除了签上自己的实名外，还迅速地在自己的博客上披露《零八宪章》的内容，并通过群发电子邮件和QQ群内部传播，将《零八宪章》的受众成几何级数般放大。而在每一批新的受众之中，就会有相当数量的人，通过向签名信箱发出邮件成为新的宪章联署者。这是一个自发的、官方难以阻遏的推展过程。在递进扩散的签名过程中，国人留下了大量发自肺腑的留言：

——中国大而不强，归根到底还是制度问题。作为80后，我们渴望在一个相对公平、公正、充满正义和诚信的社会环境中去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而不仅仅是为了钱和权力。我支持08宪章中的大部分内容。

——我是一个大四学生，在大学里我渐渐懂得如今这样一个专制政府和糟粕的环境，对追求民主自由开放社会的人来讲，压迫与破坏是如何的令人恶心。我有志与大家一起奋斗去赢得一个民主的国家，一个文明的社会。在此，我郑重地在《零八宪章》签名人中加上一个追求民主自由的人的名字。

——在一个表达人类最基本权利的签名都会让人感到恐惧的社会，我们还能说什么呢？是我们被阉割了，还是我们太过懦弱？一次浩劫般的文革，已将整个中国阉割了一次；如果我们不能面对浩劫中我们的丑恶，那我们就一直不能得到人性的救赎。

因《零八宪章》而受到鼓舞、感到振奋的人们，还从网上来到网下，相约结伴踏进大为不景气的餐馆，频频举杯，动情地为《零八宪章》干杯。一位来自深圳的朋友对我说，在他与同道的会面中，只要提及《零八宪章》，大家都会竖起大拇指褒扬文本，向《零八宪章》运动的先行者表示敬意，并相互发问：县长（宪章），签了吗？昨天，我还听到了一个开始在京城传开的真实故事：一个80后女生，因男友不敢用实名签署《零八宪章》，而提出与他分手。

多年来，中国的有房有车族基本上一直是不问政治的逍遥派。南京的有车一族刚开始听说有人在传什么《零八宪章》，都不屑地讥为傻瓜之举，吃饱了撑得。在一家奥迪专营店遭暴力强拆的消息传出之后，车友们再聚时，有位周先生说，咱们这些人，每家仅车子房子都价值上千万，说不定哪天就被政府给打砸抢了，看来只有支持《零八宪章》，才能长保富足生活。大家问老周《零八宪章》都说了些啥，老周说不知道，但他姐夫（南京市政府一位高官）告诉他上面要打压《零八宪章》，可见《零八宪章》一定是好的。

此外，《零八宪章》冲击波令大陆的极左派们蹦了起来。现在，处在网络封锁中的国人要想获知《零八宪章》的相关信息，首选可上极左派们的网站——乌有之乡，那是一个官方不喜欢但却不会将其关闭的网站。极左派们在承认《零八宪章》“在全国上下引起极大震动，国际上也反响强烈”的同时，把《零八宪章》首批签署者妖魔化为出卖祖国、分裂民族的“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是配合美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打响了颜色革命的枪声”，扬言要使《零八宪章》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然而，极左派们的目标看来是注定要落空的。日前，著名网友“不锈钢老鼠”刘荻已就如何推展《零八宪章》运动、声援刘晓波先生发出10点公开建议。如果她的建议能被有效地付诸实施，则人们有理由相信，《零八宪章》所造成的冲击正未有穷时，而“零八宪章，人人喊好”的那一天，也并不太遥远。

除了政治制度还是老样子，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没有什么变动，这些年中国的变化确实很大，最大的变动之一就是“成功”迷幻药对国人的蛊惑。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没有耐心过自己的寻常生活，渴望不劳而获，渴望一夜暴富，渴望以最小的代价甚至零代价获得世人艳羡的成功，这种心态开始像瘟疫一般蔓延，人们变得只争朝夕、急不可待，至于如何才能达到那种成功，如何在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成功抢滩，都无所谓，成功本身就是目的，成功就是最大份额的占有，就是成为做人上人，就是宝马香车豪宅，就是满足穷奢极欲的消费欲望，就是在本能上获得最大限度的解放，向自身的身体极限挑战，简单地说就是“西门庆化”，过上像西门庆那样的生活，就是“有了快感你就喊”。以不成功为耻，以成功为荣，几乎一切目光都主动或被动地投射到成功的光环上，这是一个广告的时代，大多数广告给人的暗示或明示就是如此，它误导人们不择手段、走捷径、投机取巧，夜以继日，正把一个民族往一个浮躁的欲望之海里带。这一切都是权势集团默许、纵容和暗中窃喜的。越来越多的国人深陷在欲海中不能自拔，他们的安全感也就越强。

按照这样的成功观塑造起来的人是可怕的。吉林省妇联对五所大学的上千名女大学生进行一次调查，结果发现半数以上的女生不反对“傍大款”、做“周末二奶”，虽然其中只有1%的人表示“有机会自己也会这么去做”，但有21.2%的人认为这样做“很正常，每个人追求不同”，33.7%的人认为“无所谓”，只是自己不会去做。这个比例和高达61.47%的女生赞同或基本赞同做人“应当及时行乐”，合在一起就为上述成功观做了一个可以量化的注脚。在有钱有势者迅速“西门庆化”的同时，没有掌握优势资源的普通人或弱者中开始出现“宠物化”倾向，笑贫不笑娼，做“宠物”也是一种成功的“宠物”。成功，成功，有多少罪恶借成功之名而行？

这样的成功是一种摇头丸、“迷幻药”，一旦吞了下去，就会云里雾里，生活在幻觉中，再也不能容忍平平淡淡的一日三餐，再也不相信诚实的劳动，再也不愿坐冷板凳、下苦功，寻常生活在他们的眼里成了失败的代名词，恪守道德底线被看作是愚蠢、无能的表现，《厚黑学》成为不少人的人生指南不是偶然的，女大学生中流行“学得好不如嫁得好”乃至不惜做“周末二奶”更不是偶然的。没有新闻自由的媒体每天几乎都在为这样扭曲的成功观推波助澜，明星、大款鸡毛蒜皮的小事、奢靡时尚的吃喝拉撒，都是他们津津乐道的下酒菜，天天端出来款待受众，不厌其烦，不惜版面。人性具有两面性，如果社会总是往本能的、肉欲的、生物性的一面引导，处处迎合人性中的这一面，那么人性就会往这个方向倾斜，至少多数人是缺乏足够的定力抗拒的，尤其刚刚入世的年轻人更是如此。

这样的成功观借助大众传媒、网络、商业广告不断弥漫，对人心的诱拐是极为成功的，据说，有人在上海做过一项调查，年轻人愿意当农民的一个都没有，愿意当工人的只有一个。为什么？就因为工人、农民注定了就是失败者，在成功的探照灯下，这些靠体力劳动吃饭、诚实生活的职业对年轻人来说都是不愿接受的。用这种成功观塑造的年轻人心目中，只有万能的金钱，无限的享受，只要能带来这些东西就是成功，对他们来说，生活就是等待天上掉馅饼，自己第一个接到，而且相信天上一定有这样的馅饼。什么努力，什么勤劳，什么诚实，在这个贫富两极急剧分化的年代，在那么多靠不光彩手段率先暴富的例证面前，真是脆弱得不堪一击。这个时候，我们如果要一味责怪那些不反对“傍大款”、做“周末二奶”的女大学生，确实也有点不忍心。她们只是这个时代里成长起来的普通人，她们的观念是在日复一日的现实生活夹缝里形成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凭空产生的，社会生活就是一本活的教科书。当社会普遍追求物质化的成功，世上一切最好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都被极少数成功者占有，失败者的立足之地如同流沙一样不断滑陷，我们还能奢望大多数女大学生都能坚守底线、拒绝诱惑吗？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年学者张博树，在香港同时推出两本新著《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包括一个“主报告”和两个“附件”）和《从五四到六四：二十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第一卷）。由晨钟书局十一月出版的这两本书，在中国大陆被视为禁书，前者是一部国策书，解码二零零八年后中国大变局；后者是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反思之作”，纪念八九年六四事件二十週年的“揭幕之作”。

张博树在中国社科院任职已十七年，研究西方哲学和现代极权主义，最终专注中国宪政改革这一论题。他说：“中国宪政改革最大的障碍，是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体制本身”，因此他认定，若要中国实现宪政改革，“那就是解构以至终结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体制，再造共和”。有评论认为，“作为官方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居然如此断言，颇为令人折服”。

张博树另一重要论点认为，自“六四”之后，中国出现权贵资本，而权贵资本对宪政改革的抵制，近年来更趋严厉，因为“对这些新权贵来讲，维护一党专制早已不再是什麽认知上的原因，而是出于赤裸裸的利益考虑。当权力能够带来巨大的利益时，任何以限制权力、制约权力为目标的改革都会受到拼死抵制”。他预期，中国民主宪政的初步建构，需要二十年左右时间。

前一阵，网上热传张博树的多篇论著：《中国宪政改革：背景、目标、实施步骤与约束条件——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主报告）》、《俄罗斯、东欧民主化进程及其经验教训对中国的启示》、《台湾民主转型的历史—制度背景》、《解构党专制：中国的根本出路》、《从五四到六四：二十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权力语境内认知逻辑与利益逻辑的双重嬗变：也谈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民主党主席徐文立认为，不能不特别注意那些能引领整个社会未来走向的理论界的变化，最近这种变化中，最令人振奋的是两篇长文，其中之一是张博树的《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这两篇长文对中共政权而言，意义决不亚于满清时期康、梁《公车上书》。

张博树说：“八九年对很多中国人都具有特殊意义。我也不例外。震惊于这一年的六四剧变，个人研究计划作出重大调整，学术命运也随之改变。中国的社会转型和政治现代化付出了过于沉重的代价。历史要求这一代人给出一个清晰说法。我们不能迴避这种担当。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制度，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深刻而不幸的影响，在二十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演变中的位置等，都是我们必须回答的。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自己理性的思维，尤其当它处于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

十二月初，张博树在北京接受访问。谈到当下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明白，今天为什麽要纪念这三十年。他说：“这三十年要放进过去了的百年看，这是中国在寻找现代化道路，完成自身转型，从前现代的农业社会、前现代的专制社会，转向一个现代民主社会。在将近百年的过程中，从中华民国到今天，这是中国人明确地在制度上试图去建构一种现代民主制度，它的前提是理论和形态上认同民主价值的基本理念，即今天所说的普世价值。”

怎么理解你所说的这“百年过程”？

一百年前，我们的先贤已经在这方面有了明确认识，问题是四九年以后，建立了另外一套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到现在，演变了六十年，人们发现这套制度解决不了中国的民主问题、自由问题、人权问题。所谓改革开放这三十年来的历史定位，实际上是对这六十年来中国人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所作的制度选择的路径错误的纠正。四九年前的中共与国民党竞争时，它提出的口号，应该说是符合今天说的普世价值的。前不久，我去狼牙山，那是“革命老区”，参观纪念馆时，看到展出的一张历史照片：一位妇女竞选边区议员，会场大柱子上贴著大标语：结束一党专政，还权于民。

为什么说是“路径选择的错误”？

共产党建立政权以后，政治上选择人民民主专政，后称为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就是一党专政。六十年的演变，让人看清了问题症结所在。权力的垄断是政治结构、政治体制最大的问题。经济上，四九年以后，特别是五三年以后，实际上是计划经济，当时被认为是优越于资本主义，这就把市场的活力全部抹杀了。同时实施社会控制，没有今天人们说的公民社会的发展，公民丧失了基本自由。

七六至七八年是两年的过渡和转折期。从大历史的定位讲，七八年后的三十年，是对四九年以后建立的制度路径选择错误的纠正。一九一二年以后中国已经有了现代化路径的选择，四九年的选择是对这一选择的背离，到了七八年，问题暴露得很充分了。因此，七八年以后的三十年，本质上是对一九一二年开闢的路径的回归。这三十年客观上是对共产党建立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运行体制的本质上的纠正。这种纠正还不彻底，经济改革虽比较充分，但尚不完全到位。

你怎么研判这三十年当局对社会控制的变化？

毛泽东对公民社会的扼杀，这三十年来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是伴随经济开放，市场经济原则的确立，人们有了更多的经济上选择的自由，言论、结社、私人生活领域，今天儘管还有各种不合人意的地方，但毕竟进步了，十年来有了互联网，这是没有想到的。对于言论、结社，虽然当局还设法试图控制，但越来越困难了，民间力量的成长和传统体制对它的限制之间的博弈，总趋势是民进官退。变化最小的，也是传统体制用尽力量死守的，即权力这一块，当政者认为，这是最核心的一块。政治体制不能变，党的领导不能变，要变只是技术意义上的变，说到底是最高领导对权力的掌控和垄断不能变，不允许权力在他手上动摇，一党垄断权力成了中国政治现代化中最大的制度性障碍。

你如何评论当下的权贵资本势力？

江泽民执政的十三年，中国权贵势力坐大，一方面是市场经济，一方面是维持旧有的政治体制，这是胡锦涛执政后所继承的现实。这一体制，由于经济上的市场化，政治上却保持原来的垄断化，这两者之间所造成的矛盾，到了胡温执政时，越来越尖锐化。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所包含的结构性矛盾越来越深刻，这是让胡温感到十分棘手的事。

你怎么看当局对民间维权的态度？

这些年随著官民衝突的加剧，民间维权呈现如火如荼的状态，这是过去很少见的，越来越多的百姓有了维权意识，透过各种途径尝试这种维权。最近有新的迹象，执政者面对这种情况，作出某种调整，逐渐改变以往僵硬的传统的以对抗方式处理这些问题。最近各地发生的出租车罢工示威，官方没有採取过去那样的强硬镇压方式，大都採取温和对话的方式。这是积极的迹象。当然，目前还不能以严格意义上的结社自由来定义中国今天的民间社会。不过，确实是在按照中国现有条件下那种方式往前走，官方也在逐渐调整。

对路径选择错误有望作出全面纠正吗？

三十年来对过去六十年路径选择错误的纠正，已经做了一半，另一半是在政治结构上回归人类的主流文明，回归一九一二年已开闢的传统。社会所积聚的矛盾提供了足够的可能去解决这事。民间力量也越来越壮大、成熟。问题就看当权者是否有足够决心、足够智慧来回应这个历史要求了。

前两天，美国第二大报业集团美国报纸出版和广播集团论坛报公司提出破产保护申请的消息传到中国后，很有些网友不约而同发出呼吁，建议中国企业收购该公司旗下在美国很有影响力的《洛杉矶时报》。北京最爱国的《环球时报》立刻举行了“中国应该收购美国大报宣传自己吗？”的在线调查。

这个主意本来是这家报纸网站的值班编辑无聊之极时的超级搞笑，是中国特色的民主愚人节，不料这家报纸的读者却认真对待，踊跃投票。根据报道，“赞成中国企业收购《洛杉矶时报》的网友投票数高达9514票，远远多于持反对意见的3943票”。

爱国网友们纷纷表示“这样很好，可以向西方介绍真实的中国，同时可以打击西方某些大报以偏概全的实力”；“可以经常宣传中国的真实情况，免得外国媒体对我国诽谤和诬蔑，是宣传我们价值观的地方”；“支持收购。让专业人士去经营，值得买。一家媒体胜过一个军的力量，俄罗斯怎么解体的？萨达姆怎么上的绞刑架？都与这些媒体有关。国家应该支持国营或私有企业去收购网名”。网名“胃口很大”的网友进一步建议“不只要收购报纸，还要收购网站、电视台。如果不宣传，外国人总通过二手消息了解中国。”

反对的人也很认真，坚持要把钱“花在有用的地方”，说，“当务之急，强国富家，收购那个东西干什么？”“用这笔钱多解决几百个大学生的就业不是更有意义吗？”

还有人看得更深，认为，“不符合中国的文化，水土不服。”

想来《环球时报》的编辑没料到读者如此缺乏幽默感，但既然到了这个地步，假戏也只好真做了。好在为这家报纸搞笑多年，不乏喜剧细胞，于是把一个愚人节的问题一本正经地上升为一个可行性的讨论，提出了：“中国企业收购美国报纸究竟可不可行？”

《人民日报》一个“在美国多年”的高级编辑丁刚接过了这个喜剧的绣球，也一本正经地说：“很多网友的热情可以理解，但实际上并不可能，”因为这“不仅仅是报纸属于谁的问题……《洛杉矶时报》有自己长期形成的办报方针和风格，而它所隶属的公司老板并不能主导其办报方针，因此，即使该报真的被中国企业成功收购，其风格也不会因此而改变，因此也不会向网友希望的那样，‘借此向世界传递中国的声音’”。

就此，一场搞僵的喜剧悄悄落幕。很多网友恐怕决不会知道自己成了搞笑的材料，他们只知道他们的建议不可行，但他们的爱国热情还是可贵的，也被肯定了。

看了这场热乎乎的半真半假的讨论，感觉到中国是一天比一天阔了，说话时中气也一句比一句足了，动不动就来一个“大手笔”，时髦用语是“你开个价吧”。现在西方经济不景气，正是中国“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时候。但以为“包”一家西方报纸就能“传递中国的声音”，这个想法也太小儿科了，所以如果不是搞笑，神经就绝对有问题。

毛泽东时代文艺作品中斥责资产阶级用金钱腐蚀革命干部时有一句义正词严的话：“把你那点臭钱收起来吧！”结合当下中国的现实，恐怕还要加一句：“你以为你有几个臭钱就能把西方报纸包下来当中宣部的二奶吗？做梦去吧！”

哈罗德•品特

据哈罗德•品特的妻子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剧作家哈罗德•品特24日死于癌症，享年78岁。

哈罗德•品特200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作品包括《生日晚会》、《哑巴侍应》以及具有突破意义的作品《看房者》。瑞典皇家文学院认为品特回归了戏剧写作的艺术形式。“品特使戏剧回归到它的基本元素：一个封闭的空间和不可预知的对话。人们在这些对话里受到彼此的控制，一切矫饰土崩瓦解。”

品特是个崇尚人权和反战的作家，他曾公开反对北约空袭塞尔维亚。并曾与其他名人因伊拉克战事，要求弹劾首相贝里雅，指责其为“战犯”。他的诗歌选集《战争》，表达了他对伊拉克战争的强烈抗议，这部诗集获得了威尔弗雷德•欧文奖。“

这位被誉为萧伯纳之后英国最重要的剧作家一生获奖无数，其中还包括奥地利文学奖、莎士比亚奖、欧洲文学大奖、皮兰德娄奖、大卫?科恩大不列颠文学奖、劳伦斯•奥利佛奖以及莫里哀终身成就奖等。此外，他还有14个大学的荣誉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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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罗德·品特简介

1930年10月10日，哈罗德·品特生于伦敦东部哈克尼一个犹太人的家庭。他的整个青少年时期，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云下度过的，这些都对他后来的创作产生了潜在的影响。1948年，品特曾到英国皇家艺术学院进行过短暂的学习。1950年他开始写作，曾出版其诗作；并以艺名大卫·巴伦（DavidBaron）登台演出。

1957年，品特写出了第一个剧本《房间》。正是在这部剧作中，品特植入了日常生活背后的恐惧以及荒谬。近50年后，即2005年，瑞典皇家文学院授予哈罗德·品特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是——“他的戏剧发现了在日常废话掩盖下的惊心动魄之处，并强行打开了压抑者关闭的房间。”

成了专业作家后的品特有时仍参加演出或担任导演。品特早年深受荒诞派戏剧代表人物塞缪尔·贝克特的影响，后来两人更成为深交。他积极进行新的戏剧实验，向英国的戏剧传统挑战，很快便引起了人们的注目。这些剧的情节往往把一些无伤大雅的情况，逐渐变坏成荒诞的局面，剧中人物的行为有时令观众、甚至剧中其他角色费解。

品特的作品新颖精炼，形式多样，有独幕和多幕舞台剧，也有电视剧和广播剧；早期主要作品有《房屋》（1957）、《送菜升降机》（1957）、《生日晚会》（1958）、《看管人》（1960）、《侏儒》（1961）、《搜集证据》（1962）、《茶会》（1965）、《归家》（1965）、《昔日》（1971）和《虚无乡》（1975）等。其中三幕剧《看管人》曾于1960年作为最佳剧本赢得晚会标准戏剧奖和纽约报纸同业公会的专栏奖，可以说是他最成功的剧作之一。两幕剧《归家》1967年获百老汇剧评家奖。

上世纪70年代起，品特有更多机会导演，并成为了国立皇家剧院的副导演。该时期他的剧作篇幅逐渐变得短小，更为政治化，看起来像某种寓言。同时，作品开始具有明显的左派倾向，对充斥世界的不公正境况进行了严厉抨击，他的激进言行也常见于英国媒体。可以说，品特这时的风格已从荒诞派逐渐向政治戏剧过渡。

品特是个崇尚人权和反战的作家，他曾公开反对北约空袭塞尔维亚。并曾与其他名人因伊拉克战事，要求弹劾首相贝里雅，指责其为“战犯”。

2003年，品特出版了一部诗歌选集《战争》，表达了他对伊拉克战争的强烈抗议，次年因这部诗集获得了威尔弗雷德·欧文奖。“你的脑袋卷进沙里/你的脑袋是泥土的池塘/你的脑袋是尘埃中的一个污点/你的目光已经熄灭而你的鼻子/仅仅嗅到死者的臭气/而所有死亡的空气都活着/伴随着美国上帝的气息。”今年3月，品特宣布他已决定终止自己的剧作生涯，集中精力于政治活动，2000年的剧作《庆典》当属他的封笔之作。

这位被誉为萧伯纳之后英国最重要的剧作家一生获奖无数，其中还包括奥地利文学奖、莎士比亚奖、欧洲文学大奖、皮兰德娄奖、大卫·科恩大不列颠文学奖、劳伦斯·奥利佛奖以及莫里哀终身成就奖等。此外，他还有14个大学的荣誉学位。

一位年轻朋友发来一段MSN的聊天记录，对方是一位在宪章上签名的姑娘，有一个武侠小说里才会有的神秘诡异的美丽网名（我是刘胡兰，打死我也不会说出这个可爱名字），她刚刚与男友分手。因为她签名这件事情，男孩感到压力过大。对话中有这样一段：

“他问我，我和国家那个重要？”
“我说都重要。”
“他说，你居然觉得我没有宪章重要？”
“……”。
“他问，（签名之后）可能永远都见不到我，你会不会后悔？”
“我会很难过，但不后悔。”
（旁问：“你当时签的时候，这个作为可能后果，想到了么？”）
“我不认为会有这么严重。但是我当时是考虑了一下。但是我更多的是考虑，我在做一件对的事情，我知道我肯定会付出代价，但是我还是觉得，我必须要做，就这样。”

读了这段话，首先对这位未曾谋面的姑娘心生敬意。很想转告她，把你那不能承受的，都让我来承担吧，但又怕说了这话，反而抵消了姑娘坚毅、高贵的心气：那是她自己的事情，是她自己想要去做、也准备独自承担的。同时，也对于自己所处的年代产生一种迷离恍惚的感觉。这是一个什么时代，一个年轻女孩为了自己的国家，却要蒙受那样多的压力，置身于一种危险当中，令她身边的人看了惊悸不已。

我也不想谴责那个男孩，毕竟，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生活的理由和根据，不可强求一致和一定要求他人理解。唯一感到遗憾的是——如果实在要分手，也要等过了这阵子再说。目前这种特殊时刻，正是需要共同面对、帮助分担。（写出这个故事，经过了犹豫再三。敬请朋友们不要对这位男孩进行抨击。尊敬每个人的选择，是我们题中应有之一，一定要以实际行动做到这一点。）

认为我们的国家很重要，非常重要，重要到了可以与自己的幸福相提并论，为了国家甚至随时准备“付出代价”，献出自己生命中的一部分——个人安全和个人的自由，这位姑娘的想法，说出了我们这些同为宪章签署者，内心深处视为理所当然的想法。我们从来没有忘怀自己的国家，在这片大地上发生的事情，始终牵动着我们的目光和萦绕在我们的脑际。那么，我们是一些什么人？我们是爱国者！

这样说有人会感到不解。你们这些人不是主张个人自由吗？你们不是先后争相朝着与人群相反的方向走去，然后带着那种野兽的气味，从人群的对面走过来吗？年初在万圣书店讲座之后有一个年轻姑娘发问：“老师你怎么还会用‘我们’这个词？”她的意思是那是一个“复数”，或许在我的字典中早就加以废除了。我回答她说：“实际上我用的比这还要过分得多。我经常使用‘我们民族’这样的表达。”

那么，今天错综复杂的语境之下，需要交代我们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爱国者？爱国主义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而我则要先问问自己，“爱国主义”这个东西，是怎么钻到我自己的头脑中去，它是如何生根的呢？

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治外法权”这个词了，大概三四岁，它是我掌握的第一批母语。尽管不知道它的含义，但是对于下面这个故事烂熟于心：1935年我的祖父，病逝于江苏盐城一家教会医院，年仅35岁。本来只是普通疟疾，已经办好手续准备出院，临动身之前打最后一针，针管里空气没有排尽，拔出针头人就没救了。打针的是一位中国护士，但出事后开办这家医院的洋人牧师却站出来说，针是他本人打的。当地不止一家报纸报道了此事，但是因为此人享受“治外法权”，最终不了了之。父亲将这个故事对哥哥姐姐反复讲，每次都难以克制他的愤怒和屈辱。

我从家族里天生继承了这种愤怒和屈辱。1996年我回老家，与表哥沿着昏暗肮脏的街道找到了这所教堂及医院的旧址，那里现在还是教堂。新的主事告诉我们这个人叫牟克里斯，他还有一个中国名字叫做白秀生，是属于美国长老会的英国人。我到图书馆里寻求当年的报纸，被告知四十年代日本人侵略时，所有这些当年的资料全都毁于战火。这种情况我了解，我们小时候想在家前屋后翻出很小一块地种点蔬菜，铁锹根本挖不下去，地下全是瓦砾碎石，这个小城当年几乎被夷平。

父辈的创伤，这个城市的创伤，我们民族的创伤，是我们没有选择的过去。称之为“我们”，是说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从中逃脱，没有一个人可以将自己的头发拔起来，离开这样的历史和土壤。这样一笔历史与记忆的精神遗产，不管是穷是富，我们都是它天然的继承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自由确实是一个整体。我们虽然反对以国家的名义剥夺个人自由，但是也知道，个人自由，是在国家中得到体现和有所保证的；没有国家的自由独立，就没有个人自由的完整实现。

从这样的痛苦历史当中我们也学到了许多东西，它培养了我们的正义感、是非感，对于这个世界秩序应该如何的基本视野——平等与公正、反对奴役，以及与自己的同胞休戚与共的那种团结感。我不认为我们曾经喝下去的都是“狼奶”，是需要从身体里加以剔除的。比喻都是跛脚的。我小时候崇拜的电影人物，到现在也没有人能够超越：《红色娘子军》里的吴清华、《甲午风云》中的邓世昌，桀骜不驯的他/她们，眼睛里有火炬，那是自由的火炬、反抗的火炬。

我们一拨一拨人在这样的氛围中长大。我女儿小学的语文课本与我差不多，尤其是刘胡兰那一课，插图上云周西村那几个鬼鬼祟祟的坏蛋，继续躲在阴暗的墙角，与烈士一样永存。我不认为她从这样的课本中学到的东西，仅仅是负面的。不过，关于这件事情，我后来的结论有点不一样。我估算那几个坏蛋参加国民党的时间不可能很长，因而他们将一个十几岁的女娃娃推到铡刀之下的做法，完全不是来自“总理遗训”，而是我们这个民族性格中的残忍。

关于这些，说得最好的还是鲁迅，那是一种对于弱者毫无愧色的残忍。《狂人日记》里是这么说的：“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懦、狐狸的狡猾。”无论如何，鲁迅的“国民性”是一个很好的提法，它代表了一个民族的自我反省。后来我看许多事情，都是这个角度。在中国，残忍不是那个党的专利，不是国民党的，也不是共产党的，它是一种历史现象。最近在网上读到大批吃猫的事情，令人难以置信，那是一种同样型号的残忍。

我的爱国主义观，就在一种混杂的遗产当中建立起来。一方面，是毫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所强加的不平等秩序，反对不平等条约与侵略者的战火；另一方面，是对于我们民族历史的深刻反省，对于我们民族自身弱点毫不留情的批判，是反思从前人们的所作所为陈腐陋习，而不是盲目崇拜祖先。这一点恐怕也不仅是对于我们民族是成立的：那些古代的历史，尤其是权力更替的历史，是不合适拿它当作一部田园牧歌或者小夜曲的，而是充满着血腥、暴力和阴谋。唐诗宋词的确很美，但是人们首先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而不是生活在字面上；是生活在既定的政治秩序、政治关系当中，而不光是游走于青山绿水之间。专制的政治在统治者一方是专横及制造恐惧，在被统治者一方是依附及低声下气。这两者没有不严重损害人们品格和品质的。在这条道路上，我们损失了多少，那是无法计算的。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将会有什么样的民族性格，那也是无法想像的。

包括我们这半个世纪的历史。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不停地“运动”，尤其是“反右”和“文革”，对于我们民族传统、民族精神和道德、民族共同体生活的破坏，那是空前的、史无前例的。迄今我们生活在这种破坏的阴影之下，某种惯性的东西拖着一条又粗又长的尾巴，还在延伸继续。什么时候我们中国人说几句话就这么严重？我们中国人不让中国人自己说话，把我们同胞的嘴巴捂起来，眼睛蒙起来，这是个什么道理？

宪章也不过就是一份文本，一份秀才的纸上蓝图，签名的这些人互相之间大多数也不认识，在街上互相照了面也不知道打招呼，怎么就如此如临大敌一般？结果弄得人家小伙子不敢与姑娘谈恋爱了，是什么力量比爱情还要强大？人与人之间的纽带怎么会这么脆弱、容易破裂？

我们认为生活在一个恐惧的国度，需要不停地制造恐惧才能够维持运转，是可耻的，对于国家和对于个人都是如此。这就是我们这些爱国者存在的理由，我们所向往的是这样一种前景：能够称之为我们“祖国”的，我们为之骄傲和引以为荣的，是这样一个地方，它能够为所有公民提供全面的庇护，这种庇护通过政治制度和法律的形式得到落实和保证；于其中将人们结合在一起的坚强纽带，是他们平等的公民身份，他们能够平等地参与公共事务，平等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平等地与他人协商对话，从而既获得自己的利益，也能够完成自己的公民责任，并显示出公民身上具有的种种美德。

那是一个自由的结合体，人们以分享自由和责任形成他们某种共同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因为某一种族或者语言的一致性。因此，说到“爱国”，所激发的是一种公民身份的激情，是对于他们所享有的平等、自由的热爱。人们寄情于这个地方，是因为他们在这里感到自由、有保障和讲道理，于是自愿认同这样的地方为自己的“家园”，希望在这样的地方生活一辈子，即是可以去别的地方，还是愿意生活在这个地方。

这对于陌生人也是一样的，异乡人在其中也会感到亲切和自然，因为这里提供每个人所需要的保护和得到尊敬。如果说，这样的国度目前还不存在，那么，促成它的形成和诞生，正是我们的爱国主义所在。今年九、十月份在台湾时，一再遇到年轻学生说“你们那里不自由”。我很快反应过来，大声说，“但是我们有争取自由啊”。争取自由的人们，所享有的自由，并不比其他人们少。在一个缺少公民制度的地方，先当一个有责任的公民，其爱国的程度，只有更甚。

称我们为“宪法爱国主义”（consitutional patriotism）也许是合适的，尽管我们当中大多数人对于政治术语并不十分在行，那些在行的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简单地说，就是“公民爱国者”。我们的爱国主义不同于民族主义在于，后者看重的是仅仅是种族、语言、文化上的一致性，而这些东西往往掩盖了人与人在现实关系中的不合理性，用过去的话来说就是不合理的阶级关系。民族主义者对于本国的特权、专制和腐败往往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一点也不敏感，他们或许会说，“再坏也是我们自己人”，他们仅仅对于不同肤色的人们感到敏感。但是很可能，他倒是愿意与自己肤色相同的一切人结为共同体，但是这个肤色中有人不愿意与他结为共同体（吸食民脂民膏的贪官污吏、为虎作伥者、附炎趋势者）。而如果是萨伊德所说的，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所有知识策略中最卑劣的，就是自以为是地指责其他国家中的恶行，却放过自己社会中的相同行径。”

在这方面，我愿意奉送波兰诗人赫伯特的一句话，他说他的爱国主义表现在“如果是本民族的人，做了同样愚蠢的事情，这只会令他更加恼火”。也就是说，抵制家乐福的事情，最好让美国人、英国人或者法国人自己去干，我们要花力气要做的，是如何让本国政府看得起本国人民，将我们每一个人民当作宝贝，而不是视为粪土。一个在本国受到尊敬的人们，包括力争让自己得到应有尊敬的人们，才是别人合适的尊敬对象。当然了，即使是一个奴隶，也是有资格要求别人来尊敬自己的。

家乐福故乡的那个卢梭，说了许多话我并不赞成，但是这一句却让人眼前一亮：“要让我们的祖国成为其公民的共同母亲；要让公民在其祖国享受的种种好处使得他们热爱这个国家；要让政府在公共管理中给人民留下足够的空间，以使公民感到就像是在自己家里一样；要让法律成为公民心目中一种保障公共自由的东西。”

我喜爱的作家王小波也曾表达，他本人“是很爱国的，这体现在：我希望伏尔泰、杰弗逊的文章能归到辜鸿铭的名下，而把辜鸿铭的文章栽给洋鬼子。假如这是事实的话，我会感到幸福得多。”借用王小波的这个句式，那么我希望卢梭的这段话，是我们这里的某个人说出的（我不说出他的名字），从而让他成为我们时代真正的思想大师。

最后，提及我本人的爱国主义，这件事情或许值得一提，建立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我本人“亦有贡献”。那是在80年代初期，应该是纪念抗战胜利多少周年，报纸上刊登了大量当年日军侵华、占领南京的残忍照片。我提笔给南京市人民政府写过一封信，说应该成立这么一个大屠杀纪念馆，“为历史也为未来”，如此这般。后来得到的回信却是来自“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说是我的建议很好，应当予以考虑。记得那是手写的字体，只有寥寥几行字，这是我写东西得到的第一次回应。这份东西，后来有网友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网站上居然查到了又发给我，看来我是首批提出此项要求的民众之一，所以人家保留下来并且上了网。
其中是这样提出诉求的：

“尊敬的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及各位负责同志，我诚恳地请求你们，为历史也为未来，为南京人民、中国人民也为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做两件事：

一、在南京选择适当的地点，建立三十万受难同胞的纪念馆，在馆内陈列日本侵略军在南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的有关照片、文献和实物。

二、与有关部门联系撰写、出版通俗的、图文并存的南京大屠杀惨案的历史记载，让小学文化程度以上的人民群众都可以阅读。”

对了，我还交代过自己是如何组织一次反美大游行的，那是许多年之前。

近来人们都在关注两个焦点，一是在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的讲话，二是《零八宪章》。《零八宪章》是宪政之纲领性文献，是自下而上来自民众对过去的解读和对未来中国民主、共和、宪政的呼唤，胡锦涛的讲话则表明了最高统治者对过去的诠释和未来之路的动向。

零八宪章是对现代民主宪政最基本的解读和诠释，有人认为零八宪章是温和的，甚至是妥协的，这些都是表面化的感觉而已，温和并没什么不好，适当的妥协也是必要的。关键是能不能认同民主、共和、宪政这个前提，看看胡锦涛的讲话是否有宪政的意愿，能否有宪政的希望。

一、零八宪章这样解读改革开放三十年：“二十世纪后期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摆脱了毛泽东时代的普遍贫困和绝对极权，民间财富和民众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个人的经济自由和社会权利得到部分恢复，公民社会开始生长，民间对人权和政治自由的呼声日益高涨。执政者也在进行走向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经济改革的同时，开始了从拒绝人权到逐渐承认人权的转变。中国政府于1997年、1998年分别签署了两个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全国人大于2004年通过修宪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今年又承诺制订和推行《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但是，这些政治进步迄今为止大多停留在纸面上；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现实。执政集团继续坚持维系威权统治，排拒政治变革，由此导致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公民的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正在显示着灾难性的失控趋势，现行体制的落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可以总结为：成绩是肯定的，但灾难性问题是失控的，根源是体制的，不改是不行的。

胡锦涛这样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中共和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召开的。在那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果断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并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自此，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此外，中国还不断深化政治、文化、社会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不断形成和发展符合当代中国国情、充满生机活力的新的体制机制，为经济繁荣发展、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了有力制度保障。与此同时，对外开放使中国成功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

“改革开放使中国取得了令世界惊叹的成绩。30年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保持了年均近10%的增速，经济总量上升为世界第四。这30年也是中国民众收入增长最快、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增加到13786元；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1400多万。”

“当前，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并没有改变，还面临着许多问题没有解决，例如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农业基础薄弱等等。当前蔓延的国际金融危机也对中国经济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胡锦涛的这些说法可以简单总结为：成绩是巨大的，人民是满意的；问题是次要的，都是国情惹的祸，不谈问题的严峻，不谈问题的本质，不谈问题的根源，可以说是标准的党八股之风还在延续。

二、对过去解读的差异，自然而然形成对未来之路不同的理念和思路

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所面临的在现状下不可调和之矛盾、无法控制之灾难，零八宪章提出民主、共和、宪政的现代政治基本制度架构，以及在诸方面提出具体主张，提出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抉择。这些都是人类发展经验的精髓，实践已经证明，宪政体制能有效控制公权力的恶性膨胀发展，最大限制的保障公民的权益，解决中国现存的诸多矛盾，而且由于其民主之体制、自由之思想、有效之监督，使得社会有了一定的自我免疫能力，朝着健康的方向不断发展。

但从胡锦涛的讲话根本就没有理会这个“不容回避的抉择”： “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和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总之一句话，还得照着老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三、有意思的是胡讲话中提出“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的三不方针，很快就被那些驯化的、豢养的文人们肉麻颂扬，广为传唱，似乎又一个崭新的、伟大的“理论学说”就此诞生，请看评论：

“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畏惧敌对势力的干扰和破坏，我们从来是竭尽全力为中国亿万人民效力，但是我党历史上确有很多重大曲折，是来自我们内部的‘折腾’。总书记是意味深长地提醒全党同志，我们内部不要为不必要的思想理论分歧和书生意气之争而“折腾”，自己人给自己人添麻烦，让外部势力看笑话甚至心怀叵测地加以利用。很多事情要让经济社会发展的伟大实践来回答，要待客观实践和时代发展做出正确结论。”

“我们走到今天，来之不易，全党同志都要倍加维护，倍加努力，倍加珍惜；‘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人民群众不希望折腾，党员干部不希望折腾……全党同志，都应该深思和领悟总书记讲的“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这“三不”，应该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思考问题、处理工作的重要指针。”

这个“不折腾”算是对零八宪章的回应吗？这个不折腾可谓语重心长，情意绵绵，似乎承认以前共产党的“瞎折腾”已经把中国人折腾得够惨了。胡锦涛回避对宪章做出任何评论，只说中国人不希望再“折腾”了，共产党内部更不希望再“折腾”了（这句倒是真话），总之还是那句老话：现在能吃饱肚皮就该满足了，什么“自由、平等、人权”，什么“民主、共和、宪政”都是在“瞎折腾”，我们还得走“中国特色”的老路。

总结：到目前为止，官方没有一丁点跟《零八宪章》正面交锋的东西现世，看来，胡锦涛打的是软球，玩的是内功，耍的是阴招（不正面接招并不代表不抓人）。我看他是没有这个底气，更没有这份魄力接这个招，甚至连反驳的勇气都没有。难道一句“不折腾”就能回避政权对公民基本权益的无情践踏吗？能回避三十年来对生态环境的灾难性破坏吗？能回避贫富极端分化所产生的不安定因素吗？能回避国民没有教育和基本社会福利保障的现实吗？能回避官员猖狂霸道，人民算个屁的现实吗？能回避恶警横行，警民对立的现状吗？能回避官商勾结的毒奶、强拆给民众造成的巨大伤害吗？能回避此起彼伏、如火如荼的民众抗争吗？能回避人民逐步看清专制的本质，日益强烈的民主、共和、宪政渴求吗？

你的利益最大化后，说不玩就不玩了？你严重侵害了国民的权益说不折腾就不折腾了？这算哪门子游戏规则？索马里海盗在抢劫沙特阿拉伯巨型油轮“天狼星”号后可能也想对全世界说“别折腾了”，可他们毕竟还有点羞耻心吧，没好意思说出口，此话如今不幸被中国的执政党出来了，而且说得如此理直气壮。

如果共产党真的折腾够了，不想再折腾，那是不是轮到人民折腾了？一旦人民折腾起来，那可是要天翻地覆的，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到那时就不是您一句“不折腾”能了事的！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居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