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莫小看吴司令:评《吴法宪回忆录》

我的朋友际平寄来厚厚的两卷《吴法宪回忆录——艰难岁月》,在他的催促下,我放下最近感兴趣的章太炎,开始阅读这近千页的大部头“政治学习”材料。从目录上看,这书就象中共党史的提纲,除了第一章“我的一家人”和最后两章“阶下囚”、“保外就医到济南”,其余的简直是我们几十年来被强迫灌输的那种千篇一律的内容。我自幼不喜欢读《红旗飘飘》那样的书籍,对别人谈论四野X纵的司令是XX,叶挺独立团如何如何那样的话题恐怕连听的份都没有。再加上我读书慢,不会一目十行那样跳着来,不存在精读、泛读的事情,只有读或者不读。也幸亏我笨,才没有辜负吴司令的一片苦心。这本书真是难得的阅读经验,他的惊人记忆力,鲜活的个性,离奇的经历和军人的憨直调皮都使我对这个跃然纸上的吴司令和那个特定的文化环境思之再三,久久不能释怀。

一、恶名

近几年来对有人要给林彪翻案的事时有所闻,但看了媒体上曝的料并没有让我牵肠挂肚热血沸腾。一来我的家庭与我的经历都同那一事件没什么直接的联系;二来没人可以否认林彪在神化毛泽东的运动中起了相当拙劣的作用;至于共产党内的恩怨经过文革已经被搅得乌七八糟,世间令人同情的历史人物多了去了,谁有功夫有兴趣在言禁未开的当口去折腾这点陈芝麻烂谷子啊。无奈朋友推荐吴法宪的回忆录,又寄到我手上,不妨读一下罢。

吴法宪在文革期间达到了他政治生涯的顶峰,作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经常出现在报纸和新闻纪录片之中,由于他一身军装,肥头大耳,笑眯眯的形象,被九一三事件之后的人们贬为土匪胡传魁那样的反派人物,只要一唱“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拢共才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一个在样板戏《沙家浜》中虚构出的糊涂可笑的人物,土匪,汉奸加草包就出现在人的脑海里。正巧吴胡谐音,所以后来称他吴司令丝毫不带敬意。他在空军司令部娇宠林彪的儿子林立果的一句话更成了他永远也抹不去的恶行。他对林彪表示感恩的话,被批判材料用来夸张丑化他的人品,使他的公众形象固定在糊涂,献媚,口无遮拦,一无是处的大草包。其实政治人物遭到人们嘲弄讥笑,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象美国总统布什,副总统钱尼,不知有多少演员夸张模仿他们的举止言行,搞笑的生动刺激程度怕是比中国那些业余的同行过份多了。即使是象克林顿这样很有民望的总统,娱乐界也从来没有停止开他的玩笑。所不同的是,美国是对在位的政治家开一些玩笑,又是出自局外人的编排,完全是以开心取乐为主,不同于政治集团内用于整人的下三烂手段。中国是人家在位时以保护首长为名,封锁各种相关信息,从来也没有真正相信过群众,让老百姓来监督他们的“公仆”;下级官僚对上则唯唯诺诺媚之惟恐不及,等人家被拿下以后却又来发动群众,有意编排罪行,再来个批倒批臭,叫他遗臭万年,永世不得翻身。实在是太歹毒了一些。

正是共产党对意识形态工具的严格控制,使大众不易了解政治领导人的个人资料,以至于建国以后的政治家明显地不同于一般公众人物,他们有意无意地变成了一群毫无个性的人。只是在被批判的时候,人们才能毫无顾忌地谈论他们。美其名曰民主,实际是内斗不择手段,愚民以障人耳目,与现代民主真乃天壤之别。虽然罗织的罪名事后看来很可笑,发下来的批判材料也让当时老百姓枯燥的生活增加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乐趣,但是一想到当年中国这么多懂和不懂的人都跟着老毛起哄,心里就不是滋味。在那样的文化环境里,政治人物的所作所为和优点长处一般老百姓几乎无从知晓,到了被批的时候拿出来的又都是负面的材料,媒体和批判会绝对不给挨批的人辩解的机会,所以也难怪大众对官的态度除了因不了解而产生惧怕和由于批判材料激发的憎恨。严格地说他吴法宪也不全是被冤枉,在他没出事之前发动群众,揭发批判别的人,他都积极参与了,唯其如此他的自述才更有特殊的价值。他的恶名是与这个体制的残忍和不人道互为表里的。一般情况下我比较缺少对党内失势者的同情心,乐于把办事的官员一概视为狗腿子,从而忽视了制度建设过程中人性的重要性。但读吴法宪的回忆录并没有引起我的幸灾乐祸心理,反而更增加了对不合理制度的恐惧。说到底,不能跟某一个人清算一个制度的缺陷。到了文革期间连吴法宪这样的政治局委员并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核心人物,都不清楚毛泽东的意图,更不要说普通老百姓了。既然这么虚妄,谈什么反毛泽东思想,反党呢?

回忆录里吴法宪并没有花功夫去诉冤屈,而是把这些事情的前前后后仔仔细细讲出来。象他在私下场合在听完林立果汇报之后,鼓励说:“今后你可以放手工作了,凡是有关空军建设、科研技术、航空工业,你就可以直接向林付主席汇报,你在空军可以调动一切,可以指挥一切。”这个著名的“两个一切”还成了日后最高法院判决他的主要罪名。吴法宪说:“实际上,不仅是林立果,就是我这个空军司令,在空军也不是能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的。”明眼人,讲到这里也的确不必多解释了。对于一个空军最高长官而言,即使在非正式场合这么与自己上级的儿子讲话也不恰当。但以此而治罪,动静又搞得这么大,显然另有原因。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的人是老毛。有趣的是象他老人家那么法力无边,仍然苦于指挥不灵,调而不动,要不他为什么老在那儿强调路线斗争呢?说穿了,不就是谁跟谁一头,在一起谁说了算吗?这路线斗争闹的呀没完没了,闹到他得了天下还没有完,闹到把所有开国功臣都整趴下了都不成,闹呀闹呀,一直闹到他死。

二、谁跟谁

吴司令倒霉是因为林彪出事了。作家师东兵问他后悔不后悔跟了林彪,他说:“没什么后悔的必要,我跟林彪走完全是出自自愿,没人强迫我。我只是料不到他发展到这个地步而已。在那个年代,不跟这个也得跟那个,跟哪个也免不了栽跟头。”提到林彪对他的赏识和举荐,他说:“我很清楚,决定空军司令员这样的事情,没有毛主席的同意是根本不行的。但是没有林彪提议我来担任,毛主席听了别的老帅的意见,别人也会担任这个职务的。”话讲成这样很直白,不像以前我们这些八杆子打不着的平头百姓说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显得特别滑稽、抽象和空洞。看了吴法宪的书,觉得话从他们那种情况下说出来就可以理解了。要想得势,跟谁不跟谁的确是关键。可是不要说他,就是林彪跟着毛主席,不是也跟出问题来了吗?

在回忆录里说到林彪,他感慨道:“回想起来,其实毛泽东早就在做拿掉林彪的舆论准备。记得在毛泽东南巡前,他曾通过中央办公厅,给每个政治局委员发了本名叫《何典》的书,这本书只是薄薄的一本。当时我看了以后,只觉得事情有些蹊跷,因为其中有几句话特别耐人寻味,书中说:”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要医;说嘴郎中无好药,一双空手见阎王。‘我曾觉得,这可能是指林彪,但当时又不敢多想,因为从红军长征到文化大革命,几十年来,林彪一直是毛泽东的主要助手,也是毛泽东最信任的人之一。我从来未听到林彪说过一句对毛泽东不敬的话。谁能想到,毛泽东这么快就想要把林彪拿掉,真是让人寒心哪!“

吴法宪从十五岁参加红军,头二十年在枪林弹雨中度过,后二十年卷入了建国后繁忙的政治斗争,他象一路有神灵保佑,在战场上毫发不伤,在官场上一升再升。最终这个他为之出生入死努力建立的政权还是毫不留情地将他打入牢房,而且一关就是十年!他入狱时才五十六岁,忙了一辈子,突然静下来,怕是比死还难受吧?

他入狱前夕也预感到大难临头,对妻子陈绥圻说:“我十五岁参加革命,全家六、七口人被国民党迫害光了,是党和人民把我培养成人,我绝不会离开党,离开人民和祖国。你不用担心,我在‘九一三事件’中应负的责任我是清楚的,也最了解自己,我准备向中央写检讨。”除去暗示他的家人不会轻生以外,他当时大概还不清楚有些事情是讲不清的,讲给这个组织听也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这个组织还忙着去处理其它事情,就象他过去那样,忙着呐,没工夫去听,去搞清楚在他之前一批批消失的政治人物到底是怎么回事。

长夜漫漫的铁窗生活,连放风都遇不见另外的囚犯的恐怖监禁,吴法宪都想了些什么呢?他没有说。

他是林彪欣赏的心腹干员,相信一定是有吏能,又肯卖力。他在书中却没有怎么津津乐道他的功绩,讲的是每日每时不得不处理的事务,描写了上上下下直接共事过的人物。甚至在“阶下囚”这一章里,他记的是具体的事情,介绍秦城监狱的构造,看守人员的性情态度,伙食的质量和作息时间,却没有说他的思想。我看在这寂寞的时刻,毛主席一定比耶稣差远了。他建功立业心切,过多地倾心于驾驭人的帝王术,以至于无视人性,他的教导断然不可能给一个孤独的人多少慰籍,尤其是在他撒手人寰之后,没有哪个傻子会指望他来显圣,唯物主义者嘛!他那翻云覆雨的气概和阴谋阳谋胡来的把戏都随着他的离去儿一起消失了。最可怕的是做为一个精神领袖,他的教导缺乏宽恕和化解冤仇的胸怀,更没有疗伤避祸的法力。庐山会议批陈伯达以后,他亲口对吴法宪说:“你再写一个检讨,我是保你的。”弄得本来已经诚惶诚恐的吴法宪信以为真,直到被关了十年放出来以后他才知道老毛南巡到了下边又对其他军队干部说:“黄、吴、李、丘倒了你们怎么办?”政治人物言行不一本不足为奇,可他这么寡恩多疑,绝无可能团结足够的人来丰富完善他的畅想,从而完成制度创新的事业。对于吴法宪这样的军人而言,忠于党忠于毛主席不是一句空话。他在江西加入红军时,师长问他为什么参加红军?他说看到红军来了以后,除了给家里分了地和茶山,再就是看到有的同乡,只比他先参军两个月,就当了付班长,觉得红军当官很容易,想当官。后来他果然从一个放牛娃成为军中一员骁将,他追随的人和他为之工作的群体打下了江山,那个时候他忠诚而且坚定,生活很充实。到了监狱里,那个他曾经忙着面对的外在世界突然不见了,寂寞难耐的时候他学过英语,重新读马列著作毛泽东选集,还有《红楼梦》、《水浒》、《三国》、《西游记》,有什么心得呢?他还是没有说。

回忆录从幼童写到耄耋之年,绝大部分以记实为主,铁窗生活虽然漫长,但也许是因为重复性强,枯燥乏味,缺少可记可忆的精彩人物的原因,它只占了很小的篇幅。我大胆猜测一下,这十年囚禁的生活使吴法宪完成了从官场重返民间所必须的心理过程。

三、讲人话

八十年代在人们几乎忘记了吴司令的时候,他悄悄地回到了人世间。很多人好奇地想知道他究竟掌握多少秘辛,却没有想吴法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文字不一定于政治理论上有什么深刻的见解,未必有助于搞清毛泽东的神机妙算。但他认清了自己的命运,从此放下,坦然以对。他一生一定写过不少检讨,尤其在文革中后期,那时他也许对回到体制内仍然心存幻想。跟党交心其实是什么用也没有的,从统治者的利益考虑,关着吴司令除了解密的功能别的什么意义也没有,所以到了时候找个说法,判他一下,也就完了。而对吴法宪和他的家人来说,熬过这段艰难岁月又是何其不易啊!一定有人认为他是罪有应得,甚至会觉得他能安度晚年已然很幸运了。抛开他的功劳不谈,就算他为这个体系卖命冤不足惜,在盛年独坐十年牢也该是两清而有余。在一个先进的文明社会制度中一个过失杀人犯量刑不过如此,更何况任用他的顶头上司还没有得到清算,再说,他是空军司令啊!也许他是被这个体系踢出来的人,所以他没有很多革命回忆录里那种得胜者的空洞傲慢的口吻,反而显得实在,不必装腔作势,说的都是人话。他的回忆录就是一生最后一份检查,这一次他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心平气和一路谈来,讲给他信任的人,留给后代,很多他的党内同僚都没能做到这一点。他这一辈子,值了。

印象里很多记录革命人物和历史的文字都充满了一种虚假的豪情,缺少真实生活中的人应有的感受。用一大堆不走脑子的套话,比如红军是穷人的队伍,难道国民党、土匪全都是阔佬吗?如果说红军为了穷人打仗,这个谎话不是早就被内战后的几十年饥饿和贫穷戳穿了吗?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还用“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样的暴力语言,也不怕被人利用,坏了“安定团结”、“和谐社会”的美梦。搞宣传的人智商低最可恶的地方是把人辨别真假的兴趣都弄没了,见了就烦。

一般读者千万不要因为看了目录便把吴法宪的书甩掉,象“巧渡金沙江”、“翻越雪山—夹金山”、“到达陕北根据地”,无论从题目还是顺序看了都让人倒胃口,可是看他的内容就不同了,在写到长征进入藏民区一节中,吴法宪写道:“有人说,那个时候吃了藏民百姓的东西,有的留了钱,有的留了借条。不过据我所知,绝大多数情况都不是这样的,因为即使想留钱,我们那时候也没多少钱。有的人倒是留了条子,说是以后还,可谁都明白,这是‘老虎借猪,一借不还’。以后,那是什么时候啊!后来有的干脆连条子也不留了。哪里还还,不可能还了。所有的部队都一样,见到了就吃,找到了就拿,把藏民家里的东西吃光,既不给钱,也不留条子。”话讲得很实在,细节生动,不仅没有损害军人的形象,还让人觉得他对历史和读者都是尊重的。他们饿得没法的时候,发现庙里的小菩萨都是用面粉做的,用水洗完了一煮,很好吃。回忆这些经历还有点调皮捣蛋恶作剧的味道,加上过草地时眼睁睁地看着掉队的战友等死而不能救,使长征生活更显艰辛,其痛苦难耐的程度甚至超过激烈战斗,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的书里全是他亲历的故事,一个接着一个,我看到的是一个机智、有趣对工作有热情又负责任的吴司令。再想到七十年代批判林彪反党集团时他给大众留下的印象,真是觉得世事荒诞。

四、历史

吴法宪自十五岁离家,直到解放后六○年初才回了一次老家,阔别三十年,原先的青山绿水都变成了黄土岗,林子烧光了,河上的木桥也不见了,四处透着贫穷。革命究竟带给这个社会什么呢?他当然没有这么去追问,他的叙述速度就象他的军旅生涯,跑跑颠颠,好象从来也不觉着累似的。可是我却忍不住想,不闹革命,你吴家虽然穷,但祖父靠着给地主打长工还能攒下五、六十块大洋,把婚结了;到了父亲这一辈还能盖六间屋,置三亩地,买头牛和农具,并送你去读五年私塾。闹什么呢?话说回来,这也像做买卖一样,愿打愿挨,谁让共产党把你们都发动起来了呢?想到这里忍不住恨晚清政府的昏庸腐败,继而恨国民党吏治无能,也恨国父孙中山开了党争的先河,太炎先生批之甚烈,斥其“小器易盈”,“外好内猜”,属市井无赖,这么想下去一发不可收拾。

不了解早期红军的历史与错综复杂的恩怨,便不易理解建国后的一系列党内残酷斗争。同样的道理,不清楚被尊为国父的孙中山如何在夹缝中施展其政治手腕并获得成功,便不可能看清蒋介石毛泽东一辈政治人物的毒辣手段和狭窄心胸。但如果这样考问下去,难道我们非得是一个学富五车的历史专家才可能做一个具备正常判断力和富有健康心态的现代人吗?答案是简单的,用不着费那么大劲。一个人只要给他生存的条件,允许他做出自己的选择,他总是会按照他的处境做他认为有利于他的判断,由于人们各自的条件有差别,所以他们的想法各个不同,对于这种不同的尊重便是一个普通人的健康心态,落实到政治制度之中便是现代社会保护人权的基本原则。大多数美国公民对他们短暂的历史并不精熟,就连时下正在开展的政治活动也未必有明确的了解,但他们对自己生活的判断主要不是来自于强迫的政治学习,而是他们每天生活的具体内容。正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吴法宪的回忆录提供给我足够的素材,使我把他的生活同我的经验联系起来,尽管我对他的时代以及他的一群人了解还非常有限,但我开始渐渐感到那是可以并且值得理解的了。他摆脱了我们习以为常同时又深恶痛绝的说教,他是政治工作出身的干部,但他书中却没有共产党干部做报告那种自说自话无视听众的粗鲁蛮横。说到底,究竟谁能改造谁呢?把自己的故事讲清楚就已非常不易,人的生活那么杂乱,不要说那些文字无法记录的内容,就是可记的也得选择记那些,省略那些。这就看出吴法宪晚年所下的功夫。铁窗生活不是白过的,平民生活更给他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去整理过往的沉淀。

我被吴法宪的世界吸引了,尽管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是一段多么痛苦和血腥的历史,甚至在战争结束以后生活中仍然充满了恐惧和背叛。我不觉得他在刻意操纵资料,从而获得或者建立有利于他的读者印象。他见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做了什么,就这么直直地告诉你。他一生经历了中国现代史上那么多重大的事件,也有那么多次他恰恰处在事件进行的中心。他的叙述丰富了我对历史的想象。不象那些道听途说的,自相矛盾和漏洞百出的通俗版演义,他的故事单纯,生动,而且前后一致。有很多事件我们是熟悉的,或是听说,或是亲身经历,但是读到吴法宪的故事既不觉得离奇古怪匪夷所思,也不感到重复枯燥,由此可见他多年从事政治工作积累的经验以及在人际交流方面的信心和才华。

五、内幕

他描写的逮捕王、关、戚一节,使这一群文革中迅速消失的政治明星更象生活中真实可信的人物。印象中以人的姓氏组合用来称呼一组政治人物的叫法那个时候非常流行,现在的年轻人大概不会理解这种做法所包含的侮辱、打击和广泛流行的破坏力,也不会对这种既不是灯谜又不是说书的形式感兴趣。我不太理解为什么用小爬虫称呼他们,王关戚小爬虫,听着象个笑话,一点也不严肃,也不知道康生是从什么地方提炼出这样的词汇的?没有考证过是不是当年打土豪、分田地、丑化乡绅的时候就是这样动员农民弟兄的?反正总是事出有因吧。据吴法宪回忆,毛泽东本来是想争取戚本禹的,但戚本禹不知动了哪根筋,在忘乎所以之计,“居然送了一套《红楼梦》给李纳,以至江青怀疑戚本禹对李纳有非分之想。于是,江青就向毛泽东反映,说戚本禹这个人改造不了,也要把他拿掉。毛泽东同意了。”“一切布置好了以后,周恩来就打电话给戚本禹,通知他来开会。戚本禹接到通知,兴冲冲地坐汽车就来了。他刚一走进大厅,谢富治就对他宣布:”今天要逮捕你‘。戚本禹楞了,说:“开什么玩笑,要逮捕我?’由于戚本禹个子高大,为了怕他反抗,杨德中趁他还没完全反应过来,带警卫战士一下把他抱住,拷上了手铐。这一下,弄得戚本禹更加莫名其妙,说:”为什么要铐我,我究竟犯了什么罪?什么都没有对我宣布就把我铐起来,这是哪一条法律呀!‘戚本禹还对江青存在幻想,在他被带上汽车前,还连叫三声:“姚文元,请代我问江青同志好!’他哪里知道,正是江青力主把他抓起来的。”吴法宪接着讲到连戚本禹的妻子也关起来以后,如何安排两个年岁尚幼的孩子。如今也不知那两个可怜而无辜的孩子身在何处?

写到杨、余、付事件书中有很详细的介绍。关于逮捕空军政委余立金的现场是这样的,深夜里吴法宪从人大会堂开完会回来,等一切布置好了以后,让秘书打电话通知余立金到他家里有事商量。“然后,我就到了楼上的阳台观察动静。院子里黑黝黝的、静悄悄的,等了一会儿,我看见余立金走进了院子。这时,杨德中上前对他说:”余立金,你被逮捕了!‘紧接着几个警卫战士走上前去,把他带走了,没有惊动任何人。“这里没有隐于帐后的刀斧手,楼上看去,人影来去,象无声片那样的一幕,寂静之中隐含着杀机。

到了九大时,黄永胜、吴法宪他们看不惯张春桥一班文人那么嚣张,于是安排军队有的人在选举时不投江青等人的票。听着不象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更象一个有趣的恶作剧。计票结果出来以后,江青果然大发雷霆。这件事闹得有点过,也许直接种下了老毛与林彪集团决裂的祸根,事后他写道:“我们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方面,江青在这些问题上是一直和毛主席通气的,毛主席是真正站在江青身后的人。”

对吴法宪来说,他未必在理论认识的层面上达到了清算和批判毛泽东的高度,但他对毛的失望,甚至怨愤却是显而易见的。

六、诉求

老毛总是强调要统一思想。我想他大概到死都怨恨大家不跟着他走,尤其是那些近臣,阳奉阴违,居心叵测。其实官僚们自保都还怕来不及,又要保证日常工作的进行,又要跟着他发疯。全国人民都快被他变成木头人了,全新的制度也没建成,经济仍然不发达,人民仍然贫穷,军事上还是仗着老一套。

大家都想的一样是根本不可能的,各有各的想法才是最正常的状态。为了执行一个想法,不应该允许强迫的组织手段,如何促进交流和沟通才是正途。过去战争年代人的想法之所以容易统一,因为争取打胜,减少伤亡,是每一个指战员和战士的基本想法。至于如何具体作战,还是要看经验,靠一种什么思想取胜,那是扯淡,跟愚昧的义和团,大刀会有什么两样?老毛三年就打败了老蒋,他可能打心里觉着从头来他也不怕,要不为什么老提大不了再去上山打游击呢!他也许从来没有去考虑他用掉了多少历史上积累的资源,他的胜利不光是他和他的一群核心人物的正确判断和坚持不泄的努力,更积淀了远自晚清遭受的屈辱,近由抗日战争集中调动起来的巨大能量。

毛泽东的军事天才显然被过份夸大了。他的治国方略更是没有被检验过,光是靠带领党和军队渡过层层危机,打败蒋介石建立新的政权,不能保证他之后不犯错误。把他捧上神位,并一再从容他破坏民主制度的建立,鼓励不切实际的冒进,残酷整肃党内党外不同意见的集体与个人,虽然所有人都有责任,但统治集团内部的高层官僚全都该付主要责任。这也是为什么邓小平选择不批毛,一旦清算起来后果是不堪想象的。

也许不少读者会感到不满,在这么大篇幅的个人回忆录里吴法宪一点也没有对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进行反思,更别说批判了。我却不认为骂共产党有什么特别可以值得称道的地方。象吴法宪这样一生都在为共产党奔忙的人,他为什么要否定自己的努力呢?离开了这个集体他就不能体现他个人的价值。他的结局不如其他一些同僚的好,这并不能说明他对这个政权就应该怀恨在心。他笔下的林彪令人敬畏,对话简短精炼,有性格,虽然没有表现出任何翻案文章那样的鲜明倾向,却生动而充满了怀念之情。如果说他有所悔恨,那是他迫于形势为了自保而伤害了他尊敬的同事和上级,象揭发黄克诚的小金库,打陈再道一个耳光,甚至对别的指挥官在行军途中因为一时冲动枪毙了骑兵排一个年轻战士,都说明这些事情曾经使他内心受到冲击,到了老年仍然耿耿于怀。

吴法宪没有象有的老人那样,揣着糊涂装明白。他在自序中说:“不虚构,不粉饰,不渲染,不分析,不作结论。”明摆着他对现成的结论是不接受的。对于一个人物的评判就象对历史本身,各个阶层,各个时期都会不同,要看如何对待所掌握的资料,更关键的是如何保存和收集尽可能全面的第一手记录,在这一点上吴法宪的叙述无疑是宝贵的。我很反感盖棺论定的说法,历史上那么多公案至今还众说纷纭,哪里有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事情。尽管对原始材料采信的标准各有不一,起码应该允许人讲出来。都是上一代人的故事了,现在还不能在市面上敞开发行,只得在香港出版,多别扭啊!这本身就很说明问题。我是一个对所有革命题材的文字倒了胃口的读者,没想到吴司令的人生资料给我提供了新的思考,在此我记他一大功!

人民圣殿教与中国共产党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八日,以美国旧金山为基地的人民圣殿教九百多名信徒,在南美洲国家圭亚那的「琼斯镇」集体自杀。虽然今年十一月中旬美国媒体的重要话题,是奥巴马和金融风暴,但旧金山的媒体,仍然以大量篇幅和时间,讨论三十年前那场骇人听闻、不可思议的集体自杀事件。

当年事件发生后,中共宣传机器曾大肆渲染,用以证明美国的腐朽和邪恶。而九年前,中国政府决定镇压法轮功时,又将法轮功说成是与人民圣殿教同样的邪教。但旧金山媒体所揭示的人民圣殿教教主吉姆。琼斯,却是一位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他读过《资本论》,他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原教旨奉为人民圣殿教教义.琼斯是无神论者,他一九七七年接受《纽约时报》採访的时候,直言不讳地说:他最崇拜的偶像是毛泽东.他还在传教过程中,称自己是列宁的转世。琼斯不否认自己是狂热的社会主义者,他声言在美国传教,目的就是实现他的共产主义理想。

人民圣殿教成立於一九六三年。一九七一年,总部由印第安纳波里斯迁到向来最大限度容纳异端的旧金山。一九七五年,琼斯带领一千多名信徒,从旧金山出发,到南美洲的圭亚那,在一片丛林中建立起他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将乌托邦命名为「琼斯镇」。

人民圣殿教信徒在琼斯镇过着与外界隔绝、极其贫穷、没有任何私人财产、没有任何个人生活和思想空间、并且受琼斯的武装卫队严密监控的集体生活。任何信徒试图要求个人自由,像是未经琼斯批准的男欢女爱,都要受到严厉惩罚.如果信徒被发现有叛教倾向,则将被处以酷刑甚至剥夺生命。而琼斯却过着权利不受约束和享有特供的生活:他以共产主义的名义,佔有信徒们的劳动成果,住着现代化设备应有尽有的豪华房间,他并可随意与任何女信徒性交。在共产主义的名义下,信徒们被要求对教主琼斯无限崇拜、无限忠诚和绝对服从。信徒们每天都要对照琼斯的教导批评与自我批评;女信徒们与他性交后,竟要互相交流自己的美好体验和幸福心情。琼斯活像毛泽东,他在乌托邦琼斯镇建设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与中国大陆在文革时发生的没什么两样。琼斯本人也承认,他的行为,都是从中国学来的,是从毛泽东那里学来的。

人民圣殿教信徒在琼斯镇的非人生活,被美国政府获知,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国会派参议员利奥?瑞安前往调查。调查结束时,瑞安以及几位随行记者和跟随瑞安离开琼斯镇的叛教者,遭琼斯的卫队枪杀。琼斯自知罪责难逃,於是胁迫九百一十三名追随者,包括二百七十六名儿童,与他一起,为「社会主义的荣耀」自杀。自杀之前,琼斯与信徒们喃喃自语:「在这种伟大的革命自杀中而死是多么美好啊!」

琼斯当年拥有为数不少的崇拜者,包括知识界和政治圈名流。旧金山传媒在人民圣殿教信徒集体自杀三十周年的讨论中指出:原因在於,当年美国的一些学者和政治人物,对共产主义存有幻想。如今仍不能说,所有人对共产主义的邪恶都有所认识.

而十分讽刺的是:人民圣殿教与共产党实同出一源。中共曾用来证明美国腐朽和邪恶的人民圣殿教,现在完全可以用以证明中国共产党的腐朽和邪恶。中共将法轮功比作人民圣殿教,殊不知,他们的那面镜子照出的影像,恰恰是他们自己。

朱健国:“当场击毙潮”与“三聚平反潮”

标志大陆经济危机的企业倒闭潮,在逼出了「老闆逃逸潮」、「民工失业潮」之后,又在上演「当场击毙潮」与「三聚平反潮」──当局似乎想以当场击毙并无死罪的犯罪嫌疑人阻止社会治安急剧恶化,以为三聚氰胺平反来缓解企业倒闭潮。然而,事与愿违,这般践踏法治的「救市猛药」,更激发了社会动荡.「倒闭潮」引发「当场击毙潮」

即使以我天天被干扰限制的电脑上网勉强搜索,也能得到二○○八年的一些由近及远的「当场击毙」案例──

十一月二十九日上午,昆明市龙泉路家乐福超市发生歹徒劫持人质事件,对峙四小时后歹徒被警方当场击毙。

十一月二十七日,广东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分局警员在追捕一名涉嫌盗窃汽车的犯罪嫌疑人时,将犯罪嫌疑人当场击毙。

十一月十一日,广东深圳光明新区民警追捕一抢劫团夥时,当场击毙一名犯罪嫌疑人。

十一月十日,辽宁省庄河市公安局兴达派出所民警将一到其前妻母亲家闹事的男子当场击毙。

十一月五日,广东珠海斗门区白蕉镇城东中学发生一起「驾车故意撞人」事件,犯罪嫌疑人被警方当场击毙。

十一月四日,广东佛山公安局打击街面犯罪专业队自十月三十日以来再次当场击毙「飞抢拒捕袭警」嫌疑人。

这些信息表明,仅十一月一个月,大陆就公开报道了六起「当场击毙」事件,其中四起发生於广东.以往几年才有一次的「当场击毙」,现在一个月就要出现六次,这表明大陆已出现「当场击毙潮」,潮头正在广东.

为何在广东隆重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时,该省却出现令人不安的红色恐怖「当场击毙潮」呢?人们都把眼光盯住了广东企业倒闭潮──五万多家中小型企业如多米诺骨牌轰然倒闭,致使千百万人失业流离,势必让一些饥寒交迫者因一念之差铤而走险.正是「倒闭潮」逼生了「当场击毙潮」。

「当场击毙潮」引发网民抗议

对於「当场击毙」,广东政府和警方皆大加鼓励,先由检察院出面认定「合法」,继由政府开庆功会隆重嘉奖,执行「当场击毙」的警员奖金高达十万元,然后让喉舌大肆宣传:「当场击毙」大快人心,有利於震慑犯罪集团,及时稳定社会。

然而百姓的感觉与官方全然两样。

民意认为,即使根据官方喉舌发佈的消息,许多「当场击毙」都严重违反了现有法规,是让百姓惴惴不安的红色恐怖,让人担心一不小心得罪警方后,会被有报复心的警员「当场击毙」,再赠以莫须有罪名。

十一月七日,网上有篇《「是否蓄意撞人」是最大的悬疑》,对十一月五日珠海警察的「当场击毙」提出质疑,认为珠海警方将此事件定性为「蓄意恶性撞人事件」是不实之词.文章引用《信息时报》报道,「肇事者之前也是摩托搭客仔,因无证经营被没收摩托,后来开泥头车。这次是因交通违章,被交警拦截罚十二分,不服,一路躲避执法导致惨剧」。而且这并非孤证,另一个目击者也讲述:「泥头车慌不择路,背后是三辆交警的摩托车和一辆警车在追赶.到了学校旁的三叉路口,(泥头车)就发疯一般向路边行人撞去。」这分明是始而「官逼民反」,继而「当场击毙」。何其冤哉!

一个署名鲁国平的网贴,质疑十一月二十七日《偷车贼袭警拒捕被击毙 深圳通令嘉奖开枪民警》──那位盗贼在逃跑中虽然恶言相向,但绝无威胁持枪警察以及旁边群众生命安全,训练有素的警察制服一个持刀歹徒应该并不为难,当时民警猝然击毙拒捕嫌疑人,决不符合国家枪枝管理的相关规定。

还有网民以《警方击毙报警者》更有力地说明了许多「当场击毙」的违法。

二○○八年二月二十九日,二十六岁的公民陈振翊住在江西上饶鄱阳宾馆时,遭到不明身份的人捆绑、殴打。后来受伤逃出,一路不断报警。结果,警员到来,却对他採取当场击毙。事后在网民的强烈抗议下,下令「击毙报警人员」的鄱阳公安局王副局长虽然被停职,却一直没有透露「当场击毙」的真相。

再联系到海南海口市、湖南长沙市和河南荥阳市等地公安局四处悬挂「飞车抢劫,当场击毙」标语,可见,在今日大陆公安部门,执行「当场击毙」的程序早已混乱而无视国法。

署名王先琳的网民在博客中指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剥夺犯罪分子生命权这类事关重大的问题,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的法院来决定,即使中央政法部门和地方权力机关也无权擅自作出规定,更不用说地方政府或者某一部门了。

政府暗中为三聚氰胺平反

如果说,大陆官方以掀起「当场击毙潮」来应付社会动荡危机,那么对待经济危机的一个办法,就是暗中为三聚氰胺平反。从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大陆各大媒体兴高采烈地报道美国两种畅销奶粉检出含微量三聚氰胺,中国政府各级喉舌开始了一场颇有声势的「微量三聚氰胺於人无害」的宣传,连一向为民请命的《南方都市报》,从十一月二十八日开始,也连续三天用多个版面刊登「化工专家」为三聚氰胺叫屈的系列报道。这意味着,面对已经确证全国因「含微量三聚氰胺奶粉」致二十九万婴儿为「结石宝宝」的现实,大陆当局在一度声称要严惩严管不法企业后,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向,转而暗示食品「含微量三聚氰胺」没有害,暗暗为三聚氰胺平反,这是为什么?

研究者说,因为当局突然明白已到了毒食品积重难返、法不责众的万分危急之势:不仅国产奶制品皆有「微量三聚氰胺」,而且鸡鱼肉鸭,甚至麵粉也都「三聚氰胺化」。此时如若坚持查处一切「三聚氰胺毒食品」,就得使全国食品企业皆停产倒闭,就像让一个病危患者再开刀除病一样,只会加速其死亡。此时只有维持现状才能苟延残喘。而在全国已出现了十万企业倒闭潮,国际金融危机还将波及中国造成更大的倒闭潮、失业潮。

同理,大陆官方也并非不知时下的「当场击毙潮」有违法治精神,但当乱世之际,只能採取非常之「战时管制」、「警察治国」了。这自然更激起全国网民抗议:微量三聚氰胺食品也有小毒!久吃必然积毒难返!美国两种畅销奶粉检出含微量三聚氰胺,不等於美国政府同意人民食用!中国政府不是监督企业真正下决心杜绝三聚氰胺污染食品,而是以鼓励大胆吃「含微量三聚氰胺食品」来救活「毒奶企业」,确保经济增长,说明不是民选出来的政府不可能真正「以民为本」。一些自己吃特供绝对安全食品的高官,却一再劝人民吃「微量三聚氰胺」,这叫什么「人民政府」?

集体抗议正在带动许多新的群体冲突。「的士罢运」已扩展到「教师罢课」……。「当场击毙潮」与「三聚平反潮」不但没能如愿稳定危机,反而火上浇油。

二○○八年十二月二日於深圳早叫庐

法国著名女作家贝亚特丽克丝·贝克辞世

法国著名女作家贝亚特丽克丝·贝克的家人11月30日向媒体宣布,这位曾经摘得法国龚古尔奖的文学大师于当天凌晨在其居住的养老院去世,享年94岁。

贝克1914年出生于比利时,后移居法国。她曾经当过教师,还为法国一位知名作家担任过秘书,再加上其作家父亲的影响,贝克很快便走上了文学之路。

贝克一生创作了30余部作品,涉及小说、诗歌等多种文学体裁。她的作品大多充满浪漫色彩,所著的童话故事以优美动人闻名于世。1952年,贝克的小说《莱昂·莫兰教士》摘得法国最负盛名的文学大奖龚古尔奖。

黄翔:一生就是一个白昼

重铸人类文化精神黄金链

这是一个令人不安和几近绝望的世界,“早夭”或“速死”是它反复重现的内在命脉,“心浮气躁”、“急功近利”是它普遍存在的主体特征。有别于东方由来已久的“地久天长”和“宁静致远”,今人一切都瞎折

莫之许:政府发消费券是病不是药

进入年末,诸多统计数据都表明,中国经济减速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对外出口还将持续低迷。尽管中国各级政府已经开出了数目庞大的投资清单,但是人们并没有因此而乐观,一般认为,只要中国的内部消费需求不能得到提振,中国经济就很难迅速走出目前的困境,因此如何启动内需,始终是攸关中国经济未来走向的核心问题。

内需问题由来已久,人们给出的诊断五花八门,其中比较有影响的观点,一是分配说,认为内需不振的根本原因是分配不公,导致“无钱可花”;一是保障说,认为内需不振的根本原因之一是缺乏有效的社会保障,导致“不敢花钱”。其中,分配不公的核心是权力行使造成的扭曲,如秦晖教授所指出的“尺蠖效应”;而建立社会保障的核心是如何使用公共财政,提高民生保障支出在财政预算中的比例。可见,无论是分配问题还是社会保障问题,其核心都是对公共权力行使的约束限制,从而,内需问题也就与政治体制改革挂上了钩,吴敬琏等诸多经济学家近年来的呼吁,主要围绕这一出发点进行。

然而,政治体制改革绝非一日之功,内需不振对经济复苏的影响却迫在眉睫,于是,就有了各种启动内需的偏方。近日,在首届全球浙商高峰论坛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蒙代尔提出,中国发放1万亿元人民币的购物券,每人约 800元,可以刺激有效需求3.5%。诺奖得主的影响力就是不一样,此言一出,立刻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但是这个偏方想启动内需,在我看来依旧是镜花水月。

只要“无钱可花”和“不敢花钱”的预期未曾改变,那么,这发下去的1万亿购物券大概有三个命运:最底端的人群会立刻使用购物券购买生活必需品;较富裕阶层则会随意地使用消费券;但是,占人口最大比例的中低收入阶层面对这笔飞来横财,却不大可能轻易花掉。对于这些能基本满足生活需要,但又对未来充满不测预期的阶层来说,储蓄,只有储蓄,才是应对未来的最佳选择。因此,很大的可能是选择以折扣价将购物券换为现金,再变为储蓄。

如果是这样,就会出现两种情况。如果购物券等同于有期限的现金(蒙代尔先生建议购物券期限为三个月),而不限制其使用范围,那么,就会有人以折扣价收购购物券,再购买高价商品,如房地产、高档汽车、艺术收藏品和奢侈品。而如果限制购物券使用范围,中低收入阶层使用购物券的同时,很可能将省下来的现金送入银行。前者的结果是,万亿购物券最终刺激了高价商品的消费,并增加了一堆新增储蓄;后者的结果则就是一堆新增储蓄。无论如何,万亿购物券中总会有相当部分转化为储蓄,所谓刺激3.5%有效需求的可能,大概只存在于蒙代尔教授的公式,而不是现实中。

如果说按人发钱有什么正面效果,也就是满足了部分最低收入者的生活必需要求。但是,要满足最低收入者的生活必需要求,更应该采取如成都市近日推出的措施,直接针对最低收入者进行补贴,而不是什么按人发钱。蒙代尔先生不能理解的是,造成中国人“无钱可花”和“不敢花钱”的诸多原因中,政府功能的过分强大正是主因之一,无论是分配的扭曲,还是公共财政的使用失当,根子都在于一个强势而又几乎不受约束的权力的存在。

在这个意义上,启动中国内需或许更需要减弱而不是强化政府的分配职能。与其让政府分发一万亿,不如让政府减税一万亿,尤其是针对中小企业减税,尤为重要。就在几天前,民营企业家武克钢先生曾对我说,应该采取“以岗减税”的办法来支持中小企业,其大意是根据企业所雇用人员的数量,而返还税金,在我看来,这样的建议要比外来和尚提供的偏方,要更合乎中国的实际。将政府的分配功能当成了启动内需的良方,在当代中国,无异是将致病的原因当成了治病的良药。

当局持续打压签署《零八宪章》人士 刘霞将寻求法律途境解决

北京当局持续打压签署零八宪章人士,四川成都网上作家冉云飞博客遭关闭,北京作家余杰也遭询问。独立中文笔会星期五就刘晓波妻子刘霞获美国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受难者家人奖”发表声明。据悉,刘霞将就刘晓波被捕之事寻求法律途境解决。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道


当局持续对签署零八宪章人士的打压,除了本台报导中宣部日前向各媒体发出通知,要求严格把关,不准采访《零八宪章》签署者或刊登他们的文章之外,近日接二连三有在网上发表与零八宪章相关文章的博客遭关闭。

据海外博讯网星期四的报导,牛博网继关闭笔名为饱醉豚博客之后,又关闭了四川网络做家冉云飞的博客。冉云飞星期四向本台表示:“牛博网的编辑被喊过去受训,他们也有很大的压力。昨天下午五点多牛博网的编辑给我打电话,说要关我的博客。他们也承受了不该承受的重量,中国可以说话的地方实在太少了。而关我的博客对于我来说像家常便饭,完全在我的意料之中,我反倒很同情他们,因为我觉得他们很不安。”
 

除了关闭博客之外,当局也继续传唤签署零八宪章人士。北京作家,独立中文笔会理事余杰因在网上呼吁当局释放刘晓波而被找去问话,余杰告诉记者:“他问我零八宪章的具体情况,是谁找我签名的?是怎样的?什么时候,怎样签名的?当然我觉得这些情况都没有必要瞒他们,我就说这是张祖桦给我看文稿,然后我也同意所以就在上面签名。”

美国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决定将最后一届“受难者家人奖”授予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独立中文笔会星期五在其网站上发表声明,表示刘晓波被拘禁以来,家中遭到搜查,电脑被没收以来,刘霞与外界的联系十分艰难,刘霞因此委托独立中文笔会代她撰写答谢辞。

余杰表示:“我们这些异议人士受到迫害的家庭里,他们的妻子甚至比丈夫要承受更多的压力,无论是现实生活中物质上的困境或是精神上心理上的压力,但长期以来这些妻子或母亲们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我觉得刘霞这次获奖是实至名归的。”

本台记者连续几天来不断尝试致电刘霞,但电话一直无人接听。余杰表示刘霞正就刘晓波被捕一事寻求法律途径解决。他说刘霞已经起草了几份信件分别是给北京市公安局信访办公室,公安部信访办公室,国务院及法院的信访办公室。刘霞认为直到现在当局尚未就刘晓波被捕出示手续,也没有告知关押地点,这些就程序而言已经严重违法。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道

张博树:可贵的公民精神

今年12月10日是《世界人权宣言》诞生60周年的日子,恰在这一天,网上公布了政右经左版的2008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名单。从2005年出现政右经左版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名单算起,这已经是第4次公布了。

我曾有缘与这件工作的推动者相识,简单起见,我们就称他“政右经左”先生吧。我问起这项工作的缘起,“政”先生回答说,自从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推出“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50人”名单后,他就认为这个工作极有意义。不过,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个名单还有一些缺憾,比如,某些优秀的、在国内外具有广泛影响的体制外人士或政治异议人士就很难进入这个名单。其实,如果我们把公共知识分子的评选标准定为“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那么很多体制外知识分子具备这个资格。为了更全面地展示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风貌,记录转型年代一代知识人的追求和认知轨迹,让更多的中国公民了解这些知识人的工作,“政”先生打定主意自己编辑、整理有关材料,每年推出100位公共知识分子的文集在互联网上公布,这就是“政右经左版”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名单和文集的由来。

不难想象,每年为100个不同的知识分子编文集,这是一件多么浩繁的工作!“政”先生有家庭,有正常的职业,每天要上班,所有材料搜集、筛选、整理、编辑工作都要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常常要干到深夜,而且没有一分钱报酬,同事中也没有人知道他在干这样一件事情。这让我深受感动。问及为什么一定要找这个无名无利的苦差使干,“政”先生的回答更让我感慨不已。原来,“政”先生几年前得过一场大病,这令这位正值盛年的男子汉意识到生命的短促和可贵。“政”先生一向关心国政,期待中华民族一步步走向民主,但自己所学并非人文社会科学,如何才能尽自己的一点绵薄,为这个伟大的转型做点事,出点力?“政”先生选择了编辑“政右经左版”年度华人公共知识分子名单和文集这个事业。我问为什么叫“政右经左”?回答是政治上追求自由,经济上追求公正。这大概代表了“政”先生的社会理想。

“政右经左版”年度华人公共知识分子名单和文集,这是“政”先生自己为自己确定的事业,且一干就是4年,越干越起劲。至于这个年度名单在人选方面是否还可以再推敲,文集的内容是否还可以再充实,都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要记住,这是一位中国公民用自己的时间、生命铸就的产品。它代表了一种可贵的公民精神。我为我们的国家有“政”先生这样的公民而骄傲!

 

附:2008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政右经左版)

http://zhengyjz.blogspot.com/

2008:囧  中国文坛一地鸡毛

 2008年风起云涌间从网上迅速风靡到网下的众多新词中,一个囧字的前世今生最充满了风云突变的味道;而在岁末反观全年,一个囧字也在很大程度上担当起文化代言人的角色。

  囧:前世——古已有之,光明的意思;今生——因其形象被借用为表达郁闷、悲伤、无奈等意思。它在网络的使用,最初的启示来自一种源自于日本的网络象形文字(或心情图示)0rz,并且在日本、大陆与台湾地区俨然成为一种新兴的次文化。

  从《百家讲坛》遭遇的收视滑铁卢,其干将阎崇年不只名落作家百富榜,且于七十多岁高龄被当众掌掴;到曾梵志于春拍时创下中国当代艺术世界拍卖新纪录,及至秋拍则连连流拍,代表了当代艺术在金融海啸情境下的盛极而衰;乃至于百年名校北大年初因一个“范跑跑”陷入舆论漩涡,年末更因“季羡林名画被盗”事件频频成为媒体焦点……这一桩桩备受关注的文化事件哪个没有繁华“前世”,哪个在“今生”不是被困于囧门之内?至于如何破囧而出,恐怕还需拭目以待——2009。

  恶搞

  “乃得真孔子“?

  囧事件:“DIY自己心中的孔子”

  囧指数:★★★

  11月,有网站推出“全民孔子计划”,列举了目前流行的热热闹闹“孔子秀”的几种类型:将于丹讲“《论语》心得”作为“孔子秀”的“心灵鸡汤型”,胡玫版的大片《孔子》则被归类为“战战兢兢”型。让网友“DIY自己心中的孔子”,又贴出非常火爆的视频《孔子秘密档案》让网友效仿。在《孔子秘密档案》中,孔子的确过得够囧:该片中,孔子当起了新村广播站的站长,他先是遭人利用,被逐出新村,又用朗诵征服了听众,开始商业作秀,最终,孔子逃离了广播站,以不合作的态度应对这个功利的世界。在导演孙建敏看来,他并非在恶搞圣人,而是“我们所了解的孔子是经过不同人的理解和解读构建出来的,因此,我只能去创造一个我愿意相信的孔子”。也许,真的唯有“去圣乃得真孔子”?

  恶搞传统文化,孔子当然不会是一个孤例。三国、西游记、唐诗也成了摄影师马良 “戏弄”的对象。《二手唐诗》系列里,崔颢的《黄鹤楼》,画面中,黄鹤化身一只扒光了毛的公鸡,身上铁链紧锁;崔护的《题都城南庄》,画面中,满园桃花灿烂,大门的墙上却赫然是一对女性的乳房。而马良认为自己是通过“恶搞”来表达对传统文化断裂和失落的忧思。

  北大成了“冤大头”

  囧事件:“范跑跑”,“北大一流女”,“季羡林名画被盗”

  囧指数:★★★★★

  5·12地震,在悲情与感人交织的画面中,范美忠一篇名为《那一刻地动山摇》的博文却像这张画上长出来的一颗刺,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以至于很快就获得了“范跑跑”的美称。作为都江堰光亚学校的老师,他亲历了地震的恐怖瞬间,“甩”下学生第一个跑出了教室。而由于他从北大毕业,北大也连带成了议论的中心。面对媒体,北大历史学系党委书记声称:“我们以有这样的学生为耻辱!对学校开除他,我们表示赞成!”还连带揭老底“他毕业后在网上将他所认识的北大的老师轮流骂了一遍。”这就不免让人觉得是在落井下石了。扪心而言,范跑跑坦诚面对自己内心的怯懦并无过,不到灾难降临的那一刻谁敢保证自己会有什么样的本能反应?

  及至年底,相继发生的两个事件更一时把北大拉入到囧的漩涡中。一是北大一流女事件。10月26日,《三联生活周刊》主笔王小峰带着他的自拍DV《你丫真狠》在中山大学播放。互动环节中,一名被网友称为“北大一流女”的女生站出来指责这部“三流”DV不应该进入中大播放。此后又数次打断王小峰的谈话,激起了现场和网上的众多不满。

  一是“季羡林名画被盗”事件。11月初媒体惊爆,季老收藏名画被盗拍卖,而且据称,偷盗者竟是北大党委副书记吴志攀的妻子,时任其秘书的杨锐。随后,季羡林写信给总理要求换秘书、北大13年来阻断季老与儿子季承相见等新闻相继“出土”。而在11月5日,北京大学校方发表声明称,学校对季羡林收藏正在逐一进行清点登记,目前尚未发现其藏品外流的情况。但媒体又说,季羡林于11月7日通过视频对话儿子季承时透露说,“(丢画)千真万确,我知道,当时有感觉。”季承也强烈要求接管父亲财产。并认为北大关起门来做调查,单方面发布调查结果的做法也被认为不具备说服力。

  而就在数日前,又传出杨锐因抵受不住谣言和谩骂而病倒。于是,董华春和罗培新等一众“吴门弟子”终于按捺不住,纷纷发表博文为自己的恩师和师母辩护。及至前日,本报爆出,季承承认,父子关系的确存在“不和谐”的地方。1995年,矛盾开始表面化了,并最终决裂。外界传言,是由于他和季老的保姆关系暧昧,为季老不容。

  综观北大今年北大囧囧诸事,此事无疑成为囧之极致,经过媒体抽丝剥茧,事情水落石出似乎指日可待,只是一位百岁老人,到头来还要面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夺宝”战争,其情何堪!

  “北大一流女”语录

  “什么是一流?我就是一流!北大才是一流!”

  百家讲坛,痒,痒,痒

  囧事件:收视率下滑,阎崇年被掌掴,于丹“重兵护驾”

  囧指数:★★★★★

  连续两年保持央视10套收视率第一的《百家讲坛》,今年以来收视率严重下滑的传闻一直不绝于耳,甚至有称9月、10月份后,其收视率已经被挤出央视科教频道的前十之外。尽管《百家讲坛》制片人以央视2008年第三季度收视分析报告为论据强调,该季度百家讲坛的平均收视率是0.17%,并没有出现所谓的“暴跌”。却早有主讲人纪连海在5月便向媒体道破,从去年10月起,除了他讲的李莲英系列之外,“收视率再也没有超过0.1%。”对于曾有过0.69%收视率纪录的《百家讲坛》来说,这个落差颇像股市今年的走势,以至于持《百家讲坛》进入“死亡倒计时”论调的大有人在。

  2006年易中天和于丹平地惊累“爆得大名”万人自动追捧,2007年,王立群、蒙曼则有主办方出现大力强捧仍不甚红之态。到了2008年,后继无人的栏目只落得让刘心武、易中天等“老人”轮番上阵“救市”,企图重拾“旧山河”。如是,日薄西山的《百家讲坛》真像午夜时分播放的粤语残片, “老面孔”除了换却辛酸旧回忆,还能作何?

  《百家讲坛》开讲7年,七年之痒,并非一个收视率下跌就穷尽其囧。2008作家富豪榜显示,《百家讲坛》系列图书也现出颓势,于丹的版税收入比去年少了560万元,易中天虽重返《百家讲坛》,但今年版税收入仅为120万元,位列第23名。同时,去年版税收入300万元的阎崇年已经从今年的富豪榜上消失了。而10月5日,阎崇年在无锡新华书店进行签售时,遭一名20多岁男子掌掴,则可以说是《百家讲坛》众多明星打着学术的大旗任意戏说所引发的极端反应。

  早在3月底,因《百家讲坛》而走红的“明星学者”纪连海在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文化中国》节目中,就因称大禹“三过家门不入”是由于有婚外情而惹来不少非议。而阎崇年遭到“掌掴”的事件更是在网上引起了热议。相当多意见将袭击事件理解为一种学术之争。还有人认为阎崇年是在为百家讲坛受过,该节目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形象,制造垄断态势,排斥不同观点。

  有了这样的“前车之鉴”,于丹其后在北京地坛公园签售时,活动组织者请来几个一米八几、头戴钢盔、身着迷彩服的警卫“重兵护驾”。被讽刺为将学术秀“秀”到了历史的极致。

  阎崇年争议语录

  剃发易服是民族文化的一种交流形式,不能上纲上线。/ 文字狱有它的历史局限性,虽然制约了一定的思想灵性,但起码维持了社会稳定。/吴三桂要客观评价,毕竟他的开关行动减少了战争旷日持久带来的无辜平民的伤亡。

    作协主席们各有各烦恼

  囧事件:“纵做鬼,也幸福”,作协主席网上PK

  囧指数:★★★★★

  当传统文学日益式微已成定局之时,今年,“作协主席们”的出镜率倒较之往常似乎更高一些。只不过在镜头里,表情看起来分外的囧。

  6月6日《齐鲁晚报》“青未了”副刊发表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王兆山一篇题为《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的古体词。该词以5·12汶川大地震为背景,以死难者的口吻发出了“纵做鬼,也幸福”,“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的感慨。此文经报刊及网络转载,瞬间传遍大江南北,激起骂声如潮。词作者“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的身份使这场“口诛笔伐”进一步升温,网络上对“作协”的质疑声也随之响起。山东有作家因羞于与王兆山为伍而愤然退出作协。而不久前,有媒体报道“重庆投资7亿元打造丰都鬼城”,就有网友提议由王兆山来当鬼城的“形象大使”,据说广告语很贴切,大概意思是:“游鬼城,诵鬼词;纵做鬼,也幸福。”

  而作为作协的“最高领导人”,铁凝似乎也感觉到了出镜的必要性。由贾平凹主编的《美文》9月份出版全球华人少年美文写作征文大赛获奖作品专号,铁凝在封底上题了词,本意是想对少年们大加激励,不意却将“风华正茂”的“茂”下部“戊”写成了“戍”。笔误也就罢了,孰料8月底对评论家贺绍俊创作的铁凝传记《作家铁凝》又大发赞词,认为该书很有批评深度。

  9月份,由起点中文网站发起的“全国30省作协主席小说竞赛”活动,本来大概是想以高居庙堂的作协主席们放下身段试水网络来制造中国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却被文坛参赛作家群体与写手韩寒的骂战抢去风头,成为国人茶余饭后的娱乐八卦。首先是河北省作协副主席谈歌在听闻韩寒“如果我当作协主席,下一秒就解散作协”的言论后说出这样的话:“要是我当韩寒他爹,下一秒就把他掐死。”随后,韩寒迅疾回应:称“这次活动只是为平时赋闲在家的作协主席们整了点事做,从活动筋骨和延年益体上来说都有很大的意义”。

  王兆山备受批评的《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

  天灾避难死何诉/主席唤,总理呼/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银鹰战车救雏犊/左军叔,右警姑/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

  当代艺术高处不胜寒

  囧事件:曾梵志作品从刷新中国当代艺术世界拍卖纪录到流拍

  囧指数:★★★★

  时间永是流逝,而对于今年的当代艺术来说,美好的时光流逝得尤其的快。几个月前的香港佳士得春拍,曾梵志的《面具系列1996 No.6》以7536.75万港元成交,将中国当代艺术世界拍卖的纪录再次刷新。据统计,在曾梵志作品成交价格的前十位中,有8件是在2007年拍出,2件是2008年拍出,与此同时,张晓刚、岳敏君等作品也在此间相继突破千万元,交替刷新拍卖纪录,一时间,中国当代艺术被推向一个巅峰,让业界发出了“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由‘百万俱乐部’到百万美元乃至千万美元,只用了不到十年,已经成为国际艺术市场的‘蓝筹股’”。言犹在耳,转瞬却是一个直落,犹如股市遭遇530。仅仅是几个月后的香港佳士得秋拍上,曾梵志早期作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最终流拍。在此次香港佳士得的秋拍前,曾梵志的作品先后在纽约、香港等国际市场的佳士得、苏富比以及菲利普斯拍卖会中亮相,估价在千万元左右的顶级作品无人问津。而且,名家名作的流拍态势逐渐弥漫了整个秋季拍卖。10月初,被视为中国当代艺术“高价神话”最后一道防线的香港苏富比秋拍最终惨淡落幕。在300件中国当代及20世纪艺术作品中,流拍的作品有108件,流拍率高达36%,包括方力钧、岳敏君、曾梵志在内的一线艺术家的5件作品全部遭遇流拍。前几年叱咤风云的中国当代艺术“四大天王”如今频频登上“流拍排行榜”,有人惊呼:中国当代艺术“崩盘”了!其实,”崩盘“说起始于去年秋拍,只是今年下半年一线当代艺术家的大幅流拍情况提供了更明确的佐证。而比价格崩盘更厉害的是对中国当代艺术价值判断的崩盘。

  何至于此?今夏,艺术评论家朱其一篇《当代艺术拍卖的“天价做局”以及暴利游戏》石破天惊。他爆料,海外游资悄悄囤货以前无人问津的中国当代艺术品,然后持续在各大拍卖行“惊爆”天价,从而牟取暴利。于是,长期积聚的对中国当代艺术的不满和猜疑一下子化作口水喷薄而出,央视二套甚至还专门做了一档节目直击“天价骗局”,而目前当代艺术价格大幅调整和频频流拍似乎也在印证着游资撤退的传言。

  传统文学VS网络:招安还是被招安?

  代表事件: 《报告文学》公开卖版面,茅盾文学奖首次触网

  囧指数:★★★★

  2008的中国作家富豪榜展现的是一幅青春少年文学地图,位列前十位作家中,没有一位是传统文学作家,而去年至少还有王朔、王跃文、余秋雨、曹文轩,市场将传统文学作家快速“歼灭”。

  同样,对文学类期刊来说,2008年是个小年。11月20日,有媒体报道国家级刊物《报告文学》公开卖版面,只要交钱就能登文章。有人高呼,文学沦为站街女了!而另一些有“气节”,不“卖身”的纯文学刊物则直接舍生取义关门大吉了。首先是上海《译文》杂志出完2008年第六期后,悄然停刊。有统计称,目前全国近千种文学期刊中,能维持正常循环的不到100种,发行量过万份的不超过10种。

  而今年的茅盾文学奖首次触网,将24部入围作品网上发布接受品评,并让畅销作品《暗算》荣登殿堂,还向网络写手和网络评论者伸出橄榄枝等,则是以种种公开表白的转向来表达自己处于囧境也力图突破囧境的努力,却依然收获了不被宽容的诟病和淡漠。甚至被定性为“茅盾文学奖在网络的公演,不过是表明了文学死亡的又一出情景喜剧”。式微,式微,传统文学何时才能回归?

  余秋雨

  半推半就当“大师”

  囧事件:余秋雨《含泪劝告请愿灾民》书

  囧指数:★★★★

  这一年,名流余秋雨依然扮演了中国文化界备受争议人物的角色。3月份,他在青歌赛上留下了“孔子是战国人”的经典段子,6月5日,他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含泪劝告请愿灾民》的文章,一副语重心长的样子劝告灾区民众以大局为重,不要因为倒掉一两座学校而成为外界反华的口实。而当这篇文章遭到不少网友“炮轰”后,近100页的留言全部被删掉,随后博客评论功能也被关闭。到了教师节时,以他名字命名的“余秋雨大师工作室”在上海挂牌,他又半推半就接受“大师”封号(详见下文)。说那段话或许是为了自嘲,可是很多人并不买账。一位网友评论:“余先生这段带点自嘲的讲话,好像一段一点也不好笑的相声,听后,不但让人觉得少了幽默感,而且……对被冠以‘大师’头衔,心中是窃喜的。”而此次“大师工作室”的报道被众多媒体放在了“娱乐新闻”的头条。

  关于余秋雨的种种争议,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他“自取其囧”。而一代电影大师谢晋身后被强加的“囧”,则不免要化做一声沉重的叹息。有评论称,如果把20世纪分成前后两半,要举出后半个五十年中影响最大的一些中国文化人,即使把名单缩小到最低限度,也一定少不了谢晋。这样一位殿堂级人物离去,却马上遭到宋祖德泼脏水,抛出“谢晋死于酒后乱性,与某演员有私生子”等言论。同时,谢导追悼会上的混乱场面也令人心寒。不仅前去悼念的一众明星被“围追堵截”,一些群众还疯抢免费发放的谢晋纪念册,用来悼念的花束则散落一地,甚至还有人浑水摸鱼偷照相机,最后导致遗体告别厅也被迫关闭。

  余秋雨接受“大师”封号博文

  “听到成立工作室这个消息后我曾作过几次努力,希望删去‘大师’这两个字,但没有成功。这是(上海市)教委的一种架构性的设计,要改动有一定的难度。后来我想,比‘大’字等级更高的是‘老’字,一个人先成‘大人’才能成为‘老人’,那么,既然我已经做了大半辈子的‘老师’,那就后退一步叫‘大师’也可以吧”。

杨  光:杨佳和我,“我们”与“他们”

一、杨佳和我

杨佳死了,我很难过,就象忽然收到了一位幼时玩伴的死讯。但是,杨佳与我何干呢?

网上有人说,“我们都是杨佳”。这句话很值得玩味。“911”那天有人说,“今夜,我们都是美国人”,马英九PK谢长廷那天有人说,“今夜,我们都是台湾人”,孙志刚死于广州收容所后有人说,“我们都是孙志刚”。对于十三亿大陆中国人中的99.9999%来说,我们这辈子注定做不了美国人,也做不了台湾人。当然,也没有人心甘情愿要做另一个孙志刚。难道有人真的愿意、真的敢于做下一个杨佳吗?是要象杨佳那样闯入公署,手起刀落、快意恩仇?还是要象杨佳那样落入法网,遗弃孤母、独自赴死?

先从我自己和我的一位老朋友说起。因为我和他都曾有过一段杨佳式的遭遇,也有过一番杨佳式的心情。

1989年那场风波之后,我和我这位朋友先后入狱。失去自由的第一晚,我被审讯至凌晨。临进监房时,一位看守“干部”将我的钱包、眼镜、皮鞋、腰带没收,用剪刀铰掉我身上所有的拉链和纽扣。然后,他狠狠地踢了我一脚,将我踢翻在地,命令我赤着脚、拎着裤子,到院子里去“学规矩”。我哪里受过这等屈辱,立刻大声抗议,要求“人权”。这时候,审讯过我的一位副处长前来“关照”:“别他妈扯人权了,这是中国。我们有我们的规矩。你以为你是王丹、魏京生?有美国总统关心你?告诉你,你就是死在这里也没人知道你怎么死的,白死!”他这段话深深刺痛了我,直到如今还痛。我想他是个好心人,说的全是真话。我能好好地活到今天,应该谢谢他。

后来,我在“里面”被打过棍子(要自己脱了裤子蹶着屁股挨打),打得屁股黑厚如锅底。也被捆过绳子,捆成一只小鸡状,胳膊半个多月使不上劲、爬不上床去。还被编入“严管班”,在烈日与暴雨之下整日苦练“正步走”达一月之久。这三次体罚几乎都无缘无故,第一次是因为说话声音大,第二次是因为某个“干部”的威严(有人告密说我藐视他),第三次是因为对第二次处罚不服气。至于被武警砸枪托子、被法警拳击、被狱医掌掴,那些小型暴力太微不足道,就不值一提了。

但是,从入狱的第二天起,我就再也没提过有关“人权“的抗议。我已经领教了:做一个有人权的中国人,好难,在警察手里找人权,休想。在我的祖国,象我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囚犯,又不认识美国总统,“人权”那玩意,真是太可笑了。

我曾亲眼见到一个人犯“被病死”。此人是个“山犯子”(即农村来的穷犯人),先被警察打、再被号霸打,几番痛殴,又几天捱饿,于是生病,病得不轻。狱医过来,啪啪两个耳光,这是“规矩”。“山犯子”不懂,因为怕打,立刻就招认是“装病”。如是者三。然后昏迷,抬出送医,终于不治。我还亲眼见过一个保外就医却没去治病的犯人被捆绑示众,他所犯监规是“欺骗政府、欺骗干部”,但他“狡辩”说不是存心欺骗,是家里没钱治病,于是五花大绑,直捆到口吐白沫,没了气息,人工呼吸。此人当天被再度放出保外就医,是死是活我就不知道了。

我记忆最深的警察,是看守所里一名外表斯文的中年狱警。此人非常了得,每逢他值班,人人胆战心兢,惶惶不可终日。他会先喝上几杯,然后威风凛凛地走进看守所的长廊,向两边监舍的犯人们发出各种奇怪的号令。“妈那个B,一号、九号静坐,其他各号,全体趴下,二十个俯卧撑!”或者:“妈那个B,全体倒竖!”他很少亲手打人,但经常要让犯人们互打,而且必须打出花样来,以资娱乐。比如,他会命令:“你们两个,蝴蝶采花!”被点中的两个人就左右开弓、互打耳光。还有什么“包饺子”、“烧排骨”、“送入八宝山”之类的群殴节目,至少有十多种吧。我记得他还有一个恶劣的爱好。有一阵子我被调到了女号对面的监房,常听到此人向年轻女犯训话。那时候我年轻、经历浅薄,当完学生再当老师,连脏话都还不大会说。我从没听到过世上还有那么下流的语言,直到今天,这位狱警曾经公开说出的下流话,我仍然不堪下笔复述。这么多年了,我一直不能忘记这位警察,因为在我的心里,他就是我国狱警的形象代表。他曾经让我对“人”这种动物差点失去了信心:我真是想不通,一个人怎么能那样子对待另一个人呢?我知道,包括我在内的犯人们之所以必须服从他那些奇怪的命令,是因为害怕“死在里面也没人知道是怎么死的”。我现在还后怕,我真要死掉了,得让我的亲人们受多少罪,他们要到哪里给我“维权”去?难道要去美国、去联合国,邀请他们来“干涉我国内政”不成?

出狱后,我曾经给两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写过私信,其中之一还是最高领导人。我没敢写什么出格的话,只是告诉他们我国的监狱里有些很出格的事情。当然,我没有得到任何回音,不知道我国领导人是否收到了我的信。却把我的家人又吓得够呛,以为我攻击专政机关又该坐牢了。不提了。

再说说我那位朋友的故事,他比我又要惨痛得多。在入狱之前,他曾多次当面痛骂某位职务不低的政保警官,逞一时口舌之快,却差点儿为此丢了性命。他被捕时竟然由一队端冲锋枪的特警去执行,据说是上级有命令:此人有武器,反抗可击毙。入狱后他被长期枷戴刑具,拖着一串60斤重的脚镣子。他脾气暴躁,大呼小叫,天天抗议,又被改成上“床铐”。“床铐”是一副长木板,将人的四肢用手铐或钢筋锁于木板上,屁股下有一小洞供排泄用,吃喝拉撒挠痒痒均得有人伺候。他大怒,干脆就学甘地搞绝食,饿得头昏眼花,直到奄奄一息,脉膊摸不到了,离死已经不远。送到医院打了几天点滴,捡回命来,再回监狱,又被上了“床铐”,于是又绝食。警官和狱医就闯入囚室,拿了一根修汽车用的铁撬棍:“狗日的你今天吃不吃?不吃就用这根铁棍把你的嘴撬开,给你灌滚热的稀饭!”我可怜的朋友,他这才知道了我国警察的厉害。落到了他们手里,是只能规规矩矩,不可乱说乱动的。还能怎么办,他也就服了。他告诉我,他那时确实想死,觉得受如此欺凌,象狗一般活着,不如一死了之。好在大难不死,出狱后,我这位朋友成了一名成功的企业家,挣下了一笔不小的家产。

我自认是个与人为善、待人以宽的人。但我得老实承认,我曾经非常讨厌警察、尤其是狱警。当然,警察里面有好人,狱警里面也难免没有极个别好人。我也碰到过几个通情达理的好警察,在我最孤独无助的时候,曾经给予我莫大的恩惠。但我总觉得好警察不象是警察,倒象是混入警察队伍的异类。最近几年,我又特别讨厌城管。城管与我前世无怨、今世无仇,但我目睹过几次城管“执法”,气愤不过、看不下去。警察好歹是在他那一亩二分地里打人,城管居然跑到大街上公开打人,这TMD也太“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了。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令人厌恶的中国城管”。我想,有些时候,我真的有一点象杨佳。

我那位朋友比我更极端。每当我俩酒酣耳热,忆及当年往事,他都会做出一副怒目圆睁咬牙切齿状:“老子要剥他们的皮、抽他们的筋!”他就是这样的人,图一时嘴巴快活,什么混帐话都敢说。但由此可见,他比我更象杨佳。当获悉杨佳杀警的大新闻,我曾和朋友有过一通电话。他说:“假如是在十多年前,假如我得了癌症,我会拉上一车炸药,把XX公安局炸了。”闻听此语,我真庆幸他十多年前没有得癌症,要不然,那会是个什么场面、什么下场?

我,或者我的老朋友,我们有可能做杨佳吗?我想不会,肯定不会。只是这辈子有个心结解不开,有一些伤痛,无处诉说,有一些正义,没法申张。所以我从心底里怜惜杨佳。我能想象得到,他曾经感受到了何等的屈辱、何等的无助,大概和我当年一样。若非受过奇耻大辱,他不会杀得那么无情、那么狠心。

但我必须说,杨佳的反应也太暴烈、太出格、太过头、太极端了。如果杨佳是我的朋友,我一定会劝他说:被那些王八蛋打过的又不止你一个,老弟,该干啥干啥,忍了吧。

二、“我们”与“他们”

杨佳可能是2008年里最受国人关注的中国人。我敢说,一打政治局委员与一打奥运会冠军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他更有名。人们了解他的行迹、追踪他的故事、传播他的“名言”、关心他的生死。比关心“党和国家领导人”多得多,就象关心自己的亲戚和朋友一样。因为他太普通了,他普通得只能属于“我们”自己人。设身处地,我们每一个无官无职的中国人,都有可能忽然面临那样一种处境:某一天,某一地,碰到一群穿制服的,不容分说,将你痛打一顿。你能怎么办?要到哪里去、去找谁,能痛痛快快“给个说法”?你有那功夫、有那能耐吗?

杨佳事件撕破了一道纱帘,让我们看到了自己在警察面前的无权、无助。那本来是天天上演的老剧目,因为杨佳事件被定格了。他使官民对垒的态势明朗化,将社会分裂的真相大白于天下。他把中国社会划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群人:“我们”——平民百姓,“他们”——官僚机构及其打手。因此,杨佳成了一个符号、一个象征,我们不是杨佳,但杨佳代表“我们”。重要的已经不是事件,而是事件背后的族群认同、社会分裂。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看待这一事件时所遵循的“意义系统”。“我们”认可了这样一个对抗模式:“他们”VS“我们”,“我们”甚至认可了这样一种正义模式:“他们”欺负“我们”,“我们”就报复“他们”,哪怕使用最极端的暴力。

因为杨佳代表“我们”,所以,人们甚至不愿意承认他是个罪大恶极的杀人犯。人们不仅想要为他脱罪,甚至把他视为英雄、大侠。而在另一方,有六名被杨佳杀死的警察,只因为这六人属于“他们”,所以,他们以及他们的父母、妻子、儿女,几乎得不到任何来自“我们”阵营——平民百姓——的同情。在网上,同情杨佳的文字比同情被杀警察的文字要多出一万倍也不止。难道他们通通该死,或者死不足惜?难道他们当中就没有一个是好人?显然,在围绕这一事件的社会氛围中,族群已经超越了个体,“他们”那个族群的劣迹连累了“他们”的六名成员,而“我们”也陷入了族群的偏执而不可自拔,忘记了“我们”的“英雄”其实不过是一个杀人犯,更忘记了“他们”中那六个被“英雄”剥夺了生命的个体,其实从来没有欺凌过我们这位“英雄”,若去掉了他们的警察身份,也和杨佳一样,是六个普通人。如果杨佳杀死的是六个与他素不相识的路人,比如六个工人或六个学生,还有人会称他是英雄、大侠吗?还有人会为他能否免死而揪心如焚吗?

让我们再多看几个故事吧,我们将会看到一个更加清晰的荒诞社会的轮廓。最近这些年,在“我们”与“他们”之间,已经发生了许多意味深长的事件。

有一个女孩,在网上号召三八节那天给环卫工人送水喝,响应者甚众。那天,她们跑到大街上,遇到了警察,递上一瓶水,又遇到了城管,也递上一瓶水。结果,把照片上了网,却招来铺天盖地的辱骂。最后,竟连这女孩子的男朋友也要和她断绝关系。很显然,她的“错误”不是送水,是不该去公开向“我们”的仇人——“他们”——示好。如今这年月,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与警察和城管套近乎,还敢放到网上去,这不是明摆着承认自己是汪精卫吗?

某地,有两人在路上打架,某地,有小汽车撞伤了路人,某地,有中年男子猥亵幼女。在任何一个国家,即使已经建成了“和谐社会”,这类的事情总归不会绝迹,也实在不足为奇。忽然,当打架者之一声称自己是某某局里的公务员,当开车的女子声称自己有个舅舅当公安局长,当猥亵幼女的男人声称自己是“北京派来的高干”。这事情立刻就变味了。事件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其“意义系统”则越来越鲜明透彻。声称自己有官在身或与某官员沾亲带故,这是什么含义呢?无非是要证明自己一向就有欺负平民百姓的特权,而平民百姓却不应该在官员面前自己保护自己的人权。如果是在监狱、派出所、收容所、信访站里,中国的事情确实一向如此,只是万不该把这层歹毒的意思在大庭广众之下直接表达出来。于是,“我们”平民愤怒了,“他们”官员理亏了。一场某人与某人之间的遭遇战,就这样变成了“我们”与“他们”的阵地战。这场战斗在大街上,或者在网络上,随处可见。

曾记否,在湖北襄樊、四川大竹、浙江瑞安、贵州翁安,遥远的四地竟然发生了同一个版本的群众暴力,人物、剧情,甚至台词、道具都是一模一样的。有一名年轻的女子忽然死去,她是个打工妹、或女教师、或女学生,平民百姓之女,也就是说,她属于“我们”的阵营。公安介入调查,匆匆结案,家属要求复查,遭到拒绝。“他们”以反派形象出场了。此时,坊间、或网上传出了可怕的消息:这女子死得不明不白,实乃天下奇冤,她是被某局长、某书记或某太子奸杀(或虐奸而杀)的。于是,民愤汹涌,万人汇聚,烧楼砸车,武警弹压。有个县级政府甚至一度被群众攻陷了。每当出了这样的事情,我国的有关当局总会说,有谣言,要抓谣言。是的,鬼都知道,当然有谣言。一本到处套用的剧本,岂能无谣言?但问题的症结在于:谣言之所以有人相信、有人传播,就因为那些谣言是针对“他们”的,而“他们”数十年来的劣迹所塑造的恶劣形象,与那些谣言正相吻合。不是吗?假如有人造了另一个谣言,说某书记(或某某长、某太子)经常出门做好事,见了病人就送医、见了乞丐就送钱、见了老人就让座、被人打了还不还手,这谣言可有人信、有人传吗?连说谎成性的中宣部怕都不敢传吧?

在一个黑暗的社会里,才会有杨佳那样的“讨说法”者。在一个分裂的社会里,才会有杨佳这样的“英雄”。杨佳已死,“我们”与“他们”之间的荒诞故事还在继续。这样的日子,何时是个头呢?

2008-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