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孤独者之歌(诗三首) 

    

现在，让奔腾的浪涛铸成巨匠的形象
在上苍之顶，欢呼辉煌的塔楼放射出灿烂的光芒

孤独者的歌，永远在海上漂泊
陆地被吞噬，赖以兽群的目光被
金属割断，发出碎响
岩上亘古的文字，喷吐千万年淤结的泥沙
日月惬意，灵气闪闪
人类与崩裂的长谷融为一体，下巴扭曲
方舟被碾扁，在冥河之中苍白或者阴绿

而每一扇窗都曾是大地之洞，任众神遨游
最可崇拜的马头肖像铮亮，随阵阵狂风摆动
幻想着世纪颈脖的膨胀，向上伸展
但无法充填空腹，婴儿纷纷变退成化石

回答吧——
一次次地毁灭一次次地再现，悲壮又充满着激情
目光里无数的泪滴燃烧，嘎嘎在响
极光聚焦群雕剖开的脑袋之中
无声的吼叫、有声的吼叫
都如沉雷，冲动了被年轮无情遗弃的帆

回答吧，孤独者
海底动物随波跃出犹如中途的太阳,主宰万物
象征了一种生命的愿望，节奏递增
在宇宙的皮肉上留下最永恒的指痕，超越一切预言
然后拎起石斧，将敬神的生灵扼杀
召唤并且直至永远……

啊！孤独者的歌无边无际

　

生命之歌

我焚化的时候万兽齐颂

今夜的情绪膨胀，感官寂静
神秘的上苍之门打开
铁制的太阳辉煌如金蛇飞舞
狮头被锯，无数舌尖迅速扩散，牙齿勃起
我在水中摆动
为一颗树的折断心在地穴里颤跳
牛背上美丽的花纹剧增
超凡的智慧触摸禽群 向
我显示一种意愿；情种纷纷
众神祷告，福音如雷，赞歌无限
孕妇花花绿绿的笑铺满尘埃
也如岩核的热烈
但不是为一次航行而准备的仪式
那皱巴巴的脸
吮吸蝙蝠的风流引起快感的升腾
体验骚乱
黑蜻蜓终于飞越楼顶，受命与我
修炼闪闪钢鞭毁灭炫耀的方舟
月光伸展，被所有的灯装饰
喘息的婴儿无处可栖
在浴盆里爬行，预测上古和宇宙的体重
森林经过整容，以
最初的粗壮被钉上画板
同时在一个喧嚣的早晨公开价格
而镀金的兵马俑
从坟茔逐渐滑向多色的玻璃
高举石刀石斧石矛，泪似疾雨
在雌性的胯下注射激素
在挂着一串肉欲的旗杆上点燃灿烂的光芒
丰碑源源涌来
餐具在风化的墙上苏醒
将我种植在红木宫殿的圆柱上召谕万物
尽情地挥霍

唱啊 唱啊

　

老人的故事

大山的深处
有一间孤零零的石砌小屋
孤零零住着一位长胡子老人
守着这片寂静
鹰的旋转狼的嚎叫
（每天都向自己诉说着那个童年的秘密）
永远不变的天空
不变的太阳只习惯在心的脊背上
滚动，而老人
粗犷的额头爬满活着的艰辛

江一样长雪一样白的胡子哦……

被岁月磨损的双筒猎枪
无法再对准迷途的鹰影
浅浅的迹痕遗留在墙上
回忆，在瞬间凝成一粒混浊的泪
（老人疑惑的目光伸出门外向黑黝黝的树林移动）
驭着血色的阳光
从风设下的陷阱上艰难而过
无声无息在尽头消失

江一样长雪一样白的胡子哦……

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空荡荡的小屋里只留下沉寂
和那半截被遗弃的记忆
墙角边悄悄挪动的蜘蛛
无奈地吞噬着厚厚的尘灰
（许多许多年后，这一切才悄然逝去演化成空气）
期待，寓言般沉重的脚步
再一次刺激了山的欲望天的诱惑
和被贮藏的疯狂

江一样长雪一样白的胡子哦……

风始终保持着原有的姿态
注视南归的候鸟群
只有落叶在月色里
断断续续讲叙着这个没有结尾的传说

                           

ê1?\–?

2008年12月16日，3年来大胆评论时政的北京法天下网被迫关闭，我在该网上的博客也被迫关闭。

法天下通告说：接服务器托管商北京网通通知，因法天下多次出现不符合相关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的文章，从2008年12月16日早上起停止法天下服务器的网络接入服务。法天下将努力尽早恢复服务。

特此通告。

12月22日，法天下网突然开通，我的博客文章还在，但我无法发表文章，因为我的登录名已经被注销了。

当初，我是接到法天下的邀请才到这里建立博客的，可一旦我发言说真话，他们却无法承受，也不敢对监控网络的北京市新闻办说”不”，就对我”驱除出境”了，我自己也不能保护我的博客，何人权之有？

到了12月23日，法天下网又无法打开，很是玄乎。

关闭七天后，即12月24日晚上，平安夜里，法天下终于得到恢复浏览。我用我另外注册的一个登录名”中国真话报”可以发文，但发表一行”祝贺法天下开通”文字后，突然接到法天下站务组的网络短信通知：

中国真话报，您好！法天下是法学学术交流网站，恐怕不太适合发表您这类的文章。您可以选择新浪、搜狐这样的大型博客网站可能更为合适。我们将发送博客备份到您的邮箱。您也可以自行备份。我们将在24小时内停止对您的服务。抱歉！
今天，我仔细看了”法天下网站重新开通”的”编者按”，网站管理员承认是网络监管部门施压，并在关闭期间”对法天下的管理制度、措施等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造”，”法天下服务器也从北国之都迁移到南国小城”，可见他们立马要对大胆放言的博客作者封锁了，网络空间将不再自由了。

法天下的”约法三章”是这样规定的：

1、针对某些与法天下社区气氛不相一致的帖子，向发帖朋友发出通知后将予以隐藏，发帖朋友仍可自行查看或备份该贴；

2、与少数朋友协商（我就是这样的法天下的少数朋友），请其在其他博客服务网站建立博客并转移文章，并在合适的时间暂停其在法天下的服务；

3、暂时性的关闭非注册用户的评论功能；

4、暂时行的关闭新注册用户的发帖功能。

这样的举措，不外乎要证明官方在奥运会后的宽松言论空间收紧了，网络监控加剧了，开始打压博客作者的言论自由了。法天下用以上措施对博客发言进行限制，并对我这样的博客作者作出”驱除出境”处理，我可以理解，不是法天下的初衷，而是北京市新闻办所坚持的”条件”。

对此，我已经适应了。此前，我已多次接到关闭博客的通知了，也有强行关闭的，如新浪博客、万科周刊博客、和讯博客、博客中国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博客、孔夫子博客、红网专栏等等，现在再添一个法天下网，也许不是最后一次被关闭博客。

网络理性言论也要被监控，博客被强行关闭，可见以往的和谐似乎已经结束了，国务院新闻办、北京市新闻办等监控部门似乎又可以继续表演”中国是言论最自由的国度”闹剧了。法天下的编者还说监控部门亲自删帖，”记得法天下第一次处理不适当的博文，就不是由法天下管理员来做出的”，可见这个闹剧有多闹，多么无法无天。
如今，我还看到美国之音、纽约时报等网站被开放后关闭，在国际舆论的呼吁下，现在突然又开放了，我试试看，不过是假象，比如美国之音中文网，仅仅是主页可以打开，等你浏览文章却无法打开，一切都是假象，都是某些部门继续再玩着骗人的小花样。古时，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现在不过换了高科技，”防网民之口，甚于防川”，官方监控网民不遗余力，压制言论自由不惜代价，换汤不换药，如此而已，中国网络监控之严密、之粗暴、之肆无忌惮完全可以上世界吉尼斯大全了。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大会上，胡锦涛提出“三不政策”。其中的“不折腾”之说，备受争议。

按照中共官方定义，“改革开放”，起源于30年前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次全会，最先由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主导，原本的议题是农业、经济和计划。但以邓小平为首的政治老人，经事先精心谋划，发动突然袭击，提出“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和重大历史遗留问题”。会议主题突变，经济问题被抛到一边。

会议的结果是，以邓小平为首的“元老派”大胜，以华国锋为首的“凡是派”大败，老人政治登上舞台。两年多后，华国锋被赶下台，邓小平成为实质上的中共最高首脑。

都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华国锋的提法是“抓纲治国”，邓小平的提法是“改革开放”。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的同时，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实还是“抓纲治国”。换言之，不论“抓纲治国”，还是“改革开放”，都是政治表述。只是，邓的表述比华的表述更技巧、更高明。

内容一致，表述不一，乃是着眼权力斗争。以“路线斗争”为名，而行权力斗争之实，是中共党内百演不休的戏码。邓小平师从毛泽东，深谙此道。依照“十一届三中全会”结论，会后，中共立即为彭德怀、陶铸等平反，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后来，更延伸到平反刘少奇、改正“右派”，等等。

按照今日江泽民、胡锦涛等人说法，当年，邓小平一派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作为，是“搞政治”；会后进行的一系列“平反”，是“折腾”。如果当年的华国锋具有足够权威，或者，擅长权谋，他用“一心一意搞建设”、“向前看”、“不争论”、“不折腾”等等说法，就完全可以压住一切，所有“平反”都无从谈起。

华国锋被扣上“凡是派”的帽子。实际上，胡锦涛也是“凡是派”，新“凡是派”。华国锋的“两个凡是”，是盲从毛泽东；胡锦涛的“两个凡是”，则是盲从邓小平。但华国锋逮捕“四人帮”、否定文革、同意平反冤案，大幅颠覆毛路线；胡锦涛却中规中矩，死守邓理论，守成有余，创新不足，其“凡是”情结，远远重于华国锋。

当然，在胡锦涛之前的那个江泽民，也是“凡是派”，胡锦涛不过是依葫芦画瓢。憋气的是，胡锦涛不仅要对邓小平称“凡是”，在某种程度上，还要对江泽民称“凡是”。胡锦涛盲从邓小平，乃是由衷，如华国锋之盲从毛泽东；胡锦涛盲从江泽民，则是违心，不得已而为之。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大会上，胡锦涛向江泽民“致以崇高的敬意”，江泽民则起身领受致敬。这一幕，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胡锦涛的权力，传承自江泽民，那是他理应感恩的对象。

无法想象，在美国，奥巴马上台后，新政府开会，要请布什到场，并一再致敬；或者，在台湾，马政府开会，要请陈水扁到场，马英九向陈水扁致敬。这种情形，不会出现在文明国度，那是因为，在这些国家，领导人由民众投票选出，他的权力来自人民；前任领导人，不可能成为他感恩的对象，只有人民，才是他感恩的对象。

胡锦涛的“三不政策”：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重点在于“不折腾”。官方媒体和御用学者故意把这个“不折腾”解读为“不否定改革开放，不走回头路，坚持科学发展观。”用朝后比的手法，制造胡锦涛也在“进步”的假象。

实际上，胡锦涛所提的“不折腾”，是针对民主呼声，意思是：“不搞民主”，拒绝民主。意即，宁愿原地踏步，也不冒险前进（不冒丢失政权的风险）。胡锦涛的保守与落后，在这里，暴露无遗。胡锦涛还说“不走老路，不走邪路”，重点也在“不走邪路”，仍然是针对民主潮流。

中共一建政，就至少折腾了30年（1949至1978），如今，却以“不折腾”为借口，堵塞民主之路。世界民主潮流，被中共定义为“邪路”；中华民主呼声，被胡锦涛定义为“折腾”。

同其他中共高官一样，胡锦涛讲话，通篇以“我们”为主语，把“党和人民”混为一谈。无形间，就把党的错误与罪孽，与人民被裹挟参与混为一谈，仿佛，反右、大跃进、大饥荒、文革，等等，都不只是共产党的责任，更是全体国民的责任。时至今日，中国民众还须得为中共的罪孽背书，中华民族还须得为中共的折腾买单。

于是，不得再讨论“真理标准”问题，不得再提出“重大历史遗留问题”。一句话，不能谈民主，不得搞选举；不能谈三权分立，不得搞监督与制衡。所谓“普世价值”，与中国无关。

胡锦涛在讲话中，提到目标，以“我们党成立100年时”（2021年）、“新中国成立100年时”（2049年）来表述，暗示，中共执政目标，以百年计。可见，中共当政，不仅在理念上认同封建王朝，在时间上，也试图与封建王朝比肩。

满清“洋务运动”，回避制度变革，为辛亥革命所席卷；中共“改革开放”，有清廷之志，也回避制度变革，会不会为另一场革命所埋葬？岁月悠悠，时光如水，人们可拭目以待。

中国当局拘押异议作家刘晓波，欧美国家政府和民间组织表示关注。美国洛杉矶的21世纪中国基金会23日决定把“受难者家人奖”颁给刘晓波的妻子刘霞。

中国知名异议作家刘晓波本月上旬和许多知识分子连署“零八宪章”，提出修改宪法、司法独立、保障人权、公职选举以及集会自由等诉求，结果他被北京的公安带走，引起国际社会关注。

洛杉矶加州州立大学教授，同时是21世纪中国基金会执行长的宋永毅博士星期二表示，基金会决定颁发“受难者家人奖”给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刘霞是第7位获奖者。

刘晓波妻子、诗人刘霞

*家属受的苦比良心犯还要多*

宋永毅说明颁奖给刘霞的原因说：“因为家属受的苦难比政治良心犯还要多、还要大。”

研究文革的宋永毅指出，文革期间，被斗的人，妻子通常就要离婚。反右的时候，55万右派，恐怕有半数家庭破碎。

宋永毅说，但今天的情况发生很大变化，政治良心犯进去以后，很少看到他的妻子或家属背叛他，当然像刘霞、张青、曾金燕、袁伟静、陈明先、贾建英这些人都是很出色的，他们都出来为自己的丈夫呼吁，他们承担了不仅是家庭的责任，而且有政治上、道德和道义上的责任，已经成为一个风气，这个风气让人觉得很伟大，尤其是在中国当前世风日下、人欲横流的社会中。

总部设在旧金山的美国亚洲基金会北京办事处人员卜东伟，前年5月在北京被捕以后，他的妻子娄宏伟来到美国，争取国际社会的声援，取得欧洲议会和美国国会议员对本案的关注。卜东伟被依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判处劳教2年6个月，今年7月提前3个月释放，他上个月抵达洛杉矶和妻子团聚。娄宏伟表示自己作为过来人，非常理解刘霞的心情，刘霞得奖实至名归。

娄宏伟说：“希望像我们这样的妻子越来越少，每一个家庭都能得到团圆，尤其是像这样为正义和美好的事业在奋斗的家庭，更应该得到团圆。”

*国际社会严重关切刘晓波被拘押*

宋永毅认为，美国和欧盟等国际社会对刘晓波表达关切，中国政府现在举棋不定，但一定会受到影响。他拿自己在1999年回中国收集文革史料，结果被监禁的事例为证。

宋永毅说，开始的时候，没有国外舆论的压力，在监狱里是比较辛苦的，他们把你当作小角色，要把你杀掉，就像碾死一只蚂蚁、一只苍蝇一样，到后来越来越客气，待遇越来越好，因为国际舆论对他们造成的压力。

来美国不到一个月的卜东伟表示，他在监狱里的待遇也可能因为妻子在外面的努力而受到影响，他指出，因为民众的觉醒，环境的改变，支持丈夫的妻子越来越多。

卜东伟说，非常非常多，其实被外界所知、报导出来的只是非常少的一部分。

宋永毅希望通过国际舆论的压力，中国的言论自由空间将更为拓宽，而不是倒回黑暗时代。

美国的独立中文笔会接受刘霞委托，对得奖表达了谢意。笔会的声明也指出，受难者的妻子和家人具体的承受了希望中国自由民主所带来的苦难，他们为人权、自由、正义和爱情做出了最早、最有力的见证。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他不清楚刘晓波案件的细节，但中国政府不会容忍外国干涉中国内政。秦刚表示，中国政府依法治国，会根据法律处理有关事件。报导还说，北京的公安官员拒绝对本案发表评论。

关键词：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刘霞，欧美

美国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关于刘霞获最后一届“受难者家人奖”的公告

在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同仁们决定将最后一届“受难者家人奖”授予刘霞女士之际，都有一种名之所归、奖之所归的叹惜和欣慰的交织之情。在中国当代政治良心犯家属数以千万计的不尽行列里，刘霞女士或许是经历了最多次的在漫长的探监路上踽踽独行和苦苦等待的女性之一。在她的丈夫、中国著名异见人士刘晓波博士以前数次的牢狱生涯中，她不仅毫无怨言地奔波于探监的两地之行，用自己日紧月拙的收入给狱中的亲人送去源源不断的物质和的精神食粮；还噙含着坚强的泪水守候在破碎的家中，艰难地支撑着家庭和爱情的至高价值。在两周前刘晓波博士因为《08宪章》的起草被中共当局又一次羁押的突发事件中，我们再一次震撼和感动于这位不凡女性吐出的平静心声：她做好了又一次长期探监的准备……

美国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为了向普天下、特别是中国大陆的政治良心犯的妻子和家人表达由衷的敬意，于二零零五年六月四日设立“受难者家人奖”，通过基金会理事们的个人的捐助及其它筹款渠道，将适度的奖金及这一荣誉颁给良心犯的妻子或家人。我们深深地觉得：在人类用良知抵抗暴政的漫长历史中，政治良心犯的妻子和家人是养育人类良心的第一家园。我们以为，向这样一种苦难表达同情，向这样一种坚韧表达敬意，是人类的基本良知和责任。我们的努力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它表明：我们正竭尽全力与无辜的受难者和他们的家人，从而也和人类应有的基本人权和良知站在一起。人们常常用把中国政治良心犯出色的妻子们比作俄国十二月党人高贵的爱人，这无疑是一种美好的文学和历史的比喻。然而，我们还觉得：在刘霞、张青、曾金燕、袁伟静、贾建英、路坤、陈明先这些历届“受难者家人奖”得主的身上，又有着更为珍贵的、或许也可以称之为“中国特色”的品格。她们都没有十二月党人的爱人们的显赫家世和贵族教育；她们都是生活在最低层的普通的工人、中小学教师、社会工作者；她们还都生活在世风日下、人欲横流的中国当代社会。然而，正是她们用自己柔弱的肩膀扛起了黑暗的闸门，构筑起一道二十一世纪最为瑰丽的抵抗文明和道德衰落的风景线。她们在默默无闻中用自己冰冷的眼泪、颤抖的悲伤、孤独的守望和对自己亲人的无所不在母性的爱和包容，为任何一种倡导人类普世价值—人权、自由、正义、爱情……的辉煌文件做出了最早、最有力的见证。我们觉得：在某种意义上，她们远比书面的文字更代表了人类的普世价值。

刘霞女士不仅是刘晓波博士和他信念的忠贞妻子，更是一位才情并茂的女诗人。她从二十岁就开始在中国大陆的一些著名文学刊物上发表诗作。她曾经是出版社的編輯和國家稅務局的工作人员，现在是一位从事摄影和写作的自由职业者。她曾经在过去的探监路上以彻心的痛楚写下过这样的诗句：“每年的阴历七月十五/河上会布满河灯/却招不回你的灵魂……驶向集中营的那列火车/呜咽地碾过我的身体/我却拉不住你的手……”。现在她正又一次义无反顾地投入了和当今世界最强大的专制国家机器的对抗。

鉴于此，我们很荣幸地将这最后一届“受难者家人奖”颁给刘霞女士。我们也在此呼吁中国政府给予政治犯和他们的家人以基本人道待遇，并尽快释放刘晓波博士等政治犯。我们也再一次敦请国际社会和更多的中国人关注中国政治良心犯和他们的家人的命运，使中国大陆的任何政治、学术的异见者和他们的家人，都能享有基本的免除恐惧的自由。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记住她们的坚韧、勇气、爱和担当——“受难者家人奖”答谢辞

独立中文笔会
    
    
感谢二十一世纪基金会将本年度的“受难者家人奖”授予刘晓波夫人刘霞女士。
    
自今年12月9日，本会理事，前任会长刘晓波先生被拘禁，家中遭到搜查，电脑被没收以来，刘霞女士与外界的联系十分艰难，甚至连朋友探访亦受到警方阻碍。为此，刘霞女士委托独立中文笔会代她撰写答谢辞，并向贵基金会表示谢意。在这个艰困时刻，她荣获此誉，倍感欣慰和温暖，感到人类道义的力量与光明。我们深信，晓波得知这个消息也会为之欣慰。
    
刘晓波曾三次入狱。首次，1989年6月至1991年1月，因参加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第二次，1995年5月至1996年1月，因呼吁为“六四”平反、保障人权。第三次，1996年10月至1999年10月， 因呼吁自由民主，批评极权制度。二十年来，除三次入狱之外，其余十数年，刘晓波也始终处于警方监控之下，被持续地监视、跟踪、传讯，甚至遭到绑架和软禁。但是，在这种状态下，刘晓波没有屈服，仍然持守信念，持续不断地为自由民主呼吁，每在重要的时刻，或发生重要的事件，我们都会听到他的声音。此是刘晓波第四次被关押，前景未卜，但他做好了准备，如他一向所说，为了公众的自由，先行者就要付出自己的自由。
    
刘晓波在监狱中曾给妻子刘霞写了如下诗句：
    
“你一无所有，只能/和家里的灰尘一起等我/它们一层层/积满了所有角落/你不愿拉开窗帘/让阳光惊扰它们的安宁”；“把我也作为/你活下去的悲惨理由”；“你从一个得不到新衣裳的女孩/长成了往返于探监路上的妻子……”“进入坟墓前/别忘了用骨灰给我写信/别忘了留下阴间的地址”。
    
他在另一篇文章“心牢中的女人们”中写道：“还有一切政治犯的妻子们、女友们，中共独裁政权把你们的男人关进了有形监狱，同时也为她们制造了更为令人窒息的无形的灵魂牢狱。……她们的忠贞和坚韧，无疑是这个人性沦丧的社会中高贵人性的闪光。即便仍在狱中坚守信念和良知的男人们，也应该为她们的高贵而骄傲，也必须献上一份虔诚的敬意！”
    
——这是另一种苦难，另一种对自由的承负。如果说，狱中那些男人们的受难为了信念；那么他们的家人所承受的苦难，更多的则是来源于爱。她们告诉我们，为了亲人的爱，人性能够承担什么，付出什么，经历什么。她们在政治压迫的冷色背景上点燃了亮丽的人性光辉。她们是残酷中的温暖，暗夜里的光亮，旷野上的家园，那是包容一切的爱、怜悯、抚育大地的母性。 
    
刘霞是出色的诗人、画家、摄影家，但是她最终的选择是作良心犯刘晓波的妻子，她说“她只能选择这种爱”。在刘晓波坐牢期间，她曾写过这样的诗句“每年的阴历七月十五/河上会布满河灯/却招不回你的灵魂……/驶向集中营的那列火车/呜咽地碾过我的身体/我却拉不住你的手……”。在刘晓波第三次入狱的三年间，刘霞三十八次从北京去大连监狱看望刘晓波，其中有十八次不允许他们会面，她只好留下东西，无奈地离去。“在被冷酷所包围的孤独之中、在连一点点隐私都无法保留的被跟踪和被监视之下，她苦苦等待着、挣扎着，仿佛一夜之间就白发早生。”前几日，本会候补理事齐家贞女士写了一篇文章：“刘霞，让我的心来陪伴你，我们一起痛哭，像所有政治犯的妻子一样，为丈夫的安危，为丈夫的受辱，为丈夫所遇的不公；今晚，晓波不在，刘霞，让我的 心来陪伴你。……作为他的妻子，刘霞，你是多么幸运，你是多么值得骄傲！刘霞，光荣的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你一定要坚强。正义在晓波一边，他一定会回家，他们无法永远把你与晓波隔离。”这一次，我们不知道刘霞还要多少次去敲叩监狱的大墙？那道冷铁般的阴影会有多长？她纤弱的身躯会不会被再次击伤？
    
人类的进步总有代价，而那些代价都是具体的。今年是西单民主墙三十周年，这三十年中，为了争取基本人权和言论表达的自由，一批又一批勇者走入监狱，甚至扑倒在地。这里我们不提这些勇者的名字，而要想一想他们身后的人，他们的父母、妻子、女友、孩子：从平妮（魏京生女友）、贺信彤（徐文立之妻）、吴惠芬（刘青、刘念春之母）到众多天安门母亲、到路坤（杨子立之妻）、王英（徐伟女友）、赵群英（靳海科之母），到傅湘（杨建利之妻）、方草（张林之妻）、贾建英（何德普之妻）、耿和（高智晟之妻）、张青（郭飞雄之妻）、高琴声（师涛之母）、袁伟静（陈光诚之妻）、汪雪娥（吕耿松之妻）、王之虹（陈子明之妻）、夏春蓉（杜导斌之妻）、曾金燕（胡佳之妻）、再到陈贤英（许万平之妻）、辛娜（哈达之妻）、陈明先（刘贤斌之妻）、胡晓玲（毛庆祥之妻）、姜航莉（朱虞夫之妻）、俞陵（王小宁之妻）、段毛英（高勤荣之妻）、曾丽（黄琦之妻）、董敏（力虹之妻）、黄金梅（黄金秋之姐）、杨桂香（杨天水之姐）以及刘霞……。这是一个数量可观的群体，她们不是英雄，是普通人，是英雄身后的受难者。为了正义，为了中国的希望和自由，她们失去了亲人、家庭，失去了她们普普通通的安宁和生活，而要忍受一年又一年的苦难：贫困、孤零、碎心的思念，还有警方的监视、喝斥、威胁，以及身边的歧视。她们除了操劳加倍艰辛的日子，还要奔走于监狱和法院，节省每一个小钱带给狱中的亲人。中国自由民主的伟大希望，是如此具体地进入了她们的生活，或者说为了这一伟大的希望她们是如此具体地承受着苦难。有谁知道，在一个个孤独的深夜，她们流了多少泪水？她们的心破碎了多少回？的确，如授奖辞所说：“她们都是生活在最低层的普通的工人、中小学教师、社会工作者”，“她们在默默无闻中用自己冰冷的眼泪、颤抖的悲伤、孤独的守望和对自己亲人的无所不在母性的爱和包容， ……为人权、自由、正义、爱情……做出了最早、最有力的见证。”记住她们吧，记住她们的眼泪、悲痛、贫困、孤零以及所遭受的威胁、羞辱和歧视，记住她们的坚韧、勇气、爱和担当。用我们的心去热爱她们吧，给她们以帮助、温暖和尊重。不仅如此，我们还应该感谢她们，用我们的愧疚感谢她们为中国所承受的牺牲和苦难。
    
最后，我们再次感谢二十一世纪基金会，感谢你们设立了这样一个奖。它提醒我们关注“受难者家人”这个特殊的群体，她们承受着特殊的苦难和不幸，她们默默地为着中国的自由民主奉献着她们的眼泪、艰辛和牺牲。让我们以虔诚向刘霞，向所有的受难者家人致敬！
    
在恒久不变的爱中，在坚忍的承担中，她们已经成为英雄！
    
为言论自由写作自由不懈奋斗的独立中文笔会以她们为荣！ 
    
    
独立中文笔会
    
2008年12月22日于美国

这两天有记者问我关于湖南卫视录制节目时候的一些事情，我陈述一下事实。

湖南卫视有一档新节目（为避免炒作嫌疑，我就不提节目的名字了），第一期，想邀请我做长期嘉宾主持，我推辞了很久，但对方非常热情和诚心，尤其是李小姐，人很好，感动了我，我就答应做一期节目的访谈嘉宾。

在节目之间，有和我关系比较好的一个读者发短信给我，说节目现场有陷阱啊，要小心。我以为他们是为了制造惊喜，在地上挖了一个陷阱，上台的时候还小心翼翼的一直看脚下，生怕掉洞里。

节目录制的算顺利，谈话也不错。到了最后的环节，主持人要求现场的观众对我的书做一个评价，是毁呢还是誉，现场50人，举起了牌子，男主持人不假思索，道，看来毁誉参半，但还是毁的人比较多啊，有29个人举了毁的牌子。很遗憾，看来你这本书不能上我们节目的好书榜了。

我当时就很奇怪，按照正常人类的能力，要在50块牌子里数出参杂的29块不同的牌子，至少需要点时间。看来这数字是事先就安排的。我戴上近视眼睛仔细看了一眼观众席，发现最后两排的观众，气质诡异，神色可疑，我就明白了读者提醒我的是什么事了。我就说，我有一个要求，请举“誉”的牌子的观众站到我旁边来，请摄像机拍一下台上剩下的观众，让电视机前的观众分辨一下他们像不像读者。

顿时结果台上剩下二十多人，都是一些大爷大妈，很多人用牌子遮住了脸。我问说，你们看过我的书么？

因为这个情况导演没有交代过，所以群众演员们不知道该怎么演，面面相觑。

我说，你们都我的书没看过，毁什么呢？

这些人一眼就能看出这些人是请来专门举“毁”字牌北影边上的群众演员，我后面的读者告诉我，他们交流过了，是节目组每个人给钱再管饭请来的，只要举“毁”的牌，节目结束后就可以领到二十块钱，里面人还直问，韩寒是干嘛的？我本想说，原来你们就是五毛党啊。后来想想，算了，天这么冷，他们也是混口饭吃，不容易，五毛误国，他们只是误事而已。

后来一个导演眼看节目不和谐了，赶紧上台，有点着急，说，韩寒，你是不是很在意读者对你的看法。

我的回答大意是，我当然在意读者了，但得是我的读者才行，至少得是个读者啊，说我不好不要紧，你不能花钱请点群众演员来制造一个民意啊。

情况就是这样的，对于我的书上不上某个节目的榜，我是真的无所谓的。但我是一个很不喜欢造假的人。中国有太多造假的事情，我这是小事，还不关民生社稷，但我最无奈的就是政府在出台某项明显是于民不利的条例的时候，在互联网上假惺惺弄一个投票，无论你如何投票，最后结果都是绝大部分老百姓表示支持。假民意是假货中最有危害性质的一种。这节目导演万一这招弄上瘾了，我政府宣传部门一看，觉得有前途，是一路人，以后调到新闻部，那祸害就大了。

当时在上海，他们感动我之旅中，我就说我不喜欢电视节目里闹冲突，好的电视节目应该是向着这个世界上存在的问题和不公正去冲突，而不是找一堆嘉宾现场去制造冲突。现在的电视节目都喜欢这么干，必须得有分歧和争端才行，我觉得这样发展下去，湖南卫视明年就会有劝恩爱夫妻离婚的节目出现，叫《我拆，我拆，我拆拆拆》。

后来，我看到网上我的好心读者发帖子说我被湖南卫视涮了，我发短信过去说，我的读者们为我鸣不平，有记者也问我这事，这样对我的读者们也很不公平，我觉得为了你们自己的节目质量和电视台的形象，你们得研究一下怎么办，要不就全部照实播出，让大家乐乐也行。

毕竟，人人听闻五毛，但很少有人真的见过五毛，虽然这些只是初级娱乐型五毛，但是，五毛现形都是大快人心的。

其实作为这个读书节目，他们准备的很辛苦，问题都很尖锐，而且嘉宾主持也比我想象的要好，这是个要送审样片，主创人员的迫切之心我也能理解，最后结果是读者们都毁我的书也肯定好炒新闻。只可惜他们一心还是想要制造矛盾冲突和人为结果，结果不像以前的选秀节目那么好操作，被大家一眼识破，导致尴尬场面。但是他们一直不觉得自己造假有任何问题和过错（可能宣传机构都是这么办事的）。后来他们想的补救方法是邀请我做节目的主持人以拉近关系，并在新闻稿里借我之口说其实这节目我很满意，但我最近几年不会考虑要去做主持人，因为没人可以导演我。而其实你们最对不起的是在现场被利用的我的读者们，这样写也无疑是让我把那些在为我讨个公道的读者对立起来。我最感谢的冒着零下十多度去这个节目现场并且被戏弄的读者，相信节目组会纠正错误，把单纯有趣的一个读书访谈节目献给观众，也希望节目的导演可以向我那天去现场我的读者们道歉，这个事故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导演组都是错的，因为——你们真把自己当成是导演了，问题是，我和我的读者不是来演戏的。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内的全球一百多名知名学者、作家、人权工作者周二发表致胡锦涛公开信要求释放刘晓波。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如果要用一个字形容2008年的中国局势，可借用黑泽明一部著名电影之名：乱。

经济指标齐齐跳水

这”乱”，不仅体现在社会反抗多发，反抗类型中”泄愤”型渐成一种类型（与有利益诉求的社会反抗相比，泄愤型更缺乏可防范性）；还体现在经济形势急转直下，继9月份财政收入开始跳水以来，各项经济指标直线下滑，最明显的是衡量制造业生产能力的用电量的下滑：全国月用电量增幅就从3月份最高的14.4%下降到8月的5.38%，10月份全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下降3%，各地企业均出现较大面积亏损。

长期以来做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之一的进出口贸易形势更是不容乐观：11月，中国加工贸易出口额同比下滑了11.8%；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只有38.8%，创下该指数设立以来的新低。另外，新出口订单指数降幅巨大，比10月下降12.4个百分点。后两个指数在经济指标中具有先导性，它表明中国未来出口增长不容乐观。

刚刚开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除了重复前几年一直在实施的经济政策，竟无新招问世，这充分说明，中央政府对眼前这乱局毫无精神准备。尽管媒体称中央”提前打经济增长保8战”，但这保8战其实根本不是提前，而是滞后。

内需还有多少可拉动？

如果说这次经济工作会议还有个主题，那就是如何保住中国人收入水平不至下降太快，以保证2009年有成效地拉动内需。

但拉动内需正好是中国多年来未曾克服的难题，因为这是由中国收入分配结构所决定的。近年来中国财富增长极快，但财富分配却过于集中。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中国的150万个家庭（约占全国家庭总数的0.4%）占有中国财富总量的70%。这些家庭的钱多投放于子女海外留学及奢侈性消费，于拉动内需并无多大贡献。

中国的穷人到底有多少？据世界银行2007年11月公布的数据：生活在日均1美元贫困线以下的中国人实际上应为3亿。这3亿人口的购买力极其有限。

而中低层人士这些年来因对生活的未来预期不乐观，多不敢花钱，中国的高储蓄率举世闻名，从1998年的5万多亿一直攀升到2007年的18万亿。如何让老百姓”多花钱、少储蓄”，一直是中国政府努力的方向。为了弄清中国老百姓为什么爱储蓄，国家统计局以及各省直辖市的城调队经常调查，但所有调查结果都惊人地雷同：储蓄的第一位目的是子女的教育费用，接下来则是住房、医疗、养老。这正好反映了中国政府这些年来教育、医疗、住房制度的改革，其实质是加紧从老百姓口袋里掏钱，结果使公众对未来生活的预期产生危机感，加大储蓄量。

失业率的增长和社会动荡

中国的经济出现下滑，预示着失业率的增长和社会动荡。

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偏高（约为70%左右）， 美国、欧盟与日本这三大经济体一直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与出口市场。而这三大经济体的经济衰退已成定势，导致以产品出口为导向的中国中小企业的订单难以为继，结果必然导致失业率的上升。

如果把劳动力市场分为高级专业劳动力市场、熟练技术劳动力市场和初级劳动力市场三类。第一类目前已经有失业之虞，如外国在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安永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和德勤会计师事务所最近都在大幅裁员；第二类的数量随着企业破产正在增加；第三类即普工则一直呈现供过于求。而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恰恰大部分都属于第三类。尽管有人认为农民工在中国就业人群中比例较大，在一定程度了决定了中国在经济危机中的承受力相对较强，但这些农民回家后对无地可耕、无业可就的困境最多就坚持一两年时间。

总数约为3亿的失业者将成为这个社会潜藏的不安因素。一旦生存危机无可缓解，社会矛盾必将尖锐化。

对中国来说，政府的高度腐败、社会分配的严重不公、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犯罪率的居高不下等早就成为社会危机因素。一旦失去”经济发展”这一最后手段，危机必将从经济领域扩展至社会领域，渐次转化为政治危机。

（五）历史功绩属于谁？
 
 
王强华说：“由此文（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更是由邓小平发动、组织和领导的。”(1)一曰“发动”，二曰“组织”，三曰“领导”，事实何在？他在另一个地方又说：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我觉得更应该归功于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2)这句话只具有否定意义，即不能“归功于”胡耀邦。至于“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如何“发动、组织、领导”了真理标准讨论？他们经过讨论、形成决议、作出规划了吗？没有事实，只凭空话，怎么能够“归功于”？从肯定方面来说，毫无意义。邓小平不是也不认识胡福明吗？邓小平非但不认识胡福明，连他在哪个城市都搞不清。(3)不认识、不知居于何地的胡福明，邓小平当然不可能组织他写文章。按照王强华用在胡耀邦身上的逻辑，邓小平怎么能够“发动、组织和领导”真理标准的讨论？因为遵从“有关方面”的旨意，王强华也就顾不得自己的逻辑了。

“有关方面”亲自出马了。二〇〇八年五月八日，在纪念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三十周年的座谈会上，李长春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义讲话，他一开头就说：“三十年前，在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和支持下，在全国开展了一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人民日报》2008年5月9日。）发起和推动真理标准讨论的主导者胡耀邦的名字却提都没提。李长春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只是沈阳电器公司的一个基层干部，对于全国性的大事，自然不甚了了。他的这个讲话，值得注意的，不仅显示了个人的局限性，而且表达了现今的中共中央对真理标准讨论，以及邓小平、胡耀邦在这一讨论中的作用的评价。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二日，赵紫阳所作的《在胡耀邦同志追悼会上的悼词》中说：“他（胡耀邦）按照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精神，组织和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人民日报》1989年4月23日）二〇〇五年十一月十一月十七日，在“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九十周年（胡耀邦的诞辰应是十一月二十日——郭）座谈会”上，曾庆红的讲话，重复了悼词中的那句话，接着不伦不类地来一句：“在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和支持下开展的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人民日报》2005年11月18日）真是狗尾续貂！到了李长春那里，“貂”没有了，只剩下狗尾巴一条。可见，现今的中共中央常委，经过曾庆红的过渡，李长春的讲话完成了对胡耀邦的历史功绩的否定，这就违反了中共中央对胡耀邦已有的评价。

将真理标准讨论归功于邓小平的“领导和支持”，是胡冠邓戴，歪曲历史。现在，党史出版物和博物馆陈列，曾任总书记的胡耀邦（还有赵紫阳）的名字和照片，一概皆不见，更何况真理标准讨论一事！

邓小平究竟是“领导”还是“支持”？既“领导”又“支持”，曾庆红、李长春们还没有发觉自己的说法根本不通。如果是“领导”，难道还要对自己的“领导”表示“支持”吗？如果是“支持”，难道不是对别人的“领导”表示“支持”吗？说邓小平等对真理标准的讨论是“支持”的，没错；说真理标准的讨论是由邓小平等“领导”的，大错！

将由真理标准讨论引起的思想解放运动说成是某人“领导”的，完全用错了概念，不符合事实。因为它不是在某人“领导”下发生的，既不是胡耀邦，更不是邓小平。发起和推动真理标准讨论的有一大批人，时代的召唤成为他们共同的动机，其中也包括“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但在这一大批人中起主导作用的是胡耀邦。

将邓小平吹捧为“发动、组织和领导”了真理标准讨论，举出的几个根据，皆为似是而非。
 
邓小平提出“准确、完整”就是最早反对“两个凡是”吗？
 
一九七七年四月十日，邓小平在给华国锋的信中说：“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曾向中央用书面表达我内心的悲痛和深切的悼念。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4）邓小平本人多次讲到，针对“两个凡是”，他经反复考虑，才想出“完整、准确”。但在这封最初提出“准确、完整”的信中，是表达对毛泽东逝世的“内心的悲痛和深切的悼念”，丝毫看不出反对“两个凡是”的意思，相反，对“两个凡是”的创始者华国锋，语多献媚之词：“在党中央决定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会主席的时候，我知道了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以最英明果敢、最正确的方式战胜四人帮的伟大胜利的时候，我在七六年十月十日曾向国锋同志和中央用书面表达我的真诚拥护和欢欣鼓舞的感情。”他像林彪对待毛泽东那样，对华国锋也用了“最、最”。

邓小平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写的那封信（东兴同志转呈国锋同志并中央），不提也罢，一看，更是肉麻：“我衷心地拥护中央关于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我欢呼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人欢欣鼓舞呢？”（5）结果，只稳定了四年，“政治上思想上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华国锋，就被“衷心拥护”的邓小平搞下了台。 

邓小平为人奸诈，一句“永不翻案”骗得毛泽东的信任，一声“衷心拥护”博取华国锋的欢心，一次又一次出山。但邓小平的两次复出是符合民意的，复出后的作为是站在历史的正确方面。华国锋给人以“忠厚老实”的印象。虽然粉碎“四人帮”有功，但在新的历史时期，他的作为是站在历史的错误方面。评定人物，历史上的作用和人格上的表现有一定关联，也不可完全混为一谈。况且，一旦有了政治上的需要，例如抓“恶毒攻击英名领袖华主席”的反革命，华国锋就不忠厚、不老实了。定“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为反革命的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文件就是他本人签发的，这是当年毛泽东之所不为。

一九七七年五月三日，中共中央文件将邓小平的两封信转发全党。（6）这两封信为华国锋所认可，但为《邓小平文选》所不选。可见，华国锋并不认为邓小平提出“准确、完整”是反对自己的，而邓小平本人也并不认为这是必须编入他的《文选》、足以传世的代表性言论。

邓小平将他的“准确、完整”与“两个凡是”相对立，是后来的事情。

“凡是”派处理邓小平问题有个三部曲。第一部是不让他出来。（7）民间的呼声和党内的噪聒实在抵挡不住，转为第二部，有条件地让他出来。不料，又遭邓小平本人的强烈抵制。无奈，第三部只能是无条件地让他出来了。

一九七七年四月，华国锋决定改变“批四人帮连带批邓”的方针，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准备在七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他的“三副一总”（党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条件是希望他承认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但说明与己无关，以便找个台阶结束“批邓”。因而派汪东兴和李鑫同他谈话。汪、李在谈话中指出，天安门事件的反革命性质是毛主席定的。邓小平拒绝，这才不得不说“两个凡是”不行。五月二十四日，他约王震、邓力群谈话，透露了这一情节，说是：“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这时，他才针对“两个凡是”强调“准确、完整”。（8）

邓小平确是较早地反对“两个凡是”，据说，他是受了邓力群的影响。邓力群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他看了“二七”社论后，发现“‘两个凡是’里面的问题大了”。他告诉了王震，王震又告诉邓小平。邓力群自己写道：“邓小平说：首先提出反对‘两个凡是’的是邓力群。”（9）因此，才有邓小平约王震、邓力群于五月二十四日谈了一篇《“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话。据此，邓小平反对“两个凡是”还在邓力群之后。而邓力群和邓小平都是孤陋寡闻，他们不知道，在社论没有见报之前有人就看出问题来了。

耿飙奉汪东兴之命发表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时，找“宣传口”的几个负责人讨论，他就说：“登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按照‘两个凡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这是亲历者胡绩伟的证词。（10）与耿飙持相同看法的不乏其人。所不同的，邓小平反对“两个凡是”是从“说不通为我平反”的切身利益出发，而耿飙等人反对“两个凡是”是出于“什么事也办不成”的无私的政治见解。
 
邓小平反对“两个凡是”就是“领导”真理标准讨论吗？
 
邓小平攫有反对“两个凡是”的虚名，其实他的“完整、准确”非但没有能够动摇“两个凡是”，反而巩固了“两个凡是”。

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坚持“两个凡是”的同时，也说“要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体系。”（《人民日报》1977年8月18日。）

一九七七年十月九日，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华国锋的讲话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个极其丰富的理论宝库。我们应当力求完整地而不是零碎地、准确地而不是随意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各个方面的基本原理掌握起来。”（《人民日报》1977年10月10日。）

华国锋比邓小平讲得更周到，还有所纠正。邓小平说的是“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华国锋说的是“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将两个形容词改为副词。从正统的观点来看，在毛泽东思想头上加两个形容词是大不敬，难道还有不完整、不准确的毛泽东思想吗？华国锋的意思，完整不完整、准确不准确是领会和掌握的问题，不是毛泽东思想本身的问题。看来，华国锋倒真是忠于毛泽东思想的，而邓小平是另有所图。

邓小平以“完整、准确”反对“两个凡是”，坚持“两个凡是”的华国锋非但不反对“完整、准确”反而予以采纳。为什么？

第一，邓小平的“完整、准确”只是反对“片言只语”。他说：“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11）他并没有从根本上反对“凡是”，而是论说怎样才是合理的“凡是”；正是要求以“完整、准确”的“凡是”代替“片言只语”的“凡是”。所以，华国锋完全可以接受，以“完整、准确”来补充和丰富“两个凡是”。而且，邓小平的“完整、准确”的“凡是”在中国要管“世世代代”，还要管到外国的“国际共产主义的事业”。这是远胜于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的超级“凡是”。

第二，邓小平强调“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是与华国锋比赛“高举”，争夺对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权。他们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完全一致，同样都是无批判地颂扬。“准确”有何意义？问题不在于准确不准确，而是正确不正确。错误的东西无论怎样“准确”还是错误的。怎样才算“完整”？如果引一句语录不算完整，那么可以多引几句。后来，邓小平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从毛泽东思想中剔出去，不是也就不“完整”了吗？所以，“准确、完整”可以各有各的解释，并不妨碍坚持“两个凡是”。华国锋接过邓小平的口号，在中共十一大的报告中要求“全党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可见，不管理论正确不正确，都可以用上“完整、准确”。

第三，“凡是”派以毛主席语录衡量一切，这是真理问题上的主观标准。邓小平要求代之以“准确、完整”的毛泽东思想，还是思想。局限在思想范围内强调“准确、完整”，不过是修正的主观标准。以实践检验是非，才是真理问题上的客观标准。所以，“凡是”派早已将邓小平的“准确、完整”为我所用，相安无事；而一年以后提出实践标准，则跳将起来，激烈反对。

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不断“高举毛泽东思想”，而且刘少奇、林彪、“四人帮”一个比一个更加“高举”。从“高举”到“凡是”是顺理成章的，“凡是”正是为了“高举”。邓小平反对“两个凡是”，代之以“准确、完整”，还是为了“高举”，以便把华国锋的旗帜抢到手。所不同的，华国锋“高举”的是僵化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高举”的是灵活的毛泽东思想，不过是换一种实用主义的手法来“高举”。邓小平完全是共产党固有的政治思想的传人。但他又有所推陈出新。华国锋的“高举”是维护陈旧的毛泽东的老权威，邓小平的“高举”是借助“准确、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树立自己的新权威。真理标准讨论是以实践的权威代替个人的权威、思想的权威，要求对毛泽东思想进行检验，不但改变了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的思想路线，也改变了邓小平的“准确、完整”的思想路线。

胡乔木吹捧说：邓小平“提出反对‘两个凡是’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的开端，是三中全会思想上的开端。”（12）指出“两个凡是”不行，用什么来代替？邓小平以“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代替。这就行了吗？还是不行的。邓小平不理解实践标准，被同样不理解实践标准的胡乔木断言为“一个重大转折的开端”。事实上在邓小平指出“两个凡是”不行的一九七七年并没有出现，而是一九七八年发动真理的实践标准的讨论后才成为“重大转折的开端”。
　　
邓小平是什么时候对真理标准讨论表态的？
 
邓小平六月二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被认为是对真理标准讨论的表态。其实，他的讲话，说来说去只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本是共产党讲了几十年、重复了千万遍的老话、套话，没有一个新词、没有一点新意。理论界、新闻界反对“两个凡是”的人们断言：“小平同志表态了，他是支持真理标准讨论的”。当时的形势是很微妙的。共产党内有两种倾向、两股势力。共产党的最高层，坚持“两个凡是”，有权力没真理。共产党的中下层健康力量，特别是党内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反对“两个凡是”，有真理没权力。后者希望在上层找到他们的代表人物，胡耀邦在政治上的的分量显然不够。邓小平是有资格抗衡“凡是”派的实力人物，因此反对“两个凡是”的人们故意抬举邓小平，为自己壮胆。邓小平本人不便否认，“凡是”派也不好反对。至于邓小平本人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态度，是被形势推着走的，诚如他自己后来所说“越看越重要”，边走边看，才看出重要性来。

究其讲话的内容，既没有支持真理标准讨论，也没有反对“两个凡是”。邓小平在讲话中说：“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主席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他强调的是毛主席的“根本观点”。“有一些同志”的思想之所以不对头，不是因为不符合客观实际，而是不符合毛主席的“根本观点”。他还是用思想来检验思想，而不是用实践来检验思想。而且坚持“两个凡是”的人们并没有公然反对“实事求是”，邓小平还认为华国锋是“坚持实事求是”的。他说：“华主席、党中央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个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的。”（《人民日报》1978年6月6日。）那么，邓小平的“实事求是”究竟反对谁、反对什么？现在，《邓小平文选》中列入的《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找不到这句吹捧华国锋的话了，邓小平把它删掉了。但事实是删不掉的。六月三十日，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三人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作为中共中央一九七八年三十八号文件下发。华国锋的讲话仍然宣扬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两个凡是”。邓小平的讲话一开头就说：“华（国锋）主席、叶（剑英）副主席的讲话，很深刻，很重要，我完全赞成。”（同上。这句话在《邓小平文选》中也被删掉了。）假如邓小平的讲话是反对“两个凡是”的，怎么能够同时又“完全赞成”坚持“两个凡是”的华国锋的讲话？反对“两个凡是”的邓小平的讲话，与坚持“两个凡是”的华国锋的讲话，怎么能够并行不悖地放在同一个文件里？

有人说，邓小平在五月三十日就讲了：“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莫名其妙。”《邓小平年谱》一九七八年五月三十日记，邓小平同胡乔木等谈准备在解放军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内容，是有这么一句话。《邓小平年谱》的记载常有不实，姑且假定此话为实。既然会前讲了，会上为什么不讲？邓小平同一个讲话的后面部分提供了答案。他说：“我放了一炮，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后来又加了一句毛泽东思想体系。有人说我这个提法是同华主席唱对台戏，结果华主席用了我这个话，这些人不吭气了。”（13）邓小平否认他“同华主席唱对台戏”，华国锋用了他的话还沾沾自喜。那怎么会当着华国锋的面直斥“简直莫名其妙”？

汪东兴也没有听出邓小平的讲话是反对“两个凡是”、支持真理标准讨论的，照样肆无忌惮地挥舞大棒。

邓小平顺水推舟，听得多了，真的把别人的恭维当作自己的态度了。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九日，邓小平在接见文化部负责人时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是驳不倒的。我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了，同意这个观点和文章。”（14）请看他的讲话，从头到尾有哪一句是“同意这个观点和文章”的？直到一九八〇年二月，邓小平说：“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15）这时才对原来的套话加上“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可见，一九七八年六月他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如果原来的套话已经包含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支持，为什么后来还要加上“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怎么也说不通。以后来的观点改写从前的历史，以示一贯正确，这是共产党领导人的通病，邓小平尤其明显。

邓小平公开表示“同意这个观点和文章”不是在六月二日，而是在七月下旬。

七月二十一日，邓小平找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张平化谈话，给他打招呼：对真理标准讨论“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16）

接下来，二十二日邓小平又同胡耀邦谈话。第二天，胡耀邦向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组作了传达：“昨天下午小平同志打电话叫我去了一下，三点半钟谈到五点，问我的情况，谈了几个东西。（小平同志说）哦！你们理论动态组，班子很不错啊！你们的一些同志很读了一些书啊！不要搞散了，这是个好班子。他说，他原来没有注意这篇文章（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来听说有不同意见，就看了一下，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谈到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开始时谈到这点，肯定了的。邓副主席这个话对我们是个鼓励。凡是我们的东西，我们的材料，他是很注意看的。”（17）

邓小平非但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以前不知情，发表以后也没注意，直到“听说有不同意见”，才看了一下。真理标准讨论的发起与他无关，讨论进行了两个多月他才说“争得好”，能说这是在邓小平“发动、组织和领导”下进行的吗？

但邓小平的支持是重要的。本来，胡耀邦顾虑“形势不大明朗”，邓小平谈话以后，他说：“我这下可以大胆些了。”
 
究竟谁是发起和推动真理标准讨论的主导者？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胡耀邦意识到：“禁锢我们这个民族创造力的，一个是精神枷锁，……还有一个是组织枷锁，……这样一个精神上、组织上被禁锢、被压制的不自由的民族，怎么可能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进行自由竞争呢？”（18）在中国历史的转轨时期，胡耀邦作出两大贡献：一是作为主导者发起和推动真理标准讨论；二是作为操作者大力平反冤假错案。前者打碎精神枷锁，后者打碎组织枷锁；前者解放人的头脑，后者解放人的手脚。胡耀邦很欣赏马克思年轻的时候说过的一句话：“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19）胡耀邦的抱负就像马克思那样，使中国人解放成为人，使我们这个不自由的民族解放成为可与发达国家竞争的自由的民族。论政治上的权势，邓小平可以压倒胡耀邦；论思想上的高度，邓小平有得与胡耀邦一比吗？

胡耀邦在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兼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后，大力平反冤假错案。有人问：“毛主席批的怎么办？”他说：“照样平反！”于是他也提出“两个凡是”，但紧接着还有“两个不管”：“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和批的，都要改正过来。”按照华国锋的“两个凡是”，毛泽东时代的冤假错案都要维护；按照胡耀邦的“两个凡是”，毛泽东时代的冤假错案都要改正。胡耀邦冒着批评的炮火前进，他说：“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为平反冤假错案所进行的舆论攻势和实际操作，使三百多万案件得以平反或改正，还有四十五万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的冤假错案也得以平反，受害者本人以及被牵连的亲属一亿多人，从“组织枷锁”中解放了出来。胡耀邦顶住了华国锋、汪东兴的“两个凡是”，但顶不住邓小平的一个“凡是”——凡是邓小平定的案都不能翻。邓小平自己的“永不翻案”的案都翻了，他给别人定的案倒真是“永不翻案”。“高饶联盟”的审理受阻挠，因为它是邓小平参与定案的；五十五万右派分子都改正了，还要肯定“反右是必要的”，因为它是邓小平当五人小组组长主持下搞的。

胡耀邦作为主导者发起和推动真理标准讨论是系列行动的综合，不在于是否组织了胡福明写文章；相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发表，只是作为胡耀邦的系列行动的一个环节，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胡耀邦怀有拨乱反正的自我期许，将中央党校作为依靠力量，扬帆起航。

第一，一九七七年五月中旬，在党校的一次会议上，胡耀邦说：“现在北京有一个政治旋涡，你们敢不敢进这个旋涡? 我是想进的。”接着又说:“粉碎‘四人帮’后,我们也要有个发言的地方。所以我想在中央党校办一个小小的理论刊物, 你们同意不同意?”“我准备办三个刊物, 一个叫《理论研究动态》或叫《理论动态》。

我们这个刊物, 不要长篇大论, 不当重武器用, 只当手榴弹用, 向这个政治旋涡里投下去, 掀起点波澜就可以。 一个叫《中央党校校刊》, 是文献性质的, 可以后一点出。第三个是《中央党校简报》,不定期。这三个刊物都由我亲自抓。”（20）
一九七七年六月，胡耀邦倡议的一个“小刊物”《理论动态》（内部发行）着手筹备，宗旨是针对现实问题，从理论上、思想上澄清被颠倒了的是非。七月十五日出第一期，开篇就是与华国锋不同调的吴江的《“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以后五天一期，每期一篇。大部分文章由胡耀邦亲自点题、授意，所有的文章都经他最后审定。刊物发至中央机关、各省市、各军兵种。第一期发行三百份，以后又不断增加，多达几千份。胡耀邦要求理论动态组的成员“把自己的工作提高到扭转乾坤的高度来认识”。《理论动态》发表的不少文章，如《“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四人帮”关于民主派问题的谬论必须深入批判》、《按劳分配是否必然产生资产阶级分子》、《重视群众的历史主动性》、《哲学上两条战线的斗争》、《以怎样的精神状态跨进新的一年》、《认真肃清“四人帮”的流毒》、《科学是生产力同时也是一种伟大的革命力量》、《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以及有关真理标准讨论的系列文章，确有“扭转乾坤”的气概。“小刊物”起了大作用。《理论动态》从一九七七年七月创刊到一九八二年四月胡耀邦不兼中央党校职务，共出三百四十五期，记录了“文革”后拨乱反正的艰难历程。后来，《理论动态》虽然继续存在，已经变味了。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仍兼中央党校副校长）。他又多了一个阵地，同时指导组织部研究室撰写了一批有关干部问题的评论文章。
胡耀邦称那个时期为“拨乱反正的日日夜夜”。他确实是为《理论动态》日夜操劳，以至将它作为平生的重要事迹。他说：“我死后，要写上一笔，生前办过《理论动态》。”（21）中共中央的讣告和悼词都没有写上这一笔，好在后代的历史学家不会认真看待这种官样文章。胡耀邦的事迹，一笔一笔都写在人民的心上。

第二，《理论动态》的文章提供中央报刊公开发表，署名“特约评论员”。中央报刊的社论、评论员文章均需送审，宣传部门为“凡是”派所把持，送上去的文章凶多吉少。胡耀邦的创意——“特约评论员”，可以避免送审，而又暗示有来头，使人格外注意。“特约评论员”所代表的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而是胡耀邦承担政治责任的《理论动态》。在很长的时期中，“特约评论员”文章引领潮流，影响巨大。原《人民日报》总编辑李庄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对于“特约评论员”文章，“在我国新闻史上应该记上一笔。”（22）《理论动态》上一篇《实践标准与科学预见》，在《人民日报》发表时用了作者邵华泽个人的名字，影响不大。胡耀邦为此给理论动态组批示：“不管是谁执笔的，我看报刊发表时还是用特约评论员为好。”杨西光之所以请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修改文章，并要求《理论动态》先发，就是为了纳入“特约评论员”系统，以期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且，《光明日报》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新华社事先商定，互相配合，协同动作，完全超出了文章作者个人的能量。如果当时署名胡福明或别的什么名字，能产生同样的效果吗?反过来说，当时署名“特约评论员”，事后又改称“作者胡福明”，不是窃取“特约评论员”的名声吗？     

第三，一九七七年十月九日，叶剑英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讲话，他说：“理论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如果理论不能指导实际，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这个讲稿是胡耀邦组织人起草，他自己动手改写的。他对这几句话颇自得，反复吟诵。（23）进一步，胡耀邦在组织党史讨论中贯彻了真理的实践标准。起初，他提出的指导原则是两条：一是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二是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胡耀邦还没有发现“完整、准确”与实践标准是不相容的，前者是主观标准，后者是客观标准，这就成了二元论。或许，意在利用邓小平的威望？什么叫“完整、准确”？这本身就是一个对思想的解释问题，因而也是争论不休的问题，根本不能再用它来检验思想上、路线上的是非。由于实践标准本身的力量，在讨论中客观标准战胜了主观标准，胡耀邦也改变了看法。（24）这一讨论，产生了进一步研究的题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年理论动态组的成员说：“在学员讨论中反映出实践标准与‘两个凡是’思潮的对立，已经决定要撰写文章。因此，从《理论动态》本身来说，撰写和发表论实践标准的文章，原已安排在自己的发稿计划中了。”（25）所以，胡耀邦没有必要去“组织”胡福明写文章，来发起真理标准讨论，而是胡福明的文章（经《光明日报》多次修改）偶然地闯进了胡耀邦的系列行动。《理论动态》负责人孟凡说：“所以，与其说他（胡耀邦）支持了《实》文的发表,不如说《实》文是他原来设想的计划的一部分,是他的“扭转乾坤”的一着妙棋。”（26）

第四，杨西光提出文章由《理论动态》先发，然后《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这种安排是经胡耀邦同意的，文章最后是由胡耀邦审定的。五月六日还专门召开会议,冯文彬、陈维仁和孟凡参加，再次对文稿认真推敲，他说：“一定要严格把关，万无一失。”（27）

第五，《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后，引起争论，胡耀邦承受的压力最大。虽然他一度曾有“退却之意”，终究坚定下来，继续前进。他又指导《理论动态》撰写《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平反冤案的历史借鉴》、《伟大转变和重新学习》、《打开理论工作的广阔天地》等文章，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中央报纸上发表，推动真理标准讨论广泛、深入地发展。

可以说，抽去了胡耀邦的名字和他的作为，就无法书写真理标准讨论的历史。但有人把胡耀邦说成是真理标准讨论的“组织者”、“领导者”，这也不符合事实。这一讨论是众志成城，没有人进行组织和领导。思想解放运动只能从思想上发起和推动，不能从行为上组织和领导。从思想上发起和推动真理标准讨论的，也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批人，但胡耀邦是这一批人中的主导者。

将真理标准讨论说成邓小平“发动、组织和领导”的，不是以事实为根据，而是极权主义思维的产物；一切功劳归之于权力，权力越大功劳就越大。从前一切功劳归之于毛泽东，后来一切功劳归之于邓小平。事实上，真理标准讨论的发起与邓小平无关。胡乔木要停止真理标准的讨论，他就去找胡耀邦，为什么不去找邓小平？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支持，可以算作邓小平的功劳。但后来中断真理标准讨论和扼杀真理标准讨论，也是他的功“劳”。 
 
注：

（1）王强华《解开“真理标准”文章作者之谜》，《纵横》2004第10期。
《文摘报》，发布时间： 2005-01-31 07:40，
光明网 http://www.gmw.cn/content/2005-01/31/content_772013.htm
（2）王强华《亲历者解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何出炉》，
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05/11/content_8118491.htm
2008年05月11日 08:27:48
将真理标准讨论归功于邓小平，决不是王强华一人。例如，曾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邢贲思，在为沈宝祥著《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所作的序中说：“可以说邓小平同志是这场讨论中正确意见的主要代表，是实际上的主帅。”（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第2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说邓小平“是实际上的主帅”，没有举出事实支持这个“实际上”。
  （3）于光远以邓小平同他的两次谈话证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起草过程和发表经过，邓小平都不清楚。“他听说有胡福明投稿的事，但他以为投稿者是上海的工作人员”。（《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第15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88年。）
  （4）邓小平手迹。见《中国共产党重大事件纪实》第4卷第1779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
5http://www.cnlad.net/club/clubc/165257157.shtml
《邓小平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记载了这两封信，但上面两段话均被隐去，见第157、152页。
  （6）《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第411页，中国党史出版社，1991年。
  （7）当时听到从中南海传出来的说法：汪东兴与华国锋商量邓小平问题，他说：“不让他出来，我们可能会完蛋；让他出来，我们肯定会完蛋。与其这样，还是不让他出来。”听到此番传言的，决不止我一人。但至今我还没有在别人的回忆录中发现，只能是孤证，故不列入正文。以注立此存照，供其他听到传言者印证。
  （8）(11)《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 一九八二年）第35页，第40页。
 （9）邓力群《十二个春秋》第84页，香港博智出版社，2005年。
  （10）引自胡绩伟《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邦下台》第35页，明镜出版社，1997年。
    (12)《胡乔木文集》第2卷，第570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
(13) (16)《邓小平年谱》第321页，第345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
    (14)《“两个凡是”的禁锢是如何打破的》，《党史博览》杂志 2008年第5期。《邓小平年谱》中的说法大同小异：“我说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驳不倒的，我是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的，但有人反对，说是反毛主席的，帽子可大啦。”见第359页。
    (15)《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 一九八二年）第242页。
(17)(25)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第127页，第53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
《邓小平年谱》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二日记：“下午，同胡耀邦谈话，明确肯定和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引起争论的根源就是‘两个凡是’。”（第345页。）
  (18)胡德平《耀邦同志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前后后 》上篇，《财经》2008年第9期。
胡耀邦史料网http://hybsl.cn 2008-05-09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页。
  (20)(21)(26)孟凡《胡耀邦和〈理论动态〉》，胡耀邦史料网http://hybsl.cn 2008-05-09
    (22)李庄《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第330页，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年。
    (23)胡耀邦与沈宝祥的谈话。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第25页。
  (24)胡德平：“《实》文从内容到标题都注入了‘唯一标准’的价值判断。这是党校《理论动态》组的吴江、孙长江等同志对他思想的启发，耀邦同志虚心接受了他们的意见。”（《耀邦同志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前后后》上篇，《财经》2008年第9期，胡耀邦史料网http://hybsl.cn 2008-05-09）
(27)孟凡《回顾胡耀邦组织真理标准大讨论》（下），胡耀邦史料网http://ybsl.cn   2007-03-15

麦基文在《古代与现代的宪政》中认为，宪政的实质是政府权力和独立的法院审判权的平衡。潘恩在谈到一般宪法时曾说：“宪法不是政府的行为，而是人民建构政府的行为，无宪法的政府只是无权利的权力。”“无论是哪个国家，只要它不承认宪法和政府的差别，那么它在事实上便没有宪法。因为政府的意志将不受制约，这个国家事实上奉行的是专制主义。”从中不难理解，政府的公权不是无限的，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它都要受到一定的制约；否则，政府行使了无权利的权力，民众就有相应的抵抗权。杨佳反抗暴政便是一例；近日轰轰烈烈掀起的《零八宪章》签名运动更加凸显了公众对无权利之权力政府的抗拒情绪。

1949年，中共政权在执政之初便缺乏合法基础。中共靠着苏联的扶持，靠着土匪头子阴谋家毛泽东的坑蒙拐骗一步步攫取政权，攫掉农民的土地、商人的财产、知识分子的担当……直到攫掉全体中国公民的人权。AB团、庐山会议、延安整风运动、土改运动、三反五反、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三年大饥荒、反右、文革、六四等等一切为巩固利益集团的权力而一再变本加厉践踏民权的行径，真相不会永远被掩盖，罪恶必将受到公义的审判。

我从廖亦武《最后的地主》中看到中共对“地主”欠下的血债，被整死地主的遗眷至今忆起惨痛遭遇仍心潮难平、戚戚悲抑，料不到日本人走了却来了更令人恐惧的共产党。我从杨继绳的《墓碑》中看到中共对民众犯下的滔天罪行，由人祸而制造的粮食灾难中各地区居然都有众多家庭从此绝户，整个村庄从此绝迹。中共的一片歌功颂德声中正埋着尸殍遍野的哀嚎。

2008年，在中共极力鼓吹的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我欣喜地看到《零八宪章》的出世，听到一批批正义之身的呐喊。刘晓波先生为此身陷囹圄，张祖桦先生为此遭受抄家之祸，众多签名人士为此遭到警方无理骚扰。中共害怕民间力量的崛起，害怕民间的群起而攻之，恐吓和威逼依旧是它的流氓手段，可是愚民教化、恐惧戕害日益敌不过一幕幕现实真相的戳穿力。三十年改革开放不过是浓墨重彩、换汤不换药的骗局，再高明再隐蔽的骗局终有穿帮的一天。是纸老虎还是华南虎？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人民算个屁？是民主宪政还是坚持社会主义不动摇？答案自在人心。中共利益集团为握紧手中的权力，延续其专制统治已机关算尽。

当年邓小平依时势而动虚晃一招，企图以经济改革遮蔽一切颓败，期间民众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始终被压制。正如有学者所言：毛氏革命是奴役，邓氏改革也是奴役；66年是官方工作组，89年是坦克步枪，都是官方镇压。既得利益者骨子里的权贵主义都是一样的，一样站在累累白骨上得意地向人民挥舞着沾满血腥的双手。到头来，三十年的所谓经济改革也在专制主义与官僚体制的裹挟下成了一堆烂摊子。官方改革完成了对民间又一次肆无忌惮地掠夺，一如当年的土改运动、三反五反。

在这片地域，生命权、健康权、财产权、居住权、教育权、自由迁徙权、生育权……个体的各种权利都得不到保障。《零八宪章》真正从民间角度阐述了公众的基本诉求，得到各界人士的签名响应。《七七宪章》的起草人之一、捷克共和国前总统哈维尔先生也撰文肯定了中国民间的这一行动。希望有更多的国人加入到践行《零八宪章》的这一行动当中来，一如1977年的布拉格，一如哈维尔所倡议的：“一个自由的，非正式和公开的，由不同政治倾向，不同信念，不同职业的人们组成的一个共同体，这群人由一种为了尊重我国和世界的公民和政治权利的个人和集体的努力组成的意愿而团结在一起。”

张祖桦先生坦言，无论未来遭遇怎样的困难和险恶也绝不退缩，哪怕你看到的光亮很微弱，但是有一种力量和行动需要始终坚守。先生一直为我所敬重，他乐于助人、默默为中国的人权事业努力付出。感谢张祖桦先生、刘晓波先生以及所有的《零八宪章》签署人，大多民众已经习惯了被奴役、习惯了忍耐，没有行动就永远只剩下忍耐，忍耐到坟墓中去，签名需要你的勇气，同时也是你冲破坟墓的自救。很高兴看到自《零八宪章》公布以来，众多讨论文章在海外各中文网站占据焦点，众多网友纷纷签名留言支持这一行动：“这个宪章早在十号人权日那天我就看到了。并且反复看了好些遍。可我不敢签。因为我深知在像中国大陆这样的极权社会里，这样的签名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坐黑牢甚至是杀头。但是作为一个有良知，一个还有着羞耻感的中国人，我的良心告诉我我必须在这上面签名。为了我将来的孩子，为了给他一个光明，平等，自由，有尊严，有选票，有道德的美好的世界。”

文末，我想用2006年所作的纪念六四十七周年的一首小诗作为结束。

抹不掉的血痕

腥红淹没广场
破碎不堪的躯体
被铁轮痛快地碾过

凶残的洞口
喷出一颗颗冰冷的弹头
将你们倔强的胸膛穿透

奔跑、愤怒、呐喊……
不，不是你们怕了
是没料到刽子手会如此狠毒

瞬间广场上由红色、紫色变成黑色
刽子手得意地执行着一项伟大的使命
企图用新鲜的血
洗却广场上的罪恶
可是罪恶更加鲜红了
耻辱更加肮脏了

稚气的脸
顽强不屈的头颅
青春疼痛了

有一天
太阳会直射广场
刽子手邪恶的笑容里面
正掩藏着点点滴滴
累世抹不掉的血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