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中国政法大学教师萧瀚完全赞同《零八宪章》所表达的宪政民主法治主张，他于2008年12月13日发表”零八宪章”忧思23条，提出一些宝贵意见，我表示欣赏。本来，”零八宪章”就是一个需要集思广益的文本，需要更多的公民参与，多多益善。但是，当我看完萧瀚先生的几点意见，觉得有几条很难认同，认为多余、甚是”糊涂”，若不表达我的不同意见，笔者认为其文实在会有误读者，混淆《零八宪章》所表达的价值观，也会消减刘晓波等签署人付出努力所产生的正面价值和积极意义。
 
中共不改旗易职，就是死路一条

第一，萧瀚云”中国未来的政治道路，应该是在和平推动中完成宪政改革”，我十分赞同，但接着下一句就很容易引起歧义了：”共产党必定是其中的重要力量，甚至是最重要的力量”。依照目前共产党执政60年的历史经验看，共产党绝对不会成为”完成宪政改革的重要或最重要力量”，除非它改旗易帜，放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放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是，理性的人都已看到，没有内外压力到一定程度，中共不会放弃这两点。胡锦涛12月18日在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公开表态，”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需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这话有点是针对《零八宪章》而来，可见眼下的共产党还不是1986年的国民党，顽固的共产党试图要”一百年不动摇”。不过，我还可以换个思路看，台湾国民党不是1986年底就成立了民主进步党，到1987年就结束了党禁报禁吗。共产党难道比国民党还顽固吗？是的，是共产党顽固，但顽固的下场就比不顽固的国民党要好吗？2008年底，我们不妨做这样的比较，比如共产党和国民党现在关系很好，假设两岸允许政治合作和政治试验，比如当年的”反动派”国民党到大陆建立支部发展党员，共产党到台湾建立支部发展党员，比一部谁的党员发展的多，谁就更有说服力。目前的问题是，大陆不敢开放党禁，自然不敢也不会尝试国民党在大陆发展党员。台湾就不存在这个问题，现在已解除党禁，成为自由的公民社会，共产党可以存在，毛泽东的书早已进岛，还有什么担心？只是我担心共产党不得民心，到台湾会混不下去并被很快赶走的。

第二，萧瀚还说，”不能把共产党当作敌人看待——无论名义上，还是具体措施的操作上，都不能，而目前的宪章，其措施如果全部实行，那么共产党必然就成为了中国全体国民的敌人。要求共产党经过改革把自己改造成沦为阶下囚的国家之敌，共产党能答应吗？”我认为萧瀚这里说了一个不切实际的笑话，《零八宪章》没有敌人，和平主张就不是以暴易暴，就不是暴力革命。《零八宪章》与中共的冲突实际体现的是中国国内的全民内部矛盾的冲突，不是具有推翻性质的”敌我矛盾”，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下就没有敌我矛盾，无须暴力革命搞推翻。那么，谁是共产党的敌人呢？就是共产党自身。若中共今后如同苏共一样垮台，同样不是民众暴力推翻中共，而是中共自己终结了中共。实话说，无论中共如何坚持，中共不改旗易职，就都是死路一条。这是后话，但符合历史规律，苏共、罗共等各个专制共产党已经证明了。从目前的《零八宪章》看，中共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初期的政党思路基本上是符合宪章精神的，只是后来中共自己绑架了自己，自己打倒了自己，导致中共至今没有退路，自己成为了中国全民的敌人——也可以说是”国家之敌”，但民间的《零八宪章》没有提出要消灭共产党，只是要落实民主宪政法治，只要中共顺应，中共避免危机，中共可以像今天的国民党一样新生。不过，严重的问题是，共产党不到内外压力到一定程度，是不会改革的，更不会”经过改革把自己改造成沦为阶下囚”。眼下，共产党面临的是骆驼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压下来，不是它答应不答应的问题，而是它不是压死就是改旗易职，它能作出什么好的选择？民间仍然给共产党以时间，《零八宪章》就是中共最大的出路和挽救。

中共绑架政府，激化民众与政府对立必加速中共垮台

现在的共产党，不是经济不发展、人民吃不饱等饿死时代的共产党了，时代不同了，比如萧瀚老师可以在中国政法大学课堂上讲共产党邓小平六四镇压，尽管自己以退为进提出辞职，事实上学校没有接受，说明萧瀚面对的是新的制度变化，而不是以前唯恐天下不乱的共产党了。甚至可以说，共产党已经不是一个了，而是很多了，这个共产党比较残暴，但那个共产党已经变质为反对共产党的共产党了，只徒有虚名而已。比如北京，《新京报》不是报道山东新泰和肥城把上访的访民关进精神病院吗？山东的这两地共产党还比较残暴，但北京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京报》就已经揭露山东地方政府残暴了，藉以说明山东残暴的共产党是没有好下场的、真相是掩盖不住的——山东残暴的共产党也可以揭露北京共产党如何残暴进行报复也是值得欢迎的，山西检察院派人到北京抓央视记者很好，若地方司法机关按照宪法独立审判权派人到中南海抓贪官更好不过，如实现就说明中国自治的同时就有司法独立了。所以，我们不能说中共至今没有退路，若它愿意退的话，就是主动接受和与全民商议如何实行《零八宪章》。它若不退，就成为中国全民的敌人，中共不愿意又能如何？难道中共7000万党员可以分成三头六臂监控全国13亿人民，监控近3亿网民，难道中共为抓亿万不规矩的人而去建更大监狱，谁来建？如今，中共确实做不到付出如此巨大的成本。即使能够做到，中共就可以在成本上输个干净，因为网络是开放社会所必有，一个封闭社会的力量监控开放社会，无异于黑暗强制地驱散光明，最后光明却胜过黑暗，黑暗不得不退出。这就是中共自我为敌的结局。

萧瀚还说是”政府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了《零八宪章》的起草人刘晓波先生”其实不是政府干的，而是中共绑架政府干的。我不认同把共产党等同于政府的看法，因为一旦结束党禁，或共产党维持不下去，共产党要被迫退出，政府却不能退出，正如苏共解体，政府却没有解体，联合国的席位也不会消失。没有共产党了，苏联也分家了，但俄罗斯政府照样执政。看看台湾，国民党下台了，反对党上台。后来，作为反对党的国民党通过合法和平选举再上台，这个国民党已不是当年的国民党，已经脱胎换骨了。现在我想，共产党也应该脱胎换骨，否则动不动就拘留持不同政见者，就指控”颠覆国家政权”，实在是反人类文明，反普世价值，也反联合国人权宣言，更是反自己，让自己早日垮台。

萧瀚先生的言论之所以书生意气，是他发言时并不充分了解中国实情，中国现阶段正是大力宣传《零八宪章》所表达的宪政民主法治理念的大好时机，民间赞同声音甚大，中共党内有远见有洞见知情人都应该从心底赞同（肯定不少，只是他们中毒太深，太恐惧共产党的历史黑暗），萧瀚先生怎么能说”在现有形势下其可操作性等于零”呢？反对党们在喝茶聚会，维权人士前赴后继，全国出租车司机大罢工，教师群体抗议，退伍军人集体上访，厦门和上海集体散步，大学生和农民工就业压力，农民民怨沸腾，难道不是说明这一力量很大吗？2008年如此”火山爆发”，2009年就不会压力更大吗？尤其是经济危机，百业萧条，不需要执政者为此付出巨大成本吗？

我不认同萧瀚所言联署签名《零八宪章》是一个政治行动，我认同是公民行动——更多签署人没有政治诉求和政治意愿，他们只希望爱国家，有宪政，有自由，有法治，有民主。《零八宪章》在社会各界有最大程度的可被接受性，因为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建立公民社会，而社会压力所构成的结果就是建立公民社会，《零八宪章》不是改朝换代，而是让中国有宪政，有法治，不但政府官员需要宪政和法治的保护，公民更需要——换句话说，政府官员也是公民，不要把政府官员都等同于共产党，共产党跨了，政府还存在，国家政策存在还需要政府官员上岗。共产党有交通部、公安部，共产党下台了也照样需要一个交通部、公安部。不过，党官就没有出路了，在未来的公民社会，国家财政不能在养一个政府的同时，还要养一个党，养上千党校和党报，以及党务机关和更多无所事事的党务工作者。

 《零八宪章》是中国发展的目标，至于萧瀚所问执政的中共是否能够接受这样一份建议，以及如何让中国共产党接受其中的所有观点，也是无需回答的问题。中共不接受是中共自己的事情，自然法则不会因为中共的不承认就不是自然法则了，将来中共不承认公民社会他就会为此付出沉重代价。至于”极权政治存在的一大基础就是它需要敌人，无时无刻地需要敌人，而目前这份宪章的具体建议等于是给他们树立了一个敌人，这对于他们而言，不是削弱了他们的极权力量，而是暂时地增强了他们的极权力量”，前面我已经说清楚了，《零八宪章》文本也已经说清楚了，极权党绑架在政府，极权党是它自己的敌人，是在自己葬礼上致富的僵尸，不是别人想当中共的敌人，而是中共处处为敌。处处为敌的专制党，绑架政府，必然激化民众与政府对立，必加速中共早日垮台。中共必然要亡党，但不会亡国，政府可以更替，但也不会消亡。这点萧瀚自己也承认”从长远看（宪政）当然是削弱他们力量的”，这就是说如今顽固的中共不去化解与人民对立的矛盾，就只能走死路，末路——至于死路、末路那一天到底是哪一天，现在还说不定，不过有历史镜鉴，以及历史规律作见证。强大的苏共也是几乎一夜之间垮台的，中共能躲过去吗？继续为敌，是躲不过去的，垮台是时间早晚问题，拭目以待吧。

作为一介关心中国政治命运的布衣，我认同未来中国宪政改革的必然，既然是宪政，就是法治，就是选票，就是和平政治，还哪里来的敌人呢？没有宪政才有敌人，不实行宪政的就是全民的敌人，也是自己的掘墓人。我相信刘晓波先生作为签署人，他关心宪政和法治超过对自身安全和自由的关心程度，他关心的政治就是期待中共能够早日实现宪政和法治，并为之付出努力，哪怕短暂失去自由。刘晓波们才是真正的自由知识分子，才是真正的大公共知识分子。

共产党注定要垮台，凭什么？

 《零八宪政》最大的贡献，就是说出了中国的最大需要，其实最浅层次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和建立公民社会，最深层次也是政治体制改革和建立公民社会。2008年，有人说”火山爆发”不为过，整整一年，灾难频发、人祸连连，专制祸国殃民，罄竹难书，已经到了不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中共垮台更快的危险关头。到2009年，形势将更加严峻，压制法轮功10周年，六四20周年，西单民主墙30周年，大跃进50周年，中共建政60周年，五四90周年。这些都是即将来临的敏感时刻，再加上频繁的年年都遇的天灾人祸难以避免，以及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各行各业，如果中共不认真对待《零八宪章》，不顺应时代和国际的潮流，不认真地把信奉暴力的革命党改造成具有执政合法性的现代民主政党，不开放一党所垄断的一切政治资源，中共不但葬送自身，还极有可能葬送前30年的改革成果，民间还会连连反对甚至敌对，最终伤害整个社会秩序，最终必然终结共产党的统治。

《零八宪章》就是中共的出路。而萧瀚所说“这份文件的最大缺陷，在于完全没有考虑在现有制度框架下，宪政成功转型的成本是什么”，这是不了解中共，也不了解中国国情，中共现在就靠利益支撑，共产党本身就不具有任何值得信仰的价值了，到了一定压力下共产党自己的人就会墙倒众人推，没有多少人还会为共产党的墙倒了而付出生命负隅顽抗或者玩命抵抗，那些外逃的官员就是与中共决裂的前奏。如果说”当前共产党掌握所有国家主要资源”，其实是不同的政府在掌握，到一定时候有了反对党，这些政府也会为反对党所用，利益集团也就不会不接受墙倒众人推的结果，若没有法治和宪政，利益集团同样和中共一起死，为什么不接受公权力由宪政制度约束和监督呢？大家都在一条船上，换一个船长比整条船沉下去更好，这才是最大的利益。而且，全面实行宪政和法治了，就是和平转型，自然由和平的法治的制度来处理那些在那个体制内获得了巨大的不义之财和地位的集团和官员，最高政治领导人应负政治领导责任——按照宪政制度可以特赦或公布真相后记入历史不予对其人及家族追究。除此之外，只要最高政治领导人之外的既得利益者愿意主导或者推动宪政的和平改革，除了应该”将他们及其家族的财富按照一定比例退还国库，其他一概既往不咎，并且保护他们及其家族的一切安全，使得他们在此基础上成为与广大无罪国民权利平等的公民”，萧瀚的这条建议是可以实现的，关键是他们有没有违反他们执政时制定的法律并直接有确凿的残害生命的记录，如果有法定之罪，即杀人者，自然不可饶恕，但必须依法处置，并保障其基本人权和合法权益。

共产党注定要垮台，凭什么？就凭中共六十年制造的灾难和今天的没有进步，历史伤害今天仍在重演。萧瀚不知道，共产党不到死到临头这天，不会与社会各界共同拟定一份”过渡期宪政方案”的，也就谈不上如何平稳走向宪政深水——共产党将死，谁还会需要它抛出一份”过渡期宪政方案”？若是按萧瀚所言”共产党继续执政，确定具体年限”，其实是纸上谈兵，与虎谋皮，没有内外压力到一定火候，确定年限之说就不会成立。但事物都是矛盾的两面，若是内外压力到一定火候，谁还需要它确定”继续执政的年限”？正如今天和明天的区别一样，今天结束了，就是明天了，不可能今天晚些时候结束，延缓明天的到来。明天说到就到了，正如光明一到，黑暗就消失了，共产党垮台哪还有过渡时间？

所以，《零八宪章》的主要精神就是民间呼吁启动政治体制改革，这就是民意，大势所趋，是不可抵挡的公民社会力量，中共国家掌权者已经没有退路了，应当及时抓住机会全面实行三权分立的公权力监督模式，议会、行政和司法三权相互监督，保障公民宪法权利，实行军队国家化并不得介入内政，保障结社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等宪法所确立的公民权利，由宪法和法律治理国家，与全民共建这个国家，共同保障这个国家的独立，全民的自由，以及全民的富强。对于今日中共来说，现在仍然是一个最不坏的时机。现在，这一步若不迈出，内外压力更大，将来的成本将成大，历史教训将会证明中共到那时将输得很惨，而《零八宪章》所倡导的民主自由价值观和宪政、法治理念，将一定能够救中国。
 
 
附：忧思录之十一：关于”零八宪章”

萧瀚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财经》杂志法律顾问
 
 1. 政府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了”零八宪章”的起草人刘晓波先生，传唤了推动此事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张祖桦先生，我认为这样做是违法的，因为对国家大事发表意见，这是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起草人也好，其他签名者也罢，都没有用任何不正当手段去做推翻现政权的行为，只是呼吁现政权下定决心进行宪政改革，与颠覆国家政权完全不沾边。

2. 为此，我呼吁中共政府尽快释放刘晓波先生，归还从刘、张两位先生家里抄走的物品，并且借此机会广开言路，让社会各界人士参与到共商国事的讨论中来。

3. “零八宪章”是一份关于未来中国政治生活的宏观愿景，相对于以前的任何一份重要倡议书，它都显示出更为理性、平和、富有建设性，是事关未来中国大局的一份重要文件，在此谨向倡议者、执笔人以及每一位参与署名者致以崇高的敬意。
 
 4. 《零八宪章》所表达的宪政民主法治理念，我完全赞同，但在现有形势下，其可操作性等于零。
 
 5. 不管人们是否承认，联署签名”零八宪章”是一个政治行动，既然是政治行动，就应该考虑它在社会各界最大程度的可被接受性。
 
 6. 可以想见，居于被统治状态的人们，包括我在内，都会赞成”零八宪章”的理念和所有保护人权的具体措施。
 
 7. 但是这份宪章最重要的是要解决一个一定程度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即如何让中国共产党接受其中的所有观点。
 
 8. 宪章显然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几乎完全没有考虑这个问题——换句话说，它完全没有考虑执政者是否能够接受这样一份建议。
 
 9.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这次宪政转型，只是在辛亥革命基础上实现共和国理想的最后努力，从中华民国到中共建政，这只是未完成或者说被强行改变了航道的辛亥革命的继续，而现在我们要将这被改变的航道改回到它该驶向的方向。
 
 10. 辛亥革命的主要国父是两位，一位是孙中山，还有一位是袁世凯，以前人们总是将袁世凯打入冷宫，剥夺他作为中华民国国父之一的身份，这是一种道德中心主义观念下的偏见，而不是政治上的公允之论。如果没有孙袁双方互有妥协的谈判及其成功，请告诉我中华民国自何而来？就靠南方革命党账上那几块钱，能打赢政府军？即使筹集到银两巨万，革命党打赢了这场战争，那又得死多少人？因此，无论从哪个意义上，我们都要感谢孙袁两位为基本和平的宪政破航做出的贡献。袁世凯后来想当皇帝不得而死，那是以后的事，至少在1911年，他是新国家的创立者之一。
 
 11. 中国未来的政治道路，应该是在和平推动中完成宪政改革，共产党必定是其中的重要力量，甚至是最重要的力量。因此，不能把共产党当作敌人看待——无论名义上，还是具体措施的操作上，都不能，而目前的宪章，其措施如果全部实行，那么共产党必然就成为了中国全体国民的敌人。要求共产党经过改革把自己改造成沦为阶下囚的国家之敌，共产党能答应吗？

 12. 极权政治存在的一大基础就是它需要敌人，无时无刻地需要敌人，而目前这份宪章的具体建议等于是给他们树立了一个敌人，这对于他们而言，不是削弱了他们的极权力量，而是暂时地增强了他们的极权力量——虽然从长远看当然是削弱他们力量的。
 
 13. 中国未来的宪政改革必须是没有敌人的政治，是一种仁者无敌——仁爱者没有敌人——的政治，政治就是事关公共生活，于内政是增进全体国民共同利益，于外交则是争取国家利益的制度以及治理方法。
 
 14. 这份文件的最大缺陷，在于完全没有考虑在现有制度框架下，宪政成功转型的成本是什么，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在当前共产党掌握所有国家主要资源的局势下，让他们主动放弃利益而走向公权力受宪政制度约束的政治，凭什么？
 
 15. 凭三条，第一条，再这样治理下去，共产党统治会导致烽烟四起、天下大乱、民不聊生、朝不保夕的日常生活，共产党会和这个国家的人民处在绝对对立的死胡同里；第二条，只有结束这样的治理方式才能挽救中国、挽救中国共产党；第三条，结束这一过程，需要给共产党及其重要成员一些基本承诺。
 
 16. 清帝退位的原因是两个：第一个是在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对清王室的连哄带吓，第二个原因是民国政府给出的《优待清室条例》——和平新建政权是要代价的。
 
 17. 过了将近一百年，中国人的政治眼光应该高于清末，而不是连清末都不如，但这份零八宪章的政治水平却不及清末孙袁。
 
 18. 中国未来的政治，如果要走和平转型的道路，在理念上必须彻底抛弃敌我思路，要将中国共产党作为改革的同盟者——甚至改革主力对待。
 
 19. 由于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将近60年里，无论有意还是无意，都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无穷灾难，而且迄今依然手握大权，如果宪政的和平改革不能给他们起码的制度性宽恕方案，要让共产党来革自己的命，无异于痴人说梦。
 
 20. 要使得共产党成为和平宪政改革的同盟者甚至主要改革者，必须要有一批”污点国父”——他们可能在这个体制内获得了巨大的不义之财和地位，但是只要他们愿意主导或者推动宪政的和平改革，除了应该将他们及其家族的财富按照一定比例退还国库，其他一概既往不咎，并且保护他们及其家族的一切安全，使得他们在此基础上成为与广大无罪国民权利平等的公民，如果他们成为国家重要领导人的，以后卸任以后也绝不秋后算账。上述政策应该也是针对其他一切共产党官员的做法。
 
 21. 没有上述制度性宽恕政策，将会导致共产党与人民斗个鱼死网破，而最后的结果到底是什么，我们并不知道——但无论如何，一旦出现那种情况，必将又是暴力、血腥的过程，我们还需要这样一种不知后果是什么、却是谁都不想要的过程吗？
 
 22. 要平稳走向宪政深水，首先得试水，如何试水？共产党与社会各界共同拟定一份”过渡期宪政方案”，主要内容至少应该包括但不限于：○1共产党继续执政，确定具体年限；○2全面实行三权分立的公权力监督模式，正常发挥议会、行政和司法保护公民权的功能；○3允许结社自由，因此而成立的政党，除了在过渡期内不能进行执政竞选，其他一切符合良法的活动都可以开展；○4全面保护原宪法所承认的公民权利；○5增补并保护原未被承认的公民权利；○6军队国家化，不得介入内政；○7拟定对将近60年来共产党过往问题的调查、审判、赦免程序与制度性宽恕方案，并且保证过渡期之后将来的其他执政党绝不出尔反尔；○8过渡期结束之后如果多党竞选的条件还不成熟，那么应该由议会讨论决定是否延长过渡期年限。这些具体方案都是宪法性文件，具有各界不可凌越的法律地位。
 
 23. 上述只是我的一个简要思考，具体方案，一定得社会各界人士集思广益，至少这些问题都应该进入公开、和平与理性的讨论阶段。
 
 2008年12月13日於追远堂

六十年前的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1950年，联大决定将每年的这一天定为”世界人权日”。中国虽然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里人权是一个受共产党意识形态彻底批判的概念，与此同时，在中共通过历次政治运动，制造了和平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总和的特大人道灾难。

直到今天，中共非但拒绝对其践踏人权的历史罪责作出负责任的交代，依然坚持剥夺国人政治权利的反人道国策，而且颠倒黑白恬不知耻的向外兜售这种”中国模式”；在国际上，六四后的十余年间中共利用各种手段屡屡阻扰国际社会谴责中国人权状况的提案；甚至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选举中，与一些反人道的专制集权政府结盟，让该机构为之变色。

北京当局一贯的内政外交行为方式，在客观上是通过阉割和颠覆《世界人权宣言》，为自己的所谓”崛起”重新建构国际社会的秩序。对此警惕的有识之士，将这种潜在的危险比作当年”如果希特勒抢先一步掌握了原子弹”、如果二战结局是德意日法西斯同盟得逞……虽然也有人抱着善良的愿望，如试图通过奥运会推进中国变革，使之改善人权进而成为负责任的大国。

中共仰仗着诞生《孙子兵法》、有着善于谋略的悠久历史传统，绝不错过各种发展自己利益的机会，甚至不惜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近些年来，官方连篇累牍的发表所谓《人权白皮书》、建立了所谓NGO人权组织，千方百计为自己侵犯人权的行径涂脂抹粉、甚至还装模作样把”人权”字样写进宪法、一边美其名曰与西方国家进行人权对话，一边以所谓的中国特色国情挑战世界公认的人权准则，尤其是今年的北京奥运会之后，人权状况更形恶化、倒退。

世所周知，不能维护国民人权的政府是没有合法性的，靠杀人和镇压维持”稳定”是反人类反人道的政权，建筑在践踏人权基础上的统治集团也是对国际安全、世界和平，乃至人类生存的威胁。要想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中国就要成为一个维护人权的文明国家，无法回避根本性的政治改革。基于这一背景，深圳有人上街散发《国家改革建议书》，直接向社会大众呼吁政治改革。日前，303位各界人士，又以发表《零八宪章》的行动来纪念世界人权日，理性呼吁公民加入推动政治民主化变革的运动，以脱离不断造成人权灾难以及社会危机的威权主义政治生态。

当年纽约的《新领袖》杂志曾经翻译了捷克斯洛伐克反对运动的《七七宪章》，这次《纽约书评》（NewYorkReviewofBooks）也全文刊载了着名汉学家林培瑞翻译的英文《零八宪章》。这一历史足迹，代表了现代世界民主大潮已经扣响了中国的大门。

2009年将迎来”五四”90周年、六四事件20周年、庐山会议50周年、中共建国60周年、达赖喇嘛流亡50周年……。改善中国人权、实行民主转型，我们不仅需要宣言，更需要的是行动。《零八宪章》的意义，不仅表现在它是一份宣言书或者一份政治改革的最低纲领，更是各种社会力量的集结，是开启现代中国宪政运动的重要行动！

中南海在跌跌撞撞的挣扎中度过了多灾多难的2008年，将如何面对经济危机背景下的各种社会、政治危机交汇？其实，评价执政者每一项决策的成败，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看他是否在展现和增加这个政权的合法性。而对人权状况的观察，便是检测合法性的试金石。

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海外媒体都为此做了大篇幅的宣传报道，中国的官方媒体也不例外。据中央电视台报道，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人民大学等高校所做的一项联合调查表明，从2002年到2007年这6年间，中国的艾滋病传播方式总体上已由输血和吸毒传播转向性传播。

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据称，中国的艾滋病受害者主要是女性，因为中国存在大量的女性卖淫群体，各种休闲娱乐场所已经成为了艾滋病传播的重灾区。前述高校所做的调查还透露出了令人震惊却也在预料之中的信息，那便是，有很大一部分艾滋病感染者是中共的党员干部。

曾经积贫积弱的中国在今天已经成为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大国和人口大国，奥运会在北京的召开又让中国成为了金牌大国，不少人因此认为中国真正强大了。一个缺乏民主制度的国家注定是畸形的，即使在某些方面中国确实能排在世界的前列，但中国的综合实力仍然和西方发达国家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背后是社会不公和贫富悬殊的世界第一、中国人口世界第一的背后是人口素质的不尽人意、中国奥运金牌数世界第一的背后是艾滋病传播速度的世界第一。

很多中国人原本以为艾滋病与中国无关，没想到，艾滋病患者在今天已经是无处不在。据卫生部疾病控制局副局长郝阳初步估计，中国截止2008年9月底，至少有70万人感染艾滋病，另外，还有45万感染者对自己的病情并不知情。中国的官方统计数据向来不足为信，实际情况一定比这要严重得多。

性交易在中国古代社会一直是合法行为，但在中共建政以后，所有从事性交易的场所都被取缔，毛泽东时期的中国，色情行业一度在中国的土地上绝迹。但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一部分人物质生活的改善，性服务行业又应运而生。各大城市的酒店、宾馆、发廊、洗脚城等场所都充斥着妓女的身影。如今，原本用于尊称年轻女性的”小姐”一词也成为了妓女们文雅的别称。

中国各大城市妓院林立虽然是妇孺皆知的事实，但色情服务业在中国依然未能取得合法的地位。色情行业因为其服务的特殊性，收益自然也十分可观，通过现在流行的话”长相就是资本”来看，开办色情服务场所并不需要太大的投资，最重要的是从业的女性要漂亮动人。然而，开办这样的场所并非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容易，因为合法性存在问题，一旦不经过官方的许可开业，其闭门谢客便为期不远。要想长期稳固地经营，就必须上下打点，尤其要招呼好当地的公安部门。为了寻求以最快的速度发家致富，不少警察和官员竟然自己亲自开办色情场所，广纳天下嫖客。

中国的官员是改革开放之后最先富起来的一群人，他们不仅优先占有各种权力和经济资源，更在生理享受上阅尽人间春色。要说80年代的官员在这方面还有些偷偷摸摸的话，那么，到了90年代，他们则是明目张胆，在21世纪的今天，许多官员的兽性更是难以掩饰。如今，”当官不嫖娼，对不起党中央”的顺口溜已经传遍了大江南北，连几岁的小孩子都会念叨。

中国的古代妓院曾创造出了不少性病患者，直到上世纪的国民党统治时期，在诸如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中，很多人仍然无法摆脱性病的困扰，中国人因此而一度被外界称之为”东亚病夫”。性病虽然可怕，但还不是不治之症，不至于让人早夭，而艾滋病则是让人谈其色变的无形杀手。上世80年代初期，艾滋病开始在中国落地生根，到了90年代后期，艾滋病患者呈现出以几何级数增长的态势，尤其是在河南，不计其数的人因为卖血而感染艾滋病。这个时候，中国人才真正意识到艾滋病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但中国官方仍然对艾滋病的防治不予重视，高耀洁等致力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人士甚至遭到官方的压制。

2006年春节过后，久负盛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突然爆发了艾滋病。这个消息对于中共高层来说无疑是一枚重磅炸弹，因此，很多原本一直享受着301医院高级医疗服务的高干们都不寒而栗，不得不对301医院退避三舍。前海军总司令张定发当时已经因为感染艾滋病病危，患病原因是他和一位颇有姿色的军队女干事有染，据说，和该女干事有染的军队高层领导竟有20多人，这还不包括海军大院院里院外的男性。

比较当今中国的各种社会群体，官员也许是最好色的一群人，他们即使家有贤妻，依然色心不满，在外面沾花惹草。官员们在喝得晕头转向之后一起去找”小姐”已经是司空见惯的现象，那些高级宾馆里的漂亮”小姐”似乎就是专门为他们准备的。随着中国官场腐败的日益深入，贪财好色、骄横跋扈已经成为了各级官员的常态，希望循规蹈矩的官员反而成为了另类，成了赃官们排挤的对象。

中国官员不仅仅经常光顾”花街柳巷”，而且还喜欢纳妾，如今，包二奶已经成为了官场流行的时尚，一句”穷则独善其身，富则兼济天下”的古语竟然被有些人改为了”穷则独善其身，富则妻妾成群”，中国官员的好色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如果说官员找”小姐”和包二奶还属于你情我愿的交易的话，那么，官员强奸或者猥亵少女则是彻头彻尾的禽兽行径。2007年，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长杜崇烟强奸了北大女生石瑶，而在前不久，深圳的中国交通部官员林嘉祥则公然在大庭广众之下猥亵女童。这些事例标志着中国官员的好色行为已经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明火执仗、我行我素是他们好色的显着特征。

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只搞经济而不搞政治的跛足改革使得中国的官场腐败透顶，各级贪官的生活可谓是花天酒地、纸醉金迷，虽然他们的很多行为不被法律和道德认可，但他们却将其看作是心安理得。艾滋病在中国的泛滥既和官员们的玩忽职守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也和他们糜烂的生活有着直接的关系。在民主和法治社会依旧无缘于中国人的今天，艾滋病在中共党员干部群体中的蔓延也许能起到非同一般的震慑作用。

2008年12月14日

《08宪章》批评现有政治体制的弊端，勾画未来政治体制的轮廓，体现了十九世纪以来中国人追求宪政民主取得的主要智慧，为争取自由、平等、人权的公民树立了一个为之奋斗的制度性标的。这里，笔者略谈几点因《08宪章》的公布而引起的思考。

（一）《08宪章》问世必然遇到的问题是：如何看待《08宪章》主张建立的社会体制与目前正在运行的社会体制的矛盾，如何看待《08宪章》构思的治国原则与当前执政者奉行的治国理念存在的冲突。网上最近贴出《融合左右 超越对抗》（以下简称《融合》）一文，称“这是我们对《08宪章》的完整解读”。作者对上述矛盾或冲突的对策是：融合左右，超越对抗。以这种原则处理上述矛盾或对抗是否适当？

该宪章指出：“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名义上是‘人民共和国’，实质上是‘党天下’”，它要求取消“一党统治”，“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这些直言不讳的指陈直接涉及当前的执政者：中国共产党。中共奉行“党天下”、“一党统治”，说明它在党纲中宣扬的“积极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是不真实的；“一党统治”是一种“特权”，霸占这种“特权”也就表示中共党纲鼓吹的“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是虚伪的。“党天下”、“一党统治”，这样的事实证明中共是专制主义政党，它与具有普世价值的民主、自由是对立的。明确中共的性质及其与民主、自由的对立是十分必要的，这是我们判断中共走向的基石。《08宪章》的实质要求是废除中共的专制主义，这关乎共产党的生死存亡，会激起它不顾一切的暴戾反应。1957年镇压右派即由此引起，1989年“六四”屠城即由此暴发，可见中共维护其专制体制的意志异常强悍。把握中共这一本质，才便于明确以民主宪政代替一党专制将是一场相互对峙、难解难分的博弈。《融合》一文多方磨合这一博弈的尖锐对立，企图“融合左右，超越对抗”，这样处理具有对抗性的矛盾或冲突，是不适当的，行不通的。

《融合》称：“我们并不指向和谋求所谓的政权更迭，因此就不会有结束中共一党专制的表述。”这与《08宪章》的表述恰恰相反，该宪章中“我们的基本主张”第9条明明白白写着“以宪法和法律规范政党行为，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这是《融合》一文从《08宪章》的庄严要求后退的表现。推行宪政民主，最关键、最核心的内容是“结束中共一党专制”，舍弃这一关键与核心，那样的“宪政民主”，岂不是仍然由党作主而非由民作主吗？那样的“宪政民主”还有什么价值，还有什么意义？

《融合》还企图磨合《08宪章》来自普世价值的民主、自由、人权、宪政等理念与胡锦涛鼓吹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理念的根本区别，认为两者具有“方向性认同”。它们真的是同一方向的观念吗？人本思想，把人作为社会的根本原素，一切从全体国民的利益出发，而中共自命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自命为“三个代表”，必然是以党为本，一切以党的利益为转移，两者是相矛盾的。人际关系和谐相处，仁爱往来是人类的美好向往，中共至今仍然牢牢掌握“一党专政”，制造人间悲剧，两者同样是相矛盾的。现实告诉我们，胡锦涛说的是“以人为本”，做起来却是“以党为本”，说的是创建“和谐社会”，干的却是打压一切不稳定因素，维护专制政权的稳定。对中共来说，只要坚持“以党为本”、“一党专政”，就不会在施政上同时“以人为本”、创建“和谐社会”，因此，就不会与《08宪章》追求的民主、自由、人权、宪政有什么“方向性认同”。

《08宪章》构思的治国原则、主张建立的社会体制很难被当政者认同。胡锦涛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的讲话已经宣示：中共只认准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他模式均是“邪路”，用胡先生的语言表述就是“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因此，设想执政者会善待这一宪章及其支持者是不实际的，尤其不宜以为中共高层会多方迎合《08宪章》的要求。《融合》一文的作者与此不同，他认为宪章多项主张可以得到当局认可，他表示，“这项主张的实施难度不大，只需要执政党的决心”，“这项主张执政党应该基本认同”，“这项主张对于执政党而言可以立即接纳”，“这项主张不涉及重大敏感政治问题，相信执政党会从善如流的，迅速实施”，这些其实只是作者的主观臆测而不是执政者的意愿。当局多次明确拒绝分权制衡制，因为这一体制的实施会使中共对社会的统一控制陷于瓦解，《融合》作者却极力推荐分权制衡，认为这是“可以拯救执政党自己的事，只有傻子和疯子才不去着手做呢。”这种一厢情愿的态度是欠慎重的。

我以为，如实反映现实的矛盾或冲突，从中寻求适当的解决途径，是支持《08宪章》的可取方式；磨合矛盾或冲突的对立，企图以主观的折衷方式加以解决，对《08宪章》的推行是无益的。

（二）《08宪章》代表一种政治需求，中共的执政也代表一种政治需求。两者的较量，如前所述，将是“一场相互对峙、难解难分的博弈”。有没有相互接近、相互妥协，在某种程度上求得一致的可能呢？这种可能是存在的。它需要一定的条件，即公民维权活动的力量逐渐壮大，走向联片；维权中的上访活动取得某种突破，使截访受到约束，制造冤案的官员受到惩罚；维权中的农民维护耕地的权利得到伸张，地方政权抢夺农民耕地的动力受到制约；抗暴活动的和平示威辅以理性暴力的抗争得到进一步发展；知识层的进步力量克服恐惧心理和犬儒主义，切实投入维权活动；中共内部批评时政的力量进一步活跃；公民支持《08宪章》的活动开始形成。总之，社会压力加大到使中共高层开始动摇，就会出现双方接近、互作让步的可能。需要看到，目前中共虽然四分五裂，总的实力仍然不小，而社会反抗力量却相当分散，尚未走出低谷，难以形成合力。在这种情况下，呼吁中共与《08宪章》活动合作，暂时还不具可行性。

这种困境容易诱使人们产生异想：以保留中共执政地位为条件，换取当权者同意放开专制罗网，容纳民主措施，建立民主宪政体制。萧瀚教授在《关于“零八宪章”》的文章中就提出这样的设想。他认为，“中国未来的政治道路，应该是在和平推动中完成宪政改革，共产党必定是其中的重要力量，甚至是最重要的力量。”认为中共这个专制政党会成为推动社会向宪政民主转型的“重要力量，甚至是最重要的力量”，的确是大胆的设想。萧先生的具体思路是：“共产党和各界共同拟定一份‘过渡期宪政方案’”，包括：1，共产党继续执政，确定具体年限；2，全面实行三权分立的公权力监督模式，正常发挥议会、行政和司法保护公民权的功能；3，允许结社自由，可以组织新党；4全面保护原宪法所承认的公民权利；5，增补和保护未被承认的公民权利；6，军队国家化，不得介入内政；7，拟定对将近60年来共产党过往问题的调查、审判、赦免程序和制度性宽恕方案；8，过渡期结束，如多党竞选条件不成熟，可由议会决定是否延长过渡期限。

这个方案的预期是官民互动，共襄和平转型义举。如此就必须观察官方有无这方面积极性。萧先生的方案是奔着取消中共赖以生存的特权去的，根据利益原则，中共在自以为得势时不可能同意放弃已有特权而与民间愿望合拍。你要夺我的巨额财产，我会欣然同意，还要帮你数钱，天下哪有这等违反常理之事？看来，设想“共产党与社会各界共同拟定一份‘过渡期宪政方案’”只能落空。方案的具体细节进一步告诉我们，它实际上把中共执政地位架空，所有变动，如三权分立、军队国家化、公民权利兑现，都不受中共制约，所谓“执政地位”成为象征性头衔。这样的转型方案，必须在外力强大到逼迫中南海宣布全面投降才能付诸实施，否则，不具备实现的可能。政治上的任何互动、迁就、让步、妥协都是实力较量的结果，自方实力处于弱势却想骗取对方作出决定性让步，已经超越了政治游戏规则。

萧先生的妥协构思是当前的和解思潮的代表。这一思潮已经存在多年，致力于官民和解以节省社会转型成本。作为一种探讨，当然愿意看到追求社会和解的志士确能探出一条可行之路。不过，希望从事此种探险者从实际出发，如实反映社会现实，警惕满怀豪情的空论。中国和解智库曾就官方发表的《中国政党制度》白皮书发表评论，认为这份文件“首次公开声言放弃独裁政治”，“中国和解智库认为，这是中共放弃‘四项基本原则’中‘人民民主专政’的一个重要信号，并赞赏中共回归民主政体的政治认同。”对当前触目皆是的对维权者、异议者的专政铁棒视若无睹，讴歌当政者放弃这种铁棒而归附民主政体，这样的吹捧离开追求政治和解太远了。按照这样的思维方式发展下去，不要说可行的和解之路找不到，恐怕探险者跌入深渊还不知是如何失足的。寻求政治和解者还有一个显然的麻烦，就是如何对待中共积累的因残暴镇压而死于非命的高达数千万的灵魂问题。2004年发表的《呼吁朝野大和解公开信》，要求体制外人士“宽恕中共的暴政，用爱和宽容感化中共”。“爱和宽容”有用吗？“六四”即将过去20年，掌权者连抱歉的表示也没有，更不用说认错、悔罪了。他们是“用爱和宽容”能够感化的么？公开信还要求体制外人士“为减少政治冲突和社会动荡承担另外一半责任”，就是说，“六四”屠杀那样的罪恶，老百姓应“承担另外一半责任”。这是不是对待无辜百姓太残忍、太苛刻了？还有一个与此有关的问题，就是对中共血债需要调查、落实、审判和追偿。2008年《以宽容和解促进社会和谐》一文提出解决方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真相委员会”或“和解委员会”，负责查实大案、要案。省市县成立“真相委员会”或“和解委员会”，负责查实各地冤假错案。但是，要求领导者领导“和解委员会”整领导，这样的设想有实现的可能吗？有关屠杀无辜的秘密档案能公开吗？审判、定罪能公正进行吗？如果体制内成立“和解委员会”的设想不过是空谈，那么，在中共的历史罪行问题没有找到妥善的对策之前，所谓官民和解的前景是不乐观的。

（三）《08宪章》的公布给追求民主宪政的人们带来新的希望：以此宪章为基础推动社会转型逐步实现。百年来，这一朴素的愿望落空，成为民众的最大遗憾。《08宪章》殷切地呼吁“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这个热诚的召唤体现了《08宪章》签署者的真挚心愿和宽广胸怀。

文告的公布只是迈出的第一步，广纳宪章的支持者形成要求实施民主宪政的公民运动，是更艰巨的任务。既称“运动”，就应有广泛性，成为不断增加的、愈益扩大的、群众性的、目标一致的社会力量。知识层的人士不断投入运动是一个显著标识，工人农民的与闻和支持更是一个显著标识，各界精英的赞助表明这个运动向上层扩展，政界人士的靠拢表明这个运动的张力增强。社会各方面力量不同程度地逐渐集中于《08宪章》的旗帜之下，中共专制势力也就不断削弱、衰减，日益孤立，趋向崩溃。这时，某种偶然的触媒就可点燃决斗的熊熊大火。

《08宪章》期盼的公民运动要靠人去发动，去组织，去协调，去运作。这样的人必须专业于此，别无旁骛，而且，组织者要学会在中共统治下从事此项工作的特殊技巧，特殊本领。高智晟、郭飞雄二位先进曾从事过这一工作，形成一定声势，惜被当局压息，大地又呈沉寂。一些律师作过维权襄助，可惜因当局打压而未能有所突破。大陆民运之所以陷于分散的、初级的、很容易被军警镇压下去的态势，缺乏专人组织、协调可能是原因之一。如果《08宪章》的设计者、支持者欲以一场不断壮大的公民运动推动宪章的实施，就必须把发动公民运动的组织、协调工作提到头等重要地位。可以说，大陆民运困境的突破，关键在此一举。如果象过去那些上书言事一样，文告一经发表，后序工作皆无，结果只能在历史上留下一点痕迹，中共在暗中只有嘲笑而自得，人间依然啼者自啼，笑者自笑，生老病死，日出月落。

《08宪章》已经公布，支持者正陆续增加。增加之后又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2008.12.21）

作者为知名时评作家，居大陆。

【导语：戴晴是从红色的营垒中杀出来的，对那个营垒的黑暗、血腥、无耻，看得格外清晰，所以反戈一击也显得不留情面、决绝得义无反顾；她也所以成了中国最杰出的新闻记者、作家之一。二十年来，她采访、写作、发表的权利虽然被剥夺，但她独立的人格、宁折不弯的笔却谁也剥夺不了。】

一、戴晴是“军统特务”

名记者、名作家戴晴

《零八宪章》签署者之一的戴晴（图一）到了香港，香港为她刮起了一阵小小的“旋风”。

在GOOGLE上搜索“戴晴”，有四万多条结果。戴晴是“革命烈士”之后，是叶剑英的养女；进的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的是导弹专业；毕业分在中央军委总参三所；在解放军外语学院进修过；在中国作家协会对外联络部干过；戴晴后来因此被指为“国安部特务”，戴晴也因此调侃自己是“军统特务”。

有这样背景的戴晴，后来却和革命分手了。在《光明日报》做记者、主持《学者答问录》专栏时，采访过包括方励之、严家祺、金观涛等在内的异见知识分子。

戴晴自1989年开始公开对三峡水电站的环境影响、移民政策等方面提出异议。后来，因为六四事件被关进秦城监狱。释放后，又被监视居住三个月。

戴晴曾获国际报业联合会自由金笔奖、美国哈佛大学尼曼学人奖学金等多项国际荣誉。

奇女子戴晴，一生充满传奇。她从红色的营垒中出来，对那个营垒的黑暗、血腥、无耻，看得格外清晰，所以反戈一击也显得不留情面、决绝得义无反顾；她也所以成了中国最杰出的新闻记者、作家之一。二十年来，她采访、写作、发表的权利虽然被剥夺，但她独立的人格、宁折不弯的笔却谁也剥夺不了。

二、解密张东荪“叛国案”

《在如來佛掌中──張東蓀和他的時代》书影

戴晴用了八年时间，追踪“张东荪叛国案”，写成《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张东荪（1886–1973）是近代中国不可回避却被刻意消失的人物。他是最早的西方哲学译介者、著名报人、政论家、燕京大学教授；是1949年北平和谈国共双方第一居间人；是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56个委员之一。1951年获“叛国”罪，从此销声匿迹。本书以张东荪一生为主线，写了从清末到文革的一个个时代风云。此书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并得到海内外一些知名学者如余英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退休讲座教授）、杨奎松（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白杰明（澳洲国立大学中国历史教授）、钱钢（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的高度赞许和推荐。

他们认为，《在如来佛掌中》运用多方面的可靠数据，重构了这一段复杂离奇的案情，写出来的是一部最翔实的历史—二十世纪中期的中国政治史。是一部最有历史价值的“洗冤录”，解开了“张东荪叛国罪”这一疑窦丛生的政治事件的谜团。

三、共产党毁了张家几代人

戴晴的“張東蓀叛國案”演讲会由陈方正博士主持（武宜三 摄影）

戴晴此次来香港，首先在中文大学做了一场《张东荪“叛国案”》演讲。演讲会由陈方正博士主持，那天（12月16日）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会议室座无虚席，连大门外也挤了十几二十人。以致自以为嗓门大的戴晴也不得不用麦克风。

戴晴是讲故事的高手，起承转合、抑扬顿挫，在一个多小时的演讲中，让几十个听众听得如痴如醉，大呼过瘾。提问期间，大家争先恐后提出问题让戴晴回答和互相探讨。随后戴晴又为买书的听众签名、合影留念，忙得不亦乐乎。

張東蓀的長房次孫張鶴慈接受记者采访（武宜三 摄影）

现在居住澳洲的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张东荪的长房次孙张鹤慈先生也在演讲会上发了言，他控诉暴政毁了他一家几代人。

张东荪1952年蒙寃之后，1968年复遭逮捕，长子张宗炳（北大生物系教授）夫妇也同时被关进秦城监狱；张宗炳因长年的孤独监禁生活被折磨成精神失常，出狱后才逐渐好转；更不幸的，是次子张宗燧（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和中国著名物理学家）和三子张宗颖（曾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学习化学和社会学，后在开滦煤矿任职）夫妇的绝望自杀。

张东荪子女中，张宗燧才华最为突出：15岁考上燕大物理系，一年后转到清华。大学毕业后，师从吴有训在清华当研究生。1935年考取赴美公费留学生，后改赴英国。在剑桥得博士后又往丹麦，在玻尔主持的哥本哈根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作研究。1939年回国，任教中央大学。1942年得李约瑟推荐，赴剑桥大学与狄拉克合作研究量子场论，成为该校第一个讲学开课的中国学者，后来还去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与讲学。1948年回国后，先后任教北大、北师大。1949年后，又兼任中科院数学所的研究员。1956年在数学所建立理论物理研究室，开展统计物理和量子场论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丰硕的成果。可惜因为父亲的问题与曾留学美国等问题，受到残酷迫害，于1969年愤然弃世。（互联网）
　　
女儿张宗烨是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的研究员，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她也差一点因她爸爸“投（毛主席）反对票”而被赶出科学的大门。

张鹤慈是张宗炳次子，竟会和郭沫若的儿子一起陷入X反革命集团案而罹大祸，被关了19年。
　

燕京大学老校友細说辛酸史（武宜三 摄影）

年近八十的燕京大学校友张先生，深情地回忆了当年的学校和老师，他力数历次政治运动对教育的摧残和对知识分子的迫害。

四、新书发布会

新书发布会于12月17日下午在天地图书公司召开。发布会首先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社长甘琦小姐讲话，接着戴晴讲了写作的背景和过程；戴晴语言生动、表情丰富，让我又一次领略了她演说的风采。

一些海内外媒体、学术研究机构、文化出版界的代表也出席了新书发布会。虽然，北国已经寒风阵阵，“千里冰封”，但香港这蕞尔小岛仍然衣香鬓影、笑语盈盈，书香扑鼻、暖意融融。正如戴晴所说，“幸好还有个香港”。

张鹤慈先生也应主持人的要求讲了话并接受了有关传媒的采访。

五、作为《零八宪章》的签署者，戴晴备受关注

作为《零八宪章》的签署者，戴晴与一起签名的一批学者、社会活动家一样，受到海内外新闻媒体的普遍关注。她先后接受自由亚洲电台和《亚洲周刊》的采访。

戴晴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直指中共一小撮打肿脸充胖子﹕“大宴宾客，要家里每个人都很富裕，很幸福，打开大门，大家痛快的吃一顿。问题是你背后都是灾民，恨不得把你给宰了。你折腾什么呀？赶紧把自己的国家先搞好吧。”

戴晴指出，《零八宪章》“太基本了”。“觉得中国连这些最基本的东西都没有，我们这算什么现代社会？除了有些人有点钱以外，而且他们的钱哪来的呀？还不是牺牲了弱势群体？最弱的就是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的河流，接着是矿山，再接着的是森林，然后是那些劳工。”

戴晴强烈批评中共拘禁刘晓波及对其它签署人的传讯问话，“太笨”了，令人觉得他们对自己的管治缺乏自信。“现在，法国人见一下达赖也不行啦，2008年出手的，一件比一件笨，这已经不是坏的问题，而是笨。把宪章弄成这个样子，给了大家说话的机会，就是因为他太笨了。”

性格乐观、开朗的戴晴，却对中国充满绝望。她说：“希望在中国实际上并不多，但是越来越多的人觉得自己应该是一个人，唯一的希望就在这。当这样的人越来越多时，到了他们可以选择自己国家的政治前途时，可能中国的河也干了，资源和环境可能都完了。中国成为了世上最大的灾难，我是非常悲观的，最后看到的是时间来不及了，当政者太强大了，我们觉醒得太晚了。”中国到底有没有希望，中国人民是不是觉醒得太晚，是耶、非耶？我们只有拭目以待。

至此，我想重复一下“武宜三定律”，其一：中国人爱中国没有好下场，中国共產党员爱中共没有好下场；在中国共產党统治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上爱党又爱国更加没有好下场。被中国共产党毁了几代人的张东荪一家，便是明白的证据；当然，像张东荪这样上当受骗、落得悲惨下场的，可是数以千万计。

其二：中国是寃假错案大国，中国共產党是专门製造寃假错案的政党；所以中国共產党和中国共產党统治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无案不寃、无反不平”的政党和国家。从张东荪案、胡风案、右派冤案到天安门惨案、杨佳案，中共欠下中国人民的血债，是罄竹难书。

最后，祝回到北京的戴晴平安无事。保重啦，戴晴！

一

在《第三帝国的兴亡》这本书中，美国著名记者威廉。夏伊勒（Willian Shirer）曾描述过这样一个情节：纳粹统治时期，那个叫人闻之色变的盖世太保头子——希姆莱，也曾是一个涉世未深，懵懂无知的青年。当年竟然为参加哪一个政治组织而伤透脑筋，踌躇再三。当时的德国，政坛上异常热闹，有各式各样青年组织。最后，他选择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也就人们所说的纳粹。而选择的原因，并非是赞同希特勒的执政纲领和纳粹的信仰，只不过那身挺拔、帅气的纳粹军装吸引了他的眼球，令他着迷。最终，他成为了纳粹队伍中的一员。

不单是希姆莱，当时许多年轻人投身纳粹，也是被纳粹制服在视觉上的美感所吸引。在德国人古多。克诺普写的《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这本书中，记述了当年参加纳粹的青年克劳斯。伯林的回忆：“我相信，我们这一代不是无一例外地都接受了纳粹的影响，但是我们是在制服起着决定性影响的氛围里长大的。”

好莱坞著名导演斯蒂文？斯皮尔伯格拍摄的影片《辛德勒的名单》中，有一个令人难忘的细节：在克拉夫特大屠杀的晚上，德国军人四处搜捕犹太人，为了找到躲藏在楼梯下和夹层里的老人和孩子，全副武装的军队居然用上了听诊器。最后，德国军队在钢琴里面、床板下面、楼板夹层中找到了躲过了白天大屠杀的残存者。随着一阵阵的枪声，一批鲜活的生命消失了。就在这时候，楼房中一个黑暗的房间里，响起了一名纳粹军官弹奏的钢琴声，乐曲流畅，旋律欢快、激扬。

两名纳粹德国军队的士兵听到这琴声，不由站在门口谈论起来：“这是巴赫？”，“不，

这是莫扎特。“此后，这只曲子就伴随着枪声一直在画面中延续。大屠杀的夜晚，到处响着凌乱的枪声和被屠杀者凄厉的惨叫，这首钢琴曲一直伴随至这杀人现场切换成黑暗小镇全景的结尾。

这是极其令人震撼的一笔。斯皮尔伯格用艺术的手法描绘出德国军人在杀人时那种极为坦然的心态。在灭绝种族的大屠杀中，纳粹军人根本就感觉不到这是令人发指的罪恶，内心极为自然、平静。或许，在他们眼中，所枪杀的并不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而是一群可以随意杀戮的动物。他们把血腥的暴力，当作日常的工作、普通的任务来完成，甚至可以用优雅的音乐来愉悦杀人的趣味，或者来冲淡一下杀人的烦闷。

在《希特勒与艺术》这部书中，作家赵鑫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德国著名杂志《明镜周刊》曾揭露，纳粹集中营中居然有囚犯组成的交响乐队、弦乐四重奏、合唱团，以及时常举办的钢琴音乐晚会。这确实是德国艺术史上令人毛骨悚然的一章。集中营司令官克拉麦（1907-1945）经常听“奥斯维辛集中营女子交响乐队”的演奏，当演奏到舒曼《梦幻曲》的时候，竟然动情地落泪，哭了！

可就是这个为纯洁、美好和至善的《梦幻曲》落泪的党卫军军官，恰恰是一个杀人魔王。他曾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受过训，在许多重点集中营中都留下过他罪恶的足迹。克拉麦的主要任务是用毒气杀害犹太人，他说：“门一关上，她们（指裸体女囚犯）就开始尖叫。我通过管子把一些盐放进去，然后从一个小孔去窥视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些女人只挣扎了一分钟便倒在地上。”英国人审问他在窥视时的心境时，克拉麦回答：“我当时什么感觉也没有，我只是执行命令。我受的训练就是干这行的。”

一个个的德国青年，被法西斯主义培养成铁血士兵，而这一个个的铁血士兵又都被纳粹的理念锻造成帝国元首的杀人机器，当看到他们在屠杀现场表现出的那种极其自然、正常的心理状态时，我相信，每一个有正常思维的人都会感到凉透骨髓的荒诞与恐惧，都会产生出“希特勒通过宣传教育，对于德国人民洗脑的毒害，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的感受。

二

法西斯是罪恶的，但也是“迷人”的，正如罂粟花美丽的下面深藏着那罪孽的恶果。

纳粹时期有一个女性记录片大师，名字叫莱尼。瑞芬斯坦。她所拍摄的记录片《意志的胜利》，几乎可以用完美来形容。对于影片中宏大场面的把握，片中旋律、节奏、动感之间的衔接，以及对画面和音响的处理，莱尼。瑞芬斯坦确实是首屈一指，至今没有一个导演声称可以超越她。

当年这部宣传1934年纳粹的纽伦堡大阅兵的影片在德国放映时，可以说是盛况空前，无数的德国人是含着热泪看完这部电影的。当他们离开电影院时，几乎所有人都笃信希特勒是一位民族英雄，是带领德意志走向繁荣富强的“天遣使者”，他们甘心情愿为第三帝国奉献一切，甚至慷慨赴死。即便是在今天，不少国家的电影艺术院校，仍把这部纪录片作为教案。不过，在放映时，却不肯将它完整地放完。有的教授这样评价到：“它的力量太强大了，我担心学生们如果真的把片子看完，就会成为真正的纳粹。”

法西斯的“迷人”之处不仅表现在服饰与电影作品方面，而且反映在各个方面。当年纳粹德国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长戈倍尔说出了一句十分经典的法西斯语言，“谁想引诱他人，就必须能够提供引诱人的东西”。那么，希特勒究竟给德国人民带来了哪些“诱人的东西呢”？

人是一种政治动物。既然如此，希特勒便从此处下手，在政治上煽动起德国人民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希特勒懂得，爱国主义是一个民族最丰厚的东西，也是一个民族的感情触点。自近代民族国家产生以来，爱国主义思想一直是被颂扬的主题。无论是谁，甚至是流氓、无赖，只要挥舞起爱国主义这面旗帜，就可以聚集起无数自愿为之献身的民众，就可以兴风作浪，翻天覆地。就像爱因斯坦所痛斥的：“爱国主义，在最近一个半世纪中，这个虚假的偶像到处产生了很坏的和极其有害的影响”。

为了征服人心，博得人民的拥戴，成为德国人民心目中的“弥赛亚”，希特勒总是利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来换取德国人民的信任。在各种演说中，他不断地提醒德国人民，不要忘记祖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遭受的奇耻大辱，丧失了包括730多万人口的7万多平方公里的国土；军队被裁减到陆军只剩下10万、海军不超过1.5万、军舰只有36艘；并且不许拥有空军、不许建立军校、不许拥有坦克、重炮；还要赔偿1，320亿金马克，而这笔赔款要到下个世纪才能赔付干净。德国人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忍受着饥饿和骚乱的威胁。

紧接着，希特勒又煽动德国民众的种族情绪。他宣称，“今天我们看到的一切人类文化、一切艺术、科学和技术的果实，几乎完全是雅利安人的创造性产物。”“只有雅利安人才是高于一切的人类的创始者，是我们所谓‘人’这个名称的典型代表。”为争取雅利安人后裔——日耳曼人的生存空间，必须消灭“非我族类”的劣等民族。希特勒咬牙切齿地叫嚣着：“民族不是由于打败而毁灭的，却是由于丧失任何抵抗而毁灭的。只有用武力的形式把争取独立的思想付诸战斗行动之时，民族的迫切愿望才能得到圆满的实现。”“我们不怕暴力，我们认为对付暴力只能用暴力”（王俊《希特勒的魔鬼口才》中共党史出版社 14页，75页）。

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200多万人战争死亡，150万人战争伤残，以及100多万人死于饥饿和瘟疫的悲惨遭遇之后，整个德国遭受到巨大创伤。工业下降40%，外贸减少69%，7万多家企业破产，将近800万人失业。此时，陷入沉沦的德国人民忽然听到了一个能够带领他们走出危机的承诺，一个鼓舞他们民族自立的号召，他们打心眼里愿意听从这样的呼唤，愿意跟随这个人同行。于是“爱国主义”就成为人们唯一遵从的信仰与道德，“祖国”就成了不可侵犯的圣物。德国人民被这个崇高而伟大的字眼儿搞得群情激昂，热血沸腾，根本无法辨别文明的历史与集权的现实有什么区别；无法辨别自由和民主体制下的国家与专制独裁统治下的国家之间有什么不同。与此同时，希特勒也趁机将“爱国主义变成了某种皮鞭和警棍”（赫尔岑语），凡是对纳粹德国的法西斯统治表示异议和反抗的，统统都会被说称是“卖国者”、“德意志民族的叛徒”而遭受逮捕、流放、枪毙。

希特勒明白仅仅“用警察、机关枪和橡皮棒，不能持久地单独维持统治”，如果不在经济上取得进步和成就，就不会赢得德国人民的拥护。1933年2月1日，也就是希特勒上台的第三天，他就在广播电台发表《告德意志国民书》，声称政府要“拯救德意志的农民，维持给养和生存基础！拯救德意志的工人，向失业展开一场大规模的全面进攻！”

希特勒向工人保证说，国家社会主义就是要打破大资产阶级占有的特权，工人也应分享到所有权、领导权和红利；他向农民保证说，国家社会主义就是要让社会中最纯洁的分子——农民获取利益，因为“德国农民的毁灭，就是德国人民的毁灭。”纳粹党不仅要没收大容克的土地，无偿地分给农民，而且还要禁止拍卖土地来保护农民；他向军人保证说，国家社会主义就是要建立强大的德国军队，就是要为“德意志民族获取更大的生存空间”，在冲破《凡尔赛和约》的束缚方面，德国军人应该显现自己的英雄本色；他向青年保证说，德国的未来就在你们身上，你们担负着德意志复兴的希望，“高贵的人民摆脱了压迫与枯萎，一个美丽的新世界就要到来了”；他向中小资产阶级保证说，国家社会主义就是要限制垄断资产阶级的利润，保证你们的生存空间。希特勒几乎向所有人做出了承诺。其实，法西斯所提的这些“诱人的东西”，并不是免费的午餐，是有昂贵的代价的，是需要人民用丧失自身的自由和权利作为交换的。而所有这一切，却都是隐藏在谎言与欺骗的背后。

客观地说，在希特勒执政的4，508天当中，他确实也创造了“经济奇迹”。从1932年到1937年，国民生产增长了102%，国民收入也增加了一倍。通过纳粹当局的努力，解决了大众失业问题。到1938年德国失业率仅1.3%，而同期美国失业率为1.89%，英国为8.1%，比利时为8.7%，荷兰为9.9%.用纳粹党自己的话来说，是创造了“消灭失业的经济奇迹”。同时，希特勒也创造了德国扩军的“奇迹”，到1938年，德国陆军从10万人发展为欧洲最强大的军队，同时德国空军也从无到有，拥有近8，300架飞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空军。

此外，希特勒还推进了社会变革，提出要“促进人的社会化，让他们感到集体生活的温暖”，并且通过组织义务劳动活动来改善和美化工人的劳动条件和劳动环境，“让每一个人在工作中享受快乐”。希特勒上台后大力推行了社会保险制度，增加和提高了国民的社会福利，扩大了职工的有薪休假制度，劳动阵线在疗养胜地鲁根岛等地，修建了一批疗养院和旅馆，建造“力量来自欢乐”旅游船。仅1937年1年内，全德约有1000万人参加“力量来自欢乐”的休假旅游，“一时间纳粹报刊、电台和电影广为宣传，过去只有资产阶级才能享受的休假旅游，现在纳粹德国的工人也成为可能。”对此，希特勒故作幽默地宣称：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德国人的身体变得臃肿。新一代的德国人“不应再是肥胖的啤酒小市民，身材苗条而修长的青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象征。”1938年夏天，他甚至声称，德国要实现“每个德意志职工拥有一辆小汽车”（塞巴蒂安。哈夫纳《解析希特勒》中国青年出版社）。

切身利益是人们最关心的事情，改善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肯定会得到人民的拥护。当处于风雨飘摇的岁月中，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时，人们对于自由和民主的诉求已经显得无关重要了，他们迫切需要的是秩序与稳定的保证，以及能够解决温饱与工作的承诺。尤其像德国这样曾经富裕的国家，不用说是上流社会，就是广大中下层民众，当1923年他们发现，手中的货币，从战前的4马克兑换1美元，竟然贬值到40亿马克才能兑换1美元时，几乎对生活陷入了绝望，辛辛苦苦一辈子积攒的财富，顷刻之间化为乌有，手中的薪水，已经变得一文不值。对于他们而言，不管什么主义，只要能确保生活的改善和财富的增加，就是好主义。

就像中国人常讲的，“宁做太平犬，莫为乱离人”。于是，当1938年8月，兴登堡去世，纳粹接管政权之初，希特勒提出要为自己的独裁统治获得合法依据时，竟然有90%的德国人投了赞成票。德国人民用自己的顺从，从希特勒那里换来了暂时的眼前利益。可是他们忘记了，做狗是需要看主人脸色的，是要被人豢养的，是没有丝毫的自尊和权利的。正像哈耶克在《走向奴役之路》书中所预言的：极权社会将会丧失个人最宝贵的权利——自由思想的权利。而一个没有个人思想自由的社会，无法想象会有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生命保障。如果，失去了这一切，人活在世上还有什么意义，若是只能苟且偷生地活着，那与动物还有什么区别？

约阿希姆。费斯特在其《希特勒传记》的序言中作了一个有趣的思考实验，他写道：“如果希特勒1938年死于一次暗杀的话，那么只会有少数人犹豫把他称为德国最伟大的国家巨匠，或许是德国历史的完成者。那些气势汹汹的演讲与《我的奋斗》、反犹太主义以及统治世界的方案可能作为其早期的幻想之作而被遗忘。”看来，历史总是钟情胜利者，甚至原谅胜利者卑鄙的目的和罪恶的手段。

理解所有这一切，就会理解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政治评论家塞巴蒂安。哈夫纳在《解析希特勒》中所分析的：“我们无法想象当时的德国人，特别是1933年以后大批大批地从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转向希特勒的德国工人阶级，是以多大的充满感谢的惊奇来看待这一奇迹的。1936年至1938年之间，它完全主宰了大众的情绪，它让任何一个反对希特勒的人显现为一个牢骚不断的挑剔者。‘这个人可能有他的错误，但他给了我们工作和面包。’—— 这是那些年里几百万原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选民的心声，他们在1933年还构成了反对希特勒的广大群体。”

人是有感情的，因此，人也是一种社会动物，需要在情感上和思想上有归属感。法西斯利用人在情感上的弱点，使德国人民对纳粹产生归属感。希特勒清楚，人民是善良的，也是可以欺骗的。在他眼里：“群众是守旧和懒惰的，他们不喜欢看书，也不喜欢思考”。尤其对年青一代更是可以诱骗。因为他们的知识还不足以对世界上所发生的各种事情完全树立自己明确的观点和判断，于是就会产生一种渴望——具有寻求信仰，寻求归属的渴望。

希特勒给予青年的教诲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某一个民族愈残忍，愈富有攻击性，便愈容易得到生存；而愈柔弱，愈主张和平，则愈难免有灭顶之灾。因此，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强者必须统治弱者，不能与弱者混杂，从而影响自己的伟大”，“大自然……把主宰的权利授予它的宠儿——最勇敢和最勤劳的强者”，这就是日尔曼民族。（这里，我不禁想起最近一个时期，国内那些宣传“狼文化”、“狼的生存之道”、“狼的进取精神”的图书甚嚣尘上，这些人是不是明白，他们宣传的这一套，早在70多年前，希特勒就曾经倡导过。）

作为个人而言，当社会环境发生变化，国家面临剧烈动荡，经济陷入停顿状态，为了生存不得不在饥饿与贫困中挣扎的时候，难免会产生挫折感、失败感和压抑感。尤其是青年，更加觉得苦闷彷徨，茫然无措。就大多数人来说，对于选择自我，思考生命的本质和意义，以及探究自己生存状态这类形而上的问题本来就十分淡漠和懒惰，而法西斯恰恰利用了这一点，让普通人觉得救民于水深火热的大英雄已经出现，只需将自己的一切统统交出去，献给纳粹党，交给领袖，跟随元首，就可以无往而不胜。

三

法西斯替人们找到了力量的源泉，给予人以精神支柱。它用“复兴德意志民族的伟大事业”的口号，让人觉得自己应无愧于日耳曼民族，让国家强盛的使命感一下子回到了每个人的身上，使自己的情操得到了升华，生命获得了新的意义。同时，利用种族偏见，让德国人将一切失败、贫穷的过错都归于“非我族类”的其他民族身上，用这些民族的渺小、卑鄙，来衬托日耳曼人的伟大、高贵，让所有的德国人都觉得，只有战胜他们、消灭他们，自己才有可能获得生存的空间，获得做人的地位。就像希特勒青年团宣誓中所说的：“我们信奉：德国！我们信赖：元首！我们决心：建立德意志民族的神圣帝国！”

希特勒不遗余力地通过广播、电影、标语以及学校教育等各种手段，将青少年组织起来，参加各种各样的夏令营、青年之家、体育比赛、徒步野营、团体操和健美比赛、合唱团与戏剧表演等，把青少年的热情调动起来，培养他们与自己的思想保持一致。希特勒用一种极其荒谬的世界观毒害整整一代人，大面积地系统地给他们洗脑。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教育德国青年以自己是德国人为自豪”，“民族国家的全部教育工作的最高任务就是，本能地理智地向受教育中的青年人灌输种族意识和种族感情。”时至今日，许多当年参加过希特勒青年团的耄耋老者回忆往事的时候，还感慨道：“当唱着庄严的歌曲时，我们感到与这个集体融在一起了。在这一刻，人们可以为祖国去死。”（古多。克诺普《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人民文学出版社 31页）

作为极权专制统治的独裁者希特勒清楚，要使一个极权主义制度最有效地发挥它的作用，最好的方法就是使这个制度下的每个人都甘心情愿地为这个体制服务，同时使每个人都相信自己所献身的事业是无比壮丽的崇高的事业。而要做到这一点，只用外在的强迫手段是远远不够的，关键的是，要教会人们把这项事业看成是他们自己的目标。这就需要必须替人们选择好一种信仰并强加在他们身上，并使这种信仰成为他们必须的信仰，成为“一套被普遍接受的信条，以便使个人尽可能自愿地依照统治者所要求的方式行动”。如果在实施极权专制统治时，使人民由于麻木与愚昧感到不到压迫的痛苦，甚至欢迎这样的压迫，一般说来，极权主义的统治就已经获得了驱使人民遵照独裁者的意愿行动的成功。

希特勒在1938年说过这样一段话：“这一代青年人，除了以德国人方式思维，以德国人方式行动，他们什么也不用学习。他们从少年队进入希特勒青年团，然后我们立即吸收他们入党。假如他们在那里还没有完全变成纳粹分子，那他们就去参加青年义务劳动军。如果到了一定时候还没有培养出阶级觉悟或者对自己社会地位的优越感，那么德国国防军便接过这项任务，他们终生将不再是自由之身。”不难看出，对于纳粹主义教育，希特勒认为是一辈子的事，他表示“只有当最后一个德国人踏进坟墓时，它才会终结。”从这点来看，希特勒是成功的，他让纳粹精神迷惑了一代人。

或许人类的最大的悲剧就在于当献身于一种信念或是一种价值观，并用极其认真的态度和行为去践行这种信仰时，一直不清楚或不明白自己所实践的，只是一些非正义和非人道的，或者说是荒诞与罪恶的东西。纳粹统治下的德国，在短短的4500多天当中，由于战争死去了800多万条性命。德国人民在第三帝国的元首“关怀”下，平均每分钟至少就会有一人在战火中丧生。1921年至1925年出生的人当中，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流血牺牲，或者死在德国国内前线的枪林弹雨中。从大西洋沿岸到黑海边，从北极圈到非洲，再经过科尼斯堡和波兰的布雷斯劳，最后回到柏林，这一路上，德国军人用自己的坟墓证明了被诱骗一代人的悲剧。

正是“迷人”的法西斯，将他们引上了不归的迷途。

年底来了，照例要评选点什么吧，这也跟“伟光正”学的。他们评选他们的，我们民间评选我们的，在信息海洋时代，看谁淹死谁吧。说淹死谁，当然言重了，重要的是，不怕与他们的评选公开竞争。他们的评选当然很搞笑，没有什么公正可言。而我们的评选则要尽量公正点，所谓尽量当然不是因为关涉利益而存心不公正，而是因为技术上比较难把握。比如“好党员”太多，不胜枚举，而光荣榜有限，所以只苦了那些一时半会儿没被发现的“好党员”。我是比较赞成对官员进行人肉搜索的人，因为我们的“好党员”、“好官员”太多，不搞人肉搜索，无法发现淹没在人民汪洋大海之中的“好党员”、“好官员”。人肉搜索是一个发现“好党员”、“好官员”的有效措施。谁都知道制度重要，但用人肉搜索发现“好党员”，宣传党是如何“伟光正”的也很重要啊。

 

评选原则：一，党员；二，有一定知名度；三：具备一定可笑性；四：人民群众喜欢看到他们当选；五：排名不分先后。（主要先进事迹评选材料来自赵牧兄的《2008年最雷人语录五十条》）

 

一：林嘉祥。林嘉祥是一个“诚实”的人，因为他说民众是个屁。他的业余爱好，是猥亵小朋友未遂。

 

二：黄松有。一个很黄很搞的高院副院长，只是爱钱好色与大多数当官的党员同志没有什么不同，这是他不够出色的地方。

 

三：曾毅。这个广州卫生局副局长非常有才，他应该到中宣部或者外交部任职。“看病最不难是中国，看病最不贵是中国。……是人们的价值观念问题。”

 

四：张志国。“对我的抹黑，就是对西丰的抹黑”，他这种土皇帝心态与最高当轴的心态可谓心连心。更搞的是他的确能量很大，又出来瓜分四万亿基建中的一瓢。

 

五：龙永图。这位从贵州农村出来的退休部级官员就是这样发挥余热的：“对待刁民政府要硬气，不要被刁民挟持。”看来龙永图的确厉害，出身于刁民，高于刁民，真正出污泥而不染。

 

六：杨洁篪。杨外长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秦刚、刘建超与他并肩作战。如秦刚在别人问他《中国民主》的唱片时，“我想你应该是一个成熟的成年人了吧”。不过到底还是杨外长有水平，“中方多次表示，中国人民享有广泛的人权和宗教信仰的自由。”他直接继承了前外长唐家璇的衣钵，下一任外长也绝不会吝啬“中方多次表示”的。

 

七：何书生。“你们将来受了处分，吊销了你们的记者证，你们不要后悔！”这年月真是让人气闷，一个好端端的书生，怎么模仿土匪的口气说话呢？何书生翻译过来就是“哪门子的书生”、“什么样的书生”？难怪有人说，何书生，字Bandit。

 

八：徐蔚林。陕西绥德的徐部长在媒体曝光他们的糗事后充满深情地说：“以前没有网络的时候多好啊，想让他们怎么说就怎么说。”可惜我用“搜狗”（不是人肉）搜了半天，也没查到他的真名。这都是说真话的好共产党员啊，怎么能让他藉藉无名呢？（终于发现了说真话不留名的徐部长，网友“老大哥”对此条有卓越贡献）

 

九：王振耀。“同志，你要知道，倒塌的可不仅仅是学校，北川县民政局整栋大楼都倒了啊！”民政部救灾司司长回答多么有水平啊，他对下属的爱，就像党的烧酒暖心窝。死那么多学生算啥子喃，我的下属还死了呢，你为什么不说呢。

 

十：新泰县官员群体。2008年新泰县政务网上的一篇官方文章，在总结“怎么依法处置信访工作”时总结道：“公安机关依法打击一批，精神司法鉴定治疗一批，集中办班培训管教一批”。真有毛泽东遗风，坚决、彻底、全部、干净，不愧是党培养出来的好干部。

2008年12月20日9：41分于成都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彻底破产    （香港）李大立

经历毛泽东二十七年社会主义试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一场浩劫，中国社会到了崩溃的边缘，邓小平为救党国，不得不改弦更张，放弃计画经济，实行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效仿西方国家以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资本主义自由经济体系。和毛泽东时代相比，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确实巨大地改变了经济面貌和提高了生活水平；可是，与此同时，整个社会道德沦丧，特别是商业道德荡然无存，毒米（农药达马松）、毒麵（滑石粉）、毒蛋（苏丹红）、毒肉（哮喘药）、毒鱼（孔雀石绿）、毒菜（滴滴畏）……。直至婴幼儿的毒奶（三聚氰胺）泛滥成灾，真可谓「无毒不丈夫」，至使「中国人民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到底吃什么是安全的？！」甚至殃及全世界，受到世界舆论普遍谴责。胡锦涛责怪「有些干部对人民大众的疾苦麻木不仁」、温家宝责怪「企业家没有良心」，执政党根本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就出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本来，西方国家经过几个世纪的摸索实验，形成了今天渐趋完善的民主制度，从而带来了强盛的经济。人家在前头试验成功了，你在后面照瓢画葫芦就是了，可是，中共为了所谓「共产主义理想」，将近一个世纪以来牺牲了上亿中国人的性命，面子上下不来，就非要另搞一套，藉口国情特殊，什么事情前面都要加上「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的」形容词，以示和西方有所区别.殊不知这样一来，就什么事情都变了质，变得不三不四，非驴非马，成了一个怪胎。既想效仿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又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一党独裁，硬是将互不相容的两者共冶一炉，结果出来的怎能不是一个怪胎！因而，中国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坏的资本主义」歧途，三十年来发展至今，社会道德整体沦丧，假货毒货充斥市场，人民群众怨声载道，统治集团风雨飘摇，就是必然的逻辑结果，从这个意义上可以下结论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已经彻底破产.

因为中共不明白西方国家的自由经济体系无疑建基於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使到每一个人的能力都得到充分的发挥，也使到商品价格和流通符合自然规律，从而使国民经济突飞猛进.但是它们的存在有赖於司法公正和道德价值，后二者其实是前二者的基础，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司法公正和道德价值，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就无法运作。在中国大陆，由於没有司法公正，所以一切商业行为都陷入末世掠夺模式，能抢就抢，能骗就骗，加上全民族没有任何宗教道德信仰，干起来心安理得，於是互相掺毒造假，我害人人，人人害我，整个社会陷入一片恐慌。古语有云：「君子求财，取之有道」，而今的中国大陆是「小人求财，取之无道。」问题就出在这里！这才是掺毒假货的根源！

如果进一步深究，为什么中国没有司法公正和道德价值？其原因就在於没有民主宪政。一党独裁的结果，为了追求私利，只有以权谋私，必然导致所有制混乱，私有制虚有其名，国家企业被变相私吞、国家财物被贪污盗窃、农民土地被随意圈佔、城市居民被随意迫迁；市场经济也因贪污腐败而变质，钱权交易，黑箱作业，甚至强买强卖，根本谈不上公平竞争。因此，中国大陆目前的经济状况实质上不过是封建官僚资本主义，或称权贵资本主义，根本就谈不上健康的资本主义自由经济。

其实，如果执政党稍为有些人才，稍为有些头脑，都应该明白：虽然半遮半掩地效仿西方自由经济，资本主义跛脚鸭总归比社会主义蜗牛走得快，对比一下今天的中国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就清楚了，由此举国上下无不感到自由经济的巨大威力，遗憾的是，这种自由经济的巨大威力，受制於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而发挥得极其有限。换句话说就是，如果相信科学，顺从民意，「全盘西化」百分之百学足西方的民主制度和自由经济，中国不知道要比今天的现实繁荣富强多少倍！可惜的是，中共只学别人的皮毛，学不到别人实质.西方民主国家自由经济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有民主制度作保証.在这种制度下，所有的权力都受到制衡和监督，从而在制度上保証了公平竞争的进行，而这种竞争建基於尊重自我和别人的「道德价值」之上，受制於独立严明公正的司法体制；在这种制度下，人民享有充分的自由，不单有言论自由监督政府、有普选可以选择政府；而且有蓬勃发展的多元文化，使得道德价值通过宗教信仰深深地根植於人民大众的心中。谁要是胆敢掺毒作假，不但要面对严峻的法律制裁（判长期监禁），还要面对天文数字倾家荡产的罚款（如美国一烟草公司未按法律要求在香烟包装上註明警告字句和尼古丁含量，被长期吸食者告上法庭，被判罚款数百亿美元）。在法律未能监督到的，全凭自觉的角落，由於人民普遍具有行善除恶的宗教信仰，他们相信上帝看到一切，好有好报，恶有恶报，所以他们不但不会做伤天害理的事情，而且乐於慈善捐输（美国和香港的慈善捐款和中国大陆相比天渊之别）。

中国大陆之所以发展成今天这样一个腐败、畸形、恐怖的社会，根本原因就在於效仿西方国家自由经济的同时，既没有民主制度确保自由经济长期健康的发展，又没有独立公平公正的司法，更没有多元文化养成全民的信仰。司法公正和道德价值缺失的结果，必然使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无从建立，使整个社会向着一个错误的方向演变，就造成了今天这种无货不毒，人人恐慌，国已不国的局面，发展下去结果必然是无可避免的最后崩溃。

一百年前，晚清内外交困风雨飘摇之下，仍然死要面子，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结果一命呜呼！一百年后，今天的中共政权，比晚清好不了多少，一脉相承，仍旧要用什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去阉割西方文明普世价值，结果必然殊途同归！可惜的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和勤劳的民族被耽误了整整一个多世纪，至今仍然未能找到出路，和其他民族的理性和睿智相比，我们确实应该感到羞愧。但愿国人早日认识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荒谬的本质，摒弃祸国殃民的共产党，虚心大胆地全盘西化，走上国家民族繁荣富强的康庄大道，天祐中华！

（写於08年10月6日）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刋於08年12月16日「纵览中国」）

 

《零八宪章》的发布犹如晴天霹雳，既震惊了中共执政当局，也震惊了世界，刘晓波先生在该文件发布之前的被捕更是加大了《零八宪章》的新闻传播效应。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BBC、德国之声等海外媒体均对此作了重点报道。因为发起人数的空前以及一些发起人在中国的巨大影响力，国内民众也给予了《零八宪章》以空前的热情。转载《零八宪章》和有关评论的国内网站举不胜举，就连官方的《毫州新传媒》也勇敢地刊发了有关《零八宪章》以及刘晓波先生被捕的消息。

原定于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发布的《零八宪章》因为刘晓波先生的被捕和张祖桦先生的被传唤而提前与读者见面。幸亏此次签名活动的策划者有先见之明，提前完成了文件的起草和签名者的汇总，否则，《零八宪章》极有可能被扼杀在襁褓之中而无法公之于世。《零八宪章》喊出了独立知识分子在这个后极权时代的最强音，它既让人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良知和勇气，也让中共执政当局看到了社会各界对专制制度的严重不满和对民主制度的强烈渴望。

回眸上个世纪的历史，因为各种原因，民主制度与中华民族曾几次失之交臂，中共建政以后，中华民族更是遭遇到空前的极权主义厄运。毛泽东时期的各种政治运动让不计其数的中国人丧失了生命，有的人即使能侥幸存活，时至今日仍然对那段历史怀有深深的恐惧。邓小平时期虽然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但政治改革却在“六四”大屠杀发生后中途夭折。江泽民时期所延续的跛足改革让权贵资本在中国迅速扩张，贫富悬殊的中国社会因此而成形。胡锦涛时期虽然提出了“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治国口号，但中国官场极度腐败的痼疾已经无法让中国社会的走向以最高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社会矛盾继续扩大和激化。

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现如今已经是积重难返，唯有启动政治改革才能让社会矛盾得到缓解，让民众重建对中共执政当局的信心。网络时代的到来让中国民众有了新的了解历史真相和社会现实的渠道。中共执政当局对传统媒体滴水不漏的控制由原来的行之有效已经变成现在的不得人心，各大网络论坛上一直充斥着对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官方喉舌媒体的批评和咒骂。在一大批自由知识分子和海外独立媒体的宣传引导下，很大一部分中国民众已经具有了现代化的民主意识和公民意识。许霆取款案、周正龙拍虎案、杨佳袭警案等等都是是公民积极参与公共事件的具体事例。

在民众民主意识和公民意识日益高涨的今天，开放舆论和厉行法治是民众对中共执政当局最迫切的要求。然而，每一次官逼民反的维权事件发生之后，中国官方媒体的腔调依旧和以往同出一辙，这毫无疑问是对中国民众尤其是具有现代思维的民众智商的侮辱。纵观这些年中共执政当局在一些重大社会事件中的表现，你丝毫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大智慧，但小聪明却是应有尽有、无人能敌，他们的很多行为和措施正在不断地制造出新的敌人，让原本对其抱有幻想的民众彻底绝望。

19年前，中国的大学生是最为关心国家和民族民运的一群人，“六四”大屠杀以后，中共加强了对学校和教育的控制，各种人文学科的教科书和课外读物都充满了对中共意识形态的宣教。如今的大学生中，虽然不乏对现今政治制度的清醒认识者，但绝大多数却是这种愚民教育下产生的奴才和愤青，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杨师群被学生告其“反革命”便是这个时代教育的缩影，而大学生对“反美”、“反法”等所谓“爱国”活动的积极参与和对社会黑暗面的视而不见则昭示着这个时代教育的堕落和悲哀。争取中国政治民主和人权改善的重担也许注定要落在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肩上，而受压迫的普通民众也是争取民主和人权这一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力量，永远不要指望现在的大学生能在这一过程中唱主角。

《零八宪章》一经发布就引起了海内外各界人士的共鸣，短短10天时间不到，签名总人数就超过了5000人，就连身居海外的著名学者余英时和美国著名作家哈金也在第一时间发表公开信表示支持。国内不少网站上面都登出了《零八宪章》的全文和签名名单以及签名方式。不出所料，行文温和理性的《零八宪章》也难免被中国的宣传部门打入另册，原本在网络上遍地开花的《零八宪章》在很多网络媒体上很快就被逐一删除。所幸的是，如今的信息传播途径已经不拘一格，网络聊天室、QQ群、手机短信等也成为传播《零八宪章》的重要方式，“零八宪章”已经成为近日网络上热搜的词汇。因为左派网站的攻击，《零八宪章》更是激起了很多网民急切希望看到的欲望。

刘晓波先生虽然因为参与起草《零八宪章》和签名而失去自由，但其他自由知识分子却并没有因此而感到胆怯，而是纷纷撰文对刘晓波先生进行声援，以实际行动践行《零八宪章》。张祖桦先生虽然在取保候审的状态下得以释放，但他仍然频频接受媒体采访，继续呼吁中共执政当局进行政治改革和尊重民众应有的权利。海南作家秦耕先生虽然被警方传唤，但仍然顶着强大的压力发表声援刘晓波先生和谈论《零八宪章》的文章。另外，北京的作家江棋生先生也公开撰文称“坚毅前行是对晓波最好的声援”。中共执政当局抓捕刘晓波先生的根本目的是希望能杀一儆百，没想到这反而激起了更多人的愤怒和加大了《零八宪章》的传播速度，即使在今后有更多的人因为签名支持《零八宪章》而被捕，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不会感到畏惧，前赴后继的景观将在中国的大地上重现。

民主和自由是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零八宪章》在今天的出台看似偶然，其实是历史的必然。一个专制国度要走向民主，就必须要有人在前面冲锋陷阵，刘晓波先生在《零八宪章》问世前的被捕给《零八宪章》增添了浓重的悲壮色彩。向往自由的人反而首先失去了自由，这是何等悲哀的社会景象？按照北京警方所给的涉嫌罪名，刘晓波先生失去自由的日子也许还会很长很长。所有有良知和责任感的中国人只要一心一意，尽量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去争取中国的民主，刘晓波先生也许才能早日重获自由，而《零八宪章》才能开创一个民主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