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十二月二十日下午，我和妻子驱车去探望刘霞。到了晓波家所在小区的门口，我将车停在大门旁边，门口的保安立即上来询问，你们到几楼几号。我含含糊糊告知是第一单元五楼，便不再理会这个裹着一身旧军大衣的保安。我抱着一箱橙子，这是特意带给刘霞的赣南刚刚运到的新鲜橙子。妻子带着我刚从美国带回来的巧克力。我们一前一后径直往里面走。

忽然，身后传来一阵粗鲁的喝叫声：“喂，你们过来！你们过来！”我回头一看，是一个穿警察制服的彪形大汉，在小区门口的岗亭外向我们招手，他离我们大约有二十多米远。我没有理会他，仍然快步走到晓波家所在的单元门口。

这个穿警服的家伙一溜烟地跑过来，用身体堵在门口，凶神恶煞地对我们说：“你们到哪一家去？拿身份证出来！”

我对他说：“我凭什么给你身份证看？我去探望朋友难道违法吗？”

这个满脸横肉、剃着光头的家伙，用高高在上的口气说：“你没有看见我穿的这身衣服吗？”

我回应他说：“这证明不了什么，这样的制服在街上到处都可以买到。除非将你的警官证件拿出来给我们看，我们才给你证件看。”

他说：“我是海淀分局的，你们要好好配合我的工作！”其状貌不像是警察，倒像是土匪。

我被他惹怒了，斥责他说：“这是什么工作？你干这样的脏活，还有没有人性！我们只是来给刘霞送点水果，难道这也违法吗？”

这个家伙也火了，更加凶狠地对我们说：“别那么多废话，我就是不让送！你有怎么样！”紧接着，他拿出手机打电话，在电话里说：“来了一男一女，态度很不好，不合作，不拿身份证出来。你们赶紧过来吧！”然后，他凶神恶煞地对我们宣布说：“你们既不能进去，也不能离开！等我们领导来！”

在这段僵持期间，妻子用手机告诉刘霞说我们到了，但在楼下被警察堵住，不能进来，请她下来接我们。

几分钟之后，刘霞下来了。但这个穿制服的家伙仍然不让开，也不让我帮她将橙子搬进去。他洋洋得意地对刘霞说：“这是上级的命令，我叫杜某某来给你解释吧。”原来，杜某某是此地派出所的长官，长期负责监控晓波夫妇，与刘霞夫妇已经很熟悉了。今年六四期间还，他曾经与晓波发生过肢体冲突，随后又向晓波道歉。刘霞说，看看杜某某来如何说吧。

看来，我们暂时是无法进入晓波家了，连这箱橙子也没有办法送进去。我出离地愤怒了，这些家伙还算是人吗？有这样的警察，便会有杨佳那样的反抗者。

外边寒风凌厉，今天是入冬以来北京最冷的一天。我们不能长久站在外边，便与刘霞商量说，一起到外边去吃饭。于是，我们三人一起上车，准备到外边的一家餐厅去吃饭。

刚刚启动汽车到了小区门口，穿制服的那个家伙却指使保安将门口的栏杆放下来，使得我们无法出门。此人小人得志般地在门口挥手。

我只好将车停在门口，后边的车被堵住无法出来，外边的车想进来也无法进来，一时之间，我前前后后的喇叭声音此起彼伏。穿制服的家伙看现场热闹了，又拿手机出来，大约是在催促同事们赶紧过来。我在车中稳坐，关闭车窗，也听不见他在说什么。

十多分钟之后，一辆警车闪烁而来，几名警察从里面鱼贯而出。其中一人敲开我的车窗，递过来他的警官证件说：“我是派出所的，请你们接受调查！”

我下车之后用温和的语气对他说：“我愿意配合你们的工作，但是你们的那名同事的态度实在是太恶劣了。我们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我们不接受他那种对待囚犯的态度。”

刚才那个粗鲁的家伙听到我如此说，立即转过头来说：“那你们的态度好吗？不满意去投诉我吧！”

我接着他的话头说：“我当然要去投诉你！”

后来到达的一名年长一些的警察，劝止住这名同事，他颇有礼貌地对我说：“我们只是奉命调查而已，没有别的意思。”

我坦然地对他说：“我们只是来给朋友送点水果和糕点，难道这也不可以吗？”

他说：“我们没有说不可以，只是希望登记一下你的证件。”

我说：“我叫余杰，你们知道我是谁。我没有带身份证。”

后来的几名警察中的另外一人立即说：“你总有驾驶证吧？如果没有，我们叫交管局来查你无照驾驶！”

我这才想起，我的驾驶证当然放在车上，便去车上取出来给他们看。他们拿出本子来记录，一边登记，一边用手机打电话，是让局里的同事上网查询我的相关信息。

大约确定了我的证件不是一份假证件，他们转而盘问我妻子的名字以及户口所在地等等信息。又折腾了十多分钟。

最后，这名警察问我说：“你们要带她出去？”他用手指了指坐在车里的刘霞。

我反问说：“是的，我们一起出去吃饭，你们不准她出门吗？”

这名警察很机警，立即回答说：“我从来没有这样说过，你们走吧，谢谢合作。”

前后花了四十分钟左右，我们才得以脱身，到附近一个餐馆里吃饭。

席间，刘霞告诉我们说，前两天，她给晓波送去的衣物等，所在地的派出所已经收下了。派出所的官员还告知，其实不必送衣物去，他们已经为晓波准备好了一些衣服。同时，刘霞送去的书籍和钱都被退回。刘霞说，她专门为晓波挑选了四本小说，晓波平时很忙，难得有看长篇小说的时间，正好趁机送几本小说进去。但当局仍然不让送进去。

据此分析，晓波大概不是被关押在一个普通的看守所里，因为看守所会立即让家人送钱进去。晓波更可能被关押在国保所辖的类似于招待所的秘密地点，这样的地方条件尚可，至少不用受大罪。

刘霞说，这几天来，每天都有几拨朋友来探望她，这些天来从未遇到如此粗暴的待遇。今天我们遇到的此种情况，还是第一次出现。我们不知道警察及他们的上级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此后的监控是否会变得更加严密。但是，我们知道的是，越来越多的朋友，不管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都敢于打破官方故意制造的恐怖氛围，到晓波家中去安慰与陪伴刘霞，这种情形在二十年前根本不可能发生。六四镇压之后，人人自危，明哲保身，不主动出卖别人就已经很不错了，谁愿意去沾惹此种麻烦呢？

如今，人们逐渐走出了冷漠与恐惧，人们意识到，丧钟不是为某一个人而鸣，乃是为我们每一个人而鸣。晓波的被捕不是他一个人遭遇，而是我们所有人的遭遇。晓波是大家心目中的英雄，于是人们也像敬重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一样敬重刘霞。在晓波失去自由的日子里，刘霞每天都感受到了温暖和爱，她不孤独，失去自由的晓波也不孤独。

一场大火吞噬了四十四条人命，也烧出了一长串贪官污吏：深圳龙岗“舞王”娱乐城在大火中化为灰烬，也让龙岗区公安局副局长陈旭明的仕途走到了尽头。

在法庭对此案件开庭审理之前，媒体爆出陈旭明的种种贪腐内情：接近陈旭明的官员透露，陈拥有高达两亿的资产，包括现金、房产、股票、干股等等，陈的区公安局副局长的位置是用两千万元买来的，检方在陈家中搜出超过两千万现金，警察在破门而入之前，陈的妻子在家中疯狂焚烧钞票……然而，对陈的审理并未公开，深圳市检察院副院长唐泰来在新闻发布会上声称，陈涉案金额不是坊间流传的两亿，而是六万。

此语一出，石破天惊。六万与两亿，其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给普通人以无限想像的空间。于是，网络上一片哗然，网友们纷纷留言说：“深圳人民不相信，广东人民不相信，湖北人民不相信，内蒙人民不相信……”这种“不相信”源于常识的经验性判断，这种“不相信”表明长期被当局欺骗的民众已然觉醒。中共当局的愚民政策终于失效，中国民众终于从“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中苏醒过来。

深圳当局当然不敢承认陈旭明是“亿元贪官”，如果一个区级公安局的副局长即可坐拥亿万财富，那么市公安局长呢？那么市长和书记呢？陈耗费两千万的巨资购买此一肥缺，这两千万究竟到哪里去了呢、究竟落入了谁的腰包呢？市公安局长、主管政法的副市长和副书记、乃至市长和书记，哪个人没有拿过这笔黑钱呢？从中共任命和提拔官员的机制来考量，是由上至下的，所以每一个能够对陈的“崛起”发挥影响力的上级高官，都是陈潜在的贿赂对象。陈之所以成功升迁，就表明他依靠贿赂手段，完全扫清了飞黄腾达之路上的障碍。

深圳当局以为靠他们的铁嘴金牙，可以轻轻松松地将两亿变成六万，让民众心悦诚服地接受这一数字。殊不知，此谎言过于拙劣了，它极大地侮辱了民众的智商。如此“缩水”，比中国的股市缩水的幅度还要大，真是“将恐龙变成了蚯蚓”。近期，中共在若干公共事件中制造了许多低级的谎言，如杨佳案中让杨佳的母亲人间蒸发，如驳斥联合国的调查报告说“中国没有酷刑”，这些谎言不仅没有蒙骗老百姓，反倒让政府及司法部门的公信力降低到冰点之下。司法是一个社会的公正的最后防线，如果司法变成了谎言的垃圾场，那么这个社会很难有长久稳定的前景。

美国总统林肯说过：“你可以在一段时间之内欺骗所有的人，你也可以在所有时间里欺骗一部分人，但是你无法在所有时间里欺骗所有的人。”中共今天试图达到的便是后一个不可能的结果。深圳当局在陈旭明一案中的黑箱操作，虽然拯救了现任的一大批贪官污吏，却耗尽了公众对政府最后的一点信任，四十四名死难者也将死不瞑目。

对目前在网上备受关注的08宪章，无论有关它产生的背后秘辛是什么，但宪章本身的内容应该成为中国未来的政治诉求。与中国历朝农民革命（包括中共革命） 带来的巨大社会破坏相比，苏东巨变开创的“天鹅绒革命”付出的社会代价要小得多，所以人们有理由期望社会转型通过“天鹅绒革命”来实现。

08宪章的发布，在中国知识界与异议人士来说，是件大事，但对于中国目前的局势来说，却实在是份“迟来的宣言”。更重要的是，还没有足够的公开信息可以判断这种上书式的民与君谋，能够在民与君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此情此景，不免让人想起清末的立宪运动──那场未成功的“天鹅绒革命”。

对清末立宪运动的历史评价，随着时代的政治需求变化而获得不同的评价。毛时代崇尚革命，对清末立宪以贬损为主；到了90年代，中国思想界盛行告别革命，清末立宪运动又被赋予了另一种政治色彩。但不管观者的看法如何变化，立宪运动产生的历史事实还是比较清晰。由于中国的历史教科书的只乐于记载革命党的活动， 从而使今天大多数人的历史记忆中，清朝灭亡前的最后10年呈一片空白。但事实上，清政府在它最后的10年当中，并不是在那里坐吃等死，而是实施了一系列重 大变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立宪运动。

考较清末立宪运动与08宪章的社会背景，前者的社会条件其实比目前要成熟。

第一，在宪政理念上，社会中上层基本达成共识。戊戌变法之后，中国知识界曾在日本展开一场有关变法的辩论，梁启超是其中的担纲人物，有别于儒家家国一体 观的国家观念在这场讨论中诞生。通过这场辩论，参辩双方接受了新的国家观念：国家不再是从家庭伦理一直推到天下观的一个体系，而是国家者是国民之国家，由 个人联合组成国家──当然那时候民智未开，所谓“国民”指的是士绅阶层。

第二，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以及同时在各地兴起的保护利权运动，大大加深了国人的危机感，刺激了国人变法图强的决心。

第三，以孙中山同盟会为核心的革命势力渐成气候，用暴力革命推翻清廷的思潮已与立宪舆论分庭抗礼。在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下，一些开明的满清贵族意 识到危险渐近，认为立宪有三大利：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弥。于是努力说服慈禧太后宣布预备立宪，并就军事、经济、文化教育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戊变法时被否定的各种变法措施不仅相继落实，而且深深触及到封建政体。在这场轰轰烈烈的“立宪运动”中，清朝廷不但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还颁布了配套的《结社集会律》、《报律》；不但改革了中央和地方官制，还在中央和地方成立了议会性质的谘议局、谘政局，在辛亥革命的前一年还组成了内阁。1910年， 改良派在全国发起了4次大规模的“速开国会请愿运动”，不但“断指、割臂、挖股”的热血男儿不绝，更有资政院弹劾军机大臣之举。

这场当时绅商各界参与推动的立宪运动，还获得不少地方督抚大力支持，清廷高层也有比较积极的回应，但最后却在与“革命”的赛跑中输掉了，而且打响第一枪的就是湖广总督张之洞为清廷练的湖北新军。研究这场立宪运动为何败给了“革命”，对今天的中国应该很有启迪。

相比之下，08宪章发表时的社会政治环境其实远不如清末立宪运动，除了民智水准较那时要高之外，既缺少体制内官员的参与，也无经济精英（绅商阶层）的支持，知识精英当中反对西方民主制度的亦大有人在。更重要的是，这种诉求缺乏中国当局的诚意接纳。与其说08宪章将成为一个划时代的政治事件，还不如说它代表了包括本人在内的部分知识界人士与异议人士的政治诉求，是这些人士在经济危机即将转化为社会危机与政治危机前夕，表达自己希望社会和平转型的政治愿望。

由于政府的刻意控制以及镇压力量的空前强大，中国现在成了一个无法革命的社会，当局的危机感自然远不如当年的清政府严重。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最有可能的前途是“溃”而不“崩”。

我从本世纪初开始签了些名，这次也签了。但没想到这次动静这么大，这么紧张。得知我尊敬的刘先生不幸遭际的当晚，我一个人走在路上，月光特殊的皎洁，我望着月光，心底忽的一转，兀自笑起来。我感到一种莫大的荒诞。政治非得这么玩吗？

我觉得有的人未免太紧张了些。我想他们并不懂得知识分子，也不懂得知识分子在一个共和政体下该是个什么样的地位和角色。咱们不是共和国吗？要是没有知识分子和媒体的参和，什么执政党参政党在野党，怎么可能会达成真正的共和呢？也没有他们共和的平台和气氛呀。真正的知识分子之于政治，和政治家并不相同，相比而言，知识分子的政治更理想，更没有在利益扭曲下的猫腻，它可能纯粹得有些偏激，但它必须是现代政治不可或缺的力量。波兰的米奇尼克，在争取波兰自由的过程中曾与工人领袖瓦文萨并肩战斗，但在瓦文萨获得政权之后，他却依然选择作一个政府的监督者，继续写着批评瓦文萨的犀利评论。这正是一个知识分子对于政治的典型姿态－－站在政府之外，用纠偏的方式帮助政府成长。

知识分子的政治言论经常会给当政者造成压力，但“是挑战又是机遇”（刚从某次大会的央视新闻稿中听到的），没有知识分子提出的理想社会的挑战，政治就必然会滑入对功名利禄无限贪婪的深渊，最终使政治走向末路。只有理性地接受知识分子议论政治的挑战，并且尊敬他们，并且摒除一切功利纠葛，也来想想知识分子们说的话是不是有几分道理，能这样做的政治家，才是个真正想把政治搞好的政治家。能这样做的政治家，才能称得上是个有胸怀的政治家。

其实我无意于政治，我热爱艺术，感兴趣于对人性的理解，我有我的理想，那理想并不是以实现人间正义为最终目标。吕洞宾说：茫茫宇宙人无数，几个男儿是丈夫！想起这句诗，就看到了一个飘然于大千世界之外的仗剑道长，他的眼神有无限伤怀与悲悯！有谁敢于去参破这宇宙的玄机，获得天上人间大道如一的大彻大悟？我区区不才，偏偏心中这份向往却无法放弃。所以相比而言，政治又何足道哉？但问题是，活在中国这个社会，偏偏怎么样都难以绕开政治。各种问题都成了“政治问题”，比如思想、比如信仰、比如经济、比如文化、比如民生、比如民权……

在我看来，很明显，我们的国家在治理思路出了问题。先哲老子早就讲过“无为而治”之道，用现在的话讲则是“小政府、大社会”的流行口号。为什么不让自己放松点呢？人不是神，要人为掌控社会这个庞杂的巨系统只能是异想天开。实践证明，这个国家几十年来的人为发展经济的努力已告失败，但直到今天，我们的政治仍旧想要牢牢地掌控着社会的意识，前途如何？我想聪明的政治家不用我说也都是看得清清楚楚。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我们作家长的都知道，要想教出个好孩子，我们起码要尊重他，给他空间，信任他，要他明白他得对自己负责。如果不是这样，而是方方面面都严格限制管束他，直至他的一思一念也要被管理起来，那么这孩子要么是个精神上的夭折者，要么就是个郁积着巨大反叛力量的破坏者。一个国家的治理也应遵循同样的道理。试想倘若一个国家的人民被管束到了头脑，只剩下前面说的那两类人，或者只有其中的任何一类，那么这个国家将如同患上了抑郁痴呆症或者强迫狂躁症的人一样，没有生气或者杀机沸腾，其前途如何则不需多言。我们的国家是不是正走在这条路上呢？我很忧心。说到这，我签名的初衷就一言即明了：为了我的生存空间能更大一点，为了政治的大棒能离我远一点，为了我身处的这个社会能更鲜活一点，为了我们这些公民对这个国家的贡献能更大一点，我要在这份文件上签一个名。我相信，宪章中提出的原则与方向可以帮助政府走一条便捷的路，以成全像我这样的为数众多的平民们心底最真实的愿望。或许这不是最理想的路，或许这不是唯一的路，但它至少是绝对值得政治领袖静下心来认真的思考一番的一条路。

当然我个人的见识很浅陋，在此文件上签名的众多学者一定会有对文件内容更多更深入的思考与阐发。但无论怎样，我以为看待这份文件的前提就是对发起者和签名者良善坦白心意的信任。这几天陪小女看国产第一版《封神榜》的电视剧影碟，其中有一段内容与原作不符，但却改编得很有意味。那一段是说，苏妲己之父苏护被派阻挡周武王大军，苏护因对纣王不满，便决定借机归周。但他在临出征前，在朝歌屡屡见闻妲己的恶行，便不顾危险数次哭劝纣王不能再被狐精迷惑，不要让数百年成汤江山毁于一旦。见纣王不听劝告，苏护竟冒险在酒宴上直刺妲己，最终以刺杀国王王后之罪名落得个满门诛斩。苏护是在对即将背弃的国家行忠义之举，看似矛盾愚蠢，实则大忠大义自在其中。多年来，刘先生无论怎样对政治发表批评性言论，但他坚定地留在中国这边土地上。任凭别人怎样攻击与谩骂，我相信，刘先生的不离开正是出自于对自己祖国最忠诚的爱恋。刘先生的命运如何，政治领袖们不妨比一比《封神榜》电视剧中苏护的例子。如果当时纣王能听取苏护的逆耳忠言，恐怕商朝也不会走到被妲己祸害到无法收拾的地步。

我坚决反对用“阴谋家”的眼光看待这份文件与在这份文件上签名的人。我认为有些人心中仍然存留着的“政治阴谋论”是极左时代的产物。阴谋论以诽谤动机的方式来打压异己的言论，阴谋论者可以为异己扣上“反动”的大帽子，借以完全剥夺异己与异己支持者阐述道理的发言权。阴谋论曾为我们制造出过一个充满斗争的社会，一个人人为近敌的社会，一个怨毒的社会，一个信任感丧失的社会。但是那个疯狂的时代毕竟已经远去，如果有人现在仍用这种过时的思维方式看待这份文件，除了证明他的顽固愚蠢外，我想也注定不能够获得成功。崔卫平老师说：“即使遇见了不讲道理的人，我也要上去与他讲道理。”这话说得好。而且，可以让崔老师和我们欣慰的是，现在已不再是林昭等义士们所处的年代，我们的道理终究是可以讲出来的。

郝建先生反对妖魔化统治者，我愿以此文表达对他这一观点的积极性回应。对人性怀良善的信任，和“讲道理”一样，是我们每个人活在世上都应遵循的交往原则，而不论交往的对方是不是政治人物。只是，可能有时我们对人已作出了良善的姿态，却迟迟得不到同样礼貌的回应，弄不好，还会招来祸患。怎么办？我的办法是，继续拿出这样的姿态，继续讲道理，你假装看不见，可却总有人会看得见。当然，我还愿用最大的耐心等待着对方接收并回应的那一天。

期盼着刘先生重新获得自由，并且希望，那也正是我们的政治领袖心中获得自由、恢复对人性的信任的时刻。放手，说难就难，说不难也不难。当有一天，这个社会一下子摆脱了禁锢，每一个人都会自然地找到社会大棋盘上自己该在的那个位置。当这一天来临，相信我们都会为此舒心一笑。

在北京坐出租车，那司机说起最近的北京变化，大加赞赏，说地铁坐到哪里都是两块钱，公共汽车几毛钱一坐，北京城里便民的公共设施超过全国各大城市平均数的三十多倍，就连拆迁户也获得比其他城市多很多的赔偿。最后这位司机总结说，北京人民是满足的，北京城是比较和谐的……

看起来，北京城被搞定了。只是北京人民满足了，北京以外的人民看到北京如此好条件，也许会问，北京既不是工业基地，也不是国际贸易中心，都是哪里弄来的钱，竟然让这个城市的“公共设施”比中国其他城市多了三十多倍？这就是问题所在，如果北京不想办法把北京以外的人民也搞定，也许有那么一天，外地来的人民会涌进北京坐无论到哪里都只需要几毛钱的公共汽车，最终破坏北京人民享受的和谐生活。

这位公共汽车司机使用了一个当今很少使用的词儿“人民”，很有意味。我在北京十天，虽然只写了一篇短文《人民准备好了》，竟然也因为标题中的“人民”两字受到质疑：谁是人民？你杨恒均能够代表人民吗？

嗯，这可是不大不小的问题，首先，在中国，我认为从来就没有搞清楚谁是人民；其次，我没有必要代表人民，因为我就是人民！同样的道理，你也是人民，他也是人民。

谁是人民呢？这个词最多的是出现在权贵和喉舌们的口里，每当她出现时，不是被代表，就是被折腾，有时甚至是被强奸的。于是乎，久而久之，“人民”就成为权贵的专用名词，小老百姓就不能使用了，否则，你就狂妄无比，就有野心。

而我老杨今天就偏偏要选用这个词，一是想澄清人民这个概念，二是想让一些人不舒服一下，第三，是告诉所有的人，你和我就是人民，不用被代表们使用，我们自己就可以使用这个词儿，不必脸红，更不必紧张。

在真正控制了人民的权贵看来，这个世界上其实是根本没有人民的。为啥？因为任何一个群体和个人都不是人民，你不是人民，我也不是人民，他们都不是人民。农民工不是人民，下岗工人不是人民的全部，出租车司更是极其少数，所有的人都不是人民。只有他们说到自己的利益时，才会告诉你，他们代表了人民。

其实，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人民这个词语的使用情况，就会发现，只有在民主社会里，超过大多数的人才叫人民。例如，选举结束，获胜的人会说，人民选择了奥巴马。而落选的人也会说，人民已经做出了选择。所以，给我们的印象是，只有超过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人才可以使用“人民”两个字。

有意思的是，因为在有些国家，你不能、不敢和不被允许全民投票，甚至不许搞民意调查，请问，没有相对公平的选举和民意调查，那些国家的人民到底是指谁？谁来决定准备好和没有准备好？所以，人民就被代表了。于是，有人以为我使用“人民”一词的时候，也是忽悠人民，像那些代表人民的权贵用强权忽悠民众一样。

这真是冤枉我杨恒均了，我在使用“人民”一词时，特自豪，特骄傲，我当时说的人民就是我自己，以及我认识的几位哥们姐们，但我认为我们哪怕再少，也是名副其实的人民——至少我们是不想被人代表的人民。

美国那个著名的《独立宣言》是谁写的？好像包括修改的人加起来也没有多少个，当时的人民自然不能集中在一起写什么宣言，可是那个宣言却是这样开头的：我们人民（we the people）……

当时推到柏林墙的有多少人呢？好像不超过一万人吧，可是，当他们手挽手走向柏林墙的时候，他们呼喊的口号是：人民来了！

推翻苏联的“人民”有多少呢？如果你去算一下，好像前后上街的也就几千人吧……但即使到现在，俄国人都不否认，苏联最后的变革是符合“人民”利益的，是“人民”推动并完成的……

另外一个例子是北朝鲜经常每年都要出现的超过10万人在平壤的广场上“万众一心”地载歌载舞、热泪盈眶的庆祝伟大领袖金正日生日的宏大场面——你会认为那个世界上最多人聚会、做着同一动作，高呼同一个口号的北朝鲜人是“人民” 吗？

我说这话是啥意思？这意思是，人民这词是褒义词，只是在中国被乱用了。所以当我一使用这词，就会有读者不开心。其实，问题出在你那里，不是我这里。我只是使用一个简单的词语而已。当我使用这一个词的时候，我是感到自豪的。我想，只要我们认为自己是在历史正确的方向上前进，认为我们所作是符合人民利益的，我们就是当之无愧的“人民”。

对于一些无权无势的人，称呼自己是“人民”（people），一点也没有不恰当之处，就算他们到处冒充“人民”也不会有啥了不起，还不如冒充高干子弟和“北京派来的”。然而，我很理解那些被强权代表的人对此的反感，不过，千万别紧张，你如果不喜欢我说的人民，或者你认为我无意间“代表”了你，你完全可以站出来，拍着自己的胸脯说，我也是人民，我就没有准备好。

例如，你可以写文章，标题就叫：《杨恒均，人民没有准备好》。我绝对不会误会你标题中的“人民”也代表了我或者代表了全中国的人民，我充其量认为你自己—— 作为人民，没有准备好而已。但，我强烈建议你，没有准备好选择自己的命运，仍然习惯被别人代表，或者心里准备好了，却因为害怕或者利益不敢说出来的时候，最好不要称呼自己是“人民”。我更要警告你，如果你认为自己准备好了，只是“人民”们还很愚昧，没有像你一样准备好，你更不要玷污“人民”这个词语。我想这就是至今为止，没人写“杨恒均，人民没有准备好”的原因之一。

于是，我弱弱地问一句，说人民没有准备好的那些人，你们是不是“人民”呢？你们准备好没有？难道是你们准备好了，只是你们眼中的“人民”没有准备好？

其实，要知道人民准备好没有，除了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之外，只有一个办法解决我们之间的误会：解放思想，公开讨论和辩论。别总让一帮精英在那里说人民准备好了，或者说人民没有准备好，让人民在得到充分资讯的情况下，每一个“人民”都做出回答，每一个人民都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到那时，你说我不是人民，说我不能代表人民，说我甚至不能代表我杨恒均自己，我都认了，而且心服口服。

问题在于，那些代表人民说人民没有准备好的人，也一直认为人民根本没有准备好为自己说话，没有权利为自己说话。于是，他们垄断了话语权，垄断了决定权，甚至垄断了“人民”这个词儿。

只是，我也是人民，我准备好了，你别想折腾我、忽悠我。

杨恒均   2008-12-20 北京

1977年1月，一群捷克斯洛伐克公民发布了《七七宪章》，我有幸为其中一员。那份文件是我们呼吁国家更好地保障基本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还阐明了我们的信念：我们作为公民，有一定责任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一起，通过我们的警觉，致力于确保基本权利。

随着发布《七七宪章》，我们想要创造的并非一个会员制组织，而是如我那时所写的——“一个非正式的自由开放社会，由不同信念、不同信仰、不同职业的人们根据意愿结合，通过个人和集体，致力于在我们自己国家以及全世界尊重公民权利和人权。

三十多年后， 2008年12月，一群中国公民将我们的微薄努力作为他们榜样，发出了类似的呼吁——人权、良政、尊重公民监督其政府的义务，以确保其国家按现代开放社会的规则行事。

他们所发布的文件予人印象深刻。零八宪章的作者们呼吁：保障基本权利，增加司法独立，立法民主。但他们并不到此为止。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已经认识到，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意味着不止是保障基本权利。为此，《零八宪章》签署者们还明智地呼吁：更好保护环境，缩小城乡差距，更佳社会保障，并认真致力于调解过去几十年所发生的人权侵犯。

首批签署者超过三百人，来自全中国的社会各阶层，证明将广泛的呼吁意见融于了《零八宪章》。签署者有中国法律、政治学、经济学、艺术和文化的顶尖灵魂人物。他们决定签署这样一个文件，肯定不是轻而易举，因此他们的话不应那么坦然地被置之不理。自《零八宪章》发布以来，已有超过五千男人和妇女加入签署。

2008年的中国并非1977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在许多方面，今天的中国比30年前我的国家更自由和更开放。然而，中国当局对《零八宪章》的反应，在许多方面相似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对《七七宪章》的反应。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没有响应我们提出的对话和辩论接触，而是选择了镇压，逮捕了一些签署者，传讯和骚扰其他人，并且散布有关我们运动和目标的谣言。

中国政府也同样拒绝邀请，不与《零八宪章》签署者们讨论其建议的可取之处。相反，它拘留了刘晓波和张祖桦两位签署者，认定他俩为发起的主角。张先生已被释放，但著名作家和知识分子刘先生仍被无控罪关押禁见。

数十位其他签署者被传讯，而在为其被监禁的同仁打电话和写电子邮件时遭国安人员监视者不计其数。《七七宪章》发表后不久，我就被“危害共和国基本原则重罪” 委员会逮捕。人们担心，刘先生将被控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一种类似的任意罗织罪名。

我对这一系列事态发展感到悲伤，我想到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她还没有机会与她的丈夫说话。中国政府应该好好接受七七宪章运动的教训，那就是：恐吓、宣传和镇压，无法取代理性对话。惟有立即无条件地释放刘晓波，才能表明北京接受了这一教训。

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
于布拉格
哈维尔先生是捷克共和国前总统
原载2008年12月19日《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张裕译）

● 京都前身平安京是仿唐长安而建的京城，迄今千年格局未变。京都的京町家、祇园艺伎、名刹古寺风景如画的庭园，在在显示着这个千年古都的绝世风情。

想去日本的千年名城京都游览是多年愿望，这次终於买了张机票於十一月初飞往日本关西，先在兵库县朋友家住了三天，由朋友带着游了日本第一古堡姬路城，然后再前往京都。京都仲秋赏枫红叶季节开始，酒店一房难求，在京都住八夜竟换了三家旅舍。

仿唐长安而建的日本京城

住的第一家酒店刚好在京都市的轴心点，是两条主要干道南北向的乌丸通与东西向的御池通相交之处，向北走两个地铁站是日本天皇在明治维新前的皇宫──京都御所，往西一站路则是德川幕府在京都的官邸二条城。

自公元七九四年恆武天皇迁都京都（旧称平安京），至一八六九年明治天皇迁往江户（即现在的东京），京都作为日本的京城有一千两百年历史。当年恆武天皇建平安京，完全是仿中国唐朝长安城的格局，访京都御所时我看见一张平安京的旧地图：平安京城为完全对称的格子棋盘状的长方形城市，宫城居顶、坐北朝南、中轴线大街称朱雀大道，城中东西市、鸿胪寺、东西寺等完全对称。虽然旧宫城（现京都御所为平安京时的天皇离宫）因祝融之灾已不复存在，但平安京的棋盘式格局历经千余年迄今仍然完整。酒店前的御池通即平安时代的三条坊门小路，西面南北向的千本通即是当年的朱雀大道，甚至还有一道朱雀门遗址。而且平安京时的多数大道小巷名仍沿用至今。

有趣的是，由於仿唐制，宫城坐北朝南，京都行政区划西面称为右京区，东面则称左京区，不明历史缘故的许多外国人对京都东西方位的颠倒非常迷惑不解。

京都大概是日本最汉化城市，所有街道地名全是汉字，告示指引等也汉字为多，中国人可以猜到基本意思。中国人在京都旅游不懂日文也一样畅通无阻，不会迷路。甚至讲不通可以用文字沟通。我在京都时就准备了一本便条簿，问路买票时只要写出来示人即可。

保留江户时代风情的小巷

在京都头两天我除参观京都御所、二条城、西阵织工坊，大都份时间就在中京区棋盘式的大街小巷穿梭流连，感受只有京都仍然存在的江户时代（一六○三── 一八七六年）的风情，因为袭用平安时代街名的京都小巷中，仍保留着大量江户时代庶民们商居两用的传统住房「京町家」。一字型的青瓦、黑色或褐色的格子门、二楼的虫笼窗、遮阳的竹帘，在静谧的小巷中，散发着历经岁月沧桑的魅力。

京都人近十几年为保存这些具很高历史和审美价值的传统民居，组织京町家再生研究会，团结京町家业主对抗财雄势力的地产商，并大力宣传京町家之美，形成京町家复兴运动，许多具有特色的京町家店铺因而再生。我去过一家供参观的京町家（四条京町家），穿过格子门，里面有厨房、天井、小小的日式庭院，榻榻米房间，呈现出明治时代的京都庶民家居风貌。据一九九八年调查，京都的京町家现有两万八千户。

三天后我移住到寺社神庙栉比鳞次的东山区的东山青年旅馆，此处离京都着名的传统风月场祇园很近，步行即到。当晚我就到祇园看了场包括有茶道、花道、雅乐、艺伎舞蹈的京都传统表演。雅乐原是传自中国的宫廷音乐，在中国已经失传，但在日本仍是一种鲜活的音乐，常在日本宫廷、神社的礼仪中演奏。我参观平安神宫和八阪神社时，就撞见大殿深处有祈祷仪式举行，据悉所奏音乐正是雅乐。

● 在京都八阪神社祈福的三名藝伎。雖然白天著普通和服，但優雅氣質洩露了她們的身份。（作者）

花间小路的京都艺伎

在《艺伎回忆录》出版并被好莱坞拍成电影后，美丽而又神秘的京都艺伎就成了日本传统文化活的象徵。在祇园的老牌风月街花间小路上，每到黄昏华灯初放时，总有一些游客守株待兔，希望有幸一见踩高屐着华丽和服的艺伎惊鸿一现，只要她们从格子屋一现身，游客即一拥而上，然后尾追不舍，直到艺伎消失於另一间格子屋中。

日本艺伎很像中国明末清初有很高艺术修养的秦淮名妓，经过长年累月的严格训练，个个精通音乐舞蹈，举手投足优雅无比，加以服饰华丽考究名贵，本身就是美丽的艺术作品。但日本艺伎卖艺不卖身，主要应酬於日本男性高级社交场所，出场费愈昂贵，加以艺伎生活圈狭小，想近身接触艺伎连一般日本人都不得其门而入，但这发增加了艺伎的神秘感。

我有幸四次撞见艺伎（一次在先斗町，另一次是白天的花间小路），只有一次拍到清晰照片，回到东山青年旅馆拿给当地服务人员看，他们也说难得。在通住东山清水寺的清水阪、产宁阪等游客云集的小街上，有专为女孩子提供出租和服兼化妆以变身艺伎的商店。这些变身艺伎后的女孩子很大方地让人拍照，但举止就远不如真身那样优雅。

京都名刹古寺中的红叶

京都红叶甲天下。在京都的名刹古寺中入秋后燃烧如火的枫叶，被视为日本美的极致。秋季因而是日本的旅游旺季。周末时东山青年旅馆几乎全是外地来京都赏枫的日本人，而且以中年以上者居多。京都报纸也每天发放红叶情报。由於地球暖化，红叶季节推迟，十一月上旬，京都市区各大寺庙的枫叶大多依然青绿，或仅开始变色，於是在京都的最后几天，我天天朝海拔较高（京都为盆地），寒流早到因而枫叶先红的的北面比叡山延历寺、大原山村、高雄山城跑。

比叡山的延历寺由赴唐留过学的日本高僧最澄创建於西元七八八年，为日本天台宗总本山，香火绵延已一千二百年，主殿根本中堂的法灯亦称千年未有熄灭过，因而是日本佛教圣地，已被列入世界历史遗产。延历寺极大，一百二十多座殿堂佔据了整片比叡山，来住於各殿堂要靠交通车服务。

我辗转於多种交通工具，於雨中登山后，见延历寺主殿根本中堂前聚居着一大群穿隆重黑色西装、神态肃穆的男士来集体参拜，显然像社会达官贵人。进殿后见长廊上挂的牌示说明历届日本政要均来此参拜过。

在延历寺的横川中堂，终於看到红遍半个 山的枫叶，我惊喜不已，拍了许多照片。

山城高雄沿青泷川而建的三大寺庙，神护寺以红叶着名、高山寺则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名刹，始建於公元七七四年，寺内古木参天，山深林密，有古刹的幽远和森然气氛。北部山村大原有多所佛教寺院，除三千院的红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宝泉院的「额缘庭园」。

● 作者蔡詠梅（後左三）與朋友遊著名的姬路城。前為裝扮的德川幕府第二代將軍及其女兒千姬。（作者）

这次来京都参观了多间名园，对日本人园林造景艺术创意和美感之高可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园林艺术是日本人相当普及的文化修养。我去姬路城时看了一盆景展，参展者皆是兵库县的一般民众，而展出的盆景千姿百态，极富美感，均是上乘之作。我在兵库县经朋友介绍参观了一户农家，其家有一个小小日式庭院，设计得非常美观，好像出自专家之手。实际上日本人家的庭园均皆如此。

京都寺庙庭园最常见的为池泉回游式庭园。着名的有龙安寺的镜容池，掩映在一大片色彩斑斓的树林中，水中浮满莲叶，如诗如画，我绕池一圈，不停地按动相机快门，每一张照片都有明信片般的美景。嵯峨山天龙寺的曹源池也很美，因已有六百多年历史被列为世界历史遗产。最着名的就是大家都熟悉的金阁寺镜湖池，因池边有一座饰有金箔的舍利殿而被誉为京都第一庭园，为游客必到之处。在金阁寺，因为游客实在太多，我随着潮水般的人群不得不一直往前走，不知不觉间就走出了整个寺院，无法再回头流连欣赏。

而我此次看到别出心裁的庭园有满覆浓绿苔鲜的苔庭（如大原三千院的清园，最有名的是西方寺的苔庭，但未去参观）、富有禅意的枯山水庭园（如龙安寺的虎子渡河庭，已列入世界历史遗产），再有就是「额缘庭园」。

「额缘」是窗框之意，观景者需坐堂中往庭外望，通过堂上柱子造成的错觉，堂外的庭园好像是框在一幅画中，极富情趣和美感。

宝泉院的「额缘庭园」造景焦点是一株寿命七百年的巨松，培植成富士山形，与周遭的翠竹花草树木疏落有致地设於一庭，膝坐堂上望出去真是一幅绝美图画。入院门票约八十港币，而且不准拍照，但有一杯抹茶和一小块点心招待，我初有点犹豫。但面对此美景时，心中只有不虚此行的感叹。

京都有近两千寺庙神社

游京都，发现寺庙神社之多，可以说三步一庙五步一社，我逛街时常信步跨入随处可见的小型乃至微型寺庙和神社。京都寺庙神社有多少？问了好几个人都说不清。上网去查，说寺庙一千四百所，（也有说一千五百所），神社三四百所。令人咋舌！但以我所见，不论大小，全部维护良好、香火鼎盛、庭院美观、无一处有破败衰落之相。京都人的宗教虔诚可见一斑。

最后两天搬到京都火车站旁边的酒店，花了一天时间去风光如画的岚山嵯峨野。先乘沿保津川而上的嵯峨野观光小火车来到龟岗，然后又乘坐木舟沿美丽的保津川峡谷而下两小时，再遍游天龙寺、常寂光寺等名刹和着名的乌居本茅草屋群落。待天色已晚，在岚山足浴温泉泡脚休息后，再搭电车返回市区。玩得不亦乐乎！

八天半的时间在满浸日本历史文化的京都真是短促得很，仅列入世界遗产的名胜我只游了七个，还不及一半，甚至一些近在咫尺者也因时间有限而失之交臂。不在京都住上数月半载，京都之美是无法完全领略的。

直到近中年的时候，我才知道，四九年前蹲过国民党监狱的陈然、叶挺、瞿秋白、李大钊、陈独秀等，当年的罪名也是“反革命”。虽然身在敌人的监狱里，但信念一点也没有动摇，不仅如此，他们还在狱中写下了不少言己之志的诗歌，如陈然的《我的自白书》，叶挺的《囚歌》等。当年，我对这些真正有信仰的、宁死不屈的共产党人，敬佩得不得了，曾经如痴如醉地背诵过这些诗歌。哪曾想，2005年，自己会仅仅因为四篇说共产党没有穿衣服的文章，也成为了不是反革命的反革命，蹲进了共产党的监狱。所谓的“革命”，看来，就是使得自己从监狱里逃脱出来，把另一些不利于自己的人关进去。

在监狱里我也写了些诗。不同的是，我这些诗，一是没有谁 “润色”过，因此，我那些所谓的诗的水平，也就原生态于打油诗的水平。二是我这人信奉君子不党，没有什么政治信念，没有什么远大理想。我的诗歌，当然没有那些共产党革命家豪壮，堪上课本，堪为样板。我只是表达我的所见所闻所想，至多，也就表达了我的愤懑，我的不服。或者说，是我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已。好在，这些诗歌，无疑也是专制政权监狱真相的一部分，历史价值，毋庸置疑。

好了，书归正传。

一碗水饭诗一篇，灶君今日上青天。
玉皇若问人间事，“盛世”文章值负钱。

干哪行吃哪行，监狱吃犯人，乃是“天经地义”的。不要钱的饭，据说，每个月也就八十多块钱，凭这点钱，看守所供给犯人的，也就是干米饭和“玻璃汤”。要想吃得营养些，换换口味，就得自己花钱买看守所的高价加劣质食物。

看守所清早那顿早餐，说是稀饭，其实是典型的“水饭”：用头天吃剩的米饭加很多水和成的。喝着这样的难以下咽的水饭，想到自己仅因为四篇文章，饭碗没有了，以后的退休工资没有了，还得为了请律师等花去许多冤枉钱。我将吕蒙正的《祭灶诗》：“一碗清汤诗一篇，灶君今日上青天。玉皇若问人间事，乱世文章不值钱”诗略改几个字，使得这首古诗以上面新面貌出现，让它焕发出了与时俱进的时代意义。

2006年上半，花钱定做的汤菜，不管名称上叫做什么，统统都有洋葱和洋芋。天天如此，顿顿如此，数月如此，吃得犯人怨声载道。这年4月3日中午开饭时，对着满盘、满钵洋葱、土豆，大家唏嘘不已。我和也喜爱诗词的一个犯人说：在监室门上题写几个字：土豆斋。他说：给你个雅号：洋葱居士。恰好，这时有人放了个“洋葱屁”……我的灵感来了，出口成诗：

洋葱居士土豆斋，监室雅称何处来？
打嗝放屁知食谱，附庸风雅为遣怀。

面条，“干部面”才是正宗的面条，犯人面则是面不面、粉不粉，质量十分可疑的那种，五元钱一碗，质量较之外面三元一碗的那种，不可同日而语。一天上午，我定的肉末面条来了。一看：那几粒肉末，名副其实的屈指可数啊。身体是本钱，没办法，还得吃，开始搅拌面条。谁知一动筷子，那金贵的肉末，竟然有几粒令人痛心疾首地掉到了地下。吃完之后，还在心疼加心酸着，于是，赋诗一首，抒发愤懑：

碗中肉末报报数，一二三四最多五。
三粒躲进牙缝缝，两颗遁土无觅处。

苏东坡有首《洗儿诗》：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没有做什么亏心事，却从一夜之间，从一个“人民”记者，被强扭成了“人民”敌人，为什么？还不都是因为自己有一双善于观察的眼睛，有一颗善于独立思考的头脑，还有一张不信奉沉默是金的嘴。唉，众人皆醉，独醒何益？子孙后代，还是郑板桥的“难得糊涂”更适合中国国情，更适合生存需要啊！

转念一想：不对，难道，我愿意子孙后代都与那些下流无耻的党棍、官僚为伍？呸！那可不行。

苏东坡前两句清醒，后两句糊涂。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经过文革、牢狱等洗礼的我，当然比封建官僚觉悟高，我可是四句都清醒：

人皆养子望清醒，我被清醒误一生。
仍愿子孙清且醒，不团不党不公卿。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在狱中困了两年，也度过了两个特别的，煎熬人的春季。春天里来百花香，若不是会“连累”自己的亲人，我还真巴不得那百花都为了我，为了天下所有政治犯、良心犯罢开。春风一吹，片片粉红的桃花李花，竟然善解人意般不知起自何方，飘飘洒洒，从顶部铁网空隙之间，掉进监室里来。反林黛玉之道而行之，我将粉嫩的花瓣收集起来，放进书本里，并欣然赋诗一首：

墙外春风细细吹，墙内桃花片片飞。
落红岂是无情物，飘尽铁窗报春归。

自记事以来的四十来年中，年年都要到祖茔上，为我过早逝世的母亲和十多年前逝世的祖母等扫墓。一到清明时节，监狱外面扫墓的鞭炮声和纸灰，都会钻进、飞进监狱里面，弄得不能扫墓的我，以及狱友们像做了对不起祖宗的事情般惭愧，甚至掉下泪来。感叹于此，我将杜牧的《清明》即景翻写成如下句子：

清明时节泪纷纷，此间谁人不断魂。
不是数典我忘祖，监狱里面怎抽身！

2006年元月份在二号监室的时候，与一个姓徐的局长和一个姓唐的副县长成了同志——都是党和国家的敌人，当然可称“同志”——在外面，一呼百应，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哪兴干洗碗抹地板这样的家务活？可是你看，他们二位，今天值班哩，一个在洗碗，一个在抹地板。平等二字，在监狱外面影子都没有，在监狱里面，嗨嗨，有点意思。幸灾乐祸而又诗兴大发的我对他二位说：“我刚刚作了一首诗，念给二位斧正。”说完，也不管他二位爱听不爱听，就吟诵开了：

平等二字何在哉？二号监室钻进来。
唐县弯腰抹地板，徐局蹲身洗碗筷。
定菜轮流来做东，患病相互会关怀。
铁窗反无三六九，官场陋习快滚开。

2006年4月，反美“英雄”萨达姆受审，次次出庭手持《可兰经》，在庭上，还指手画脚、目无法纪地为自己辩护。可是，党媒却一个劲地报道说，萨达姆在狱中受到种种非人道待遇等。想想自己，在高度民主国家监狱里，亲友几次欲给我一本《圣经》，都被狱警无理拒绝。甚至是他们制定的宪法、法律，贵州省国安厅看守所也死活不肯给我看。民主与专制，谁对自己的统治更有信心，由此可见一斑：

谁说老萨待遇差，看看电视再发话。
过堂高擎可兰经，受审指手把脚画。

可笑、可恼李元龙的无知，他以为他与其他犯人是平起平坐的，宪法、法律上写有的权益，他理当享有。所以，他对通信啊，会见亲人啊，甚至更荒唐地对取保候审啊，缓刑啊这些都曾经充满着幻想。可是，最后的判决下来，执行通知也来了，看守所在特务的捣鬼之下，连已决犯走出监室劳动的“好事”，也轮不到他的头上。2006年年底的一天，正为此愤愤不平呢，一只蚂蚱从铁门底下钻进监室内来了。对关在监狱里的人，这也算是稀罕物了。我向它招手：到我这里来！另一个叫徐万才的和我争粉丝：他是政治犯，别理他，到我这边来！

嘿，可恨那小小的虫子，竟然和特务们一个鼻孔出气，真跑到他那边去了。为此，我作诗解闷：

蚂蚱蚂蚱真可爱，请你到我这边来。
我才不理政治犯，我是来找徐万才。

你说气人么，在中国，政治犯就是这样的处境。

以下，是身在狱中的我所作的题为《两个李元龙有感》的诗及序。

尚未失去自由前的一天，在好奇心驱使下，于搜索网站键入“李元龙”三字。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搜索到的内容，竟然全是死后被“追认”为“农民的好支书”的南京某村李元龙。不说别的，这所谓“支书”，明明是共产党任命，为共产党所用的，再地道、再正宗、再无可辩驳的党内职务，它怎么能被强扭成“农民的”呢？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强农民之大奸。

身在“人民”铁牢里的我今日想起此事，再联想到共产党开设的法院，甚至是共产党员直接审判我这个“攻击”、“诽谤”共产党的人的荒唐劲，摇头复摇头，浩叹复浩叹——名姓相同，一为他们的死宠物，一为他们的活敌人，待遇之悬殊，真是天壤之别啊！

元龙两个走运了，同时成名网上炒。
一为南京村支书，一为记者毕节报。
支书因死树楷模，记者为文陷铁牢。
自歌自颂自陶醉，我告我审我需要。
言正是反反是正，判好为歹歹为好。
滑稽闹剧正经演，庄严审判荒唐搞。
愚民愚党知不知，罪人罪己晓不晓。
钟可倒拨时永进，白可说黑色不调。
名姓虽同遭遇殊，谁歹谁好天知道。

中共的检察官，法官都说我是个“道德品质非常好”的人，某国安也说，我的事“一点也不丢人”。出狱以后，我在申诉书里如此写道： 检察官、法官大人们，你们知道好人李元龙在监狱里面对“重新做人”的劳改目标，是有多么的哭笑不得，有多么的无所适从吗？请看他在无可奈何中写的诗：

干部管教是好的，点头直如鸡啄菜。
重新做人也容易，弃善从恶就行噻。

是啊，要让一个好人洗心革面“重新做人”，除了“弃善从恶”，还有其他路子吗？没有。是的，判我为你们的敌人，起码产生了常识和司法两大悖论：一、以好人为敌的人，只能是坏人；二，强迫好人“重新做人”，这违反法律初衷，有悖文明宗旨。

2007年7月初，连续个把星期晴不晴、阴不阴的闷热天气，让狱中之人倍感郁闷。7日凌晨，突然响起了罕见的、震耳欲聋的炸雷，下起了一泻千里的大雨。这，让我感到畅快而振奋。起床后，我写下了题为《7月7日闻雷声雨声》：

不阴不阳时何久，夜来白云忽苍狗。
振聋发聩雷怒炸，荡污涤垢雨横流。
心安理得良民喜，魂飞魄散魔党忧。
平明仰望公义日，狱中尤盼重自由。

据小道消息，贵州国安献礼心切，对我的事情不讲“技巧”，小题大做，遭到上面的责怪。是啊，如果不逮捕我，甚至如果只判我个缓刑，如今的我，敢写一文半句吗？我那二十来岁就写的退团申请等等他们最不待见的东西，即使会有见天日的那一天，会早至2008年之前吗？生存是第一要务啊，谁不知道。可是，他们这样一抓，一关，一判下来，正如省高院那个吴法官说的那样，我“出大名”了，从一个不入流党报记者蜕变成了有国际头衔的“作家”。凡此种种，使我想起了2006年10月17日在狱中写的一首诗：

少年立志当作家，不想成名在一抓。
多谢党啊栽培我，化朽为奇真伟大！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的两年牢狱经历，确确实实有失有得。并且，我失去的，是可以用数字来衡量的，我得到的，却是无法用数字来衡量的。2007年4月20日，我就在狱中预备下了一首写《给昔毕节日报》的诗：

记者不当何忧心，死地尤利获新生。
紧箍一道今去了，悟空更好求真经。
你作一日党喉舌，休想得我一字文。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党报人！

这一首首虽不高明，但观点和态度却再鲜明不过的诗说明，专制政权及其爪牙们妄想改造一个人的思想的做法，无疑是万分荒唐可笑的。他们的警察、特务、及其监狱，不仅没有如他们痴心妄想的那样改造好他们想要改造的对象，恰恰相反，被他们投放到八卦炉里的我们，被锻炼得更加心明眼亮，更加的与妖魔鬼怪格格不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