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在十一月下旬的一次饭局上，晓波曾经谈起参与起草与组织《零八宪章》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他说他已经做好了再次被捕的准备，刘霞说她也做好了奔波在探监路上的准备。那时，我沉默无言，对他们唯有深深的敬意。二十年过去了，当年意气风发的晓波，鬓角已经有了几许如星的白发，而我也不再是当年十六岁的少年。二十年来，当年那些与晓波并肩作战的友人，多少人激流勇退，多少人反戈一击，多少人屈膝投降，多少人独自逍遥，作为师长的包遵信已经长眠于地下，而晓波依然走在一条少有人涉足的窄路上。

晓波的被捕，让《零八宪章》成为一件影响更为广泛的公共事件。中共当局的偏狭、惊恐和缺乏自信，使得他们在若干历史转折的关头作出了逆时代潮流的错误决定，此次抓捕晓波就是其中之一。他们总是有将好事变成坏事的超人能力。对于晓波来说，他是求仁得仁，在他多次入狱的经历中仅仅是再增添上一笔罢了。我相信中共当局不可能长久地将晓波关押下去，这并不是我对中共当局怀有善意的想像，因为我有这样一种基本的判断：除非他们想让晓波成为下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否则他们只能尽快释放晓波。而对于中共当局来说，抓捕晓波的命令必然是来自最高层，这一决定再次显示出胡温当局“与人民为敌”的真面目。由此可见，未来中国权力阶层的“自改革”的希望将更为渺茫，而日渐尖锐对立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玉石俱焚”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大，尽管这一结果完全不是我们所期望的。

我个人在《零八宪章》上签名，并不表明我完全认同这份文件中的所有论点。但是，这并不妨碍我认为这份文件是一九八九年以来最成熟、最全面、最理性也最具建设性的真正的“人权白皮书”。《零八宪章》不是一份“革命性”的文本，它给当权者、甚至是双手沾满献血的屠夫们亦留出了充足的“地步”，许多段落几乎就是设身处地站在当权者的立场上考量问题。我们可以作这样一种简单的对比：在文体、文风及思维方式上，《零八宪章》与海外法轮功群体所炮制的《九评共产党》形成两极状态。如果说《九评共产党》是毛时代语言方式与斗争哲学的残留，是以共产党的方式反对共产党；那么《零八宪章》则指出了中国以最小的代价赢得“和平演变”的出路，堪称终结中国长达两千多年暴力革命传统的希望所在。如果中共当局稍有一点向善的改革之心和自我保护的智慧，就应当允许其控制的媒体全文刊登《零八宪章》，并让中国公民都自由地参与到对该文件的讨论中来。这将是一次全民性的民主教育课程。当局不是一直都在振振有词地说中国老百姓的民主素质太低、不配享受民主、不懂得如何选举吗？那么，为什么不让老百姓都来读读《零八宪章》，看看他们是否可以读得懂？看看他们是支持，还是反对呢？遗憾的是，当局用抓捕刘晓波和恐吓其他签名者的暴力行径，关闭了谈判与和解之门，摧毁了对话与共存的平台，换言之，是自己宣布了自己的死刑。

在第一批签名者和后续签名者当中，我看到了若干我所尊敬的名字，其中有些人很少出现在此类具有“政治性”的文件上，如中国现代艺术“教父级”的人物栗宪庭，如杰出的宗教学者何光沪，如在英文世界里最具知名度的作家哈金……他们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都有卓越的成就，对现实政治抱有较为超然的态度。这份文件之中一定有什么东西打动了他们，他们才会如此庄重而严肃地签署上自己的名字。如今，《零八宪章》签名者的数量以未曾想像的速度飞速增加，我想这应当是对失去自由的晓波的最大的安慰吧。天上从不会白白地掉下一个馅饼来，自由也不是通过守株待兔的方式便可以获得的，即便是捷克那场温文尔雅的“天鹅绒革命”，亦是哈维尔等人付出长期失去自由之代价的结果。简言之，即便你有了一个可以撬动地球的支点，也需要你在杠杆的另一端用上一点力。在专制传统根深蒂固的中国更是如此：晓波以丧失自由为代价，换取《零八宪章》获得更多同胞的支持与认同，这一事实本身便说明，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比昔日的“大清王朝”离民主宪政更远。但是，他们可以关住晓波的身体，却不能囚禁晓波的灵魂。他们不仅没有做到“杀鸡儆猴”的效果，反倒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在越来越多的签名者当中，我还看到了更多的“不知名”的名字，他们是普通市民，是工人，是商人，是农民，是大学生。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因为晓波的受难而站了出来。昔日，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如今，他们是“在沉默中爆发”的勇敢者。恐惧已经不足以控制所有人的灵魂了，而勇气则是可以传递、复制和倍增的。当这个国家的国民都有勇气说出他们的所见、所思、所求的时候，暴力和谎言还能辖制他们吗？

在我看来，这份文件中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坦率”。与英国大宪章、法国人权宣言、美国独立宣言、世界人权宣言、七七宪章等历史性的文本相比，《零八宪章》在理论上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贡献与突破，它差不多是对以上诸多文件中的若干论点的重复及“处境化”的处理。在西方世界，这份文件中的许多观点早已成为众所周知的、在日常生活中践行的“常识”；但是，中国是一个特殊的国度，人人都心知肚明的“常识”，偏偏就是不说出来，尤其不能在公共空间中表达出来。“是，就说是；非，就说非”，在一个大多数人将谎言当作保护伞的环境当中，这样做需要特别的勇气。职之是故，我尤其对那些用真名参与签名的普通者深怀敬意，他们参与签名比有知名度的人士更需要勇气，他们有可能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我一直认为，不说出来的真理便不是真理，不表达出来的勇气也不是勇气。因此，此次《零八宪章》的签名过程，也就是真理显明和勇气彰显的过程，也是每一个单个的人成长为“公民”的过程。

当然，《零八宪章》不能说没有缺陷，甚至是重大的缺陷。在晓波失去自由之后最初的几天里，我在美国旧金山和洛杉矶地区访问了若干华人教会，也与多位华人基督徒围绕《零八宪章》进行过多次讨论。我对《零八宪章》中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部分参与过部分意见，但我认为宪章的最后定稿对于信仰与人权、宪政的关系未能作出深入的分析与清晰的厘定，从而使得宪章“先天不足”。人的尊严和自由为什么是不可剥夺的？人为什么要追求民主与宪政？人为什么不能满足于食物和衣服而有精神之需求？这是由人的本质所决定的。那么，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基督教文明和唯物主义对人的本质的不同认定，便产生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基督信仰相信人是上帝所造，人因被造而平等；人具有上帝的形象，所以人的尊严无比宝贵；人被上帝所爱，所以任何人都不能奴役其他人。而唯物主义认为，人是由猴子进化而来，人是生物链条上寻常的一环。因此，人在历史决定论的世界观中，可以被当作实现某一伟大理念的工具，甚至被作为牺牲品，纳粹德国的奥斯威辛集中营、苏联的古拉格群岛和中国的劳改营，便应运而生。要彻底改变由人的罪性带来的专制与暴虐，便需要从无神论和唯物论的泥沼中抬起头来仰望苍穹以及创造苍穹的上帝。

我们追求民主、自由、人权、宪政，但这一切源自何方？我们更应追求那神圣的真理之所在。在美国独立宣言中，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在一开头便指出：“在人类事务发展的过程中，当一个民族必须解除同另一个民族的联系，并按照自然法则和上帝的旨意，以独立平等的身份立于世界列国之林时，出于对人类舆论的尊重，必须把驱使他们独立的原因予以宣布。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而在结尾的地方，他们再次强调：“我们坚定地信赖神明上帝的保佑，同时以我们的生命、财产和神圣的名誉彼此宣誓来支持这一宣言。”这样的句子表明了人类作为被造物的谦卑地位，人类遵循上帝的旨意，并因谦卑而获得荣耀。七七宪章的起草人、作为天主教徒的哈维尔，在一篇访谈中也指出，他之所以从事人权活动，其动力便是：“从小时候我就感到，有一种伟大的神秘，它是所有意义和最高道德权威的核心，世界还有更深一层的秩序和意义，因而世界就不只是各种五花八门的事件；在我的生命中，我竭力所得到的东西，远远超过我所了解的世界；无论我在做什么，我都感到是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触及永恒。”遗憾的是，在《零八宪章》中只有对现实政治状况的建言与未来政治格局的期望，而没有对民主、宪政、人权、自由的根源作进一步的探求，也没有对人的本质作出谦卑的表述。由于未能对于人权的源头作出明确的界定，便使得十九条具体的呼吁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无源之水。在此意义上，《零八宪章》是一份有待完成的文件，用无神论来反对无神论是不可能成功的。基督徒、经济学家赵晓曾经写过一篇题为《有教堂的市场经济和没有教堂的市场经济》的文章，用这样的思路来衡量，没有信仰光照的民主其实与专制并无根本的区别。我期待着未来能够有一份宪章，能够站在更高的位置上论述人权何以是上帝所赋予的。

无论如何，《零八宪章》刚一出现，便深深地镶嵌在中国的当代历史之中。哈维尔在捷克实现民主化前夕，曾经意味深长地指出：“尽管掌权者对‘七七宪章’运动的看法仍未改变，但是却不得不去适应它。今天，它已经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部分，尽管其地位还不是重要的，今天，社会已经把它看作社会关系的边缘部分，各种价值的远焦点，而不是一个直接的挑战和需要与之竞争的东西。今天，很难想像它如果不存在，社会是什么样子。”我相信，《零八宪章》在今天的中国也具有如此的历史地位。它出现了，它存在着，没有任何人、任何力量可以消灭它了。即便他们可以将刘晓波甚至更多的签名者投入监狱，但他们不能将《零八宪章》从地球上抹去，即便继续动用一九八九年在天安门广场动用过的坦克和机枪也办不到。其实，他们更加无法消除的，是他们自己内心深处的恐惧。本来他们是恐惧的制造者，利用人们的恐惧来实现其专制统治，但此时此刻他们自己却被恐惧压垮了。他们在中南海豪华的房间中，夜不能寐。而我相信，晓波在铁窗之下却可以安心地酣睡。

晓波，我们与你一样，一无所有，唯有勇气与谦卑。

晓波，无数的朋友在这寒冷的季节互相温暖，并等待你的归来。

我们相信，黑暗已深，白昼将近。

“我有预感，来年的中国，很可能会出现大动盪！”30年前曾因创作话剧《假如我是真的》轰动全国的上海着名作家沙叶新，对中国30年变迁颇有感受。他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在经济成就之后，中共应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否则，这30年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有可能毁于一旦！”

“只顾经济丢弃公平正义”

作为中共体制内作家，69岁的沙叶新早年曾创作诸多为中共体制唱讚歌的作品，他也官至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上海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后来，他不堪官场束缚，辞官为民。近年他在互联网发表不少针砭时局的政论文章，对中共现行体制颇多批评，成为一名思想的叛逆者，受到外界关注。

“从硬件和表面上看，这30年中国变化确实很大。”沙叶新说，“但这些发展是畸形的，而且代价巨大。具体表现在只顾经济发展，丢弃公平正义；只顾小部份人利益，忽视大部份人的权益；社会贫富悬殊，官场腐败丛生；只想大国崛起，却不知道代价是环境污染，山河破碎，用后代人的资源，换取暂时的繁荣。”沙指，近年内地社会矛盾冲突不断，各地维权活动此起彼伏，“从农村失地农民、城市拆迁户抗议，到各地出租车司机集体罢驶，现在又有师集体罢，抗议规模越来越大，波及面越来越广。我很担心，而且有预感，这些行动在来年将更成气候，中国很可能会出现大动盪！”

他又指，现在中共官场也异象百出，上海、温州等地方贪官外逃一个接一个；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敢于向总理温家宝叫板，在经济政策上公开唱反调，“党内高层政治尚且如此，中国社会的治理，将何以堪？！”

一

我是《零八宪章》的签署人之一。在我看来，《零八宪章》并非没有瑕疵，签署者们也或多或少还有些自己的不同意见，但是，如果人们不是太求全责备、太吹毛求疵的话，它已经是一份几乎接近于完美的文件了。毫不夸张地说，自1908年7月大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以来，它是中华大地上所诞生的最好的宪政文本之一，是中国百年宪政交响曲中的最强音。我为有幸成为这支宪政合唱团的一员而自豪。

《零八宪章》吸收了一百年、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几代中国人的宪政思考，具有历史的穿透力；它借鉴了数百年、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国外的民主转型经验，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它直面当下中国的政治病症与社会困境，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现实针对性。

它比较系统，以普世价值为经、中国国情为纬，绘制了一幅全方位、高清晰的当代宪政蓝图；它比较完整，对几乎所有的重大政治问题都有所关切、有所指引，全景式地容纳了朝野各界有识之士的既有共识；它比较务实，不仅阐明了基本的立宪原则，而且将这些原则化身为具体的政治主张；它比较贴切，既树立了宏大的远景目标，又迁就了眼前的尴尬现实；它比较温和，充分表达了建设新制度的渴望，却丝毫也没有渲染报复旧政体的社会怨恨。拥有这些优点，我想，这样一份文件，即使它可能还有某些遗漏和某些瑕疵，但是，我们应该接受它，绝大多数中国人也应该能够认同它。

但中共当局对《宪章》的反应未免令人惊诧。我曾经猜想，他们大概会王顾左右、若无其事，采取不介入、不争论、不表态的三不政策，让《宪章》的力量在犬儒们的冷漠中自行衰竭。或者，如果《宪章》激活了他们某些人残余的良知，他们也许会明里置之不理、暗中默然斟酌。面对《零八宪章》这样一份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文献，他们是需要有一些时间去理解、去消化，去思量、去权衡的。老实说，我没有想到他们会二话不说就大张挞伐、抓人抄家——何况被抓、被抄的刘晓波、张祖桦先生，正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多得的贤明之士。正如十九年前，我也没有想到他们会雄赳赳气昂昂地跑到大街上去杀人放火，屠杀我国不可多得的青年精英一样。

而且，抓人的理由据说又是“涉嫌颠覆国家政权”。可真是奇了怪了，一纸《宪章》，温和、理性，以共和、宪政为方向，以长治久安为目标，又不是煽动暴力革命的《共产党宣言》，它与“颠覆”有什么关系？几百个书生，温文尔雅，无一兵一卒一枪一炮，只能以人权防身，以自由护体，又不是胆大包天的南昌起义军、井冈山好汉，他们与“颠覆”又有什么关系？何况，小平同志早就说过，政权在我们手上，谁也抢不走，我们有三百万人民解放军。这一纸和平《宪章》或许抵得过武装到牙齿的三百万雄兵？王震同志也说过，谁要共产党的政权，拿一千万颗人头来换。他也不想想，这副快要完全散架的党国政权，竟能开出如此苛刻的交换条件，谁愿意付、谁付得起这样惨烈的“颠覆”代价？

二

我认为，《零八宪章》体现了极大的善意、充满了无与伦比的建设性。它没有一句话是对掌权者进行恶意挑衅和攻击，甚至也没有一句话是对当前现状牢骚满腹的鸣冤叫屈。它没有危言耸听，而希望善加引导；它没有扩大异议，而希望凝聚共识；它没有渲染敌意，而希望和平共生；它没有加深仇恨，而希望抚平伤口；它没有想入非非，而希望实事求是；它没有斩断过去，而希望缔造未来。因此，与其说它是站在对立面、针对当局的一次异议行动，不如说它是站在公民主人翁的立场、向包括掌权者在内的全体国人同胞发出的正义呼声。

就我本人的立场而言，我是主张政治和解的。我始终相信，八千万中共党员、两千万机关官员、五百万在职军警，他们中的大多数——不，是绝大多数——终归会认同自由、人权、平等、民主、共和、宪政的理念，因为这不是他们的毒药，而是他们的解药。我也相信，如果他们想赖在原地不动，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去劝说、帮助他们进入宪政轨道，因为宪政民主是全体中国公民的共同事业，在这条唯一可行的国家前进道路上，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抛下他们，而他们最终也会知道，除了宪政民主，他们其实也无处可去。

然而，正如我一向低估和忽视掌权者的恶意与破坏性一样，他们也显然不打算正视《宪章》的善意与建设性。相反，他们正在粗暴地践踏它。用一句俗话来说，这是好心当作驴肝肺。我们和颜悦色，他们凭什么要青面獠牙？

在“群体性事件”升级、群众暴力蜂起的当下中国，在经济危机来袭、社会心理困惑的当前时刻，假如我说在目前这个紧要关头，存在着某种特别令人惊恐的东西，我相信没有人会认为这仅仅是对政局的失望或激愤之辞。政府既让人惧怕也让人鄙视；法律被剥夺了一切有益的、值得敬畏的东西，废而不用让人嘲笑，一旦运用又令人厌恶；地位、官职、头衔，一切一本正经、貌似合理的东西都丧失了威望和效力；……所有这些都是人们普遍承认并深感遗憾的事实。【注：以上这段话从“假如”开始全部照抄于埃德蒙•柏克的《对当前不满原因的若干思考》，我认为这段话用在当前中国也十分确切】

所以，我甚至认为，中共当局不该仇视而应该感谢《零八宪章》，给了他们一个审视自我、改正错误的机会，给了他们一个突破围城、走出困境的机会，也给了他们一个与国民一道共体时艰、共赴前程、共创未来的机会。如果他们不是太愚昧无知，如果他们曾经用心读懂了台湾、东欧的转型故事，他们本该知道，某些落伍的政体总会完蛋，绝不可能“万岁”下去，某些变革的事态阻止不了，总有一天将要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留给威权统治者们的活动空间是越来越狭小了，他们会越来越展不开步伐、挪不动手脚，独裁专制之路迟早会此路不通。如果他们能想明白了这一点，他们本来是应该以相等的善意和建设性来看待《零八宪章》的。毕竟，有了这份《宪章》的光芒照着我们前行的道路，这个越来越心神不安的社会将获得稍许安宁；因为拥有一个共同的宪政预期，我们的祖国也将会变得更加巩固——再也不用担心被一纸宣言“颠覆”，或在一些“群体性事件”中“沦陷”，象翁安那样。

为了我们和他们的未来，我强烈要求政府立即释放刘晓波先生，也强烈呼吁政府以正面、积极的姿态回应《零八宪章》。

2008-12-16

当我们失去了生存中最珍贵而强大的支柱——人权，这时我们才知道人权是多么的重要，以及应该使人权受到无比的尊重。因此为了让人权的诉求汇成一支强大的力量，并在此基础上重新获得我们应有的最基本的政治权利，就必须在经历这个黑暗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极权制度的阶段中，以渐进式建构工程的模式，在非暴力和平抗争的行动中，将这种争取人权的趋势继续下去。
 
只要在很长的时期内，决定着公共舆论的中共政治集团，还继续以谎言似的社会主义的理想，强制中国民众吸纳这种荒谬的没有人权的生活方式，那么争取人权的运动就将永远不会停止他们脚步。
 
从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切向钱看的生活充斥着整个社会。人们为了使自己先富起来，将所有的目标都放在漫无目的，以及不择手段的去攫取属于自己的钱财。是否，社会在这一所谓一切向钱看的淘金浪潮中，得以稳定下来。但是，在这一淘金的浪潮中，握有重权的并有强大政治靠山的人，他们确实先富起来了，然而就在他们先富起来的过程中，多少民众倾家荡产，家破人亡。于是，贫富的两极分化极具增长。
 
三十年改革开放是为中共政治集团及其亲朋好友打开了一条用人民赋予他们的权力，来掠夺民众以辛勤劳动，所得到的那么一丁点为生存而积攒下来的私有财产。
 
中国民众觉得在政治上受了欺骗，他们感到已经被中共政治集团玩弄了，但只因为强权与弱势的强大对比，因此民众采取了对政治避而远之。并对一切政治思想都感到厌倦。他们每天都能亲身体验到，在中共CCTU冠冕堂皇的词句下掩盖着多么苍白的政治谎言。在这种冠冕堂皇似的政治谎言的煽动下，人们变得自私起来，社会到处都笼罩着生存的恐惧。在民众纯真的人论道德已被这个政治党团用其”党文化”的模式，将其彻底扫荡后，人们被迫对生活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表面上顺从，内心里却什么也不相信。中共三十年改革开放并没有给民众带来什么”和谐”和”小康生活”。相反给中国民众带来的却是人论道德的沦丧，相互觊觎的妒忌心理，贪污腐败骄奢淫逸的社会乱象。

这不仅仅是政治危机，而是一种极端的道德危机。对于处在道德危机社会中的民众来说，唯一的、合乎逻辑的、有效的出路，就是从道德方面着手，及时地以渐进式的建构工程，将已经被中共政治集团用其”党文化”，所扫荡的民众那纯真的人论道德建设起来，并在这基础上寻求解决各种社会危机的方式方法。
 
在寻求解决社会危机的方法中，争取人权以及和平抗争是解决社会乱像的重头戏。民众并不希望被证明，能够阻止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能停止对自身凶残的镇压、关押和迫害。但是，民众可以使用自己应有的最基本的政治权利，摆脱他们所感到恐惧和厌恶的极权统治：贵州人权研讨会用普及人权的知识，来唤醒那些受迫害的民众去争取自身应有的人权；杨佳用极端的抗暴行为来证实自己的人权是不受任何恶势力的侵犯；瓮安、陇南等民众对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极权的反叛；西藏民族为争取高度自治的政治权利。都昭示了一个最明朗的信息，那就是人权是每一个个体的人格价值，在生存中是不可或缺的精神创造，以及物质创造的强大支柱。
 
只有争取到做人的权利，自由民主的制度及其时代才会运营而生。法律以及法治的精神才能得到高度的发展，同时权力的分立才能以法律的意志得到确立。
 
当人权在和平以及非暴力的抗争中形成了普世的价值后，中共政治集团的御用文人极为慌张，他们除了极力地要求中共对民众争取人权的实践行动给予残酷的打压，同时也抛出他们对人权、宪政自由民主制度在理论上的攻击和反扑：“有些人故意模糊改革的性质，打著改革的旗号，企图取消党的理论基础，图谋褫夺党的领导权力，改变国家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方向，提倡这样改革绝对不是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和平演变的图谋”。（陈奎元）
 
中共的“改革开放”已经被实践证明，是一条永远也走不通的歧途。改革的唯一出路，就是将政权还政于民，在中国实现多党竞争的政治格局，中共一党专政不符合中国民众在生存与发展中所需求的政治制度。每一个政党只有得到多数中国民众绝对的信任后，方能得到统治中国的领导权。绝大多数的中国民众已经厌恶和憎恨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凶残统治，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不适应中国民众在生活中的精神创造和物质发展。和平演变是民众寻求的最温和以及非暴力和平抗争的政治路线图，而这种路线图在三十年来的中国民主运动的实践中，已经被证明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最不能容忍的是为阻止中国走向人权、宪政自由民主的国度，中共不惜采用法西斯以及黑社会的各种流氓手段，妄图褫夺全体中国民众的最基本的政治权利，以达到长期奴役和侵略中国民众的残暴统治。

在这个时候，《零八宪章》在众多争取人权的政治风潮中运营而生，这个《零八宪章》不是什么暴力革命的行动纲领，其内容完全符合中国的《宪法》精神。正确地说，它以非暴力和平演变的政治蓝图，拒斥象中共早期那样发动一次次以群氓革命者为首的暴乱和涂炭生灵的暴力革命运动，以凶残的暴力屠戮褫夺了一个正在走向宪政的民主政权。在建立共产王朝的过程中，大肆屠戮无辜的民众，以八千万生灵的血腥代价巩固着这个法西斯独裁和黑社会流氓双重邪恶的暴戾政权。
 
《零八宪章》的诞生是中国民主运动的一座辉煌的丰碑，在人权、宪政自由民主的意义是它足以指导中国维权运动走到一个新的高度，并使宪政自由民主的的理念深入中国社会的每一个旮旯。为未来的中华联邦共和国打下了良好的制宪基础。
 
每一个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的政权，都不会心甘情愿的退出历史舞台。更何况是一个用凶残的暴力革命所抢夺而得到江山的中共政治集团。每一次人权、宪政自由民主的风潮都会使他们心惊胆战，为了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将疯狂的对中国民众进行反扑，我们一定要突破恐惧的心理防线，去迎接一个个新的更为严谨的政治挑战。
 
刘晓波先生作为《零八宪章》领头的签署者之一，已经被中共政治集团抓捕。在这个紧要关头中，我们一定要团结一致，为刘晓波先生大声呐喊：强烈要求中共当局立即释放刘晓波先生，并在逐步地认同《零八宪章》的基础上，积极地加紧中国的政治变革。
 
是的，我们不排除在中国政治变革的道路上，荆棘丛丛，政治变革的阻力强大无比。但是，只要中国那些寻求解决社会黑暗和社会矛盾问题的人们，能团结在《零八宪章》的周围，并以它作为政治变革的指导精神，在人权、宪政自由民主大旗的召唤下，去实现一个中华联邦共和国的伟大梦想。
 
贵州人权研讨会上的演讲
2008年12月10日

时代周刊星期三刊登了一起让中国政府忧心忡忡的文人反抗新闻：零八宪章。作者奥斯汀Austin自北京发回的文章《在民主呼吁后，北京予以镇压》（Beijing Clamps Down After Call for Democracy），全面报道了最近一周在北京发生的、令中央政府惊慌的“零八宪章”事件和刘晓波被抓捕事件。

奥斯汀在文章一开头，介绍了上个星期发生的零八宪章新闻：超过300位中国知名的知识分子，于纪念世界人权日60周年期间，联合签署了呼吁民主政治改革的宣言《零八宪章》，宪章中通过19条主张，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政治民主化、宪政化、言论自由、普世人权。这个活动迅速遭到了中国政府的反弹，宪章签署人刘晓波被抓捕，其他签署人被警方问话。

这份模仿引发捷克民主化的《77宪章》的公车上书活动，引发了海内外较大的反响，尤其是前独立中文笔会会长、著名作家、异议知识分子刘晓波被抓捕，更是给这次活动火上浇油，使《零八宪章》更加广为人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刘晓波被抓捕之后，曾表示“深深的关注”，同时欧盟星期三也表达了对于刘晓波被捕的深切关注；为此，引发了中外的口水外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反驳了欧美的关注，并声称“反对外国干涉中国内政”。

 

一部分异议人士在世界人权日在北京中国外交部门口举行抗议活动（来源：AP）

《零八宪章》重新引发了一场中国媒体评论版面有关“普世价值”的争论，作者们争论是否“多元化”这种西方产物能否适应于中国，或者是一个适合于所有国度的政治理想。专栏作家司马南在他的博客中警告， 《零八宪章》企图引发中国的“颜色革命”。但是前中共中央委员、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作为宪章的签署人之一，声明支持西方价值，他表示中国过去30年的改革，就依赖于相近似的观点；如果否认西方价值，就应该逮捕所有谈论“市场经济”的人们，因为“市场经济”源于西方；同理，也应该逮捕中国共产党，因为“共产党”这个概念也来源于西方。

《零八宪章》发表的时间相当敏感，它不仅是满清试行宪政100周年、世界人权宣言60周年、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政府签署《联合国人权公约》10周年；更为主要的是目前的全球经济动荡，极有可能造成中国政治的不稳定。中国南方，最近数千的工厂关闭，没有拿到工资的工人的抗议示威到处可见，中国出口多年来首次下降，将近千万的农民工因经济危机而不得不返乡。世界银行和其他组织认为中国明年的经济增长将低于8%，中国政府需要一系列的工作以制止失业率增高到影响稳定的地步。

而且更重要的是，奥斯汀在文章的结尾提醒到，明年六月四日，将是天安门六四镇压的第20个周年，这是中国政治最为敏感的日子。

（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讯）国际笔会于12月17日发信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对中国当局继续拘押独立中文笔会前任会长和现任理事刘晓波先生表示强烈抗议，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他和所有因和平表达自己观点而被拘押的人。一周前，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就因刘晓波遭拘留发出“紧急行动通告”；在此前后，国际笔会所属各分会——独立中文笔会、美国笔会、美国西部笔会、英国笔会、德国笔会、澳洲悉尼笔会和墨尔本笔会等也先后发表抗议声明、呼吁书等。

这封由国际笔会三位主要领导人——会长格鲁沙先生、秘书长舒尔金先生和狱中作家委员会主席克拉克女士签署的英文信，还抄送中国公安部长孟建柱先生，全文翻译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阁下：

国际笔会是代表一百个国家中一万五千会员的作家世界联合体，强烈抗议继续拘押著名异议作家、独立中文笔会前任会长和现任理事刘晓波。刘晓波于2008年12月8日被捕，据报因签署一份呼吁政治改革和人权的宣言《零八宪章》而被加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已被关押禁见数天之久。国际笔会日益关注他的安全保障。

根据国际笔会信息，在发布一封要求全国人大会常委会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启动呼吁政治改革和人权的宣言《零八宪章》后，作家刘晓波是遭拘押或骚扰人数日益增加的异议人士之一。这些活动构成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六十周年（12月10日）的一部分，而目前已有五千多位学者、新闻工作者、自由作家和活动人士联署了《零八宪章》。国际笔会担忧对那些赞同宪章者的公然镇压，敦促保护《零八宪章》所有签署者不再遭到骚扰。

国际笔会认为，刘晓波被关押仅由于和平行使其自由表达权，因此违反了中国政府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也违反了《中国宪法》第35条。国际笔会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刘晓波以及所有因和平表达自己观点而正在中国被拘押的人。

我们欢迎您对此事的意见。

会长伊利·格鲁沙（Jiri Grusa）
秘书长尤金·舒尔金（Eugene Schoulgin）
狱中作家委员会主席卡琳·克拉克（Karin Clark）

正在墨西哥第二大城市瓜达拉哈拉举办的第２２届墨西哥国际图书节１日授予葡萄牙作家安东尼奥·洛博·安图内斯２００８年度罗曼语族文学奖，因为其作品“深刻反映了人类共同或独有的内心体验”。

现年６６岁的安图内斯获奖后热泪盈眶。在即席发表的感言中，这位葡萄牙文学家表示，对他来说，人生最宝贵的启发并非来自古往今来的文学巨匠，而是来自社会最底层的人群，包括精神病人、无钱就医的癌症患者和夭折的儿童。

他说：“在这样的时刻，我总回忆起我人生的老师。我愿把这份荣誉献给他们。”

安图内斯曾在上世纪７０年代初作为心理医生参加安哥拉反抗葡萄牙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他说，同他人生最初的老师就相遇在战时的一所精神病院。一位病人对他说：“医生，世界是注定向前进的。”

安图内斯１９７９年凭借处女作《象的记忆》登上文坛，其主要作品包括小说《罪囚之车》（１９８５年）、《灵魂的激情条约》（１９９０年）、《葡萄牙的光辉》（１９９７年）、《我必须爱上磐石》（２００４年）、诗集《暗夜勿闯》等。

一年一度的墨西哥国际图书节是拉丁美洲规模最大的文学盛事之一。本届图书节汇聚了来自４０多个国家和地区的５００多位知名作家，其中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百年孤独》作者、哥伦比亚文豪加西亚·马尔克斯、墨西哥著名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等罗曼语族文学的重量级人物。

本届图书节于１１月２９日开幕，预计将吸引参观者逾６０万人次。

核心提示：立场一向保守的俄语布克奖，出人意料地将2008年度的大奖授予了年轻作家米哈伊尔。叶利扎洛夫。

立场一向保守的俄语布克奖，出人意料地将2008年度的大奖授予了年轻作家米哈伊尔。叶利扎洛夫。

叶先生生于1973年，扮相前卫，一头披肩长发，疑似歌手。在莫斯科金戒指酒店颁奖的寒夜，当评委高声念出其大名，叶利扎洛夫仅穿T恤衫和吊带裤，披头散发便上了台，不笑，只是一连串的“斯巴谢巴”（谢谢）。

他的确是科班出身的音乐人，主修古典歌剧之抒情男中音，视频分享网站YouTube上还有他在手风琴伴奏下唱的一段民谣。

在他的获奖小说《图书馆员》（Библиотекарь）中，有许多愤怒与灰色。叶利扎洛夫以侦探小说的套路，从后苏联时代的混乱与沦丧，追踪苏联庸人作家和图书馆员格罗莫夫的生平。此人胆小如鼠，惧怕一切，凡事不出头，写的东西——关于集体农庄走金光大道的小说，也很快遭人遗忘。但叶利扎洛夫曲径通幽，将他“人”的一面复现，甚至他最无聊的作品，也并非全然的垃圾，而是记忆之书，其中包藏许多启示，用以解读苏联时代的人性奥秘：权力、忍耐、愤怒、力量，以及最重要的——意义。

俄语布克奖官方称赞《图书馆员》乃“用心”写成，夸的有理。当代俄罗斯关于苏联时代的文学作品，有怀旧，有控诉，乃至解构，但年少如叶利扎洛夫者，却少见地将那段历史视作灵肉相濡以沫的整体。证明时代造就人，人亦塑造时代。而作为人性的镜子，文学的富矿，苏联亦值得再度回首。

俄语布克奖乃1917年以来俄国首个非官办的文学奖，创办于1991年，次年首次颁奖。由于多次将维克多。佩列文和弗拉基米尔。索洛金等新锐作家排除在外，该奖长年背负保守之名，直到今年叶利扎洛夫获奖，才算暂时脱帽。

叶利扎洛夫同时得到了2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3.7万元）的奖金，但他表示将捐予东正教会和儿童院。

去年获得俄语布克奖的是亚历山大。伊利切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Иличевский）的小说《马蒂斯》（Матисс）。

今年，中共公布新的“土地政策”：土地私有化，土地可以买卖。号称“新土改”。60年，一个甲子，中国土地命运似乎又回到原点。中共等于承认：其建政之初的“土改”，归于错误，或者，归于失败。

其实，岂止是错误与失败，是血腥与罪孽。当年，中共搞“土改”，不是出于农民的需要，而是基于中共自身建立武装和政权的需要，杀害地主，恐吓农民，在给农民尝一点“甜头”的同时，强迫他们跟着共产党走。而一当中共建政，全国土地即收归“国有”，实为“党有”。农民一无所有，耕者无其田。这便是中共“土改”的最终“成果”。

这是对传统的颠覆。数千年中国历史上，那种自然的农耕结构，那种和谐的主雇关系，那种“耕者有其田”的简单常识，被扭断，被破坏，被颠覆。以血腥土改为标志，“解放”二字，带给中国民众的，不是自由，而是枷锁；不是幸福，而是灾难。仅仅那场饿死数千万人的大饥荒，就创下史无前例的记录。

老报人朱执中先生所著长篇小说《望南春与冬》，通过广东省一个营商之家的兴衰与变迁，展现了民国时期的真实中国风貌：即便有战乱的背景，“解放”前的珠江三角洲，仍充满祥和之气，现代商业与传统文化，交汇出和谐的乐章。

朱先生着手此书写作之初，曾与笔者交流，将以其自身经历，创作这部半自传体小说，立意对“解放”前后的中国进行对比。该书自2006年10月起，在《大纪元时报》连载，两年间，刊出162期，十几万字。笔者期待老先生完书后，遵嘱撰写书评，推介于大众。不意岁末惊闻：2008年11月16日，朱老先生突发脑溢血，仙逝于美国新泽西州，享年80。

朱执中先生，广东东莞人，生长于广东四大名镇之一的石龙镇。先后就读于广州国民大学和南方大学，专修新闻。“解放”后，先后在《中南工人日报》和国家级《工人日报》任记者，因擅长专题采访而崭露头角。但因“家庭成份”问题，自五十年代后期开始，朱先生不获当局信任，从北京发配到偏远的广西，编入广西大学教务处，被迫从事与新闻专业毫无关联的工作。其间，见证共产中国之乱象，悲叹终日。怀才不遇，郁郁度日。直至七十年代末，担任广西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讲师，才勉强重归他念念不忘的新闻行业。

1985年，56岁的朱执中先生，远涉重洋，来到美国。他先后在纽约各大华文报纸担任记者，并出任中文学校教导主任。到此才尽兴发出人生的光和热。朱先生头脑清醒，正直敢言，不耻与专制独裁为伍，每每奋笔疾书，鞭笞中共之恶，为受难中国民众鼓与呼。他的正直品格和铮铮铁骨，赢得广泛尊敬；其心地善良，待人谦和，更广会善缘。笔者有幸与朱老先生结为忘年之交，每番相谈，受益匪浅。忽闻老先生驾鹤西去，不胜悲伤。

此时，在朱老先生热爱的祖国，专制依旧，贪腐横行，不能不说是老先生离去时的一大憾事。另一大憾事，想必是朱老先生未竟的著作《望南春与冬》。然而，仅仅是已经刊出的上半部，已足以让人捧之愉悦，读之感慨。

朱先生创作此书，已届人生暮年。然而，故事丰富，人物鲜活，笔调清新，字句生动，不认识朱先生者，或以为该书出自年轻人之手。足见朱先生人老心不老，心不老则笔不老。富有诗意的书名，已尽显朱先生不老的才华。

书中展现的，是二十世纪上半叶，富饶的珠江三角洲生活场景。虽然朱老先生仙逝，未及写到“解放后”。但他洋情描写民国时期的真情实貌，不时呈现田园牧歌式的景象，与“解放后”的血腥恐怖中国，已然形成鲜明对照。何况，书中，除了小镇人家的经商创业，邻里坊间的礼尚往来，故乡山水的亲情人情，还铺陈时代的大背景：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较量，中华文化受到马列邪说的挑战。

在朱先生深沉而细腻的笔下，民国时期的中国，空气自由，民心向上，对未来满怀憧憬。而一统天下的共产党，带给神州大地的，却是血雨腥风、饿殍遍野、生灵涂炭。

在朱先生状如山水泼墨画般的描绘中，“解放前”的中国，民风淳朴，人心向善，国人谦恭有礼，诚信相待。而中共执迷的“斗争”与“独裁”，完整地颠倒了乾坤、扭曲了人性。“解放”前后的中国人，连性格都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内向转为外向；从含蓄变为暴露；从温文转向粗鲁；从谦逊变得狂妄。当今亲共人群的面目，大抵如此。

《望南春与冬》，书中，“望南”是一个地名，代替朱老先生眷爱的故乡石龙镇；但“望南”二字，又非局限于地名，也是老先生梦之所在；“春与冬”，春在前，冬在后，老先生意有所指。然而，冬之后，又是什么？老先生没有回答。

独裁者貌似强大，看似稳固。但历代专制王朝，寿命再长，亦不过二、三百年；当代专制王朝，与时代相悖，淘汰必然加速，寿命不可能以百年计。无视人权普世价值、拒绝现代宪政文明的北京当权者，以坚冰筑城，久必消溶。

冬日渡尽是春日。当春姑娘飘临之时，朱执中先生，定含笑于九泉。那一天，不会太远。

自去年以来，不断有业主抗议开发商降价，闹得不可开交。对此，大多数人均视之为闹剧：如果房价降了要找开发商退钱，那房价涨了是不是要把钱分给开发商啊？须知，愿赌服输，就连韦小宝也是恪守无违的。

可是，没有想到的是，这样的闹剧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据报道，恒大和万科在南京低价卖房，被物价部门和房管部门认为是“低于成本价格销售，属于不正当竞争”。万科被指“涉嫌价格欺诈”，将要受到处罚。而当被问及何以如此时，有关部门的回答是“为了预防烂尾楼”。可是，事情真是这样的吗？

首先，亏本卖房合理合法，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任何商品的销售价都取决且仅取决于消费者的主观价值认定，而不取决于商品的制造成本。俗话说，随行就市，销售价与成本之间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在日常生活中，每时每刻也都在发生亏本买卖，比如，即将关门的时候甩卖易变质的商品，又比如，为了腾出资金用于高利润业务，而低价出让手头的商品。自古到今，所有这些都是正常的商业活动，“低于成本价格销售，属于不正当竞争”之说，简直就是对自古至今的商业游戏规则的颠覆。

其次，期房确实存在风险，但是，这个风险与亏本买卖无关。如果说亏本了就可能卷款而逃造成烂尾楼，那如果赚钱了，也可能因见财起意卷款而逃，一样会造成烂尾楼。远期风险的存在，可以采用提供保险商品的方式来加以处理，甚至，如果政府真对此严重关切——— 那么，在得到许可授权之后，向企业收取一定的保证金，也未为不可。但是，仅仅根据亏本买卖，就推论可能会造成烂尾楼，论证过分牵强。

其三，任何企业都镶嵌在资金往来的大网之中，为了现金流的稳健，而采用降价销售的方式回笼资金，有可能增强企业的抗风险能力，从而更好地避免烂尾楼的出现。反之，一味杜绝亏本买卖，却有可能损害企业的抗风险能力，放大烂尾楼出现的机会。因此，就算南京市有关部门真的是想杜绝烂尾楼，但这个政策的执行，却完全有可能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

当然，如此荒谬措施的出台，定有其背景。众所周知，这些年来，土地财政撑起了地方政府收入的半边天，但进入到2008年，各地土地流拍、退地事件层出不穷，直接影响到了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且未来预期也不容乐观，在此情形下，各地政府纷纷出台措施保房价，以试图保持一个地区的整体平均房价景气，进而维持该地区的高地价。而对于家底各有厚薄的开发商来说，包括亏本买卖在内的选择，都会在企业的整体考虑之内。而企业的如此作为，自然会冲击地方政府试图经营的整体景气，进而影响到地方政府想象中的土地收入蛋糕，对此，地方政府祭出处罚的手段以惩戒之，也就难以避免，烂尾楼云云，不过是借口而已，说到底还是土地收入在驱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