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感恩节刚过，圣诞节将临。这两个洋节，在中国的待遇不大一样。据媒体报道，城市人对过感恩节没有兴趣，但都自发地对圣诞节跃跃欲试。但是在乡下就不一样，尤其是在四川地震灾区，学生们被组织起来过感恩节。不少人从传统文化的立场站出来抵制圣诞节，但是没听说谁抵制同样来自西方的感恩节。

在美国和加拿大，感恩节是一个重要的节日。它的功能有点像中国的春节，用于家庭团聚，热热闹闹，吃吃喝喝。那么它有没有感恩教育的意思呢？还是有的，主要通过书籍、媒体和仪式对节日进行阐释。

在我看来，西方人对感恩节的释义，大概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感谢上天赐予的好收成。据说这是欧洲白人到来之前，印第安人本来的感恩节寓意。后来基督徒则演化为感谢上帝赐予世间一切。二是白人感念印第安人的援助之恩。1620年12月，著名的“五月花号”号到达美洲，船上载着不堪忍受英国宗教迫害的102名清教徒。他们在新大陆遇到残酷的冬天，当地土著印第安人给他们送来了生活用品，并教他们狩猎，一年后他们大丰收，于是请印第安人前来分享玉米、南瓜、火鸡等美味佳肴。所以直到现在这几道菜仍然为感恩节所必备。三是，如今年感恩节期间《华尔街日报》刊登的一篇文章报道的那样，美国人用感恩节来对新移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让他们记住，要像先辈们那样勇敢、坚韧和勤奋，才能实现美国梦。

这三个方面恐怕都不符合中国感恩活动组织者的意愿。中国的感恩活动，主要取其第二个含义，即接受帮助的人对援助者表达感激之情。但是，和强势的白人感谢弱势的印地安人相反，在中国几乎都是受惠的弱者被要求感谢施恩的强者，底层人民感恩上层权势集团，普通公民感谢党和政府。在该节日的原产国，这是很难想象的事情。黑人社区享受到一些政策扶持，他们会对白人感恩吗？也许会吧，但是白人听到的都是黑人对于尚未彻底消除的种族歧视的控诉。印第安人的日子也越来越好过，他们会对白人感恩吗？不，他们更想记住不幸的历史。就连感恩节的释义中只强调双方友好关系及欢乐庆贺，也遭来抗议，被认为这样对印第安人并不公平，容易让人忘记白人曾经对他们的剥削与屠杀。信教的底层民众倒是常怀感恩之心，但是感恩的对象是彼岸世界的上帝，而不是此岸世界中某个更强势的集团，更不会是掌握着资源配置权的政府。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一个人的确应该常怀感激之心。无论是强者还是弱者，只要帮助过我们，我们都应该懂得感恩。对这些我完全赞同，而且我也认为，当今中国，“谢谢”这个词的使用频率太低了。但是，当我发现只有弱势人群在感恩，强势人群在受拜的时候，还是觉得这是不正常的现象。虽然城里人出了极低廉的价格，就把脏活累活都让乡下人干了，但是他们不觉得“感恩”二字跟自己有关，而热衷于加入全球化大联欢的圣诞派对。他们捐了一点钱之后，就喜欢从电视上看乡下人反复拜谢，唱完感恩歌，还要跳感恩舞。低眉顺目还不行，最好痛哭流涕。

很多人认为，让弱者多感念社会的恩情，就会少一些怨愤，多一些和谐。假如让出租车司机每天都回忆一下自己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他们就不会为多交的几百块份儿钱闹事了。其实，这种“感恩”很容易造成对弱者的权利的剥夺，导致更大的不公，埋下更多的怨愤。比如，我不知道北川中学的同学们在唱完感恩歌之后，是否还能弱弱地问一声：那天垮掉的教学楼质量到底如何？

跟这些人的想法不同，我觉得，强势人群多感恩，弱势人群多维权，社会才能变得更和谐。

已经有了足够的思想准备，并有杨显惠先生《告别夹边沟》垫底，加之对第三帝国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了解，以及多年前读过索尔琴尼的《古拉格群岛》，对集权和暴政的统治并不佰生，只是拿起赵旭先生给我寄来的《夹边沟惨案》，还是无法将人类史上最野蛮的一页翻过去，因为， 这一页， 太沉重。

这是一本夹边沟惨案幸存者的口述，它不是文学小说，也不是戏说历史，赵旭先生没有对它进行再创作，但幸存者的口述者告诉我们：在人民共和国的那个年代中，一个个应该有尊严的人， 是如何变得比畜生还不如，如何变成鬼的！

甘肃酒泉夹边沟军垦农场在1957年后改为右派劳改农场，对象为右派和地方反革命，人数最多时近3200人，到1961年初能从里面活着出来只有400人，死亡率高达六成五， 其中明水滩的死亡率竞高达90%.从1985年起，赵旭先生开始寻找夹边沟的幸存者，共计一百多人，并为他们作口述，历时二十年。

这二十年，大部分人活下来的又巳作古，夹边沟农场已被黄沙吞没，明水乱葬岗的白骨也在风化，过去这里曾发生的一切，似乎又在被人刻意的遗忘，夹边沟死去的阴魂真得只能伴着几声狼嚎，再也不会让后人知道了？感谢赵旭先生的正直和有心，《夹边沟惨案》记下了这段历史。

几乎所有幸存者表述造成死亡主要原因是饥饿， 强体力劳动， 极端恶劣的生活环境， 以政治上的高压。

幸存者朱照南：农场里几件事让我印象深刻，第一件，生活最紧张时，场里让犯人提合理化建议，一个犯人建议，让场领导组织人在大便里找粮食，大便里的麦粒干净还可以吃，尤其在干部的大便里找营养。

幸存者杨光荃：人们饿得挖不动蔓菁（一种根部比较大的疙瘩子莱），只好撅着屁股爬在地上用袖子擦了，像吃草的动物一样爬在地上啃着吃。

幸存者刘汉章：我们伙房里有一个炊事员，在高台明水时被精减下来，他饿得不成，就将死人的心肺掏出来吃煮着吃。

幸存者高学武：人们不相信会碰到一根大海上的救命稻草，因为，明水想捞稻草救命根本不可能。有人去偷吃死人的内脏、割死人臀部的肉吃。他们约上两三个人一起去，挖尸、剖腹、割肉，因为一个人害怕狼。有一个人因为单去与狼争食，差点被狼吃了。

幸存者孙绍斌：我爱人有次来，大地窝子里死完了人，她和我住在一起，此时，吃沙枣树叶、苦苦菜、谷壳子吃上拉不出屎，我们互相掏，掏得个个屁股血红红的。

幸存者郁万夫：小时候听老人说，吃了死人要死的，可这些人吃了死人的肉好好的。我当时还想这些人怎么没死呢？以后经常看到一些埋了死人的人，回来后将茶缸塞到灶房的火洞里，煮了后去吃。当时，狼和人争着吃死人。

幸存者王永兴：有一天，看见场边抛着一具驴头上剥下来的皮，两只耳朵毛茸茸的直翘着，我如获至宝，偷偷洗了毛垢，用罐头盒在炉子炖烂，加点盐末，一次吃一点，舍不一次吃完，最后一次放了半罐水在炉上煮，上了回厕所回来不翼而飞，我没作声，默默地躺在坑上，闭目想着那张（偷吃者）惨白苦笑的脸。

幸存者益希朋措（藏族）：我吃过癞蛤蟆、蜥蜴和蚂蚱，有时去挖死人，将死人的内脏或臀肉割下来煮着吃，还去农场偷猪崽，猪崽头朝上就不会叫，所以经常得手。

幸存者韩统纪：最多一天晚上死了二十多人，人死的时候，可能是生理起了变化，身上会生出密密麻麻的虱子来，非常可怕，那些死了的犯人的毛衣上的虱了满满的，足有几万只。

幸存者罗舒群：右派傅作恭（傅作义胞弟）50多岁，一人背一块石头嫌重，这时非让地背两块，第三天，他实在背不动，队长搓个草绳挽个套子，套在傅作恭的脖子上，前拽后推，刚走两步，就一头载到地上，口吐白沫，不省人事。傅的尸体被扔进“万人坑”，喂了野狗。

幸存者陈丕德：水中沤好的柳条必须及时捞出晾晒，以免霉烂。我干活不惜力，上身流汗，腿上冰凉，不久双腿痛彻骨髓，一位老人说，见过陇西腊肉吗？盐碱能把猪骨头腌成变色，此水碱性这么大，能不得病。天啊，我残废了………。

幸存者王志：一天早起准备出工，发现少了一个人，此人似乎姓陈，是个军官，附近寻找良久不得，闫队长断定逃跑，以致工地，有人发现较远的硝池边，有东西随风摇动，走近看才知是一双军用大头鞋，那位“逃跑”的人，军皮帽的头和军皮大衣大半个身子扎猛子到了硝水里，只有双脚在池边。

幸存者徐万夫：地头上放一桌子，桌上放着馒头，割两亩地奖励一个三两馒头，割一亩地奖励一个馒头，割不上的只能喝稀糊糊汤，晚上割，没月亮，盯不住行子，天亮后看时乱七八糟。

幸存者吴毓恭：夹边沟劳动太苦，一般都在12小时以上，经常在犯人中打擂台，互相竞争，把人活活争死了。挖排碱沟，运肥，完不成任务扣饭，本来喝些菜汤汤，刚才看上去好好的，还在说话，可一会儿人就死了。

幸存者……

当然造成大量死亡的原因有恶劣不适人类居住环境， 和根本不把这些视为 “敌人”的人作为人来看待， 国家在政治上的法西斯化， 加之以革命的名义， 使夹边沟的惨案令后人惊骇、发指。当纳粹奏着轻音乐，微笑着把被征服者送进毒气室；还把尸体集中起来送进焚尸炉； 当渣泽洞的共产党员还在那唱歌绣红旗迎解放，当台湾的李傲坐监牢里号称读着<<蒋介石全集>>， 并写了八十本书， 甚至包括当年反右领导小组组长邓小平倒霉下放江西吃饱肚皮养猪， 这一切，对夹边沟的右派和反革命分子而言， 太幸福、太奢侈了，这批社会的精英，活着不如狗，死了狗不如。

在夹边沟死去的，有留洋的博士，有爱国的华侨，有爱党的知识分子，并有共同打下江山的红色同僚，虽然这些人只占49年以后非正常死亡人口一个很小的比例，小到可以乎略不记，但在同一地方， 同类人群中这么高的死亡比例，在短短共和国的历史中却是罕见的。

人吃排泄物，人吃同类，畜生再吃人，一个制度居然可以颠倒了自然界的食物链。鬼变人漫长，人变鬼却在瞬间。夹边沟惨案对达尔文 “进化论”是个讽刺，对人类基本文明是个退化，同种同类如此残杀、吞噬，在动物界也极为少见。

赵旭先生所著的<<夹边沟惨案>>通过每个幸存者给我们讲述了同样的故事， 口述的重复不等于故事的重复， 相反， 不停的重复揭示了当年的夹边沟不仅是一个灭绝人性， 而且是极度蔑视人生命价值的杀人机器。

1961年初这架在夹边沟的杀人机器突然停下来了， 原因不是统治者的仁慈， 也不是被统治者的反抗， 只是觉得这把刀钝了， 应该再磨一下， 反右以后的历史证明： 刀是要经常磨的。不过，夹边沟惨案的结尾颇有戏剧性、偶然性。

据幸存者司继才回忆：当年任内务部长的钱瑛到河西走廊考察，那天司机开车迷了路，突然发现前面沟里有青烟冒出，他们便开车往有烟的地方走去，到沟边一看，沟坎下面横七竖八的足有二三百具尸体，这些尸体被码着骡着。钱瑛警卫员就在坎上喊 “这是什么单位，怎么死了那么多人？”当时有个管教干事说 “我不知道， 问场长去”， 我和官锦文听到喊声， 赶快走了出去， 这时只见刘振玉 （夹边沟劳改农场场长）往钱瑛方向走去，一边走一边说 “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是场长。” 钱瑛迎上去， 抬手就给刘振玉几个耳光， 刘振玉喊道 “把这几个人给我押起来。”钱的警卫员当即拔出手枪 “这是钱瑛！”

横空出世的好人，横空出世的救命大侠。我们与夹边沟的幸存者一样， 为晚来的这一刻激动， 中国还真的出了 “佐罗”， 感谢钱瑛作为人， 心还在中间， 感谢施暴群体中难得的侧隐者。幸存者杨万益激动地说到：我们这个党啊，有错误，犯错误不要紧，关健要改正错误。党处理错了我们，给我们平了反，认识了错误，说明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历史没有假设，但忍不住还是要假设一下，如果那天钱瑛的汽车没有迷路，死剩的人还能活着走出夹边沟？杨万益这位夹皮沟的受害者还有机会说谁伟大？

赵旭先生原先约好幸存者高吉义给夹边沟和明水滩的亡灵立一块墓碑，上面刻有：千古奇冤，旷世英魂。可惜没等到一天，老人走了。

“人们可能找到谋杀一个人的凶手，但对数百万的受害事件，却没人负责，这也许是今天难以恢复法制、正义和社会公平的原因。”乌克兰总统他这样尊尊地教导我们。

谢谢《夹边沟惨案》一书，谢谢赵旭先生。

2008年12月2日

新的一年即将来到，展望2009年，中国的走向会是如何呢？我在以前的评论节目中曾经提出过，中国的未来不确定性很高，但是至少还有一个指标是具有参考价值的，也就是说，关键的因素还是要看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态势。从这个角度看，前不久我在牛津大学跟一位中国问题专家谈到中国的经济发展现状，他认为2009年对于中共来说，将是“非常难过的一年”。

2009年对中共的挑战，首先是经济发展面对的危机。中国的经济危机与现在全世界面临的金融危机不同。美国和西方的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是金融监管制度不彰的问题，而中国的经济危机，则来自其经济发展路径，因而更加根深蒂固。其实，早在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国的经济危机已经开始显露征兆：今年1－2月，以大量纺织品出口著称的广东省，其出口额较去年同期减少11.3％，而受美国次级房贷风暴影响，输往美国的纺织品出口量自去年第三季开始下降，今年头两个月甚至出现－7.79％的负增长。另据11月份香港的《开放》杂志的报道，中国官方宣布，今年上半年，全国有68000多家中小企业倒闭，而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下降了50%之多。众所周知，中国的经济统计数字含水程度甚高，如果连官方公布的数据都如此难看的话，那么中国经济危机的真实状况就不难想象了。难怪最近胡锦涛和温家宝都口径一致地公开表示经济形势非常严峻，只是他们把原因完全归咎于受到美国金融风暴的影响，这就有点盲人摸象了。

尽管如此，由于中国经济增长具有高度外向性的特点，在高外贸依存度的背景下，国际社会的经济危机也还是会影响到中国。目前来看，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金融风暴恐怕不会短期内得到缓解，而且其对西方社会的消费等方面的影响应当处于滞后原因还没有完全显露出来，因此，中国经济会受到何等的冲击，现在还很难评估，当时用“严峻”来形容应当不为过分。

这么多年以来，中共政治上的稳定，主要依靠的就是经济增长；中国社会中存在的很多矛盾，也是靠经济的快速增长来掩盖的。因此外界普遍预测，一旦经济增长出现麻烦，政治稳定自然也会受到连锁影响。从历史上看，社会发现剧烈动荡，往往就是在社会经济出现严重危机的时候。一旦2009年中国的经济危机爆发，如何正确面对社会矛盾的连锁反应，如何调整整个政治，经济以及社会体制以应付危机，就是对中共得最大挑战。而从现有的纪录上看，我们没有理由对中共得理性反应保持乐观态度。

展望2009年，我们无法确切预测政治部稳定将以何种形式发生，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那位牛津大学中国问题专家的看法：2009年，中共的日子将不会好过。

杨佳用自己的生命为2008年的中国天空划上了一道血色彩虹，与这道醒目的血色相比，中国当局那“盛世”神话的华丽包装相形失色。因为杨佳的血，不是从他个人身上流淌出来的，而是“亿万国人同一哭”，是从草民们眼中、心中流淌出来的。这些血与泪水，将中国当局用谎言刻意遮蔽在“你们”（统治集团）与“我们”（民众）之间那道鸿沟之上的浮土冲刷得干干净净。那首传唱已久的“陈胜吴广的顺口溜：你们和我们”再次被加工后流传于网络，真实地展示了“你们”与“我们”之间那难以调和的矛盾。

杨佳的命运其实在他7月1日迈进上海闸北区公安局那一刻就已注定。作为一位陷入深牢大狱的重刑囚徒，他无法知道自己手刃6名警察之后引起的巨大反响，当然更无从知道他已经成了“我们”心目中的“大侠”与“维权抗暴英雄”。一直到死，杨佳只是作为一个下定决心要用生命捍卫尊严的人而存在，他只是想用鲜血证明：这些为所欲为、以虐待平民为乐的警察才是这个社会的真正罪犯。在他的心目中，这些警察并非个人，而是这个体制的暴力机器的一部分。

但由于中国社会凝结了太多的冤情，从1949年直至现在，无数被政治运动夺去生命的人，数千万在大饥荒中失去生命的饿殍，以及1989年在天安门事件中失去生命的人――他们的冤魂一直在中国上空游荡。除了这些冤魂之外，还有被各级政府以建设城市之名义夺去土地与家园的人那不绝于耳的号哭声……。中国当局总在号召人们“向前看”，却从来不肯为自己的过错承担任何政治责任，甚至不肯为这些国家罪错向民众道歉。于是旧冤未了，新冤又生，翻检20世纪后半叶至今的历史，只听到“新鬼烦怨旧鬼哭”，正如“陈胜吴广的顺口溜”中所说那样：“我们的冤屈已无处申张，我们的权利已被你们遗忘”。

杨佳持刀直入上海闸北公安分局杀警的壮举与豪气，让无数奔波于上访之途的绝望访民们为之一振，更让中国那成千上万吃够了专制苦头的冤民们心头一爽。在中国特殊的政治背景之下，杨佳杀警注定要超出受害者申张个人权利的范畴；有了网络这一传播媒介，这一事件必然演化成民众与当局的精神对垒。可以说，杨佳一案承载了太多太复杂的民意。也正因此，杨佳的命运成了考验当局建立“和谐社会”诚意的试金石。草民们只是没想到，一个依靠谎言与暴力维持的政权，对谎言与暴力的依赖有如吸毒者依赖于毒品一样。

也正因为如此，当局对杨佳案件承载的民意视而不见。他们竭力将杨佳事件作为一个孤立的刑事案件掐头去尾地考虑，考量的重点也与民意完全不同。民意希望当局通过此案认真检讨近年来政府罔顾民生、迷恋暴力的为政过错，让老百姓在专制之下保有一线生路；而当局却只考虑维持政府那不可挑战的“权威”面子，以及通过保护鹰犬来凝聚执政集团成员的向心力。试想，如果连鹰犬都护不住了，又如何能让他们继续为主人效力？也因此，当局的反思与草民们希望当局反思的内容完全不一样，比如《检察日报》11月30日发表的那篇“为何最近袭警案频发”，认为警察容易遇袭的原因之一竟是“对警察正当行使防卫权的行为过于苛求，严重束缚了警察正常行使自卫权。……以致警察在执法过程中患得患失、畏首畏尾”，这正好与民间社会认为“执法者普遍滥用暴力”这一判断相反，正应了那句“你们的政策从不考虑我们的主张，你们的想法和我们永不一样！”

杨佳成了“你们”的暴徒与“我们”的英雄，“你们”与“我们”之间的巨大鸿沟横亘在每个社会成员的眼前：“我们其实没有过高的奢望，我们穷人一直也都很忍让，……我们说人活着不能和狗一样， ……必须让我们看到公平正义的希望！ 你若非要问我们还缺什么？也许我们缺的就是陈胜、吴广！”

不知中国当局听到了民众从胸腔里发出的怒吼没有？

 

小引：个性，野花的自喻

   蔡楚先生是浙江人入川的“产物”，一半川人的耿耿刚烈，一半浙人的柔软委婉。是什么将两种不同的文化基因锻压在一起呢？是命运，是复杂的人生阅历。蔡楚自喻为“野花”是再贴切不过了，你再俏丽，也脱不了“野”的天然身份；你再狂野，也脱不了花的外型。所以，通过对蔡楚诗的阅读与其经历的想象，我更确信：只有诗和哲学这两种学问才是属于超然物外的，至于我赖以成名的经济学仍然是“沉沉阿堵”。

   一、思想桑拿：被想象的锻压之路

   怎么想象蔡楚的经历？他的简介中的窑工的经历能够唤醒我少年的记忆。

   我有少年时代看过窑工在夏日的工作：砖窑虽然已经算是冷却，但拆封之后的窑里传出强烈的焦土味，更厉害的是比经常目测到的大地热流强烈若干倍的热气流，向外涌着；窑工们穿着马甲状的上衣，手戴破烂不堪的帆布手套，架着板车进去，出来时汗水已经透彻身体每一个部位，尤其帆布手套上的砖灰在窑工出来的那一刻就会被汗水“吻”了。可惜，汗水终于无法吞没强大的砖灰，被阻拦、被包围…

   在窑工们码起的砖垛边，一块阴凉的地方，放着一大白瓷桶凉白开水冲兑的十滴水，浓浓的药味吸引了我们那群乡村的孩子。

   “喝一口不？”一个窑工把舀子送到我脸前。

   “啪！”我吐了，“马尿！”

   那年代，我们那地方虽然贫瘠，但几乎没人去干这窑工这种要命的苦力。干那活的不是山东人就是四川人，而且四川人居多。一直到十年前，我们那地方的人还看不起四川人：女的被人买来当老婆，男人没能耐，干出窑的苦力。偏见，随着自由的流动消失了。村里再也没人买来一个四川媳妇，村西边高耸砖窑烟囱虽然没拆，但地皮早为铸造厂主所买。

   蔡楚不太可能来我们村西的砖窑，但是递给我一舀子“马尿”的那个四川汉子肯定是无数个“窑工蔡楚”之一。换言之，我似乎在命运中早和蔡楚相见了。不同于那些已经远离我们家乡土地的四川窑工们，蔡楚经过思想的桑拿，变成了诗人。如果我们要真切的体验异国他乡的桑拿而不是“高等浴池”的那种，那么夏天的砖窑就是最好的场景。至少对于我，每到写作极乏之时，一个人到有桑拿的浴池休息时，只要进桑拿房，我肯定会想到少年时代的砖窑所见。

   二、不自觉的矛盾体：变化的伏笔

   蔡楚的诗何以选得如此“精瘦”，我没问他本人，也没问寄给我两本样书的张祖桦老兄。经费不够？可以肯定地说，在诗已丧亡的大陆，出版个人诗集，是无法实现销售的，尽管上面标着绝对不高的定价。政治标准？毕竟是在大陆出版的，还是牌子比较硬的中国文联出版社，肯定要删去大部分有“政治倾向”的作品。不管怎么说，诗集能在大陆出了，就是一个好事。毕竟蔡楚是四川出现的草根诗人集体的一员，如同黄翔一样，是中国当代文学无法绕开的一个标志。

   读着蔡楚的诗，我们也能为他的思想描点，比如说一九八〇年代初，他既有对政治的不满，又有民族主义感情的自然流露。前者指《礼拜堂内》（P27），后者指《古长城》（P30）。《礼拜堂内》写道： 

   上帝保佑华主席，阿门

   因为华主席解放了宗教

   一位白发苍苍的牧师

   这样闭目祈祷 

   牧师的双手向前伸向教友

   仿佛要把背负的十字架扔掉

   我的心因醒悟而痛苦——主啊

   在中国你仍是人的发明创造 

   很明显，诗人对宗教的被迫政治化表示不满乃至轻蔑。在中国，“上帝”是因为国家政治的需要而被“保外就医”的，绝不是被还了自由之身。至今仍是。不过，“上帝”被人创造一直是一个深奥的哲学话题，从荷兰的斯宾诺莎到德国的康德，都曾十分认真地讨论过这样的问题。诗人蔡楚没有涉足哲学，相反，正如他的川刚浙柔被命运锻压在一起一样，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的政治情愫更多地与民族主义情绪相混杂。《古长城》写道： 

   记忆中你是祖国的屏障，

   现实里你象民族的脊梁。

   雨蛀风蚀、燕去燕来，

   记录下王朝几番兴亡？ 

   我明白春天不能长驻——

   从你破损的楼台上，

   识别跋涉者的脚迹，

   创业者留下的亘古断想。 

   民族主义情绪必然以高举历史为要务，但是，长城在被图腾化的背后却是难以理喻的愚蠢。且不说当时功业未得传诸万世，仅就“坑灰未冷山东乱”之内乱，足以说明内部统治的腐败远比外敌入侵更能促使政权灭亡，导致社会整体崩盘。两千多年之后，在德国，政治长城柏林墙的倒掉再一次说了这一点。之于蔡楚二十八年前的古长城之思，我今日则说：

   留下千古不去胡月，

   让它辉映雉翎与快马的气魄；

   拆去无知的大墙，

   世界不再是孤岛的组合。

   再强大的限制，

   都将被知性悄然突破。

   秦始皇难道不想建一面巨网，

   阻拦自由之鸟的飞过？

   幸亏那时铜铁不足，

   才没使历史出现胜过长城的丑恶！

                                       （诗名《长城的丑恶》）

   三、脱魅与升华：十年空白之“谜”

   写下此首“反长城”的小诗，并非专为反蔡楚的《古长城》，而是表明个人今日的看法。我想努力从诗集中寻找蔡楚从民族主义情绪脱魅的轨迹，1984年6月的《星空》（P35）一诗可算是描点的下笔处，其理性反思隐约可见：“圣化的恒星一大串/肉眼望去，已经嵌满/中国的星空次序井然”，以及：“世界的星空就是‘黑洞’/每个人、每个民族/都有被吞噬的危险/要想避开圣化的恒星/拨正轨道，多——么——难”。

   作为反思的信号，可能仅是在一个较小的群体上有意义，还不足以产生“重大影响”。毕竟他那时远无王若望、方励之等杰出前辈的影响力，更没有刘宾雁那样的表现舞台。然而，无论如何，从膜拜脚下的长城到抬头仰望星空，蔡楚已经完成了个人心路的一次飞跃。

   如果仍以评论家的角度去看待蔡楚的诗集，也许到了《星空》这里，我们就已经没有到达另一楼层的梯子：诗集留下了近十年的空白，从1984年6月的《星空》到1993年3月的《微笑》（P39），其间没有任何作品录入。尽管没有，我还不是不揣简陋，不顾经济学家的身份，再次置喙于历史学的食槽——用大历史的逻辑方法来求证他一个背后的历史影像。1994年6月的《选择树》，给出了一个信号，这个信号是去国怀乡与独立不羁的相互锻造，一如川刚浙柔的完美组合。他说：“我选择树，选择孤独；”又云：“只有拒绝森林的诱惑，才不必听兽王的喝呼。”

   进入二十一世纪的诗人的情境是什么呢？简单地说，手法上更纯熟，表现上更空灵，艺术性超过了思想性。何以言之？此乃笔者发挥历史考究之功的结果，不信，你仔细看一下1980年《象池夜月》（P20）的配图，它是2002年配上去的——追求完美的艺术倾向。依我个人之见，依纯艺术性而论，《象池夜月》应当是蔡楚作为野草诗社诗人之一的个体代表作。这首诗，也为2003年7月的《怀秋》、2006年3月的《记梦》提供了一个“历史镜像”。

   流亡者应该得到栖息的权利，尽管他有可能完全走进象牙之塔。毕竟，诗和哲学是属于整个世界的，而不纯粹属于“民族”。所以说，野草诗社不独属于中国当代代文学，更属于世界文学史。

   结语：等待民主，开诗传之路

   由于作为经济学家得窥文学门径，偶尔技痒也写首小诗或写篇影评，甚至在监狱里写完过一部长篇小说——正式与文学结缘。真正与诗有缘，则是将历十余年对中国古典《诗经》之《国风》的研究成果，形诸文字，刊发于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网站，所谓《国风十八讲》也。至于《国风十八讲》有没有更多的国内读者，我不在乎，也没奢望像蔡楚先生这样印一本集子，毕竟我尚有不少可满足荣誉感的著作。但是，诗这东西确乎和哲学是一个层面上的东西，需要深厚的积累，我可以一年写两本书，但不可能一年写出一部诗集，正如我屡次放弃写作哲学书目的冲动一样。

   敢言诗者，必有文化之负担。诗，何时可兴？中国民主化之后的事情了。也许到那时，我才能像蔡先生这样整理一下诗集，当然中间包括古体的。 

                                      2008年12月5日上午，匆作。

看见这个题目，多半以为我要说的是自尊自重。

“你看人家某某，这才叫活成人了！”纯朴的农民在评价某人活得自在时，这样说。

“厕所的设计者仅仅把你当作身体，而没有当作人。”已故作家王小波在批评北京的公共厕所时，也曾这样说。

农民语言朴素，但朴素之中包含着哲理。他话里除眼馋、羡慕、称赞、夸奖之外，还暗藏着一个人生评价标准。如果你问农民，人与非人的标准是什么，他可能口头上答不出，但心里始终是有一个标准的。这个标准可能是由财富、地位、声望、人格等符号组成的一套价值系统。根据农民的这个评价标准，并非所有人都是人。

作家语言刻薄，但更接近事物的真相。十几年前，北京的公共厕所多半是那种“水渠式”的设计，在“水渠”两侧修着很多左右对称的脚印，人们入厕时排成一条直线跨蹲在“水渠”上，你面前边是别人的屁股，你屁股后面是别人的脸。如果厕所设计者把你当人，在设计时一定会考虑你的尊严、隐私和心理感受。王小波的重大发现是，在有些人眼里，你仅仅是一个身体，是会跑的肉，而不是人。

农民和作家在对中国人的生存状态的观察上达成了惊人的一致。

把中国人的生存状态放在人类5000年文明史上来观察，不免让人泄气。在动物、植物和细菌的生物分类上，人本来属于动物。人作为动物已经存在了几十万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那时的人类，和我们今天在动物园或野外看见的动物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所谓人类的文明史，是从人类告别动物开始的。仅仅告别动物，人还不能被认为是人。用农民的话说，就是还不算“活成人”；用作家的话说，仍可能仅仅被当作一个“身体”。要想成为人，人类还要经历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

人类用自己优于其他动物的智力优势，开始发展并积累自己的文明，用现在的语言来说，就是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在奴隶阶段，因为刚从树上下来直立行走，与动物区别开的时间还短，所以一部分人误以为另一部分人和自己区别很大，把另一部分人当作动物对待，这就是奴隶。如果说奴隶是把人看作“半人半兽”，那臣民就已经把人完全当人看了，把人和动物明显区分开了，认识到原来被当作动物的那部分人绝对不是动物。这是人类对自身认识上的一大进步。和奴隶相比，已有天壤之别，至少不能将他随便买卖、赠送、处死，他至少可以逃荒、乞讨，也可以拥有自己的财产，如果条件许可，他还可以建造自己的住所、和别人进行商品交换、结婚，最重要的是，如果抓住机会，他还可以改变自己的臣民身份。如历史上分别有姓刘、姓朱、姓毛的几位臣民就成功的把自己变成了皇帝。但臣民仍是被别人统治下的人，仍不能算是人。

真正意义上的人，是公民。只有在人类文明进化到公民阶段，人才可以被称作人。作为公民的人，享有一系列神圣的、不可剥夺的公民权利。他不仅仅拥有财产，还必须拥有自由、地位和尊严。比如任何人不得损害他的人身自由，比如公民拥有国家主人的地位，是国家主权的拥有者，比如人和人的身份一律平等，比如人格尊严不可侵犯等等。只有这些东西被实际享有，你才算得上真正意义上的人，才算“活成人”了，才不能被人家仅仅当作一个身体。

在我看来，当下对中国人最重要的事，就是争取成为为公民。人作为公民，其首要素质，就是要有人的权利意识，要能识破谎言，不受蒙骗，要明白人的标准，自己要把自己当人。不能只满足于吃喝，不能只满足于被人家当作一个身体。如果仅仅满足于做会跑的肉，那和告别动物前的原始人有什么区别？

                                          2008-09-01

12月2日，德国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在柏林总部举行了2008年度佩特拉-凯利奖的颁奖仪式。中国著名律师张思之先生成为本年度的得奖者。德国司法部长齐普里斯，德国绿党以及基金会负责人出席仪式，并对张思之数十年来为中国法治建设作出的巨大贡献深表敬佩。80多岁的张思之在答谢词中，再次强调律师天生就是人权主义者，他将为此继续奋斗。德国之声记者石涛在颁奖典礼之后采访了张思之律师。

有报道说，湖北大学数计学院07级某班近日出台了一个规定，实行“盯人”战术，每名学生都会有一名“神秘同学”在暗中盯梢自己的一言一行。此活动开展以来，效果良好，迟到的同学没有了，提前到教室自习的人大大增加了。

据称，两周前该班推行“小天使计划”。该班男女生数量相当，班长把同学们分成男女两组，每月第一个星期日，同学们从信箱中抽签决定谁是自己的秘密“天使”，当然，他不知道“天使”是谁。这个月，身份严格保密的“天使”要观察“守护对象”，每周班会时在“天使信条”上写下对“守护对象”的一周反馈和想要说的话。据该班班主任说，开展这个活动是为了加强学生间的友谊和互动，同时也是为了加强学风、班风建设。

对于这则令人匪夷所思的新闻，可写的东西委实太多。在与此相关的另一篇专栏文章中，我谈到学生们的个人自治及隐私权的问题，也从奥威尔的“老大哥在看着你”的角度指出“小天使在看着你”将对大学精神造成怎样的损害。不过，在众多思想关联中，我首先想到的却是最近看过的一部德国电影——《浪潮》。

今日世界，多数国家都已经实现了政治民主化。许多人可能认为，当历史翻过黑暗的一页，过去那个血腥而愚昧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了。在这方面，作为人类对未来前景的一个思考参照，德国导演丹尼斯。甘赛尔却透过他的杰出电影《浪潮》（Die Welle）给出了一个惊人的答案——从民主到独裁不过五天时间。

《浪潮》并非完全虚构，如果让我来译这部影片，我也许会称之为“纳粹速成班”。影片根据美国加州帕洛阿尔托市克柏莱高中发生的一段真实历史改编。1967年4月的一节历史课上，有学生向罗恩。琼斯老师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德国人声称，对于屠杀犹太人不知情？为什么无论农民、银行雇员、教师还是医生都声称，他们并不知道集中营里发生的惨剧？”对此，琼斯不知道如何作答，事后他决定做一次实验——在教室里重建一个微型的纳粹德国。琼斯要让他的学生们亲身体会法西斯主义，不仅体会其恐怖，也体会集体主义的魅力。不出琼斯所料，这种“友谊和互动”，可以“加强学风、班风建设”的集体主义让越来越多的学生卷入其中，使他们陷入一种难以自拔的狂热。几天以后学校“告密成风”，有的学生甚至为了“浪潮”的利益出卖父母。琼斯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赶紧为学生们道明这项实验的初衷，并在解散“浪潮”之前一语道破——“我们差点成了优秀的纳粹”。

伏尔泰说：“人人手持心中的圣旗，满面红光地走向罪恶。”不得不承认，世界上许多本质为坏的东西，最初总是以善的面目出现。更不幸的是，很多时候我们虽然身在其中，却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在此，我无意批评湖北大学的这个班实施“小天使计划”的善良初衷，也不去断言这一计划是否像《浪潮》所揭露的问题那样严重，然而，对照中国以及世界历史上那些告密成风的年代里的不幸，也请校方及相关教师不要低估这种盯梢与告密所能唤醒的人性之恶以及随之而来的潜在危险——就在前不久，不是还有老师因为课堂上的言论被学生告发么？不要让那些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孩子认为那种“告密成风”的世界就是我们已经接受的世界，是他们将来需要维护的世界。

其实，这个世界有意义的事情很多，如果相关教师或者校方真想“天使在人间”，真想让学生们在这些天使化身上望见一点美好天堂的影子，还请你们努力培养学生们观察时代生活、监督公共事务的兴趣，而不是教唆他们日日窥视某一位同学的私人生活，只为配合完成一项能体现教育业绩实则为饮鸩止渴的计划。

一言以蔽之，问题的关键仍在于：你们可以借爱之名义让学生们追求“天使的理想”，却无权给他们布置告密这一道“魔鬼的作业”。

李大同（现供职于中国青年报新闻研究所）

编辑要求我介绍几本“新闻人的必读书”。在这个行当里干了近30年，如果真有这样“不读何以干新闻”的书，一定会像兔子一样从记忆里跳出来——可惜，竟然没有！我只好老实回答“好像没有，每个人都不一样”。

“那就写写对你影响比较大的书吧！”编辑又云。我开始拼命回忆，结果有些惨不忍睹。比起今天在书店里琳琅满目厚似砖头的新闻专业著作来，让我们这一代人入门的书籍，顶多算是一些“小册子”，可是，要说这些小册子对我们这一代新闻人没有发生过影响，那就太不厚道了。如今这些颇有纪念意义的入门读物，东借西借，在书架上没剩几本，只能凭记忆来聊聊了。

我1979年开始当记者，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时代。“文革”开始时被迫停刊的《中国青年报》，开始招募复刊后的第一批驻各省记者。此时，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新闻专业毕业生要3年以后才能毕业，报社只能从“自学成才”者中寻觅。这第一批招进来的人，在那个时代堪称不错，大多在当地小有文名，有的还得过省级剧本大奖。我却是凭能说一口蒙古话蒙混过关的，在报纸上没有发表过一个字，更不懂得新闻是什么。在一本供报纸通讯员启蒙的小册子上，我第一次看到，新闻要有“导语”，而导语是一条新闻“最重要的部分”，十分纳闷：“最重要的东西写完了，那下面还罗嗦什么？！”

不懂不怕，无非是需要恶补。当时也出版了一本国内大学使用的“新闻基本理论”，死活读不下去，原因大概在于，这不是作者独立思考的成果，照本宣科，只告诉你“是什么”，而不告诉你“为什么”，这在我看来是不能服人的。我们开始注意有什么国外的书籍。

1980年，新华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报刊的四种理论》。说是小册子一点也不过分，记得才卖5毛钱，灰色封面，还没有小拇指厚，作者是韦尔伯。施拉姆等三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译。这本书实际上是本老书，英文版是1956年出版的。我们也不知道作者是什么人，然而阅读经验却是以往所没有的——我在读完第一遍后，立即开始从头再读第二遍，读完仍意犹未尽。这本书虽然是本理论著作，但同时提供了足够的历史视野，它从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开始：“为什么报刊成了现在的样子？为什么它为不同的目的服务？为什么在不同的国家里报刊的形式又有极大差别？例如，为什么苏联的报刊不同于我们的报刊，而阿根廷的报刊又与英国的报刊不同呢？”很明显，这就是我们入行后要问的问题，以致我一度认为这就是给我们这些初学者写的书。若干年后，我才知道作者和这本书显赫的学术地位。

这本书将当代世界的媒体理论概括为四种：集权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论；社会责任理论和苏维埃理论。其中苏维埃理论是集权主义理论的变种，社会责任理论是自由主义理论的发展和修正。作者旁征博引，叙述精炼而易懂，几乎没有一句废话，堪称文风典范。对我本人而言，这本书的作用，在于引领我进入了一个“共同体”，开始了解这个行当从诞生起的哲学基础、社会物质条件变革以及与社会思潮的联系和互动。它同时也给了我一个历史坐标，即我们现在处于一种什么理论的支配下；而国际新闻共同体从何处走来，正在走向何方。不言而喻，它激发我们这一代新闻人思考：我们的社会责任是什么？我们应当做什么，怎样做？这种冥冥之中的责任感，后来竟支配了我和许多志同道合者的职业生涯。

受到这种新鲜信息的刺激，我们开始遍寻翻译引进的新闻书籍。在那个时代，禁锢犹存，1981年出版的一本黎信先生选译的《西方新闻作品选读》，书后没有价格，还赫然印着“内部读物”四个黑体字。在翻译引进上居功至伟的，要属新华出版社。

1983年，新华出了本《风云人物采访记》（嵇书佩等译），也算是小册子吧，售价0.66元（两年后又出了续集，阿珊译）。同样，我们事先不知道作者奥里亚娜。法拉奇为何方神圣，只是见书就买。阅读体验有目瞪口呆之感。这位意大利女记者采访的都是第一等的国际政治大人物，然而这是在采访吗？唇枪舌剑、步步紧逼、正面强攻、侧翼迂回，遍布陷阱，虎视眈眈，不加掩饰的嘲讽，甚至还有肢体动作，在采访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时，她不得不穿着蒙面黑袍才能会面，又当着霍梅尼的面将黑袍扔在他的脚下，怒斥为“这愚蠢的中世纪破布”。相比之下，对邓小平的采访是她最客气的一次了。可以说，她的采访就是层层剥去大人物的伪装，使其现出原形。

就采访风格和技巧而言，法拉奇是不可复制的。我的疑问是，既然所有的大人物都视她的采访为“一场灾难”，为什么又没有一个人拒绝她的采访，甚至以接受她的采访为荣？以色列的沙龙也许回答了这个问题，在被法拉奇问得焦头烂额之后，沙龙说：“您不好对付，极难对付，但是我喜欢这次不平静的采访，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您一样带着那么多资料来采访我，从来没一个人能像您一样只为准备一次采访而甘冒枪林弹雨。”

我想，是职业气质和职业素质征服了这些大人物，在智力和勇气上，这个身高只有1米55的娇小女人，与这些国王、首相、总理、宗教领袖平起平坐，甚至更胜一筹。而大人物，总是愿意与自己旗鼓相当的人对话。法拉奇捍卫了新闻记者的荣誉。她真正影响了我们这一代新闻人的，不是技巧，正是这种职业记者的气质。

我印象深刻的另一本书是《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1982，苏金琥、董乐山等译），作者是一对父子，埃德温。埃默里和迈克尔。埃默里。这不是小册子，厚达700多页。将近20年后，这本书又在中国出版了第8版（展江、殷文等译），内容几乎增加了一倍，价格则涨了40倍，真正的一块大砖头。为了怀旧，还是买下，几乎拿不动。

美国人写的历史大多好看，本书亦不例外。本书前言的第一句话就吸引了我：“新闻史就是人类长期以来为相互自由传播而斗争的历史——把新闻发掘出来，进行解释，并在交换思想的市场上提出明智的见解。”我下决心读这本大部头的目的是，看看新闻自由是从何发端，经历过何种歧途和磨折，又是怎样发扬光大的。毫无疑问，因为美国开国宪法毫不含糊地规定了国会不得制定“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的法律，因此，美国的新闻史，就是一部新闻自由的“自然史”，它会告诉我们，在新闻自由“自然”成长的历程中，有哪些力量在发生作用，在政治权力和商业利润的压迫或引诱上，新闻界和整个社会能做什么，真正做了什么。

我没有失望。这本书多处看得我心潮澎湃。很难想象在哪个国家，有这样多的上层精英为新闻自由作出卓越贡献。早在美国建国之前（1735年），就发生了著名的报纸发行人约翰。彼得。曾格被控“煽动闹事罪”案，为他辩护并胜诉的是80高龄的律师安德鲁。汉密尔顿。他后来被视为美国英雄，法庭辩辞也成为历史文献：“法庭所面临的问题……并不（仅仅）是那位可怜的印刷商的事业……不是的！它的后果会影响到美洲大陆上的每一个自由人。这是最重要的事业，是自由的事业……这一自由就是把事实真相讲出来，写出来以揭露和反抗专断权力的自由。”而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第三任总统托玛斯。杰斐逊则说：“我已情愿将自己捐献出来，作为一次伟大实验的对象……以证明所谓新闻自由与治理有方的政府互不相容这一借口的欺骗性。”美国新闻自由的一个显著的历程是，这座大厦的每一块砖石，几乎都由诉讼和判决构成，这里有前仆后继的报纸发行人、杰出的编辑、记者、雄辩滔滔的律师和对国家命运深谋远虑的最高法院大法官。

也正是在这种“先天”自由的环境下，美国的媒体经历了自身成长的剧痛，报纸也曾沦为政党的工具，也曾充满谎言、诽谤和恶毒攻击，也曾低级下流，美国社会对媒体的批评从未停止过。也许，这正是新闻自由的必经之途，只要新闻从业者有能力思考和应对，有能力自我完善，新闻自由的大厦就永远不会倒塌。

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前五六年当中，我们大概搜罗到了当时所有翻译引进的新闻方面的书籍，其中既有新闻理论，也有采访、写作技巧，还有相当一部分西方新闻作品选编，每一本书，都有独到之处，引发我们的赞叹和揣摩，譬如那本《外国新闻通讯选评》（长征出版社，黎信、蓝鸿文主编，1985），其中《“老报童”罗伊死了》最让我们津津乐道。而1970年代末以“内部发行”的名义出版的四册《光荣与梦想》（商务印书馆，1978，广州外国语学院美英问题研究室翻译组译），几乎被读烂，后来不得不又买了一套。我们惊叹历史竟能由新闻记者这样生动地写出来，威廉。曼彻斯特一时成为我们心中的偶像，梦想有一天也能像他这样用新闻笔法写出一部历史。

至此，我的新闻启蒙期大概就结束了，这完全是通过阅读完成的，而阅读，肯定是最好的教育。

（二）拨乱反正多曲折

　　粉碎“四人帮”以后，人们都说开始了一个“新时期”。这个“新时期”的特点，从《公羊传》“哀公十四年”找到了根据，叫做“拨乱世，反诸正”。拨“文化大革命”的乱世，反诸社会的正轨。拨乱反正，势在必行。但组织上的“华汪体制”，以思想上、政治上的“两个凡是”为纲领，挟“一举粉碎‘四人帮’”之余威，大树特树对“英明领袖”的个人崇拜，极力在新时期固守旧秩序。因而拨乱反正的阻力重重，步履艰难。
　　
澄清是非何以为准？
　　
开始，为了推翻某些结论或改变某些现象，总是说林彪、“四人帮”篡改毛主席的指示，背着毛主席另搞一套。有些问题既没有“篡改”，也没有“背着”，毛主席的指示和林彪、“四人帮”搞的是一套，并没有两套。于是对语录作出符合当前需要的重新解释。例如，对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吴江在《“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一文中说：“继续革命的主要内容应是文化、技术革命，生产力的革命”，而不是整党内走资派。重新解释可以不止一种，重要的是结论：必须停止“革命的”理论，才能停止“革命的”运动。邓小平也同意作重新解释。后来虽然彻底否定了作为“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但开启重新解释语录的途径，有利于冲击思想僵化的闸门。有些语录又没有重新解释的余地，于是用语录来对付语录。

教育战线上的“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是以毛泽东的有关论述为依据、载入一九七一年八月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又经毛泽东画了圈的，成为压在广大教育工作者身上的大石头。人们强烈要求推翻“两个估计”。一九七七年九月十九日，邓小平和方毅找教育部长刘西尧，以及副部长雍文涛、李琦等人谈话，指出：“对这个《纪要》要进行批判”，但他自己就信心不足：“我提出这个问题，可有人反对哩！”他知道刘西尧等人“东看看，西看看……，怕又跟着我犯‘错误’。”○1一九七五年，教育部长周荣鑫跟着邓小平“犯错误”，在“批邓”中被批斗致死。恐怕他们记忆犹新。这时，教育部仍然犹豫观望。所以，邓小平也推翻不了“两个估计”。直到一九七七年十月，在迟群的笔记本上找到一段一九七一年六月毛泽东的谈话记录：“对十七年不能估计过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好的，是要革命的，拥护社会主义的；反对社会主义的、坏的是少数，很少数。”○2教育部大批判组在《教育战线上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人民日报》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中公布了这一语录。邓小平审阅这篇文章时有一个批示：“我看虽写得不算很好，但可用”。○3文章写得不算很好，语录具有神奇效力，从此“两个估计”才算作废。

如果没有迟群笔记本上的语录，难道“两个估计”就永远不能推翻吗？还有大量的是非需要澄清，又到哪里去找语录？而且，用同样的办法，可以澄清是非，也可以再一次混淆是非。假如有一个权力很大的人，根据自己的需要，又对语录作另外一番解释，又从别的什么人的笔记本上找出几段语录，不是还可以回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两个估计”那里去吗？这样，迫使人们非要作彻底的思考不可。

　　采用迂回曲折的办法，否定了一些荒谬的口号，改变了一些错误的方针，不管讲出什么理由，只要抛弃那些在实际生活中有害的东西，人们总是高兴的。但由于“两个凡是”的束缚，一切都只能在不触动毛泽东神位的前提下、局限在语录标准的范围内进行；也可以说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来纠正毛主席的错误。今天来看，这种局面何其可笑！当时来说，改变这种可笑的局面又何其艰难!

开始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澄清是非，到一定时候，就要寻求从根本上解决：判定一切是非的标准究竟是什么？这就是从个别上升到一般，进入哲学领域了。若是以语录为标准，那么语录本身的是非又以什么为标准？历史的进程和逻辑的追问，最后都在质疑这个先验的语录标准。就像《封神榜》中的斗法一样，“凡是”派放出的法宝是语录标准，反对“凡是”派的人们用什么法宝来破语录标准？志在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人们，苦苦求索，从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思考出发，走向同一的归宿。各个方面的努力聚焦到一点，找到一个威力无穷的法宝，原来马克思主义宝库中有现成的武器——实践是真理的标准。条条道路都通向真理的实践标准。一切领域的争论最后都不可避免地归结到哲学上的争论。在哲学方面，认识论问题尤其是真理标准问题，显得更加突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一经重申，立即擦亮了人们的眼睛，大大解放了思想。关于真理标准问题所引起的热烈讨论，以及这一讨论牵动了大局，都不是偶然的。

在反对“四人帮”的实际斗争中找到了真理的实践标准

北京大学是“梁效”的所在地，为“四人帮”所严密控制的单位。“四人帮”指挥“梁效”，左右舆论，搞乱全国，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粉碎“四人帮”以后，北京大学的群众摩拳擦掌，准备战斗。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五日，以吴德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却来了一个《关于北京大学当前运动的意见》（内容有六条，故简称《六条》），开宗明义第一条就说：“北京大学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抓的点。”这是《六条》中最根本的一条。因为北京大学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抓的点”，其他的一切都不能提了：“四人帮”和迟群、谢静宜的胡作非为就不能揭发，破坏教育的“教育革命”就不能否定，整人的冤假错案就不能平反。《六条》是“两个凡是”的标本。以此为准，只能掩饰一切，捂住盖子，保持原样。中共北京市委一再声称：“《六条》是中央的精神”，“《六条》是正确的，不能反，不能批”等等。北大的群众顶住压力，同颁布《六条》的中共北京市委和执行《六条》的北大党委苦苦斗争了一年。

由于《六条》的压制，北京大学揭批“四人帮”的运动，搞得死气沉沉。粉碎“四人帮”一周年之际，校园里贴出一批大字报，批评中共北京市委，批评北大党委，并系统地批驳《六条》。其中，有一篇《评中共北京市委的〈六条〉》，总结性地写道：“市委的《六条》不符合客观实际，经不起实践的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不管权力多大、嗓门多高，都不可能强迫实践通过错误的意见；犯了错误，不管态度多滑、手法多妙，也不可能逃脱实践对错误的判决。”○4由于不可能从文件上或书本上找到批驳《六条》的根据，只能求助于实践。

最后，中共北京市委承认“《六条》有错误”，执行《六条》的北大党委书记黄辛白被撤换。这是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的胜利。由于实际斗争的需要，推动人们拿起真理的实践标准为武器，去反对“两个凡是”。若是在一九五七年，批评党委、批评市委都将被定为严重的反党活动，打成右派。在一九七七年却导致相反的结局，撤换领导，承认错误。只能说，这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特殊形势下，真理的实践标准发挥了不可抵御的威力。
　　
在研究党史上的路线斗争中找到了真理的实践标准

    一九七七年八月，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提出：“要认真组织力量研究党史，学习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华国锋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将这个任务交给了中央党校。十月九日，在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上，叶剑英也说：“在我们面前摆着一个重大任务，就是研究和编写党史”。当时，中央党校新成立的党史研究室被责成编写中共党史。

从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开始，中央党校在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长胡耀邦的指导下，讨论党史问题。所谓路线斗争史，即共产党的内斗史，历来以权力意志定是非。所谓“三次路线斗争的历史”，即反对刘少奇、反对林彪、反对“四人帮”的三场斗争，也就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这十年的历史充满了歪曲和谬误，但依据“两个凡是”的天条，都是早有定论的。胡耀邦说：“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的讲话，……还要看实践嘛。”“以哪个讲话、哪个文件为依据，不是科学态度，那就不是研究了。”副教育长冯文彬也提出，研究党史要敢于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党史教研室提出一份讨论三次路线斗争的提纲，因袭旧说，胡耀邦很不满意。他指定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负责一个专门小组。这个小组形成一个文件，题目是《关于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从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这个文件确立的“研究应当遵循的原则”，明确地提出：“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明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由路线斗争的实际结果来检验。”○5当时在校学习的八百多名中、高级干部以这个原则为引导，讨论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由于以实践标准为依据，对于“文化大革命”中的是非重新审视，学员们思想活跃，讨论热烈。实际上这是后来在全国范围内发动真理标准讨论的前奏。一九七八年四月，八百多名中、高级干部毕业后分赴全国各地，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种子。

讨论中也有不同意见。某些人认为，研究“文化大革命”必须以中共九大、十大、十一大的文件为依据，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帽子不能摘，天安门事件的案不能翻，等等。思想解放的阻力还是很大。由此引起人们的注意，转向从理论上深入研究真理标准问题。一九七八年二、三月间，理论研究室的吴江和孙长江谈起这个问题。在党史讨论中，胡耀邦原来提出的是两条原则：一，准确地、完整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二，实践是检验路线是非的标准。有些人误以为检验路线是非有两个标准。孙长江觉得有必要说明检验路线是非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实践。他自告奋勇愿意为《理论动态》写一篇文章，澄清一些糊涂认识，发给学员参考。吴江同意，题目定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6

在报纸上澄清是非的过程中找到了真理的实践标准

新闻战线上也在寻求突破。报纸上就老干部是“从民主派到走资派”、“文艺黑线”专政、知识分子是专政对象、按劳分配产生新资产阶级、抓生产是“唯生产力论”等等问题发表文章，澄清是非，总会收到许多读者来信，表示怀疑或反对。他们的根据无非是“毛主席说”，毛主席说的这一句、那一句。
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针对读者的迷思，发表了一篇署名张成的短评，题目是《标准只有一个》，说明：“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还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真理，但不是真理的标准；真理和真理的标准不是一回事。文章只有一千多字，显然说理不够。这一次，照例又收到许多读者来信，指责《人民日报》不该登这样的文章，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是真理的标准，否则，贬低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浙江大学在政治课考试中出了一道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不是真理的标准？”有些学生宁可被扣分，拒不回答，还说：“老师是不是想引导我们犯错误？”有一个系，支部书记以上干部二十多人在讨论真理标准时，只有一个人赞成真理标准是社会实践，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真理标准。却有不少人反对他的意见。可见，事情已经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由于多年来推行语录标准，真理标准是社会实践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常识竟成了异端。新闻界与理论界通力合作，决心就真理标准问题做一番文章。哲学研究所的邢贲思接受《人民日报》理论部的委托，针对读者的疑问，准备撰写《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
   

注：

 ○1见《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 一九八二年）第63-68页。
  ○2见《邓小平年谱》（上）第225页注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
  ○3同上，第234页。
  ○4沈宝祥（中央党校教授）所著《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也注意到了这一事实，称之为“突破”。他在第17页上写道：“在1977年10月，北大青年教师王贵秀等人写的一张《评市委〈六条〉》的大字报，实现了突破。这张大字报指出：‘市委的《六条》不符合客观实际，经不起实践的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不管权力多大、嗓门多高，都不可能强迫实践通过错误的意见；犯了错误，不管态度多滑、手法多妙，也不可能逃脱实践对错误的判决。’”作者注明引自“于光远、胡绩伟等《猛醒的时刻》（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86页。”这本书的这一页，是郭罗基所撰《“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的一部分。文中并没有“北大青年教师王贵秀等人……”的说法。《评中共北京市委的〈六条〉》大字报的作者是郭罗基，不是“王贵秀等人”。在上述文章中并无太大的必要，故我没有说明，但在北大是尽人皆知的。大字报的联署者是北大十二个系、所的负责人，也没有“王贵秀等人”。当时王贵秀和我是站在一起，反对《六条》的，但大字报的写作和署名“王贵秀等人”没有参与。不知沈宝祥教授语出何典？特别是作者在“自序”中自诩：“我努力发扬中国史学的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力求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来记载和述评，而杜绝讳、颂之类的不良学风”。因为自由化分子郭罗基身居海外，而将大字报的作者无中生有地转移到中央党校的同事“王贵秀等人”头上，是“杜绝讳、颂之类的不良学风”吗？与此相关，中央党校出席理论务虚会的共十一人，沈宝祥列出了姓名，又独缺身居海外的阮铭（第327页）。讳之多矣。尽管如此，这本书在其他的方面还是尊重历史的，是迄今为止比较全面、客观地叙述真理标准讨论的著作。史实可信，史识不足。
○5见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第26-28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
○6吴江《十年的路》第36页，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1995年。又见孙长江《我与真理标准讨论的开篇文章》，《百年潮》199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