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2008年6月20日，阴间晴，阵雨

晌午与安县桑枣中学的叶志平校长电话联系，确定次日见面，完成在美国的嫂子交办的作业。。

叶校长已经大名鼎鼎。因为他提前数年频频折腾，终于用原工程资金的两倍，改造了豆腐渣教学楼，从而在毫无预兆的地震中，令700多上课师生无一伤亡。所以我那心软的嫂子读了香港《苹果日报》的报道，唏嘘之余，又是捐款又是写信。其中有言：在当今中国，常识弥足珍贵，良知可抵万金，善良是生命底线。从图片上，看着废墟中成堆砸扁的、鲜色犹存、失去主人的书包，我无法克制弥漫心头的悲哀和愤怒。为什么这些刚刚长成的人芽芽，竟成了邪恶罪孽的替罪羊？全民在灾难后的良知回归，草木藩生，固然令人欣慰，您在灾难前数年躬行大道、悲壮守义、举命关天，绝不与腐烂妥协的践行，是我悲哀与义愤中最大的慰藉。毕竟，在那些灾难降临前的漆黑的白昼，有您，哪怕只有您一个，与完全没有，本质不同。您在漫长平庸时光里孤独的坚守，与灾后的震动与觉醒，意义不同。
这段话使我想起生不逢时的孔子，天不生仲尼，长夜无明灯。相隔几千年，这位叶校长果真还奉有教无类的孔子为师傅？

2008年6月21日，晴间阴，毛毛雨

头天就与我哥大毛约好，今日大早，我们在成都北郊昭脚寺长途汽车站碰面，一起上路。

大毛开一辆雪佛莱越野车，打头好似专职户外摄影师，其实他的专职是牙科医生。出于对不务正业者的担忧，我在云遮雾罩的高速路中，一再提醒“慢点慢点”。透过车窗外的毛毛雨，被抛弃的老公路隐隐约现，令我不禁记起姐姐飞飞，曾密切往返于夫家绵阳和娘家成都，如今两个来钟头的行程，当年要耗大半天。一转眼，她就逝去20年了！而在她出事地点诞生的前妻宋玉，已经离开我4年余。死者与活者在眼下，居然不分彼此，或者浑然如湿漉漉的伤感天气，包裹在我们四周。

我早已不是诗人，可偶尔跟诗人还有交往。在绵阳迎接我们的胖乎乎的老卢，直至今日还写诗。午饭吃牛肉，高能量。咀嚼间，我们还附带谈些诗歌掌故，如某位又发福啦，某位又“诗意地栖居”啦，还有北川县城地震，一下子就覆灭了一个诗社，50多名诗人，等等。接着，大家结伴走桑枣，与新的和老的安县城区擦肩而过。途径此片最著名的黄土坡地震灾民救助站时，大毛仰望火辣辣的大横幅，放慢了车速，我却熟视无睹地强调：回转再来。

阴阳怪气的太阳露脸了，整个天空像随意涂抹的印象派风景，颜料堆得很厚。乱七八糟倒塌的农舍，往来的车辆，连绵不绝的地震棚，还有灾民或行人，都叫天空的颜料给浸透了。我的《底层》日文译者刘燕子说过：这个世道，人与鬼都在匆匆赶路。

下午两点多，车抵桑枣。太阳隐没了，天地人都陷入无边的泥沼。大眼睛老卢，顿时觉得眼皮沉重，像糊满了眼屎；大毛边按喇叭，边探头出窗，在麻木而汹涌的人流中吼开一条道。我粗略观察，街两旁的房屋至高3层，不少墙面垮塌，但由于穿梁之间的拉扯，骨架子还歪歪斜斜立着。而且，饭馆照旧以此为窝点，明目张胆地营业。矮桌子摆放露天，甚至下了街沿；乡民们熙熙攘攘，或坐或站，正大吃大喝。最引人注目的高厨，一扁担身材的瘦男，一两百斤开外的肥女，南北相望，都将锅铲鼓捣得山响。大毛叫道：好大的胆子，敢在地震废墟上吃喝！也不怕房子塌嗦？肥女回应道：吃喝不怕死，怕死不吃喝，老帅哥刹车嘛，里头还有位子。房子塌了不收钱，味道不安逸也不收钱。我问道：不干净不收钱么？却激起一片哄堂大笑：不干不净，吃了不生病！

老卢连连咋舌，继而发表感慨：这就是川菜的精髓所在！中国人，特别是咱们四川人，如泥巴里的泥鳅，虽然没骨头没脑子，生存能力却全球闻名哦！

农贸地摊弯弯曲曲蔓延。在地摊的深处，我们终于寻觅到桑枣中学，打眼看，如一家普通的乡镇企业，入口狭隘，铁栅斑驳。我下车打听叶志平校长，门卫称，昨天晚黑去县城开会了。我吃一惊，嘀咕道：我们已经约定，咋个又变卦？就转而请求面见校长夫人。门卫查验证件，确认了我等身份，再电话请示，放车入内。

过道两旁是玻璃橱窗宣传栏，除了强调爱国和校规，就是中外圣贤语录，孔孟首当其冲，其次是卢梭和爱因斯坦。恍惚记得有“学而时习之”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之类。我们下车，默哀似地经受过一番洗礼，校方代表，年轻而体态圆满的黄主任就浮现了。客套再客套，我们才被引向地震篷布搭建的临时办公点，两台电脑两张桌子，连凳子也没多余的。我简单说明来意，黄主任垂耳聆听毕，才低声说：对不起，叶校长临时有事，不能在校园恭候您。但他亲自委托我接待。捐款和信件也由我负责转交，好不好？我说不好。黄主任说：这也是大家的意思。我说：一笔很小的私人捐款，不需要公事公办。黄主任说：作家同志，您误会了。我说：主任同志，你也误会了。我靠个人写作为生，从来没办过公事。在美国的作家某某，跟我一样，怀疑任何单位和组织的纯洁性。所以她不愿通过种种机构，而是托付朋友，几经辗转，指名道姓，要将这笔钱送达叶校长手中。还申明，这不是地震捐赠，叶校长可以自由支配，补贴家用。就像一个人对一个人表示好感，顺便送点钱财，还需组织批准么？

黄主任脸红了。我顺便问校长夫人在否？黄主任点头。于是在我的再三坚持下，作为学校教员的叶夫人到底露面，不过一发丝花白的瘦小妇女。稍微寒暄，叶夫人就开门见山：我代表叶志平及全家，感谢美国的某某先生，她和她女儿的信，我收下，永远保存；钱，我们真的不能收。请别打断我，教育系统有规定，任何人都不能开这种先例。我迟疑半晌，问：你们咋个处理叶校长名下的捐款呢？
直接打到教育局的账号，由上级统一安排。

怎么个安排法？

学校需要多少，立项目，报预算，教育局审核批准，再拨下来。
本来就是给你们的钱啊，何必绕这么大个圈子？
上级的理由是，桑枣和叶志平出名了，捐款多；可还有更多没名气的受灾学校，捐款少得可怜，要互相平衡一下，端平碗里的水。
不愧为社会主义大家庭嘛。
是的。
可捐款者的意愿呢？谁又去监督教育局呢？
问不了的事儿，就别问。我们是小人物，守好自己的本分和良心，就知足。
这么说来，我真的为难了。没法向美国的朋友交待。
僵持片刻，叶夫人深深地叹气，然后转头与黄主任耳语。在他们背后，游弋着几个身材高大的辽宁特警。其中领头的，干脆靠距此两米远的墙根坐下，心不在焉地摆弄着帽子，眼角却朝这边扫来。
终于，叶夫人下定决心：好吧，老威同志，我和叶志平接受这笔钱，直接用于学校，不上报了。黄主任，你来经手，我来写收据，注明一下这个情况。
待7000人民币的交接完成，我的四肢已有些麻木。

大家都松弛下来，我们方由叶夫人和黄主任陪同，参观了校舍。那座3年折腾8次，一再加固的著名4层教学楼骇然耸立，从外表看，如布满铁栅的集中营。据说室内的承重墙柱都重新浇铸过，我企图闯入验证，黄主任却摆手，告知险情未除。我好奇地问：媒体报道，在4年前，叶校长就力排众议，在校内定期举行地震逃生演习；在3年前，就开始同豆腐渣工程对着干。莫非他具有未卜先知的本领？
叶夫人苦笑道：我们是乡镇中学，条件落后，经常停电，有些调皮娃娃，就趁晚自习捣乱，在漆黑中装神弄鬼，将教室搅成一锅粥。同学们或遭惊吓，或受伤。更有过分者，一再玩火，一再搞出火灾隐患。如果真出事儿，哪个负得起责呀？所以，形势所迫，叶志平就吩咐，每学期，每周，各班定期举行火警疏散演习，出口、楼层、路线都事先规划妥当，老师分工分责。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
火警逃生转眼成了地震逃生。
对呀，老师加学生700多人，一个也没拉下。
不简单。
我跟叶志平几十年，真没看出他有啥子超常能力。至于加固教学楼，我想，每个良心未泯的人，都会和他一样。这次大地震，垮了那么多学校，死了那么多娃娃，是天灾也是人祸，要吸取教训嘛，不能乘机捞名捞利。哎呀，还好夜里没地震！我们的学生宿舍没加固，有不同程度的毁坏，如果半夜三更，就没这么幸运了。
我无话可说，就配合摄影师大毛，在校园里转悠着拍照。3排地震棚搭在操场，千余名学生还在食堂大棚底上课，闷热，潮湿，外人分辨不出年级和班级。我感慨万千地咔嚓，顺便也沾染了少许青春的蓬勃气息。
我不再遗憾没面见叶校长。
我晓得他还有太多的事儿要做。

吴思是最早提出“潜规则”和“血酬定律”的学者，对中国三十年的改革以及近来不断爆发的群体性事件提供不同角度的看法：中国未来走的方向，就是宪政民主的方向。

语调平稳淡定、逻辑清晰明确，吴思演讲时，像经济学者一样划出曲线、分析案例，但他喜欢说自己用的是生态学方法。他的历史著作《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台版《潜规则：中国历史上的进退游戏》）、《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台版《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上的生存游戏》）是中国近几年的畅销书，目前他担任中国敢于突破言论和历史研究禁区的《炎黄春秋》杂志的执行主编。最近，吴思在香港大学公开演讲，这个非学院派的学者大胆而另辟蹊径的学说，折服了许多人。

让吴思在中国知识界声名鹊起的，是一个叫做“潜规则”的名词，它指明了中国社会习俗中的幽暗角落，切中中国历史上制度改进屡屡失败的根源。因为它对中国现实强有力的解释力，这个原本用来研究、分析历史现象的词汇，迅速走红，变成中国媒体的常用词汇、寻常百姓的口头禅。“潜规则”其实就是灰色规则、内部章程，指没有正式规定但在某些人群中被普遍遵守的规则。潜规则通常有不法、不道德、或者其他不能明说的内容，比如给官员送红包，再如近几年中国奶业普遍出现的添加三聚氰胺现象。

后来，吴思还进一步提出潜规则的元规则——“血酬定律”。所谓血酬定律，简单来说就是：暴力者、最强者说了算，虽然暴力集团（强盗、土匪、军阀等）不创造价值，但却控制生产集团获得以暴力换来的血酬、进而以国家政策合法掠夺的法酬。吴思用这个定律以全新的眼光解释中国历史：比如春秋战国的封建制度为何无法延续下去；也富有说服力地解释了中国当下许多怪现状的症结，比如中国接连不断的煤矿事故、毒奶粉事件。

从潜规则到血酬定律，吴思头脑里对应或者说反抗的，其实是从小被灌输的、一度坚信不疑的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尤其是“生产决定上层基础，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的教条。一九九六年开始，吴思开始较有系统地读史、论史，他在二十四史和近现代世界史中看到与此迥然相异的故事，好奇心促使他单刀直入，单枪匹马也要探个究竟。

尽管如此，吴思还是给自己的学说划出一条明确的分界线：在资本主义时代，血酬定律失效。因为那时，生产集团控制了暴力集团，只有暴力被规训，权利才获得释放。中国当前的社会状况，用“官僚资本主义”政治不正确（因为它是中共号称要打倒的国民党统治下的“三座大山”之一），也有人用权贵资本主义，但吴思认为，更准确的叫法应该是资本—官家主义。中国历史一路下来，明朝时候是朱元璋建构的小农官家主义，后来发展成地主（乡绅）官家主义，清末以农业为主的格局开始松动，逐步出现工商官家主义。现在的资本—官家主义跟以前一样，核心还是官家说了算，因而其实没有跳脱血酬定律的历史阶段。而只有当官家退场，生产集团控制暴力机器，才可能出现真正的资本民主主义。

虽然吴思创造了许多新名词，但他说这是很无奈的做法，因为实在没有适当的既有词汇可以准确定义一些复杂但真实的情况，尤其是中国特有的情况。近年致力于重新把《圣经》翻译成中文的著名学者冯象，他对现代汉语的这种创造性抱持乐观态度。现代汉语从古文中解放出来的时间不超过一百年，中文的创造力需要学者、文学家去不断开拓疆界。从这个角度看，吴思的论述让人看到了颇为成功的词汇创新可能性。

在摇摇晃晃的香港地铁里，吴思突然问记者：“你们觉得找到归宿了吗？”“什么叫归宿？”记者不解其问。他很认真地答道：“归宿，就是那种可以认真生活下去的安定感，我觉得香港是有的。但我还没有找到。”无论面对历史还是现实，吴思的思考轨迹，还没有跨过那条历史的鸿沟。以下是亚洲周刊对吴思的专访摘要：

从潜规则和血酬定律的角度，你怎么看中国这三十年的改革？

潜规则和血酬定律大量借用了生态学和进化论的比喻。用生态学和进化论的框架来看，三十年前，中国社会的物种非常稀少：没有农民，只有人民公社社员，不是相对于地主或国家意义上的自耕农；没有工人，只有官办企业的职工，他们是国家雇佣来做工的雇员，不是相对于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最大的物种是公社社员、国家职工、干部、知识分子（也是国家雇佣），国家体现为一个全面、完整的官僚控制的整体，一切都是官家的。这种状体持续了几十年，社员种植的粮食养活不了自己，职工生产的产品严重浪费、效率极低，在世界市场上没有竞争力，国内工业品严重短缺。一闹文革，官员的日子也不好过了，谁都觉得不好。

然后改革开始，最先突破的就是社员，社员变成自耕农，新的物种出现了，他们中间又分化出个体户、乡镇企业工人、乡镇企业商人、资本家。此外，农民中还分化出最纯正的无产阶级——农民工，剩下的小农在坚守，但是他们的产出、质量依然远远超过之前的公社社员。

城市职工和官员成长路径和农村不同，体制先没动，体制外出现一批回城知青、劳改释放犯、待业青年，旧有的体制、官家的工商业吸纳不了他们，成为个体户。海外的也让回来了，他们办起了私营商业。体制外成长起了一棵大树。这些个体户、海外资金汇聚起来，形成强大的民营企业群体，分化出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个体户、中产阶级、白领。整个产出占据了半壁江山，使得原有的官家企业相对萎缩，剩下几个大企业靠垄断吃法酬（暴力集团建立并维护的制度收益）。

原来无所不包的大一统体制在政治上、经济上全面松动。意识形态上开始松动，从原来的阶级斗争到三个代表到和谐社会，是在放给民间更多的权利。政治上资本家开始入党，党内也从一个人说了算变成有简单的制衡，大致顺畅的接班人制度、到点退休。原来官家巨大的、充满整个天下的庞大物种在权力方面缩小了，出现了丰富、复杂、更有创造力的多样生态。这有两大好处，一是稳定，物种越多越稳定；二是变异多、创新多，容易出现更有效率的东西。这种充沛的创造力造就中国崛起。

那你怎么看待近年不断增多的群体性事件？

其实是在调整利益边界。以前的争执主要发生在税费的边界上，后来取消农业税，基层政府更缺钱了，于是重点转向土地伸手。农民的土地产权边界一向模糊，最近几年农民的抗争一直围绕着土地权益。这种收益没说不是农民的，但也一直没说是农民的。这种模糊地带最容易出事。就在竞争、争夺之中，才能把每个利益边界划分清楚，最后形成法规，清楚了才不争。这个过程本身就是物种越来越丰富、各个物种形成自己权利边界的过程。若能通过正常的投票、游行来表达，那就比较和平，但这些都被禁止了，就只能去打扁担、烧房子，就只能去上访，上访不行就杀人、爆炸，什么合算、什么有效，就用什么手段。

但这些事件似乎并没有造成一种明显的社会断裂。你怎么看中国社会的这种弹性？

中国农民的承受力之强、政府维持稳定的生命力之强，让人吃惊。我在取消农业税之前到农村做详细调研，了解到农民实际的负担高达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远远超过规定的百分之五。按照中国历朝历代的经验，负担到这个程度就不行了，就会抛荒会出现流民，随时准备玩命，天下大乱。明朝的经验就是如此。但是现在流民进工厂了，不仅没有成为不安定的力量，还把在城里挣到的钱寄回家乡，所以乡政府从四五十人膨胀到二百人，搜刮掉了老底还有东西可捞。这是因为出现了一个新的、沿海的经济增长，新的经济增长来自哪里？第一来自海外的资金和市场，第二是模仿新的技术，第三来自模仿新的制度——公司、市场、新型外贸制度。这些历朝历代都是没有的，海外的新东西为中国的转型提供了巨大的空间，这是开放带来的好处，模仿、汲取国外的新东西带来的好处。

后来一刀切取消农业税，剪断搭车收费，对付不断膨胀的官员，把农村领域的官民关系理顺了，农民日子一下子好过了，开始复苏，种地变得合算了，产出高了，一些农民工开始回流了，还可以在城里要求涨工资了，你不涨回去种地了，出现了民工荒，有了跟资本家讨价还价的能力。这也让人大吃一惊。

明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六十周年，在历史河流里，你怎么看待这六十年，中国未来走向哪里是否看得出脉络？

谈论中国的未来，不能不看现在的台湾、韩国、日本。短期说不清楚，十年八年偶然性太大，什么事都可能有，哪个方向都有。但长期来说，用一两代人的时间来计算，大概就是那个方向，越靠越拢，越靠越近。我们过去一代人两代人，也是很清楚的，走了一个弯路，立刻退回，退到失败的起点，重新起步。以后也是一样，走错了，还得回来重走，走对了一路走下去。走的方向，就是台湾、韩国、日本的宪政民主方向。

吴思小档案

一九五七年生于北京。一九七八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农民日报》，先后任机动记者组记者、群工部副主任、总编室副主任。一九九三年，出任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桥》杂志社副社长兼中文版主编。一九九六年底至今，在《炎黄春秋》杂志，任执行主编，副社长。

著有：《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试验》、《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二零零一）、《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二零零三）、《隐蔽的秩序》（二零零四）等作品，在中国引起广泛影响。

民主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资讯渠道日益发达的今天，中国人已经逐渐觉醒，纷纷认识到民主制度对自己的重要性。近几年，各种维权行动在中国大地上风起云涌，如果说瓮安骚乱和陇南骚乱是官逼民反的维权行动，那么，深圳民主人士无所畏惧地走上街头呼吁中共当局进行政治改革则是无人逼迫的自觉行动。在专制主义阴影笼罩的中国，这种行为显得尤其难能可贵。

今年时值改革开放30周年，11月18日，包括李铁和杨勇在内的深圳民主人士首度自发走上街头，散发他们参与起草的《国家改革建议书》，并对中国下一步政治体制改革方向、路线向民众进行调查采访。这是自”六四”之后少有的景观，让曾经对中国人丧失信心的群体重新看到了中国迈向民主的新希望。

深圳虽然在中国的城市中有着强大的经济实力，但在政治方面却比其它二线城市更缺乏自由，那里的警察思想更为保守落后。在看到李铁等人走上街头的消息之后，深圳警方于11月20日对李铁、杨勇、谢潇英、陈巨峰等人进行了传讯，他们在派出所被扣押7个小时后才得以释放。李铁等人上街所做的民主宣传活动完全是合理合法的，深圳警方对他们进行传讯明显有悖法律精神，事后，警方自己也承认带走他们问话的程序不当。那次活动的参与者向媒体表示，如果活动有意义还会再次进行。

民主勇士果不食言，在深圳警方的强大压力下，他们于11月29日再度走上街头，呼吁中共当局进行政治改革，并免费派发《国家改革建议书》，继续向民众传递自由民主理念。据李铁介绍，在当天早上，警方曾打电话问他那天是否有活动，毫不畏惧的李铁直言不讳地告诉警方自己的活动安排，并决定依然按照原定计划进行。

当天上午11点多钟，李铁、杨勇、陈书伟、章星球、李健等人就在预定的地点集合，简单介绍了一下活动内容之后，就一起向莲花山公园进发，在莲花山公园向市民大胆派发《国家改革建议书》。他们印制的《国家改革建议书》达5000份，每本建议书还附有三份反馈表。他们的行动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沉沉的一袋子”建议书”很快就派发一空，然后，他们又举着”建议书”在邓小平像前合影，期待中国的改革不应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而应扩展到政治领域，进行不折不扣的政治体制改革。

参与此次行动的人比以前更多，除李铁、杨勇之外，刘德军等外地维权人士也加入其中，就连一向低调的民主人士郭永丰也义无反顾地和他们一起举起了象征要求公民应拥有选举权的牌子。从网上发布的此次活动的图片看，很多民众不再是谈”政”色变，而是积极接受民主勇士们派发的资料，并仔细地阅读。而民主勇士们也一个个笑容满面、大义凛然，你丝毫看不出他们是身处极权体制之下。

一位民众在11于29日下午迅即发给了李铁一封电子邮件，称他们的行动让自己看见了一缕民主的希望之光。这无疑会让李铁等人感到无比的快慰，相信对他们行动表示赞许的民众还有很多，只要他们能在今后再次走上街头，一定会有更多的民众自觉地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一同为促进中国的民主进程而努力。

深圳作为中国的经济特区，在很多方面确实较其它城市要自由，但在意识形态领域，它和上海一样，管制得可谓是异常严厉。深圳虽然和广州挨得很近，但媒体的自由程度却完全不能同日而语，《南方都市报》等媒体因为大胆敢言而蜚声海内外，而《深圳特区报》等媒体却没有哪一天不是以歌功颂德为主旋律。深圳在经济发展的背后是文化的堕落，在熟悉深圳这种状况的人眼中，深圳这座城市无疑是一个畸形儿。

深圳的官场较之其它地方更为腐败，一个级别不高的龙岗区公安局副局长都能轻而易举地贪污上亿元资金，深圳官场的高官腐败程度便可想而知了。深圳的公安部门在官员的豢养下，早已经加入到了集体腐败的洪流之中。深圳宝安区的国保曾在审问我的过程中向我透露，他们的基本工资是每个月8千块，因此，他们所抽的香烟都是金装芙蓉王，难怪他们在抓捕异议人士和民主人士的时候那般卖力。

深圳警方在11月29日一早就打电话给李铁，很明显是已经掌握了李铁等人将要进行活动的信息。据我所知，深圳的”敏感”人士电话都被警方窃听，你只要有什么消息通过电话传递，他们就一定能知道。民主人士郭永丰等人的电话是24小时被窃听，因此，他们的一举一动警方都尽在掌握，李铁的电话也绝不例外。深圳警方的这种龌龊行为是对公民隐私权的公然侵犯，严重损害着警察群体的形象以及警民关系，让人看到了深圳警方彻头彻尾的流氓嘴脸。

专制体制的统治者在面对事实真相以及民众的民主诉求时，往往表现得异常虚弱，最高院对杨佳案的终审复核结果让人看到了中国法治的悲哀，而深圳警方在民主人士走上街头后的报复行动更证明这个国家的公民毫无政治自由可言。11月30日，深圳警方和民政局工作人员共8人公然闯入民主人士郭永丰的家，抄走了他的一部笔记本电脑和台式电脑。警方称郭永丰所在的公民监政会是非法组织，警告他不要以公民监政会的名义在外面从事任何民主活动。很明显，对郭永丰之所以采取这种措施与他在头一天和李铁等人走上街头进行民主活动有莫大的关系，这对原本就已经生活拮据的郭永丰来讲无疑是雪上加霜。

正如那位发电子邮件给李铁的民众所言，李铁、杨勇等民主人士的走上街头让人看到了中国走向民主的希望之光，每一个渴望自由民主的中国人都没有理由不为他们这群民主勇士的行为叫好。深圳警方对民主人士的打击报复行动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倒行逆施行为，必然为民众所唾弃。只有宪政民主制度才能保证公民的基本人权得到尊重，也只有积极参与民主活动的人多了，中国的民主才有希望，但愿李铁等人是点燃中国民众追求自由民主的一粒火种。

2008年12月1日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居大陆。

1980年，法国作家罗兰。巴特穿过法兰西学院门前的大街时，被一辆洗衣店的卡车撞倒。

在巴特声名卓著的岁月里，法国电视台的记者还在追问他是否想写小说，巴特不置可否的回答还给人们留有希望。巴特的死，使不少人存有的遗憾是没有看到这位激进的先锋派批评家写作一部文学作品。

“文学批评终究不能证明一个人存在的价值，即使像巴特这样的一代大师，人们也指望他能再努力一把，弄出一部小说之类的作品来证明他是真正的大师。”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向南方周末记者描述文学批评在西方的景况。“但不管如何，文学批评在西方总能在学术界内部占据要津，在文学刊物和大学系统里起思想的主导作用。”

11月14日，“第一届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家奖”颁奖典礼在温州举行。

隆重地专门给批评家颁奖，这是第一次。在18位候选人中，经过11位评委记名投票，以超过三分之二得票为通过，有12位批评家获“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家奖”。

作家莫言主持颁奖仪式。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走上台，从作家贾平凹手中接受为他颁发的批评家奖。上台领奖的批评家还有南帆、陈晓明、洪治纲、蔡翔、谢有顺、王尧等，而上台颁奖的作家还有苏童、李洱、阿来、舒婷、范小青等。

陈思和发表获奖感言：“作家与评论家就像大道两旁的树，它们之间各有规律，各成体系，不是对立的、依附的，一方为另一方服务的，而是谋求一种互为感应、声气相求的关系。多少年过去，我的批评观没有丝毫改变，倒是文学与文学评论的关系由静止凝固的道边树，逐渐变成了苍茫天穹下游动不息的精神游魂了。”

颁奖会次日，“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与批评”高峰论坛举行，来自全国的三十多位主力批评家和作家出席这次论坛。

在三天的时间里，众多作家和批评家聚集一起，对话文学与批评的关系：在最近的三十年里，文学与批评之间究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文学与批评之间应该建立怎样的新关系？

1980年代前 权力化“替意识形态管理文艺”

作家苏童对于作家、批评家各自的工作和使命有一个比喻：“作家和批评家就像铁路路基上面两条并行的铁轨，它们都有自己的延伸，都有各自的负载，它们永远也不会重叠，却共同承载着文学这个列车。”

陈思和在半生的批评生涯中见证了文学批评的嬗变。

1978年，陈思和迈进复旦大学的校门。同在复旦大学读书的卢新华写出短篇小说《伤痕》张贴在学校壁报上，不久小说被转投至《文汇报》发表。陈思和也试着将一篇同时贴在壁报上支持《伤痕》的评论文章投寄给报社。当时《文汇报》文艺版的编辑褚钰泉在《伤痕》发表的第二周就组织了一个版面的争鸣文章，陈思和的文章作为支持的意见发表在头条。那时陈思和很兴奋，从此他确立了走文学评论的道路。

当代文学批评有着自己的价值取向和话语方式。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强调：“文艺界的主要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提出：“批评是实现对文艺工作的思想领导的一个重要方法”。

“以前文学批评的功能主要是意识形态对文学的管理。”陈思和说，“1950年代，老一辈文学批评家，都是文艺报刊的主编，宣传和文化部门的领导，他们是主管文艺家协会的领导者，同时也是理论家，他们当时的文学批评主要职责是指导文学创作，引导意识形态，如果偏离了就会受到批判。”

到了陈思和从事文学批评的时候，文学批评的“意识形态管理功能渐已消失”。“大概像别林斯基时代的俄罗斯文学，像勃兰兑斯时代的北欧文学，像周扬时代的中国文学，文学批评家拥有巨大的话语权力和社会影响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陈思和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

1980年代 个人化“挑选自己的批评武器”

1980年代是文学批评的黄金时代。用陈思和的话说：“那时的冲动在于，既然有了更加新、更加符合社会发展趋向的意识形态，我们就大胆地跨出思想牢笼，选择更新的思想理论和方法。所谓新方法、新思维、新术语都是在1980年代中期产生的，是在激烈的论争中产生的。我们做文学批评的人，首先就要去为自己选择。选择文学的方法、观念和模式，也是在挑选自己的批评武器。”

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吴俊把活跃在1980年代的批评家称作是“文学现场的独立批评家”。“所谓独立是指批评家立场的个人化，没有过多卷入判断之外的利益关系中去而影响到批评的纯粹性。所谓文学现场的批评是指批评家对当下文学发生或生成的同时、同步地介入和在场的姿态。”

在吴俊看来，那时候的文学批评家很多也是当时最出色的文学精英，他们引领了一个时代的文学走向，塑造了一个时代的文学格局。

1984年12月《上海文学》召开了“杭州会议”，这次会议之后兴起“寻根文学”潮流。当时《上海文学》刚发表了阿城的处女作《棋王》，《棋王》的叙事方式和文化内涵引起震动。“杭州会议”由《上海文学》、浙江文艺出版社和《西湖》杂志联合召开。当时邀请的作家，有李陀、陈建功、郑万隆、阿城、韩少功、李庆西、李杭育、陈村、曹冠龙等，评论家则有黄子平、陈平原、周介人、蔡翔、季红真、鲁枢元、徐俊西、吴亮、程德培、陈思和、许子东、南帆、宋耀良等。“这次会议不约而同的话题之一，即是‘文化’。记得北京作家谈得最兴起的是京城文化乃至北方文化，韩少功则谈楚文化，看得出他对文化和文学的思考由来已久并胸有成竹，李杭育则谈他的吴越文化。而由地域文化则引申至文化和文学的关系。李陀曾是现代派的积极鼓吹者和倡导者，此时他对盲目模仿西方的现象作出有力批评。”

不久韩少功在《作家》杂志发表《文学的根》一文，明确提出了“寻根”一词。稍后，阿城、郑义等人在《文艺报》撰文展开文化讨论，标志着“寻根”文学真正开始兴起。“寻根文学的出现使新时期文学从反思文学、伤痕文学，真正转到文学本体意义上来。”吴俊说。

“我在新时期文学批评的黄金时代进入文学批评。我也目睹了新时期文学批评的巅峰人物和巅峰状态，这种体验使我对后来的文学批评有点悲哀，但也很快就易于平静了。”吴俊说。

1990年代后 边缘化“学院崛起，骂派成风”

进入1990年代，由于社会环境产生的变化，众多批评家纷纷撤离文学前沿，另谋出路。

批评家南帆对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现实的描述是：杂志退隐，学院崛起；思想淡出，学术登场。“1980年代的学院还在沉睡，文学杂志收容了我们对于文学的激情。”“进入1990年代之后，在漫卷的经济大潮中，文学杂志风光不再，甚至难以为继。文学杂志的衰落使它们承担不了组织文学的重任。批评家星散而去，大部分转到学院的大纛之下。”

学院的崛起是1990年代后的一个重大文化事件。从物质到荣誉，学院都开始显出号召力。教授、博士、课题、研究基金——这些学院体制的产物同时包含了收入和社会待遇。经过严谨的分类和切割，文学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由学院的文学系负责研究。这时，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显示了微妙然而重要的差别。

在南帆看来，“学院必须研究‘硬’知识，必须提交‘科学论断’。对于文学研究来说，一个结论必须是故纸堆里翻出来的，而不是拍拍脑袋想出来的。游谈无根被视为肤浅的标志，注释的数量代表了扎实的程度。于是，‘学院派’再也不是一个贬义词，学院体制正在显示出愈来愈强的控制力；一大批批评家改弦更张，中规中矩地当教授去了。”“在中国，文学批评并不仅仅是在社会公众的视野里显得低三下四，就是在文学圈内也不过是无足轻重的角色。文学批评在出版社那里遭到的冷遇足以挫伤批评家残存的自信，少有几家出版社愿意赔着本出批评文集。”批评家、北大教授陈晓明如是说。

按照陈晓明的分析，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没有自身的独立位置和理论品格：“有些人正在致力于在理论知识的运用与生存之道的稳妥、有利可图之间找到平衡。精明、圆滑，正在理论话语的字里行间蔓延，正在使理论话语变得不伦不类、自相矛盾。”

陈晓明对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批评是：一直在两个极端摇摆，除了扮演棍子的角色，再就是附庸。“随着意识形态起绝对支配作用时代的结束，棍子的角色已经无须扮演。但棍子变成刺头，在新闻媒介的推波助澜下，骂派批评风行一时。”

陈晓明不否认骂派批评有其存在的理由与价值，特别是当今中国批评软弱无力，骂派批评表现了批评少有的锋芒，针砭时事起到其他批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骂派批评只是批评的一种存在，如果骂派批评成为批评界的主流，唯马首是瞻，刊物和媒体围着骂派旋转，这不能说是文学批评觉醒的标志。长此以往，批评实则成为媒体的附庸，满足于制造一些轰动效应，过把文化明星的瘾，沉醉于油滑和恶搞的胡闹繁华。”

 

 

这里有大逆不道的幽默，尤其是献给以色列建国60周年，献得不怀好意。用以色列导演艾朗的话说，“我用五颜六色包装一个有点黑暗的故事”。用国防部长夫人米拉的话说，“我们的国家过分了”。

起因是国防部长乔迁新居，离巴勒斯坦的边界不远。对面是一个寡妇，靠着父亲留下来的一片柠檬果园为生。军方认为，树林容易藏匿恐怖分子，威胁到部长的安全，也就威胁到国家的安全。于是部长下令，要砍掉他这位阿拉伯邻居的果园。

影片开头，萨玛制作柠檬汁的镜头，很是诱人。对中东来说，橄榄树和葡萄园是更意味深长的。但导演说，我恰恰选了柠檬树，来和一个国家对抗。因为柠檬是特别的，在迦南文化的意味里是不起眼的。就像一个寡妇。

但电影的动人，是导演依然给了萨玛一个以色列文化中不可漠视的身份，她是一个寡妇。其实不是柠檬树与国防部长的对峙，而是一个寡妇，如何站在国家面前，企图守护自己的家园。萨玛的坚韧，换成中国的话说，是把一个欺负寡妇的国家，变成了孤家寡人。

萨玛的寡妇身份，像一记耳光，是对以色列人的莫大讽刺。因为自摩西律法中写下“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在旧约圣经中，共有55次提到寡妇。寡妇显然被作为弱势人群的象征。以旧约的政治哲学说，国家存在的主要目的，就是“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辨屈”。先知指责审判官的不义，就说，“他们不为孤儿伸冤，寡妇的案件也不得呈到他们面前”。 而约伯为自己的公义辩护时，他略显夸张地举证，说“我从出母腹就扶助寡妇”，从不让寡妇眼中失望。

律法书中，也不厌其烦地教导以色列人：

“不可亏负寄居的和孤儿寡妇，不可以强暴待他们”。

“不可欺压寡妇、孤儿、寄居的和贫穷人”。

“你不可向寄居的和孤儿屈枉正直，也不可拿寡妇的衣裳作当头”。

不但如此，旧约要求以色列人，为着怜悯而约束自己的财产权。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下了一捆，就不可回去再取。收获也不可割尽田角。摘葡萄，掉在地上的，也不可捡拾。耶和华神说，这些都要留给你们中间寄居的与孤儿寡妇。

电影说的，正是一个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拿寡妇的衣裳作当头”的故事。以色列人回到两千年前的故居，他们对土地的权利，依据的不是通常的国际法标准。而是旧约圣经中上帝的应许。但导演以此片献给自己的祖国，说，看我们都做了什么。我们背弃摩西的律法，苦待一个寄居在我们中间的寡妇。两千年来，我们天天梦想回到应许之地，今天回来了，却无法按着这应许，遵循上帝的公义。

后来在新约圣经中，寡妇也被提及了31次。使徒雅各说，信心必须要有行为，换言之，知行合一才算真正的敬虔。他举出的第一个敬虔行为，“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使徒保罗，论到教会的慈善和怜悯工作时，说得最多的，也是照顾寡妇。而基督指责以色列宗教领袖的假冒为善时，首先也说，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侵吞寡妇的家产”。艾朗作为一个犹太导演，他的辛辣与幽默，似乎是在两千年后，继续着这一对自己族人的指控。

萨玛决定打官司，在军事法庭败诉后，再向最高法院上诉。这仿佛像我们的秋菊打官司。但萨玛要的不只是一个说法，她渴望守护的，其实是她作为一个寡妇的全部记忆。我们的财产是我们人格内涵的延展，是记忆和关系的承载物。每个人的私有财产，都意味着一个一面独立、一面又向着他人开放的世界。侵犯财产，就是侵犯人格。当你的财产被侵害，就是你被侵害。这就是财产权的意义。

萨玛活在一个孤独的世界里，柠檬果园，是她与这个世界发生关系的唯一纽带。这个纽带包含了、但并不限于物质生存的需要。就像帮她家打理了半辈子果园的老伯，在法庭上动情地说，这是以色列，不，这是全世界最肥沃的土地。我从来不用化肥，因为你需要爱它们，和它们说话。它们就会长出最美的柠檬。

不理解财产权与人格内涵的关系，停在一个唯物主义的层面，就很难尊重古今中外“钉子户”们的坚韧与孤独。

萨玛在自己的阿拉伯人社群里，作为一个寡妇，也是孤独的。她在社区中的意义，就是死去丈夫的纪念品。换言之，萨玛被降低为了一项承载记忆和关系的财产。她是、且只是她丈夫的人格内涵的延展。导演对女性在阿拉伯人文化中被漠视的批判，也没有客气。

除了寡妇与国家的对峙，电影的另一个主题，就是女性主义的视角。部长夫人米拉，是另一个有意思的角色。她的丈夫忙着军机大事，她不能生育，收养的女儿也离开了。她在婚姻中的孤独，一点不亚于萨玛。米拉也不忍心毁掉邻居的果园。电影中，有许多次米拉与萨玛隔着围墙对视的镜头。这样的对视，似乎撞击了两个咫尺天涯的女性之间、相同的情怀。一个是寡妇，一个是活寡妇。米拉渐渐反感丈夫欺压一个寡妇的权势。直到她对记者朋友说出了那句话。

被媒体捅出来后，丈夫逼着她签字，否认说过“我们的国家过分了”，准备起诉报社。后来米拉不顾反对，去旁听了萨玛案子的开庭。法庭上，出人意外地，也是一个女法官。导演的幽默是颇有现实感的。在以色列社会，女人居然可以成为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只是女人作了大法官，并不意味着国家就不欺负一个寡妇。

（最高法院的女法官，背后刻着至圣所的金灯台）

法庭作了折中的判决，一半的柠檬树被“修剪”到几十公分高，部长家也修起了高高的铁墙。世界再一次被切割了。或者说，当财产权的独立与开放性被切割，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被切割。片末，萨玛和米拉都离开了自己的家。惟独留下国防部长，孤零零地坐在密不透风的防暴设施里，像一个真正的寡妇。

萨玛的律师开庭前，对记者引用了大卫战胜巨人歌利亚的故事。在《诗篇》中，大卫预言说，“神在他的圣所作孤儿的父，作寡妇的伸冤者”。他的儿子所罗门写下，“耶和华必拆毁骄傲人的家，却要立定寡妇的地界”。

其实寡妇的地界，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地界，也是地上万族的地界。如导演所说，这电影不是关于政治的。政治只是我们生存处境的一部分。是每个人的人格延展、相交的一种空间。政治或者促动、或者妨碍这种人格的延展。但政治从来不是一个单独的议题。建国60年的意思，就是一个族群彼此生命相交、人格延伸了长达60年。因此孤独的人并不可耻。但一个充满孤独者的国家，是可耻的。

德国绿党的海恩瑞希鲍尔基金会，昨晚颁发彼特拉凯利奖给高龄81岁的中国律师张思之，表彰他为捍卫人权、建立中国法治和律师体系所做的努力，仪式盛大而隆重。

有「中国律师良心」之称的张思之，反右运动期间被判15年的劳改，重新执业后曾为「四人帮」、六四学生运动领袖王军涛、前中共总书记赵紫杨的秘书鲍彤、异议人士魏京生、维权律师郑恩宠、以及「往事并不如烟」的作家章贻和等人辩护，不畏权势和政治的敏感，是许多年轻中国律师心目中的榜样。

德国司法部长赛普利斯（BrigitteZypries）在致讚词时表示，张思之不仅为天安门事件的学生、异议份子和西藏僧侣担任辩护律师，也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为泄漏国家机密罪申请无罪释放的第一位律师，除了需要勇气，由此也可见中国的法治尚未发达。

赛普利斯指出，张思之数十年来为自由和正义奋斗，为了个人的信念必须忍受劳改和国家的监视，即使许多无罪的当事人被判刑，张思之还是一点也不气馁，因为他相信还是有改变的可能，让人印象深刻。

昨晚的颁奖仪式盛大而隆重，满头白发的张思之面对现场上百位柏林的政要和媒体代表，难掩内心的激动，一再强调这座奖不仅对他个人，对所有中国律师来说都是很大的鼓励，谦称自己只是尽了律师的责任。

张思之说，他从小受到的教育是「不自由毋宁死」，身为中国律师，本来就应该关心人权，尽管现实情况下谈人权有难度，中国律师更应该把担子挑起来。

德国绿党的海恩瑞希鲍尔基金会（HeinrichBoell Foundation），每两年颁发一次彼特拉凯利（Petra Kelly）奖，表彰的是为人权、非暴力和环保奋斗不懈的各国人士，过去几届的得主包括肯亚的环保健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阿萨伊（WangariMaathai）、以及俄罗斯知名维权律师施密特（JuriSchmidt）。

彼特拉凯利是德国绿党的创始人和精神象徵，毕生致力反战、人权和男女平等，是最早开始注意西藏问题的欧洲政治人物之一，90年代初也曾在国会为台湾仗义执言。

海恩瑞希鲍尔基金会驻北京办公室主任阿特迈尔（ KatrinAltmeyer）告诉中央社，张思之追求司法独立，一生见证近代中国的变化，在改革开放30周年的此刻，颁奖给他特别有意义。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关于网络作家兼活动家郭泉被拘押的紧急行动通报
2008年12月2日
紧急行动网络2008年第63号
 
中国：网络作家兼活动家被拘捕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严重关注，网络作家兼活动家郭泉据报于2008年11月13日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被拘捕而遭关押。国际笔会狱委担忧，郭泉可能因其网络作品而被关押，呼吁如属实应根据中国已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立即无条件释放他。
 
据国际笔会狱委信息，郭泉于2008年11月13日在江苏省省会南京的家中被捕。他的妻子说，他被控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一个常用来打压异议分子的罪名。人们担忧他因其在博客中表达的观点而遭拘捕，其中据称呼吁民主及批评南京政府决定在该城建立一座化工厂。另有人怀疑，相关指控可能与他于2007年12月组建一个新政党——中国新民党所起的作用有关。
 
警方在拘捕郭泉时没收了的文章及电脑。据信，郭泉目前被关押在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
 
郭泉以前曾被中国当局拘捕过，如2008年5月以“违反公共秩序”系狱十天。他是南京大学的教授，但因政治活动已被禁止教学。 
 
请发出呼吁：
 
——表达严重关注拘捕网络作家兼活动家郭泉；
 
——如果拘押他侵犯基于中国已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的言论自由权，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他。
 
呼吁书请寄：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邮政编码 100032
国务院转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 胡锦涛阁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邮政编码100741
东长安街14号
公安部长 孟建柱先生
 
 
请注意：没有中国当局的传真号码，狱中作家委员会建议将呼吁书复制给所在国的中国大使馆，请他们转交，并欢迎任何评论。
 
**如果晚于2009年1月2日寄出呼吁书，请与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伦敦办事处联系**
 
进一步消息，请联系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Cathy McCann，
 
地址： Brownlow House, 50/51 High Holborn, London WC1V 6ER
电话：+ 44 (0) 20 7405 0338
传真：+ 44 (0) 20 7405 0339
电邮：[email protected]
 
（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翻译）

在“天涯杂谈”等网站，出现一条引起网友热议的帖子，帖子转载了华东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杨师群先生的博客，博客透露学生到公安局和市教委检举他在上课时有批评政府等内容，有关部门已立案侦查。追踪到杨师群先生的博客时，相关内容已经被删去，无法得知最新的情况进展，但是有不少网友留言，支持杨师群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

近年来，以言获罪的事件屡有发生，诸如重庆“彭水诗案”、山西“稷山文案”、河南“孟州书案”、陕西“志丹短信案”、海南“儋州歌案”、安徽“五河短信案”、山东“高唐网案”、辽宁“西丰诽谤案”、四川“通江诗案”，不胜枚举。这些事件往往发生在经济上欠发达地区，行政上县市级以下单位，即法治观念相对“飘浮”的区域。由于公民享有言论自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障的公民权利，当上述事件被媒体曝光之后，往往迅速得到纠正，主事官员以辞职或被免职而收场。辽宁“西丰诽谤案”中被责令辞职的县委书记张志国，最近被任命为沈铁城际轨道交通工程办公室副总指挥，经过媒体曝光再次引起关注。11月26日，中共铁岭市委公告，称关于派张志国担任有关办公室临时负责人一事，属铁岭市个别领导同志的个人动议，责令撤销。由此可见，不管政府还是公民，都已开始认识到言论自由属于公民权利，不能随意侵犯。

杨师群事件，很容易让人联想起2005年的卢雪松事件。吉林艺术学院教师卢雪松，因为与学生谈论《中国青年报》等媒体介绍过的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被学生告密，并被校方剥夺授课资格。卢雪松事件引起知识界广泛关注，事发之后，知识界的朋友在谈论此事时，有一个共识，即此事之所以出现，并且构成一个事件，与吉林艺术学院这种自我封闭性的地方院校有关，如果此事发生在中心城市的全国性高校，可能会以另外一种形式出现。可是从杨师群事件来看，情况不容乐观，华东政法大学不在彭水也不在西丰。在一所政法大学里，大学教师居然“以言获罪”，这是比荒诞派小说还要荒诞的事件。

陈寅恪先生坚守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对大学精神的最好概括。坚守大学精神，首先就需要保障师生享有言论权利。教师有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包括对政府的一些决策大胆直言，这也是政府所期待的，很多官员会主动邀请学者或者网友对政府决策提出建议，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前不久做客东方网，邀网友当面拍砖，拍砖自然是以批评为主。学生同样拥有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如果不同意教师的观点，可以进行面对面的商榷，如果要走法律程序，那就必须切实尊重法治原则。卢雪松事件和杨师群事件的共同之处在于，学生都试图将老师塑造成“反政府”的形象，以政治方式解决学术或思想问题。学生年少无知，尚可原谅（其实已经成人，仅用年少无法解释他们的无知），有关部门则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再重蹈前车之鉴。“反右”扩大化期间，坚持司法应该独立的学者甚至被公检法机构视为反动分子，等到“文革”砸烂公检法，再来重温那些学者的言论，为时已晚。

这一年来，各所政法大学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在转型进程中，政法大学应该成为推动法治理念的开路先锋，而非反面典型。期待杨师群先生的言论权利，能够得到切实保障，这不仅关系到一人一校，更关系到大学精神的坚守或放弃。

11月以来，以重庆市出租车司机罢运为先导，全国各地相继发生一连串出租车罢运事件，使全社会聚焦于中国的出租车行业之“黑”，聚焦于全国200多万“的哥”群体遭遇的不公正待遇。（据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已经有100多万辆出租车取得运营牌照，年客运量在120亿人次左右。）

显然，此起彼伏的出租车司机罢运，绝非少数“的哥”的心血来潮，也绝非少数城市的行业现状，而是出租行业之“黑”长期积累的结果，以至于“的哥”们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这个“黑”，在官方舆论的宣传中，似乎主要是指“黑车”，但实际上则是官权垄断之“黑”。与“份钱”对“的哥”的榨取相比，“黑车”抢走的那点儿生意，实在算不了什么。

更重要的是，哪里有垄断，哪里就有“黑市”；哪里消除垄断，哪里的“黑市”就自动消失。中国出租车行业的“黑车”之害，恰恰源于现行的垄断性准入体制。

中国出租车行业的经营权是”政府特许”的，说白了就是官权垄断，因而也是暴利行业，在毫无风险的经营中获得巨额垄断利润。根据成本计算，一辆新车运营寿命为八年，仅用两年时间，投资者就可以收回全部投资，其余六年，一辆车创造的利润相当于三台新车。何况，近几年车价逐年回落，批量购车的成本大大降低。所以，对中国出租车行业的垄断式经营，“的哥”们早已民怨沸腾。

在此次重庆“的哥”罢运后的官民对话会上，就连重庆市副市长黄奇帆算的一笔账，也凸显了垄断之“黑”。黄副市长的账单如下：一辆出租车每天能挣700元，4年承包期总收入为80多万元，但“份儿钱”“承包费”“预收营业款”等各种费用就要交57万元左右。剩下的收入除掉加气、修理等成本支出，司机每月只能挣2000元左右。而司机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工作强度之高与收入之低形成鲜明对比。怪不得“的哥”们普遍认为：出租车公司纯粹是一个垄断制造出来的“食利”阶层。大多数公司拒绝制定行业营业收入标准和统一的8小时工作劳动定额，有的公司甚至拒绝为司机购买社会保险。

虽然，出租车行业的政府垄断、特许经营和“份儿钱”太高等问题，多年来一直是社会舆论质疑和抨击的热点，在近些年的全国各级人大会议上，也有过多次提案，但由于涉及到政府及出租车老板的巨大利益，强烈的民意诉求从来没有得到过政府的回应。比如，前两年，北京出租车因油价疯涨而涨价，市政府装模作样地举行听证会，但多数民意认为：出租车行业应对石油涨价的办法，与其涨价，远不如“降份”（也就是降低“份钱”）。尽管当时的网络调查显示，72％以上的公众反对涨价，出租司机的主流意见更是强烈反对，有的出租车司机直言不讳地说：“出租车价格听证会‘祸国殃民’，应该尽快叫停。但政府及其官员和公司老板的利益是绑在一起的，二者在这个行业中共同拥有巨大利益，即便不算上非法的黑箱利益，所谓“合法”的利益就足以让政府坚决站在出租公司一边。所以，面对主流民意的质疑，政府的态度可以蛮横到一个字：“不”！
谁懂知道，跛足改革下的中国市场经济，不是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而是中国特色的权力化市场经济，行业垄断和准入歧视比比皆是，出租行业就是典型的权力化市场的标本之一：政府垄断下的特许经营，造成出租车行业的官商勾结和绝对不公正。有人说，中国的出租车行业之所以得不到有效治理，在于利益集团绑架了政府。而事实上，出租车行业的根本弊端，不是来自利益集团绑架政府，而是政府垄断对市场规则的践踏，是垄断背后的官商利益的一体化，政府没有理由不在决策时向暴利集团倾斜，正是“黑制度”制造出合法的“黑资本”。

1，行政垄断为官商勾结提供制度性保护，出租车公司特许经营权掌握在政府相关管理部门手中，象其他一切政府垄断的特许权一样，这种特许权也有着非常高昂的权力租金。正是行政垄断的看得见之手，制造出一个又一个的暴利集团，他们甚至把所有的经营成本转嫁到劳工阶层和消费者的身上。在出租车行业里，能够获得出租车公司运营牌照的人，要么是有来头的人物，即具有权力背景的人；要么是向发放牌照的政府部门及其官员付出超额权力租金的老板，即花大钱购买经营权。哪里有特许，哪里就有权力租金。而权力租金，为官商双方提供了一夜暴富的最丰厚的制度土壤。

2，行政垄断为单方定价的霸道提供权力支撑。由于是垄断性特许经营，“份儿钱”，如同强制性土地开发中的补偿费，必定是“宰你没商量”的单方定价。对这种高昂的“一口价”，因为独裁政府不允许独立的行业工会，司机群体无法通过自组织方式进行讨价还价。所以，司机群体只能接受而不能拒绝，甚至连讨价还价的能力都没有。不接受你就走人，反正现在的剩余劳动力非常充裕。

3，行政垄断的暴利特征必然制造悬殊的社会不公。政府垄断性特许使出租车行业变成暴利行业，在当今世界，中国的出租车行业大概是垄断利润最高的了。但这暴利的主要受益者，不是出租车司机而是得到官方特许经营权的老板，以及签发特许证的官权及其官员。特许经营权导致了出租车公司对出租车司机的赤裸裸歧视，居高不下的“份儿钱”就是司机必须上交给公司的“买路钱”。

健全的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必须通过立法来反垄断（如美国的“反托拉斯法）。而完全的计划经济中的政府却是通过政治权力进行全面垄断，权力化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利用立法来进行暴利行业的垄断。

毛泽东时代是计划经济，中共用“三面架机枪、只准走一方”的野蛮方式，对所有个人资产实施了暴力抢劫，对所有公共资源实施了暴力独占，而且抢得干净、占得彻底。

改革以来，独裁政权用霸王条款和特许经营权，保证了权贵阶层对暴利行业的垄断，而把那些薄利产业交给市场。比如，那些本来应该由市场决定价格的行业（如土地开发、能源、电信、金融、交通等）被政府垄断或设置特许经营。所以，网络调查显示，消费者最不满意的是“霸王条款”严重的十大行业，要么是政府垄断，要么是特许经营。依次为电信、房地产／物业、保险、电力、教育、医疗、银行、铁路、交通、超市。十大行业的不满意度依次为：电信87.6％，房地产／物业54.4％，保险51.3％，电力48.7％，教育38％，医疗29.8％，银行22.5％，铁路19.8％，交通17.1％，超市15.7％。（见《深圳特区报》2004年12月21日文章《十大行业霸王现象突出》）

借用吴思先生的“合法伤害权”概念，经济领域的立法垄断或特许经营，就是官权对民间资产的“合法抢劫”。曾几何时，垄断的电信行业使中国的电话初装费高达5000元，即便今天，尽管民意对手机双向收费越来越不满，但垄断使双向收费岿然不动。

自由主义所信奉的法治社会，法律应该根据自然法（保障人权）和公益（多数同意）来制定，由此形成对官权的制度化限制，这也是普世公认的文明法则。而独裁主义信奉的法制，法律是根据权力偏好和统治者意志制定的，由此形成对官权至上的制度化保证。当下中国的法律正是独裁主义法制，民众没有法律担保的制度化权利，也就没有能力制衡、监督、限制官权，从而导致官权太大太强且不受制约，民权太小太软且备受歧视，其法律也大都是违反自然法和公益的恶法。一方面，法律变成统治阶层实现其意志和利益的工具，赋予了权贵阶层以“合法腐败”的特许权；另一方面，法律变成政府及其权贵对民众和公益的“合法伤害权”，独裁税收是对民间财富的“合法榨取”，暴利行业的垄断和特许经营是对民间财富的“合法抢劫”。

更重要的是，这种“合法榨取”和“合法抢劫”，其恶劣甚至超过“潜规则”式的黑箱抢劫。因为，后者毕竟摆不到台面上，还要偷偷摸摸、遮遮掩掩，非法腐败的风险再小，也不是全无风险，迫于民意压力，官方也要表演“反腐秀”，每年都要办几个贪官；而前者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可以明目张胆地进行公开抢劫而不承担任何风险。所以，中国式腐败是“合法腐败”远甚于“非法腐败”，中国式剥夺是“合法抢劫”远甚于“非法盗窃”。再大的贪官所侵吞的黑钱也远远少于独裁财政的合法挥霍，再贪婪的“非法盗窃”所掠夺的财富也远远少于政府垄断所获得的暴利。也就是说，中国式独裁体制不变，权力主导的跛足改革也不会改变，行政垄断下的“合法抢劫”也就无法消除。

感谢全国各地敢于罢运的“的哥”们，你们的忍无可忍、挺身而出，固然是基于自身权益的严重受损，但你们罢运的客观效果却是大大的“利他” 。正是你们的罢运，逼迫官权出面承认出租车行业的弊端，如，市场准入制度不合理，经营权管理混乱，司机负担过重、收入偏低等。你们在为自己争取公平对待之时，也让全社会聚焦出租行业的行政垄断之“黑”，对打破出租车行业的垄断居功至伟。而一旦出租车行业的行政垄断被打破，获益的不仅是“的哥”群体，也是广大的消费者群体；破除的不仅是一个行业的垄断，也为打破其他垄断行业提供了示范，促进今年8月1日出台的《反垄断法》的实施。

2008年12月2日于北京家中（《观察》2008t12?

● 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中国民间反应异常热烈。他们讚扬美国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嘲讽中国制度的愚昧反动。他们相信未来一百年仍然是美国第一。

从奥巴马成为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开始，前所未有的引起中国人强烈关注，人们通过互联网博客、论坛发表自己对美国大选的议论，许多网站还发起网上民意测验；学者、作家、专业评论人士都纷纷发表文章，其中的核心观点都是美国的民主，美国的价值观。

●奥巴马（中）家族有如一个「小联合国」，图中他妹夫（左）是华人。

美国媒体的民意测验显示奥巴马一路领先麦凯恩，这让中国人异常兴奋。中国媒体控制在中共当局手中，向人们灌输的是，美国是一个种族主义国家，美国的民主、平等是骗人的资产阶级寡头政治的把戏。但非洲裔黑人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惊醒了中国人，中共以往的所有对美国民主、自由、平等普世价值观的诋譭，一夜之间全被揭穿。

中国人民从来没有投票选举过自己的领导人，如此强烈关注美国的大选，而对中国领导人的「选举」漠不关心，甚至嗤之以鼻。其实是向世人表达中国人也有一个梦想，这就是在中国实现民主自由政治，建立主权掌握在人民手中的公民社会，还政於民。

奥巴马当选的意义超越国界

武汉大学储建国教授在文章中写道：「作为中国人，我们不仅希望奥巴马能够打造一个更适合於普通人生活的美国，还希望他能够让美国人更好地承担起全球责任，让『天下为公』的理念和实践从狭隘的国度延伸到整个世界。」

「作为中国人，我们更希望中国的领袖和人民能够自信地挖掘和光大自己的传统。要诚记孙中山所言：『共和者，我国治世之神髓，先哲之遗业也。』同时，我们应该虚心地学习别人的经验，与其他民族一起，为创造一个共有、共治、共用的美好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

北京着名学者刘晓波博士说他「感受到美国的自由制度及其文化的伟大。」他认为，美国少数族裔黑人奥巴马成功竞选总统，达赖喇嘛也能也应该可以成为中国元首。他在文章中写道：「以达赖喇嘛在国际上的广泛威望，他可以成为改善中国国际形象的最佳使者，也完全能够为中国的民族和解争取到有力的国际支持。以达赖喇嘛在藏人的崇高权威和国际上的傑出声誉，也由於越来越多的汉人皈依佛门，如果中共政权有足够的政治智慧，汉人有足够的心胸，那就把达赖喇嘛请回来担任国家主席，汉藏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中学教师、自由评论人士林明理认为，中国的农民工「暂住证」制度不亚於当年美国的「种族歧视」。他在《奥巴马当选总统与农民工办暂住证》评论中写道：「我们虽然没有所谓的『种族歧视』，但我们的国民至今还被户口人为地分为两等乃至几等｜｜说的不客气一点，它的歧视程度在某些方面一点也不亚於当年美国的「种族歧视」。城乡之间、大小城市之间户口制度森严壁垒。不同户口，「享受」的入学、医疗、就业、养老保障几乎有天壤之别。「农民工」进城找个卖力流汗的工作，还得花钱办个「暂住证」。就在前几年，被查到没带「暂住证」，还要被抓被关，那位大学生孙志刚甚至还为此送了命。城市的「农民工」更不用说可以享受到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华商报》评论员马九器认为，奥巴马当选不只属於美国的传奇，「归根结底，传奇的土壤与养料源自人类自身的心灵与思维隔阂，例如，假如平等的意识深入人心、深入每个人的言行，那种助推平等、剷除不平等的制度、法律以及行动，自然水到渠成，人人享受同等的教育、得到同样的机会，个人奋斗走向成功的传奇自然连绵不绝。」

热议奥巴马讥讽中国政治制度

虽然中国实行新闻审查，网路员警时刻盯紧网友们的言论，但由於中国网民数量的巨大，审查和控制总是力不从心。网友议论奥巴马当选，普遍对照和比较中国的政治制度。署名「永德」的网友写道：「这一刻，看着奥巴马的演讲，我泪流满面，这个土地上的我们，只能生活在别国人的荣耀中，只能在奥巴马般的梦想之中而被感动。但是，我坚信，进步的力量如历史的车轮，不是那些小集团能阻挡得了的。」

署名「自由评论」的博友赞扬美国的制度，他写道：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再次证明美国制度的优越。美国的民主制度让美国人来选国家的头儿，美国人就很牛地选过一位电影演员（里根）来当总统，这个电影演员的政治大手笔是结束了东西方冷战。演员脱颖於原职业而出落成一代英傑，此全拜制度所赐，这样的事儿也只有在美国能发生。眼下，美国人又选一位黑人来当自己的领袖，黑人统帅国家及三军，这样的事儿也只有在美国才能发生。

署名「岳伍」的博友很朴实的用「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俗语形容民主，他在博客中说，「民主就是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自古至今，有关民主的种种论述可谓繁星满天，数之不尽，这样看来，民主似乎高不可攀；其实不然，民主原来很低级，很简单。它是可以很容易运行在众多的文化作业系统上的。它能在西方文化作业系统上顺畅运行，也能在东方文化作业系统上成功运行。」

我们是愚民 自愚愚人不亦乐乎

「为什么？道理很简单，民主不是别的，民主就是，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脚力如何，好不好使，能否担当重任，一遛不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吗？就说奥巴马这匹马吧，他曾经和希拉莉一起被拉出来遛，起初人们并不看好他，但是从这州到那州，一个大圈遛下来，人们发现他更优秀些。战胜了希拉莉，他马不停蹄，开始了和麦凯恩的较量，也是这里遛，那里遛，这才遛出个下任总统。」

署名lein的网友写道：请不要再意淫什么中华神威，四海臣服了，中国还远不是一个令人骄傲的国家，这一点相信在海外的国人都应该有感觉，对这个国家的表扬有多少是发自内心又有多少只是礼貌？今天，美国黑人的梦想变成了现实，而我们，还在一条道路上踯躅，强国梦对我们来说仍然只是一个遥远的梦。

署名「三糊涂」的网友写道：「原先，我们满足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而不知『站』为何意，甚至错把匍匐当站立！原先，我们满足於『中国人民当家作主人了』，而不知仆人为何物，错把老爷认仆人！原先，我们满足於宪法上那些空洞的许诺，而不知实践上追寻，错把无处兑现的空头支票当作自己的所有财产！」

「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是愚民。别人愚我们，我们自己愚自己，愚得不亦乐乎！现在，大量愚民才突然惊醒：闹了半个世纪，原来我们算个『屁』！是的，我们算个『屁』！只要我们手中没选票！」

署名junli6363的网友写道：「奥巴马的胜利证明：美利坚是一个真正平等、包容、自由、民主和充满活力及创造力的地方。美国所宣导并实践的民主、自由的价格观，具有超越时空、超越地域和超越民族的普世价值。正是因为坚守这种价值观并百折不挠地实践这种价值观，可以肯定，未来一百 年仍然是美国世纪，美国仍然是世界的 １，谁也无法匹敌！谁也休想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