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华东政法大学杨师群老师因授课时结合讲授内容对中国文化和政府有所批评，被学生当作反革命告发到上海市公安局。此事来自杨本人的博文，文中说：“记得下课时有二位女同学找我，愤慨地指责我怎么能批评中国文化！批评政府！甚至眼睛里已经含有泪水。”我相信这两位女生的真诚，因为这种女生，我亦见过。2007年底曾在京华某校作过一次讲座，自由提问时一位女生分明涨红着脸向我质问。她当时使用的语言让我吃惊，这是接受的什么教育啊。人是语言的动物，一个人用什么样的语言说话就表明他是什么样的人。然而，人的语言状况即是他所受教育的状况。如果三聚氰胺奶喝多了，也就成了三聚氰胺人。

因此，仅仅在认知上，那两位女生无可厚非，需要反思的倒是我们给学生提供的教育。这里的教育不是专业教育，而是在所有专业之外应为每个学生所接受的公民教育。如果那两位女生懂得公民知识的ABC，也就不至含泪指责了。是的，在公民与政府的关系中，批评政府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老师当不例外。当然，世界上有两种政府，一种是选举性的，一种是非选举性的。前者可以批评，后者则不可。如果政府权力经由公民选举，公民当然有权批评它；如果一个政府不可以批评，则说明它根本不是民选产生的。

不妨给这两位女生包括其他同学讲一则有关胡适的小故事。胡适1929年就人权问题批评国民党，曾引起国民党各党部的一度围剿。后来胡适把他和罗隆基、梁实秋批评国民党的文章编成一本小书，叫《人权论集》。在该书序言中，胡适说：“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当时国民党刚上台不久，它以革命党自居而不准人家批评，谁要批评它就是“反动”和“反革命”，这也正是当时扣向胡适头上的两顶帽子。胡适当时也是在上海的一所大学教书，而且是这所学校（中国公学）的校长。因为批评国民党，他被当局行文警告过，他的朋友罗隆基更被警察抓到局子里去关押过。胡、罗因批评而蒙此遭遇，只能说明这个政府不是民选政府。

大学生如果有时间，不妨读读胡适。胡适论著充斥着丰富的公民课的内容。凡是读过胡适的人，便自然明白公民何以有权批评政府。毕竟，政府并非神圣，它是由作为公民的人充任。如果人会犯错，政府也有可能，那么，它为什么不可以批评呢。这里强调胡适，是从这两个学生的表现看，她们未必缺乏公民课，而是缺乏胡适意义上的公民教育。毕竟我们的国民教育，有公民课的课程，这两位学生应当在课堂上接触过。不仅如此，就是国民政府时代，公民课也是部颁课程之一。但，问题在于这个公民教材是如何编写的。如果学生上过公民课，还认为政府不能批评，这个课至少就很不成功。

回望历史，公民教育的不成功有着深远的世纪背景。还是在新文化运动时代，《新青年》上有一则《美国公民学》的广告，曰：“是书为美国学校通用课本。首述公民之初步，次述公民与政府之关系，次述公民于经济上之义务，次述公民与社会之关系，次述公民与国际之关系……”这其实是一份公民学大纲，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公民与政府之关系，所以它位居诸关系之首。但，遗憾在于《新青年》中途转向，由美英而苏俄。后来的国民政府又“以俄为师”，诸凡政府一切，俱受苏俄影响。以致公民课的内容，是苏俄体例而非美英体例。比如，1928年由中华民国大学院审定的《高级公民课本》，开篇第一就是“打到帝国主义”，这不是公民课，而是苏俄式的政治课。又如193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学校高年级《公民教科书》（第四册），它的目录分别是“以党治国、建国大纲、五权宪法……”，这依然不是公民课，而是政治课，是当局对学生进行的党化教育，但却批了公民课的外衣。这样的教育灌输之后，如果有学生指着胡适的鼻子说“你反动”，当不足为奇。

殷鉴不远，正在夏后之世。受苏俄影响，一个世纪以来，公民课往往变成了一面倒的政治课。这样的课，不会有公民与政府之关系，有的只是在政治面前，公民对它的服从和义务。这样的公民课袭其形而遗其神，与真正的公民教育适得其反。作为一种世纪症候，现在是需要让它成为历史的时候了。最后，我愿给大学生一个建议：公民课，就从读胡适开始；读胡适，就从他的《人权论集》开始。

作者为学者、自由撰稿人，居大陆。

扣人心弦、高潮迭起的美国大选终于落下帷幕，奥巴马成功当选美国下任总统。支持麦凯的、支持喜莱莉的美国选民自然很失望。奥巴马能否处理好金融危机、伊拉克战争以及其他一系列棘手的问题，不少人仍然感到忧虑。但是有一点却是大家都承认的，那就是，奥巴马当选总统，最能向世人证明美国的民主货真价实，充满活力。

想想看，一个出身下层的黑人，没有显赫的背景，没有骄人的财富，在一年多前还默默无闻，居然能接连战胜两党最有资历和声望的政治家，一举赢得世界最强国的总统大位。这是多么了不起的胜利。这不祇是奥巴马的胜利，这更是美国人民的胜利，这更是美国民主的胜利。美国民主的真实性无可置疑。

奥巴马的胜选给中国造成巨大冲击。很多中国人都感慨地说：“看人家美国，黑人都当总统了，我们中国呢？连个民选村官都搞不定。”上个月，我收到一份国内的刊物《学习博览》（2008年8月号），其中有一篇本刊编辑部文章“昙花一现，未必无果”，以相当正面的笔调，记叙了1980年大学校园、特别是北京大学的选举活动。如果我们把开放选举当作衡量民主进程的标尺，那么我们不能不说，28年过去了，中国的民主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反而是在退步。所谓中共实行的是“渐进政治改革”一说纯属欺人之谈。有句成语叫“画饼充饥”，如今的中共却是连饼都不曾画一个。它连中国未来要实行自由竞选、多党政治的远景都不肯说一句，更不曾颁布时间表或曰路线图一步步落实了。

就在美国大选投票日那一天，我从网上获知，有“布衣代表”之称的湖北潜江的姚立法再一次离奇“失踪”。姚立法原是小学教师，自1987年以来多次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与基层选举，并于1999年当选为湖北省潜江市人大代表，为推动基层选举作出很大贡献。但就是这样一位既有草根基础，又有国际声誉的“布衣代表”，却屡次遭到当局的威胁、绑架，乃至殴打。而这种事在80年代都是不可能的。

再有就是发生在上个月月底的林嘉祥猥亵女童事件。身为中共深圳海事局党组书记、副局长、纪检组长的林嘉祥，竟然在被受害者父母当场抓获后叫嚣：“我就是干了，怎么样？要多少钱你们开个价吧。我给钱嘛！”这位林嘉祥还大声吼道：“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北京交通部派下来的，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我掐了小孩的脖子又怎么样，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敢跟我斗，看我怎么收拾你们。”蛮横嚣张到如此地步，这就不是一般性的权力不受制约而腐败的情况了。那显然是和“六四”之后20年来中国政治环境的深度恶化有关。中共统治集团在犯下了那么多骇人听闻的滔天大罪之后依然高高在上，大权在握；这怎么能不使中共的官员们日甚一日地骄横跋扈，目空一切？那个害死最多中国人的暴君毛泽东至今仍躺在天安门广场的纪念堂的水晶棺材里，每天接受着国人的顶礼膜拜。这本身就是在放肆地嘲笑和践踏国人的良知与正义感。无怪乎有那么多老百姓要把只身杀死六名警察的杨佳奉为抗暴的英雄大侠了。

明年是“六四”20周年。20年来，我们已经目睹了美国的5次总统大选。对于美国大选的自由、平等、开放、和平，也许很多中国人都已经不再感觉新鲜了。这次是因为一个黑人获胜，所以才激起国人的格外关注。回过头来看我们中国，政治依然是那么黑暗、封闭、野蛮、血腥。这怎能不令人深感羞惭？正像我多次讲过的那样，民主制纵然有千般弱点万种缺陷，单单就凭它用数人头代替了砍人头，就胜过专制一万倍一万万倍。在这里，我们再一次呼吁我们的同胞，鼓起勇气，投入争取民主的伟大斗争。如果说是强大的暴政造成了我们的恐惧，那么，也是我们的恐惧造成了暴政的强大。为了打破这种恶性循环，我们就必须从克服自己的恐惧心理开始，并坚持不懈。以便早日在中国建成民主，结束野蛮。

美国总统大选结束了。这不仅是一次史上最长的选举活动，更是一次精彩绝伦的选举。说它精彩，还不仅仅是因为这次选举创造了历史，而是因为它是一次令人耳目一新的选举。

这次选举，两党的候选人其实都不是本党高层原本期待的候选人。共和党的麦凯历来是党内的异类，是共和党中少数比较具有自由派色彩的大老。也许正是因为他的这一特点，应合了部分共和党人对变革的期待，他一下子从党内的少数变成了全党的希望。然而，党内保守派对他的怀疑声浪一直没有停息，这是他后来选择了保守派色彩鲜明的佩林作为副手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是导致最后败北的主要原因之一。麦凯以他的个人魅力突破了旧体系的包围，一举赢得了总统候选人提名，这在共和党的历史上是罕见的。

另一边，欧巴马面临的情况也是如出一辙。当初参加初选的时候，外界普遍对欧巴马保有疑虑，不相信一个瘦小的年轻黑人可以打动美国。而在民主党内，克林顿家族的势力形成了强大的阵营，喜莱莉以她旺盛的企图心和丰富的政治经验，对欧巴马形成巨大的压力。然而，欧巴马凭藉外界对于华盛顿老式政治的厌倦和耀眼的个人魅力，突破了克林顿家族的包围，自下而上地迫使民主党高层开始将目光和希望转到自己身上来。那场激烈的党内初选再次证明，个人魅力具有比体制更加强大的威力。

我在中国大陆是个维权律师，基本上算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局外人。我对民运和族群冲突谈不上有什么研究，受杨建利博士的邀请，我就谈谈这些年来我对民主运动的一些看法和考虑，我谈三点想法。

一、民运应该有大胸襟、大视野、大思路

曾听过一个民运前辈说过这样一个笑话，89年六四镇压以后，有一位参加过运动的民主人士逃亡几年，历尽艰难到了美国。他抱住一位民运前辈就哭，激动地说我可找到组织了。谁知道这位前辈把嘴一撇说，你找什么组织呀，你拉几个人自己就是组织。这个笑话演义的成分比较大，但是却反映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海外民运山头林立。

前几天我和天成兄碰巧列席了一个纽约地区民运联席会议，会上很多民运前辈痛陈19年来一盘散沙，一事无成，根子就出在心胸狭隘、视野浅窄、思路闭塞。大家最后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要减少内斗，形成哪怕一个松散的联合。这是个可喜的进步，但是我觉得远远不够。我认为，民运不仅仅要在内部各山头间形成联合，在外部也应该联合一切追求民主、自由、人权的力量。比如家庭教会、法轮功以及台湾、西藏乃至新疆的反对共产党一党独裁的政治力量，形成广泛的联盟，互相协作、彼此支持，共同实现中国的自由民主。

有朋友可能会说，你这一套不过是共产党统战策略的翻版，我认为，共产党的党文化中的专制思维模式我们不能学，但是具体的技术性策略未尝不可以为我所用。反对学习这些策略的人，其实正是按照共产党的“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的”斗争逻辑来思维的。

有人主张反台独、反藏独、反疆独，甚至反对法轮功的宗教思维文化，所以拒绝跟他们合作。我认为这里面存在一个价值判断和文化宽容问题。

抛去现实政治力量对比的考虑，从价值层面讲，台湾、西藏和新疆为何就不能主张独立呢？我们有什么资格剥夺人家要求自治甚至独立的权利呢？国家无论强弱，民族无论大小，都有自主、自立、自尊的权利，这是文明世界的价值准则，就连早期的共产党也说，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何以我们追求民主自由的民运人士连共产党都不如呢？

我有个网友是个台湾姑娘，她对我说，我们从来没有接受过共产党的统辖，现在的台湾具备一个独立国家的所有要素，但是我们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国际尊重，连新加坡那样的小国都要欺负我们。我们的运动员进入奥运赛场，不能打自己的国旗，得到奖牌也不能升自己的国旗，唱自己的国歌，我们被当成了低人一等的国民，看到这个场面多少热爱台湾的民众热泪长流。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个我们从来也没有见过的共产党在要挟世界，欺负我们，何以民运人士也要学共产党，拒绝给我们应有的尊严呢？

我无法回答这个姑娘的问题，我不知道跟共产党高度一致要打击台独、甚至解放台湾的民运志士们能如何回答？

还有西藏。在共产党侵入西藏之前，西藏一直是一个高度自治的地区，西藏没有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国家，是因为那时侯还没有民族国家的概念，而且西藏又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地区。西藏历史上跟中国的关系更多的是文化意义上的而不是政治统辖意义上的。我个人认为，在民族独立大潮汹涌的现代，西藏要求独立没有任何法理上的障碍。何况达赖喇嘛还没有要求独立，祇要求恢复原来的自治状态。现在全世界都在支持这个主张非暴力的西藏宗教领袖，我们的民运领袖却态度暧昧，若即若离，甚至有人还跟在共产党的屁股后面反对藏独，这岂不是很可笑么？

新疆的情况比较复杂，由于宗教和历史的原因，更由于共产党对新疆的政治高压、武力镇压政策，新疆近些年来出现了暴力化倾向，这些应该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但是我认为，对共产党在新疆大规模镇压维族同胞，实行民族隔离和民族歧视的政策，必须加以揭露，对维族同胞被侵犯人权的现状必须加大关注力度。

二、大陆政府的煽动性宣传让民族矛盾变成种族对立

记得314事件发生的时候，青岛监控我的警察找我谈话，询问我对这个事件是什么看法。我很坦率地说，针对平民制造打砸抢烧的人，应该依法予以制裁。他们听了很高兴，可我接着又说，西藏人民有权要求高度自治，甚至有权要求独立。他们的脸色一下子阴沉起来，其中一个处长说，达赖还没有要求独立，你倒走得比他还远？

我说，我说前半句，是因为我是个律师，一个法治主义者，对一切蔑视法律规范、侵犯人的生命权、财产权的犯罪行为不能容忍；我说后半句，是因为我是个知识分子，一个自由主义者。达赖喇嘛没有要求独立，祇要求高度自治，他是从现实政治的角度考虑问题。我认同西藏独立，是从自由主义的价值理念做出的价值判断。我认为中央政府一方面给西藏大量金钱，花费全国老百姓的钱收买西藏的民心，一方面又摧毁人家的文化和信仰价值，等于花钱培养了一个敌人，真是愚不可及。我的这些观点已经超出了监控警察们的理解能力，谈话不欢而散。

民族对立是一个国家发生分裂的根本原因，国家的分裂，首先是族群的对立和分裂，然而中共担负“反分裂”职能的官僚集团在西藏问题上一直在制造这种对立和分裂。

西藏问题专家、作家王力雄指出，314事件发生后，中共地方官僚集团为了要向政权高端、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证明镇压的必要与合法，他们采取的方式是先发制人，利用一切舆论手段进行频繁的信息轰炸；同时封锁现场，阻断信息，不让外界掌握不利自己的证据，由此达到垄断舆论的目的。中国其他地方发生类似事件时媒体几乎不报道，更少见诸电视画面，但是今年3月对拉萨出现的暴力却一反常态，十几个小时之后就通过电视新闻把画面送到全国乃至全世界，密集播放藏人对汉人的施暴，不谈事件起因，单一地表现成藏人攻击汉人（尽管存在这种攻击），归咎于境外操纵的分裂，由此煽动汉人针对藏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官僚集团不是不知道后果，而是十分明白地就是要制造和利用这种对立，需要的就是这种后果。祇要煽动起中国主体族群——汉人的民族情绪，形成同仇敌忾的社会氛围，就给他们镇压制造了合法性以及民意支持。

我非常赞同王先生的判断。我在大陆的时候，明显感觉到大陆民众对共产党非常不满，但是对达赖喇嘛要求西藏自治也不认同。在西藏问题上他们完全跟共产党站在了一起。有一个小老板平时很受大陆司法腐败之害，多次扬言要买炸药炸毁法院，但是314事件发生后，他不止一次说共产党应该派部队把西藏人统统杀光。这是个不识字的没有多少理性的底层百姓，他的话原不必认真对待，但是我们要问，他没去过西藏，也没有见过藏人，他对西藏的仇恨从何而来呢？答案很明确，就是政府的片面的煽动性宣传制造了族群对立和民族分裂。

王力雄先生在认为，单方面取舍材料、不探讨理由祇渲染现象的舆论煽动，把事件片面表现为藏人对汉人的无端仇杀，造成的结果是汉人与藏人的种族切割。近年汉人对藏文化表现出的向往和亲近，发生180度转弯，变成了对藏人整体的畏惧和仇视，把藏人视为恩将仇报的民族。青岛的这个小老板的例子，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有一天，中国大陆出现独立运动并造成国家分裂，我们一点都不必惊讶。

三、大陆实现民主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唯一途径

我过去就对陈水扁总统很不认同，曾经在2004年写过两篇批评他的文章（《脸皮比肚皮更厚》、《一枪击毙台湾民主》）。我并不是反对他主张提升台湾的国际地位，甚至谋求台湾独立，而是反对他把台湾问题和大陆问题割裂开来，把跟共产党独裁政权的矛盾演变成跟整个中国的矛盾，我认为这在政治上是非常弱智的。实际上，台湾也好，西藏也好，新疆也好，甚至香港、澳门和大陆其他省区，主张独立在法理上都没有问题，民国前期就有各省独立运动的蓬勃兴起，也没有见被人辱骂分裂国家。问题是我们是向谁主张独立？是向中国这个历史社会文化共同体还是向中共独裁政权？如果说是前者，就算没有武力威胁，我们能独立的了么？我们能割断与中华文化的血脉联系么？如果说是后者，那么，谁不可以独立？不要说某个地区，就是作为个体的人都有权独立，我们追求的不就是个体的自由和独立么？

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已经被历史和文化以及现实政治捆绑在了一起，形成一个命运共同体。祇有结束中共的专制独裁统治，在大中华民主联邦的政治体制框架下，台湾、香港、西藏、新疆才有了广阔的选择空间，它们可以选择留在联邦，也可以选择独立，那个时候，独立才是真正现实的选择。

站在这个维度看问题，我们所有政治力量的目标其实就祇有一个，结束共产党独裁专制统治，实现中国的民主化。为了这个大的目标去奋斗，我们还会有什么纷争不能放置，有什么矛盾不能协调的呢？

“”‘?

2008t117?

杨佳死了！得知杨佳被”处决”的消息时，我正在旅途中。尽管从案发伊始，我就预料到当局必置杨佳于死地的结局几乎没有悬念，但当局”处决”杨佳之神速，处理手法之阴暗龌龊，仍旧超出了我的想像。

早在对媒体公开的二审法庭上，被”秘密”一审判处死刑的杨佳就表现得视死如归，冷静、清醒地向昂然坐于法官席上的”人民法官”毫不留情面地指出：”那些警察之所以敢这样做，就是因为他们身后有你们！”在法庭最后陈词中，杨佳更是一针见血揭露出这个警察国家的本质：”被这样的警察管理着的国家，一个遵纪守法二十几年的公民最后都会被判刑坐牢。”回望杨佳案件的整个审理过程，正是杨佳的对手——这个政权以其惯常的野蛮横暴，彻底撕破其原本伪装的”法制”、”正义”的底裤，以赤裸裸的流氓行径，一步一步论证着杨佳上述论断无可辩驳的正确性，也证明着杨佳”替天行道”行为艺术的正义性。

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一审”秘密”地进行，拒绝任何被告亲友和媒体到场旁听，被告的辩护律师据说由当时”失踪”、亲属也不知其下落的被告母亲签字聘请；二审比一审公开化一些，有被告的父亲、姨母和父亲原拟聘请的律师与一些传媒到场旁听，但上海当局如临大敌地在当天和随后数日拘传了上百名在二审法院外和平声援抗议的市民。整个审理过程中最诡异之处，莫过于被告杨佳的母亲王静梅被强迫失踪132天——当王静梅的妹妹向其姐所在地公安部门报”人口失踪”案时，警方答复不知其下落，称他们只是找王静梅谈过话，事后她已自行离开了派出所。但在二审之后，公安部门却主动暴光，杨母正是由称不知其下落的北京公安以化名”刘亚玲”强制送往精神病院，警方非但不依法告知亲属，反在亲属向公安部门报失人口时仍旧隐瞒真相。另一与此相关的令人瞠目的公权力公然玩弄法律程序的事实是：既然王静梅被认定为”精神病”，一个”精神病人”的委托如何具有法律效力？一审谢有顺律师在明知道当局如此胡作非为、没有合法程序可言的情况下介入此案，成为替当局补洞的御用律师，其职业操守和人格令人鄙夷。

在二审之后，我没有参与包括一些我熟悉的朋友在内的数百人士发起的紧急呼吁最高院特赦杨佳的公开信签名，因为我觉得此案审理过程疑云重重，违反程序之处比比皆是，与”程序正义”的现代法治理念毫不沾边，最高院如果还有起码的良知理性，还想为中国法律保留最后一丝尊严底线的话，杨佳案件就不是”特赦”的问题，而是依法认定一审、二审程序明显违法，审理结果无效，依法驳回重审的问题。

据华盛顿邮报在一篇题为《警察杀手：中国的英雄》报道结尾引述一位二审到场旁听者的话：”现在最高法院正在复核这个案子，我们只能指望中央政府坚持正义，否则中国真是没有一点希望了。”至此人们心中还对最高院抱有一丝幻想，希望作为中国法律尊严最高象征的最高院能顾及当权者起码的脸面，即使早就内定要杨佳死，至少程序上可以不走得那么难看以致一败涂地，然而人们最后的一丝幻想随之破灭了。

作为中国法律尊严最高象征的最高法院，做起事来居然也是鬼鬼祟祟、遮遮掩掩。早在11月21日最高院即作出了对杨佳的死刑核准，却不敢及时告知亲属——11月23日，王静梅被从北京的精神病院带往上海，11月24日在上海提篮桥监狱与杨佳短暂会见，但王静梅此时并未被告知最高法院已经核准了对杨佳的死刑判决，蒙在鼓里的王静梅还给监狱方留下1000元人民币以供杨佳在狱中花销，并在这次会见后还在给最高院写着”申诉状”，直到11月25日晚，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法官才到王静梅北京家中，称受最高院委托向她送达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当晚，王静梅给死刑复核阶段的辩护人吉剑青律师打电话，请他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联系，帮助提出与杨佳见最后一面的要求。身为代理律师的吉剑青称此时尚不知最高院复核结果。紧接着，11月26日上午杨佳就被匆忙执行死刑——当局甚至不允许让亲属见最后一面告别，就匆匆”处决”了杨佳。

整个过程简直就是一个诺大国家的公检法联手，掩盖真相愚弄天下”黑掉”了一个青年。一直为杨佳案的程序正义奔走呼号的北京艺术家艾未未愤而指斥：”想通过’合法的渠道’与最高人民法院要’事实真相’，谈’公平与正义’，那是与虎谋皮令人耻笑。今天有谁能够说出，国家与贼有何区别，如果说公检法是婊子，那是对卖身服务行业的污蔑。”

我想请问那些痛斥杨佳为”暴徒”、”纳粹”的温文儒雅的君子们：你们从中看到了什么？让”杀人犯”杨佳如此”伏法”，你们认为正义得到了声张吗？一个据说已经强大到可以出手解救西方经济危机的国家，他们在恐惧什么？在无辜者王静梅被作为”精神病”强制送往精神病院强迫失踪132天的事件中，这个国家公检法系统的哪一个机器零配件在此事上是完全清白无辜的？

面对一个如此蛮不讲理、也无处讲理的社会，请仁人君子们明确告诉被欺凌的小民，除了依靠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原始正义”，自己给自己一个”说法”以外，小民们该循何种途径寻求正义与伸张冤屈？的确中国社会正步入一个危险的边缘，它正沦为一个彻底没有了法制底线、不值得尊重与保护的原始的丛林社会，但这绝不是杨佳们的错，把这个社会推向危险边缘的，恰恰是一意孤行死不反省，明目张胆运用丛林法则而不是现代法制维护着专制统治的极权者们。

杨佳死了！一个号称”共和国”的国家，用整个公检法的公信力和国家信誉作为陪葬。仅此一点，杨佳就足以不朽！英雄如花，瞬间即谢。杨佳已经修成正果，在历史的长河中必将拥有一席之地。他以年轻的生命为代价捍卫尊严，”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的掷地有声的话语，将长久回响在历史的天空和芸芸众生心里。与苟活着的我们相比，他已经得到了自由和永生。从此以后杨佳这个名字，将成为反抗者的图腾，却注定是某些人的梦魇。诚然，那六个死难警察和他们的家人也是牺牲品，但这个罪恶却不应是以青春和热血为代价维护生命尊严的杨大侠的，而是这个彻底泯灭人性、把人变成鬼的制度的。只要这样的警察暴力统治依旧持续下去，那些以卑鄙阴暗手法”黑掉”杨佳、并欺凌孤苦弱女子的鹰犬走狗们，你们免不了要在暗夜里心惊胆战！即便杨佳不化作厉鬼以其凌厉的”索命神刀术”追索尔等性命，也会有更多的王佳、张佳站出来，等到恶贯满盈的那一天收拾你们这些为虎作伥者。

杨大侠你一路走好！我们还会继续为你、为你孤苦无依的母亲讨还公道的，尽管这在中国这个丛林社会，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是为祭。

2008年11月28日，写于杨佳遇难第三日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旅居瑞典。

夏季，是个万物伸张的季节，但我的情感却突兀有点收煞而怀旧。今夏，我就那么鬼使神差地乘车踏向了已经阔别了37年多的人生第二故乡——泰山脚下的“樱桃园驻军四连”所在地，要在那里寻觅一个旧梦：荒唐、苦涩、但又令人留恋而难以忘却。那里的山山水水都镌刻着一个另类时代的另类记忆——我的知青记忆。

一路上，我早已被历历在目的往事，裹挟在一种历史误导了的岔路口上张望。我们不会忘记那个中华民族的多事春秋，随着“伟大领袖挥巨手”的指引，中国的知识青年要接落后农村的“再教育”于是便有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画卷，而我也有幸成为了这历史画卷中的一个墨点。

记得1971年春，我未满16岁，与父母恋恋不舍地渡过了最后一个春节，不久便负笈从师了，正式参加了山东建设兵团独立团四连，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一种。当时说我们团是工业团，四连是军工被服厂。最初，我们在济南解放桥附近的省政协大院集训。这初春的大院里，绿色层层，鲜花朵朵，环境十分幽雅。当时一些被中共特赦的省级知名国民党战俘多住在这里，如李仙洲，我们每天清晨跑操，都能见到他白发苍苍，腰板毕直地在散步的身影。我初踏社会的集体生活，就在这里拉开了序幕。那段仅有月余的短暂生活，既新鲜，又温馨，充满了对未来的向往与冲动。在这批女生居多的知青中，属我年小，因而倍受关照。

我们每早跑步回来，房间里都被值班女生清理的整齐、洁净。女生们不仅为我们叠被子，洗衣服，还常常在院里采折鲜花，插满房间。休闲时我们男女嬉闹在院内的篮球场，自然纯真，无拘无束。她们一张张亲昵的脸庞，至今还时常伴着铜铃般的笑声，过电影似的鲜活在我脑际，也说不清她们像母亲，像姐姐，还是人生旅途上灿烂一时的红粉过客。

然而好景不长。这年四月，我们结束了在省城济南的培训生活，集体乘车南下，直达离泰安尚有十里的“大河”一站下车。我们长长的一队青年，在连长甄天元和指导员齐龙华的带领下，来到泰山山脉傲莱峰脚下的杜家庄，招之一片狗吠喧嚣声。当我们用惊疑、困惑的目光，四下张望着那“圆石垒墙墙不到”的农家院落，问连长厂房在哪里时，连长竟指着远处半山腰那片乱石坡说：就在那里，但要每个人手拉肩扛，亲手建造起来。指导员说，眼前只能驻扎在这些老乡家里，一面开拓荒山，建设厂房；一面在临时搭起蓆棚，缝制军装。知青们一听，个个面面相视，愣在那里。谁能料到兵团军工厂从工，竟是这样一个骗局，多半知青都是被骗来的。

记得当时好几个女生偷偷摸泪，指导员不得不挨个“做思想工作”。当天下午，我们男生一个排，女生两个排，分别安顿到当地农户让出的房子里。

我们男生排分在村东头一户农家三间闲房，就地围圈打了通铺，晚上围聚在一盏小油灯下学毛著“老三篇”。那时我们喝井水，吃定粮，到了五月份，便已蚊蝇圈圈地围着转，让人时时搔痒。我当时因不服水土，遍体起满了疙瘩，奇痒难耐，苦不堪言。最让我打怵的是，连里野营拉连，时常半夜吹起紧急集合号，所有战士必须在几分钟内摸黑打好背包，列队完毕，一行就是几十里，有时急行军跑步进行，让人紧张地透不过气来。我常常在忙乱中，因打不起背包而急的满头大汗。那种生活令我这个从小任性娇惯的病秧子很难适应。那时，我们一面在临时搭制的蓆棚里生产军装；一面又在挖土、搬石、开发荒山。但每月仅有12元钱的生活费，常常吃不饱，生活十分艰苦。

尽管我们奋战的那片山坡乱石杂草，荒凉无水。但连队所驻的杜家庄四周景色却幽雅秀丽：南依高高的傲莱峰山脉，清澈的山溪，从山谷重叠、怪奇的石丛中流淌而下，在杜家庄上方那片樱桃园下，成就了一湾洁净如镜的水库。每逢节假休闲时，我们便在这里游泳、洗衣。知青男女仨仨俩俩散落在山谷溪流旁，把脚伸在清凉见底的水中，看着水鸟群起群落的流动色彩，心情悠然惬意。而我则常常一个人孤独地站在险峻的岩石上，静静地谛听山谷的叹息，望白云翻过山梁的游闲。那意境真令人感到自然的神圣，思想的深沉，情怀的辽远和气骨的坚挺。这池潭的半坡上，是层层叠叠、花蝶共舞的樱桃园，远近盛闻。我们“樱桃园驻军四连”的通讯地址，便缘此得名。水库的西南壁上，有棵鹤立鸡群的高大白玉兰树，是国家挂牌的重点保护植物，花盛时节，洁白遮日，清香满野。这玉兰树在我的视野里，尤如女人的感觉。记得那年春天，兵团司令部宣传队下连锻炼，我们几个要好的男女生星期天来水库周边游玩，宣传队一对孪生姐妹舞蹈演员，被那棵盛开满天的白玉兰花迷住了，硬是闹着男生上树采折。宣传队拉京胡的小冯和京剧演员李勇，不顾“禁止攀登”的树牌，爬上树冠，采折花枝向下扔，几个女生争抢着，嬉闹着，那银铃般清脆的笑声，在山涧中回响，结果惊动了看山人。他寻声追来，我们仓皇逃窜，跑进竹林中。我在慌不择路的林丛，无意间发现了连里大些的知青男女幽会的秘密。那年代，男女私恋被人发现，如同做了贼似的抬不起头来。

杜家庄村北就是“大河车站”，站下便是一条宽宽长长，像江水似的泛着浪波的大河。那河，远远望去尤如一条闪闪发光的银带。每年夏季，连里都会组织集体横渡。我们住的村头农舍，身后是片爬满老藤的巨岩，傍晚时分，我常常攀上岩石，乘着凉爽的山风，遥望夕阳在大河脊背上涂抹着玫瑰色彩，又渐渐褪去了的绮丽与壮美。那景色让人久久地痴迷不已，留连忘返。即使在那个到处充满革命口号和《大海航行靠舵手》歌声的年代，我还是在这岩石上，用口琴私下跟“老三届”的知青们，学吹“你是含苞欲放的花，一旦盛开更美丽……”的歌曲。

在节假日里，知青们或成群结队，或仨仨俩俩地游玩泰安城，照相、购物，喝一分钱一个的柿泥。令人最难忘的是岱庙里的茶馆。那年代喝茶并非时尚，而是我们一伙充满“小资调”的知青们，却常来此发泄人生感叹，海阔天高地倾诉、神聊。当年我的那些好友有夏德忠、周国柱、王稼坤、吴锡铮等。我们时常步行十几里，来这儿观赏着满院的古柏、石刻和松树盆景，偶尔能听到白鹭在古柏上鸣啼。我们在茶香萦绕中品尝人生韵味，那些质朴清醇的欢言笑语，至今尤响在耳。那年秋，国内爆出了“林彪事件”，团里紧急把我们集合在临时厂房里，团政委神色严肃地传达中央文件。星期天我们几个要好的战友就聚在岱庙茶馆里，偷食禁果似的首次抨击了党内今天出个敌人，明天出个叛徒；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的政治现实。用当时的话说，这叫“对现实不满”。只能几个要好的战友偷偷地说。

我们在泰山脚下那片荒山坡上，艰难地奋斗了一年多，亲手建成的第一个工程就是独立二团团部。新调来的团长，曾是“王杰营”营长，他要求我们又建起篮球场、乒乓球台等运动场所。从此，那片荒坡上经常响起比赛的哨声。团参谋长是个球迷，个子不高，又是个胖子，肚子鼓鼓的，南方口音，说起话来叽哩呱拉，常常骂娘。他那拙笨而幽默的身影，站在那里就诱人发笑。他每每那么投入地吆喝着，奔跑在篮球场上。团里有了他，生动了不少。

1972年夏季，一封加急电报，青天劈雷般地粉碎了我的情感世界——我的孩提时代再也没有可以撒娇的父亲了。我震惊之下，告了急假，日夜兼程，奔回烟台。那年月，殡葬只能从俭，不准烧纸焚香，亲朋好友和父亲单位送来一屋子的花圈，便把父亲草草送走了。

当我们绕行一周，要与父亲遗体告别时，我望着父亲的遗容，再次扑到灵前，不肯离去。我觉得正在睡熟的父亲，仿佛眼皮在眨动，随时都会醒来。我撕裂心肺地一遍遍地呼喊，直到被家人生拉硬扯地拖走，我这才恍然大悟：父亲真的是去了。

那一夜，我反思了父亲的一生，觉得我这“小不点”霍然就长大了，成人了。大哥的朋友对我说：“保身继事”为最孝。那话我深思了许久，琢磨怎样才是“继事”的道理。人不死的是精神，永存的是品格。父亲留给我最宝贵的财富，就是向往自由的精神和永不媚俗的傲骨。否则他就不会在民国时期大学后，拒绝势力雄厚的国民党阵营利禄诱惑，毅然返回故里，兴义讼，办女校；就不会在倭寇铁蹄踏入我土时，输家资，急国难，以律师的合法身份为掩护，从事地下救亡运动；就不会在中共建制论功受赏时，悄然隐退，复原了他不苟党派立场约束的知识分子的清白；也就不会在57年反右运动中，仗义执言，并因死不悔过而被定为“极右”，以至于他晚年精神忧郁，含恨而终。

父亲的一生，对我的影响太深刻了，深刻了我的骨质，这便又从生命承袭意义上，规导了我的人生之路的走向。

送走父亲之后，不多日我便戴着黑纱，返回了兵团。那丧父之痛，使我骤然变得沉默寡语，性情渐趋内向。那时，我已开始厌恶“扎根兵团闹革命”之类的空泛说教，和那些极其虚伪的假大空豪言壮语。兵团那种强制命令型的生活，与我自小形成的放任个性，发生了剧烈冲突。我不时地感到莫明其妙地精神压抑与性格扭曲。我不甘心再让生命的意义，成为“螺丝钉”，便由此萌发了要做父亲那样有知识、有品味的自由人。我似乎一个朦胧的野孩子，豁然睁开了眼睛，突发性地有了那么一种学习瘾头，如饥似渴地探求在知识的王国里。在兵团驻扎的那农家田舍里，我是唯一一个用碎石架木板土制成小桌，夜晚孤灯幽影，贪婪地嚼读我所搜集到的各种书籍。当时我不仅向家人要书，向亲友借书，且把所有的零用钱都到泰安城买了书。可那个年代，能买到的书至多是鲁迅著作或高尔基等所谓“无产阶级”作家的书。记得我当时反复读过的书还有曹禺的剧本，巴金的小说，以及契可夫、莫泊桑、托尔斯泰等国外译著。我也开始从少年时代的神鬼世界、民间故事中游离出来，迈向了在文学艺术殿堂里赏宝的里程。那个时期，我涉足最多的是从大哥那里要来的唐诗宋词、汉魏六朝散文等，也由此迷上了写诗作赋，间或还与擅长古体诗写作的大哥通信讨教、切磋，交换诗作。

当时，我们开发的那荒山打过多口机井，都没有水，水源问题难以解决。为此团里决定要兵团战士在山下那条大河坝下挖井截流，从地下铺设管道引水上山。那巨大的工程，遥遥几里，都要我们这些城里孩子徒手完成。记得我们在大河坝下挖了三四米深的长沟，从沟上到沟底架块木板，要知青们顶着烈日，把就地打成几十斤重的石头扛下截流沟垒砌。那时我体格又瘦又小，每每扛着石头踏在发颤的木板上，心里发毛，双腿发抖，但只能咬牙挺着，脖子一任石棱划出道道血痕。截流挖好后，砌成几处机井，又顺路深挖地沟上山，然后再埋设管道，引水而上，一个战役比一个战役更艰难，生活极为艰苦。那时我们时常深夜紧急集合，到大河火车站一车皮、一车皮地卸沙子、水泥、石子、砖块等。每次任务都有时间限定，必须抢装抢卸，每次装卸都是一场恶战。卸完火车后，我便瘫倒地上，全身散了架似的酸痛。没过多久，又要把卸下的物资，一汽车、一汽车地运上山去。那日子苦的让人想起都后怕。当年兵团成千上百的战士，都见证了那个艰巨的建厂引水工程。后来该厂成为泰安的一个大型企业——大河棉纺厂。

当时我即使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也依旧坚持读书，毫不松懈。由于那时我们分散驻扎在村子里，所以吹了熄灯号后，我仍可挑灯夜战，把需要牢记的知识记在小本子上，随身携带，劳动一有闲暇，便看上几眼，甚至肩上抬着筐，手里还拿着小本子。在那段日子里，我简直成了个痴迷知识的疯子，边学习，边写作，写下不少的古体诗和散文，流露少年不得志的郁闷与不满，发泄性格扭曲的压抑与痛苦，并汇收成集，每每孤芳自赏。也正是这年，全国首次实行推荐加考试上大学政策。我因是全连有目共睹的学习痴迷，便被团里推荐上大学，公假复习功课并到泰安兵团司令部参加高考。高考后，我感觉良好，踌躇满志，准备一展宏图。当时好友们也都认为我必走无异，与我照相，彻夜长叙。

连里也认为凭我的实力，入学已成定局。因而便给我们家写了报喜信。但我命运多乖，说来也巧，那年正巧碰上了张铁生雀噪一时的“白卷”，一夜之间，毁了我的全部希望。全国原有的考试成绩一律作废，仍要优先保送贫下中农子弟入校，而我这右派子女，被首当其冲地清下了名单。那是我踏上社会首次经历命运如此惨重的挫伤，差点让我一蹶不振。那段日子里，我几天几夜不思寝食，郁闷无语。当我调整心态，从痛苦中再度挺起腰板后，曾在泰山脚下的茶馆里向战友们发誓，将终生不再谋求学院生活，而要在社会大学里自学成才，扬眉吐气。

就在那些伤心的日子里，荒山上的厂房建好了，礼堂建好了，战士宿舍也建好了。团里运来大批纺织机器。我们告别了“圆石垒墙墙不倒”的农家宅院，搬进了凝结着知青血汗的崭新楼房。连队搬迁那天，团里开了庆祝大会，兵团司令部宣传队与我们一起联欢，气氛极为热烈。在后来的岁月里，我们在新开发出的厂区铺管架线，安装调试机器，工作轻松了许多。1973年下半年，我们自己建设的纺织被服厂部分开工了。正在此时，我的命运却发生了令人始料不及的转变。那年山东省整个纺织系统严重缺乏劳动力，但国家无招工计划，为解决生产急需，省劳动部门便以借调方式向省建设兵团变相招工到青岛纺织系统就业。兵团总部将名额分配到各师，每团两名。我们是独立团，分了四个名额。这四个名额在一千多人的独立团里，比上大学更具诱惑力。当时“工农兵”大学生毕业还要全国分配，不一定能分到好城市工作。因而这四个名额花落谁家，个个眼红。我当时正在济南大姐家休假，竟对此全然不知。谁料颇得我好感的连部文书刘军，来信招我立即归队。我当即心事重重地踏上归途，不知等待我的“急招”是喜是忧？直到去连部报到，才知团里把这难得的四个名额，分了一个给我。这并非因我表现出类拔萃，而是团里考虑推荐我上大学未成，对我伤害不小，似有补偿之意。这正可谓“有意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那年代，能返城工作可说是喜从天降了。

1973年11月23日，我挥手告别了曾凝着知青血汗的新厂区和连队战友们，迎着天空飘散而来的零星雪花，与三个战友，一起从大河车站乘车，途经济南，开赴岛城，从此结束了近三年的兵团知青生涯。

37年来我一直有一个梦想，是能回到那个令人无法忘怀的地方，去看看我的那些上流在那里的战友，和那块凝结着我的血汗的山脉与厂方，今天这个愿望我终于实现了，然而，领我大失所望的是已是物是人非了。

（一）

列巴不是哈尔滨人所喜欢的俄式大面包，他是我的一位同事，姓名与“列巴”谐音，所以我私下称他列巴先生。

列巴先生是一位文人墨客，也是个宝货。他进学府时间比我晚得多。列巴先生颇具才情，很早就编纂过一两本书。其中较厚的一本，是关于台湾百科知识的，鸡零狗碎，大多是从各个报刊上剪下来的豆腐块，编辑而成。另一本较薄，是关于古代官员廉政的，像故事又像史料。总之他的两本书，是紧跟政治形势的书，不过还是有价值，不像世纪交替时代泛滥成灾的官员出书，把在任期间做的报告、发言、批示一古脑儿搜罗起来，用公费印成豪华本，里面的大作全是官话、空话、假话、大话，真是图财害命，误人子弟。

列巴先生曾经有一位在省城文化界知名度相当高的妻子，是女诗人。她的诗在语言和表现技巧上猛下功夫，可并没有什么生活和思想内容，都是些莫妙奇妙的心理感觉。作品不过如此，可是她的作派却实在不同凡响。到了五十开外的年龄，浓妆艳抹且不说，那新潮的装束和时尚的发型，与她的年龄反差太大，令凡夫俗子不能够接受。所以她的知名度，并非来自诗作，而是来自她的惊世骇俗的举止打扮。列巴与她是中学同学，后来都成了文人墨客，两人的同学之恋应该是天作之合，但却终于劳燕分飞，不知何故？或许因为列巴是农家子弟出身、而女诗人却是书香门第罢！女诗人的父亲是大学中文教授，热衷于在名利场上横冲直撞；母亲也在大学教书，是讲日语，因为在日本生活过多年。花甲古稀年龄的她，依然饶有风姿，当年的风姿绰约，是自不待言的。

列巴先生在原来的单位人缘不甚好，因为他自视甚高，不料又碰上一位刚愎自用的领导，他不知怎么惹恼了领导，领导就不动声色让他坐了好几年的冷板凳，他又尴尬又狼狈，蛰伏斗室，郁郁寡欢，度日如年。后来我们学府的院长，也就是列巴先生加入的民主党派的首脑的老佛爷，要写回忆其父（一位国共两朝的大员）的文章，请列巴先生捉刀代笔。有此关系，于是老佛爷主政制作皇帝新衣的学府后，就把列巴调了进来，列巴先生从此扬眉吐气。他先在培训处当干事，后来擢升为副处长，做我们教员的顶头上司。

（二）

列巴先生刚到学府时，我很想和他结交，因为在学府里可以与之攀谈文史的人太少，不是和年轻男士有代沟、价值观南辕北辙、专业隔行如隔山，就是女同事只在衣装打扮方面兴趣盎然，不管谈论什么严肃话题，她们都能轻而易举地转移到鞋子款式、套裙价位和驻颜秘诀问题上，我觉得索然无味，只好在她们的讪笑声里废然退场。同龄同性的猛佐，我和他完全没有共同语言，而且避之唯恐不及，于是我在学府里深感寂寞，如马克思所言：孤鸿哀鸣。现在来了一位出过书的文人，我自然想引以为同道。

可是我和列巴先生接触了几次，感觉他这个人有说不来的怪，神经兮兮的。我去他的办公室拜访过几次后，就不再登门了。后来我才得知，他看我是吊吊灰，不想理睬。吊吊灰者，久不打扫的屋角吊挂的灰尘串儿也，是对可有可无的人的称谓。

列巴的确是个人物，“玉在椟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他年过知天命，才从科级擢升为副处，又取代晓黎处长当教员的总管，他要革除晓黎对我们的宽松政策，大展宏图。晓黎向来是替教员请命的，列巴却要替主管教学的滑头院长为虎作伥。他上任前曾威风凛凛地对培训处的同事说，要多写文章，因为有了文章，就能镇住教员。他确实能写也能说，于是周四例行学习会上，夸夸其谈的人除了老秀才和猛佐以外，又增加一员大将：列巴先生。三位老兄都是老知识分子，都自认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周四学习会就成了他们的华山论剑。真是龙骧虎跃，如蝇吮血，如蚁聚膻。列巴也能写，不久就有论文问世。恰好老佛爷发表了极其重要的讲话：过去行政人员外出开会多，业务人员没机会外出，以后要鼓励业务人员写文章，教学人员有论文，就参加外地的学术研讨会。此道圣旨如及时雨，列巴先生就拿着论文去北京的中央学府开会了。这时我和毛猴老师合作了一篇文章，提交给北京学府筹备的一个研讨会，不久我就收到邀请参加研讨会的通知。列巴先生在北京，我于是找办公室主任冯大律师，请求准许参加北京研讨会。冯大律师不能作主，向老佛爷院长汇报，老佛爷当即作了极其重要的批示：学府经费紧张，谭某不必参加，叫列巴就近参加。看，老佛爷真是昏庸得可以！如此的混帐事，多了去了。同样的事情，他作出相反的指示，根据的理由同样冠冕堂皇，你能奈何他什么？他是大官，有此种特权。出尔反尔，朝令夕改，顾前不顾后，乃是老佛爷的拿手好戏，我懒得说他了。

（三）

再说列巴。列巴先生一心要管住教员，这使我头疼，因为我是自由散漫惯了，对制作皇帝的新衣，实在提不起热情和兴趣。现在可惨了。列巴先生和滑头院长策划，虽然教员没有讲课任务，但每人必须写出三个专题的教案，以备检查。猛佐教授对完成上级任务从来不含糊，他呕心沥血，一丝不苟，老早就交上了三分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无比优越性的教案。限定完稿的时间已过，我还在拖延。有一天列巴打电话到我家：“教案写好了没有？”我回答：“写好了。”其实我根本没有写。“赶紧交上来！院长要审查！”列巴在电话里下命令。“什么？审查教案？谁规定的？”我一下子来气了，让不学无术的政客审查本教授——饭票副教授的教案，凭什么？你要是有正教授职称的专业人士，那审查我的教案还说得过去。我一激动，就语无伦次，我和列巴在电话里“哇哇”地争辩起来，当他生硬地说我必须执行院长指示时，我“咔嚓”挂断了电话。

放下电话，我忽然后悔了。干吗要得罪这位刚上任的头头呢？他要是到滑头院长那里奏一本，那我吃不了，兜着走，现在的官千万惹不得，小不忍则大祸临头。这么想着，我就走出家门，去列巴的办公室。我推门而入，看见列巴主任正坐在太师椅上生闷气呢。我陪着笑脸说：“不好意思，实在不好意思，我这是更年期综合症犯了……”不等我说完，列巴先生“忽”地站起来，“啪”地拍一巴掌桌子：“你对我摔电话，毛病还多！”我一愣，见势不妙，扭头就往外走，不料他竟追了出来，大声吼：“你给我站住！”我站住了，回头看他。他伸手指着我的鼻子：“你还怪得很，敢对我摔电话！凭什么？”我说：“把你的手拿开！”你猜怎么样？他竟扑过来双手猛地推了我一把，我一趔趄，差点倒地。我脑子一浑，抬腿踢他，被他闪开了。这时走廊那边的“恶贯满盈”闻声，赶紧过来把我拉开，他把我到他的办公室，我气呼呼地坐下，给“恶贯满盈”诉苦：“你说我晦气不晦气？跑过来向他道歉，结果热饼子贴上了冷屁股。”“恶贯满盈”说，“那是条疯狗，你理他做什么？”

正说着，列巴推门而入，“你过来！我要和你谈话！”“谈话？谈什么谈？”这小子摆的谱还不小呢，领导谈话！我没好气，一口拒绝。过了一阵，列巴先生又推门而入，他站在当地说：“哼！我今天才发现，你真是最狠毒！你照准我的要害踢，想一下子要我的命，不是我躲得快，我就报销了！”说毕，悻悻然而去。他出了门，我还有点莫名其妙，我愣愣地问“恶贯满盈”，他说我最狠毒？我踢他什么了？“恶贯满盈”坏坏地笑着说：他是说你瞄准踢他的裤裆里的东西了。啊？就算我踢中他的家伙，也是瞎猫逮到死耗子，歪打正着，哪里谈得上瞄准？我有百步穿杨的本事么？最后“恶贯满盈”教我：“老哥！今天没有人看见你们的事，他若是告状，在外面胡说，你要一口咬定没有踢他，是他对你拳打脚踢，你就要给他乱说！”

幸好事后列巴先生也没有张扬。两个年近六旬的知识分子打架，谁能得到舆论的同情？

（四）

我曾说过，我们学府有四大恶人，四大美女，四小美女，四大美男子，另外还有四大富豪，四大歌王，四大肚子，四大独行女侠。等等。但是假如果要遴选四大文痞的话，以我之见，老秀才、猛佐、列巴就是当之无愧的合适人选。他们三人确实有相似之处：都爱出风头，都自我感觉良好，都看不起普通民众。

四大恶人之一的“穷凶极恶”对我讲过一件事，颇为有趣。说是有一回党校函授班监考，中午曼女士给党校巡视教授安排工作餐，碰上“穷凶极恶”，都是老同事，他又是一个快活人，曼女士就请他陪餐，于是一起去附近的买买提羊羔肉大盘鸡酒楼。列巴来晚了，一进包厢，见“穷凶极恶”在座，很是意外，脱口问道：“你怎么来了？”这是因为除了“穷凶极恶”是工人身份外，在座的都是知识分子。“穷凶极恶”大大咧咧地反问：“怎么不能来？和你们文人坐在一起，你不舒服？”于是“穷凶极恶”叫了几瓶啤酒，给每人斟满一杯，干杯！他怪话连篇，妙语连珠，进餐的气氛被他操纵得十二分热烈。酒过三巡，“穷凶极恶”要给大家讲故事。在座的人见他如此有趣，就齐声叫好。“穷凶极恶”便不慌不忙地开口说，这故事呢，是这样：

从前有个私塾先生，为人酸不溜溜，在某员外家坐馆。到年底，员外宴请先生，先生上坐，管家丫鬟奶妈长工作陪。吃罢酒，长工赶着毛驴送教书先生回家。教书先生吃酒多了，骑在毛驴背上，哼哼唧唧作诗。他向来看不起长工，于是问长工会作诗吗？长工说，怎么不会？随口就念道：山前山后雨蒙蒙，我送先生回家中；酒席宴上分座次，年终分红一般同。诗罢，长工又说，先生啊，咱们都给员外做工，是一样的啊！教书先生不服气，后来他问奶妈，我能和长工一样么？奶妈说，你怎么能和长工比？你只能和我比；你是哄孩子的，我也是哄孩子的，咱们才是一个档次哩！教书先生更不服气了，拿读书人和奶妈相提并论，岂有此理！后来他碰见一个妓女，就对妓女说，奶妈说我和她一样，真是狂妄！妓女说，那是高抬你了，你只能和我一个档次。教书先生问，此话怎讲？妓女说，你靠上面的嘴混饭，我靠下面的嘴混饭，都是靠嘴混饭，不一样么？

这“穷凶极恶”最是没有正形，敢出洋相，敢胡说八道。他这样拐弯抹角骂了列巴，列巴还称赞这个故事有意思。

（五）

列巴先生和很多人都有过节，他和猛佐教授平日可能就结下了梁子，退休之后终于爆发了一场激烈冲突，我在《猛佐教授》一文中有记述。他同“恶贯满盈”也大闹过一场，其事我写在《恶贯满盈》里。想必他的轶事不止这些。学府的职工大都不喜欢他，只因为他很高傲，其实能耐并不大。

说起来列巴先生很苦命，因为他原先的那个刚愎自用、让他坐了好几年冷板凳的领导，后来跟踪而至，当了我们学府的院长。那是一位睚眦必报的人物，对老佛爷院长从来就看不起，何况老佛爷的亲信！更何况列巴先生又和他有过节！身处险境，列巴先生只好把满腔的雄心壮志，忍痛付诸东流，到了退休年龄，赶快溜之大吉。

虽然我得到列巴先生的“恶谥”，后来我和他关系还是好多了。我和阿唐结婚时，他一定要送我一床被套，推辞不了，只好笑纳。这是我收到的唯一贺礼。我没有为再婚请客吃饭，因为所谓请客吃饭，无非是变相地向人讨要红包，何苦呢？我不屑为。

话说学府文痞只有三个，不能成四，掰着指头把学府的知识分子数一个遍，再也找不出一个能与之匹配的了。然而三缺一怎么得了？我犹豫再三，决定索性由我兼任（我已是四大肚子之一、四大吊吊灰之一），滥竽充数吧！年龄、学历、职称都够格，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文痞就文痞吧。好，学府四大文痞就此产生。其实学府还可以考虑设置四大马屁精，四大乌鸦嘴，四大吊吊灰、四大色狼，四大Street girl的职衔哩！

《自由写作》首发

北京资深媒体人凌沧洲几经周折近日出版了一本新书，由于书中提到自由、人权等问题，曾被几家出版单位拒绝。北京作家余杰表示他在胡锦涛上台之后便无法在中国大陆出版他的书籍。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采访报导。

北京资深媒体人凌沧洲近日在北京出版了一本新书《征服者帝国——中西文明的不同命运与选择》。这本书主要内容质疑了自1949年以来北京当局所宣扬的”统一”而刻意回避”征服”的情况。作者凌沧洲星期五向本台记者介绍了此书的大概内容：“这本书很多谈到了中国的言论自由史，因为从49年以来大陆的教科书都是讲统一，例如说少数民族统一了中国，不讲征服，甚至比如说汉民族对西域的征服都不讲。所以这本书本身就是对主流价值观的一种批判吧。”

凌沧洲表示，由于此书内容触及到自由、人权问题、国内民族问题，曾被几家出版单位拒绝：“这本书开始时是签了一个合同，后来那出版公司原说要三月份出，后来那出版社认为我书当中谈了许多满清呀，蒙元呀，对中原这一带的征服及掠夺，认为比较敏感，后来就一直拖着，我最后换了两家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也是保障公民出版自由权利的法例。然而，事实上在中国大陆非但出版不自由，许多网上作家及异议人士都因撰写某些文章而遭传讯，警告，软禁，监禁甚至判刑，譬如在独立中文笔会的网页上公布的孔佑平，黄金秋，杜导斌，陈道军，吕耿松及胡佳等人，都因发表政见而遭迫害。

在香港出版多本书籍的香港时事评论员李国城向本台表示：“大陆的出版机构基本上都是官方的，半官方的，或官方组织的，他们都有一个政治审查的任务，就是对不同类型的书籍他们都要进行把关。关于政治的，宗教的，还有一些敏感性的问题他们就不会让它通过，现在当局的政策就是这样。”

北京作家身兼独立中文笔会理事的余杰告诉记者，他从胡锦涛上台之后，便不能在大陆出版他的作品：“我从2004年底以来，现在差不多三年时间都不能够在中国国内出版任何书籍，从胡锦涛上台以后，从我个人出书的经历可以明显感觉出他们在新闻出版方面的控制，这种强度远远大于江泽民时代。”

余杰进一步表示：“据我所知，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他们内部有一个禁止出版作品的黑名单，这名单上的作者已经超过一百人。而且这份黑名单他们也没有以文件的形式下发，而是以内部的会议，讲话和电话通知的方式来传达，他们也害怕留一个铁的证据在那里。”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采访报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