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自香港凤凰卫视落地以来，有两台节目是我每期都要看的，一是《有报天天读》，二是《一虎一席谈》。在这两档节目中，能听到大陆电视台不可能播出的一些痛快到位的真话。先前我也爱看凤凰台的《时事辩论会》，原因是“激辩吐真言”。后来因为厌恶李炜喜欢拍北京高层马屁，及反感卢卡尔毫无绅士风度，因此几乎不再光顾。

最近一期《一虎一席谈》的题目是：陈水扁会在牢中度过余生吗？PK双方基本上都说了真话，而且大体以不失原貌的方式播出来了。不过，囿于论题的设定，“有话大家谈”的各方都很少提及陈水扁因被声押而用谎言自欺欺人的事。而我觉得，那件事比他判刑后会不会被特赦更值得说叨。

前不久，陈水扁痛切悲壮地说，他被侦办和声押，是受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政治迫害；他将被关押的地方，是台湾的巴士底狱。当时听完阿扁的话，我就哑然失笑，手指电视荧屏道：这个阿扁，真敢胡说！

说真的，共产党恨不恨陈水扁？恨。想不想迫害陈水扁，想。但是，共产党会有那么大的神通去收拾海峡对岸的陈水扁吗？显然，它鞭长莫及，迫害不了阿扁。共产党所能迫害的，乃是大陆民众：六四大屠杀快20周年了，狱中还关着六四“暴徒”常景强、朱更生、李玉君、武春启、宋凯、姜亚群、杨璞、苗德顺、石学之； “天安门母亲”还不能公开祭奠自己的亲人；一大批八九民运参与者连最基本的社会保障都享受不到。六四之后冲击言禁、报禁和党禁的人，被一批批投入监狱；普通的法轮功信徒已受到长达9年的政治迫害；各种维权者、和平抗争者及家庭教会成员受到打压、折磨，甚至被劳教、劳改……阿扁说自己受共产党的迫害，就如同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说中国大陆不存在大规模的酷刑一样，谁会信呢？莫怪李登辉不信，民进党里又有几人信？！

国民党想不想迫害陈水扁？不好说。但是，国民党不能也不敢迫害陈水扁。说不能是因为台湾已经建立了民主制度（这中间阿扁功不可没），中华民国已不再是党国，执政的国民党已不能凌驾于宪法之上迫害自己的政敌，独立的司法机构也不会听命于执政党而对阿扁下黑手。说不敢是因为偏安一隅的国民党胆子太小。国民党能邪乎地弄出八个副主席来，但面对共产党，现在连“一国良制”都不敢提，连“信息三通”都不坚持。两岸直接通商、通邮、通航是好事，然而，通报刊、通电视、通网络的“三通”，难道就不是好事？共产党反对“信息三通”，国民党就不吭气了？！台湾的新闻频道无疑比凤凰卫视更客观、公正、全面、及时，倘能在大陆落地，岂不是一项功德无量的人权行动——保障大陆民众的知情权？但是这样的好事，善事，百年老党国民党不敢发力推动；而“迫害陈水扁”这样的事，他们或无贼心，或有贼心无贼胆，也断乎做不出来。

阿扁说自己要被关进“台湾的巴士底狱”，这就等于说，他下台才区区五个月，台湾的威权制度就已经复辟了，民选总统马英九在搞“暴政”了，又要关押政治犯了。我猜阿扁这么说，再配以绝食和写遗书，是想收草木含悲、风云变色之效。但是，阿扁这么说委实太离谱了，能忽悠谁呢？他放言诬指国民党转眼就变脸成了专政党，岂不是太小看台湾民众，太小看他曾经担任过主席的民进党了？已经在民主制度下生活了20来年的台湾民众，能那么轻易地让国民党重操旧业？强大的反对党——民进党是干什么吃的，会那么无助地让巴士底狱重新出现？今日台湾有一个不争的政治现实，那就是，国民党已经和台湾民众、民进党一起走上了宪政民主的不归路。全世界都看到，经过两次政党轮替，台湾的民主制度已经得以确立，并在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上写下了极为光辉的一页。阿扁，你胡说些什么呢？！

阿扁用谎言和胡说来“抗争”，明摆着不会得分，只会跌份。以我之见，阿扁在失去豁免权后，不管自己有没有贪腐劣迹，其明智的选择只能是：坦然面对或硬着头皮面对司法审判。在民主制度下将司法案件政治化，只会徒然留下一段历史的笑料。而更为致命的硬伤是，阿扁的撒谎，是一种突破做人底线的行为，是对自身道义形象和公信力的挥刀自宫。谎者阿扁把铐住的双手举得越高，就越是让我瞧不起。

前苏联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曾经这样评价索尔仁尼琴：“尽管在我看来，索尔仁尼琴的世界观的某些方面是错误的，但在当代充满悲剧的世界上，他不失为一个为争取人类尊严而斗争的巨人。”的确，索尔仁尼琴的有些政治见解让人无法苟同，但他是一个从不说谎的巨人，他的“唾弃谎言，诚实做人”的主张具有无可争议的普世性。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我认为，不论是谁，不论是阿扁，是共产党统治者，还是别的任何人，撒谎，就是对别人知情权的戏弄和忽悠，是极为不可取的。

在政治上，中国大陆比台湾要落后一个时代。中国大陆现在依然处在一党专政——共产党垄断执政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之下。变一党专政为多党民主，是一项正义崇高的伟业。有人说，为了这一伟业，就可以撒谎，撒了谎不脸红就叫“大智大勇”。这种说法我实在听不进去。30年前我到北航读书，在弄清楚国民党才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以及朝鲜战争的发动者竟是北韩政权后，撒谎蒙人的共产党高层，在我心中一下子变得轻如鸿毛。现在，这些把谎者说成智者、勇者的人，也只会让我畏而远之，鄙而远之。

在此我愿意重申，我奉行一个标准和一个尺度：无论是迫害者用谎言来掩盖真相、愚弄民众，还是受害者用谎言去扭曲真相、激起民愤，都是对人的知情权的轻慢和亵渎。在我看来，即便“大敌当前”，诚实的人和那些总能找到理由撒谎的人，也实难做到“求大同，存小异”，结成所谓“统一战线”。

2008年11月28日 于

北京家中

（自由亚洲电台11月28日播出）

2008年的不平凡不仅因为天灾人祸频仍，而且因为这一年全球经济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美国的次贷危机终究引发了全面的金融危机和股市危机，美国金融危机又迅速扩散到欧洲和亚洲，就连在上世纪末东南亚金融危机引发的亚洲金融风暴中一枝独秀的中国，也明显感受到了此次金融风暴的威力，股市在政府的干预下一蹶不振，就连此前一路狂飚的楼市也提前进入了寒冷的冬季。

“金九银十”是中国房地产行业在生意红火的年头所总结的市场经验，然而在奥运年的9月和10月，这条经验已经完全失灵，各大城市的楼市均呈现出低迷状态。受到经济大环境的影响，中国内地楼市成交量从9月以来持续在低位徘徊，与去年同期相比连五成都不到。中国“十一”长假期间，北京、上海、深圳和广州等一线城市的房产成交量都降到了历史最低点。

面对楼市的萧条状况，中国各地方政府心急如焚，在他们看来，房地产行业已经成为维持地方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支柱产业。美国政府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的救市方案终获通过，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此次救市举动的效果却不尽人意，投资者仍然对市场缺乏信心，美国以及亚欧地区的股市仍然难扭颓势。曾经飚升到6000多点的中国股市早在奥运前就开始一泻千里，如今更是萎靡不振。

记得前两年，在中国股市一路狂飚的诱惑下，不知道有多少原本对股市一窍不通的中国民众加入到炒股者的行列。很多人也的确在那种祇涨不跌的市场行情下赚得盆满钵满，可惜好景不长，在之后一次次血本无归的投资中，他们已经变得追悔莫及。中国民众在进行投资时，理性者少而跟风者多，再加上政府对市场的操控，所以，中国的股市才能创造在短时间内狂升和狂跌的世界奇迹。

股市对经济环境的触觉也许远远比楼市敏感，虽然自今年年初时起，中国楼市就持续低迷，但房价依然坚挺，除了深圳和上海等房价奇高的地区房价下降幅度较大之外，一些二线城市甚至还出现房价增长的态势，祇是在销量上远不如从前。楼市如此低迷，而房价却依然居高不下，这是什么因素在作祟？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其实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因为地方政府的黑手伸进了楼市，他们在享受到了开发商赠与的滚滚财富之后，自然要不遗余力地为开发商撑腰，为楼市保驾护航。

中国各地房价的高企让不少中低收入家庭不堪重负或者望房兴叹，据称国外房价收入比是4：1左右，而中国却是13：1，中国的房价与收入比竟然是国外的3倍多，中国的房价不是低了，而是太高了，一般的民众根本无法承受，甚至很多低收入者一辈子不吃不喝都买不起一套房。和臭名昭著的教育产业一样，如今的房地产行业也成了最暴利和最无耻的产业。不少无奈的民众祇得忍受高房价的压力，为了买房结婚而不得不花掉父母长期的积蓄和自己的血汗钱，有的大龄青年甚至因为没有房子而无法和心爱的人共同步入结婚的礼堂，“80后”一代已经成为高房价的直接受害者，他们是对高房价最深恶痛绝的群体。

正当不少人翘首企盼房价下跌的今天，在地方政府和开放商的“救市”呼声下，中国政府陆续在金融、财政等各领域采取救市措施，力图让楼市一改当前的萧条局面。一些地方政府领导将楼市抬高到决定中国经济生死存亡的重要地位，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此前曾大言不惭地说：“一旦杭州房价大跌，土地市场必将进入不景气周期，政府土地出让收益会大幅减少，城市建设、城市管理和民生保障资金也会大幅减少，最终受害的还是老百姓。更严重的是，资产缩水、失业增加、公共服务减少，最终必然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可以想像，其他地方的领导人也大多持和王国平相似的观点，有头脑的人都不会不清楚他们就是房价高涨过程中的既得利益者，否则他们就不会为黑心开放商卖力地代言。

和普通民众普遍买不起房的窘境相比，中国官员和黑心商人却是房子成堆，他们所拥有的住房少则几套，多则几十套甚至上百套。“十室九空”已经成为中国很多城市楼盘里的奇特风景，要比房屋的空置率和空置数量，中国楼盘毫无疑问是世界最大的。官商勾结的房地产市场既造就了空前的高房价，又造就了当今世界最大的泡沫经济体，还造就了贫富更加悬殊的中国社会。

中国经济在前些年曾飞速发展，然而，普通民众所创造的价值却被官商以各种形式剥夺，这些剥夺的过程看似你情我愿，但却十分不公。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去年在华中科技大学演讲时曾根据自己所掌握的数据分析证明，一般的民众并没有享受到经济发展的好处，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他们的生活状况其实是在每况愈下。居者有其屋是每个人的理想，如今的多数中国人却无法实现这个理想，即使他们几十年间如一日地辛勤劳作。

10月18日，全国各地69位市长齐聚深圳参加“中国市长论坛”，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在论坛上公开表示允许各地出手刺激楼市。此前的10月1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时同样提出要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规模，降低住房交易税费，支持居民购房，这一表述被认为是中央政府将要救市的明显信号。随后，财政部和央行均有明显动作响应温家宝的救市发言。

很多网友在得知中国政府支持救市的消息后纷纷表示反对政府救市。网上充斥着“别再将老百姓的血汗钱乱花”、“让纳税人的钱去救助买不起房的人”等言论。国内一门户网站发起的有关“房地产救市”的调查中，竟有80%以上的网友明确反对救市，由此可见，中国政府的救市举动非常缺乏民意基础。从现实情况看，即使各地出台救市措施，但中国的楼市仍然有走低的趋势，大多刚性需求者仍看跌房价，并不因为政府对购房者的一些优惠政策而轻举妄动。在绝大多数民众仍然买不起房的今天，地方政府的救市举动再一次让人见证着他们的利欲熏心，默许和支持地方政府救市的胡温“以人为本”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虚伪。

（2008年11月8日）

根据国外的报道，我们这里的宣传方式有了变化。从原来的捂盖子，到现在的可以报道。人家也分析了，这可不是什么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只是知道网络时代消息封锁不住，所以干脆赤膊上阵跟你拼舆论导向。大致的意思是：看，现在我比你还先开口说话，我说的自然就是真相。 

任何脑子正常的人都能看出来，这先开口报道与你说的是不是真相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谁说先报道这些群体性事件您就一定是说真话了？要是你会说真话，大家早就相信新闻联播了嘛。很显然，想出这个主意的人把这件事的效果建立在了一个虚拟的基础上：老百姓相信你们会说真话，也就是你们还有公信力。 

这个假设要是靠谱的话，我就去参观母猪上树。怎么能这么没有自知之明呢？我知道这个世界上自恋的人相当的不少，可正常的人再怎么自恋都不会到这个地步吧？ 

即使我从好的地方去想，有司真的是想借助这种行为重塑自己的公信力，看来实行的效果也跟其最初的想法南辕北辙。我们看到的是，即使报道了负面事件的时侯，其遣词造句根本没有什么变化，除了把事情说出来之外，有任何改变没有？依然是领导圣明、小民该死的路子，依然是抓人的同时安上个“别有用心”的罪名。 

这就是那种惯性在起作用了。即使是愿意去改变，实际上因为这么多年的固化思维与僵死的语境，已经限制了其起到任何良好作用的努力。在长期处于高压下的执行者与报道者，已经不敢说任何真话了，都是要保证自己的饭碗。就这形态还要引导舆论？我靠，你没事儿吧？就我个人看来，除了让大家每天都知道出事儿了以外，还能有个啥用呢？ 

老百姓不是傻子。你只报道如何回复秩序、领导如何亲民是没有人相信的，因为这不在我们的生活经验之内，就象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母猪上树一样。论坛不许讨论，新闻关闭跟帖或者显示有三千多条留言而只有二百五十条显示，深刻领会的绝对不是圣上英明，而是领会到了啥叫做欲盖弥彰。 

既然知道网络已经突破了信息的封锁而依然出此昏招儿，其愚蠢真是信他妈然。但也不是没有好处，至少这个和谐社会的幻影，自此不太好意思说了吧？ 

“这个副市长是有点不同，别人讲政策，他讲笑话”。

最近，中国的政坛又闹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笑话：中央电视台的两个节目主持人，突然被中组部安排担任地方大员。按理说中国有《公务员法》，领导干部任命有《宪法》和《选举法》，但是，中组部的一个红头文件，居然将所有的法律置于脑后，可以直接向地方派驻领导人。地方政府也不敢怠慢，根据上级的指示，连夜召开人大常委会，“全票通过”上级组织任命。

这种一无从政经验，二无突出贡献的空降部队，源于中组部和地方各级部门实行的所谓“博士”下派锻炼制度。祇要取得博士学位，并且被组织部门所看重，就可以担任地方许多基层领导干部终身渴望但却无缘担任的职务。假如把这种现象看作是中国古代科举考试制度的回潮，也不尽然。因为能够担任地方高级官员的博士毕竟是少数。不过，在世界许多国家像中国这样直接任命博士担任地方高级官员的现象，实属罕见。从表面上来看，中组部这样做是为了培养人才，但是，它却从根本上颠覆了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堵塞了基层官员晋升的通道。

过去中组部选拔博士担任地方领导干部，还祇限于党政机关和大专院校，现在，中组部已经开始从娱乐界选择博士到地方担任领导干部。这样做或许是为了宣传这项荒唐制度，抑或是为了在娱乐界培养自己的接班人，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这样做恰恰弄巧成拙。曾经担任新闻记者的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应该了解新闻记者的基本职业道德，尊重新闻记者同行的劳动。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中央电台记者走马上任的第一天，此人便将新闻记者同行拍摄的照片删除掉。人们不禁要问，这种连起码的新闻职业道德都不具备，不了解新闻基本操作原则，不尊重新闻记者的新闻从业人员，是如何被中组部看上，并且成为地方领导干部的？

根据媒体报导，中央电视台的这位原新闻节目主持人到云南丽江工作，新闻同行随即拍摄照片，对其进行采访。没有想到，这位副市长非常客气地要过记者的相机，然后“很专业地翻看起来，并熟练地将相机中自己的影像删掉”。当这位副市长接受采访的时候，直截了当地说“我知道你们采访的目的，也知道你们不会做什么负面新闻，因为我本来没有负面。不过我们政府有规定，所有的采访必须和相关部门联系，我是真的不能私自接受你的采访。”

作为昔日的新闻媒体从业人员，这位副市长应该不会不了解新闻记者的基本职责，也不会不了解地方政府限制新闻记者采访的做法是否背离我国的新闻制度。但是，他就这样坦然地拒绝了新闻记者的采访，也非常坦然地删除了新闻记者拍摄的照片。请问这样的人能够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么？这样的人具备起码的现代公民意识么？

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学术界历来有不同的认识。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可能从里到外由执政者推动前进；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祇要执政者找到了方向，就可以大胆的尝试，不断地进行自我改革。笔者曾经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抱有幻想，认为作为一个执政党应当顺应时代潮流，尊重民意，扎扎实实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国家领导人曾经在不同的场合，反复宣传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甚至将“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写入政治报告中，这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决策者已经意识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

但是，从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各地推行的政治体制改革路线图来看，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正在逐步走向它的反面，在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政治体制改革设计方案中，让人看出了许多不祥之兆。部分地方要员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哗众取宠，直接让自己的下属在电视台进行公开答辩表演，然后由自己充当现场嘉宾和评委，既不尊重下属的基本感受，也不尊重电视观众的普遍意见，完全是把政治活动当作一场娱乐性表演。中组部这次选派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持人担任地方官员，更是令人啼笑皆非。这些主持人在中央电视台这样一个垄断的宣传机构咄咄逼人，对采访对象毫不客气。可是走上领导岗位之后，他们与曾经采访过的地方政府官员相比，其霸道和专制作风有过之而无不及。当众删除新闻记者的照片，这对许多地方政府官员来说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可是作为中央电视台新闻从业人员，居然毫不脸红的干出来了。这哪有一点现代民主社会官员的素质，完全是缺乏职业道德，不尊重他人劳动的霸道行径。

民主的基本原则是，在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基础上，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选择国家机器的操作手。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都必须依照宪法由公民选举产生。为了确保公民的权利得以实现，各国普遍采用投票的方式，决定中央和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公民要想担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向公众表明自己的意愿，并且接受选民的选择。被中组部选中的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既缺乏基本的政治纲领，同时也缺乏基层工作经验，仅仅因为从事新闻娱乐行业，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并且取得了博士学位，就可以到地方上直接担任政府要员，这不是民主改革，这是对民主制度的嘲弄。

中组部和其他一些权力部门在培养青年干部方面可谓殚精竭虑，在大学选择毕业生到乡村担任基层领导职务；在大型企事业单位选择具有博士学位的人士担任地方官员；在新闻娱乐业选择具有博士学位的人，直接到地方担任高级官员。这样做从表面上来看，扩大了人才选择的范围，为执政党储备一大批干部，但是，决策者丝毫没有意识到，这样做非但背离了民主的基本原则。笔者曾经不止一次听到过基层领导干部的哭诉，他们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一个典型的金字塔体制，多少基层领导干部牺牲个人的家庭和欲望，勤勤恳恳为群众办实事，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受到上级组织部门的青睐，从而担任更高的领导职务。可是，由于中组部和其他一些权力部门随意安插取得博士学位的外来人员，结果导致自己晋升职务彻底无望。所以，与其踏踏实实为老百姓做实事，不如通过各种关系获得一个博士学位，因为这样既可以迎合上级部门强调学历的政治虚荣心，同时也可以为自己今后晋升职务打开方便之门。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现在许多地方政府官员热衷于到大专院校培训学习，甚至花钱购买学位，因为这样做既可以确保自己在竞争中占有优势地位，同时又可以利用公款报销学习费用。

可以毫不客气地说，现在中组部的一些做法已经完全与现代民主政治格格不入，是一种类似于封建科举制度和当代专制国家体制之间的制度。笔者长期观察发现，绝大多数到地方担任领导职务的博士都是属于“走读生”，他们既不能融入当地的官僚体制，从而与其他政府官僚建立密切的联系；更无法了解当地的实际情况，从而为老百姓干实事。曾经有一位来自北京高校的博士官员跟我推心置腹地说，每年将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学校，从事教学科研活动，三分之一的时间几乎在路上，还有三分之
一的时间参加地方的各种应酬活动，根本无法在当地扎扎实实开展工作。

地方政府对这些“空降兵”的也感到十分头疼。如果委以重任，他们都有任职年限，一旦期限届满，很可能会远走高飞；如果作为摆设，有可能得罪这些中组部的大员，所以，在工作中祇能敬而远之。等到政府班子作出决策之后，通过秘书长或者主管市长，向他们汇报工作。如果这些博士官员虚心好学，事情倒还好办；如果这些博士官员刚愎自用，自以为自己是中央派来的官员，指手划脚，那么，还不得不采取各种办法，确保这些博士官员不会添乱。所以，中组部推行的这项制度，是一场实实在在的劳民伤财的制度。它不仅让中国的民主的误入歧途，而且消耗了大量的国家资源，从而使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成为一个彻彻底底地笑话。

中国的民主体制改革可以多种多样，但是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尊重民意，接受民众的检验。现在这种无视民意基础，将娱乐界的人士直接提拔为地方政府官员，彻彻底底地败坏了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名头，是对现代民主政治的嘲讽。可以设想，这样的人担任地方官员，将会给当地老百姓带来怎样的灾难。作为曾经从事新闻工作的娱乐界人士，他们自己都不尊重新闻记者同行，一旦出现突发事件，他们会不会像其他政府官员那样，在第一时间隐瞒真相，从而逃避法律的制裁。所以，中国共产党的决策者务必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千万不要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搞形式主义，因为这样做很可能葬送自己的执政地位。

    （作者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中共的历史神话有很多方面，除了”伟光正”和对毛的根据政治需要有时神话有时人化的宣传之外，还有一个规模宏大的集体神话，对象包括从高层领导人到地方小干部，他们工作和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方方面面，只要有助于党的形象，今天就都被搜罗到这个集体神话之中。

中共党内有两个来自苏北的乔，一是胡乔木，一是乔冠华。他们都是笔杆子，为毛和中共中央起草过无数重要文件。在中共的历史神话中，他们被说成是了不起的党内秀才或者北戴河的秀才，从而告诉人们这个党在那个时代是多么得人心，因为连这么好的文人都来为它献身。

今天，相信除了脑子有病的人，觉得胡乔木的文章还有看头的恐怕在一亿人中也数不出几个。但乔冠华作为党内笔杆子的名气仍然很响，很多回忆录和文章都对他津津乐道，称他为乔老爷，夸奖他文思的敏捷和文笔的漂亮。还有很多传闻逸事为之增光，例如他写作时要喝茅台酒，一小杯酒下肚就文思如泉涌，一篇雄文一挥而就。

乔冠华的文章究竟好不好?其实，只要稍微化一点时间把他的那些文章看一下，即使把政治因素和时代条件的约束考虑在内，对于一个有一定的阅读经验的人来说，要把他的那些东西称为好文章恐怕不比把臭说成香更容易。

例如，在乔冠华自己也认为写的好的几篇文章中有一篇是1963年9月1日的”中国政府发言人声明”，针对的是苏联与美英政府签署的禁止在大气层、宇宙空间和水下试验核武器的条约，中共认为这个条约的实质是不许中国拥有核武器。

中国有没有资格和应不应该拥有核武器不是这篇评论要讨论的问题。这里要讨论的是乔冠华起草的这篇声明中的文字：

乔冠华用反问的口气说:”中国不是很穷很落后吗?是的，很穷很落后。据苏联人说，中国人喝大锅清水汤，连裤子都没得穿，怎么有资格生产核武器呢?苏联领导人人嘲笑中国落后，未免太早了。他们也许说得对，也许说得不对。但是不管怎么样，即使一百年也造不出什么原子弹，中国人民也不会向苏联领导人的指挥棒低头，也不会在美帝国主义的和讹诈面前下跪。”

这些文字，怎么看也不像是政府声明，而像是邻里小孩学了大人语言在吵架。

接下来，乔冠华用原文引了一大段《庄子》”秋水篇”中的一个寓言故事，开头是”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 ‘南方有鱼，其名为琬雏…… ’ ”

由于篇幅关系，这里不可能把这个寓言故事都照搬下来。在政府声明中抄这么一大段让洋人干瞪眼的古文是想说明什么呢?大概无非是要说中国的远大志向不是苏联人能够明白的。

是乔冠华像邻里小孩一样既幼稚又好斗吗?是他像个书呆子一样只知道引用古人吗?恐怕都不是。乔是聪明人。他这些文字，既不是写给苏联人看的，也不是写给中国老百姓看的，而是写给毛泽东一个人看的。这些文字从文风到内容，都是毛泽东的口吻和风格。这就是中国在那个年代占据了霸权地位的文字。正是这样的文字，毁灭了中国悠久的词章传统，用痞子语言来拒绝理性辩论，又用附庸风雅来显得莫测高深。

可笑又可悲的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乔冠华参与写作的所谓九评，苏联领导人可能根本就没有兴趣去仔细看，只有毛泽东自己在那里拿著放大镜自我欣赏。

中国著名法学教授、政治改革的鼓吹者贺卫方，最近因政治压力而失去工作。本台在上海特约记者曹国兴自上海报道说，中国著名的法学教授、政治改革的积极鼓吹者贺卫方，因政治压力待业在家。 贺卫方几个月前辞去北大教职，拟依约定前往浙江大学主持光华法学院，但浙大校方忽然受到高层政治压力，表示无法接收贺卫方，他现已回到北京家中。

贺卫方告诉记者，理解浙江大学的难处。他说，目前还在和北京大学协调，还没有确定去处。此前的11月22日，他在博客上刊出启事，称自己已经回到北京，知会各界有人把邮件地址从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改回到北京大学。
    
在北大任教13年的贺卫方，在学界，被视为司法改革坚定的鼓吹者；在实务界和舆论界，他被看作宪政、民主、法治思想的布道者；在另一些人眼中，他是一个有”异端色彩”的多事者。
    
曾有北大党员给北大党委写公开信，称，”必须对贺卫方的反党言论严肃处理”，”不处理贺卫方就是北大党委叛党。”
    
今年7月，《南方周末》上曾刊出报导，”光华法学院:’教授治院’的理想实验”，报导以贺卫方辞别北大接受浙大光华法学院新教职开始，当时的说法是，贺卫方将可能出任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的院长。
    
新的浙大法学院由台湾光华教育基金会捐资1亿元人民币建设，创新之处在于，它由10名教授组成的委员会进行管理，除一位浙大副校长外，其他九人都是当海内外华裔法学家。
    
《南方周末》的报道说，这些学者的目标是”创办一所与现行大学相异的学府——远离教育行政化，由教授委员会管理学院事务与学术评价，追寻大学独立与学术自由的精神。”
    
遗憾的是，在贺已经办完离开北大的手续之后，浙大校方居然通知他，浙江大学不能接受贺。贺卫方对记者证实，浙江大学校方受到了不便透露的压力。有传闻说，浙江大学此举是受到了浙江省委下达的命令，而浙江方面则接到了来自更高层级的压力。
    
在近日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华东政法大学一教授问贺卫方，”怎么会是这样的结果？不是说浙大法学院是教授治校吗？”贺苦笑着答道：”教授治校？这可能吗？”

老实说，作为一个七十年代末出生的人，我是没有资格谈怀念谢晋导演的。因为迄今为止，我仅仅只看过他两部电影，那就是《红色娘子军》和《芙蓉镇》。但我仍然想为谢导的去世写点什么，不是跟风，也不是故作姿态，而是作为一个普通电影观众，一个迟到的谢晋电影的普通观众，来表达对他的崇高敬意。这是因为，在我看来，不管是导演也好，作家也罢，只要他有一部作品能打动我，能带给我心灵上的震撼，能在我的脑海里永远停留下去，我就不应该忘记他。谢晋便是这么一个让人永远怀念的伟大导演。

伟大的导演必然会有至少一部伟大的作品，盖棺定论，无论谢晋本人还是专家学者，抑或普通观众，都会不约而同地选出《芙蓉镇》这部电影来。理由很简单，这部电影掀起了整个中国在八十年代对“文革”进行反思的一个高潮。而对“文革”的反思，说到底是对整个中国社会的一个反思，这样一种反思，对后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然而，悲哀的是，谢晋导演去世之后，大大小小媒体，无论电视还是网络，无论报纸还是广播，居然将刘晓庆与谢晋有私生子，刘晓庆与谢晋夫人争风吃醋之类完全没有影子的事情来进行大肆炒作。这其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中国新闻界泛娱乐化的趋势，而这一趋势发展到最后，损害的必然也是中国媒体本身。

那么，是不是除了上面那些无中生有的事情，我们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怀念谢导了？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许多时候，我们怀念某个艺术家，除了怀念其作品外，更应该对其作品所表达的一系列主题思想进行一次深刻地温习。我们不仅仅是怀念人，更应该怀念其作品所散发出的人性光芒与思想光辉。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毛派”青年成为当今中国一个很时髦的词汇，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毛派”青年忽然成为许多“八零后”青年的一个标签。起初，我还仅仅单纯地认为，所谓“毛派”青年，不过是一群“八零后”对前中共党魁毛泽东一种无知的崇拜，但渐渐地，我发觉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在中国最著名的思想论坛“关天茶舍”，我看到一个“八零”后网友的帖子，其内容让我感到震惊与恐惧。他是这么写的：

今天听老人讲文革旧事，突然发现那个时候民风非常善良淳朴

那个时候是成都还是重庆有个女孩，长得漂亮，而且爱打扮，从文革之前就穿的花枝招展（那个时候相对而言），后来文革有个造反派的头头看上了她，想和他谈恋爱，女孩子拒绝了，后来造反派头头闯上门去，被姑娘和她父母骂走了。然后造反派头头就纠集了一伙人把那姑娘活埋了

整个事件看下来，造反派头头都没有用强去占有姑娘的身体，可以说比起现在的一些大学里为人师表的教授或者政府官员好得多，让我想到了水浒里群豪的气派，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却有自己原则，不强奸妇女。这不值得我们现在的人，现在的官员教授们学习吗？

由此我想到现今社会的堕落，人们失去了激情，失去了热情，再没有那激情燃烧的岁月，大家头脑都被腐蚀，被金钱所诱惑，没有人怀念伟大的十月革命，那小小一方净土可在我心灵深处尚存？正如奥斯卡王尔德所说，或许不是他说的，或许是高尔基，当然也可能不是高尔基，总之现今社会乱了套，疯了，人人不知为何而生存，或许考研？考公务员？进入外企？但那终究不是办法，有些人只知道游戏人间，却不知人心险恶，我始终坚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是，上帝说，要有光，于是有了光，那被钉死的人儿，却没办法，世态炎凉，悠悠岁月，唉，我已不知言语……

很显然，这名“八零后”青年面对当今中国复杂社会的种种腐败现象，他丧失了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勇气，而是一心想着要让中国重新回到“文革”时代，回到他心目中的偶像毛泽东时代。因为在他看来，“文革”尽管也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至少贫富差距没有如今大，官员也没有如今腐败，大街上可以做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不可否认，许多“八零后”出生的“毛派”青年，他们在耳闻目睹当今中国社会种种现实问题后，内心充满了愤慨，充满了想要解决问题，改变中国现状的冲动。但他们最后却寄托于重返“文革”，就不得不让人感到恐惧了。

从谢晋导演的《芙蓉镇》便可以看出，尽管当时的官员没有如今官员这么爱钱，尽管当时的大街确实能做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但这一切，都是以牺牲个人权利为代价换来的。胡玉英卖米豆腐挣钱，修了一个新房，政府说没收便没收，这种专制制度的恐怖性，我想，现在的“八零后”们是绝对体会不到的。而胡玉英与秦书田在扫大街的时候日久生情，决定结为夫妇，政府居然认为他们一个是右派分子，一个是新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而强行将之分开，并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0年与3年。这种对人类最美好感情的残酷践踏与直接干预，“八零后”们也仍然是不可能想象得到的。因为在他们看来，一夜情、多P性爱都被视为一种正常，更何况是正当的婚姻结合呢？

其实，不仅仅是“八零后”，在当今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很是有这么一股为“文革”摇旗呐喊的思潮在暗地涌动，暗地弥漫开来。这其实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信号，表明中国的民主发展道路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到底何去何从，我想让我们抽个时间再温习一遍《芙蓉镇》吧，这既是对谢晋导演一种最好的怀念方式，也是对中国未来到底如何发展所做的一次思考。

2008年11月11日于株洲家中

最近华东政法大学杨师群老师因为课堂上批评了几句政府，被学生向上海市公安局和上海市教委告发，而遭到有关单位的调查。这样的学生，在四九年后，无时无之，并不觉得奇怪。在中国这样的专制国家，眼线之多，视人民为嫌疑犯的做法并非始自今日，而是六十年来统治之常态。只不过现在经济有所发展，而恐怖稍逊于四九年至七八年之前而已，但恐怖的实质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在目下这种多事之秋，说空气中都充满着一股肃杀的告密气氛，这不是夸张，而是一种事实描述。从街道居委会大妈到乡村小邑的“革命群众”；从小学的同学互告，到大学里面告发老师“思想反动”。一是因带着神圣的告密任务，二就是脑子被洗得听不得任何批评政府批评社会的言论，华东政法大学的两位女学生之大脑被洗白得成了如此模样，她们当然是中国学校愚民教育的一个缩影。

一所政法大学的老师讲《古代汉语》，联系当下，说了些批评政府的言论，竟被自己习政法的学生告到市公安局和教委，发生在一个信息广泛，民智渐开的社会，实在太过黑色幽默。几年前遇到吉林艺术学院的卢雪松老师，提及她那次被学生告密的经历对她的生活的影响，她淡然处之，但我们朋友旁听下来，却感到对学生有一种深深的悲悯。卢老师对学生并不怨恨，对整治她的人也没有什么报复行动，但她对做人底线和自己人格的坚持是有目共睹的。为什么对学生有着一种悲悯呢？这是因为他们的确是这种愚民教育制度下的牺牲品，有许多学生能考上大学，但他们的脑子基本上已经党化、固化了，成为官方思想的垃圾桶。并以时常说套话废话假话，以羊随大群不挨打的态度来拥护官方，而自鸣得意。很多学生实用到一种毫无做人之底线伦理及人格的地步，对官方的说教根本就是照单全收，认为只要官方说的就绝对正确。只要与官方的说法不同，而且你还要批评官方的错误，那就是你思想反动，我就要告发你。这种被愚民教育弄得把自己卖了，还帮着官方数钱的学生，我不敢说在当下有多少，但这种告密学生的存在，绝对是大学教育的耻辱。

一个老师无论如何批评政府，都是他的权利，这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任何人不能剥夺。讲《古代汉语》联系到当下糟糕的现实，有所指陈与批评，我认为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那种认为学生只需了解知识的“纯学术”要求，对于学生来讲固然需要，但开启学生对社会、对自身权利的清醒认识，让学生认识到民主、自由的重要，依旧是一个真诚正直的老师的天职。一个社会的言论不自由到连大学里面都不能自由言说的地步，那么这样的高等教育还有什么指望？每年颁诺奖时中国官方传媒猴急马急的那个样子（常呈意淫状态），时常提及的民族的伟大复兴，能指望被阉割的大学教育来实现吗？想一想为什么西南联大在抗战那种非常时期能培养出如此多的科学家（有获诺奖者）、学者、合格的公民——别的不多说，你看看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你就应该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教育了——而四九年后六十年来大学里面教出来的学生质量，能与1919至1949三十年的质量相提并论吗？四九年后的学部委员能与一九四八的院士相提并论吗？

想当年，我们读大学时，遇到这样的学生，一方面同情怜悯；另一方面是鄙视加疏远；第三就是公开揭露其卖友求荣，脑子一锅浆糊，使其名声大臭，而无人成其友而“自绝于人民”，最后便是对告密者不客气，挥拳相向。除了挥拳相向我现在不是很赞成外，其余几点，我认为至今仍可以拿来大学里学生对付告密者的一种办法。一方面我们要努力使整个社会不成为告密的土壤，要进行制度改良，要让整个社会觉得告密是一种耻辱，而非一种光荣。而这样的共识，也要让学生在大学里达成，而不是因此告密成风，不告密者反而成为一种异端少数。官方是以搞学运起家的，他们培养的“职业学生”自然有不少是告密高手，因此他们深谙在学校安插各种告密者、眼线（据有同学说叫“信息员”），对于严酷管理学校的好处。整个中国，自古及今，为何告密盛行，那就因为统治者利用告密统治社会，其成本低廉，却能造成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使民众成为百依百顺的奴才。从互相掣肘的阴谋术，到无处不在的线人之告发，增加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度，增加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成本，从而达到民众不结社（因为大家互不信任），处于永不团结的马铃薯状态，这样官方的统治成本不仅低廉，而且官方统治集团却能因此实现利益最大化。

杨师群老师既然在政法大学教书，且是遭遇的成年学生的告发（当今大学生几乎都十八岁以上），还被有司请去教训和调查，我认为他有通过法律手段，来主张自己言论自由的权利。我认为将这两位告密的学生告上法庭，让他们知道告密的坏处何在，是一种真正负责任的法治教育。同时也让那些喜欢告密者“名扬四海”，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原来是告密者，让他们也知道人们是如何鄙视她们所做的一切的。我认为你拿到了告密者的证据，通过法律手段，让告密者付出应有的代价，是最为理性的做法。虽然如今的法院不一定立案，但我认为打这种哪怕是暂时还不能立案的官司，对大学和社会里的告密者都是一种鄙弃与震慑，让他们也要掂量一下做奴才不只是有不尽的收益，还有应付之成本。

在这个世界上，有官，就有吃官的。吃官，市场化的吃法不算，比如专门定制官员消费品的，特制烟特制酒，甚至制作专门的官礼，专门编印给官员看或者摆书架的书，这都不算，真正吃官，而且吃的特别肥的，是专做官家工程的。

眼下为应付经济危机，政府推出四万亿的救市计划，据说，地方政府还有配套的十万亿，这对于中国和世界经济，无论如何都是好事，但是，如果这些钱都用在政府工程上，估计又要有相当部分被吃官的吃了去。因为自古以来的惯例，凡是官家的工程，工程费用就特别的高，老百姓吃一个鸡子，三个铜子，皇帝吃一个，要花三两银子。同理，盖一幢差不多的房子，官家盖，和民家盖，成本得差到十倍乃至几十倍之多。一位官员告诉我，别说盖房子，就是装修，民房每平米顶多300元，但官房则至少得3000元，而且材料还特差，装完了很长时间一股甲醛味，主事的领导在里面办公开会，也不怕被熏出白血病来。

现在的官家，也特别喜欢做工程，别说特别的投资，就是日常经费，也有相当一部分都用在了修建上。就拿目前最薄弱的教育和医疗这块来说，都说政府投入不足，但就是不足的这部分资金，如果真的都投到基础的教育和医疗上，情况也比现在要好得多。在很多地方，政府投资来了，主管部门先截留一半。这样大一笔钱，都进行“机关建设”，似乎也不妥，于是就搞修建，年年修，年年建，每年都有堂皇的借口，一条路，修完了再扒开，房子的装修完了再改装，今年把管道放这里，明年搬家，操场先弄塑胶的，然后再改草皮。所有的工程，程序都完全合乎标准，有发包公司关发包，工程竞包，也完全合理，监理公司管工程监督，最后政府验收，每个环节，经得起检验，要什么有什么，天衣无缝。但是，这些官家的工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工程费用高，比起民间的同类工程，高出几倍，已经是稀罕的了，一般都十几到几十倍的高，但是工程质量，却相当一般，不是豆腐渣，已经算是阿弥托佛了。更奇怪的是，每年有关部门的审核，也都像约好了似的，一起避开同比价高质次这个问题，只查程序。

凡是吃官的，当然都是民营企业，但都是有来头的民营企业。是不是像坊间传说的那样，这些企业里面都有官员的干股，我们不知道，但特定的政府工程，必定只有特定的公司才能拿到工程，这也是公开的秘密。因此，凡是能吃官的地方，必有官吃，没有官吃，吃官的一般是吃不到肥肉的。前一段官场传说，交通部门的官员，是高危行业，落马快，河南一地，接连三个交通厅长前赴后继，相继啷铛入狱。其实，交通部门自己也感到冤，贪吃的，又不是他们一家，只因为他们的工程比较大，而且扎眼，一有豆腐渣，就出事，瞒都瞒不住，那些能瞒住的，不扎眼的，太平官一任接一任，什么事没有。是啊，连教育部门都有大笔的建设经费，小工程连年不断，累计起来，也是每年几十亿上百亿的花，就算有豆腐渣，也不明显，万一赶上地震什么的漏了馅，也没有什么人追究，干嘛单跟交通部门过不去？小说《西游补》里秦桧跟阎王爷抱怨，说是前面的秦桧也多，后面的秦桧也多，怎么单让秦桧一个跪在岳坟前受苦？

这样的抱怨，还别说，也有道理。

■十一大报告中，“毛主席”是出现次数最多的实词，平均每个自然段会提及约2次。
■十三大报告用大约1/4的篇幅论述“政治体制改革”，并首次提及“差额选举”、“舆论监督”和“民主政治”。
■“暴乱”、“和平演变”是惟独十四大报告使用过的词汇。
■十六大报告中“社会主义”一词有所减少，与此同时，“党”有了明显增加。
■十七大报告中“中国特色”一词大大增加，为历届党代会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次。

中共十一大到十七大报告中出现次数最多的10个实词

“改革”一词在十一大至十七大报告中的出现趋势

“发展”和“建设”两个词汇在十一大至十七大报告中的出现趋势

改革开放已经整整30年，如今的中国与之前恍如隔世，甚至连中共党代会报告所使用的词汇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比如中共十一大报告中，“毛主席” 是出现次数最多的实词，而十七大报告中使用最多的却是“发展”。另外，像“肆无忌惮、彻头彻尾”之类感情色彩强烈的词汇频现于十一大报告，而在十七大的报告中则难觅踪影。

实际上，十一大报告至十七大报告使用词汇的变迁也可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30年来中国社会变迁的轨迹。

十一大：“毛主席”的“斗争”

1977年8月12日，中共十一大在北京召开，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所作的政治报告共约3.1万字，其中“毛主席”一词共使用了214次，高居所有实词的第一位，平均每个自然段会提及2次。整个报告约一半篇幅是在谈论“毛主席”为了“党”和“革命”以及“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而同刘少奇、林彪，特别是“四人帮”等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所进行的“斗争”；也因此上述引号中的词汇均在报告中使用频率很高。与此同时，主要强调对立的“他们”一词也不断闪现，高达上百次；而30年后的十七大，“他们”只出现了1次。

在十一大报告中，“发展”和“建设”等词汇远不及“革命”和“斗争”等的使用频率。走资派、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别有用心、痴心妄想、咬牙切齿、大张旗鼓以及另一类的“照耀”、“谆谆教导”等千余个词汇受到十一大报告的青睐，而此后的党代会报告却再未使用。

无疑，在“粉碎‘四人帮’”不久、党代会提前召开的特殊背景下，十一大报告是一部以强烈感情色彩的词汇来论述“革命”和“斗争”的政治文献。在这样一个报告中，没有出现：宪法、法律、法制建设、党风、党建；甚至连四项基本原则、爱国主义、稳定等也没有。而在此后的所有党代会报告中，这些词汇却成为必备。

十二大：将“建设”引向胜利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44个月后，1982年9月1日，中共十二大开幕，身为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的邓小平致开幕词，总书记胡耀邦作了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曾经是十一大使用频率最高的实词“毛主席”在十二大的报告中不再提及，并在此后的党代会报告中绝迹。十二大报告中取而代之的是“毛泽东同志”，出现了13次。另外，“斗争”一词的使用频率及排序也大大降低，“无产阶级”则由十一大的130次锐减到5次。

与此相对应，在约3.2万字的报告中，最突出的变化是对“经济”（“国民经济”等被作为单独词汇另计）的强调，从十一大出现11次、名列197位，一跃为十二大的102次、名列前10。而在“经济”之前，出现次数更多的则是“建设”。

十二大闭幕6天后，邓小平在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时曾说：“十二大的作用与我们党的七大一样。七大把革命引向胜利，十二大把建设引向胜利。”

十二大报告首次使用了“精神文明”一词，并用1/7的篇幅、约4500字谈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报告还提及“解放思想”和2000年“小康水平”的愿景。

十一大时的“解放台湾”，则变为“祖国统一”。

“改革”、“对外开放”第一次出现在党代会的报告中，此后党代会的报告再未使用的“崇洋媚外”、“嫌贫爱富”等成为十二大报告的“专利”。

另一方面，在十一大和十三大至十七大的6个报告均出现，惟独十二大报告未使用的词汇则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变革、加速、民主化等。

十三大：“对话”的意义

尽管惟独十二大没有提及“变革”等词汇，但十二大后的5年，中国却是在“变革”和“民主化”的“争鸣”和“百花齐放”中“加速”前行的。其间，胡耀邦因被指“违反集体领导原则，在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的失误”而受到批评，并于1987年1月16日辞去总书记职务，赵紫阳代理。

1987年10月25日十三大开幕，赵紫阳在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中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首次出现在党代会的报告中。同时，“发展”被高调提及，成为使用频率第二高的实词，第一次超过了“党”，仅次于“社会主义”；“发展”还被强调为“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不可逆转”等。

十三大报告一个更为突出的变化是“改革”的兴起，尽管“改革”一词在十二大报告中就已经出现，但那时仅提到12次（“体制改革”等被作为单独词汇另计），名列200位之后；而“改革”在十三大报告中则出现130次，一跃成为排名第四的实词。

与此同时，企业、管理、开放和现代化等词汇也进入使用频率最高的20个实词中。

不仅如此，在十一大和十二大报告中未见的一些与“经济”相关的词汇也纷纷出现在十三大报告中，包括：企业家、承包、产权、政企分开、出口创汇、经济特区、房地产、第三产业、乡镇企业、金融体制、股票、合同等。“义务教育”和“一国两制”也登台亮相。

报告不同寻常地用大约1/4的篇幅论述“政治体制改革”，并首次提及“差额选举”、“舆论监督”和“民主政治”。十三大报告因此成为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纲领性文献，也是惟一为政治体制改革绘制出阶段性蓝图的正式文献。报告特别提到了关于党政分开和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设想。这也是“党政分开”惟一一次出现在党代会的报告中；“对话”一词首次出现，尽管此后的报告也出现了这个词，但全都是有关台湾问题或国际形势的论述，而不再像十三大那样是强调其在处理和协调国内各种不同的社会利益和矛盾上的特殊作用。新华社还在十三大召开期间特意播发了一篇题为《对话——中国一种新的民主形式》的新闻分析（1987年10月28日新华社电）。

此外，在十一大和十二大报告中均出现，但十三大报告却缺失的词汇还有：阿拉伯、巴勒斯坦、第三世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美国、苏联、日本、外交关系、国际主义等。实际上，十三大报告关于外交和国际形势的论述是一笔带过，仅占总篇幅的约1/100。那时也正是国际形势“春风拂面”，中国外交“阳光灿烂”的季节。

上述词汇有一些在随后的党代会报告中又复生，但另外一些词汇，比如“列宁”（同志）等没有再出现（“马克思列宁主义”被当作单独词汇另计）。

“法治”和“商品经济”首次出现在党代会的报告中，与之相随，报告也出现了一些与党员干部违法犯罪相关的新词汇，比如：行贿受贿、任人唯亲、打击报复、以权谋私、执法犯法、道德败坏等。

事实上，一些词汇在党代会报告中的“使用或缺失”，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一个时代的特征。比如，其他6个报告均使用，而惟独十三大报告未使用的词汇包括：警惕、威胁、主权、军事、扩张、强加于人、全球、世界观等，原因也许是当时中国在这些方面没有什么大的困扰。

与此同时，有些词汇只出现在1987年这次党代会的报
告中，比如：放眼世界、敞开、急起直追、世界文明、远见卓识、自由竞争、高高兴兴等；与此相呼应的是，强调“闭关自守只能越来越落后”。

十四大：“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

经历了1989年的“春夏之交”和1992年春的邓小平“南巡”，1992年10月12日十四大开幕，江泽民作了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报告使用频率最高的5个实词是“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经济”、“党”，“建设”一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开放”出现的次数也增加了约1/3，但“改革”则较十三大报告减少了近1/3。

报告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和“市场经济”成为党代会报告的新词汇。

在约2.6万字的报告中，也首次出现：武装警察、武器装备、公安、拥军优属、拥政爱民、觉醒和复杂多变等词汇。

“暴乱”、“和平演变”是惟独十四大报告使用过的词汇，这类专用词汇还包括：动荡、党群关系、摆脱困境、多党制、毒害、增强党性、取信于民、冤假错案等。

十四大报告还首次提出将“汽车制造”、“石油化工”等作为支柱产业，同时第一次把“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并列。报告还首次出现了：宗教政策、医疗、两极分化和社会科学等词汇。

报告在提到人民群众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态度时首次使用了“深恶痛绝”，同时警告干涉中国内政的国家会“失道寡助”。

“路线教育”和“意识形态”等十一大时的部分词汇，在被十二大和十三大“忘却”后，十四大又重新使用；而恩格斯、右倾、整党和剥削阶级等词汇则在此后的党代会报告中消失。

十五大：“社会主义”和“邓小平”

《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是人民日报为十五大开幕所发社论的题目。1997年9月12日，江泽民所作的十五大报告使用最高的5个实词与十四大报告相同，只是“发展”与“建设”两个词汇的顺序互换，“发展”被进一步强调。

题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十五大报告，阐述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也因此，“理论”和“邓小平”成为高频词汇。而“社会主义”一词不仅是报告出现次数最多的实词，也是十一大至十七大7个报告中提及最多的一次。

在约2.9万字的报告中，“中国特色”仍然十分显要，而“改革”比十四大时的使用频率减少了约1/4，“开放”则比十四大时锐减了一半。与此同时，“文化”却比十四大时增加了近一倍半，并首次出现了“中国文化”一词。

十五大报告出现了一些忆苦思甜的词汇，比如：八国联军、悲惨境遇、三座大山、翻天覆地等。报告出现的新词汇还有：舆论导向、主旋律、破产、科教兴国、政治斗争等。

另外一些词汇则属于十五大报告的专用词汇，比如，迷信活动、愚昧、关税等。它们不仅在此前的4个报告中未见，在此后的两个报告中也销声匿迹。

十六大：“居安思危”中的“坚持”

2002年11月8日，中国共产党迎来了新世纪的第一个党代会。江泽民在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在约2.8万字的报告中，“发展”一跃成为使用频率最高的实词，而“社会主义”一词则有了明显的下降，成为十一大以来出现次数最少的一次。但与此同时，“党”却有了明显提升，成为仅次于“发展”的第二高的实词，也是十二大之后使用次数最多的一次。“ 坚持”一词则一鸣惊人，名列“社会主义”之后，成为第五个使用频率最高的实词。“文化”一词又有了明显上升，甚至超过了“改革”；但“经济”一词的出现次数和排序则在下降，在已有的6个报告中，仅比改革开放前的十一大报告时多。

十六大报告也出现了一些以往5个报告未曾使用过的新词汇，包括：迷失方向、居安思危、跨国公司、风险投资、开拓创新、环保、医疗卫生等。

在以往的5个报告中均未出现，此后的十七大报告也未提及，而只在十六大报告中使用的词汇有：邪教、宗教信仰、精神世界、恐怖活动、世界文化、民间艺术、保护主义、忠于祖国等。

而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自力更生等词汇则从党代会的报告中消失。

十七大：“发展”的“科学”

200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十七大开幕式上作了题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在约2.8万字的报告中，“党”比十六大时减少了1/3强。“经济”则进一步减少，这可能与十七大强调“科学发展”有关；同样的原因，“科学”则成了高频词汇。报告也更加突出“中国特色”，是该词自十三大首次使用以来，出现频率最高的一次，是十六大的近2倍、十三大的3倍多。

报告另一个突出的变化是“和谐”的增多。“和谐”一词尽管在十二大时就已出现，但那时惟一的“用处”是讲“现在的党中央，是团结的和谐的领导集体 ”；在随后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报告中，“和谐”未现身，直到十六大时才重新出现，距上次“露面”已经相隔整整20年。十六大报告中，“和谐”出现了 6次，这其中也包括使“社会更加和谐”的提法。而到了十七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则被定义为“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报告中，“和谐”一词出现了 34次。

十七大报告第一次强调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报告也出现了其他一些新词汇，包括与改善民生有关的：救助、食品、药品、医德、合作医疗、慈善事业、信访等。此外还有：传统文化、道德风尚、民权、人际关系、违纪、违法犯罪、引咎辞职、人民币、汇率、市场环境、直接选举、气候变化等。这些词汇的出现表明了新的问题和新的关注。

不变中的变

通过研究可以发现，从十一大至十七大，党代会报告的词汇呈现3个显著特点。

第一，“党”和“社会主义”始终重要。尽管“党”的语境相对日趋复杂，“社会主义”的修饰语日益增多，但“党”和“社会主义”始终名列党代会报告使用频率最高的10个实词中；事实上，也只有这两个词汇一直都在前10名。这两个词汇连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革命、军队、霸权主义、官僚主义、不正之风、安定团结、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等共同成为了党代会报告长久存在的因子。

第二，“发展”和“建设”日益重要。除十五大时有少许降低外，从十一大到十七大总体上呈直线上升趋势，十七大报告中“发展”和“建设”出现的总次数是十一大报告的4.46倍。

第三，“改革”有波折。“改革”一词在十一大报告时根本没有提及，十二大时首次出现，十三大时达到顶峰，在随后的十四大和十五大时则急剧下降，十六大时停止了跌势，十七大时有明显回升，跌宕起伏之势明显。

中共党代会的报告无疑蕴藏着丰富的信息，而考察报告的词汇变迁只能揭示出其中的部分内涵；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从词汇
的“阴晴圆缺”中看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轨迹，感受到不同时代的历史气息。

注：本文论述的是党代会报告中实词的变迁，选择实词是因为它是“意义比较具体的词”（《现代汉语词典》第1145页，商务印书馆，2002年增补本）。实词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代词六类。尽管包括党代会报告在内的汉语文章中出现最多的字词一般是 “的”、“在”、“和”等副词、介词、连词（以及并不太多的助词、叹词、象声词）等虚词，但因其“意义比较抽象”，本文舍而未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