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的真理标准讨论，是中国社会历史转轨的第一推动力。
当代中国，事必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说起，因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故事成了“创世记”。“十一届三中全会”不过是一个政党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却被认作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之所系。但十一届三中全会开成什么样，并非是预定的结果，而是真理标准讨论所释放的能量铸造出来的成品。以实践检验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就是人民以切身的体认检验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出现的转折，只不过表明共产党接受了实践的检验。所以，现象背后的本质，不是政党的转折决定人民的命运，而是人民的意志决定政党的转折。
以实践作为真理标准检验是非，冲破了“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牢笼，摆脱了神化毛泽东的精神枷锁。思想大解放，导致政治大改观、经济大调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航程，以及改革开放促成社会的变化，肇始于这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但这场思想解放运动还没有来得及进一步深入，就被扼杀了。今日中国社会出现的种种弊端，也是由于这场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进行得很不彻底，煮成了“夹生饭”。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共党史以至当代中国的政治史、思想史、社会史、经济史，无论从正面或反面，都不能忽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真理标准讨论。
人们谈论过“第三次思想解放”，现在又在谈论“继续解放思想”，对第一次思想解放却淡忘了。而且，第一次思想解放的经验和教训根本就没有很好研究，某些事件的进程和人物的作用，或被掩盖或被歪曲。三十年过去了，此刻还不说出历史的真相，更待何时？
（一）恶梦醒来是严寒
一九七六年，丙辰清明节，北京人聚集天安门广场，借悼念周恩来逝世之机，反对“秦皇专制”，愤怒声讨“四人帮”。人民表达了“文化大革命”以来压抑已久的真实意志，但遭到暴力镇压。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又一次血洒天安门广场。
四月的英雄碧血灌浇出十月的胜利之花。当人们得知“四人帮”束手就擒的消息，奔走相告，私下庆祝。继而涌向街头，举行游行。北京人倾城而出，游行了三天，每天人数都超过百万。半年以前，在“四五”运动中郁积的悲愤，一吐为快。由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决策，在一批老干部支持下，一举粉碎“四人帮”（当时的正规提法是“王张江姚反党集团”，一九八〇年成立特别法庭进行审判，改称“江青反革命集团），是拯救中国于败落的大功劳。
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结果，经济频临崩溃，冤狱遍于国中。一阵激情的躁动过去之后，人们并没有看到希望出现的变革。原因是，当时大权在握的华国锋、汪东兴等人，极力维持现状。他们利用了人民的意志，但没有满足人民的要求。历史上，在上层采取非常手段解决社会政治危机，常有这种局限性。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在首都体育馆的一万八千人大会上，传达关于“四人帮”问题的中共中央十六号文件（十月十八日发出）。他借题发挥，说：“粉碎‘四人帮’以前，把矛头指向‘四人帮’也是错误的，那是分裂党中央。”这是发出一个明确无误的信号：粉碎“四人帮”以前的局面，应当一仍旧贯。人民要求把“四人帮”从党中央“分裂”出去，而和“四人帮”坐在一条板凳上的党中央某些人是不愿意被“分裂”的。指责当时把矛头指向“四人帮”的人是错误的，同时就是标榜自己把矛头指向反“四人帮”的人是正确的。吴德正是那个在天安门广场发表广播演说、指挥清场的镇压“四五”运动的负责人。华国锋也是在“四五”运动之后成为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
流血的“四五”运动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民意基础。粉碎“四人帮”后，“四五”运动中被逮捕的人却继续在坐牢。人民怎么能容忍？因此，第一个强烈的要求就是：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平反！与此相联系，同时又要求作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总后台”的邓小平复出。人民要求变革现状的呼声，首先集中为此二者。当时有一首概括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民谣：“打倒刘少奇，大家喊声齐；打倒林彪，吃惊不小；打倒邓小平，谁也弄不清；打倒江青；拍痛掌心。”当人民欢庆打倒“四人帮”拍痛掌心的时候，还要坚持“谁也弄不清”的“批邓”，可谓不识时务矣。但采取“怀仁堂之变”的非常手段解决“四人帮”问题，本来就不是反对他们的思潮和路线。所以，清算思潮、改变路线，严重的斗争还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对于维持现状的人来说，如果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问题此二者守不住，就大事不好了。且看他们如何动作。
“两个凡是”出笼
十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同宣传部门的负责人谈话。他对当前工作发出指示：“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批‘四人帮’连带‘批邓’。”事实上，“批邓”已经批不下去了，此举不过是执意压制人民的呼声。理由何在？他就抬出“凡是”来了：“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
十一月十八日，汪东兴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他反对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说“这是肯定的，是反革命暴乱”。他反对邓小平出来工作，说“对邓小平不要抱有幻想，他那两下子不怎么样”，坚持“要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他主张体现“四人帮”的教育革命的样版“朝农”（朝阳农学院）还要办，鼓吹“四人帮”的教育革命的电影《决裂》还要放。他的理由无非是“毛主席决定的”、“毛主席批准的”、“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看过的”，等等，等等。他的“凡是”就多了，而且也绝了：“毛主席说的、写的，一个字也不能动。”○1结果连错别字也不能改，于是闹出了笑话。一九五七年，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将“累戒不改”写成“累戒不戒”，错了一个字。这本是笔误，第二天《人民日报》作了更正。这篇文章收入毛选五卷是按手稿刊印的，还是“累戒不戒”（第438页）。“累戒不戒”是什么意思？谁能懂得！原上海市公安局长杨帆，在毛选五卷中被写成“扬帆”（第147页）。在“凡是”派看来，凡是毛主席写的都是没有错的，要错就是杨帆自己姓错了。
十一月三十日，兼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吴德在四届人大常委会上提出：“凡是毛主席指示的，凡是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他们用不同的语言重复同一的思想。但吴德最先归纳为“两个凡是”，既不是一个“凡是”，也不是多个“凡是”。
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同时发表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将“两个凡是”规范化，昭告天下：“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篇社论是由汪东兴和李鑫策划，郑必坚、龚育之○2执笔起草的。汪东兴送审时批示：“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多次修改，我看可以用。”华国锋批准发表。“学好文件”，一是学“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另外便是学“英明领袖华主席”的《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抓住纲”，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具体化为“以深入揭批‘四人帮’为纲”。除了“两个凡是”这一亮点，社论全文都是陈词滥调；而从全篇的结构来看，“两个凡是”是生硬地嵌进去的。○3 “两个凡是”也可以换一种说法：“凡是过去的一切不许动，凡是今后的一切都照搬。”两报一刊社论，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确立的最权威的发布方式。此论一发，形势大变。人称这才是真正的“二月逆流”（意谓“文革”中几位老帅大闹怀仁堂的所谓“二月逆流”并非真正的“二月逆流”）。三月份，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的讲话中还有“两个凡是”的另一个版本：“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但“二七”社论中的“两个凡是”已广为流传，成为标准版。
“两个凡是”的实质
毛泽东刚逝世，华国锋等人忙于建造“毛主席纪念堂”，目的是为“两个凡是”设置一个神殿。但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带头签名，中共领导人曾作出将遗体火化、不建坟墓的决议。这种做法本身就违反了“凡是”。所以，“两个凡是”的实质完全不能从它的字面意义来了解。
“两个凡是”的实质究竟是什么？
第一，维护毛泽东这位尊神，接续个人崇拜的香火。“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病入膏肓，蛰居深宫，已经不能正常地思考，甚至连发音咬字都不清楚了。将他的所谓“指示”和“决策”视为神明，毫无理性精神可言。这些“指示”和“决策”之所以必须奉行，不在乎是否正确，而是出之于神圣毛泽东。保住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才能延伸对华国锋的个人崇拜。华国锋的继承人地位是来自毛泽东的一张条子：“你办事，我放心。”作为“英明领袖”，他没有本事服众，只得祈求“伟大领袖”的亡灵。
第二，维护毛泽东晚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一理论的出发点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华国锋催化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一九四九——一九五七年）出版时，他发表了一篇题为《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伟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长文，说：“贯穿《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根本思想，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一理论是在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照华国锋的说法，一九四九年以后的毛泽东著作就已经“贯穿”了。华国锋还在一九七七年八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大的报告中说，这一理论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最大的贡献”，“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成果”。
第三，维护由“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所论证的极左路线。所谓“继续革命”就是继续“反右”。林彪覆灭后，毛泽东和“四人帮”批林彪的“极右”。“四人帮”垮台后，华国锋又批“四人帮”的“极右”。他说：“‘四人帮’，极右，右得不能再右了。”那就是说，他嫌“四人帮”还“左”得不够。几十年来，共产党的极左路线一路延伸。
第四，维护“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极左路线的产物“文化大革命”。华国锋一再强调要“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在中共十一大上，将“四人帮”永远开除出党，而“四人帮”的事业——“文化大革命”却保留了下来。华国锋宣告：“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正式结束”，同时又说：“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华国锋还有一道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符咒，叫做“三个正确对待”——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若有非议，则是不能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同时也是不能正确对待群众、不能正确对待自己。
第五，维护“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后果，压制冤假错案的平反，特别是反对为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事件翻案和阻挠邓小平复出。三月十四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高高举起和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在邓小平问题和天安门事件问题上，坚决站在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个根本立足点上，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发生有损我们旗帜的问题。”○4陈云和王震唱了反调，会议的简报居然不登他们的发言。
总而言之，“两个凡是”与林彪的“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四人帮”的“按既定方针办”一脉相承，是毛泽东路线的继续，是“文化大革命”的尾巴。
“两个凡是”既荒唐又蛮横
依据“两个凡是”，不管是否符合客观实际，不管是否发生形势变化，只要是毛主席说的必须照办，只要是毛主席定的必须执行。毛主席有一条指示，叫做“以粮为纲”。种其他的庄稼就不行，种了也要拔掉。所以也可以说是“以粮为纲，全面砍光”。这些人认为，语录是没有错的，要错就是庄稼种错了、长错了。毛主席的决策是“农业学大寨”。反大寨就是反毛主席，就是反革命。有的地方居然以“反大寨”的罪名作为刑事判决的根据。毛主席说过“按劳分配，八级工资制，和旧社会差不多”。因此奖金就不能发。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这两篇文章是经毛主席看过的，因此无论有多大的错误都不能批。
从正定理又引出逆定理：凡是毛主席没有说的就不能办，凡是毛主席没有定的就不能行。冤假错案如何处置，毛主席没有说，因此就不能平反。大学的招生制度毛主席没有定，因此就不能改革。他们发射的飞矢却不知不觉回到了自己的身上。毛主席也没有说过“两个凡是”，“两个凡是”本身就不合乎“凡是”。而且，他们对于“毛主席的决策”、“毛主席的指示”，也不是所有的都要“凡是”，只有合乎需要的才“凡是”。例如，毛泽东说邓小平“人才难得”。汪东兴却说：“他那两下子不怎么样。”再如，“文革”初期，陈伯达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毛泽东说：“陈伯达的铁扫帚不到，吴冷西及其一伙的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现在吴冷西受到“凡是”派的重用，就不以“灰尘”论了。任何错误的理论、荒谬的主张都包含着内在的逻辑矛盾，一旦加以揭示，便不攻自破了。
“两个凡是”虽然在思想上十分荒唐，但政治上又极为蛮横。宗教徒的上帝崇拜不过是自身的内心信念，不会利用上帝整人。中国流行的领袖崇拜却可以用来整人、害人、杀人。林彪、“四人帮”是如此，坚持“两个凡是”的华国锋、汪东兴也是如此。一九七七年二月八日，即公示“两个凡是”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发表的次日，作为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签发了五号文件，三月二十八日，作为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又签发了三十号文件，还要严厉追查“恶毒攻击”的现行反革命，文件规定：对这些现行反革命“要坚决逮捕法办，对极少数罪恶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要坚决杀掉。”。“恶毒攻击”（简称“恶攻”）罪起源于“文化大革命”，这是没有法律根据的非法刑求。因被判为“恶毒攻击”而坐牢的人还没有放，从一月到四月，在纪念周恩来逝世和回顾“四五”运动一周年之际，又抓了不少人。
一月八日，青年李冬民等人在天安门广场刷大标语，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呼唤邓小平出来工作，称之为“李冬民反革命集团”，被逮捕。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现已查明，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5简称“抬邓、反华、保王”。编造的理由非常玄乎而又曲折。有人说华国锋是“老实人”。“老实人”撒起谎来一点也不犹豫。○6抓了人，又发文件，全国出现一片恐怖。○7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文件，各地有一批张志新式的优秀人物惨遭杀害。（据传，受害者达四十四人之多，但中共中央从未正式公布数字。）上海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王申酉，逃过了“四人帮”的一劫，却又死在“两个凡是”的枪口之下。（当时上海市的负责人是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两个凡是”也是欠了血债的！华国锋于二〇〇八年八月二十日在北京逝世。他留下的遗言表明，至死坚持“两个凡是”，说什么清算毛泽东的错误是“逆流”，“这是很危险、很反动的。”○8莫非到阴曹地府还要抓“恶毒攻击”的反革命？
注：
○1汪东兴的这些说法，出自我当时的记载，最早发表于二十年前的《猛醒的时刻——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纪念专辑》（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4月，北京）。因为当时的中国没有新闻自由，重要的信息不是公开发布，而是转辗相传。“文化大革命”中各种“首长讲话”，或是油印本，或是手抄本，起了重要的信息传播作用。粉碎“四人帮”以后，还流行了一个时期。本文的写作，主要是根据我作为亲历者的回忆和当时掌握的材料，但力求找到现有的文字依据，或是官方文件，或是同时代人已经发表的著作，作为印证。对于以讹传讹的说法和互相矛盾的文字，我尽量作出订正和进行考证。作为当事人，自信有足够的判断力。汪东兴的这些说法，我还可以引以下著作为证：阮铭《邓小平帝国》第21页，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92年11月；胡绩伟《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邦下台》第35页，明镜出版社，1997年11月。
○2一些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著述，对于李鑫、郑必坚、龚育之，往往故隐其名。按共产党的规矩，点名是要经过批准的。我认为，在事件中出现的人物，无论做了好事或坏事，都应该将名字留在历史上。李鑫（？—— 1992）原为康生的秘书，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四人帮”视他为亲信。十月三日，江青等几个人在钓鱼台吃饭，把他也请去了。席间，江青问毛远新，从东北调来的部队已经到达哪里？毛远新答：已到达山海关。十月四日清晨，正熟睡的华国锋被叫醒，李鑫向他密报“四人帮”的异动。李还送上当天刚出版的头版头条刊载《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社论的《光明日报》，并建议“先下手为强”。他的意见符合叶剑英的“以快打慢”的谋略，因而参与了逮捕“四人帮”的行动，从此得到华国锋的宠信。他是“凡是”派的核心人物之一。郑必坚（1932——）时任华国锋的秘书，又是毛著编办（见（三）注○1）的成员。华下台后，宽宏大量的胡耀邦仍让他留任秘书。邓力群组建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时，他被延揽入室。后来他又成为江泽民的政治秘书。他是历经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胡锦涛五朝的“常乐老”，官至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龚育之（1929-2007）的经历与郑必坚相仿，当时也是毛著编办的成员，后来同样官至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他们是“两个凡是”的炮制者，但从来没有谈谈对“两个凡是”的再认识。可笑的是，一九八八年还应《光明日报》之邀，两人参加纪念真理标准讨论十周年的座谈会，均若无其事地作了一篇发言（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光明日报编辑部编，1988年。）这二位都是共产党内按别人的意志操弄文件的写作机器。奇怪的是，这类人物总是成双成对地出现，先是康生、陈伯达，继之张春桥、姚文元，又有胡乔木、邓力群，之后就是郑必坚、龚育之。发展的趋势是逐级退化，写出来的东西越来越不像样。
○3当年中南海的一位工作人员，曾对人说：“那天早上，食堂已经开饭好一阵，郑必坚和龚育之才到。一坐下来就得意洋洋地对在座的同志讲：昨天晚上他们两人挖空心思，在灯下写出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那两句重要的话。”（ 见喻权域《对真理标准讨论的再思考》，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7/200805/38968.html ）“得意洋洋”是别人对他们的观感，“挖空心思”则是他们自己的意图了。一九七七年一月，他们为华国锋准备一个讲稿，其中写道：“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这个讲稿没有派上用场。起草社论时，李鑫提出，要将上述意思写进去。郑必坚和龚育之的“挖空心思”就在于把它浓缩成两句话，嵌了进去。
○4○5《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第410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
○6一九八〇年，中共中央发出七十号文件，为“李冬民反革命集团”彻底平反，承认这是一个假案。当初华国锋是怎么“查明”的？不提了。
○7据《争鸣》二〇〇八年九月号报道：华国锋上台后，至一九七七年十一月期间，有七千一百四十多人因反对“英明领袖华主席”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而拘捕关押。
○8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