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王叔叔和我们的故事，如今想起来都悲怆，也让今天的人们匪夷所思，那是一个台上演喜剧台下演悲剧的“伟大时代”。

我们认识王远春叔叔在洛阳，是从照相开始的。

一个星期天，太阳很亮，母亲兴冲冲地叫我们去王城公园，说是要照相。我们几兄妹都高兴得一路蹦着，照相可没多大意思，那时候，照相都在相馆里，坐好站好一排，眼不眨，灯一闪，就完了。

五月的公园牡丹花大朵大朵地开着，我们远远地见到了王叔叔，他个子不高，四川成都市人，当时，他笑着招呼我们，尊称母亲“秦师傅”，还跑过来拍着我们肩膀，称赞我们……他手掌中握着一方形的盒子，比划着逗我们笑，一边把那盒子对着我们，后来才知道那是相机，135相机。

那时候，有相机的人很少，相机很金贵。王叔叔照的相很生动，他后来拿过一张放大的照片给我们看，是他母亲在窗下聚精会神地缝衣服，鬓发将白，相片上题着：“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他跟母亲说，老人家身体好，眼神也好。那天，我们很兴奋，在花园里穿梭着，小妹穿着花衣服，笑得最好，也象花儿一样。

后来，王叔叔还教母亲照相，又常将相机借给我们，这样没多久，我也会照了。

王叔叔西安交通大学毕业，是化验室的技术员。母亲也在化验室，母亲说他对工人们很客气，尊称工人们“师傅”来“师傅”去的。母亲又说王叔叔正直性耿，他看不惯瞎指挥，常给领导提不同建议。

不久，伟大领袖写了“我的第一张大字报”，支持“造反”，文革来了，一个“伟大的时代”来了，一切都改变了。

公园里没人养花了，也没人来玩耍照相了，都说那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笑脸变成金刚怒目，人人响应伟大领袖：“关心国家大事”，“要解放全人类”等，都赶去“闹革命”，“造反”，一时间大字报满街，颂歌漫天，红旗招展，人们参加不同的“造反派”，造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搞化学的实验室成了“革命的实验室”，王叔叔和母亲都参加了同一派别的“造反派”。

王叔叔多才多艺，能写会画，常见他誊写别人送来的稿件，除了写大字报，大标语，他还加班加点地办墙报，画宣传画。“革命”加“造反”使他转来转去的忙，我们也很少见到他，母亲说他瘦了。

不久，伟大领袖一挥手，说要“清理阶级队伍”，要“专政”，“造反派”失势了，一切又改变了。

原来的“革命造反”都不算，伟大的时代要重新开始了。那时候，讲“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株连之风甚行，一举一动都要填表，讲“家庭出身”，有专门的人搞“外调”，跑全国去调查，查街道，查原籍，还“查三代”。 当时，人们对“阶级敌人”的想象力也特别丰富起来，不仅数量多，类别也多，要清理的归纳为“二十三种人”和其他的什么有“现行”的人（二十三种人是指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资本家、国民党区分部书记、三青团骨干、保长、镇长、警长、宪兵、反动会道门、劳改释放人员、劳动教养释放人员、劳改就业人员、劳教就业人员、投机倒把分子、被杀、被关和外逃反革命分子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等等）。

那时候，被清理出来的人有的被迫戴上写有“黑五类”的胸牌，人们要划清界限，躲避、鄙视被“专政”了的人，有的人甚至落井下石。被清理的几十种人都成了惊弓之鸟，有的被赶到破棚子里隔离，有的被强迫去做最累最脏体力劳动，“劳动改造”。

母亲年轻时不懂政治，看到外公开会坐“资方”一边，就老实地将小业主填成了“资本家”，加上解放前又在学校参加过“三民主义青年团”，当时即被单位贴大字报批判，边劳动边随时被“专政”，大字报越贴越多，从车间内贴到厂区外，都是一套一套的要“低头认罪”。

小妹本来在公司子弟校上学，风声鹤唳下，母亲忧虑到小妹已识字，天真无邪，不知世事，更不知伟大时代专政的“伟大”，如果批判的大字报被她看见，或批斗时被老师同学看见，小妹可能只会哭，还会被歧视，不仅被骂“狗崽子”，还可能被弄到教室的最后一排坐冷板凳，这是有先例的。这也正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具体表现。

眼看大字报越来越多，母亲心急如焚，自己受磨难还要株连孩子吗？又想，惹不起，还躲不起吗？急迫之下，母亲舍近求远地设法将小妹转到山那边的农村小学，隐姓埋名：一来那里偏僻，二来老师同学们不了解，学校虽然简陋，却可以放心上课了。

转学了，上学要接送，在田坎和坑坑洼洼的僻静小道上，母亲背着小妹一路唱歌一路背诵毛主席诗词，母亲读师范时就知道寓教于乐，如今用上了。

虽然风里雨里地接送，母亲也不觉得累，父亲也放下心来了。

谁知小妹天生聪慧，学习也上进，她可不知母亲的良苦用心，到那不久就因学习好，敢举手发言当上了“学习委员”，听说还要当班长，这可使父母亲忐忑不安了，“福兮祸所伏”，怕一旦小妹当了班长传到公司子弟校这边来麻烦就大了。看着小妹忽闪的大眼睛，父母亲欲言不得，欲止不行，如锅上的蚂蚁般地愁了起来。

怎么办？母亲因此故意让小妹迟到几次，又请假几次，小妹却懵了，她哭闹着“我要读书”，父母亲怎么办呢，就只好哄着。母亲看学校动静不大后，还不放心，就亲自到学校去找老师，说家远事多，孩子忙不过来，还虚构自己身体不好，放学要小妹早点回家，还说也许不久要搬家，母亲红着脸撒谎，破绽百出，直到老师答应不让小妹当班长了才高兴得连声道谢。

在那个“伟大的时代”，许多大人们被迫做莫名的“伟大”考虑，做莫名的“伟大”事情，只是弱小的孩子在“伟大”面前变得渺小、可怜、驯顺甚至受屈辱。

也是那个伟大的时代，人们往往低估了“革命领导和革命群众”的创造力，既然领袖能在小说中发现“反党的一大发明”，他们也能在清理二十三种人时发现需要更多专政的“敌人”，并随时扩大自己的“阶级觉悟”。

王叔叔画了许多宣传画，那是名副其实的“文化革命”，为了人们更高昂的视觉，也为大革命，他按指示画伟大领袖挥手，画工农兵，画人心向红太阳，画山顶有红旗，画红旗上有阳光，连画花草，也是不同凡响，他画《朵朵葵花向太阳》。

可惜清理阶级队伍的领导们此时不要艺术了，学问与绘画都不如革命专政更有魄力，他们更想要挖敌人，要学“伟大领袖”在一般的事物上看出不一般的“斗争”，这是时代的要求，他们的思想全部来源于伟大领袖，更何况革命专政更需要传统数字——“坏人”要达到规定的百分之五的指标（这在1945年的延安整风和1957年反右斗争就是如此了）。

王叔叔家庭出身并不好，又是臭老九，平时与领导礼度不够，龃龉也多，何况只和工人们热和，领导也看不惯。

一天深夜，我还在似梦非梦的朦胧中，王叔叔匆匆地来了，只见他和母亲低声说什么，又将什么东西匆匆交给母亲，随后顶着夜色就走了。

不久，有人来调查王叔叔的所作所为。有人来看字，有人来看画，其中有人数花瓣，说有一朵正好十二瓣，那不是向日葵，那是国民党党徽！——真是革命的“金睛火眼”呀。

那时怎容你分辩，说你是什么就是什么，不是正在清理阶级队伍吗，马上“清理”出了王叔叔，此刻，他成了指标。

随后，已经消瘦了的王叔叔不见了，他被抓到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去了，消失了，在一个伟大的时代里，人是可怜的渺小。

在同一时间，母亲也经历了反复的“清理”，最后剩下要检查过关，别的就似乎没事了。可是，那一段时间，她仍是那么坐立不安，她常常半夜惊醒，翻箱倒柜的找东西，父亲怕惊动我们，他小声说：还在，还在。

是王叔叔半夜交来的东西还在么？我想，王叔叔现在怎么样？

许久，当我听到王叔叔的消息时，却是在小妹的学校。

那天下午又逢批斗会，母亲要自我检查过关，她吩咐我早点去接小妹，还吩咐回家的来去路线。

那天去得稍早，学校还正在上课。农村的小学，没有大操场，房屋低矮简陋，泥地泥墙，门窗上没玻璃，方格上飘着纸片，里里外外的灰色，不听到学生的读书声，你不会认为这是学校。

从1966年夏伟大领袖“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后全国学校停课，我好久没见过上课了，农村小学该有什么不同？我好奇地凑近窗口看：教室内斑驳成灰色的黑板上写着大字：“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周围昏黑的墙上写着：“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等等。

教室里坐着十几排学生，黑发灰衣，衣衫褴褛地灰扑扑一片。讲台上，老师拿着本毛主席语录在读，读了一阵后他展开一张纸，他说是公社发下来的“学习文件”。文革中，没有报纸，没有杂志，到处都是一叠一叠的“学习文件”，成了指示人民生活的精神教材。

我听了一会，隐隐约约地听出是“对阶级敌人的审判材料”，让小学生们参加审判，为从小培育他们的革命感，斗争感。很新鲜，这也是伟大时代的需要。

接着，老师念名字，然后再念何处人氏，罪状等……让小学生们讨论刑罚。老师表情严肃，念得字明腔正，不快不慢，念完一个接着就大声问：“这个怎么办？判什么刑？”东倒西歪的学生们顿时来了精神，争先恐后各自大喊“打倒、打倒！”，“死刑”！“枪毙”！小学生们似乎都要求判越重越好，成了条件反射，那是一种集体训练出的仇恨。

他们的恨来自精神教材，来自周围的革命气势，来自现实的社会经验，来自听来的一切，在一个毫不悲悯生命的伟大时代，尽管有的同学还没听清楚，不知读的是什么，可大家都七嘴八舌地显示出对敌人的“同仇敌忾”，对阶级敌人不能仁慈，要扫除“牛鬼蛇神”，这都是“语录”的谆谆教导。此刻，谁还能说不判死刑不枪毙呢，这是“以革命的名义”呀——此刻，幼小的“花朵”们都变成了革命的荆棘，“小绵羊”如今变成了“小狼”，这是革命童话，也是革命的传统教育，要心如铁石，残酷加无情。

老师又念下去，一个一个地，此时，我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王长春，现行反革命……我惊愕，脑袋嗡地一声，天旋地转，真是王叔叔！后来再念什么已听不清了，我看到教室里的小妹霎时间也惊骇了，她一时不知所措，脸色由红变白，呆呆地坐着，坐着，不一会竟当众抽泣起来……

幸好是农村小学，革命不在第一线，一个月难吃到一次肉，营养不良且饥肠辘辘的老师学生们也没有什么金睛火眼，他们以为小妹饿了，城里的人娇气，让我接走了哭泣的小妹。路上，小妹只说了一句：我怕。

不久，在那个阴沉的日子，在号称万人的批斗大会上王叔叔被判刑十五年，还说王叔叔“死不悔改”。

从那以后，小妹上课常呆呆地坐着，发言也辞不达意，不积极举手，成绩也慢慢地下降了。

从那以后，母亲接送小妹再唱不了完整的歌了，她也不背毛主席诗词了，更多的时间母亲只是背着小妹，在坑坑洼洼的小路上风里雨里地来回走着，默默地走着……

一天夜里，母亲又失眠了，她翻出什么东西来看，我听见父亲一声长叹，说：算了吧，他是宁鸣而死呀。

1976年随着“伟大领袖”的寿终正寝，“四人帮”垮台了，一个“伟大时代”的专政也终结了。

1978年身陷囹圄近十年的王远春叔叔被提前释放。

从监狱里走了出来的王叔叔已是两鬓白发，面容憔悴，一双眼睛仍旧炯炯有神。在单位给他开了小型的平反会后，领导们挽留不住，王叔叔执意要调走，回四川成都。

那天，我们全家都去看望王叔叔，母亲眼里闪着泪花，将藏好的东西交给了他——哦，我终于看到了，是135相机和他那张母亲的相片。王叔叔双手颤抖着捧了过去，一再恭敬地对母亲说：谢谢！秦师傅，谢谢！

只见王叔叔抚摸着照片凝视良久，他喃喃地说：“可惜……她老人家前年已经去世了”，真是“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那天，我们全家和王叔叔合了一张影，在那仍然萧瑟的日子，我们悲歌而别，在镜头的快门闪烁那一刻，前面的阳光也似乎一亮……

第二年，曾经落榜的小妹经过又一年的不懈努力终于考上了大学。

不久，我又听到了人们欢呼“伟大的时代”，欢呼“四个现代化”，欢呼“中华盛世”——哦，又欢呼一个“伟大的时代”来了。几十年的冰雨雪霜，辗转凄惶刚过去，那暴政的余毒还在，那罗织罪名的网依然，可一代一代的国人又开始走同一条路，唱着“同一首歌”了……唉，健忘的人们。此时此刻，我想起了王叔叔——你如今在哪里？

2008-3

《自由写作》首发

在2001年秋天那本一度流行的《自由风格》中，周国平曾向崔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听你说过：摇滚本来应该来自街头，而现在却是来自都市夜生活，这就是问题。

摇滚从街头进入酒吧，意味着由反叛变成时尚，由先锋艺术变成大众消费，由愤怒的心声变成茶余饭后的消遣，这种蜕变确实令人担忧。现在的问题是，蜕变是否不可避免，能否逆转？在消费主义的环境中，摇滚坚持自己原来的使命是否还可能？反叛是否属于摇滚的本质，不再反叛的摇滚还是不是摇滚？“[1]

应该承认，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问题。实际上，在对崔健摇滚乐的长久关注中，这一问题也不时地在我的脑海中浮现。有人曾经一口气概括出九种摇滚精神：摇滚要求自由；摇滚参与革命；摇滚超越道德；摇滚躲避意识形态；摇滚挺身反抗贝多芬；摇滚无视国界；摇滚崇尚激情；摇滚反抗上帝；摇滚质疑理性[2].——这里说的自然是西方的摇滚乐。崔健的摇滚乐虽然毫无疑问与西方的摇滚乐存在着一种血缘关系，但是却显然没有西方摇滚乐如此繁复、庞杂的主题。因为储藏在我的听觉记忆中的只是一个比较清晰、同时也比较抽象的声音：反抗以及这种反抗的变形。如果我们承认“反抗”曾经是崔健摇滚乐中的一个重要主题，那么为什么这种反抗后来又会发生变异？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反抗的变形？在崔健与周国平的对话录中，我没有读到我想要寻找的理想答案。于是，思考崔健摇滚乐的反抗流变史也就成了一件不无意义的事情。

众所周知，崔健的走红出现在八十年代中期。在无数个描写崔健“出场”的版本中我们已被告知，1986年的5月9日，以纪念“国际和平年”为宗旨的中国百名歌星演唱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崔健穿着一件大长褂子，背着一把吉他，两裤脚一高一低地跑到了简陋的舞台上，吼出了他那首中国摇滚作品的开山之作——《一无所有》，从此，中国的摇滚乐开始了它的艰难之旅。

就当时的情况而言，《一无所有》的一炮打响似乎显得有些偶然，因为它原本只是一首普普通通的情歌，歌词中也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内容。但是现在看来，这种偶然当中其实又蕴含着一份必然。对于崔健来说，《一无所有》的先声夺人之处首先应该归功于他所采用的摇滚形式：放荡不羁的演出形象，声嘶力竭的演唱风格，震撼人心的旋律与节奏。所有这些，对于那些听惯了革命歌曲、主旋律音乐和传统民歌的中国听众来说，都具有一种视听感官上的冲击力和震惊效果。然而仅有这些自然还是不够的，因为就在1985年，摇滚歌手乔治？迈克尔与他的威猛乐队曾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演出，不料却以惨败告终。面对中国观众出奇的冷静、安静与沉默，乔治？迈克尔百思不得其解。短短一年的时间，中国听众不可能在音乐的观念上完成一次彻底的革命，但是为什么他们没有认同迈克尔却选择了崔健呢？

显然，这其中还有别的原因。整个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出台和国门的洞开，人们一下子意识到了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所存在的巨大差距。落后就要挨打的前车之鉴，十年内乱之后的痛定思痛，使人们对传统文化产生了深刻的怀疑；现代化的诱惑、富民强国的梦想又使人们不得不对西方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于是，新一轮的文化观念、科学技术的引进开始运作，激进主义的情绪开始潜滋暗长，种种社会问题也淤积起来并吁请着解决。1986年，邓小平把改革的目标从经济体制推进到了政治体制，文化热也在这一年掀起了高潮以致被学术界命名为“文化年”。在东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中，中国人突然发现自己除了被刺激和唤醒出了渴望、焦灼、愤怒、无奈等等情绪外，却原来一无所有。这种物质与精神上的赤贫感与彷徨、苦闷、失落的时代情绪给人们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抑，人们亟需要获得一种合理合法的渠道把这种情绪释放出来。这时候，崔健适逢其时地出现了。在分析《一无所有》成功的原因时，崔健后来也坦率地承认：“我觉得音乐的内容与形式应该是统一的，这就是表现社会问题。其实我当时的《一无所有》就像化学反应，因为社会有接受这种反应的基础，人们常年的生活压抑、没有发泄通道的情绪会通过这样一首突然的歌得到释放，产生了反应效果。如果拿到现在来发表这首歌，我估计没有人理睬。那个时代正好被人赶上了，因为我们是第一代尝试自由创作的音乐人，我写《一无所有》完全是出于无意，就是现在，哪怕我想有意写这首歌，那效果也远远不如当时。”[3]

或许正是因为《一无所有》是无意之作，所以那里面并没有渗透多少理性内涵，也没有提供多少丰满的意象。然而，通过这样一种情绪宣泄式的呐喊，崔健毕竟建立了自己反叛者的摇滚形象。此后，随着《新长征路上的摇滚》（1989）专辑的面世，这一形象开始变得丰富起来：在“埋着头、向前走、寻找我自己，走过来、走过去、没有根据地”（《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的苦闷中，崔健发现他们这代人并不具有与前几代人共同分享革命传统和主流话语的资格和权利，这意味着新一代人需要重新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在“我的泪水已不再是哭泣，我的微笑已不再是演戏”（《不再掩饰》）的自我剖析中，崔健实际上是在呼吁他的同代人坚定寻找的信心和勇气；在“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不是我不明白》）的感叹中，崔健似乎又表达了价值观念紊乱时期自己义无反顾的选择。正是在这一系列的苦闷、彷徨、自我剖析和对自我与社会关系的反复思考中，崔健叛离出走的情绪开始变得饱满深刻起来，从而具有了一种文化底蕴和美学内涵。于是在崔健宣言式的表白中，“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花房姑娘》）才不显得空洞，“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假行僧》才不显得愚顽，“我攥着手只管向前走，我张着口只管大声吼”（《出走》）才不显得鲁莽。与此同时，“不停地走”在崔健的摇滚中也成了一个主导意象。有人指出：“无论是孑然一身的踽踽独行，还是心底坦荡从南到北的昂首阔步，或是走在老路上的困惑迷惘，都可见一个执着青年试图抛弃旧有秩序寻找独立人格和自由生活的渴望。如同六十年代美国嬉皮士成群结队地离家出走以表达他们对主流正统的美国社会的排斥反叛一样，崔健似乎也在以一种不停的行进感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和对旧有的一切的抛弃和背叛。”[4]

现在看来，崔健的反叛形象之所以能够建立起来，一方面应该归因于他那种“不停地走”的执着与顽强，一方面也应该归因于八十年代那种特殊的社会氛围和文化氛围。

八十年代是一个理想主义情怀流行的时代、启蒙主义姿态风靡的时代，同时也是文化反抗情绪极容易被催生的时代。由于人们（尤其是青年人）普遍有一种参与社会改造社会的热情、介入现实批判现实的冲动，由于主流意识形态又总是把这种热情和冲动阐释或误读为洪水猛兽，所以由文化精英生产出来的精英文化便老是与主流文化处于一种公开对峙和暗中较量状态，文化反抗情绪也极容易滋生蔓延。崔健之所以能成为八十年代末的文化英雄，并成为广大青年崇拜的偶像，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也就是说，由于这种普遍的文化反抗情绪的存在，他的反叛形象才极易被认同，他对反叛情绪的归纳和概括才极易找到共鸣对象；同时，由于在潜意识中崔健把主流文化当成了一个反抗对象，所以这种反抗又因对手的强大而变得具有力度了。

1991年，崔健推出了他的第二张摇滚专辑《解决》。这张专辑依然保留了他在第一张专辑中所形成的孤傲高标的风格，同时也出现了许多细微的变化。这种变化正像有人所指出的那样：“如果说在‘新长征’时期，精英式的文化心态使崔健必须注意感受性所包含的思想深度，保持一种自省和自律的精神，那么，《解决》则充分敞开了个体自我的感受性，去掉了精英式心态必然内含的拘谨，淋漓尽致，纵放悲歌，像《解决》，像《这儿的空间》，像《投机分子》，在最基本的意义上，都是力量和欲望以直接、痛快、放肆的方式在绝望中宣泄。”[5]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如果说在《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中，其反抗格调更多地追求一种悲剧式的壮美，那么在《解决》中，更多的荒诞意识则渗透到了反抗之中。比如，在《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儿野》中，崔健唱到：

我没穿着衣裳也没穿鞋／却感觉不到西北风的强和烈／我不知道我是走着还是跑着／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

给我点刺激大夫老爷／给我点儿爱情我的护士姐姐／快让我哭要么快让我笑／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儿野

在这首歌中，“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依然是对时代情绪最敏锐最准确的捕捉，但是在表达这种时代情绪时，崔健并没有采用原来那种愤怒的呐喊，而是使用了夸张变形的音乐语言、反讽而略带无可奈何的倾诉语调。如此一来，那种残酷的真实虽然被再现出来了，但是蕴藏于其中的反抗却又仿佛失去了根基，缺少了震撼人心的力度。或许，反抗精神只有在悲剧意识浓郁的作品中才能获得淋漓尽致的表达，当荒诞感弥漫身心的时候，反抗什么和怎样反抗有可能会一下子变得模糊不清起来。

可以把崔健的这种选择看作是他的一种成熟，但同时也应该看作是他思想立场上的一种后撤。如果说在《解决》中这种后撤姿态体现得还不是十分清晰的话，那么在《红旗下的蛋》（1994）和《无能的力量》（1998）这两张专辑中，这种后撤不仅已成事实，而且那种刚硬的反抗精神似乎也已消失殆尽。于是，在《混子》中，我们听到了这样一种意味深长的表白：

吃不着铁饭碗像咱家的老头子／也不想处处要人照顾像现在的孩子／我们没吃过什么苦也没享过什么福／所以有人说我们是没有教养的一代混子

真要是吃点苦我准会哭鼻子／下海挣点钱儿又他妈不会装孙子／说起严肃的话来总是结巴兜圈子／可干起正经的事来却总要先考虑面子

除了眼前的事我还能干点什么／除了吃喝拉撒睡我还能想点什么／嘿，若要问我下一代会是什么个样子／那我就不客气地跟你说：我管得了那么多吗

多挣点钱儿多挣点钱儿／钱儿要是挣够了事情自然就会变了／可是哪儿有个够可是哪儿有个够／不知不觉挣钱挣晕了把什么都忘了

……

在这首拉普（rap ）风格的作品中，我们依稀还能感受到“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的流风余韵，但是那时的迷惘似乎也进一步变成了现在的巨大困惑。当社会转型的车轮把崔健的理想主义信念碾得粉碎的时候，他似乎只剩下无奈、感伤、调侃与自嘲，只剩下把这个变幻莫测的时代投射到自己心灵深处的感受记录下来的能力了。他依然还在介入现实，但是却显然已经无力批判现实，反抗的姿态实际上也已经变得有形无神、徒有虚名了。

为什么崔健的摇滚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呢？仅仅停留在“崔健老了”之类的判断中显然不能说明全部问题，我们还需要从时代变迁与接受对象的变化等方面去寻找原因。

有人在梳理1995年的歌坛时曾作过如下分析：

此时，中国的政治体系正全面地转向经济领域。“不争论”的出台，“姓社姓资”

问题的pass，使一度困扰的精神领域茅塞顿开，不再有那么多的压力和冲动。市场的大潮一冲，经济问题唱了主角，不仅国家行为一心一意了，万民之关注也转向一些很实际的问题，惯于在红色背景下左冲右突寻找精神困境出路的中国摇滚，猛抬头发现自己处在现代化的洪流中。那些问题早不成问题，那些关注早没人关注。问题没有了，勇敢不存在，独立失去了意味，因为这是一个好像没有强大对手的时代，谁都甭想充当英雄。

[6]

如前所述，崔健摇滚的反抗冲动实际上源于精英文化与主流文化的暗中对峙和较量。当摇滚背上“精神污染”的成员、“自由化”的代表、“和平演变”的先锋之类的恶名时，摇滚在这种刺激的兴奋中不仅具有了反抗的对象，而且也仿佛拥有了反抗的悲壮。然而当“唐朝”、“呼吸”、“黑豹”等摇滚乐队终于参加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台庆然后被主流媒体誉为“改革开放”的象征之后[7]，摇滚人剩下的恐怕就只有尴尬了。

这时候，“拔剑四顾心茫然”或许已经成为崔健和崔健们的共同心理体验。在这样一种状态中，他大概已无力继续高举起反抗的大旗了。

另一个使反抗变形乃至消失的原因应该来自于摇滚的接受群体。到目前为止，崔健实际上一直是在为他的同代人写作、歌唱。八十年代末的时候，他的同代人无疑都是一群“愤怒的青年”，他们与崔健有着相似的心理体验、共同的社会背景和相同的社会责任感与参与意识。正是有了这样一个可以信赖的接受群体，崔健的摇滚才可以一石激起千层浪。有人曾经准确地记录下了遭遇摇滚时的激动与狂喜：

演唱会上迷乱的灯光、舞台幻境、斑斓的演奏、极限音量的扩音器，成为一种似真似幻的背景。崔健的演唱，有时干脆将歌词唱得含混不清，让背景淹没歌词，而突然又像射击一样清醒地唱出歌词，划破背景，直射你胸膛。歌词这种起落反复的运用，使你一次又一次承受当头棒喝，你一次又一次得到反省，得到启示直至狂迷。在一片混沌模糊中你突然清楚地听到：“我就要回到老地方，我就要走在老路上。”你禁不住热泪双流，往日的苦苦挣扎、懊悔无奈，千般万种思绪飞掠过心头，你对自己过去或现在的安于现状、耽于享受痛心疾首！而恍恍惚惚中你又听他唱：“如果你要结束这最后的抱怨，那么迎着风浪向前。”你心中徒增一股力量，恨不得猛吼或尖叫几声，你质问自己：为什么不迎着风浪向前，为什么还喋喋不休地抱怨？！[8]

可以说，正是这种深刻的遇合曾经使美学家高尔泰形成了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判断：“也许崔健和他的摇滚乐是中国惟一可以启蒙的文化形式。”[9]而以“躲避崇高”

作为其价值追求的王朔甚至也对崔健情有独钟：“我非常喜欢崔健的歌儿，我第一次听《一块红布》都快哭了。写得透！当时我感觉我们千言万语都不如他这三言两语的词儿。它写出了我们与环境之间难以割舍的、血肉相联的关系。”“我看他是我们国家最伟大的行吟诗人。他的反应当代的东西是最准的，比大而无当的、泛泛的文化的那种，我更能理解。”[10]这样的赞誉从“一点正经没有”的王朔口中说出，更让人觉得意味深长。

然而，进入九十年代之后，面对滚滚而来的商业大潮和世俗化浪潮，崔健的同代人已逐渐变得苍老、稳重、实际和世故了，这意味着他们在八十年代催生出来的摇滚热情已基本耗尽；而更年轻的一代青年人由于对那个“红色的年代”记忆的匮乏，也由于他们更欣赏的是现实世界的“成功人士”或“物质英雄”，所以，这既造成了他们对崔健的后意识形态化表白（如《红旗下的蛋》）的陌生和无动于衷，也造成了他们对摇滚精神的误读和逆反。没有了接受群体的欢呼和喝彩，崔健的反抗姿态已显出了某种空洞和苍白；而失去了接受群体的精神关注和文化滋润，这种反抗也就只能沦落为一种调侃和戏仿了。于是，在犹疑和孤独中，崔健只好反反复复念叨：“新的时代到了再也没人闹了／你说所有人的理想已被时代冲掉了／看看电视听听广播念念报纸吧／你说理想间的斗争已经不复存在了”（《混子》）。与“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假行僧》）的执着相比，与“我不能走我也不能哭／因为我身体已经干枯”（《一块红布》）的悲怆相比，这显然已不是什么抗争宣言，而是对八十年代的光荣与梦想、对他们那代人的豪情与悲壮所唱出的一曲无奈的挽歌。

必须指出，虽然崔健在其摇滚中所建立起来的反抗姿态已经位移或不复存在，但是他依然特立独行于滚滚红尘中，时刻警惕着商业大潮的诱惑和吞没，时刻铭记和倡导着“介入现实、批判现实”[11]的摇滚精神。这既是他的深刻之处，同时也是他的孤独悲凉之处。即使他在调侃、自嘲和戏仿的时候，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这种艺术手法与反抗之间的逻辑关系。而更年轻一代的摇滚人显然没有崔健那种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情结，或者当他们面对新的时代时更擅于洗心革面或改头换面从而卸下了启蒙的重负或伪装。于是，在他们的摇滚作品中，虚幻迷离的电子音乐、空旷迷幻的吉他滑弦、冷冰冰的鼓击常常成为他们的主要音乐词汇，而清冷、落寞、昏暗、低迷、毫无来由的自嘲、油嘴滑舌的调侃、表演化的谩骂又常常成为他们的主要音乐风格。面对复杂而迷乱的现实处境，他们差不多已丧失了提出问题的能力，所以只好在对现实的失语中退回到自己的内心世界，或者在一种暧昧的“磨合”中与现实妥协，以期求得内心的暂时平衡，要不就是假装深刻以便博得人们廉价的喝彩。显然，“‘后崔健群’用自嘲和调侃的情绪，代替了崔健的社会责任感和参与意识，并且有意无意地消解人类所有崇高和美好的感情。又因为摇滚乐已经成为一种可以挂在嘴边的时髦，不再需要忍受饥饿和耐得住寂寞，一时间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因此‘后崔健群’中的大多数显得平庸。众多拼盘里的众多乐队，以太多形式化的重金属和太多肤浅的愤怒，暴露了他们思想的幼稚与内心的空虚”[12].事实上，当一些摇滚人唱着一些不知所云的“朦胧诗”（如“空中自在，亮丽彩虹，梦幻世界，宝数成排，茎茎相望，清泉香池，花木微风，人皆费心”（《摇滚北京Ⅱ？其乐世界》），或说着一些尽人皆知的“大实话”（如“七十岁的爷爷养鸟种花，六十岁的伯伯想干四化，五十岁的叔叔溜溜达达，四十岁的老哥还想发家。有些人每天他忙改革，有些人每天他在忙出国，有些人他忙赌博，有些人没有工作”（常宽：《玩世不恭》）时[13]，中国摇滚开始堕落了。

崔健说：“这些年的发展也使摇滚乐商业化了，包括骂人、骂社会问题也带有明显的商业意识。”[14]他的这番话提醒我们在思考中国摇滚堕落的原因时不应该忽略商业主义对摇滚人的冲击与裹胁，但是如此一来，问题似乎也就变得更加复杂起来。由于中国特殊的文化历史语境，中国摇滚一开始便主要是以精英文化的面目出现的（这一点与西方的摇滚乐大不相同），它既反抗着主流文化的渗透，又抵御着大众文化的侵蚀。

在与主流文化的对峙中，它显得刚健硬朗，颇有点刀枪不入的味道。但是面对消费意识形态支撑起来的大众文化的诱惑与抚摸，摇滚却终于没能顶住，而是摇身一变，成了大众文化的愉快合作伙伴。这种失贞或变节行为既让人感慨，又让人感到某种恐怖。

无论从哪方面看，以崔健为代表的中国摇滚的没落都是一件让人值得深思的事情。

阿多诺在批判美国的爵士乐时指出：“部分艺术家已被整合进消费领域变成了一名‘娱乐界人士’（entertainer ）或一名工作人员（functionary ）”，是爵士乐反叛冲动消失的原因之一，因为如此一来，“爵士乐已被理所当然地视为一种可以管教好的、并能净化听觉的体制。”[15]而当崔健承认摇滚乐实际上就是一种大众文化，他真正想做的是名副其实的大众艺术时[16]，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种去掉精英心态的平民主义精神的闪现。但是他又如何抗拒大众文化的内在逻辑呢？他将要强化和发展起来的又会是一种怎样的功能呢？

在最需要回答这一问题的地方，崔健变得沉默了。也许，在崔健的思维框架中，他已经有意无意地删除了这一维度。因为他反复提醒人们他是一个艺术家而不是政治学家或社会学家，他现在更痴迷于Freestyle 式的即兴说唱，更关心的是盗版、假唱和酸歌蜜曲的问题[17].种种迹象表明，在崔健那里，文化反抗已经成了一个陈腐的、不合时宜的话题而被束之高阁；而在听众的心目中，崔健摇滚乐中的文化反抗仿佛也已经淡化成了一种幻觉，它只是朦朦胧胧地残留在遥远的记忆中，变成了如烟的往事。

那么，我们也就只好在记忆中咀嚼那些似真似幻的往事，或者干脆与往事干杯，然后一起与崔健与时俱进吧。

注释：

[1][16]崔健、周国平：《自由风格》，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9、38-39页。

[2]郝舫：《伤花怒放——摇滚的被缚与挣扎》，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4-5页。

[3][14]崔健、毛丹青：《飞越摇滚的”孤岛”》，《文艺理论研究》1998年第1期。

[4]黄会林主编：《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9-200页。

[5]张新颖：《中国当代文化反抗的流变：从北岛到崔健到王朔》，《文艺争鸣》1995年第3期。

[6]李皖：《‘95音乐回眸》，《东方》1996年第2期。

[7]参阅郝舫：《伤花怒放——摇滚的被缚与挣扎》，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12 4页。

[8]张激：《崔健和他的摇滚乐》，《八小时以外》1992年第3期。

[9]转引自江熙、张英：《摇滚革命根本就没有开始过——崔健访谈录》，《北京文学》1999年第6期。

[10]王朔：《王朔最新作品集》，漓江出版社2000年版，第177页。

[11]江熙、张英：《摇滚革命根本就没有开始过——崔健访谈录》，《北京文学》1999年第6期。

[12]丁进：《中国摇滚：风里、雾里、雨里、梦里》，《海上文坛》1996年第4期。

[13]参阅黄会林主编：《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5页。

[15]Theodor W.Adorno，Prisms，trans.Samuel and Shierry Weber，Cambridge，Ma.：The MIT Press ，1981，p.130，p.128.

[17]参阅严明：《崔健：中国摇滚四面楚歌》，《南方都市报》，2002年7月15日。

人，不管岁数大岁数小，一样有话就要说，社会有不良现象要指出来，这才是文艺功能，这才是文艺。

那些所谓的中国人，拿着腰包里的钱去买他们的唱片，去看他们的演出， 他们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别忘了这一点。他们没起到文艺界应该起到的功能的角色，他们就是娱乐，就是来赚钱来了。中国人应该觉得你是一个公民，你对 你周围的环境有责任，你十八岁之后不管你是男的是女的，政府就赋予给你这个责任——不是政府，天就赋予你这个责任，你能不能负担提出来的这些问题，这才是 文艺，这样搞文艺的人才称的上是搞文艺的，文艺丧失了批判的功能你就是搞娱乐的，你跟那个小姐没什么区别，给人乐一下，人家付你钱而已。

文艺是严肃的，文艺是高尚的职业，你们文艺记者也是高尚的职业，你们应该真正地去关心真正的人才，而不是那种他妈的炒作卖带子新闻发布会给你点红包你就把这事办了，完了你再想你买房子你的产权，你在想你自己的事，完了就进入他们的生活方式那种轨迹，现在，为什么我说现在整个是一个骗局，整个行业是一个互相捧臭脚谁也不说实话的一个行业？

真正的文艺不应该是这样的，记者不应该拿到任何一方的酬劳，记者只能从自己的报社杂志社拿钱，你才能真正的保持（公正）。你可以提高工资，但是你拿了一次红包，你等于是在给人做广告，应该成立广告公司。广播电台收了唱片公司的钱整天放他们的歌，就是在做广告。你知道一个唱片公司给这个广播电台一年多少钱吗？你们都应该去做调查，这个跟假奶粉有什么区别？搞文艺的跟他妈放假蛋白质的有什么区别啊？给人的是假东西，你的灵魂都死了你根本不知道，所有的艺术家都已经瘫痪了，完全是依靠外来品了，你还叫什么文艺界啊！你都瘫痪了，自己都没有创新能力了，都依赖人家了，还说自己有特点，还说我们不是一代人，我们跟你们不一样。我们面临的是同样的东西，我们唯一的区别就是差了二十年的年龄而已。

我们面临的是一样的东西一样的环境一样的竞争市场，外行人全进这行业了，内行人全出去了，内行人跑哪去了？香港的文艺界现场演出都没了，跑大陆演了，人家黄家驹早就说过，香港没有音乐界， 香港只有影视界，人家早就说出这话来了。所以这是我们面对同样的环境，而且我觉得你们比我们更严峻，面对你们的问题更严峻，你们年轻人的公民意识应该更多 的不怕冒险，何必让这些老头们去说这个说那个呢，你们早就应该判断出来了，你们也受贿了，拿着一些好处就忘了，但是别忘了现在你们听到的东西全是外行人在 控制着这个行业，这不是一个单独的大陆市场问题，全世界都一样，全世界的音乐产业都是外行人控制，内行人都改行了，内行人都被踢出去了，这是一个彻底的失 败，音乐产业彻底的失败。

我真希望我是一个年轻人。你们说话可能就是年轻人说话就对，年纪大的人说话就不对。

 据新华网11月26日报道：“对于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杨佳袭警杀人案，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经过复核，日前依法作出核准杨佳死刑的裁定。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按照最高人民法院下达的执行死刑命令，于26日对罪犯杨佳以注射方式执行了死刑。”

按照党主司法的官方规则，杨佳案至此已经完成了全部司法程序，最高法院的死刑复核裁决认为，“第一审判决、第二审裁定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

但对于关注该案的民间人士和公共舆论而言，1，该案的审理过程充满有违程序的猫腻，而没有程序正义就没有司法公正。2，该案的全部事实真相至今没有弄清，而没有真相就没有社会公义。

一场没有事实真相和程序正义的审判，徒有司法审判之表，实则滥权杀人。而在这种滥权的背后，是这个老大政权对真相、对正义、对民心的恐惧。这种恐惧已经强烈到失态的地步，将迫害之手伸向杨佳母亲王静梅，把她强制送进精神病院，还给她取了假名刘亚玲，让她人间蒸发132天。甚至，连及时向杨佳母亲送达死刑复核裁定书都不敢。

一个据说已经强大到拯救世界经济危机的政权，何至于虚弱到如此地步？

杨佳最初的期望很简单，不过是想从上海警方那里讨“一个说法”，但他经过漫长的努力，仍然徒劳，导致他愤然杀警。

公共舆论对杨佳案的期望也不复杂，不过是希望司法公正的实现，至少让杨佳“死得明白”，但经过持续的努力，也是徒劳。是的，权力犯下的罪恶还得不到司法的追究和审判，但中国司法机构的信誉已经在民心中的死亡。

杨佳死了，但觉醒的民意不会随之死亡。

尽管，众多网友已经指出，在中国的现行体制下，指望杨佳能够死个明白，纯属奢望。因为这个体制本身从来就是用“党治”冒充“法治”，司法机构从来都是“党的利益至上”，为了这个“至上利益”而不惜执法违法。但继续追问杨佳案的真相，继续抗议滥用警力，继续关注中国的司法正义和社会公正，已经变成中国民间的自觉诉求。君不见，杨佳被执行死刑后，震惊、悲愤、怒斥之声遍布网络。

当垄断言论和制造谎言已经无法愚民而只能沦为掩盖罪恶的工具，当强权已经无法完全奏效而只能沦为掩盖恐惧的武器，再精巧的谎言和再强大的权力，非但不足以挽救道义合法性的死亡，反而只能加速其死亡。

2008年11月26日于北京家中（《观察》2008年11月26号）

十一届三中全会没有启动改革开放

30年前，1978年的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召开了为期5天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全会之前，刚刚召开了一场长达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全会之后，又马不停蹄地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后来，人们将这三场连轴转的会议统称为“十一届三中全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十一届三中全会逐渐变成了一个政治神话，被冠之以“改革开放的里程碑”、“中国当代历史的伟大转折”。由此，1978年也就被追认为中国改革“元年”。照此算来，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是该纪念一下了。或者，是该祭奠一下了。

但是，这个公认的改革纪年法其实大有问题。事实是，“改革”并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议题，更不是全会的“主题”。在1978年底那三场前后衔接的高层会议上，中共大佬们既没有讨论、也没有制定、更没有通过有关“改革”或“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政策”。

在那个年头，“改革”、“开放”还是中共政治词典里的生僻词：三中全会的公报中祇有两处提到“改革”（文革期间九大、十大的政治报告也都曾提到“改革”，所以，这两处“改革”谈不上有多少特殊意义），没有提到“开放”；在邓小平那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这篇讲话被视作三中全会的纲领性文献）中也祇有4次提到了“改革”，同样没有提到“开放”。邓小平说了一句带有鲜明邓氏语言风格的“狠话”：“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但尽管如此，邓小平这篇讲话却没有“吹响改革开放的号角”。因为邓当时更关心的是除旧、而不是布新，他最想做的事情还不是改革，而是与华国锋争夺对“完整、准确的毛泽东思想”（或“毛泽东思想精髓”）的阐释权、对高层权力分配的主导权。所以，邓讲话对“改革”祇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可谓言不及义、语焉不详。大体上，这一时期邓小平所说的“改革”既沿袭了文革时期这一概念的用法（比如“改革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也与他1975年惯用的“整顿”、“调整”涵义相近。邓所表达的祇是一个笼统的想法：一种走出当前困境、终结文革灾难的空泛愿望。——总而言之，三中全会时期的邓小平和中共中央还远未形成明确的改革思路和可操作的改革方案。在三中全会的重要文献中，祇有“改革”的祇言片语，我们没有发现关于改革的任何理论或路线，更没有发现有关改革的任何方针政策。因此，我们不能认定三中全会曾经特别强调过、或者特别关注过“改革”，当然，我们更没有理由断言这次全会是一场“改革开放的动员大会”。

与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天的政治局会议相比，5天会期的中央全会显得平淡无奇（大概唯一可以称奇的是这次“不扩大的”全会居然违反党章让9个不是中央委员的“老干部”以委员资格参会）。除全会公报外，三中全会一共讨论、通过了以下3个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3个文件均毫无改革气息，文件强调现行农村体制（即“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要“稳定不变”，甚至还明确宣布：“不要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对于那些相信三中全会改革神话的人来说，这些措辞多少会有些令人意外。显然，即使我们不去追究这几份全会文件“阻挠改革”之罪，那么至少，应该实事求是的说，三中全会对农村改革的发动没有丝毫实质性的贡献，它与当年年底从小岗村自发启动的土地大包干改革扯不上太多的瓜葛。所谓“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农村改革破题”这一广泛流行的说法应属无稽之谈。实际上，农村改革是在农民、地方官员“非法”实行了1年多以后才获得中共中央的暧昧认可，到了1982年“一号文件”之后才在全国迅速展开的。

“工作重心转移”也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转折”

那么，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什么成了中共的改革神话？究竟发生了哪些事件，使之成为众所公认的“伟大历史转折”呢？对此，有一个说法是，三中全会“实现了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但这个说法其实也不能成立。

“工作重心转移”是由邓小平提议、华国锋确定为中央工作会议增设的一个议题（其他议题有3项，讨论两个农业文件、一份两年计划和李先念的一个讲话）。但这是一个当时已经无人反对、无需讨论因此也就无人真正关注的议题。在华国锋掌权之后不久，“全党工作重心”未经宣布早已悄然转移，三中全会不过是马后炮，谈不上“重大突破”，更谈不上“伟大转折”。“粉碎‘四人帮’”之后，“华主席、党中央”将“四个现代化”作为最突出的国家战略，华氏提出“大量引进”、“全面跃进”，包括“三分之一的大寨县”、“十个大庆”、“二十个宝钢”、“1980年实现农业机械化”等一系列颇显急躁的短期经济目标（中共党史讥称为“洋跃进”）。在中共十一大上，华国锋正式宣布“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胜利结束”。这位“英明领袖”虽仍然在口头上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但实际上，此人并不是“阶级斗争”的行家里手，既缺乏对“阶级斗争”的内心热情，也明显缺乏在“阶级斗争”中取胜对手的实力和本钱。所以，华国锋理所当然更热衷于在“四化建设”上建功立业，而不是在“阶级斗争”中显拙露短。——当然，公开宣布的“重心转移”比祇做不说的“重心转移”要扎实可靠得多，但是，若尊重史实，我们就应该承认，“工作重心转移”并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转折”。

在那40多天的会议里，真正引起了争议和交锋、实现了突破和转折的，不是党内已有高度共识的“重心转移”，而是“高级炮手”陈云“突然袭击”提出的一串“历史遗留问题”。当时没有任何实职实权的中共元老陈云脱离正式议程在会上“放炮”，要求中央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彭德怀、陶铸等人翻案，还要求清算毛泽东的“肃反专家”康生。这些全是高度敏感的政治问题，是威力十足的“重磅炸弹”，桩桩件件均与毛泽东直接相关。解决这些问题当然符合国情民心，却必然导致对毛泽东和文革的具体否定，也会间接危及华国锋的“接班人”地位。对于陈云的突然发难，华国锋难以招架、措手不及，于是，会议爆场，“畅所欲言”，群情沸腾，一片哗然。陈云的发言在各分组会上得到热烈响应，胡耀邦、万里、王震、萧克等全力支持，聂荣臻、杨得志、陈丕显等人进而提出了四川“产业军”、武汉“七二0”、上海“一月风暴”等更多的“历史遗留问题”。与会代表拒绝按华国锋的要求回到既定议程，这样一来，“中央工作会议”摆脱了“中央”的控制，“向前看”变成了“向后看”。由于心中有气的“老干部”、愤愤不平的“文革受害者”在会上占居主流，以华国锋为代表的“文革受益者”处于明显劣势，所以，超过150万字的会议发言几乎一边倒，华国锋的理论观点、干部政策、宣传政策、经济政策甚至个人资历、任职能力均受到旁敲侧击的责难，华的主要政治盟友副主席汪东兴、中宣部长张平化等人则因阻挠冤假错案平反和“真理标准讨论”而受到了指名道姓的围攻。

这里，我们附带说一下三中全会的“对立面”华国锋，两年前，他还是当仁不让的政治英雄。毛泽东认为华“忠厚、不蠢”，是个“总认为自己不行”的“老实人”。叶剑英则说，“‘英明领袖华主席’是我提的，他当之无愧。这个事情（指秘密抓捕”四人帮“）祇有华国锋能这么干。周总理在世干不出来，小平也干不出来，我也没有想到有这么一下子。”关于华国锋“拖延”邓小平复出的问题，叶剑英说，小平这个人哪，不甘寂寞，擅权，他一出来就会喧宾夺主，就显不出华主席来了。（见熊向辉之女熊蕾的回忆）邓小平对华国锋的评价是“缺乏能力，不能胜任”、“祇是一个过渡，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而在于光远、胡绩伟等人的回忆中，华的形象则是待人宽厚、礼贤下士、出言稳重、处事温和。这些评价各有其道理。但全面来看：华国锋并不“老实”，他祇是比绝大多数中共高官要老实一些；他是一只牙齿不够锋利的老虎，得势时害人较少，失势后得以善终（这也说明他的对手不太忌惮这个“老实”、无害的“废帝”）；华国锋很有自知之明，他知道自己权力虽大却没有根基，不得不依赖毛泽东的余威，而毛的余威既成全了他、又最终拖垮了他；他之所以用政变手法“粉碎‘四人帮’”，是为了获得对“毛主席临终嘱咐”的独家发布权（毛死后华国锋最害怕的人物莫过于毛远新、江青，最害怕的事情莫过于毛远新要到十届三中全会上传达他所不知情的“临终指示”，所以，不抓“四人帮”他不敢开中央全会），他之所以宣扬“两个凡是”，是为了永保对“旗帜”和“刀子”的独家使用权；华国锋缺少人脉、没有远见、不擅权谋，“缺乏中央主席所必要的政治能力和组织能力”（见1980年12月“政治局通报”），所以他不够自信、没有底气，权大威小、不敢霸道，他开会往往压不住场，表态往往吞吞吐吐、模棱两可，遇事往往和稀泥，这注定了他比毛邓更适宜于“党内民主”。事实上，1978年也是中共党内有史以来最“民主”的一年。华国锋最大的错误是不明时势变化、不识党情民心，在“天下苦秦久矣”、全国人心思变的年月，他却忘乎所以、固步自封，当毛泽东思想、“阶级斗争”已在党内、社会上脱魔、祛魅，他仍不愿意更换他的权力护身符，还误以为那是战无不胜的“旗帜”和克敌制胜的“刀子”。

十一届三中全会引爆高层权力斗争

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的结果是：汪东兴丢盔卸甲，华国锋空前孤立，陈云一鸣惊人，邓小平摘桃揽权。随后，在三中全会和会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上，陈云、胡耀邦、胡乔木、王震等人权力上升，张平化去职，汪东兴则被削去中办主任、警卫局长、8341部队政委、毛着编办主任、党校第一副校长、中央专案组长等一干实职。一年多后，1980年初的五中全会上，毛泽东的晚年宠臣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吴德去职，胡耀邦、赵紫阳升任常委。两年以后，1980年底中央政治局连开九次会议批华，在中共大佬中，祇有叶剑英、徐向前婉转挺华（叶曾主动替华承担责任并试图以自己辞职保华过关），其他人则都希望华国锋出局。1981年六中全会华国锋正式下台，胡耀邦任中共主席，邓小平任军委主席。

显然，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真正“转折”，在于引爆了一场高层权力斗争、启动了一场对中国未来影响深远的权力分配。后来，中共官方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转折”又增加了一个新的解释：“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邓小平同志在全党的领袖地位”（另一个表述是：邓从此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但这种解释既夸大了邓小平的个人作用，也没有厘清三中全会与改革开放的关系，这似乎是说：1978年之所以是“改革元年”，就因为它是“邓小平元年”。

三中全会前后的权力斗争与改革开放的关系

无疑，邓小平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最大获益者，但邓本人对三中全会贡献甚微。当邓小平从东南亚访问归国时，中央工作会议最热闹的前5天已经过去，这时，会场内外的攻守形势已经翻转，胜负已无悬念。为了跟上形势，邓小平匆忙否定了胡乔木为他起草好的讲话稿，改由胡耀邦、于光远另行组稿。此事说明三中全会的政治进展超出了邓的预期，不是邓小平主导了三中全会，而是三中全会主导了邓小平。邓小平的真正作用不是登高望远、领袖群伦，而是接收战果、打扫战场、收拾残局。当年邓在中共权力场上有其独特优势，他在文革中几度被“打倒”的经历、他与“四五运动”的暧昧关联，使得早已厌弃了毛氏极权体制的体制外精英对他抱有一种复杂的期待，也使得吃尽了毛泽东文革苦头的党内精英对他怀有更多的信任。简言之，1978年的邓小平刚好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处于最有利的位置之上。而与邓小平相比，主持平反和“真理标准讨论”的胡耀邦，10年不发言、发言惊四座的陈云，他们对三中全会的局势变化做出了更有实质意义的贡献。而华国锋的贡献更是不可不提，他的贡献还是双份的：一是“十月政变”兵不血刃颠覆了毛氏亲信集团，为三中全会的到来清障开道，二是78年以后顺从时势、相忍为党，为减低中共权争的残酷性、破坏性再立新功。

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并没有启动改革开放，但是，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的变化确实加速了。几乎与三中全会同时，中国发生了两件对改革开放影响深远的大事，一是安徽小岗村18个农民按下血手印搞“大包干”（协议的主要内容是要求对上面的人保密，“谁讲谁不是人”，如果队干部坐牢，其小孩由全队社员共养），二是中美建交、邓小平访美。与三中全会相比，这两件大事对改革开放才真正具有指标意义。中国的改革与开放是从两个方向发动起来的：小岗村事件在当时是对现行体制的反抗行动，它生动地说明，初期改革的发动不仅不是中共、邓小平的功劳，相反，它是由一批反中共体制的人在各自的领域自行发动起来的。小岗村的农村改革如此，“民主墻”的媒体改革也是如此，二者所不同的祇是，前者后来被政体吸纳招安，后者则被当局打击排斥。而中美建交则拉开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大幕，仅仅几个月后，蛇口工业区创立、广东福建筹办特区、全国人大通过《合资企业法》。与改革不同，对外开放最初是由政府主导，后来才逐渐形成由点到面、由边缘到中心、由官方到民间的大开放格局。大体上，中国的改革与开放走的是两条不同的路径，改革是从体制外、从民间启动，后来转为政府接管，再后来转为“权贵”操办，而开放则是最初由中央推动、地方经办，后来转由民间社会、民营企业、“三资企业”成为开放的主体。今天改革与开放的不同局面，与这两条不同的路径具有一定程度的因果关系。

为什么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开放得以逐步启动呢？这当然也不完全是巧合。这涉及到高层权力斗争与社会、经济局势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事实上，正如没有纯粹的路线斗争一样，也没有纯粹的权力斗争。一方面，权力斗争之发生、权力分配之改变不是孤立的高层政治现象，往往是因为社会的紧张、经济的困顿削弱了当权派的势力，增强了权力觊觎者的信心，另一方面，权力斗争的胜负、权力结构的变化，也会改变体制外民间力量的生存条件和活跃程度，对某些自发性社会行动起到或激化、或压抑的作用。以此而论，我们也就不能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与改革开放毫无关系——至少，它们仍然具有间接的联系：三中全会的权力斗争给中国社会、体制外力量发出了一个变革将至的模糊信号。

通观1979年以来中国改革与中共权力斗争之相互关系，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初步的结论：第一，每次重大的权力斗争之后，往往会伴随相应的改革变更——或有大的改革举措出台、或有大的改革事项搁浅、或有重要的改革方案修改。可以说，权力斗争的变数是改革变速或转向的先行指标之一；第二，每当重要的改革项目惹出麻烦、遭遇失败，往往会引爆比较激烈的高层权力斗争，这意味着，失败的改革是权力洗牌的最好理由。如果改革的主动权不回到体制外、公民社会手中，改革与权争之间的这种关联仍将不可避免。

再回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与“改革元年”的问题上，让我们作一个总结。从1976年“四五运动”、毛泽东驾崩，到1978年的“真理标准讨论”（顺便提一下，“真理标准”讨论表面上是针对一个幼稚“理论问题”的哲学秀，实际上它是一场中共高官重新站队排序的政治秀）和三中全会，中国发生了许多重要的政治与社会变化。择其要者，有以下几点：第一，毛的自然死亡和毛氏亲信集团的覆灭，使得毛的神性消散、毛泽东思想的“万丈光芒”迅速收敛，虽然程度有限，但对于中共局部调整毛式体制已经是足够了；第二，一大批文革受害者重新获得权力，这使得毛式极权体制的权力结构发生了局部的解构和变异，虽然程度有限，但对于中共上层展开一场权力斗争也基本足够了；而更加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则是第三，由于五类分子摘帽、冤假错案平反、知识分子地位上升、理论界“思想解放”等事态的进展，中国的社会结构（尤其是精英结构）迅速变迁，民间社会空前活跃，体制外的政治参与急剧扩大，这就对中共政体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和动力。在此情形之下，中共高层不得不顺应时势，以实现对体制内新兴势力和体制外政经力量的部分吸纳和局部同化。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的权力斗争，吸纳和同化得以完成。对中国来说，这可能是一种幸运——因为如果社会的整体变化得不到中共的顺应，那么，它可能会以激烈的民间反抗或地方反叛的形式爆发，后果难以预料；同时，这也可能是一种不幸——因为来自社会的巨大变革力量被一场高层权力斗争所吸纳、化解，这又导致即将到来的变革被权力所劫持，其深度与广度都会受到严重的局限。

（2008-10-21）

作家欣然

旅英作家欣然的新作《见证中国》，通过十几位老人之口，讲述了她所说的“沉默的一代人”的故事。欣然希望她的书有助于人们了解中国的历史，特别是老一辈中国人。

*终于敞开了心扉*

初识林先生的时候，欣然觉得他跟过去和今天的许多中国人一样，把自己的心扉紧紧关闭在一个盒子里，好像心头总压着一块沉甸甸的石头。然而在采访中，林先生终于敞开了心扉：

“他哭着就喊出来了呀！喊了以后，他就说，他第一次被审查的时候呢，他就喊，他当时很幼稚，也很年轻。他喊的那句话就说，’毛主席呀，你知道我受苦吗？都说你谁都知道啊！你听见没有啊？’大家都震住了，这儿这么多人。”

欣然的新作《见证中国》

林先生是欣然的新书《见证中国》中的一个人物。该书以口述历史的形式，让那些7、80岁，乃至90多岁的老人，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系统讲述自己的坎坷经历和多彩人生。这些历史见证者们经历过内战的烽火、外敌的入侵、如火如荼的革命、残酷的政治斗争、前所未有的大饥荒以及近30年来的现代化建设和西方化进程。

不过，欣然称他们是“沉默的一代”：

“中国的家庭是不交流的家庭，因为我们的家教或者是我们的传统是，你不应该询问任何人比你高、比你老、比你大，是这样一个文化。另外呢，近百年的政治动乱，也使得人们，就是(有)一种很畏惧的心理, 觉得不值得说错一句话就坐10年牢。”

为了这本书，欣然走遍中国各地。从东部沿海到西部山区，从黄河之滨到扬子江畔，从繁华的都市到贫穷的乡村，欣然跟踪采访了50多位老人。读者在书中可以见到采药农民、退休教师、石油标兵、杂技演员、红卫兵、修鞋匠、劳改犯、出租车司机、红军长征的幸存者和出生于美国的中国将军等形形色色的人物。欣然说，后人应该了解自己国家和自己家庭的历史：

“中国跟很多国家不一样的，就是文化大革命毁了很多历史的证据。但是这些老人是活的证据。如果这些老人走了，中国人连证据都没有了。这是一个国家里的悲哀呀，也是一个家庭的悲哀。”

一篇西方评论说，“我们不需要欣然为中国在西藏的做法辩解，也不需要她解释1973年一次中央全会的重要性。我们只需要她给读者讲述诸如林先生那样的故事”。

书中图片(本页内小照片是“双枪老太婆”陈联诗和孙子的合影)

林先生是毛泽东时代每一场政治运动的批判对象，在铁窗内渡过了人生最宝贵的30年。这期间，他妻子死了，6个孩子像乞丐一样流落街头，他的岳母、小说《红岩》中一位能双手打枪的共产党游击队领导人也告别人世。陈联诗，这个在小说里被称为“双枪老太婆”的传奇女子，虽然是官方宣传中的英雄，可是在1960年去世之前，她早就被共产党清除出党了。

*内心深处一直在呐喊*

追述悲惨往事，年逾90的林先生身体吃得消吗？欣然不能不为此担心。结果她发现，老人多年来的高血压，当天就降下来了。她还了解到，其他接受采访的老人，血压也都下来了：

“听到这消息，真地，我是掉眼泪了。20多年了。我们没有去听他们。他们自己憋呀。其实他们内心是呐喊呐！他们这么多故事，或者是辉煌，或者是挣扎，或者是委屈，没有人听他们的。憋得多难！”

当然，不是所有故事都牵扯政治话题。葡萄牙读者玛丽亚.贝尔肖尔说，她最喜欢的是关于乡村茶馆和说唱艺人的那一章：

书中关于乡村茶馆的照片

“这个故事不像其他章节那样具有政治性，受访者也不是悲剧性人物。它讲的是一个正在消失的事物，在安徽农村茶馆里‘唱新闻’的老艺人。”

50年前，当地十分落后，很少有人识文断字。村里就常派人去附近镇上打探情况、了解新闻，让他们回来后把所见所闻用说唱形式讲给乡亲们听。这个传统在一些地方保留至今，但是已经越来越少了。

欣然的努力没有白费。她说，新书上个月问世后，受到读者欢迎。《见证中国》目前在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新加坡、香港发行，明年将在美国、加拿大和欧洲其他国家销售，已有29个国家购买了翻译权。

欣然姓薛，1958年生于北京，由于“出身不好”，也有过坎坷经历。她从小被送到爷爷奶奶家，7岁半回到父母身边上学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

“因为我父亲的家事、我母亲的家事，两个人很快就被抓起来了。所以呢，我6年半是跟红卫兵在一起的，是没有说话权利。所以那段经历给了我很大的那种孤独、那种恐惧、那种迷惑。”

欣然长期在军队院校工作，后来是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1997年移居英国。她出版的第一本书是《中国良家女》，《见证中国》是她的5本着作。

前不久，我与儿子去加拿大投资移民考察，这是一次很自由的走访，时间行程完全由自己定，每到一地由蒙特利尔移民律师卫高帮我联系当地导游服务。卫高告诉我，每年十月到加拿大既可观赏枫叶、又能赏到雪景，是个理想的季节。说实话，受了十几年政治磨难，平反出来时我就暗下决心如有机会一定要移民海外，离开这个令人伤心的国土。改革开放使我暂时放下了这念头，毅然下海经商，现在有条件重新安排生活，而加拿大这个美丽的国家一直是我心目中向往的地方。

维多利亚”生态之旅”

我们最先到的维多利亚是温哥华岛上最大的城市。此岛面积与台湾省差不多，除了观光、捕鱼，没有太多的工商业活动，这个四面环海气温宜人的岛屿，为人类提供了绝佳的生态环境。素有”花园城市”之称的维多利亚真是一个秀美宁静的地方。蓝色的晴空下，有一片片枫林和一座座别致的小洋房，碧绿清澈的水面像镜子一样倒映着两岸的树木和房屋，令人心旷神怡、飘飘欲仙。置身其间，仿佛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了。然而当我乘渡船到该岛码头时却感到纳闷，这不长的路程为什么不造一座跨海大桥呢？这会对该岛的经济与发展带来很大好处，如放在中国，地方官员早就抢先建造”政绩桥”了。当地的亲戚告诉我，地方政府曾提议建桥的方案，但被当地居民否决，他们宁愿不要繁荣、不要交通方便，也要保护完好的生态环境，所以至今都没能把桥建起来。在国外期间，我经常听到看到当地老百姓为了保护原始生态、自然环境，与地方政府和大开发商坐下谈判或打官司，运用法律武器阻止他们造桥、筑路、建水库，哪怕是能给当地百姓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事情。这说明这些老百姓维权护法的意识很强，更因为他们把保护生态、保护自然环境看得高于一切。

维多利亚沿岸山水壮丽秀美，公路上车很少，贴着海岸望去，水中的游鱼、水獭时而跃出，划破了宁静的海面。南侧出海口的小岛上有为数不少的海豹，躺在浮木上慵懒地晒着日光浴，遇到游客划着独木舟经过还会好奇地看你两眼，这真是让我见识了人类在不干扰生态的情况下从事文明活动的成功例子。

亲戚又带我们参加了一项珍贵的生态之旅，在维多利亚海域进行三小时的赏鲸活动。游客们身着救生衣，坐上小艇乘风破浪直驶目的地——虎鲸（又名杀人鲸）活跃的海域。船长关掉了引擎，以免惊吓虎鲸，接着以水中声纳探寻虎鲸行踪，告知众人安静观赏，场面壮观感人。鲸鱼对赏鲸人毫不畏惧，在大海中尽情奔驰、翻滚、喷水；而众人则忙于抢拍镜头、捕捉虎鲸的风采。

亲戚告诉我，到维多利亚如果没有到布查特花园去一探究竟，可说是”入宝山即空手而归”，换句话说，布查特花园是呼应维多利亚”花园城市”美名的最佳典范。亲戚把车停在一格划着红线的车位上，马上有一位工作人员推着一辆轮椅车过来。亲戚用英语告诉他：”车子留下，我们自己来推。”原来我们刚才停的是残疾人专用车道，所以工作人员马上会推轮椅过来提供免费服务。公园很大，我坐在轮椅中由儿子与亲戚轮流推着走。这座吸引全球上百万人每年到此造访的私人花园，不仅四季花开，庭园之美更是令人叹为观止。园内秀丽的低洼花园、幽静雅致的日本花园、优雅浪漫的意大利花园、迷人的罗斯喷泉、玫瑰园及烟火瞭望台、音乐会草坪等令人赞美，这座占地55英亩、已落成近百年的私人花园真可谓是人间一绝。

亲戚的移民生活

我的亲戚是在文革结束后移民加拿大的，到了维多利亚后，他再也不想走了。作为第一代移民的他也吃过苦，好在他曾在新疆建设兵团待过，在茫茫戈壁滩生活了十九年，和建设兵团生活比起来，移民的苦就不在话下了。离开祖国近二十年中他从没有回过一次国，华人天性的勤劳使他顺理成章地致富，今天他已拥有了一幢四层二十六间客房的旅馆家产（价值在1300多万人民币）和湖边别墅，更重要的是一家都享有加拿大的高福利待遇。他不想再辛苦干了，再说年纪也大了，也需要好好享受人生，夫妻俩准备去周游世界。独生儿子大学毕业也不愿意继承旅馆生意，更有兴趣去钻研自己的跑车改装技术。当听说我想在加拿大投资移民，就邀请我去看看，有意想把产业转让给我。从他处，我和儿子更深层次地直接了解到了加拿大国家及移民的情况。

他的旅馆生意与中国不同，做得很潇洒开心，因为房产都是私人的，人工自己来，生意好坏没有压力。平时所有工作都是他们夫妻俩加上妹妹完成，度假忙碌时请上一二个黑人与墨西哥工人。今年六十三岁的亲戚在艰辛移民生活中学会了一手技能，旅馆里所有的技术活，木工、水电、装修、各种机器维修，加上前后花园清理都是他自己来做，妹妹是采购员兼洗衣房（自动化）工人，老婆是管账员兼清洁工（自动吸尘器）、上大学的儿子是个拿父母工资的多面手打工仔，他修车技术特好，家里四辆汽车全由他维修保养，甚至还包括长住户房客的车辆。维多利亚是加拿大气候最好的地方，一到漫长的寒冬，怕冷的北方住客来此岛长住不断。因为他们的旅馆四周环境很好，客房间间宽敞明亮，设施齐全，所以经常有各种长住客在此度假、休养、工作，一住就一二个月。十几年来一家人辛勤地生活在这块风景如画、与世无争的岛上，这里华人很少，当地白人都很尊敬他这位勤奋的中国人，称他”中国华”先生。

因为我想买亲戚旅馆移民，所以与儿子在旅馆住了一个星期，体验管理旅馆的生活。每天华先生起床最早，要么驾车出门去钓鱼、要么找人饮早茶。接着华太太开车去菜市场，再接着妹妹驾车出门去联系业务和采购旅馆需要的东西。儿子有年轻人的夜生活习惯，起床较迟，总是匆匆忙忙吃完早餐就提着书包上学。他们的旅馆是开放式的，整天大门敞开，没有保卫和值班人，最多深夜关几小时门，有时还会忘记。大堂工作柜台里也经常没有人，门外放了好几辆不上锁供游客使用的自行车。当地治安非常好，从来没有小偷光顾，更不用担心大堂里电视、计算机被人搬走或柜台内收钱箱被撬。一家人喜欢待在里面的房间里看电视、上网、休闲，大堂贴着醒目的告示牌，客人按铃他们才会出来。有的时候找不到他们结算（忙碌干活），离店的熟客会把住旅费放在柜台上一走了事，刚到的熟客也会自己进柜台，拿走房间钥匙锁，自己进入客房。儿子感叹这里真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世外桃源。在大陆从小就经历过各种政治运动的亲戚告诉我：他经常会做噩梦，梦到文革中亲人被批斗、被抄家的惨景，梦到自己在新疆像囚犯一样的农场生活，而惊醒后想到自己已在加拿大，心里会长长松口气。他庆幸自己走对了这步，当年文革结束从新疆返回上海后，马上下决心离开中国。

我对亲戚说，二十几年没回祖国，应该回去看看，上海变化很大。亲戚好奇问：现在中国还有户口簿、粮票吗？回上海还要报临时户口吗？他说过去每次从新疆回上海探亲，总要打报告给领导批准，带着回沪证明、全国粮票。印象最深的是，一进家门胆小的母亲马上领他去派出所报临时户口。亲戚激动地说，到了国外才知道户籍制是反动专制的产物，在全世界只有三个国家还保持着，西方人认为这是严重侵犯人权的制度。我告诉他：现在中国户口制没有取消，但已经很松动，可是存在很大隐患。因为现在中国沿海发展快的大小城市，没有户口的外来人口远超过有户口的当地人，户口制对两者存在众多的不公正、不公平，也是阻隔城乡差别拉大贫富差距的重要不合理制度。户口仍然牵涉到很多利害关系，房产、居住权、子女教育、医疗、劳保等许多问题。亲戚说在加拿大生活了二十三年，他深深爱上了这个国家。虽然刚来加拿大也曾艰辛过，但跟国内完全两样，没有户口管制你，想去哪里生活工作随便，人的权力充分自由，想怎样都可以。并且生活有保障，没有任何政治压力，付出的辛勤劳动有丰厚的回报。这里正是他一生向往追求的地方，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想到和没想到的事，如医疗、教育等等，政府早都替老百姓想到做到。有不满政府的地方尽管骂尽管写，法律维护你一切，到哪里再去找这样好的国家与政府呢？

作为商人，我羡慕加拿大的亲戚勤劳致富并不做违背良心的事。亲戚告诉我他曾开过小饭店小超市，直到今天略有规模的旅馆，二十多年间从来没有向管辖范围的上下人士，送过一个红包、请吃过一次饭。他说，加拿大没有这种概念和腐败风气。加拿大没有工商，只有税务，十几年中没有一个税务人员到他的饭店、超市或旅馆来查他的账，在加拿大全凭自觉、诚信、守法。政府也好，人与人之间也好，首先是互相信任和尊重，但一旦发现你行为不端，有逃税欺骗行为，就会立案监督查询你。亲戚按时交纳税金，如果超额交了税，税务所会马上来电告知多交的税金已重新打入他的银行账户。卫生与消防部门每年会来旅馆检查，发现问题马上开出整改意见和方案。而公务员也丝毫没有中国官员那种常见的官架子和官腔，在旅馆喝了咖啡临走时一定会付钱。作为中国人我开始并不相信加拿大公务员如此廉洁奉公，但当我亲眼目睹后才心服口服。在我离开的前一天，进来二位当地警员，他们跟华先生亲热地打招呼，华先生礼貌地为他们泡上咖啡，走后他们都自觉放下咖啡钱外加小费，华先生也没有丝毫客气和形式上的拒收动作，仿佛是理所当然。华先生说警员经常路过进来喝杯咖啡，可从来没有一次不付钱的。

我与儿子在旁看到这一幕，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特别是儿子，问亲戚：”一杯咖啡值多少钱？为什么收警员钱？为什么不做个人情，建立一下警民关系？”而亲戚奇怪地问：”有这必要吗？”儿子在上海管理二个饭店，也有近二百个员工，经常有警员以检查治安为名上门白吃白拿，更不用说对饭店有直接管辖权力的工商、税务、卫生、消防部门的公务员了。饭店门口的迎宾小姐和大堂经理都很知趣机灵，只要对方自报家门，马上将他们请进”白宫”（白吃白喝的豪华包房）。这一顿饭既不可怠慢，又不能收钱，即使对方要付也只是”意思”一下，打对折或高档酒水免费。

想起自己近二十年来的经商，一直忙忙碌碌在织”关系网”，学习”搞定学”.我吃过不少没有关系的亏，于是牢牢记着温州商人朋友的教诲，”当你搞定了关系，也就什么事都没有关系了。”每逢周末，我都要花相当精力与时间陪关系户吃喝玩乐，还要做一些自己不愿意做的违心事。关系户的婚丧喜事也是我的事，请客送礼是小事，每年还要忙中抽闲陪重要关系户出国”商务考察学习”.我必须把自己的利润拿出一半花在这些”关系户”上才能太平。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市场经济的法制不建全，执法官员权力很大，缺乏有效监督，社会的腐败就成了温床，不学会”走门路、找关系、搞定学”，对商人来说是寸步难行的。在中国”开后门、走路子、搞关系”，是从上置下普及到家家户户，连普通的”白衣天使”医务人员，”人类灵魂工程师”人民教师，都习惯利用手中一点小权来谋利，更不用说有权有势的人，所以说中国社会风气怎么会好？当官的怎么会正气与不腐败？在中国，所谓办事必须找关系，找的就是体制的漏洞和缺陷。

亲戚告诉我在加拿大”平权意识”很普遍，你开车送孩子上学经常能碰到自己的地方官，他们平时也一样要排队付款、等位就餐。你跟他们打招呼，他们一定有礼貌回敬你。市长州长郡长包括总理从来不会有扰民现象，也不敢有贪婪之心，说白了他们也没有这个胆，因为一旦被媒体曝光，就有得苦头吃，公开认错谢罪不算，弄不好被搞臭而下台失业回家。在加拿大电视台里经常能看到政府官员与专家、市民坐在一起互相交流讨论，内容只有一个——如何更好为市民服务。这些父母官每次上任必须以公仆身份，向选民许下他在任期内要做到的事情和承诺计划完成的工作，同时还必需向市民公布管辖范围当年的税收账目、本人及家庭的财产收入，以便于市民监督。我想起中国人养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起码二百多万，但这个庞大的被赋予法律责任的监督队伍，除了”荣誉”、好处和每逢开会只晓得举手全票通过外，还起过什么作用呢？改革开放以来被检举揭发出来越来越多越大的贪官污吏，几乎没有一个是这些代表们质疑而被查出来的。

被泼冷水的移民考察

接我们离开维多利亚的是一位姓郑的台湾地陪，他开车陪我们去了安大略省。安大略省是一个天然的风景区，拥有丰富多彩的大自然风貌和风情万种的都市风光，多伦多、渥太华、尼亚加拉大瀑布、四大湖区都在该省。尼亚加拉大瀑布分两股，一股在美国境内，另一股在美加边境，两股大瀑布宽约304米，从落差57米的崖壁上奔腾而下，浪花飞溅，白色水雾直冲云天，轰隆隆之声十公里外仍可听见。如在悬崖边可见浩渺的洪水以雷霆万钧之势从高空倾泻而下，使人感到惊心动魄。雄伟壮丽的大瀑布每年吸引了1200万旅游观光客前来一睹它的风姿，亦成为加拿大极具盛名的蜜月胜地。中午时，郑先生带我们到大瀑布美加边境一个非常清静漂亮的小镇吃饭，这个快餐店是一对台湾老夫妻所开，闲聊中得知与我亲戚情况差不多，移民十多年辛苦积累下这餐馆给儿子不要，老夫妻想卖掉餐馆，回台湾养老去了。地陪一路开车一路告诉我们，华人第一代移民都很辛劳，在加拿大的餐馆、小超市、小旅馆几乎都是华人经营，这些行业既辛苦工作时间又长。另外由于加拿大经济这几年不景气，华裔台湾人、香港人、包括大陆来的新移民都想寻找新的投资方向，所以不少人又转而涌进大陆投资。

魁北克省是我们投资移民的接受地，魁省占全国面积的五分之一，土地一半被森林覆盖，原为加拿大的首都，是一座法兰西风味浓厚、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是北美唯一被联合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名城。因为当地欢迎中国移民投资农场，移民局介绍我们去参观了当地一家农场。家资数千万元的主人麦克伦先生穿上工作服，开上卡车拉着我们在田间的道路上参观。麦克伦家的农场大约有2400亩土地，喂养着1000头牛，农场的全部工作人员就是他和两个儿子、一个雇工，机械化程度极高。这无异于是一幅辛劳奋斗的现代图画，加拿大农民那种诚实品格和艰苦勤俭的作风着实令人感慨。想起文革前偷偷听到一个美国农民能养活三十个工人的传言时还不敢相信，现在是眼见为实，无可争辩。

因为准备投资移民，我走访了一些已经在加拿大移民成功的朋友和熟人，遗憾的是大多数大陆新移民都向我与儿子泼冷水。理由是：加拿大什么都好，但对商人来说有一个重要的遗憾之处——缺乏商机。在国内你有资本就能有许多选择，如果投资到加拿大，看看当地华人就知道，选择范围会变得很小。

朋友又说，在《人权宪章》的保护下，作为一个发达而清廉、政治干预力较弱、人口少、犯罪率低的国家，坚持人权、力求公正的加拿大法制由于跟不上对全球化有组织跨国经济犯罪的打击，加拿大已成为中国”硕鼠们”的天堂。贪官们向加转移资产相对容易，主要靠赌场、投资办海外公司或支付子女留学费等管道把钱转出国外洗净。虽然加政府正式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可是加政府法制漏洞不少，中国贪官钻了空子，造成了不告不纠拖延的状态，像赖昌星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最近加拿大又出了一个赖昌星第二，黑龙江中国银行河松街支银行长高山，一个职位不高的人，竟然能轻易卷走10多亿人民币。我还看到新华社报导：自1998年以来，中国从国外引渡贪官只有70名，但迄今仍有800名贪官逍遥法外，涉及700亿元（有的统计称5000名、4000亿赃款）。在中国贪官中出逃能力最强的是30岁至40年龄的人，他们的赌注是”捞一把享受一辈子”，特点是大贪跑得远（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小贪跑得近（泰国、俄罗斯）。我的朋友带我去看华人豪宅区，说这里一套独立小别墅起码上千万，一半以上住客是神神秘秘的贪官，几乎都逍遥法外。当地加拿大人好奇：为什么第三世界的中国过去这么穷困，一下子会突然出现这么多的富人？他们是怎么富起来的？而正当经商起家的中国移民用八个字来反映他们的情绪：”震惊、愤怒、尴尬、无奈”，他们说一个赖昌星已经让中国人够丢脸的了，现在又来了一个高山。

朋友接着说：”你的资本积累不像他们那样不明不白、在国内整天提心吊胆，生怕出事，你是清清白白、辛辛苦苦赚来的血汗钱，所以没有必要转移出来。像你儿子这种情况应该在国内发展。”还有朋友告诉我：”在加拿大投资移民最划得来的是子女教育经费，年龄越小越理想，越能适应这个移民国家，融入他们的社会。像我们这个年龄出来主要为孩子（因为孩子年龄都很小），也打算避风险、暂时休息。而你儿子不适宜，他已二十三岁，根据加拿大法律，必须与父母分开独立搞法人移民，这样你们要出二笔投资金。”朋友们说：第一代移民很艰辛，像你儿子刚开始必须要从底层重新学起做起。白人理念与华人不一样，再加上语言、文化、生活习惯等因素，而且原来你们在国内打下的商业基础、关系网都会消失，这些损失划不来。像我们坐了三年”移民监”拿了加拿大身份证后，拼命又想回国内发展，我们只有把老婆孩子丢在加拿大，自己做”航天员”飞来飞去。

看得出来，儿子被一连串冷水浇得清醒了许多。我私下对儿子讲：”你父亲的原始积累都是乾净赚来的线，跟有些人是有根本区别的，做出移民的决定需要勇气，现在由你来抉择。父母老了，今后的路由你自己走。每一个到加拿大移民定居的人都怀有不同的梦想，这些梦想包括追求自由、幸福和美好的生活，但是实现梦想的过程需要付出从未想象过的艰苦和努力，第一代的移民都是很不容易的。”

“法轮功”之我见

接着，我们去了多伦多，接我们的地陪汪先生也是台湾人。他告诉我们，多伦多是加拿大华人最多的地方，华人商场和中餐馆遍布全市。市内标志性建筑是多伦多的电视塔，塔高553米，登顶远眺，整个多伦多市、安大略湖以及多伦多岛屿的美丽景色都一览无遗，令人赏心悦目。

在当达斯街坐落着庞大的唐人街，那里中华风情应有尽有，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城。然而令人大刹风景的是，一批法轮功学员在那里以身说法自己在大陆受迫害的情景，血淋淋的图画围着大批外国人。作为中国大陆的游客真是无地自容，只有转身离开。几位移民在多伦多的朋友追问我国内法轮功受迫害的情况，我哑口无言。这几年我到过三十个国家，看到满世界的法轮功宣传使我很纳闷，自己在心中思量：政府镇压法轮功是否值得？有这个必要吗？在国内多少气功组织自生自灭了。早期法轮功并没什么名气，在南方流行的是”智慧气功”、”香功”等等，而且参加的大多是退休人员包括一些离休干部。他们以练功强身为目的，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民间组织，根本谈不上反党反社会主义。说气功宣扬迷信倒是却有其事，我也不信气功能代替治病的宣传，但练气功能强身修身也是不争的事实，所以能被广大老百姓所接受。问题的关键是，当时老百姓信仰气功程度越来越超过了对党的信仰，特别是当这些组织的规模越来越大，再加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无事生非，在里面兴风作浪，于是麻烦来了。我在加拿大有一位朋友姓李，夫妻两人原是上海某区医药公司的主管，而且还都是中共党员。四年前她们公司四人以商务考察名义出国，结果滞留加拿大，为了取得绿卡，她们参加了海外法轮功难民申请，并且很快得到批准，成为了加拿大新移民。他们还笑我：”你搞投资移民要白送给加拿大政府十二万加币（合七十五万人民币），我们加入法轮功还可以每月倒拿难民救济金，而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拿到加拿大绿卡。”海外许多新移民认为：国内领导搞了一件最不聪明的事情，就是镇压法轮功。作为中国人大家都清楚，文革结束后中国一直处在无信仰的真空期。十年文革一场又一场愚弄老百姓的骗局震醒了中国人，什么”红卫兵、造反队、走资派、工宣队、上山下乡”，通通是一个又一个灾难性的骗局，加上毛泽东把老祖宗传给中国人民的精神信仰和民族传统，特别是孔孟礼教，通通给摧毁，中国人进入了什么都不信的时代。在这样的形势下，宗教及各种迷信活动在社会上逐渐流行起来，同时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民间气功组织。失去信仰的中国人在八十年代风涌而起地去参加以锻炼身体为目标的各种气功组织，他们在其中得到久违了的自我认同和”准信仰”.特别是当整个社会的拜金主义、自私自利、犬儒主义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时，人们渴望信仰和社团生活来填补自己内心苍白的欲望更是紧迫。在一些气功组织里，大家可以抛开平日的利益和心计，相互间真诚地关心，这是当时中国人迫切需要的。可不幸的是，一件偶发的中南海静坐事件，引发了导致法轮功成为邪教并遭到镇压的结局。

中国有句老话叫”逼上梁山”，法轮功是否在走这条路？法轮功人员在海外的宣传是否真实？大陆人也在怀疑。但绝大部分离开中国和移民在外的新老海外华人，回忆起毛泽东发起的一次次的政治运动、阶级斗争个个至今还都心有余悸，所以大多数海外华人联想起过去就会自然而然地同情、相信、并站在法轮功一边，不仅如此，而且还影响到周围的外国人。其结果必然是法轮功的宣传被全世界的反华势力所利用，越炒越厉害，越搞越多。因各种原因滞留在海外的华人，为了取得合法海外身份，也纷纷加入法轮功，其中还包括不少滞留海外的知识精英。海外许多人参加了甚至连自己也搞不清楚是什么性质的法轮功组织，而站到了共产党的对立面。现在全世界到处都有中国法轮功成员，这个组织现在已经真正成了反对共产党的组织了。据我在海外旅游的所见所闻，不管什么地方，凡是有中国大陆人去的地方，无论在旅馆、饭店、中国使馆、车站码头、景点等几乎到处可见法轮功人员围着大陆游客散发传单。在海外的电台、报纸上也经常有关于法轮功被镇压的负面报导。每每看到这些，我深切感到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正面影响和成绩，几乎被法轮功搅得一塌糊涂。更使国人失面子的是，我们国家领导人每次出访，都有被海外法轮功成员前堵后截抗议的场面。可以毋庸讳言地说，今天的西方社会正在同情和支持法轮功，法轮功已成为阻碍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了解和友善的最负面影响。

在西方，”个人崇拜”同”邪教”是同义词，今天法轮功在中国被论定为”邪教”，那么这邪教是从哪里来的？难道”文革”那一套不是邪教吗？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摇小红书等真是邪透了！仔细想想法轮功的产生也不正是因为我们不彻底清算文革的后果造成的吗？

“轻装”立国

蒙特利尔是我们的终点，她坐落于渥太华河与圣劳伦斯河交汇处，被称为北美的”浪漫之都”.蒙城像一只雄鹰巍然屹立在两座高山上——皇家山和西山，因此她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山城，在法语中，”蒙特”是山、”利尔”是皇家的意思，即皇家建立在山上的城市。市中心是一座十字形的四十五层大楼，在林立的摩天楼群下面，有一座巨型地下城，长约17公里、总面积280万平方米、分上下多层、有六大中心、一千多家商店、一百家饭店、八大旅馆、二十家银行、二十家电影院和四家大剧院。地下城还建有花草树木的植物园，这里常年花盛叶茂、生机盎然。蒙城地铁全长82公里、设有八十多个车站、四通八达，地铁车站被人们称为艺术长廊，地下城与地铁浑然一体、别具一格。所以，每个旅游者不到世界第一的蒙特利尔地下城走上一天，真不知什么叫大，什么叫奇迹！蒙特利尔市还有一景，就是四百五十座风格各异大大小小的教堂。每跨一个街区便可看到一座，构成引人注目的文化奇观。傍山而立的圣约瑟夫大教堂气势磅礴，使人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南京的中山陵；而位于老城区的圣母大教堂则以金碧辉煌闻名，双塔尖顶的新哥特式风格，教堂内有一万个座位和高大的祭坛，美丽而凝重的装饰和壁画有令人置身其中而震荡肺腑、融化灵魂的气势和力量。

在蒙特利尔我去看望了一位曾一起在大陆做过生意的香港朋友。他退休后定居在加拿大，闲着没事经常去做义工。他十五岁的女儿最近每天放学去帮助一位在大雪天跌断腿的八十岁老人，已经有一个月时间了。他老婆也是个义工迷，自从加入基督教后，整日奔波在教会当义工。他告诉我加拿大人做义工很盛行，几乎人人一生中都有这方面的经历。在新移民入籍时都会拿到这方面的教育书，移民要宣誓继承发扬义工的优良传统。许多新移民会跟着加拿大人，在教会、在社会各民间组织的带领下，去养老院、医院、小区、学校、教会、图书馆、救助站做义工。在加拿大到处有”救世军”之类的义工组织，你有困难，不管老少男女、黑人、白人、有色人，只要你有事求援，马上就能见到义工。在一家大超市门口，我和儿子看见不少顾客将新买的一些物品放入门外一个大木箱内，原来他们是特意多买了一些捐给穷人的。我走近箱子一看，里面什么都有，吃的用的，大都是生活基本用品。朋友告诉我，没有人会贪小便宜去拿这些东西，傍晚义工们会将物品运到救助站，并分门别类送给需要的人。在加拿大我又亲眼目睹义工冒着寒冬，帮忙安置懒惰的游浪汉去教堂等地”避寒舍”过冬，里面免费供应一日三餐。

走访加拿大，我一路看一路想：加拿大政府太宠爱穷人了，真担心加拿大人会因此而失去社会竞争与奋斗的动力。加拿大建国历史才二百年不到，就建设得这样好，生态环境保持如此完美！一个多元文化、复杂的移民国家，却能如此太平、富裕、和谐。跑了大半个加拿大，使我更深刻地了解到，加拿大是一个维护自由、民主、人人平等的国家。它的政治制度沿用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坚持三权分立。加拿大的价值观是：平等、尊重文化差异、自由、和平、法律和秩序，作为联邦制国家，各省有各自不同的政策体系。如安大略省的居民不必缴纳任何费用就可享受免费医疗，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居民只有低收入者才可以免交医疗费用。

在短短的一百多年里，相邻的美加两国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美国人积极向外发展，吸收全球人才和技术，逐步增加军备并参加了两次世界大战，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邻国加拿大却收敛低调，相比于美国在军事上的几千亿美金的开支，加拿大的军事开支微乎其微，少得可怜。加拿大政府对福利上的支出尤为热衷，这个”均贫富”的国家把军事上的开支全都用在了给人民办医疗保险、教育等社会福利上，所有的加拿大公民包括移民都享有从生到死的免费医疗服务与从小到大的义务教育。我想这大概就是加拿大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走向富裕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我很奇怪，为什么加拿大人觉得自己国家没有保卫的必要？在美加这么漫长的国境在线几乎没有驻守军队与军事设施，身边放着如此强大的巨人却能如此泰然处之。假如美国要入侵这富裕邻国的话，可以说不费吹灰之力。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加拿大人能如此安心？身边紧挨着的是一个上帝派来的使者？还是强盗骗子？——1938年8月18日，在加拿大东部城市金斯顿，美国总统罗斯福向加拿大人说：”我向诸位保证，如果加拿大领土遭到任何其它帝国的威胁，美国人民不会坐视”.一位总统的一句话竟有如此巨大的力量和信任感，着实令人感叹！加拿大人更相信”民主国家间无战争”的道理。而我相信，恰恰是民主的精神和民主的制度必然制约着残暴的武力这一真理。信奉基督普世主义原则的美国人根本不可能去入侵这个军事上弱小的兄弟邻邦。

代价昂贵的中国式发展

比中国面积还大的加拿大，全国总人口却只有北京市的二倍多一点。看到由于人少带来的各种幸福，使我陷入幻想，如果我们中国的人口今天不是13亿，而是刚解放时的”四万万同胞”，那中国现在会是怎么样？当时的北大校长中国人口学家马寅初教授苦口婆心地规劝毛泽东搞计划生育，毛非但不听，反而把马打成大右派，全国批判。毛反复地说：”人多力量大、人多热气高、人定胜天”，他号召全国人民多生多育，号召妇女做光荣妈妈。外国人凯利讽刺说：”毛批了一个马寅初（马尔萨斯论），结果多了6亿中国人”.如果1957年毛泽东不把一项所谓反动右派帽子扣在持不同意见的马寅初等人头上，而是虚心听取这些”人口学家”的忠告，那中国今天的现状肯定要好的多。记得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博士曾说过：”中国东西再好，除以十三亿就没有了”.现在看来马尔萨斯是位”菩萨”，因为他预示了我们的吉凶。”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瓜的人撒手去了，现在这个苦果由后人来吞，却又矫枉过正，只好来个”独生子女”政策。中国目前有一亿多独生子女，社会学家说，”独生子女政策又带来许许多多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城市的老龄化问题，男女比例严重失调问题，未富养老的社会福利保障问题，人口布局不合理问题，这些都将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重大问题。”由此可见，这个苦果将严重影响到后面几代人的生活质量。中国人只知道盲目崇拜伟大领袖，从来不知道用民主宪政制度，来限制自己领袖做出没有科学头脑、独断专行、不管人民生活、损害老百姓利益的为非作歹行为。

如果说人民无知愚昧尚可教育，而国家领导无知愚昧那可危害巨大。毛泽东57年批马寅初刚结束，58年又狂妄宣称人类无须敬畏大自然，提出改造自然，征服自然。提倡自己一贯相信的”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口号。他向人民灌输愚昧的伪科学，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人定胜天”等谬论。他藐视自然，发起破坏自然规律的”大跃进”运动，号称十五年赶超英国，其结果给中国人民带来了长达三年的自然灾害，1959年至1961年中国人民因饥灾饿死几千万人（此消息长期被封锁）。后来刘少奇在中央七千人大会总结时说：”这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在加拿大、美国所听到的，不是总统教育印第安人，而是印第安人教育他们总理、总统应该如何热爱自然和保护自然，这种情景在澳大利亚等国也都存在。可是在中国，要教育领导人，连想都不敢去想，因为这种情况根本不可能产生。被愚弄得已近似于麻木的中国老百姓，只会傻乎乎地听从伟大领袖的教导，向他表忠心，机械地呼喊”万岁！万万岁”！

每个国家的自然和文化遗产都是深远历史沉淀下来的，是因为举世无双的美丽和珍贵，才得以保存下来，成为国家和人民的精神与物质财富。这是世界各国子孙后代永远享用的遗产，作为后代只有珍惜、尊重和保护的义务，决没有随便破坏的权力。与加拿大美丽和谐的自然环境相比，在中国这些都变成了可以开发、承包、租赁、转让，甚至股票上市的商品。老天爷只给了中国人960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这么多人要吃饭、穿衣、盖房、烧柴用能源，死了还要买棺材占块地，因而对这片土地的压力实在太大了。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中都有毁坏环境和大自然的经验和教训，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却熟视无睹，根本不去吸取，依然是我行我素。而更令人可怕的是许多领导干部们不仅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还给这种贪婪、无知、短视披上了救世主的外衣，把自毁家园、造孽子孙说成是”和平崛起”.不少人还在借改革开放之名、行滥伐、滥猎、滥垦之实，搞所谓”沙漠绿洲”政绩工程。我们的领导干部们为了GDP快速增长二位数，为了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拼命地造高楼，建大厦，题字留名，好大喜功，地方父母官拿纳税人的钱到处建豪华办公楼互相攀比。每个县、每个乡、每个村为了政绩，为了所谓的开发区、工业区、高新技术区、来料加工区、合资厂、外资厂，拼命把农民的土地强征侵占，也不进行认真科学考证。昔日成片的森林、湿地、草场、农田一点点被蚕食，慢慢化为乌有。这简直是在作孽啊！

由于环保的破坏，据有关统计：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原始荒漠及彻底荒漠化的国土占33%、严重水土流失的国土占38%、而剩下生存条件较好的国土只占29%.2004年中国1.16亿的城市人口生活在空气质量低劣的环境下，细颗粒物污染较重，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居世界第一，酸雨区面积已经达到国土面积三分之一。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解振华说：我国每年的大气污染，河水污染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占当年GDP的4%-8%.所以说中国高速度增长的GDP中，扣除实际存在的，巨大的环境代价，那就不是发展的高速度，而是低速度。世界能源组织和经济与发展组织于2006年9月接连将中国归于有害气体排放最严重的国家之列，并预示着中国将在2009年取代美国，成为当今世界二氧化碳排放冠军。国家环保总局局长潘岳说：二氧化碳等造成的”中国雾”在大城市已经开始猖獗起来。当前高污染、高耗能行业的疯狂扩张已到高峰，这当中产生了一种特殊利益结合现象，并正在和错误的政绩观一起成为环境持续恶化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地方政府通过上大型重工业项目，追求短平快的政绩；另一方面，在地方政府保护下，一些企业把全民的资源环境变现为私利，方式极端粗鲁，不顾后果。据欧洲航天局公布的卫星图像显示，全球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北京是世界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汽车废气则成为了主要污染来源。中国环保部门称：每年全国有40万人死于空气污染，世界银行的中国污染报告称约有75万人早亡，”中国雾”使太阳在中国都受了挫折。正如一位西方哲学家说的”现代化把我们连根拔起，现代化的城市生活把我们带离了土地。”一路上我们横穿了加拿大，跑了许多省和城市。加拿大境内有着多姿多彩的地形地貌，洛基山脉的巍峨高远、露易斯湖的秀美清幽、尼亚加拉大瀑布的雄浑壮美、千岛湖的精奇别致，难以计数的奇观美景，使你感到这片神奇的土地散发着无穷的魅力，到这个美丽的国度就会被深深地吸引，流连忘返。来到加拿大，坚定了我长期的向往，这里人与自然和谐的环境是我最想安度晚年的地方。

这次难得的移民考察使我感慨颇多：中国是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国家，我认为政府应当号召人民学习中国古代朴素的生态文化，爱惜自然，如孟子所云”斧斤以时入山林”（砍伐森林有一定的时间）；同时学习西方现代的科学的生态文化，以环保意识开发和利用自然。这两种文化都来源于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尊崇，前者来源于先圣先贤们直接生活在大自然中的经验，后者来源于环保觉醒者吸取了破坏自然的教训。因为只有良好的自然生态才能支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继续腾飞，只有良好的政治生态才能支持着中国的经济持续变革。

在我的心里，一直有一个梦，有一天，我们中国人也能拥有加拿大及北欧诸国一样的生活，人民富裕快乐、与自然和谐相处。到那时，不再是我们想移民海外，而是西方人想移民到中国这片古老而美丽的土地上来。

本文载自《一个文革受难者的新海国图志》，澳门崇适文化出版拓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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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看新闻，杨佳已经被执行了死刑。这个结果毫不意外，这个事情出了以后，结果就已经注定了。

我是看腾讯的新闻得知的，评论没有关闭。作为一个写评论的人，关注新闻的评论很正常，所以就打开看了一下。我看的时候76415条，显示的大概是11页，也就是一百多条的样子。内容最多到深思，其他都是杀的有理。

一个人拿着一把刀冲上去杀了6个人，结果你们判他死刑的时候，不但赶紧把人杀了了事，甚至连评论的权利都不留给其他人。一个个体可以理直气壮的给你们一个说法，而一个国家机器竟然虚弱到如此地步，也真是天下之奇观了。你们这次杀人，真的是理直气壮么？

我不会把这个结果称为判决的，这就是杀人。那个说审判程序没有问题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卫东，你这厮侮辱了一所大学，也顺便侮辱了法律，你的名字将从此成为法律败类的代名词而永存史册。

一场没有程序正义的审判、一次匆匆的杀人、一个只能有一个声音的评论、一把刀，这样的结果只能有一个后果：这把刀从此就是你们的附骨之蛆。你们不能用一个合法的程序伸张正义、哪怕是你们自己的正义，就可能永远会活在那把刀的噩梦中。

恭喜你们。

第六章、民营出版

卡尔·马克思说：“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精神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整个世界联系起来的有声的纽带……自由的出版物是以真正的现实中不断涌出而又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