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早在奥运之前好几个月，中国经济就险象环生，股市在下跌通道中惊险起伏，房市直线下跌，企业破产潮难以遏止。最让中国政府头痛的还不是失业人员骤增，而是财政收入连续几个月”跳水”。

尤其是房地产业的萧条，使支撑地方财政半壁江山近十年之久的”土地财政”濒临破产，各地政府不得不向中央政府发出”SOS”信号，求垦中央批准地方政府发行债券以渡难关，保证公务员的工资福利、教师工资等不致断流。

重新包装的措施

在此情况下，中国政府慨然许诺今后几年拿出4万亿拯救中国经济，并将以往实行过的种种政策重新包装成”十项大政”推出。其实这”十项大政”不是以往实行多年的旧政（如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就是每年都要重弹的老调（如加快安居工程等的建设，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等。

而”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更是多年未竟的事业，甚至为此于今年初推行”两税合一”政策，但结果是技术密集型的外企未曾进来，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却大批倒闭。

对十项救经济措施的效能，地方政府心知肚明，但它们只关心如何”跑部进钱”，让中央将漫天钱雨撒向自己领地。而中央政府找钱的措施无非三条：增加税收、发行国债、增发货币。加税已经列入”十条大政”，即全面调整增值税（类于美国的消费税）；发行国债日前也由财政部公开明示。只有增发货币，历来属于能做不能说之事，以免引起通胀预期恐慌。

因此，这”十项大政”的推出，与其说是救经济，还不如说是救信心。

不可持续的困境

由于中国经济模式本身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增长早已陷入三个不可持续的困境：

第一，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以透支生态环境为代价，其资源供给注定不可持续。自2004年中国越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以来，对中国来说，是能源对外依存度大幅度增高。中国的环境状态更是危机毕显，水污染与空气污染已经成为中国人健康的两大杀手。从2006 年以来，平均每两天就发生一次水污染事件。

第二是中国经济对国际市场的倚赖程度过高。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即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例）越来越高，2000年还只有44.5%，2004年就已经升至 69.9%。此后一直维持在这一水平，远远高出西方国家14－20的平均水平。

尽管中国出口的大部分属初级工业品和日常生活消费品，这两类产品基本不受世界经济波动导致投资骤降带来的需求大幅萎缩的影响――因为经济萧条时，多数人会削减享受性开支，但不会削减基本的日常消费。但从2007年3月以来，中国制造却因质量与安全性隐患而受到各国质疑，导致出口下降，今年三鹿毒奶粉事件更是给”中国制造”致命一击。

上述因素导致出口增速放缓。而中国目前头痛的是国内需求尚不足以取代美国市场需求对中国经济的巨大推动作用：中国13亿人去年的消费额约为1.2万亿美元，而美国3亿人的消费额就达到了9.7万亿美元。

第三是几大张力的不可持续。其一是投资张力，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是投资，而其中效益最高的是境外投资，而外资现在已经不再将中国视为投资福地。而政府投资的结果是”政绩工程”频生，重复建设，浪费极端严重，十条大政无非是重走当年旧路。

其二是内需张力过小，占人口80％左右的底层群体收入低下，购买力严重不足。高达2.5亿的失业人口几乎没有什么购买力；而中产阶级因房地产与股市导致其资产严重缩水，失业的隐忧也使他们看紧自己的钱袋。所以那”内需”是无论怎样努力也难以拉动多少。

作为宣传策略，中国政府可以将经济危机归咎于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但如果将中国经济”体质”过于虚弱全盘推给外界影响却是自欺欺人之举。无论是中国的实体经济还是虚拟经济，早就隐含种种危机隐患。这时候与其用旧政挽救信心图一时政绩，还不如改弦易辙，为中国的政治经济重新谋划，另开新局。

可以断言，这是中国最后一次战略机遇，如果错失，后果”真的很严重”。

“改革成功了，但同时也‘死亡’了，因为它变成了利益驱动，失去了道德感召力。”11月21日晚，应武汉大学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为武大师生作了一场题为“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讲座，谈起从1980年代到目前社会转型和思想文化转型中的诸多问题。

徐友渔是目前国内学界阐释西方理论最重要的学者之一。他学识广博，关心社会民生，2004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50名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作为改革开放30年来社会思潮变迁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他对改革始终有着自己的反思和总结，对当代中国社会思想的主要话题，如社会转型与思想的分化、对立；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与国学热；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等更有独到见解。

谈改革开放

邓小平“扭转乾坤”闷声搞市场经济

徐友渔认为，步入改革开放之初，情况是相当糟糕的，这其中有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关于改革该不该搞、会不会出问题的争议从来没有间断过，在1989年后，甚至有人坚信改革进行不下去了，应转而去抓防止和平演变的工作。不过邓小平南巡之后，改革突然之间变成了全国人民的共识。“对于重新启动改革，党内分歧很大，但邓小平从来不争论，闷声地搞市场经济。这样做还是比较明智的，防止了左派挑起争论而使得改革搞不下去。”在改革岌岌可危之时，邓小平靠个人的威信和苦口婆心的劝说，让党内高层转变了观念，他个人的这种扭转乾坤的作用太大了，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徐友渔又进一步分析改革成为不可逆转的根本原因是特殊阶层利益既得者的驱动。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现在，有一种社会思潮始终是坚定不移地支持改革开放政策。徐友渔称，它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主要表现是肃清“文化大革命”和各种“左”的流毒，张扬人的主体性、人性和人道主义；到了上世纪90年代，重点从安身立命的哲学、伦理、美学的观念革新转换到了对制度安排原理的探索。

谈国学热

“政治儒学”损害国学的补课与复兴

在2004年，由于“读经”口号的出现以及《甲申文化宣言》的发表和其他事件，有人把这一年命名为“文化保守主义年”，之后发生了一系列事件，比如很多高校都开设了国学专业，甚至还有国学学院；于丹等人也出来讲授《论语》，书也卖得很火，蒋庆甚至提出要把儒教作为国教等。

徐友渔对当前的“国学热”作了一定的反思，分两个层面看待这个问题。在他看来，如果说是知识、教育方面的补课和基本建设，没有人对此持异议和反对，因为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对于自己的传统文化学术欠债太多，开十个国学院也不够，怎么复兴都是不够的。“但除了这种‘文化儒学’取向，还有人倡导‘政治儒学’，企图恢复传统思想的正统地位，反对现代民主制度。他们否认‘人民授权’的现代政治原理，把‘天道’、血统作为国家权力的来源，甚至要把孔教立为国教。这纯属异想天开，会极大地损害国学的补课与复兴。”徐友渔表示自己坚决反对这种“政治儒学”。

谈文化民族主义

天人合一跟环保不相干

徐友渔还重点谈到，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有一个突出特点是一些知识分子、学者热衷于证明中国文化比西方文化优越。他将之称为文化民族主义，指出它的基本思想是西方文明正面临不可解脱的精神和文化危机，只有东方文化（实际上指的是中国传统文化）能够把世界从这种危机中解脱出来，因此，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

“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是这方面的代表。他说，每种文明都有兴盛衰亡的过程，西方文明占主导地位已经好多世纪，30年河东30年河西，现在轮到东方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时候了。我认为这个论点不值一驳。”

季羡林的第二个论点是，中国哲学的本质是“天人合一”观，东方人信奉人类和大自然是一体，现代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生态危机等等都是没有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而产生的弊端，只有东方的伦理道德和哲学思想能够拯救人类。“季先生在这里曲解了‘天人合一’的含义，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与环境保护本不相干，更不是现代的生态哲学。”徐友渔针对这一论点反驳说。

昨天收到一个朋友的邮件，有些问题很有意思，我帮着回答一些

1：国际原油最高的价格到过接近150美元一桶，但是现在已经50美元了，按道理说应该要跌到三块多钱一升，为什么国内的油价还不降？

回答：估计是150的时候囤太多油了，结果没涨到250。
但是，我们可以理解为我们都在献爱心，这样会舒服很多，油价只要坚挺一天，政府就能多赚几十亿，油价坚挺几个月，汶川就建设好了。所以，没有捐款的朋友也不用内疚，你以为你能不捐款麽，在不知不觉中，你早就捐了。所以，大家就全当自己升华了吧。

2：为什么中石油和中石化都说他们旗下的很多炼油厂亏损了？
回答：这就好比房地产商卖楼每年赚十亿，但是提供给小区里的免费班车每年要亏损十万，我们指责房地产商暴利，房地产商解释说，我们哪里暴利了，你看，连我们楼盘的班车每年都是亏损的。

3：没有车是不是就和燃油税没有关系？
回答：不是，自己想。

4：为什么政府老是拿中产阶级开刀？
回答：因为政府不能拿穷人开到，穷人一穷二白，穷凶极恶，没有油水而且危险，政府也不能拿有钱有势的开刀，因为他们一想，咦，这不就是我们自己麽，所以只剩下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了，他们钱不多，但基数大，而且有拥有一定的物质，害怕失去，所以操作起来很安全。

5：据说要费改税，以前的养路费什么的都变成燃油税，你觉得我们是合算还是不合算。

回答：从长远来看，越重的苛捐杂税，越沉重的人民负担，越不合理的政策，越荒谬的管理，对于这回答：我们的政府虽然对外比较颓势，但在对老百姓做生意方面很有能力的，所以你要看看，你的身份是什么，如果你是个平民，那你基本上是不可能合算的。这个的改革并不能称之为费改税，只能称为费加税。你的养路费只能少交1200元，其他的都是不减免的，包括小小的车船税或者高速过路费甚至国道费等，虽然有关部门宣称，将取消公路养路费、航道养护费、公路运输管理费、公路客货运附加费、水路运输管理费、水运客货运附加费等六项收费，但说实话，我开了十年车，基本上后面五项没有见到过，如果你不经常在水里开车的话，我想后两项你应该也没见到过，所以，你肯定会亏的。
比如上海，我们通常理解每个月交250，一年3000是养路费，但其实不是这样的，每个月只有100是养路费，还有150元是公路建设贷款费，所以，你以后还要交1800，如果你一天开几公里，一年只开两三千公里车，我相信你会赚到政府大概一位数到两位数左右的便宜的。

6: 有民意调查说有74%的人支持燃油税改革。
回答：这就是现在的政府和以前的政府不同的地方，以前政府做事，从来不问民意，现在政府做事，自己制造民意。

6：燃油税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回答：从长远来看，越重的苛捐杂税，越沉重的人民负担，越不合理的政策，越荒谬的管理，对于这个国家来说，其实都是好事。

两个不同的东西，又相关，又不。

中山陵

特别喜欢南京中山门外一带。小时候，暑假一到，就从上海赶到南京。坐在阳台上，就能看到高高的中山陵和尖尖的灵谷寺，两者中间只露一个小小屋顶的就是美龄宫了。那时出了中山门，卫岗、孝陵卫、马群一带非常安静，一条小街，几家小店，纯朴的民风加上五分钱一斤的汤山梨，高高的大太阳被梧桐树挡着，震耳的知了声却又不见人影。早晨，趁凉快，晃到灵谷寺喝碗藕粉，肯定不忘记狠狠地加一大匙白糖，怎么说呢，乡愁的所有要素都在里面了。

每次回国一定会回南京，一定会去中山门外走走、看看。吸引我的主要还是思念和六朝古都的厚重的文化气息，中山陵周围，随便一处不起眼的地方都可能是一个历史古迹，人文传说，一篇重要的历史考证。记得第一次伴二十八年从未见面的家父游中山陵，家父告之，那时年少轻狂，当着校长（蒋中正）面说百年后也要葬于此山，想想好笑，此山皇气这么重，又是虎踞龙盘之颠，不是权贵天子，休想在此立足，我等居然夸这个海口，真是太不自量。惭愧，惭愧。

最近那次独自一人去中山门外， 正是年末， 黄昏， 天上下着细雨， 路上少有行人， 打伞路过四方城附近， 见一牌可入内参观， 一看方知此处曾是蒋介石办过公的地方。中山门外目前已被各路列强划地为王， 被搞成各种类型的 “主题公园”， 不掏几个钱休想入内， 只能在马路上走走。 买了门票进了门， 有一个类似的办公室， 门外停一辆老式汽车， 主要卖点是有七分神似的蒋委员长， 但一看肯定是假的， 委员长非常忙， 问游客要不要套上国民党的军装？ 问要不要与他合影留念？ 还说留个影具有史历意义， 当然也得适当收点费用。我无心恋战， 蒋委员长有点光火， 明天就是新年， 抗战人人有份， 作点贡献也是应该的嘛。前脚没出二道门， 一句 “娘希匹”紧随其后， 心中不免一丝悲凉， 大陆同胞恐怕对昔日领袖只剩下这点经典的理解了。

孙中山死了， 蒋介石逃了， 不过连战倒是回来了， 回来 “破冰”， 到南京也算给中华民国和国民党上了祖坟， 好客的南京人在他鞠了三个躬以后请他为中山陵题词， 结果证明： 这位连爷爷的书法不及小学一年级， 与蒋委员长的书法相比， 连端洗脚盆都不够格。 “中山美陵” 还是 “中山英陵”？ 歪歪斜斜， 左看像 “美”， 右看似 “英”， 中间看什么都不是， “陵”也少一撇， 总共四个字， 其中两个不对， 记者读不出， 观者看不懂， 迄今还是个谜， 为何连爷爷不在家先收拾一下心情， 练练想要写的字再来献丑， 错字、别字，臭字， 哪是一个 “鸟”字了得。 在中山陵， 凡能见到的汉字， 均出大家之手， 连战好坏也算个党主席， 是个人物， 那能这样糟踏中山陵门风， 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怪不得国民党要败， 悲哉。

语言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般比较勤奋好学， 毛泽东嘴角流水还在学英语， 周恩来更是了得， 据说当年和邓小平同志在巴黎开豆腐店时， 巳和法国人民打成一片， 溶入主流社会。 当总理时， 对外号称懂六国语言， 真不知道他在哪里学的， 程度如何， 是否能与别人作正常交流？ 反正在中国没有人亲耳听过他说六国语言。不过， 江总记在语言方面的确另类， 他能用英语背颂林肯的独立宣言， 能用俄语作新年致词， 能用意大利语唱<<我的太阳>>， 到罗马尼亚工作过的汽车厂， 能用罗马尼亚语演讲， 尽管下面好像没人听得懂， 他去交大说上海话， 碰见毛阿敏说苏北话， 遇到香港记者还能 “识听不识讲”。

外语不难， 只要在面前加 “号称”两字均能过关。前段时间看CCTV新闻， 说西藏如何改革开放， 文化水平逐年提高， 号称连八角街的走卒小贩也会用英语与老外交易， 旁白有点吓人， 想想香港被英国人占领一百五十年也末必人人会讲英语， 再仔细一看， 实在言过其实。应该说， 今天中国人的假话说得比外国话更好， 记者用镜头对小贩让他们说英语， 结果只有一人结结巴巴从一数到四， 而且表情痛苦不堪。想想荷兰红灯区的妓女号称也会说中文，在街上风骚地用中文大叫 “有发票”， 真怀疑她们是否也拿了孔子学院的结业证书。

当年躺在猪圈草垛上望星空， 对班里女同学一一评分， 有一句非常精彩， “XXX这个FACE大大的所西米加”，中文意思是： 某某那张脸很漂亮。XXX （上海话）这个（普通话）FACE（英语）大大的（日语）所西米加（朝鲜语）， 号称 “三国五方”语言， 一个人一句话能说那么多语言， 当年， 别提有多得意。

胡锦涛主席英语不好， 或者说根本不会， 对外也没号称过， 非常谦虚。每当他会见外国友人时总要先看看身边有无翻译随从， 不然真替他担心， 连打个哈哈都成问题， 在当今澡堂子搓背最好也要四级英语的中国， 显然落伍了。据国外多次报道， 胡在许多国际重大场合， 因语言不好无法与其他宾客交流， 袋里虽有钱也略显孤单吊影。上次悉尼的APEC， 要不是还是反对党领袖陆克文用一口京片子救驾， 胡锦涛主席一定很无聊。

据说清华毕业的胡主席记忆力很好， 什么数据过目不忘， 尤其是那些绝对无味的八股，连那么难的 “八荣八耻”也能背下来， 其实十年学一个单字， 二十年后就能在世界上混了。很多海外华人， 不是唐人街， 就是唐人圈， 就靠YES和NO YES滋滋润润过了一辈子。 胡主席面目和谐， 身体尚好， 脑子不坏， 有空学几句英语， 对外再号称一下， 中华崛起更有希望了。

连战名誉主席和胡锦涛主席在秘鲁APEC上见面了， 都是中华民族血浓于水的同胞， 利弊互补， 共创双赢是必然趋势。 在这国际舞台上， 国共可以再次合作， 对外说话就让给美国法学博士连战， 如果要题个词， 签个字， 胡主席绝对代劳， 连战嘛， 就闪一边去吧。

2008年11月22日

 

   你款款移动着声像的组合
   空气中可呼吸到你果香的成熟
   如同包裹着情韵的季节
   雨水沙沙颤动着洒脱
   我低头看见你唇红的天然
   携带着的春色染绿了我的孤寞
   静音的时刻我期待着你
   那从远方而来的倩影的游弋
   如果拥抱是韧带无法拒绝的温存
   请你打开你光纤的手臂
   时光无法返回岩画的颜色
   只有你一路走来的幽馥依旧

很多人都知道钱锺书参与过《毛泽东选集》翻译的事，但他曾参与翻译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我是读了谢泳先生去年发表在《新文学史料》上的文章才得知的。围绕着钱锺书一定还有大量我们所不知道的故事。

前两年，许多报刊都转载过一篇文章《钱锺书是怎样住进“部长楼”的》，原来根据杨绛在《我们仨》披露，1977年，钱锺书之所以能住进“部长楼”，是因为有胡乔木在背后帮忙。对于胡乔木的关照，不仅她们夫妇当时，就是今天杨绛还感念不已，津津乐道。胡、钱之间的私交不说，就是在思想表现方面，80年代掌握了意识形态大权的胡乔木对钱也是很满意，很赞许。顾骧的《晚年周扬》中就披露了这样一段史料，1983年8月10日下午，胡乔木找当时还是共产党员的王若望谈话，在对“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未入党”的王若望进行批评教育的同时，他讲了一段表扬非共产党员钱锺书的话：

“我们是什么时代？钱锺书与夏志清有一个谈话，钱锺书说：尽管我们国家有缺点，但是蒸蒸日上的，前途非常好。你夏志清写了那么多的书，许多事实都未搞清楚。要多看看，少谈话。回到香港、美国不要举行记者招待会。杨绛说，树高千丈，叶落归根。钱锺书夫妇是住干校的。钱锺书的宋诗选被当作废品展览。他在《谈艺录》中称赞宋诗比唐诗强。后来改变了观点，解放后不久，参加了毛选的翻译工作。像他这样‘桃花源’中人，对我们社会能作这样评价，值得我们想一想。”

这次谈话“在一定级别的文艺工作者间进行了普遍传达”，顾骧根据的就是当时的传达记录。

与这番谈话相隔不到六年，中国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呼啸，山鸣谷应，就连“桃花源中人”钱锺书也曾参与过知识分子的联名呼吁，希望最高当局能采取理性、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然而，惨剧在夜色的掩护之下还是不可挽回地发生了，无数无辜者的鲜血淌在了十里长街，历史的伤口至今无法愈合。当年，钱钟书写下了一首题为《阅世》的诗，其中有“星星未熄焚余火，寸寸难燃溺后灰”，以及“留命桑田又一回”这样的诗句。

除了留下诗的慨叹之外，钱锺书内心到底还有些什么想法，目前为止我们还找不到一丝痕迹。面对淋漓的鲜血，他还说出“尽管我们国家有缺点，但是蒸蒸日上的，前途非常好”吗？他6年前的这一判断会不会有了变化，我们已无从知道。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就算他的认识有了变化，他也不会说出来的，他只会继续做他那些二、三素心人在荒江野屋（当然也可以是“部长楼”中）商量的学问，他依然会以胡乔木的赏识为荣。至于钱钟书的学问，和他差不多同时代的“一代词宗” 夏承焘，在1948年9月17日的《天风阁学词日记》中就说过，“阅钱锺书《谈艺录》，博闻强记，殊堪爱佩。但疑其书乃积卡片而成，取证稠叠，无优游不迫之致。近人著书每多此病。” 他的《管锥编》大抵上也是如此。

石器时代的技能，再次被广泛的应用。品格怎样高尚的人才会对荷枪实弹的入侵者投掷手中的石块呢。

不受宪法保护的人是没有合法地位的，没有合法地位的人有可能通过”合法的渠道”吗？他们流血就是为了获得“合法的渠道”，只要他们求索一天，就是“合法的渠道”还没有建立的一天。

你们说烧汽车，投石头，砸玻璃是暴力的，说杨佳是暴力的，可是这些软弱无力无望的的草民们，他们的生命却不能换得你们所说的“合法的渠道”。

你们说公开的镇压和秘密审判都不是暴力。广场上的武警部队的棍棒是一种关怀。新闻媒体的集体的失声是和谐。遮挡图片删除信息不是暴力。三鹿蛋白和结石婴儿的母亲们的绝望不是暴力。对一个没人照顾的母亲秘密绑架强制治疗不是暴力。死亡一万九千至今没有统计清楚的学生的家属的沉默不是暴力。共和国卫士对父老乡亲比野蛮的入侵者要更加残虐也不是暴力。

这个世界并不缺少“合法的渠道”，宪法和民主就是现成的“合法的渠道”，可是你们不去搭理它，“合法的渠道”就是民主，民主将会结束暴力，这和你们熟悉的世界是不同的。

不是公民选举出来的政府，会为民众设计怎样 “合法的，正当的渠道”呢？如果存在一条“合法的渠道”，就没有人会搭理你们，向你们扔石头了。在一个可以说话的地方，没有人愿意闪着自己的胳膊。

有暴政昏君，就有投石者，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还会是这样。除非百姓没有了手臂或是世界没有了石头。

有一天人们厌倦了血腥，决心建立“合法的渠道”。一旦有了百姓可以“畅通的合法的渠道”，还有你们存在的理由吗。

暴力以消解对方的抵抗和存在为目的，没有一块石头可以消解武装警察的国家暴力。扔石头的人很可怜，引一句新浪网友说我的话，他们一定“是不想过了”。

真相已成中国社会的命门要害与核心症结，已成为官民冲突的“战略要地”。没有真相就不会有公义，因为只有真相才能公正解决问题的基础，并且真相里面蕴藏着社会各方面的绝大利益。官方深知互联网的崛起和全球化的兴盛，必然带来信息洪水不可阻挡，必然带来权利意识觉醒的民众对探寻真相的不懈追求，因为这事关民众的生存与尊严，他们决不会就此罢休，或者等闲视之。

对真相的控制，是四九年后中国大陆官方所有社会治理和政治管制的头号任务。从各级政府部门对“机密文件”的滥用到基层居委会的大妈习惯打小报告；从“万人如海一身藏”的告密者到把支部建在村上（三人即可建一小组）；从繁华大都市到鄙野乡村，都用把人视为树桩的居民身份证，捆梆得非常死，即便你走到哪里，身上一定要佩带身份证这一“红字”，否则你便将寸步难行；从介绍信、票证的泛滥到如今的天网工程、金盾工程；从开动用纳税的钱办的洗脑传媒如央视、人民日报、新华社包括各级政府传媒，无不自我表扬到令人作呕的无耻地步，再到从小到大的教材的“颂圣”教育所进行无所不在的愚民，等等。所有这一切，无一不是将民众视为潜在的敌人来防范，官方就是如此“为人民服务”的。为什么称极权统治以及他们治理社会的方法为“铁幕”呢？其原因就是对真相的剥夺。

为什么要剥夺真相呢？因为真相里面有很大的利益。为什么中国冤案和群体事件如此频密呢？那就是因为掩盖真相，从而剥夺了民众的利益。以今年为例，任何群体事件，以及杨佳个案，官方传媒无不以“小披露，大掩盖”来搅混水为能事。“小披露”就是披露于官方有用的情节，“大掩盖”就是对民众有利而对官方不利的东西，这种有着巨大选择性的披露，在这两天官方以发布群体事件消息的速度，来掩盖更多真相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外电已经透露官方想用速度来代替真相的阳谋，真相与速度之间有关系，但没有绝对联系。速度不等于真相，你播出的速度快，只能表明你的选择性更强。换言之，你只说于你有利的一面，没有经过任何深入的采访，尤其是新华社和官方传媒，从来不见百姓的发言，一有百姓的发言就是他们被欺骗，被人利用了，感到悲愤与羞愧。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欲盖弥彰的小伎俩，还自以为得计，真是小看你几十年愚民宣传，官方公信力的降低，以及民众对你愚民宣传所产生的“抗药性”了。

这个政府还相信他有公信力，还相信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这样的传媒有什么公信力，不是自欺就是自大，不是自我麻醉就是去了大势还充能人。可以毫不客气地说，不论是网上五毛或者生活中五毛，都没有什么傲人的智慧，就是现在官方能写点像样子文章的人都没有。你看看现在新华社、人民日报的社论，你可以看到官方连一个像样的写时评的人都没有了。你可能会说那个北晚的“文峰”，这样的水平，放在如今网络烽烟四起、思想起义的时代，他只能是献丑的大活宝。现在网民数量越来越多，他们对信息的掌握与分辨能力越来越高，他们在肉体起义前，已经在进行思想起义了。这种思想起义，官方还以为自己能控制，不是自欺欺人是什么？且不说“一小撮不明真相的群众”这本身就证明你掩盖真相的邪恶，就是“被少数坏人利用”这样使用频率一多，人们也会清醒地进行数学统计，为什么到处都充斥着“少数坏人”呢？这种自以为高明的玩“政治数学”的把戏，从毛泽东到现在，用得泛滥到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民众产生了严重的“抗药性”，他们也许惧怕你手中用纳税人养的警察与军队，你以为他相信你的连篇鬼话吗？

在一个民众越来越聪明，权益意识越来越高涨的时代，我认为政府应该与时俱进，你也应该学会更加聪明。也就是说，官方应该放聪明一点，而不是老调重弹、故技滥施，徒让民众笑话官方的智商。政府和民众都聪明起来，懂得制订大家都能接受的游戏规则，懂得妥协、谈判、理性发声，懂得要共存而不是要独占，懂得要互助互生而不是你死我活。那种还充满阶级斗争的在野党生存策略，视民众为寇仇的做法，在信息越来越开放的今天，是一种没有胜利者的双输格局。“承认纸包不住火”这个常识，对于官方来说，就那么困难吗？难道要烽火四起、群体事件不断时候，才知道玩火自焚是个什么样的惨相吗？如果你真爱中国，共产党、官方请你们拿出你们真正的诚意出来，解决在经济危机背景下很棘手的民意民生问题，难道硬要把一个好端端的中国弄得鱼死网破、满目疮痍才心甘吗？

2008年11月22日9：23分于成都

到清华科技园看一个朋友。在大堂里看到印制精美的《园区报》，随手翻看，看到一海龟为主的科技公司的活动，这份报纸报道了该公司的一次晚会。整版的文字图片，充满着好学生、乖孩子式的“喜庆气息”。晚会分几大主题，每一主题都用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标签式歌曲表达，跟公司的创业史对应，“南昌起义”、“长征之歌”、“红军不怕远征难”、“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报纸报道说：“晚会在……歌声中圆满结束！”

我扫视到最后一句话，抬头看了一眼美仑美奂的大厦大堂，又看了一眼报纸上“海龟”的时装、眼镜，确认这是高科技的地方。再看“海龟”们的照片，公司总裁带着员工们的图片，跟领导人视察的情景一样。如果海龟总裁的身材不那么胖，他跟员工在一起的人物关系形态，则让人想到我国画家们画毛委员在井岗山时的画面。

老板和员工能结成如此的生活和工作关系，报道、摄影能“正搞”成如此中国特色。一切都让人联想，一切都让叹服：I服了YOU！

是的，恶搞虽然让人开怀，但听说被禁止了。只有正搞才能创新出如此令人惊奇叹服的中国生活和中国事业。当超女十强赛以八荣八耻的歌曲开场时，我们不得不感叹这个国家正搞的创新力量。

朋友是正搞建筑设计的。我们谈到了他的工作，他说我国的建筑师们最让外国同行羡慕的是，外国同行几乎没什么舞台可以施展，我国的建筑师们却可以在“拆了”（china）上面设计最新最美的东东。我们“拆了”全世界的建筑理念和建筑风格，我们拿来拆建了全世界的建筑理念和建筑风格，我们的所谓发展进步几乎是世界建筑博物展。朋友说，谈论行业的腐败已经没有意义，他对建筑的恶俗已经没有悲愤了，倒是对其中关联的社会问题，要么是心碎，要么是司空见惯地麻木了。

朋友说，这几年他承揽了不少地方政府的工程，走遍了全国各地。最有印象的是大大小小的政府机关大楼有一种“家族相似”特性，比如一般平地起高台，有高台阶，有立柱，让外人站在门口有一种仰视感……。这还不算最出格的，最搞笑的事是，各地大大小小的官员似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是一家子，是一个家族的。他们太相似了，穿西装，穿短袖衬衫，穿皮鞋，几十万上百万千万吃出的身材似乎比服装更像是从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手里多挟带一手包或公文包也似乎是同一厂家生产的，他们走路的姿势、神态是一样的，他们的长相也是一样……要是能把全国各地的官员的照片放在一起，就那么随意地放在一起，不需要多少语言，人们就能明白生产出这么庞大人群的国家多么值得留意。当然，这么随意地放在一起可能是一种“恶搞”。朋友的话让我想起我的“流氓人种学”来了。

朋友从政治建筑学说到了官相官态，说到了官话。他说，无论我们怎么否认贬低它，这是一个事实：只有官人、官商、官学才是可以存在的，才可以活得繁荣的。以前人们认定这是一种党文化，从毛泽东开始，就以为不好的现象都是党八股造成的。今天我们明白，在党文化之上，更有一个官的幽灵无处不在。说到底，当人们嘲笑党文化时，官家主义堂而皇之在全国各地生根发芽。这是我们骨子里的势利、卑贱、依附。传统王朝时代，人们早已说破了这种秘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所以，今天，他们还能搞一搞建筑，还能搞一搞设计，是因为官员有兴趣，官员要搞，官员允许他们搞。

我在去年给吴思先生获“自由写作奖”的授奖辞中说：“中国大陆的写作者，多跟官学、专制的体制及其生活方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宿命对中国的写作者构成了持久的挑战，这种专制甚至能够把那些最具有个人性的作家、最具有自由倾向的学者收编国有，征用为政教合一下的学术文化的装饰品，如巴金先生、费孝通先生、冯友兰先生等都曾如是。”这其实跟吴思先生的“官家主义”是一个意思。有不少人注意到这个事实，当陈寅恪先生孤独地研究他的“再生缘”、只能凭记忆或托人找相关材料时，郭沫若先生可以动用一国之力把《再生缘》的各种材料拿到他的案头来研究。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于可以集中力量办几件大事，官家办这种大事的历史更是源远流长。十大建筑也好，旗帜性科学家也好，“国突”专家学者也好，政协作家也好，人生有尽，典型无穷，榜样的力量也是无穷的。

官学也是学，它是一门学问。这种学问对于官家主义盛行的大陆，其意义非同小可。虽然它的创新要打折扣，它离文明的人性提升之路也相距甚远，在罪与苦的社会里，它的个人救赎也遥遥无期；但它却可以活人养人。胡乔木临终前希望把某些诗文归于自己个人名下，他在官场混了一辈子，居然忘了官家比在官家混的个人要大得多，除非他确实表现了自己要高于大于官家，那些诗文才会在岁月的淘洗中显影出“胡乔木”三个字来。

这种官家主义治学堵塞了一切创新之路，已经有人在惊呼民间知识生产创新力量在当代的萎缩了。因为民间，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官家的一个副本，是对官家的拙劣的叛逆者或募仿者。“这种政教合一的党文化或体制文化对人性的侮辱和损害，使得这些写作者们大多成为牺牲，难以进入人类文明构筑的写作传统的殿堂，难以展示人性的高贵美好，难以推动我们中国人生命的自我完善。”这也是中外大哲困惑不已的汉语言的生命力问题，生存的事实一旦向汉语言转换，就会失真失重。其实哲人们忘记了，这是唯官家作威作福的结果，也是汉语自动向官家低头的结果。

不用说，生活中的一切事物，都属于官家的。一切新生事物当然也属于官家的，一切的创新首先也是官家的，其次也是官家恩赐而来的。没有官家，人们的一切也难以为继。这就是为什么市场一旦有假冒伪劣，人们首先想到求助官家严打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超女也才能超下去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海龟们也能自然而然地向官话官相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