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哈  金  著

明  迪  译

作家在开始其职业写作生涯时往往反复自问亚里士多德提出的问题：为谁写？以什么身份写？为谁的利益而写？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构成其世界观，并帮助决定其题材甚至写作风格。在这三个问题中，“以什么身份写作”最令人困惑，因为它涉及到作家的身份认同及传统，而这两者往往不由人的意志决定，并随时会改变。

我对这些问题的最初回答极其简单。我在第一本诗集《沉默之间》的序言中写道：“作为一个幸运者，我为那些不幸的人发言，他们受苦受难，忍辱负重，在生活的底层消亡；他们创造了历史，同时又被历史愚弄或毁灭。”我把自己看作是代表中国底层、用英文写作的中国作家。我没有意识到我选择的立场所具有的复杂性和不可行性，尤其是对于我所处于的状况而言。确实，太多的诚意是件危险的事情，它会使头脑过于发热。

通常来说，来自不发达国家的作者容易以社会地位来界定自己，部分原因是由于移居到物质优越的西方而感到内疚，另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过去在本土所接受的教育，在那里集体常常被看得高于个人。事实上，“个人主义”这个词在中文里仍然带有负面色彩。刚开始写作时，我渴望回到中国去，我把在美国的居住看作是短暂逗留，所以我几乎理所当然地自认为是中国弱势群体的代言人。我完全没有想到这种说法是如此毫无根据。任何时候国家都可以惩罚一个作家，甚至指控他有不当行为、背叛，或者其它对不起国人的罪行。就连他试图效劳的人民都可以质问他：“谁给你为我们说话的权利？”有的人甚至可能提出挑战：“如果你没有和我们一起受难，那么你仅仅是利用我们的痛苦来为自己谋利。你在国外出卖自己的国家和人民。”

那些质疑作家的人很少想过这么一个道理：荷马不必非要同希腊勇士们一起去特洛伊才可以歌颂他们的事迹。然而荷马仍然是一个伟大的诗人。我们是谁？作为有抱负的作家，我们有时会情不自禁地为我们的写作行为找一些正当借口。仅仅靠才能就可以成为部族的代言人吗？从逻辑上来说，有才能就足够了，因为大多数集体经验和个人故事在被转化为艺术并保存于艺术之前没有持久的意义。但世界仿佛被设计为专门地阻碍和扼杀才能，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一个作家成为代言人的最佳条件是在本土有所成就――即在抵达国外之前就在本国已有读者群。从这个立场出发，他可以在国外继续写作，即使是面对不同的读者，写不同的事情。这是一件很幸运的财富，但同所有的财富一样不可能永久持续。这样的作家就像一个任期有限的文学大使，终究会被另一个人所取代。

毫不奇怪，许多重要的流亡作家都自视为原居国的代言人，因为这种方式是恢复其作家角色的捷径。最好的例子是俄罗斯小说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和中国作家林语堂，他们两人都是流亡者，都自认为是他们国家的代言人，他们的视野构建于乡愁和在美国居住多年后试图与国人团聚的努力。

索尔仁尼琴因所谓的叛国罪被剥夺了苏联国籍。1973年12月，一位巴黎出版商出版了《古拉格群岛》首卷，1974年2月他被驱逐出俄罗斯。尽管他有坚强的自信心和道德信念，他仍因被驱逐出境而沮丧，无法想象生活在别处或者为不同的读者而写作。他对一个西班牙记者说：“我从来没有打算成为一个西方作家…… 我来到西方是违背自我意愿的。我只为我的祖国写作。”同时，他向瑞士记者哀叹：“我不住在瑞士……  我住在俄罗斯。我所有的兴趣、所有关注的事情，都在俄罗斯。” 1　在欧洲辗转两年之后，索尔仁尼琴和家人一起于1976年夏天来到美国，在佛蒙特州黑河山谷中的一个村庄――卡文迪什郊区――自我幽禁起来。有人说索尔仁尼琴喜爱新英格兰地区的寒冷气候、清新空气、以及自然森林，所有这些都使他想起俄罗斯。2

去年夏天，我碰巧去了趟佛蒙特州，回马萨诸塞州的路上，我开车前往卡文迪什去看索尔仁尼琴的旧居。令我惊讶的是，五十英亩的房产，被铁栅栏围着，仍然住着他的一些家庭成员。铁门禁止外人进入，安置有通话设备和电子监视器。附近一棵树上挂有招牌：“私有财产，不许入内。”通往他家的道路以及密林里面的车道均未铺筑。山坡上两层楼的木房子看起来被风吹日晒得有些破旧了，周围野草丛生。哗哗的小溪在山脚下一条很深的沟渠里奔流，使这个地方从军事角度来看易于防守――众所周知索尔仁尼琴一家甚至在卡文迪什也曾偶尔受到过死亡威胁。3　铁栅栏那边的一切都似乎意味着居住者没有打算永久住在此地、非常担心安全、刻意孤立于公众和邻居。另一方面，卡文迪什一家杂货店里的中年妇女给我指路，告诉了我怎样去这位作家家里的确切方向，并亲切地称他为“亚历山大”。我对索尔仁尼琴家园的印象与他的声明一致，即他始终计划着返回他的祖国。

他和他妻子以及他们的三个儿子在这里住了十八年，直到他最终于1994年3月返回俄罗斯――他的俄罗斯公民资格被恢复，叛国罪被撤销，他的书终于在俄罗斯出版。就是在这个地方，他一天工作十二到十四个小时，从上午八点到晚上十点，一周七天，完成了许多著作，主要是大部头，如《红轮》系列。4　索尔仁尼琴虽然声称“我只为我的祖国写作”，但许多年他无法同俄罗斯人民直接对话，尽管他用母语写作。他只能通过翻译对西方读者发言。他仍然把揭露苏联历史黑暗面作为己任，见证其对人道的摧毁，为没有发言权的俄罗斯人保存记忆。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后期作品的历史性高于文学性：我们可以看出他在佛蒙特州写的作品文学性小于他流亡前写的小说。换句话说，比较而言，他早期的小说，尤其是《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第一圈》、以及《癌症病房》，是某种程度上很优秀的文学作品。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这些以现实主义传统所写的小说太陈旧、笨拙、琐碎、人物过多，但它们每一部都有文学的自立性，可以抗拒时间的流逝。他们具有生命力。相反，他后期的作品不具有坚实的艺术架构，其相关性可能会经不起历史转变的侵蚀。

1994年3月动身返回俄罗斯前，索尔仁尼琴到卡文迪什村里向两百多名集会的村民告别，在此之前他很少去村里。他满怀感激地说：“流亡总是很艰难的，但我无法想象一个比佛蒙特州卡文迪什更好的地方，在这里生活，等待，等待，等待我回家的这一天。” 5　显然，对于他来说，在美国的十八年只是一个漫长的等待，在这期间他用笔同苏维埃政权抗衡，对它的垮台起到催化作用。

然而，他深知新俄罗斯同他离开的那个俄罗斯有巨大差异――国家经历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面对西方民主的资本主义的影响。虽然他的文学书籍在故乡受到好评，他的回归谨慎而犹豫。自从叶利钦总统邀请他“在俄罗斯之内而不是在外国土地上为俄罗斯人民服务”之后，他花了差不多两年时间才使自己彻底离开佛蒙特。他感觉到他是回家乡去死，他觉得一旦回到俄罗斯他可能就活不长了。  尽管如此，他的回归仍不亚于英雄凯旋和奇迹一般；纵观文学史，极少有被流放的巨人最后又踏上祖国的土地，所以从各种意义来说，他的回归是奥德赛之行。

不过，索尔仁尼琴回到故乡并非一帆风顺，不像奥德修斯那样恢复了家园、夺回了王位。索尔仁尼琴的爱国观点混杂着东正教基督教义，被人们充耳不闻；他的政治书籍――《崩溃的俄罗斯》（1998）和《两百年同行》（2001）――受到冷落，他被认为过时了，与俄罗斯现实脱节。他的谈话节目因收视率太低而被取消。索尔仁尼琴，一个曾经在西方代表受压迫的俄罗斯人民的强有力的代言人，一个慷慨激昂抨击苏维埃政权的批评家，似乎正在消失，在俄罗斯社会无法扮演任何重要角色，像一位退休的外交官，其职业生涯已在别处结束。但索尔仁尼琴就是索尔仁尼琴，正如天才总归是天才。2006年1月下旬，国家电视台播出了根据他的小说《第一圈》改编的十集连续剧。这个节目成为俄罗斯电视台最受瞩目的节目之一。现已87岁的索尔仁尼琴亲自编写剧本，甚至朗读了一些长段。据说，他看剪辑片时热泪盈眶。7

索尔仁尼琴回到家乡十年之后，可以说他终于回到俄罗斯了，终于被人民接纳了――但我们也应谨记，这种回归是通过文学才成为可能的。当然，是俄罗斯今天的政治局势允许他的文学作品参与对民族认同感和文化传统的重塑，但如果索尔仁尼琴没有写出有分量的作品，他不可能在俄罗斯再次获得人心。与《第一圈》一起改编成电视剧的还有苏联时期的其它杰作，如《大师和玛格丽特》、《金牛犊》、《齐瓦哥医生》，这说明要重新获得俄罗斯人民的喜爱，作家不必非亲自回到俄罗斯大地不可。即使索尔仁尼琴没有回去，他的文学作品仍然会回到人民的身边。

尽管索尔仁尼琴的回归具有英雄凯旋般的气势，我们不要忽略他在流亡岁月中所受到的挫折和磨难。1985年6月24日，卡文迪什北边二十英里之外的佛蒙特州鲁特兰法庭内，法庭官员以及三排记者和摄影师等待着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出席美国公民宣誓仪式。他妻子娜塔丽娅？索尔仁尼琴和他儿子叶尔蒙雷在场，大家都在等待――但作家没有出现。索尔仁尼琴夫人解释说，她丈夫“不舒服”，但据一位家庭朋友透露他实际上很好。一个月之前，这家人申请美国国籍，所以在6月24日这天为他们安排了一个特别仪式。这一天，索尔仁尼琴夫人一个人得到了公民证书，她告诉记者，既然已成为公民，她将为三个儿子申请入籍。8

显然，索尔仁尼琴在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他没法经历那个仪式。那么他为何要申请入籍呢？似乎很了解索尔仁尼琴一家的约瑟夫？皮尔斯提供了以下解释：

许多年以后，围绕着他未出庭而产生的神秘终于由阿丽亚解开。在整个流亡生涯中，她丈夫“从未想、也未曾要成为一个美国公民，因为他无法想象自己是任何其它一个国家的公民，除了俄罗斯（不是苏联！）以外。”八十年代初期，正值阿富汗战争的高潮时节，苏联短期内变化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事实上索尔仁尼琴曾一度产生怀疑，但他最终决定“保持无国籍――直至俄罗斯从共产主义中解救出来，这是他一直盼望的事件。” 9

这个解释听起来合理。然而，它解释不了这样一个事实：索尔仁尼琴几乎成为美国公民，并且有一段时间失去了他在小说中所赞美的那种“动物的冷漠”和“作家的自信”。10　他可能是厌倦了长期的等待，厌倦了做一个没有国籍的难民，厌倦了做一个国家的代言人，这个国家听不到他的声音，不理会他的效劳。最重要的是，作为一个父亲和丈夫，他必须为家庭寻找最佳的生存方式。

同任何个人一样，他有权产生自我怀疑，如果有必要的话有权放弃故土。但对于一个有他这样的名望和社会地位的作家来说，索尔仁尼琴不能成为另一个国家的公民。如果他成为美国公民，那么他回归俄罗斯就会变得更为复杂和不利，因为他的对手，甚至一些普通俄罗斯人，会将他作为一个美国人来对待，并对他的忠诚提出质疑。11　在他一直强调国民性的必要（此为他思想的核心价值）时，这样的举动将会削弱他的公信力。幸好他及时冷静下来没有去参加入籍仪式。

这个事件表明，无论一个作家多么精心地建立他与部族之间的关系，他的角色定位仍然是极易改变的――任何一个偶然的、有时是必要的举动就可能轻易地破坏这个关系，并且迫使它发生巨大变化。我在这里提到索尔仁尼琴打算入美国籍，并不只是仅仅想指出这位伟人差点做了一件蠢事。我的意思是借此说明他作为代言人身份的脆弱性。

事实上，我总是被索尔仁尼琴的勇敢和接受孤独为工作条件所感动。“我全部的生命只由一件事构成――工作，”他曾经说道。据他的传记作者D.M.托马斯所说，12　卡文迪什村那时甚至连一名医生都没有，老索尔仁尼琴由于坐骨神经痛，写作的时候不得不站在一个讲台边。我相信，使他这么顽强的原因不仅是他对工作的献身精神，也是由于他的基督教信仰，它灌输给他一种超越此生的延续性意识。对来世的相信可以使一个人此生过得无所畏惧。在前往俄罗斯之前的一个采访中，索尔仁尼琴被问及是否惧怕死亡，他脸上带着明显的笑容回答道：“绝对不怕！这只是一个平静的过渡。身为基督徒，我相信死后有来世，所以我明白这不是生命的结束。灵魂是有延续性的，灵魂不会死亡。死亡只是一个阶段，有些人甚至会说是一种解脱。不管怎样，我不害怕死亡。”他在另一个场合说道：“人生存的目标不是为了幸福，而是为了精神上的成长。” 13　这就是他何以在流亡期间完成其作品的精神力量。

他的话使我想起2001年夏天我在威斯康辛州河瀑镇见到的几位中国诗人，其中一位是我以前的同学。他非常羡慕中西部小城镇，因为气候和景观都使他联想到中国东北地区，我和他都来自于那里。我问他：“如果可能的话，你愿意一个人在这个小镇上生活以便集中精力写诗吗？”他回答说：“我至少需要一个朋友。”这是典型的中国式回答。中国人心目中不依赖于人文之外的力量作为精神支柱。这解释了为什么很少有中国流亡者在北美孤独地生活，为什么他们大多是大城市居民。群居的社会属性只是一种表面特征，往深处看，缺乏宗教信仰产生了不同的人生观。

作家林语堂（1895－1976）在《吾国吾民》（1935）一书中大篇幅地讨论了中国式的理想生活。14　他指出，对于中国人来说，理想生活的要素是享受此生。由于缺乏对来世的信念，中国人无比珍惜此生，尽最大能力使此生过得更好。因此，大多数中国人害怕死亡，害怕导致孤独的隔离。在林语堂看来，他们的理想生活是“出色的简单”，是“世俗幸福的浓缩”。15　孔子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影响了中国文化，有一次当被问及死亡时他回答道，“未知生，焉知死？”正是这种对生的关注使中国人害怕错过了此生的乐趣，从而相信最好的死也不如最赖的活――这是小说家余华在他的小说《活着》（1993）里生动描写的一个主题。

流亡海外的林语堂远不如索尔仁尼琴那么幸运，他永远没法返回故土。他也拒绝成为一个美国公民，尽管在美国生活了三十年。16　林语堂，百科全书般的博学，聪慧机智，并有实际的远见，自认为是文化大使。他在哈佛大学获得硕士（1921年）及在莱比锡大学获得博士（1923年）之前，就在中国以中国辞书学新兴学者而闻名，并任教于清华大学。他的一生体现了作家的角色――无论是作为部族代言人或是“叛离者”――是怎样因为国内和国际政治所形成或改变的。他写第一本英文书《吾国吾民》（1935）时仍在中国，他曾受到朋友赛珍珠的鼓舞，她还帮助他出版了这本书。此书在美国成为畅销书。一年后，即1936年，四十一的林语堂移居到美国以致力于用英文写作。正当他写作最畅销的书《生活的艺术》（此书于1937年底出版）时，卢沟桥事件发生，中日战争爆发了。为了支持祖国的斗争，林语堂开始在《纽约时报》、《新共和》、《时代周刊》、《国家》、和《大西洋》上发表文章，谴责日本侵占中国的计划，说服美国人民支持中国的事业。他甚至在《吾国吾民》第十三版印刷前大幅度修改最后一章，使其更适用于让中国力量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侵略。

当时，很少中国驻美官员进入到公共媒体，所以林语堂实际上成为中国的代言人。他的公共角色从以下事件中得到认可：1944年他回中国访问的半年期间，蒋介石总统和蒋夫人接见他不下于六次。17　国民党政府不仅赞赏他的宣传性作品――这些作品有助于中国获得美国公众的支持，同时也欣赏他坚决反对共产主义的观点。

像林语堂这样的作家，如果祖国战火滚滚还保持超脱，将是愚蠢和自私的。然而，他自视为文化大使，或多或少地确定了他作品的性质甚至质量。他承认，“我的优势在于能够对中国人谈论外国文化，也能够对外国人谈论中国文化。” 18　他一生出版了六十多本书籍；仅英文就有四十本，其中七本是小说，其余都是非虚构类。非虚构类包括长长短短的个人散文；中国古代人物传记；古代中文文本翻译，比如老子和孔子的著述；一卷中国艺术理论；中国出版历史；中国经典《红楼梦》注释书目；政治论文；以及公共讲座。显然，他是一位多面手，但他的精力太分散，他的写作生涯实际上在1940年代后期之后就下降了，他当时已五十多岁，想回到中国。但由于共产党1949年掌权，回归已不可能。

林语堂是一个很有成就的文学学者，懂得文学的逻辑和性质。他在第一本英文书的序言中写道：

看中国的唯一方式，以及看其它国家的方式，[是]寻找共同的人文价值而非异国情调，透过行为举止的表面奇异寻找真正的礼貌，在女性的奇装异服之下寻找真正的女性和母性，观察男孩的调皮、女孩的幻想、儿童的笑声和脚步声、女人的哭泣和男人的悲哀――它们都是一样的，只有通过男人的悲哀和女人的哭泣，我们才能真正了解一个民族。分歧只在社会行为的形式上。这是所有健全的国际批评的基础。19

在这里，他提倡以人类的相似性为写作的指导原则，这也是贯穿于《吾国吾民》的一个原则。即使到了今天，他书中的许多观点和见解仍然有参考价值，令人耳目一新。在我看来，赛珍珠对这本书的评价仍然有效：“我认为这是有关中国的最真实、最深刻、最完整、最重要的一本书。” 20

然而，林语堂在继续撰写中国时偏离了他的相似性原则。他这样的疏忽与他自认为是他的国家在西方读者面前的文化翻译有关。他不满足于在英文散文上取得的成就，他知道文学的层次，正如他曾这样写道：“我的野心是，我所有的小说都久传于世。” 21 一方面，他知道文学有其等级秩序，个人散文作为一个小类别在其中一直处于最底层；另一方面，他完全没有专注于小说创作，特别是在晚年时，他常常一年写一本书，没有一个明确的文学目的，只有经济需要。小说中他最引为骄傲的是《京华烟云》（1939），这是他模仿《红楼梦》的声势浩大之作，在一年时间内写完。这本书在英文世界早已绝版了，同他的其它小说命运一样，除了《唐人街家庭》以外。但翻译文本仍然被中国人阅读，尤其是被华裔离散群体中的读者阅读。尽管这本小说雄心勃勃，结构庞大，却被视为次要作品，存在一些内在的弱点。最突出的一点是，小说家没有发现细节的眼力，这使他没能成为一个重要小说家。实际上，小说提供了很多关于珠宝、服装、家具、花园、食物的细节，但它们看起来好像是作者阅读其它书籍所产生的，而不是从作者自己的观察或想象中得到的。换句话说，它们是书本上的、引申出来的细节，没有揭示人物的心理或日常生活的质量。其结果是，作品停留在事物的表层，没有足够的质感以产生实质性的感官效应。

（未完待续）

（原为2006年11月哈金在美国莱斯大学所做的三场演讲之一，明迪 译。原文收入哈金文论集《移居作家》，2008年9月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

注释：

1. 引自约瑟夫？皮尔斯《索尔仁尼琴：流亡中的灵魂》（密西根：贝克图书，2001年），第228页。

2. 同上，第231页。

3. D.M.托马斯，《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生命中的一个世纪》（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98年），第458页。

4. 同上，第468页和475页。

5. 皮尔斯，《索尔仁尼琴》，第279页。

6 . 同上，第274 和282页。

7. 斯滕？李？迈尔斯，“索尔仁尼琴重返俄罗斯电视”，纽约时报，2006年2月9日。

8. 达德利？克兰迪伦，“索尔仁尼琴隐蔽，妻子成为公民”，纽约时报，1985年6月25日。

9. 皮尔斯，《索尔仁尼琴》，第254页。

10. 例如，在《癌症病房》里，奥列格从病房里被释放后，来到动物园，长时间地观察一个螺旋角山羊，为之感动。“奥列格在那里站了五分钟，带着钦佩离开。山羊完全没有被惹动。这正是人在度过生命时所需要的那种个性。”《癌症病房》，尼古拉斯？贝瑟尔和大卫？伯格译（纽约：班塔姆图书，1969），第503页。在《第一圈》里，伊诺坎迪对有名气但不重要的作家姐夫加拉霍夫说，“一个伟大的作家――原谅我，也许我不应该这样说，我会压低嗓门――一个伟大的作家，可以这么说，是第二个政府。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权爱它的伟大作家，而只爱二流作家。”《第一圈》，托马斯？P.惠特尼译（纽约：班塔姆图书，1969年），第415页。

11. 有些俄罗斯人仍觉得索尔仁尼琴的“美利坚性质”有问题，即使他依旧是俄罗斯公民。在一个城镇会议上，一位与会者谴责索尔仁尼琴，“是你和你的作品引起了这一切，把我们的国家带到崩溃和毁灭的边缘。俄罗斯不需要你。所以……回到你的受祝福的美利坚去吧。”引自小爱德华？E.埃瑞克森，《永恒经典版序言》，《古拉格群岛》（1918－1956）（纽约：永恒经典，2002年），第xv页。

12. 托马斯，《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第458页和467页。

13. 引自皮尔斯，《索尔仁尼琴》，第282页和249页。

14. 林语堂，《吾国吾民》（纽约：约翰？戴公司，1935年），第100-108页。

15. 同上，第101页。

16. 林语堂有一次解释说，“有很多人劝我入籍，但我已经告诉他们这里不是安顿下来的地方，所以我们宁可租房也不买房。”引自万平近，《林语堂论》（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1937年），第46页。

17. 林太乙，《林语堂传》（台北：联经出版，1990年），第203页。

18. 引自曾纪鑫，《站在中西文化的交汇点上》，《中国作家》2006第四期，第109页。

19. 林语堂，《吾国吾民》，第15页。

20. 赛珍珠，“引言”，同上，第xii页。

21. 《林语堂全集》，（吉林：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十卷，第314页。

《自由写作》首发

《包遵信纪念文集》的三位编者徐晓、张祖桦、刘晓波在老包墓前

陈小雅为包先生墓穴填土

李小山为包先生墓献花

梁晓燕为包先生墓穴填土

莫少平为包先生墓穴填土

浦志强在包先生墓前

滕彪与妙觉法师在包先生墓前

杨冠三在包先生墓前

朱学文为包先生墓穴填土

余杰刘敏夫妇在包先生墓前

余杰为包先生墓穴填土

刘敏为包先生墓穴填土

在华盛顿分手，几个律师去了德州，我同另几个回国，在三万英尺的高空，看了这部锋利的电影。新闻片和法庭片，是我影碟收藏的两个拳头产品。当导演把法庭径直搬到直播厅，你想我有多么爱不释手。尽管演导编都缺少大牌，但有时只是一个构思，就激动了你的情怀。

故事也放在德州，因德州仍有死刑，小布什当年也因拒绝特赦，而享有“德州屠户”的恶名。州长和电视台老板，策划了一出“全民判决”的实境电视节目。三个小时，在演播厅内施行审判。九百万观众，成为人群中最浩大的陪审团。无数男女在一小时内拨打电话，点击网站，以最直观、最感性的方式，论断被告有罪。法官宣布死刑判决，一周后，一千一百万人，在网上付费观看了死刑直播。

倘若这是真的，大概会是继苏格拉底被501人的雅典大陪审团判处死刑，和拿撒勒人耶稣被犹太群众和罗马总督判钉十字架之后，人类史上第三起标志性的、当众羞辱司法正义的群众谋杀案。尽管被告的确残忍地杀死了一名节目主持人。

剧中的辩护律师叫山姆。1991年，另一个叫山姆的美国律师，和他两个朋友回应苏东的溃败，追随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异象，成立了著名的基督徒律师组织，“辩护国际”（Advocate International）。他也参与另一个维护宗教信仰自由的“基督徒法律团体”（Christian Legal Society，简称 CLS）。我参加的，就是这两个NGO四年一度的“全球基督徒律师大会”。150个国家，近千名律师、学者，借用CLS的宗旨来描述这群法律人的理想，是最恰当不过的：

Seeking justice in love of God（在上帝的爱中寻求公义）。

好撒玛利亚人，是福音书中耶稣回答刁难的寓言。旧约说，一切律法的精髓，是爱神和爱你的邻人如己。有律法师问，谁是我的邻人呢。耶稣便以犹太人的仇敌撒玛利亚人设譬，说一个犹太人在路上，被强盗打得半死。一个祭司过去了，没有伸手；一个利未人过去了，还是袖手。一个撒玛利亚人却停下脚步，为他包扎，送到客店，将随身的银两托付给店主。好比是说，一个垂死的中国人，领导先走了，老板过去了，爱国主义者游行了，一个日本人却停下来，没有把头撇过去。耶稣反问，你说谁是那需要帮助者的邻人呢。

直到如今，我们的法治观，还是立不起两样根基。一是正义，一是爱。关于前者，人们会问，正义真有普遍性的标准吗。等于是说，世间真有正义吗。好撒玛利亚人的意思，就是不能把头撇过去。老祖宗说，人皆有恻隐之心。但在我们中间，“人”却下降为低于民族政体的一个概念。法律界最可悲的格局，就是90%的言说，都出自没有价值立场的衡量。如果非要修改一篇论文，首先被抛弃的，就是作者的价值立场。就像一个大学生，如果考公务员，要撒的第一个谎，就是他的信仰。

关于后者，人们问得更直接，法律和爱有什么关系呢。在当代中国，justice in love，是陌生到一个地步，甚至显出几分诡异的说法。赦免，也成了一个久违的、似乎只与君王特权相关的古代概念。我们学了一个法治的形式，然后手足无措地，不知道把“赦免”摆在什么位置。

这次全球基督徒法律人的汇聚，见到三个心仪已久的人物。一是弹劾克林顿的前独立检察官斯塔尔，他演讲的风范令人着迷。一是国际监狱事工的创办人寇尔森。尼克松“水门事件”中最臭名昭著的幕僚。在狱中，他读到路易斯《真实的基督教》一书，幡然悔改，受洗信主，成为水门事件后唯一公开忏悔的当事人。寇尔森不但成为著名的福音派作家，也从此致力于在狱中传福音，办查经班，让服刑犯学习自我管理。今天，国际监狱事工在全球140多个国家，上千座监狱中，每年带领数千人成为基督徒。

他的故事也到了德州。小布什在德州监狱内划出一个区域，允许寇尔森的监狱团契独立管理。当年，布什州长手牵一位杀妻犯，在狱中齐唱《奇异恩典》的照片，曾广为流传。十年后，寇尔森带着这位修完圣经课程的杀人犯，进入白宫，再次与布什见面。他在书中这样写道，30年前，我是一个背弃了国家和正义的罪人，走出了熟稔的罗斯福厅。今天，我却带着一个重刑犯回到这里。寇尔森说，多么奇妙的改变，二百年来，这是第一次尚在服刑的杀人犯，进入白宫。

在电影中，电视台为操控舆论，设计伪证，误导山姆相信被告无辜。却在现场直播的最后关口，忽然拿出谎称遗失的现场录像带，在电视上播放。山姆在最后陈词中，悲愤地对着上千万观众说，不要杀死我们的司法制度，不要判他有罪，因为正当的程序被违反了，我们没有给他机会。

审判是世界上最严重的事。如山姆说，请记得，你们不是决定让他去一个海岛，是要决定让他从地球上消失。所以在旧约中，摩西说，“审判是属乎上帝的”，《诗篇》甚至把世上的审判官称为“诸神”。这就和英文中直接把法官称为“Justice”一样。

不确信公义的普遍性，就不理解“Justice”这一对法官的、实体正义意义上的称谓。我想，一个不信仰法律之正义的人，怎么敢一秒钟背着这个头衔呢。但一个不相信爱的永恒价值的人，也无法理解程序正义的真实涵义。爱与仁慈，不是法律的一部分，而是法律的统领。justice in love，就是justice in procedure（程序中的正义）。

我见到的第三个人物，是约翰。罗伯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二百年来最年轻的首席大法官。这位强硬的保守派，几十年前做过前任奎伦斯特的助理。到底，一位敬畏上帝的首席大法官，对司法体系意味着什么。对这个世代意味着什么。当我蹉跎几万里，落地后听见关心的案子二审开庭的消息，又能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仍活在这两种风险之间，舆论中的“全民判决”，或现实中的“司法暗杀”。当一个仇恨社会的公民，以暴行成为一个体制的造反者时。我们到底要怎样对待他，才能区别一场正义的审判和一桩可耻的谋杀。信仰法律，到底是信仰什么呢。对上海的法官或成都的一年级大学生来说，这问题都一样尖锐，一样难过。

2008-10-14

要了解真实的台湾，你应该看看《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07秋和2008年春，记者两次前往台北参加文化交流活动，都有一些台湾学者和媒体同行给出这样的推荐。

这是一本创办于1988年2月的学术刊物，近一半的文章是学术论文，另一半则是体例自由的思想性文字。20年里，它一直是台湾学术界最具批判精神、反省力和行动力的思想杂志。

一个相对稳定的学人团体支撑着它的存在，这些学院里的教授大多有美英留学经验，都是各自领域的佼佼者。他们的研究方向可能是产业经济、比较政治、民族主义，也可能是台湾文学、传媒研究、空间与建筑、女性主义，还可能是社会运动，农工问题和国际移民问题。他们正是透过各自的研究，以台社为交流平台，共同构成了台湾解严之后20年民主化进程全方位的关注史。

在通过知识生产与台湾社会发生联系之外，他们还是坚定的行动派。在诸多社会运动当中，有他们的声音和身影，较早的如1990年台湾野百合学运，较近的，则有2006年红衫军运动。事实上，在随后与部分台社同仁接触的过程中，记者切实感受到了传说中1949年以前“民国知识分子”思与行紧密结合的风采。

今年是台社创办20周年。在华人世界，能够生存20年，并一直保持活力的独立知识团体还很罕见，为此，本刊特请台社现任总编辑、台湾大学地理系教授徐进钰，及台社顾问、清华大学亚太/文化研究室教授陈光兴，代表台社，与大陆读者分享他们的经验。

基于民间社会的批判努力

《南风窗》：20年前，台社创刊时的思想立场是什么？

台社：台社1988年发刊，当时面对的是台湾威权体制解严，社会运动方兴未艾。而学界对台湾的理解还建构在欧美中心、西化主义的意识上，研究目的在论证台湾如何赶上欧美社会的现代性。台社当时的介入所要开启的是立足于“民间社会”、从现实出发的问题意识，这样的路线奠定了台社未来的走向，也逐步建立起台社参与批判台湾社会的传承。

后来这个知识路线是如何被落实，需要仔细的检视，但80年代后期以来，台社搭起了一个批判圈的平台，相对独立于学术体制的权力运作外，使具有批判意识的文字得以存活与流通，对于人文社会领域的研究生社群造成了长远的影响。

早期台社主要力量聚焦于出刊，每月聚会的焦点是在筹划专题。但是同时，成员也积极参与和介入社会运动，特别是劳工运动，如远东化纤、新光纺织、中国时报等重要抗争，这当然与台社形成的左翼大背景有关；1990年台湾三月野百合学运，台社成员几乎全员参与，而后接连的反军人干政、反对宪法第一百条等游行示威活动，台社许多成员是知识界组织上的核心分子。

《南风窗》：台社初期的活动形式是怎样的？有哪些思想成果？

台社：1990至1994年间，台社与外界接触的平台之一是与清华大学文学研究所合办的“文化批判研讨会”，以论坛形式每个月在台北金华街清华大学月涵堂举行，讨论的内容与形式多元，包括学术演讲，现实议题的圆桌讨论等。

台社第一次的集体介入是在1994年6月间，就是借用这个平台。1994年初李登辉政权推出“南向政策”，当时《中国时报。人间副刊》正面呼应而策划了一个“南向专辑”，陈光兴撰写了《帝国之眼》一文对此进行了批判。陈文发现台北文化圈的进步分子，在当时会反常地公开出来支持国民党的政策，反应了正在快速崛起的台湾民族主义意识向外扩张的欲望，然而支撑这股欲望的思想资源却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南进政策，这意味着思想界的去殖民工作并没有展开。

回头来看，《帝国之眼》在台北文化圈引起相当大的争议与暗流。1994年6月11日在台北清大月涵堂所举办的文化批判讨论会，以“南进论述的批判”为题，从不同层面对南进政策的相关进行讨论，是台湾的左翼思想界少数共聚一堂的场合，开启了台社日后对台湾族群民族主义反思的基础。

大约在同一个政治脉络中，半年后，1995年1月，借着台社7周年会议的契机，编辑委员会经过多次讨论，共同发表了《由新国家到新社会：兼论基进的台湾社会研究》，主要的论点是反对主流政治论述，认为台湾已经“自由化”与“民主化”，而将李登辉政权定调为“民粹威权主义”，其主要的霸权计划是建立新国家。从1994到1995年台社的两次介入，是在突破李登辉所构筑的强势霸权方案，民粹威权主义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削弱政权在思想界的正当性。

台社7周年会议同一个氛围中发表的一篇重要论文，是赵刚（东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的《新的民族主义，还是旧的？》。这篇文章对社会科学界对新兴的台湾民族主义的呼应，进行了批判，指出缺乏进步民主内涵的理论建构是亲近于保守主义的，最后提出民主民族的另类路线。赵文当时引起很大的争议，对手反应激烈。

多光谱的在野社团

《南风窗》：那么台社对台湾民族主义背景下出现的统独议题怎么看？

台社：对台社而言，台社7周年的几篇主要文章，被对手视为对建立新国家的否定，对台湾民族主义的无情批判，放在台湾惯有的二元对立思考下，台社于是被外界看成反独的外省统派。

事实上，台社成员的光谱甚宽，有本省统派，本省独派，也有外省统派，外省独派，更多的是主要注意力不在统独问题的社会运动派。至于对于大陆的态度，在1990年代中期，大多数人是不了解大陆，但是基本的共识是不接受国民党的反共国策，认为要开始接触与了解实际状况，于是也才在1997年组团访问北京、上海，对很多成员来说，这是第一次去大陆也是与对岸学术思想界接处的开端。10年间，台社的几位成员逐渐开始在大陆进行研究，一般而言与大陆批判圈的朋友互动频繁、关系良好。

作为认同左翼思想、坚持社会运动路线的异议团体，台社“在野”的民间性格一直是很清楚的。因此，台社从创社以来，反国民党威权体制是成员的基本共识，相对而言也就会较为同情反对势力的民进党，2000年国民党倒台，政权更替，对所有长期参与台湾民主运动的团体而言，都是相当欢迎的重要历史事件，虽然对于民进党基本教义派与其长期操作省籍政治等，持有高度的疑虑与批判的态度。

当然，疑虑被证明不是没有道理的，民进党执政后，为了巩固政权，升高统独矛盾，激化省籍冲突。陈光兴的《为什么大和解不可能》便是在这样的氛围中，企图触碰政治禁忌，直接讨论省籍问题。这篇文章与廖朝阳的《灾难与希望》所构成 “大和解？”专号的主要文章，以及朱天心、陈映真等多人的回应，是台湾思想界少有的公共论坛空间，聚集了来自不同阵营的分子，共同讨论省籍问题。无论省籍矛盾是否逐渐淡化，这个专题可以说是台社对跨越族群政治所尽的一份心力。

《南风窗》：台社还介入了哪些社会议题？

台社：性别问题一直是台社的主要关切，但是无可讳言这也是台湾左翼思想阵营低度开发的领域，何春蕤（中央大学英文系教授）与宁应斌（中央大学哲学研究所教授）长期的耕耘，是推动批判圈前进的主要力量。她们1980年代起提倡女权思想，90年代开拓同性恋权利，近10年来又将触角指向被思想界忽视、又具有社会禁忌的跨性别及性工作议题。她们二人相当有原创力与前瞻性的论述，是学术思想界不该也不能忽视的。正因为如此，台湾公民社会的保守妇女团体在2003年 4月对何春蕤提出法律告诉，历经一年半到2004年9月，最后二审获判无罪。

除了性别、族群问题外，台社成员积极关心、参与介入的社会议题甚为广泛，包括媒体公共化、移民、劳工、原住民，社区、社福等。

对当前台湾社会的认识

《南风窗》：在陈水扁政府下台，而后贪腐丑闻不断的背景下，台社作为一个批判知识分子的群体，如何认识当前台湾社会所面临的问题？

台社：台社的一贯立场认为台湾战后经历了古典威权（蒋介石时期）、改革威权（蒋经国时期）、民粹威权（李登辉时期）乃至于在2000年之后民进党政府上台后，建立了“后威权”（陈水扁时期）。但也如同我们所坚持的，“后威权不是反威权，也不是非威权，更不必然等同于民主”，作为民主的基本价值，包括参与以及负责任的政治，并没有因为政党轮替，威权丧失就自动得到正果，相反，统治集团反而更得到程序正当的支持，而进行更错综复杂的权钱交换，并变本加厉地操弄族群政治正确的符号，来掩饰其内部贪腐与不正义的实质统治的内容。

这在2008年政党再次轮替之际，更需要仔细地分析与解密，藉以对包括“本土化”、“民主化”、“多元化”、 “自由化”以及“全球化”等概念除魅，建立批判的基础，避免本土化而排除异己、民主化而拒绝问责、多元化而压迫多元、自由化而摒弃正义以及全球化而罔顾平等的历史闹剧重演。经由历史的分析可以看到，统治集团尽管有个人或政党的差异，但在对抗平权参与、蔑视社会正义、以及操弄本土媚俗的手段上，确有意外的相似，而不会只因为程序民主化以及政治本土化，就自动形成差异。

因此，20周年，我们要特别对民进党这8年的政权进行批判的工作，也正是对于国民党马政权谨慎的警告，而避免贪腐政权的复辟。

《南风窗》：台社怎么具体看待“本土化”的问题？

台社：本土化在全球化过程中，有其进步与抵抗的价值，但是也潜藏着封闭与排斥的危险，同时本土化不应该被视为本体价值，而必须放在具体的社会与政治的诉求中来审视，才能对之进行定调。

本土化在台湾的发展脉络中曾经具备一些进步的元素，例如对抗官方诉诸的现代化以及文化的霸权，并打破以族群为界线的分配体系。但是，这种诉诸地方认同，结合族群政治的操弄，而缺乏进步自由主义传统的意识型态内容，造成一种排他性极强的政治动员，不幸的，这样的本土化运动结合了“新国家运动”，成为过去近20年来的主要政治意识型态，并没有因为威权体制的松动而有所削弱，相反，甚至更加因为政权更替而取得执政优势后，成为取代一切可能进步论述的支配性霸权，使得因威权体制松动而带来的社会进步力量又被统独议题所遮蔽或瓦解。

过去5年民进党的后期执政，虽然一度在连任之后意图采取和解态势的“多元认同”论，尽管这一多元论的实质内涵仍是“独尊本土论”，姿态上已采取看似容忍宽大的措辞，但这也在深绿反弹，以及民进党政权因贪腐而无法自拔之时，很快连和解姿态都不屑。

我们要强调的是这一本土论，并非仅是民进党操弄的议题，它已远比这复杂地成为了台湾的主流意识，而被新成立的马政权所吸纳并信仰，这表现在一系列所谓“台湾优先”的“爱台”政策上。诚然马政权为了避免卖台指控，采取这一口号，而本土优先也不必然排斥异己，但重要的是当道的本土论述中看不出与进步的社会政治意识的关联性，这也使得我们不禁要问 “爱的是什么样的台湾？”“这样的本土意象是可以共享的，不分阶级、族群？”当这些问题没有被论述厘清时，所有的本土论述，包括马政权的，都有可能成为压迫性的法西斯主义纲领。

台湾民主化批判

《南风窗》：同为华人社会，大陆非常关心台湾的民主，一般来说，虽然民众受官方媒体报道影响而对台湾民主有着较为负面的认识，但知识群体却普遍认同台湾的民主化进程，对此，该如何理解你们在内部所进行的民主化批判？

台社：问责是所有民主制度设计中最基本的要素，但吊诡的是，在台湾号称民主化成熟，尤其在政党轮替以后，却经常发生了政策错误时蓝绿互批或共谋，例如乐生拆迁，无人可负责的困境，而最离谱的不外是执政贪腐，却无法可以究责，或卸责式地宣称“用选票教训”，导致人民被迫上街抗议却依然无法逼迫贪官下台，这背后除了因为统独因素作用外，更大的问题在于形式民主无法落实社会正义，经常掩饰了不正义的“社会共识”。

在这点上审视红衫军运动，就更有意义，如同赵刚指出“红衫军运动是在形式民主已经完成的前提下，反过来指出形式民主（至少在台湾）所展现的重大问题，而且无法以形式民主本身来解决：贪腐、国度分裂、政治领导团队缺乏基本道德、国家机器无节制地往财团倾斜、贫富差距极化”。

这一发展的方向，并不会因马政权的上台而有所改变，相反，在二次政党轮替的口号下，而更形巩固，甚至自傲。这种看似民主、实则卸责的政治逻辑在过去这几年内同时也荒谬地支配学术界，特别是当道学术评鉴造成台湾社会人文学界知识生产空洞的危机，但却无人负责的状态，这样的发展将造成，社会、政治、文化及历史的脉络和关切逐渐淘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将越来越像自然科学一样趋于一元。这与近来世界学术潮流强调多元异质的走向，显然背道而驰。

《南风窗》：多元化实际上也是台湾社会近年来的主流论述，你们内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台社：虽然多元文化的论述也被拿来解释台湾在民主化之后的社会发展，但却经常成为伪善打压异己的借口。尤其是在所谓“第三部门”成为台湾民间活力的主流形势下，这种“非官非民”又“既官既民”的组织，使得表面看似市民社会成熟发展的样貌，却经常吊诡地成为新的统治形态，而进一步扼杀了多元意见与行动的可能。

这其中，最具争议的，就是有关同志权、娼权以及动物恋的事件，假道德恐惧之名，而行暴力法西斯统治之实，具体地展现在多起官司之中。在这些过程，一个被恐惧包围的多数，诉诸统治暴力，藉以铲除异己，清楚地成为新的治理的形态，有别于之前国家威权的管理。事实上，在后威权的多元社会里，新的管理权力往往本身就来自公民社会或公民团体的论述，这些新权力则既有吸纳也有排斥的动向，并且在国族定位的推力下与全球治理接轨。也就是说，台湾社会貌似多元价值的市民社会，其实内部的矛盾与冲突，在威权退位后，保守力量的集结就经常成为将边陲声音排除在公共论述的主要力量。

反思自由化和全球化

《南风窗》：在大陆，社会正义和公平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而你们也提出“自由化而摒弃正义”，“全球化而罔顾平等”是台湾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

台社：在台湾，自由化从1980年代以来就被奉为经济政策圭臬，不因政党更替而有所改变，差别只是强度更强，更被视为教条。无疑，自由化与私有化在1980年代倡议时有着清楚的政治目标，就是瓦解国民党在经济掌控上的高地，但同时反历史地消解了后进国家在经济发展上的干预可能，却又有计划性地拍卖国产，国家自我阉割在经济重分配的作用，而将社会的不正义归诸于市场机制的不健全。在民进党执政后，更进一步假借消灭地方派系之名，以及窃据金融改革之美名，而行金融兼并与官商勾结之实，使得国家财产被淘空，乡村地区面临金融排除的困境，自由化成为财富倾斜资本的美丽措辞，而使得国家基本的社会重分配的角色模糊，甚至扭曲。

而此同时，将国营企业的社会功能市场化，更使得包括大众运输在内的基本服务功能，失去满足地区人民的需要。但另一方面，不论旧有的民进党政权或者当政的马政权，却在税制改革上不断向大资本倾斜，先后废除或降低营业税、遗产税等富人税，并提供包括土地与税制优惠等手段，来阻遏资本的西进大陆。凡此种种，都说明了在所谓自由化、市场化的意识形态下，实质是一更亲资方的倾斜的糖衣，加深社会不义。这样的忧虑也呈现在我们对执政百日的马政权的若干政策上，尤其是以爱台之名进行建设，实则形成对资本退让的经济特区。

在过去5年中，全球化虚伪平等最清楚，莫过于农民与移工的议题，白米炸弹客杨儒门的事件并没有唤醒台湾蓝绿政客对全球化中农业、农民与农村“三农”问题的重视，反而将之矮化为治安事件、以及消费农村的“无米乐”。而移工的问题上，一方面资本利用差异的劳工来弱化劳工作为一个集体的可能，另一方面，又进一步对外来移工进行惨无人道的剥削，终至爆发“泰劳”抗暴事件，而在蓝绿斗争中，又只被当成丑闻来处理，而无能针对全球化不对等的劳资关系进行反省。

未来之路

《南风窗》：20年之际，台社对于今后的方向有何思考？

台社：随着台湾社会矛盾与冲突加剧，台社有越来越强的动力要对台湾社会发言。参与社会与知识生产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逐渐成为台社内部思考的问题方向。

台社成员大都以不同的形式参与社会，其中为数不少的成员直接涉入社会运动的组织，这使得台社成员的问题意识比较能够贴近社会的真实状况，而不是学院式地以学科典范与概念为前提，脱离社会现实。20年来，在不自觉的不断参与中，台社早已成为社会运动的环节之一，以知识生产的方式参与社会的变动。

但是，台社的知识生产还没有能够做到的，是经由社会参与认识到社会本身的纠缠复杂性要如何回过头来挑战、转化既有的学术方式，使得根植于社会实践的分析方式，能够让急于面对日常生活斗争的社会运动所做出的方案更具历史的纵深，更为深入社会的基体。

由于上面这种社会参与及知识生产之间，来回相互辩证的逻辑还没有被清楚地掌握，我们的知识生产经常还是难免回到长期以来养成的习惯，以理论、政治立场对社会现实主观投射，停留在用规范性的命题与对手交锋，但是在历史解释上说服力不足。

这是台社中生代成员的反省，我们以“历史转向”来期许未来的知识生产能够具有历史厚度，对于现实的理解是在流动的历史纵深中展开，在此基础上来参与及介入社会。我们认为台湾的威权体制已经倒台，凭靠道德立场，政治正确表态的时代已经不再，要找到社会的动力之所在，乃至于挖掘贴近社会的民主机制，必须要转化知识方式，但是同时我们不可能走回头路，躲进象牙塔，是否能够找出新的可能性决定了台社的未来动向。

《紫阳花日记》封面。

 

DVD《爱的流放地》封面。

 

粉红色 代表着一种淡淡的喜欢别人的心情，我不想忘却这样一种心情，这个和年龄无关。

 

　　花心、见异思迁这样的状况我本人也是有过的，但我并不觉得这是个贬义的词，这是个中性的词，我并不否定它，我并不觉得花心有什么不好。

渡边淳一是竖着写书的，用铅笔一笔一笔地写，不满意了就用橡皮擦擦去重来。多少像他书里的已婚夫妇们，总是心猿意马、左顾右盼、见异思迁。对婚姻不满意了，换个对象，爱情也能重燃。

正如渡边淳一自己说的，他最讨厌婚姻的捆绑，而人性就是见异思迁的，这样的话听起来不太符合道德标准，却也受到不少男女读者的喜爱。《男人这东西》更是被不少男性奉为心声的吐露。

这个年过七旬、头发花白的日本老头，就这样打着粉红色的领带，带着他的新书《紫阳花日记》出现在我们面前，诉说他反婚姻的论调。而在这本新书里，中年夫妇双双出轨，丈夫通过偷看妻子的日记了解妻子所思所想，而妻子发现后也通过日记诉说心声，最后双方选择了妥协，来维系婚姻的平衡。

这似乎平淡而细腻的小说，没有了《失乐园》的轰轰烈烈，也透出现代日本社会的婚姻状况，和东方人独有的暧昧隐晦的交流方式。这也成为渡边淳一小说中另一个特点——宛如淡淡的粉色，不那么激烈直白。渡边淳一认为中国的读者更能了解他所描述的人物的心理挣扎，还有处理两性问题的方式。

这个35岁弃医从文、在日本文坛独树一帜的多产作家，说自己当年还是外科医生的时候就对日本传统医院评判人死亡的标准不屑一顾，从而离开医院，死亡在他看来并非是最糟糕的结局，反而是纯爱最激烈勃发的顶峰，而从顶峰下来之后，渡边淳一也渐渐“妥协”起来，虽然他认为这不过是另一种表达方式。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mangazine·名牌：你今天打着粉红色的领带，很特别，在中国，很少有像你这样年纪的男性打这样颜色的领带。

渡边淳一：因为我今天穿的是白衬衫，希望用淡粉色能衬托这个白色，而且我本人比较喜欢粉红这个颜色。在我理解中，粉红色代表着一种淡淡的喜欢别人的心情，我不想忘却这样一种心情，这个和年龄无关。

mangazine·名牌：你的新书《紫阳花日记》出版了，你现实生活中是不是有一本自己的紫阳花日记？小说里有没有你自己的影子？

渡边淳一：我并不是完全和小说的主人公一样，但在婚姻生活中，在和妻子相处过程中，妻子也有很多需要了解和询问的过程，有了这样的经验我觉得很多问题通过吵架是解决不了的，有时候夫妻生活中互相妥协是不可避免的。当然我的真实生活中没有这样的一本日记，这只是文学创作的一种构思而已。

mangazine·名牌：你一向反对传统婚姻，婚姻既然是爱情的坟墓，那《紫阳花日记》中的主人公为什么不离婚，而选择互相妥协？

渡边淳一：我最讨厌结了婚就应该一辈子绑在一起的观念，相比婚姻这个形式，我更看重爱情、心灵的自由、情感的真实。面临到婚姻问题的时候，离婚是一个解决方案，但夫妻的生活中，除了双方的感情之外，还牵扯到子女的问题，吵架后离婚的夫妻要面临子女的问题，因此我书中的中年夫妇也是一样不能草率地选择离婚，当然碰到严重的分歧时也会选择最直率的方式离婚。

mangazine·名牌：他们为何不用坦诚和直白的方式，而是用偷看日记的方式来告诉对方自己的心情？

渡边淳一：我写的不是年轻人的感情生活，中年人比年轻人面临更多更复杂的社会环境。年轻人面对问题一般都采取比较直接的方式，用吵架来解决问题。我书中的主人公是中年的夫妻，他们经历了长年的婚姻生活，彼此是互相了解、烂熟于心的，这样的情况下，很多问题不能够通过吵架或者直白的方式来解决，而在非常了解对方心情的情况下更适合于最后偷看日记这种不表露真正想法的方式来维持家庭，有时候吵架的话会导致很不好的结果发生——比如离婚。

“花心”和“背叛”皆为人之常情

mangazine·名牌：这本新书名为《紫阳花日记》，紫阳花的花意是“花心”，你对这个“花心”的看法是褒义、贬义还是中性的？

渡边淳一：在恋爱的过程中，花心、见异思迁这样的状况我本人也是有过的，但我并不觉得这是个贬义的词，这是个中性的词，我并不否定它，我并不觉得花心有什么不好。我并不是写教科书，而是描写人性中最真实的一面，人的感情不总是坚贞不渝、海枯石烂的，我们平凡人的感情总是处于摇曳的状态，有时候并不是那么意志坚定的，并非教科书上的写的，黑白分明，是非了然，所以花心是中性的情感。

mangazine·名牌：那你对感情中其他带有道德批判的词，比如“背叛”这类的理解也是带着中性的看法吗？

渡边淳一：是的。人都会有意志不坚定的时候，随着时间的推移，十年，二十年，人的心境也会产生变化，感情不会是一成不变的。

mangazine·名牌：《失乐园》是你最被中国读者了解的作品，《失乐园》中的主人公选择以死亡的方式来解决感情和现实的冲突，这个是不是你认为爱情的理想状态?而《紫阳花日记》的结局则是现实中多数人选择的平淡的生活。

渡边淳一：这个不是理想和现实的问题。我这两本书都是希望从人性的最本质，来写出人性的多变，多样化，《失乐园》是纯爱小说，到达顶峰的纯爱没有比选择死更纯粹的了，如果两个人选择在一起的话，又会发展成夫妇生活那样平淡无奇了，会发生争吵，会为生活中的琐碎小事所累， 所以主人公选择了最纯爱的方式作为结局——死亡。而《紫阳花日记》是从夫妻之间互相妥协的角度来描述中年夫妻的生活，他们因为妥协而没有离婚，并且还是生活在一起。

mangazine·名牌：但前一种是少数人选择的极致的方式，而后面是多数平凡人的选择。

渡边淳一：确实是前一种方式是少数人选择，而后面一种则是普罗大众都在经历的。但作者不能只拘泥一种方式来表达爱，而应该从不同的角度来描述人性的不同和相同。因为到达了纯爱的顶峰，是一种理想的爱，但也是鉴于每个读者看书不同的角度来理解的。

《金瓶梅》是一部张扬人性的作品

mangazine·名牌：你这次在文汇出版社出版了你的文集，你很看重中国的读者?

渡边淳一：中国的文化和日本有很多相通之处，比如人物的内心刻画，以及对自然界的种种看法，这些都源于东方的文明，都有相似之处，所以中国读者在阅读我的小说中，用很多人物内心或者自然环来境渲染情节时，大多可以理解，这样我很有动力让自己的小说在中国更多的读者中传播。

mangazine·名牌：你看中国作者的书吗？

渡边淳一：我在还是高中生的时候就读过中国的不少诗歌，对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非常向往，古文和汉文我也学过一些，我看过《金瓶梅》，这是一部张扬人性的作品，我对中国有一定的理解。中国和日本的文学和西方文学有不同之处，西方文学有崇尚暴力的内容，我还是喜欢东方的文学多一点，因此也希望中国的读者可以在我的书中了解到多一点的东方韵味。

mangazine·名牌：听说你有40多部作品被改编为电视剧，10部作品被改编成电影，你怎么评价这些影视作品？

渡边淳一：如果打个比方的话，小说是我的亲生孩子，而电影就像我的养子。电影的导演、演员对作品有自己的理解和再创作，他们的养育方法和我不一样，所以我很少有满意的。但《爱的流放地》也许是例外，因为我觉得电影几乎把我想要表达的东西都表达出来了。

mangazine·名牌：你觉得自己最大的写作特色在哪里？平时写作有何规律？

渡边淳一：我的特色不是写表面虚浮的部分，而是人性最本质的部分。另外我很注重可读性，希望大家都看到这本书，理解书里要表达的意思，所以可读性是必需的。

写作不是在挖洞，而是在精神状态非常高涨的情况下，思如泉涌，因此我每天写作没有限定的时间。

作家遥远因抄袭而被新疆作协开除的消息，引发读者强烈关注。同时，此事已在网络上也惹得“风生水起”，越来越多的网友写公开信、博客或在论坛上发帖，对遥远抄袭表示强烈愤慨，甚至有人质问中国作协：“遥远抄袭被新疆作协开除，那么中国作协为何不开除郭敬明？”

遥远现供职于某电力企业

自遥远抄袭事件曝光后，遥远的手机就一直处于无法接通状态，于是记者致电新疆作协。办公室一位拒绝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其实遥远被开除的日子是9月26日，之所以时隔一个月才被媒体曝光，是因为事情发生后他们并未“张扬”，只是很低调地将开除通知发给遥远所在的巴州作协，他们也是接到很多记者电话后才知道有网友在网络上曝光了此事。

这位工作人员介绍，遥远本名叶文军，现供职于新疆某电力企业。新疆作协在接到多名作家的举报电话后才发现遥远抄袭，随后派出专人进行调查并召开了主席团会议，经研究后决定将其开除，“之所以进行这么严重的惩罚，是因为这一事件造成的影响太恶劣了，在新疆文学史上绝无仅有，我们非常重视此事”。

据一位陕西作家透露，经电力系统一位朋友介绍，他曾和遥远在三个月前有过接触，感觉对方是位很有豪情也很有才情的作家，但没想到出了这种事情，他觉得非常惋惜，开除出作协是对一个作家最严厉的处罚。

网友评出“四大剽客”

遥远事件曝光后，迅速引发网友热议，左岸文学网更开设专帖讨论，不到一周时间回帖已达22页。网友“平静的天”发帖说：“知道遥远的事后，我直想笑，笑什么呢？笑他居然连标点符号都不改！”网友“艾樵夫”叹息道：“唉，不知道为什么，‘剽客’总是这么多，名利缠身着了魔，哪能静心写小说？”此外，郭敬明也成了被殃及的“池鱼”，有愤怒的网友直接将矛头对准了他：“作协能开除遥远，为什么不能开除郭敬明？同样是文德败坏的写作者，被开除也在情理之中！”

有些网友更自发评选出了中国“四大剽客”，分别是遥远、郭敬明、安意如和姚牧云，并将遥远列为“四大剽客”之首：“如果说安意如是移花接木，那么郭敬明就是改头换面；如果说姚牧云是混沌懵懂，那遥远就是脑子渗水——居然连小说主人公名字都一模一样。”

令记者吃惊的是，在讨论帖中竟然有一封以遥远口气写的声明，日期是10月18日，内容如下：“首先，本人接受各方的谴责和批评，并向相关杂志社、编辑、原作者和读者道歉，并表示深深的忏悔……同时接受由此愚行而导致的各级作协和所谋生单位的处理举措，并已就自己的行为分别作出了检查。从此，深刻反思、洗心革面、认真做人，永不再走文学这条路。”

诺贝尔文学奖热了三天，果然从媒体的一切犄角旮旯消失得无影无踪。本周，茅盾文学奖又登场了。与往届不同，这次一些网站铆足了劲，纷纷对茅盾文学奖伸出了绿色的橄榄枝。近来频频传出网络垂青传统文学的消息，似乎文学这张沧桑憔悴的脸，只要登上网络这个平台，就会重新变得神气活现。网络看上的无非是传统文学那种体面的范儿。哪知传统文学早像一堆嚼透嚼烂的甘蔗渣，只有含在嘴里才知它已被汁液吮尽，除了张口吐掉，确实难有他法。

比如茅盾文学奖，体现的从来就是文学在中国的矛盾。与诺贝尔文学奖坚守文学精神的淑女姿态比起来，它更像是一个戴着镣铐的囚犯，而且犯的是那种说不出口的罪。这个文学奖过去在文学界就不受人待见，更不用说在公众中的影响了。我看了一下茅盾文学奖本届入围的24部作品，可以保守地说一个数据：80%的文学界人士没读过其中3部以上的作品，99.9%的中国人没读过其中的任何一部作品，即使在评委中，也绝对没有一个人读过所有的24部作品。对于这样一种阅读现状的文学奖来说，无论它怎么闹腾，在公众中换来的只有不屑的目光，一条陈年的社会新闻或许比它都要多一点回头率。怎么打量，茅盾文学奖都像是中国文学一道伤口，即使网络把这伤口装扮得艳若桃花，也绝难换得公众一丝的测隐或体恤之心。

2006年的此刻，我写了《文学死了！》一文，很多人并未把它当作是对文学命运的一次理性的预警与宣判。北大文学教授陈晓明先生，在2007年的一篇论文中提出《向死而生的当今文学》，这个命题无疑暗含了对文学已死的承认。文章中，陈晓明谈及“文学死了”有一段话很有意味：“文学圈里圈外对这一问题如此感兴趣，也足以说明文学所处的困境。直至我写作此文2007年6月18日，网上查阅”文学死了“，这一条目下，竟然有912万条之多，看来这个问题是不得不谈谈了。”这两年来，有一个事实倒变得非常明显了，文学在社会新闻中，更多的是以丑角的面目被拉出来游街示众。

《文学死了！》是我几年前研究传媒学得出的结论。麦兄卢汉早在1960年代，就对今天发生的一切作过极为准确的预言。他虽未论及文学，但他所有的发现，都在导向这个事实。他今天已被当作传媒学的祖师爷，观点也常被认为是公理在这个学科中提及。麦兄卢汉的观点会让我们发现，网络作为一种新媒介，已不再被看作只是信息、知识或现实的一个载体，它正在成为人们眼中活生生的现实。在人们的头脑里，它甚至已经取代了现实。普通公众如今已很少关注那些在街头发生的事，他们对现实的关注更多地体现为对网络的关注。网络不仅在积极地创造一种新的集体经验的编码，甚至在改写着我们对知识或学科体系的认知。人们在通向新感知或新活动路途中，首先抛弃的可能就是原先的文学观。

今天的现实是，网络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庞大的母语村。在这个村庄中，人们重新找到了村庄中才有的整体感和平衡感，他们更多地依赖视觉、而非文字，更多地参与、或完成与别人的互动。相对印刷品时代来说，这是人类一次集体的返祖式进化，网络使大家坐到了同一个炕头聊天，也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透明与单纯。网络不仅是我们神经系统的延伸，也成了我们知识系统的延伸。现在连上小学的孩子都知道，有什么不懂的事去问百度或google.昨天，我与一个在安徽从事建筑装饰业的朋友通电话，发现我们关注的讯息几乎完全一样的，虽然我们生活不在一个地域，更不在一个行业。母语村体验，经过多年的网络生活，相信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切身体会。

母语村这个现实，不仅使文学这种远距离的文字传播样式变得不合适宜，使这个想象的、缓慢的、无法引发互动的文字样式，或者沦为影视的奴隶，或者正在被更为单纯的文字样式取代。同时，文学的近亲繁殖也在加速它的消亡。200年来，文学被学科化后，就一直处于近亲繁殖的状态，只从既有的文学经典中汲取营养，使文学在今天既不能为我们带来新的历史观，更不能提供新的哲学观，除了一些修辞的快感外，对于公众几乎别无长处。

网络使世界发生的这种进化，在文学界人士看来，却是一种退化。他们宁愿臣服于印刷品所铸造的那个孤独、单向、复杂、自恋的思维与认知模式中，因为这个模式中，他们是权威和利益的获得者。他们无法放弃手中的既得利益或虚假的权威感，于是自然成为这个时代最先消亡的群体。文学死亡的戏剧天天都在上演，他们却宁愿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修辞的土堆里，翘着高高的屁股面对世人。早在1980年代，法国思想家德里达在著作《明信片》中就陈述了这个事实：“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整个所谓文学的时代将不复存在。”德里达在文中，还嘲讽地说到他的一个美国女学生：“她告诉我，她仍然喜欢文学（我也是，我回答说）。很想知道她说这句话的涵义。”

实际上，我们每个人的心态和德里达都差不多。然而无论如何，我们都要认可这样一个事实，一个旧世界的秩序正在被改写。或许我们可以认为，网络近年对传统文学的垂青，是为了更好地重组、整合这个已经死亡的巨大恐龙。第一步它要吞下这个尸体，第二步它才能进行反刍或消化，第三步它会对文字的认知或活动构建一个新的秩序。网络在改变人类认知模式的同时，也必将会重写文学的定义。

可以肯定的是，茅盾文学奖在网络的公演，不过是表明文学死亡的又一出情景喜剧。

◎ 寇致铭  著

何世鳳 译

1906年3月 “现代中国文学之父”鲁迅从日夲仙台医学专门学校退学了。“弃医”后回到东京“从文”。在这段时期前后他看了国学大师章太炎在《民报》上发表的文章，深受其文体的影响，  撰写了五篇文言论文，从1907到1908年陆续在中国留日学生办的《河南》杂志上发表。1908年夏他在东京也听章太炎讲解段氏《说文解字注》，郝氏《尔雅义疏》等文字学方面题目，尚存有《说文解字札记》二册。鲁迅不全面地接受章先生的排满民族仇恨也不同意他对文学的“小学”式的定义，可见鲁迅“爱吾师尤爱真理”，在当时已经可以看出他的独创思想的萌芽。但他一生仰慕章太炎，尤其是章的不畏强权，不妥协的处事态度。 鲁迅反对清末文人所推崇的过于浮华的骈体文，但也不跟从梁启超办的《新民从报》推广的当时流行“新民体”。我曾撰文指出，这是因为鲁迅当时已经在尝试为中国创造一种新文体：要复兴汉，魏，晋，南北朝式（也就是中国受满清之影响之前的）古文，又要能够结合兼容现代概念，同时要保留古代经典上的道德和知性权威的新语文体。

中国知识分子到现在还在注意这些清末的文言论文，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鲁迅在1926年编他的第一部文集《坟》时，把他这些旧的论文大部份收入，同时强调它们的内容对当时的军阀时期的中国（比清末）还更重要。随后，1976 年，当南京师范学院的洪桥把它们翻译为白话文后 ，却一直没有公开出版（有内部实行本）的原由是洪桥被视为「胡风反党集团」注！分子之一。被夏志清称为「鲁迅传记最佳作者之一」的王士菁 ，于1981年再次把其中五篇论文集译为白话文 （但删掉了思想可能被认为最“有问题”的〈破恶声论〉（1908））一篇 .次年，其中篇幅最长的〈摩罗诗力说〉一文， 被南京大学中文系及比较文学系的赵瑞蕻教授译为白话文 .当时最前瞻的美国鲁迅学者威廉？莱尔（William A. Lyell）曾说过，光这一篇论文的内容够成为一本书，而赵瑞蕻确实已为此著书立说。日本关西大学文学部教授北冈正子（Kitaoka Masako）发表于日本现代中国文学学报《野草》关于〈摩罗诗力说〉的一系列材源“笔记”，在1983年被何乃英翻译成中文，出了一本书 . 赵瑞蕻与我合作溯本寻源，寻得英语的原始资料， 1984 年出版了他的修订的译本。1986年秋香港中文大学《译丛》26号刊登了我的〈破恶声论〉英译。到2007年8月《鲁迅研究月刊》宣布了洪桥经过屡次修改的〈摩罗诗力说〉白话译本终于要正式出版 .2007年11月，清华大学教授，前《读书》主编汪辉在纽约大学举行了关于〈破恶声论〉的专题讲座。

中国知识分子怎么对这些清末的文言论文仍情有独钟呢？如下情景仍歴歴在目，1981年，我以高级进修生身份入读北京大学，只因我说自己有志研究鲁迅早期思想，被中文系系主任在第一堂迎头痛斥：「鲁迅的早期思想？」系主任暴跳如雷，「我认为他的晚期思想才有意思。」以前整天在伯克莱东亚图书馆钻书本的我哪里会想到1980年代初连在北大，正统言论还是：鲁迅的早期思想是资产阶级的，在他（被官方认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的思想才应该研究。事实上，我因题目选择而差点儿跨不进北大门坎，后得侨居香港的东北学者张向天介入才成功。张向天熟悉我对鲁迅旧体诗作的研究，写了信给王瑶，是王瑶终于答应收我，但归他旧日的学生研究《野草》的孙玉石老师管。正是这位不被官方认同的青年鲁迅同青年马克思一样吸引了一批志趣相投的学者，使他们乐而忘返。于我而言，那是溯洄而上，重新理解，定位鲁迅思想的机会，因其早期思想有助形成一生的信念。

他一生的信念莫大于人道主义，其实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 （这个题目当然应另立论）。在其1907年撰写的〈文化偏至论〉中，鲁迅认为中国失败于学习西方的原因是不明白西方的强大不在国会大堂，不在实业，不在矿冶铁路，不在船坚炮利，而是“根柢在人” .扩而充之，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之所以热衷于拜伦（Byron）的志愿精神与国际主义，雪莱（Shelley）的理想？普希金（Pushkin）？莱蒙托夫（Learmontov）的原则，以及裴多菲（Petofi）的反抗专制和绝望开始于此。另外，在〈文化偏至论〉中亦可见他反对物质主义而倡导德国的唯心主义，包括尼采 （Nietzsche），叔本华 （Schopenhauer） 的唯意志伦以及斯蒂纳 （Max Stirner， 1806-1856） 的唯我论。他一生坚决反对盲目爱国、军国主义及沙文主义。早在1908 年鲁迅在〈破恶声论〉里借用了丹麦犹太人批评家盖奥尔格。勃兰兑斯（Georg Brandes）之语，称之为“兽心爱国主义”。

至于鲁迅当时所用来写论文的方法，他明明在选用很多日文翻译的有关西方文学及思想史的资料。他可能还用过德文著作（当时鲁迅已经会阅读德文）以及关于拜伦和雪莱的英文书（也许他自己勉强会看英文，也许是周作人或别人帮他译的） .这种方法也就是他后来著名的杂文〈拿来主义〉（1934）所提倡的。「拿来主义」主张洋为中用，中国应该吸取外国文化精华，剔除流行文化和物质文化的糟粕。这直接响应目前在中国大陆的出版困境：从外文翻译过来的文章受到更严谨的审查。出版自由被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取代了。很不幸，这种情况，现在并不单独发生在中国。

在鲁迅的〈破恶声论〉里他还吶喊，中国应该尊重宗教，尤其是哲理高深的佛教。他告诉读者：“夫佛教崇高，凡有识者所同可，何怨于震旦，而汲汲灭其法。若谓无功于民，则当先自省民德之堕落；欲与挽救，方昌大之不暇，胡毁裂也”。 在〈文化偏至论〉，鲁迅很清楚地在要求社会要尊重个人权利，他预知个人权利将来可能会牺牲于“多数”的名义之下，而且那种“大多数”的控制要比君主专制可怕。他写道：“同是者是，独是者非，以多数临天下而暴独特者，实十九世纪大潮之一派，且曼衍入今而未有既者也…… 呜呼，古之临民者，一独夫也；由今之道，且顿变而为千万无赖之尤，民不堪命矣，于兴国究何与焉”。在这里，我们不但看到对未来中国的警世之言，它似乎亦是一个延伸至西方某些国家以及民进党统治下台湾的阴影，预言其滥用民主。台北曾流行一个声称来自中国大陆的笑话，但我怀疑其妙句是由台湾人改的，：「到上海，才知道钱少；到北京，才知道官小； 到台湾 ，才知道文化大革命并没有结束。」

王得后？（该写皇后的后）中国最受尊敬的老一辈鲁研学者，认为可以把鲁迅的早期文言论文看成一本完整的，有系统性的书。他说：「鲁迅从〈人之历史〉的人，转向〈 科学史教篇〉的科学，由〈文化偏至论〉的文明发展史，过渡至中西文学的〈摩罗诗力说〉，最后以 说宗教在1908年的〈破恶声论〉收结。」未来学者是否同意不得而知，可是已有充足的左证证明，从他的早期文言论文我们不但可以看出鲁迅将来文学生涯的方向，甚至于可以看出他思想的大纲。换一句话来说，到1913年他的思想基本上已经成熟了。除了以上所述五个论点，我们亦发现鲁迅对存在主义的兴趣始于此时，他对中国传统文学的不满可见于〈摩罗诗力说〉一文，他要求知识分子在本国的文化应该站在多疑或反对立场，也始于此时。

1989年之后，在中国大陆经过所谓的“反思”过程中， 鲁迅因被视为「五四」时期的象征而成为众矢之的，备受攻击。批评家为「五四运动」带给中国整个20世纪的社会动荡，反传统、反封建波澜壮阔，余澜在1989年的北京之春运动中推至最高潮。，毁中国传统有害于国家在国际上的权威，中国人的自尊心等罪，名都归于鲁迅。为全面检讨此评论，我们首先要问批评家对「中国传统」的定义到底是什么？西方汉学家认为中国传统其实是多方面的、复杂的、多元化的，并不等于是鲁迅笔下的儒家和礼教。这个看法，最严谨的中国近代学者像陈寅恪都会同意。

在这个措辞与意识形态的斗争上，鲁迅被看成是胡适的假想对手：胡适对社会改造俱建设性，鲁迅则俱破坏性。 实言之，鲁迅对古典文学的鸿蒙博学是胡适所不及的，早年受儒家？道家？佛家的熏陶，学魏晋六朝文风，又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门生，早在民国初年，他已研究过大量地方歴史和古小说，可见其扎实的古典文学根底。反观，胡适在上海只受过半殖民地式的教育，随后赴美留学，但没完成学位时，又回中国，自称博士。在〈摩罗诗力说〉及其它著作中，鲁迅渴望把中国文化去芜存菁，而非全盘否定，相反，与他同时的胡适主张全盘西化。至今，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和〈古小说钩沉〉仍受人重视，而胡适却不能产生同样的学术激越。同是创作者，鲁迅仍被广泛阅读，备受推崇，胡适则显得乏味唠叨。

为何对鲁迅如此愤懑呢？批评家，不论是新自由主义者？国民党或共产党的党棍子，或法轮功理论者，把「中国传统」简化至中国的「文化精粹」。问他们「精粹」何物，十之八九回答曰：「儒家思想」而他们对这个笼统名称基本上的了解是「服从权威」。著名的前苏联离心分子，已故作家索忍尼辛（Solzhenitsyn）被苏联释放到美国后，曾在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演讲中语出惊人：「俄国从来是专制，让它永远如此！」  鲁迅却反对任何政体以传统作为借口压制人权， 因此不论中国在北洋政府，国民党或共产党 统治下，他的作品一直被视为有颠覆性，不畏强权？愤世疾俗的产物。

最近引起争论的事件是北京市教育局把鲁迅有名而颇有争议性的1926年杂文〈纪念刘和珍君〉 从北京市的中学教科书拿掉，换为比较低调的〈忆韦素园君〉 ，前者是为了纪念刘和珍及杨德群女烈士而写，后者述说一名年轻穷困的翻译编辑，坚持理想，尽管他患上长期磨人的结核病（速度比不上段祺瑞军队的来复枪）。有人怀疑北京当局是担心前者引起与1989 年六四事件的比较，或前者内容会在奥运期间产生反政府示威作用。其实，只要细心阅读便可发现，〈纪念刘和珍君〉并非鼓吹学生上街示威，相反，其主旨是讽刺军阀残酷不仁，他说北洋军阀的士兵向示威的学生开枪的那天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日子”。鲁迅后被段祺瑞通缉，乃至被迫离开北京，也与此文章有关。

在新南斯威尔大学的讲座（2007 年12月6日）中 ，德国学者顾彬（Wolfgang Kubin）提出了一个关于如何阅读（了解）过去文本的问题：是作为歴史文献来读，还是作为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活的” 文学作品？中国学者一般认同前者，但在民间有更广义的读法：「借古讽今」的传统，论者取文学为利器，为己用，不管是1920年代以染厂为背景的电影，或是晚清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都会有观众认为有所指，再推而论，1920年代的文学文学作品有时候在读者的想象中也会起一样的作用。目前唯一安全的是南韩运来的翻译过来的肥皂剧，因在意识形态上不造成胁迫，就如1970年代末中国大量进口北朝鲜间谍电影一样。倘若从鲁迅的韦素园一文中吹毛求疵，我们一定得偿所愿，可以找出他批评出版事业的庸俗，批评市场口味的肤浅与墨守成规，批评政府和社会不支持外文的翻译。也可以把低调的〈忆韦素园君〉了解为讽刺现今政府机构以目前市场规范和消费者的口味为借口来限制从外文翻译过来的作品（除非它是类似史蒂芬？金（Stephen King）的小说以及《怎样不费吹灰之力把我的女儿送进哈佛》这类畅销书）。

最后，我们细看鲁迅1913年的论文〈拟播布美术意见书〉，鲁迅明白，若要滋养艺术，提高中国人的审美感，就得供养出丰沛的文化气候，他提出建设博物馆？画廊？剧场？音乐厅和文艺协会。但如今中国，则是背道而駞，不但没有像欧州那样为人民大众建设博物馆和图书馆，相反，中国政府一味集中资金投放于奥运会。老博物馆长期缺乏资金。敦煌博物馆馆长需要游说世界各地和美国基金会的赞助，同时，北京的鲁迅博物馆却被迫出租房间和院子给“私人”公司作为停车场，以赚取营运经费。由此可见，社会主义计划的公众教育和文化建设已是穷途末路，而希特勒式的资本主义正在展开。这与柏林奥运会遥相呼应， 媒体视野中的把戏spectacle再次要用来代替西方文明传统所强调的个人（其实是指“人格”）培育和儒家所重视的自我修养。鲁迅的思想可算是儒家的一流吗？此问题曾经被詹姆斯？普塞（James Pusey） 和其它人讨论过，但是我认为，中国当局对奥运会的恋物化跟鲁迅所倡导的国际主义精神恰恰相反。如他在1907年《文化偏至论》里所写：「诚若为今立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奚事抱枝拾叶，徒金铁国会立宪之云乎？夫势利之念昌狂于中，则是非之辨为之昧，措置张主，辄失其宜，况乎志行污下，将借新文明之名，以大遂其私欲者乎？」

鲁迅不但谴责物质主义和贪污，强调个人的价值和人文精神，同时也触及代议政府这个议题，他认为所谓的「民主」不过是烟幕把戏，可见，鲁迅基本上是一位无政府社会主义者，他对中国各阶段的「现代化」一直持多疑的态度。中国政府依然义无反顾地执行，尤其在奥运会前后。

列宁曾问：“怎么办”？圣经说：“既然如此，我们该怎么活下去呢”？ 现在的中国？美国和奥大利亚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他们各国的知识分子来喊出反对的声音，尤其是在「所有的管道被堵塞了」的今天，正如鲁迅在1908年的〈破恶声论〉开首所形容的： 「举天下无违言，寂漠为政，天地闭矣」。

《自由写作》首发

徐志摩去世的第六天，冰心写信给梁实秋，叹息“志摩死了”，但是，与中国人向来对死者宽容柔和不同，她对这个“聪明人”仍然提出严厉批评，说“利用聪明，在一场不人道不光明的行为之下，仍得到社会一班人的欢迎的人，得到一个归宿了！我仍是这么一句话。上天生一个天才，真是万难，而聪明人自己的糟蹋，看了使我心痛。”

接着，她这样说：他生前我对着他没有说过一句好话。最后一句话，他对我说的“我的心肝五脏都坏了，要到你那个圣洁的地方去忏悔！”我没说什么。我与他从来就不是朋友，如今倒怜惜他了。

也许我太小人之心，看着总觉得古怪，“从来就不是朋友”的人，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吧，纵然因为对方遭遇重大变故而有些感慨，也用不着这么又怜又恨的吧？

冰心女士的态度，或者还可解释为她欣赏徐的才华而鄙视他的道德，林徽因则更矛盾，一方面，她在他生前与他打得火热，徐志摩的坠机之旅，就是赶着去北京听她演讲，他殒身之后，她还将一块飞机残骸挂在床头，就这么着，她仍然很铁齿地声称，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他，即使因为他的死而时常伤感——但是如果他活着，我对他的态度仍不能变。

徐志摩因此有了一种很古怪的女人缘，她们愿意赞扬他的才华——虽然在我看来，他的才华并不像冰心褒扬得那么出色——愿意和他接近，但一说到感情，除了陆小曼，马上都做退避三舍状，不让他的浮尘玷污了自己。

这是徐志摩的宿命，像他这样的男子，注定女人只能这样对他。

容易被男子心仪的女子，总是沉静的，容易被女子心仪的男子，常常是庄重的，沉静也好，庄重也罢，都是让人吃不准拿不定的，你因犹疑而牵挂，因不能掌控而惶惑，因这些牵挂和惶惑而不能放下，于是，你毫无办法地爱上了他。

爱情，不但关乎心灵，也关乎强弱，这种强弱不只是由各自的身份地位财富品貌决定，还在于各自的姿态，特别能“端着”的那位，就会显得强一点，爱情，常常还是弱势对强势被美化了的臣服，只不过，在叙述中，强弱对比会被有意无意地淡化，变成了某种缠绵悱恻的情调。

而徐志摩，是一个不庄重的男子，他的感情来得太快，没怎么包装就上了市，看上去很廉价。这是一点，第二他还让所有的人看到这一点，先是狂追林徽因，后来又狂追陆小曼，见到冰心，也不忘半真半假地献一下小殷勤——“要到你那个圣洁的地方去忏悔！”被这蝴蝶样癫狂放肆的男子爱慕，当然不算荣耀，被这样的男子追求，也难会有相应的感情回应，没有一件庄重的外衣，他的感情洋溢在外面，像漫山遍野的野花那样热烈，也像漫山遍野的野花那样不值钱。

但是，真的不心动吗？这个国度里的男子，即使做不到庄重，却都会端着，一种煞有介事的俨然，内心再怎么热烈，也都能找到合适的词语，把彼此都包装得圆满。相形之下，徐志摩的那种没头苍蝇式的进退失据就难能可贵了，在某个瞬间，它一定会让女人心中轰然一响：也许，他是真爱我的。

至于冰心，也许没到这个份上，可是，想象徐志摩和她说话时的口气：有一点疲惫，疲惫会让人显得很柔软，有一点调侃，调侃是让女人很舒服的一种冒犯，再加上一点真假难辨的景仰——冰心一定认为这景仰是真的，掺和在一起，就是一份内容丰富酸甜可口的暧昧，难怪冰心要复述给别人听。

徐志摩是令人愉快的男子，他善于让女人发现并爱上自己内在的“女人”，而这个“女人”，平时是隐匿在端庄的外表之下的，你顺着他的目光，一下子就找到了。

徐志摩是蜜糖式的男子，丝柔甜蜜，瞬间渗入，但是这种口味如此的庸常，你都不好意思在公众场合大声宣布，而他的甜蜜，也太泛滥了些。

回应他的感情，是一件冒险的事，意味着你要承担他全部的轻浮、滥情，因为花哨而常常显得滑稽的嘴脸，你要不惧自己变成一个笑话。

林徽因的铁齿，不只是对别人，也是对自己，她一定很怕自己变成一个笑话，但是，又在舍实不下他的甜蜜，所以，她选择让他成为自己的“朋友”——他做追求者比做情人称职，死了之后还能废物利用，成了她情史上的纪念碑。浅尝辄止，恰到好处，她是一个理智的不贪嘴的女子，她后来被金岳霖打动，他对她的爱不但热诚，而且隆重，细水长流，绵绵无尽，看上去真是昂贵，贵的才是对的，所以女人们都在暗暗羡慕着她。

而陆小曼是贪嘴的，她喜欢华服美食，抽鸦片，开支用度极大，在感情上，她也一点儿都不节俭，热烈地缱绻地回应着徐志摩的感情，他俩的情书，那真叫一个甜腻啊，让我想起红玫瑰王娇蕊爱吃的花生酱，香甜油腻，只有她，敢宣布自己喜欢这样极具欲望感的食品，于是，她最后被庄重的佟振保抛弃了。

徐志摩这样的男子，在现实生活中也经常闪现，你会被他的甜言蜜语而瞬间触动，心情不好的时候，则是嫌他有些口角轻薄，他的目光，像是一面镜子，记载下你顾影自怜的某一面，你会因此对他有些特别的柔情，但这柔情，如幽暗的影子，夜晚的客厅里，独自伫立的一刻，那些纷飞的念想，太私人化了，想说都不知道怎么表述。

于是，转过身，你叹息一声，对自己说，我实在是不喜欢这个男子啊。

以“垃圾论”成名的德国汉学家顾彬，颇有些得寸进尺的意思，每每谈到中国文学，翻来覆去那几条重复的观点。不外乎中国文学都是垃圾，中国作家都只知道吃饭喝酒。前几日顾彬亮相某卫视，与《收获》杂志副编审叶开谈“中国文学的堪与不堪”，顾彬继续发扬他口不择言的大嘴作风，又对中国文学进行了一番讽刺挖苦，好在这次他没提那个已经令人倒胃的“垃圾”二字。

在见识了顾彬“批评家”的风采之后，很愿意他能够以“表扬家”的身份，发现一点中国文学的优势，哪怕只是很少一点——有时转换一下角度，会更能直观地发现问题所在。中国文学也的确需要顾彬这样“旁观者清”的国外研究者，提出些建设性意见。但这个德国人更像来中国淘金的江湖郎中，手捏着中国文学的脉口中念念有词，照他的观点看，中国文学从头到脚都是病，已经没救了。

江湖郎中之所以神奇，是因为他们有未卜先知的“超能力”。以我看来，顾彬这次所提出的几个观点，如“中国作家放弃了‘美的理想’”、“中国作家写不出城市味道”、“中国作家的创作和生活脱节”等，都还是有道理的。至于说“中国当代作家不重视语言”、“王小波一点也不了解生活”则纯粹是扯淡。中国作家不是不重视语言，而是只剩下语言了，看看中国文坛的几位标志性人物，贾平凹、余华、刘震云、毕飞宇……哪一个不是玩语言的高手？语言的意境一直是中国文学的最大魅力所在，中国当代作家虽然有点贫嘴，但语言的功夫仍然是不容小觑的。说王小波不了解生活，可能是顾彬没读过王小波的杂文，哪怕他读过王小波三篇以上杂文，都会觉察到，王小波是对中国生活了解最为深入、观察最为透彻的中国作家之一。

要了解中国作家的写作，必须了解中国作家的生存环境。所以，顾彬与其批评中国文学，不如花点力气研究一下中国文学的生长土壤。中国作家为什么爱喝酒吃饭？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叫“作家协会”的组织。很多时候，写作圈和中国社会其他阶层和圈子一样，喝酒吃饭是维持名声、适者生存的必然选择；中国作家住在城市却写不出城市的味道，是因为城市把他们很好地照顾了起来，他们在城市里扮演的不是体验者而是隐居者的角色；中国作家放弃了“美的理想”，不是他们不想追求美和表现美，而是美在这个时代本身就是稀缺品，批评丑的急迫性要远远大于追求美的必要性。

由于频频对中国文学进行批评性发言，在媒体上，顾彬开始被形容为“顾大炮”，顾彬正在以一种我们熟悉的方式，进入中国文学批评的话语系统，那就是多说弯话、套话、哗众取宠的话，说完了拍拍屁股走人。本身是郎中，却摆出一副名医姿态，顾彬对于中国文学所做的最大贡献，就是增添了口水——如果口水可以治病，那中国文学早就不是现在这副萎靡不振的模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