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2008年10月23日，胡佳获得欧洲议会2008年度思想自由萨哈罗夫人权奖，欧洲议会主席Pottering表示：胡佳是中国著名人权活动家和异议人士，将人权奖颁发给他，表明欧洲议会坚定认可对所有每天都在为中国捍卫人权的人士的自由而奋斗的人们。消息报道后，中国政府的新闻发言人秦刚却评论说：“胡嘉（佳）是由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中国司法机关判刑的罪犯。把这样的奖项颁给一个罪犯是对中国司法主权的干涉，也是对人权的不尊重， 与人权宗旨背道而驰。中方就此向欧盟方面提出了严正交涉。”

作为胡温政权的喉舌，秦刚的发言再次把中国政府拒绝明人权法治理念、坚持以言治罪、与普世价值为敌的独裁专制嘴脸暴露无遗。

众所周知，判断一个公民是不是罪犯，有两个标准。第一是实体意义的，最核心的一条看这个公民的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第二是程序意义的，即对这个公民是否按照法治精神、依照严格的法律程序作出了合法的、生效的判决。从这两个标准来看胡佳，他都不符合“罪犯”的条件。

首先，作为社会活动家的胡佳，他的行为不仅没有任何社会危害性，反而是有益于社会的。且不说他早年保护藏羚羊、做爱滋病维权志愿者这些人所共知的有益于社会的好事，即使他后来从事维权活动、批评恶警侵犯人权、抨击地方政府践踏法制难道不是推进中国民主、人权、自由和法治建设、推动社会进步的千秋功业么？哪里有丝毫危害社会的性质？

其次，胡佳的行为不仅完全符合中国政府签字的《国际人权公约》、《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等国际法所赋予的公民权利，而且也符合中国政府自己制定的宪法和法律。他从事维权、抨击地方政府破坏法制、践踏人权的法律依据是中国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该条还规定：“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

但是中国政府对于胡佳依照宪法行使批评权、监督权、控告权、申诉权等宪法权利的行为，采取的是软禁、跟踪、监控、绑架直至非法逮捕、审判！到底谁在危害社会？谁在违宪、违法，谁在犯罪？谁是罪犯？不是一目了然么？

当然，有些人会从程序意义上说，胡佳已经经过法院审判，判决有罪且已经生效，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他是“罪犯”。这个说法也站不住脚。我们知道对一个人是否是罪犯的判断从来不是只有程序意义一个标准，而总是要参照实体价值。比如，一个人因某种原因被判徒刑生效并开始服刑，多少年后案子改判，无罪出狱。最后判决的结论一定是此人自始至终都是无罪的，是合法的公民，而不会说他以前是有罪的罪犯，现在改判了才是无罪的公民。社会判断也不会把他作为罪犯和良民两截人看待。这个例子说明，对一个人是不是罪犯的判断，还是要尊重实体价值标准。更何况，即使在法律的程序意义上，对胡佳的审判也是非法的、无效的，因为根据中国的宪法和法律，与宪法冲突的法律和司法活动，都是非法的、无效的。笔者在上面已经详细分析了对胡佳审判严重违背中国的宪法，其审判的无效性无可质疑。

可能还有人说，即使胡佳不是罪犯，何以胡温就成了罪犯？作为律师，作者判断的逻辑性在哪里呢？

笔者认为胡温是罪犯不是危言耸听、故作惊人之语，且听我详细分析。

且不说胡温继承了中共专制暴政的一切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源，理应对中共政权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累累罪行承担责任，也不说2002年以后的胡温政权继续贯彻江泽民对法轮功信众的迫害，继续制造反人类罪行，只谈涉及到胡佳案件和与胡佳案件有关的陈光诚案件，无论根据国际法还是中国政府制定的法律，胡温都罪不可赦。

从2005年开始到2008年初，北京、山东的警察机关和地方政府公然组织大批人员对胡佳、陈光诚进行软禁、绑架、非法拘禁、秘密和公开的跟踪，在全世界面前公然制造“自由城的囚徒”，公然制造一个没有行为的瞎子（陈光诚）也能判处扰乱交通秩序罪和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罪这样的司法丑剧。这两个案件有充分证据证明胡温知情，但是却纵容犯罪、包庇北京和山东的地方政府为非作歹。

证据之一是：山东临沂地方当局大搞野蛮计生、株连无辜民众以及陈光诚被公开绑架、囚禁、以及最后非法逮捕、审判的大半年的时间里，国内媒体《法律与生活》杂志和互联网都有广泛报道，胡佳的律师和许多知名学者都给胡温直接写过呼吁书，特别是美国的著名法学家科恩教授亲自给胡锦涛写信要求制止这种非法的侵犯人权的行径，自称经常上网的胡锦涛绝无可能对此案毫不了解。2005年初山东的一个基督教徒在派出所神秘死去，消息被美国之音报道后，胡锦涛都有批示严加处理，他会对胡佳、陈光诚这样的国内外舆情汹汹的大案毫不知情么？

证据之二是，欧美的领导人在访问中国或者中国领导人出访欧美的时候，有多人、多次向胡温提到胡佳和陈光诚的案子，美国国会甚至就陈光诚、高智晟等人的案件作出过专门的决议，胡温对地方当局制造这些案子的违法犯罪性质心知肚明，却对国际社会大打太极拳。

证据之三是，胡佳、陈光诚案件发生的时候，有境外记者都在公开场合向温家宝发问，温家宝的回答是中国是法制国家，中国司法机关能够独立、依法办案。在全世界面前公然撒谎、为地方政府违法犯罪辩护。

根据刑法理论，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作假证明包庇的行为，构成包庇罪；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构成渎职罪。胡温作为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本来就该对发生在自己任期的政府侵犯人权、践踏法制的犯罪行为承担罪责，他们非但没有制止犯罪，反而千方百计掩盖、纵容这种公然的犯罪行为，难道不是实质意义上的罪犯么？

当然，从程序意义上讲，胡温还没有受到司法审判，而且在共产党一党独裁的情况下，对这个犯罪集团的首脑进行司法审判也无可能，所以，我们在这里称胡温是罪犯只能是实质意义上的，是将来时。但这不妨碍我们做价值判断，这种价值判断包含了事实判断和法律判断，比胡温政府对胡佳的判断更客观、更有逻辑说服力。

秦刚认为胡佳是罪犯，等于一个流氓强奸了良家妇女反而对文明世界大喊“这是个妓女”一样无赖和卑鄙，更卑鄙的是他所代表的胡温政府还要强奸国际社会的意志，接受他们的流氓逻辑，什么“对中国司法主权的干涉”、“中方就此向欧盟方面提出了严正交涉”，这种无耻、无赖的强盗嘴脸，让每一个中国人都为之蒙羞！

关于共产党独裁政权的本质和胡温的个体责任，我在2006年第一次访问美国
的时候跟一些律师朋友曾发生过争执，甚至在白宫和自由亚洲电台都公开辩论起来。这个争论后来被《纽约时报》专题报道，用中国国内政治学界的语言来说，他们是补天派，而我是变天派。我一直认为，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已经无可救药，从1989年六四之后，这个“天”已经不可补、不能补，胡温作为独裁政权的当家人，只能继承他们前辈罪恶的事业，带领这个政权走向深渊，他们早已丧失了改革自新的机会。正如刘晓波博士所言，自由中国的未来在民间。这个事实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看清楚了。

欧洲议会将2008年度思想自由萨哈罗夫人权奖颁发给胡佳，具有特别的意义，那就是国际社会正在逐渐看清胡温政府的本质，而把改变中国独裁专制希望的目光投向为自由事业、为捍卫人权而奋斗的胡佳们。

2008年10月25日于纽约

独立中文笔会祝贺目前系狱的中国作家和人权工作者胡佳获得欧洲议会颁发的2008年度萨哈罗夫人权奖！并呼吁中国政府遵守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尽快释放胡佳等在狱的因言获罪的作家和人权工作者。

现年35岁的北京青年胡佳长期致力于环保和艾滋病等领域人权工作，为艾滋病患者、上访维权者等弱势群体代言，积极推动中国言论自由，拓展民间公民社会空间，并因此自身和家人长期遭受中国当局骚扰、软禁和强迫失踪，直至去年12月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逮捕，随后被判刑3年6个月。去年底胡佳被捕入狱时，他的女儿刚刚满月。目前妻子曾金燕和小女儿谦慈仍受到国保部门严密监控，被限制与外界接触。据报道，胡佳在狱中因对狱方管理人员侵犯人权的做法提出质疑和改进意见而遭单独囚禁等处罚，他的健康状况极差，患有肝硬化等慢性疾病。

独立中文笔会为胡佳获得2008年度萨哈罗夫人权奖向胡佳及其家人表达诚挚的祝贺！对欧洲议会长期关注中国的言论自由等人权状况表示敬意和感谢！笔会同时提醒中国政府应遵守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及早废除因言治罪的《刑法》105条，尽快释放胡佳等因言获罪的作家和人权工作者，至少应基于人道考虑允许病中的胡佳保外就医。笔会同时呼吁国际社会持续关注其他40余位中国狱中作家，敦促中国政府改善他们及其家属的处境，尽快释放狱中作家。

在郁达夫和王映霞的婚恋生活中，有一个第三者许绍棣插足其间，沸沸扬扬，谁人不晓？奇怪的是，专门谈论郁氏婚恋的朱旭晨女士的一篇大文，竟然对许绍棣其人一字未提，似乎在郁王之恋中就从来不曾出现过这样一个人物似的！不止此也，朱女士倒还责怪起郁达夫来，说“他却无法改掉‘自我暴露’的习惯，后来更做出‘分发证据’、‘寻人启事’、‘毁家诗纪’等举动……致使这对‘富春江上神仙侣’成为乱世怨偶，劳燕分飞”（见2005年《书屋》第7期朱旭晨文章《婚恋中的郁达夫》）。好像郁王分道扬镳全是郁达夫一手造成的，罪过就在他“自我暴露”的“习惯”！

这里，朱文引发了两点疑问：第一，“郁王婚变”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许某是不是第三者？那只不过是郁达夫的“误解”吗？第二，透过郁王之恋的风波，怎样看郁达夫的“自我暴露”？前者，关乎郁氏生平一段重要史实，后者，关乎郁氏为人为文一个极为重要而鲜明的特色，实有辨析一番的必要。

一

上引朱文中有这样一句：郁氏“后来更做出‘分发证据’”云云。这“后来”所指时限为何？如果我理解不错的话，就上下文意来看，“后来”，指的正是郁王十三年婚姻生活（1927～1940）的后期。如果说“郁王因许绍棣而起的争执，至少是在1935年”的话[1]，那么，此前八年，郁王之间吵吵闹闹、磨磨合合，诸如达夫酒后出走啊、映霞“名分”问题啊、钱和物引起的不快啊、性情的殊异啊，一直闹到由王二南先生出面调解，把“版权赠与书”给了王映霞——总之，都是夫妻二人之间生活上的事情。尽管也存在着思想感情上的隐忧，但桩桩件件纯属家庭内部纠葛。其实，世上多少人家，不都是这样磨合过来的吗？那时节，大概谁也不会断定郁王婚姻会就此终结的吧？

很不幸。这节骨眼儿上，也就是朱女士所称的“后来”，偏偏出现了那个浙江省教育厅长许绍棣！1935年秋，郁家开建“风雨茅庐”，因欠债累多，加上许厅长与王映霞过从甚密，引发夫妻口角不断[2].1936年2月，为解经济燃眉之急，郁达夫应邀从杭赴闽，到福州就任新职，婚后第一次与王氏长时间别离。自此，“他的家庭发生了一些变故，主要原因是当时浙江省教育厅长许绍棣的插入，搅乱了他们夫妻感情的平静”[3].爱慕虚荣的王氏以名作家妻子身份，热衷于交际权要，和许某交往更加密切，致使夫妻二人从口角不断到怀恨在心[4].所以，“后来”，即自1935年许某成为郁家座上客起，郁王直至1940年在新加坡正式离婚，后期四五年夫妻婚姻生活的矛盾，已经转化为有第三者插足的“内外矛盾的交叉”，性质与前期相比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冲突也急剧升温，引发一连串如朱文所称“分发证据”、“寻人启事”、“毁家诗纪”等惊世骇俗的爆炸性事件。许某插足于前，郁氏“举动”在后。这怎么能像朱文那样本末倒置，把郁王劳燕分飞的责任全都归到郁氏“自我暴露”上去呢？

二

在郁达夫研究中，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奇怪现象：同样是关于郁氏“自我暴露”问题的评价，却有着截然相反的两种说法，而那错误的一种说法，却因为人云亦云而得以长时间的招摇过市。

一种是表现在以早期小说集《沉沦》为代表的作品评价上，公认郁达夫开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自我暴露”的先河，“自我暴露”标志着郁达夫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异的存在。郭沫若六十年前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封建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5]此语一针见血，影响甚大。最近读了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大陆译本，那样苛刻的眼光，也依然给郁氏“自我暴露”以很高的评价：“郁达夫在初期，是特别重要的作家，因为惟有他敢用笔把自己的弱点完全暴露出来，这种写法扩大了现代中国小说心理和道德的范围。可惜后来学他的人……却谁也没有他那样老实和认真的态度。”[6]夏公此论深刻而公允，别有见地。试观郁氏之后直到当下，世事迭变，花样翻新，一些男女写手的“自我暴露”较郁氏尤其大胆者多有，但谁个可与郁氏文学史上的地位比肩？所缺者关键是夏公所指那种人格心灵的境界：一曰“老实和认真”；二曰“扩大了心理和道德描写的范围”。这是新文学开拓者之一郁氏独绝的贡献，其功永不可没。

另一种看法，最具代表性的事例，就是在评述“郁王之恋”和郁氏晚期重要作品《毁家诗纪》问题上，对郁达夫“自我暴露”正面价值的贬损。此种倾向为时已久，至今不衰。较早提出这样的批评观点且影响较大的，竟也是郭沫若，他说：“自我暴露，在达夫仿佛成为一种病态了。别人是家丑不可外扬，而他却偏偏要外扬。”[7]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今天，谈到“郁王之恋”，朱女士也还在指责郁达夫，说“他却改不了‘自我暴露’的习惯”。

看来，在堂而皇之的文学史上，郁氏早期的“自我暴露”，已经有了应得的评价了。但一涉及婚变问题，却多有啧啧之言。事实是不是这样子的呢？“郁王婚变”和《毁家诗纪》中的郁达夫，“自我暴露”变成一种“病态”了吗？那仅仅是一种“习惯”，而且是应当“改掉”的“习惯”吗？是不是同样的“自我暴露”在郁氏身上，后来变了味了呢？

我的看法正好相反，从郁达夫早期小说到他后期婚变的“自我暴露”，就其为人为文的大端着眼，那都是一脉相承的——通过自叙传式的浪漫主义抒情独白，在暴露了自己人性中一切善与恶的同时，也表明了郁达夫这个人从里到外，“正是一个独立性格、自主意识和坚持自身人的价值的人”[8].这是法国启蒙主义者卢梭的信条，也正是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提倡的一种很难得的精神品格。这些，通过郁氏的“自我暴露”，不但在前期的小说中，也在后期“郁王婚变”和《毁家诗纪》中，不同程度地或者曲折地表现了出来。

何以言之？首先，还要回到“郁王婚变”上来。如前所述，是许某这个人的插足，导致了郁王的毁家。前者是因，后者是果。避而不谈入室作恶的强盗，却揪住被害者反抗的“举动”不放，说那是“成了病态”，是“习惯不改”，这算哪一家的逻辑？那个厅长许君绍棣，先之以与他人联名致电国民党中央，要求“通缉堕落文人”鲁迅、郁达夫等人；继之以偷得郁氏之妻兀自快活，而且又是郁氏老母被日机轰炸而死的时候，又是抗战初起、国土大片沦丧的时候。国破家欲亡之际，面对一个党国的党棍如此行恶，早已秉承独立意志的正直知识分子，怎能咽下这口气？没有那几封撕碎了的许某给王氏的情书，何来郁氏批量影印“分发证据”[9]？没有“碧湖”一类苟且之事，王氏又扔下老小不辞而别，哪来郁氏“寻人启事”？没有郁氏好端端家庭被毁的悲剧，何来《毁家诗纪》？如果说六十年前，郁王婚恋内幕若明若暗之时，郭氏说了那样的话，尚有历史局限性原因；在“郁王婚变”已大白于天下的今日，朱女士仍重复郭氏之论，把罪责加在郁氏“自我暴露”身上，则很不应该。

其次，还有一个关键性问题：能过则过，过不了就散，你郁氏又何必这样“自我暴露”，“家丑偏偏要外扬”，弄出这么大响动呢？这话貌似有理，也合乎“人之常情”，更投合国人“爱面子”、“和为贵”的普遍心理。大多数人也是会这样去处理问题的，比如徐志摩之于陆小曼。甚至有人会就此对比，赞扬徐的宽容，批评郁之狭窄。其实也并不尽然，郁风在谈《毁家诗纪》时曾说到郁氏一个重要特点：“每当一种强烈的爱或恨在他心中燃烧，他所认定的正义的火焰便掩盖一切，什么现实的利害，世俗的议论，自己的生活，全都不在话下了。”[10]特立独行之人，必做特立独行之事，郁就是这样一个旷世的特立独行之人。不然，他怎会那般轰轰烈烈去追求王映霞？现在，和王氏就这么分手吗？他太爱她了，太在乎她了，办不到。就这么忍受着，睁一眼闭一眼过下去吗？他的性格气质更办不到。于是，郁达夫在又爱又恨又想离又不忍的火焰中，撑持着痛苦着煎熬着呼叫着发泄着过了三四年。只有发泄，他心里才能取得一时的平静。此时，他始终的深爱包裹着他的映霞；他恨的毒雾又折磨着他的映霞，那真就是一把双刃剑了。于是就有了那些“自我暴露”的“举动”，有了震惊世人的《毁家诗纪》。也因此，我们后人才会透过郁氏“自我暴露”，在近乎违背常情的纷乱现象和乖张文字中，看见真与假、爱与恨、善与恶、痛怆与无奈、人性的变异和扭曲……看见一颗鲜活透明的心！我想，这可能也是一代代读者喜欢郁达夫的重要原因吧？所以，惊异也罢，怪责也罢，归根结底，郁达夫在与王映霞婚恋中的“自我暴露”，又何错之有？这与宽容、狭窄无关，更与“大男子主义”和“习惯”无涉。性也，情也，势也，人格也。

还有，“自我暴露”，似可分为文学作品中的与平时为人为事个人话语行动中的两种吧？果如是，对郁氏重要文学作品多有肯定，而对其生活中的或有批评，也是正常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何况还是到处暴露自己的郁达夫？例如，郁氏流亡到苏门答腊，一个偶然机会暴露了自己的日语特长，给自己引来了许多后患。还有一次，郁碰上了那个向日本人揭发自己身份的小走狗洪某人，上去就把他从车上拽下，扇了他几个耳光斥曰：“让你再去告我的密！”这样的“自我暴露”，也只能是郁达夫才会有的作为，天真、冲动得让人担心。同样，郁的“自我暴露”又必然会加剧郁王感情的分离，这也是不言而喻却又没办法的事情。应当特别强调的是：生活中与文学作品中的郁达夫是高度统一的。都说“文如其人”，实际上，几多作家能真正“文如其人”？郁达夫还真就是这样一个作家。自己掘地三尺，把自己弱点完全展示给人看的，郁达夫是一个，卢梭是一个，瞿秋白也是一个。凤毛麟角，了不起啊！他们在我心目中，都是真正做到了“自我暴露”的堂堂正正的人，是“文如其人”的大写的人。

我们民族历史文化中一个特殊的“国情”，就是在教化上推崇儒家“内敛型人格”的价值取向。所以，“自我压缩”也就成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循循相因的常态，甚至成为一种心理定势。“自我压缩”的人格是与张扬个性、尊重个体的“自我暴露”型人格针锋相对的，而真正意义上的“自我暴露”又是鲜见的。这也就难怪，八十多年前青年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出版石破天惊；同样，也难怪，六十多年前“郁王婚变”和《毁家诗纪》的发表，又一个石破天惊。当然，我们更不会忘记，抗日圣战中，郁达夫流亡苏门答腊，在只能听命于自己心灵指令的时刻，他以打着鲜明个性印记的独特方式，进行了一场一个人的抗战，终于惨死天涯孤岛，留下了国人半个多世纪的悬念。那是他“自我暴露”的最后一次闪光，是他道德人格的最后自我完成，也是他最后一次石破天惊。是的，他曾经醇酒妇人，他曾经低回沉迷。但终其一生，坦坦荡荡，磊磊落落，其重大关节处（包括声明退出“左联”），哪一次“自我暴露”不可圈可点，甚至可歌可泣？即如那部毁誉交加的《毁家诗纪》，认真剖露遭遇第三者迫害，感情流变到了至深之处，文笔情思又那般卓然不群者，实不多见。如果我们从性爱的婚姻的社会的诗艺的悲剧心理的伦理的角度，对之进行认真分析鉴赏，那也许就是郁达夫留给我们的一篇在某个领域至今无可替代的绝响。

注释：
    〔1〕〔2〕〔4〕〔9〕袁庆丰：《欲将沉醉换悲凉——郁达夫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36、418、418、340页。
    〔3〕曾华鹏、范伯群：《郁达夫评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240～241、又见186页。
    〔5〕〔7〕郭沫若：《论郁达夫》，见《郭沫若随笔集》，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版，第213、217页。
    〔6〕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1～82页。
    〔8〕贾植芳：《一部发人深省的历史实录》，见（日）铃木正夫《苏门答腊的郁达夫》，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10〕郁风：《盖棺论定的晚期》，见《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2期。

 

附：朱旭晨《婚恋中的郁达夫》

    以性爱描写作为切入口登上文坛的郁达夫确乎是个爱情至上者。他说：“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能安慰我体谅我的‘心’……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没有爱情的生涯，岂不同死灰一样么﹖”他甚至将《达夫全集》第一卷取名为“寒灰集”，并在首页题词中说“寒灰的复燃，要借吹嘘的大力。这大力的出处，大约在我的朋友王映霞的身上。”郁达夫就是这样：他有努力向善和上进的灵魂，但必须时时有爱情和友情加以抚煦和鼓励。

    爱情是最见真性的。对杭州美女王映霞，郁达夫可谓一见钟情。初识当晚即夜不能寐，躺下又起立反复数次。王映霞的可爱的面容和身影，总在他眼前晃动着，以至于他将信将疑。由此郁达夫步入了“生命的冒险与升华”。在他们相识的1927年，郁达夫已有妻儿在北京。但是，既然上帝把王映霞带到他身边，他便“希望有一个奇迹来临，有一片绿洲出现”。一股熊熊的恋火在他心中燃烧起来了。他鼓励自己“放出勇气来干下去”，全然不顾世俗的眼光与批评，更不考虑这种不加掩饰的婚外恋情给自己的家庭、名誉、社会地位可能带来的影响。道德、礼教，一切都被他踏在脚底，他只要牢牢抓住这爱、抓住心爱的王女士。为此，他全身心投入，倾全力追求。从1927年1月14日初次见面到2月28日他们在江南大旅社第一次倾心长谈后王映霞承认并接受了郁达夫的爱，再到6月5日在杭州聚丰园举行订婚喜宴直至1928年1月在上海东亚酒楼宣布结婚，这一年左右的时间里，郁达夫每一天都盼望着与王映霞见面、谈心，见了面谈了心回来还要再写信，有误解时一天竟会写三四封信去解释，那份热切渴望绝不亚于青年人的初恋激情。郁达夫对王映霞的爱是真挚的、强烈的、纯而又纯的。这份从未有过的真心诚意的爱，其热度与强度使郁达夫时而飞扬在爱的幸福中，时而又沉溺于爱的痛苦中。记得那次长谈后，郁达夫送走王映霞，见过朋友后又折回江南大旅社，坐在王映霞坐过的安乐椅上，就仿佛她仍坐在这里，和他密谈一样。她的躯体、她的温热、她的呼吸、她的声音，仍然留在这里——留在达夫的不可磨灭的记忆之中。对王映霞，他依依不舍、情思绵绵、爱得发狂。在郁王恋爱及婚后生活中，由于郁达夫气质纤细敏感，神经常处于亢奋状态，时而狂热、时而痛苦、时而激动、时而不安。炽热如火时信誓旦旦，心满意足倍觉甜蜜；灰心丧气时则怨恨难平，怀疑猜忌怒目相向，其间情感及心理的微妙变化，可谓瞬息万变。就连意外之喜，也大有白日梦的感觉。两人相悦时，他对王映霞说：“在黑暗中摸索了半生，现在似乎才找到了光明的去路”，“你的爱具有救渡灵魂和肉体的非凡的力量！”“我对你的爱，是不会动摇的了。”我愿“生在爱的中间，死在爱的心里！”郁达夫把王映霞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一旦王映霞生气，他就不断写信去苦求王不要生气，王原谅了他，他便如同“已判处死刑的囚犯被大赦了一样”感恩戴德。还是这个郁达夫，两人发生误解，情绪低落时，对王映霞乃至所有的女人便恨之入骨了，就想：若恋爱的滋味竟是这样的痛苦，我愿意死，也不愿再和王女士往来了。痛骂、谴责的语言于是写上了日记：“我想女人的心思，何以会这样的狠，这样的毒……”“女人终究是下等动物，她们只晓得要金钱，要虚空的荣誉，我以后想和异性断绝交际了。”然而，一个转念，又想：不管怎样痛苦，我都不愿放弃心爱的王女士。梦想、希望、盼望、等待、失望、快乐、幸福……上天赐予他爱的能力与机遇，也让他饱尝爱的欢乐与烦忧。无疑，王映霞带给郁达夫的幸福与欢乐最多，同时，给他造成的烦恼与痛苦亦最甚。

    出身名门的新女性王映霞是很介意名分的，从一开始她就希望郁达夫与孙荃离婚后再嫁，但郁达夫的矛盾与拖延使她这一心愿没能达成，勉强可算是个“两头大”的格局。如果真是这样也就罢了，事实却是郁达夫有意无意中会将王映霞视为“妾妇”。这情绪的流露，在1932年郁达夫杭州养病题赠映霞的一首七律《登杭州南高峰》中让我们得以窥见：

    病肺年来惯出家，老龙井上煮桑芽。
    五更衾薄寒难耐，九月秋迟桂始花。
    香暗时挑闺里梦，眼明不吃雨前茶。
    题诗报与朝云道，玉局参禅兴正赊。

    这里郁达夫以朝云比王映霞。我们知道，朝云是苏东坡的姬侍，也姓王，也是杭州人。苏东坡对朝云非常钟爱，在她死后曾作《悼朝云诗》寄托哀思，朝云因此以古代文人姬侍中之佼佼者而留名于后世。郁达夫此诗题名《寄映霞》，自然是有欠妥当，所以后来他又将“朝云”改为“霞君”。

    另有一事，更公开“暗示”了这种身份。郁母七十大寿时，郁达夫曾带王映霞回富阳老家拜贺。寿堂前郁母高坐，原定由各门夫妻依次同拜，郁母临时又改变了主意，改由男归男，女归女，从大房到小房依次拜寿。郁达夫兄弟三人，他行三。轮到小房媳妇拜寿时，王映霞刚欲上前跪拜，孙荃见状从左侧快步插入，抢在王映霞之先朝婆婆下拜了。郁母见小房媳妇孙荃拜过了，就从座位上立起身，以示拜寿结束。

    达夫的赠诗及郁母与孙荃的态度都明白无误的说明在郁家王映霞不过是“姬妾”！这是王映霞所无法容忍的。加之郁达夫婚后一不高兴就“离家出走”，思想上的距离、年龄上的悬殊、性格上的差异，使他们隔膜愈来愈多，不得已由王映霞外公王二南先生出面让郁达夫写了“保证书”和“版权赠予书”给王映霞。从此，郁达夫对王映霞产生了一个非常坏的印象，他觉得王映霞把金钱、物质看得比什么都重，是一个未脱尽世俗的女子。于是“幻灭的悲哀”涌上心头。此后，二人误解日深，裂痕越来越大。但直到离婚时的1940年5月，郁达夫始终还是爱着他的王女士的。可是，他却无法改掉“自我暴露”的习惯，后来更做出“分发证据”、“寻人启事”、“毁家诗纪”等举动。王映霞本是个极爱面子的女性，郁达夫这些做法无疑将他们的家庭矛盾公开化了，也深深刺伤了王映霞的自尊心，致使这对“富春江上神仙侣”成为“乱世怨偶”劳燕分飞。如果说郁达夫与孙荃、何丽有的婚姻展现的是人生素朴安稳的一面，那么，与王映霞的婚恋则更多彰显着爱的放恣与人生的飞扬。然而，文人本自多情，更兼郁达夫又有敏感纤细多疑爱暴露的天性，使得先天脆弱的爱再添枝节，露出千疮百孔的内里，无法放恣，难再飞扬。毁灭离异乃是它最后的宿命。正如梁启超所言“多情多感之人，其幻象起落鹘突，而得满足得宁帖也极难，所梦想之神圣境界，恐终不可得，徒以烦恼终其身而已”。郁达夫的情感世界时常处于这种矛盾焦灼状态。

    孙荃是母亲为郁达夫包办的妻子。1913年刚刚十七岁多一点的郁达夫即随长兄郁曼陀赴日留学。“男大当婚”，母亲陆氏按自己的审美标准为他在家乡选了位儿媳：当地大户孙孝贞之女兰坡。之后，母亲多次写信去日本，催促郁达夫回家完婚。郁达夫并不愿意接受这门婚事，但考虑到母亲年事已高，为了不让母亲伤心，他勉强答应了。1917年8月郁达夫由日本回故乡期间，与孙兰坡见了一面。在开放的日本留学多年，郁达夫喜欢的女子已基本定型，他偏好肥白柔美、健康而有光泽的少女。因此，当他初见孙荃时，看到的却是“清瘦的脸，下身穿着布裙，露出一双小小的足”，眉头便微微皱了一下，表示出他的轻蔑与厌恶。但当他问到对方名字，孙家小姐轻描淡写的解释让他惊异了：这竟是一位乡间少有的才女！才女勾起了他的文人雅兴，立时赠予孙荃之名，即孙家香草之意，爱惜与尊敬充盈其间。然而，这却又使他陷进一种难以两全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他是留学日本崇拜维新的人，却又不得不屈从旧式包办婚姻。婚姻非自主，母命又难违。另一方面，就孙家小姐本人来说，“荆钗布裙，貌虽不扬，然吐属风流，亦有可取之处”。这矛盾他无法排遣，只好逃避（这逐渐成了郁达夫的习惯）。于是，相亲后第二天他便返回日本，一住又是两三年。在双方家长催促下，直到1920年郁达夫才不得不回国完婚。主观上出于对包办婚姻的抵制与反抗，郁达夫提出了极为苛刻的条件，想以此刁难孙家使其退婚。没想到孙家竟答应了他的无理要求。没有举行什么仪式，也没有证婚人和媒人到场，更没有点上一对蜡烛，放几响鞭炮，孙荃只是在夜色降临的时候乘上一顶小轿到了郁家，与郁母吃了一顿简单的晚饭就算正式结了婚。至此，我们看到：郁达夫对旧式的封建包办婚姻既是反抗的，却又反抗得不够彻底。他自幼接受的是“百行孝为先”的儒家思想，因此，即便是在日本接受了新潮的自由思想，但终究“孝”字当头，母命难违，他无法将此事置之度外，一走了之，或是干脆永不回国完婚。对包办婚姻既斗争又妥协，对孙荃，也是既赏识、爱怜、感激，又失望、勉强和惭愧。这就是现实中的郁达夫，也是郁达夫无法逃避的现实。

    孙荃是个旧式的传统女子，她谨奉“柔顺”二字为自己的行为规范，婚后既温柔体贴，又能与夫君诗赋唱和，二人互娱互慰，乐在其中，过了一段颇为和谐愉快的日子。为了生计，郁达夫只身赴上海主持创造社出版部工作。天冷了，他穿着北京的荃君冒着大雪去前门给他寄来的皮袍子，边走边想“这位可怜的女人，我总要想法子报答她才好”，心里对孙荃十分感激。在他陷入与王映霞的热恋后，仍时常想起北京的荃君，内心深处由衷地发出“啊啊，我的女人！我的不能爱而又不得不爱的女人！我终觉得对你不起！”的呼喊。春节时，他既想要回北京去看妻儿，又打算到杭州去会王女士。一边是责任，一边是爱情。“人生的矛盾，也真厉害得很”。“不晓得哪一天能够彻底做一个完全没有系累的人”。当王映霞要求他把自家身子弄得清清爽爽时，他又为同孙荃离婚而踌躇。订婚宴前，想到荃君的怨恨，大哥的责骂，母亲和二兄态度的暧昧……他潸然泪下，心乱如麻。每每想到日后自己抛妻离子的悲惨可怖的景象，他便痛苦万分，为难至极。“追求新的爱情，还是恪守旧有的婚姻”，对他来说，真是攸关生死的大问题。对爱人的热恋和对妻子的忏悔，新旧婚姻不能两全的痛苦，让他饱受煎熬。

    抗战中郁达夫赴新加坡办报，新加坡沦陷后，转入苏门答腊隐蔽，化名赵廉，在印尼巴东经营“赵豫记酒厂”。为更好地掩护自己的身份，他又在1943年9月娶何丽有为妻。这位第三任夫人原名何如转，出身贫寒，相貌平常，没有什么文化，只能讲广东台山方言和印尼语，但是年轻，会料理家务。“何丽有”是郁达夫给她取的名字，用以嘲弄她的相貌——“何丽之有”。对她，郁达夫尽显才子狂态与玩世不恭。譬如，在众人面前经常称其“婆陶”（马来语，傻瓜）；新婚之夜，发现她仍是处女，于是在朋友们面前说应将其乘兴所赋诗句中的“聘罗敷”改为“破罗敷”；婚书与遗嘱均隐瞒个人年龄，结婚时四十八岁谎称四十，立遗嘱时五十岁又说五十四；如此等等，极尽调侃轻蔑之能事。然而，事情每每出人意料。正是这个“婆陶”何丽有以她的青春、大方、爱意与坦然，给郁达夫的第三次婚姻带来了朴实、原始、纯洁的趣味，使其正在衰竭的生命再次焕发出青春的活力，着实给他的晚年带来诸多意想不到的安慰。郁达夫与何丽有的结合，本质上毋宁说是对男权社会的回归，对自由恋爱的否定；而他对个人身份年龄的隐瞒则又背离了他一贯率真的性格，这或者可以说是以政治需要为掩护的自我中心主义。直到郁达夫遇难，何丽有才知道郁达夫是中国文化界的名人，而不只是一名寻常的酒厂老板、“都岗八杂”（马来语，读书匠）。晚年郁达夫在抛却对美丽聪明的现代女性的追逐后，竟意外收获了一份充满原始温馨与真情的刻骨铭心的夫妻之爱，完美地收束了他一生的婚恋之旅。这份意外再加上真实感，便造成一种更加复杂的况味，很难分析不易辨认。

    在郁达夫的婚恋之旅中，内心世界始终澎湃着具有深刻时代印记的无法摆脱的矛盾。曾有学者指出，郁达夫的小说直接体现了五四的复杂性，它只能产生于五四。之前，不可能出现；之后，必定要变异。它像一颗高悬的孤星，永挂在时间的夜空，具有五四的典型性。同他的作品一样，郁达夫的人生经历与婚恋历程也呈现出五四时代的复杂性与典型性。五四一代人中，不止郁达夫一人面临这种处境、有过这样的经历。其他如鲁迅、郭沫若也都不得不接受了“母亲的礼物”，胡适有母亲做主的妻子江冬秀，徐志摩也有“父母之命”的张幼仪，等等。只是因个人性情的差异及思想观念的诸多不同，这些传统婚姻的结局亦各不相同。他们生存其间的民国从时间分期上已步入现代，但在那些纷纭动荡的乱世岁月，新旧并存的过渡特征和以男性为中心的观念仍顽强地存活着。文人雅士诗酒风流妻妾成群。他们一方面追逐新潮的自由恋爱，一方面又享受着传统的多妻制度。“传统”与“现代”纠缠着那一代知识分子，使他们的婚姻与情感无不打上浓郁的“过渡”时代色彩。而江南才子的风流俊雅与一夫多妻、才子佳人的传统士大夫趣味叠相汇聚，便形成了郁达夫随风漂移逐水流荡的才子心性。三次婚姻之外，郁达夫还在他的自传《水样的春愁》、《雪夜》、《乱离杂诗》及其他散文小说等作品中几无遗漏地向读者展示了他的少年初恋、狎妓、婚外恋情等情感花絮。目光敏锐冷眼旁观的张爱玲看出了爱情理想主义态度中的似是而非，移居美国后于1957年创作《五四遗事》。主人公罗文涛的经历和处境在五四那一辈人当中是相当普遍的。罗是最早一批开风气之先的人，但最后却落得“三美团圆”的结局，令人哭笑不得又深长思之。除了“三美团圆”的结局，郁达夫与罗文涛在精神气质上是何其相似！徘徊于新旧婚姻、自由恋爱与传统家庭幸福，郁达夫婚恋历程中凝聚的那份历史沉重感使得“命运”这个字眼注入了复杂的人生感慨。

    身处乱世，面对国难及个人经济困境，在爱情婚姻的漩涡中沉浮起落不断挣扎的郁达夫，留给我们的是一曲真实生命的回响。他一生的情感波折与婚恋历程，处处透射着浓郁的五四时代的文化氛围，因此，无论它怅惘也罢，迷离也罢，悲歌也罢，一如他的文学名篇，那充满悲剧气质的生命因这斑斓多姿的婚恋与情感生活的点缀而熠熠生辉，焕发出迷人的光彩，成为岁月无法尘封的传世之奇。

有一天，双胞胎兄弟与祖父外出。他们穿过树林，来到一间旧棚子，三人一起进入这间旧棚子。双胞胎哥哥突然抱怨说：“外公，我们出去吧，屋子里臭得要命，好像是堆马粪的地方。”他就站在门口，一副气恨恨的样子，因为新鞋沾上了马粪。祖父还未答腔，却看到另一个小孙子快乐地冲进去，沿着分隔的牲口间东张西望。“你在找什么？”祖父问：“为什么那么快乐？”双胞胎弟弟回过头说：“有马粪的地方一定可以找到可爱的小马。”

读黛比。福特（Debbie Ford）所写的《黑暗，也是一种力量》，我感触良多。我们为了活在众人认可的眼中，耗去了太多的能量，而自我就此变得支离破碎。黛比。福特曾经放纵自己，过着吸毒以及复杂的感情生活，原本很可能因此而早逝，或在戒毒所被强制解毒。但现在她是加州乔帕学院的讲师，并与独子居住在加州。一切的内在转变，都是因为黛比。福特认识并揭露了在黑暗处的个人阴影，更重要的是她勇敢坚强地拥抱了这些阴影，也因此成就了本书。追求完美其实就要追求完整拥抱自己的阴影是让自己更完整更有力量的方法你有多久不曾跟自己谈心了呢﹖

一般来说，我们都相信人有好和坏的特质。为了要被人认同、接纳、喜欢或成为好人，我们尽所能去除坏的特质，或者至少把它们隐藏起来。

小时候，我们体会到有哪些行为或任务若做得棒的话，就会被接纳或认同。因此，我们的自我认同就与好的特质或角色如善良、温驯、听话等联结。反而藏在里边的自私、残忍、叛逆等坏特质，则被视为阻碍我们成长的小恶魔。我们都很害怕去碰触藏在内心深处的黑暗面，不断地想尽法子镇压这骚动不已的它。然而，无论我们如何地打压，这恶魔的爪牙始终无法化解。可怕的是，我们越抗拒，它越有形有状地透过我们的态度和行为在生活情境中呈现。

许多人耗尽内部能量务求让自己做每一件事都很完美。可是，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时常会听到内心的呼叫：“你做得不好！”“你不够格！”等杂音。当这些杂音越来越大声时，我们就更加谨慎不让自己犯任何差错。如此，我们的心灵都受到好恶辖制失去自由了。孰不知这些所谓好坏特质其实就是原本真实的自己。我们害怕在人群中标新立异，因为我们对被人隔离的恐惧太深刻了。因此，为了生存，我们变得擅长戴起“表现得体”的面具！长久以来疲于隐藏和逃避黑暗面，用面具继续掩饰自己，结果遗忘了粉饰底下真实的自己。

然而，成为“好”人意味着只活出一半真实的自己，而不是成为一个整体的人。成为整体就是正面或负面的特质都有，因为它们都是我们的人性成分。我们拥有的每一种特质，其实都在教导和帮助我们找回整合之路。即使最坏的特质也与好特质同等规定我们作为人的本质；无法拥抱黑暗面，就无法认识自己充满潜能，比如说自私具有爱自己的能力；叛逆具有创造的能力等。我们也可以从认识和面对自己的黑暗面学习接纳及宽恕自己的能力。这一切都是上天给予我们宝贵的人生礼物。所有黑暗面都是一个祝福，一份礼物，引导我们朝向更高层的自觉并与内心重建亲密联系。

奇怪的是，我们一直都无法回避黑暗面，它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回访我们，不管是透过何种方式。当我们指责或审视别人的错误时，其实我们内心也有相同分量的特质，否则我们根本感受不到什么是自私、高傲等‘坏’特质。或许我们也很奇怪，为何时常会让拥有这些特质的人来挑战自己的接受程度，可怜的我们也一再地重复过去的行为来作回应，如此久久不能打破循环，一点都不自觉。若仔细地琢磨，不难发现我们难于接受的部分一直在提醒我们：人生功课还未完成。除非我们去拥抱它，并把这些特质转化为内在潜能，不然我们所抗拒的还会持续。

凡是人都有黑暗面。《黑暗，也是一种力量》这本书将引导我们去揭露、拥有及拥抱黑暗面。在碰触黑暗面的同时，我们将重新找到力量和智慧，并且在内在深处对自己的人类本性注入敬畏与欢庆之心。

“当我们拥有更多的自己，更多健康的人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

日前，有网友在网上爆料，新疆作家遥远多次剽窃他人作品，列出一张“遥远抄袭作品一览表”，共有10篇涉嫌抄袭的小说。简单对比便可发现，除了题目，遥远几乎全文照搬原作者的作品。又有网友在天涯社区发表《致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女士的公开信》，指责遥远的无耻行为。而遥远所属的新疆作协称，抄袭事发后，协会已将其开除。

这个新闻颇有些意思。现在，“抄袭”这个词已经让人有些司空见惯了。仿佛在当下的文坛，如果哪一天没有点抄袭的事发生，反会让人感到奇怪一般。所以，作家遥远抄袭，本身或许算不上什么新闻，也谈不上有什么意思。算得上新闻、也令笔者感到有些意思的，是新疆作协因为遥远抄袭所采取的措施，即将其开除出作协。

也许有人要说，一个抄袭者，也就是一个文德败坏的写作者，被开除出作协是应有之事，这算是什么新闻，这里面又有什么意思呢？是的，就事论事，这也许算不上新闻。然而，结合另外一件事，它或许就有些意思了。

记得一年前，原文化部长、中国作协副主席王蒙，曾就自己推荐刚刚在被诉抄袭案中败诉的郭敬明加入作协一事回应质疑，称郭敬明是否抄袭与他能不能加入中国作协是两回事。你能写书，能出书，有读者看，这就行了，进入作协也不是要把人推举为道德楷模。

我们可以看出，新疆作协之于抄袭的态度，与王蒙有着巨大的反差。考虑到王蒙对郭敬明的推荐后来被中国作协所接受，从而使得郭敬明最终成为中国作协的会员，可以说，在对待抄袭的态度上，新疆作协与中国作协之间有巨大的反差。

我不知道新疆作协和中国作协为什么对抄袭的态度如此不同，但无论如何，我都要支持新疆作协的做法。因为这才是负责任的，是对中国当今的文坛负责，是对中国文学的未来负责，是对中国的作家们负责，也是对中国的公众负责。

我不敢说新疆作协开除遥远对于扭转文坛抄袭泛滥的歪风有什么立竿见影的效果，不过，我敢肯定的是，中国作协的做法对文坛的抄袭歪风却会有推波助澜之功。

日前，有网友在网上爆料，新疆作家遥远剽窃他人已公开发表在知名文学刊物上的作品，发表在同样知名的实力派刊物上。记者注意到，除了题目，遥远几乎全文照搬。

对此，新疆作家协会表示已将遥远开除。（10月22日《北京晨报》）

一个作家抄袭他人作品，在今日已算不上什么新闻。如大名鼎鼎的80后作家郭敬明，曾经因抄袭事件闹得沸沸扬扬。郭敬明并没有因抄袭他人作品而受到什么“惩罚”，相反，还被中国作家协会破格吸收为会员。抄袭者能成为作家协会会员，这本身就是滑天下之大稽，也令世人不得不对作家协会“刮目相看”。

将他人作品拿来占为己有者，既不是创作者，更不是什么作家，只能称之为盗窃者。同为“盗窃者”，遥远没有郭敬明的运气好，他不仅落个“身败名裂”，还被作协开除了。之所以两者命运不同，说白了就是抄袭方法的不同。一个是照搬照抄，将他人作品直接搬过来，纳入自己的名下；另一个则是东抄一点西抄一点，将他人作品进行肢解，通过一番精心包装和缝制后，才隆重的向世人推出。遥远的抄袭，使人一看便知；郭敬明的抄袭，需要人们“按图索骥”仔细对比。正可谓“盗”亦有“道”，就看你“盗”的高明不高明。

抄袭者的目的，显而易见是为了名与利。也许抄袭者并非一开始就沦为抄袭者，他们在成为抄袭者之前，可能曾绞尽脑汁写出过一些好东西。但是，在名与利的刺激下，昔日的创作热情被名利欲所代替。要想快速“成名”或快速“致富”，在他们看来，唯一的办法便是抄袭。不用耗费精力，得来全不费功夫，何乐而不为？更何况作家协会历来看重作品，而非人品，哪里管你的作品出自何处？作品写的越多，你的收益也就越大。在高产量高收益的催动下，即使不让他们去抄袭，恐怕都很难。可以肯定的说，“混”在作家协会里的“作家”，不止遥远一人。只是，他们还没有被人揪出来罢了。

“对杨佳的审判不公就是对我们大家的威胁，这是毫无疑问的。” 

今天是十月二十号，杨佳的二审下来，维持一审死刑原判，你有什么感觉？

我几乎说不出话来，因为这里可说的太多了。表面上看上去，一个很简单的案子，得到一个简单的必然的答案。可是造成这个必然性，实际上是经过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层面，是整个社会整个历史经过了很多年，经过了很多可能性，才造成了这么一个简单的答案。

在这个过程中，你是不是期待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

实际上我不认为这个奇迹会存在，但是我还是觉得，人的生存，每个人的行为必须证明自己存在的可能性。这也是我个人生存的一个需求。杨佳只是在这个问题上，使我有可能阐述这件事情。也正是由于这种难度和不可能性，我才写了二十多篇文章，自己也很吃惊，从来没有为任何事情这样做过。可能就是因为有这种不可能性吧。我想，如果这个事情会有另外一种可能，有其它人为这个事情在做努力，那我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去做。

这个事情，跟你以前关注的一些事情有一些内在的关联。它不是偶然的，比如邱兴华被判死刑，萨达姆被判死刑的时候，我记得你当时的一篇文章，你对这两个人异地被几乎同时处死，表示了特殊的愤怒，当时那个情景我印象非常深，你能讲讲这三者之间的关联吗？

这个问题我倒是完全没在杨佳案上谈起，就是死刑的伦理问题，在杨佳案中还没有机会谈到，因为我仍然认为杨佳案是有可能改判的。当然，这个可能性现在越来越小。如果说是他判了死刑，那么就涉及到一个死刑的伦理的问题。

大家知道，中国是一个死刑在世界上最多的国家，他曾经是世界死刑总量的一半以上，此前最多的时候是达到四千多人，整个世界所有的国家是七千多。受到舆论谴责后，做了一定的改善，将死刑的复核权交给了最高院。这么做以后，使中国的死刑少了一些。

首先，死刑本身有悖于伦理。如果说杀人者必被杀，这实际上是说，除了上帝以外，人有权力夺取他人的生命。如果说生命是至高无上的，是有其尊严的，那么原则上是谁也不能碰，一个人杀了他人，你再杀他，等于是说你支持取消他人生命的伦理合法性。

回到杨佳案，死刑之前这一段，甚至说到他犯罪之前这一段，都是含糊其辞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普遍的危险。为什么一个人，一个普通的二十七八岁的青年，在上海借了辆自行车旅游，会被警察扣留，殴打，警察之后不承认，造成他在申诉了很多个月无果之后，再前去进行“报复”，那么这个报复的过程，都没有严格地按法律程序来取证，致使这个案件变成一个非常不清晰的案件。那么是在什么情况下，一个体制会为了遮掩一个小的漏洞，把它变成一个非常大的缺口，暴露了体制的根本问题。这是原则性的问题，面对这个问题，你会想到，一个明显的杀了上海的六个警察的案件都会在它的案情上这么不清晰，那么在其他的案件当中，中国公检法的程序问题，清晰度问题，会是个什么状况，这是我有兴趣的地方。它清楚地说明了它缺少独立公正的司法伦理体系。背离了这个伦理体系，法律起到的不是除恶的作用，而是恶本身。这是恐怖的一件事情。

你在关注杨佳案的过程中，曾经想到避免死刑，从法律程序的角度来讲，现在还有 “死刑复核”的程序，你说在这个阶段会产生奇迹吗？

这很让我怀疑。我试图认为，违背法律，或者违背事情发生的逻辑，违背善，只是个人或是局部的行为，这种理解显然是不对的，它更是一个体制一种文化的行为。因为我在想，如果整个案情发展过程中，这七个警察，如果有一个人能站出来说，我打了他，这个事情是不会发生的。在侦讯阶段，如果闸北公安局进行侦讯的人，严格的侦讯，这个事情也不会发生。如果在司法鉴定的时候，精神病鉴定如果按程序来，按合法的方式来做，这个事情也不会发生。如果当时他们能够回避，选择异地来审判，异地侦讯的话，这个事情也不会发生。一审的律师，如果有一点律师的贞操，有一点道德的约束，真正地为他的辩护人服务地话，这个事情也不会发生，当然还有一审的法官。二审的律师，所有的这些只要是尽了一点善心；这个事情也不会发生。你会发现，它是一个群体性的堕落。就是说要不惜一切代价，包括二审的律师，很明显地，来完成对这个人的死刑。这实际上是很盲目的也是很愚蠢的，你杀了杨佳一个人，但是，实际上付出的代价是整个社会伦理的颠覆和错乱。告诉所有人，在这个社会是没有道理可讲的。

我从来没有见过比这个更愚蠢的事情。如果是媒体能够公开的报道，新闻调查能够做一个简单清楚的判断，如果有独立的媒体，或者是独立的司法都不会发生这些问题。这是每一个人把他推向死亡。实际上推向死亡的已经不是杨佳个人，是整个社会的腐朽结构。

我更相信，它是撕开了这个社会结构的某些真相，实际上是在整个社会的运作当中，国家机制还有各种程序之间，习惯性的采取了某些对事实的不尊重，对程序的藐视，而这一程序本身是不需要太大的代价就可以坚守的。这样一个麻木的群体的无意识，你觉得是开始于什么时候？是不是我们大家都有可能是一个共谋呢？

开始于当一个权力，一个结构，它的合法性是有问题的时候，那么和他相关的所有的细节都会有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结构的合法性的问题。

下面，如果这个事情告一段落，那么它所产生的后遗症里面，有没有积极的因素？

这个事情不可能告一段落，它只是整个社会伦理腐败的一个部分，它像一块伤疤一样永远会在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人的脸上，留在这个国家的脸上，毁灭是没有阶段的。耻辱也是不可能告一段落的。

有一种说法，杨佳案反映出法庭裁定在逻辑上的一个悖论。如果承认杨佳是报复杀人，那一定有报复的原因。如果没有原因，那他悖于常理的行为只能用精神病来解释。是事出有因与事出无因，两者必居其一。现在看，这是不是在程序上的一个怪圈？

这个逻辑是清楚的。这两个逻辑都不能够成立的话，那只能说这个做判断的人精神上有问题，这个体制有精神病，这是很清楚的。

在二审裁决之前，律师翟建通知杨佳的姨妈很可能维持原判。

这也是很可笑的，原告还没有出现，作为辩护律师的翟建就通知他姨妈说会这么判，很简单，翟建在这里面是有交易的。这是不可以想象的事情。

记得美国有一个世纪审判的“辛普森杀妻案”，就是因为检方取证程序上的错误，最后辛普森被宣判无罪。公众看到了“证据”在司法中的严肃性。此案中类似的很多基本证据都没有呈现，这个事情是不是离谱了？

不但基本证据没有，而是公诉人毁坏或者掩盖证据，这更恐怖。比如说杨佳的母亲在哪里？这是任何一个人都要问的一个问题。不是因为任何人都有母亲，而是她是重要的知情人。她如果是同案犯，那么你必须把它抓捕归案，她如果是知情人证人
之一，也不应该消失。何况她是重要的证人。杨佳当时在警察局里三次给她打电话，话费花掉两百元。当时警察局发生了什么，她是唯一知道的人。那么把她藏起来，这是什么意思？很明显，这个案子是不用审的，第一秒钟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实际上，审，使法律能给他们的一个机会，让他们有机会在若干个点上纠错，但是他们没有把握机会。谁都知道他们做了什么。他们也能在杨佳案刚发生的时候，把一个在网上写东西的网民抓起来。这显然是违法的。现在拘留一百多天了，这个网民现在哪里，这是依据什么样的法律程序来完成的？上海他们是非常自以为是的，他们认为他们是万无一失的。但是他们错了，因为这个时代不一样了，人们不需要按照他们这一套程序来鉴别他们是不是违法的。

你受到过威胁吗？

我每秒钟都受到威胁，因为我生活在一个非常有危险性的国度里。

具体讲有没有明显的威胁？

对杨佳的审判就是对我的威胁，这是一样的。不是一把刀子抵着我，才是对我的威胁。只有猪才会这样去想问题。当一个人的尊严，他的生存的理由被动摇的时候，他就是受到了最大的威胁，这毫无疑问。

这个问题是否有转机的可能？

几乎没有。中国的法制在过去的三十年来几乎没有进步，这是让我很吃惊的，它处在了一个冻结状态。虽然经济发展，甚至经济的发展也可能是靠法制不健全来完成的。前两天，哈尔滨的警察打死了一个学生，那么刚开始就传得乱七八糟，播出录像好像是学生在打警察，这是多么可笑的事。全世界没有学生打警察的事。今天播出了后二十分钟的录像，是当初电视台没有播出的，是六个警察踢一个学生五六分钟，一脚就可以把人踢死的。现在承认了是警察施暴。要在这种问题上去争论，人被打死了，仍然要去争论这种问题的话，何况杨佳只是被打伤过。杨佳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就是说凡事要有一个说法，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必须给你一个说法。这是说，他曾经向这个社会讨公道，但是这个公道他没有讨着，他最后用自己的行为去完成他的认知。

二审的辩护律师翟建说，证人警察是不必出庭的。

胡说八道。辛普森的案子，就是证人出庭才翻了这个案子，要不然是不可能的。这样的话，你等于说杨佳也不用出庭，那你就完全想怎么判就怎么判吧。这个王八还能做律师，是很奇怪的事情。他还是上海十佳律师的第一名 “东方大律师”。

如果接受了北京的律师，会有什么结果呢？

北京的这个律师好很多。当然，上海必须请自己的律师，为了避免麻烦，让真相不在法庭上呈现出来。

杨佳没有受到公正的审判，没有受到最起码的公正的待遇。那么这是很恐怖的。如果说在公安局里面受到了殴打，是不公正的，那么他在法庭的待遇则是更加的不公正。如果说这个法庭是公正的话，那只能说这个社会是一个完全不公正的社会。如果社会都没有这个认识的话，那我们连审判都不要谈了。

二审的时候，上海在处理媒体的时候跟一审有区别，似乎开放度大了许多，是不是他们也感觉到了一些不妥？

不，他们从最早和最后都想的很清楚，就是把事情掩饰掉，不存在什么不同的感觉，一审是秘密审判的，造成了很大的社会舆论，二审必须要做的公开一些，但是所谓的公开是没有意义的，连同室都不是，在另一个房间看录像，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公开审判。这是中国对司法公正的理解。如果这叫“公开审判”，那就等同于，中央电视台做的动画也跟直播一样。

这个事情在整个世界的舆论里是不是必然有很意想不到的影响？

老实话，没人搭理你，中国人爱死不死，没人搭理你。这个世界也没什么所谓的永恒的公理可以谈。这是件自己折磨自己的事。

越来越悲观了？

没有，既不悲观，也不乐观，这是我们的处境，我们必须了解它。

我很感动，现代艺术在当今社会中，期望艺术家在核心问题上要体现出来独立言论和自由勇气。跟你有相似影响和地位的人，好像集体失声了？

我不知道。我只能从伦理上说，任何一个人，如果是不为正义而战，不为所谓的公平而战，他就是非正义和不公正的一部分。这毫无疑问。

（完）

张华洁根据电话录音整理

一、艰难的“存有”

一个时代的文化环境是由多重力量共同模塑，政治、经济、文化传统、传播媒体等等，由此组构一个庞大的文化生产场域，能够顺应体制占居框架核心袭夺最大资源的是主流文化，退居边缘的发声为非主流文化。中国大陆地区主导文化环境的主要力量是政治，经济、文化传统、传媒都被收纳在意识形态的解释单元中生存，形成了文化专制现象。诗，由于内聚穿透界域的力量，它的先锋性格在时代剧变中坚守边地发声，产生批判时代导引心灵的作用，也无可避免地常遭压抑。大陆先锋诗歌自1979年新诗潮以降，就是一股在地层下潜伏推进的实践“自由意志”的心灵史。

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取得中国大陆统治权后，利用国家权力以训诲与强迫手段解除资产阶级的财产，并将生产工具与土地收归国有，打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而实际上进行由非劳工主导的长期独裁的极权统治。而马克斯学说潜藏的暴力因素与僵硬的批判性格：「批评并不只是一把外科手术刀，而是一件武器，其目的不仅是要驳倒敌人，而且要毁灭他们」（马克斯）。进一步影响了毛泽东在中国大陆发动无穷止的的阶级斗争与思想改造运动，极权统治在虚假的集体生存利益的前提下，不但废除了私有财产制度，也框限了个人的生命自由、表达自由的权利，人被迫承受了双重虚无的生存苦难：「对人的个人价值、人与土地连结之放弃。」1976年起的文化大革命以更加剧烈之恐怖斗争运动，扫除文化传统在社会与人心中的精神支持力量，更导致当代中国遭遇人类文明史上空前的浩劫，生命实存的基础被扫荡一空，时代的虚无感广大弥漫。

大陆先锋诗歌即在此历史脉络与社会架构下，展开了对「人」的基本价值的重新确认，以审美价值求索为前导，进行对人性价值反省与复苏的工作；是以文本中的心灵自由体验与生命实存感受，对戕害人心的价值悬空，进行揭穿社会现实虚无与抵抗时代精神虚无，落实于诗歌文本中的生命实践运动。

本文选择9位活跃于八十至九十年代的诗人，探索大陆先锋诗歌的内涵与精神性，解析文本中潜藏的社会心理意识与时代命题。他们的诗虽然是完全不同的风格类型，但文本中呈现几个共同的特征：寻求生命实存感、自由心灵的渴望与游走社会框架的边缘性格。大陆先锋诗歌的文本探索不只拓宽了文学的边界，描绘出物性高度泛滥而人性仍遭集体箍锁的时代景观，更突显了社会心理意识中显著的庞大的虚无倾向。先锋诗人们藉由诗歌抵抗虚无对生命残酷的压抑，脱弃极权专制社会对心灵表达自由的禁制，体现人类追求免于恐惧的生存自由的永恒信念。大陆先锋诗歌对当代中国人的“存有”试炼做出艰难的响应与反思，对文化与社会的巨大蜕变，提出一个个发人深省的时代命题。

 

二、揭穿虚无

一首诗不只是一个诗人的独白，一首诗的礼赞与诅咒，流荡在一代人共同呼吸的空气里，一首诗一旦唱出了歌，不由自主地扰动了其它人的呼吸。一个人的生活不只是一个人的生存内容，也和一群人的生活模式、场所氛围息息相关；一个人缺乏灵魂的生存，究竟如何复制成一代人的虚无？一时代的兴衰爱恶，又如何致命地箝制着个人？

虚无是什么？虚无是「非诗」，人的生存背离了「生命之诗」。世界的残酷靡烂起源自人性麻木，人丧失感知生命之美的能力，价值判断的基础动摇。一旦人性痲痹与心灵缺席形成时代风潮，一切知识、经济、科技、教育甚至宗教，都可能轻率被利用成为杀人的武器，戕害生命之诗。「诗」鉴照生命立足之处，导引心灵感知生存之庄严，诗的教育重整人性与道德。诗的抵抗正直而激烈，没有诗的指引，连天堂与爱情都无法幸存；诗是存在的根本，是实存自身，诗的反面正是虚无。

朱文（1967－）的诗篇＜咏冬＞透过季节、农民、爱与死三个刀口，剥开现实探查生存，发现了一个时代的关键词：「虚无」。古怪的农民只知道辛劳地在现实中耕作，自己的心田却一无所有，「他自己那块地」因为缺乏生命的主体性自觉，以致荒芜多时。这个「农民」不是特定个人，而是比喻一代人；「季节」也不是特定年代，而是指涉当代生存空间，虚无就像病菌散播在空气中无限繁殖。生存之虚无终将吞噬一切吗？朱文为盲目地爱恋死亡、追求虚无的时代与群众，谱出了哀丽的咏叹调──

 

＜咏冬＞

风和日丽，这个季节

子虚乌有。

这个季节只是

另一个季节的比喻；

我的死亡，比作

你永恒的爱情。

古怪的农民，

需要的只是种地，

这里种一年，

那里种一年，

人间种一年，

天堂种一年。

瞧，他自己那块地

已荒芜多时了

劳累终年，这个农民

子虚乌有。

这个农民只是

另一个农民的比喻；

我的爱情，比作

向你飞翔的坟墓。

＜咏冬＞只有二十行，却具备雷霆万钧的气势与架构，以平淡深缓的语调扫荡大地。虚无来自生活教育，是谋生教会了人们说谎与欺骗的伎俩，生活经验结出了苦果；但虚无同时也收成了其它利益，敢将石子吹嘘成珍珠的人有福了！因为投资报酬率高得令人得意忘形──朱文＜吴江的手里长着一颗珍珠＞用叙事的语调，描画一幅寻常生活的浮世绘：「让我告诉你，这些年的生活//究竟教会了我什么。/他一边说，一边用右手抚摸着左手，/就像用记忆抚摸着//阵痛的生活。/他说半年前失恋的那一天骑车摔了一跤，/一颗小石子留在了手里。//天气变冷，左手就会发涨，/躺下的时候，就感觉它在逐渐发育。/所以我对现在的女友说：瞧，我的手里生长着一颗珍珠」。

覆灭生活愿景颠倒生命价值的虚无景观，有时还将刺伤未曾麻木的心。海上（1952－）诗＜高速的历史－悼被谋杀的Ｐ＞描写生命被无辜谋害的现场，惨白赤裸的女体宣告生命之虚无。当「历史」高速煞停之后，生命的遗迹留下了疑问：历史本身是否就是谋杀生命的事件与场景之累积？「绞在一起的日子总是她临终/的幻觉。今天秋高气爽/枫叶塞满了信筒/她的遗体在清洗之中/终于瞥见她/神圣的腹地惨白的丰乳//现在她的双腿全无羞耻地/分开。性区殷红的皮唇微微张开/那个小洞内还躲着她/生前的温泉/现在塞满了绝望」。历史是虚拟的文本，是人为的选择性记忆积迭的产物，诗人藉由人体切开时间剖析历史，猛然撞见历史只是一具血腥惨白的尸体，找不到凶手的谋杀遗址。

虚无也布置了一个黑暗深渊，不断切割存有自我变形的广漠流沙里，生活的陷阱教人寸步难移。马永波（1964－）的＜沙与永恒＞让蜘蛛吐出噩梦，道路流着油脂，从每日生活吐露的死寂：「又一个白昼消逝：那沙坑里的泡沫」，到虚无吞噬了一生：「“歌唱，歌唱，直到肉体消失，直到/支持你的欲望和愤怒都已不复存在。”」在水鸟与招潮蟹之间唯有泥泞一片。马永波的诗境非纯然纪实写景，而是镜子映照现实后所折射的诗意风光，「贩卖永恒的人」在诗篇的镜像中只留下背影，一旦将背影揭去，现实的存在感便在空气中蒸发尽净，生活胁迫人沦落虚无的沙坑──「“饮下这黑暗，你就能被人看见。”」

马永波表达的「虚无」诱惑你饮下黑暗、走入沙坑，余怒（1966－）刺探的「虚无」伪装成＜浪漫游戏＞：

 

一个女人在钟楼里生孩子

拚命用力

抖动着一身橡皮

钟声响了一下：当

她嘴里吐出鱼干

蜗牛睡着了

动物们走光了

钟声再响：当

她向外挤果汁

她全身埋在玻璃渣里

她不说话

玩着空心球

「钟楼」按时敲钟报时，告知时间的准则、时代的定律，响亮的钟声警醒社会，钟楼象征时代精神。「在钟楼里生孩子」，就要生孕出什么样的一代人？生出「鱼干」，被太阳无情晒瘫了的干瘪的生命；挤尽「果汁」，生活被时代压挤变形而流尽人生的汁液。时代浪漫游戏不负责任的历史后果是：匮缺新鲜生命要素的钟声与只能苦中作乐的钟楼。余怒是一个尽责的外科医生，精准的透视仪器与手术刀只不过是几行诗。

周伦佑（1952－）表达的虚无是理想之夭折，烛火点燃与烛火熄灭之间显示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过程。古人秉烛夜游为了疏散白昼寂寥，慰藉人生苦短，今人秉烛，凝视「夏天成为最冷的风景」，烛光照亮了举起蜡烛的手，眼中的火炬炯炯燃烧──

 

更多的手在烛光中举起来

光的中心是青年的膏脂和血

光芒向四面八方

一只鸽子的脸占据了整个天空

再没有比这更残酷的事了

眼看着蜡烛要熄灭，但无能为力

烛光中密集的影子围拢过来

看不清他们的脸和牙齿

黄皮肤上走过细细的雷声

没看见烟火是怎么熄尽的

只感到那些手臂优美的折断

更多手臂优美的折断

　　　　烛泪滴满台阶

死亡使夏天成为最冷的风景

   ──＜看一支蜡烛点燃＞节选

＜看一支蜡烛点燃＞写于1990年4月西昌仙人洞，周伦佑因经历六四事件现场判三年劳教关押在此。诗篇以「蜡烛」象征「青年的膏脂和血」，激情点燃的小小烛光印证生命本自具足的温暖，与相互光照之「仁」。秉烛的象征意义是巨大的，不管是对一个人或一代人。蜡烛熄灭不只是烛光灭尽，更重要是「象征」的文化力量也遭覆灭，虚无带来了永夜──再也不能自我照明之空虚感，才是更残酷的社会心理事实。互为照明与相互吞噬只在一念之别而已。

虚无来自死亡灼烫之痛，也来自爱情淋雨无家可归的哀伤。爱情是人生抉择的重要动因，而非抉择的成果，爱情无可选择！「死死扭住爱情」就像一道晚餐一吃再吃，迟早要打破碗盘。虹影（1962－）诗＜爱情在雨中走出门＞将现实生活中两性情感的张力抽象为一道门，门之开启与关闭。爱情在「如果」的意念中徘徊流浪，寻找家园。「幸福据说就是爱情，为此我出售终生/避免发誓而神色慌张/爱情在小楼外淋着暴雨/挣扎，大喊，扑倒/然后从容地爬起，向我的门走来//冰凉的手伸过去抵住门/而水迹沿台阶在流/于是就结婚/如果除了爱情，没其它奢求」。爱情之艰难必须回归生存之艰难，唯有解决了生存虚无的命题，生命之实存感才能引导爱情走进家门。

于坚（1954－）的＜事件：停电＞探索日常生活现象，藉由诗的宏观俯瞰与微观检索，彰显隐蔽在日常生活中不易厘清的模糊影像──

 

书架后面的墙纸糊于马年　墙纸后面的砖头是一八九七年的

冰块冰箱里　衣服衣架上　水在水管里　时间钟壳后面

柔软的是布　锋利的是水果刀　碰响的是声音　痒痒的是皮肤

床单是洁白的　墨水是黑色的　绳子细长　血　液状

皮鞋48元一双　电四角五分一度　手表值四百元　电视机二千五百元一台　

一切都在　一切都不会消失　没有电　开关还在

电表还在　工具还在　电工　工程师和图纸还在

不在的只是那头狼　那头站在挂历上八月份的公狼

它在停电的一剎那遁入黑暗　我看不见它

我无法断定它是否还在那层纸上　有几秒钟

我感觉到那片平面的黑暗中　这家伙在呼吸谛听

这感觉是我在停电之后　全部清醒和镇静中的唯一的一次错觉

唯一的一次　在夏天之夜　我不寒而栗

  ──＜事件：停电＞节选

 

丰富的日常生活语汇构成于坚诗歌的材料，以日常口语的质地写作，进而穿透社会空间装修的外壳，揭露悬在头顶上无形的思想检查刺刀，或隐蔽在墙纸上监视民众隐私的公狼。因为无所不在所以是更不易觉察的虚无，在诗的探照之下瞬间露出鬼脸，转眼又遁入乔装实存的现实黑暗中。漆黑总是伪装成洁白，苦涩的心不免妆扮出甜蜜的笑容，人性的残酷压抑往往变形为荒谬的戏剧形式，在现实生活中重现──「幸福的花粉耽于旅行/还是耽于定居，甜蜜的生活呵/它自己却毫无知觉。//刀尖上沾着的花粉/真的可能被带往一个陌生的地方/幸福，不可能太多/比如你也被派到了一份。//切开花儿那幻想的根茎/一把少年的裁纸刀要去殖民。」（孟浪（1961－）＜连朝霞也是陈腐的＞节选）。被框限的虚假的幸福感来自权力的派遣，来自政治的恩赐，来自有条件的交换，来自刻意遗忘刀尖抵住生存脚跟的心理虚妄，直到「幻想的根茎」被诗歌决然截断。

柏桦（1956－）的诗篇＜恨＞，揭穿时代虚无景观的几个主要特征：从意识形态自卑心理与阶级论野蛮的立场伪造出来的狭隘世界观，以及盲目斗争相互噬血的群众集体疯狂。「恨」的气味是令人作呕的气味，一个为恨而活的人，一个恨人类的人，他是谁？他是我们吗？

 

＜恨＞

这恨的气味是肥肉的气味

也是两排肋骨的气味

它源于意识形态的平胸

也源于阶级的多毛症

我碰见了她，这个全身长恨的人

她穿着惨淡的政治武装

一脸变性术的世界观

三年来除了磕头就神经涣散

这非人的魂魄疯了吗？

这沉缅于斗争的红色娘子军

看！她正起义，从肉体直到喘气

直到牙齿浸满盲目的毒汁

一个只为恨而活着的人

一个烈火烧肺的可怜人

她已来到我们中间

她开始了对人类的深仇大恨

三、抵抗虚无

在虚无之火焰烧遍大地的时刻，诗人的独白不只是洞穿虚无的心灵表达，藉以澄清视界洗涤自我，更是抵抗虚无的必要手段。文字寻觅表达自由的渴望促使诗篇解剖自己透视他人，回返朴质的内心，寻觅生命实存的根据地，击破虚无毁灭性的圈养与诱惑。时代的无形牢笼对生存而言未尝不是一件礼物，觉察身体被束缚禁忌之不快，尔后才有越狱冲动，敢于以文字拆毁意识形态铁墙，让疲惫的心灵脱困，用诗篇歌咏自由。

先锋诗人抵抗虚无的第一条道路是：越狱。生命渴望脱逃禁制自由的意识形态樊笼，离弃窒息心灵的教条的黑暗与暴力恐吓。抵抗虚无的第二条道路是：自我教育。先锋诗歌以冰冷的思想刀锋挑开制度性暴力虚无的果核，挽救沉溺于温暖中的脆弱肉身。自我解剖自我质疑之痛使生存的选择愈形艰难，但也延缓了堕入黑暗的速度。抵抗虚无的第三条道路是：信仰生命，信靠朴质的人性，在诚挚的诗歌场域里，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天地之大美无所隔碍，道德自在其中，使人为造作的邪恶无法趁虚而入。

朱文抵抗虚无的方式正是越狱。朱文的社会身分从电厂职工到民间诗人、专业小说家，以至荣获国际声誉的电影导演，一路披荆斩棘，穿越社会角色规范，脱逸时代意识形态的囚笼。＜2月16日，越狱＞陈述了三种脱逃形式：母亲「破墙而出」，从家庭伦理规范逃亡；父亲「撞破高脚酒杯」，超越欲望的自囚；我的双眼「跃入一小片阳光」，心灵视野从生存场域的暗室越界，抵达阳光照耀之处──「母亲停下来，整理额前的头发，/猛然破墙而出。在同一时刻，//父亲在葡萄酒中大喊着，用头撞破了/高脚酒杯。反正谁都嗅出：//有人越狱了，不是我，就是/其它什么。从床上，光着脚来到//地面，我当然不想现在就接近你，彷佛/那是漏往地球另一端的洞口，而双眼//从眼眶中蹦了出来，一只红，一只绿/在半空中久久地对视，然后又//一起跃入那一小片阳光──听到落水的/声音，我知道此刻有两片不大的水花//反正谁都能嗅出：有人越狱了，不是我/就是其它什么」

越狱的另一个典型是脱弃「重复与报复」恶性循环的社会生活模式，拒绝接受集体命运的挟持。在大陆专制极权社会中个人履历与群众履历吊诡地相互复制，而模塑着一代人相同的人生经历。余怒的＜履历＞从出生写起，六个月大的婴儿即遭遇文化大革命血腥上场的惊吓，「六月里，红色的冰块消失了，我回到/没有长出的感官中」，奇异的红色冰块融解出一大摊血水，感官逆向畸形生长，「一岁吃树叶、牙膏、棉絮、铅、菊花/两岁半，吃蝴蝶和灰烬/四岁吃下第一只猫」，中间夹杂骨头的吶喊与灵魂的折磨，「今年我被迫到了三十岁，我看见/第一只猫和最后一只猫的迭影，它们追着/各自的尾巴打转，后者是对前者的/有意的重复，（或基本的/报复？），我想起父亲，我的孩子/去年和今年/今年一过，眼睛里会下雪，我会悄悄/把身体从世界上摘掉」。「摘掉」这个语词的出现可不容易，它的前提是「眼睛里会下雪」，从液态的泪水到冰晶的雪花之间，心灵经历多少沧桑！「摘掉」是夺回个人命运的裁定权，重新掌握生命的自由意志。从生活的牢笼脱逃与对生存实相的冷静透视，是「越狱」景观的一体两面；孟浪＜讽刺的痛苦＞直接就把社会送上解剖台观察：

 

做完功课，躲进清白的造纸厂

在切纸机前，他肢解着自己

早两年那些过于疯狂的念头：

一个半大孩子，在作文中杀死了老师！

 

造纸厂在流血，工人们原地木立

从纸筒自行滚出的纸张多么洁白

像一匹匹白绢，把露白骨的工厂

不，把社会，包扎了一层又一层

一个半大孩子，可能就干了这些

  ──＜讽刺的痛苦＞节选

 

「讽刺」的痛苦来自刀背对「讽刺者」的伤害，社会解剖与自我解剖彷佛相互拉扯的链条；自我省思如果缺乏社会关注的面向，恐怕难以觉察生命内部不断滋长的虚无。自我教育使抵抗虚无的心理意识落实于生活场域，不致抽离社会现实，沦落空想之途。

周伦佑＜仿八大山人画鱼＞关注的命题，在于传统文化的生活美学与当代社会的生活实存之间，生存的外部矛盾如何藉由诗切换为身体性体验？意念的抽象思维如何转化为抵抗虚无的身体实践之道？「我现在试着让鱼从墨与宣纸上游离出来/在日常的水里饮食些盐和泥沙/鱼出来了一半，另一半还留在宋朝/与现实接触的部分立刻腐烂发臭/剩下的半条鱼仍在宣纸上游戏着/把画家的心情硬生生的分成了两半/鱼看到自己被一只手从中剖开/我感觉痛时体验到了同一把刀的锋利」。现实的腐朽与身体的腐烂裸裎在同一块时空中，谁也无法遁逃！自我反思是一面明镜，照明个人生存在社会结构中的真实困境，使自我教育成为抵抗虚无的开端。

柏桦的＜选择＞写于1993年，适逢中国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关键年代，社会规则急速转变考验一代人的选择。被规则驯服？或者反抗规则？新规则根据什么来制定？什么是合理的规则？诗来自生活，而生活面临现实竞争的残酷考验，诗强迫人自我省思自我教育，质疑选择的正当性；沦落虚无？或者抵抗虚无！

 

＜选择＞

他要去肯尼亚，他要去墨西哥

他要去江苏国际公司

年轻时我们在规则中大肆尖叫

今天，我们在规则中学习呼吸

呵，多难啊，请别吵了！

让我从头开始练习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

这究竟是一些什么东西

肯尼亚、墨西哥、江苏国际公司

这就是诗，请选吧，这全是诗

抵抗虚无的第三条道路是回返质朴的人性，人渴望与自然交融，自我与他人之间油然滋生人性关怀之情。于坚的诗歌主题是自然与人文的对诘，生机盎然的先天自然与社会力造作的人文，互相鉴照互相砥砺。＜在马群之间＞阐述大自然神奇的力量，牵动人心涵包人性，人渴望解散身体的物质性虚无，融入天地变化之大美，高扬精神性实存。解散虚无是抵抗虚无的无为境界。「马群　为黎明的草叶所凝固的马群/静止的火焰　黑压压的一片　红压压的一片/当我跑过它们之间的时候/它们像观众那样扬起头来/我要跑得更加优美/我要在它们合拢过来之前/从它们中间穿过」（于坚＜在马群之间＞节选）

「虚无」是群众集体创造的社会性氛围，是相互疏离相互攻讦的群体共同施力的共业；要消泯共业，亦唯有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怀扶持共生，才有可能走向化解之途。觉悟生存的耻辱感！感知群体记忆之痛！「真不容易！我们踏着腥红热/的泥淖、踩着疫水/沿着陷阱/走到第四十几个印张/每个章节都埋葬着同路人/光辉耗尽的骸骨/谁能抵达最后一章？一页？//真想走回前几章掘出同伴/把他们埋在后记里」。人与他人之间息息相关的亲密联结感从哪里滋生？如何忍受生命之重以抗拒生存的轻浮？海上诗＜让我的祷告直达万物＞，透露生命的信仰，以诗篇祈祷历史的正道……。

没有诗的自我鉴照，人在虚无中会活得更艰难更麻木，但诗不只是自我救赎，诗来自悲悯自我悲悯他人，暗夜中发出浩荡天问：「承担苦难？或者寻找欢乐？」。诗是心灵的创世纪，渴望精神变革，在文字之梦想中打造理想的社会与生活，唤醒人人心里潜藏的良知。诗是乌托邦，也是反面乌托邦的批判者，揭露生存繁华的假面、沦落虚无之不义，诗的正义掷地铿锵。诗在一瞬间同时穿透爱与死，解放富人与农奴、刽子手与牺牲者；诗超越个人言说的广大寂静，把虚无与抵抗虚无静默包裹着……。

当诗的抵抗重返人性真实，寻觅人间诗意的栖居，不甘雌伏的秘密呼吸在混沌的暗夜重整心灵史，以文字作永不停息的攻击与防御，抵抗虚无的生命之诗正在黎明前夕挖掘阵地。生活伦理的图式是朱文诗歌的探索主题，用简单的生活事件与场景对应复杂的生命网络，悠缓道陈生命的苍凉。求索生活图式的本质，透视生存区位的变迁，诗渴望与生民合一，诗人的命运是承担人性的共业，迎接社会生存的动乱与之共浮沉，将时代命运显影──

 

＜1970年的一家＞

父亲是多么有力。肩上驮着弟弟

背上背着我，双手抱着生病的姐姐

十里长的灌溉河堤，只有父亲

在走。灰色的天空被撕开一条口子

远在闽南的母亲，像光线落下

照在父亲的前额

逆着河流的方向。我感到

父亲走得越快，水流得越急

1970年适逢大陆文革中期，三岁的朱文趴在父亲肩头。「逆着河流的方向」──多强劲的诗句！一个背反时代潮流的父亲环抱三个孩子，迎向妻子的阳光，以「家」无言的凝聚力，抗衡整个社会分崩离析的剧烈冲击。多么简单平和的一首诗，情感深厚意志刚强，把一切污秽人性的混浊空气甩得不见踪迹。「家」是生活伦理的根据地，一个情感分裂的家如同陷落牢狱，一个愿意分享爱心扩大关怀的家，凝聚小区与人群宛如生命共同体。在朱文诗＜她们不是我的孩子＞里，叙述者化身为伦理的主格──父亲，责任与愧疚交逼着诗人：「她们不是我的孩子，/我却是她们永远内疚，而又/一无所有的父亲。//一个公务员下班了，/脚步很碎，像老式钟表。/今天他可出格了，//他在菜场，闻到了憧憬的气味。/一只透明的、孩子的手在未来／返过身来──//请将我抚摸吧。/我是你们的古董；/你们的父亲，/请带我回家」。从二十世纪初叶鲁迅提出「救救孩子」，百年消隐了，二十世纪末朱文以悲恻的胸怀坦陈「孩子，请带我回家」，民族的魂灵依旧流离失所。构造罪恶的是我们，孩子的清真返身抚慰着可怜愍的大人。「家」毕竟是人性共同的向往，伦理生活护佑存有的根基，是抵抗虚无的最初阵地。

抵抗虚无的第二个阵地是「文化传统」，写作对柏桦而言不是孤立的个体行为，而是文化归建的过程；写作，同时也是人格锤炼的过程。文化怀抱与人格形塑的内外翻腾是中国文学艺术的精神中枢，在文化体性的认同上柏桦确立了他的审美理想。请听文化传统在当代的诗意绝响：

 

＜广陵散＞

一

一个青年向深渊滑去

接着又一个青年……

幸福就快报废了

一个男孩写下一行诗

唉，一行诗，只有一行诗

二十四桥明月夜

二

冬天的江南

令你思想散漫，抓不住主题

肴肉、个园、上海人

热气腾腾的导游者

照像吧，照像吧

他冻红的脸在笑

＜广陵散＞第一段同时面向过去与未来，而当刻的诗只有一行：「二十四桥明月夜」，就再也写不下去了。「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杜牧的惆怅凄美，柏桦的惆怅凄凉。美人吹箫是一个消逝的人文境界，在急速沈沦的时代里柏桦转向邈远峥嵘的诗歌传统发出无声的呼唤！＜广陵散＞第二段书写的正是它的对立面，物质嚣上精神虚无的现实即景：餐馆、游客、热气腾腾。这是一张空虚的笑！还是一张惨烈的笑！这张时代虚无的脸让柏桦折断了笔。＜广陵散＞是向稽康的魏晋风骨致敬，也是抒情传统在当代的舒放。宽厚绵远的文化传统，是抵抗虚浮的社会风尚最重要的根据地。

抵抗虚无的第三阵地是「自然生命」，生命回归创造的本源（天），与人性的怀抱（人），源源不绝的天人交接的能量涌向开敞的心灵。于坚的诗＜春天的咏叹调＞歌咏自然，向春天汲取诗意，浇灌日渐虚无被刨尽根苗的人文场域──

 

春天　你踢开我的窗子　一个跟头翻进我的房间

你满身的阳光　鸟的羽毛和水　还有叶子

你撞翻了我那只穿着黑旗袍的花瓶

安静的处子　等待着你　给它一束具体的花

你把它的水打泼了　也不扶它起来　就一跃而过

惹得外面大地上　那些红脸膛的农妇　咧嘴大笑

昨夜你更是残酷　一把抽掉天空摆着生日晚宴的桌布

那么多高贵的星星　惨叫着滴下

那么多大鲸鱼　被波浪打翻

那么多石头　离开了故居

昨夜我躲在城堡里　我的心又一次被你绑架

你的坦克车从我屋顶上隆隆驶过　响了一夜

我听见你猛烈地攻打南方　攻打那个巨大的鸟笼

像听见了印度智者的笛子　蛇在我身上醒来

可我不能出去　我没有翅膀　也没有根

   ──＜春天咏叹调＞节选

 

孤独演化的人类「没有翅膀　也没有根」，远离其它自然生命的扶持，成为地球上孤立自大的异化物，创造出耗竭地球资源的繁华虚无。对比于自然生命之神奇响亮：「只要你的花蕾一晃脑袋　你的蜜蜂一亮嗓子」，人类文明自残形秽：「我们的一切就死像毕露　像忍不住的饱嗝」。回归自然生命不是归隐田园，而是关怀自然融汇天地，跳脱人文社会模式化语汇的局限，让生命内在被压抑的自然资源重新苏醒，长出根须伸展双翼，接引天地无穷的能量。

抵抗虚无需要深刻的「思想求索」，思想的客观化过程使思维者远离自我遮蔽、任性纵情的危机。思想犹如刀锋，一方面解剖社会构造，认知制度性暴力对个人的杀伤力；一方面分析自己承受暴力伤害的身体伤痕与心理反应，甚至将思想者自身转化为施暴者的角色，体验暴力的快感与残酷本质。周伦佑的狱中诗篇＜在刀锋上完成的句法转换＞以思想上扬平衡生命被残酷压抑的挫败：

 

这是你的第一滴血

遵循句法转换的原则

不再有观众。用主观的肉体

与钢铁对抗，或被钢铁推倒

一片天空压过头顶

广大的伤痛消失

世界在你之后继续冷得干净

 

刀锋在滴血。从左手到右手

你体会牺牲时尝试了屠杀

臆想的死使你的两眼充满杀机

 ──＜在刀锋上完成的句法转换＞节选

 

思想的客观化检验还原事件的来龙去脉，厘清虚无的构造因素，寻找抵抗虚无的方向与手段。诗与思想本是灵肉交缠之亲吻，诗与思想统合的信仰催生出诗意回响的思想波纹，使诗中的思想震荡超越抽象思维数字检索的局限，直觉开启存有的秘密大门。周伦佑的＜染料公司与白向日葵＞对时代构造尝试了一次诗性解剖，描绘一间怪异的公司冷漠灰涩的场景、模糊压抑的氛围：

 

那是些非虚构的事物

说不出颜色的染料　混杂在

堆满废钢铁的屋里（一间废弃的牢房）

胶质状态的半明半暗中

一些神色漠然的人在掏洗煤块

（但没有水）几个妇女在缫丝

靠左边一些的水泥地上

不规则地摆着许多密封的罐子

一个陌生男人的面孔冷冷的说

“这是我发明的染料公司”

  ──＜染料公司与白向日葵＞节选

 

这间公司不是周伦佑的个人发明，而是胶质状态、水声与废钢铁交织在一起产生的迷幻作用，使得群众集体潜意识被俘虏进来，开发了这间社会牢房。盲目跟从光线的向日葵被集体种植在罐子里，被出处不明的染料染白，「打开《释梦词典》第65页  染料条缺/向日葵下面写着：某种危险的征兆」，诗有力地凿开虚无的裂隙，观察违反自然规律的社会生活真相，感思人间疾病的来龙去脉。

抵抗虚无的最后根据地是「良知良能」，诗是终极抵抗，良心也是。「铁屋子里的吶喊」是无法被听见的，必须凿开铁墙，光线、声音、气味才会透进来，人的思想、感情才能进行光合作用，呼吸自由。接引光明的就是良能良知，是与生俱来的人类生命本能：「连朝霞也是陈腐的。//所以在黑暗中不必期待所谓黎明。//光捅下来的地方/是天/是一群手持利器的人在努力。//词语，词语/地平在线，谁的嘴唇在升起。」（孟浪＜连朝霞也是陈腐的＞节选）。理想主义在孟浪的诗里化身为「十万只雄鸡」，在太阳垂死的一刻把世界唤醒；「十万只雄鸡」是诗的精神集结而成抵抗虚无的壮阔声音。诗的启蒙精神表现在孟浪的＜教育诗篇＞，孩子一生的远景眼看就要葬送在永远擦不白的漆黑里：「黑板的黑呀/攫住他们的全部纯洁。//新来的老师是你/第一课，可能直接就是未来/所以，孩子们在黑板上使劲擦：/黑板的黑呀，能不能更黑？」，但是诗人不忍心预言一座废墟，当课堂上喧嚣的谎言寂灭下来，诗的本质性静默即将现身：「危房里的小学生寂静/寂静，打开了它年轻的内脏。」，这颗年轻的内脏就是良心──抵抗虚无、自我拯救的最后阵地。

 

四、反旋的歌声

当共产极权的革命史观始终坚守着：「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之激进虚无的唯物思想，假理想主义之名行教条主义之实的一党专政，以无所不在的国家机器箝制着民族「回归与展望」的生存发展空间；而倾斜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改革，又使社会意识由「植物人」与「群众」，泛滥成无所不能相互吞噬的「金钱野兽」，「人」之价值求索仍然无所寄托。

大陆先锋诗人们以诗歌为时代切剖病理，时代之恐惧即个人之恐惧，时代之饥饿即个人之饥饿，在诗歌文本中表达生命实存的渴望，抵抗虚无对个人生存基础之侵蚀，以诗歌探索生命的创造契机。「先锋」的刺探目标并不止于「揭穿虚无与抵抗虚无」，而是要争取「人」本真本有的生存权利，使生命能够踏实地自由地活在世上，并从此远离生存的恐惧，转化中华民族无边无际的苦难命运。

当时代的主流文化以嚣嚷的态势服膺政治规范，高歌逃避“存有”之挑战的虚无合唱，大陆先锋诗人们则以逆反的歌喉清唱。时代在他们的身体切凿着纵横交错的深刻纹路，这些绞纽生命的力量在诗人的身心上回荡，经由不知名的回路传送到文字，再度反旋而出。它们蕴蓄一个时代变奏的可能动因，它们是流窜在地层下的存有之光，只要有足够的裂缝与共振能量，文字也会引爆系列的火山群，从而改变大地的面貌。反旋的歌声一方面是诗人抵抗虚无、追求人性真实的生命实践之道，以诗歌的自我洗涤消解生存挣扎之痛；一方面也是“人”自然权利的伸张。爱的渴望，追求心灵表达自由、免于生存恐惧的自由，是天地间生生不息无法遏止的自然能量，如三春草木郁郁勃发。诗，是心灵自由的呼息，见证时代收藏历史，更是导引社会走向和谐发展的重要基础。

 

 

【参考书目】

 

《他们不得不从河堤上走回去》朱文卷，黄粱主编，唐山出版社，1999年2月

《死，遗弃以及空舟》 海上卷，黄粱主编，唐山出版社，1999年2月

《以两种速度播放的夏天》马永波卷，黄粱主编，唐山出版社，1999年2月

《守夜人》余怒卷，黄粱主编，唐山出版社，1999年2月

《在刀锋上完成的句法转换》周伦佑卷，黄粱主编，唐山出版社，1999年2月

《快跑，月食》虹影卷，黄粱主编，唐山出版社，1999年2月

《一枚穿过天空的钉子》于坚卷，黄粱主编，唐山出版社，1999年2月

《连朝霞也是陈腐的》孟浪卷，黄粱主编，唐山出版社，1999年2月

《望氣的人》柏樺卷，黃粱主編，唐山出版社，1999年2月

《地下的光脈》詩論卷，黃粱主編，唐山出版社，1999年2月

 

《自由写作》首发

10月23日，法国著名的《国际信使》周刊宣布，该周刊设立的“首届《国际信使》外国小说奖”颁给中国作家余华（blog）的长篇小说《兄弟》。余华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他是在四五天前得知这一消息的，但因为《兄弟》的法国出版方的小失误，他不能出席原定于23日举行的颁奖活动。《国际信使》周刊考虑到这一点，决定将颁奖活动推迟到11月20日举行，以便余华能出席活动并发表演讲。

“国际信使外国小说奖”由法国著名的《国际信使》周刊组办。因《国际信使》是文摘类周刊，选编世界各地报刊上的文章，翻译成法语发表。因此只设外国小说奖，不设法国小说奖，“国际信使外国小说奖”今年是第一届。今年法国各出版社推荐了130部外国小说参与竞争，共有10部外国小说入围终评，最终根据评委会投票，选定《兄弟》获奖。

《兄弟》是余华在《许三观卖血记》后，事隔十多年推出的一部长篇小说。于2006年和2007年分上下部出版，因为该书极端现实主义的写作，曾在国内引起巨大的争议。不过在法国出版之后，获得了《解放报》、《费加罗报》、《世界报》、《读书》杂志等法国主流报刊近乎一致的高度评价。以《费加罗报》的评论为典型“《兄弟》在温柔和垃圾之间，在闹剧和道德之间， 700页的书仿佛驶向了地狱。对此，读者大为不解、感到惊讶，又被征服，理不出其中的矛盾：一个激动人心的淫荡故事，一个清晰的妄想，一个昏暗的闹剧，一个品味低俗的纪念碑，一个敏感的灵魂述说着……《兄弟》尖刻而深远，需要一个天才才能在这样两个叙述中保持平衡。特别是对于作者，借用比较和隐喻的组合，显示了在40年间，胆小者、有才华者和贪婪者是如何移动的——从一碗面条到一辆空调汽车。我们用哪个词来形容余华呢？在中国，商业发泄的夸张只能用另一种夸张看到了：即过去的文化大革命。简而言之，一个国家不能仅仅依靠通过消除暴力以达到另一种状态……”

古罗马皇帝尼禄，向以荒淫闻名。不过，这个荒淫的皇帝却有一个很雅的爱好，喜欢文学，尤爱诗歌。为此，特意设立“尼禄诗歌节”，每五年一次，举行诗歌朗诵比赛。每逢节日，皇帝开场朗诵自己创作的诗歌一首，然后各路诗人骚客先后上场竞技，优胜者不仅有一笔奖金，还可以得到保护人的奖励，而且像奥林匹克竞赛一样，可以挣一顶桂冠戴戴。

不过，罗马的普通百姓，对这种御制的阳春白雪把戏，不怎么感兴趣，很不踊跃。看台上没什么人的盛会，让主办者兼表演人脸上无光。于是皇帝下令，让士兵把市民从家里驱赶出来，驱赶到会场上来捧场。为了防止罗马市民出工不出力，心思缜密的尼禄还特意每排座位上派出一些士兵看住盯牢，如果有谁打瞌睡，不喝彩，拉出去给一顿拳脚。

相形之下，中国自古号称诗之国，皇帝喜欢诗歌的也不少，远的不说，只说距离我们最近的清朝，那个前一段被捧上天的乾隆皇帝，就是一个作诗的超高产作家，单流传下来的就有四万多首，被有关部门印成乾隆御制诗，一部卖到几万块钱。然而，这些中国的皇帝，硬是想不起来办一个诗歌节或者类似的活动，在大庭广众之下，接受臣民的欢呼和膜拜（那怕是强迫而得）。还好，中国人在后来的后来，终于明白过来了，在一个特殊的年月里，全中国几乎每日都有某一个人的语录歌，这个人的诗还被谱成曲，被各种级别的“宣传队”传唱。

在我的记忆里，好像中国的皇帝，比较大规模地强迫人们做出某种姿态的事件，只有王莽做过。那是他统治的末期，遍地烽火，起义军逼近长安，他实在没有招了，突发奇想，想要用哭来感动上帝，让上天拉他一把。于是，命令所有文武百官，齐集露台，一起仰天大哭，周围有人看着，谁要是不哭，或者哭得不哀，则罚，谁要是哭得如丧考妣，呼天抢地，则奖，连升三级。这种奖惩分明的做法，效果奇佳，那日的哭声，的确惊天动地，连王莽自己都给感动得不得了，接连奖了几百人，那日的声音效果，估计比尼禄节上的喝彩响亮多矣。

可惜，后来这样奇妙的活动，就不多了，只有南北朝齐朝的东昏侯小规模地搞过一回，要周围的人哭他的爱妃，而且是有奖无罚。得奖之人后来还得意地说，其实我不过是哭自家的亡妾耳。其实，不管哭的是谁，但哭得出效果来就好。中国人搞仪式或庆典之际，不太懂得让人一起喝彩，吊丧之日，却要求有哭声一片。皇帝老儿不用忙，老皇帝死了，自然群臣哭声一片，大家一起低着头，大放悲声，有泪无泪反正也看不出来，声音效果足够，仪式自然壮观。可是民间办丧事，没法子用权威来逼迫人哭，只好以东昏侯的招来收买，出钱雇些人来哭丧。于是民间从此多了一个职业：哭丧人，或者叫哭丧娘（因为干这行的都是女人），一有丧事，便来卖哭，有时一天要赶好几个场子，比当今的歌星还忙。还别说，人家的哭，硬是有水准的，所谓有声无泪谓之嚎，不仅嚎，而且唱，有声有调，丧礼上有了这么一帮卖哭的，仪式就比较像样了。

无独有偶，古罗马也经历过类似的转变，不过人家那边不是哭，而是喝彩。只是喝彩不再是由士兵的拳脚逼出来的，而是一群职业喝彩人嚷出来的。这是古罗马市场经济发达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达官贵人和一些大有产者，终于发现强迫人前来喝彩，成本太高，而且喝彩声言不由衷，不够精彩，于是采用市场方式，凡是自家要开诗歌朗诵会的时候，就花钱雇人前来喝彩。看在钱的份上，加上这些人经过“职业训练”，喝出的彩声响既大，而且总在点子上，让朗诵者听起来那真叫一个爽。

市场经济真是个好东西，不仅可以催生一些莫明其妙的产业，让一些闲人有了饭辙，而且可以使有权有势的人们，如虎添翼，让暴政看起来不那么横暴，沾了些许市场交易的味道，至少在外观上，让人看起来比较可以接受。惟一美中不足的，是把所有正经事，都变成了作戏，而且是马戏，那种只有小丑翻跟头插科打诨的马戏。久而久之，看客也学会了作戏，这种做法被现在的人们称为“恶搞”。

到了全民都恶搞的时候，什么人，什么事，也就都正经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