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承:宛川宛川(散文·下)

消解

 

远离的是乡土,也是渐渐迷离的情绪。尤其是在县城高中的门口,接近中午放学的时间,一些老师零散的走出来。一些似乎见过的面孔闪现着,让你在一种忐忑中经历着另外意义的记忆。也看到年轻如我一般的身影,则又令我些须的惆怅萌生出来。我若在此工作呢?小民之思想,不过如此,心中一番自嘲。看看书店里的摆设,有些文学类的期刊,大多是市场化的衍生,那些文字离我已经远了。当然,即使属于更年轻的视野,也是不为我所看重的。这些都是摆在门前的书架上,里面尽是些小的饰品。女人发问了,买什么呢?我低语着,走出来。耳朵里塞着的是过往,在他乡,或者,还是在尘嚣中加强的音调,这些都不重要了,我只需要在属于音乐的王国中,那里,有我的全部,片断,或什么也没有,我站在校门口的栏杆前,等待着妹妹出来。

已经有好些家长在门前盘旋,这种场景我也见过。在我任教的中学,也有过这样的景色,只是稍微平淡点,这里,就显得炙热了。有姑娘走到拙朴的父亲身边,中年人提给袋子,装着的无非是牵挂,食物。也有更庞大的流动开始喧哗起来。让我的心跳无名的绷紧。这些更年轻的面孔,让我置身其中,让我不只今夕何夕。我飘远的高中,三年崎岖的,荒芜的,悠长的时光之船,我又将在那里起航?这里,我几欲陷入这些平白无故的幻想中,想要离开了。但脑海里却是庞大的乐场。我俨然像多少年前漠然注视的他人一般,在成为自我某个意义上的他人。而回想也让我记得一些名字,故事,一些至今还记得的名字,和一些无法铭刻的故事。大二时,五一回家,遇见了以前的一个舍友,单调而略似李连杰的他,发型依然短促,声调在低下去的时刻酝酿着尖锐。他复读了一年,问及另外的人,谈到一个和我性情形似的同学,他略感无措,伸了下指头,我不解,再问,他说二十四年。我更惶恐,他说,进去了,二十四年。我追问,说是被定的罪名是强奸幼女,我愕然,他接着说,有很多空白,但好像就是注定的。这个简单的,复杂的,魅影般的情节纠缠着我,我甚至虚构着我与那人的对话,问他为什么不申辩,听他说一些佛理,冥冥之中的浩劫。那么,我送给他《庄子》,抑或《史籍》。然后,平静了,多少年后,他出来了,而他的归宿就如他幼时的那个咒语。

妹妹出来了,感冒还没痊愈,没胃口。她戴的眼镜不很舒服,这次就是带她重新配一副。谈论的还是些文字,《美文》上最新征文的题目,她问我有没什么好的建议。我说没有。一般好的作文,要么好的立意,立意一般的话则需要在内力上下功夫。当然,说的轻松了。还好,还有一段时间,主要还是让她自己来思考,也不要花太多精力,重点还是放在学校的课程上,我笑着说,你这次获个奖,下半年再参加新概念能获个大奖,就能直接上大学了。她又嗤笑。县城的变化说大也大,说小也小。毕竟是小地方,格局不可能有什么大的突破,眼镜店略知道点,而她自己也配过,于是,慢慢地往下走去,人群从门口的繁多变得渐渐稀疏,又从稀少变得开始臃肿起来。在一家店的门口刚一停驻,里面的女老板就吆喝了,听口音是浙江人,店里还有个小孩,似乎不像她的孩子,但又似乎不像童工。妹妹不甚喜欢这里,店铺面容不甚整洁,这女人也无南方女人的优雅。但我说,先看看。于是,验光。完了,谈价钱,镜片还可以了。再谈镜框,不让步。本来也不是太喜欢,那就算了。而那女人一下却爆发了,这不谈的好好的嘛。音调继续上升,你们这是故意的。妹妹已经出去了,却拉扯着我,说要掏五元的验光费。好歹我也知道对付这样的人,不能心软,径直往外走。不知何时,店里的男主人也出现了,在一帮吆喝,那女的还是拉着我,我也加大音量让她放开了。僵持了好一阵,那男的说算了,我这才脱身,出来好远,还能听见那不纯正的普通话叫骂声。妹妹一下心情不好了,说不进去的嘛。我笑了,说,别想太多,现实中的事还很多,如此就影响到了你,那以后还怎么办呢?

还是到妹妹原先配眼镜的那家店,也没说重新要配,先让看看妹妹戴着的眼镜。我说她一直戴着不舒服。男子给调式了,我拿来将镜腿放到桌面上,看看是否平衡,让妹妹戴上,她说感觉好些了。看到妹妹用纸巾擦眼镜,那男子又说了些注意的事项,要用流动的水冲洗,专用的擦镜布擦拭,不戴了就放在眼镜盒里。还送了块眼镜布,说有什么问题随时过来。出来后妹妹的心情也好多了,但还是不想吃饭。那就一起去买了饮料,她买了一袋花生米。

我便走向了开往兰州的汽车。

在路口等了好一会,有几辆车,但不是到兰州的,就闲转着。身边一个年轻的女子,老者和小孩在送她,我还是在听音乐,低沉的,有些让人厌烦的。还是没车,再回头时,那女子已不见了。见不远处有车过来了,车窗前的牌子上清晰地写着到兰州,便小跑过去,车也已开动了,没停下来,我也只能迅速的扶着车门跳上去。上去人已经大满,只有最后一排有空位。心中有些懊悔,想起母亲的劝戒,觉得应该坐空一点的车。赶紧把敞开的衣服拉紧,小心翼翼地走到车后,转身坐下,赶紧摸下裤兜里的手机。

去年也是四月份的时候,奔走于县城与大学之间。一次在县城边的一处上车,车也没站稳,还在行驶的状态中,车上的把守把我拉了上去,还不等我责骂,他们就喋喋不休了,说我年轻小伙,又不是老头,怕什么。车上当时也就后边有座。前夜在小宾馆住,潮湿,阴冷,没睡好,也就眯了起来。旁边是几个女子,和前边的一个男人在聊着什么。车走了有一半,旁边的人下去了,我也挪了挪,稍微舒展一下,往上衣里面的口袋一摸,怎么是空的。伸进去,口袋怎么破了。一下楞住了,喊前面的人,说你的手机我用下,拨我的号,但已关机。我焦虑地说着,手机让偷了。但是怎么让偷的,我却还没搞清楚。是车上的把守?围过来的人说不可能,最大的可能就是中途下车的那几个人。已经有几个人围过来了。一个出租车司机问,有摄像头的吗?我说恩。他拿出了自己的手机,往手背拍着,说我的这个白给人都不要。我们开出租的,外出也有危险,你看我这手上的疤。边说着,把脸凑过来,指着眉间的细纹,说,这也是让砍的。我已经觉得天昏地暗了。一个看着妩媚的女孩也转过身来,你在那上车的?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坐在后座上,太阳正晒过来。把人晒的太难受了,身上的汗也出来了,内衣贴紧了,整个人处在一种炙烤之中。把饮料打开,喝一点,慢慢让内心安静下来。但却不能放松警惕,手自然地按在口袋上。耳机也不能全戴着,只戴一个耳朵,另一个耳朵听车内的动静。这次的情形和上次有些相似,也是几个女子,和前面的一小男孩在说笑。我缓慢地将身上的各个口袋逐一检查,这才安下心来。车似乎也开得有些快了。这公路不算太平坦,而我又坐在最后,颠的很厉害。而飞速的惊慌,又让我生出其他的担忧来。太阳也更强了,晒的人难受,但也只能一动不动的坐着。音乐慢慢让人进入了安详,我也开始注意窗外的风景。似曾留恋过的,也似乎已遗忘的。十多年前的一场疾患,在县城并未得到诠释,住院一周,花了800多元。一个下午,大概这样的时刻,只是在冬日,坐上开往兰州的车。那次我坐在最前面,和司机并行的座位上,车并不快,但亲眼目睹着汽车的行进,也觉得惶恐。往事中,也让我变得困顿起来。车停了,身边的人要下去了。再把手放到口袋上,还好,还在,这才仔细看了下戴着墨镜的女子,穿着休闲,留着长发,觉得有另一番的美丽。身边换了人,是个中年妇女,还提着篮子。又紧张了下,自然地摸了摸口袋。音乐依然,但每过一阵总是要把手按到口袋上,似乎只有这样才可以心安。但说出去,怕是要让人说笑的。但在去年的这一个月里,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我被同样的手段盗去了两部手机。此后,我便从性善论转向了性恶论,现实就是这样残酷。

 

 

漂泊

 

一路的疲惫与燥热,让身心置身在开始升温的春天。在路上可以遇见一些都市里妩媚或清新的眼睛。这种来自深处的注视,让人感觉这世间的美好。在兰大对面的车站上,不时走过不同风格的美景,只是让人感叹:我何时也能独自拥有一片笑颜。公交车停下了,有人下来,有人上去。看见一个好像见过的人走过,他提着书袋。记忆如同筛子开始搜索,生命的片断叠加着,分解着。逐渐走入了社会,信息中储存的面孔越来越多,也会让人混淆。以前,看见谁就是谁,现在看见某人先要想一下才能确定。想起来了,他是大学里同专业的同学,不曾打过交道。他没看到我,而我看着他走过。或他看到了我,也如同此刻我看到他一样,想打招呼,想问问,你现在怎样。

中国银行甘肃总行在兰大对面,兰大对面的中国银行点就是甘肃总行。旁门似乎关着,但我明明看见两个年轻的女子走出。我走进正大门,比之其他银行,似乎更具有某种高贵的品质。大概看了下,右边的窗口有人,走过去,等在一个人的身后,稍微喘息下,抹下耳机,喝一口水。前一窗口的工作人员说话了,“先生,”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被人称呼为先生,而且还是一个留着长发,面容柔媚的女子,“您要办什么业务?”我赶忙将支票递过去。她眼睛似乎没抬,还是保持着刚才平和的语调。“哦,这是支票。你在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半到六点之间到二楼办理汇兑业务。”

一般来说,行业性的窗口需要美女来点缀。就像影视中那些司空见惯的高雅或傲慢。在小县城也是,信合营业厅的空闲的窗口,长发被扎起的女孩,也就如我这般年龄,红润的脸庞,她将钱和存折递出来的瞬间,我也有瞬间的颤抖。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银行柜台都是养眼的风光。比如,我大学公寓附近的农行,柜台对面那个已步入中年,时常絮叨着,也略有残疾的妇女。现在这么突然忆起,对她的一些怨恨也似乎消散了,毕竟,人活在这个世上,要生存,总归是不易的。

纸中城邦在盘旋路的西边。我走过天桥时,太阳依然很好,这恐怕是年初以来阳光最好的日子。一个老妪斜躺在那里,面前是一只碗,有稀疏的零钱。在这个城市,这样的场景实在太多。而且,也亲眼目睹过一些“残疾人”如何在短时间内被治愈,并转移阵地,再成为被可怜的面貌。走过天桥,走一段时间就到了纸中城邦,与纸中城邦相距不到数十米就是东航之星酒店。去年七月的某日,收到一个陌生号码的短信,说他在兰州,问我最近怎样?我起初以为是去年毕业的一位同学从外地到了兰州。回复去问,结果是浙江的一位诗人黄洪光。由于手机被盗,后来补办了,但号码却遗失了很多。也包括一个令我遐想很多的短信,那是前年夏日在学校上辅导班,下午赶往教室,正经过学校报刊亭,道路上刚洒过水,树阴和阳光点缀成和谐的乐曲。一个短信,大概是说喜欢我,喜欢我写的诗。我心里一惊一喜,四下张望着。回复过去:谢谢你。再回复过来:我需要的不是谢谢。我这时已坐在座位上,再回复:那么,请你告诉我你是谁?手机一直是安静的,直到晚上很晚的时候,短信过来了,很莫名:你是谁,你为什么给我发短信?我纳闷了,追问过去:是你先给我发的。手机震动了,打开看,说我没给你发,你也别给我发了。又问,你在那?回复了一个离我很远的地方,第二天不甘心,上网查,确实是外地的号码。一个陌生人的短信就这么保留下来了,一直保留着,直到我的手机成为其他人谋生的一部分。黄洪光说他在东航酒店,盘旋路附近,让我过去找他。傍晚的时候,雨下起来了。去年的兰州是多雨的兰州,本来想买点安宁的桃子,但想到前几日买的杏子里面尽是虫子,也就算了。到盘旋路下了车,雨下得大了起来,路上行人也很少。问了几个人,都不大清楚,但约莫说了下,便朝东走去。走了好一会,怎么还没看见酒店的招牌。遇见一个小伙,问了,他笑着说你走反了。

那时我怎么就没发现纸中城邦呢?我可是从纸中城邦走过去,才到的东航之星酒店。往事已去,不去想了。缓步走上城邦的台阶,把背包放下,慢慢地往里走去。一楼有些拥挤,往二楼进发。木质的台阶很柔软,两边坐满了人,有大人,也有小孩。我轻轻地往上走,在读者面前,保持着低调,向高贵的阅读表达着敬意。从两点到四点,这两个小时中,我穿过了西班牙的呐喊,也曾抵达山西煤矿的阴暗,死亡,诗意,和离开。一次次感伤着命运的无情,人世的悲悯,写满痛的岁月中那些依然坚守着理想的人。甚至在一种潜移默化的对比中,问自己,再过多少年,我会如何?在文字中惆怅,也在文字中得到安慰。城邦里散放着舒缓的乐曲,国外的,乡村的,在我这里,是最美的,只是我无法准确的叙述什么。当阅读中的格调与耳旁流水般的跳跃依靠在一起,让我有了很久都没有的阅读的快感。这两个多小时,我都走过了我生命格局的全部,乡村,县城,城市,然后又是县城。许多段落中间,我都能找到自己,或者,在不同的版本里面,我都能寻到适合我的叙述角度,我一下豁然了,我所途经了的,美的,丑的,高兴或痛苦的,以及最多的暗淡无味,都在某个角落等待着我的重新发落。与己相关的,或我曾默念过的名字,我一遍遍的重复,并试图从中找出些什么。在家园的深处,我会发现什么?描述的背后可能会隐藏什么?“一个人的经历折射了整个时代,”书籍带着我们从江南来到西北荒野,再从闭塞的城市到荒凉的沙漠腹地,夹边沟,还有什么词语比这个更令人眷顾那个时代。上大学后的第一场大型学术报告上,我第一个站起来发言,声音颤抖,问苍老的教授,您经历了那个时代,黑暗的所在,您如何看待过去。他笑了,说字用的夸张了。说起了历史,也说起了他所经历的年代,像他讲课那样,高亢的,低沉的,交错着,展现的要缓和,就像我看到的这些文字,是如此的心平气和,如此的安静,让人要发出尖叫了。坐在书橱前的地面上,翻阅的是他人,也是自我。

到火车站买了回去的车票。给一个女孩发短信,说我要回去了。她之前说要去她姥姥家。她问,你问那。我说,回上班的地方去。她问那你刚在那?我说我在兰州。她说,那你怎么不来找我呢。一句话让我感到温暖,尽管当天的天气不错。火车开动了,开向与宛川相反的地方,我是否离精神上的故土越来越远,是否需要在远离喧嚣的白云,河边慢慢积淀,让漂浮不定的俗念开始固定,直到成为一个庞大的建筑,把我的内心包容起来,我才可以自足地行走,看窗外的风景,看着火车穿过河流,田野,穿过粗糙的青春。

                     

《自由写作》首发

陈子明:走出知识分子的精神炼狱——读《夹边沟记事》手记

中国第三、世界第四大沙漠巴丹吉林沙漠中,曾经隐藏着两个天大的秘密。在甘肃省酒泉市东北210公里处的沙漠深处,当年有一个兵团级代号单位叫做二十基地,现在早已揭开了神秘的面纱,定名为“酒泉卫星发射基地”(实际上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境内)。在酒泉市东北20多公里的沙漠边缘,曾经有一个科级行政单位叫做甘肃省第八劳改管教支队,也叫“夹边沟农场”,它早已被撤销,权势者也很想把它的真相永远掩埋起来,但是,在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和《告别夹边沟》(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出版后,40多年前在这里发生的悲剧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

酒泉卫星发射基地和酒泉夹边沟农场,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荣光与噩梦的两个象征。

酒泉卫星发射基地是一个高科技单位,是一个科技人员成堆的地方。1959至1961年,甘肃与河南、安徽、四川等省是遍及中国的大饥馑的重灾区,基地的科技人员曾面临生存的危机。据当事人说,基地周边一条30里的沙枣防护林带的树叶被摘的精光,然后磨成粉团,掺进粮食中去充饥。周恩来得知这个消息后,亲自下令军方为基地调拨粮食,军委秘书长罗瑞卿说:一定要保证酒泉基地几千个胃袋,我们的火箭要上天,不能让他们饿死在摇篮里。很快,一列满载粮食的火车向大西北隆隆驶去……饥肠辘辘的科技人员终于熬过了鬼门关。在以后的岁月中,基地的科技人员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创造了骄人的八个第一: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这里升起;第一颗返回式人造地球卫星在这里升空;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在这里飞向太平洋预定领空;……

酒泉夹边沟农场这个科级单位,曾经聚集过比上述兵团级单位人数更多的知识分子。1957年“反右运动”,甘肃省共揪出“右派”12000多人,其中“罪行深重”、被开除公职并判以劳教的“极右分子”约有3000人。这些所谓的“极右分子”大部分是教师、医师、工程师、研究人员、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是甘肃这个贫困地区极为稀缺的各行业精英。从1957年10月起,他们被源源不断地从省会兰州和省内其他城市押送到夹边沟农场。在大饥馑中,他们就没有负责发射火箭的科技人员那么幸运了。1959年春天农场就开始饿死人,死了100多人。到1961年10月农场撤销时,近3000人中仅有数百人生还。

在中国,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有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含义。广义的知识分子是指所有具有中专以上学历的人,1957年全国共有五六百万人。其中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人特别是与国防科技、军事工业有关的人,不到十分之一。这部分人是广义的知识分子中的骄子,在以备战为中心、军工第一的经济发展方针下,他们是重点保护对象,受到各种政治运动的冲击较小,即使是在文革期间,仍然取得了像“两弹一星”这样的成就。酒泉卫星发射基地的科技人员就是这部分人的典型。

狭义的知识分子就是世界学术界通常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赛义德认为,知识分子是那种拥有超然于任何集团和利益之上的是非标准和真理标准,并以之作为言论和行为依据,处于与现存秩序相对立状态而不怕死的人。柯林斯则定义“知识分子是提出通适性思想观念的人”。“这些思想观念的真理性和意义不以任何地方性和任何具体使用它们的人而改变。”通适性即普世性,通适性的思想观念,其客观性、真理性如同数学公式,并不因使用它的人由于国家、民族、信念、信仰不同而有任何改变。余英时说,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国家、社会以致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益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超然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又“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狭义的知识分子在广义的知识分子中,人数也不会超过十分之一,这些人在“反右运动”中,几乎被一网打尽。所谓“极右分子”,其实是狭义知识分子中最勇敢、最具有反潮流精神和献身精神的那一小部分人。“夹边沟人”就是这部分人的典型。

在发配之前,这些“夹边沟人”已经饱尝了各种政治迫害,辱骂,批斗,隔离,亲人、爱人、友人的背叛……;来到夹边沟之后,首先迎接他们的是对肉体的百般折磨。“对于打入另册的右派而言,只要在夹边沟一天,劳动,超强度的体力劳动,就既是手段,也是目的。……管教人员大多出身行伍,他们对西北地区的农业生产所知了了,于是一年四季里,几乎天天都要安排繁重得超出体能的农活,同时辅以生产竞赛,让那些战战兢兢、诚惶诚恐的右派们每天劳动12小时甚至16小时,拚尽全力,以致于累得在地上爬。”如果说其他地方饿死人,有可能是一种“失误”,“好心办坏事”,那么在夹边沟,就是一种蓄意的谋杀。“除了风大沙多,夹边沟有限的农田多为盐碱荒滩,这个小型农场自开办时起就只能接收四五百名劳改人员,因为它只能养活这幺多人。”和凤鸣在《经历——我的1957年》(敦煌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中说:“夹边沟农场贫瘠而严重盐碱化的土地的收获物,根本无法使二千多劳教分子果腹。从省上到张掖地区到农场,坚决贯彻的是对劳教分子的改造和惩罚,这二千多人的生存条件如何,以夹边沟的土地面积、生产条件,能不能让二千多劳教分子靠种田养活自己,从以后的结局看,那时并没有人想及。”真的是“没有人想及”吗?

古希腊史家修昔底德说,有一种比摧残身体的瘟疫更可怕的瘟疫,那就是摧残灵魂的瘟疫;正如有一种比身体性的野蛮更可耻的野蛮,那就是灵魂的野蛮。灵魂的野蛮,这对人法和神法的蔑视,深植于人的灵魂的深处,伺机而出,它对文明的人世构成永恒的挑战。在《夹边沟记事》中,杨显惠用细腻的笔法向人们展现了“摧残灵魂的瘟疫”给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所造成的伤害——

“李怀珠痛苦不已的原因是结婚不久夫妻双双划成了右派,且都被送到了夹边沟农场劳教。来夹边沟时她才25岁,大学毕业才两年,还年轻,心理的承受能力不够。她天天以泪洗面。她没有想到,自己一心要为之奋斗的党会把她整成右派,施以如此残酷的打击。在学校里批斗她的时候,有一天夜里睡在床上她突然想不通了,发疯一样赤身裸体跑到操场上去,不想活了……到夹边沟之初,她的情绪坏到了最低点:她是怀了四个月的身孕来接受劳动教养的。她曾经吞食过烟灰和碱面,说是要堕胎,不能把孩子生下来。她说自己是反革命就反革命吧,不能再生个小反革命——不能叫自己的孩子也是反革命,受这种侮辱!”

不能责怪像李怀珠这样的年轻女子难以抗拒“摧残灵魂的瘟疫”,她(他)们当年所面临的处境,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历朝历代的中国士人和知识分子,都会遇到选择的困境和内心的煎熬。在真理与强权、道义与利害之间,应当作何选择?高尚和坚强者会选择前者,卑下和软弱者会选择后者,但在他们的良知中是有一杆秤的。李怀珠们却完全迷失了,他们所信奉的“道理”中有着内在的悖论和难以摆脱的陷阱。他们接受了阶级的真理观、正义观,承认最高的真理掌握在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手里,但是,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本性,却在激励他们追求“通适性思想观念”,并身不由己地“处于与现存秩序相对立状态”。他们对于自己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分裂而感到内疚,以至于在强权面前丧失了应有的抵抗力。他们虽然承认自己还达不到“坚定正确的无产阶级立场”的境界,但绝对不能接受他们是“资产阶级乏走狗”甚至是“帝国主义第五纵队”的官方指控。当他们无法从内心的矛盾和痛苦中自拔时,当他们找不到一种理论和道义背景的支撑时,等待他们的命运,不是精神崩溃,便是精神堕落。

于是,在“夹边沟人”中,有的成了“贼骨头”,有的成了“告密者”,女人脱下裤子,饥饿者吃屎甚至吃人肉……

幸存的“夹边沟人”,乃至在全国,除少数几个人外的全部“右派分子”,在28年前已经获得“改正”。有些“右派分子”补发了工资,有些恢复了原来的待遇,还有一些人日后加官进爵,当上了部长(王蒙)和总理(朱镕基)。但是,当年的精神创伤给“右派分子”乃至整个中国知识阶层留下的烙印是深远的,至今尚未痊愈。

有的人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精神征候群”,也称“人质综合症”。之所以把这种“精神异常”称为“斯德哥尔摩征候群,源自一个实例——1973年,斯德哥尔摩一次银行绑架案中的几名人质,事后拒绝在法院指控劫匪,其中一名女人质竟然还爱上劫匪,并与一劫匪在服刑期间订婚。后来,心理学家指出,当符合下列4项条件时,人质有可能出现”斯德哥尔摩精神征候群“:第一,当人质切实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相信劫持者随时会这么做;第二,当劫持者施以小恩小惠,如在人质已经绝望的情况下给他喝水;第三,除了劫持者给予的所控制的信息和思想,人质得不到任何其他信息;第四,人质感到无路可逃,前途完全掌控在劫持者手中。此时,人质会对劫持者产生一种心理上的好感和依赖感。劫持者让他们活下来,他们便不胜感激。他们与劫持者共命运,把劫持者的前途当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视为自己的安危。在1980年代,人们不是也曾看到颇有几位”右派“出身的”精神导师“,为加害自己的罪魁祸首和制度根源歌功颂德吗?

《夹边沟记事》代序的作者赛尼亚指出:20世纪末的中国文学,大体上形成了四种格局:一种是以情爱、调侃、猎奇为内核的市民文学,一种是以武侠、娱乐、复仇为主调的通俗文学,一种是以爱国、统一、宣扬政治口号为宗旨的主流文学,一种是以历史、文化、人性、自由为精神的严肃文学。民族精神的传承,靠的是严肃文学的血脉不绝。当前,市民文学、通俗文学、主流文学大行其道,像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和凤鸣的《经历——我的1957年》这样“健康而高贵”的史诗文学,却非常罕见,这难道不是中国文学界堕落的一种表现吗?

在我看来,最令人扼腕的是,“反右运动”50年后,有很多中国知识人还没有找到自己的精神支柱,还没有明确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和独特作用。有人甘作权力的奴婢,有人沦为金钱的俘虏,在所谓“精英联盟”中洋洋自得;也有人重新膜拜阶级的真理、阶级的正义,以“人民”的代言人自居,他们已经完全忘记了导致李怀珠们精神崩溃的历史悲剧。

赛义德是一位左派知识分子,余英时是一位右翼知识分子,但他们对于知识分子的意义、价值和作用,却有着大致相同的看法。只有当中国的知识人真正能像知识分子那样思考、言说与行动,我们才可以说,中国已经走出了知识分子的精神炼狱。

刘  柠:美为朝“摘帽”,朝核问题长期化?

10月11日,美国务院发言人麦柯马克宣布将朝鲜从“支恐国家”名单上删除。美对朝“支恐国家”的认定,源于80年代的两起恐怖事件:一是1987年11月,大韩航空国际航班爆炸事件——两名伪装成日本人夫妇的朝鲜特工在航班上装置炸弹,造成百余名无辜乘客命丧印度洋上空的大惨案;二是在那之前,1983年10月的“仰光事件”:韩国总统全斗焕正在访缅途中,准备到缅甸国父昂山墓前献花。现场突然发生爆炸,致陪同访缅的韩总理徐锡俊、外长李范锡等17名韩国高官和4名缅甸官员共21人当场死亡,伤者数十人。全斗焕夫妇因偶然迟到,幸免于难。空前惨剧,举世震惊。

最初,这只是一项旨在制裁恐怖的法律程序,美借此反对朝加盟国际金融机构,并以《敌国贸易法》等捆绑性措施,在贸易上对朝课以种种制裁。随着朝核问题的升级,后逐渐转型为华盛顿制约平壤核开发的道具。

背负了20多年的恶名一朝被洗清,平壤顿时感到通身舒泰:朝外务省发言人旋即表示欢迎美方决定,将继续宁边核设施的去功能化,并允许美方和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核查人员在宁边继续开展工作。

至此,根据“行动对行动”的原则,名义上,六方会谈解决朝核问题的“三段论”中“第二阶段”的去功能化工作将继续。但实际上,这个原本是对平壤完成“完全而正确的”核计划申报及对其验证“路线图”的确立的回报,因围绕申报的完全、正确与否及如何验证的问题,遭遇了美方的延期。对此,朝方叫停进行中的去功能化工作,驱逐IAEA核查官,强制拆除相关核设施上的监视探头、撕毁封条,甚至做出要恢复核试验和发射导弹的强硬姿态来反制。其实,包括中国在内的六方会谈国家心里都明白,这只是平壤要挟战术的故伎重演。过去5年来,六方会谈机制在解决朝核问题上发挥了最大限度的功效,但其局限也日益凸显:朝鲜在于己有利时,会出演与其他五国的“第二次握手”;可一旦情况逆转,出现于己不利的情况,立即作退出六方会谈状。就结果而言,基本上总能达到目的,屡试不爽。

不同的是,在此番角力中,平壤的牌局是像过去那样仍然在最高领导人金正日的掌控之下,还是掌控在军人集团的手中,外界说法不一。西方舆论及某些迹象表明,平壤已经或正在发生某种深刻的变化。但纵然如此,对美国的核博弈国策,关系到其国体的存续,很难想象短期内会出现自主的方向性调整。

与此同时,对美国来说,尽管表面上放出狠话,扬言平壤的去核程序“不可逆”,而自己的“摘帽”程序则“可逆”云云,但10月30日是“第二阶段”的法定期限,尤其是布什政权自身被“去功能化”的时限日益迫近,已无从继续“等待戈多”,最晚于10月底兑现“摘帽”本来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其急于在交棒前“解决”朝核的功利性焦虑心理被平壤摸了个底掉。另一方面,就平壤而言,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使此前明显倾斜于民主党的选情呈复杂化局面,无论接下来谁上台,对朝政策推倒重来的牌变得越来越清晰。平壤断不会把本来能得到的,顺延到华府政权更替后“重新检讨”。可以说,正是美朝双方各自的算盘构成了此番决定性妥协注定会发生的“发生学”机制。所以,助理国务卿希尔一行月初应邀访平壤的目的,不是破裂,而是进一步妥协。

妥协不可怕,但要分事体。据美国务院披露的此番美朝协议内容看,一项最重要的妥协是美方和IAEA人员可进入并实施检查的设施,仅限于朝方6月申报的核设施;而要对朝方未申报的设施实施核查的话,则需“双方的同意”。这等于给了平壤一票否决权,是巨大的让步。因为明摆着,目前平壤的申报,只限于与钚相关的核计划;而铀浓缩计划、对叙利亚等扩散情况、现保有的核武器数量等是不包括在内的,对其摸底只有继续顺延到下一阶段。这不仅将改写现有的“三段论”式解决路线图,而且不排除影响继续升级的危险:

早在1994第一次朝核危机时,有两处被认为是核废料贮藏地的设施未向IAEA申报。当后者要求核查时,遭到朝方拒绝,理由是“军事设施”。事实上,对类似设施的检查要求,几乎很难指望得到平壤的“同意”。因此,在核查问题上否决权的让渡,无疑会坐下朝核问题长期化的病灶。

徐贲:人文课堂里的美国大选

这学期我给美国的大学一年级新生开设古希腊思想课,这是一门本科生必修的人文教育课,以学生的自由讨论为主。有一天,我们正在阅读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安提戈涅》。讨论中,一位学生说,请大家看国王克瑞昂的这一段台词,他朗读道:“任何人在没有被看到善于统治/善于立法之前,他的品性、想法和智慧/是不可能得到充分认识的。/因为,任何人,如果他是国家的/最高领袖,而不采取最善的决定,/只是心怀顾忌,知而不言,/这种人我一向认为最卑劣。”

这位学生接着说,虽然我不同意克瑞昂处死安提戈涅,但我同意他对政治家品行和智慧的想法。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比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更有资格当总统,因为选民对他的政治智慧比对奥巴马有更充分的认识。

他刚说完,马上就有另一位学生说,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奥巴马的智慧,他是哈佛大学的法学博士。课堂里一阵议论纷纷之后,有一位学生说,有博士学位只能证明他有知识,不能证明他有智慧,更不能证明他有政治智慧。

一位学生补充道,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过,“博学并不等于见识。”另一位学生说,政治领袖应采取“最善的决定”,政治智慧指的不只是知识,而且更是知识的善用和德性目标,麦凯恩支持布什的多项错误政策,不能算是一个有政治智慧的人。

又有一位学生接着说,知道什么是政治之善并不难,难的是知而必行。那些说一套做一套的政客正是克瑞昂所说的“心怀顾忌的卑劣之徒”。麦凯恩比奥巴马更让人觉得是个诚实的人。

这些刚满18岁的年轻大学生都是第一次参加大选投票。这次大选中大学生的政治热情非常高涨。向来被视为美国大选重要战场的俄亥俄州,9月30日提早投票,前一天晚上,有几百名大学生在票站外搭帐篷,等候第二天早上的投票。这种情形是前所未有的。大学生的政治热情我在自己的课堂上也感受到了。

这次美国大选适逢华尔街金融动荡、失业率上升、股市急挫、经济陷入严重困难、前景不明的时刻。一般选民关注的大多是经济问题。但是,在课堂里,学生们表达的却是对大选的政治价值关怀。那种理想主义的公共政治热情,正是年轻人身上最可贵的东西。

在民主政治的现实中,这些青年公民并不想通过大选实现什么高远缥缈的乌托邦梦想。他们知道,自己在大选中所肘的并不是最好的选择,而是最不坏的选择。前一阵,美国民主党候选人初选,选民在不完美的希拉里和不完美的奥巴马之间选出了奥巴马,接下来又会在不完美的奥巴马和不完美的麦凯恩之间选出一个比较不那么不完美的总统。无论谁当选,都不是最优秀、杰出领导人,只不过是一时间中最不坏的政治人物罢了。

课堂上也有沉默不语的学生。我问他们,你们怎么想。他们当中的一个说,我对大选不感兴趣,没什么可选的,选来选去都一样。听了这话,坐在他身旁的一位学生马上说,只要是自由、公正的选举,没有什么可选的选举才是好选举。我问她为什么这样说,她答道,一场选举要是能就此决定国家的命运,那选举还不要弄得打内战?我眼前这些正值“八九点钟太阳”年华的美国学生,民主政治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理想主义的政治热情是谨慎而理性的,因为吸引他们的不是狂热的政治运动,不是空洞的爱国主义,而是民主选举的公民参与。(作者系知名学者)

艾未未:杨佳为什么会死

如果不是生长在工薪家庭,父母没有离异。如果父亲没有在几年前,用净所有积蓄为他买了一台电脑和一辆山地自行车,生活空间和路线变得更加自我孤僻。如果他十一没有一个人去上海旅游。如果在闸北他没有租到一辆没有牌照的自行车,在路口没有被一个名叫薛耀警察盘查。如果警察陈银桥没有硬将杨佳带回所
里,杨佳没有据理相抗。如果警察陈银桥高铁军陈红彬吴钰骅没有对他羞辱施加暴力。如果他没有呼救110 ,没有三次电话他的母亲。如果没有被非法拘押至凌晨二点。如果警方不能销毁录音录像证据而提供伪证。如果杨佳回北京后没有写信电话电邮多次投诉,如果杨佳接受上海警方的赔偿协议,接受交换条件。如果杨佳没有他母亲8 年上访讨公道的辛苦经历,如果杨佳不是坚信“凡事都要有一个说法”的朴素道理。如果杨佳没有在山西旅游时被车站的警察殴打成重伤。如果杨佳在冲上闸北大楼时已经被警方击毙。如果不敢出庭作证的七个警察中有一个能良心发现。如果上海公安局尚存一点遵纪守法精神,还是一只干净的队伍。

如果精神鉴定中心有一点职业伦理和专业水平。如果公检法讲一点法律程序,有一点法律水平,而不是视党性高于人性。如果律师,中国的律师不是谢有明不是翟建之流尚存良知。如果北京拔刀相助的李劲松刘晓原可能成为杨佳的辩护律师。如果杨佳的母亲没有仍然被失踪一百多天而不能说出唯一的事实真相。如果杨佳父亲和姨妈的苦苦申诉有效。如果新闻媒体不是装聋作哑混淆是非的共谋,白岩松不只是一张没有人智的烂嘴,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不是欺人之谈。如果最高法院还是中国法治精神的最高法权代表,如果这基本上还是一个讲理的世界,如果今天的中国与昨天有所不同,杨佳都不会轻易的死。

社会不正义是如何实现的呢?社会的不正义来自闸北路口的那个警察完全没有意识到他的制服帽子上的那颗国徽是个鸟,败类们视集团的利益高于人的生命和荣誉,权力对宪法人权的习惯性蔑视,来自于每一个人的无限的忍受和退让。这是考验人性的制度。在一个恶的体系中,为善可能吗?

一次不公平的审判是悲剧,是谁的不幸,悲剧从来都是关于他人的吗?毁灭人的价值的历史会有善的终结吗?文明是延伸他人的命运。不为他人的困境流泪,是这个社会最后的不幸。

李大同:新闻管理的"内外有别"

中国政府对媒体报道控制严密

中国政府对媒体报道控制严密

10月17日晚上,笔者连续接到两位外国驻华记者的电话,他们焦急地问,奥运期间对外国记者采访的比较开放的暂时规定已经到期,可反复向外交部询问是否还回到奥运以前的状态,外交部没有回答,他们从大陆朋友那里得到的估计是,有可能回到从前。”你认为会怎么样呢?”

我回答说,除非中国政府愚蠢到不可理喻,否则绝没有可能回到从前。理由是,奥运之前对外国记者的采访规定,实际早已名存实亡,并没有哪家外国驻华新闻机构傻到真按这个规定行事,因为这无异是新闻自杀。奥运期间的”暂时”规定,与其说是中国政府的主动行为,不如说是被迫的–在国际舆论和历史潮流的压迫下。一年以来,中国政府也看到开放一些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相反,这使得外国新闻机构对中国有了更多和更为客观的报道,”效果不错”。即使从保持良好的”国际形象”的功利目的出发,这种开放做法也将会持续下去,甚至还有可能力度更大一点。笔者的判断让两位外国记者将信将疑。

第二天,我们看到了中国政府新的外国记者采访条例出台。新条例不仅保持了奥运期间的开放做法,而且提高了政令的层级:”奥运规定”是外交部颁布的,对中国各级政府并无法定约束力,而这次新的条例是国务院发布的,由国务院总理签发生效,对中国各级政府有法定约束力。因此,可以说在对外国新闻媒体开放方面,又前进了一步。

又有外国记者采访问:”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媒体也将享有更大的自由呢?”我的回答是,”非也,这与中国媒体的处境毫无关系。”

潜规则下的牺牲者

在中国被三鹿毒奶粉事件搅得沸沸扬扬之际,中国一家报纸无声无息地”停刊”了。这次事件乃是当代中国新闻管理诸多潜规则的一次公开曝光。

2008年7月11日,在内蒙古自治区注册的《财经时报》,发出一篇报道《农行常德分行46亿巨额不良资产剥离真相》。从报道内容上看,这是一篇性质为舆论监督的连续报道,早在2006年底,《财经时报》曾对农行常德分行在2003年至2004年期间违规剥离不良资产进行独家报道。当时,农行常德分行通过私刻公章、复印公章等方式,”炮制”了资产管理公司核销剥离不良资产所需要的文件,将12.11亿元的经营损失以正常的呆账剥离。事发后,对56名责任人作出处理,其中移送司法机关1人、移送银监会2人、开除9人、留用查看4人。刚刚几年过去,这家银行又冒出如此巨额的”不良资产”,自然引起报社的警惕,于是再次详细调查,披露了初步了解到的不正常情况。在这次的报道里,涉及到了一个中国农业总行的高官。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上次报道平安无事的财经时报,这次却受到了”停刊整顿三个月”的处理,届时是否能够顺利复刊,还是个未知数。

举凡中国媒体业内人士都清楚,涉及揭发、批评的舆论监督报道有多么难,稍有不慎,轻则上法庭、吃官司,重则总编辑和相关编辑、记者遭处分,甚至会遭到报纸停刊的灭顶之灾。因此,在作这类报道时,通常慎而又慎并留有余地,没有十分把握是不会发表的。

在这次事件中,如果报道真有什么失实之处,理应由农行湖南常德分行出面来交涉,也可以诉诸法律,然而出面的却是中国农行总行。在总行的交涉函中,将这篇报道指责为””典型的凭空杜撰,捏造事实、虚构情节、无中生有”。财经时报则在回函中明确告之:”本次报道的最初线索来源于贵行内部工作人员。记者在核实该报道线索的过程中,一共从贵行各相关部门的四个新闻源上获得了可以大体相互印证的事实。这些采访过程均有采访记录和相关资料佐证。”

很遗憾,根本没有譬如法院这样的独立仲裁机构来判别双方说法的真实性,直接就由内蒙古新闻出版局下达了停刊命令。停刊理由是,该报违反了”媒体不得异地监督”、”新闻采访需履行正规采访手续”、”重大、敏感新闻稿件刊登前需与被报道方进一步核实、交换意见”等新闻宣传纪律。

何谓“正规”?

“新闻宣传纪律”是个什么玩意儿?先不说将新闻等同于宣传的荒谬,既然是纪律,总要有个文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中国曾经人人会背,现在你找个中国记者说说什么是”新闻宣传纪律”,他肯定张口结舌,因为无论是中国的宪法和任何一部法律,都没有这个”纪律”的出处,就是中共中央文件,也没有相关规定。这完全是一套上不了台面的潜规则,供官员们根据对自己损害大小来随心所欲地玩弄。

“媒体不得异地监督”,真是好笑,多少年来,中国的贪官”异地审判”已经成为惯例,为什么?司法地方化而导致审判严重不公的现实给逼成这样,别提”本地监督”了。不允许异地监督会怎么样?那就是明摆着取消监督。河北、石家庄的媒体敢报道毒奶粉吗?如果不是三鹿奶粉行销全国,外省媒体可以将此事作为”本地新闻”报道,则这个关系到成千上万儿童健康的新闻就已经被扼杀了,不知还会有多少孩子受到戕害。

“正规采访手续”?何谓正规?大批中外记者出现在四川地震现场,温家宝总理在废墟边上接受他们采访时,有没有问过这些记者是否有”正规采访手续”?新闻发生在哪里,记者就应当第一时间出现在哪里,这就是正规。”纪律”所要求的”正规”,无非是权力部门的允许,他不允许呢?新闻就消失了!近日《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孙春龙在其博客上发表了举报信,他通过暗访,证实了山西娄烦尖山铁矿”造成11人死亡的山体滑坡事故”实则为当地官员瞒报的死亡41人的重大责任事故。孙春龙如果履行”正规采访手续”会如何?早就被当地警察监控起来了!

“重大、敏感新闻稿件刊登前需与被报道方进一步核实、交换意见”,更是荒诞不经,所谓”重大敏感”,无非是揭露你了,批评你了,与你交换意见,除了矢口否认还会怎样?新华社记者在报道陈良宇案件时,与他本人交换过意见吗?没有吧,这岂非在违反”新闻宣传纪律”?这些被权力部门在内部传达中下达的所谓纪律,有哪一条他们敢拿出来让民众讨论一下?

做人还要讲个表里如一,政府对新闻采访又岂能”中外有别”?须知真正良好的国际形象不在于你对外国媒体如何,是否满足了外国民众的知情权,而在于你对本国的媒体是否做到了自由开放,是否满足了中国民众的知情权。这些刻意让人民闭目塞听的”宣传纪律”早就应该扔到垃圾堆里去了!

野  火:“黑瞎子岛”:不仅是残缺的回归

10月15日这天,读者会在各报头版看到这样一则转自新华社的消息: 10月14日,中国与俄罗斯两国代表在“黑瞎子岛”为两国在岛上的新国界东段界桩正式揭幕。两国外交部同日透过交换文书,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中俄国界线东段补充叙述议定书》及其附件正式生效。但新华社的这篇报导,对协定的具体内容及中方做出的让步却秘而不宣。

当许多人看到这则新闻时,可能禁不住会为这样的“收回”而激动不已。因为中国终于经过几番谈判,收回了“黑瞎子岛”的主权。殊不知这实际上已经严重误导了国人的基本判断。

“黑瞎子岛”果真收回了吗?否!现在收回的只是“黑瞎子岛”的一半,即“黑瞎子岛”(约三百五十平方公里)中间划线,中俄各占一半。另一半则永远送给昔日的侵略者——“老大哥”了。报道中只字未提三个关键性的概念:一、协定的具体内容有哪些?二、“收回”的面积究竟有多少?三、另一半的岛屿领土今后怎么办?

“黑瞎子岛”被强占的猫腻

“黑瞎子岛”,即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界处一系列岛屿的总称,位于雄鸡状中国地图的鸡嘴位置,面积约350多平方公里(加附近海域共四百五十平方公里),自古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该岛并非俄国通过任何条约获得,而完全是通过武力侵占的。

为什么这么说?这主要源于“黑瞎子岛”等领土的历史。据黑龙江大学俄罗斯研究所学者于晓丽最近发表的《大黑瞎子岛对中国的意义:中俄“争议岛屿”问题论析》论文中提到,“黑瞎子岛”等三个岛屿是1929年因“中东铁路事件”而被斯大林的苏联红军占领的。

1924年列宁去世,斯大林获得权力。紧接着蒋介石北伐成功之后,其国民政府就准备收回东北的铁路主权,面对国民政府的要求,斯大林的苏联首先和中国断绝了外交关系,然后派红军大举进攻东三省,打败了张学良的东北军,顺便占领了黑龙江主航道中国一侧的“黑瞎子岛”等三个岛屿,并将岛上的汉族居民用绳索绑到轮船上送回对岸。1929年12月20日,张学良派代表与苏方签订《伯力协定》。

这是历史上中苏之间发生的规模最大的一场鲜为人知的“冲突”。结果使“中东铁路事件”回到了原点,即苏联人又重新“获得”了在中东铁路的“工作权”。该“事件”后来在美国等国调停下,以中俄签署《伯力协定》而结束。铁路权继续给苏联,红军撤出了东北。但苏军占领的“黑瞎子岛”等三岛屿却没有归还中国,由此而留下了这个所谓的“边界纠纷”(实际是领土占领)。而《伯力协定》并未涉及“黑瞎子岛”事宜。也就是说,当时“黑瞎子岛”并未被“法定”“割让”出去,前苏联的占据只能是“非法占有”。而这次“划界”,却使这个被俄罗斯人强占了80多年的鸡嘴,终于在今年被中共彻底送出了半个。

有趣的是,在蒋介石政府要收回东北的铁路权、苏联红军即将进攻中国之际,当时的中共中央却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共产党员武装起来“保卫苏联”,打败张学良的东北军。1929年9月26日,斯大林还给中共发来命令:“谁忠诚地、真正地、坚定地、并且是毫无保留地武装起来保卫苏联,谁才是革命者,才是国际主义者。”他的这个命令,至今仍收集在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斯大林全集》中。当年12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第六十号通告,标题就是《执行武装保卫苏联的实际策略就是全国的武装暴动》。对此,中共党史专家解释道:“共产国际命令中共发动武装暴动的一系列指示,就是要适应苏联对中国中东铁路战争的需要。”

还有多少领土可以赠送?

众所周知,历史上的俄罗斯就是个侵略成性的国家,自清末以来就曾蚕食鲸吞中国大片领土。沙皇时代,俄国和清朝签过十七个条约,其中主要有四个:《尼布楚条约》、《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勘分西北边界约记》。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尤其是后三个条约,沙俄非法强占了中国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乌苏里江以东的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准确地说,俄国从中国获得了多达一百四十四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相当于四十个台湾)。但即使按照当时签订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黑瞎子岛、珍宝岛等一系列岛屿原本都应属于中国。有心人只要迭加比较一下中国1952年出版的地图和现在的中国地图,就可以清楚地显示着丧失的大片领土!

俄国从中国获得的领土中,最不合理的是“江东六十四屯”那七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正好相当两个台湾),因在《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中,它都被划归清朝。但在一九○○年,俄国又用武力占领了这块土地,还把当地五千多中国人赶入黑龙江里杀害。

在江、胡政府以前,中国历届政府,从蒋介石到毛泽东、邓小平,都从未承认鸦片战争以来中俄两国间的不平等条约。前苏联领导人列宁曾三次(1919、1920、1923年)发表政府声明,要把沙俄侵占的大片国土归还给中国。可直到1999年底,北京与俄罗斯签订《关于中俄国界线东西两段的叙述议定书》之后,就等于是承认了清政府与俄国之间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将约1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以国际条约的形式拱手划给了俄罗斯。从此放弃了近现代史中未经任何条约而被沙俄和苏联强占至今的领土,而且还正式签约包括江东六十四屯(位于黑龙江北岸海兰泡周围)、唐努乌梁海(即俄罗斯图瓦州,位于新疆之北,外蒙古之西北,哈萨克斯坦之东北)、帕米尔高原(位于新疆之西)、半个黑瞎子岛等,共约2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据俄罗斯RIAN vosti通讯社7月4日报导,2004年的中俄国界东段协定是在中方同意放弃对哈巴罗夫斯克周围其它岛屿宣称主权的情况下签署的。该协议完成了长达4,300公里的边界确定,令两国百年边界疆土问题画上句号。

中共为何甘愿低调?

对这次中俄界碑揭牌仪式,国际上大量报道了中国北京罕见的低调。揭幕仪式上中方只派了一名级别较低的大使赵希迪去参加。

低调是无可奈何的,痛心却是无可挽回的。

中国网民对这次签约只在《人民日报》上发了简短报导而没有任何条约具体内容纷表质疑,为什么在涉及重大国家利益的边界谈判问题上需要黑箱作业?网民的不满也导致当局迅速封锁与中俄边界的有关讨论。于是,“中俄边界”一词一度被列为禁止网民公开讨论的过滤词。一个事关子孙后代利益的主权问题,就这样被官媒彻底忽悠了!

领土主权谈判条约到底是怎么解决的?民众仍期待着条约真相,正如许多网友所表示的“我们都爱国,但我们也要真相,没有人民的授权,政府可以随便谈判领土问题吗?”如果在民主宪政国家,政府官员不敢不对公众有个交代,条约的主要内容也不可能一直对公众三缄其口。现在官家不仅没有进一步详述,而且多家网站的相关文章也纷遭删除。这就使得国人在无法拥有知情权的情况下,一如瞎子,眼前一片空白。而更令人绝望的是,政府对边界这次全部采取一次性地法律性认可,已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失去了半个“黑瞎子岛”。即使将来中国有了民主政府,其领导人按惯例也不得不承认现政府的对外签约,而难有法律依据再和俄国交涉这些被强占的领土。

想当年,毛泽东尚可为了珍宝岛的主权而不惜一战,邓小平在与英首相撒切尔面谈时尚且知晓 “主权问题是不可以谈判的。”而现在的党国,居然只要能维护一党政权的“稳定大局”,什么都可以谈。居然包括主权!

据香港《苹果日报》引述学者统计结果披露:“中共建政后确认割让的国土超过18万平方公里,不同于清政府屈服于洋枪洋炮,中共多是为巴结邻国而主动放弃有争议的领土,或者像放弃被侵占的半个黑瞎子岛一样,承认邻国的占有。”该篇评论还说,中共一贯以领土换友好,为了中缅友好,可以让出江心坡7万平方公里;为了中印友好,可以默认印度对藏南9万平方公里的占领;为了中苏友好,可以让出江东64屯的3,000平方公里,而为了中日友好,也可以在东海问题上大作让步。“只要你不对我的人权问题说三道四就行了”(网民)。

我们如何告慰祖先的亡灵?

对于近现代俄罗斯霸占的以上领土,中国政府完全可以依据国际法要求归还。理由是:

一、这片领土自古为中国拥有。统治中国三百余年的满族人自古就生活在那里。清朝皇家先祖爱新觉罗布库里雍顺就出生在黑龙江北岸的依里兰多里。远古时的满族,称做通古拉斯族,在唐虞以前已经在那里居住。康熙二十一年(1682),俄皇派全权大使费耀多罗率千人来尼布楚议和。经谈判。于公元一六八九年订约。史称《尼不楚条约》;此后百年俄国不敢南侵。 

二、强制割让领土违反国际法。1840年,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割地赔款,沙俄乘人之危,又开始南侵。此后沙俄派兵不断对中国的西部边疆进行蚕食。正如列宁在1900年12月《中国战争》一文中所指出的“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是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不过它们在开始时不是公开瓜分的,而是像贼一样,偷偷摸摸进行的……但是中国人民从来也没有压迫过俄国人。沙俄在中国的政策是一种犯罪的政策。”在现代国际法上,强制性割让作为领土变更的方式,没有任何合法性存在。沙俄用战争、威胁和讹诈等手段强迫中国割让领土的条约纯属非法;

三、中国应当恢复领土主权。恢复领土主权是国际公法的一个概念,是指国家收回以前被别国非法占有的领土,恢复本国对有关领土的历史性权利。由于现代国际法禁止以武力威胁侵犯别国领土完整,不承认通过武力或武力威胁侵犯别国领土的合法性。因此,国家在适当的情况下恢复其对以前被迫放弃的领土主权,是完全合理的。固对沙俄非法侵占的的中国领土,中国完全应当恢复领土主权。

四、俄罗斯非法占领的中国领土不使用国际法上依时效占有方式的规定。时效(prescription)是指国家和平占有他国领土,又经过长期和平的行使管辖权而取得该领土的主权。但国际法上通过时效取得领土主权则没有确定的期限,只要被占土地原有国提出抗议或主张,占领国即丧失该领土的主权。而且无论已经占领时间的长短均应当归还。更何况用武力威胁占领别国领土。这已有众多先例,如日本侵占台湾和澎湖列岛,以色列讨还两千多年前被巴勒斯坦所占有的领土等。

五、《瑷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在形式上没有成立,没有生效。这两个条约由于是城下之盟,清政府本来不服,加之这片土地是皇族发迹的风水宝地,又遭全国人民的反对,清政府害怕丢掉这片土地连皇位一起丢掉,所以根本不敢划界。此后历届中国政府都不予划界。一个割地条约再没有划界的情况下,就不能成立、生效;尽管沙俄已经实际占有,但这只是单方行为,不符合国际法。

六、没有生效的不平等条约已经被废除。据前苏联官方《国际关系和苏联对外的政策史》一书第170页记载:“1919年7月25日人民委员会向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发表了宣言指出:它放弃沙皇政府强加于中国的一切条约,放弃势力范围,租界、租借地割地等等。”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也向全世界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领土的占领国和领土的被占领国双方都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这简直是天经地义,完全符合国际法,据此足以认定《瑷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这两个没有生效的条约已经完全被废除,没有任何国际法效力,俄罗斯应当无条件归还其继续非法占领的中国领土。

以往沙皇时代夺取的中国领土,虽然不合理,但毕竟没有用“划界”这种形式, 但2004年10月,北京和俄罗斯签订了《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该协议通过签约又经中国人大批准,等于法律性地对俄国拥有这些土地给予了确认,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有争议的中国领土以国际条约的形式,铁定划给了俄罗斯。那次签约的要害是,它使中国永远丧失了约1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不包括外蒙)。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土地,是列宁的政府曾三次声明要归还给中国的。

今天正在“崛起”的中国政府既不像大清晚期那样弱势,也不像刚刚北伐后的国民政府那样缺乏经济和军事实力,理应据理力争,索回“黑瞎子岛”等领土。即使不能要回这些领土,起码也可以仿造蒋介石、毛泽东或邓小平时代的做法,搁置争议,留给下一代解决。也就是留给下一代中国人有个追索的机会。可现政府签订的这一揽子边界条约,不仅把全部沙皇时代通过不平等条约霸占的中国领土通过签约划界永久地送给了俄国,还把斯大林红军武力侵占的“黑瞎子岛”的一半也永久送给了俄国,这等于永久性地断绝了中国后代子孙讨还失土的希望。

无怪乎网友终于悟出:“只要党国‘需要’,我们可以随便‘送’与‘友邦’”。

看到今日被新华社吹捧为“体现了中俄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为国际社会通过外交手段解决类似问题树立了典范”的荒唐创举,我就不免想到将来的钓鱼岛,是否也会如法炮制而成今天这样的“一岛两国”呢?看着既成事实的丧权辱国,我们不能不收紧警惕的神经。

陈永苗:告别革命与民粹主义是“二人转”

“中国民主转型的现状与前瞻”征文

改良对于底层民众和政治本身来言,确实是最佳选择。政治带有保守主义特征,本身需要步步为营,以避开命运和偶然性的统治。对于民众来说,身体欲望和必然性的的需求,例如和平安全秩序和幸福,是第一位的,如果无法政治自由,那么一个有秩序的专制,保障生命的延续,也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80年代的改良呼声,后面有文革历史的暴力在威胁着,确实有一种永恒终结革命的渴望。对暴力必然性的告别,是一种自由的哲学。然而永恒终结革命,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伦理问题,而是一个高度复杂的政治技艺,也就是把革命所要解决的问题,稀释到过去当下未来的每一寸历史时空中,造成时时刻刻都在革命,也就时时刻刻都没革命了。解药与毒药并存。有毒蛇出入的地方,必有解药。比较成功的做法是美国在议会和法庭之中闹革命。而邓小平的改革代替革命的设想,也指向这一种理想,可惜注定是一个悲壮的历史悲剧。

李泽厚等提出告别革命,后来有几种思潮做了配合。一个俄罗斯帝国晚期的民粹主义反思,例如重视《路标集》,一个是晚清改良悲剧的反思,还有一个欧陆自由主义与英美自由主义的区分。再放到二十世纪世界大战和民族解放战争的悲惨结果中来, 80年代的学者,甚至试图得出一个结论,暴力革命已经成为负面的词汇。

可是告别革命和《路标集》等这一些思潮,都是对革命失败的提醒,只事关失败,而无关胜利。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导向胜利,这种胜利,包括对过去革命化腐朽为神奇,修正为当下的目标,将过去革命失落的目标,给实现出来,或者避免未来革命重蹈覆辙。我们要的并不是刻在墓碑上的失败记忆,而是需要凯旋门。告别革命和《路标集》,完全把自己嵌在失败者中间,虽然作为失败者的批判者,但还是失败者集团成员而已。

多想一想怎么办吧。多想一想避免暴力革命,如何做到。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在道德上很高尚,态度上很保守,或者历史知识上很明智,能够避免的。政治冲突从来不是简单的道德伦理问题。一种告别革命的立场,不外乎起的作用,就是火上浇油。一种空洞的道德政治,用非黑即白的尺子来衡量世界,是一种无能和恐惧。对看不清楚的就恐惧和妖魔化,就是白痴,就是无能。

没法避免革命土壤产生时,道德启蒙教士不可轻言革命,照样有革命理论,表现为宗教革命理论,甚至更可怕的邪教理论。道德启蒙教士别以为中国前途都在自己身上。死了屠夫张,就吃混毛猪?道德启蒙教士被改革宠坏了。尤其是在80年代的美好记忆中,指向了一种不知所谓的自我肯定。

例如改革启蒙派是改革意识形态中幸福的猪。当我们说其他国家的市场经济也不完全是好的市场经济时,他们心中暗暗有自己能够实现完美市场经济的信心,别人完成不了,自己却能。极其相信那种例外或落在自己头上,金苹果会掉到自己脑门上。就像与毛泽东在文革中相同,一定相信自己的政治试验能够成功。嘴上说说不定我们能够成功,而心理说,肯定可以。

回头观看改革中的重大政治事件,都是发端于民间的主动性,而只有得到官方确认之后,知识分子才大规模的阐释其正当性。本来第三层次打下手的,并不是大厨师。可是改革知识分子利用自己的话语权,不断吹嘘成是自己推动了改革,在欺骗别人的同时,也欺骗了自己,最后连自己也相信了自己的谎言,自我暗示自我肯定,越发膨胀起来。本身是被体制吸纳的,具有严重的人身依附性,却把自己当做改良和改革进程唯一的门,唯一的路径。他们以为自己是是在下着天下棋局的伟大棋手,其实不过是另外一个更大棋局的棋子。
 
道德政治倾向于排斥民众的反抗权(例如康德反对抵抗权,就与之启蒙君主开明专制,哲人为幕后帝王师的主张相关)。道德是可以做到道德的人们的道德。对没有条件的人来说,是一种精神暴政。道德是多元的,破碎的,模糊的,属于特定具备一定社会经济条件的群体,超出群体,道德就构成精神压迫。基于这一群体的道德,掌握政治权力,更是一种政治暴力。

这里是一个很奇怪的局面,当对群体以外的人,施加本群体的道德标准时,那么就呈现出来吸纳的状态(把他当作成员),可是同时构成一种压迫。我认为,如果要施加,那就要给他们准备条件或者创造条件。不给条件,那就是高强度压迫。启蒙运动中的启蒙哲人,一方面基于爱欲,希望民众模仿服从他们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继承专制主义国家用政治行为所描绘的”民众”意象,把民众当作一件急迫的问题,一个对他们如何进行压制以及采取何种社会政策的问题。他们把民众当做一种动乱之源头,是一中难以驾驭的力量和叛乱的根源。托克维尔说他们,他们发自内心地蔑视公众,有如他们之蔑视上帝。

官不逼民不反,消除民粹主义,应该从官方入手,而不是归责于民众。当今道德政治思潮配合权贵,把民粹主义外推时,划分为恐怖主义的来源和敌人时,把民权也妖魔化了。民粹主义之所以可以成为气候,是因为用极端歪曲的方式,为民众自我保存和自我防卫的天赋人权背书。道德政治思潮以反民粹主义的极端方式出现,那么就把民众自我保存和自我防卫的天赋人权一概抹杀,一方面要民众服从模仿他们,一方面否定抹掉民众的肉身和精神。那就是除了服从模仿他们这一规定性之外,民众没有其他任何内涵。

让民众饿着肚子听道德,或者宁死也要道德,这是新时代的以理杀人,另外一种形式的贞节牌坊。他们甚至要否定一切起义和革命的正当性。他们要求民众一切行为听指挥,可是又不会指挥。

道德政治思潮中的保守主义精英,以自己的人格代替了民众人格,置民众于奴隶的主体性死亡之中。保守主义的精英必须是灵魂的高尚,而不是肉体的骄傲,精英必须可以担当起全部责任,而不是享受特权。

实际上专制和独裁的建立,尤其是现代的,专制建立道德政治上,建立权利与美德的冲突之上。人权并不是美德。权利和人权,可能在另一方人,例如傲慢的掌权者看来,是错的,政治不正确的。

保守主义精英预设一种于自己相当的“道德的人”,这个形象可以和日常生活邻里关系中的民众吻合,可这是前现代的,乡土的,没有体验到现代性的紧张感。被置于现代性之中的民众,已经疏远于日常生活邻里关系中,尤其在被剥夺和被压迫的政治紧张中。在和平时代,一个被专制吸纳的人,例如改革三十年中学院派知识分子,可以是道德中的人,甚至可以被宠为事关全局的主导型力量。可是现代性中的和平,不过是革命和战争之间间隔的喘息,焦虑恐惧渗透到灵魂的最深处,道德很显然无法与之和解,那么道德政治很显然,就成专政和压迫。统治之所以堕落为专制,就是完全站在某一阶层道德之上。

唤起启蒙的民粹主义,与保守主义精英的反民粹主义,不过是同一张嘴巴单口相声的”二人转”,是同一种道德政治。民粹主义在道德上无限拔高民众,保守主义精英在道德上无限贬低民众,都是为了政治领导权。

民众的政治参与水平,在公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界碑之下。道德政治中,新精英为了取代旧精英,于是鼓动民众突破了界碑。当掌了权,就压迫回界碑之下还下面,因为害怕从民众中间产生要吃掉他们的新精英。民众基本严守群己分界,而精英才肆意破坏。民众即使起来破坏,也是进攻为了防守。

道德启蒙运动有一种”自足”的自我论证,,那就是为自身的伟大和政治领导权提供了内在于自身的基础,并且把自身作为原程序,要对现实世界进行覆盖和格式化。那么这时候,就显示出来一种强大的信心:解决方案已经具备而且最不坏,剩下的问题就是贯彻到底,把没有格式化的,继续格式化。

也就是说,当道德启蒙教士完成自身的格式化,对于他们来说,剩下的问题,就是打扫战场。而一场持久而惨烈的精神搏斗,对于他们不放在心上,无关紧要的。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疯子。甚至比军事参谋总部的参谋,制定完战略,考虑的问题就是战利品还不如。不如之处,在于制定战略还考虑了外在因素,而启蒙哲人的自身知识/道德,或者知行合一的自我修炼,完全是非政治的,把外在世界当作虚无。

以这样的前自由主义的,前现代的政治思维结构,用来指导当下的现代政治,肯定相信自己能推动改革,能够说服权贵放弃根本利益。也就是他们相信人性本善,权贵是特殊材料做成的,是迷途的羊羔,经过他们说服,就回到了正义的羊圈。

道德启蒙教士的眼里,揉不出来沙粒,没有更强大,不可战胜的敌人。他们不愿意看到的,他们不想要的,都是不存在的,或者即将不存在的。即使比他强大,89挫折,也不能打消他们的盲目乐观。89是整个民族的精神创伤,却不是道德启蒙教士的皮外伤,说明道德启蒙教士代是整个民族的超人,要么是神,要么是野兽)。道德启蒙教士80年代被宠坏,对自己优越性未被挫败,来塑造进步的信念。进步的是文化精英的进步,身体的烙印,而不是民族的整体的。

这种乐观,嵌在1949年之后乱石堆里面特别可笑。如果是一个良好的政体,一个良好的社会,那么知识分子娇宠一些,自以为是一些,也不至于造成太坏的社会灾难。如果本来政体就是病态,再碰到自以为是的巫婆神汉治病,那死得更惨。

贝壳里面的珍珠,正是无法排除的异物造成的。正是道德启蒙教士对划分敌我的完全抹杀,造成了他们对立面革命美学对暴力毒药和暴力炸药的高度赞美。,正是以前开错了药,如今非猛药不可。然而猛药造成病上加病。然后又有新的道德启蒙教士站出来说,不能吃药不能吃药,不吃药就是最好的药。

80年代改革的顺利,并不足当作一种当下和将来改革信心的启示。整个改革处在一种乱摸的混沌,每一个措施都有高度风险,当局是否推出都有高度不确定性。摸石头过河,就是说明这种高度风险和高度不确定性。80年代最著名的改革措施,例如双轨制度,就是一种将错就错,错上加错。乱摸中,偶然是对的,大部分都是错的。然后把对的美化到极致,向毛主席学习,一件事情可一顶一万件事情,抹杀不利后果,只选择有利的,相当于一个辩护律师的辩护词,就当作法官的判决。

“律师与法官”这个的隐喻,可以说明一个政治总体性的丢失。在一个历史精神的法庭里面,由法官和双方当事人,即使一个当事人的请求是合法正当的,其正当性也不来自当事人本身,不来自律师的辩护,而是来自法官的裁决。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让运动员当做裁判员,80年代的改革固然还说的过去,但并不说明启示和正当性来源,就在于80年代的改革。80年代的有效改革并不足烛照当下和未来,也并不能说明改革方案就是对的,因为有毒之树,长出的话如同罂粟那么美丽,也结不出善果。

固然对一个错误历史中的人们,采取革命的姿态,可能更加错误,但是采取改良的姿态,只能是不幸中的万幸,错误中不错误,而绝不是正确。改良对革命的政治正确,也仅限于短暂的历史期限,而且改良对革命的优势,不能因为革命是地狱的,改良就是天堂的,通过妖魔化革命,恐惧革命而对一个生病中的恢复感恩戴德,把自己的灵魂和精神完全献身。改良对革命的厌恶,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

改革本身就是一种权益之计,不得不的东西,虽然其意欲走向正确,从血淋淋的地狱之海中走向地面,但还是人类文明底线以下的东西,值得赞美么?

走近张悦然 解读八零后

 被许多人称为“玉女”的张悦然被许多人称为“玉女”的张悦然

在中国文学界,张悦然是公认的八零后“领军人物”,但她显然不象与她齐名的韩寒和郭敬明那么“夺目”。在北京与她一席谈,德国之声记者平心感觉她有着新生代的那种尖锐,然而又有一种超越年龄的沉稳。本没有作为采访的意思,是一种相互的交流。写在这里,也还是交流后的感受。八零后究竟是怎么一种“怪物”呢?为什么会有这种“怪物”呢?连同这次与以前跟中国文学界其他人士的交谈和记者自己的感受,归纳如下。

张悦然

如果你不属于八零后,你也必然听说过韩寒,或许听说过郭敬明,却可能不知道张悦然。但是,在中国文学界和八零后的心目中,这三个人是齐名的,他们代表了这一代人。张悦然,每个我遇到的中国作家、评论家和书商都对我说:她当然是”真正的领军人物”。”领军人物”这四个字也出现在许多提到她的文章里。

随手拈来常州日报一篇报导里的文字:”评论家江子谦论及’80后’作家群,认为其正趋于’三极分化’:一是’文学化’,以张悦然为代表,逐步步入传统文学的轨道,试图脱离”偶像派’的光圈;二是’商业化’,以郭敬明为代表,在’偶像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三是’社会化’,以韩寒为代表,继续玩世不恭随心地写作,其写作影响已经超出文学,形成相当的社会影响。”

北京一位七零后女士自称是悦然粉丝,她说:我最喜欢的是她的低调。”中国第一书商”路金波说:她当然是这一代人里写得最好的。她的博客中有许多粉丝,有一位说:特别喜欢你的文笔,尤其是那平静中许多个出人意外。我把她2006年得最佳小说奖的长篇小说”誓鸟”拿给波恩汉学家顾彬教授看过,顾彬说:她用一种简单的文字来写,我喜欢。

在北京一家宾馆的咖啡座,昏暗的灯光下,她始终戴着一顶帽子,好象这里比外面更冷似的。或者是为了显示她的”低调”。我对她说了顾彬的看法,并说,顾彬可是很少夸人的;她满脸的高兴,”请代我向他表示感谢。”

山东女孩张悦然的父亲是一所大学中文系的教师。但她强调说:在文学方面,爸爸一点都没有给我帮助。她爸爸对她的期望是:学理工科,将来做一个大公司里的白领。她本来是照着父亲的路线图去走的,后来到新加坡读书四、五年,学的是IT,电脑科学。跟文学是不搭界的。

可是,她还是喜欢文学,喜欢写作。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在新加坡,她就得了文学奖(在此之前,14、15岁的时候她也已经得过了,并早已成为所谓新生代文学的代表)。回到中国后,她没有去任何公司,而是自愿地当上了”专业作家”。当然,此专业作家非彼专业作家。尽管她跟郭敬明一批进了中国作协。

说起进入中国作协,她一脸的无可奈何:我是无所谓的。你想,一张表格送到你面前,填一下你就成了会员了。那就填吧。她补充说:可见作协是多么需要年轻人进来。韩寒坚决不加入。那是韩寒。但她强调说:我不是专业作家。真正的专业作家没几个。

她早已告别了新加坡,落户北京(韩寒和郭敬明都在上海,形成二沪一京的态势),以写作为业。至于自己的生活。她说,她可以说有男朋友了,但对结婚的事根本就没有考虑过。为什么要考虑结婚呢?她反问道。

作家难

 (照片均由张悦然提供)(照片均由张悦然提供)

中国媒体喜欢做”财产盘点”这类的文章。中财网在10月14日刚出炉80后作家的”财富排行榜”。这里面的前三名正是上述三位。然而,韩寒和郭敬明比起以前的中国作家排行榜数字是大大地缩水了的:”韩寒,男,出生日期:1982年9月23日,学历:高中毕业。资产:人民币三四百万”;”郭敬明,男,出生日期:1983年6月6日,学历:上海大学本科。资产:保守估计:突破人民币300万元”;”张悦然,女,出生日期:1982年,学历:新加坡国立大学在读(注:过时信息)。资产:人民币100多万元。”

张悦然说,不久前德国一个杂志采访过她,德国记者根本不问文学方面的问题,只关心收入。偏偏我也问了这个无聊的问题:你的”誓鸟”卖了25万册,是当年畅销书。这一本书,你的收入大概是50万元左右吧。她有点尴尬,却并不回避:税后还没有那么多。她说,在中国出书,钱都是扣除了14%的所得税后到作家手中的。

这些著名作家,在许多人眼里可能是富豪了。可是,我偏偏有这么个”作家难”的印象。如果说,一本书卖了25万,得50万元左右,确实是相当不错了。韩寒、安妮宝贝等人的书一卖就在60-70万册左右,自然所得就更多。可是,又有多少作家能创造这么大的发行量呢?即使是如此畅销书的作家,又能有多少位每年都能出书,出畅销书呢?

路金波后来在上海对我说,(在他旗下)郭妮、饶雪漫和明晓溪是能够创造上亿或近亿营业额的作家,第二档的是韩寒和安妮宝贝,二、三千万。当然,这是销售额。他又对我说,单本发行量过百万的只有于丹和易中天。他好象忘了另一个人:狼图腾的作者姜戎。

于丹和易中天当然已经步入富人行列。但也许他们收益的大头更是来自电视吧。韩寒、安妮宝贝等确实也算挺有钱的了。那么文学界的其他人呢?如果说,狼图腾让姜戎有了100万的发行量,或许有200万的收入,确实不低。可是,如果说这是姜戎三十年的心血,至今唯一的收入来源的话,即使只按十年算,每年20万,每月不到2万,他的收入比起许多白领来真不算高了。张悦然也是一样的,除非她每年出一本发行量在20万册以上的书。

著名中年作家阎连科一、两年前对我说过,象他这样的”专业作家”,作协是每个月给一定生活费的。这笔生活费并不高,在北京是2000多元,在有的省高一些,有3000多元。但有要求:必须每年出多少万字。二、三千元,著名作家!这些联系得上吗?那么,他们从稿酬或版税中能挣多少钱呢?阎先生说,一般情况下,10万册左右就算非常畅销了。象张悦然这样的二、三十万册、韩寒这样六、七十万册、于丹几百万册,那是全中国也没有几个人的。象阎连科、莫言、余华这样的大作家,出一本书,顶多也就是十几万册发行量。固然有莫言45天写出50万字的例外,大多数作家都是几年才能磨出一部大部头来,甚至是十几年,几十年。而象阎、莫、余这样的作家,中国又有多少呢?如果按10万册,20万元,5年一本书算,每个月也就三、四千元。加上作协给的二、三千元,算它六、七千元,也就一个一般白领的收入。

即使如韩寒、安妮宝贝,他们的收入算不错的了。可是跟文艺界的其它界相比,比如电影大演员、大导演、大画家、流行歌星,恐怕他们还算”穷”的。跟那些大大小小的”新资本家”比,他们就差得更远了。那些”新资本家”甚至流行歌星大多数在几十年后就听不到了,而著名作家们却是要进入史册的。

大作家还算好的,但也要”正当时”才行。张悦然告诉我说,她听说,曾经红极一时的美女作家棉棉现在连生活都困难了。当她跟卫慧一起红得发紫的时候,那应该还是不错的。可现在,她们几乎被遗忘了。路金波最近再版过棉棉的书,但卖得不好。对这些靠版税生活的人来说,不能经常出畅销书,就会困难。我想起金庸初期为了糊口每天要赶个几千字送给明报。作家就是这样的。

在新浪原创论坛上,我读到过一个作者的文字,他说,他自费印出他的小说来,在北京街头出售,靠这个生存。有路人问他,说你的小说是现代红楼梦,是谁说的?他说,有一些朋友这样评论的。这个路人最后也还是没有买他的”现代红楼梦”。即使这位作者每天能卖出一本他的书,算他去掉成本费后每本能赚10元,他每个月的收入也只有300元。这可是在贫困线上下了。

现在,你到新浪原创,到红袖、起点这些文学网站上去看一下,就可以看到几万部长篇小说,几十万部。有多少人把生存乃至发财的希望寄托在这上面啊。阎连科告诉我,全国各出版社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至少2000多部,没出版的不计其数。即使出版了的,恐怕也没有几部能卖到1万册以上的。

当然,比起二、三十年前,中国的情况已有很大改观。刚读到一篇文章说,八十年代初的流行歌手张行,他的磁带卖到了今天无法想象的500万个,加上黑市的可达2000万。可是,他的收入呢?是2400元。这是不带”万”字的。

商业化与产业化

 (照片均由张悦然提供)(照片均由张悦然提供)

德国汉学家顾彬批评中国文学的商业化。这确实是中国90年代以来的一个大问题。我跟张悦然也探讨了这个问题。可是,综上所述,作家写作的第一目的是什么,可能对所有靠写作生存的作家来说,还是个生存。生存要靠什么呢?当然要畅销,至少比较畅销。

于是,我们就面对了一个现实:在80年代,中国作家有过大量的探索。从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整体离开了”现代性”的努力。现在的小说,基本上是现实主义加(科学)幻想。所以张悦然会激动地说:莫言很了不起。因为莫言还在探索。我说,阎连科也在探索,在文字上。还有一些其他作家。

这是一个娱乐化的年代,一个电视剧的年代,一个流行化的年代,一个不要永恒的年代。典型的代表是互联网以及跟随着互联网一起长大的八零后、九零后。文艺的整体在向流行方向运动。在中国国内电视上看到电视剧历史回顾的纪录片,王刚在讲刘罗锅们的时候说,电视剧有了一个基本的定义,就是娱乐性。电视剧是娱乐性的,文学也必须跟上。于是有了海岩这样的娱乐性文学现象。

有人说,海岩其实不是自己在写作,而是有个班子,讨论该写什么,然后分头去写。也有人说,一些给青少年读的文学大名家也是这样”创作”的。于是,文学从商业化进一步进入了产业化了。至少在其中一部分中。

路金波向我介绍道,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争锋愈演愈烈。现在,网上写小说的人,有的一个月能写出几十万上百万字来,大概有10个人年收入在百万至千万之间。而这些人的名字人们几乎都没有听说过。他们可以无穷地把一部”小说”写下去,而每个人身后有20来万”读者”跟着,出来一段,花几分钱点击阅读一番。

这是电脑的功劳。靠手写,每天3万字,得把手都给写断了。

张悦然说:这不是文学,已经出了文学的范畴了。韩寒和郭敬明,不管人们怎么个看法,那毕竟还是文学范畴里的。

时间的鸿沟

鲤的第一期封面鲤的第一期封面

八零后”玉女”张悦然居然当上主编了。她编的丛书叫”鲤”。为什么选择这个字呢?她说,就是喜欢这个字,没别的意思。每一条”鲤”有一个主题,第一期已经出版,叫”鲤:孤独”。她说,卖得还不错,大概是8万册。每一期都选择一篇外国作家的。她坦率地说,这也能增加吸引力。第一期里收入了日本青年作家青山七惠的短篇小说”村崎君的巴黎”。中国年轻人挺喜欢青山七惠的,她说。第二期”鲤:孤独”里收入德国女作家尤迪特赫尔曼的短篇小说”露特”。

她说:”我们这一代人其实是很媚外的。”大概怕我吃惊,她解释道,我们是在格林童话、阿童木、蓝精灵这些外国动画片里长大的。

我说,现在的年轻人似乎在喜欢网络的同时,也开始喜欢读书了,但在小说方面,多集中在同龄人的作品。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老一辈的作家们卖出十来万就算很成功了,而年轻一代的单本出个几十万的有好几个人。她说:他们(老一辈作家)写出来的东西跟几十年前没有区别,用的还是几十年来不变的语言,不懂今天的语言,年轻人不爱看。她这些话颇有可堪回味之处。

其实,中国文学之有十年一代之分,应该是从”八零后”才开始的。有了八零后,才开始有了其它”后”之说。失踪了一年、据说正闭关修炼天体起源奥秘的王朔在闭关前说过这么一句话:八零后算什么,我们五六七随随便便就把他们给灭了。这个”五六七”是个相当近似于准确的说法。以前的中国文学,顶多有1950年前后之分,时间是充裕的,连贯的,漫长的。人们今天可以信口说出一大批著名作家来,比如莫言,余华,阎连科,李锐,苏童,王安忆,贾平凹,张洁,甚至更早的王蒙等,并没有多少人关心过他们哪位是几零后的,全都混为一体了。

八零后之突然树起,让人联想到的是这个树起之时代的其它特色产品,比如因特网,比如电脑游戏。有了因特网,时间似乎忽然变快了。人们只关心今天,不再关心昨天。谁要在今天唱一首涛声依旧,就会有人说”都老掉牙了”。要是周杰伦的,马上得到鼓掌欢呼,不过也得是最新的周杰伦。在文学和类文学类文化领域,卫慧,棉棉,木子美,芙蓉姐姐,玄幻文学,盗墓文学,象走马灯般地走过来,走过去。真正在书架里站住的还是有的,比如余华,阎连科,李锐,苏童,王安忆,贾平凹,张洁,王蒙,还有一个王小波,或者狼图腾。尽管他们站得有点凄凉,有点孤单,但毕竟还站着。这毕竟是一个”流行时代”,只兴流行的,畅销的,娱乐的,至于是否有明天,是否永恒,是否能走向世界,并非大多数人所关心的。

张悦然说得有道理。老一辈的,尤其是六十岁以上的一代,几乎不会玩电脑,有不少这个年代的名作家、学者,还是一笔一笔地在稿纸上格子里爬。他们似乎也真不关心年轻人的”语言”,更不懂。比如”媚外”这个悦然语言,就是典型八零后的。他们的语言突破了语言本身的自在意义,显得张扬,突破,无所谓不在乎。有人说网上的话不能就话论话,许多不是真的字面上的意思,看上去是骂人的话也不见得就是骂人的。其实,这也在中国传统里,比如”白发三千丈”并非真的三千丈。矫枉过正。是这个时代的特点之一。

但是,光是这样却也是不足的。我读到过一位文学评论家语重心长地教诲张悦然的话,要她多读点古文。而张悦然呢?她对我说:我基本上不在网上读东西了。我需要一种平静。她说,正是在新加坡那几年,成天在网上,她烦了。她是学电脑的,但却烦了电脑了。

电脑时代现在还刚刚开始,它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烦躁。能试着去摆脱这种烦躁,张悦然的这种尝试至少是很有意思的。这些年人们也许注意到了,高中生里读书好的,女生多于男生。也许这正是电脑,尤其是电脑游戏惹的祸。人们要一种”今天”,要一种沉迷,一种消谴,于是很多东西顾不过来了,包括前景,未来。但也有出色程度超过许多女生的一些男生,他们往往正是摆脱了电脑游戏,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互联网的一批人。

这个时代的烦躁,既是电脑、互联网带来的,也是乘着互联网的翅膀爆炸的媒体造成的。中国媒体成天在那里赞扬的就是流行什么,炒什么。有时到了不分青红皂白的地步。比如以鬼吹灯为代表的盗墓文学的崛起,尽管我坚决反对任何”删索”(cencorship),无论是新闻检查,还是文化查禁,但评论家又在哪里呢?提倡盗墓,偷盗,难道不是有点不合道德吗?在人人文学的时代,人们本不知道哪本书是该读的。媒体和评论家的引导就成了关键所在。媒体和评论家本可以把中国文学引向世界文学的高峰去的,包括文学性的提倡。然而媒体和评论家偏偏多半跟着流行走。

也许,中国老一辈的作家应该试着走进,至少走近年轻人的世界,包括语言世界,电脑世界,而新一辈的作家应该试着走出去,回到一定的安静中去,就象张悦然在尝试的那样。也许这种走进和走出实际上都是做不到的,就象钱钟书说的那样。但这种”走进”和”走出”本身,这种接触,碰撞,却有可能把中国文学带到真正文学的、世界文学的道路上去。

评论家江子谦说张悦然要走入传统文学。似乎并不切题。从张悦然的言论中看,她显然不太”屑”于传统文学。她要做的,只是要从电脑中走出来。她还是那条”鲤”,内心充满了蹦跳,尽管她比许多同龄人多了一些庄重。

刘文忠:德意志——以真诚赢得尊重

从少年时代接受教育开始,提到德国就有两个历史人物深刻印在我的脑海里,一个是中国人顶礼膜拜的马克思,另一个就是臭名远扬的法西斯主义头目希特勒。一直以来,我始终不能明白,高度文明的德国人为什么会选择希特勒,一次又一次地将自己与世界推入战争的连绵祸端?我也不明白,相比于日本人,为什么战后德国的政治领袖能真心实意为德国过去的侵略和屠杀行为认错呢?

被推倒的柏林墙

柏林,这是一座将历史与现代和谐地统一于自身的城市。无论你在哪一天来到柏林,它都不会让你失望,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会有丰富的文化活动欢迎着你的到来。柏林是多姿多彩的,它被誉为全欧洲最绿的城市,到了柏林你会惊讶于眼中盛满的绿色,遍布城市的湖泊、公园、花园、还有森林,不仅为柏林人也为游人提供了休闲的绝好去处。

柏林作为德国的首都,忠实地记录了这个国家多舛的命运。在柏林商业中心保存了一座二战留下的遍体鳞伤的教堂,教堂前有一个粗大钢丝绳造型铸成的雕塑”分裂与统一”,记载了德国历史上沉痛的一页。柏林市中心菩提树大街的勃兰登堡门是德国统一的象征,依照希腊的雅典卫城山门修建,上面安置着青铜制成的驾驶战车疾行的胜利女神像。这座女神曾被拿破仑抢走,一直是德意志的耻辱和心痛。二百年来风雨的侵袭已使原本乳白色的花岗岩呈灰褐色,更显得饱经沧桑,它可称得上是德意志民族几度兴衰的见证。

二战后的德国再次被分割,勃兰登堡门也由此成了东、西柏林的分界线。1961年5月民主德国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日益严重的本国居民逃往西德的问题。最后秘密做出决定,建立一座柏林墙来阻止外逃的浪潮,工程代号为”中国长城第二”.1961年8月13日凌晨,与西柏林接壤的东柏林街道上所有灯光突然熄灭,无数辆军车的大灯照亮了东西柏林的边界线,2万多名东德士兵只用了6个小时,就在东西柏林间43公里的边界上筑成一道由铁网和水泥板构成的临时屏障。柏林墙的修建是东西方两大阵营意识形态斗争的产物,东德人称柏林墙为”反法西斯防卫墙”,西德人则认为柏林墙隔断了自由与民主。美国总统肯尼迪在访问柏林时说:”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堵不是防范外敌,而是防范人民的墙”.柏林墙的建成并没能阻止东德人继续逃往西德,在柏林墙博物馆里,我看到种种逃跑的案例。有一个五岁东德小男孩,在大人帮助下用六个月时间挖成一条穿越柏林墙的地道逃往西德;1961年18岁的彼德菲西特已经爬到柏林墙的顶端,只要再加一把劲,就在这时刻,枪声响了——他滑落回墙东侧,躺在血泊中,五十分钟没有一个东德警察救他,流尽最后一滴血。站在对面西柏林墙的上千群众爆发愤怒的抗议声,高喊”你们是杀人犯、是法西斯”;还有一对恋人把新娘藏在去西柏林交响乐团演出的音箱里跑到西德;20岁的布鲁克驾着大客车猛冲关卡,身中19弹,用生命的最后意志坚持冲到西侧,可是那一刻他也停止了呼吸。除了这些原始的冒险方法外,也有一些利用科技手段西逃的,有个青年用摩托马达改装成潜水艇奇迹逃脱;有一家几口人在一个夜晚乘坐自己制造的轻气球,升高到2800米连步枪都打不到的高空,当苏式米格飞机出动时他们己成功飞过柏林墙;更有位工程师看到中国杂技”炮打飞人”的节目而受到启发,制造了一个能把人弹出去的装置,然后把自己放进这个装置中弹到墙外。当然能跑出去的人毕竟是少数。据统计,在那些年里大约5000人试图逃跑,其中3200人被抓获,100多人在越墙时被打死,200多人受伤。

现在,被拆除的柏林墙已经变成了一道贯穿旧城20公里长的鹅卵石小径。进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冷战进入尾声,东西方关系开始缓和,西德总理勃兰特实行”新东方政策”,两个德国也逐渐由对峙走向对话。1987年6月12日,美国总统里根在勃兰登堡门发表演说,建议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拆掉柏林墙。1989年11月9日,新东德政府开始计划放松对东德人民的旅游限制,但由于当时的东德中央政治局委员对上级命令的误解,错误地宣布柏林墙即将开放,导致数以万计的市民走上街头,拆毁围墙。长久以来作为东西方对抗最有力标志的柏林墙最终被推倒了,二天里有七十五万东德人逃往西德。柏林墙最终于第二年11月底全部拆除,东西德之间的围墙夷为平地,一时间,有九百万东德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人疯狂的涌向西柏林,与他们自1961年因关闭边境而被迫分离的朋友和亲戚们再度团聚。全世界首次看见德国人这样的失控:人们拥抱在一起,千万人一起哭泣起来,哭泣声越来越大,分裂了41年的德意志再次统一,柏林又一次恢复到硝烟后的宁静。柏林墙被推倒标志着苏联东德共产党精心打造了四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制度阵营、对人民意识形态的控制在人民心中顷刻崩溃,随后发生了整个东欧社会主义的解体。

丰富的德志意文化

在柏林时,我们团里的一对同济大学退休教师夫妇向导游提出一项单独活动,即一夜”扫荡”十个博物馆。因为他们有个外甥在柏林大学留学可以当向导,夫妻俩又说一口流利的德语,所以导游就放心地让这对痴迷博物馆的游客去了。参观博物馆对于生活在欧洲的人来说,通常会占据他们文化消费相当大的比重,精美的陈设、丰富而珍贵的藏品,能够在短时间内接受大量知识的喜悦,是博物馆广受喜爱的原因。看博物馆是很容易上瘾的,如何在并不便宜的票价和陶醉情操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呢?体恤人情的欧洲人就想出了”博物馆之夜”这样的特色活动。欧洲许多大城市都有”博物馆之夜”:一张价格低廉的套票,包括了各个博物馆之间的交通费用和门票,只要你受点累,就可以在一晚之内自由穿梭于各个博物馆之间。第二天下午这对知识分子夫妻又兴致勃勃地与我们会合。

德国当地导游为我们安排了巴登-符腾堡州的仙踪之路游。作为传统的旅游度假胜地,这里有黑森林的中高山脉、浪漫的蒂蒂湖、施瓦本山和霍恩索伦古堡、种满葡萄的小山丘环绕的内卡河谷,还有闻名于世的博登湖及阿尔卑斯山。在这里你可以完全融入大自然的怀抱,清澈的小溪和秀美的湖泊会让你犹如置身世外,舒适而健康的气候使人忘却了旅途的劳顿。沿着仙踪之路我们到了海德堡,人口只有25万的海德堡同时又是一座著名的旅游城市,每年来旅游的人数高达500万人次。这里有德国最古老的海德堡大学,矗立在内卡河畔的小山上。海德堡大学迄今有700年的历史,和欧洲许多国家的大学一样,大学没有校园,也没有校门,一座城市就是一个大学城,大学的各系各科就散落在城市街道的大街小巷里。就在这个小城,诞生了德国许多文学大师,如格林童话的作者格林兄弟,伟大的诗人海涅、歌德、席勒。直到现在,仍有多种多样的艺术演出和音乐会在海德堡举行,延续昔日的浓郁的人文气氛。夜幕降临时,游人可以漫步于迷人的老城区,到大学生常常聚会的小酒馆凑个热闹,为你完美的一天划上句号。

德意志的教育在欧洲一直领先,早在1717年,当时的普鲁士帝国就颁布了一项《义务教育规定》:所有未成年人,不管男女或贵贱,都必须接受教育。否则,家长将要被处罚。学费每星期6分尼,支付不起的家庭,由当地政府承担。1763年弗里德里希大帝亲自签署了一项法律——这就是世界上第一部《普通义务教育法》,他说:”因为穷困所以要办教育,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因为办教育办穷的、办教育亡国的;我推广教育,改善的将是德意志整个国民的素质啊!”为了推广全民义务教育,德皇甚至把皇宫的财富拿了出来,著名的洪堡大学就是他卖掉王子宫资助的。全民教育很快使德国在欧洲强盛起来,欧洲各国也纷纷效法。十九世纪,德国在教育、科技发展方面一直走在世界前头。德国大学为免费教育,学生只需交纳75欧元一学期的注册费,教学用书全部可以从学校图书馆借阅。学生注册入学后,可以凭学生证在很多方面享受半价优惠。近两年,德国政府对中国的留学生政策也有所放宽,以便让更多的中国学生能够顺利地进入德国大学接受高等教育。但德国大学会拒收中国的高考状元,因为它考察和看重的是综合素质与实力。在德国,我们听到一则新闻:萨尔州的七位父亲,因为子女未上学,被判入狱。同时,警方派专车将孩子们接到了学校。其实,这七位父亲并未让孩子失学,而是组织了一个家庭学堂,让孩子们在家学习,但这种行为被认定为违法。中国有句话叫”子不教,父之过”,在德国,儿子不上学,老子就得坐牢。

希特勒——民族主义的煽动者

长久以来,我一直不解如此优秀的民族为什么会产生像希特勒这样疯狂的人?走访德国我了解到一些历史。在罗马晚期,当欧洲南方的许多民族都皈依了基督教,北方的日耳曼民族却还信奉着他们朴素的原始宗教。包括对力量的崇拜、对身体的敬畏和对自由的信奉,突出表现为强调”英雄”精神,这与同时的南方提倡”耶稣圣人”的文化完全不同。不久,北方的这些”蛮族”终于也皈依于南方的基督教信仰,但日耳曼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在中世纪,他们发展了自己的、有别于正统的神秘主义,重新给予自由信奉以积极地肯定。而到了宗教改革时期,又是欧洲的北方成了整个基督教世界变化的突破口。无论是马丁。路德还是加尔文,他们提出教会完全独立,不受政府管辖,提出”因信称义”的真理和”先定论”,他们告诉基督徒,圣经是上天赐给的灵粮,阅读它是每人必做的功课。随着启蒙思想在欧洲世界的绽放,神的地位被人所取代,日耳曼民族终于又回复到了他们自己的精神传统——英雄文化。特别是从十九世纪后半段一直到二战中,整个德意志的思潮又开始明确高举诸如”超人就是大地的意义”、”日耳曼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日耳曼人的身体是最美的”、”英国人的民主不过是群氓文化”、”要做金发碧眼的狮子”等等”英雄文化”的旗帜。而希特勒正好生活在整个德国最失败的时候,一战失败,德国割地分离,要为重新统一找出路。这种文化混合着战败的屈辱,始终徘徊于”英雄文化”的十字路口的德国人最终将”英雄文化”向极端方向推动,并铸成大错。

1935年希特勒开始施行种族纯化法,剥夺犹太人的德国公民权,禁止亚利安人与犹太人通婚。他巧妙地运用基督徒与犹太人之间的宗教仇恨和种族优越意识,凝聚大部份人的共识。在柏林,竖起大幅的牌子——”犹太人是犯罪分子”,极力丑化污蔑犹太人;犹太人的商店被刷上特殊标记,日耳曼人不许去这些地方购物。1942-1945年间,600万名犹太人惨遭屠杀,这数字占当时欧洲犹太总人口的三分之二。另有500万名其它受害者——战犯、斯拉夫人、吉普赛人、同性恋者、弱智者及政敌,在纳粹集中营遇害。纳粹时代的暴行不只是惨绝人寰的悲剧,其恐怖程度远超过人类所能理解的范畴。

历史上每个独裁者暴君几乎一个模式:开始鼓吹个人崇拜,然后制造转移国内本民族的矛盾和视线的焦点(如犹太人、阶级斗争等),煽动民族盲目狂热的所谓”爱国主义”,目的用来欺骗、愚弄、蒙蔽自己的老百姓,结果使国家遭殃、人民死伤千百万,本人遗臭万年。事实证明,铁与血可以实现国家统一和扩张,却不能带来人民的幸福与民主宪政。

勇于认错的德国人

战后德国满目疮痍、哀鸿遍野,军民死亡800万,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巨额赔偿压得德国喘不过气,普通人失魂落魄,每天为最基本生计而奔走,情况十分悲惨。二战结束后德国人民开始清醒:没有民主制度,盲目的爱国主义给自己民族只会带来巨大灾难。没有民主,德国人爱的究竟是谁的国?希特勒之国?他们这种极端的所谓”英雄文化”,在抵触基督博爱精神的情况下,又给他们带来了什么?战后德国在美国的帮助下,迅速建立民主制度,并很快地走上了富强的道路。

德国在检讨二战的错误时承认,他们错选了一个独裁者——希特勒作为他们的元首,因此他们要承担这个责任。1978年美国电视系列片《大屠杀》、《辛德勒的名单》,在德国各地方转播,全德国有二千多万人收看,犹太人的悲惨命运深深震撼了观众的心灵。当时也有位德国历史学家针锋相对写了《大火》一书,详细叙述了战胜国曾用200万吨炸弹对德国的疯狂报复和空袭,作者把这种报复与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相提并论,引发一场激烈争议,新纳粹分子上街游行。当时德总统魏泽克站出来说:”德国人不应该记恨于当年的战胜国,而应该把自己的不幸遭遇,归罪于一个罪恶的纳粹统治”.5月8日,在柏林的象征建筑勃兰登堡门,全世界看到动人一幕,成千上万的德国人手持火烛默立在勃兰登堡门周围的大街上,不让新纳粹分子玷污德国国际形象。理智的德国人反思是彻底的。战后,德国为了消除欧洲邻国对自己的深深警觉和敌意,积极配合以美苏英法为首的战胜国对纳粹分子进行”非纳粹化”运动,那些罪大恶极的纳粹分子基本上都没有逃脱法网,包括在全世界追查审判了集中营的医生与其他杀人凶手。二战结束从总理阿登纳开始,为了重建一个重视法治、保障基本人权的民主国家,德国政治领袖一直以一种全民的忏悔、至深的内疚向受害国道歉谢罪。为了让德国人民永久记着教训,他们在柏林当年纳粹统治中心的旧址上,用二十年时间为犹太人建造了一座大屠杀纪念馆请求宽恕,据说不远处就是希特勒自杀的地下室。

德国人说”千年易过,德国的罪孽难消”.德国政府也公开承认有”国家罪错”,一直在不同场合表达对二战的忏悔之意,向受害犹太民族赔偿近550亿欧元,向苏联也赔偿了巨款。在国内,德国教育部一直把法西斯主义的罪恶,重点列在中小学的教课书中,使德国人牢记这教训。1971年12月7日,德国时任总理的勃兰特在访问波兰时做出了让全世界震惊的一幕,双膝跪拜在犹太人起义纪念碑前,向全世界人民表达了德国”民族罪责”的承担,赢得举世称赞。

中国的”国家罪错”

“国家罪错”开始成为政治和法律意识,是在二十世纪晚期,这并非偶然。二十世纪是”国家罪错”泛滥成灾的时代,土耳其帝国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纳粹的种族灭绝,日寇的南京大屠杀,斯大林的大清洗、消灭富农和迫害少数民族,以及红色高棉的屠戮等,都是举世皆知的暴虐行径。我想中国是否也是一个”国家罪错”频繁发生的国家?建国以来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政府冤枉错杀错判错关多少人?从没较真统计过,就是有也不会公布。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府对”批胡风、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四清、十年文革浩劫”等一系列政治运动虽然承认是错误,并为大多数受迫害的人平反了冤假错案。但一个犯重大过错的法人实体(政党)应该承担责任,而得到教训的是全体党员和同时代的国民。文革最大的受害者,并不是被打成”走资派”的干部,这些人在平反后基本上都得到了国家的补偿和官复原职。而是那些从49年开始就受到迫害的所谓”地富反坏右”的最底层人民,这些人没有犯罪事实,却背负着意识形态强加在身上的历史罪名,他们所受的苦难程度与二战时的犹太人是同等的,但是在对文革罪行进行追索时,这类人的声音和为他们代言的声音几乎听不到。我不明白中国领导人为什么能如此轻而易举剥夺上千万人民珍贵的自由,夺取上百万人宝贵的生命。为什么犯下如此严重”国家罪错”,他却从来没有内疚忏悔过,相反他的”伟大”幽灵仍笼罩在中国上空。

中国有不少”国家罪错”,但我们的政府和领导没有德国政府的勇气和智慧。明明伟大领袖犯下谎言诬陷罪,把新中国上百万知识精英一网打尽,我们却一直死要面子定性为”反右扩大化”,还保留毛泽东钦定的六位所谓”真正的右派”,至今不给予平反,令其后人含怨郁愤。同样,我们明明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却不作具体深入的清算、否定的原则是”文革易粗不易细”.一句话就是,伟人犯错误,林彪、四人帮承担罪责。最新解密1958年5月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内部通报:定为右派分子三百十七万八千四百七十人,列为中右一百四十三万七千五百六十二人。第一类右派逮捕法办;第二类押送农场改造;第三类开除党籍、保留公职,留单位控制使用;第四类不戴帽子、内部监督使用。这场政治大诬陷中,究竟多少人自杀?多少人死于劳改?多少人在文革被害?政府是有确切数字的。但是像其它政治运动一样属最高机密不愿公开,最多一句”非正常死亡”.文革是”浩劫”,更是人权灾难。我们领导不愿建立文革博物馆警示后人,认为反思过去会威胁到自己,清算了伟大领袖等于清算了党,还要人民忘记过去、一切向前(钱)看。我们的领导们没有胆量学习德国领导人,没有勇气在中小学教课书中重点来反思这些国家罪错、让子孙后代永远记牢类似”文革”这样血的惨痛教训。现在看来他们仍旧不敢也不愿意这么做。在中国,”政府道歉”这个词是不存在的。

二战中有句最著名的话:”可宽恕,但不忘记”,其实,像中国文革这样的悲惨历史同样应该”可宽恕,但不忘记”.二战结束六十年,德国勇于反省历史罪责,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这是经过战后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才达到的。可惜中国人既忘记,又不愿反思。当年造反的红卫兵,有些还成了今天的领导人,他们完全不像德国人,缺乏自省精神和谦卑忏悔的心理,反而大都是一副”青春无悔”的大义凛然姿态,甚至在中国精英阶层中还有一帮所谓的”新左派”理论,今天还扬言希望再来次”文化大革命”——在他们心中文化大革命冤枉迫害死掉的上千万人不是中国人,只有南京大屠杀死掉的三十万人才是中国人。中国应该向德国学习,对”文革”这样的国家罪错认真反思,对所有新中国曾发生过的历史罪错道歉,并给予受害者特别是这些承受了最大苦难的最底层的受害者以补偿,停止灌输掩盖与轻描淡写的”文革”历史,让中华民族的后人认清历史真相。

寂寞的马克思故居

这次德国行我们有一项活动——去马克思的故乡特里尔市。这小城四周被苍翠的树木环抱,马克思老家坐落在布吕肯大街10号,这是一座三层的巴洛克式建筑,大门右侧有一座铜制的马克思头像,其下注文:1818年5月5日,卡尔。马克思诞生于此。故居门票3欧元,入门口有用中文写着提示:禁止吸烟,禁止吃零食。亲爱的游客,请您注意外面的交通!进入室内,原有的物品已经荡然无存,可以看到正堂后壁两侧有通向后楼的走廊,前后楼之间是个小天井,后面是个小花园,一楼左侧是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历史图片展,墙上悬挂着全家照片;二楼五间均为展览室,陈列着马克思与恩格斯共同工作和生活时的图片;三楼展室的玻璃柜里陈列着《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德文原版。听工作人员讲,现在除了中国旅游团来探望他老人家,其它国家客人很少来光顾。

马克思故居接待室里有一本题词纪念册,上面有许多来自中国参观者的签名及留言。我翻了一下,许多留言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质疑、包括一些中国人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与马克思主义的怀疑。中文留言很多:”马克思你周围的东欧共产主义国家都解体了,你别难过,这是历史潮流,我们也快了。””马克思,这个世界上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资本主义越来越多,社会主义越来越少,你的理论越来越被人怀疑?怎么办?你快醒来拯救拯救我们吧!领导我们再来次世界大革命好吗?””马克思,中国怎么搞啊!过去按你嘱咐,搞阶级斗争死了几千万人;今天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好像跟你书上又不一样,公产变私产,党员变老板,私企大发展,老板变党员,横看竖看像资本主义,我们还算你的信徒吗?”我还看到这样一段话:”老马我不知道你是伟人还是狂人?但我知道世界自从有了你的暴力革命理论,第一没有太平过;第二死去的人无法统计、也无法终止;第三学习你老人家理论建设的国家都属于世界上最封闭、最穷苦的国家。这算是你对人类的伟大贡献吗?”出了马克思故居,我被留言搞得心绪难平,心想二十世纪的世界确实被马克思主义搞得天翻地覆,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样板国家到底算是已解体或被推翻的苏联、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红色高棉,还是现存在的北朝鲜、古巴、越南,或者是走”特色之路”的中国?或许只有马克思知道。马克思没有想到,在他去世后,会出现那么多的崇拜者,更没想到他会成为一面旗帜,在他的旗帜下,真理和谎言都找到了栖身之处。

最近,我读到周恩来总理最后病危时刻留给夫人的一些话。

1975年5月10日:”小超,我百思不解的是,斗争没完没了地搞下去,马克思哲学是一部斗争哲学吗?斗谁,和谁斗?怎么会造成今天的局面?” 1975年10月3日:”小超,我常在总结自己走过的道路,坚信共产主义是人类奋斗理想的目标,建国二十六年了,政治斗争一个接一个,这样下去,把国家带到灾难境地,这还叫社会主义,还叫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国吗?我的一生还留著书生气,失望走向归宿。” 1976年1月2日:”小超,我快走了,快了。记着不留骨灰,不建墓碑,你远离中南海,不要过问政治。”众所周知周恩来是最早来马克思家乡留学的中共领导人,这样一位中国当家人、一生陪伴毛泽东,帮他违心做了许多事的大政治家,临死前还遭到毛泽东支持下的四人帮毁谤他一生的”批周公”运动。医疗组签发了近十次病危通知,中央政治局成员多次请求毛泽东去医院探望但都遭拒绝,并且连追悼会都不参加,让人看了心寒,真是悲哀!总算周总理还有胆,在弥留之际给亲人留下这样一些耐人寻味的心里话。

马克思出生在德国,为什么这里产生不出共产主义社会?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没有在德国被实践?照理说德国人比我们更了解马克思,就像俄国人比我们更了解列宁一样,但为什么他们会先后扬弃马列主义,而我们却当作神物供奉?一些当年在德国学政治经济学与哲学的人士回忆:原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本来在德国被作为一种学术研究发表,而翻译后的《共产党宣言》其实与马克思的原意是有较大出入的。后来演变成一些政治家们所需要的”极左”纲领。再说马克思时代,是资本主义发展处于血腥的初级阶段,随着科技发展社会进步,现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北欧各国其实更像社会主义国家,因为这些国家没有无产阶级,都是有产阶段,他们前辈的革命早修正了马克思主义,不再强调无产阶级专政,这也是马克思意想不到的结果。相反,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只有被世界上最落后、最穷困、最封建的国家所利用,那些极左政治家自己产生不出理论,于是借用外来的马克思主义,为人民画一幅”天堂”的蓝图,加上封建帝王的思想,调和粉饰一下,创造出无产阶级专政与阶段斗争的理论,结果折腾了半个多世纪的实践,纷纷破产解体,留下的也是挂羊头卖狗肉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式。哪个理论家敢说:今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或者说:今天”世界上最穷困最封闭的北朝鲜”就是”正统的共产主义”?

但是,在这里我还想提自己对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些浅薄的认识:其实,世界上的社会主义运动还是非常复杂的。像前苏联、中国这种模式的,在西方被称为”共产主义”,而现在的北欧等高福利国家才被称为”社会主义”.最早的社会主义理想和尝试是从法国大革命追求平等的理念中脱胎而来的。像欧文、傅立叶等空想社会主义家大多采取改良、阶级调和等思想来寻找、开拓人类平等、民主和自由的新方向,并为以后的社会民主主义提供了许多经验和教训。如欧文最早提出要对工人提供职业教育,现在近乎成为常识,并纳入到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中。以后,又出现不少”暴力革命的思想家”,如共产主义的马克思、恩格斯,无政府主义的巴枯宁等。但实践的证明是,暴力革命并不能给予人们以一个新的、更民主的社会结构,事实恰恰是又回到了专制的老路子。而随后的被批判的所谓”修正主义”,特别是演化出来的社会民主主义却终于为全人类找到了一条坚实的道路——社会的全面民主。它摒弃了暴力,强调改良;摒弃斗争,强调合作、交流与妥协。终于实现了社会主义的本意——社会各阶级共同得到自由、平等、民主、富裕。我相信,社会民主主义才是全人类共同前进的方向。至于共产主义(马克思)的做法,我在现在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中,看到的多是没有人道主义的制约、对个体的漠视、片面强调”向上”和”夺取”,我真不知道这是传说的”英雄文化”、”博爱”还是真正的”群氓文化”?

历史上,德意志一直是个战火不断四分五裂的国家,它曾有314个大小联邦,各自为政,中央权力如同虚设,连一个名义上的国家都找不到,诗人席勒曾经为他的祖国焦急地呼喊 “德意志,它在哪里?我找不到它!”拿破仑在扫荡普鲁士时顺手扫清了几百个大大小小封建堡主,也为德意志统一铺设了道路。但拿破仑战败后,所有欧洲列强并不愿意看到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出现,于是德国又分裂成38个联邦国。各自为政的联邦设立重重繁杂的关税、过境的税收甚至超过货物的价格,整个联邦有近六千种货币,这些严重阻挡德意志的经济发展。”铁血宰相”俾斯麦掌权后通过军队和独裁完成了德国的统一,1871年,大德国刚亮相就让世界吃惊,当时它的科技发明项目是英法的总和,它的综合国力很快超过英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强国。

现在的德国,是一个富有魅力的旅游之国,它为旅游者提供了罕有的丰富多彩的城市和风光。这个历史上曾有过众多小城邦的国家,使德国的许多大都市都仍各自具有鲜明的历史和地域特色,不同的传统和人文特色塑造了各富魅力的文化与都市生活,及至其餐饮文化和商业传统。德国的城市文化生活是全包容和多元多彩的,不论现代与古典相互交融的魅力动感大都市,还是悠然古朴的小城里,你总会有新奇美好的发现。

德国民族是伟大而优秀的,康德、歌德、贝多芬、爱因斯坦、黑格尔、海涅、席勒、巴赫、门德尔松、瓦格纳、马丁路德、马克思、俾斯麦、阿登纳,这个国家为世界培养了那么多杰出的政治家、哲学家、科学家、音乐家和诗人。但德国的历史却并非都是光明的,德国人两次挑起世界大战,并最终以战败而结束,给全世界带来了不安宁,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停滞,人民陷入饥饿与流离失所,无数的生命受到摧残和死亡,纳粹党魁希特勒作为一个德国人更是遗臭万年。难怪有人说”德意志用思想拷问世界是伟大的,而用战争拷打世界是罪恶的”.然而,世人并没有因为希特勒而对这个民族有所贬低,二战后德国人认真惩治战争凶手、真诚向犹太人道歉和赔款的实际行动,已获得全世界人的认可和尊重。”一跪泯千仇”的德国总理勃兰特,更是以他的创世之举抚慰了波兰人与犹太人,为德国人重塑了世界形象。后来,勃兰特在回忆文章中说,”常常有人问,这是不是事先设计好的举动?我告诉他们:不是。事先没有这样的计划。我面对德国人的历史灾难,面对千百万受害的生灵,只是做了当时语言已经苍白无力时人们所能做的事。……二十年过后,我仍然难于找到比这更好的表述。”难道还有比这更值得钦佩的感情么?

勃兰特跪下去了,而德国人站起来了。

一个勇于认罪的民族,无论它曾犯过多大的过错,都是可以宽恕的,都是值得尊重的。

本文载自《一个文革受难者的新海国图志》,澳门崇适文化出版拓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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