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寒的意义:主席们说了不算啦

最近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文坛事件:韩寒与众省作协主席“打架”。一个说如果我是作协主席下一秒就解散作协,一个说如果我的韩寒他爹,下一秒就把他打死。都要出人命了,还不是“事件”?

这次所谓“事件”的特点很 明显,一是代际差距突出,二是体制内外有别。一方是年纪大韩寒几倍的父辈甚至爷爷辈的作协主席副主席,另一方是大骂“文坛算个屁”的后生小子。前者在体制 内居于高位,后者在市场上呼风唤雨。敌对双方在文学场域与社会空间的占位情况及其“武器”配置特点,决定了他们的斗争策略和话语方式。

这不,韩寒的杀手锏就是 抓住这些体制内权威和权力的联系,他的《领悟》一文写道:“中国作协应该有百多个主席,平时赋闲,你突然给他们整个事,从活动筋骨和延年益体上来说都有很 大的意义,而且事实证明,平时一直讲究领悟各种会议精神的老同志们还是不错的”,他们很善于“领悟什么该写什么不该写该怎么写写到哪种程度。”这种领悟的 本领在韩寒看来就是“职业作家的职业风范。”在反击河南省作协副主席郑彦英的时候,他一上来就揭人家的“家底”: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河南省省管专家,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获得过冰心文学奖等多种奖励,河南省文学院的院长,等等。韩寒说,这位善于“领悟”上级精神的作家 2006年在中央号召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背景下,出版了科幻读物《郑彦英诗语焦墨画——乡村模样》,把农村写得“一副和谐的大好景象,男耕女织, 衣食无忧,官民一心,繁荣富强。”韩寒赞扬这位副主席“该写的写,不该写的你永远不会写,你领悟的很好。我看好你当选下届中国作协主席。”韩寒不愧是说反 话的高手,也是聪明绝顶的斗士,他深知在今天这个年头夸赞对方官位之高、“领悟能力”强意味着什么。

奇怪的是,被韩寒攻击的 主席副主席级的作家们没有一个愿意接韩寒扔过来的这个“荣誉”,他们要么摆出一副老资格的样子,说什么“在我们这一辈人红的时候,这些年轻人还没出生。” 要么指责韩寒缺乏君子风度,动辄骂人,太没教养。不过我要替韩寒说过公道话,韩寒骂人确实是不对,但他下面这段话却不是一般君子敢说的:“我不敢说自己是 作家,但如果真的以作家论,你(指郑彦英)是要比我低级的,因为你是国家豢养的。假若税收的取支都是在一个领域内,那就是我交给国家的税发了你的工资。所 以说,我是你的衣食父母,你怎能写文章说你爷爷奶奶不好呢。有人可能会说,公务员和领导的工资也是由别人交的税组成的,难道纳税人要大过他们?当然应该是 这样的。”而且作为党的官员,谈歌副主席居然说要“打死”韩寒,虽然加了一句“大家都瞎说,没意思”作补充,可是打死人的念头毕竟还是有了,而且说出来 了,实在是让人觉得这位副主席作家的文化修养以及法律知识太差。瞎说也不能这么个说法啊!其实,要是时光倒转几十年,一个作协主席是有这样的能耐的,一巴 掌不仅可以打死一个毛头小子,而且可以打死——当然是借助于外力——一大片!在这个意义上,韩寒的胜利具有象征意义!

当然,长辈们还有一个杀 手锏就是攻击数字,攻击发行量:发行量是什么,不就是钱么,钱是多么庸俗的东西!作家怎么能够唯利是图!点击率有什么了不起?黄色小说的点击率还更高呢。 这话说的不错,不过逆定理是不成立的,点击率低的书也不见得都是经典。还有一位老作家语重心长地说:“现在的畅销书并不代表所有问题,文学是条很长的路。 如果真的想要有成就,就应该专心地研究下去。”当然,是的,要研究下去,但套用一下韩寒的术语,光研究“会议精神”恐怕是不行的,而且越专心越完蛋。

中国改革30年“毒奶”裂变

照事实说话,中国改革30年究竟是为了救党还是领导人民,中国过去和未来都系于两极性的今天,人性已去,再无回天之力了。

“三鹿事件”毒奶掘出中国改革30年的底线,党政干部的两极性折断了国家与人民之间的主线,一次再一次地硬伤(黑砖窑、翁安事件、大头娃娃),正如一条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蚯蚓”的引述:两极性。把一块磁石切断,中性的中央便两极化了,但这样做的结果,原先的两极仍旧不变。相反地,如果把一条蚯蚓切断,那末它在正极保持着一个摄取食物的口,而在另一端形成新的负极,即排泄废物的肛门;但是原先的负极(肛门)这时变成了正极,即变成了口,而在带伤的一端形成了新的肛门或负极。这就是正的转变成负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955页)我们的党政领导干部或正或负;或是或非、或公或私、两端都是积极性,积极地腐败。已经没有了人性和道德可言;奶品出口就没毒,本国人民就可以吃毒奶;真正做到了有为而为,“造福”中国啊!

——梁文道:有人在管治这个国家吗?
——汪建中:中国 我们究竟还有什么可吃
——闫天舒:三鹿奶粉之毒对内不对外
——刘晓波:“结石儿”死于制度之癌
——方家华:中国人已经不相信共产党

人性已去,回天也乏力。中国已经是一个“问题”的国家,已经是一个从有人管治到无人可管的岌岌可危的问题国家。怎么管得了呢?接近14亿人口就有接近1个亿的中共党员,党员主体性、党内民主原则坚不可摧,在主体的两端都是积极的,且又有“民主”作为主体性护法的情势下,也就是说,胡锦涛总书记有权无力彻底空了,讲话也不着力了,只能问题问题一下了。

胡锦涛在中央党校举行的“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讲话时指出,今年以来,一些地方发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和食品安全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他指出,从这些事件中反映出,一些干部缺乏宗旨意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作风飘浮、管理松弛、工作不扎实,有的甚至对群众呼声和疾苦置若罔闻,对关系群众生命安全这样的重大问题麻木不仁。(凤凰资讯 > 大陆 > 正文 胡锦涛:安全事故反映出干部对群众疾苦置若罔闻)每一句带上问题“蚯蚓”们还不得笑弯了小腰。

我们的总理这一回可真的醒悟了,在抵达纽约时温家宝说,一个企业家身上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只有把看得见的企业技术、产品和管理,以及背后引导他们并受他们影响的理念、道德和责任,两者加在一起才能构成经济和企业的DNA。(凤凰资讯 > 大陆 > 正文 温家宝:希望给后人留下两点精神遗产)中国内地“看得见的企业技术、产品和管理,以及背后引导他们并受他们影响的理念、道德和责任,两者加在一起才能构成经济和企业的DNA。”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吗?没有。“中国特色”里面没有这一定义,而实际上却演绎着“武学秘笈”的内功心法,语词两用,看得见的是语词表意,实践内容不可表,这么说吧,某位领导要想干什么,在场的人一无所知,无从判断,但让你觉得事出蹊跷鬼魅,比如挤眉弄眼、摇头晃脑、敲敲桌面、沉思不语等等,然后你会听到一声“搞定了”,一切都是那么不可思议。相反,如果都将透明,都让你知道,岂不坏事?!话又说回来,企业家和领导干部对外一说则对内又一说,可拆可合,实在精妙,天下第一,功不可没,不论或此或彼,都是一种剥削,后一种合并将更加积极。所以,我料定温家宝总理从他的这番讲话中是为自己作了最后交待,一定任满退隐。

中国的政治改革最佳时期已经过了,或者说政治改革思想根本没有空间,党外有思想则为幻想,近期的思想解放大讨论就没声音了。科学发展观拿不出东西来,胡温理念又被“蚯蚓”消解,恰逢中国股市、毒奶危机当前,就不觉得缺点什么?

中国改革30年,除了没有说的都做了,人民百姓养牛跟钱走,钱跟着干部走,干部跟党走,也算是领导了中国人民。这样的路线也太失败了。干部队伍从认知成长到知识,从科学混账到变成混蛋。这就是中国改革30年的“成果”的一句总结。

2008年9月24日

朱健国:首砍地震预报垄断权

两个新闻指引中国《反垄断法》

酝酿14年的《反垄断法》,2008年8月1日施行以来争论纷纷:这部誉为”经济宪法”的《反垄断法》第一刀应砍向谁?是否应该将反垄断的重点由遏制外商外资的民族主义保护,转向针对国内的民生减灾焦点”地震预报垄断灾”?

结论在9月4日开始显示——当天各大媒体都在显要版面报道一图片新闻:”8•30″攀枝花6、1级地震后,四川省凉山州会理县黎溪镇新桥村刨出了一个母亲手拿筷子紧紧护着小女儿的母女俩遗体;次日,《广州日报》头版报道——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9月4日回应西南近期可能大地震报道:”不能肯定西南地区近期还会发生7-8级大地震”。这两个新闻,使许多人相信,中国《反垄断法》第一刀应该首砍地震预报垄断权。

面对第一个新闻——两俱泥土紧裹的”泥人”遗体——专家含泪评述:正在吃饭的母亲,在地震袭来的瞬间,用自己的身体护住了一旁的女儿,连手中的筷子都没来得及丢掉。她反应之敏捷、动作之迅速可谓专业化了,然而,依然只能母女双双罹难。这说明,防止地震灾难,最根本的途径在于提前预报地震。而要实现”提前预报地震”,必须打破国家地震局垄断地震预报的垄断权。中国的《反垄断法》第一刀应砍向国家地震局,砍向地震预报垄断权。

“宁可信其无”方针祸害地震预报

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中国地震局多年来一直以”宁可信其无”的方针控制地震预报工作。其最典型的事例就是,”汶川5、12大地震”致死近9万人、损失8451亿后,国家地震局一面旁征博引地说地震无法准确预测,一面又让专家刘院士言之凿凿地向人们预测”成都今后两百年无大震”——这真是奇怪至极的逻辑:既然地震绝对无法预报,为何又能准确预测”成都两百年无大震”?如此矛盾百出,可见”宁可信其无”是国家地震局的地震预报法宝。

如此信口开河地欺骗百姓,关键在于国家地震局自恃地震预报权与解释权皆垄断在手,尽管事实一再证明了唐山大地震前有人准确预报了,”汶川大地震”前也有多人准确预测了,但是,由于一切地震预测消息只能由国家地震局发布与解释,此外任何人和机构均无权发布地震预测消息,违者”违法必究”,中国地震预报的重大失误一直没有得到追究,中国也一直没有实行先进国家的地震预报竞争制度。

不敢否定海外媒体预报是一大进步

对第二个新闻——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回应西南近期可能大地震——人们略有欣喜:面对近来许多海外媒体报道”中国西南9月可能会有大地震”时,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主任马宗晋院士9月4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没有按传统方式一口否定,更没有”辟谣”和批判外媒,而是谨慎地说:”不能肯定西南地区近期还会发生7-8级大地震”,而”不能肯定”就意味着不敢否定海外媒体预报的”中国西南9月可能会有大地震”,能让人们保持应有的警惕,私下采取预防措施。这是地震预报方面的一大进步。

这一变化显示,中国政府开始被迫悄悄向地震预报多元化方向迈步:除了国家地震局,还有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可以解释和发布地震预报消息,并且可以公开转达海外媒体关于中国的地震预报。

这一进步显然是血的教训逼来的。”汶川5、12大地震”后中国又出现了近十起死伤多人的大地震,国家地震局先是极力以”汶川5、12大地震余波”加以推脱预报不力的责任,直到”8•30″攀枝花6、1级地震后,才改口说是新地震,可见,尽管”汶川5、12大地震” 致死近九万人、损失八千多亿,仍然不能让国家地震局悔过自新,改变”宁可信其无”愚蠢指导思想,实事求是地进行地震预报。

如此垄断恶果,难道不应该立即改变?在民间多次强烈呼吁下,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正式成立于2008年6月,由中国地震局、 科技部和国土资源部推荐的30位专家组成,这一”三合一”,为松动国家地震局的地震预报垄断权打下了基础。

开放地震预报可从四个方面进行

毫无疑义,今日致中国人于死地的第一垄断行为,就是国家地震局的地震预报垄断权!

如何进一步彻底解除国家地震局的地震预报垄断权?

方法有多种,比如,我们可以通过进一步地举证,证明国家地震局在地震预报工作中的渎职与腐败,但是,经验证明,”天不变道亦不变”,在现有体制下,国家地震局的保护伞太强大了,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让法院受理”状告地震局”。

为此,谨建议来一个”和平解放”的共生策略——我们对国家地震局的历史劣迹既往不咎,宽恕其一切罪过,只希望国家地震局从现在起,将”宁可信其无”变为”宁可信其有”。试想,唐山大地震、”汶川5、12大地震”和”8•30″攀枝花地震都说明,”宁可信其无”的地震预报思路损失巨大,远不如以”宁可信其有”为指导思想。

国家地震局实施地震预报垄断权,采取”宁可信其无”,最大的理由不就是怕不准确的地震预报造成提前疏散预防中的财力浪费?那么,不妨比较一下,”宁可信其无”与”宁可信其有”,哪一种指导思想的损失大。的确,如若开放地震预报权,放宽地震预报审批手续,肯定会有一些不准确的地震预测,让人们空跑,甚至无端停工停产几天,然而,即便这样,又有多大祸害?其损失一定会比”汶川5、12大地震” 致死九万人、损失八千多亿要小得多!至少,不会死什么人!而世间最最可贵的就是人的生命!

何况,我们可以努力将开放地震预报制度设计尽可能合理——所谓开放地震预报,可从四个方面进行——

其一,允许国家地震局之外的地震专家进行地震预报,不仅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可以参与地震预报,而且其它学术机构也可以进行地震预报,如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等学会的专家。人多力量大,让更多的专家学者参与地震预报,只会集思广益,有益无害。

其二,民间有实践经验的地震预报专家,也应该允许参与地震预报,在紧急时刻独立预报。如成功预测了唐山大地震的土专家孙威等。

其三,国家地震局内部也可实行预报竞争制,破除国家地震局内只有国家地震分析预报室负责人独断专行的弊病。

其四,欢迎世界各国的地震专家参与中国地震预报,聘请外国地震专家做客卿。

即使怀疑地震预报多元化有大弊病,也可让其试验一段时间,让实践来检验。国家地震局垄断地震预报已实行半个世纪,为何不能让地震预报多元化也平等以竞争几年呢?!

“乱世出英雄”。值此中国进入新的地震灾难期,只要开放地震预报,一定会产生真正的地震预报专家。

自然,如若”党天下”最终成为地震预报垄断权的后台,那么这个党垄断也就要列为《反垄断法》的首当其冲。

杨恒均:用实践检验“真理”,用什么来检验“实践”?

改革开放的源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规模的总结成绩展望未来的活动相继登场,但所有活动几乎都要从一个简单的问题入手:过去三十取得巨大成绩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或者说改革开放的源头是什么?

当然有很多答案,而且大多数答案都离不开经济改革,不可否认,虽然三十年的改革主要是经济改革,开放也主要是在经济和社会两个领域与国际接轨,但使得这一切成为可能的却是三十年前的那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更具体一点,就是从以邓小平、叶剑英老一辈否定“两个凡是”,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始的。谈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成绩,展望未来,绝对不能离开那一场看似从哲学问题入手,迅即深入到思想领域的各个角落,特别是真理和是非判断的标准上。

不难想象,如果没有当初对“两个凡是”的批判,如果不从思想领域拨乱反正,如果没有确立判断真理的新标准,三十年改革开放不是能否取得如此大成绩的问题,而是根本就不会有这三十年的改革开放!

我们是不是夸大了思想解放在改革和社会进步中的作用,我不这样认为。我们先不妨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

三十年前,我们为什么要用实践来检验“真理”?

细心的读者已经发现我在“真理”两字上打了引号。不错,三十年前小平同志之所以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用实践把那些不是真理的“真理”全部检验出局。

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国家本来就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建立在一两位哲学家和思想家创立的理论之上的社会制度。先烈们之所以抛头颅洒鲜血,就是认定自己追求的是“真理”,只是这个真理并没有被实践检验过。结果大家都看到了,全球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更糟糕的是,很多国家包括中国,在把马克思理论当成“真理”的时候,有过之而无不及,弄出了更多的“真理”——例如毛泽东语录和毛泽东思想。

在1949年建国后的三十年里,中国到处弥漫着一句话比一万句话还要厉害的“真理”,极左思想充斥,阶级斗争猖獗,绝对的不受监督的权力让国民民不聊生,老百姓是苦不堪言。那段期间,不知道有多少荒唐事和辛酸事发生在中国,更活活饿死了几千万。当然,在“真理”不会有错的前提下,如果你被活活饿死,那也绝对不是“真理”有问题,而是你的身体不符合“真理”。我想,这个方面不用多举例。

正因为这样,要打破1949年后的那种以马克思教条和伟人的语录为至高无上的“真理”的局面(也即是当时判断一切是否的标准),必须从国人思想入手,必须要用新的标准来检验那些所谓的“真理”。这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应运而生了。

那么现在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三十年前,当国人设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时候,他们检验出了什么真理没有?答案是否定的,但当这一标准确立后,却立马起了重要作用,那就是把以前束缚国人、压迫国人的所有“真理”都检验了一遍,不但发现它们不是“真理”,而且是严重的谬误。

掌握了检验真理新尺度的国人一定象我们今天一样有一种兴奋和恍然大悟的感觉,这正如我们突然发现用来哺育孩子成长的三鹿牌奶粉竟然是残害儿童生命的毒药一样,他们也猛然发现,那些深入当时国人生活每一个角落的“真理”正是束缚他们的绳索。

那么,既然三十年前这个标准的设立只是为了让那些所谓的“真理”原形毕露,那么我们是不是立即可以问出这样一个问题:

过去三十年,我们用实践检验出了什么新的“真理”?

我们不能否认三十年前那场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作用,也就是说当时确定的标准至少在思想上指导国人三十年。那么我们就有必要问一句,过去三十年,我们用实践检验出了哪些可以用来指导我们继续前进的“真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时打破了束缚全中国人民思想的极左的条条框框,确立了是非检验的新标准,伴随而来的是打破了极左思想的一些革命性的提法,例如摸着石头过河,白猫黑猫理论等等,这些浅显的提法当时都对那些毒害民众的所谓“真理”起了颠覆性的作用。解放国人的思想,大大的发展了生产力,人民生活水平大踏步的提高。中国人的实践检验和推出了一个“真理”,那就是“发展是硬道理”!

结果我们果然发展了!我们的GDP翻了,我们的卫星上天了,我们口袋里的钞票多了,我们出国旅游了,我们包二奶甚至到国外逛窑子了,我们不喝污染的水而改喝青岛啤酒和三鹿牌牛奶了……

但你发现没有,过去三十年我们一直在发展,一直在“实践”,但除了“发展是硬道理”之外,几乎没有检验出任何新的“真理”?而且,为了据说怕影响经济发展,我们不搞争论,继续摸着石头过河,继续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为此,我们把儒家思想当成是过时的东西,我们把西方的普适价值当成是外来不适合中国国情的玩意,我们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思想里的对个体人类的重视和关怀的内容,我们把伴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同发展起来的人文思想过滤掉,我们一个劲头的发展,发展,再发展——

结果如果?结果我们看到一个看似繁荣的社会,内里却空虚得不堪一击,结果,我们在三十年后的今天才发现,原来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了真理的社会里!没有了真理,也就失去道德底线,模糊了是非判断的标准,思想成为明码标价的商品,理想成为嘲笑的对象。这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呢?

我们生活在一个不需要真理的时代?

我知道各位对“真理”这个词儿的反感,什么狗屁“真理”?对于长期生活在“真理部”和“真理报”阴影下的民众来说,对于统治者时常把“真理”像白开水一样灌输给国民的国度来说,“真理”一词实在是不堪入目也不堪入耳的。

我也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凡是被“真理”愚弄过的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任何“真理”。这也是小平同志的务实之处,当初如果他提出什么新的“真理”来取得改革开放前的那些“真理”,民众未必会相信他、跟他走。于是他直接用“实践”取代了任何“真理”,而且不许争论。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实践”和不争论,持续了整整三十年,这三十年里,国人和“真理”渐行渐远。如果你稍微注意一下,就会发现,连以前最喜欢使用真理两个字的中国人,也很少再使用这两个字了,真理对于中国人是越来越陌生了。

可是,问题就出在这里,我们必须再次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因为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着真理,而且更主要的是,很多真理不是你用某种实践就能检验出来的,或者说那些真理已经不需要你“用实践去检验”。这些真理是不言自明的,是几千年人类文明进步的精华,是全人类经过漫长的实践总结出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些真理维系人类文明延续至今,而且在人类继续探索未来的进程中,指导着我们延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任何个人、政府和社会如果违背这些真理,都会受到惩罚,甚至遭到天谴。例如杀人放火是犯罪,这个就是不言自明不需要实践去证明的真理,你说你不相信任何真理,你说你一定要去用实践检验一下这个真理。于是,你去杀了人放了火,结果会怎么样?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结果是你杀人偿命,放火坐牢,咎由自取,罪有应得。

是什么让中国人一提到“真理”就皱眉头?是什么让国人一听到指引人类进步的思想就反感?当然是1949年建国后的那三十年,但只要你稍微反思一下,就会发现,那三十年不是因为“真理”太多而出问题,问题恰恰是那是一个没有真理的年代。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杀人放火是要受到惩罚的,可恰恰在文革的时代,杀人放火有可能让你升官发财。因为在那个社会里,真理被谬误取代。

接下来的三十年里,我们终于用一句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把当时主宰中国的大多数谬误送进了垃圾堆里,但我们却同时犯了“真理”恐惧症,我们不敢接纳任何新的真理,我们都认为权力和真金白银比真理有用。于是我们继续摸石头过河,我们不管白猫黑猫,我们甚至不允许讨论和争论——我们终于不再长年累月地生活在谬误中,却开始生活在没有真理的实践中。

一个没有真理的社会,就是一个缺乏了道德底线和是非评判标准的社会。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不用多费笔墨描述了,因为你正生活其中。在这里,你口袋满了,心里却空虚了;大家本该都快乐的,却一个个怒发冲冠。富人认为自己还不够富,穷人则认为是富人让他们变穷;左派认为中国不够左,右派认为中国应该更右,而一半中间派认为中国过左,另外一半中间派则认为中国太右;制造奶粉的人在奶粉里下毒;宣称是人民公仆的人却把民众当奴仆……

这样的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每一个个体和组织都认为自己代表了真理,都是天下人负我,这个社会出现了问题,就是因为不按照我的方式方法运作。结果,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社会道德底线不知道滑到哪里去了,是非判断的标准更是模糊不清。虽然这样的社会比黑白颠倒的文革要好一点,但却同样要不得,或者无法持久发展,更不用说和谐发展了。例如在文革时代,你杀人放火可能立功受奖,而在现在,你手起刀落,像小李飞刀一样“刷刷刷”杀了一些无辜的人,虽然不会立功受奖,却也有可能成为民众心目中的英雄(例如上海的杨少侠),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在一个缺乏真理也没有了是非判断标准的社会,我们忍不住进一步追问:为什么那些恶人要在奶粉里放进了毒药?你想不通,但更让你想不通的是他们其实很简单的逻辑:因为他们要增加牛奶的成分,吸引家长购买,他们就可以赚更多的钱,企业就能够发展,更多的人就业,国家的GDP就能够过几年翻一番。这道理完全说得过去呀,这不就是我们一直推崇的“发展是硬道理”吗?他们错在哪里?

他们错了,他们错在忘记了一个全世界都适用的价值观:中国古人说的“人命关天”,胡主席说的“以人为本”和温总理说的“任何企业的发展都不能以牺牲人的健康为代价”——这几条也是西方所谓普世价值中最核心的内容。可是,在过去三十年里,这一人类不需要再去用实践证明的真理却偏偏要我们民族付出了代价——孩子的生命——才得到“检验”!你说,我们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这就是一个没有了真理、失去了核心价值观、迷失了道德底线、是非标准混乱的社会!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糟糕的时代,说它是最好的,因为只要你手中有点权力,你就掌握了“真理”,或者你甚至可以制造“真理”;说它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因为迟早有一天,你会成为其他人制造的“真理”的受害者!

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需要用真理来检验我们的“实践”!

一个健康发展的社会,一定是拥有核心价值观的,这个核心价值观是建立在不言而喻的真理之上,这一真理可以源于中国古代的人文理想,也可以是来自西方的先进思想,不管来自何方,都是被人类的实践反复检验过的颠扑不破的真理,例如对生命的尊重,个人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集权的深恶痛绝和对绝对权力的监督等等。一个拥有了健康的代表人类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的国家,虽然在发展中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曲折和艰难,但总的发展方向不会改变,进步的轨迹不会被破坏。

那么,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我们除了“发展是硬道理”以及赚钱、提高GDP之外,还有什么是国人达成共识的价值观?是与时俱进特别是随着领导人不同而经常变换的各种政策和决策?还是不停的仿佛发给小学生的教材一样塞给国人要求学而时习之的那些空洞的口号?

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口众多,有古老的文明和同样古老的糟粕,在寻求发展道路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不能照搬照套,从这一点说,任何理论和模式都要经过中国的实践检验,才能发挥更好的作用。但这却不能成为我们回避甚至抗拒人类普适价值和真理的理由和借口。要知道,人类有些不言而喻的真理,不但没有必要去用所谓的“实践”检验,而且,还应该成为指导和检验“实践”的标准。

当然,在当下的语境里,宣称要“用真理来检验我们的实践”绝对会让我成为过街的老鼠,因为用“真理”折磨国人的时代虽然已经远去,但阴魂并没有消散,每一个正常的国民几乎都还心有余悸。对于这样的国人来说,没有什么比摸着石头过河以及白猫黑猫更能让他们放松,让他们发挥主观能动性了。然而,我们真是摸着石头过河,完全靠自己的所谓“实践”在探索一条特色的路?在寻求人类没有认识到的真理吗?

我们先简单地回顾一下过去三十年我们是不是完全地摸着石头过河的——当然不是,我们过去三十年的发展,基本上是跟随国际发展的大趋势,把以前被我们耽误的路日夜兼程的赶了回来。我们在经济领域实行的市场经济,基本上都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上有迹可循的,发展了三十年,我们现在和国际接轨了,我们的经济也越来越依赖于国际社会。而且,如果你不那么夜郎自大的话,你总有一天会看清楚,从交通规则的细节,到生产的每一个出口创汇的产品,再到飞上太空的火箭,我们都在遵循人类已经积累的经验向前进步,虽然不乏我们零星的创新,但总体来说,离开了人类特别是西方世界积累的进步成果,我们寸步难行。

人类有些真理是不需要我们再用“实践”去检验的,更不应该遭到怀疑甚至抗拒。例如小到源自中华民族的“尊老爱幼”的美德,就是一条不言而喻的真理。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只要违背了这一条,不管他拿出什么“实践检验出的道理”,那个民族都属于不合格的人类!再如前面说的杀人放火是错误的,你没有必要一定要去用杀人的“实践”和坐牢的代价去检验,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例如,绝对的权力导致腐败,这是全国世界几千年的实践反复证明了的,可你偏要不信,一定要继续保持绝对的权力,又虚情假意地宣布杜绝腐败,你即便再去实践一千年,也不可能成功。当然你心里清楚,在这一千年里,你将拥有绝对的权力和绝对的财富,而民众只不过是你用来“实践”的牺牲品。

同样的道理,当我们说独裁是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和谐的时候,这也是一个毋庸置疑的真理,但如果你偏要用成千上万的民众做实验(例如北朝鲜),要在独裁里营造和谐,那么你迟早会被忍无可忍的老百姓斩尽杀绝,或者你把老百姓都杀绝。

还有,没有有效监督的执法无异于法西斯屠杀,可你硬是要用“实践”去检验,还说这是某某特色,结果从孙志刚到杨佳,层出不穷,而这也许只是开始,还远远没有结束!再如,普适价值公认人权大于一切,可偏偏有人为了发展经济,牺牲人权甚至国民的健康和生命。最值得一提的是,民主和自由的制度早已经被全世界几千年的实践证实为迄今为止最不坏的政治制度,你却偏偏说它不适合你,你要准备用未来几千年探索出一种比民主和自由的政治制度更好的社会制度,充其量只不过是为了保持你手中的绝对权力更久一点而已!

在一个没有真理的指导,在一个缺乏核心价值观的国家,所谓“实践”如同“特色”一样经常成为腐败和邪恶势力独断专行、为自己牟取私利的手段和遮羞布。难怪,每一次旨在利国利民的改革政策一公布,都会有利益集团置人类公正和正义这些不言而喻的真理于不顾,而劫持那一改革政策,为自己谋求最大的私利。

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我接触到的国民,从上到下,都不约而同的有了种找不到方向,不知道何去何从的感觉。究其原因,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我们那些继续控制思想的当权者不敢面对人类早已经达成共识的不言而喻的真理——在政治制度上,表现为民主、自由和法治,以及对权力的监督等这些普世价值观。

我认为,一方面我们要继续在实践中探索适合中国路子的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但另外一方面,这些探索和实践必须在全人类包括中国几千年历史凝聚 的不言而喻的真理的指引下。脱离和背弃人类公认的真理而一味依靠一国的“实践”,往往会车毁人亡,被历史无情地打回原点——这同样是被诸如法西斯德国、中国的清王朝等反复证明了的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杨恒均 2008-10-10 北京

冉云飞:别把民众逼成恐怖份子

对于杨佳案,我写了三篇文章表达我的浅见,分别是《明代葛成与红朝杨佳》、《“暗杀”杨佳彰显司法混账》、《从公正对待杨佳开始》。要说的内容其实早已经明了,就是司法公开公正地对待杨佳一案。现在杨佳案二审即将于10月13日开庭,下面是上海法院网关于杨佳二审的消息,敬请大家多多转载:“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定于2008年10月13日上 午09点30分,在第五法庭公开审理上诉人杨佳涉嫌故意杀人上诉一案。审判长:徐伟”,希望各位尽自己所能,用自己的能力表达自己的见解,以便杨佳这样的惊天大案得以公开公正的审理,这是为增进我们每个人的福祉而略尽绵薄力。我们始终应该知道,这个社会的利益是共生的,他人今天的惨况,有可能明天就会落到你的头上。你如果希望将来更多的人愿意帮助你,那么也请你帮助杨佳呼吁几句,以表达相应的民意。

警察被袭被杀固然是悲剧,但这悲剧是如何产生的?简言之,是我们糟糕的、没有法治的社会制度,是我们暴力成性的公安局,是我们冷漠的警察,再推而言之,是我们政府信奉的暴力管理社会的强权模式。古人早说,能马上得天下,不能在马上治天下。换成现代的话来,在民选政府没有诞生以前,就算我们承认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强权兼强盗逻辑,你也不应该用枪杆子管民众。即我们社会管理模式,六十年来,始终是制造敌人,制造敌对状态,把所有的民众都当成潜在敌人的思维,在指挥着所有管理社会的政府官员的头脑。共产党本来是个不折不扣的执政党,但他们所做的许多事,却比一个想暴力推翻现存政权的在野党还不考虑后果。他们所做的无非是到处树敌,打倒一大片,无度地使用手中的暴力,以便给社会添乱,搞得人心惶惶,使民众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他们就从这种让民众生活在六神无主的状态中,找寻他们的快乐。并以这种快乐,作为他们腐败的日常生活的佐料,也成为他们随时耀武扬威的派生品。

六十年来,他们管理社会的模式,就是隔一阵就会去主动树敌,把到处树敌,搞成一门“科学”,这在拙文《制造敌人是一门“科学”》里已经说得相当清楚。官方内部的权力倾轧,他们以树敌的方式,利用手中掌握的媒体互相抹黑,从而让社会上的民众处于人人自危的状态。不特如此,还让大家处于一种不知如何自保,心怕站错队、惶惶不可终日的状态之中。与此同时,他们喜欢到国际去树那种对他们的意识形态加以批评的国家,把这样的国家当成敌人,从而绑架民众的利益。比如几十年来对美国的批判,其实就是官方为了一党私利,煽动全民族的仇恨资源为其服务而已。即便到了今天,官方也没有放弃这种到处树敌,以便转移民生视线的思维模式,比如《环球时报》颠倒黑白的所谓报导,其实就是官方意识形态的传声筒而已,现在中国的传媒许多记者,只是体制和党派私利的维护者,根本就算不上一个正常的独立的人。

说到底,杨佳案的发生,是民众对官方常常暴力管治这个社会的一种反叛。这种反抗,我们姑且不说其法律问题,我们要分析的是何以出现杨佳这样的事情。上海警方在处理杨佳案时的傲慢和司法的不公,就反过来证明杨佳为什么诞生在中国社会。而且如果不好好反思,像杨佳这样的例子,将来还不知要出现多少。官方也总喜欢把民众视为奴才一样来管理,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从对待上访者到对待寻子父母;从限制三鹿奶粉受害者寻求法律保护到暴力阻止512大地震中家长为冤死的儿女讨公道,到处都充满着未来杨佳的身影。杨佳杀六警袭多警的方式,固然足够震撼人心,但似乎唤不回公安机关的半点反省。倘若将来再出现袭警案时,民众对警察的同情可能越来越少,终至完全对立,不是没有可能的。我劝官方尤其是执法机关、社会管理机关,要抱着真正的善意来处理社会矛盾,不要以为自己牛逼到可以不考虑他人的尊严与感受。可惜的是,现在的公检法,其冷漠傲慢无礼,恐怕可以作为整个社会作恶的“楷模”来树立。

公正对待杨佳,是减少官民冲突、警民冲突,创造和谐社会的开始。如果真想社会平安稳定,那么公正对待杨佳便是一个标尺。杨佳案不仅是一个案子的意义,而且对整个社会的弱势者判别将来怎么处置他与官方的关系,有极强的示范效应。在他们看来,连杨佳这样的惊天大案,海内外都呼吁必须公正公开审理,最终都被“暗杀 ”、“黑办”,那么他们反抗的力量将会比杨佳更彻底,更不留余地,因为他们已经不抱丝毫公正公平处理他所遭遇苦难的幻想。当一个人对社会的公正公平不抱幻想的时候,其爆发出来的能量,恐怕不是常规状态下所能想像。当一个人丧失对一个社会的公正期待后,那么他被逼成为一个恐怖份子的概率就会大增。巴勒斯坦是比以色列弱小,但当弱小的一方以人肉炸弹的方式,来实施其血酬定律,那么就会给这个世界诞生许多无解题。是的,大规模的火拚,我是无法战胜你,但我可以用恐怖的方式解决你,这是相当棘手的世界难题。同理,如果我们生活的许多人对这个社会丧失信心,完全丧失任何一丁点生存的幻想,那么你就想想巴勒斯坦是如何对待强大的以色列的吧。

公正对待杨佳,公开公正公平地审理他,不只是他个人的事。因为他这案件足够典型,甚至有人会根据你对他的判断,来确定自己的下一步行为,我认为傲慢冷漠的公检法,应该拿出一点相应的诚意来,不要到有一天自己想要妥协的时候也没有机会了。想一想国民党到后来想与共产党妥协讲和,共产党坚定强悍的拒绝吧,不要以为自己现在高枕无忧。任何一个理智的人,都不希望这个社会出现大规模鱼死网破的火拚,但稳定与和谐是有条件与代价的,任何单方面的强加与逼迫,都不可能带来所谓的和谐社会。

敬请上海高院通过公正公开审判杨佳一案,给社会中不少潜在的“杨佳”留一点不走绝路的希望,这便是对创造和谐社会的一大贡献。

2008年10月10日8:30分共产党曾经的对头、现在可能的朋友——国民党的双十节,写于成都

刘  路:我所悲兮在远道——访美心潮之一

我对这次访问美国没有多少信心,心情如其说喜悦和兴奋,毋宁说是悲怆和无奈。我在出发之前,回家看父亲和母亲。父亲在弟弟的砂场里做工,我把他叫出值班室,避开众人努力装得平静,低声说:”大大,我又要出去了,到美国。(在我们家,兄弟姊妹都把父亲叫做大大,甚至我媳妇也跟着这样叫)。”父亲忧郁地看着我:”怎么又要出去?” “要参加一个法学院的学术研讨会。”我不敢看父亲的眼睛。

“去吧去吧,自己好好照顾自己。”父亲不肯多说一句,甚至连早点回来的话都没有说。

我强忍着眼泪,很想过去拥抱他。我小的时候多病,经常在父亲的背上。渐渐长大后,按照我们这里农村的习俗,孩子就不再接触父亲的身体,我甚至连父亲的手都没有摸过。表达父子感情的唯一方式,就是过年给父亲磕头的时候,喊一声:大大,给你磕头!每年365天,只有这一个机会。

这些年,人生多艰,屡遭磨难,隐隐感觉会跟父亲有个长久的分离,要么是铁狱高墙,要么是异国他乡。所以我每有机会就往家跑,出远差也不忘给父亲带点东西。鹿茸、雪莲、青稞酒、椰子糖,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买,只为给父亲一些高兴。父亲嗜烟,我买的最多的是烟,每到一个城市,总要给父亲买当地的烟,数年下来,父亲几乎什么牌子的烟都抽过。对此,我非常矛盾,父亲气管不好,吸烟危害他的健康,可是他又那么喜欢烟!写到这里我已泪下,我不知道如何表达我此刻的心情!

父亲是个感情内敛的人,我不可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去拥抱他,我走向弟弟停在农村道路旁边的汽车,再也不敢回头看他一眼。

(到达美国之后,弟弟发过一个短信:四哥,父亲知道你安全到达美国的消息,脸上露出如释重负的笑容。这些年来他一直都非常清楚你的真实处境,他只是不说而已。不要难过了,孩子的安全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顺啊。)

告别了父亲,我回家看母亲,母亲多病,情绪激动会影响健康,我必须小心翼翼地向她解释我的这次远行。

我给母亲揉着肩膀,说:娘,我又要去美国了,这次可能要很久才回来。

“怎么又要出去?五月份不是刚去过么?”母亲轻声细语,她的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想好怎么回答,她又埋怨我说,你就知道乱跑,我好象是给美国生了个儿子。

母亲的这句话是有来历的的。我们村有一对夫妻,只有一个男孩,后来去日本留学,一去不归。这对夫妻想念孩子,逢人就说,俺是给日本生了个儿子啊。

母亲迷信,很多年前在我家住,因为我帮农民做维权被某市一个党委书记告上法庭,她和我妻子就去找人算命。后来妻子告诉我,算命的人说的很准,把母亲有几个儿子和女儿都说对了,让母亲非常佩服。但是算命人最后告诉母亲,她去世的时候,有个儿子将不在身边。母亲很恐惧,常常疑心这话会应验在我身上。

我努力装出些欢笑的模样,跟母亲开玩笑说,你有四个儿子呢,给美国一个也不要紧啊。

母亲笑了:过年也不能回来么?

为了安慰母亲,我只好撒谎说:我努力争取回来。其实我能否回来,不取决于我,而取决于那个监控我的神秘机关,人家早在五月份我出国回来时就严厉警告:你再偷着溜了,就别想再回国了!

告别了双亲,我于9月27日夜悄悄飞到北京,分别跟晓波老师,杨玉圣教授吃过饭,没有敢再跟任何人打招呼。29日上午9点30分,我开始过边检。

人不多,在我前面的寥寥几个都过去了,我心里清楚,边检对他们不存在任何问题,有问题的就是我这种人。我在心里祷告:主耶酥啊,我把自己交在你手里,一切都由你了。

女警官很漂亮,她微笑着问我,去美国干什么呢?

“开会。”我回答平静。

“好,请稍后。”她把我的护照刷了一下,笑容开始凝固。接着叫来一个男警官。

男警官也对我说:”请稍等”.开始打电话。

这个时候我的心情反而平静了,该来的总会来,大不了不去了。

我只听见男警官在电话里说了句:是山东的,明白。

然后他把护照还给我:”请过吧。”出乎意料,他让我过了边检。

我发短信给弟弟,告诉他到登机口了。

弟弟问:”他们不会在最后时刻把警车开到飞机入口吧?” “不会。”我说。

“那么,你登机以后给我发短信吧。”

我觉得弟弟这种电影看多了,有些多虑了。后来到了美国,在法拉盛见到从瑞典来美国的好友小乔,她告诉我一件事,奥运之前国内有一批朋友去韩国开维权会议,有些人已经过了边检,登上飞机了,有一个成员边检被扣,警察居然拿着名单登上飞机把那几个漏网之鱼揪回来。

听了小乔的”笑话”,我才知道不是弟弟小心,而是我太迂腐了。在我们这个国家,是什么人间奇闻都可以发生的,人们的想象力永远比现实贫乏。

飞机是下午1点10分的,我在候机厅度过艰难的3个小时,下午的时候,北京的李方平律师也过了边检,他对我说,这次只抱了0.1%的希望,因为奥运之前和奥运期间他都没有能够通过边检,真是上帝的恩典!

方平律师还告诉我,我们这种情况一般是一次边控3个月,过期根据需要决定是否再续手续继续边控。我想起自己过边检时的情形,估计应该是边控时间过了,还没有来得及续手续。也难怪,为了保卫奥运,青岛监控我的秘密警察三个多月都没有休假了,他们出现这点小的纰漏,正好让我溜了。希望他们的上级不要因此而惩罚他们,毕竟他们也是我多年的”朋友”了,交道打久了,总会生感情。一只小狗混熟了都有感情,何况人呢。

飞机腾空而起,前路茫茫,归日无期,我的心情没有轻松起来,反而情绪低落,没有再看一眼这个苦难的国家,脑海里只反复映现一首古人的诗:猩猩啼兮杜鹃叫,落日青枫山鬼啸。篁竹深岩不见天,我所悲兮在远道。

2008年10月10日于阿拉巴马州莫比尔

昝爱宗:“掌掴门”引出“文化毒奶”话题

10月5日下午,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满清史学者阎崇年在江苏无锡新华书店中心签售时,遭到一不明身份的青年男子袭击,旁边还有人高呼”汉奸、活该”等过激语言。目前打人者被治安拘留15日,令处罚款1000元。此事在大陆网络激起热议,”开谈不说掌掴门,逛遍网络也枉然”。为此,我对北京著名文化学者凌沧洲先生进行访谈,请他就此事发表看法。

昝爱宗:央视百家讲坛的主讲人、满清史学者阎崇年教授,在无锡签名售书被袭。由于阎是央视名人,所以此事顿时成网络热点,由于纸媒体和网络媒体的互动,”掌掴事件”的热度甚至超过三鹿话题,你如何看待这一事件?

阎崇年争议语录 

  1、剃发易服是民族文化的一种交流形式,不能上纲上线。
  2、文字狱有它的历史局限性,虽然制约了一定的思想灵性,但起码维持了社会稳定。
  3、清军入关更多的是促进了民族融合,其中造成的某些局部的破坏是不可避免的。
  4、汉服不是最完美的服饰,也幷不能体现什么民族精神。
  5、吴三桂要客观评价,毕竟他的开关行动减少了战争旷日持久带来的无辜平民的伤亡。

凌沧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阎崇年为满清王朝唱赞歌、美化专制君主,他的讲座、著作就是文化版、学术版的”三鹿奶粉”,他挟央视话语霸权之势,行喉舌之实,这种讴歌满清王朝的无耻史观,难道不是打造当代奴才的”精神三聚氰胺”,不是制造当代顺民的”文化毒奶”?!掌掴门事件热度甚至超过三鹿话题,一来三鹿话题在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上都有许多禁忌,官僚们恨不能越消音越好;二来掌掴门事件尽管也有许多禁忌,但相对传统媒体一面倒地采访或同情阎先生,而对于出掌者真实名字、背景都不报道,网络上却突破颇多,况且掌掴门事件折射出中国大陆的离奇社会生态,凸显乱世将至、危机四伏的世相。

如果你对于中国社会言路堵塞、民意不畅的现实有所了解,如果你有所体察多数族群——汉人的情感竟然在央视上被玩弄蔑视长达十余年之久,如果你看到先是辫子戏狂潮玩弄历史,继而以讲坛的所谓”学术”方式涂抹历史真相,美化征服者暴君,那么,你不难理解这次耳光很有可能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前奏。

对于阎被掴耳光的事,海外新闻界缺乏足够的新闻敏感,不了解此事风起于青萍之末,实在是民愤滔滔的另一种信号,一个抗议培养专制奴才体制的愤怒者,一个学术版的”另类杨佳”在无锡横空出世。海外中文媒体不强力关注此事,足见其对国内人心和社会思潮缺乏真正的了解和洞察力,缺乏前瞻性的分析和预测。

昝爱宗:阎被打成热点,我看到你撰文捍卫言论自由,反对暴力,但也直言不讳提到阎本人为专制者歌功颂德,为专制作美容,美化清朝臭名昭著的文字狱,请问为什么在中国出现阎崇年因为表达自己的意见而遭受另外一些人的行为或语言暴力对待?为什么对学术之争会演变成暴力相对?

凌沧洲:阎被打的消息曝光后,我第一反应就是:反对任何针对学者的暴力行为,认为此事的深层原因大陆媒体根本没有触及——

1、民众对央视掌控言论和历史话语权态度如何?

2、一些人对主流历史话语涂抹历史真相、为满清统治者歌功颂德深为不满。

从几年来方兴未艾的汉服风潮,到现在以此极端方式出击,社会变得越来越暴戾,和平对话、和平转型的路牢牢堵死,类似事件或者更极端的事件也会层出不穷。

第二个反应是:”央视大裤衩”(因中央电视台新大楼如裤衩状,网民们如此戏称)里是一贯高人辈出的,比如预言萨达姆必胜的央视讲坛上的军事专家张召忠”张哈夫先生”(因伊拉克新闻部长萨哈夫而得名),比如为满清专制木乃伊进行学术美容的阎崇年先生,我称为”阎哈夫”。

我原本是要捍卫一下阎先生的言论自由权和人权的,未料我这一愚昧之见遭到网上批判——网友一说:言论自由此地本来就是稀有物种,何来捍卫?或云阎崇年为满清屠夫张目,是纳粹戈培尔流,何来言论自由权。我说诸位差矣,想阎崇年先生再信口雌黄,当今后清何尝认为前清是纳粹,反而盛世颂歌不绝于荧屏。既然法律尚未裁定老阎,尔等焉能下此狠手?!

但是当局既不开放民间自由办报、办出版社、办电视台,与老阎不同的学术观点又无法在官方掌控的电视台和其他媒体上表达,最后,有些极端人士也只好铤而走险,恰有点类似阎信口雌黄伤害汉人情感在前,无锡的”学术杨佳”出击在后。

一些网友的发言似可令人深思,比如一位叫”皇家猫德里”的网友冷嘲热讽说:”捍卫痒湿(央视)、哈夫们(专制的美化者们)的言论学术自由,自有钽氪、钨晶,不劳草民淡吃萝卜咸操心。”一句话中这么多谐音,也是大陆网民对付屏蔽的高招。网友”下岗多余REN”则指这种百家讲坛听任阎大放厥词的现象是”歌颂前清,实为后清,一石二鸟,无良奴才”,愤而”啐之!”

昝爱宗:我看此事件的网评,一类人似乎扬眉吐气说打得好,另一类人则谴责施暴者,互不相让,阎崇年本人似乎也受到了一定的伤害,但他却说归结于”我们社会精神的一点悲哀”,请问什么是我们的社会精神,我们的社会需要什么样的社会精神?

凌沧洲:这个社会还有”精神”?民谚早就嘲讽许多贪官污吏”白天文明不精神,晚上精神不文明”。我相信阎先生经此一掌,虽然强作镇定,肯定身心已疲。如果说是他自己的悲哀,我认同。不要扯什么我们社会精神的一点悲哀,好不好?电视上天天辫子飞舞,讲坛上整天唾星四溅——连制造若干文字狱血案、残酷迫害满清统治下持不同政见的汉族知识分子的暴君也成了明君,这样的社会精神不悲哀?!

中国未来的文明,当发掘我们祖先追求自由的英风豪气,当开门迎纳人权自由民主的普适价值,第一是言论自由,第二是新闻自由,第三是民选票选,实现了这三样,再来和我说社会精神的话,否则,全是虚伪、假大空,除了把灿烂的古中华文明沦丧到四千年诚信丧尽的谷底,没有别的真货色,除了把活人忽悠为僵尸,把祖国忽悠成地狱外,一定不会有什么好货色。

昝爱宗:你如何看阎崇年利用中央电视台话霸的优势垄断话语权,而实际上垄断了百家争鸣的正常学术研究空间的现象,一些有荣耀、人人熟知、身份光鲜的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形象为什么却处在”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不幸之中,喜耶,悲耶?

凌沧洲:中国的这些所谓的专家、教授、大师,正越来越被网民的火眼金睛识破。比如含泪劝灾民的”余大师(秋雨)”,比如做鬼也幸福的”王作家(兆山)”,比如为萨达姆唱赞歌的”张哈夫将军(召忠)”,以及为满清鬼魂招魂作法的”阎教授”(崇年)。

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依附型的专家和文化名人落马,成为网民下一个点射对象,这是民意的力量,是信息开放的力量,是中国人追求自由意识觉醒的开始。

武宜三:论中国共产党不但是强劫匪帮、诈骗集团,还是个逃跑集团

(一)“调奶人”的“技术”

读了《南方周末》记者徐楠发自陕西、河北的《乱象回溯:“调奶人”、“关系奶”和“傻子牛”》报道后,才知道除了三聚氰胺外,牛奶里还有什么!

文章说,在城市的超市货架上,牛奶整齐划一、包装光鲜。循着生产链条向源头看去,却曾经演绎着奶站的收奶乱象、奶贩神秘的“调奶”技术和奶农买牛养牛的无知无奈。

陕西省杨凌地区的周立社就是个“调奶人”;周立社的正式身份是奶源经纪人陈平和王利的运奶车司机。“调奶”,是为使牛奶的各项监测指标都能通过,而添加各种东西。

周立社说,10吨的原奶要加6-7瓶双氧水,20-30盒庆大霉素,4-5毫升的维生素C,10-15斤的蛋白粉,20-30斤的乳清粉,4-5斤的脂肪油,甚至有时候加碱加过头了,还会加点硫酸来中和。

因为添加的这些东西,六七个小时后就会失效,因此必须确保这些牛奶在一定时间限制内送检。于是,双氧水的罐子就放在运奶车司机的驾驶座下面,到了厂里快要检验时,才打开盖子往里倒。

这一套技术,是陈平从泾阳县请来的李自军传授的。李自军是做兽药出身的。蛋白粉、脂肪油、乳清粉、庆大霉素等主要添加用料,多半出自兽药。

在泾阳,李自军有一个响当当的外号“奶神”。(《南方周末》:《中国奶业危机溯源》)

朋友们,当你知道你喝的牛奶里面不但有三聚氰胺,还有双氧水、硫酸,你有什么感觉?

现在,这些为非作歹、丧尽天良的牛奶公司又在香港传媒大卖广告了。他们到底还有什么理由让我们相信他们呢?

2006年12月,温家宝对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董事会的会长约翰??桑顿说:

中国的选举一旦在村级取得成功就将向上发展到乡镇、区县甚至省市。在谈到司法独立的时候,温总理说,必须要恢复司法的“尊严、正义和独立。”温总理还告诉来访的美国人,“监督”就是问责,就是限制权利的膨胀,因为“绝对的权利会造成绝对的腐败”。温总理说,媒体和1亿1千万网民都可以参加监督。

被温家宝总理接见之后的美国人兴奋异常,以为鴻鵠之將至: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将包括“自由选举、司法独立和以制衡为基础的监督”。

两年就到了,自由选举在哪里?司法独立在哪里?媒体和1亿1千万网民都可以参加监督又在哪里?

中国共产党不但是一个强劫匪帮,还是一个诈骗集团。

(二)、“我们养的是傻子牛”

西安乳业协会秘书长王伟民说,现在养的很多是“傻子牛”。在奶牛市场,各种虚假、化装、伪造的奶牛品种混杂,原本壁垒森严的繁殖谱系被彻底打乱。过去国营奶牛场的技术员,搞错一头牛的谱系编号,要罚一百多元;今天,牛爷爷和牛孙女交配的事情比比皆是。

根据乳业协会提供的资料,假牛、劣牛事件层出不穷。奶业打假人蒋卫锁在不到两年的养牛生涯,就因为买进40头冒牌的良种奶牛,赔得一塌糊涂。

黑龙江省赵光农场引进300头号称新西兰良种的奶牛,在隔离场隔离的一个半月里,就有几十头出现乳房炎和不带犊等问题,实际引进238头。一年后,又有51头发生了乳房炎、乳头萎缩,22头有其他病症,3头牛在进场一周后死亡,原因不明;而产后不发情的,更是多达109头。

在纷乱的民间贩运中,掺杂着由黄牛、笨牛染色、丰乳、镶牙而成的假奶牛。市场秩序混乱,乱发广告、以次充好、坑蒙拐骗、敲诈勒索现象时有发生。

朋友们,当你知道你喝的牛奶原来是从假牛、劣牛、病牛身上挤出来的,是从患有乳房炎、乳头萎缩,不知用什么药物丰乳的牛乳房里挤出来的,你有什么感觉?

你还会冒险患难地用生命和健康来做他们是否改恶从善的试验品吗?

(三)亚笛多星十大危机论与神七上天

亚笛多星认为中共在2008年有十大要命危机的绳索,绑在它的脖子上:

一、煤与石油的危机;

二、金融危机,国民的养老钱危机;

三、权力的宪政危机,国民的养老钱危机;

四、新的《劳动法》造成劳动力价格失衡的危机;

五、土地危机;

六、各地乃濒的制度性造反危机;

七、日益恶化的环境危机;

八、中央和地方政府貌合神离的行政失责危机;

九、民族危机;

十、粮食危机。

作恶多端的中国共产党如何逃得出这重重危机呢?

我借箸代筹,替共产党想了半天:你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李克强之流,躲在中南海,固然可以不吃含有三聚氰胺、双氧水、硫酸的牛奶,你们的儿子、孙子也可以不吃;但能保证你们世世代代都不吃吗?

我也看到现在党国要人早把妻子、儿女搞到外国去了。然而外国便安全了吗?外国还是含有三聚氰胺、双氧水、硫酸牛奶的天下呀。于是,太空就必然地成了中共一小撮的最后避难所。所以,即使有那些塌壩、毒奶粉等千头万绪的事情要摆平,他们仍然要火烧屁股地把神7放上天去。

中国共产党不但是强劫匪帮、诈骗集团,还是个逃跑集团。

中国共产党是逃跑集团,不是什么新鲜事。当年,他们从江西、福建经云南、贵州、四川逃到陕西、甘肃边区。不久的将来,他们要从地球逃亡到太阳系。

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请拭目以待。

(2008年双十节于流浮山庄)

周  勍:被集体领导着的猪们

在中国中部的农业大省河南,一位省级官员殷勤的陪同国家主管农业的副总理去一个养猪专业户家参观。来到这家养猪场,参观的人们发现猪栏里大多数的猪都是毛色光亮,臀部肌肉饱满发达,卖相也非常抢眼。而放养在养猪场几角旮旯的几头猪则是既毛长又瘦小,甚至还有点邋遢。这位副总理就好奇的问其原由,农民答曰:好看的猪是喂了瘦肉精的,其屠宰后色泽鲜红诱人,买时十分抢手,是专门为城市的市民准备的,而外表一般的猪则是留给我们自己吃的。高官惊问:知不知道“瘦肉精”害人?答曰:知道,城市人有公费医疗,没事的。

且不说生活在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民,找不到更低的社会阶层去发泄就用这种猪来报复城里人是自己麻痹良心的一个借口 ,多少也有点对自己生老病死毫无保障的不公社会的些许报复吧,而这些猪肉若能够送到平素压榨他们的高官们嘴里,他们肯定觉得解恨、过瘾。

一个没有公正的社会是没有希望的社会。有毒食品也只是这个不公的社会制度催化出来的一种表现而已。不解决这个中共创造并赖以生存的制度,一切的恶劣现象只会越演越烈。

中国瘦肉精的严重程度,从中共17大的新贵习近平,在2001年1月27日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讲的他所任职的福建省发生的一则事故便可见一斑:“瘦肉精”这种东西,开始还是作为一种科研推广项目,我的一个画家朋友,他爱吃猪肝,下酒菜就是猪肝,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到他最后的点睛之笔的时候,手就开始颤,最后就变成败笔。这是什么原因呢,经过医院一查就是盐酸克伦特罗的危害,最后他不吃这种猪肉了以后,这病也就开始好转了……

瘦肉精不但在严重的时期每年导致中毒百人以上的大案数百起,而且是军人、运动员也相继中毒,那么瘦肉精为何在中国屡禁不止呢?

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在食品安全管理上实施的所谓集体负责制——仅一头猪从出生到屠宰卖肉,就要有中国的八个部委共同管理:猪刚生下来的饲养过程归农业部管理,那么农业部就可趁机利用向生产猪饲料的企业发放生产许可证的特权,收取准许生产的证照费;而猪成长期的卫生防疫则由卫生部门负责,他们只管收取防疫费用,具体防不防疫,他们则不用关心;猪长大屠宰时又归工商局管理,他们也只管收取宰杀费,至于猪是否合乎宰杀要求就不管他们的事了。这期间若猪肉出了问题他们几个部门间互相推诿,也正是这种交叉管理、多头管理和职责不清的管理制度,才造成了食品安全领域目前典型的“三个和尚没水吃”的现状。而这些职能部门之所以争夺猪的管理权,一是借颁发各种证照从猪身上搜刮钱财,而这些钱是费而不是税,全部可以用来充实自己部门的小金库。更可怕的则是他们作为食品安全的主管单位却希望食品出问题,因为只要食品象今年3月份出口美国的宠物粮出了问题,引起各方的关注后,这些主管部门才好趁机向上级部门要管理食品安全的专项资金,那么他们是怎么用这些钱呢?还是以猪为例,这些相关管理部门会用30万左右的人民币先买一辆车,再用最多不超过两万块钱买一个食品安全检测箱,然后把这个箱子装到车上就成了一辆食品安全检测车了,这样开着满街跑既显眼又有宣传作用,至于猪肉是否安全,谁都不用对对其现状负责!所以说能把食品安全专项款60%的钱来治理猪肉就算好官员了!

这就是现实中的八大部委管不好“一头猪”。徜若这种现状还将继续下去的话,那我们就有理由讲:八大部委管不好“一头猪”,我们这些纳税人所供养的这一大帮子官员就不如一头猪了。

目前这种食品安全事件如此泛滥,原因就是和前苏共倒台的死穴一样僵死的官僚体制的可怕之处:为了团体或集团利益,不惜毁掉其他——中共极可能是继苏共后的另一个从自己的毁灭而通往葬礼的道路上一直暴富发家的政党!

廖天琪:诺贝尔和平奖的精神意义

每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都在十月十日公布。今秋早些时就已经传出中国的异议人士胡佳和高智晟以及其他中国数名尚在狱中或狱外的维权者有很大希望获奖。文本落笔之后,结果公布,北京政府又逃过一劫,免了一场羞辱。今年的和平奖是芬兰前总统因为调解亚非洲和欧洲及中东之间的矛盾而获得。结果虽令中国的正义人士失望,但是此奖每年泛起的涟漪和所撞击出来的火花,仍然值得人们思考。

出生于1973年的胡佳,今年35岁,他从二十多岁开始就关注中国的环保。参与了沙漠的植树运动和保护稀有动物的行动。从2000年开始他跟万延海一道开始关注中国爱滋病人,并在北京成立非营利的爱知行教育研究所和爱源汇教育研究中心,从事爱滋的公益活动。最近几年他更近一步从事争取民主和维权的工作。2006年胡佳被国安秘密关押,他的妻子曾金燕在网上公开自己的博客:寻找胡佳, 在国内外都造成很大的骚动,人们不禁要问,如此一个十三亿大国的国家机器,为何要跟一个为弱势族群争取权益的书生过不去。最后“失踪”41天的胡佳终于出现了,他果然是被当地派出所抓捕,由国保秘密拘禁起来的。

2007年12月胡佳再次被逮捕,今年4月他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3年6个月。至此,中国政府终于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世界级的“人权斗士”,胡佳成了西方媒体里的宠儿,外国元首和民间组织一提人权问题,必提胡佳。

现在依然没有人身自由的高智晟于2003年参与了陕北石油事件的维权活动。后来又为法轮功争取权益,参与了太石村的维权接力。2006年他被冠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判刑三年缓刑五年。

在一个自由的国家和社会里,很多人都热心公益,默默地在为社会作贡献,他们就是寻常的公民。如果有人因作善事而为人知,他/她最多就成为一个有点声望的名人,但是却绝无可能成为一个英雄。专制独裁政权是制造烈士和英雄的“专卖店”。看看早些时的张志新、遇罗克、林昭和王申酉,以及近一点的魏京生、天安门母亲、师涛、陈光诚等。别说以前是关押和杀头,现在只要一打、一抓,不锈钢老鼠小女子刘荻也成了秋瑾似的巾帼英雄了。如今不是“时代创造英雄”,是胡温的“盛世”孵化英雄。英雄本人固然令人敬佩,但是这整个产生的过程却太可悲和可耻了。一个自由、公平、合理的社会不需要英雄和强人,不需要精英和贵族,只需要心智健全、受过完整教育的公民。

在中国这个畸形的社会,官逼民反的现象经常出现。不提每年数以万宗的抗议活动,仅拿杨佳这样受尽欺压,被逼得性起,砍杀六警的事来说,“乱杀无辜”本是错的,但是在很多中国网民眼中,杨佳是大侠,为民除害。这不是人们没有判断能力,是专制体制长期扭曲人性、颠倒黑白所造成的恶果。

中国政府成功地塑造了许多世界级的人权斗士和英雄。每年秋季北京政府都惶惶然奔走于挪威诺贝尔和平委员会的委员之间,请求加威胁,千万别“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把此奖颁发给中国人。今年奥运在中国举行,事前中国政府作出各种开放新闻报道自由、允许人民示威抗议的承诺,事实上没有任何一项兑现。愚弄自己的老百姓,也欺骗国际社会。这次和平奖的桂冠如果加在被中共政权判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胡佳和高智晟头上, 那等于是国际社会给了独裁政府一记响亮的耳光。受伤害的不是中国人民的感情,而是独裁政府的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