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时期的冯道，是历史上著名的政治不倒翁，在上世纪中期的中学历史教科书里，冯道是无耻文人的典型。到了上世纪末，一些史家据冯道任官时的为人处事，并设身处地考虑到他当时的政治社会处境，才著文为冯道翻案，并将批判的矛头指向欧阳修，对其封建卫道士行径张以挞伐。其实，历史上为冯道翻案者大有人在，比如明朝的李贽。如果上溯到直接承续五代的宋世，对冯道的评价则基本上是正面的。成书于宋初、由时任宰相的薛居正领衔编撰的五代史（俗称《旧五代史》）里的冯道，就几乎是一道德的完人、大臣的表率。关于冯道“无廉耻”的评价，来源于欧阳修撰写的《五代史记》（后人称《新五代史》）。但欧史是私家著作，是在其奉命修撰《新唐书》之余在家中私自撰写的，与当时身为官书的薛居正撰《五代史》的正统地位相比是无法抗衡的。
欧史不仅批评了冯道，而且其立论标准和作史体例都严重伤及宋初皇帝大臣的立身行事，与官方立场完全相左。以上情况的严重性，欧阳修本人应是十分清楚的，所以在其生前，欧对此书不敢以此书示人；及其死后，官家将其收藏于内府，以防其扩散，只是被司马光撰修《资治通鉴》时所参考。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记取了欧史《冯道传》关于“礼义廉耻”的一段文字，但未提《五代史记》的书名。其后，司马光驳斥了范质对冯道“厚德稽古，宏才伟量”的溢美之词，斥其“大节已亏”，“乃奸臣之尤”。但《资治通鉴》亦系御览之书，在当时也影响有限。所以终宋之世，欧阳修之《五代史记》不得见天日。直到南宋亡后，欧史才得以与世人见面，并很快风行起来，同时由于被宋王朝定为伪学的程朱理学也在宋灭亡后得以大行其道，理学的勃兴为欧史的流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以致到后来，欧阳修的《五代史记》完全取代了薛史的正统地位，被人们称为《新五代史》，而薛史从此少有人提及，甚至落到“若存若亡”的境地。所以今天人们为冯道翻案，其实是翻欧阳修的案。而对于冯道来说，到此已是一波三折。当然，今天的翻案者笔下的冯道，并未回复薛史当年所褒扬的高度。站在今人的立场，探索薛、欧二人对同样的史实、同样的人物不同评价的原因，并揭开今人的一些遮蔽和误区，应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件。
“五代”及五代政权转换的特色
由王仙芝、黄巢发动的农民大暴动彻底摧垮了唐王朝，并随之而形成了一个以分裂与混乱为特征、历时半个多世纪（907～960）、社会极度动乱、人民极度痛苦的“五代十国”时期。其间，在黄河流域一带相继建立的五个军政权，以其极端的野蛮和暴力统治人民。从曾为黄巢部将的朱温凭借武力和阴谋建立后梁政权开始，陆续登上皇帝宝座的五朝八姓十三人，大都是文化程度极低的武人，其中半数以上属西北游牧民族后裔，他们对汉文化知之甚少有的甚至持敌视态度。这与南北朝时期同样出身胡人的刘渊、石勤能读《毛诗》、《左传》、《汉书》的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因此，五代时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破坏程度与黑暗也远超过了历史上的“五胡乱华”。此外，当时北方契丹的一再入侵并长期左右这些小朝廷的政局，还有一些像刘宋光这样的在一段时间内割据一方自称皇帝的“僭伪”的存在，使当时中国北方人民身上的负担益发沉重。这些夺得政权的军事强人，个人骁勇善战，好杀成性，除满足自己的原始欲望之外根本不懂什么治国之道；而作为其爪牙的官僚，为保其自身的禄位，也投其所好，“以惨烈自任，刑戮相高”。以上两种合力，形成半个世纪“夷夏相蹂，兵连乱结”的局面。这就是欧阳修所说的“生民之命急于倒悬”的情景。当时，固有的社会秩序及文明遭到大破坏，传统礼法、伦常被摧毁，社会解体，导致了普遍的文化荒芜和社会风俗的野蛮化和流氓化。当时出现的皇帝以“义儿”为嗣、皇帝老子结“十阶父”流氓团伙的现象，都表明传统的以安定的农耕文明为根基的宗法制受到了严重挑战。另外，五代又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这不仅在于其政权轮替与皇位继承都是通过战争和军人政变的形式来完成的，而且由于其历时短，变动频繁，因而更为急促而剧烈，从而也更为残酷而血腥。但在这频繁的权力转换中，作为皇帝的辅佐，特别是那些宰相大臣，都能不因皇位的更替而毫发受损，随着新王朝的建立，他们会自然而然地成为新朝的新贵，一般还会加官晋爵，有的甚至把持政柄。因此，换一个主子升一次官成为五代时的一道特殊风景，这与此前和此后中国历史上“一朝天子一朝臣”的老例形成巨大的反差。究其原因，在于当时的统治者多为武夫，他们靠暴力夺取皇位，但他们却必须靠文官来治理国家。因为他们知道一个政权必须有一套赖以运行的机制，必须有人帮忙起草文告、规章，能保证有较稳定的财政来源，至于编制户口、征收捐税等一干事务，都必须仰赖文官去做。由于唐末及五代的长期战乱，文人士族死亡逃匿殆尽，文化人成为稀缺物，而懂得执法行政、朝廷故事的人就更不多了，因此，留用前朝人员成为当时合乎时宜且简便易行的办法。另一方面，自唐代藩镇跋扈且部属拥戴某一将领夺主帅权形成惯例以来，导致一些文官武将时刻都在注意随时可能出现的新主子，并提早与之通声息，以为自己将来谋出路，所以一旦夺权成功，一批人也就跟着荣登高位。这种双方需要的重合，积久而形成了五代时优遇前朝大臣的惯例。五代的陈规直接影响到后来的宋王朝，所以宋太祖黄袍加身，其对待后周的同僚也依然是依例而行。在当时，正是儒学极度衰微、忠君之说已失去其前提和条件的时代，如冯道这样的文臣，虽然也是读儒经起家，但由于经历了长时间非正常权力更迭，使得其所忠的对象变得模糊不清，于是只能认同或者不得已顺从了新的政治秩序和游戏规则，因而“视丧君亡国亦未尝以屑意”（欧史《冯道传》语）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宋兴以后，儒学复兴，像欧阳修这样以弘扬儒学为己任，以孔子春秋大义为准绳的史家，对五代时的社会政治格局必然会深恶而痛绝之，更不能容忍这种局面在将来重演。所以他要对五代君臣的种种行为痛加贬斥。但宋脱胎于五代这一历史母体，两者之间有着难以斩断的联系，这种既要批判五代而又必须维护本朝的两难处境，使得欧阳修只能利用“春秋笔法”以微言大义来表达自己的历史爱憎。而正是上述的历史背景，决定了两部五代史不同的历史命运。
关于冯道与薛修《五代史》
薛居正奉旨修五代史，目的在于总结历史，并为新王朝的建立提供合法性依据。宋的开国正是按照五代模式而行的，因此，对五代时的政权转换，也就是对其丧君亡国只能是直书其事，而绝不能有任何是非曲直的价值判断。对五代人物，也记其功业而不论其忠奸。在薛史的著录中，五代的轮替是正常的朝代更替，朝臣的留用更属于正常的职务升迁。这样的治史之法当然是不能为欧阳修所赞同的。他希望通过他的微言和曲笔，将儒家的道义、是非赋之于历史，使后人有所规避，有所效法。
欧阳修对薛居正的《旧五代史》的发难是以冯道为突破口的，了解冯道，则可弄清新旧两部《五代史》不同的价值取向。
冯道，瀛州景城（今河北交河）人，生于唐僖宗时期（约882）。他生于乱世，家世贫寒，但刻苦读书，亲务农耕，人品学问颇受当时赞誉。《旧五代史。冯道传》载：“道纯厚，始学善属文，不耻恶衣恶食，负米奉亲之外，唯以披诵吟讽为事。虽大雪拥户，凝尘满席，湛如也！”欧史对其人也作如下书写：“道为人能自刻苦为俭约。当晋与梁夹河而军，道居军中，为一草庵，卧一束而已。所得俸禄，与仆厮同器饮食，意恬如也。”欧史传中还记载这样的事，诸将掠得美女，送给冯道，冯道不敢拒绝，只能假意接受，同时却将这些女人安置在另外的地方，待战事平息后，再访察她们的亲人，将她们送回去。冯道居父丧时，住在老家景城，时逢饥荒，他“悉出所有以赒乡里”，而自己则“退耕于野”。他发现因乡人“有荒其田不耕者”和“力不能耕者”，“夜往潜为之耕”。而当田主人知道实情而向他致谢时，他却不以为这样做是自己有德于人，因而不接受对方的谢意。
冯道于天祐（约907～917）中被刘宋光署为幽州掾，后又成为后唐庄宗的翰林学士，明宗时任端明殿学士、中书侍郎、刑部尚书、平章事（宰相），以后升至尚书左仆射，封始平郡公。石敬瑭建立后晋，冯道任首相。刘知远建立汉，道任太师。到后周时，冯道为尚书令。他还担任过契丹皇帝耶律德光的宰相。冯道在五代中四代居相位，在中国历史上罕有其例。但是，冯道又绝非那种只是依附权力、尸位素餐的庸碌之辈，在三十余年的从政生涯中，他尽量地为百姓做一些好事。他的名誉操守、办事能力，为当时所看重，也为那些武夫出身的皇帝装点了门面，更为他们省去了许多烦心事。
冯道深悉民情，勤于办事，且“长于篇咏，秉笔而成，典丽之外，义含古道”。他世事洞明，对不少事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一次他对唐明宗说，自己“曾奉使中山，经井陉之道，忧马有所蹶失，不敢怠于衔辔；及至平地，则无复持控，为马所颠仆，几至于损”。这一段话，就是成语“不跌于山而跌于垤”的出处。他以切身经验告诫明宗要居安思危。一次明宗问他：“天下虽熟（农业丰收），百姓得济（渡过难关）否？”冯道回答：“谷贵饿农，谷贱伤农，此常理也！”这个困扰中国几千年的“冯氏定律”，往往被历来的圣君贤相所忽视。他曾向明宗引述聂夷中的诗：“二月卖新丝，五月粜秋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这首描述农民苦境的诗由此得以流传下来。唐明宗是五代少有的贤明之君，冯道若一直处于这样的明主之下，他也许会成为历史上的名相、贤相。然而，冯道所处的是乱世，他必须随着走马灯似的政权轮替，在一个又一个凶恶残暴的皇帝身边周旋。他首先得考虑的是如何全身保命。对当时的皇帝们来说，冯道及其同僚只是些识字的办事员。而就冯道自己而言，唯一可做的事就是努力成为那种野蛮暴政的减震器，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放小民一条活路。他深深懂得皇权的至高无上和皇帝的无法无天。在回答契丹皇帝的问话“天下百姓如何可救”时，冯道回答：“此时百姓，佛再出救不得，唯皇帝救得。”据说，此一回答，使耶律德光放弃了将黄河一带变为牧场的计划。
在中国，王朝的真正权力是军权，因此，冯道虽身居相位，但决不染指军务。一次，晋太祖石敬瑭问以兵事，道答：“讨伐不庭须从独断。臣本自书生为陛下守历代陈规，不敢有一毫失也。在明宗朝，亦曾问以戎事，也是以斯言答之。”这是明确告诉皇帝，兵权是你们独掌的，我只是谨守陈规，尽自己办事员的本分。而且，冯道还能自轻自贱，尽量在皇帝面前贬损自己。一次，耶律德光语含讥讽地问他：“尔是何等老子？”冯道回答：“无才无德，痴顽老子。”由于他明白自己的身份、地位，为避祸，也为保禄位，他从不对皇帝的不当作为有所诤谏（史称其“前事九君，未尝诤谏”）。这些都是他能事历朝而不倒的原因。
冯道卒于后周显德元年（954），此时离宋太祖陈桥兵变仅六年时间，享年七十三岁，当时人称其与孔子同寿，死后追封瀛王，可谓备极哀荣。薛史评价其“有古人之风，其宇量深得大臣之体”。如就冯道私德而言，薛史的评价应是基本合适的。但如考虑到冯道所处的“五代”这个特殊的历史环境，考虑到他在历史政变中的态度和作用，以上评价必然会给人留下太多的疑惑。因此，薛史的评价只是代表了宋王朝的某种政治目的。冯道与赵匡胤以及宋的开国诸大臣，均曾是后周同僚，对于当时习以为常的政权更替方式，他们的立身行事是完全相同的。赵匡胤不必论。如被《宋史》列为文臣第一人的范质，就与冯道有着相似的经历。范质为后唐长兴四年进士，后为翰林学士。在后唐任中书舍人。入周，任中书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兼参枢密院事。以上诸职，均是宰相的不同称谓或加衔。按官位品级，他是赵匡胤的上级。周世宗柴荣临死时，范是顾命大臣。按照常规，他的职责就是如诸葛亮那样扶保幼主。可是当赵匡胤黄袍加身之时，他立即率王溥等大臣谒见。初时，他对赵匡胤兵变夺权之举还略表犹疑，而当对方稍事威逼（军校举刃示威），他立即降阶受命。就是这个范质，改变了宰相在王朝权力结构中的地位。据《宋史》本传，以前“宰相见天子议大政事，必命坐而议之，从容赐茶而退，而唐及五代犹遵此制。及质惮帝（赵匡胤）英睿，每事辄扎子进呈，具言曰：”如此庶尽禀承之方，免妄庸之失‘“。从此，宰相坐议之礼就废止了。其他宋之开国功臣，如王溥、魏文甫，以及撰修《旧五代史》的薛居正，都是五代旧臣，与冯道同属一类人物。甚至那个号称”大事不糊涂“的吕端，也是历仕晋、汉、周、宋四朝。再如文彦博，由于文氏本姓敬，因避晋高祖石敬瑭的讳而改姓文，其父、祖为晋臣确定无疑。宋初，朝中显要职务完全被与冯道有着相同经历的五代遗臣及其子孙把持着，只是到了后来，才有一些出身寒素者靠科举登上高位。这一大批五代遗留下来的权贵左右社会的舆论导向，决定不同人物的是非功过和道德评价。同时，赵宋王朝靠兵变起家，为了保住江山，赵匡胤必须寻求各种政治力量的支持而决不能使人怀疑其政权取得的合法性。所以，他一方面削夺武将的兵权，采取赎买政策，给他们以富贵，以此来杜绝可能的兵变发生。同时，与文官集团结成同盟，以得到他们的政治支持。而对五代人物的品评，特别是对后周诸臣的评价，更与宋初高层息息相关。更重要的是，为避免人们在宋政权的合法性上产生怀疑，因而也不容许对五代的政权交替作过多地渲染。总之，宋政权不容许后人将五代的历史写得一团漆黑，必须淡化曾经有过的阴谋、暴力和血腥，更不容许有人在陈桥兵变问题上横生枝节，以影响赵匡胤本人及其从龙诸臣的圣德令名。所以抢占舆论制高点，先发制人，铸成定论，就是薛居正修《五代史》的政治使命。开宝七年（973），即距宋开国仅十三年，一部由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薛居正主持监修的《五代史》即告完成。前代之史如此之快的出笼，这在历史上是仅见的，它充分显示了宋统治者难以告人的深心。由于其修史的目的正在于混淆、遮蔽以往的历史，所以欧阳修指斥薛史”繁猥失实“是有其根据的。
欧阳修的再评价
由薛居正监修的史书有《旧唐书》和《旧五代史》。关于薛史的繁猥失实，后来朝野不少人啧有烦言，要求重修的呼声甚高。《五代史》事连本朝，当政者不愿由此引发争议。而唐史则年代久远，与本朝无涉，于是决定重修，以正视听。至和元年（1054），即薛修《唐书》及《五代史》成书八十年后，朝廷诏欧阳修修《新唐书》。嘉祐五年（1060年），欧阳修上《新唐书》二百五十卷。由于修《新唐书》，他得以见到大量的历史资料，为其修《新五代史》准备了条件。
欧阳修撰写《新五代史》（原名《五代史记》），不仅仅局限于厘清史实，而是重新确立修史体例，比如将类似冯道一类身事数朝的人物从各朝人物列传中剔出，另立“杂传”，以表明这些人的诸姓杂臣身份。同时还因人定位，设了“义儿”、“伶官”诸传。他对人物评价，以是否合于孔孟之道为立论的标准，并于文中直接发论，以示对人物的褒贬。关于欧史所表达的微言大义，欧阳修之子欧阳发曾作如下陈述：
作本记，用“春秋”笔法，虽司马迁、班固不如也……其于五代史，尤所留心褒贬，为法精密，发论必以“呜呼”。曰：“此乱世之书也！昔孔子作《春秋》，因乱世而立乱法，余述本纪，以治法而正乱君。”此其志也。
欧阳修所指的乱君，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昏君、暴君，而是行篡窃攘夺的五代皇帝。就此点而言，宋太祖与他所说的“乱君”在行事上是完全一样的。对于欧阳修的书，如果有人要说他是影射本朝，他将是百口莫辩的。如果真是这样，将给他带来不测之祸。不过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文网最宽的朝代，而欧又是秘密写作，从不敢以示人，没有扩散造成不良后果，所以没有给他生前和身后带来不利影响。然而即使如此，恐惧心理仍是存在的。之所以要采用“春秋”笔法，要潜在写作，其原因正在于此。不过，他对乱君的指责用语尽量隐晦，而对那些累朝而仕的文官，特别是冯道，却是锋芒直指，毫不留情。由此可见作者的基本目的，正在于重建以儒家礼义伦常为依据的道德体系，以矫正自五代以来形成的以崇尚势利为特征的颓败的社会风气。为此，他必须找一个其声名、爵位均有赫赫影响的大人作批判之的，而冯道正是合适的人选。冯道不仅有显赫的官位，而且被世人目之为谦谦君子，且又于宋立国前谢世，根据“春秋责备贤者”的古训，用这样的人做靶子，当然是最合适不过了。欧阳修写冯道，目的在于正君臣名分，以激励忠道臣节，从长远看是有利于宋王朝的千秋基业的，所以赵宋官家也不能公开责难他，但鉴于其所著与国史公然抵触，所以只能以沉默而将其封杀了。
欧阳修评冯道，重点指出其历仕四朝九君，“视丧君亡国未尝以屑意”，结论是“无廉耻”。文章开篇，即引《管子》：“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将冯之行为提到亡国的高度，使冯道“无耻”的祸患由道德上升到政治层面。对于其他内容，如“方高祖（石敬瑭）疾病，抱其子置于冯道怀中而托之”这等托孤的大事，以及其后刘知远称帝，道为太师，这其中的叛卖，及政治交易，凡五代时一般人习以为常的，均一笔带过。因为以上种种，均以“无廉耻”三字概括无余了。为了反证冯之无廉耻，欧阳修于《冯道传》中讲述了一李姓女子在搬运其丈夫尸骸回原籍时，住在洛阳一旅店里，因无钱交店租而被旅店主人拉住手，为抗议店主的侮辱（男女授受不亲），该女引刀断臂。李氏女的故事正是以妇人之节来反证冯道的全无臣节，说明道之无廉耻已到极点了。在宋代，人们似乎不大言忠而大讲“节”，特别喜欢拿妇人说事，如二程夫子所谓“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与欧阳修所表达的如出一辙。但细考历史，发现宋代并不是对“妇德”特别看重的时代，宋代娱乐业发达，勾栏瓦肆遍布，整个社会弥漫着浓厚的商业气息和淫靡之风，而妇女改嫁也被视为常事，其中还有不少出身名门的妇女。因此，宋儒反复强调守节者，不一定专指妇女，而是指那些失节的读书人。
冯道晚年，作了一篇《长乐老自叙》，文章历述自己事唐、晋、汉、周四朝及契丹所得到的阶、勋、官爵。他自称“在孝于家，在忠于国。口无不道之言，门无不义之货”。他评定自己的操守是“贱如是，贵如是，长如是，老如是”。还说自己做人的宗旨是“所愿者下不欺于地，中不欺于人，上不欺于天。以上三不欺为素事亲、事君、事长、临人之道”。文章结尾说自己“时开一卷，时饮一杯，食味别声被色，老安于当代。老而自乐，何乐如之！”其自得之情，溢于言表。冯道的自我夸耀，是一种经大难而获善果的自我庆幸。而且，不仅他的自我评定过了头，同时他忘记了，自己所经历的这一场大乱，正是一场牵动千百万人命运的人间浩劫，对于长期身居高位的冯道来说，对此是负有重大历史责任的。而考察他一生经历，其所谓“三不欺”之说更是欺人之谈。
关于冯道的《长乐老自叙》，薛史全文收录，以作为对其一生的基本评定。欧阳修则引《管子》“礼义廉耻”之论，斥之为“士不自爱其身而忍耻偷生者”，将其列为他无廉耻的重要依据。欧阳修的再评价，从道德人格上对冯道作了彻底否定。不过，欧阳修对冯道的否定仅限于道德层面，即儒家所坚持的忠君之道。至于冯道在任官时的惠民之举，以及他待人接物的嘉言善行，并不加以否定。但是，儒家是道德至上主义，从儒者看来，道德的否定就是全部的否定。所以当后来欧史流行之后，冯道就成为历史上无耻小人的典型了。
两部五代史的历史命运
陈寅恪先生在《赠蒋秉南序》中说：“欧阳永叔学韩昌黎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纯正。”寅恪先生以上说法，可视为长期以来人们关于《新五代史》和冯道的定论。从长时段看，欧史的作用确如寅恪先生所言，但在宋世，欧阳修的著作却并未取得这种立竿见影的作用。因为终宋之世，《新五代史》并未刊布并与世人见面。当时的传世之史仍是由薛居正监修的《五代史》。
欧阳修于嘉祐五年（1060）完成《新唐书》的修撰，可以假定，他至迟于此时开始了《五代史记》的写作。熙宁五年（1072）欧阳修病殁，而在这十二年间，书稿并未示人。欧阳修之子欧阳发撰其父《事迹》：“嘉祐中，令致政侍郎范公等列言于朝，请取以备正史，公辞以未成。”以后，“熙宁中有旨，取以进御”，也仍然以同样的理由予以回绝。这说明，欧阳修于家中修史的事外间是知道的，朝廷也多次要求取以备正史，但均以未完成而推辞了。直到欧阳修殁后，“熙宁五年八月丁亥，诏颍州令欧阳某家上所撰五代史”（《神宗实录》），此时书稿才得以进呈御览。而何时刊刻，则史无明文，此时离北宋亡仅半个多世纪了。徽宗朝，移葬欧阳修墓，苏辙作《神道碑》，文中提到《五代史》七十四卷，但也没说刊刻的事。而此时离北宋亡仅二十多年了。南宋宁宗庆元二年（1196），欧阳修同乡庐陵人胡柯撰《欧阳修年谱》，载《新唐书》成书年月、卷数，而于《五代史》则只字不提，似乎根本不知道欧阳修有此著作。以上情况，只能表明欧著《五代史》进御之后，一直留存禁中，外间无法得见，甚至连胡柯这样专门研究欧阳修的学者也不知道实情。前述苏辙作碑文，因欧苏两家关系密切，苏氏是知情人，所以才有详细记载。因此可以断定，《新五代史》在宋代是未曾刊行的。学者孙人龙在《新五代史考证》中说“修殁，朝廷闻之，取以付国学刊行”的话是不准确的。
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在宋世不能刊行，是当时形势所决定的。欧史无论其主观意图如何，它毕竟触犯了宋朝的国讳。薛居正的《五代史》撰述，是符合宋王朝的最高利益的。旧史对冯道的赞誉，可视为对包括薛居正在内的所有五代及宋开国功臣的集体赞誉。五代是一个丧失了儒家忠君伦理社会基础的时代，而如果将五代君臣的行为如实表述，将五代史写成一部乱臣贼子史，则是对宋王朝的合法性的公然挑战。宋王朝不刊行欧史，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欧氏家族的保护。欧阳修有幸生在宋世，否则他将是一场文字狱的牺牲品。
《新五代史》的走红是在宋亡之后。元之后，理学大兴，《新五代史》得以见天日。以后，《旧五代史》被弃而不用，落到“若亡若存”的地步（同时还有《旧唐书》）。在明朝，人们常说的“十七史”、“廿一史”，均是不包括《旧唐书》和《旧五代史》的。明朝人李贽对欧史《冯道传》中关于冯道的评价不满，但由于他见不到薛史，因而也无法了解欧阳修如此评价的原因。直到清朝，由于满人皇帝们对中华文化典籍的特别关注，才由当时在四库馆任职的邵晋涵将散落在《永乐大典》中有关《旧五代史》的内容抄录下来，重新汇辑成书，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重新刊刻，《旧五代史》才得以与世人见面。比较两部《五代史》，双方观点的异同也就昭然若揭了。
晚清以后，新思潮兴起，反儒成为时尚。人们对欧史《冯道传》中关于李氏女牵手断臂的故事所散发出的顽固道学气深感不满，因而对欧史多有责难。而有些人则自身经历了乱世的折磨，因而设身处地对冯道的处境表示同情，于是为冯道翻案的人也多起来。然而，儒家士大夫的人格是以立德立言、成仁取义为指归的。一个知识分子（士大夫）身处大乱之时（或外敌入侵，或内乱频仍），如何实现其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人格操守，一个人在功名禄位、身家性命和人民苦难、社会正义之间如何取舍，仍是一个值得思考的严肃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