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四年九月二十八日上午十时五分，正值重庆市石柱县黄水镇中学课间休息，该中学惟一的公共厕所女厕所地面发生垮塌，八名女生迅速掉进地面下的粪池，另有三十余名女学生受伤或受到不同程度惊吓。事件发生后，四十二名学生被送到黄水镇医院救治。据女生王静讲，当日上午大约十点钟左右，学生们下课后，拥向校内惟一的厕所。刚踏上便槽，便感到地面在松动。随后听到“咚”的一声巨响，王静与七名女生一起坠入粪坑。王静吓坏了，奋力爬上来，然后从墙面的破洞处爬了出去。听到巨响后，在外等候的学生一边奔跑，一边向老师求救。体育老师陈明文立即组织十多名老师施救。
——《华西都市报》
从厕所看中日之距离
厕所似乎是一个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话题，中国的君子要“远庖厨”，更不会去拿厕所来说事。陈平原教授在《阅读日本》一书中，偏偏专门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就叫《“厕所文化”》。陈平原称赞说，东京成田机场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地方就是厕所，其厕所的洁净程度是充满“蒜味”的北京首都机场的厕所无法相比的。中国的首都机场以及其他各大城市的机场，在建筑之宏伟上可谓领先世界，却无法让厕所保持洁净和芳香，这是什么原因呢？正如陈平原所指出的那样：“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包括公德心、科技水平、生活习俗、审美趣味等），在厕所里暴露无遗。”中国的若干公共设施在“硬件”上已然“超英赶美”，但在“软件”的提升方面却还有漫漫长路要走——厕所乃是“软件”的重要标志之一。
晚清思想家、改良派领袖康有为，曾经在《大同书》里描绘了“大同社会”的厕所，他这样写道：“以机激水，淘荡秽气，花露喷射，花香扑鼻，有图画神仙之迹，令人起观思云，有音乐微妙之音，以令人科平清静。”世界上真有这样的厕所吗？在访问日本期间，我发现日本的许多厕所，不亚于康有为的美好想像。我在日本坐过新干线和各种普通火车，也到过大中城市和乡村，从来没有发现任何一个厕所中有异味。日本人的厕所不仅实用和卫生，他们甚至将某种诗意带到厕所之中——诗意与厕所这两种最不相干的东西，在日本居然就融合在了一起。谷崎润一郎在《阴翳礼赞》一文中有一段描述：“虽然日本式的茶室也很不错，但日本式的厕所更是修建得使人在精神上能够安宁休息。它必定离开母屋，设在浓树绿荫和苔色青青的隐蔽地方，有走廊相通。人们蹲在昏暗之中，在拉窗的微弱亮光映照下，沉醉在无边的冥想，或者欣赏窗外庭院的景致，此情此景，妙不可言。”这不是文人故作风雅之语。
日本人爱清洁的生活习惯古已有之，在近代化的过程中又奋力向西方学习现代化的生活模式，原本整洁的厕所，设置了现代化的设施之后，更是让人赏心悦目。专门研究厕所文化的美国学者朱莉•霍兰在《厕神：厕所的文明史》一书中指出：“日本的幕府将军和皇室宗亲们都以新奇别致的粪便处理之道而沾沾自喜。日本城市的厕所、卫生系统的有条不紊和高效节能也是意料中事了。”日本人历来善于将日常生活艺术化，有了现代科技的帮助，遂将厕所修建得美轮美奂，使之成为传统与现代完美融合的典范。我在访日游记《暧昧的邻居》一书中写道：“日本的火车上，厕所毫无异味，芳香扑鼻，柔和的卫生纸整整齐齐地叠在一起。其清洁的程度，甚至超过了中国大部分人家中的厕所。我想起当年在石家庄军训的时候爬上火车回老家的经历：一直站了三十八个小时，车箱内人胸贴人背，而厕所内屎尿横流，肮脏得不可下脚。同是火车，相差有天堂与地狱之远也。”春运期间，从北京到成都的火车拥挤不堪，几乎没有立锥之地，连厕所里也横七竖八挤满了五六个人，我只好一路上都不吃不喝，以确保旅途中不上厕所。那时候，如果能上一次厕所，简直比去天堂还要幸福——据说就有旅客因无法上厕所，情急之下而跳车身亡。那时候，谁还会在乎厕所的干净或肮脏呢？
近年来，“中国崛起”之说让“东亚病夫”们个个感到洋洋得意。霍元甲、黄飞鸿的梦想即将实现：许多中国的经济学家宣称，十年之内中国的GDP便会超越日本，中国将成为亚洲第一强国。在此背景下，中日比较遂成为一时之显学，人们普遍认为未来的趋势是：中国强大、日本衰落。但是，任何人只要看看中日两国的厕所，便会得出迥然不同的结论来。一九一一年访问中国的美国社会学家罗斯在《病痛时代》一书中写道：“中日两国最大的差别就在于整洁程度方面了。”他批评说，中国人好像不怎么注重保管和修理的艺术。一提起“中国”，人们脑海中就会浮现出如下种种情景：用破草席搭起的丝毫不能避风避雨的帆船，倾斜的残垣断壁，下榻的寺庙屋顶，长满苔藓松松散散的瓦砾，参差不齐的茅草屋顶，腐烂恶臭的顶棚，摇摇晃晃的屏风，还有倾斜破烂的路面。而在日本，罗斯看到了完全不同的景象：任何东西都是极其整洁的，修剪整齐的茅草屋顶，洗刷干净的墙壁，明亮的草席，保养良好的路面，也看不到到处乱扔的垃圾。他称赞说：“我所去过的地方，只有荷兰和英国的部分城市能与之媲美。”此种差别并不完全是由经济水平的差异所造成的，因为清洁自己的家庭并不需要耗费太多的钱财。此种差异乃是生活方式和文明程度的差异。虽然今天中国的学者们津津乐道于“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伪话题，虽然今天中国已经拥有了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超级规模的“国际大都市”，但中国仍然缺乏“没有臭味的厕所”。营造高楼大厦和街道易，其背后需要的仅仅是技术和金钱；而保持厕所之一尘不染难，其背后需要的乃是民众普遍提升的文明素质。
如果从厕所这个视角来观察中国，中国其实是一个“不文明古国”。一种不能解决厕所问题的文明，必然是一种残缺不全的文明。中国人拥有独步全球的饮食文化，在吃上面花样翻新，却没有花一点功夫去解决“吃了之后怎么办”的问题。说日本的厕所比中国的厕所文明，千千万万中国的反日愤青们又会骂我是“灭自家志气，长敌人威风”的“汉奸”了。我不怕被归类为“汉奸”，我只知道我说的是事实。中日两国的差异，从厕所这一小小的细节便可以看出来，乃是文明与不文明的差异。当年，北洋舰队比日本舰队强大，但日本人一看到中国士兵在炮台上晒衣服，便有了必胜的信心。今日亦是如此，比较两国的厕所的差异，甚于比较两国的汽车和电视机的差异。道理很简单：一个管理不好厕所的国家，自然也管理不好军队、学校和政府。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日本在发动侵华战争之前，许多军校学生在满铁公司的资助下到中国各省采访调查，实际上是搜集情报。后来，这些被称之为“满铁调查”的文献，成为近代中国研究的重要材料。其中，有一名日本士官生在报告中写道：“在支那最富庶、最繁华的城市里，其公共厕所亦肮脏不堪。这个国家的政府没有管理能力，这个国家的国民也没有自治能力。所以，我们统治支那将易如反掌。”数十年之后，这段话对我们而言依然是一记可畏的警钟。至少我本人读到的时候不禁冷汗直冒。
如今，中国的网络上有很多看上去“爱国爱到海枯石烂”的愤青，他们咬牙切齿地喊反日口号，并发起诸如反对日本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签名活动等等。我个人认为，比上网喊几句口号和签一个名字更为重要的，也许是老老实实地将每一间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的——那些高喊口号和郑重签名的“爱国者”当中，究竟有没有在公共厕所里便后不冲水的家伙呢？我不知道。喊几句口号，签几个名字，既不能弄脏日本的厕所，也不能洁净我们自己的厕所。愤青们砸了几辆日本车和几个日本餐厅便回家睡觉去了，既不能让我们变得更文明，也不能让日本变得不文明。我可以确认的一点是：什么时候，中国人将自己的厕所整治得比日本的厕所更加洁净了，中国就有了傲视日本的第一笔资本；什么时候，中国人学会自我管理和过一种文明的生活了，中国就有了让日本肃然起敬的资格。
厕所是文明的焦点
正如人离不开厨房，人也离不开厕所。厕所是文明的焦点，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美国生活博物馆中，我看到了各个时期老百姓家中的厕所的样板，一种厕所对应着一个时代，这是一部最鲜活普通民众生活的历史。根据世界厕所组织（其英文名 World Toilet Organization，简称WTO，恰好与世贸组织的简称相同）提供的数字，每个人每天大约上厕所六至八次，一年就是大约两千五百次。算下来，一个活八十岁的人，一辈子竟有两年以上的时间耗费在厕所里。看来，“如厕”（或用中国古人更含蓄的说法“更衣”）实在是每个人生命中的一件大事。所以，成立一个正式的国际组织来研讨六十亿人的“如厕”问题，怎么也不能认为是“小题大做”。
从某种意义上说，厕所从肮脏到清洁的变化，乃是人类文明进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横断面。在室内卫生工程出现之前，世界是个发臭和疫病滋生的场所，欧洲若干次黑死病肆虐，都跟城市和乡村缺乏基本的粪便处理办法有关——中世纪一次最可怕的黑死病，居然让欧洲损失了三分之一的人口。欧洲文明程度最高的法国，在漫长的中世纪里，几乎所有的城市，无论大小，同样不洁。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在《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中写道：“一七八八年，巴黎的茅坑掏不干净，成为一大问题，连科学院也表示关注。人们一如既往地从窗口倾倒便壶，街道成了垃圾场。”那时候，巴黎人长期习惯于在杜依勒里宫花园“一排紫杉树下大小便”；瑞士卫兵把他们从那里赶走以后，他们就到塞纳河两岸去行方便，于是塞纳河畔“既不雅观，又臭不可闻”。就连皇太子本人也经常在卧室里对着墙壁便溺。列日、卡迪斯、马德里与上奥弗涅的小城市同样肮脏。通常有一条运河或一道激流流经这些小城市，名曰：“粪河”，“居民什么东西都往河里扔”。布罗代尔这样书写本民族的历史，一向自尊的法国人并没有斥之为“法奸”。
朱莉•霍兰在《厕神》中指出：“起初人们都在远离家门的地方进行排泄。随着人类在智力和社会化方面不断向前推进，卫生制度也取得了缓慢而细微的进展。某些文明使用的厕所比其他文明先进得多。还有一些文明则表明，在保持卫生方面，人类同动物相差无几。”厕所的差异，显示着不同文明之间的距离；厕所的变异，对应着人类文明前进的脚步。在工业革命之后的现代化的大都市里，厕所管理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程——在拿破仑三世时代，杰出的建筑史和规划师奥斯曼奠定了巴黎城市的基础，他所设计的下水道工程，使得巴黎真正成了“花都”。可以说，没有奥斯曼设计的下水道，就没有现代巴黎的浪漫情怀。此后，奥斯曼的设计迅速为其他欧洲城市所效仿。在各大城市的市政府之中，出现了配备众多人员的、专门负责厕所及其相关项目的市政部门。
那么，中国的情况如何呢？中国的史书是一部“帝王将相的家史”，所以在其中只能发现帝王将相的厕所的情况，对老百姓家的厕所并无记载。《周礼•天官冢宰》记载：“宫人掌王之六寝之修，为其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恶臭，共王之沐浴。”郑玄解释说：“匽，路厕也。”可见，从周朝起，中国的宫廷内便设立了厕所，但厕所只供皇帝专用，且有专门人员负责厕所的清洁。汉代以后这一职位便制度化了，《汉宫仪》中说，汉武帝时期，孔安国为侍中，“以其儒者，特听掌御唾壶，朝廷荣之”。这就是专制文化的最大特点：在皇权至上，“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的体制下，任何人只要有机会接近皇帝，便有可能获得显赫的权力和无数的金钱；所以，即便是端着痰盂跟在皇帝屁股后面接皇帝的大小便的职位，人们亦趋之若鹜，以为无比尊荣。孔夫子昔日周游列国，惶惶如丧家之犬；孔安国今日侍奉皇帝，虽臭尤荣。
明清两代，版图扩张，宫廷也膨胀。以“天子”自居的皇帝，居住在号称拥有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房间的紫禁城里，大殿、寝室、书房、御花园、博物馆等样样齐备，偏偏就是没有一间厕所。当年皇宫里住着数千人，上至天子，下到小太监和宫女，这多人的大小便问题如何处理呢？据相关资料记载，皇帝方便的时候，一般不出大殿，由近侍、太监和宫女在一旁服侍，直接便于马桶之中，再送出殿去。宫中各色人等的排泄物均装于木制马桶之中，并集中于专门的粪车上，迅速运出宫廷。因此，紫禁城中虽然没有一个厕所，但仍然能够保持清洁。
宫廷之外，可就无法保持整洁了。文明只限于宫廷之内，只限于被皇帝和他的大小老婆们享有。皇帝只关心自己的宫殿，宫殿之外的百姓的生活跟他无关，他才不管老百姓们是否在粪便中挣扎呢。明代文人王思任在《文饭小品》中，将伟大的京城比喻成一个巨大的、散发着恶臭的厕所。由于当时城内寥寥可数的几个公共厕所都是收费的，“故人都当道中便溺”。妇人们也都将便器中的粪便和尿液直接倒在街上，于是街道上“重污叠秽，处处可闻”。诗人褚维垲有《燕京杂咏》云：“汾浍曾无恶可流，粪除尘秽满街头。年年二月春风路，人逐鲍鱼过臭沟。”下有附注曰：“都城沟道不通，二三月间满城开沟，将积年污秽戽街左，触鼻欲呕，几不能出行一步。”阙名的《燕京杂记》描绘得更加可怕：“京城二月淘沟，道路不通车马，臭气四达，人多佩大黄、苍术以避之。正阳门外鲜鱼口，其臭尤不可向迩，触之至有病亡者。此处为屠宰市，经年积秽，郁深沟中，一朝泄发，故不可当也。”
北京和上海是近代以来中国拿得出手的两个“门面”。一位十九世纪晚期游历中国的西方观察家，用“可怕”来形容北京：“排水设备向来破败不堪，仅仅由几条贯穿于城里各处、倾倒垃圾的硕大沟渠组成。而所有的沟渠早已淤塞不通，虽然每日有潮汐涨落，城市的各个角落都弥漫着令人作呕的气味。”一八九九年，美国《芝加哥新闻报》的记者这样描写他在北京的感受：“该城气味浓烈，可观之处则少之又少。……房屋低矮破旧，道路全然未加铺砌，总是泥泞不堪、灰尘仆仆，且由于缺乏下水道和污水坑，城市的污秽景象简直难以言喻。”而爱德华•摩尔斯在《东方便所》中如此描述他看到的上海：“一进入上海小镇，用扁担挑着敞开的木捅的男子便迎面而来。他们是大粪搬运工，沿着固定的路线穿过城市。倘若跟随这些掏粪工，你会发现，他们走到附近的沟渠两侧，将木捅的污物哗啦一声倒入敞舱驳船或另一种船舶里，污满为患时，船只便被牵引倒乡间的稻田里，废物被胡乱倒进水中。沟渠少有流动，至少还不足以清除绿色淤泥，改变浑浊发黄、满是污秽的水质。可就在这条船旁，人们正舀水来饮用和烧菜做饭咧。”这些记载让人触目惊心。今天的北京和上海早已脱胎换骨，但今天中国的许多乡村仍然如同百年前那样，人们在露天的环境下随意大小便，或者厕所与猪圈合二为一。
龙应台、孟广美与“没有门的厕所”
“没有门的厕所”，是许多海外人士到中国乡村“如厕”的时候的第一感受。
龙应台在《对公共厕所的研究》一文中生动地写道：“一脚踩进去，大吃一惊，马上想回头就走，但是偌大的黄土高原上，到哪儿再去找一个厕所？于是犹豫不决地就站在那儿打量。没门的厕所不是没见过，但是眼前这个结构嘛，非但没门，在坑与坑之间只有一堵矮墙，也就是说，蹲着的人一偏头就可以看过去一排人头，当然都属于别的正蹲着的人。若是不偏头直视前方，就得准备随时和那进进出出的人打个照面……当然是人家站着你蹲着，人家穿着衣服你半裸着，人家从高处俯看正在用力的你。哎，越想越是全身起鸡皮疙瘩。怎么办呢？”即便如此，还是要进去“方便”。
对于为什么农村的厕所没有门，龙应台的解释是，厕所已经成为一处重要的“公共空间”，是村民信息交流的平台，所以不能有门。而一位农村出生的人士，一语道破了天机：农村的厕所没有门，不是农民有互相交流的习惯，乃是上厕所的人害怕他们放在外边的锄头镰刀等被人偷走。
龙应台的批评如野火一般，当年烧到台湾，如今亦烧到内地。也许这篇文章的读者并不多，没有多少爱国愤青奋起痛骂龙应台“不爱国”，而另外一名台湾的女士孟广美可就没有如此幸运了。台湾中天电视台播出了综艺节目《红色风爆》，该期节目主题为“两岸艺界大不同”，孟广美是其中的嘉宾之一。作为经常在内地工作的艺人，她在节目中大谈自己在内地上厕所的“不堪经历”。孟广美说，一次她在内地某广场上采访，内急想上厕所，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去了那个厕所，“我一去看，是一排排水沟，连绵有一公里，上百个白白的屁股排成一排，还此起彼落，两个人面对面还可以聊天……”在其他嘉宾的哄笑声中，孟广美更称：“内地人不说洗手间而必须说厕所，内地的厕所很多都没有门，即使有，内地人也大都不关门！”
绝大多数大陆人其实根本收看不到中天电视的节目，但人们并不去思考他们为什么看不到中天电视，却对某些道听途说、移花接木的节目内容恼羞成怒。孟广美的言论除去上下文、被放在网络上之后，如同一石溅起千尺浪，千千万万爱国愤青们好不容易找到这样一个安全的“万矢的”。于是，有人说这是恶毒无比的“反华言论”，有人说从此便要抵制孟氏出演的电影电视，有人说要打电话上门去恐吓之，有人说要去抄这个资产阶级小姐的家……孟广美在中国大陆一下子成了“人人得而诛之”的“民族败类”。
孟广美的遭遇显示，中国仍然处在“后文革时代”，愤青们乃是红卫兵的变种。在“群情激奋”之下，清醒的声音总是少数。《南方都市报》的评论员长平指出，孟广美说的虽然是真相，但她的错误在于对“听众”的精神状态没有充分的评估：“尤其是你说到一个因自卑而变得极度自尊的族群的时候，你必须具备一定的同情心与理解力。”所以，尽管事后孟广美被迫道歉，但“民意”却并不接受之，愤青们继续辱骂之。对此，长平分析说：“他们并不真正关心内地厕所臭还是不臭，也并不关心是不是真的准确。可以肯定的是，在孟小姐道歉之后，甚至在她被愤青们封杀之后，内地的大多数厕所还是臭气熏天。”面对“我臭我怕谁”的叫嚣，夫复何言？
我曾经在网上读到一篇题为《中国人，你为什么这么脏？》的文章，痛斥中国人的种种肮脏的生活习惯。这篇文章说，最近香港学者谢剑撰文谈及出国旅游的同胞，希望国人要注意基本的礼仪和常识，以免使得国家蒙羞。谢剑在文章中写到他在飞机上遇到的一个来自西北地区的旅行团，“他们不会说英文又不会冲厕所，经济舱五个厕所全部被淤塞，空中服务员被迫开放商务舱应急，亦瞬间失灵，把整个飞机搞得人仰马翻”。另外的一个例子是：香港迪斯尼开业之后，大陆成千上万的旅客前去游玩，诸多家长居然让七八岁的小孩就在园区的草坪上大小便，迪斯尼的管理人员说，这种情形在世界各地的迪斯尼当中乃是第一次出现。许多香港市民投诉说，若干内地游客教唆孩子在地铁中小便，被制止时，他们还破口大骂。第三个例子是，在欧美、澳洲和日本的许多大城市里，最肮脏的地方必定是聚集了最多华人的唐人街，唐人街中最肮脏的地方必定是中餐馆里的厕所。有些“爱国贼”对这篇文章的批评不以为然，认为其“伤害了伟大的民族自尊心”。我却完全同意它的观点，并认为这位作者才是一名真正的爱国者。我们应当先把所谓的“自尊心”放在一边，直面事实，直面厕所，直面我们的生存状态。
由此看来，蒋介石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力倡导“新生活运动”自有其道理在。有人批评说，在抗战的紧要关头，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蒋氏却花巨大的时间和精力去倡导民众不要随地吐痰、随地大小便这等“小事”，此做法简直就是“本末倒置”。我却认为，这些日常生活的细节，并非“小事”，蒋氏自有其深意在。一群随地吐痰、随地大小便的国民，一群既没有“公德”也没有“私德”的国民，是无法建构起现代民族国家来的。当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在与波斯帝国作战的时候，两军刚一接触，这位年轻的皇帝便对胜败胸有成竹。他何以有如此的自信呢？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伟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写道：“稍稍比较两军的阵地，我军有专门的区域掩埋死去的战士，也有专门的区域让将士们排泄，并及时处理粪便；而敌人的阵地上臭气熏天，死者尸体的臭气和生者粪便的臭气混杂在一起。他们是一支缺乏纪律的军队，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这个故事发人深省，仍然没有过时。
“中国的厕所究竟有多脏”，这是一个不能问的问题，答案却众所周知。让人遗憾和羞愧的是，直到今天，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中倡导的若干原则，比如保持厕所的清洁等，仍然未能在中国的广大乡村和城市中得以普及和根植。如果说某些偏僻的乡村尚处于“人畜同居”的状况，乃是因为穷困的缘故；那么，在许多大城市的五星级大酒店的厕所里，我们依然会感到臭气如影随形，这就不单纯是经济发展水准的原因了——看来，经济水准上“先富起来”的那部分国人，在文明程度和文化修养上并没有“先富起来”。
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悄无声息地失败。其根本原因在于，蒋介石只知道居高临下地教育人民，却不知道让政府和政党洗心革面、切实为民众服务。百姓生活在臭气之中，政府不能推卸责任。小小的厕所与高高在上的政府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评价一个政府的管理水平如何，不是看这个国家修建了多少高楼大厦，也不是看它有多少繁缛的文件法规，而只需看看它的公共厕所干净与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们若管理不好公共厕所，也就管理不好一个城市和一个国家；人类若处理不好排泄物，也就无法避免大规模的公共卫生危机的出现和疫情的爆发。据《三千年疫情》一书介绍，中国历史上的许多重大疫情，都与缺乏卫生的外部环境、尤其是厕所有密切的关联。因此，厕所不仅是文明的标志，也与人类的生死存亡息息相关。
如何告别臭气熏天的生活？
喜欢追腥逐臭的人毕竟是少数，大部分人还是希望生活在清洁的环境之中。那么，如何告别臭气熏天的生活呢？近代意义上的抽水马桶的发明，在此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虽然抽水马桶只有四百年的历史，但其萌芽却可以追溯到更古老的年代。远在古埃及、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已经有类似水冲马桶的装置存在。在四千年前，希腊克里特岛上的克诺索斯皇宫就已装置了备有木制坐垫和小水池的厕所。中国考古学家在河南省商丘的西汉王墓中，发现了一座陪葬的水冲马桶装置。这个石头做的马桶有马桶座和扶手，可以通过管子用水冲洗。然而，这些抽水马桶的雏形并没有得到重视、改进和推广，在历史长河中灵光乍现，又迅速消失在漆黑的夜空之中，并没有造福于普通大众。
中国古代的权贵富商们挖空心思，想了很多办法来消除厕所的臭气。《世说新语》中记载说，当时的权贵石崇上厕所的时候，有十多名婢女伺候，且“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属”，以此掩盖粪便的臭味。然而，这些办法皆“治标”而不能“治本”。林语堂曾到欧美诸国宣讲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给听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某次演讲之后，一位听众提问：“林博士，如您所说，中华文明确实有许多超过西方文明之处，但是西方文明是否也有超过中华文明的地方呢？”林语堂略作思考状，然后答道：“有的，譬如抽水马桶。”话音刚落，全场哄然大笑。其实，听众们不必哄堂大笑，林语堂也并非有意蔑视西方文明。这句看似戏谑的回答背后，道出了东西方文明的一大差异。抽水马桶不是“不能登大雅之堂”，恰恰相反
，它的发明恰恰说明：西方文化优于东方文化的地方在于，它不忽视对人的日常生活的关注、对人的尊严和自由的关注。抽水马桶的发明解决了“人如何有尊严地上厕所”的问题，比所谓的“四大发明”更有价值。
一般认为，近代抽水马桶是一五九六年发明的。当时，英国女王伊利莎白一世经常抱怨宫殿里的便器恶臭难闻。女王的廷臣和教子约翰•哈灵顿爵士，是一位热衷于发明的科学家，经过苦苦思索和多次试验，他为女王陛下设计了一个带水箱的冲水马桶。女王对这新玩意儿相当喜爱，常常使用。但是，此后一百多年间，人们依然未对这一发明产生任何兴趣。直到十八世纪后期，英国发明家约瑟夫•布拉梅对前辈的设计作了诸多改进。他发明了一些重要构件，诸如控制水箱里水流量的球阀和马桶下面的 U 形弯管。一七七八年，布拉梅取得了新型抽水马桶的专利。此后，又过了一百多年的时间，抽水马桶才再次在技术上有了重大突破：托马斯•克拉普尔发明了“无阀节水器”，该成果在卫生领域的重要性为他赢得了女皇授予的爵士身份。另一位发明家乔治•杰宁斯则说服了阿尔伯特亲王，让后者允许他在水晶宫博览会上展出一只抽水马桶，杰宁斯断言：“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可以通过其家居陈设及卫生器具加以衡量。”杰宁斯发明的“世纪之厕”改善了冲水的虹吸管系统，成为现代马桶的模本。此后，抽水马桶终于批量生产，从皇家深宫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西方世界新兴的中产阶级家庭中的“宠儿”。有了抽水马桶，人们的居住理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因为厕所中再没有惹人厌恶的臭气了，设计师便将厕所与卧室安置在一起。抽水马桶成为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成员，成为人们每天必然使用的器具。
抽水马桶第一次出现在中国人的视野中，是在一八六六年。满清的外交家张德彝在《航海述奇》中描述乘坐的西方“行如飞”号轮船的感受时，写到了船上的抽水马桶：“两舱之中各有一净房，亦有阀门。入门有净桶，提起上盖，下有瓷盆。盆下有孔通于水面。左右各一桶环，便溺毕则抽左环，自有水下洗涤盆桶。再抽右环，则污物随水而下矣。”当他抵达欧洲任所的时候，这才发现当地中等以上的人家中均配置有抽水马桶。而中国城市的普通民宅中拥有抽水马桶，则要再晚半个多世纪。
抽水马桶不单单是一个马桶而已，它需要有庞大的自来水和下水道系统的配套。一九零八年，也就是慈禧和光绪双双死去的那一年，北京成立了“京师自来水公司”，随后有了下水道，抽水马桶才渐渐在少数高官显贵的家中出现。据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回忆，袁任大总统时所住的居仁堂内即安装有抽水马桶，可是袁大总统嫌“那个味儿不好”，坚持使用特别定做的木制马桶。袁世凯在晚清的高官中是最为西化的人，但他也不能接受抽水马桶，可见生活习惯比思想观念更加顽固。
中国的大学中，最早使用抽水马桶的是清华大学，这当然与它那“留美预备学堂”的身份有关。清华的许多建筑都是严格按照美国的标准设计建造的，清华人得以幸运地提前告别了臭不可闻的旱厕。《水木清华》一文中记载说：“一九二二年春天，高年级学生从平房宿舍搬进当时十分罕见的大楼，楼里有暖气炉和钢丝床，厕所里还有淋浴和抽水马桶。”比起其他大学的学生来，清华的学生属于“超前享受”了。但是，当时在清华学校读书的梁实秋也指出：“不过也有人不能适应抽水马桶，以为做这种事而不采取蹲的姿势是无法完成任务的。”
俗话说，清华洋，北大土。北大引进抽水马桶比清华迟了很久。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成立不久，光绪二十五年颁布了《京师大学堂禁约》。该“学生守则”中有如下条款：“戒咳唾便溺不择地而施。屋宇地面皆宜洁净，痰唾任意，最足生厌。厅堂斋舍多备痰孟。便溺污秽，尤非所宜。是宜切记，违者记过。”这些条款所针对的对象并非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流，乃是从士大夫中精心挑选出来的“精英阶层”——那个时候，能到京师大学堂中就读的，大都是官僚子弟、世家后代。但是，就是这些“精英人士”，依然保持着“随地大小便”的陋习，使得皇帝不得不亲自颁布禁令进行约束。
这不是一个笑话——直到今天，北京大学学生宿舍楼（尤其是男生宿舍楼）里的厕所，照样臭气熏天。许多身为状元、榜眼和探花的“天之骄子”和“精英分子”，大小便之后根本懒得伸手拉一下水箱的绳子。所以，即便拥有抽水马桶，厕所的肮脏状况并不能改观。校方多次在厕所里张贴“来也匆匆，去也冲冲”之类的告示，却收效甚微。我不知道，这些连厕所的清洁都不愿维持，却时刻以“高等华人”自居的北大人，在“一屋不扫”的情况下，如何实现其“扫天下”之大志？肮脏的厕所是我在北大求学期间最糟糕的记忆，也是我不愿意过集体生活的重要原因。半夜里上厕所的时候，生怕就陷入同学们布下的“粪便阵”之中。我想，哪天北大学生宿舍的抽水马桶干干净净了，哪天北大的教育就成功一大半了。
抽水马桶固然重要，如何对待抽水马桶更加重要。抽水马桶被美国人评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明”，然而，它在喜欢“宏大叙事”的中国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但我认为，抽水马桶无论得到何种赞美都不为过，它比核弹、飞机和电脑这些物品更加重要。生产抽水马桶的公司在广告中说：“我们的产品能够保护您孩子的灵魂。”这不是夸张之语。抽水马桶为文明与不文明划出了一条界限。褚雄潮在《抽水马桶识别文明》一文中指出：“抽水马桶为人们带来了作为人的尊严。”为什么这样说呢？正如这位作者分析的那样：“用抽水马桶就与蹲茅坑有本质的区别。它虽然并不强迫你用完厕所后用水冲洗，但它确实有一桶水，在你的背后，好像在随时准备清洗你的后脑勺——假如你不把你的善后工作做得干干净净的话。……它在客观上帮助人们确立这样的理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你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一走了之，那只能说明，你的脑子里的东西比你的废弃物更糟糕。”看看若干无比肮脏的中国的公共厕所，你不得不承认：许多同胞脑子里的东西比他们的排泄物更肮脏，而中国的启蒙事业尚任重道远。
奈保尔：从厕所看“受伤的文明”
在晚清的笔记中有这样一则小故事：清朝最后一任两湖总督瑞征，一九一零年到汉口微服私访，在怡园剧院附近随地小便。这里是租界的地盘，结果他被印度巡捕捉去罚款，最后由英总领事亲自接出来才了事。堂堂封疆大吏、饱读诗书之辈，却有随地小便的“蛮性的残留”。难怪洋人要在他们修建的公园门口挂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了。可见，怎样大小便，乃是“有尊严的生活”和“没有尊严的生活”的分野。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对东方社会持严厉的批判态度，他深切地洞见了第三世界国家可悲的“自我殖民主义”的现实。他发现，在这些地方，“不可随处小便”变成了“小处可以随便”。在奈保尔的诸多游记中，皆把厕所当作透视一个国家和民族文明程度的象征物。在《印度：受伤的文明》一书中，他用尖刻而不乏悲悯的语言描述了孟买贫民区中可怕的现实：“蜿蜒的小道在继续，空气窒息，凝聚酷热，而在小山腰上，小人国的新奇烟消云散，开始感到小黑屋就像一个巨大的黄蜂巢，大多不比盒子大，常常是地上仅一张床，房屋之间时常有黑色的小污水沟，偶尔看见虚弱的老鼠们奋力爬上排水沟，潮湿的地方泥泞，垃圾堵塞的地方迅速泛起浮油。”这情形与中国的许多城市的贫民窟多么相似啊。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肮脏的适应与麻木，也就是对自由和尊严的自动放弃。如果生活在粪便之中亦能安之若素，那么人类还有什么道德伦理可以遵守呢？这样的人生是毫无指望的。奈保尔写道：“穿过这些地段，我们一路无话，在喷涌的细流、烟头和弯曲的人类粪便之间择路而行。清理粪便是清洁工的事情，在清洁工到来之前，人们都心安理得地生活在他们自己的粪便之间。”在印度，清洁工依然是属于“贱民”阶层专有之职业；在中国，则由外来的农民工承担此项工作。除了清洁工之外，其他人都认为自己与“清洁”无关。
人们早已变得麻木不仁了，人们的嗅觉出现了“错位”。奈保尔接着描述了一幕人与牛在粪便中争斗的场景：“每个开放的空间都是茅坑；就在这样一个地方，我们面前猛地出现了一番地狱般的景象。两头饥饿的孟买街头母牛被拴在那儿，翻搅起人类和他们自己的粪便；而现在，它们被两位饥饿的女人拉出这片沼泽地，周围喧嚣一片，四周的人发出阵阵助威的喝彩，他们聚集在这个孤立、笨拙狂乱的景象旁，如同聚集在粪堆上的圆形剧场。”类似的场景，在印度乃至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城市贫民区和乡村无时不刻地上演着。这就是一幕日常生活的悲剧。伊拉克民众的生活也大致如此，可是美军占领了萨达姆的行宫之后却惊奇地发现：萨达姆专用的卫生间内有黄金打造的马桶和旋转浴房，德国设计师为之开出的造价高达数百万美元。与此同时，大量缺医少药的伊拉克儿童却悲惨地死去。
是的，印度、伊拉克、埃及、土耳其、柬埔寨……还有更多古老的国家，都深陷于“受伤的文明”的泥沼之中无法自拔。这些文明古国，拥有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和深奥莫测的哲学思想，拥有金碧辉煌的宫殿和巧夺天工的艺术，但它们与生活在自己的粪便之中的大多数穷人究竟有什么关系呢？一种文明，如果它不能为其多数民众创造出一种有尊严的、不匮乏的生活范式，它还有什么理由被人们继续顶礼膜拜呢？
一生致力于在印度建设新式厕所的公共卫生专家宾德什瓦尔•帕塔克博士，曾经讲述过一个故事：一名印度农村妇女给她在城里打工的丈夫写了一封信。她在信中写道：“你回家时不要给我带首饰。我更希望你带钱回来，那样我们就可以在自己的家里装一个抽水马桶了。”在印度，七亿多人的家里没有厕所，不得不在露天或使用便桶大小便。据估计，印度每年有近五十万人死于与腹泻有关的疾病。由于缺乏适当的卫生设施，直接导致许多印度人，特别是儿童，患染其他胃肠病和寄生虫病。缺乏卫生设施还造成了深远的社会影响。在人们依然露天大小便的农村地区，妇女只能在日出前或日落后大小便。宾德什瓦尔医生说，这种违反自然的限制给身体造成压力，而且剥夺了妇女的隐私和尊严。
中国的情况比印度好不到哪里去。农民家中设置了现代化的厕所的屈指可数，粪便仍然是重要的肥料。伟大领袖说，手上沾着粪便的人心灵最高尚。于是，人们竞相“比脏”。不过，作为中国的“面子”，首都北京的情形还是不一样。近年来，故宫和颐和园等名胜古迹修建了号称“四星级”的“旅游厕所”。劳动人民文化宫内的“准四星级”厕所里，有一间二十平方米的休息室，古色古香的字画前安放着一张仿古雕花龙椅，很多外地游客在此拍照留影、过把皇帝瘾。然而，北京的老城区和城乡接合部，仍然有数以万计的简陋如“一个坑、两块砖、三尺土墙围四边”的公厕。数以百万计的居民，家中没有独立的厕所，他们“如厕”需要步行数百米甚至一公里之遥。我认为，比起宏大的面子工程更重要的是，政府应当迅速解决普通民众“如厕难”的问题，这才是建立“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第一步。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中国的公共厕所很少有专门供残疾人使用的空间。我在美国访问期间发现，美国几乎任何一处公共厕所，除了男女的分别之外，都专门设置有供残疾人士使用的厕所。有的地方还为“父母子”设置专用厕所，让携带婴幼儿的父母一起进去，帮助孩子方便。这些细节，皆体现出一个社会的人的关心和尊重。我想，在这样的社会里，作为一个公民，尤其是残疾人或者带着孩子的母亲，一定会感到温馨和幸福。
有一次，我去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国家公园游玩。公共厕所门口排起了男女两个长队，惟独中间的残疾人厕所前没人排队。于是，我的“中国式”的思维又开始工作了：既然残疾人的厕所并没有残疾人在使用，何不匀一些人去呢？这样岂不能缩短男女两排队伍的长度、节省大家的时间吗？我的美国朋友听了这个的建议之后，连连向我摇头，并解释说：“如果正常人去使用残疾人的厕所，虽然现在看没有残疾人来，但如果正常人正在使用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残疾人怎么办？这不就造成了正常人侵犯了残疾人的权益？我们绝对不能这么做。”这番话让我这个自诩为“文化人”的人，第一次痛切地感觉到自己是那样没有“文化”——原来，我也是生长在一种“受伤的文明”之中啊。
这些年来，作家张承志很喜欢高谈阔论所谓“清洁的精神”，认为中国人缺乏“清洁的精神”。他认为文革时代中国有“清洁的精神”，尽管那种“清洁”是以血腥的方式实现的。我的看法与他截然相反。我认为，在实现“清洁的精神”之前，中国人应当谦卑地低下头来，先将自己的厕所清洁干净。没有清洁的厕所，肯定没有“清洁的精神”。
——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二日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