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应当消灭知识分子”
中国共产党在1958年提出过一个响亮的口号：“应当消灭知识分子！”这个口号发表在北京的《光明日报》上。“消灭知识分子”公开发表五十年了。
“消灭知识分子”是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坚定不移的一条总路线，是一切战略、战术和工作的出发点。离开了这一条总路线，一部中共党历史、一部人民共和国历史，就成了一盆浆糊。此所谓“纲不举、目不张”也。例如，川震中豆腐渣工程、大头娃娃奶粉、三聚氰胺奶粉、上学难、少儿失学率高扬、教育投入少且被贪污挪用、教育奴工（即被我的朋友刘飞跃揪住不放的代课教师问题）……这一切你怎么解释？当然没有办法解释。但是，有了这条总路线，就豁然开朗：原来这一切都是为了消灭知识分子—消灭知识分子，必须“从娃娃抓起”；消灭知识分子，就一定要把他们“消灭在萌芽状态”、“扼杀在摇篮之中”。
各位如不信，可看看流泪总理温家宝宝最近的表演，他说他对被迫过早曝光的三聚氰胺奶粉事件“感到不安”—他不是道歉，他也不会道歉！让日本人道歉叫“难”，让共产党道歉，叫“不可能”—因为全中国的娃娃还没有都“结石”，他老人家当然是寢食“不安”：所以他这回没有流泪了。
也许有好心人要批评我偏激了：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中国共产党。但我只想问一句：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干的哪一件事不是伤天害理、不是断子绝孙呢？
“消灭知识分子”是毛泽东共产党的总路线
谢泳先生非常尊崇陈寅恪的新史料学。陈寅恪认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
“应当消灭知识分子”的出土，将有特殊的意义。一、承先启后，证明中国共产党有关知识分子政策的连贯性；二、是一把钥匙，可以解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历史中、中国共产党八十年历史中的许多难题；可以解释许多人盘桓心中几十年的疑问，让他们死而瞑目。
这史料是北京师范大学李岫教授发掘出来的：云大党委书记李书成把党委文件改头换面添上自己的名字在《光明日报》发表说，云大百分之九十的知识分子反对共产党，提出“应当消灭知识分子”。这条消息曾被台湾中央通讯社如获至宝地引用，父亲说：“知识分子是改造的问题，不是消灭的问题，这简直是借寇兵资盗粮！”（李岫：《岁月、命运、人—李广田传》）
云大，即云南大学。父亲，即李岫的父亲李广田，时为云南大学校长。这位仅仅对“应当消灭知识分子”表示一下异议的诗人、作家、教育家，不久就被他的党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最后也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被消灭—沉尸昆明莲花池了。在台湾中央通讯社“如获至宝”地引用这条消息的五十年后，我也如获至宝地引用这条消息，它为我解决了右派研究中所遇到的问题：中共内部是否自始至终地贯穿着一条对知识分子群体灭绝的“革命路线”或“反革命路线”？中共为什么对知识分子这样丧心病狂？
“应当消灭知识分子”是毛泽东穷一生而未毕的功业。他的这个宏圖大志，大约在1925年就定下来了。毛泽东在那年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革命》12月、《中国农民》2月、《中国青年》3月）就断言：“反动派知识阶级—上列四种人（指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引者注）附属物，如买办性质的银行工商业高等员司，军阀政府之高等事务员，政客，一部份东西洋留学生，一部份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学生，大律师等都是这一类。这一个阶级与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相容，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乃极端的反革命派。”“高等知识分子—华商银行工商业之从业员，大部份东西洋留学生，大部份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学生，小律师等都是这一类”为“中产阶级”：小地主家庭出身的留学生和大学生是“中产阶级的右翼”，“右翼邻于反革命，左翼有时可参加革命，然易与敌人妥协，全体看来是半反革命。”“那摇动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应该把他当做我们的敌人—即现时非敌人也去敌人不远；其左翼可以把他当做我们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不要让他乱了我们的阵线！”数学不及格的毛泽东居然会算出：全国四万万人中“大资产阶级”一百万人，“中产阶级”四百万人。“我们真正的敌人有多少？有一百万。那可友可敌的中间派有多少？有四百万。让这四百万算做敌人，他们也不过有一个五百万人的团体，依然抵不住三万万九千五百万人。”毛是把“中产阶级”当作敌人的。但他后来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下称“修改稿”）中却把关于“高等知识分子”、“中产阶级”的种种分析评论全部删去。
毛泽东视知识分子为“极端的反革命派”或“半反革命派”
毛泽东对“小资产阶级”的定义是：“如自耕农，小商，手工业主，小知识阶级—小员司，小事务员，中学学生及中小学教员，小律师等，都属于这一类。”并按这些人的家庭富裕程度把他们分为三部份。“富裕部份—右翼，平时近似中产阶级之半反革命，战时可附和革命；自足部份—中央，平时中立，战时参加（革命）；不足部份—左翼，欢迎（革命）。”
毛泽东视知识分子为“极端的反革命派”或“半反革命派”，确是由来以久。“修改稿”中虽然将这些可怕的文字删除，但删除的原因却非悔悟，而是出于掩盖和欺骗，毛泽东敌视知识分子的心态从来没有改变。（王来棣：《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政策》;以下仍有多次引用和转述，不再注。）
敌视知识分子方针早已定好，但真正实行起来却是在掌握权力、抓住刀把子，在井冈山，成为“朱毛赤匪”首领之后，才开始对知识分子举起屠刀、大开殺戒。
1928年9月，毛泽东在湘赣边界首开“洗党”之风，这是中共党史上的第一次整党运动。洗党的矛头集中在党内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知识分子身上。“凡是农民党员都发了党员证，知识分子入党不发（需上级批准）。”（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接着1930—1932年的“杀AB团”运动，知识分子出身的赣西南中共和红军的创始人之一李文林等数万人被肉体消灭；其中红20军从军长、政委到副排长，通通杀光。1931年，发生在闽西的“肃社会民主党”事件，大批红军干部、地方领导人及普通士兵、群众被扣上“社党分子”的罪名被镇压，遇害者达6,352人。胡耀邦的一个老师（农村小知识分子）是“AB团”，胡耀邦本身因是读过初中的“小知识分子”，也被认定为“AB团”，险遭杀害；（陈利明：《胡耀邦传》）险遭杀害的还有陈毅、谭启龙、张爱萍等中共名人。
1942年，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运动，一些知识分子被当作“异端”惨遭镇压。王实味冤案不过是延安版的“阳谋”，是1957年反右派运动的滥觞。
王实味被逮捕后，毛即把矛头指向所有的知识分子，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运动中，知识分子成为抢救的重点。通过批斗、诱供逼供、关禁闭、施酷刑等手段，挖出大量“特务”。1943年，毛泽东在全校只有2,500人的中共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大会上说，中央党校挖出特务250人，他估计还不止此数。他认为，行政学院里“除了一个人以外，教员、职员全部是特务”，“学生中很多是特务，恐怕是过半数。”军委三局电讯学校200多人中，挖出170个特务；西北公学500多人，只有20人没有被抢救。“延安80%的知识分子上台‘坦白’，被‘抢救’成特务，结果这些人中，一个特务也没有”。（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象李锐这样上过大学的中共党员，都成了当然的特务而遭到关押、整肃。中共甚至把一二九运动也视为国民党“红旗政策”的产物，不少地方把参加一二九运动作为审干的尺度；陇东的外来知识分子百分九十九点几都被抢救过，只有两个人幸免。（蒋南翔：《给刘少奇和中共中央的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不少人因此被消灭了。
连绵不绝的消灭知识分子运动
从窃取全国政权后到寿终正寝，毛泽东所发动的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荦荦大端者有1949—1950年的暴力土改和镇压反革命（“镇反”）、1951年的批判电影《武训传》、1951–1952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3年的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1954年的批判胡适思想、1955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和肃清反革命（“肃反”）运动、1957年的反右运动及“拔白旗”运动，1964年，毛泽东又提出“社会主义时期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随即发动“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运动；1966年又开始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些运动都是毛泽东打击知识分子、消灭知识分子的壮举；因此也是毁灭知识和文化的民族大灾难。
土改和镇反，把地主、富农等农村中的精英分子以及有一定文化知识的民国时代党政团军教人员消灭了几十万。胡风本是中共的“党外进步作家”，只因文艺观点与毛泽东相左，也在消灭之列。毛泽东毫无根据地诬指“胡风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是以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反动军官、共产党的叛徒为骨干组成的反革命派别”，“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胡风和他的朋友们或判刑或劳动教养，历尽摧残。全国涉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者共2,100人，逮捕92人，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其中骨干分子23人。真实数字远不止此，整死了多少，更不得而知。
反胡风运动后，毛泽东又在全国范围开展肃反。许多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交代”或被“揭发”出“有某些历史问题”的知识分子，又成为消灭对象，被冤杀或关进监牢。毛泽东1958年5月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不打自招：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抗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知识分子嘛！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他们说的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同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又说：“要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要做“马克思加秦始皇”。
把中华民族导向灾难的“反右运动”
1957年“引蛇出洞”的“阳谋”，则是毛泽东这个丧尽天良的政治流氓对知识分子的彻底围剿。经过连续几年的批判、镇压之后，知识分子本已噤若寒蝉，不敢也不愿对共产党提意见。毛泽东偏偏要反复动员，各单位领导偏偏要热请相邀，结果一二百万的大小知识分子都跌入了他处心积虑地设下的圈套，被“聚而歼之”了。
这一二百万右派分子全部被迫“劳动改造”，一部份还被杀害。从此中国人便没有了人性、个性、公信、诚信；中国也从此进入史所未见的恐惧与谎言交织的时代。如今，无官不贪，腐败横行，坑蒙拐骗，豆腐渣工程压死学生，毒牛奶祸害婴儿，其原因就出在毛泽东这个无仁无义、无信无耻、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流氓头子身上。
毛泽东趁反右运动余威，开始编造“大跃进”、“人民公社”神话，指使吳芝圃、李井泉、柯庆施等人偽造畝產几千斤、几万斤的“卫星田”；四川省郫县还吹出824,525斤的牛皮。然后再按“产量”征購，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把农民的粮食统统搜光、刮光，竟至颗粒不剩，才肯罷休；以达到对中国农民和知识分子的集体屠杀。
毛泽东用饥饿的办法，从1959—1961的三年间，基本上不费一枪一弹就消灭了3,600万农民和在各地各种劳改场所（农场、工厂、矿山）服苦役的右派分子等被共产党所认为的敌对分子。然而毛泽东这个屠夫，却把一手造成的大灾难归咎为自然灾害和苏联修正主义。事实上，这3年中国的气候基本正常，苏联并无逼債相反还且給予一定援助。
《夹边沟惨案访谈录》是毛泽东反人类罪行的记录
甘肃省兰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赵旭副教授花了10年时间调查、采访，于1994年写成《夹边沟惨案访谈录》（劳改基金会出版，香港田园书屋发行），蹉跎十多年后终于出版了。这是一部人类最黑暗、最残暴、最下流的一段历史的记录，是毛泽东反人类的罪证。本人仅向各位读者、各位朋友大力推荐：请看看《夹边沟惨案访谈录》，看看中国共产党怎样消灭中国的知识分子；看看中国共产党怎样以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地方主义分子、反党分子的名义大面积地屠殺中国人民和它的知识分子。
对于甘肃酒泉夹边沟农场有和凤鸣、杨显惠等人写过，赵旭也在他的小说《风雪夹边沟》反映过；可是，他还想有一个由夹边沟幸存者自己谈、自己回忆的，比较全面、客观、准确、真实地记录这段历史的文本。赵旭将1985年起采访的记录整理、补充而成《夹边沟惨案访谈录》。夹边沟仅仅是中共屠杀反右分子的一个屠场，全中国也不知有多少这样的古拉格群岛、奥斯威辛集中营和柬埔寨杀戮场。
当然，古拉格群岛、奥斯威辛集中营和柬埔寨杀戮场，不管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无法和中国共产党的夹边沟农场、415劳教筑路支队、峨边沙坪农场、白茅岭农场、万胜山林茶场、新密农场、锦西煤矿劳改队、凌源新生焦化厂、思茅农场、东风农场、马豆沟农场、兴凯湖农场、白城子农场、北京清河农场、茶淀农场等相比。在具有中国特色的这些杀人魔窟中，国家的栋梁、民族的精英被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除了被直接打死、枪杀之外，许多人是在受尽打骂、凌辱、捆绑、吊打、关禁闭之中，在饥饿、寒冷、疾病、苦役之中，不断地死去。
夹边沟农场关押的3千多人，最后按幸存者、甘肃农业大学孙枢统计，死了差不多2,900人，活着出来的不到300人，有的说只有200多人；死亡率大约90%。1960年9月转入明水滩农场的2千多人，到北京检查团来抢救人命遣返劳教人员时，只剩下200多人；死亡高达90%。张掖专署共送360人到夹边沟农，只80人活着回来，死亡率为75%。天水地区共划了1,146个右派分子，遣送夹边沟劳教的共计238人，生还22人，死亡率为90.75%。
明水滩地处河西走廊，冬季气温只有零下20-30℃，加上每人每月实际只有原粮12斤即每天吃不到4两原粮，大批劳教人员被活活饿死、冻死，除了用“谋杀”两个字之外，还有什么词汇合适？
乌克兰总统维克托．尤先科讲：“30年代的饥荒是反人类罪，是有凶手的，但从法律的角度看，还没有找到任何罪犯……人们可能找到谋杀一个人的凶手，但是对于数百万人受害的事件，却没有人负责。这也许就是乌克兰今天难以恢复法制、正义和社会公平的原因。”（《参考消息》2005年11月28日）对此，赵旭指出：中国活活饿死几千万的三年人祸、灭绝人性的反右运动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不但没有人去追究责任，而且不让说、不让写。然而，赵旭顶着各种压力写了。只是写了以后没有地方出版，被拖了十年后，才在海外付梓。
“消灭知识分子”宏伟计划如何被认真执行？
幸存者高学武回忆说：由夹边沟迁到明水有2000多人，在既无房舍又无粮食饥寒交迫的环境中，劳教人员在冰天雪地里延缓生命。他们从争取早日回到革命队伍，因为遥遥无期的劳教，在饥饿、疾病、苦役下，逐步失望、悲观、堕落。那个时候，夹边沟的劳教犯人们衣衫破烂，五颜六色地套在一起，虚肿的脸上眼睛眯起一道逢来，头高高的扬起。看起来人非人，鬼非鬼，战士非战士，干部非干部，农工非农工，这是一群什么样的行尸走肉。1960年11月份，每天死亡十多人，到了12月份连降大雪，天寒地冻，人们每天吃不到4两原粮，而且没有任何油水，被熬干了的人开始大量死亡。死了的人只有二、三十斤，皮包骨头。我赶马车此时已没有生产运输任务，先是拉煤，后来就专门拉尸体掩埋。那时，明水滩的死人被埋到靠近兰新公路沙枣林南边的沙窝中。埋葬组埋尸体的人此时也骨瘦如柴，没有力量深挖坑，多数是将尸体用本人被褥一裹，两根草绳头、腰、腿一捆，一车拉七八具尸体，用车拉到沙窝中掩埋。埋时将尸体放入浅坑中，撮土为坟。后来无力挖坑，只有将尸体放在沙上，用锨将四周沙土撮起来放在尸体上，堆成一个沙冢。每批死者都在一处，白天看时，一条一条能够辨出……到了12月23、24、25这几天，三个站每天死亡都在40多人以上。这时，埋人的活人已没有力气埋了……死亡笼罩在明水滩，人们彻底绝望了，都在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
谋杀计划是这样被精心的执行着：甘肃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原为解放军的军垦农场，土地贫瘠盐碱太大，只能养活300人，却被关进了3千多人；原来粮食由甘肃省酒泉市统一调拨，但仅仅拨了一年就让“自力更生”。关押的主要是甘肃本省的极右分子、右派分子和大鸣大放中被揪出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和有右派言论的坏分子。但也有很多从全国各地来的，这些从外地来的犯人，由于没有接济，活下来的很少。
在饥饿的折磨下，人们吃沙枣树叶、死老鼠、蚂蚱、荒漠上的兽骨，吃癞蛤蟆、蜥蜴，吃死人的内脏、死人臀部的肉。他们约上两三个人一起去挖尸、剖腹、割肉，因为一个人害怕被狼吃了。甚至有犯人在大便里，尤其在干部们的大便里找东西来吃。甘肃省定西县粮食局右派分子邢树义，见地质队送来的贺守瑛的大便中有未消化的玉米颗粒，便抓起来用水冲一下就急忙送进嘴里咽了下去。（李景沆：《蒙恩历程》）所以，在饿死之外，还有中毒而死，暴食而胀死；为偷食被打死。
饿其体肤，同时劳其筋骨。夹边沟正常劳动一般都在12个小时以上，包干，打擂台，互相竞争，把人活活给争死了。幸存者计德成说：世界上再没有比夹边沟这么残酷的地方了，从古到今也再没有比这再残暴的暴君了。抬筐运肥打擂台，一抬八筐、十筐的摞起来，五六百斤，还要喊号子“嗨吆嚎，嗨吆嚎。”把人压得起不来，还要进行劳动竞赛。挖排碱沟，每天跳到零下30—40℃的排碱沟里挖沙子，挖上一阵子，腿就不知是自己的了，劳动回来后吃的又是菜卷子。挖沟、运肥，完不成任务要扣“饭”，本来就喝着菜汤汤，扣了“饭”后就活活饿死了。天天大量死人，到了1960年冬天，连埋都埋不及了，足有一二百具尸体在土坎下面码着。
更不忘苦其心志，凡是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除了斗批打关饿百般折磨外，有配偶的一定强迫配偶与之离婚；有异性朋友的一定强迫朋友与之脱离关系。许多人因受此打击而走上绝路。在云南省东风农场改造的郭家源（个旧县政府秘书）在离婚高潮期间，向天长叹：“难道用离婚可以改造人吗？天天说改造我们的世界观，难道我们都是十恶不赦的人吗？何必要搞到权利终身、家破人亡……”（汪作民：《农场春秋》）郭家源先生，你如果早知道贵党有“消灭知识分子”的政策，你就没有这个牢騷，就可以死得瞑目了。
“消灭知识分子”全国一盘棋
在区区几平方公里的戈壁荒滩上，聚集着一批党国高级干部、有功之臣，民主党派人士，党、政、工、团，农、工、商、兵各色人物，他们都学有所长，有的身怀绝技；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他们中大多数人还对共产党怀着赤诚的心，对国家民族寄予无限厚望。只因一言之出，而大祸临头，落得如此下场。他们都说这是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和中共张掖地委书记安振做的孽，其实张仲良和安振不过是执行党的“消灭知识分子”方针罢了。安徽、河南、四川、广西等省市，那里并没有张仲良和安振，不是死人更多吗？
幸存者白育英认为，“夹边沟死这么多人与夹边沟农场的管教干部有直接关系，从原则上讲，这些人的素质和结构很差，他们的水平低，品质也不好，包括刘振玉在内，都是认为夹边沟的劳教犯人是共产党为了达到目的，而采用的另外一种消灭的办法。”白育英说对了，这些“水平低，品质也不好”的管教干部也能正确领会和貫彻毛泽东的“消灭知识分子”政策。
副场长刘振玉在1958年的一次讲话中说，列宁说过为了达到革命的目的，可以不择一切手段，枪毙人还要浪费一颗子弹呢。听了这话，幸存者邢德当时就明白：就是要让我们死在这里哩。后来果然如此，大约90%的人死在这里了。他印象最深的就是教养人员不被当人看，说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对待，实际上是按敌人对待。幸存者周孝理也听过这话，他当时心里就发毛，暗暗下了逃跑的决心。他看到场里要用饥饿和强体力劳动的办法把这些右派分子消灭在农场里；他逃跑了，他因此逃过一劫。
“消灭知识分子”的连续性和一贯性
水平低，品质也不好的夹边沟农场管教干部如此，水平高，品质更不好的几任中共云南大学委员会书记也都如此。李书成在《光明日报》发表“应当消灭知识分子”，在云南大学大抓右派、大抓右倾、大拨白旗，把校长李广田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一任党委书记高治国把李广田赶到厨房劳动，并对他说;“谁让你和我针锋相对，这叫君逸臣劳嘛！”1966年的党委书记胡泮生则说：“这次运动只搞李广田一个人，因为我们中间只有他一个人写文章，我们都不写。”
可见“消灭知识分子”不是一时的权宜，也不是一地的独创，更不是某个人的心血来潮。它确确实实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方针，是贯穿一切工作的总路线。
赵廷祺死在夹边沟，他的妻子悲痛欲绝，她说是书害死了丈夫，她将家中的书统统烧掉，并让她的孩子们再也不要念书了；并嘱咐女儿们，以后要嫁给庄稼人，千万不要嫁念书人！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可见，“消灭知识分子”这一条总路线，不但深入官心，而且已经深入民心。
毛泽东死了，“消灭知识分子”这条总路线没有死。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对知识分子的泠血、残暴、恶毒、下流，与毛泽东并无二致。“杀二十万，保二十年安定团结”，造成数以千计学生、市民死伤的1989年六四至今不能平反，天安门母亲们及六四死伤者的亲属仍然受到歧视和迫害。
在中共的監狱中仍然关满着知识分子，如王炳章、秦永敏、何德普、朱虞夫、刘贤斌、许万平、郭飞熊、陈光诚、胡佳、张林等，曾宏玲(杉杉)因发表《地震亲历记》被抓，奧運后听說已经释放，但至今下落不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特别是独立中文笔会一些成员人身权利受到严重损害。数百名法律工作者受到中共非法骚扰，无法正常工作。土匪的习气、流氓的基因就这样代代相传。
“消灭知识分子”，也消灭农民、消灭一切反抗的老百姓
我在评论杨继绳先生《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的《墓碑：为埋葬独裁暴政而立》一文写道，一个正常思维的人看过《墓碑》之后都会毫不迟疑地得出结论：3,600万人的死去是毛泽东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的有计划屠杀。
“消灭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会思想；屠杀农民，因为农民已经开始反抗。例如，浙江省仙居县从1957年4月中旬到5月下旬，全县33个乡镇中有29个先后发生了闹事事件，主要是闹退社、分社，干部不许，就殴打干部，哄闹政府或自动解散。闹事后，全县302个合作社中，完全解体的116个，部分垮台的55个。入社农户由91％降至19％。被打干部107人，社干部家庭被搜查的304户。农民普遍反映：“初级社有优越性，高级社没有优越性。”
例如，山西省自1956年冬以来发生的闹社事件147起，参加的有5,520多人。其中闹分社的81起，反对领导干部官僚主义作风的48起，闹粮荒的18起。江苏省从4月中旬到5月中旬，先后在江都、泰县境内发生农民殴打社干部、要求退社等哄闹事件，范围遍及12个区、47个乡、436个农业社，参加闹事的群众近五万人。在最严重的三个区，闹事的农业社竟占到62%。广东陆丰县农村突然爆发了散伙退社的暴乱事件，全县几乎有半数的农民退社，大批的社散伙。据统计，这次事件共有458个社解散，共有四万多户离开了农业社。全县合作化程度由85％下降到46％，其中有6个乡、366个村的社全部散伙，全县只剩下26个社基本保持完整。（沈志华：《整风是如何转为反右派运动的》）
毛泽东比希特勒高明，他不用煤气，而是用饥饿法、冷冻法。《墓碑》中有大量论述，赵旭《夹边沟惨案访谈录》中也有许多例子。如张掖地区实际上民勤县饿死了13万人；张掖县饿死了7.8万人，全家死绝98户，人吃人的58户；高台县饿死了5万多人；全河西14个农业县饿死超过40万人。1959年10月修迎丰渠时，一场大雪就冻死3,000多人。
《夹边沟惨案访谈录》有一个叫孙守勤的共军，他参加过镇压西藏人民的战争，是因为批评队长“拿别人的鲜血去染红了自己的帽顶子”而打成右倾分子的。他说：“1958年藏民造反时，我们被调去平叛。当时，打得很残酷，一个村一个部落人几乎被全部打死了。我跟着部队从甘肃一直打到了青海。”“我们当时只知道烧了藏民的寺院将铜铁交到上面……”
仅此数十字，就把毛泽东共产党猙獰的面目暴露无遗了。毛泽东共产党对中国人民、西藏人民、新疆人民……所犯下的群体灭绝罪，必须得到也必定要得到彻底清算。
结语
最后，让我用赵旭先生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语：中国人民为了民主自由交出的学费太昂贵了，可是我们并没有对失败和教训认真加以总结，没有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将政治体制改革放在议事日程上，更没有让防止悲剧重演的民主宪政在中国出现的迹象。文化大革命时，林彪、五人帮搞封建法西斯浩劫的时候，高喊的是“枪杆子，笔杆子，革命靠的是这两杆子。”文革、反右、大跃进等一系列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那些假马克思主义的骗子，都是以“革命”、“跃进”、“共产主义”这些红色的外衣掩盖他们封建专制的面孔来蒙骗广大人民的，正是他们掌握“枪杆子，笔杆子”，所以他们可以信口雌黄、造谣污蔑、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让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遭受了血与火的洗礼……枪杆子、笔杆子让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在1989年的“六、四”遭到血腥镇压；枪杆子、笔杆子让1957年无数先贤生灵涂炭，至今还得不到彻底平反；正是这两杆子让一人一党之私利，代替了民族和国家的大义。综观国际上，希特勒、墨索里尼、斯大林、波尔布特和一切对国内人民残酷镇压、对国外实行侵略扩张的封建法西斯，之所以他们为所欲为、猖狂一时，主要是因为他们掌握着枪杆子和笔杆子，所以他们的权利无限膨胀，没有任何力量对其制衡。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我们的国家多么迫切需要思想、新闻的自由化、军队的国家化、司法的独立化、文化的多元化，因为它是我们的民族走向民主、自由、富强、繁荣的关键。夹边沟农场后来的张场长对王志说，“说句老实话，是死人救活了你们”。我想，能不能让这些死难的英魂唤醒我麻木的国民，让他们清楚只有还政于民，给予人民选举权和监督权，让人民真正当家做主人才是中国的希望和明天！
2008年9月25日星期四于流浮山酒香书屋
————————————–
赵旭：《夹边沟惨案访谈录》（黑色文库之23）
由劳改基金会出版
Laogai Research Foundation
1109 M Street, NW
Washington DC, 20005-4306
USA
TEL:202-422-8215
由香港田园书屋发行
TEL：852—23858031
FAX：852—27702484
黑色文库香港联络处
香港元朗派递局170邮箱
TEL：852—957336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