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25年后，我们再相会！

无论你以什么标准来判断——学识、经济收入或者社会地位，这群人都算是精英。

这是我的高中同班同学聚会合影（照片）。随州市第一中学83届七班。当时我们班高考成绩沛然，轰动一时，绝大多数同学成功考进各大城市的大学和中专。学成毕业后，又各奔东西。

过去25年，就象中国的GDP一直上扬无法停下来一样，我们这班同学也都在天南地北干得热火朝天，一个劲地各奔前程。这几年，也许是人到中年的缘故，也许留下了长长的无暇后顾的过去，陡然间有些失落，有些怀旧了。于是，在几位热心的同学的筹划下，利用这个国庆节假期，当初劳燕分飞的老朋友们好像候鸟一样，纷纷归巢。全班六十多位同学，除了有事无法离开工作岗位以及无法回国的，还有少数几个“下落不明”无法通知到的，绝大多数都赶回家乡随州参加了这次聚会。

25年对于一个人的一生应该是很长了，当年的高中生都进入到人生最鼎盛的时期（全班同学的年纪都介入41到44岁之间，大家从三位宇航员都是42岁可以看出来，这个年龄段无论从身体和脑力上，都是人生的鼎盛时期）。风尘仆仆远道赶回聚首的同学相见的第一件事就是努力想起对方的名字，音容笑貌依然，只是名字总也想不起来。如果不是被提醒或者提前做了功课的，很多老同学还真叫不出对方的名字，不过，一旦旁边有同学喊出了一个熟悉的名字时，往往是一声惊呼伴随一句恍然大悟：原来是你！还记得当时我们两个……

不同的世界，同一个恶梦！

老同学相见，音容笑貌依然，然而25年在不同的家庭、不同的工作岗位以及不同的社会环境下的滚打磨爬，足可以让我们“貌合神离”了。经过多年的努力，老同学们都打出了自己的一片新天地，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世界。除了对过去共同的记忆和对未来一些相同的憧憬之外，其他的相同之处确实不那么多了。不过，有一点却让我非常讶异，那就是我们还有一点共同之处：我们都做过同一个梦——一个关于高考的恶梦！

关于高考带给我的恶梦，我曾经写过，不过是轻描淡写而已，因为我一直担心那是我自己心理有问题，再说，考上一个大学，竟然做了20年的恶梦，实在不是一件值得大写特写的光荣事。

去年我参加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87届大学同学聚会时，无意中提到高考后相当长一段时间还经常做和高考有关的恶梦，结果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听到我的话，一下有好几个同学附和我说，他们也常常从类似的梦中惊醒。

在这次迟来的高中同学聚会上，我本不会提起。可是没想到一位当时成绩最好的同学在发言中突然提出了自己一直做高考恶梦的事，并对都已经有了“备战”高考的子女的老同学们告诫道：千万不要让你们的孩子为了一个高考，再做二十多年的恶梦，像我们一样。

话一旦被这位同学说开，真可谓群情激动，于是纷纷说起了自己的高考恶梦。高考的紧张虽然得到了好成绩作为回报，但谁也没有想到，在接下来的十几年二十几年里，那种未成年时的过度紧张造成了经常性的恶梦：有的同学梦中发现到了考场却忘记带准考证；有的则发现手里的录取通知书根本不是自己考上的那个大学；有的一路狂奔，只因起床晚了，错过了高考时间；有的正坐在考场打开试卷，却发现一题都不会做，在梦中奔溃了；有的在梦中看到老师铁青的脸，意识到自己考砸了；有的在高考后没有等到录取通知书，跳农门无望，继续在农田里“锄禾日当午”……

最后老同学们自然不忘记加一句：你的恶梦什么时候结束的？

对于其他人，这些梦境看上去也许并不那么可怕，但对于我们经历过残酷有如战场的高考的人来说，则绝对是恶梦，常常让我们在梦中惊醒，有时惊出一身冷汗。

这种恶梦对我们这整整一代所谓精英的心理到底有多大的影响，也许只有未来的心理学才能回答这个问题，但高考那种早上六点起床晚上十一点还在“拼搏”的所谓“学习”对我们这些尚在发育阶段的孩子的身心健康的摧残是不言而喻的。

很多人对高考制度提出过质疑，也有人从孩子们的身体状况提出过问题，但很少有人从孩子的心理健康探讨过这一问题。也许心理学还不够完善，还无法深入研究下去，他们只认为自杀才是心理出来问题，却不知道另外一些心理问题可能更长久的影响一个人，以及他生活的这个社会。

放下心理学理论不提，对于高考的个中滋味，我们是过来人，感觉是从一个战场幸存下来，不堪回首。加上我们对现有的应试制度也无能为力，所以只能漠然地看着一届又一届的高中生遭遇同样的折磨。只到我们自己的孩子长大时，才蓦然回首，后悔却已来不及，看来，我们的孩子也要遭受同样的折磨和罪孽。

就在我们这个班级成绩最好的同学站在讲台上“控诉”高考制度，并殷切希望老同学们在对待自己子女上不要重蹈覆辙的时候，我们班另外一位成绩最好的同学——老班长杨恒均，早在十年前就悄悄把儿子送到了国外，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要他远离我们那个摧残儿童身心健康的高考制度，避免缠绕我二十年的恶梦在下一代身上延续。

谁说中国不输出价值？让我们把同一个恶梦带向世界各地吧！

可是，让我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恶梦”在考试制度上率先实现了，也成为中国这些年继输出中餐馆和唐人街文化之后最牛的一项价值输出。

这些年由于华人大量涌入一些国家例如澳洲，结果当地本来按部就班的考试，也因为各种补习班而变得空前的激烈。现在如果到澳大利亚的一些精英中学去看一下，你会吃惊地发现，最好的精英中学里，有超过一半的学生是华裔，这和华人华侨在澳洲总人口中的比例是严重失调的。这种现象已经引起当初设立这种考试制度的澳洲人的担忧。

华人华侨的孩子能够进精英中学，并不是说我们中国人的智商就比白人高，也不能说明我们中国人更聪明，大家都心知肚明，就是因为华人华侨的孩子刻苦，父母肯下本钱，加上牺牲孩子们玩乐和休息的时间（例如放学后的时间和星期六和星期天）送他们去各种补习班，初中就开始学高中的课，高中就开始学大学的课。在补习班里一遍又一遍地做习题，被范文等等。

在澳洲的教育制度特下，特别是小学升中学，严格来说和中国的高考制度一样，但在亚裔人口大量涌入前，从来没有什么补习和加班加点“备战”考试的事情发生。实际上，如果现在去到各个补习点看一下，里面坐的几乎是清一色都是亚裔学生。

澳洲人最近在检讨这种考试制度，因为如果一直这样持续下去，可能会出现精英中学里占人口绝对大多数的澳洲白人的学生越来越少。而那些靠补习和所谓“刻苦”进入精英中学和各大重点大学的亚裔会越来越多。

澳洲人担心什么？亚裔拼命学习，牺牲玩乐的时间考上好的学校，难道不是贡献澳洲？难道不符合澳洲等西方国家的“公平竞争”？当然不是。澳洲人担心的是中国人带过去的那种“学习风气”，或者说被中国移民家长们带过去的那种应试方式方法——那种牺牲孩子的玩乐和休息时间的做法，不但破坏了澳洲的教育制度，而且通过这样“竞争”一路考上去的孩子，就算是重点大学毕业出来后，他们的工作能力，特别是创新和创造能力，往往名不副实。而那些实际上有创造力和天赋的孩子，却在这种中国特色的竞争中连大学也考不上。

澳洲一些有识之士是不是杞人忧天了？也许我们应该去查一下记录，为什么各种国际大考的数学和科学尖子都在中国，可我们中国制造的产品几乎都是人家设计的？为什么中国人在世界各地考试都遥遥领先，可环顾周围，世界上几乎所有现代文明的科技产品几乎没有一样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

就在写此文的时候，又发现一个不那么有趣的现象：大家都知道西方国家的学生特别是中小学生有很多假期，往往弄得父母很被动，因为他们要上班，孩子却放假在家。而就在这个国庆节假期里，我发现中国却正好相反，大人——这些公务员、商人和工人等等都在享受国庆长假，可我们的高中和初中毕业班孩子却已经悄悄返回学校，开始“备战”考试！——这是个什么国家？大人们享受假期的时候，竟然让没有成年的孩子们去“学习”去“拼搏”去“备战”？！

不过，各位也有值得感到欣慰的地方，谁说我们中国人不输出价值？这不，我们总有一天要让我们那种折磨孩子的考试方式传遍全世界，让全世界的家长们都胆战心惊，真正实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一个关于考试的恶梦！

杨恒均 2008-10-2 随州

二零零八年八月十二日，台湾共产党正式成立，成为台湾第一百四十一个合法政党。台湾内政部的新闻稿说，正式批准台湾共产党的申请备案。台湾共产党先前因为《人民团体法》第二条规定，“人民团体之组织与活动，不得主张共产主义，或主张分裂国土”，多次被内政部否决。台湾共产党申请人向司法部门提起申诉，台湾司法院大法官会议六月二十号作出解释，指出台湾《人民团体法》第二条规定，和宪法保障人民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权利不符，是违反宪法的行为，应该从解释公布那天起失效。于是，内政部便接受了台湾共产党的申请备案。

有意思的是，台湾共产党成立的消息，在中国大陆的任何媒体上居然都没有报道。我是在美国之音中文网上看到有关消息的：台湾共产党的创始人和主席，是台南县一位名叫王老养的普通民众，今年六十一岁，只有小学毕业证书。王老养说，成立台湾共产党的梦想足足等待了二十年，实在不堪回首。他在二十年前就在台南县新化镇成立台湾共产党，靠着变卖土地，开着贴着共产党字样的车子到处游说。为了圆梦，他现在只剩下自己住的农舍和一分土地。他先前曾经提出过十三次申请，无论国民党还是民进党在台上，每次都被驳回。

王老养承认，他曾经是民进党员。成立共产党的原因，是对国民党和民进党都不满意。他指出，台湾共产党的宗旨是为弱势民众说话，和大陆的中国共产党没有关系，“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什么主义我都不管，只要为国家，为人民，为百姓就对了。”既然如此，为什么取名为共产党呢？王老养说：“别的国家都有共产党，中国大陆都有共产党，美国、日本都有共产党。有民主的国家就有共产党，那我们这边怎么没有共产党呢？对，‘共产党’三个字才有吸引力量。”他说，现在已经有两千多名党员，并要继续发展。虽然王老养表示，台湾共产党并不主张共产主义和分裂国土，但根据台湾司法院大法官对宪法的解释，即便真的打出这样的口号，在今天的台湾也是合法的。

台湾共产党成立，对中共来说难道不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吗？中共在台湾问题上虽然文攻兼武卫，却始终一筹莫展。二零零八年台湾大选，国民党上台、民进党下台，台湾“急独”的声浪降低，中共总算可以松一口气了。但是，尽管国民党高层人物如连战、吴伯雄等均被中共收入囊中，中华民国的民选总统马英九却仍然持坚决反共立场，在意识形态和国家主权问题上不会对中共做出根本性的让步。中共要想将台湾收服绝非易事。那么，中共是否愿意与新成立的台湾共产党这个“小弟弟”建立联系、实施统战、大笔资助呢？以中共之财大气粗，完全可以帮助台湾共产党发展壮大，进而影响台湾政局，乃至上台执政。那样，两岸问题岂不就迎刃而解了吗？既然大家都是共产党，有什么不好谈的呢？

中共建政以来，因为“臭味相投”的缘故，“奉共必亲”是其基本国策之一。在毛泽东时代，为了与莫斯科争夺“世界革命的中心”的地位，为了享受“万国来朝”的虚荣，毛泽东不顾国弱民穷，打肿脸充胖子，向亚非拉各落后国家四处撒钱，尤其是对共产党国家或者在野的共产党亲昵有加，凡有索取，一概满足。一边是数千万百姓饥饿而死的现实，一边却是“毛泽东思想传遍世界”的宣传。于是，几名荷兰的小流氓，居然以“荷兰共产党”的名义访问中国，到北京骗吃骗喝，拿走数百万经费，中共得知真相之后仍然不以为耻。

一九九一年，苏联共产政权崩溃之后，中共更是成为残存的共产主义阵营中的老大。无论哪个难以为继的共产党国家，只要一伸出手来，中共必然大慷国家之慨，偷窃国库中的资产向其无偿输血。如尼泊尔共产党毛派首领普拉昌达，在就任总理之后，首先便到北京出席奥运会闭幕式。胡锦涛在百忙之中亦安排与之单独会见，希望其帮助镇压流亡尼泊尔的藏人，并承诺若干经济援助计划。普氏遂满载而归。既然连异国的共产党（如北韩、老挝、古巴等）都要不遗余力地扶持和援助，那么两岸乃是同一个“中国”，“一枝独秀”的中共大力帮助同为手足的台湾共产党，难道不更是一件“义不容辞”的事情吗？

“王记”台湾共产党是一个新生事物。“台湾共产党”这个招牌却不是头一次在台湾出现。台共与台独之关系，可谓“剪不断，理还乱”。最早的台湾共产党，是一群台湾学生于一九二八年在上海租借成立的（TCP）。由于当时日本严酷的殖民统治，以及日治期间台湾经济的稳定成长，台湾共产党在台湾本土发展缓慢。中日战争爆发之后，日本警方几乎将台湾共产党的势力歼灭殆尽。最后，残存的台湾共产党分裂成几个小团体，激烈争论是继续接受日本共产党的领导，还是寻求中国共产党的帮助。虽然当时的台湾共产党持台独立场，却因为在二战之后反对国民党的统治，而得到中共的大力鼓励。二。二八事件当中，台湾共产党发起武装暴动，台共领导人之一谢雪红，率领武装力量一度占领台中。以致于二。二八事件之后，当国民党指责共产党是幕后黑手的时候，毛泽东骄傲地声称这确实是共产党的杰作。颇为吊诡的时候，谢雪红此后流亡大陆，先被扶植为花瓶政党“台盟”中央主席，然后在派系斗争中失败，从公众视野中消失，最后在文革中被残酷批斗致死；而台独基本教义派却将其誉为“一代女杰”，因持台独理念而一度流亡美国的独派知识分子陈芳明作《谢雪红传》，对其只褒不贬——而今日的中共，却将陈芳明这类台湾独派知识分子视为最大的敌人。

孔子说，“名正”方可“言顺”，今天的“王记”台共虽然不像老台共那样与中共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再怎么说大家也奉同一个“共产党”之名。纵然中共不愿立即给予声援，或者王老养们根本不愿接受中共的收买，那么中国大陆的媒体上报道一下此消息总可以吧？在中共的中央电视台的国际频道上，专门设置有一个名为“海峡两岸”的节目，每天都有关于台湾的资讯的报道，还邀请了几名巧舌如簧的台湾“政治评论员”在上面侃侃而谈，如陈水扁洗钱案等，一时间说得热热闹闹的。但是，中共为何偏偏对台共的“合法化”保持死水一般的沉默呢？

台共在台湾能够合法成立和开展活动，表明今天的台湾已经实现了政治民主、三权分立特别是司法独立，且政党相当活跃，民众的心态也趋于宽容稳健。在戒严时代，连阅读鲁迅的作品都可能被捕入狱，共产党员的身份更是会立即招致杀身之祸。由于彼岸的共产党磨刀霍霍，此岸的国民党也只能防微杜渐，甚至有“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之举。于是，岛内人心惶惶，无不谈“共”色变。八零年代解严之后，在内外压力之下，国民党陆续平反冤案，还政于民，台湾亦大步迈向民主时代。今天的台湾，有宪法且有宪政，朝野的一切行为皆以宪法为准绳。比如，此次台湾共产党申请成立的过程，便彰显出宪法与《人民团体法》之间的矛盾之处。在申请人的申请被驳回之后，并不意味着全然的失败，他还可以向司法机关提起申诉；而司法机关的运作独立于政府之外，司法机关可以依法解释宪法，并以宪法来破除与之抵牾的、作为下级法的《人民团体法》。最终，该申请终于得以通过，宪法所保障的公民的基本人权落到了实处。

对于台湾共产党的成立，台湾民众大都一笑置之，没有人为此大惊小怪，或杞人忧天。据台湾媒体报道，大部分台湾百姓都不喜欢“共产党”这个名称，虽然中共并没有统治台湾的历史，并没有将在大陆的倒行逆施、血腥屠杀复制到台湾来，而台湾老一辈民众记忆中的专制统治的历史，却与国民党实行的白色恐怖有关；但是，一般的台湾民众多多少少知道，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共在大陆实行过的种种恶行与暴政，而且中共仍然以数百枚导弹对准台湾的态势，亦是众所周知。今天公开表明喜欢中共的台湾人，只有少数国民党的过气政客（如连战、宋楚瑜），变色龙一样的、惟“名”是图的流氓文人（如李敖、陈映真），以及在大陆雇佣奴隶劳工大发横财的奸商（如陈由豪、郭台铭）。共产党是一个大部分人都掩鼻而过的负面名词。所以，虽然台共号称要为草根百姓争取权益，但未必能够赢得大部分草根阶层的信任与喜爱。“王记”台共的出现，只能表明台湾政治生态的多元化，而不会迅速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势力，甚至殃及台湾的民主制度。台湾人至多将其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

与台湾实现政党二次轮替、民主日渐巩固的情形截然相反，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大陆，仍然是一个专制社会，而非民主社会；有宪法，却无宪政；有起点缀作用的、“拥护”中共的御用“民主党派”，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反对党；有法院和法官，有人大和政协，却都是党的工具与附庸。所以，不要说国民党或民进党有朝一日登陆了，就是大陆本土诞生的、尚未形成政党雏形的、由数十名网友组成的沙龙——“泛蓝联盟”，也成为中共严厉打压的对象，其成员纷纷锒铛入狱。在那个小小的岛屿内，可以容忍共产党公开活动；在这个广袤的大陆上，居然连“泛蓝联盟”也噤若寒蝉。两相对比，孰是孰非，孰民主孰专制，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职之是故，中共控制的媒体便对台湾共产党成立的消息保持了一种顺理成章的沉默。这既是继续妖魔化台湾的需要，更是避免让大陆民众产生不必要的“联想”和“白日梦”的需要。然而，美国总统林肯说过：“你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欺骗所有的人，也可以将一部分人蒙骗一辈子，但你不能将所有的人都愚弄一辈子。”那么，中共的这种沉默、这种封锁、这种垄断，能够持续到几时呢？

中风传闻，不胫而走

一段时间里，有关北朝鲜领导人金正日中风卧床的传闻，不胫而走，满城风雨。九月九日，是朝鲜六十周年”国庆”，金正日首度缺席了阅兵式；九月十四日，在朝鲜，也是传统的中秋节，金氏仍然没有露面。其重病传闻，由此得到证实。

在金正日病倒的时间上，各方说法有异。韩国和美国情报显示，金氏中风，是在八月中旬。那一时期，进出平壤高官医院”奉化诊所”的车辆突然变得异常频繁；但日本媒体披露，从四月份开始，金氏就意识不清，不能视事。中国方面，间接证实金氏中风，并承认已派遣五名军医前往会诊。

至于金正日病情，也有不同说法：有说不能行走，有说失去语言能力，有说恢复很快。莫衷一是。平壤当局照例否认所有传闻，声称金某”非常健康”.但六十六岁的金正日脑部中风，一度失去意识与活动能力，入院救治，应是不争的事实。

金正日之后，谁将继承权力？

金正日死活，何以牵动各方？原因在于，朝鲜是一个危险国家，由无赖政权把持，兼有核武器生产能力，或者已经拥有核武器，以此，金氏政权不断要挟邻国，威胁文明世界。

外界最关注的是，一旦金正日死亡，谁将继承其位？金正日先后四次娶妻。分别是：元配洪一茜，电影演员成蕙琳，舞蹈演员高英姬，”技术书记” 金英淑（金玉）。鉴于朝鲜实行世袭制，金正日继承人选，首先在他的儿子中。

长子金正男，现年39岁，成蕙琳所生。外形肥胖、眼睛总是藏在墨镜后的金正男，原是金正日属意的继承人，但自从2001年金正男闹出持假护照被日本驱逐出境的丑闻后，旋即失宠。随后，金正男以照顾母亲成蕙琳为由，迁往俄罗斯居住。2002年，成蕙琳逝于莫斯科。之后，金正男辗转居住于中国的北京与澳门，至2007年，才重返朝鲜。

金正男曾担任朝鲜国家安全部要职，精通电脑。在内部，金正男得到朝共实力派人物张成泽（金正日妹夫﹑劳动党行政部部长，居朝共实际地位第二）的支持。2004年，张成泽突然被金正日降职，2006年又戏剧性地复出并担任要职。其仕途起落，似乎与金正男的命运轨迹相吻合。

在外部，金正男得到中共的背书。尤其在他居住北京和澳门的几年里，中共必对其狠下功夫，竭力影响。鉴于从金日成到金正日，都对中共桀骜不驯，中共有意栽培金氏王朝第三代，力争其对中共”言听计从”.金正日病倒期间，金正男数度往返于北京与平壤两地，不同寻常。

次子金正哲，现年27岁，高英姬所生。金正男失宠后，朝共突然开始宣传高英姬和金正哲母子。2003年开始，高英姬被称为”金正日最忠诚的战友”、朝鲜”伟大的母亲”.2004年，高英姬因乳腺癌去世。朝鲜出现”从白头山到汉拿山”的说法（白头山是金正日出生地，汉拿山是高英姬祖籍地。高英姬实际出生在日本，10岁时返国），以此神化高英姬。

2004年，金正哲被任命为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组织部第一副部长。金正哲兴趣广泛，尤其痴迷美国篮球NBA，特要求金正日为他在乡间别墅旁修建了篮球场。在内部，金正哲得到主管党务的元老李济钢、人民军大将玄哲海、以及金正日第四任夫人金英淑的支持。在外部，金正哲则似乎获得韩国的青睐。

三子金正云，现年25岁，高英姬所生。尚没有显示具有接班的可能。但据说此子外形和性格与乃父酷似，因而最为金正日所宠爱。意外出线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

金正日中风后，三个儿子齐聚平壤，”守护病人，也守护权力”.隐然见鬼火魑魅，刀光剑影。宫廷干戈，一触即发。

除此之外，金正日同父异母弟金平日，也是潜在的王位争夺者。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王储之争中，金平日败于金正日。之后，远走他国，以驻外大使衔，在国外一住就是二十多年。现任朝鲜驻波兰大使。今年五月，金平日曾返回平壤。当金正日病倒消息传出后，九月初，金平日又回到波兰。此举，未知是主动还是被动。

金平日在军队中任职10年，据传很有人脉和威望，容易获得军方支持。而据说那些”怀念”金日成的朝鲜民众，对金平日也颇有好感。如果金正日三子争位，各受其伤，金平日也可能异军突起，上演”二桃杀三士”的现代折子戏。

鉴于金正日没有像他父亲金日成那样，提前指定接位人。如果金正日来不及安排传位而突然死亡，也不排除朝共内部其他人露头或实行”集体领导”的可能性。在那种情况下，金永南（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朝共名义上的二号人物）和张成泽（劳动党行政部部长，朝共实际上的二号人物）可能成为最有力的竞争对手。

在政治倾向中，金永南属于”强硬派”，北京奥运期间，他曾拒绝与韩国总统李明博握手。张成泽则属于”温和派”，几年前，曾主导朝鲜的”改革开放”，随着金正日的情绪变迁，张成泽地位起落不定。

中韩美，各怀异志

中国、韩国、美国，是直接与朝鲜相关的三个国家。金正日中风之后，三国政府各怀心事，各有担心，也各有算盘。

北京担心：金正日之后，朝鲜走上亲韩亲美之路，甚至”和平演变”为民主国家。如此，不论在意识形态还是地缘政治上，都将不利于中共。首尔担心：中共扶持、操控金氏第三代继承人，又用经济和军事手段控制朝鲜，不仅继续威胁韩国，而且将阻绝朝鲜半岛的统一进程；华盛顿担心：一旦金正日猝死，朝鲜出现权力真空，朝鲜核武库可能失控而危及全球安全。金正日病倒后，朝鲜突然中断执行弃核计划并重新开始测试射程可达美国西岸的远程导弹发射机，稍后又重启宁边核项目，美国赶紧派出特使前往劝止：朝共内部权力斗争的白热化，可能转嫁成为对外部世界的实质威胁。

中共加紧介入朝鲜王储之争，派出为金正日会诊的五名中共军医，可能同时就是情报高手。韩国已经预备了应变方案，防范朝鲜方面的突变和异动。美国公开流露，宁愿金正日早日康复，也不愿见到朝鲜核武库失控。形式上，华盛顿正加强与北京沟通、协商，应对金正日之后，朝鲜可能出现的混乱。美方之意，与其说是与中共”沟通和协商”，不如说是为了稳住中共，提醒后者不可单方面行事。

金正日表面亲中，实际利用中共，防中反中；同时，金正日表面反美，多方讹诈美国，实际要近美亲美。金正日耍赖多年，好不容易才实现与美国直接对话。美朝和解，美方也乐得轻松一阵。此时，如果朝鲜出现异变，美朝关系解冻，也可能出现变数。如此，整个东亚格局，又将推倒重来。

在毒奶授牌、造假、掺毒、隐瞒、致死致病系列过程中，地方政府、质检总局、奶企三者绑定在一根利益链条上。

毒奶致死致病婴幼儿事件紧随奥运会闭幕大规模爆发，种种迹象表明这是被政府事先排定的日期，很有些迫不及待的味道。成也奥运会，败也奥运会。5月份，即有数名因食用三鹿奶粉患肾结石婴儿家长在国家质监局网站投诉；8月2日，参股三鹿43%股份的世界最大乳制品公司新西兰恒天然，即已向三鹿要求公开召回含毒奶粉并通报石家庄市卫生局；同日，三鹿公司向所在的石家庄市政府汇报出现毒奶，但被石家庄市政府以影响奥运形象而隐瞒不报；9月3日，新西兰政府得知此事，即向中国政府高层反映，督促其采取措施。9月11日，三鹿奶粉有毒的消息才正式公布于众（9月17日下午3点，新西兰恒天然乳制品公司总裁Andrew Ferrier，在奥克兰市的公司总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做出证实）。于是，9月16日和19日，国家质检总局将两次突击排查婴幼儿奶粉和液态奶的结果公诸于世。公布名单显示，知名国产乳制品品牌三鹿、蒙牛、伊利等不同批次乳制品，都添加了剧毒化工原料三聚氰胺。尽管此前三鹿添加三聚氰胺致死致病婴幼儿已有曝光，但乳制品企业如此普遍的造假，仍然令社会公众震惊。截至9月20日，毒奶致死婴儿四名、致病肾结石和尿道感染婴幼儿高达六千多名。随着毒奶消息的传播，相信致死致病人数会不断浮出水面。从毒奶等重大恶性事件的背影里，都可以发现威权制度暗中作祟的多种面孔。

国家质检总局是罪魁祸首，仍在混淆视听欺诈消费者

首先，国家质检总局存在隐瞒毒奶的故意，删除了受害者家长投诉的帖子，未及时责成三鹿召回有毒奶粉，并通过新闻媒体向全社会发出警报；其次，授予三鹿“国家免检产品”，但却放弃随时测查出厂乳制品的监管责任，等于是为毒奶打开方便大门，骗取公众对政府机构的信任，存在严重的欺诈情节；第三，按照政府各部门热衷授牌的惯例，企业一般都要变相地为垄断颁奖的政府部门缴纳各种名目的赞助费、管理费和评估费，甚至存在钱权交易行为，国家质检总局、河北省官员有受贿嫌疑，河北省副省长日前在北京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证实“（三鹿毒奶）存在官商勾结。”；第四，两次专项排查结果显示，奶企普遍故意掺毒，这其实是奶企多年的无良行为，属于行业潜规则，并不是偶尔为之。以上事实证明，国家质检总局局长因行政乱作为、失察已构成渎职罪。

按照规定，对于“国家免检产品”，省市级质检局和工商局无权进行二次检测、查封，这使得毒奶在流通销售环节丧失最后一道监控关口。因此，毒奶致死婴幼儿，这是明显的行政乱作为行为和纵容犯罪行为，国家质检总局当是毒奶的罪魁祸首，其次才是奶企。对官员涉嫌贪渎、奶企掺毒，应依法调查、惩处，行政免职不能替代刑罚，必须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并由政府和奶企共同赔偿受害者。

质检总局在19日公布的检查报告中称“以一个标准体重60公斤的成年人为例，食用上述三聚氰胺含量的液态奶，如每天不超过2公升（即8袋，每袋250毫升），对人体是安全的，到目前为止也未发现由于食用上述品牌液态奶导致泌尿系统结石的病例。”（见9月19日新华网《全国液态奶三聚氰胺专项检查结果公布》）。核心在于牛奶中本就不该含有化工原料三聚氰胺，根本不是毒料超标和多少的问题。国家质检总局明显是在为其渎职行为寻找藉口。毒奶未被曝光前，政企沆瀣一气；一旦曝光，质检总局牺牲奶企，断臂自保，前前后后都充当好人角色。从媒体现已披露的中国奶企潜规则可以发现，掺假三聚氰胺提升牛奶蛋白质含量，是奶企一贯的、长期的造假工艺过程。毒奶不是受三聚氰胺意外污染造成的，而是人为故意投毒行为。逐渐披露的资讯表明，从奶农、收购商、奶企到政府和质检部门都不同程度参与了造假过程。因此，掺毒等同于故意投毒行为，已直接造成婴幼儿死病，所以构成刑事犯罪，“对人体是安全的”说法是故意混淆视听，推脱渎职责任，遮盖犯罪。

牛奶供应内外有别，质检总局无资格专检

同一品牌的出口牛奶和奥运会专用牛奶，不存在掺毒现象（出口香港的有少量），外资在内地生产的乳制品，也未发现掺毒，而中国普通消费者食用的牛奶却含高标三聚氰胺。据此判断：投毒和检测都不存在技术难题；乳制品检验有两个标准，大陆检测低标准，出口专用检测高标准。由此可见，民间流传的奶业潜规则确有其事，即国家质检总局默许并纵容牛奶掺假三聚氰胺，奶企把政府部门的默许当作掺毒的合理性依据。蒙牛老板牛根生在18日的“公开承诺”中，也间接承认（牛奶掺假三聚氰胺）“我们都是有责任的”。可见牛奶供应内外有别，外供牛奶严格检测把关，对普通中国消费者能哄则哄、能骗则骗。知情的质检官员、奶企人员和奶农及其家人，不会喝自己掺毒的乳制品，这才是真真切切的“毫不利人，专门利己”的制度哲学。

国家质检总局没有资格排查毒奶。前面已分析，国家质检总局纵容奶企造假、涉嫌贪渎，已无资格参与两次专项检查，存在利益关联，为保证排查品质，应主动回避。但是，国家质检总局不但主持两次排查，而且只片面公布掺毒牛奶品牌和批次，却未涉及司法举报相关责任人，再次避重就轻，实施政府一贯正确的鬼把戏。

两次普查乳制品，还存在选样不全的严重弊端，只能看作是抽检。笔者9月上旬在某超市购买一箱伊利液态纯奶，包装盒显示出厂日期（批次）：20080624，有效期截至：20090124，有效期为7个月。但是在质检总局9月19日公布的伊利含毒纯奶中，出厂日期最早的是20080906/LIA09.如果第二次排查的检测截止期到9月19日，那么按照有效期7个月前推，应该是对2月19日以来的、仍在市场上销售的液态奶都须检测。从三鹿含毒奶粉致死婴儿个案分析，死者喝毒奶周期最少都有几个月时间，那么，液态奶对人体造成的危害可能在几个月、几年后爆发，何来“对人体是安全的”说法？常识告诉人们，人体需要部分矿物质但绝对不需要化工原料三聚氰胺，国家质检总局的“安全”说法丧尽天良。

奶企误导消费者，政府纵容失察

因此，质检总局第二次临时突击检测，明显存在对有效期液态奶漏检的情形。笔者购买的这箱伊利纯奶：250毫升×16盒，是倾销价。原以为是中秋节前夕，伊利促销，顺便买了一箱。当晚喝一盒，半夜闹肚子，也没在意。断断续续喝伊利也有几年时间，以前也有闹肚子情形。如果间隔数月不喝牛奶，再喝就会闹肚子。很早以前喝奶后腹泻，我为此专门查阅资料，有这种说法，长期不喝牛奶会产生“乳糖不耐症”，黄种人和黑种人尤其明显，医学原理是：身体中缺乏乳糖酶，通过喝奶等途径摄取的乳糖不能被吸收，从而导致结肠的乳糖程度增加，引起腹胀、肠鸣、腹痛甚至腹泻。

对此说法，我未查阅到国际医学临床权威解释，发生三鹿毒奶事件之后，我首先怀疑这是中国牛奶企业早有预谋的“恶意宣传”，如同夸大虚假万分的广告语“每天喝一杯牛奶，强健一个民族。”恶意宣传的源头可能就是奶企最先故意抛出的；其次，奶企虚假宣传是为利益最大化营造误导氛围，与国家质检总局所谓的“对人体是安全的”，都是有预谋地对消费者恶意误导。即使“乳糖不耐症”有医学依据，但是与牛奶故意掺毒对身体造成危害能否撇清，很值得存疑。另外一个可供参考的事实是：供应国内市场的国产乳制品，加工工艺投机取巧，使得乳制品营养不均衡，长期饮用某品牌容易导致人体营养失衡。喝国产牛奶不但喝不出强健的身体，却可以喝死人喝残人。民族品牌专门毒害自己人，不敢造次外人，这样的民族品牌宁可不要。

地方政府质检总局奶企的罪与罚

在毒奶授牌、造假、掺毒、隐瞒、致死致病系列过程中，处处显示主观故意，都是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可见地方政府、质检总局、奶企三者绑定在一根利益链条上，因此，政府相关领导构成渎职罪、涉嫌受贿罪，奶企构成欺诈罪、投毒罪和涉嫌行贿罪。

此外，他们必须共同赔偿消费者，并对毒奶对食用者造成的长期危害进行追踪观察和评估，进行后续赔偿；司法机关应主动追究国家质检总局前任及现任局长，和含毒奶企负责人的刑事责任。不能因为奶企普遍造假掺毒，最后再演一场习以为常的“法不责众”的荒唐剧，不了了之，让故意犯罪者逍遥法外。现已免职河北省副省长、石家庄市市长，刑拘三鹿董事长，但就毒奶造成的社会极大恐慌和消费者的深重伤害而言，免职几个官员，刑拘一个董事长，远远没有触动最大犯罪嫌疑人国家质检总局局长和其他奶企负责人。北京政府只有刑罚严惩所有犯罪者，归还民权，才有可能挽救日益显现的后奥运败相。

中国频频发生的社会灾难，根源上都与政治制度密切关联。威权政府不但垄断主要暴利行业，而且对社会、企业的控制相当严厉，导致社会财富集中在政府和少数权贵手中，老百姓并未从经济增长中获得多少红利；官商勾结，权力寻租，法律被利益绑架，官权和政府对民间社会构成严重侵害和剥夺，这些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政府宣导的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在每次重大人为灾害中，不攻而破。普通人的基本生命权都得不到保障，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就是一句空话。事实也证明，中国老百姓没有喝安全牛奶的权利，安全牛奶都是特供外国人的，如同奥运会都是做给洋人看的，好事都把老百姓排斥在外，中国人都是中共皮鞭下的奴隶。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不断地呐喊，人权没有国界。毒奶的普遍存在，以及政府部门胡乱作为，证明毒奶不单纯是食品安全，也不简单是司法问题，深层次反映的则是制度性弊端。毒奶事件再次道明一个简单真理：政府必须受到公众和媒体的监督和制约，花纳税人的钱就该为纳税人负责，否则就下岗走人。

2008年9月19日

毒奶粉事件黑幕深、牵涉广。事件一曝露，禁令就一如既往的跟进了，发生在毒奶粉披露之前的山西襄汾尾矿溃坝事件自然不例外。溃坝掩埋了一个菜市场、两个村庄、一个办公区，吞没了数百（上千？）条生命，却迅速地从各种媒体淡出了，头两天如潮般的相关消息和评论也从各大网络消失了，三五天后就几近悄无声息。牵动了每个家庭神经的毒奶粉呢？头几天据南都社论说，《还是新华社发的稿猛》。可这种表扬透出的无奈有多深，明眼人不会看不到。新华社稿子再猛，排斥了各家媒体的自由采访，一个垄断性消息来源之下，所谓文章“猛”的表象下究竟隐匿了多少真相？对事件真相本身的“猛”究竟打了多少折扣？根据过往经验，不难想像。然而，使人相信隐匿了很多真相的，主要还不是过往经验，而是那些欲盖弥彰的报导。而极力要遮掩但实际上遮掩不住的，是一个不亚于四川大地震中豆腐渣校舍那样巨大的共犯结构。

无良企业在这个结构中是浮在面上的，一潭污水下面还有很多重要角色。这在四年前的阜阳大头奶粉事件已露端倪：问题奶粉黑名单榜上有名的三鹿奶粉，可以在四天公关之后下了黑名单，并极不寻常的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卫生部四部局联合发文，要各地执法部门允许三鹿奶粉正常销售；一二十天之后，这个早有免检特权的企业又晋升一大步，在国家质检总局公布的国内30家具有健全企业质量保证体系的奶粉生产企业名单上位居榜首。去年9月2日，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推出特别节目“中国制造”，首集就是宣传三鹿集团的专题《1100道检测关的背后》。从上黑名单到国家四部局发文为其产品销售保驾护航，再到重点宣传的质量信得过企业，这种戏剧性的身份转换告诉人们，三鹿集团跟几大政府部门和中央电视台之间的关系大有名堂。无良企业与公权力之间的不寻常关系，最终酿出的是最不可接受的事实：掺进高含量三聚氰胺的三鹿婴儿配方奶粉伤害了数万婴幼儿，已知中招的婴幼儿达五万三千，他们中许多孩子尚未痊愈就出院了，一万多个孩子仍住院治疗（其中一百多个重症），有四个孩子已被夺去生命——这就是质检总局推出的、中央电视台重点宣传的质量过硬产品！中央政府批准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辞职时说的是“监管不力”，这能让人信？没有免检制度的纵容，三鹿敢在婴幼儿奶粉中大规模添加毒物？无数家庭就是相信了这种国家职能机构以信誉作出的担保，给自己的孩子选择了这种产品。而中央电视台，平时除了按统一的宣传口径用真假参半和黑白颠倒的东西喂食人的大脑，还凭藉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垄断地位不择手段的捞钱。做虚假广告，央视是有历史的了，不说它那些天价广告注了多少水，其女主播数年前做虚假广告就成了笑柄，但至今主播位置巍然不动。三鹿毒奶粉使数万婴幼儿中招，央视那一集宣传1100道检测关的专题节目的“广告效应”，更是任何广告都难以望其项背。在毒奶粉事件的共犯结构中，这不是一个小角色。

吃奶粉吃出肾结石，并非始自最近，去年就有发生，企业和相关部门却置之不理，今年三月以来，发病婴幼儿越来越多。其后几个月，孤立无缘的受害家庭遭遇的是三鹿集团和地方政府对真相的封锁压制。事情最终竟由于新西兰总理的干涉才得以披露。新西兰的恒天然持有三鹿43%股份，得知奶粉问题，于8月2日要求中方紧急召回已出厂奶粉，但历时五周无果，不得已，9月8日新西兰总理克拉克直接通报了中央政府。至此，事情已经瞒不住，还继续拖了两天，直至10日才有限地公开，有限公开的同时，是禁止各媒体发消息和评论。最近评论稍有松动，是事情实在太大，且已经出了国门，再也封不住悠悠之口。

就恒天然交涉召回而遭遇拖延战术，克拉克总理的看法很触及要害：因为恒天然得跟一个地方官员倾向遮丑的政治体制打交道。这无异于挑明，对于更多婴幼儿受害，掩盖真相的河北地方政府难辞其咎。但对我国的遮丑习惯，她毕竟隔着一层。哪里只是地方官员倾向于遮丑？吃三鹿婴儿配方奶粉的孩子遍布全国各地，吃出结石的病例各地都有报告，甘肃省卫生厅也在七八月间就向上报过，再说，还有外国老板在交涉，地方官员的“魄力”和“能力”恐怕不足以对如此重大、牵涉如此广的恶性事件遮丑。

但是，比习惯性的遮丑更可悲的是：对于今年八、九月份来说，无数小生命的安危敌不过这个特殊时段的“维稳”要求。说到这，不由得又要提起四川大地震的“预报门”。莫说其他，地震前一件怪事就足以令人怀疑当局关于事前没有测出将有地震发生的说法是在撒谎：顶在成都平原头上11亿库容的紫坪埔水库震前已经在放水，地震头一天，水位已接近库底。事后的解释是农业灌溉急需大量用水。然而，当时许多小春作物还未收割，根本不是灌溉用水时节，没有理由放水、更没理由几乎放空，除非事先知道有地震发生！中国人为八、九月那个盛事付出的代价实在太高昂，比起地震死难者和结石宝宝，其他类型的大规模人权灾难，诸如无数人为此而被限制自由、百万民工被驱赶出京等等，也只有退居后位了。孩子是国家的未来，没有什么事有资格高过保护孩子的生命安全，更别说一个运动会。任何为运动会的所谓“维 稳”而隐瞒真相、扩大受害婴幼儿数量的，无论哪一层机构和个人，都罪不可恕。

巨大的共犯结构中，也少不了一批最具中国特色的“专家”。不知是吃了企业的嘴软，还是权力面前嘴贱，现在，他们正拿“含少量三聚氰胺的奶制品是安全的”的扯淡忽悠消费者呢。

这次节目延续前面两周关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讨论。上周我谈到中国改革开放有四个特点，第一个就是这是一个自我矛盾的改革。今天谈谈其他三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就是，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社会面临的最大的危机，就是民族精神的匮乏和道德与伦理的全面沉沦。人民对于民族精神的渴求表现在对国家统一的捍卫以及对以奥运会为代表的民族自尊心的高需求上，但是在扭曲的社会环境下，这样萌芽的民族精神被逐渐引导到与民主，人权等人类基本价值对立的方向上，产生了具备暴力性质的民族主义狂热，这是未来十年最令人忧心的社会动向。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随着个人获得了自由，个人的精神也在成长，人们知道了自己权利的重要性，懂得了只有自己才能保卫自己的利益。应该说，最近这些年来，高调的理想主义的政治诉求在减少、降温，但现实主义的，对自己权利、利益的捍卫却在不断升温。

第三个特点就是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在中国变成越来越严重的问题。这是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路径选择导致的。中国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选择了一条鼓励少数人利用制度落差先富起来的方式，但是这样的思路存在两个问题：第一，由谁来决定是哪些人可以先富起来？在市场经济还没有完善的时候，显然不是市场做这个决定，于是就变成是政治权力来决定财富的重新分配，在没有民主制度作为监督机制的条件下，这很自然地就会导致社会不公的出现，那些与权力没有关系的弱势群体成为牺牲品，某种程度上也成了利益集团获取暴利的垫脚石，他们的不满正在积累之中，早晚会爆发出来。第二，当市场经济逐渐完善，各项制度准备成型的时候，原先那些新富阶层为了保有自己的利益，势必会反对新的改革，他们，也就是权贵集团，因此而成为未来改革的最大阻力。这从某种程度上推翻了现代化理论的重要观点，就是致富了的中产阶级会自发产生民主化的冲动。

第四个特点就是，我们还要看到，目前来说，尽管存在大规模的社会不公，但中国并不存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阶层斗争的迹象，而官民之间的矛盾才是根本的矛盾。也就是说，政治问题，会越来越成为中国的核心问题。这有两个发展的方向：一个是民众对自己利益的捍卫，使得他们痛恨政府的肆意欺凌。第二个是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他们都有驾驭政治的欲望和手段，他们之间的争斗也要求他们建立规矩。第三个是经济和社会精英对专制权力的痛恨，他们迫切地希望限制权力，如果不是驾驭权力的话。这三个方向如何发展、演化，将决定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

联邦作家圈礼赞 并附德国明镜周刊 报道译文：

2008年九月，五十九人的联邦德国作家圈Autorenkrei der  Bundesrepublik就八位中国不同政见人士批评德国之声中文部一事签署了一封致联邦议会的公开信，明镜周刊对此做出了报道，进一步解读这篇报道是很有意义的。

明镜认为德国之声的这件事情是不光彩的。但是报道也告诉公众，德国当局在处理上还是十分冷静的。张丹红只是失去了她的副主任职务，不再占据领导岗位，却仍然从事中文节目的编辑工作，而且继续持话筒播音。毕竟思想认识的问题，根本没有中国某些媒体所炒作的开除、批斗之类的处分。电台强调的是，她作为官方电台的负责人发表的言论竟跟政府的基本价值发生冲突，失去了公众的信任，才作出这样的决定的。中国方面策动了大规模的反弹，误导大量中国读者说”德国的媒体也没有言论自由。”这是非常狡猾的手法。了解德国媒体的中国读者应该明白，德国媒体上其实并不缺少歌颂中国专制的声音，两名前总理施密特和施罗德，还有一名前司法部长（女）赫尔塔。多伊布勒-格梅林，再加上一名驻北京记者花久志，近年来不断为北京独裁当局缓颊，德国的马屁型华侨、学生社团更是整天都在颂党爱党，他们都得到了德国法律的保护，未遭制裁和处分。因为他们不代表官方。区别就在这里。德国之声是国家新闻媒体。而施密特的时代周刊和花久志的日报都是私营报刊。

张丹红事件引起了国际舆论界的的密切关注。生活在德国的八名中国不同政见人士和联邦共和国作家圈的五十九名作家分别签署了致联邦议会的公开信（中文另发）。这个联邦共和国作家圈是一个什么样的社团？它是一个著名作家和评论家的组织，几乎都是著名奖项的获得者。他们的宗旨是什么呢？请看：

联邦共和国作家圈在正名之下还有一个副标题：文学与政治之论坛。作家圈是一个独立于政党政治以外的作家、艺术家、人文科学家和批评家的组合。其成员凭藉反抗专制、思想自由和非意识形态化而结盟。在作家圈的理念上，民主与人道主义，自由与责任担当都是不可分割地维系在一起的。

作家圈把自己理解为一群立志促进当代文学并捍卫包罗万象的人类价值的、具有批评精神的时代同龄人，因此他们将坚定不移地迎击一切反智和反民主的倾向，不论其来自左的一方还是来自右的一方。作家圈自觉自愿地站到那些人文批评者、怀疑论者、反叛者和持不同政见者们的精英政治传统一边。这一欧洲启蒙的传统跨越了海涅、毕希纳和莱幸等人，直至二十世纪两大德国的专制政体的逃亡者和被整肃者。作家圈的每个成员将如尽义务一般地认同此一宗旨。

政治倾向和基本价值观一目了然。两大起源于德国的专制政体，一个是纳粹法西斯，另一个就是共产主义。凯尔泰斯正是经历了匈牙利纳粹集中营和斯大林集权统治的受苦人，瓦加斯。罗萨则深谙秘鲁人民遭受军事独裁蹂躏的痛苦，其他男女作家还有多人出生于东德，（一位出生于波兰），有的在少儿时代逃亡西德，例如因卡。巴赫16岁和尤尔格。萨德12岁，有的则在成年之后，例如汉斯。克列西，被开除出党、不准从事专业工作、失业五年，被国安暗中监控，终于流亡西德。他们在专制社会的经历永远记忆犹新，被整肃和逃亡的痛苦永远刻骨铭心。他们决不愿意看到专制在德国的土地上复辟，也不希望专制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延续。

还有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倾向，民主国家的文学家和艺术家，跟中国人相反，在公众面前不太强调他们每个人的国籍和民族背景，例如明镜的报道和作家圈的名单，仅介绍姓名和所获奖项，不提国籍。越是艺术家，往往越强调自己是世界的公民。因为艺术是没有国界的。语言、文字、风俗、宗教不免带有民族国家的特点，但是越是成功的艺术，肯定越是凸现共通的人性。作家圈的作家并不都是德国人，却组成了联邦共和国的作家圈。他们认同这个国家的价值观。他们愿意为这个普世价值而写作。每个作家和批评家都是独立的，不仅不听命于政府，而且政府还要小心地关注作家圈的意见。当德国之声发生歌颂中国独裁政体的声音的时候，作家圈忍无可忍，终于站出来讲话了。他们一共六十二人，章程限定人数在六十名左右。一名患病，另两名已去世，签署者就五十九人。跟中国情况不同的是，这里的民间社团不是官办的，优秀的精英知识分子社团代表了社会主流的思维。他们会及时地发出声音，批评和纠正政府或立法机关的疏失和问题。中国则与此相反，从少先队、共青团、妇联、工会到作家协会、民主党派，全部都是官办的假社团，连华侨和留学生社团都是受使馆控制的，一言一动都要听从党安排。

作家圈五十九名作家刚发出一封信件，联邦议会就决定召开特别的讨论会。中国文联主席巴金郑重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建议，中共中央领导人无论是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却一直装聋作哑，置若罔闻。像巴金这样比较著名的作家，从1949年以后，不断被利用和洗脑，先用来歌颂抗美援朝，又用来反胡风，再用来反右派，文革中隔离审查，下乡到干校劳动，逼死他的夫人萧珊，直到他弥留之际，颂词、头衔给一大堆，对于他的建议就是不表态、不批准。我们常常抱怨中国为什么没有世界级的文学巨著问世，为什么出不了优秀的文学艺术大师。五四运动以后，中国还出了鲁迅、老舍、沈从文这样的作家，1949年以后为什么就再也出不了重量级的作品和人物了呢？跟共产党的文化政策直接有关。具体表现可以直观地说，消灭了作家圈。二三十年代，文学青年组成了创造社、新月社、沉钟社，既有第三种人的甲寅派，也有共产党暗中主持的左联，很多新人新作就是在这些作家圈里，或者在跟它们的竞争中出现的。1949年以后，反胡风，反右，文革，老作家和文学青年自由组合的小圈子，从”胡风集团”到吴祖光”二流堂”和杜高”小家族”，从郭世英”X社”到张朗朗”太阳纵队”全部都被打成了反革命。小圈子，说的浪漫一点，文化沙龙，是文学、艺术产生的温床，可是党总是怀疑它们是颠覆政权的裴多菲俱乐部，必欲一网打尽而后快。温床不能存在，文学和艺术从哪里开花结果？共产党人可以靠掠夺资本家，盘剥农民，压低工薪福利等积累手段实现工业化，完成机械化，甚至将载人卫星送上太空；可是文学是心灵的呼声，人性的反映，任何暴力和谎言能得逞于一时，却永远编织不出动人心扉的文学巨制。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史反复证明了这个人类心灵的真理。

联邦共和国作家圈的存在与作为真令人感慨唏嘘。自由的作家不仅为人民奉献了文学艺术，而且为社会提供了思想和价值观的叮咛和警醒。这是联邦共和国人民的精神福祉，也是中国社会最严重的思想缺憾。

附件：明镜周刊 2008 9 24 报道 译文：

这是德国之声电台一次丢人现眼的人事变动：一名中文部的女记者（张丹红）竟然多次对中国独裁政权表示肯定。现在电台负责人讨论了他们的女同事的过失，还将承担人事方面的后果。

张丹红失去了中文部副主任的职位，但是继续担任德国之声中文节目的编辑，而且仍然持话筒播音。电台是根据张丹红在公众场合的发言造成的信任缺失作出决定的。

在这之前她已经被禁止作为电台的代表进一步针对指责而面对公众作出解释。有关消息已经引起了中国媒体的大规模反弹。

德国之声经理部主任布格霍夫对明镜网页表示，目前这一决定之后的人事变动已经结束。但是这一变动能否最终结束有关的争议，仍是一个疑问。因为现在”联邦共和国作家圈”已经对联邦议会发出了一封措辞激烈的公开信，批评备受争议的德国之声中文部。作家们写道，这一事件并非只是牵涉到一名政治迷惘的女记者的问题。他们要求对电台过去五年来的节目做一次审核。

这是一封由五十九名作家签署的公开信。其中包括重量级的人物，如（匈牙利）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凯尔泰斯，（秘鲁）德国书展和平奖获得者瓦加斯。罗萨，（德国）巴赫曼奖获得者卢茨。塞勒，著名德国时政批评家拉尔夫。乔达诺和阿努尔夫。巴陵。

他们向德国之声指出了一个结构性的问题。长久以来，中国的不同政见人士就注意到了德国之声中文部令人惊异的媒体政策。明显的是意识形态渗透的问题，如德国之声网页编选稿件的问题，一再引起愤慨。

上个星期一群生活在德国的中国不同政见人士在一封致联邦议会的公开信中要求说明，是否有共产党员已经在德国之声作业。

根据明镜网页的消息，这封公开信已成为德国之声播音事务会议的主题。有关的指责将一一审核。

而作家圈当然比他们走得更远。五十九位签名作家要求应该审核所有德国之声那些跨越和深入到极权国家，其中包括俄罗斯，播报新闻的编辑部。

为了重建这些节目的可靠性，甚至应该对所有的德国工作人员进行一次排除共产党间谍行为的复审。这一复审是必要的，因为像中国这样的独裁政权心知肚明，他们的媒体没有信誉。因此这类政府就要想方设法通过外国亲独裁政权的宣传部门绕道去接近本国的公民，其中就包括德国之声这样的媒体。信中明确地写道：一套出口转内销的专制宣传和背弃中国反对派人士的叛徒应该坚定不移地予以阻遏。否则被羞辱的将不仅仅是联邦共和国媒体政策的传统。岂不是为世界的独裁政权豢养了卫道士，还减弱了批评的声音。

公开信的签署人甚至建议，独立的不受专制影响的观察员，应该用放大镜来审核德国之声的节目。

君特。诺克先生是联邦政府的人权专员，也是德国之声电台广播事务委员会的委员，他向明镜网路表示，事情关系到新闻的独立自主。然而是否安排观察员审核节目，其他有关方面必须作出决定。围绕对于德国之声中文部的怨愤，诺克指出，”如果在德国竟以偏离国家为荣，而为其他的政府说项，那是万万不行的。”德国之声要跟联邦德国的价值共同体紧密相连。对于德国之声的工作人员布格霍夫来说，这一点是很清楚的，联邦共和国作家圈刚刚发出了公开信，他还不能从细节上展开对这些谴责的评论。针对那些措辞非常严酷的谴责，布格霍夫还是有所辩解。至于在德国之声内部是否确有属于中国共产党的，或者是其他与该党有勾结关系的工作人员在从事按照新闻工作的规范不应该允许的工作，他对明镜网路斩钉截铁地否认说：没有！

德国欧华导报 2008 十月号报道：

2008年9月，八名中国旅德知识分子 费良勇（民阵主席）、彭小明（全德学联主席）、还学文（自由作家）、黄思帆（自由记者）、潘永忠（全球支援亚洲和中国民主化论坛秘书长）、王容芬（自由作家）、仲维光（自由作家）、阿海（自由作家，出版家），以及来自台湾的高晴宏（全侨民主和平联盟德国支盟理事长）联署，就张丹红事件发出了一封致联邦议会的公开信。信件认为，德国之声中文部已成中国当局所信任的外国媒体。一般外国媒体人员到中国工作或访问都受到阻碍和仇视，而德国之声中文部人员不断受到高规格接待。中文部热心赞扬中国党政的成就，却消极报道中国社会的异议声音。中文部在人事方面也存在问题。对此，信件要求德国之声进行结构和人事的改组，审查雇员的社会背景，任用对共产党社会有足够认识的人员，避免任用曾经加入过共产党、并未断绝相应关系的人员。定期审查有关的节目内容和倾向；注意对中国广播机构的交流事务，严格掌握基本价值观的原则。信件发出后，立刻引起了世界各地的反响。联邦共和国作家圈很快就发出了五十九人签名的致议会公开信。五十九人包括重量级的人物，如（匈牙利）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凯尔泰斯，（秘鲁）德国书展和平奖获得者瓦加斯。罗萨，（德国）巴赫曼奖获得者卢茨。塞勒，著名德国时政批评家拉尔夫。乔达诺和阿努尔夫。巴陵。他们进一步提出要审查德国之声所有对极权国家播音的编辑部，包括俄语部。他们认为为了保证节目的可靠性，以排除共产党间谍行为，对有关人员的复审是必要的。因为像中国这样的独裁政权心知肚明，他们的媒体没有信誉。因此这类政府就会想方设法通过外国亲独裁政权的宣传部门绕道去接近本国的公民，其中就包括德国之声这样的媒体。他们建议，委派独立的不受专制国家影响的观察员审核德国之声的节目。明镜周刊的报道说，联邦政府的人权专员、同时又是德国之声广播事务委员会委员的诺克先生指出：”如果身在德国竟以偏离国家为荣，而为其他的政府说项，那是万万不行的。”德国之声必须跟联邦德国的价值共同体紧密相连。而德国之声经理部主任布格霍夫则坚决否认在德国之声内部有与中共勾结的工作人员。到底有还是没有，作家圈还将问责到底。者卢茨·塞勒，著名德国时政批评家拉尔夫·乔达诺和阿努尔夫·巴陵。他们进一步提出要审查德国之声所有对极权国家播音的编辑部，包括俄语部。他们认为为了保证节目的可靠性，以排除共产党间谍行为，对有关人员的复审是必要的。因为像中国这样的独裁政权心知肚明，他们的媒体没有信誉。因此这类政府就会想方设法通过外国亲独裁政权的宣传部门绕道去接近本国的公民，其中就包括德国之声这样的媒体。他们建议，委派独立的不受专制国家影响的观察员审核德国之声的节目。明镜周刊的报道说，联邦政府的人权专员、同时又是德国之声广播事务委员会委员的诺克先生指出：”如果身在德国竟以偏离国家为荣，而为其他的政府说项，那是万万不行的。”德国之声必须跟联邦德国的价值共同体紧密相连。而德国之声经理部主任布格霍夫则坚决否认在德国之声内部有与中共勾结的工作人员。到底有还是没有，作家圈还将问责到底。

前不久我曾介绍过杨继绳先生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上下两厚册，达1095页，2008年5月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请见拙文《万户萧疏鬼唱歌》），这无疑是截至目前为止最好的一本，比较详赡地反应那个饿死人时代的实录。近来看到中外一些有名的杂志、学人都在撰文介绍此书，更加引起我们要注意饿死人前后那一阶段政府的所作所为。这段大饥饿的历史是一场中国有史以来迄今为止，最为惨烈的人祸，其饿死的人数之多、涉及范围之广，空前未有。我劝那些能去香港旅游的朋友，花点时间去旺角西洋菜街56号二楼的田园书屋这样的书店，一定能买到杨先生的书，以便更好地了解我们曾经的历史，以及与如今现实之间的瓜葛。

58至62年饿死人的大灾难——此前常说是59至61年，其实这是掐头去尾的算法，事实上灾难在58年已开始，而且在62年也没有完全结束，我意以后应该58至62大饥饿的提法为准，形成一个历史段言说上的相对共识。当然，这并不反对就此大家有多种说法——和四九年后所遭遇的诸多灾难一样，最大的特点便是不了了之，语焉不详。远的不说，就是今年大地震的死难人数（我曾呼吁立死难者纪念碑，并且将死难者的名字刻于其上）和三鹿奶粉的受害人数，都是一笔刻意隐瞒的糊涂帐，就更不用说五、六十年前的灾难了。但任何隐瞒，并不是一点线索也没有，不然就永远也不会有杨继绳先生的著述了。这说明，我们的亲历者和研究者，应该有义务有责任，将自己所亲历的一切和研究到的一切，以负责任的态度记录下来，尽自己力所能及的责任，将原始的资料尽量多地保存下来，以便后之研究者做更进一步准确的研究。

关于58年的大跃进、大炼钢铁与此后饿殍遍野的大人祸之间的关系，已有很多论述。其基本事实和判断是，如果没有胡搞的大跃进、大炼钢铁等政治蠢举，根本就不可能有饿死三千六百多万人——这个数字我暂用的是杨先生的著述，但我不完全同意此数字，以后我会用自己所调查到的史料作些证明。因为单是四川就饿死了1250万人（这数字可能还有缩小，此为四川省委副书记廖伯康撰文所言，无论从哪方面来看，廖都没有夸大的动机与故意），其它地区加起来不可能只有二千多万，单是河南恐怕也有上千万——这样惨绝人寰的大灾难。所以对五八年的大跃进、大炼钢铁、民歌运动的研究，也应该视为对大饥饿这样的大人祸的研究之一部分。而大跃进、大炼钢铁、民歌运动这样的全国性胡搞之所以能够畅行无阻，也是拜五七年反右将说真话的知识分子打压尽净之赐，这里面存在着某种意义上的逻辑和事实上的顺延关系。这些运动与灾难互相之间的有机性、整体性应该得到进一步的贯穿性研究，才能从中看出为何这样的灾难在此种制度下，在这样的造神运动中，近乎不可避免。

上海当然同其他地方一样左，或许算不上是更左，但你从他们在民歌运动中所编的这些肉麻民歌中，也不难见出全国如何狂热之一斑。这里所列的几首民歌选自《1959上海民歌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9月精装版，这个本子印刷之精美也可以反衬那个时候对这种政治任务的铺张。我所收彼时书籍有许多是黑色的糙纸本，大抵是因为这些黑色糙纸本所印之书籍不够政治档次之故。书籍也是有政治品衔的，这样的反差既可以从中看出饿殍遍野的事实，同时也反应政治挂帅的理念在所有生活领域的泛滥）一书。现将“前言”和所选诗歌一并抄录如次（名字署在文后，乃以原样），以便大家从中看看我们过去的历史灾难，以及它与今天的现实灾难之间内在的传承关系。

2008年10月4日9：02分于成都

前言

1958年以来，在党的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全国人民意气风发，干劲冲天，大炼钢铁，大办人民公社，在生产战线和其他战线上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大跃进。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带动了文化艺术的空前繁荣，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新民歌创作运动。

从今天来看，新民歌运动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跃进，推动了文化革命，改变了一代诗风，涌现了无数新的工农兵诗人和歌手，这些明摆着的成绩是谁也抹煞不了的。尽管有少数人拚命在那里贬低新民歌运动的价值，给群众创作泼冷水，甚至认为大量的新民歌不值一顾，但我们却认为这样的群众创作运动好得很，工农兵的创作好得很。新民歌是我们的时代精神的反映，它不但紧密地配合了当前的政治斗争和生产斗争，而且其中有的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已经达到了高度的水平，完全可以传之后世而不朽。我们去年编了一本民歌选，今年又编了一本民歌选，今后还要继续不断地编这样的民歌选。这便是我们和那些“泼冷水”派在对待群众创作问题上的根本分歧。

在群众创作当中，普及的、初级的作品永远是大量的，提高的、尖端的作品总是占少数的。我们的责任就在于积极支持群众创作运动，把较好的作品收集起来，认真地加以整理，编选推广，加强研究，以扩大它们的影响，使工农兵作者在创作上有所借鉴，逐步提高水平。没有广泛的群众创作做基础，就无从产生质量较高的民歌选；没有作为示范的民歌选的出版，群众创作的水平也较难迅速取得提高。其间的关系正是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从去年的民歌选和今年的民歌选对照看来，这个逐步提高的迹象是明显的；我们期待着这一本民歌选将引出更多更好的民歌来。

1959年的《上海民歌选》系各级党组织层层选择上送的近三万首民歌以及部分群众作者的自动来稿中复选编成，同时采录了一年来报刊上发表的优秀歌谣，分成六辑：公歌、工人歌谣、农民歌谣、战士歌谣、其他方面歌谣、革命传统歌谣、至于一般传统歌谣，准备留待以后编入，特此说明。

编者

1959年9月

《1959上海民歌选》四首

靠天哪有靠党好

我家世代庄家汉，
受尽折磨苦连连，
旱荒难收一粒粮，
水灾休想活过年！

公社开掘幸福泉，
集体力量能翻天，
水、旱、虫灾都不怕，
荒年要变丰收年。

从前种田靠苍天，
如今靠党不靠天，
靠天哪有靠党好，
千秋万代保丰年！

沈国梁

共产党来了真格亲

旧社会里厢：
夫妻亲，不算亲，
同床合被两条心。
儿子亲，不算亲，
娶了老婆离娘身。
媳妇亲，不算亲，
半句不对记在心。
儿女亲，不算亲，
四橱六箱还不称心。
女婿亲，不算亲，
三句闲话不上丈母门。
共产党来了格外亲，
里里外外都关心，
毛主席领导人人亲，
比爹娘还要亲三分。

川沙县七十九岁张翠英唱

再活七十三

老汉七十三，
白发脊背弯，
一步三声笑，
逢人把话谈：
“有了总路线，
再活七十三。”

嘉定县江桥乡 周折

踢困难

嗨，困难，
叫你滚开，
你就得赶快，
不要触起我的脾气来，
蹽起一脚，
把你踢入东洋大海！

国棉二厂 刘铸九

谁也不能忘了这一天：2007年9月2日，央视以曝光食品质量安全的拳头节目《每周质量报告》，播出一期有关三鹿集团的特别策划：”中国制造”首集”三鹿集团《1100道检测关的背后》”。作为”中央喉舌”的中央电视台，从头到尾对三鹿婴幼儿奶粉的生产过程进行了详尽”调查”，”展示”了中国婴幼儿奶粉标杆企业——三鹿集团”过硬的产品质量和科学、严谨的过程管理”。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2008年9月11日，上海的《东方早报》第一个公开揭露导致众多婴幼儿肾结石的毒奶粉正是三鹿。如果说央视的”中国制造”首集《1100道检测关的背后》不是谎言，而是属实的话，那么三鹿集团完全不必用1100道检测关，只要认真让奶粉过必要的10道检测关，就足以检测到那个毒性化工成分三聚氰胺。可是，三鹿没有做，反而隐瞒事实，还通过石家庄政府控制媒体。当然，此刻的中央电视台也不会第一时间认错，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也没有第一时间引咎辞职，大家都在想法混过去。

问题是，出来混的，总要还的，你央视说谎造假掩盖真相，拿什么还？所谓”三鹿1100道检测关”，如今被揭露为假新闻，无疑是亿元观众借助三鹿毒奶粉事件，甩了央视”1100″个大耳光。

毫不夸张地说，央视在三鹿毒奶粉事件中扮演着”卖淫者”的角色，至今未见其公开道歉，只能说明其无良媒体的本性。它还不如曾掩盖毒奶真相的石家庄政府。起码石家庄政府公开道歉了，书记市长也下台了，又走个了形式，低个头，认个错。央视台长呢？照样当着官，耍着威风呢。

央视不道歉，像乌鸦嘴一样死硬，一直硬撑着，但已经奇臭无比了。如果说，央视当初是”卖淫”，现在却是染上”传媒艾滋病病毒”又肆意传播的”无良娼妓”，既要保持”中央”的虚名，又想弄点虚情假意忽悠民众，继续以谎言欺世盗名。

难道，央视所依附的”中央”，就是这么好忽悠的吗？

对于三鹿毒奶事件，央视可以装孙子沉默，但对于另一起事件，央视却是背上一副”无良打手”的恶名，他开始成了媒体的审判者，集运动员和裁判员于一身，迫害本为同行的《东方早报》了。

可《东方早报》也比央视有水平啊，2008年9月11日，是《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第一个站出来揭露三鹿，间接打了央视一个不轻不重的耳光。

2008年9月7日东方早报评论版嘲讽中央电视台未 及时向国家财政上缴非税收入

现在，央视开始找机会报复了。这不，机会来了，央视要扬名雪耻了。

事情缘由是，9月7日，《东方早报》刊登江苏南京的作者王石川时评文章”恭喜《今日说法》有了绝佳素材”，随后在网络上被热转，热评。该文批评央视未及时向国家财政部上缴非税收入30亿元人民币，并调侃道，”如果《今日说法》真能以央视未及时缴30亿非税收入做期节目，就是最大限度地尊重群众，还能展现我们法治建设的进步，何乐而不为呢？如果《今日说法》不感兴趣，央视还有《新闻调查》、《焦点访谈》堪此大任”（笔者注，事实上央视调查记者是不敢在央视头上动土的，大概只有中宣部敢吧）。正是这句调侃，惹怒了央视，马上施压，让《东方早报》公开道歉，并指责作者”捏造事实恶意评论”。

9月24日，央视的网站cctv.com公布了”《东方早报》就文章观点’自相矛盾’向央视致歉信”，”致歉”公函称：《东方早报》9月23日刊发向央视”致歉”，全文如下：9月7日，《东方早报》”来信”（笔者注：报纸上该文专栏是”来论”，不是”来信”）版刊出读者来信《恭喜央视<今日说法>有了绝佳素材》，文章评论观点存在自相矛盾之处，评论用语过激，不够严谨。特向中央电视台致以真诚的歉意。并附上一个《东方早报》的文件：《东方早报对央视”关于<东方早报>报道失实的法律函”的调查回复》。

东方早报评论版道歉声明

中央电视台法规处：

9月7日，《东方早报》”来信”版刊出读者来信《恭喜央视〈今日说法〉有了绝佳素材》，该来信刊出之后，央视法规处来函认为，该文章”严重失实”，并在”捏造的事实基础上进行恶意评论”。东方早报收到来函后，严肃对待，认真调查。与此同时，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和东方早报上级单位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的领导非常重视，要求东方早报认真查实。

现将此稿的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此文见报于9月7日(周日)东方早报来信版，作者为东方早报读者的自由来稿。该来信评议所引用材料来自审计署审计报告和《新京报》报道，文章里也写道”因相关部门未明确具体上缴途径，(央视)上述非税收入未能及时上缴”这一新闻事实。但作者据此事实展开评论时，观点上确实存在自相矛盾之处，评论用语过激不够严谨，东方早报编辑也未能及时发现并予以纠正，以至刊发了此篇来信。

对此东方早报采取了以下措施。

1、从东方早报网站上撤下相关稿件以及数字版面，以减少影响。

2、东方早报迅速联系撰文作者，将央视来函情况郑重告知该作者，使其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3、东方早报在评论部等相关部门召开专题会议，要求当日的值班编辑严肃检查，并且在报社内通报了此事件，希望全体采编人员接受教训。

4、东方早报要求评论部和相关部门进行一次作者队伍排查，确保作者队伍的高素质。同时，加强采编人员的职业素质培训，提高对内容的研判与把关能力。

东方早报自创刊以来，始终非常重视与央视的良好合作关系，在央视多次重大活动中给予积极宣传报道。发生此次事件，东方早报深感遗憾，也为文章中的观点向央视致以真诚的歉意。东方早报希望通过此次沟通，能够尽量消除影响，仍与央视继续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

特此说明。东方早报2008年9月18日。

而笔者看来，所谓《东方早报》向中央电视台致以真诚的歉意，是一种逼良为娼，我看了王石川的该文，觉得杂文味道浓了一些，但丝毫没有什么自相矛盾，只是批评挖苦调侃央视了一些，我认为他调侃得还不够，应该把央视说成”硕鼠”和”暗娼”差不多，因为央视本是”卖淫”的，却又老赖着国家的30亿元非税收入，无疑是骗子加流氓，比妓女还无耻了。

且看9月7日《东方早报》”来论”《恭喜央视〈今日说法〉有了绝佳素材》，读者会更明白该文确实批评央视到点子上了。作者说，9月5日，国家审计署发布2008年第7号审计结果，公布了49个部门单位2007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结果。涉及广电总局的违规问题包括，其所属中央电视台未及时上缴财政非税收入30.4686亿元（9月6日《新京报》）。

这一审计结果里比较雷人的是，央视未及时缴30亿非税收入。这是什么意思呢？且看报道详情：2006年，财政部对央视财务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按照财政部《中央电视台财务管理改革方案》中”中央电视台的广告收入作为中央电视台经费的基本来源，其中15%部分作为非税收入上缴中央财政；其余85%部分由中央电视台留用”的规定，截至2007年底，央视累计应缴财政非税收入30.4686亿元。因相关部门未明确具体上缴途径，上述非税收入未能及时上缴。

30亿非税收入仅占央视广告收入的15%（央视在短短十几天奥运会期间收视率52.19%，广告收入预计答高达20亿元，2008年8月28日《江南时报》第3版，预计年广告收入超过200亿元，其上缴15%的非税收入被指30亿元并不夸张)，央视广告收入之丰可见一斑。于是，该作者调侃道：”央视能在广告市场上笑傲同侪，显然与其国家大台的身份分不开。从而，非税收入上缴中央财政乃题中应有之义，仍然不能按时上缴，不免让人喟叹。”接着，作者又说，”据悉，对于未及时上缴财政的非税收入，央视已于2008年3月25日如数上缴。为何在审计部门介入后，央视才想起来补缴？是不是一缴了之，有关方面就既往不咎了？……央视的金牌栏目《今日说法》应挺身而出，当仁不让地剖析这一违规案例。央视是国家大台，一举一动皆受关注，未及时缴30亿非税收入已经在坊间引起广泛的讨论，谁都没有想到一向喜爱激浊扬清的央视也有这种令人恶心的举动，可以说央视正面临着信任危机。此时《今日说法》以此为素材，没准还是一次成功的危机公关。””何乐而不为呢？”

我看到，这个作者的用意是好的，针砭时弊，批评到位，可向来”对上像孙子，对下充主子”的央视，却没有认真反思，而是充当舆论打手，抡起了棍子，不但不敢反思”三鹿毒奶1100道检测关”这个祸国殃民的假新闻，也不敢挖掘央视自身赖账的深层内幕，却敢于打击说真话的《东方早报》，强暴《东方早报》和作者，无疑反讽了央视天天挂在嘴上的”用事实说话”口号，还让cctv这个招牌越来越作践、越来越铜臭了。

看来，中国只要央视在，”三鹿毒奶1100道检测关”这样的假新闻还会屡屡出现，强暴《东方早报》作者这样的丑闻还会不断，而中国的新闻进步、社会进步、法治进步，恐怕还只能停留在纸面上——央视不倒，这些实际上都是很难推动的，尤其是新闻自由，恐怕连影子也看不到，这就是中国新闻界的悲哀。

可怜的中国，无耻的中央电视台，以及可怜的稍微说点真话就被强暴的中国时评作者、杂文作者们。

附央视强暴《东方早报》的证据：
CCTV.com 《东方早报》就文章观点”自相矛盾”向央视致歉
来源：央视网 http://news.cctv.com/china/20080924/107101.shtml

孟子（前372-289）可能是古代中国的第二个伟大学者，地位仅次于孔子（前551-479），有“亚圣”之称。孟子有句名言：“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

这句话原来的意思是，如果上级官员诚心尊礼，下属就会在这方面显示更大的诚意。不过，这句话也经常被引用来表达相反的意思：如果一个高级官员有一些坏习惯，他的下属也会趋之若鹜，甚至会做得更甚。

如果用在现代中国，这句话可以用来描述地方官员屡见不鲜的恶习——他们总是习惯于扭曲北京的政策，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正像这句老话说的那样，今天的官员执行起政策来总是变本加厉，其结果总是扭曲这些政策的固有目的。

北京的宏观调控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是遏制政府投资固定资产。中国的经济领导人看到过度投资是引起经济过热的一个原因。但是，那些精明的当地官员看来已发现了绕过这种遏制政策的方法。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今年前八个月，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达84900亿元（12400亿美元），较一年前增长27.4 ％。相比之下，固定资产总投资去年全年增长了24.8 ％，达到了 137200亿元。

地方官员绕开北京的遏制政策的方法之一就是以“文化复兴”的名义进行开发。自从北京放弃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和毛主义教条，意识形态上出现了真空状态。中国领导人——包括国家主席胡锦涛和他的前任江泽民——一直在鼓励为中华文化寻找新的道德准则。

不少学者抓住时机，又是写书又是讲课，对中国文化典籍进行阐释，赚了一大笔钱。一些地方政府也看到文化复兴运动是一个赚钱的好机会，以此为借口他们就可以增加对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

事实上，一些地方官员已作出了很大努力来挖掘当地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化遗产，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其管辖范围内，以纪念的名义进行在周边地区进行开发。

据报道，山东省计划在孔子的家乡建立一座庞大的中国文化标志城，据2004年的估计，这项建设投资至少30亿元人民币（ 43亿美元）（亚洲时报在线2008年3月20日曾对此作过报道） 。

山东临沂市是书圣王羲之（公元303-361）的家乡。几年前，临沂市，政府花了1亿元，重建王的故居作为旅游景点。上个月，市政府宣布，他们已经开始建造一座面积达二十万平方米的“中国书法城” 。至于这项建设的投资预算，官方却讳莫如深。

唐朝的著名诗人刘禹锡（公元772-842）是江苏省徐州人。但他曾在安徽省和县为官，在那里写下了著名的《陋室铭》。现在的和县经济条件相对较差，但地方政府却投资1000万元，重建刘的简陋的故居。

中国传统的信仰认为，每个人死后都要下地狱，接受阎王的审判。那些一生遵守道德准则的人，来生会再托生为人，不讲道德的人会遭受折磨，然后托生为动物。

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的主人公猴王孙悟空曾经大闹地狱，痛打阎罗王手下的判官小鬼。根据民俗传说，这座地狱就在丰都，亦称“鬼城”，现在归重庆市管辖。

游客乘船从重庆沿三峡东下，沿途有可能会看到丰都的阎罗庙，重庆市政府刚刚宣布了一项建设计划，要投资6.5亿元改造鬼城。

中国南部的广东历史上一直是蛮荒之地，但现在的深圳，一座在30年前的稻田上建设的现代化的城市，却宣布要在附近的梧桐山建设一座老子文化公园。

道家的创始人老子，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他是否到过广东是非常令人怀疑的，更遑论深圳。但现在的深圳旅游公司宣称，梧桐山是历史上36座道教圣山之一。其实，今天的梧桐山找不到任何历史遗迹，只不过是满山的绿树（这里被称为深圳这座工业城市的“城市之肺”），而该旅游公司却要投资9个亿把它改造成“老子公园”。

由于深圳的经济相对而言更受市场的左右，人们怀疑这一举动不过是市政府希望通过旅游公司在梧桐山地区进行物业开发。所有这一切不过是拿老子来做幌子。

除了深圳的情况十分牵强外，上述所有这些案例都多多少少跟中国文化沾上点儿边儿。但在其它地方，如果实在找不到相关的文化遗产，地方政府也会千方百计进行开发。一些地方官员甚至已经开始“庆祝”现代文化地标的诞生。

著名的当代作家余秋雨1946年出生于浙江省慈溪市的桥头镇，现在工作、居住在上海。但桥头镇政府已经宣布他们正在积极努力，寻求有关方面批准，将余度过童年的老屋命名为文物——尽管余仍然活着。如果得到上级批准，桥头镇就可以得到拨款，进行文物保护，并建设有关设施。

地方官员热衷于进行此类项目建设，因为这有可能刺激他们所在地区的GDP的增长。他们也急于在任期内留下政绩，有的只是希望留下点儿让后人记住他们的东西。

这些只是中国媒体在过去数星期披露出的少数个案。可以推测，全国各地类似的案例俯拾皆是。在某程度上，以文化复兴的名义进行的建设项目已经危害了北京的宏观调控政策。这种权力滥用也极大地扭曲了北京的政策意图。

地方政府虽然急于申请拨款，建设所谓的文化遗址，他们对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却置若罔闻。一方面是地方政府承诺建设旅游景点，另一方面却是拖欠教师工资，由于家庭经济不济导致儿童辍学这样的不幸现象。

若要寻求真正的文化复兴，中国需要产生当代的思想家、哲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和学者。而这一切离开了教育根本无从谈起。缺乏受过教育的人才，无论重建多少历史和文化遗址，也不可能有任何的文化复兴。

吴忠 著 倪烨 编译

英文原载《亚洲时报》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