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作为当代英语文学界最重要的奖项之一的布克奖，今年对热门大作家纷纷说了“No”，日前揭晓的最终候选人名单，清一色都是不太知名的作家，而约瑟夫·奥尼尔等大名气作家却纷纷落马。不过，印度作家依旧被评委看好。  

在名单出来之前，被读者和媒体看好的作品有美国知名作家约瑟夫·奥尼尔的《荷兰》，这本书目前被排行榜和评论家同时宠爱着。另一本进入布克奖初选名单的作品，是斯里兰卡裔澳大利亚著名女作家米雪尔·德·克雷泽写的《走失的狗》，可它也未能进入最终候选名单。

相反，另两位名不见经传的印度作家可能将延续上届布克奖归属印度作家的荣誉。第一次写作的印度作家阿拉文德·阿迪加凭借小说《白虎》受到了评委的青睐，这本书讲的是印度一个小镇里一名面包车夫儿子面对理想和传统困惑的故事。它在所有6本候选书中最被看好。另一个印度作家阿米塔夫·戈什讲述鸦片战争前奴隶运送历史的《罂粟之海》也进入了候选名单。另外4名入围作家分别来自英国、澳大利亚和爱尔兰。  

布克奖的评选只面向不列颠联邦成员及爱尔兰共和国，获奖者将获得71000英镑的奖金。最后的布克奖获奖名单将在10月14日公布。去年获最终大奖的是印度裔女作家基兰·德塞。

序蔡楚先生的诗集，我先从两句被国人引用得有点走味的名言说起。两句话都与写诗有关，均出于德国人之口。

第一句原话如此：“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也是不可能的。”流亡美国的德国犹太人阿多诺发此激烈的论断，本出于一时的悲愤，只不过强调纳粹集中营的恐怖，觉得文字无力表述其血腥罢了。后来他读到一首控诉纳粹邪恶本质的诗作《死亡赋格曲》，感动之余，又做纠正说：“长期受苦更有权表达，就象被折磨者要叫喊。因此关于奥斯威辛之后不能写诗的说法或许是错的。”国人接受洋信息，多偏于耳食，且好做随声附和之谈，一句沉痛的慨叹几经传播，竟被偏解成奥斯威辛后写诗是犯罪的说法。诗人和诗仿佛成了文弱和感伤的别称，奥斯威辛也就被定格为人类残暴的典型，世间迫害的极致。中国人一向把胳膊肘往外拐的趋势竟达到如此地步，连控诉罪行和同情受害者的目光都偏于舍近求远和追逐时潮，他们更喜欢在国际舞台的光圈下聚焦宣泄义愤的目标。

纳粹杀犹太人，目的是纯化日耳曼人的血统，他们把犹太人当作多余的肉体去杀，整个的杀害过程采取工业化处理产品的方式，把人群送往毒气室和焚尸炉，也就像把废品放火烧掉一样。执行屠杀的人和被屠杀的人均处于物化的程序下，致死是唯一的和单纯的目的。被当作物处死的人虽物一样送了命，但在死前，作为人，对他们内在的一切，屠杀者并无意触动。正是基于这种对人命的极度冷漠，就死者本人的感受而言，其心灵情意反得以守持完整，在他们被驱赶去送死的队列中多少还拖曳着死的尊严。

笔者去克拉科夫旅游时，曾专程参观奥斯威辛集中营：大院内一排排三层楼房，走进去如同国内工人或学生的集体宿舍，室内架子床整齐排列，暖气和抽水马桶设备齐全。就在这被隔离的空间内，很多人分批被做了死亡的处理。关押中想读想写的人仍有机会读写，他们甚至有自编的报纸在手中传阅。因此到后来就不断有集中营内所写的日记、诗歌等文字和所画的图画被发现和公布出来。这说明，写诗在奥斯威辛中是可能的，更不必说在其后了。

现在让我们把关注残暴和迫害的目光转回国内，扫描一下从土改到文革历次运动的迫害情况。那一段时间内，在中国受各种迫害而死的人远超过被杀在欧洲的犹太人，这是事实，在此就不必多说。需要说明的是，国人迫害同胞，其手段比纳粹剪除异类更让人觉得可怕。党并没动手杀人，党也没打算把所有的阶级敌人一齐除掉。所谓“挑起群众斗群众”，就是制造混乱，煽动仇恨，在人心中潜伏的恶意、攻击性和施虐欲被刺激起来的氛围中，唆使群众去迫害被指称为牛鬼蛇神的人物。与党卫军不动声色地消灭犹太人肉体的情况不同，革命群众批斗牛鬼蛇神的方式主要是侮辱人格：胸前挂牌子，头上戴高帽，站喷气式，游街，辱骂，揪头发，往脸上吐唾沫，怎样把人糟蹋得更狠，就怎样去糟蹋，群众能做出来的暴虐手段可谓无所不用其极。糟蹋了你还不算，更要你进一步自己糟蹋自己，要你当众认罪作检讨。经过让你伤脸面弯脊梁的批斗，你已从精神上被完全整垮。很多人，特别是妇女，往往因不堪忍受此蹂躏而含冤自杀，一死了之。与党卫军那种机器人一样执行终结者任务的铁血冷酷相比，革命群众的暴虐就显得很卑劣很下流了。这样看来，中国当时无数的牛棚和批斗会的确有其比奥斯威辛更残忍的一面。

诗人蔡楚的父母就是在上述卑劣下流的伤害下死于非命的。1967年，他母亲因不堪忍受红卫兵批斗而在成都家中自杀。一年后，他远在山西一农村小学任教的父亲竟在批斗会上被其它教师殴打致死。蔡楚是家中的老大，当时才二十出头，在突然失去任何经济来源的情况下，靠打零工带上四个弟妹艰辛度日。

这就引起我们要提到的另一句名言，它是荷尔德林一首诗中的断句：“……人诗意地栖居……”。此一断句之所以出名，大概是海德格大讲特讲其现象学深意的说法造成影响的结果。共产党人虽不懂现象学，但他们反对“诗意”的态度则是又本能又坚决的。他们要让人民木头一样接受他们的指令和宣传，要人民相信在党的领导下现状永远都很美好。比如在60年代初，城里人吃不饱，农村饿死人，大家虽有目共睹，却不但不准提说，还得高喊三面红旗万岁，要你口口声声都说日子过得很好。木头是无所谓失明的，只有明眼人在被迫睁眼说瞎话的时候会感到失明的痛苦，会进而思考其荒谬和追寻真相。蔡楚在他的第一首诗《乞丐》（1961）中就表现出他明眼人的本性，他看出那乞丐“喉咙里伸出了手” ，还看出他“这双手原可以创造世界”。那一年他十六岁，他在诗与思的同一中瞥见了真相，而这在当时却是全中国都视而不见的。

所以，人只有领悟到栖居本质上是诗意的，他才会认识到现实中的栖居之非诗意性。按照海德格的说法就是：“只有当我们知道了诗意，我们才能经验到我们的非诗意栖居，以及我们何以非诗意地栖居。只有当我们保持着对诗意的关注，我们方可期待，非诗意栖居的一个转折是否以及何时在我们这里出现。只有当我们严肃对待诗意时，我们才能向自己证明，我们的所作所为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对这一转折作出贡献。”现象学的道理放在中国的现实中并不玄秘，明乎此则不难了解文革时为什么要大批封资修，为什么从养花到听古典音乐，从穿高跟鞋到阅读文学名著，全都被列入四旧或反动了。这些享受若是“诗意栖居”，那革命造反，抄家杀人不就是“非诗意”的，断断不能接受和容忍的现实了吗？“诗意”对革命于此形成危险的消解，在那个年代， 渴求“人诗意地栖居”，正是文明与野蛮的对立，自由对压迫的抗拒，心灵对暴力的逃逸。一个人若爱读爱写，怀抱文学青年的心态栖居那样的乱世，生存就特别危险了。

“诗意”可以是诗的，即诗文本所体现的意味，但它又不完全等于诗文本。文字诗只是表达诗意的一个媒介。真纯的诗意是某种灵性的东西，古代所谓“痴”的人物——也就是当今世俗所谓的傻吧——往往比常人更具有“诗意栖居”的本性。这个本性表现在蔡楚前期诗作中的明显特征就是幼稚的单纯。我在这里用“幼稚”一词并非纯粹的贬义，习作阶段的诗作固然难免幼稚，但蔡楚诗作的幼稚还给人一种直接从1949年以前跨越过来的感觉，那是一种民国世代的遗韵，淡淡荒凉的记忆，清纯明净的意象，对美好的事物总怀有亲切的期望，有一些从古典诗词中生涩地化用过来的学生腔，但绝对没受到新中国革命诗歌气势的熏染。这一未受熏染的“幼稚”至关重要，那时候年轻人尝试写诗的，有多少人不受郭小川、贺敬之之流的影响，不模拟那种排句堆砌起来的豪迈抒情？今天回头看，凡染上那种风格的诗，就注定俗气到死了。我的确为年轻的蔡楚没受这一时代的污染而感到欣喜，应该说，正因为他家庭出身“不好”的背景和很早就被社会边缘化的经历，他才幸免于俗，因而在个人情怀和文字操练上才救护了他幼稚的清纯。不入流的疏拙反而让他保持了唯情唯美的“采取尺度”，以至在1964年，正是文艺界学习“九评”，开展批判《早春二月》等毒草的热潮中，他还在捕捉“夏虫吟一串云样的梦呓”和“秋雨滴一朵梦样的云霓”（《致燕子》）。

父母双亡后，据蔡楚所说，屋里早被红卫兵抄得家徒四壁，他们兄妹盖着破棉絮睡觉，没有煤烧，吃一口生米喝凉水充饥。处于这样非诗意栖居的生活，一般人也只有非诗意栖居地过下去了。蔡楚干的都是粗活脏活出力活，在都市的最底层跟一群同样家庭出身不好的男女老少在一起拉架子车，烧砖瓦窑，运送硫酸，装卸水泥……如此粗砺的生活，喘息间他还与另一个名叫殷明辉的诗痴吟咏不辍，风雅得简直有些穷奢侈。顺便在此一提，这位殷明辉也是黑五类子弟，从小写旧诗，他1960年写的第一首诗《荒年即景》也是悲叹饥荒的。饥饿同时点化了两位饿友的诗灵，饿出了他们直面人生的写实态度。诗好比一根明亮的丝，悬在诗人陷入的黑洞上空，就是牢抓住这根命脉之丝，他向光明的梦境攀升，编织了大量的诗梦：北风冰雪的梦，仲夏缤纷的梦，蝉噪搅扰的梦——从梦中撷取稀薄的温馨来慰藉身外彻骨的荒凉。这是一个诗人唯一可以在瞬间超出非诗意栖居的努力，是蔡楚连滚带爬度过的60、70年代后，回头而望，生命稀落撒下的亮点。

读写于1976年的《等待》一诗，可以明显看出蔡楚他们成都野草诗人群落的诗格与首都知青诗派诗风的强烈对比。我一直对文革地下文学评论者把食指（郭路生）那几首知青诗奉为经典的定论不以为然。《相信未来》一诗十足的郭小川俗气，它以伪装的民间姿态发出了时代主旋律激越的调子，怪不得一时传遍知青，引起相信未来的一代人那么大的共鸣。这种在落魄中还能用略带凄怆的豪言壮语发出呼唤的调子正是皇城根世界的氛围熏陶出来的，一些准干部子弟的圈子及其圈子外围能沾上边的孩子们就是这种德行，他们惯于豪迈地媚俗，善于互相捧场，而这也就是他们一进入文学新时期就登上诗坛的来历、门径和台阶。蔡楚的“等待”则是死等，是硬碰硬地等，是没有希望地等，是存在本身唯一能够延续下去的等待。他拒绝相信，不提未来，只有把坚韧的等待作为存在的唯一方式。这里并不存在什么新潮不新潮，现代不现代的问题，也没有哲学和理论，没有艺术的标新立异，没有希求获奖的起跑姿势，有的只是草根小民在架子车辕下吭哧吭哧爬坡时所能做的选择。“从鲜红的血泊中拾取，/从不死的灵魂里采来。/在一间暗黑的屋内，/住着我的——等待。……它是缄默而又固执的啊，/ 懂得自己的一生应当怎样安排。”

那首《乞丐》被揭发后，蔡楚曾遭批斗和关押，后又因参加地下文学团体而被缺席审判，定为内控，背后受监视，出入要汇报，直到1979年平反，他一直过着类似四类分子戴帽子的生活。中国人的后毛时代并不等于犹太人的后奥斯威辛时代，恐怖并未彻底肃清，只不过由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形式的迫害转为极个别的，警察机器的迫害。过迟的平反使蔡楚错过了升学的机会，在唯情唯美的吟咏中，他仍会流露出已由幼稚变得凝炼的孤独和忧伤。那是期待转折——非诗意栖居的转折——和如何对这一转折作出贡献的的忧伤，是要摆脱被钉死在墙上或在蛛网上被吸干血的忧伤。为此，他打算上下求索：“既然没有一个新鲜的太阳，/ 就让我到太空中去寻访。”（《我的忧伤》1980）而孤独则是一种不屈的固守，像树根一样扎入思考的深处，即使枯萎，也要站着死去，即使被风摧折，剩下的残株也会硬挺旷野。孤独只有一个向度，那就是成为自己。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蔡诗在形式上有一个最突出的特征，那就是很讲究音韵美，不但刻意押尾韵，而且在诗句的内在节奏上也有其抑扬顿挫方面的斟酌和推敲。在有些捕捉奇思妙想的短章中，蔡显然在通过探求新的韵律来重铸古典的延续，让人读出了古人词作中某些小令的韵味。那是宛若鬓丝的轻拂，无声地撩拨起很多美妙的瞬间感触。在有些诗行中，他让触动变得明亮可见，随着咏叹的声音消融在延续和休止之间，节奏和韵律传达了一种超意义的感染。

蔡楚对意象和比喻的运用也值得在此稍作分析。一般的比喻多是单一和静态的运用，蔡似乎在有意探求重迭比喻的可能性和将比喻的运用推向动态化的视野。试读《荒凉》中一节：

荒凉如同人们冰冷的目光

石头一样地相互碰撞

落下一束束种子一样的火花

散开象一星星拾不起的希望

荒凉是是生态的，也是心态的，是社会的，也是个人的，它就是非诗意栖居的总体生存状态。首先，“人们冰冷的目光”使抽象的“荒凉”具体化了，转生态为心态，从群体延向个人。再把“目光”比为石头的互相踫撞，静态转为动态，继而写石头碰出火花，而且比其为种子。动作带出因果，踫撞了，就会有转折的可能，那“种子一样的火花”或可化解荒凉。然而它散落了，虽星星点点闪烁，却没有结果。抽象的“希望”之“拾不起”由火花散开的动态而具现出来，追求转折的一再挫折从内心感受转化为天地间广漠的荒凉。

蔡楚对转折的寻求尚在继续：平反不是终结，走出中国不是终结，活在美国不是终结，整理旧作，汇为一集，付梓出版也不是终结。按照海德格推出的尺度，作诗，有的是本真的，有的是非本真的。“本真”是个很玄的东西，本真的作诗不是随时都会发生的，也不是会发生在每一个做诗的人的身上的。就本真的作诗来说，仅仅是“诗意地栖居”，恐怕就不够了，它更需要“人性地栖居”。让我从荷尔德林说“栖居”的那首诗中再引几行在此作结，并与蔡楚共勉：

……只要善良，这种纯真，尚与人心同在，

人就不无欣喜

以神性来度量自身……

2008年7月30日于康州北港

《自由写作》首发

前任清洁工史蒂文·孔特（Steven　Conte）以首部小说《动物园园长的战争》（The　Zookeeper＇s　War）战胜众多澳洲文坛老手，出人意料地获得了该国新设的首届总理文学奖。

此奖由澳大利亚现任总理陆克文倡议创设，以税后合共10万澳元（约合人民币54.2万元）的该国史上最高奖金，表彰最佳小说与非小说作品。

总理本人并非简单挂名此奖，而是实权在握。根据规程，评委会的权限仅止于确定七部决选作品，最后的大奖得主由陆克文亲自圈定。这一规定曾在澳大利亚文坛引发对“外行指导内行”的强烈争议。

《动物园园长的战争》的故事发生在1943年的柏林，讲一位澳大利亚女性与其德国丈夫——即书名中的动物园园长——在战争期间的遭遇。

柏林终日遭受盟军轰炸，天上不断掉下炸弹，地上还有盖世太保到处乱蹿，人和动物一样惶然，此时此地，你能相信谁呢？薇拉帮助丈夫阿克塞尔料理动物园，眼见员工们一个又一个应征入伍，不得不由来自集中营的劳工顶班。一开始，薇拉讨厌他们，但日渐觉得他们才是动物园的希望所在，其中一人，终将与她未来的命运紧密相连。

42岁的孔特1966年生于悉尼，在新南威尔士乡下长大。为圆文学梦，他曾经到处打工，开过出租，也曾云游欧洲，当过酒吧小厮和清洁工，终在柏林发现灵感降临。

非小说奖得主亦令人跌破眼镜，女权主义运动昔日的风云人物格梅茵·葛丽尔引起广泛热议的《莎士比亚的妻子》出局，大奖最终授予了一部关于土著古物的纯学术著作——历史学家菲利普·琼斯（Philip　Jones）所著的《红土与铁锈》（Ochreand　Rust）。

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杜克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R.Jameson，一译詹明信）9月16日获得了挪威政府颁发的2008年度郝尔拜国际纪念奖（Holberg　International　Memorial　Prize），并获奖金450万挪威克朗（约合人民币527万元）。

赫尔拜奖设立于2003年，以17世纪的挪威文豪路德维格。赫尔拜命名，用以奖励社会科学领域内的杰出学者，前度得主依次为巴黎第七大学教授朱丽娅。克日什特娃（2005）、法兰克福大学退休教授于尔根。哈贝马斯（2005）、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教授什穆埃尔。艾森斯塔特（2006），以及纽约大学和伦敦大学学院教授罗纳德。德沃金（2007），皆各自领域内的明星学者。

詹姆逊的理论与著作在中国得到广泛介绍与讨论。2004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四卷本的《詹姆逊文集》，分别是《新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和叙事阐释》、《文化研究和政治意识》，以及《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全球化》。从中可以看出，詹姆逊的研究决不局限于文学批评，而是涵盖了当代政治与社会的多个关键问题。正如赫尔拜奖的授奖词所言：“詹姆逊以他本人所称的‘社会形式诗学’（poetics　of　social　forms），对人们理解社会构成与文化形式之间的关系一直有突出贡献。他的著作将意义重大的理论和哲学思想与对特殊文化对象的极大忠实集于一身。”

詹姆逊1934年生于俄亥俄州克利夫兰，早年以研究萨特起家，由此转向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尤其是布洛赫、卢卡奇、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塞、阿尔都塞和萨特等人的理论。他未曾简单地采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说法，而是将文化视为历史和社会现象，以及经济和政治力量关系的产物，由此产生出他的名言“总要历史化！”（Always　historicize！）。但同时，他也认为，作家及其他艺术家始终在试图“逃离历史”。

此外，他对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性，全球化与后现代性的关系的考察，对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及其文化的批判性研究，均有开创性的贡献。

詹姆逊曾多次访问中国。

我的研究领域常常会使我陷于内心矛盾的境地：有时不得不为下流社会辩护。

在一个社会中，下流社会的人们比较重物质，重肉体；上流社会的人则比较重精神，重灵魂。下流社会人们的基本追求不外食与色这两种东西，而上流社会比较节制，比较温文尔雅，比较禁欲，至少不那么直露。就拿淫秽品的消费和卖淫嫖娼来说，它基本上是一个下流社会的消费方式，当然在古代也许不是这样，那时的青楼文化高雅得很，琴棋书画，吟诗作赋的，下流社会还弄不来。现在不同，卖淫基本上是一个贫困问题，性工作者大多来自社会底层，性病艾滋病，又脏又危险，上流社会避之唯恐不及。

话说回来，下流社会的人也是人，他想满足他那点可怜的欲望，就像那个从网上下载黄色录像的人，国家凭什么去罚他款？关键的问题是：他有权利。宪法是保证他自由阅读各色图书和浏览各色网站的权利的，这就是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公民的性权利。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我不能不为他辩护。按照宪法精神，一个现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拥有在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之下满足个人各种感官欲望的权利。这个事件的性质说极端一点就像一个男人走在大街上偷偷欣赏一个漂亮姑娘一样，如果这也要罚款，我建议不如把所有爱偷看的人的眼睛都挖了更直接有效一些。

我提倡上流社会的格调，重精神，节制欲望，五讲四美三热爱；但是我有时不得不为下流社会人们的爱好辩护，因为他们也是人，也有他们的权利。希望大家不要因此误解我，以为我在提倡那些下流的爱好，也不要用骂我来标榜自己的高尚。尤其是不少骂我的人内心也有这些下流的欲望，只不过比较善于掩饰或者压抑而已。

最近，韩寒跟作协之间被媒体一把火枪打着了火。韩寒说，如果他当选作协主席，下一秒就解散作协。某省的作协副主席说，如果他当韩寒的爹妈，下一秒就打死韩寒。别怨我们的主席如此发狠，韩寒的这番玩笑，不是踩了人家的脚或者尾巴，而是伤及人家的命根子，没有真刀实枪跟你玩命，已经算客气了。

其实，我们的主席没有必要如此好勇斗狠，动辄要取人性命，让人把个作协看成水泊梁山。别说一个韩寒，就是一百个一千个韩寒一起发声说要解散作协，作协也散不了，不仅散不了，而且还会有若干跟韩寒一样年纪的新生代作家申请加入作协。

把作协说成圈养作家的地方，其实不那么确切。据我所知，加入作协的人，大部分都有其它职业。这个行列里有国企老总，银行家，也有大学校长，他们肯定不用作协来养，加入作协，无非是在自家脑袋上加一顶作家的桂冠而已。作协养的，大抵有两部分人，一是住会作家，二是作协的工作人员，都由作协发工资。至于像写出“做鬼也幸福”妙句的某省作协副主席，不知道属于住会作家呢，还是工作人员？不过能写出这样技惊世界的佳句者，看在大众的欢愉和惊喜的面上，的确应该养着。住会作家相当于国家作家，是列入国家干部序列的，工作人员只要是正式的，不仅列入干部序列，而且是现任的公务员。按现行法律，作协属于民间团体，一个民间团体为什么充斥了国家干部，工作人员还是现任公务员？没法说得清。要说，只能说是中国特色，大家难得糊涂好了。作家不坐班，但有任务指标，工作人员要坐班，但没有任务，不用挣工分。

我们这个体制很有意思。凡是两人以上的组织，都要纳入国家管理的范围。有组织，就有级别。现在的我不清楚，反正以前作协的作家都是有行政级别的，处于顶尖部分的一些人享受高干待遇。其实，不仅作家，连工人农民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都得由国家组织起来。从前我在农场的时候，我们一跟周围的农民打架，总要自豪地宣称“我们是国家职工”。一提这个，对方就泄气。其实，这些公社社员也可以说“我们是国家农民”。

当然，国家农民跟国家作家没法比。在那个时代，是吃商品粮和拿固定工资与否的区别，就算作家乐意生活在农村，这个区别也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农民毫无疑问地处于所有带国家头衔者的最低层，否则，作家等人犯了错误，怎么会发配到农村做农民呢？

一直有人说，作协的存在，可以使得作家免于饥馁，安心搞创作。是的，过去的时代中国作家住亭子间，挤胡同里的偏厦，交不上房租，饥寒交迫。沈从文初到北京，考学考不上，投稿没人用，无奈给已经成名的作家郁达夫写信求助。如果不是郁达夫把这个萎缩在凉炕上饿了三天的家伙救出来，估计这个后来的大作家非冻饿而死不可。可是，奇怪的是，饥寒交迫的作家却写出来很多了不起的作品。就算我们体制内推崇的鲁、郭、茅、巴，似乎也不是作协资助出的大名，都过过受穷的日子。今天作家有人养了，了不起的大作也没了。其实，今与昔都一样，作家没成名之前，该受穷都受穷，没名没人养，成名之后，给工资养着，人家却也不在乎了。作协真正起作用，就在改革前那一段，作协就是作家的单位，跟工人有车间一样，不仅发工资发布票，而且组织学习，开展批判也很方便。

现在，批判作家已经不大可能了，学习也找不到人，作协存在的最大功能，就是由政府拨款养一大批工作人员，以及少量写不出东西的作家，再就是组织一些作家四处走走，搞点旅游式的创作活动，事实上，已经跟工会什么的很相似了，变成某一部分人的游乐团体，远远抵不上韩寒的赛车俱乐部。

即便如此，只要作协国家作家的这个桂冠还值钱，社会上还有人买账，作协就依然会有吸引力，哪怕腐朽没用到了家，也散不了。

随着部分批次产品被国家质检总局检出含三聚氰胺，部分声誉颇佳的国产奶制品企业目前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与此同时，包括百度在内的多家国内主流网站也因对此次奶粉事件所牵涉一些企业的关键词不同寻常的处理，遭到很多网友的强烈质疑。

此前，已有“三鹿300万公关百度文件”曝光。该文件至少提供以下三点信息：一是三鹿的公关公司曾建议三鹿花300万“摆平”百度，屏蔽肾结石等负面新闻；二是伊利、蒙牛等曾花500万拿下百度；三是三鹿已经与新浪、搜狐建立强强合作，“除非涉及国家权威机构的通报，该两网站今年内不会有任何关于三鹿集团的负面新闻”。

“强强合作”，曾经美妙的字眼。如果上述属实，这种“强强合作”何止是为不良企业“灭火”，简直就是将社会往一个巨大的火坑里推。

热烈的讨论、质疑与寻根问底的背后，是这些“主流网站”同样正面临一场空前的信用危机。这也是为什么尽管事后新浪、百度等主流网站纷纷否认曾收取过三鹿“封口费”，但仍有大量网民发问：为什么三聚氰胺事件里百度搜索结果比谷歌少？为什么新浪新闻标题的源代码里“伊利”成了“伊<！>利”，在“伊”和“利”之间加上莫名其妙的编程注释符……事实上，无论是根据平时上网的遭遇，还是其他生活经验，出现网站被收买而封口的事情，大家也并不意外。

眼睛看不到的真相，心可以看到。我曾经热情地讴歌互联网，称其为“庶民的胜利”。然而，经过十几年的使用与观察，我也不得不承认，互联网在不断壮大的同时，也在一点一滴地被腐蚀与控制；我也曾相信这个虚拟社区里有中国最真实的意见，但是我同样看见不受约束的权力与资本之手正试图将它还原为一个远离真相的不折不扣的“虚拟社区”。而且，必须承认，很多时候它们的确做到了这一点。

记得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当互联网渐渐走进大众生活的时候，曾有不少政治传播学者欢呼“一个雅典时代即将到来”。他们由衷地相信，一个新的美好的时代就要到来。假以时日，借助新型电子设备，人们不仅可以享受数字化给生活带来的种种便利，甚至还可以端坐家中，像简朴的古人一样参加“雅典国民大会”，让雅典直接民主的神话得以在二十一世纪及以后的诸世纪里呈现。

然而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在此，且不去担心这种直接民主和现在中国人享有的“半吊子网络自由”一样会因为停电而消失，更令人担心的问题是谁来掌握这门技术？如果是一家企业，而且社会与政府对其缺少必要且有效的监督，最后这家企业是否会成为这个世界真正的掌权者？如果是权力，当权力与技术合流，社会是否从此手无缚鸡之力？技术虽然给人带来了某种平等，但是在技术的拥有者和非拥有者之间同样会因为这种“数字鸿沟”而出现控制与被控制。在此条件下，掌握技术者就难免会像那些没有底线的所谓“主流网站”一样，通过删帖、过滤关键词等手段，不顾一切地猎取自己的“技术血酬”。

当下中国信用危机此伏彼起，究其原因，首先就在于还没有让失信者维持守信的有效工具。而社会监督与媒体监督最后能否见成效，与其说是迫于舆情压力，不如说得益于权力的自省与自觉。是故在监督方面虽有常规的制度性安排，但在具体操作时总还是少不了靠“风暴”或“运动”来实现。

“公关”本是为了让社会组织与公众形成良性互动，然而，网络公关却异化成摆弄舆论、掩藏真相的工具。正如《中国青年报》所评论，近来频发的食品安全事件同时揭开了网络公关的潜规则。有些企业一旦发现有质量问题，首先想的不是尽快解决，而是如何掩盖真相，把“公关”作为“搞定”政府部门、“摆平”媒体，进而欺骗消费者的工具。网络公关帮助这些问题企业“灭火”，尽量又快又多地发布这些企业的正面消息，把负面消息冲掉，遮蔽消费者的知情权。

当一个不良企业可以“摆平”权力和技术（媒体）为自己撑腰或让道，可以使反对派在公共领域销声匿迹，最后结果可想而知——社会刚崛起一点，又被“摆平”一点；中国刚崛起一点，又被“摆平”一点。你想建一座大厦，善“摆平”者却要你平地里铺砖。

弗里德曼说“世界是平的”，曾经引来掌声无数。身处转型时期的中国，或许有时你也会觉得“世界是平的”。不过，这一切可能和全球化并无关系。在这里，世界虽是平的，却是被“摆平”的。

那天我在北京机场一座自动咖啡机前唤来一位侍应，告诉她咖啡卖完了。她瞧也不瞧地迅速响应：「有呀，怎么会没有？当然有」。等到她自己仔细查看过之后，才发现咖啡果然倒光了，于是她沉默地为这座机器装上一袋咖啡豆。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她的第一反应会是这样子呢？为什么她连一眼都没瞧，就能如此确定那部咖啡 机的运作很正常呢？

其实这也不是甚么很不寻常的奇事。我们坐出租车，要是发现车子震动得厉害，司机一定会说：「没事」。奶粉吃得孩子生了肾结石，负责官员却在大规模检测开始之前，就信心满满地告诉大家：「出问题的只是极少数产品」。

这又让我想起中央电视转播奥运开幕式的解说，据说他们后来做了内部检讨，承认当时的表现的确不够好。我干电视这一行，很明白他们的问题其实出在读稿；事先写好一篇激情澎湃的稿子，然后再高昂地把它朗诵出来，完全不顾当时现场的实况。于是观众看见的和听见的，仿佛各别来自两个不同的星球。

这是一个语言文字与真实世界严重脱离的国家。前人花了一万多年努力去命名世间的每一样事物，例如一头山林中的走兽，一座架设在河道上的工具，一种暧昧的情绪，甚至是某种风暴的型态。到了现在，这一切名字却像黏力失效的小纸片，从它们所在的东西上逐一剥落，逐一飞散。

所以我们开始习惯不再相信言词。满街的标语，我们当作装饰。课本上的教训，我们当作考试过关的口令。什么「国家名牌」「免检产品」，我们当作是产品包装上的图画。甚至连我们自己也变成了在真空之中戏耍修辞的高手，公司办的一切活动，我们都在内部通讯上形容它是「盛大」的，到访的宾客一律「尊贵」，他们和领导的谈话则必然「亲切」。国营商店的墙上詨我们为「亲爱的顾客」，但里头的工作人员却不耐烦地用「喂」这个词来称呼我们。

活在这里，我很难不想起哈维尔在《无数者的权力》中所说的那个著名故事，一个市场上的蔬果贩在店铺里打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但这句话到底和他的生意有何关系呢？它是他的理想吗？他真心信仰这句话的力量吗？恐怕不。可是他仍然无可无不可地挂上了这面标语。如果每个人都以类似的态度对待言词与事实的隔离，那么他们一定不会再轻信任何言词以及那些用言词表达的所有美好价值。而这个社会将不只是个信任匮乏的社会，它还必将滋生出一种犬儒的冷漠。对于种明明背离了现实的描述和形容，他们会说：「这真是没办法」；他们会说：「反正事情就是这样了」。默然地承受，机敏地度量，以一已的智巧去处理世事之无奈。

齐泽克对哈维尔这个故事的阐析很精到，他说：「对官方意识型态的那种玩世不恭的态度正是政权真正希望的——对于该政权来说，其灭顶之灾是它的臣民把它的意识型态太当真了，并且将其付诸实施」。

虽然很多人都过早地衰老，常常世故地劝告那些还会生气还在盼望的人「不要太天真」。可是，我依然以为当一个产品标榜安全，它就应该是安全的；我依然以为当一个自称公仆，我们就要以对待公仆的方式要求他；我依然相信语言与事物的神奇对应，相信承诺必将履行，理念必得实现。这不是幼稚，而是公民存在的基本条件；不只是「我相信」，更是「我要相信」。天然绵已经不是天然的了，甚至连蛋白质也不再是蛋白质。假如连我们自己也不试图活在真实中，任由那种成熟而聪慧的犬儒蔓延；那么迟早有一天，「人」这个字的意义也要沦陷、虚无。

我写这类杂感式的文字已有好些年头了，但要说有什么“心得”却实在说不出。大概每个人选择什么文体作为自己写作的载体，就像一个人选择什么样的女人作为老婆一样，都有一些偶然的、不足为外人道的因素。

和大多数农村出身的文学青年一样，我最早接触杂文是从上大学时读鲁迅的作品开始的。这话有自夸的成分，好像我读其他类型的文学作品就不是从鲁迅开始一样。实际上，我在大学之前除了《西沙儿女》、《第二次握手》等有限的几部“名著”外，就没有读过什么正经的文艺作品。小时候家里穷，父母认为除了《语文》、《数学》之外的书都是“闲书”，看了会影响我的前程。当然主要原因是买不起。现在想起来也没有什么遗憾的。上帝在一切事情上都是公平的。他在天地之间摆了两种书：一种是有字的；一种是无字的。有字的念得太多，无字的，也就是大自然中真正生生不息的“生命之书”就念得少了。尤其是看见现在的孩子，书包由“单肩”改为“双肩”，现在是“双肩”也背不动了，干脆拉一个旅行车上学，我的内心除了同情，还有一丝暗暗的庆幸。

看了鲁迅的杂文，那时也学着写了一点。但惭愧得很，除了青春期的矫情，再就剩一腔报国无门的愤懑了。毕业以后，来到古都长安打工，饭碗寄托在一个专教妇女化妆打扮的杂志名下。老板是一个搞过多年情报工作的“老军医”——但好像不是“广州老军医”，给我的任务是专为一些讲人体美的栏目写文章。我于是就把大学时从鲁老师那里学来的本事痛痛快快地演习了一番。开始还没有什么，但慢慢地，“老军医”的脸就掉得老长了，说，读者就是上帝，上帝再不好，也养育着我们，你怎么能用杂文笔法讽刺上帝呢？其实他说的“讽刺”，不过就是善意地调侃了一下时尚的虚妄而已。“老军医”看不懂，就认为这是砸他的摊子。既然上帝不喜欢，那就干脆不写了呗；但不写也不行，“老军医”认为这是白拿他的钱。于是就处处给你穿小鞋，小鞋穿不走，最后就唆使另外一个比他更老的“老军医”在会上批斗，揭发我的“罪行”，甚至不惜用当众羞辱的办法来逼你走。最后的结果当然是我卷着铺盖离开了我服务六年的杂志社。对于这场灾难，朋友们开玩笑说：“都是杂文惹的祸!”有的甚至还不怀好意地说，你应该向鲁老师索赔，鲁老师去世了，还有周海婴嘛！理由是“父债子还”。

失业在家，心想这下不用管“上帝”了，自己喜欢就行，于是就在斗室里信马由缰地写起来，甚至把自己的名字也换成了“狄马”。第一篇是根据旅美作家林达书中提供的材料写成的《坐着的权利》，投给了《随笔》。主编很快就回了信，表示立即排版。发表以后，又被很多报刊转载，甚至发行量很大的《读者》也转载了，就很受鼓舞。从此一发不可收。

这样写了几年，读者渐渐地多了起来。偶尔出去活动，朋友们介绍说，这是“杂文家狄马”。其实我算什么“家”，不过是因为大部分文章发表在专门的杂文杂志上罢了。而我的文章却越写越长，因为准备的材料太多，又不懂取舍，剪裁很难，动不动就几千上万字的篇幅。一般的杂文刊物就发表不了了，只能投给厚的杂志。比如《书屋》、《随笔》、《社会科学论坛》、《东方》等大型的思想文化类刊物。平常联系的杂文编辑看见了，说，你发表在某某刊物上的长文章，第几章第几节就是最好的杂文，你改写一下，给我寄过来。我于是就改出一点给他们。至于究竟是杂文还是随笔，我实在不知道。

回顾自己多年来走过的路，虽然谈不上一帆风顺，但也不能说多灾多难。写文章的人都这样，不是就你一个人可怜。真正难的是给自己的文章定位。自古有谚：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别人的好。老婆究竟是自己的好，还是别人的好，男人们没有一个肯说实话。只有文章，我真的认为不是自己的好。自古以来，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各有各的弄法而已。如果硬要我说自己文章的特色，我认为大致可以归纳出这么几条：

首先，我的文章不关涉时事。这不是我瞧不起时评家，而是我认为时评属于新闻的范畴，杂文属于文学的范畴。而我自己是一个天生缺乏“新闻敏感性”的人，对那些起起落落的艳情、绯闻、凶杀、会议、楼盘、股市实在没有耐心。对于一个闹哄哄的时代来说，尽管每天都发生很多事，但只有极少数是有意义的。因而，圣经上说：“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这不是说日光之下不发生事，也不是不发生新事，而是貌似新的事实际上都是以前的世代里反复出现过的旧事。也就是说，我并不看每天发生多少事，我只看发生的事有没有意义。事情的数量本身告诉不了我们任何本质的东西。一个蚂蚁搬家和十万个蚂蚁搬家在性质上是没有区别的，正像一颗土豆堆在地窖里和一袋土豆堆在地窖里一样。

简单地说，我只对能给这个时代带来新质的，有原创意义的，富有挑战性的事情感兴趣。一场声势浩大的晚会，喇叭吹上了天，某领导会见了某政要，某政要又抱住了矿难家属的老婆哭泣，这些事情尽管每天都发生，但对我来说就等于不存在。我只对能触动一个时代神经的意见、信息、人物、观念有兴趣。这些事情尽管很少，但不是没有。一旦捕捉到了，我就会用全部的精力关注、分析，以期引起人们的注意。说到底，我不想和某个人，某件事，某个阶层过不去。我的目标只是推进一种思想，推进的过程中有可能触及某些人的利益，惹得某些人不高兴，但这不是我的错，这是某种逻辑论证的必然结果。我把这类作品叫“社会批评”或“文明批评”。大致类似于鲁老师早期的那些东西。

论证方法上我不大喜欢国内杂文家那种怪怪说话的调子。我以为杂文也要讲逻辑，讲理性，要拿平常心对待自己和周围的生活。不要以为真理在握，大棒抡人，好像天兄下凡的杨秀清。我写文章看重的是逻辑和理性的力量，运用的也主要是分析和推理的方法。我认为一篇好的杂文不是要解决一个问题，杂文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而是要带给读者一个新的看问题的角度，教给他们一种独立分析事物的能力，进而培养一种独立思考的习惯。这比发一通牢骚，说两句风凉话要有效得多。尽管这种“效”可能暂时看不来，但只要把这颗种子种下了，迟早就会生根发芽的。

一句话，杂文不是“砸”文，它不是用来骂人的，也不是替谁出气的，更不是专门和谁过不去的。杂文是教人明白事理的。再说简单点，就是“启蒙”。启自己的蒙，启别人的蒙，启一切被人蒙骗，还以为聪明一世的人。当然首先是启自己的蒙，不然，就成了“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了。

2008年9月10日草于长安饮马窟

最近清华大学一个文科实验班要学生背诵《四书》的做法，引起了一些争议，虽然各说各有理，但其实有些说法是脱离时代的，比如要求现在的学生背诵《四书》就不切实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我想稍有常识的人，现在都不会否定。就是对于儒家经典，现在多从正面理解，也是国人共识。钱穆过去讲，一个本国公民对于自己本国以往的历史应具温情与敬意，现在人们大体可以做到这一点。

关于中小学生读经，从五四后就是一个人们经常谈论的话题，当时军阀一般来说都主张中小学生读经，比如主政湖南的何健。但大学教授恰好相反，比如鲁迅、胡适、傅斯年，他们一生都反对中小学生读经。在这个问题上，简单的判断对错，其实没有意义，关键是要对他们各人当时的真实想法和意图有切实的了解。

一种文化的产生，不能脱离它的时代。中国文化是在农耕时代这个背景下产生的，并达到了这个历史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在面对当时可能产生的所有问题时，中国文化基本都有高明的理解和解释，同时也寻找到了承传这种文化的最佳方式。在文化的普及层面，主要依靠传统的私塾，在教育成本方面，这种方式有操作性和广泛性：在普及的基础上要提高中国文化的水准并保持这种文化的活力，中国产生了书院制度，它是民间思想、学术流派形成的制度形式；科举制度的完善，使学习和承传中国文化有了制度保障和现实性。这三种方式的完美结合，最终形成了中国文化的知识保存和承传状态，共同构成中国的教育传统。一种文化，它生命的保存和延续，必须寻找到最佳的承传方式，当这种方式发生变化后，再说保存这种文化或者想要让这种方式提升到更高程度，基本就是不切实际的，在事实上很容易流于空话。晚清以降，中国学术一代不如一代是基本共识，主要就是因为承传中国文化的方式发生了根本转变。

今天提倡背诵《四书》，在知识的承传上，它本身已经没有意义，因为现代保存知识的手段非常丰富，就个人获得知识和养成人格来说，简单背诵只是第一步，但在现代社会，它所要付出的成本却很高，这个成本还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问题，而是这种背诵的实际意义。电脑时代，简单记忆的作用，和传统时代不是一个概念。不是能不能背诵的问题，是背诵了这些又如何的问题。电脑向移动化方向的变革，使简单以贮备知识为追求的学习方式产生了变化，不是说记忆变得没有价值，而是能不能做到记忆或者记忆了以后怎样的问题。

在传统时代，中国文化在事实上寻找到的继承方式所以可行，并能产生作用，主要是没有脱离时代，那种知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以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半部《论语》治天下，在事实上也是一种经验表述和总结，但在今天，这一切就未必能有这样的功效了。也就是说，那时代读经就够用，而现在不够用了，或者说在道德上够用，而在知识上早已不够了。

我经常和那些主张读经的人开玩笑说，现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好方式是两条，而且可以立竿见影，一是高考只考《四书》《五经》，二是公务员招考也照此办理。不出一个周期，中国学生的读经水平马上提高，就如同现在中国学生的英语水平一样，但这可能吗？管理现代国家，控制现代社会的知识，传统经典中所能提供的东西毕竟有限。重视传统文化没有借，提倡全民读经，总比“批林批孔”好，背诵十三经，肯定比背诵“老三篇”好，但一切文化继承，绝对不能脱离时代。

（作者系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