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吴敬琏（左）与作者在东莞

我闻到了玫瑰的香味，却忘记寻找棺材！

8月27日我从上海启程到北京参加一个会议，到北京后也没有上网，28日才打开信箱，信箱里有一封海外某编辑老友的信，信件附录了一份新闻稿，就是那篇后来广为流传的吴敬琏涉嫌间谍门的新闻稿。编辑信中说，他们收到这样的稿件，但不能确定真伪，想请我给个意见，他们再决定是否发这则新闻。

凭我对中美情报机关的了解和研究，已经可以判断这新闻违反了一些基本“常识”（后来我也在博客里提到了）。首先，美国（包括其他一些主要国家）的情报机关对华情报工作中可以发展哪些人有严格规定。据我的了解，吴敬琏老师这种人不应该在美国的间谍发展名单内，或者说，要发展吴老师这种人充当间谍，其审批权要到美国总统那一级，而以目前的中美关系，不应该有这种情况出现；其次，虽然当时没有见过吴敬琏老师，但从我了解到有关他的情况判断，吴老没有任何理由和动机“充当外国间谍”；第三，以吴老在体制内的身份和地位，以我对国安部门的了解，即便他有什么问题（纯假设），国安部也不会采取这种方式，事先张扬，轰轰烈烈。

不过，当我看到朋友发到信箱的信件时，关于吴老间谍门的消息已经在海外多家网站登出。有一个朋友解释说，等不到我的“专业判断”，因为提供这则消息的人同时向多家海外网站发送了消息，他们怕落人之后，所以，也发表了。实际上，如果大家稍微看一下国内对间谍门消息报道，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几乎所有的报道都把矛头直接指向28日开始刊登这则新闻的几家海外网站。实际上，有关吴老师的间谍传言，早在这之前就在大陆纷纷扬扬。而且，虽然和海外网站联系的人使用了代理隐藏了IP地址，但大体可以确定那是来自大陆的IP.

发表就发表了，也没有人追究责任。有一两个海外网站还在后来还发表了纠错声明。网络时代往往有这个问题，特别是涉及到中国的一些新闻，在资讯不畅通的情况下，难免有些误会，甚至是完全错误的消息。这种事情以前也有，过去也就过去了。所以就连我这位自诩为当今唯一一位中美情报问题专家（呵呵，加一个“公开”的吧，否则那些真正的专家会笑掉大牙的）也只草草写了两句，就此搁笔。

当时我因为忙于俗事，也好久没有涉猎情报研究了，也没有细想。这段时间，我收到多封海外朋友的信件，有些还打来电话，对吴老间谍门提出一些看法和意见。这才引起了我的关注。

有人投鼠却不忌器？！

9月21日我到东莞参加一个有关东莞产业转型的会议，吴老是这次会议邀请的主讲嘉宾。当晚，我和吴老有机会在宾馆房间畅谈了三个小时……

但如果各位想在下面文章中看到什么奇文异事，那就要失望了。三个小时里，吴老谈的是中国的经济和自己的学说，还有他对当今局势的一些看法。在这几个小时的交谈中，我见识了一位以民族和国家利益为重的独立学者的风采，一位造诣很深的经济学家，一位不但是以其学识、更以人品傲立于学界的老者。

当然我们也谈到间谍门。说起那件事，立即可以从吴老慈祥的外表下感觉到他的气愤和无奈。吴老对间谍门的起因和我们一样一头雾水，他一门心思扎在工作和经济研究上，凭良心和学识生活和工作。虽然他在经济学上的一些研究和主张势必会得罪一些利益集团甚至某些权贵，但面对这样的一个老人，谁会制造这种流言蜚语？吴老想不到有什么人，我也猜不透。

看到一个如此优秀的老人被无端端的流言伤害，我想安慰吴老两句。吴老倒是很大度。但对于这件不但在中国，而且在国际上引起巨大反响的间谍门事件，吴老的公民权利被严重损害，毫无疑问，吴老一定是在等待一个结果，或者一个澄清。

在这起间谍门谣言中，受伤害最深的显然是吴老。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出发，他都有理由和权力要求一个说明。然而，他也没有时间与一些躲藏在阴暗角落里的“大人物”或者小人们“斗智斗勇”，他宁愿把自己全部心血用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研究和推动上。

可是，既然我已经知道了，我想，我就不能不说两句，不能让这起明显带有诬陷和抹黑性质的间谍门就此溜走。而且，在这次恶毒的间谍门事件中，受到伤害的不光是吴老一个人，中国国家安全机关也牵连其中，而且中国政府也受到了严重的伤害。这就让我更加不能坐视不理了。

如果制造这起谣言的人是为了伤害吴敬琏，那么我觉得他实在是太幼稚了，就算我今天不说话，难道你真认为各国的情报机关没有看出端倪？成语说投鼠忌器，可是，为了伤害一个吴敬琏，竟然把国家安全机关也搭进去，而且也严重损害国家和政府的形象，请问，幕后黑手是谁，竟然如此胆大包天？

谁在造国家安全部的谣？

这起间谍谣言不但伤害了吴老，同时也把国家安全部卷入。大家知道，在网络上制造一个谎言并不难，让他流传起来也不是不可能的。特别是针对某些个体的谎言，从来没有停止过。当然拿间谍来诬陷就稍微少一些，但不是没有。如果大家不信，到我一些博客的评论和留言里去看，总有一些无聊的家伙在那里言之凿凿的指责我是中央情报局派到网络上写文章的，嘿嘿，当然在海外的一些网站，更不乏一些海外的无聊家伙指责我是国安部的间谍。当然，对吴老这种德高望重的人使用间谍诬陷有些可笑，可就是这很可笑（违反了一些基本常识）的诬陷竟然突然流传开来了。为什么会这样？

很多人只注意到这个谣言中的一个主角——吴敬琏，却忘记了另外一个主角——国家安全部！

这则谣言不只是说吴老是美国间谍，而是说吴老充当间谍被国安机关约谈甚至带走。也就是说谣言直接涉及到国家安全机关。也正因为这样，这则谣言一开始让人听上去，就把不可能的事（吴老充当间谍）变成了可能的事实（我们国家安全机关不会随便行动的！）。大家想一下，如果一个人在网络上指责你是间谍，或者说某个名人是间谍，你顶多一笑置之。可是一个人说你是间谍，并且被某某国家安全局带走，你还笑得出？

造谣者很聪明，为了使自己的谣言听上去可信，一下子到位，把国家安全部抬了出来。而正是他太急，没有深思，也露出了最大的破绽，没有逃过我这双比国家安全部卫士们还锐利的近视眼！

造谣者应该知道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常识：你造吴敬琏的谣无所谓，作为个人，他人微言轻，不能把你如何，可是你的谣言中竟然直接牵涉到无所不能的国家安全部，哥们（或者姐们），你也忒大胆了吧？——连我老杨一写间谍小说的，都不敢造他们的谣，你不想混了？

这也就是我要说的最重要的一点：吴敬琏间谍门中牵涉的不光是他本人，还有更重要的反间谍机关——国家安全部。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吴老出现在一则恶毒的谣言中，国家安全部不是同样出现在这则谣言中？吴老需要澄清，国安部不是更需要弄清楚？——更何况，国安部的工作不就是要弄清事实真相！？

有人也许说，国家安全部忙得过来吗？说这些话的人可能没有常识，因为中国有很多谣言，包括涉及到一些重要人物的谣言，但没有一起谣言如此露骨的牵扯到国家安全部！而且，根据目前得到的一些消息，海外网站登载吴老间谍门的最早时间出现在8月28日，他们得到的消息来源是大陆，而早在这之前，大陆和香港地区就流传着间谍门的消息。现在就更直接了，一则谎言出现于中国大陆，而这则谎言牵扯到的对象竟然有在中国大陆最强势的反间谍机构——国家安全部。国家安全部负责中国的国家安全，对一些破坏国家安全的间谍和破坏活动进行侦察工作，最后把他们绳之以法。

虽然中国的公安机关常常出现一些冤假错案，但我这里说一句公道话，国家安全机关却很少在间谍案件中出现错误。抓间谍不是一个小游戏，必须有确凿的证据，特别是涉及到第三国的间谍案，没有绝对的把握，傻瓜也不会抓一个小间谍，因为会影响到两国关系，得不偿失。大家如果看一下过去十年甚至二十年所抓间谍案件，都是有确凿证据的（注意，我说的是间谍罪，不是泄漏机密等罪，那些罪则有很大的水分。我就不说了）。甚至可以提醒大家注意一个现象：过去多少年，凡是传出和国家安全部有关的“谣言”——例如某个国家机关人员涉嫌间谍罪——要不了一段时间，这则消息几乎都被证实是真实的，几乎没有传过一起虚假的间谍传闻。

唯独这一次？而且还涉及到德高望重的吴敬琏老师？

分析到这里，我可以说出自己的第一个呼吁了：提请公安机关介入调查损害公民吴敬琏先生公民权利的案件；同时呼吁国家安全机关立即展开秘密调查，追踪竟然敢于诬陷国家安全部的幕后黑手！

胆大包天的造谣者把矛头直接对准党中央！？

各位，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呀。说到我的老本行——间谍学，我就来劲了，现在要打也打不住了。只好继续说下去。制造间谍门谣言的那位，你就后悔和发抖去吧。

间谍门伤害的不仅仅是作为公民的吴敬琏老师，还有国家安全部，这个前面已经说清楚了。然而，仅此而已吗？当然不是！在我经过一段时间对国外情况的收集，以及和海外一些专家交换意见后，我发现，这起间谍门受伤害最大和最深的还有一个主——中国中央政府，也就是俗话说的咱党中央！

这些天我已经收到不下十封来自海外各国专家学者以及政府部门老朋友的信件，从他们的询问和讨论、意见中，我感觉到这件事所造成的影响，已经超出了对一个公民的权利的严重伤害和对一个政府执法部门的损害。

吴老事件出来后，有人相信，有人不敢相信，有人半信半疑，按说在媒体澄清后，这些都不是问题了，可是，问题就出在看似不是问题的问题——特别是当这些问题涉及到间谍和情报这些普通人越看越糊涂的问题时。

下面几条是我从海外专家学者的内部交流中总结出的他们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看法，要注明的是，我的这些朋友大多是学者，但由于海外政界的“旋转门”现象（另有文解释），其中不乏参与海外政府政策制定，不乏和海外情报机关联系密切的。第二要注明的是，下面很多观点已经在海外甚至国内有些媒体中出现过，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引用，但都并不重要。

一， 西方一些学者以引用的形式，向我表明：吴老间谍门事件已经被多家外国情报机关研究，甚至被一些长期对中国怀有敌意的机构解读为：中国中央政府利用间谍谣言对中国一些著名的学者发出警告。有一位学者说，这种做法和美国政府时不时利用诬陷某位华裔科学家（例如李文和——李文和被侮蔑为间谍，后来证实是错误的，美国总统亲自道歉）来警告工作在美国的全体华裔科学工作者有点类似。在我进一步追问，西方人这样判断是不是有些武断的时候，一位美国华盛顿的学者告诉我，这样的判断完全来自中国大陆：一，可以去查一下，中国大陆官方的某些网站报道吴的事件时，竟然采用各打五十大板的方式，既说这是谣言，却同时提醒“经济学家”和学者也要注意不要被人利用；二，海外媒体28日才报道间谍门，而这个消息在国内早有流传，可是国内媒体竟然千篇一律只说海外媒体的报道，不愿意进一步追究海外媒体的来源，作为新闻媒体，实在让西方人看不懂；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这样的间谍门事件出来后，给西方人的感觉是，某些机构无所作为。

二， 释放这则谣言的人要借机破坏吴敬琏老师主张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吴老主张的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进一步进行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的改革。他们要把过去三十年进行的市场经济改革归结为有美国暗中支持的一场阴谋等等。

三， 谣言制造者要用这则谣言对以吴敬琏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进行一次打击，至少进行一次威胁。他们之所以拿吴老开刀，是想警告所有的比吴老地位低一些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我们连吴敬琏都敢动，何况你们？！

四， 对吴老个人公民权利的攻击牵扯到中国党内的高层斗争，有某一派要借打击吴老，从而向吴老代表的那一派下手，等等。

五， 在中国经济面临困境的时候，有人要让吴老这种敢言的知识分子和经济学家闭嘴。一些利益集团的顽固保守正是造成一些中国经济困局无法揭开的主要原因，作为经济学家的吴敬琏对这个问题是有一定的研究的。同时吴老也在对经济问题发表看法的时候，直接造成一些利益集团在经济上的严重损失。海外一些经济研究机构就此认为间谍门不排除和这些事件有瓜葛。

六， 还有来自美国华盛顿智库高级智囊的一个看法：中国体制内高层有一派借诬陷吴老破坏中美关系。大家知道，目前国际形势严峻，全球性的经济危机高悬，中国出现食品质量等危机，可是中美关系确前所未有的好。大家不妨回想一下，以前中国的食品质量出现问题，远远比不上现在严重，可是美国就跳出来。而这一次，美国人则友善得多。中美关系这种和谐有利于世界局势，更有利于中国克服国内困难并进一步改革开放。而这正是有人不愿意看到的。他们要想方设法破坏中美关系，在这个时候突然编造出美国间谍案，实在不是空穴来风。

七， 虽然吴老间谍门事件已经澄清，但海外少数顽固的学者仍然坚持认为，这则间谍门事件正是国安部制造的。他们的理论是，世界上任何一个间谍机构都不会任凭本国出现直接诬陷自己的政治谣言而不去追查！

维护和谐，国安部该出手时就出手吧！

从上面也许有些耸人听闻的七条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无论那个制造谣言的幕后黑手是否拥有上面七条或者其中任何一条，他制造的谣言实际上已经达到很多海外情报机关企图达到却未能如愿的效果——那就是严重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破坏我们的国家安全，挑战和谐社会。

我们从上面西方人士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他们很少把这则谣言和吴敬琏老师个人恩怨牵扯在一起（例如他私人是否得罪什么人），为什么他们作出了这样的判断？就此问题我直接向美国和澳洲的两位在政府工作的朋友询问，他们对我提出这个问题一开始感到有些奇怪，后来也不得不承认，我的问题不无道理。是呀，当一个人受到到诬陷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从什么国家和政府的角度来考虑，而不是从这个人呢？当然，如果解释说吴老不是一般的个人，他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参与了中国改革开放很多重要决策的制定，而且是一位主张进一步改革的有良心的独立学者也可以，然而，应该还不至于让一些头脑清醒的西方人得出了千篇一律的结论吧？

他们给我的答案很简单：那个谣言来自中国大陆，而那个谣言中牵扯到中国大陆最有能力追查真相的国家安全机关，可是迄今为止，好像还没有任何动静！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美国或者澳洲，谣言不但牵扯到个人，而且牵扯到国家的反间谍机构，那么相关部门（那个反间谍机构或者上面的主管）不但会马上出来澄清，而且还会立即着手调查，不但还那个公民一个清白，更要给公众一个交代！

虽然我看到一些机构和一两个不知道产自哪里的小报出来澄清吴敬琏老师涉入的间谍门事件，但大家是不是忽视了一个重要的情况：这起间谍门政治谣言不但牵涉到一个普通的公民，而且牵涉到我们国家最重要的机关，也直接涉及到国家的最高政权，请问，什么样的机构和什么级别的机构应该出来澄清和说明？目前那些出面澄清的人和机构有这个分量吗？谁授权他们的？间谍案涉及到国家最高绝密，目前一些出面澄清的单位甚至都没有权力接触这样的绝密，他们出面澄清又能说明什么？难怪要引起海外一些别有用心人士的猜测和推测。

和我的交谈中，吴老表达的豁达让人感动，但感动归感动，那个造谣的人不但严重损害一个公民的权利，而且把国家机关和北京政权都一股脑戏弄于光天化日之下，暴露在国际社会面前，很显然是蓄意破坏和谐社会。其破坏作用已经远远超过一个敌对国家的间谍所能达到的。鉴于此，我强烈要求国家相关机关采取行动，追查黑手，严惩不怠！维和公民权利，还国家执法机关一个清白，以及保护国家形象和安全，维护和谐社会。

杨恒均 2008-9-25 成都

六、铁路：作为器物的肇始

1910年10月，国会请愿运动形成第四次高潮，大清帝国中央政府做出了“宣统五年（1913）召开国会”的承诺，以及在国会开会之前先订官制、立内阁的规划。就本质论之，此乃口惠而实不至之策，因为维权人士受到了训斥，或谓之为无识之徒，或诬以扰乱治安，甚至发生了东北三省代表被押解回籍的弹压事件。另一方面，天津的学生们对中央政府的恶劣行径深表愤怒，率先罢课并通电全国，同时罢课。

天津，是直隶两首府之一，另一个为保定。天津不仅是北京的南大门与直隶两首府之一，还是北洋大臣的常驻与办公所在地。无论对北京还是对全国之影响，非同小可。为了确保天津的稳定进而拱卫首都，直隶总督陈夔龙派出军警弹压罢课学生，并将学生领袖温世霖判处“发戍新疆”的徒刑。至此，立宪主张者暨政治维权团体的政治愿望受到了最为沉重的打击，社会上革命暴动的情绪开始酝酿。

温世霖作为学生领袖不仅对时局产生了影响，而且还对日后被蒋介石尊以为“多士所宗”的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与中共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温世霖被发配新疆时，李大钊组织学生为其送行。作为不仅是中共创始者之一而且是日后中国学术界巨头的李大钊，曾撰文称：“学运失败是自己从立宪到革命的分水岭。”将李大钊的个体心路历程结合其后周恩来在天津的反政府活动，不难看出由晚清农民运动胚胎的中共实际上也是政治维权的受益者，其在城市政治反抗中惯用的学运手段更是温世霖与李大钊留下的遗产。

正然是在政治维权受到沉重打击之后不久，清帝国中央又作出了一个非常荒谬的决策——1911年4月，决定将全国干线铁路收归国有。该政策的出台背景是中央政府财政困难，为了改革币制与振兴东北三省实业，需向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借款一千万英镑，借款的抵押条件是将国有铁路的经营权让渡给四国银行团。

大清帝国的铁路之设立有一段曲折的历史：最初遭到了保守人士的强烈反对，而后在光绪皇帝的生父即担任海军衙门总大臣的奕譞支持下，才得以进入实施阶段[仍见綦著，第八章〈1880-1888：皇上亲爹修铁路〉]。在此之前，英国怡和洋行曾招集26个股东参与，在上海修了一条由县城到吴淞口的铁路。由于此举未经帝国中央政府批准，李鸿章与沈葆桢联署公文，指令盛宣怀与英国人交涉，用28万两银子购回，“废置不用，识者惜之”[参见赵尔巽主编《清史稿》，P4426，《交通志•铁路》，中华书局出版1977年繁体竖排版，第14册]。不过，铁路对于商人的吸引力仍然很大，一如前揭所讲到的外贸交易中大清帝国民间商人对商人权力的认知那样，因此，光绪三年（1877），“有商人筑唐山至胥各庄铁路八十里，是为中国筑铁路之始”[仍见赵著，P4427]。实际上，“八十里”之记有误，此段铁路仅有9.7公里。

体制内不少精英分子反对修铁路的主要原因不是与洋人争利（开发权），而是出于传统的风水观念，所谓“轮车所过之处，声闻数十里，雷轰电骇，震厉殊常，于地脉不无损伤”[转引自李治亭《清史》，P1704，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促使中央政府主流意见向支持铁路方面转变的是战争因素，支持左宗棠兵进新疆、收复俄占伊犁的刘铭传建议只有修铁路才能对抗俄国。因为光绪六年（1880），俄国外交使节给大清帝国的难堪比失去大片土地与重要边城厉害：其驻华代办阳凯德闯进大清帝国的外交部（时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扬言要用武力来报复大清帝国单方面废除原订伊犁通商条约的行为。扬言之后，俄方采取了两方面的行动：其一，在陆上，调动军队，展开对大清帝国东起黑龙江西到喀什噶尔的军事压力线的构造；其二，俄国主力舰队由黑海长途奔赴，意欲封锁中国沿海。在此种压力下，意识形态的纯洁性让位给了洋务运动以来的最重要的关键词——“器物”之用。刘铭传明确表示：建铁路可加快调兵速度，亦可省兵员、节兵饷。在与当权者慈禧太后的面谈中，他也特别举了俄国因修铁路而强大的国家案例。

事情确乎如此，同为封闭帝国的土耳其由于追求国家强盛，于1883年建成一条从外地通往君士坦丁堡的铁路。其国民并无大清帝国保守人士对铁路的风水忧虑，反是欢呼雀跃，争睹火车进入君士坦丁的盛况[见图7]。土耳其时在阿布杜尔哈米德二世苏丹的统治下（1878-1909），仍未发生革命。幸运的是，由于地缘关系，欧洲资本愿意积极地帮助土耳其修铁路，并且支持兴办矿山与公用事业。相较之下，欧洲得到了利润，土耳其则得到物质生活方面的诸种好处，特别是资本渗透带来的技术与知识上的进步。当然，铁路对国家近代化的作用仍不可忽视，如罗德里克•H•戴维森所云：“在那个时代，租给欧洲人修建的铁路都比较短，但已打通了富饶的内地与附近港口城市之间的联系。”[参见张增健等译戴维森《从瓦解到新生——土耳其现代化历程》，P115，学术出版社（上海）1996年版]。

就在土耳其的国内铁路与欧洲大陆铁路网实现联接的1888年，大清帝国的光绪十四年，铁路利弊之争才有了定论。海军衙门紧锣密鼓地筹办开平铁路公司（址在今河北唐山市开平区）。第二年，53岁的权臣张之洞以政论的形式申明卢汉（即北京丰台卢沟桥至湖北汉口）铁路的七大利处，从而使中央政府下决心批准干线铁路的建设。张之洞的七利之论，不再争论风水问题，而是将经济利益与军事结合起来，尽管他并不了解土耳其的情况。其云：“中国矿藏，惟煤矿最好把握。太行以北，煤铁最旺而最精，而重路最艰。既有铁路，则辇机以开采，用西法以煎镕，矿产日多。大开三晋之利源，永塞中华之漏厄，利六。”[仍见赵著，P4431]。

七、宏图起绪：川汉铁路的现代公司结构

中国铁路的修建与经营以官办国营为主，官筹建设资金的方法之一就是增加税收。专项税收有限，国家财政又绌于支出，于是渐渐给予了商人参与的空间。按《清史稿•交通志》的说法，是：“商办铁路，始于唐山至阎庄，更自天津、大沽以达林西镇，皆开平公司为之。”由此看来，官办的开平公司实质上成了一个核准机构。

四川的商办铁路则有些特殊，原因是英美商人试图插手，以期将四川铁路与云南的滇缅铁路连接起来，进而经过四川重要城市成都与重庆贯通中国的长江流域[参见秦宝琦《中国地下社会•第二卷：晚清秘密社会》，P675，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鉴于此状，川督锡良积极奏请中央，请求批准商办，北京很快批复[仍见赵著，P4441]。

川汉铁路原计划由成都起，经内江、重庆、万县、奉节、秭归、宜昌，至汉口，全长三千华里（另说1800公里）。由于投资浩大，总预算五千万两白银，到帝国中央政府推行国有化政策之前，只修成了成都到重庆段，全长198公里，实际投入1400万两现银。修建之始，川籍留日学生三百余人倾其所有，认购股本六万余两，并承诺代募三十万两股本[仍见秦著，P675]。1904年，留日学生上书川督锡良，提议官商合办川汉铁路，即官方（省级）投资与地方府县政府出资再加民间自愿投资之三条途径筹款。锡良在留日学生建议的基础上，实施了四股配比政策，分为：官绅商民（个人）认购之股，抽租之股，官本之股，公利之股；每股的发行价为库平银50两，年息4厘。

四股配比政策具有了现代公司特征，尽管它是官方主导的，毕竟个人认股为四川带来了全新的商业意识。至于抽租之股虽带有官方强行集资的色彩，但毕竟其非捐税，而是付给利息的股份。

在川汉铁路趋近现代公司结构的进程中，川籍留日学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对官办商参的管理方式提出严肃批评，尽管此前他们认为这是一条可行的经营路径。现在他们认为官方实质把持而民间我无法过问投资实施及日常财务开支，敬请改为完全商办。如前揭所引，锡良迫于英美资本介入的压力，最终经过请示帝国中央，批准了全面商办的呈请。

1909年（宣统元年）11月，四川省咨议局推出《整理川汉铁路公司案》，不仅从法律上促成铁路完全商办，而且对公司日后运行提出了完全合乎现代公司制度的会计原则。另一方面，民间商人收购原有官股与租股，大大缓解了四川省政府的财政压力，也转移了民间支“铁路捐”（实为陆续认股的租股）的压力。可以说，四川商人在公司治理与社会责任方面，都走在了大清帝国其他省份的前面。当然，对于总额高达1400万两白银的投资，四川商人作出了良好的预期，称之为“一旦铁路成功，有十倍利息”[参见前引李著，P380]。如此商业预期也符合现代经济运行中的投资原则：风险高利润亦高，追求高利润就要冒高风险。

然而，风险并没来自水文地质条件，更没来自材料价格及征地的阻碍，反而是国家的政策风险——帝国中央贸然采取国有化政策。

八、由维权而革命：政策风险变为国家风险

《整理川汉铁路公司案》执行顺利，促成了中国最早的资本金最大的标准化民间股份公司的产生，但是四川人逐十倍利息的好梦刚刚做了不到半年，帝国就开始推行铁路国有化政策。

川汉铁路的政策风险来了，而且还要承担比其他省份更大的风险。当时，中央的具体政策规定：（一）湘鄂两省的路股还本，不还息；（二）广东路股发还六成，其余四成给无利股票；（三）四川路股实用之款发给国家保利股票，余款或附股或兴办实业[仍见李著，P380]。简单地说，较之其他省份，唯有四川得不到一分一文的现金回流，国家给四川打了一张巨大的白条。尽管湘鄂粤三省得到的政策回报将优于四川，但是三省商民、学生无不拒绝国有化政策。湖南长沙学生罢课、湖北汉口商人罢市，广东则召开粤汉股东会议，决议拒绝执行国有化政策。

四川的反抗最为激烈，商人们为了捍卫自己的权益，于1911年6月成立川汉铁路股东“保路同志会”。这是中国维权史上最早的组织化模式。保路同志会很快形成了完整的组织体系，各府州县的分会纷纷成立，总参与人数达数十万人。

保路会的号召力让帝国中央大为惊恐，因为动辄有万人参加的集会远比国会请愿运动之规模要大。从6月份成立保路会到9月份发动全省抗粮抗捐运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四川全省已经人情沸腾、政局日乱，比如8月份的成都商人罢市行动引发数十县响应。

对接近“全民暴动”状态的四川局势（——实际上抗粮抗捐时，金堂等4县已经出现了一定规模的暴动），有些原来领导国会请愿运动的立宪派人士担心引发帝国被颠覆的后果，劝说保路维权力量克制，避免由暴力行为导致政府军事镇压。就在立宪派意见尚未形成一定影响之际，新的川督赵尔丰（实为代理总督）做出了一个十分愚蠢的决策：逮捕曾大力推动川汉铁路全面商办的四川咨议局正副议长蒲殿俊与罗纶，还有保路会和川路股东会的负责人。

维权热情与政府镇制终于发生了冲突：数万群众到总督衙门请愿，要求释放蒲罗等人；赵尔丰拒不答应并下令军警开枪，当场致30余人死亡。是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成都血案”。

成都血案导致了全川武装暴动，一直谋求武装颠覆大清帝国统治的革命党人迅速介入，并将保路会的力量置于自己的领导之下，同时巧妙地利用了四川会党力量。同盟会（革命党人）在迅速聚拢了各方反抗力量之后，明确宣布脱离帝国统治秩序——同盟会成员吴玉章与王天杰在四川荣县宣布起义，建立革命政府。

面对四川的惊天变局，帝国中央决定从湖北调兵进川，进行镇压，因此给在鄂的革命党人制造了武装暴动的机会。在本来人员与器械准备很不充分的情况，革命党人能够在武昌“一乱而成”足以说明大清帝国统治的脆弱。换言之，武昌起义成功也是帝国中央蔑视民权存在与维权威力的政治成本。

大清帝国作为一个政治公司破产了。

结语：由民生而民主的时代——历史留下的产业

中国作为一个具有超稳定封建统治构造的传统帝国，其统治阶层一直未能正视人民权利的存在。虽然传统经典上有“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那样的政治道德律令，但是几乎百分之百的不作恶的统治集团都把重视民生当作一个权宜之计来行，从根本上没有形成一个以民为主的政治观念。如此，就不用说那些政治惰性大而经济博取欲望强烈的恶劣集团了。

现实地讲，目前大陆普通民众之所以对胡温政治抱有“粉丝心理”并通过网络表达，并不是因二人绝对优秀，实在是他们之前的江泽民集团在民生、民主方面做得太差了。正如台湾政治当中那样，不是因为马英九的杰出而是阿扁的悖行，使台湾人民重新选择了国民党。

历史留给今人的教训仍然是：只有走出传统的泥沼（至少是重新检视“传统”本身的含义），中国时政的中民生概念才能成为由和谐路径向民主演进的可能的桥梁。

历史的教训也是生活在今天的各个“阵营”政治精英的历史产业。对于体制内的人士来说，迫切实现“文明地蜕变”乃是正视当今中国维权的道义推动力，以及它本身的历史资产与历史逻辑，谋求中间社会的发展空间，使维权“消化”于民主；对于体制外的精英来说，经济维权、法律维权、政治维权应当更能吸收现代民主宪政理念，而不被历史上的“革命热望”所吸引，走出“传统”，实现全民和解乃是一种道义的承担。当然，“历史的宿命”究为何物，我们仍然限于知性的半径之小而无法探究得清楚。但是，有一点我们应当十分清楚：在全球化继续深化的时候，再国家化倾向大大刺激了亚层级民族主义的膨胀，恐怖主义与分离主义的合一实际是一种种族主义维权活动。

在另一方面讲，这种已经超乎传统帝国结构中的经济、法律、政治维权的新运动也在谋求着高度的政治化，比如把恐怖主义袭击目标定为非平民，专门对付所谓的专政机关。形象地说，恐怖主义的杨佳化——报复“专政机关”而不报复平民，已经为具有全球化背景的维权运动添上了新的内容，尽管其活动曾存在于历史中。

2008年8月8日至24日初稿，9月1日至11日陆续改定于绵逸书房。

 

图6：俄罗斯对清帝国的战略压迫。伊犁作为大清帝国的边疆城市又是新疆南北疆之间的交通要冲，因此左宗棠兵进新疆、收复伊犁的战略主张最终得到了权力核心的支持。俄罗斯的战略压迫同样成为大清帝国修铁路的动力。

  

图7：火车开进君坦丁堡的状况。原载于法国1883年5月3日的《大众科学》杂志，转引自《国际社会科学杂志•地理学学术现状（I）——环境维度》，中文版1997年11月（14-4），P105。

若水先生离开我们（2002年1月9日）六年了。一想到若水先生，我眼前就浮现出20多年前那桩惊心动魄的真理与权力抗争的公案。今天，我们回顾这桩公案，再现当年的情景，从中吸取一些教训，也算是对若水先生的一种纪念。

一

若水先生作为哲学家，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这倒主要不是因为他参与了建国以后几乎所有的哲学论争，甚至也不是因为他那篇著名的《桌子的哲学》，而是因为他在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并因此而与时任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意识形态总管的胡乔木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是他一生哲学生涯中最重要、最辉煌的篇章。王若水之成为王若水，成为不畏强权、坚持真理的楷模，就在于他在那场冲突中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镇定自若的智者风范。

在对10年文化大革命和此前17年历史的痛切思考中，若水先生深刻地领悟到人道主义的价值，决心把长时期来被所抛弃、践踏的人道主义思想，从马克思、恩格斯尘封的著作中发掘出来，给它以应有的地位，并把它作为一种价值标准，应用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他呕心沥血，连续写出了《谈谈异化问题》、《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等文章。为此，被胡乔木视为离经叛道，而大加挞伐，直至撤职罢官，从中国共产党内除名。

整个斗争，可谓相当激烈。

凡是亲历过那场斗争的人都清楚地记得，那远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一边是手握上方宝剑、对理论界拥有生杀予夺大权的胡乔木，一边是单枪匹马、无权无势的若水先生。除了真理，一切可以用来斗争的手段，都在胡乔木一边。胡乔 木1984年1月那篇错误百出的文章《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一发表，全国上下，立即掀起了一股吹捧的狂潮。一时间，胡乔木成了理论圣人，只准顶礼膜拜，不准说半个不字。与此同时，那些专看上司眼色行事的御用文人，就像马克思当年痛斥过的“无聊的下流作家”一样，肆无忌惮地对遭到冷遇的人们百般侮辱。可以想象，当时若水先生要承受多大压力。可是，他不但没有屈服，反而抖擞精神，写出了《关于革命人道主义》和《我对人道主义的看法》两篇雄文，进行了英勇的反击。这样的斗争态势，只有五十年代马寅初先生的“人口论”对毛泽东的“人手论”的抗争可与媲美。

胡乔木从送审稿中看到了若水先生的反击，恼羞成怒，亲自揭去了自己信誓旦旦地许诺过的“欢迎讨论”的虚伪面纱，下令不准发表若水先生的文章。后来，胡乔木得知若水先生的文章在香港《镜报》发表以后，认为这是“严重政治事件”，不惜动用国家安全部门进行追查，甚至要把若水先生与所谓“地下组织”联系起来，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很难想象，在一个多少讲点民主法治的国家，会出现这样荒唐和残酷的文字狱。

二

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二十多年，若水先生去世了，胡乔木先生也早已作古。重提这桩公案，主要不是要褒贬什么人，而是要明辨是非，以便从中吸取教训。我向来认为，胡乔木的所作所为，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事情，而是我们这个制度所固有的机制使然。作为意识形态总管，胡乔木十分自觉地扮演着“现实社会主义”的卫道士的角色。他的使命就是不顾一切地从意识形态上捍卫这个制度，不使它有任何闪失。至于他这样做，实际上起了什么作用，那就只有天知道。

由于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角色使命，胡乔木在上峰面前赢得了忠诚的美名，再加上所谓理论权威的外观，每每使得最高方面附和并支持他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判断，他便俨然成了中央在理论方面的代言人。毛泽东在世的时候，他没有多少发言权，还比较谨慎，毛泽东死后，随着政治地位的蹿升，他的卫道士的角色感越来越强烈。他无时无刻不在搜索意识形态方面的“敌对分子”，随时准备抽出他那自诩“锋利”的“宝剑”。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个“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会使他如此大动干戈，滥施挞伐，从而酿成一起震惊中外的公案。

胡乔木在给若水先生罗织罪名的时候，冲口说出了一句极有分量的话，叫做“离开马克思主义方向，诱发对社会主义的不信任。”这句话言简意赅，道出了胡乔木发动这场斗争的秘密。原来，在胡乔木看来，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是不能相容的，说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说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就是“离开马克思主义方向”。异化只能与资本主义相联系，说社会主义社会也有异化，提出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化问题，就是“诱发对社会主义的不信任”。既然问题如此严重，他当然不能丝毫宽容。

事有凑巧，若水先生在揭露胡乔木的蛮横行径时，不经意间也说出了一句极有分量的话：胡乔木“虽然没有掌握真理，可是掌握了权力”。这句话同样言简意赅，道破了胡乔木把理论论争变成政治迫害的秘密：手中没有真理，又要战胜对手，只能滥用权力，以势压人。

三

为什么主张马克思主义包含人道主义，就是“离开马克思主义方向”呢？道理在于，胡乔木所理解和奉行的马克思主义，的确不包含人道主义。在他们那里，辩证唯物主义等于斗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等于阶级斗争，除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概念，既没有“人”这样的族类概念，也没有“个人”这样的个体概念。而人道主义在理论上的立足点，恰恰就在这两个概念上面，离开了这两个概念，就没有人道主义可言。胡乔木看到有人说“人”，就指责为抽象的人。在他看来，不能说人，只能说社会，只有在社会中人才是具体的。殊不知离开了人，社会也是抽象的，社会就是人的活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和社会、社会和人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怎么可以把人和社会对立起来，又把社会和人对立起来呢？这样明白的道理，号称理论权威的胡乔木竟然不能理解！如果他有幸活到今天，到处听到人们说“以人为本”，并且还堂堂正正地把它写进了党和国家的正式文件，宣布为重要的指导思想，不知道他又该怎样痛心疾首！

把人道主义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剔除出去，当然不是始于胡乔木，也不是始于毛泽东。第二国际的时候，正在形成中的列宁主义就把人道主义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排挤出去了。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结构界定为“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即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根本没有人道主义这个价值论的地位。从纯学理的观点看，列宁的定义，充其量只是粗略地概括了“作为科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而完全没有涉及“作为价值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一个“价值体系”，然后才是一个“科学体系”。马克思毕生追求的目标，就是通过无产阶级的解放，达到全人类的解放，以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什么呢？共产主义是“十九世纪的伟大经济运动所引向的人道目标”，其具体内容，就是“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发展的同时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或者，如《共产党宣言》所说，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围绕 着这个崇高的人道目标建构起来的，至于这个理论体系究竟是否合乎实际，是否可行，那是另一个问题。这里谈的是，这个理论体系本身的内容和结构。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来看，完全可以把它界定为这样“三个组成部分”，即崇高的人道目标，彻底的批判精神和作为社会改造方案的社会主义。如果拿基督教的圣父、圣灵、圣子的“三位一体”来取譬，那就可以说，崇高的人道目标处于“圣父”的位置，彻底的批判精神处于“圣灵”的位置，社会主义处于“圣子”的位置。崇高的人道目标具有永恒的价值；彻底的批判精神是理性推动社会进步的杠杆；社会主义是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的“新世界”，它是从属于崇高的人道目标和彻底的批判精神的。“旧世界”变化了，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的“新世界”也必然不同；但是，不管怎样不同，社会主义必须服从于崇高的人道目标。由此可见，马克思本人的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从俄国送来的马克思主义即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就是列宁主义。马克思本人的马克思主义是包含人道主义的。若水先生所说的，正是这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早年说得更加直白，“共产主义是以扬弃私有财产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可惜，许多人，其中包括胡乔木，记住了“扬弃私有财产”，忘记了“人道主义”。

重复地说，马克思主义究竟是否包含人道主义，这要看你说的是哪一种马克思主义。如果说的是马克思本人的马克思主义，那么，毫无疑问是包含人道主义的，因而真理在若水先生一边；如果说的是胡乔木们所奉行的马克思主义，那的确不包含人道主义。但是，人们不免要问，究竟是胡乔木的马克思主义正宗呢，还是马克思本人的马克思主义正宗，谁是真正的“王麻子”？事情很清楚，胡乔木之所以要给若水先生加上“离开马克思主义方向”的罪名，就因为若水先生请出了 被他们封杀有年的正宗的马克思主义，对他们的冒牌货构成了威胁。这种冒牌的没有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正是“现实社会主义”在天国的辩护。

四

为什么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有异化，就是“诱发对社会主义的不信任”呢？道理在于，这个看法揭穿了现实社会主义的谜底：现实社会主义确有异化。个人崇拜、专制独裁、官僚主义、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等等，都是异化的表现。在胡乔木看来，承认这些事实是一回事，把它们说成异化则是另一回事。承认这些事实，可以用社会主义在发展中难免有缺点来辩解。而承认这些事实是异化的表现，则意味着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这岂不是要诱发对社会主义的不信任吗？若水先生从事实出发，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异化，目的是为了从这个社会的法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度上，去阐明这些事实的本质，从而引起人们的警觉，在实践中自觉地予以克服。胡乔木从概念出发，断言社会主义没有异化，因而无视（确切地说，掩盖）现实社会主义存在种种异化的事实。在他看来，只有回避异化这个概念，才能维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建立起信任，否则就会诱发信仰危机。因此，他一听说异化，就像一听说人道主义一样，神经就紧张起来。

人道主义和异化，历来是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费尔巴哈批判宗教异化的反人道主义的本质，得出了“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人道主义结论，从而在文化主义的范围内达到了无神论的高度。正如马克思所说，“无神论是以扬弃宗教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从费尔巴哈出发，又超越费尔巴哈，他要消灭的是劳动的异化，而劳动的异化是与私有制联系在一起的。要消灭劳动异化，就要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因此，如上所说，共产主义就是“以扬弃私有财产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事实上，人道主义也好，消灭异化也好，说的都是一回事，就是要改造违反人性的社会环境和思想理论观念，以便改善人的生存状态，提高人的生命质量，使人活得尊严，活得幸福和快乐。

因此，凡是否定人道主义、无视异化的人，其中包括胡乔木这样的大人物，一无例外地，都反对把人当人，即当作大写的“人”。在胡乔木看来，人不过是一些特定的阶级身份：工人、农民、地主、资本家，等等。离开了阶级身份，他不知道人还是别的什么。大写的“人”，对他来说，是根本不存在的。既然不把人当人，不承认人首先应该是大写的“人”，当然也就谈不上人道主义和人权了。在这里，“人”、“人道主义”、“人权”，也是三而一、一而三的。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那专制主义盛行的年代，既没有人道主义，也没有人权，更不承认人就是人。可见，胡乔木不准说“人”，不只是他所奉行的那套反人道的意识形态在作祟，更是此前几十年反人道的社会状况的反映。

五

若水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方兴未艾的时候，把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一并提出来，予以认真的研究，希望引起广泛的讨论，目的就是要从理论上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人们都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是为改革开放提供认识论指导的。但是，未必都意识到，以若水先生为主要代表而发动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是为改革开放提供价值论指导的。不从理论上肯定人道主义的价值，不指出现实社会主义存在异化的事实，并进而揭示其经济、政治制度上的根源，改革就没有价值方向。人们历来只是从经济政治结构上去理解社会主义，似乎社会主义就是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等等。实践表明，只从结构上着眼的社会主义没有生命力。邓小平看出了现实社会主义的弊病，强调要从功能上去界定社会主义，讲“三个有利于”，并且根据功能的需要去改革原有的结构。但是，这还远远不够，还必须把人道主义的价值目标补充到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中去，否则，还不能保证改革的成果真正能改善人们的生存状态。从理论上指出这一点，正是若水先生的巨大功绩。他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研究，正是为此而进行的。只有把价值、功能和结构三重规定一体化，才会有值得向往的社会主义。可是，胡乔木却把这样的研究和讨论指为“反现实倾向”，足见其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是多么僵硬，多么落伍，对改革的理解是多么肤浅。

若水先生说，胡乔木有相当固定的保守倾向，这是非常正确的。这个保守倾向往往使他在理论上站在改革的对立面。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他指责认为中央有不同看法的人是“分裂中央”，给这场意义重大的讨论横加罪名。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他认为这是引导人们关心个人利益，千方百计阻止这场讨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讨论，他更视之为反社会主义的逆流。在所有这些关系改革命运的重大理论问题上，他那时都站在保守势力一边。不能否认，他帮中央起草和修改过一些有利于改革开放的文件，但那都是在中央改革开放的既定决策下完成的。凡属他以中央代言人自居，独立地对意识形态问题进行判断的时候，他的反改革的保守倾向都暴露无遗。若水先生同胡乔木的分歧，说到底，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同，更重要的是对改革的立场和态度不同。这就是胡乔木制造这桩公案的实质所在。

六

从这桩公案的回顾中，至少可以得出如下一些教训。首先，思想理论界发生的讨论和争论，必须本着学术自由的原则进行，不能由上面来钦定是非，从政治上横加干涉，更不能对不同观点者加以迫害。这是老生常谈了。可悲的是，文明世界公认的这个不容否认的原则，至今未能全面的确实实行。其次，在一个号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家里，讨论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是理所当然的，不应该设置障碍。只有经常进行这样的讨论和争论，才有可能对马克思主义作出有利于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的解读。不许讨论，是违反言论自由原则的；而更严重的是，一旦对这个指导思想发生误解，往往难以纠正，从而不可避免地会在实践上造成灾难。这样的事情，已经难以计数了。没有人可以垄断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必须看到，过去思想理论界发生的一切冤假错案，尽管都是某些掌握了权力的个人所为，但本质上是个制度问题。几十年来，意识形态总管换了一任又一任，这样那样的文字狱仍未间断过，就是证明。要想杜绝或减少这类事件，只有认真地进行政治改革。中国的事情，只有彻底根除人治的祸害，而实行真正的民主法治，即实行宪政民主，才有希望。否则，说得再好，都不过是假话、大话、空话、废话而已。

如果能从这桩公案和其他种种冤假错案中，多少吸取一些教训，使理论界、知识界不再发生文字狱，使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这些基本的人权和公民权逐步得以实现，那么，再做周年纪念的时候，我们就有可能带着会心的微笑，告慰若水先生的在天之灵了。

作协这个东西，据说是跟苏联学来的。苏联为什么要成立个作协呢？因为作家大多是有些思想的人，不能由着他们胡说八道，必须将他们管起来，所以便打着“团结作家”的旗号，成立个组织，来行“管理作家”之实。在作协一统天下的时代，你不入作协，就被边缘化了，似乎不加入作协，就不配称为作家。所以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作协对作家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在中国没有作协的时候，优秀作家灿若星汉；自从中国有了作协，优秀作家却寥若晨星。这作协还有什么正面作用呢？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产生公认的文学大师了吗？没有不要紧，就怕硬用假劣货色来冒充。这不，上海隆重推出了一个余大师，竟将“大师”这个美好的词汇给活活糟蹋了。这大概是继“小姐”、“公仆”、“同志”等词汇变质后又一个不幸的词语。

我加入山东省作协多年，没参加过该会的一次会议或者活动，作协的那些主席副主席们是谁“选”上的，我这个会员一无所知。我渐渐知道，作协只是一小撮人争权夺利、招摇撞骗、拉大旗作虎皮的工具，广大会员们只是那些主席副主席们的陪衬。那个写出惊世骇俗的“纵做鬼也幸福”的王副主席，就是作协体制的一个标本。嵇康灭火，耻与魑魅争光。所以我赶紧宣布退出作协，从此不当“作家”就是了。说不准，“作家”一词会与“大师”一样，也臭了。

最近，两位省作协的副主席与韩寒PK，让人们对作协又有了更深的认识。韩寒说了句“我若当上作协主席，下一秒便解散作协”，河北省作协谈副主席反唇相讥：“要是我当韩寒他爹，下一秒就把他打死。”韩寒虽是调侃，但话也在理。如果他当上作协主席，当然有资格宣布解散作协。而谈副主席的话，虽然是比喻，但野蛮得很，无理得很。做父亲就能随便打死儿子吗？恐怕在人类的蒙昧时代，做父亲的也不会有这样的特权，也不会这么狠毒。虎毒还不食子呢！如果谈副主席说：“要是我当上皇帝，下一秒就下令把他打死。”这倒是合理的。谈副主席的话貌似针锋相对，其实是驴唇不对马嘴。

而河南省作协郑副主席的回击文章《人不能无耻到信口雌黄》，就更是一蟹不如一蟹。文章题目，学的是当年陈大导演的口吻“人不能无耻到这个地步”，“这个地步”是什么地步？陈大导演没明说，保留了一点悬念，但大家都能理解——“这个地步”就是无耻的极限。而郑副主席直接将无耻的极限限定在“信口雌黄”，看来在郑副主席的眼中，没有什么比“信口雌黄”更无耻的了，估计那些往婴幼儿奶粉里掺毒药的奸商们会长舒一口气。郑副主席在文章中还拐着弯地问候韩寒的父母健在不健在、健康不健康，这比扬言杀死韩寒更下作，作协的副主席们难道“技止此耳”？

王安石论孟尝君曰：“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韩寒说他幸亏没加入作协，我则要说：幸亏退出了作协！

如果我不能写得太快，那么就要写得慢一些、更慢一些，记下“毒奶粉”事件以来自己的感受。这场导致一万几千名婴儿住院、几倍于这个数字的孩子受影响，这件事情真是糟糕透顶。

我还能说什么？我们还能够说什么？还有什么没有说出来等待人们去说么？环顾四周，发现许多朋友与我一样，再次陷入极度失语当中，忍受因为无语和发不出声来的折磨。

是因为震惊得说不出话来，还是因为该说的，早已经说过了？抑或是面对这样残酷粗砺的现实，我们的语言已经完全失效，它完全不足以承担这样的现实？找不出任何一种话语能都与这样的现实相匹配？

某种折磨实际上已经很长时间了，在失语与发声的挣扎和挣脱中，我们已经累得筋疲力尽，而仍然找不出言词，找不出任何可以采取的方式。然而在这样的沉默中，我们会不会由此而变得麻木，变得熟视无睹，变得见怪不怪？这是有可能的。而这种时刻，也正是我们的死亡之日，是精神上和道德上的死亡。

类似的死亡也并不是完全陌生的，我们已经经历过多次。下面是我亲耳听来的事情，当时我除了感叹之外，并无其他反应。这几天每每想到此事，会觉得自己参与隐瞒了一件可怕之事。

大约是2005年春节，我见到了乡下的表姐。她告诉我她们那个地方当年秋收的稻谷不能吃，因为用了一种剧毒的农药，有人将这种稻谷的皮糠弄下来给猪吃，结果猪吃死了。种田人对这种事情的处理办法是——将这批稻谷全都“卖去了上海”，当地人再买别的稻谷回来吃。

表姐是一位养猪能手，她没有说起自己家的猪栏里发生类似的事情；她也识字不多，见识有限，我不知道她说的“上海”是否确切。但是有一件事情肯定是确切的，那就是她们买来外地的稻谷自己吃，将认为有毒的大米悄悄卖到了别的地方。并且这件事情在当地完全不是什么秘密，而是众人皆知的。

这种事情我听了有什么办法？我能够去向什么部门反映、向什么人汇报？我不能想象，在九百万平方公里的祖国大地上，有某一张办公桌的后面坐着这样一位官员，他能够耐心地听我将事情说到底，而不觉得我是神经病？！或者我能够受得了他那种傲慢、轻蔑的眼光，在他面前呆上三五分钟？我为什么要自讨那个其辱？“这种事情，多了去了”，我是这么给自己找台阶的。

哀哉，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我便深知自己的努力没有意义。我的心里是不是居住着一个老牌靡菲斯特，那个只会嘲笑的魔鬼，对我们任何的行动报以冷笑？它的使命就是使得我们丧失任何对于事情的新鲜反应，将我们的热情浇灭，令我们行动意志瘫痪？在这个意义上我与那位没有谋面的官员是一致的，我们都被一种符咒控制住了，感觉不得动弹。就像接受了一种药物，尽管口、鼻、眼还是接受外部信息，但是从手臂到心灵，已经不能做出恰如其分的应对，如同得了麻痹症一般。

而我为什么又要知晓这些事情？是什么人偏偏将这种事情放到我的面前来？让我忍受如此晦涩、无力和困顿？在这个意义上，我痛恨听到这类丧失或灭绝人性的消息：每听见一次，就意味着我的人性又一次沦陷，我的心灵里又造成一个大窟窿，我的头脑内又留下一个深坑。我们不得不与这种东西同处一室，不想忍受也必须忍受，不能忍受也必须忍受。百般无奈之中，最好是退居一角，仿佛冻僵和冻伤一般。

从前也有朋友将这样那样的消息发给我，关于一位乙肝患者不能入学，她才有十五岁；关于一块被强占的土地，面积不大但是使得一家几口人流离失所；关于一位在狱中的朋友，他与怀孕的妻子来我家时，给我们带来了离奇的影像。诸如此类的事情，你叫我怎么办？我能有什么办法？

然而，我的人性被冻伤了！这是无法测量的！日日陷入这种无用、无效和无能为力，陷入这种无语和沉默，我觉得自己差不多变成了一堆狗屎，或者当了只会干活、不会说话的奴隶。我与周围人欢笑、插科打诨，但是，就是不说出心头那件最大的困惑，那些难言之隐。

说，还是不说，就是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让人难以判断的问题。

而我们丧失最为严重的，则是一种起码的判断力。

50年了，许多历史之谜仍然是谜。50年前，北大学生刊物《红楼》创刊号封面上那幅“山雨欲来”的木刻画，仿佛是个神秘的预言，一场史无前例的历史风云即将席卷北大。当年北大中文系学生张元勋的回忆录《北大一九五七》掀开的也只是历史神秘面纱的一角而已，还有无数历史细节不仅是我们迄今无法知道的，甚至是当事人都闻所未闻的。张元勋的回忆最让我感到震惊的是那个神秘的卧底“谭金水”，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谭金水”其人。谭的首次出场是在1957年5月28日晚上，未名湖畔，一群不知山雨欲来的北大学生王国乡、张景中、杨路、崔德甫、龙英华、陈奉孝、谭天荣等举行了一个成立自发“组织”的“预备会议”。参与会议的人当中就有号称“东方语言文学系教师”的谭金水，虽然当时学生已在私下相互提醒：“校内进驻便衣，当心身后有尾巴。”但没有人怀疑过与会者之一谭金水的身份。

组织社团的倡议来自刚刚因为大字报遭到左派围攻、殴打的陈奉孝，谭天荣按自己的癖好将社团取名“黑格尔——恩格斯学派”，陈奉孝等人虽有异议，认为“口气太大，恐被人讥为狂妄”。但因为谭在校园里的名气大，在他的坚持下，大家牵就了他。第二天，一张墨迹犹新的大字报《黑格尔——恩格斯学派宣言》就贴出来了。在当晚举行的成立大会上，张景中发言质疑“黑格尔——恩格斯学派”这个名称，认为这个学生社团诞生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年代，旨在“鸣放”而非研究黑、恩哲学，建议改名为“百花学社”，当场在掌声中通过。

接着，他们要筹备办一个自己的刊物，5月30日在陈奉孝的宿所开会，选举编委会、确定刊名，与会者与上次会议基本上接近，谭金水也在其中。选举结果张元勋为主编，沈泽宜、王国乡、崔德甫为副主编，张景中、杨路、陈奉孝、谭天荣、谭金水等13人为编委，陈奉孝负责组织和管理经费。也是这天晚上确定刊名为《广场》。北大校长马寅初曾答应资助他们500元作为办刊经费，未成。最后在学生的捐款支持下，《广场》创刊号送进了印刷厂。当时北大物理系的学生方励之就捐了10元，那时北大学生一个月的伙食费也只有12.5元，10元对于一个普通大学生来说已不是一笔小钱。有个气象专业学生樊启祥甚至捐了400元的巨款。这一天已经是6月6日。铅印的《广场》终于没能问世，等待着他们的将是“广场反革命集团”的严厉指控。送到北京印刷一厂的16令天津白报纸、640张胶把纸，统统成了“犯罪”的物证。

到了6月22日（离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已有2个星期），《广场》一群在山雨袭来之后，还苦战四、五个昼夜，自己动手刻蜡纸、油印、装订了500多册《广场》（没有敢用《广场》的刊名，而是题名为《北大民主墙选辑》），可惜一面世就被大批奉命而来的“抢购者”有组织、有目的地一抢而空，然后公开焚毁。《广场》可以说没有问世。

实际上，《广场》编委会从筹备以来，什么事几乎都做不成，专政机器如同长了千里眼、顺风耳一般，其嗅觉之灵敏，信息之准确，远远超过了这些富有才华与热情的大学生们的文学想象力。陈奉孝隐约察觉百花学社和《广场》编委会中可能有卧底，当年8月初，他约张元勋、李亚白到西山见面，认为“五一九”以来，每次活动几乎都是马上泄密，特别是《广场》付印本来做得比较秘密，竟然也被知道了。他的目标开始锁定在谭金水，并有意做了一次试探，此人果然露出了狐狸尾巴。恍然大悟的张元勋如此回忆：

“谭金水，这个从‘百花学社’的成立到《广场》编委会的创刊会议，凡大小会议、私人交往、两三人小聚、三四人共聚，他几乎都从无缺席，在在都有他挥掌策划于其间，其言最烈，其谋最险，俨然是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死硬派，很快赢得了这一群浮躁、偏激、单纯、寡谋的‘右派’学生们的信任与信赖，视之为‘智叟’、‘谋略家’、‘卧龙先生’！但他从来不在公众场合露面，凡两‘派’交锋，他往往杂于听众中隐立作壁上观。行踪无常，甚至连住处也无人知焉。”

等到秋天之后，陈奉孝、顾文选、钱如平、刘奇弟、李亚白等相继被捕，大小“右派”都被监管，叫做“谭金水”的这个人也就无影无踪了。直到一年后，1958年6月，陈奉孝、张元勋等在法庭上最后一次见到“谭金水”，其他同案者都由于长期身陷囹圄，看上去面如死灰、形销骨立，只有这个位列“人犯”、据说同样关押的“谭金水”容光焕发，而且面有喜色。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的京检（58）分反起字第454号起诉书，共列举了陈奉孝、谭金水、赵清、林树国、贺永增、张元勋等6人，其中这样介绍第二被告谭金水：

“男，二十四岁，湖北省湘潭县人[引者按：原件如此]，家庭出身小贩，捕前系北京大学东语系毕业生，住北京大学宿舍24斋102号。”

“谭金水于1957年12月25日被逮捕，现押于北京市看守所。”

然而，判决的结果下来，其他人都被判了重刑，陈奉孝是有期徒刑15年，张元勋是有期徒刑8年，名列起诉书第二的“谭金水”当即无罪释放，并从此销声匿迹，在人间蒸发。这些天真、单纯、满腔热情的“右派”学生们大约到这个时候才彻底明白，所谓“谭金水”不过是一个代号，一个专业卧底，从一开始，北大 “五一九”运动的每一步，从“百花学社”筹备到成立，从《广场》编委会产生到《广场》的整个运作，几乎都在官方的完全掌握之中，什么叫天罗地网？什么叫铜墙铁壁？什么叫铁桶江山？这就是。

难怪当年宣判之后，深知其中奥秘的审判长曾对张元勋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你们这些年青人，不知好歹，政治是不能开玩笑的！”

林昭没有参加“百花学社”，也没有卷入《广场》，仅仅与张元勋、沈泽宜交往较多，作为《广场》的精神支持者，她也成了批判对象，这一点我们从那些大批判文章的标题即可看出来，如《林昭是〈广场〉的幕后谋士》、《翩然〈红楼〉座上客，竟是〈广场〉幕后人——如此林昭真面目》等。

毛泽东说反右不是阴谋，而是“阳谋”。我不知道，类似“谭金水”这样的安排属于阴谋还是阳谋？其实，阴谋和阳谋从本质上也没有多大的区分，其中都包含了专制权杖或点石成金或妙手空空或莫须有的技巧，在专制的铁幕下，阳谋和阴谋一样，没有人能躲得开。生为中国人，除了为那个时代提供血祭、青春祭，剩下的也不过是做奴隶、做谭金水这样的出路，归根到底，每个人的命运都好不到哪里去。在人间蒸发的谭金水们，和历尽患难、有机会写下回忆录的陈奉孝、张元勋、沈泽宜们，同样是不幸的。当然，我们这些未能身历50年前那场民族灾难的后来者，也同样难以逃脱不幸的命运。

《布罗茨基传》,刘文飞著,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10月版,28.00元。

《文明的孩子》,布罗茨基著,刘文飞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5月版,18.00元。

《见证》,所罗门·伏尔科夫著,叶琼芳译,花城出版社1998年1月版,23.00。

《布罗茨基谈话录》,约瑟夫·布罗茨基、所罗门·沃尔科夫著,马海甸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4月版,39.00元。

约瑟夫.布罗茨基15岁便退学进入社会，先后当过火车司炉工、板金工、医院陈尸房工人、地质勘探队的杂务工等。1955年开始写诗。1964年，布罗茨基被法庭以“社会寄生虫”罪判处5年徒刑。服刑18个月后，经过一些苏联著名作家和艺术家的干预和努力而被释放。1972年被苏联驱逐出境。不久，他接受美国密执安大学的邀请，担任住校诗人，1977年，加入美国国籍。

侨居国外期间，布罗茨基又以十多种语言出版了他的选集，1987年，由于他的作品“超越时空限制，无论在文学上及敏感问题方面，都充分显示出他广阔的思想和浓郁的诗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1996年1月28日，布罗茨基因心脏病发作，在睡眠中逝世，享年55岁。

布罗茨基在前苏联被关押被流放最后被逐出祖国的受迫害的经历，读者多少知道一点，但没有一本书有这本谈话录讲得那样详细，甚至比他到美国后撰写的自传散文《小于一》还要细致，在自己的文章中出于风度和骄傲，布罗茨基显然简化了自己受虐的过程和情节，而是致力于分析这种痛苦。

有如即兴创作的谈话

看一个作家的作品和与他交谈，是两种全然不同的体验。通常，写作———哪怕是不那么出色的写作，也会给人留下较为严谨的印象，你可以清晰感受到作者思考揣摩的痕迹，你可以发现他在挑选一个准确词语时的煞费苦心。可是当你和他面对面谈话的时候，那种凝重的感觉将会减弱许多，他甚至可能是一个风趣的妙语连珠的人，或者相反他也有可能让我们大失所望，竟然是一个闷葫芦。因为很简单，当我们交谈时，留给我们思考的时间是如此之少，比如当你的谈话对象结束一个提问，正常情况下你得在数秒内给出回答，否则那将是一段让谈话者双方都倍感压力的沉默，当然也许你是一个极为谨慎的作家，那么你可以通过支支吾吾换来多几秒钟的遣词造句的时间，可是对比于你独自在屋子里的写作（你甚至可以为一个合适的句子，平心静气地斟酌一个钟头），谈话永远是仓促的。也因为这个原因，作家的作品集似乎总是要比他的谈话录更有价值，但是另一方面在谈话中倒是更容易见出一个作家的性情———他用不着或是来不及在自己谈话的同时迅速地打量自身，以便以自己较好的一面展示于人。高质量的谈话经常会使参与者道出令他们自己都觉得惊讶的看法和结论，在某种程度上，谈话就是一次即兴创作，状态好的时候，那种瞬间的爆发力也是那种苦心积虑的思考无法企及的。

具体到《布罗茨基谈话录》，这无疑是一部有魅力的谈话录，访问者沃尔科夫本身是一位音乐家和文化史家，熟悉乃至精通俄罗斯诗歌和文学史，1978年秋天，他去听布罗茨基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讲座，深受震动，遂产生编撰《布罗茨基谈话录》的动机，并很快征得布罗茨基的同意。两人的谈话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断断续续持续到1996年布罗茨基心脏病发辞世。这一“耗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的工作”显然没有辜负两位谈话者的苦心，这是不可多得的精彩的谈话录。《布罗茨基谈话录》有两个基本主题：一是诗歌，具体地说是布罗茨基一直推崇的几位诗人———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奥登、弗罗斯特等，这几个诗人书中都专章谈到；一是布罗茨基个人的近乎传奇般的经历，他在前苏联被关押被流放最后被逐出祖国的受迫害的经历，读者多少知道一点，但没有一本书有这本谈话录讲得那样详细，甚至比他到美国后撰写的自传散文《小于一》还要细致，在自己的文章中出于风度和骄傲，布罗茨基显然简化了自己受虐的过程和情节，而是致力于分析这种痛苦。

对于自己喜欢的这几位诗人，布罗茨基都撰文介绍过，关于茨维塔耶娃的《诗人与散文》、关于阿赫玛托娃的《哀泣的缪斯》、关于奥登的《析奥登的〈1939年9月1日〉》、关于弗罗斯特的《悲伤与理智》。这是尽显布罗茨基出众的批评才华的文章，主要在诗艺上探讨这几位诗人的作品，只有在《哀泣的缪斯》一文中，才少许带出阿赫玛托娃的传记资料，布罗茨基这样描述阿赫玛托娃的外貌：“她看上去相当漂亮。五英尺十一英寸的身材，乌黑的头发，白皙的皮肤，雪豹一般灰蓝色的眼睛，苗条的、柔软得难以置信的身段。”但是在文章中你仍然找不到布罗茨基和阿赫玛托娃私人交情的例证，这是可以理解的，对任何一个自尊的诗人而言，在他评述一个朋友的诗作时带出这种友情，不仅是侮辱了这友情，通常也会影响到批评的公正，哪怕仅仅是在感觉上。可是在谈话中，则有大量的交往细节，谈话的确和文章所负载的道德责任不同，在谈话中谈及自己的朋友实在要自然得多，况且还是在另一位好奇者不断的追问和引诱下。

布罗茨基热爱的诗人

四位诗人中，布罗茨基和阿赫玛托娃、奥登有过直接的交往，没见过茨维塔耶娃和弗罗斯特，纯粹是热爱他们的诗歌，可是这热爱也很自然令他去了解他们，那么在谈话中我们仍然获知了茨维塔耶娃和弗罗斯特生活中的某些“秘密”。可是为什么要知道这些秘密呢？众所周知，诗人的生活和他的作品并不存在简单的因果逻辑关系，并不是说他蒙受了苦难他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就能成为一个出色的诗人。在谈话里，布罗茨基也反复谈到这一点：“在文学中，就像在音乐中一样，体验是某种次要的东西。”“谈生活———无非是猫抓自己的尾巴，瞎折腾。”可是每个作家都只能以自己的生活作为写作素材，那么生活和作品表面上的矛盾之处，则恰恰是值得我们细究的地方，那里面藏有写作最深的秘密，布罗茨基显然对此亦深有感触，也有很深入的思考。从另一个意义上，我们仍然可以说，我们对一个诗人了解得越多，对他的诗也就理解得越深。

毋庸置疑，茨维塔耶娃是布罗茨基最推崇的20世纪诗人，他在谈话中也反复申明此点，布罗茨基认为茨维塔耶娃是“加尔文式”的诗人，这就是一个人对自己、对自己的良心和意识的十分严厉的清算。沃尔科夫在此时不失时机地抖出猛料（对我而言），茨维塔耶娃的丈夫埃夫隆曾经参与过苏联情报机关的间谍活动，也就是对叛逃者伊格纳季。列依斯的追杀，并说埃夫隆是“最阴暗的斯大林时期的苏联间谍。”而茨维塔耶娃“很显然，一直到最后都是完全接受并支持埃夫隆的”。这个猛料在他们那个圈子里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我以为布罗茨基的辩护仍然是有力的：茨维塔耶娃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爱上埃夫隆，并且一直爱她，用她自己的话说，她“像一只狗那样”跟着埃夫隆。忠贞于自己———这就是她的行为道德。对于茨维塔耶娃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直观的恶的教训，而一个诗人是不会随便抛弃这样的教训的。灾难就是灾难，在灾难中可以学会很多东西。而且茨维塔耶娃对埃夫隆还有愧疚，他们有三个孩子，三个孩子模样各不相同，他们长得不太像爸爸，至少她自己是这样认为的，这会使她不太急于去充当埃夫隆的法官。后者会牵出茨维塔耶娃私生活的另一面，在中国也许会有刻板的道学家对此会对茨维塔耶娃大加挞伐，可是至少对布罗茨基和沃尔科夫而言，私生活的放纵的确对诗人来说根本不是一个问题，至少无关作品的优劣。

阿赫玛托娃则是20世纪俄罗斯诗歌另一个传奇。她的前夫是古米廖夫，20世纪初重要的艺术流派阿克梅派的领袖，后被莫须有的罪名被处以极刑，她和茨维塔耶娃及曼杰什坦姆都是至交，她一生中都不乏仰慕者和追求者（著名的有莫迪利阿尼、以赛亚。柏林），说她是白银时代的皇后也许是恰当的称谓。在阿赫玛托娃晚年，她周围又聚拢了一群出色的年轻诗人，奈曼、莱茵、博贝舍夫和布罗茨基，他们常常去圣彼得堡郊区阿赫玛托娃的住处拜访她，而阿赫玛托娃会给他们朗诵自己的近作，听取这些年轻诗人的意见。有一个冬天，布罗茨基甚至在阿赫玛托娃住处附近租了间别墅，那时“我确实每天都去看望她，话题完全和文学无涉，谈的是人们之间———我斗胆说一句———是相互的依恋”。在谈话中，狡猾的提问者沃尔科夫提到，阿赫玛托娃对自己儿子的命运是否带有某些冷漠？布罗茨基几乎是条件反射般地给予了精彩的回答：“不，生活中恰好没有冷漠。冷漠———如果这句话在这儿一般来说是适用的话———它与创作与生俱来……你用这种或那种方式努力营造悲剧的效果，似乎在用这种或那种诗行无意地违背真理，逆自己的痛苦而行。”这当然也是布罗茨基自己对待生活的态度。

超越苦难

读者多少了解布罗茨基因为“社会寄生虫”的罪名被捕入狱，他和庭审法官的对话曾经在西方广为流传，后来又有学者对“布罗茨基案件”做了详细调查，还出版了专著，事件中的黑色幽默色彩尽显专制制度的荒谬可笑，可是对当事人来说，这是不折不扣的灾难。在谈话录中，我们知道布罗茨基初次被捕时的恐惧，“第一次抓我时我很害怕，通常抓人都很早，早上六点钟”。也更详细地知道他在精神病院中所受的折磨：“第一晚，我旁边单人床上的那个人就自杀了，他切断了血管。”“在那儿人们用各种愚蠢的念头刺激你，将一些药硬塞给你吃。”“你躺着在阅读，突然来了两个护理员，从床上拽起你，用床单捆上浸到浴缸里，然后把你从浴缸拽起，但不解开床单，这种床单就在你身上结成硬块。”“他们用拳头敲你，搧你嘴巴。”难怪阿赫玛托娃曾经感叹道：“他们给我们这个红头发小伙（指布罗茨基）制造了怎样一份传记阿！这经历他似乎是从什么人那儿租用来的。”

关键是如何对待这些———我们暂且说是苦难吧，有人正视它，比如同样有过劳改营经历的索尔仁尼琴，他的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古拉格群岛》等堪称是那个时代的史诗，一种直接的对抗。布罗茨基有自己的方式，那就是从更高的角度去观察和俯视乃至蔑视它。诗人米沃什曾经准确地评论过，布罗茨基“不是一个政治诗人，他不会跟几乎不配享有跟他辩论特权的对手争辩。他却介入一种活动形式，被时间的暴君们解开脚镣的诗艺”。布罗茨基善于从道德和伦理的角度思考这些生活中不期然的苦难或者说恶，1984年在布罗茨基任教的威廉斯学院毕业典礼上布罗茨基做了《毕业典礼致辞》的演讲，对生活中无所不在的恶做了鞭辟入里的分析，不用说那些磨难给他的思考增添了韧性：“世上最容易翻转过来并从里到外碰得焦头烂额的，无过于我们有关社会公义、公民良心、美好未来之类的概念了。”“对抗恶的最切实的办法是极端的个人主义、独创性的思想、异想天开，甚至———如果你愿意———怪僻。”1987年在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说中，布罗茨基再进一步，将善恶问题归属于美学的门下———美学是伦理学之母，提出“‘好’和‘坏’的概念首先是美学的概念，它们先于‘善’和‘恶’的概念”。

实事求是地说，布罗茨基的散文和诗歌要比这本谈话录更有文学价值，谈话录中的精辟观点在他那些著名的散文中多半更为系统地论述过。但是谈话录仍然很吸引我，因为那些诗人们的故事，诗歌和别的文学门类有点不同，一旦你喜欢某人的诗歌，很自然地就会对某人本身发生兴趣，想象他的模样和言谈，想象他的喜悦和悲伤，仿佛就是我们自己的喜悦和悲伤。诗歌也许就是人的灵魂的外衣吧，诗歌有多绚烂似乎那位诗人就应该多有魅力，布罗茨基的谈话为此添加了新的证明。布罗茨基喜欢的几位诗人，我也都喜欢，以前只是沉浸在他们各自的文本中，而藉由布罗茨基的谈话，这些人物被串联在一起，恍惚舞台上原本孤立的演员开始发生互动，他们的面目、表情和体态也就愈发清晰了。就像一幅木刻，他们的形象最终凸显在原本平整的木板上，几乎触手可及。

《古拉格群岛》,索尔仁尼琴著,田大畏等译,群众出版社1982年版。

《癌病房》,索尔仁尼琴著,荣如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对“开卷有益”这话，我一向有些怀疑。回想起来，读过的书中真说得上对自家有益的，未必占多大比例，其他则读不读两可，甚至根本就不必读。早年没条件也没能力选择，后来挑选余地多了，才慢慢知道拣好的看了。

读书不易的时候，能到手的多是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小说和翻译过来的苏联小说。相比之下，我对后者更感兴趣。诸如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富尔曼诺夫的《恰巴耶夫》，革拉特科夫的《水泥》，法捷耶夫的《毁灭》和《青年近卫军》，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马卡连科的《教育诗》，凯特林斯卡娅的《勇敢》，潘菲洛夫的《磨刀石农庄》，阿扎耶夫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巴巴耶夫斯基的《金星英雄》和《光明普照大地》，尼古拉耶娃的《收获》，柯切托夫的《茹尔宾一家》、《叶尔绍夫兄弟》和《州委书记》，等等，都想方设法找来，读过不止一遍。当时颇为书里描写的英雄和标举的理想所鼓舞，自然认同其宣扬的意识形态了；现在想来，那种意识形态来自严酷的现实，反过来又对现实的严酷产生作用。举个例子，盖达尔在《少年鼓手的命运》中写道：“只有到了革命的浪潮把一切界限都消灭了，最后一个奸细、最后一个特务和幸福人民的敌人，也跟这界限一起消灭了，那时候一切歌曲才不唱别的，只是单纯地响亮地歌唱着人类。”如果读了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就知道这番话的真正涵义了。鲁迅《狂人日记》里说的“……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用在这儿倒很合适。而离开此点去谈“英雄”和“理想”，未免全无心肝；只以内容真实与否或艺术水平高低来评价这些作品，亦为皮毛之见。现在说这些当然是放马后炮了，那时我还很憧憬盖达尔等人笔下的生活呢。

这批书中，《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给我留下印象尤深。精装厚厚一册，系父亲从朋友处借来，时为七十年代中期。书中“小红帽”丹尼亚要算是我爱慕的对象，好比别人提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的冬尼亚一样。《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还给人许久，我仍惘然若失，盼望自己什么时候也能拥有一部。等到书店开始卖外国小说了，我一直留心这书重印没有。一九八一年初我去上海，在四川北路一家书店找到一套五十年代印行的，平装三册，品相很好。我一直不买旧书，这回破例。第二年新版面世，我又买了一套。另外柯切托夫的几本书，我也一度以为揭示现实相当深刻。待到发现他其实固守旧的立场，乃是相对于五十年代“解冻文学”的一个反动角色，而《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也问题多多，则是后来的事了。

大概我这年龄以及上一两辈的人，都有类似的阅读经历罢。苏联文学对中国文学到底有过什么影响，这笔账应该好好清算一下；虽然时至今日，也许仅仅具有文学史的而不是文学的意义了。说来在其本土亦是如此，好些东西甚至因为缺乏文学价值，已经从文学史中扫地出门。前几年翻译过来一部符。格。阿格诺索夫主编的《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上述作品就很少提到。对此咱们的论家却心有未甘：“下半时期所谓社会停滞的年代，本土文学原是相当活跃的，建树颇多，却未得到充分的反映，随之而来的是一些卓有成就的作者未能入围。”（见该书“中译本序”）但大浪淘沙，莫可奈何。倒是我辈普通读者，当初孜孜矻矻于此，空耗了许多时间精力。

我明白这一点，是一九八三年读到内部发行的马克。斯洛宁著《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之后。敢情此前我对苏联文学的了解，仅限于几无文学成就可言的那一部分正统文学，和稍稍偏离正统文学，有些成就的另一部分———譬如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帕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以及阿。托尔斯泰、费定等人所作；至于苏联文学中最有成就同时也是与正统根本对立的部分，我只读了内部发行的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和《癌病房》，别的根本没听说过。像扎米亚京的《我们》，巴别尔的《骑兵军》和《敖德萨的故事》，皮里尼亚克的《红木》，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普拉东诺夫的《切文古尔镇》和《基坑》，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和《第一圈》，以及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和曼德尔斯塔姆的诗作，都是后来陆续读到的。苏联最后一期的文学作品也译介了不少，拉斯普京的《活下去，并且要记住》曾轰动一时，还有艾特玛托夫、贝科夫、舒克申、阿斯塔菲耶夫等，无疑是新的气象。但在我看来，到底比不上此前那些惨遭埋没的作品———它们无愧于俄罗斯的伟大文学传统，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出类拔萃的。

止庵

原名王进文，学者，散文家，现年四十九岁。有《樗下读庄》、《老子演义》、《远书》、《云集》等多种著作。

以色列是我旅游的第三十八个国家。我一直想去以色列文化考察，但问遍上海各大旅行社都回答：安全无保证。另外两国旅游尚未开通，旅行社连商务组团的机会都没有。我不死心，于是写信给以色列驻上海领事，申请单独去以色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