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从1978年算起，“改革开放”时代已经持续了三十年。这三十年中，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奥运会把这种变化所带来的繁荣展示给了全世界。这种繁荣、富裕，也令国内外学界对中国另眼相看。

但是，对于一个好社会来说，财富的丰裕固然重要，却不是唯一重要的。好社会的主要指标是人的普遍幸福，这种幸福并不完全由财富决定，更是由制度安排决定。如孔夫子所说，“不患寡而患不均”——这里的“均”当然不是指平均，而是指“政理均平”，也即正义的治理和财富的正义配置。

准此，考察过去三十年中国所发生的变化，应当在物质、财富的指标之外，更多地关注制度的变迁，即人们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等领域活动的规则与制度框架发生变化的程度、范围。

中国漫长的历史表明了这种视角的必要性。秦以来的中国基本上就是以基于私人产权的市场的方式组织经济活动，儒家等信念体系也不排斥赢利活动，市场发育并无伦理上的障碍。事实上，不论是宋代、晚明还是清中期，中国的经济都是非常繁荣的。但是，这种繁荣一次又一次地被政治、社会动荡打断。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的法律与政治安排不合理。在此框架内实现的繁荣，内在地制造着两极分化，因而具有一种自我毁灭倾向。治乱循环现象使得各种初级形态的市场元素无法累积成为连贯的市场制度。

近代西方解决了这一问题，突破了历史学家所说的“布罗代尔钟罩”，实现了财富、文化的累积性成长。其解决之道，似乎主要蕴涵在现代民族国家这一治理秩序中。健全的市场秩序、乃至一般社会合作，需要一个相互信赖的社会，需要一个“强”政府，以有效执行法律、维持秩序。当然，这个政府的权力也必须受到有效限制，使之不至于滥用。

从经验上看，现代的市场制度形成于现代民族国家建制内，健全的市场化过程内嵌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即“立国”（nation-building）的过程之中，而立国的关键，正是建立宪政制度。从逻辑上看，宪政先于市场，市场化是宪政化的产物。工业革命发生于英国宪政制度稳定之后，并非偶然。

今人往往忽视这一点，错误地以为，宪政是私有产权和市场发育的结果。其实，除了当代的转型国家，几乎没有哪个国家的人们曾经以建立市场制度作为其变革的重要诉求。本来也无此必要，一个社会只要是自然发育的，就必然存在程度不等的私人产权和市场，而无须刻意的构造，只有在转型国家才有此种必要。相反，通常情况下，人们变革制度的努力总是明确地指向宪政制度。由此，法律强化对个人自由和私人产权的切实保护，市场制度由此突破各种制度壁垒获得发育，从而推动经济增长、社会财富增加。

这也正是中国的情形。近代以来，开明士大夫与西方接触之后，并没有立刻形成建立市场制度的意志。当时的人们就生活在一种前现代的市场制度之中。相反，人们痛切感受到的是中国固有的法律、政治制度的不合理。经过制度比较，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意志和蓝图，在官民的观念世界中逐渐清晰。这种立国努力涵盖三大领域：精神、民族与政体。西方的侵略使士大夫群体产生了一种“民族”危机感，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文化与精神身份危机，也认识到西方之议会、法治等制度对于优良治理的必要性。激进的康有为与相对保守的张之洞同时发出保种、保国、保教的呼声，就表明了一种建国的自觉。

此后一百多年间共出现了三波较为重要的立国努力，每一波努力都推动了市场发育和经济繁荣。过去三十年是第三波，把它放到一百年的历史脉络中进行观察，也许可以更为准确地对其成败得失作出评估。

立国第一波：清末民初

第一波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努力是清末新政与共和革命。

1905年，几乎同时与中国进行现代化努力的日本，在发生于中国土地上的日俄战争中打败俄国，这一结果强烈刺激了中国精英群体。他们几乎一致地得出结论：日本战胜俄国，乃是宪政战胜专制，中国惟有力行宪政，才能免于沦亡命运，才能实现民富国强。

基于这样的认识，开明的士大夫群体，尤其是其中与现代工商业关系密切的绅商群体，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立宪运动。清廷面对危机，也积极地回应社会的立宪要求。朝野经过了广泛的考察和激烈的争论，终于达成共识。1908年8月27日，清廷公布了九年建立君主立宪制度的规划，并公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议院法要领》、《选举法要领》及《逐年筹备事宜清单》。

此后，中央政府开始进行改革，建立内阁、资政院，也实行现代预算制度。地方层面上的变革更为广泛、激烈。尤其是省咨议局及县、乡镇自治机构经过选举建立，极大地改变秦以来的治理格局，政治迅速地民主化，尽管民主仅限于精英群体内部。同时，各地开始设立独立的法院，法律人也开始订立新法律。与治理变革相配套，教育体系也开始重构。

几个月后，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先后驾崩，满人皇族对于立宪的态度发生变化。此时，旨在推翻皇权制度的革命观念和运动也早已在海内外兴起。这场革命运动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其口号首先是“驱除靼虏”。皇室担心丧失权力，逆转了满汉一家、共同走向政治民族的方向，而回归了本能的种族政治。立宪党人对此极为失望，迅速走向激进，不再忠于清廷。结果，一次偶然事件就使清廷覆灭，共和政体得以不流血地建立。

放宽视野来看，革命者与君主立宪主义者所追求的宪政之具体制度形态尽管大相径庭，其基本目标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在中国建立宪政制度。也因此，民国以后的政治与清末新政之间有明显的连续性，原来势不两立的革命者与君主立宪党人融为一体，共同寻找合适的宪政制度安排，包括制定宪法，曾经形成一部“曹锟宪法”。有专家评论，仅就文本而言，这是二十世纪最完美的一部宪法。只是，在皇权崩塌之后，军事力量被释放出来，大摇大摆地进入政治场景，从而使得中央层面的宪政制度建构没有多大进展。

不过，正因为这一点，地方治理获得更为广泛的试验空间。这一阶段真正引人注目的治理变革就发生在地方层面：地方的议会政治进一步发展，甚至发展成为省宪运动、联省自治运动。在中央政府缺乏权威的情况下，地方自治组织、甚至商人自治组织有效地对地方进行治理。

因而，尽管民国初年之后出现军阀混战局面，但是，教育、文化、经济、社会等领域仍然出现了史无前例的繁荣。尤其是现代工商业、现代大学、现代学术、现代社会的组织形态迅速发展。一百年后，人们发现，至少，那个时代的思想、学术似乎是今人难以超越的。

立国第二波：抗战建国

现代立国事业的第二波努力是抗战建国。

鉴于军阀专权，宪制无法在中央层面正常运转，孙中山先生率领国民党转而采用武力护宪路线，提出了军政、训政、宪政的建国三序方略。军政是以党建国，训政是以党治国。国家权力与国民党的权力结合，向传统政治并不覆盖的基层社会扩张，这对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倒也是必要的。

日本全面侵略中国带来了一个“非意图的后果”：在这场战争前及战争期间，晚清以来列强强加的不平等条约被废除了；中国被世界承认为强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现代民族意识迅速发育，人们超越种族、地域界限，精神、文化、政治意义上的“中华民族”观念终于形成。这些是中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一大进展。

有识之士希望在此政治性民族基础上，结束训政，建立宪政。事实上，国民政府尽管实行党治，但既然承认宪政目标，就无法完全禁止社会各界的立宪努力。自南京政府成立之始，不少社会力量就坚持不懈地从事立宪活动。面对日本的侵略，国民党为凝聚全民力量，也被迫放弃其一党专政的训政纲领，容纳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其他党派参政，提前转向了宪政。从1938年的国民参政会，到1939年的宪政期成会，再到1943年的宪政实施协进会，一直到1946年初的政治协商会议，各党派共同参与，确定了实施宪政的具体计划。

不过，20世纪初的中国受全球思潮的影响，也出现了政治的意识形态化，各党派的诉求趋向极端，抗战期间凝聚成的团结局面，在政协会议之后进行实质性立宪阶段瓦解，中国进入内战状态，直到1949年。

这三十年间，政治上仍然是动荡的，尤其是日本侵略给中国带来毁灭性破坏。但是，现代民族国家初步建立，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社会管理等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就。同时，现代法律体系已经开始运转，后发优势也使企业家可以利用西方的知识与制度。因而，这期间，市场制度继续发育，经济增长的表现相当出色。有统计说，从1912年到1942年，中国的工业年均增长率为8.4%，这是相当惊人的。

立国第三波：三十年变革潮

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由于截然不同的原因，海峡两岸都出现了各自的变革。

在中国大陆，自五十年代以来，出现了文化断裂，私人产权和市场制度被废除，社会不复存在，经济、社会极度萧条。到七十年代末“文革”结束，“国民经济”已濒临崩溃边缘。为了生存，民众中那些具有冒险精神的人，他们可以说是“立法企业家”，开始进行一些制度创新——其实是恢复一些传统的私人经营制度。面对危机，思想开明的地方和中央政府领导人认可了民众的这种重新。民众创新、政府认可，这就是过去三十年制度变迁的基本模式。

于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民众的自由活动空间逐渐扩大，国家对人、资源的控制逐渐放松。私人产权获得一定程度保护，公有经济迅速缩小，私人企业逐渐发育以至于占据经济的半壁江山。这些制度变化释放出企业家的创造性，使大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私人财富与政府财政以较高速度增长。与此同时，人们在其他领域的自由有所扩张，不少权利获得政府的尊重和保障，社会自我治理的范围不断扩展，文化、精神的自主性不断强化，法律与司法体系趋向完善，政治参与的渠道也日益增加。这些制度变迁也使社会、文化走向繁荣。

三十年与一百年

与三十年前相比，大陆社会的变化是巨大的，经济增长、财富积累尤其引人注目。但是，从社会治理体系的角度来考察，哪怕是与一百年前相比，仍有很多需要继续改革的地方。

一百年前，私人产权制度是完整的，私人企业的经营领域几乎不受什么限制；而今天，最重要的资源不能由私人拥有，法律对产权的保护并不完整，私人企业无法进入一些重要的产业领域。

一百年前，社会基本上是自治的，传统士绅主导着传统的乡村与市镇的治理，绅商则主导着新兴工商业城市的治理，中央政府委派的各级地方官员与地方精英之间存在合作关系。今天，社会仍然缺乏足够发展空间，自治的层次非常低。

有学者曾经指出，1898年到1911年是中国历史的“黄金十年”，是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十年，那个时代确定了未来一百多年的历史主题，后人都是在完成那个时代的人们未能完成的作业。这个作业就是建立和完善现代民族国家。比如，一百年前的人们的精神还是有根基的，对于固有文化自我更新的能力还有信心，今天人们想复兴固有文化，但在断裂了几十年之后，人们却不知从何入手了。

毫无疑问，过去三十年，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从百年视野来看，中国人还有很多作业要完成。

保护民族工业：依靠质量而非口号——从三鹿牌奶粉事件谈起

中国有句老话叫“民以食为天”，但近年就在有关维持生命的“食品”问题上，中国不断爆出有毒食品的丑闻。而且随着中国食品出口，这类丑闻成为各国媒体的新闻题材。去年在面对各国媒体接踵而至的批评时，中国当局终于祭出“民族主义”这一法宝，先是将此类丑闻说成是各国在贸易战中妖魔化“中国制造”的结果，继而又找到在中国开业的洋人餐饮店所卖食物加入苏丹红之类的例证，因而“反败为胜”――反正国内民众与国外信息处于隔绝状态，打赢这场各自为战的舆论战也无任何困难。

三鹿奶粉的质量问题给中国食品业信誉带来的打击是沉重的。因为“三鹿商标”是获得国家工商总局认定的“中国驰名商标”，三鹿奶粉、三鹿液态奶是国家免检产品与“中国名牌产品”，三鹿婴儿奶粉更被国家卫生部定为“第一批卫生安全食品”。这一集各种荣誉于一身的名牌产品发生丑闻，足以将中国当局去年苦心裱糊的“食品安全”包装纸撕个稀巴烂。而且由于受害婴儿人数众多，且找不到“海外反华势力”做替罪羊，于是这场讨论在网上逐步升级，最后成了对中国食品的声讨：“三聚氰胺这个黑手，从最初的牛羊饲料市场开始蔓延，发展到今天，终于伸到了婴儿奶粉这个领域。数以亿计的中国人，不知不觉中，早已吃了好多年用三聚氰胺喂养出来的猪肉，牛肉，鸡肉，喝了很多年添加了三聚氰胺的成人奶粉，不知不觉中，都受到了三聚氰胺的污染。……”

由于中国经常出现许多化腐朽为神奇的故事，三鹿是否将受到处罚目前尚未可知，但可以预知的是三鹿这一驰名品牌将蒙上严重阴影。

2004年4月阜阳假奶粉事件为三鹿品牌的崛起提供了良机。当时中国国产奶粉身受两大考验，一是消费者信心大幅下降，国产奶粉销量骤减，行业面临重新洗牌；二是外国奶粉销量大增。当时，为了保住国产奶粉的市场份额，中国政府、媒体、企业三方联动，国家质检局向消费者推荐8个已获中国名牌产品和免检产品称号的奶粉品牌，这些企业也纷纷开展促销活动。三鹿集团更是采取了各种方法扩大销售，一是在县级市场设立一级代理商，在劣质奶粉较集中的地区设企业直销网点；二是调整婴幼儿奶粉价格，使其适应农村市场；三是在多家媒体上刊登各种形式的广告并开展征文活动。

媒体业配发的各种文章更是带有“保护民族工业”的悲壮色彩，比如“国产奶粉主动应战，收复‘失地’”，要“打好民族工业的市场保卫战”等。中国国家广播电台在2004年7月30日做的长篇采访标题就是“三鹿集团为亲人的健康负责”。该文言之凿凿地称：“一流的产品是由一流的人生产的，三鹿集团大力倡导‘人品就是产品’的管理理念，‘把消费者当亲人，为亲人的健康负责’”，记者称亲眼看到，“每道工序每日必经自检、互检和抽检，上道工序不合格绝对进不了下道工序。三鹿是业内为数不多的通过ISO9002质量保证体系和产品质量双认证的企业，……在今年上半年全国奶粉质量大检查中，全国200多个省、市、县行政执法部门对三鹿产品进行了1，000多次检验，频繁、严格的产品检验表明，石家庄三鹿集团生产的各个系列奶粉全部合格！”

从三鹿品牌崛起的过程来看，它是在企业开拓市场的努力、国家信誉与媒体信誉这三重力量共同塑造下而形成的品牌。这样形成的品牌，三鹿本当加倍珍惜，但却因其短视，为应付原料价格上涨降低成本而大量使用三聚氰胺，因而酿成今天的质量丑闻。受害的当然不止是它自己，还有为其质量背书的国家质检局、众多媒体与形象代言人。

三鹿留下的教训是深刻的。这个教训就是：保护民族工业的根本大计是依靠产品的质量。否则，“抢”回来的失地还会再度丢失。在食品安全这种事情上，即使是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也无法用“宁可食用本国有害食品而死，决不食用外国食品而生”这类荒谬之言去劝诫消费者。非战争时期，用“朱自清饿死不食美国面粉”这类事例去教育国人已无作用。

澳洲《天主教领导者》网站上的关于处罚逃学学生家长政策的报道。图片为澳洲教育部长吉拉德（Julia Gillard）。

不久前，新华网公布，中国从今年9月1日起全面实现了九年义务教育。这条消息引起了不少争论。无独有偶，最近澳洲一条与教育有关的新政策也在社会上引起很大争议。

这项引起争议的政策的核心内容是，如果哪家的孩子经常无故旷课，政府就扣发父母的福利金。该政策从09年起先在八个地区，主是要土著人聚居的北领地地区试点，试点成功后再全国推广。

澳洲教育部长吉拉德（Julia Gillard）表示，推出此项政策是想保证学生的出勤率。目前在全澳一共有两万儿童经常无故旷课。

反对这项政策的人认为，拿福利金的家庭，本来就是经济状况欠佳的，如果政府再停发福利金，说不定不但不能保证孩子去上学，还会让这些孩子没饭吃、饿肚子；还有的人认为，由于公立学校归州政府管，而福利金是由联邦政府发放，所以在没有州政府配合的情况下，联邦政府根本拿不到孩子在学校出勤率的数据，怎么执行这项政策呢？所以这基本上是个空话。

不管怎么说，这项新政策给人的感觉是，澳洲政府在“处心积虑”的想保证让所有的孩子都能全勤上学。在笔者看来，对比中国，澳洲的福利简直太好了；在澳洲当家长，要解决孩子的教育问题，也简直太容易了。

事实上，从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在澳洲，孩子是国家，或称整个社会共同养大的。首先，每生一个孩子，马上就可以“无端”的从政府处得到5000澳元（约合27,124人民币）的奖金。澳洲人口少，政府鼓励多生。

从孩子生下来起，政府就每月发放补助，帮你养孩子，名曰“Payments to help you raise children”，可译做“助养金”，具体金额视家庭收入而定，收入越低，拿的越多，有一整套的计算方法。

比如，家庭年收入在42,559澳元（约合231,210人民币）以下的，养一个孩子的，孩子年满12岁之前，每年可得4631.85澳元（合人民币25,092元）的A类补助（Family Tax Benefit Part A）；孩子13-15岁时，每年可得5818.10澳元（约合人民币31,477元）。孩子超过一个的，还可再多拿。单身家长的，也可拿的更多。

另外，家庭年收入少于15万澳元（约合81万人民币）的，还可拿B类补助（Family Tax Benefit Part B），孩子5岁之前，每年可拿3693.80澳元（约合人民币19,942元），孩子5-15岁时，每年可拿2675.45澳元（约合人民币14,444元）。

等孩子长到16岁，政府就算他法定成年了，他只要在全天候学习，就可领取政府的青年补助金（Youth Allowance），与父母同住的，18岁以下时，每年可拿5057澳元（约合人民币27,314元）；18岁以上的，可拿6081澳元（约合人民币32,838元），不与父母同住的，每年可拿9240澳元（约合人民币49,898元）。

如果超过25岁的成年人，想“回炉”全职学习，也可以拿学习补助金（Austudy），无小孩的，每年可拿9240澳元；单身有小孩的，每年可拿12,105澳元（约合人民币65,409元）。有配偶有小孩的，则可拿10,145澳元（约合人民币54,818元）。

这样的补助水平，在澳洲可以维持一个最基本的生活水准。也即凡愿上学的，根本不必为生活费发愁，只要你学习，政府/社会就养着你。

另外，在澳洲，学生想找个零工做也非常容易，比如在商店里收钱、站柜台。十几岁的孩子，利用周末打两天工的话，所挣的钱就够一星期的生活费了。

那么学费呢？从小学到高中毕业的十二年中，公立学校是一律不交费的，连坐公共汽车上学都免费。课本不必买，学校借给学生，用完后归还。

上大学时拿不到奖学金的，可享受专项高等教育贷款（Higher　Education　Loan　Programme），这是一种无息贷款，学生毕业后，年收入达到39,825澳元（约合215,239人民币）时，才需要开始偿还，从工资中扣除4%-8%不等，收入越高扣除越多，还完为止；年收入暂未达到39,825澳元者，则不必偿还。一次还清者，还可得20%的折扣，即只需归还贷款额的80%。

这种种政策加起来，使澳洲真正做到了“义务”教育，甚至是政府供你上学、逼你上学。在这样的环境下家长还有什么可愁的呢？

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些年从中国移民到澳洲的人越来越多。那些办投资移民的有钱人士，甚至不惜支付给移民代理3万澳元的费用(约合16万人民币)，也要把自己“办”到澳洲来。在中国，就算是有钱人，也绝对没有澳洲“无钱”人士的安定感、安全感。

在澳洲，你让一个年轻人存钱时，他经常会反问：存钱干什么？如此简单的一问，就代表着他对生活确实没有后顾之忧，反正失业了政府/社会也会养着你。而在中国，一个城市居民，不拿出几十万来，是养不大一个孩子的。所以说中国的义务教育，还真的只是一个“传说”而已。

一度沉寂的余秋雨先生，6月因为含泪劝告地震灾民不要请愿、不要被反华媒体利用，而成为公众焦点。9月，两地政府分别送来礼物：先是位于浙江省慈溪市桥头镇的老宅正经有关部门上报申请成为慈溪市文物保护单位，随后上海市教委在上海戏剧学院成立“余秋雨大师工作室”。

对于故居成为文物保护单位，余秋雨先生多半不会感到意外，因为已经易主的老宅，正是由他本人买下转赠当地政府；对于自己被称为大师，一贯严肃的他难得幽默地说：“比‘大’字等级更高的是‘老’字，一个人先成‘大人’才能成为‘老人’，那么，既然我已经做了大半辈子的‘老师’，那就后退一步叫叫‘大师’也可以吧。”含泪劝告并非空穴来风，双喜临门也早有先兆，早在4月底，上海就成立了以余秋雨先生为理事长的秋雨文化教育基金。

余秋雨能否被称为“大师”，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在一个大师泛滥的年代，多一个余秋雨大师也不算多，更何况，对于大师有很多种理解，你可以把他当作“文化大师”，我也可以把他当作“含泪大师”。让我感到意外的不是他被称为大师，而是他的简历。在余秋雨先生的博客上可以看到这么一段介绍：“多年来他在国内外获得极多奖项，直到最近，还被全国网民投票评为‘2007全国十大学术精英’第一名，又被亚太测评系统评为‘影响世界一百年的百名华人’。”上海各媒体在报道“余秋雨大师工作室”时大都引用了这段话，这两个奖项对批评余秋雨者也起到很好的震慑效应。

在对余秋雨先生表示景仰之余，我也对自己的记忆产生怀疑。2007年，除了电脑中毒等意外事件，我几乎每天都在网上几个小时，只记得全国网民痛打周老虎，不记得他们在百忙之余，还曾评选“2007全国十大学术精英”。个人记忆不可靠，于是人肉搜索，没想到这个据说全国网民参与的活动，在网上信息极少，新浪娱乐频道曾经提及此事，但语焉不详地交待该活动由“某权威机构”主办，某权威机构究竟是何方神圣，再人肉搜索也没有踪迹。这条没有记者署名的新闻表示该评选活动“引起了全国网民的热烈争议”，可是在网上很难寻找到热烈争议的踪迹。权威机构策划活动，大都高调出场，制造声势，此次如此低调，甘作绿叶，扶植红花，非常罕见。十位当选者是于丹、易中天、余秋雨、唐浩明、周兴旺、南怀瑾、茅于轼、厉以宁、郎咸平、王林，其中有四位与湖南有关，易中天、唐浩明、周兴旺、王林，最后两位我闻所未闻。这是一桩“无头评奖活动”，主办单位和评选规则都是秘密，整个活动既与全国网民无关，也与学术无关。余秋雨1987年出版专著《艺术创造工程》，不知道此后20多年里还出版过其他什么学术著作？更神秘的是“影响世界一百年的百名华人”，在中文网络信息中，完全寻找不到亚太测评系统和这个奖项的资料，如果是海外奖项，却在中文世界如此不为人知，不免让人怀疑其中含金量多，还是含水量多。余秋雨大师具体什么时间获得这些殊荣？按照大师的性格，在获奖之际应该会做隆重的公关宣传，为何跟“某权威机构”一样低调？

年初，余秋雨先生在博客上隆重提及自己陪爱妻马兰去纽约领取“亚洲最杰出艺术家奖”中的最高奖项：“终身成就奖”。这个奖项被网友称作“山寨奖”，并且列出了很多理由，比如马兰所获奖项与余秋雨所说不符，颁奖机构有存疑之处，规模也没有余秋雨描述的那么声势浩大，颁奖通知上的颁奖时间与马兰领奖时间相差数月。我感兴趣的是，余秋雨先生提到出席颁奖仪式的有徐志摩先生的女儿（他提供的出席人员名单照片上显示的是徐志摩孙女），并且非常确定地透露她是一位慈善家。查有关徐志摩的资料，长子徐积锴生于1918年，次子生于1922年，三岁夭亡，没有徐志摩女儿的记载。在此含泪恳请余秋雨先生提供徐志摩女儿线索，以供文学史家进一步研究，这也是大师工作室应尽的学术责任。

有一本研究中国茶史的书，书名忘记了，说十九世纪是中国茶出口贸易的顶。有些年份，茶叶佔到俄国对华贸易额的百分之八十，一些欧洲国家对华贸易额的百分之九十，佔到中国出口总贸易额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可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之后，茶叶外销盛极而衰，渐趋式微。进入民国，印度、锡兰、印尼茶叶迅速崛起，中国茶彻底失去竞争力。在欧洲市场上，中国茶甚至一度被贴上印度茶或锡兰茶的标籤出售。

清朝已有掺假之事

该书写到中国茶的衰落时语焉不详，当时我读到这，为中国茶感到遗憾的同时，心中还产生一个疑问：是何原因导致了中国茶叶外销的盛极而衰？几年过去了，昨天网上看到张鸣先生的文章〈异样的添加剂，从害人到自毁〉，这个疑问才得到一个初步的回答。张文係因三鹿奶粉掺假事件而作，其中写道：「据英国人说，在清朝就有（掺假），那个时候卖到英国的中国茶叶，几乎没有不掺沙子的，以致于零售商在卖出前，得先筛过。」文章结论说：「所有的这类异样添加的故事，无论技术含量高低，都演绎从害人到自毁的简单逻辑。当年的茶叶的出口加沙子，最后是印度、日本的茶顶掉了中国茶市场的大半。」茶叶外销之所以迅速败落，原来如此！

张鸣还提到了出口兔毛掺沙子，往西瓜打色素，猪往饲料加瘦肉精，喂鸭子苏丹红等桉例。我们还可以再补充几例子，如往猪肉、牛肉注水，往活猪、活牛嘴插管子灌水，往活鸡鸭肚子塞碎沙石等等。我的故乡还有更具体的例子，比如前几年我乡芹菜销路不错，于是一些种菜的「不法乡亲」便往芹菜捆夹泥。结果不问可知，人家不再订购我乡的芹菜。还有，早些年我乡许多人家都养绵羊，剪毛卖钱，几乎家家户户都往剪下的羊毛喷水掺沙子。至今，往棉花掺沙子，往粮食掺变质的粮食和泥沙，仍然在我乡屡见不鲜。

张鸣说这些「添加」行为无不自害人始，至自毁终，其实不然。这种行为实际上在中国是源远流长，结局并不总是自毁，许多时候则是尝到了甜头，得到了好处。为甚麽会这样？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对诸如此类的行为是默认的，反正人人都这样，谁也不说谁，谁也不责谁，只是如果自己是买方就多加小心防范罢了。我们已经接受了这个潜事实、潜规则，习以为常了。

中国文化撒谎基因

中国的文化中就有撒谎、造假、欺诈的基因，而外国人，实际是信神的基督世界，则视撒谎、造假、欺骗为最可恨的行径，与杀人、偷盗、姦淫同列。在国内不当回事、存在几百几千年的事，一出国门就成为大事，事关民族形象的大事。

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文化冲突，无神论与有神论的冲突。所以中国人要想吃上放心的食品，过上放心的生活，只加强质量检查或市场管理是不够的，中国还需要一个全天候监临人心、温暖人心、照拂人心全能全知的真神。

焦国标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前副授

据报道：2008年9月17日时，中国各地共报告临床诊断肾结石患儿6244例，在所有临床诊断病历中，有158人发生过急性肾功能衰竭，4人死亡。但奥运会残奥会等特供渠道的奶完全符合国家标准。抽样检查在22家企业的奶产品中也发现了这一有害物质。
  
   
  
   牛说：我的奶流出时清香纯正
   狗说：骂狗娘养的人知道我娘有多慈爱
   猪说：笨猪从未亏待自己的宝宝
   狼说：你听说过我辈给崽子喂过脏奶吗
   人说：孩子活了一年吃了12个月的毒奶
  
   这是谁的奶
   我要这个世界来回答
   太阳：我的奶就是光芒
   月夜：我的奶就是安谧
   星星：我的奶就是闪烁
   地球：我的奶就是海洋
  
   可天空漂浮着的那一具具失去记忆的尸体
   还能否找回生前的模样
   为什么不放过孩子
   因为这是一个需要白痴的时代
   南北级早在改变着方位
   五千年的文明啊正面临着断奶
  
   脑残是洗脑者的骄傲
   弱智是弱智者的悲哀
   龙人正在成为历史的摆设
   沉默使象形文字永远变作棺材
   让我吮吸一口真理的乳汁吧
   为倾听永垂不朽的溃塌

怎么能让梁朝伟去演易先生呢？谁会叫一个涉世未深的女学生以情色为手段去诱杀一个老奸巨猾的美男子呢？那样的结果很可能是以情色诱人者反被他人情色所诱，猎手成了猎物，猎物成了猎手，偷鸡不成蚀把米，赔了夫人又折兵。要怎样的笨蛋，才想得出这么愚蠢的美人计？

按照《色戒》原著里的描写，易先生虽然”苍白秀气”，但头发微秃，个子矮小（”她穿着高跟鞋比他高半个头”），还面带鼠相。张爱玲写道：”他（易先生）这样的老奸巨滑，决不会认为她这么个少奶奶会看上一个四五十岁的矮子。”可是在电影里，易先生却成了标准身材的美男子，简直是”少奶杀手”，这样一来，原著的张力就全没了。好比《简爱》的故事。简爱不同于一般的灰姑娘，因为她相貌平平，她不是凭相貌，而是凭她的个性和智慧赢得男主人的爱。如果你找了个沉鱼落雁的大美女来演简爱，后边的戏还怎么展开呢？

导演为了取悦观众，常常让俊男美女上银幕，虽然俗气，但一般情况下也不碍事。祇是在某些特定的故事里，他／她不是俊男美女乃是故事得以展开的基础之一；否则故事就讲不通了，情节就没有可信性了。这就是李安《色戒》的最大败笔。

不错，在希区柯克导演的《美人计》里，莉亚（英格丽。褒曼饰）被派去引诱的纳粹军官阿历克（克劳德。雷恩斯饰）也是仪表堂堂。问题是在这里，莉亚要执行的任务相对简单，她的任务祇是窃取情报而不是参与谋杀，更何况莉亚本来还爱着美国情报官迪普（加利。格兰特饰），曾经沧海难为水，不至于反落进对方的情网。就算莉亚对阿历克也动了情，这并不会妨碍她同时仍能窃取情报。这就不会发生背叛，不会赔了夫人又折兵了。

《色戒》则不同。《色戒》里的王佳芝没有爱人，也没有真正恋爱过，如果易先生真是男性魅力十足，既俊且酷，那么，王佳芝就很容易被对方情色所迷惑而心花意乱，就算不动真情，也很难狠得下心肠去要对方的命了。如此说来，这套美人计从一开始就几乎注定了要破局。那些设计和参与这套美人计的人岂不统统都是大傻瓜？因而整个故事也就不真实不可信了。

《色戒》原著是合情理的。因为谋杀这种事，虽说是谋杀一个政治上的敌人，但倘若这个敌人和你并无个人恩怨，往日无冤近日无仇，又不是在战场那种特定环境下，一般人是不容易下得了手的。如果对方是陌生人还好办些，因为他在你眼里祇是一个抽象的符号。如果你和他有频繁的正常接触，你感觉到对方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你就很难下手。如果彼此还有过肌肤之亲，如果他待你还不错，谋杀计划又安排在珠宝店，他刚刚送给你一枚钻戒，在这种情境下要实行谋杀计划显然就更难了。这时候，你很容易心软。心一软，你就会作出不同的决定。除非你是天生冷酷，或是久经杀场，或是政治觉悟特别特别高，否则一个人要处心积虑地杀死另一个人，没有恨的情绪是不行的。王佳芝没能完成除奸的任务是因为她缺乏足够的很，不必、也不是因为她有什么爱。以她的情况和他们交往的情况，她不可能对他有什么爱情。按理说她不可能对自己说什么”他是真心爱我的”.如果她对自己这么说了，那也是自欺，是为了给自己没能完成除奸的大任找一个藉口。她不好对自己说我下不了手，那样显得自己太无能。她需要给自己找一个更有力的理由，所以她才说到了爱。其实不过是几分温情几分好感罢了。因此，小说《色戒》从头到尾都是合乎情理的，因而是可信的。电影《色戒》则不合情理，不可信。

“质量与安全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张贴在三鹿集团总部的标语如是说。直到最近，该集团一直是中国最大的奶粉生产企业之一，总部位于中国河北省会石家庄。现在，几十人在门外的骄阳下排队退回也许受到可能致命的化学成分污染的奶粉，许多人手里抱着婴儿。中国消费者的和谐面临着罕见的考验。

奶粉安全丑闻不仅吞没了被指为主要罪魁的三鹿，而且把中国许多奶制品企业拖下了水，中国领导层处境尴尬。去年7月，遭遇国内外关于中国生产的食品和药品的大范围投诉，中国政府以受贿罪处决了国家食品与药品监督局局长。今年，为了加强监管，该局被归入卫生部管辖。销售受到污染的奶粉，表明监管依然极为松懈、食品依然充满危险，问题奶粉目前已导致6，000多婴儿患病、4例死亡。

政府归罪于从奶牛养殖者手中收购牛奶的中间商。他们被指控向牛奶里掺水以增加份量，为蒙混过关又添加入用于制造塑料的三聚氰胺，这招可以骗过牛奶蛋白含量的检测。三聚氰胺去年臭名昭著：中国生产的食品添加剂中含有该物质，美国一些宠物因食用受其污染的食品而死亡。

中央政府自诩对奶粉问题反应迅速，但目前被曝光的事件进程则显示了相反的情形。这更加引起了人们的猜测——问题被拖延搁置，是为了确保8月份的奥运会不受食品不安全感所影响。

中国西部的甘肃省政府说，7月16日他们已上报卫生部，告知喝同一品牌奶粉的婴儿患肾结石的病例不同寻常地急剧上升。直到9月1日卫生部才公布专家的初步结论：奶粉为病源。一切依然如故，似乎什么也没发生过。

来自新西兰政府的敦促可能是最终驱使中国政府采取行动的因素。9月8日，新西兰向中国通报了来自新西兰奶品公司Fonterra的报告，该公司拥有三鹿43%的股份。报告说Fonterra公司在8月2日，即奥运会的六天前，收到三鹿集团关于奶粉问题的报告。

新西兰首相Helen Clark说，Fonterra公司“用了几个星期时间”试图说服当地官员允许公开召回问题奶粉。得到的结果却是非公开召回，奶粉在商店下架。对于把问题捂住这么长时间，Fonterra 公司的总裁Andrew Ferrier辩解说：“如果你不遵守市场所在地的规则，那么我认为你是不负责任的。”

最后在9月11日，三鹿宣布从全国召回700吨奶粉。两天后，卫生部第一次就此次危机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宣布全国进入食品安全紧急状态。政府调查发现，其他21家企业的奶粉中也含有较少量的三聚氰胺，其中包括一些名牌企业，如内蒙古伊利集团（奥运赞助商，但政府说供应给奥运会和本周结束的残奥会的奶制品中不含三聚氰胺）。

罪责正在追究之中。一些奶商被逮捕。石家庄市市长被罢免。三鹿老板田文华被撤职、逮捕。在全国各地，奶粉纷纷下架；一位研究中国奶制品业的西方专家说，留在货架上的品牌为数不多，瑞士雀巢公司的奶粉没有卷进丑闻。三鹿已经停产；其他一些公司也在召回其奶粉。政府已把调查范围扩大到各种奶制品。

但是对于公众的反应，政府依然显得紧张兮兮。中国记者说中宣部已下令，除了共产党最信任的媒体以外，其他媒体一律不得调查此事。在三鹿总部，排队退奶粉的人们抱怨说，当地新闻界极少报道问题奶粉。

更多警力被部署在三鹿总部和该市的主要儿童医院。忧心忡忡的父母纷纷送孩子去检查是否患有肾结石。一位祖父说，奶粉丑闻的罪魁是奶制品企业与地方官员的腐败勾结。他说：“毛泽东时代就不会发生这种事。”和谐已经让位给了不和谐。

 
著名诗人杨炼

独立中文笔会讯：

今天上午，正在南美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举行的国际笔会第七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杨炼成功当选为国际笔会理事。

这次国际笔会理事选举只有两个空缺，杨炼能够在五个条件都很强的候选人中脱颖而出，十分不易。

独立中文笔会十分感谢参加这次大会的全体代表和会员的努力，特别是杨炼本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