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奥斯威辛算不算集体?

(原题:中國從來沒有集體化過,只有被集體化的歷史)

《财经文摘》:有人问,地权私有化在操作上如何实现?

秦晖:如果土地都想不出如何去私有,那中国那些企业怎么办?在全世界所有的财产当中,最容易实现公平分割的,不就是土地吗?老实说,最不公平的私有化,中国全部都搞完了,而最可能实现公平的私有化,却坚决不搞,这叫什么道理?农村中,包括乡镇企业,不都被当官的偷光了吗?能够偷的,他们都偷走了,他们从来就没有说这些可偷走的东西不可以私有化。土地是明摆着的,光天化日之下,他偷不走,而这些土地最容易分配。但他们坚决不分,不分的目的就是,他们想圈占嘛。这个道理再简单不过。

《财经文摘》:有人说,李昌平等人只是在代表某些利益群体在说话。

秦晖:这个就不说了。我们说人家可能受某些人指使,人家反过来再说我们受某些人指使,这有什么意义呢?不管受谁的指使吧,道理你总归要讲得通吧。至于他是什么动机,追究这个是没有必要的。

《财经文摘》:有人提到,有些集体的东西是不能私有化的,如村庄的公共水系、风水林等。

秦晖:这个东西不在于它是不是集体的,经济学上讲,看它是否有很强的外部性。这个东西其实很简单,而且它也不是绝对的,因为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都可以解决,现在不是连空气都可以实现私有了吗?你去看《京都议定书》,不是被人叫作做空气私有化吗?空气本来是不可交易的,但现在就有所谓的污染权交易,《京都议定书》就是按照这个原则制定的。

《财经文摘》:李昌平提到,目前的农地产权不完善,但我们可以把它完善起来,依据宪法来,如果法律与宪法相违背,那么,这些法律该废除的废除,该修订的修订。

秦晖:我认为,这根本就是没有一点意义的说法。集体与个人,这两个东西是对立的吗?根本没有这么回事!什么叫作集体?波音公司一百万股东,算不算集体?凭什么你几十户农民的财产就叫作集体,人家上百万人共有的就不叫集体?哪有这回事!这都是胡扯!只有被迫的和自由的,世界上只有这两种产权,没有第三种!这不明摆着的吗!

其实,李昌平说要集体所有,我并不反对,关键在于这个集体是不是老百姓自己组织的、能够自由进入、能够自由退出的集体。如果有这样的集体,公有私有的问题就解决了,很多公司就是这样的集体,我愿意进入,就进入了,我不愿意进入,就带着我的那份退出了。而李昌平扯的都是些没有意义的问题,如果他讲的那种集体能够建成的话,和股份公司还有什么区别?他提到所谓的股田制,好,那我的股份能不能变现?如果能变现,这和私有制有什么区别呢?如果不能变现,你凭什么说我有一份?如果能够变现的话,你又何谈反对私有制?如果土地完全是股份公司,我随便就可以把我的股份卖掉,那和所谓私有状态下把地卖掉有何区别呢?

本来就没有区别。想剥夺农民的权利,什么借口都可以找得出来。我说句实话,昌平是缺少逻辑能力的。有些东西我就不去说他了,有些人可能是因为动机的原因,但是昌平,我想他可能并不是。

所谓地权归农民,至于农民是大家合在一起持有,还是每个人自己持有,这个东西用得着我们操心吗?农民不知道怎么处理吗?就像那些股民,谁愿意出来,谁愿意进入,你管得着吗?我写过一篇叫作“农民地权六论”的文章,基本上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什么土地私有会引起农民战争,从历史到现实,从中国到外国,我可以说全部澄清了。有人什么都不了解,却自以为跑了一趟印度,跑了一趟拉美,就可以对印度、对拉美的情况掌握了。其实,他懂拉美史吗,他懂印度史吗?那些东西是他玩了一趟就能说三道四的吗?老实说,没有一个问题他能够讲清楚!

很多所谓的什么家什么家,都是有地位就决定了,你在那个机构当领导,能说你不是专家吗?我觉得专家不专家也没什么意思,关键在于,第一讲事实,第二讲逻辑,你是专家,你就可以不讲事实,不讲逻辑吗?那也讲不通啊。

《财经文摘》:依据您的观点,在目前的状态下,有无实现私有化的可能?

秦晖:什么叫有没有可能呢?政府准许就有可能,不准许就什么可能都没有!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准许不准许的。我觉得私有、公有根本就不是问题,关键是怎么私、怎么公。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老百姓为什么有意见?就是大家的财产被当官的霸占去了。政府跑马圈地,老百姓为什么有意见?也是这个道理。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什么大家没意见?大家的东西都分给大家了嘛。

现在最方便分的,就是土地,其他所有的农村财产,说不清、道不明的,可以藏着、可以掖着的,可以偷走的,全给偷掉了,而且完全没有落到农民手里。

乡镇企业到哪里去了?我们其他的集体财产到哪里去了?那些人为什么不反对这些东西私有化呢?中国的企业私有化是最黑的。最黑的私有化不是说势如破竹吗,没见这些人吭一声。怎么一到给农民的时候,他就要提出交换了?!明摆着的利益关系。只不过这个事情我们不说罢了。

《财经文摘》:撇开方法上的可行性与否,在地权私有化议题之上,您认为,中国的政治环境有无松动的可能性?

秦晖:我觉得这些东西是根本不必考虑的,我从来不考虑这些问题,我考虑的是,这个事情能不能做,至于当官的做不做,那是他们考虑的事情。

《财经文摘》:在您看来,集体可完善吗?

秦晖:什么叫完善集体?如果说要完善集体,只能是给老百姓自由。所谓完善集体就是老百姓要集体就能组织起真正的集体。所谓的集体,是老百姓要组织的,如果老百姓是被组织的,那就不叫集体。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奥斯威辛算不算集体?要这么说,奥斯威辛集中营是最大的集体!大家进去了就出不来的,那能叫集体吗?

我觉得有两个概念是完全对立的,一个是集体化,一个是被集体化。中国人就从来没有集体化过。中国农民自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就是被集体化的。如果这些人真的想要让农民有点集体主义,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取消被集体化,让农民自由结社,他要结社就可以结社,他要退出就完全可以自由地退出。他要结社,当官的不能阻止,但是他要退出,当官的也不能禁止,现在的情况是完全是相反的,其实老百姓哪能结社啊。

在现代民法体系中,根本就没有集体所有制这个概念。你去看看,谁把股份公司当作集体所有了?什么叫作集体所有制?在哪个市场经济国家的法律中有所谓集体所有制这一条?法人就是法人,而法人是大家自愿形成的,法人和自然人在产权上一样的。

所谓private这个词,既包括自然人所有,也包括法人所有,法人所有惟一的一个条件就是,互相之间是一种私法关系而不是一种公法关系。那么,在这个意义上,不论多大的、以多少人组成的法人,都是私有者,也就是说,官僚不能下命令。你可以说国家也是一个股份公司,但是国家这个股份公司和一般的股份公司的区别不在于它的股民特别多,一个小国家的国民人数可能还不如一个大公司的股民人数多,但是国家还是不同于公司,区别就是,国家不是你随便想加入就加入、想退出就退出的。国家征税,你也可以说是入股,但是这个入股不是你想入就入的。

现在有关土地制度变革的解决方法何止两个?无穷多。关键在于得由农民自己来解决。什么叫作坚持集体?坚持集体就意味着把农民圈起来、不许农民退出。不许农民退出的集体能叫集体吗?这不就是奥斯威辛吗?你首先要允许农民自由,我觉得,集体不集体完全是个伪问题!

刘晓波:杨佳案戳破奥运自信泡沫

杨佳一审被判死刑

杨佳一审被判死刑

当中国媒体赞扬北京奥运如何开放、中国人如何自信之时,当中国媒体大量引用外国媒体的赞美词之时,因奥运而被迫拖后的”杨佳袭警案”再次成为舆论焦点:杨佳案能否得到公开公正的审理,无疑是检验中国的政治开明度和政权自信度的标志。

上海警方没有给杨佳”一个公正的说法”,杨佳就以暴力给了上海警方”一个复仇的说法”,惨案过后,公众期待中国司法能给杨佳案一个公正。而官方如若要改变警察在民意中的恶劣形象,消除民众对司法机关的不信任,唯有在杨佳案的审理中做到透明和公正,满足庭审直播的民意期待。

一句话,杨佳案的真相比量刑更重要。

然而,杨佳案的开庭及宣判却与公共期待完全相反,8月26日的开庭,9月1日的死刑判决,公众看不到丝毫公开公正的司法,反而是草木皆兵的黑箱操作,空前严格的保安措施,不准媒体采访,谢绝市民旁听,封锁网络讨论,甚至连杨佳的家人都无踪影。

奥运前多起震撼性血案凸显出来的中国社会暴戾之气,并不会被半个月的奥运”和谐”掉,也不会被金牌老大的成绩遮蔽。现在,上海官权对杨佳案的秘密审判,只能成倍地放大了这种暴戾气氛,因为,这种暴戾之气的主要根源,不是来自民间的暴力偏好,而是来自官权的暴虐统治。只要中共政权仍然信奉暴力专政的统治方式,滥用警力和司法不公也就成为必然,类似杨佳案的民间暴力反抗和把杨佳视为”大侠”或”英雄”的民间逆反也就不可避免。

在党主司法的中国,除了来自北京的指令,再无其他力量能够阻止上海当局以秘密审判来尽快了结杨佳案。奥运大戏开幕前,中共高层阻止了上海当局迅速了结杨佳案的企图,将原本要在7月29日的开庭推迟到奥运落幕之后。但这种开庭时间推迟的决定,仅仅是胡温中央基于平安奥运的权宜之计,一旦奥运大戏落幕,中共高层便不再约束上海当局,任由其罔顾基本的程序正义和民意对司法公正的期待,使司法公正再次成为党国利益的牺牲品,使关注此案的公共期待完全落空。

然而,胡温中央对上海当局的黑箱操作的庇护,并不能平息公共舆论对此案的穷追猛打,反而会让杨佳在民意中的英雄形象继续发酵,民间发泄不满的方式,很可能演变为每年祭奠杨佳。即便依靠时间的流逝,可以让关于杨佳案的公共舆论渐渐消失,但中国司法所遭遇的信任危机,不但无法挽回,而且只能加深,”仇官”和”仇警”的民间情绪也会不断上升,而仇恨是产生暴力的最肥沃土壤。

如此秘密的审判和宣判,显然是上海官权公器私用、私吞了杨佳案真相。也说明中共高层的官官相护,其内在虚弱并未因奥运的”空前成功”而有所缓解,奥运所显示的”大国自信”不过是虚华的泡沫。这泡沫之极端脆弱,甚至经不起杨佳案的考验。如果说,杨佳杀警的利刃戳破了和谐神话;那么,秘审杨佳案的针尖就戳破了北京奥运吹起来的自信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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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评论:

司法公正在中国似乎只有国民党时期似乎有过一段时间!因为那时候允许共产党对国民党说三道四,也允许新闻媒体自由报道!

现在的中国,走回头路啊?!你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却让中华一直倒退!好好想想吧?!没有制约没有监督的政党你怎么会又司法公正?!

党对老百姓不公开就是对人民的一种不信任!老百姓怎么能对你去信任呢?!!?

你又要说中国需要和平稳定,但是,如果动乱2年或者牺牲几万人能换来子孙的万代幸福而脱离那黑暗的司法统治!我看对整个历史来说是值得的。
老枪, 中国人

扬佳确实是中国历史,特别是几千年一以贯之暴政历史下的水浒英雄,他是林冲、鲁达、李逵,在该出手时,草莽们出手。他们的出手是无奈的,但是又是决绝的,没有回头的。统治者必定以十倍的疯狂进行报复。所以,上海,这个中国最糜烂的城市必然要淹没试图反抗暴政的星星之火。但是火不可能被扑灭,如果统治者不改弦更张,火终将成燎原之势。
LUZONGXIAN, China/Nanjing/

在现实的社会,我所看到的是老百姓不断的上访,他们为自己最起码的权利漫长的奔波和忍耐,理解是我们老百姓的善良,我很默然,因为我看不到一点曙光.
社稷, 中国.河北.张家口

杨佳是真正的人民英雄,他用自己的血性唤醒懦弱的民众,历史将证明杨佳的鲜血不会白流.民主和自由是要经过流血和奋斗才得到的,但愿有一天民主自由之光将照遍中国大地!

杀了一个杨佳,会有千千万万个杨佳站出来,总有一天,共党会玩完,老百姓会自由。

匿名

所谓”敏感”问题,比如杨佳一案,所以”敏感”,是因为不能碰,就如医学上说的脓肿,看起来红,大,热,闪闪发亮,一碰就溃破,脓水四流,臭气熏天!一切不敢公开的事件,都有一个特征:黑,臭,见不得阳光。
余怀谦, Hangzhou China

如果连制定法律的人和执行法律的人都不遵守法律,那么,法律真的就成了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工具;只有高层\官员\执法者带头遵守法律,法律才能是最公平的保障;而一旦在法律面前有了特权阶层,法律必然丧失其权威.一旦特权阶层在玩弄法律,那么做为平民,只有采取杨佳式的反抗了^
王老粗, zhongguo

任何事情都有他的必然性,这件事绝不是偶然,希望中国政府把司法与媒体透明化。
狼图腾, 中国北京

现在的中国真的是无法无天了。权力大于法律,人治猛于法治。这还得了!国家浑作一团,还谈什么”公信力”?!这种政府不亡才怪呢。失去人民的信任和支持,这个政府和它制定的法律还有威信吗?尽管自己不是法律工作者,但我以前从中共媒体上获知,只有涉及国家安全的案子才可秘密审判。难道杨佳袭警案涉及国家机密?杨佳是跨国间谍?他掌握了大量的国家绝密文件?中国的法律是,你要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只要你握有一定的权力。这真是惊世的”特色”!令人哭笑不得!外国人还敢到你这里来投资、打官司?一不小心就要栽进去,而不能自拔。毙了一个杨佳不要紧,今后怎么办?各地方的法院要效仿上海的,可以预见,未来中国又将成为冤假错案的现代化工厂,其产量将创吉尼斯纪录。苦的是百姓。可怜的二等公民–中国人!中国智叟
ZhaoXq, Shanghai, China

杨佳的结果并不意外,但是审判过程黑箱操作实在过分,对杨佳的不公,就是对全体中国人的不公!
司法严重不公!, 中国浙江

我也关注这一点事,结果,受这一过程教育,我突然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由赞同警方尽快办个手续枪毙Y-J,变成了对”上海警方”的憎恨、对”上海法院”的恶心、上海检察院的质疑,对暴政和专制的咒骂。7月1日前我是良民,9月1日后,我竟变成了有如此心态的”暴民”了。
匿名

用钱堆起来的金牌与司法之间的共同点是;专制可以滥用纳税人的钱,搜刮民脂民膏,金牌和奥运会花费了中国人民多少钱?!同样,专制对司法而言,把它玩弄于股掌,也是小菜一碟.
华东, 中国江西

不要指望一个没有反对党制衡的一党专政的政权会司法公正,透明。自己监管自己不可能有公正,这根本就违反人的天性和科学规律。
李寰, 大陆

呐喊没有什么用了,向土匪、黑社会要权力要权利只是做白日梦,只有用血才能唤起珍贵的自由!
土匪,

这是中国媒体最阴暗的一段历史,是中国言论自由状况的真实写照,是奥运盛况下的一个黑色注脚
老威, 中国 北京

刘晓波,你老能把这个也和奥运会联系起来实在是太高了。高的让人觉得像非人类了。 什么都和奥运会联系起来,你老掰的不累,可我们看得烦阿。
zhangxw, shanghai

杨佳是真正的人民英雄,他用自己的血性唤醒懦弱的民众,历史将证明杨佳的鲜血不会白流.民主和自由是要经过流血和奋斗才得到的,但愿有一天民主自由之光将照遍中国大地!
黄彦淇, 中国大陆

这在中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别以为天天喊和谐的那帮决策者能从一个小小的沙警案上能那么前瞻的看问题。所谓的司法公正对他们来说不光是口号,更是梦魇,试想中国那么多的不公正,要在杨佳的个案上找出公正,他们会认为要天下大乱了的。别想司法公正这几个字吧,那比知道是哪辈子的事情了。
匿名

同意作者的大部分观点,但不是很同意”仇恨是产生暴力的最肥沃土壤”这一说法。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之所以产生以暴制暴是因为这样做能满足人的原始的正义感。这种原始的正义感演变为杀戮则是因为没有最起码的公正的司法公正。

如果中国司法不独立的话,这类事件还会发生。考察过社会秘密组织产生的社会条件的人一定会赞同,中国目前的社会不公正引发的社会冲突,已逐渐向晚清后期出现的组织化方向发展。
fogiven, 中国/云南/

这个国家,政府专制,人民愚昧,用劣等形容还是比较恰当的
ase,

凡体面的游人,似乎有上海警方较之其它地区警方文明的印象;凡不够体面的底层群众或与政府有利益纠纷的民众,才真正了解警方的原形。警方的两面特征反应了政府对民众的基本态度,即面子要美,里子要黑。如果真有文明基础和法治精神,哪能有今天杨佳一案如此无法、无耻、无畏的拙劣表演?
潘娜珍,

我们已没有了最起码的权利,可是我们还要付出很多强加的义务,百年来多少人用生命换来的却是更加的腐败和欺辱!没有了信仰只有对金钱和权利的追求,而仅有尊严的人最后也要用生命来捍卫,也许只有在上帝面前才能找到真正的自我!
xudong, 中国 上海

大陆的司法和新闻媒体缺乏透明度,对平民来说没有公平公正。
张欣墨, 大陆

余  杰:张艺谋选了胡锦涛最爱的歌曲


幕后小姑娘、北大附小七岁的学生杨沛宜(左)和台上表演的小女孩林妙可

在奥运会开幕式上,一名红衣小女孩高歌一曲《歌唱祖国》,据说这稚气十足的声音“感动了整个中国”。比如,凤凰卫视的著名女主持人闾丘露薇便赞叹说,这首歌曲“让我险些落泪”,“这清澈单纯的声音,这未经污染的声音,强烈地拨动人的心弦。……这里终于让我看到了某种价值观。”我大概是少数没有被“感动”的中国人之一。那个一夜成名的小女孩,尽管外表可爱,但在唱歌的时候,那种与其年龄完全不相符的老练、夸张与矫情的神态,让我目不忍睹。这是一个没有童年的国度,孩子们都成为可怕的教育模式的牺牲品,被揠苗助长成了“小大人”。

张艺谋选了胡锦涛最爱的歌曲

网上有很多人说这首歌曲的旋律何其优美,甚至还有人建议说应当用这首歌来取代《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并在网上广泛征集签名。然而,在一党独裁之下的中国,既没有单纯的体育,也没有单纯的音乐,体育和音乐全部都是为“政治”(也就是党的统治)服务的。作为中共首席公关顾问的张艺谋,选择此歌曲作为开幕式的“开卷之作”,并非随意为之,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他知道必须去拍官府的马屁,更知道怎样将马屁拍得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

据说,《歌唱祖国》是胡锦涛除了国歌之外最喜欢的一首歌。当时,胡锦涛在主席台上听到这首年轻时代便耳熟能详的歌曲时,必定“热泪盈眶”。胡锦涛每逢出访的时候,在会见“爱国侨胞”的场合,都要与他们一起唱这首歌。二○○四年元宵佳节,中央领导人邀请首都知识界知名人士一起品尝元宵,胡领唱《歌唱祖国》。在香港回归十周年庆典文艺晚会上,胡锦涛再次上台,与七千多名各界人士一起高唱此曲。张艺谋显然是投其所好,他的目的也达到了──只要获得了“今上”的青睐,“首席吹鼓手”的地位便是任何人都难以撼动的。

只要稍稍探究一下《歌唱祖国》诞生和走红的历史,便会发现,这是一首深深地打上共产党意识形态烙印的歌曲,它与奥运精神和奥运宪章风马牛不相及甚至严重抵触。《歌唱祖国》是“老革命”王莘创作于五十年代的一首歌曲,因为迎合了当时中共处于上升时期的时代氛围,立即受到官方宣传部门的重视。次年,周恩来签发中央人民政府令:在全国广泛传唱《歌唱祖国》。《人民日报》以显著位置首次发表了它的词曲。一九五一年十月,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暴君毛泽东得知列席会议的王莘就是《歌唱祖国》的作者时,对他说:“这首歌好!”还特地将刚刚出版的《毛泽东选集》送给王莘,并亲笔签名。

一九六四年,全国上下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逐渐深入地展开。在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歌唱祖国》作为尾声,将演出推向最高潮。周恩来为了对毛表忠心,在一次东方红演出时,亲自走上舞台,指挥全场高唱《歌唱祖国》。之后,周恩来向全世界宣布: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会场爆发如雷的欢呼声。周恩来遂又一次指挥全场高唱此曲。后来的歌词还有了一个“文革版本”,其中不乏对毛的肉麻的歌颂:“共产主义是我们的理想,光荣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的核心力量。毛泽东思想光芒万丈,照亮了我们的胜利航向。”

但是,就在这首歌曲唱遍全中国的五、六十年代,数千万中国人饿死于大饥荒,数千万中国人在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家破人亡,中国的大好河山也遭到两千年来前所未有的大破坏……即便如此,那些戕害祖国的刽子手,居然篡夺并垄断了“歌唱中国”的权利。

由这段历史可以看出,所谓“歌唱祖国”,其实是“歌唱共产党”和“歌唱毛泽东”,歌颂独裁制度和独裁者。对抽像的“祖国”以及自称“代表”祖国的“党”的“热爱”,是那些“奴在心者”的奴才的“真情实感”。这首歌曲曹曹曾是中共庆祝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庆功曲,在四十四年之后,却戏剧性地成为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首选歌曲,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最新创作的奥运会主题曲。此情此景,真是让人感叹不知今夕是何年。

陈其钢有意无意捅出内幕

一般的中国人并不知道,《歌唱祖国》是这样一首颇具欺骗性的、浸透共产主义原教旨主义毒素的歌曲。这首歌曲的粉墨登场,乃是中共当局对奥运会的绑架和戏弄,乃是臭不可闻的文革文化卷土重来的标志,乃是当下扭曲的民族主义思潮不断高涨的表征。张艺谋特意挑选一名不到十岁的孩子演唱这首歌曲,这是成人世界对孩子的无耻欺骗与利用。而更让世人没有想到的是,在这个光鲜的节目背后,还隐藏着更加丑恶的黑幕:三天之后,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音乐总监陈其钢在接受电视采访时无意中透露,开幕式上九岁的小女孩林妙可的独唱,其实是由另一位幕后小姑娘、北大附小七岁的学生杨沛宜代唱的。陈其钢解释说,这个“双簧”的原因,“主要为了国家利益和国家形象,不容出任何错误。”

因为杨沛宜正在换乳牙,容貌不够“完美”,所以被替换掉了。但她的声音很好听,还要被充分利用起来。于是,外貌更加漂亮的林妙可,被安排在台前作“歌唱状”。这是一种双重的假唱,过去被崔健深恶痛绝的假唱,不过是歌手将自己的声音录下来,在开演唱会时对口型播放而已,至少声音还是歌唱者自己的;而此次的假唱,干脆连声音换成了别人的,用青年作家韩寒的话来说,乃是“假假唱”。是的,做中国人的孩子就有这么可怜:十九年前,那么多的孩子在广场上被屠杀;十九年后,更多的孩子被当作玩偶肆意耍弄。为了“国家利益和国家形象”,孩子可以成为谎言的牺牲品,而他们的父母,或者主动地充当帮凶,或者无助地站在一旁观看。

其实,无论是张艺谋,还是陈其钢,都只是表面上的傀儡。在此类“重大问题”上,他们根本作不了主,而必须听从“上面”的命令。陈其钢在接受采访时指出,让林妙可假唱的最终决定,是一名政治局委员级别的高官作出的。这名国家领导人在看完排练后表示,有问题要解决。于是,他们就照领导所说,用此种方式解决了“问题”。他没有说明究竟是谁下的指令,以及指令的内容是什么。尽管如此,“大嘴巴”陈其钢的下场可想而知:即便他不会以“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而锒铛入狱,但此后要想再接几笔来自“国家”的“艺术大单”,恐怕就难于上青天了。当艺术遇到政治的时候,艺术必须为政治让路,这是中共历来奉行的一条铁律。在所谓的“国家利益”面前,孩子算得了什么呢?孩子可以成为夺取政权时候的炮灰(如刘胡兰),可以成为政治运动的工具(红卫兵),也可以成为灌输其集体主义思想的样板(如赖宁)。中共既然不惜以“魔鬼训练”的方式让未成年人为其争夺奥运金牌(如十四岁的女子体操冠军何可欣),那么让两个小女孩来唱一曲“双簧”就完全是理所当然的。

艾未未狠批奥运会和张艺谋

艺术家艾未未拒绝出席开幕式,拒绝出现在他参与设计的“鸟巢”之中,并以与奥运会有关联而感到耻辱。他对奥运会、张艺谋、开幕式、假唱以及《歌唱祖国》这首歌均有一针见血的评论。对北京奥运会,他说:“这次的奥运会是最政治化的奥运会。一个极权国家可以做到所有的事情││但是唯独不能激起全民的真正的欢乐。”对于张艺谋,他说:“他就是一个投机者,一个完全没有灵魂的人。完全不懂得什么叫是非,什么叫最基本的艺术职业工作者对艺术的尊重,和对人的基本品质、伦理道德的尊重。他崇尚权力,做着一些令人作呕的事情。”对于开幕式,他说:“这是一个经典的伪传统文化废品回收站;一个亵渎自由精神、虚情假意的视觉垃圾场;趣味低级的资讯污染;帝王意识借尸还魂的杂耍;终极版的集权文化的样板;精神沦陷的百科全书。”对于假唱事件,他如是说:“这决不是一次偶然事件。在中国没有一次事件是偶然事件。它反映了政府一贯的策略和政治方式,那就是:能够掩盖的掩盖,能够遮挡的遮挡,来获得最愚蠢的效果。”对于《歌唱祖国》,他说:“所有的爱国歌曲,或者政治的表达,仅仅是靠一种伪造的、虚假的所谓的美学来完成的,那么这种影响是巨大的。不管它花了多少钱,用了多长时间,进行了多大的努力,但最后的结果是一个虚伪的结果。”

有趣的是,艾未未是诗人艾青的儿子。而艾青当年恰恰参与了对《歌唱祖国》歌词的修改,他将“五十年文化辉煌灿烂”改为“独立自由是我们的理想”,将“我们战胜了一切苦难,我们把敌人赶出边疆”改为“我们战胜了多少苦难,才得到今天的解放”。这位来自民间的诗人,在中共建政之后不由自主地成了当局的御用文人,当然,他最终仍然没有避免被整肃的命运。如今,艾青的名句“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着泪水,因为爱这片土地爱得深沉”,却成为温家宝时常引用的口头禅。对于九泉之下的艾青来说,幸耶,不幸耶?在我看来,艾青最大的骄傲,乃是有了艾未未这个敢于揭穿皇帝的新装的儿子。“生子当如孙仲谋”,如今应当改为“生子当如艾未未”。艾未未挺身抵抗独裁文化的勇气,足以洗去他的父亲被中共政权利用、玩弄与迫害的耻辱。

我们的孩子不能成为谎言的牺牲品。我们再也不能将我们的孩子献祭给黑暗势力,那么多的父母仍然在争先恐后地献出自己的孩子,此类父母既怯懦又虚荣,他们禽兽不如,他们早该向孩子忏悔、向世界忏悔。而孩子始终是无辜的。我相信,林妙可、杨沛宜们未来的人生道路还很长很长,我衷心地祝愿她们走出这道可怕的阴影与残忍的伤害,将来能够自由自在地在阳光之下呼吸、舞蹈与歌唱。

陈破空:俄格战争,或有利中共


2007年8月17日,上海合作组织的六个成员国合影,左三是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右三是俄罗斯总统普京(MAXIM MARMUR/AFP/Getty Images)

北京奥运开幕之日,2008年8月7日晚至8日晨,格鲁吉亚政府发动军事突袭,意欲夺回被分离势力所控制的南奥塞梯。但俄国方面迅速反应,大举出兵,代替南奥塞梯反攻,并纵深入侵格鲁吉亚。

俄国扩大战火,顺手牵羊

俄国出兵,表面上的理由,是执行在该地区的“维和使命”、援助南奥塞梯一方,但却趁机扩大战事,不仅将格国政府军彻底驱出南奥塞梯,而且在该国另一分裂地区阿布哈兹点燃战火,俄军与阿军联手,将格国政府军赶出了科多里峡谷上游地区,这是之前格国政府军唯一控制的阿布哈兹境内属地。

俄国还并不以此为满足,将战火烧向格国纵深,继而攻占格鲁吉亚第二大城市戈里(该处也是前苏联独裁者斯大林的故乡)。后虽经法国总统调停,俄格达成停火协议,俄方却迟迟不撤军,顺手牵羊,图谋更多“收成”。

格鲁吉亚方面损失惨重:重要城市和交通要道遭俄军重磅轰炸,重建代价高昂;重要军事基地被俄军摧毁,包括美国援建的高技术军事设施;完全丧失了对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的控制权,而在此之前,格中央政府尚能控制南奥塞梯一半地区、控制阿布哈兹战略高地 — 科多里峡谷上游地区。年轻的格鲁吉亚总统犯下致命的战略错误!

俄格交恶,由来已久

早在1989年,苏联尚未解体,格鲁吉亚还仍是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其境内的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地区,就先后要求独立,或要求加入俄罗斯,南奥塞梯更明确提出要与俄境内的北奥塞梯合并。

因此,这两个地区的独立运动,一开始就被格鲁吉亚方面认为是“俄罗斯的阴谋”。作为报复,1990年10月,格鲁吉亚举行了全民公决,依公决结果宣布脱离苏联而独立。格鲁吉亚的独立宣言,先于苏联解体10个月。

1991年底,苏联解体,格鲁吉亚正式独立。但格鲁吉亚境内的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地区,也更加倾向脱离格鲁吉亚,要么独立,要么加入俄罗斯。但格国中央政府坚不接受。在谢瓦尔德纳泽任总统时期,格国政府军与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分离势力数度发生武装冲突,均未能解决问题。

1992年,经格鲁吉亚、俄罗斯、南奥塞梯和北奥塞梯四方协商,俄国军队以独联体“维和部队”名义,进驻南奥塞梯,隔离冲突各方。同年,俄军依同一模式进入阿布哈兹“维和”。至此,格鲁吉亚中央政府几乎丧失对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两个地区的主导权。尤其,格国失去位于阿境内的两大重要港口城市:巴图米和苏呼米。外商止步,格鲁吉亚经济发展受阻。

南奥塞梯,面积3900平方公里,人口19万;阿布哈兹,面积8600平方公里,人口33万。因局势动荡,格鲁吉亚人纷纷逃离,南奥塞梯仅剩当地人7万;阿布哈兹仅剩当地人9万。走私、贩毒、绑架等,在该两地泛滥成灾。

2003年11月,格鲁吉亚爆发“玫瑰革命”,被指控涉嫌议会选举舞弊的谢瓦尔德纳泽被赶下台。年仅36岁、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反对党领导人萨卡甚维利,出任该国总统。萨氏上台后,奉行亲西方政策,积极要求加入北约。俄国普京政权深以为恨。俄格两国交恶频频:俄国间谍被格国逮捕;俄国战机入侵格国领空;格军击落俄军战机;等等。大规模冲突如箭在弦。终于,在北京奥运开幕之日,格鲁吉亚政府在南奥塞梯展开军事行动,为俄国大规模入侵制造了最佳口实。

北极熊的得与失

作为高加索小国,格鲁吉亚只有500万人口,俄罗斯人口1.4亿,且是超级军事强国。俄国大军一出,格国不堪一击。

经此战争,俄国收获不小:完全获得对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两个地区的支配权,宣布格鲁吉亚从此可以“忘记这两个地区”;沉重打击了格国的军事、经济和交通命脉;布下侦查设施和间谍网,长期监控该国;杀鸡儆猴,恫吓从苏联脱离出去的中亚国家、以及东欧国家:不得脱离俄国势力范围,休要与西方走得太近;向北约示威,显示俄国重振后,完全具有与美国、北约、西方相对抗的实力。

然而,福兮祸所伏。俄国出兵,也为它自己带来一系列后果:从中亚到波罗的海到东欧的各国,见证俄国野心与残暴,恐俄情绪高涨,愈加远离俄国、靠拢西方。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乌克兰等5国总统,冒着战火,飞到格鲁吉亚首都,表达对格国的坚定支持和对俄国的同仇敌忾。

俄国入侵格国后,格鲁吉亚宣布脱离以俄国为首的独联体;波兰与美国达成协议,将部署反导基地;乌克兰宣布愿与欧盟展开反导与防御合作;美国警告:可能将俄国驱除“G8俱乐部”(八大工业国联盟)。所有这些,都剑指莫斯科。得失之间,北极熊更形孤立。然而,对付强硬的俄国,美国和北约的选择,相对有限。

俄国出兵,一度以颠覆格鲁吉亚民选政府、抓走萨卡甚维利总统、扶持亲俄政权为目标(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模式),但当美国和北约强硬表态、尤其美国以人道援助为由,向格鲁吉亚接连派出大型军用运输机之后,俄国不得不有所收敛,转以破坏和掠夺格国为次目标,并图谋在格国挑起内乱,在撤军前尽可能损害这个高加索国家。

俄格开战,或有利中共

俄格开战,正值北京奥运开幕。两国打得不可开交,成为北京奥运的一大国际背景,几乎完全转移国际视线。苦心经营奥运会的中共当局,理当懊恼。然而,未必。

俄格开战,等于俄美对立。俄国与北约军舰,在黑海对峙。如果事态进一步恶化,或让俄美回到冷战时代或准冷战时代,中共,将成为俄美双方竟相争取的对象。一旦中共重拾冷战时期的角色,抓住又一个“国际机遇”,中共政权,势必更形巩固。中国的民主化,则将遥不可期。正所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入侵格国后,俄国宣布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两地区为“独立国家”,国际政治由此复杂化。实际上,只有俄国承认,而没有国际上其他国家认可,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两地区很难成为“独立国家”,只会成为俄国的势力范围,并最终为俄国所吞并。果然,该两地区领导人稍后表态:将“加入俄罗斯联邦”。

如何对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两地区地位问题表态,中共陷入两难。如果中共跟进俄国,承认该两地区独立,将自我触犯禁忌:如何面对中国的台湾、西藏、新疆等问题?如果中共拒绝承认该两地区独立,必然让北极熊感到不快,中俄联盟,难以成立。因此,中共只能含糊表态:对该地区形势,“严重关注”。

值得玩味的是,在2008年8月底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首脑会议上,俄国期望获得其他四国(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对俄国在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两地区立场上的支持,但四国均表示:尊重一个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再次证明:“上海合作组织”,仅仅是一个象征性的松散联盟,与前“华沙条约组织”完全不同。

中共仇视美国,而与俄国亲善,仅仅因为,美国常批评中共恶劣的人权记录,促其改进;俄国则对中共恶行听之任之,甚至欣赏有加。美国希望中国改善人权,遏制极权,有利于中国人民,是善意;俄国无视中国人权灾难,怂恿独裁,不利于中国人民,是恶意。

可见,不利于中共者,必有利于中国;反之,有利于中共者,则必不利于中国。纵观历史,有利于中共,而不利于中国者,俄国为最。俄国不仅在历史上大量鲸吞中国领土(后为中共以“边界条约”认可),而且在近代,刻意将中国导入“马列主义”歧途,陷中国于水火深渊。

今日,普京对内推行专制复辟,对外包藏侵略野心,再度成为中国恶邻。但于中共,却似松了一口气,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改革,叶利钦时代的民主,俱往矣!中共压力不复存在,而且还多了一位猩猩相惜的独裁朋友普京,有此参照物,中共之独裁,更形有恃无恐。

徐友渔:是文化的革命还是武斗?

不论是对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专门研究者,还是一般想了解那一段历史的人,何蜀著《为毛主席而战——文革重庆大武斗实录》都是值得一读的好书。作者以历史研究者的素养和功力,客观、冷静地叙述了以派性武斗为主要内容的重庆文革历程,提供了一幅生动、全面、可信的画卷;作者对于文革有亲身经历,能够轻易区分什么是宣传,什么是实质,能够在文革中喧嚣的官方宣传和派别组织宣传中把握运动进程、转折的真实意图和原因;作者虽然身处中国西南,但与许多孤独思考、单兵作战的文革写作者不同,他与国内、海外的同行有密切接触、交流,对于海内外有关文革研究的概况和动向了解甚多,因此避免了一些人难免的闭塞与偏狭,视野开阔、论述中肯。

书名《为毛主席而战——文革重庆大武斗实录》准确地揭示了文革的实质,发人深省。文革一开始以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和建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和塑造一代共产主义新人相标榜,这不但赢得青年学生和全国人民的狂热支持,而且使得全世界天真的理想主义者浮想联翩,似乎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实现社会公正、平等,把人性改造为绝对纯洁无私的尝试。本书揭示,文革根本与文化无关,武斗是文革逻辑的必然产物;本书还披露,武斗其实完全在文革发动者的预料之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本书以翔实的材料说明,大规模武斗是在文革发动者的纵容和煽动下酿成和扩大的。

不少人——特别是回忆文革迫害官员和知识分子的人——把文革中的武斗理解和描述为拳脚相向的殴打,对于身受其害的人来说,这是自然的,但这只是文革中武斗的一个方面。大规模的、成建制的,使用枪炮的武斗则是延续时间更长、席卷人数更多、引起伤亡更严重、破坏更大的武斗,这种武斗使厂房、商店、图书馆、实验室夷为平地,使成千上万的人流离失所,使冲锋在战场的青年像被收割的稻禾般成片倒地。本书对前一种武斗有所描述,更着力说明和分析的则是后一种武斗。

作者认为,投入血腥武斗的两派誓不两立,但从根本上说并无是非与善恶之分。他们都是以“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己任,都能从“毛主席的伟大教导”中、文革的纲领中得到启示和根据,都能从当权的“中央首长”的指示和讲话中获得鼓舞士气的表态,都能从“无产阶级司令部”信任的某支军队、某个官员那里得到明确的支持。那么,他们到底为谁而战,伤者为谁流血,死者为谁而亡?所有的组织都宣称自己是为毛主席而战,都把本派死者加封为“英勇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牺牲的烈士”,尽管会有偶然和例外,尽管参与武斗的动因并不单一,尽管人们事后不一定坚持当时的信念,但从根本上说,他们确实是在为毛泽东而战,这就揭示了悲剧的根源。

文革中,全国各地武斗急剧升级,派性斗争恶性发展,久久不能平息,最重要的原因是军队的介入,军队是群众组织的靠山,他们利用自己的力量和权威支持一派、压制打击一派,在背后出谋划策和指挥,甚至以变相手法发枪给自己的一派。这一切,都是出于毛泽东“军队要支持革命左派”的指示,甚至“武装左派”、“发枪给左派”都是出自毛泽东之口。这听起来匪夷所思、丧心病狂,但其中自有政治考量和利害计算,读了这部著作,人们才会理解那些原来不可理喻、不可想象的事情。当然,尽管其中的理路和计算是清楚的,但其动机和做法仍然是丧心病狂的。

军队在文革中的作用极其巨大,但在武斗中所起的实际作用因为往往发生在幕后而不易为人所知。重庆的文革历程让我们得到难得的了解、研究这方面情况的机会,因为重庆驻军是“王牌军”之一,他们有恃无恐,行事较少隐晦,他们与一派组织的战友关系在全国是最明显和典型的。作者充分利用了自己身在重庆的有利条件,本书在这方面的说明与分析,将对下一步深入研究文革起到示范作用。

何蜀专心致志、锲而不舍,在打捞历史记忆、还原文革真实方面作出了可观的成绩,我祝愿他不断有新著问世,为他自己,为我们大家,也为下一代。

朱学渊:跑步进入流氓国家行列

大家也许还没忘记2007年中国徐州一家出口美国猫狗食物的企业在宠物食品中添加三聚氰胺来冒充蛋白质导致中美关系轩然大波的事情吧?三聚氰胺,是一种很常见的塑料化工原料,其分子最大的特点,就是含氮原子很多,这特点本来也没啥好说的,这种化工原料多如牛毛,这特点也不足让咱三聚氰胺如此又名。

我们知道,食品工业中常常需要检查蛋白质含量,但是直接测量蛋白质含量技术上比较复杂,成本也比较高,不适合大范围推广,所以业界常常使用一种叫做”凯氏定氮法(Kjeldahlmethod)”的方法,通过食品中氮原子的含量来间接推算蛋白质的含量。也就是说,食品中氮原子含量越高,这蛋白质含量就越高。这样一来,这名不见经传的三聚氰胺的由于其分子中含氮原子比较多,于是就派上大用场了。

三聚氰胺(melamine)是一种有机含氮杂环化合物,学名1,3,5-三嗪-2,4,6-三胺,或称为2,4,6-三氨基-1,3,5-三嗪,简称三胺、蜜胺、氰尿酰胺,是一种重要的化工原料,主要用途是与醛缩合,生成三聚氰胺-甲醛树脂,生产塑料,这种塑料不易着火,耐水、耐热、耐老化、耐电弧、耐化学腐蚀,有良好的绝缘性能和机械强度,是木材、涂料、造纸、纺织、皮革、电器等不可缺少的原料。它还可以用来做胶水和阻燃剂,部分亚洲国家,也被用来制造化肥。

三聚氰胺的最大的特点是含氮量很高(66%),加之其生产工艺简单、成本很低,给了掺假、造假者极大地利益驱动,有人估算在植物蛋白粉和饲料中使蛋白质增加一个百分点,用三聚氰胺的花费只有真实蛋白原料的1/5.所以”增加”产品的表观蛋白质含量是添加三聚氰胺的主要原因,三聚氰胺作为一种白色结晶粉末,没有什么气味和味道,掺杂后不易被发现等也成了掺假、造假者心存侥幸的辅助原因。

1994年国际化学品安全规划署和欧洲联盟委员会合编的《国际化学品安全手册》第三卷和国际化学品安全卡片也只说明:长期或反复大量摄入三聚氰胺可能对肾与膀胱产生影响,导致产生结石。

三聚氰胺最早被中国的造假者用在家畜饲料生产中,饲料中添加了这玩意,仪器一检测,氮原子很多啊,一推算,蛋白质含量也很高,生产者顺理成章地就省下昂贵的蛋白粉开支了。三聚氰胺虽然有毒,但是牛羊体积都比较大,肾功能强,能顺利代谢毒素,吃了,好像也没啥死牛死羊的事情发生,于是也没人去关注。顺理成章,造假者扩大应用范围,顺便把三聚氰胺用于出口美国的宠物饲料中,当然不幸的是,猫狗等宠物体积比牛羊小多了,代谢能力差,这三聚氰胺的毒性的影响也就大了,结果毒死了猫狗,惊动了美国洋老太爷,最后三聚氰胺这种东西也进入美国的FDA的视线。

据说当时美国人发现三聚氰胺后百思不得其解,不知道为啥添加这玩意,还以为是老鼠药污染造成的。记得当时美国新闻媒体报道都是怀疑中国粮食仓库看管不严,造成老鼠药污染。后来终于有知情的中国人忍不住,偷偷告诉美国人这食品中添加三聚氰胺的奥秘,这高手云集的美国学术界这才恍然大悟,明白过来这复杂的高科技造假过程。

大家注意这次三鹿奶粉事件,受”污染”的都是最便宜的18块钱一袋的婴儿奶粉,显然,三鹿为了占领农村奶粉市场这块最后的肥肉采取了低价倾销战略,但是卖这18块钱一袋的奶粉连本钱都不够,大量生产岂不亏老本了吗?于是三鹿为了节省成本,在奶粉中添加廉价大豆蛋白粉来替代奶粉,这大豆蛋白粉本来也没啥大事,但是,恰恰这次里面被添加了伪造蛋白质的三聚氰胺这高科技玩意,于是最终制造出这起轰动全国的三鹿奶粉事件。当然,成人奶粉中肯定也添加了这种高科技玩意,因为成年人的代谢能力比婴儿强大得多,除了特殊的病人,自然也不会有中毒事件发生。另外,如果你想知道三聚氰胺这玩意在中国食品工业和饲料工业应用的广泛性,google一下”蛋白精”,看下结果就知道了。其实,现在还有比三聚氰胺更先进的造假产品,能”耐水洗化验”,能”抗氨氮反应”.总之一句话,你高科技的爷爷都检测不出来这是假的蛋白质。

三鹿奶粉事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我们现在究竟还剩下什么东西可以安全地吃进肚子里?三聚氰胺这个黑手,从最初的牛羊饲料市场开始蔓延,发展到今天,终于伸到了婴儿奶粉这个领域。我想数以亿计的中国人,不知不觉中,早已吃了好多年用三聚氰胺喂养出来的猪肉,牛肉,鸡肉,喝了很多年添加了三聚氰胺的成人奶粉,不知不觉中,都受到了三聚氰胺的污染。有没有谁做过三聚氰胺对人类健康长期影响吗?我想肯定还没有,因为谁都不会想到,一个国家几亿人,竟然会去吃这种跟食品风牛马不相及的塑料工业的原料。

……

延伸阅读之一:看我国主流媒体上天天充斥的这类无耻的和谐宣传

2007年04月09日

文汇报:美炒作”问题宠物食品”,我国否认出口污染原料

沸沸扬扬的美国家庭宠物食品中毒事件又有新进展。5日,美参院宣布将对联邦食品和药品监督局(FDA)处理有害宠物食品一事进行听证。与此同时,又有20类食品被列入回收名单,这使得市场上被禁止出售的宠物食品达100余种,占整个市场的1%.

自去年底以来,FDA不断接到有关宠物中毒死亡的投诉。有报道称,因食品中毒致病或致死的宠物可能高达上百只。更有一家宠物网站称,已收到的与被收回食品有关的宠物死亡事件达到3240起。目前已有200位宠物主人加入起诉美国最大的宠物食品供应商之一的”菜单食品公司”的行列。一些律师则准备通过这场官司制定新的立法。

在这场风暴中,FDA态度比较谨慎,他们至今仍需要继续调查,以最终确认有害物质的成分和来源。不幸的是,在调查尚未最后完成的时候,中国便成了替罪羊。根据初步调查显示,这些”问题食品”主要来自被污染的麦麸质,其化学成分是三聚氰胺或氨喋呤,这些物质被怀疑来自中国的出口公司。由于中国是美国宠物食品原料的重要来源地之一,一些不怀好意的美国媒体把矛头指向中国,大肆炒作中国向美国出口有污染的食品。福克斯电视台的一名著名节目主持人渲染称,”中国把含有老鼠药成分的宠物食品原料输入美国”,并呼吁严惩中国出口商。

被指向美出口污染原料的郑州一家生物科技公司否认出口任何有害物质。此间分析认为,宠物中毒的事件之所以掀起轩然大波,既有美国文化的原因也有政治因素。据调查,三分之二拥有宠物的美国人表示,即使100万美元也不愿交换他的宠物宝贝。因此,宠物的健康受到极大关注。另一方面,美国媒体不负责任地把焦点转向中国,则与中美经贸摩擦在今年上半年出现增加势头有关。美国不久前首次对从中国进口的铜版纸征收反补贴关税,其他一些行业协会也叫嚷要对中国产品进行制裁。若此事件不能妥善处理,可能给中美关系带来负面影响。(本报华盛顿4月8日电/驻华盛顿记者牛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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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之二:看这些’民族企业’是如何的掩饰和上下活动的

时间:2004年4月,来源:某企业网站:危机管理案例之阜阳毒奶粉事件

三鹿:十七天转危为安

“大头娃娃”事件发生后,媒体公布了一份劣质奶粉黑名单,三鹿奶粉榜上有名。虽然后来证明是假产品在作怪,然而黑名单经各地媒体转载,十几个省将三鹿下柜。无辜的三鹿面临灭顶之灾!三鹿集团紧急行动,17天使企业转危为安。在这场企业危机中,三鹿集团是如何运用危机公关理论,采用多种策略,灵活果断解决企业危机,这无疑对企业化解危机是一个非常生动的示范案例。所有的企业面对危机时都是脆弱的,关键在于如何进行危机管理,今天刊出这篇文章,就是为了给那些不幸遇上危机的企业以借鉴,也给所有的企业一点提醒和启发。

4月22日,媒体公布阜阳市45家不合格奶粉名单中有三鹿奶粉。5月9日,国家质检总局公布了国内30家具有健全的企业质量保证体系的奶粉生产企业名单,三鹿集团却名列榜首,这是怎么回事?17天时间,三鹿从不合格变为合格,其间有什么鲜为人知的故事?祸从天降”4月22日是我们三鹿集团最黑暗的一天。”

三鹿集团的副总经理张振岭回忆起来,仍感觉心有余悸。这一天,安徽省地方媒体刊登了《阜阳市抽检发现的不合格奶粉名单》的公告,三鹿登上了伪劣奶粉”黑名单”,全国各媒体纷纷转载。三鹿是中国驰名商标,三鹿各系列奶粉行销全国31个省市,连续11年产销量居全国同行业第一。此消息犹如抛出一枚重镑炸弹,全国各地各级执法部门对三鹿婴儿奶粉进行封杀,责令三鹿婴儿奶粉下柜台、退出市场。市场滞销必然波及生产、包装、运输、收购整个生产链条,当时业内就有行家预言三鹿再有实力,撑不过10天就得停产。谁说”大象不会栽跟头”?

最早看到媒体报道的是安徽的三鹿经销商,经销商在第一时间兵分两路,一路紧急与总部联系,另一路到阜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迅速查明情况。澄清事实真相很快查明:1月16日,阜阳市某消费者投诉三鹿婴儿奶粉有质量问题,阜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接到投诉后,经与三鹿技术员共同确认是假冒”三鹿婴儿奶粉”,当时已经结案。今年4月,温家宝总理就打击伪劣奶粉做出批示后,阜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由于工作人员失误,把消费者投诉的假冒”三鹿”婴儿奶粉在未标注假冒的情况下,当成了抽样检测,并以抽检的三鹿婴儿奶粉不合格名义在媒体公开发表。4月22日下午真相查明后,阜阳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为自己的误报向三鹿集团出具了证明。

三鹿集团蒙受了巨大冤屈,谁给它洗冤?洗冤还得自己全力以赴。集团领导紧急确定了应对方案,首先要尽快通过媒体将真相公之于众,以便将负面影响减至最低。得知阜阳市整治伪劣奶粉领导小组次日(即4月23日)上午正好要举办一次新闻发布会,三鹿集团两位副总连夜赶写《关于三鹿婴儿奶粉被误报为不合格产品的情况说明》,要求市有关领导在新闻发布会上为三鹿集团澄清事实,阜阳市有关领导口头上表示同意。

然而,让政府道歉,新闻发布会上阜阳方面会不会说?是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还是郑重说明?三鹿没有把握。事情发展如三鹿所料,一个小时的新闻发布会眼看就要结束了,三鹿的事还不沾边,在会议厅外等候消息的蔡树维、张振岭两位副总心急如焚。

政府为三鹿集团澄清事实不是新闻发布会上的主要议程,但对三鹿是最关键的环节,眼见参加新闻发布会的阜阳整治伪劣奶粉领导小组成员已经走下了主席台,与会的新闻记者已经拎起设备准备转身向外走。三鹿集团蔡、张两位副总果断地带着六七名三鹿人走进了会场。三鹿人的进来提醒了主持人,阜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吴荣涛走上主席台,发表了为三鹿集团澄清事实声明,并向三鹿集团和媒体道歉。

阜阳公开道歉后,另一项迫切的任务就是请阜阳工商、卫生、消费者协会三家单位在为三鹿道歉的声明上盖章,把三鹿从”黑名单”中撤下。虽然错误是部门工作人员造成的,但要改正这个错误操作起来并不容易。”阜阳45种不合格奶粉黑名单”是由工商局、卫生局联合报上去的,工商局报了32种,卫生局报了13种,三鹿婴儿奶粉被误报错在卫生局。阜阳工商局拒绝盖章,理由很充分:”不是我们的错,我们为何盖章?”阜阳消费者协会也拒绝盖章。工商和消协的章到底也没有盖成。三鹿去了两次市卫生局做工作,卫生局在留下阜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证明后,才在向三鹿道歉的声明上盖了章。

利用媒体是企业危机公关的重要手段,当晚20时20分三鹿被冤的消息上了中国广播网,第二天,即4月24日早晨,《劣质奶粉”黑名单”竟然有假,阜阳公开向三鹿集团道歉》上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随后全国各级各类媒体共有30多家先后转载了这一消息。

新闻媒体虽然为三鹿正了名,但是,没有行政命令,各地执法部门只认”黑名单”,三鹿照样在”黑名单”中和其他伪劣奶粉一样,在全国各地市场依然被封杀。谁救三鹿?三鹿集团6000多员工近乎哀鸣!

寻求权威支持危机公关的基本原则是”点杀”,即在事发地点,在最小的范围内以最快的速度将负面事件消灭在萌芽状态。但在信息以光的速度传播的今天,负面消息很快传播开来,可谓想捂也捂不住了,想纠正也不容易。”阜阳能让你上得了’黑名单’,却不见得能让你下了’黑名单'”.阜阳方面和媒体解决不了三鹿全国市场的困境。三鹿集团清醒地意识到这点。

该怎么办?在经济转型时期,面对波及全国的危机,最有效的途径是向国家有关部门申诉,寻求行政权威支持。三鹿集团开始寻求通过行政途径以最快的速度摆脱危机。

4月23日晚,为调查阜阳奶粉事件,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带队的6部门组成国务院调查组到达阜阳,三鹿集团领导抓住这个送上门的机会,当晚就向国家部局领导做了书面汇报;同时三鹿集团总部逐级向石家庄市长臧胜业、河北省工商局、质监局、药监局、卫生厅、河北省副省长付双健,以及国家工商总局、质监总局、药监总局、卫生部、国务院等部门进行了汇报。

三鹿蒙受冤屈,负责任的政府很快做出回应,4月24日,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写了《关于请求国家有关部门纠正石家庄三鹿婴儿奶粉误列为45种不合格产品情况的紧急请示》;4月25日,河北省食品安全监管协调领导小组向各设区人民政府、省直有关部门下发了《关于劣质奶粉查处有关问题的通知》,允许三鹿婴儿奶粉在河北省内正常销售;与此同时,河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向国家食品监督管理局上报了《关于劣质奶粉核查工作有关问题的报告》、河北省政府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纠正石家庄三鹿婴儿奶粉被误列为不合格产品的紧急请示》。河北省药监局、工商局、质监局、卫生厅联合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对口部门发了《关于请求支持我省三鹿牌奶粉正常销售的紧急函》。

经过各方面努力,最终引起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卫生部的高度重视,四部局于4月26日联合下发《关于”三鹿奶粉有关问题的紧急通知”》的文件,要求各地执法部门允许三鹿奶粉正常销售,国家四部局为一个产品联合下发一个文件,这是建国以来罕见的。而这一切,在4天之内完成。

虽然允许三鹿奶粉正常销售的通知已经下发,但受到这样的冲击,要守住市场仍需要艰苦卓绝的努力。三鹿一线人员在执法部门、各媒体间奔走呼号的同时,公司总部销售公司与全国各地经销商时刻保持热线联系,将”阜阳的道歉声明”、”国家四部局联合下发的文件”的消息在第一时间传达给他们,让他们坚信三鹿产品是过得硬的,是经得起考验的,这些措施有效防止了市场出现”雪崩”.

5月9日,国家质检总局公布了近期对婴儿奶粉产品质量的专项抽查结果,公布了国内30家具有健全的企业质量保证体系的奶粉生产企业名单,石家庄三鹿集团列在第一位。

“到此,三鹿集团阜阳危机终于画了一个句号。”张振岭说。痛定三思”如果三鹿的产品质量有一丁点不过硬,我们肯定死定了,”三鹿集团的副总经理张振岭总结阜阳危机时对记者说,”另外,在危机中企业要始终清楚自己最迫切需要的是什么,是市场,而不是谁对谁错。”

必须做到得理能饶人,三鹿婴儿奶粉被误报登上”黑名单”后,三鹿集团不是追究相关行政人员的责任,而是积极寻求支持协商解决问题。

“我认为三鹿的企业文化,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拯救了三鹿,”三鹿集团的崔炎峰说。在危机最严重的头四天内,三鹿集团全体员工从董事长到市场的业务员,提建议、互发短信互相鼓励,每天都工作12小时以上,各级经销商体现出和三鹿集团并肩一致和伪劣奶粉斗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锐气。

痛定思痛,三鹿之所以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一是公关方向正确,二是目标明确,三是合力对外,阵脚不乱,这也意味着在危机面前,只要企业策略及时有效,利用一切途径和手段,齐心协力,即使身陷绝地也可以重生,且生机更加旺盛。

……

延伸阅读之三:回头再看看无耻的企业和更无耻的CCTV是如何合谋一起,夜以继日的忽悠普罗大众——

时间:2007年9月

CCTV:央视《每周质量报告》特别节目”中国制造”首推三鹿!

9月2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每周质量报告》播出了特别节目——”中国制造”首集——《1100道检测关的背后》。中央电视台对三鹿婴幼儿奶粉的生产过程进行了详尽调查,展示了中国婴幼儿奶粉标杆企业——三鹿集团过硬的产品质量和科学、严谨的过程管理。

7月底,中央电视台记者在北京一家超市奶粉货架前看到,有个三鹿幼儿配方奶粉广告特别醒目,广告称该幼儿配方奶粉经过”1100道检测关,呵护宝宝健康,值得妈妈信赖!”.然而,一些消费者对三鹿的幼儿配方奶粉要经过1100多道检测关的说法表示怀疑。8月1日,中央电视台记者带着无数的疑问先后从源头到成品出厂的全程生产链的各个质量控制环节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暗访、调查。

央视记者来到石家庄灵寿县金柱奶牛场,进场前,被严格要求进行了5分钟的紫外线消毒。在奶牛场内,央视记者还了解到,奶牛场必须有三证,即奶牛场要有卫生许可证、奶牛要有动物检疫合格证、工作人员要有健康证;每头奶牛都有电子档案,详细记录了奶牛谱系、饲料添加剂的使用、疫病防治和产奶情况等信息;采用中草药治疗奶牛疾病,不仅防止了抗生素残留,还降低了疾病发生率;采用国际先进的全混合日粮技术,把奶牛的饲料搭配得营养美味;实行机械化挤奶,挤掉前三把牛奶……

记者跟随送奶车到三鹿集团一个婴幼儿奶粉加工厂,随后选择两辆送奶车跟踪调查,目睹了抽样检测的整个过程。奶粉厂检测员依次对每辆奶车的牛奶样品进行新鲜度、蛋白质等营养指标、微生物含量等卫生指标以及药物残留等安全指标检测,总共达33个项目,全部项目合格的收购,有一项不合格的就拒收。记者查看了加工厂的检验记录后发现,几乎每一天都会有鲜奶因为某一个检测项目不合格而被企业拒收。今年的1到7月份,已经有476个批次,3542吨的鲜奶被三鹿拒收。记者悄悄地跟随一个因为亚硝酸盐超标和气味不合格而被奶粉厂拒收的送奶户,拒收的牛奶杯被送到石家庄郊区的一个养猪场喂猪。

记者随后对奶粉辅料检测、奶粉加工、包材检验、入库检疫等环节进行了进一步详细暗访、调查,还到其他五家奶牛场和两家加工厂,看到的都是一样的情况,眼见为实,经过10多天的调查,央视记者仔细计算了一下,三鹿婴幼儿奶粉用国际先进的全日粮饲养技术饲养的奶牛,产出的鲜牛奶,经过冷链储运、原料检测、添加营养素、杀菌浓缩、喷雾干燥、包装检验等一系列环节,经过1100多项检验检测后,才最终出厂运往全国各地。

据了解,三鹿集团具有50多年的乳品专业生产经验,是我国率先生产婴幼儿配方奶粉的企业,三鹿奶粉产销量连续14年全国第一;2006年6月,与全球领先的新西兰恒天然合资,拥有了世界级水准的乳品科研制造能力;2006年7月,三鹿奶粉荣获中国奶粉行业唯一标志性品牌。

三鹿集团副总裁王玉良说,婴幼儿奶粉关系到下一代的健康和成长,更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婴幼儿奶粉的生产链条比较长,涉及到畜牧养殖、奶牛疫病的防疫和进口原材料的检测,还有半成品和工序的检测、包装材料的检测,每一个工艺要求不能出任何的差错,产品的质量就是婴儿的生命,同时也是企业的生命,多年来,三鹿集团一直以高度地责任感、使命感,确保每一袋产品安全优质!

9月12日下午14时,在网络上出现了一篇《一封三鹿公关公司写给三鹿危机公关的信》的帖子,这据称是三鹿公关公司写给三鹿危机公关题为《三鹿集团公关解决方案建议》的信。目前尚没得到三鹿集团对此事发表声明。

据帖子的内容显示,这份材料出于是由一个署名为北京涛澜通略国际广告有限公司三鹿服务小组于8月11日制作的。从消费者再到知名网站都有一套方向性的解决办法。

原文:三鹿集团公关解决方案建议(据说是三鹿公关公司写给三鹿危机公关的信)

集团各位领导们:

目前正处于北京奥运会期间,由于政府对食品安全等负面新闻的干预,对三鹿奶粉的结石负面来说出现了好的转机,但不能过早松懈,目前还存在着几大隐患。

1.因三鹿负面涉及食品安全问题,是在奥运期间暂时平静,并不代表奥运会后依旧平静,如此负面新闻再次传播,依旧对集团相当不利。

2.此事对消费者本身来说,将会是长期的影响,企业的一次安抚可能并不能完全满足消费者的心理纠结,如有个别消费者对此事的解决方法不满意,找到三鹿的竞争对手,则将造成更加严重的影响。

鉴于上面两大隐患,我公司对结石负面事件有以下几点建议。希望利用奥运期间的风平浪静,协助三鹿集团打好这一艰苦的负面公关战役。

一、安抚消费者,1-2年内不让他开口在奥运会特殊时期内,尽一切可能安抚本次事件的所有消费者,满足他们的一切条件,力保将本事件的当事人在2年内不再提及此事件。

二、与”百度”搜索引擎媒体合作,拿到新闻话语权抓紧奥运时间,与”百度”媒体建立良好合作关系,防止将来负面爆发时失控,同时可以掌握新闻公关的主动性。百度作为搜索引擎,是所有网站的集结地,也是大部分消费者获取搜索信息的主要阵地,对三鹿来说将是公关环节的重量级媒体。目前在百度上享受新闻公关保护政策的企业有蒙牛、伊利、汇源等,政策享受起点为自然年度500万元的广告投放,鉴于三鹿集团在产品线上不如其他几家企业丰富,经公司与百度相关部门的多次深度沟通后,百度已经同意将对三鹿集团的公关保护政策降低至年度300万元广告投放,可以享受将目前几大事业部早期负面删除。我可考虑一旦透露”肾结石”负面消息放大后,百度可能会以负面作为要挟,要求增加投放量,因此我司迄今没有跟百度提及肾结石相关负面新闻,所以强烈建议在此事还未大肆曝光的特殊时期,尽快与百度签订300万的框架协议。签订框架协议后,小网站的恶意报道均可被删除,如遇到国家权威机构通报或发生重大影响的负面新闻时,可三鹿集团在上层协调政府部门公关,涛澜通在公关媒体,共同配合将负面影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三、以攻为守、搜集行业竞品”肾结石”负面的消费者资料,以备不时之需。本次肾结石事件可能也涉及其他竞品,并非单纯三鹿奶粉的质量问题,因此可称为行业标准问题。

因此建议集团安排人手搜索竞品同类事件中的消费者资料,以掌握有力武器,如此事件被恶意炒作,三鹿集团将可利用这些资料作为反击武器,将矛盾转化为行业标准问题,转移媒体与消费者的视线,获得行业协会的出面支持和救市,最大化减少负面事件对三鹿集团的不良影响。

综上:

1.建议抓紧奥运会这一特殊时间,依靠消费者安抚、媒体公关保证与行业标准、竞品事件等手段,将被动处理新闻变为主动掌控。

2.百度的300万框架合作问题,目前奶粉事业部已经投放120万元,集团只需再协调180万元就可以与百度签署框架,享受新闻公关保护政策。

3.截至8月11日,在百度的网页,新闻频道前50页搜索”三鹿”一词有相当多负面,涉及奶粉、酸奶、花花牛等各事业部较早期负面信息。

因时间紧迫,望各位领导能尽快决策,抢占危机公关的最佳时间点!

北京涛澜通略国际广告有限公司三鹿服务小组2008年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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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之四:新西兰总理说中国地方官员对召回污染奶粉要求置若罔闻

新西兰总理海伦??克拉克9月15日表示,新西兰奶业巨头恒天然(Fonterra)曾要求中国官员召回其中国夥伴三鹿集团生产的被污染奶粉,但是地方官员未能及时采取行动。克拉克表示,直到新西兰政府联系中国中央政府之後,中国河北的地方官员才开始采取行动。恒天然拥有三鹿集团43%的股权。

路透社报导,克拉克称,恒天然在8月得知三鹿奶粉遭污染後,即要求全面公开地召回所有受波及产品,但却遭到阻挠。”他们数周来一直在要求进行官方正式召回,但是中国地方当局一直不采取行动,”她对新西兰TVNZ电视台说。

“在地方层面上,我认为第一反应就是试图掩盖它,不予正式召回。那绝不是我们在新西兰的做法。”克拉克表示,她在9月5日被告知这一问题,三天后新西兰官员被下令绕过河北地方官员,直接通知中国中央政府。”你可以想象,当新西兰政府告知北京之後,北京重手责成地方官员开始行动,”她说道。

对三鹿奶粉污染事件为何本月才曝光,公众的质疑正在升温。新西兰乳业巨头、三鹿大股东恒天然公司(Fonterra)14日表示,它今年8月就得知其中国夥伴三鹿集团在售奶粉遭到污染。这些奶粉导致400多名婴儿患结石病,其中至少一人丧生。恒天然拥有三鹿43%的股权。中国政府初步调查发现,三鹿奶粉中的化合物三聚氰胺导致婴儿患肾结石,三鹿集团上周因此被下令停产。

中国媒体9月10日首先报导了多个地区婴儿饮用奶粉後患病的情况,三鹿于9月11日宣布召回8月6日之前生产的奶粉。”从今年8月我们得知产品污染问题那天起,恒天然就要求对所有受波及产品实行全面公开的召回。消费者安全一直是我们最关注的。”官方人士称,今年3月,三鹿就开始收到消费者投诉,反映婴儿尿液出现褪色现象,一些婴儿入院治疗。

卫生部副部长高强13日表示,在9月11日前三鹿已经调查并召回一些产品,并封存了其他被污染的奶粉,但是在”相当长时间内”都没有向政府报告。高强称,直到9月8日三鹿总部所在地石家庄政府向河北省政府汇报,省政府才发现这一问题。

恒天然表示,该公司正寻求与中国政府举行会议讨论该问题。中国对污染奶粉的调查已经扩展到奶源地区,官方试图追踪牛奶中三聚氰胺的来源。为三鹿供应牛奶的农民和交易商可能已经用水稀释了牛奶,并用三聚氰胺来使得牛奶中的蛋白质水平看上去高于实际水平。三聚氰胺往往用于塑料、肥料和清洁产品中。

质检总局表示,前往河北、广东、黑龙江和内蒙古的调查组会同当地政府,确保奶业调查能够全面展开,并检查已经在市场上流通的奶粉。高强承诺,此次丑闻发生後将把食品质量检查带到一个”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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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之五:纽西兰派大使交涉中国才正视毒牛奶事件

(中央社台北十五日电)中国大陆三鹿公司的纽西兰合资伙伴表示,他们相信造成食用者中毒的三聚氰氨是在生奶供应给三鹿之前加入,同时,据指出,中国地方当局原本企图压下此事,直到纽西兰官方直接向北京提出交涉,中国方面才积极处理。

据全国性日报「纽西兰前锋报」今天报导,绿党质疑三鹿的合资伙伴Frontera为何不早点将乳品发生问题的事情公诸于世。纽西兰总理克拉克说,Frontera要求尽快全面回收,但遭到中国地方政府官员拒绝。她说,Frontera九月五日向纽西兰政府反应,她的政府八日决定责成驻北京大使布朗向中国中央政府表达关切,北京政府便「迅速采取行动」。

Frontera拥有三鹿百分之四十三的股份,在董事会占有三席。他们在八月二日被告知,三鹿生产的婴儿配方奶粉出现污染的问题。三鹿当天就在业内进行回收,至于公开的回收行动,是在上个星期才开始。

Fronter公司执行长费里耶表示,Frontera和三鹿已竭尽所能回收问题产品。这起食品污染事件至少已经造成两名婴儿丧生,另有数目不详的婴儿健康受损。费里耶说,Frontera希望能早一些公开回收问题奶粉,但做为三鹿的合资伙伴,他们必须遵守中国方面的程序和规定。Fronter公司认为,有人把三聚氰氨加到提供给三鹿的生奶中。该公司产品在生产、储存和销售过程中被加入三聚氰氨的可能性遭到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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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之六:卫生部说处理三鹿奶粉安全事故和奥运无必然联系

中新网9月13日电中共卫生部党组书记、三鹿牌奶粉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领导小组组长高强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从政府接到三鹿牌奶粉重大安全事故相关信息,到做出反应,是迅速的,和奥运会的召开没有必然的联系。

国新办今天就三鹿婴幼儿奶粉安全事故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高强在会上说,河北省人民政府9月8日接到石家庄市政府的报告,这是事实。而且同一天,省人民政府就开始组织有关部门对这个问题进行调查。从政府接到相关信息,到做出反应,是迅速的,和奥运会的召开没有必然的联系。况且,现在残奥会还在进行之中,我们就把已经掌握到的信息如实地通报各位媒体了。

国家质检总局副局长蒲长城也在同一场合表示,国家质检总局是9月9日才得到这个信息的,当天立即派出工作组到河北石家庄进行实地调查;根据掌握的情况,随即在全国开展婴幼儿配方奶粉的三聚氰胺专项检查。(据新华网、中国网网络直播文字整理)

傅国涌:以不变应万变还行得通吗?

2008年的中国,一方面官方导演的一场大戏正在登场,以奥运会来彰显盛世,向世界宣示天朝威仪,向民众炫耀自己的强大不可挑战,一方面却是接连的大灾大难,天灾与人祸不断示警,毫无疑问,中国已进入多事之秋。改革已死,奥运之后中国将往何处去?我们这个苦难的老大民族还有未来吗?对于掌握了绝对优势资源的统治阶层来说,对这些问号的回答是不言而喻的,那就是原封不动地保持现有的体制,以不变应万变,尽最大可能地压制一切不满的声音、怀疑的声音、批评的声音和反抗的声音,把所有的喉舌牢牢地控制在手里,防民之口,如同防川,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些成语的现代版都将不断上演,继续以毁灭生态环境和世道人心为代价,漫无节制地攫取世俗利益,这种贪婪的赤裸裸的末世心态,已越来越不加掩饰,至于民族的未来他们已不再考虑,我死之后或者我移民之后,哪管它洪水滔天。自以为可以驾驭万物人间的强势集团,不敬天、不畏神,对一切都没有一丝的敬畏和谦卑,任何的灾祸自然都不会放在他们的心上,他们以唯物主义者自许,在没有比他们一种物质力量掀翻他们的宝座之前,他们不会在意任何警告,不会忌讳任何的天怒人怨,他们将一意孤行到底,直到一切都不可挽回、无法收拾。

只有把暴力威胁和谎言欺骗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才能实现有效的统治。仅仅有暴力、不加修饰的暴力是不够的,与单纯的暴力相比,以暴力为后盾的谎言有着特殊的功能,当谎言一而再地重复,重复得人们耳熟能详时,人们就会把谎言当作事实,并无条件地信服谎言。这样的统治就会稳如磐石。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对于任何在某个角落发生的新闻事件,官方都可以任意做手脚,编织一个美丽的谎言,向不明就里的大部份民众宣布,然后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在互联网普及之后,官方仍然想用老办法来应付一切,难度已变得越来越大,至少一部份已免于愚昧的人们不再相信官方的解释。官方可能无法想像,自己的铁捅江山依然固若金汤,他们说的话,竟会有人不相信,费多少口舌,效果都不明显。

对于每天要为生计奔波、为衣食而忧的大多数中国人而言,表面上看起来,他们没有余暇、没有兴趣、更没有力量来回答这些问号,除了苟全性命于盛世之间,乞求能够善终,除了无可奈何地等待之外,几乎没有更多的奢望。罗斯福当年提出的四大自由,人类应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表达的自由和信仰的自由,在我们这块东方的土地上至今还是一个遥远的梦,说到底,我们连免于愚昧的自由也没有得到,从教科书到不能越雷池半步的教育体制,从无远弗届的CCTV到所有大大小小的媒体,哪怕是天网恢恢、疏而有漏的互联网,官方的高度垄断和严厉管制,使国人要免于愚昧变得很困难。健康的价值观有赖于真实的信息,如果从教科书上、从课堂上、从许多常见的出版物和媒体得到的历史都是经过意识形态严格过滤的,如果教育和新闻都处在某种单一导向之下,要跨越这些强有力的障碍,完成自我启蒙,生活在真实中,又谈何容易。这是官方价值仍能欺骗许多人的根本原因。因为其他的真实信息很少有机会抵达大多数人。除非你刻意去寻找,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样获取信息门槛显然有点高了,毕竟不是伸手即可得到。但是,对自由,对于更好的生活的追求是人类的天性,中国人也不会例外。通过网络和其他渠道,开始追求自由的人还是一天比一天多了。这种追求常常是理性的、温和的,是思想和心灵上的自我解放。但是,社会矛盾的不断积累、强化和深化,压力越来越大,谁也不能预计未来将会以怎样的方式爆发出来。说实话,我不想看到历史上一再发生过的那种山呼海啸、玉石俱焚,不希望“天街踏尽公卿骨”的历史重演。多年来,民间社会本着最大的善意和诚意,曾不停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希望权势集团顺应潮流和民意,启动政治制度层面的改革,化解矛盾,释放压力,确立和平转型的方向。而官方试图以不变应万变,一直拒绝作出回应,漠视民间的呼声。今天,稍有良知的人都已清楚地感受到,留给这个民族的时间确实不多了。

近一个甲子的有效统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考验,吏治的全面败坏,穷富差距导致的社会对立,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给一般人生活构成的巨大压力,旧的政治制度难以适应已经变化而且还在急剧变化中的社会,因为互联网迅速拓宽的多元舆论空间……这一切都表明,中国社会不再是过去波澜不惊的一潭死水。此刻,无论官方提出多么漂亮的口号,无论承诺什么样换汤不换药的改革,只要不是动真格的,不触及最本质的自上而下的垄断型的不受制约的政治制度,人们就不会相信,不会为之欢呼。当改革不再给普通民众带来什么,当改革不再给把一个民族带往健康良性的方向,改革实际上已经死了,人心开始思变。权势集团除了顺应,其实已没有其他的路可走,这不是他们的主观意愿可以逆转的,招募多少网警、武警,拨出多少经费都将无济于事。瓮安事件以暴烈的姿态登场,就是社会积聚的怨气、不平,在某一个社会角落的一次爆发,这一点其实官方也同意。我相信它完全是自发的,一哄而起的,是无意识的,没有预谋,没有准备,是最典型的官逼民反。瓮安不是孤立的例子,它和每天在大地各个角落发生的暴力案件,杀警察、捅城管、煤气罐冲街道办……构成了乱世将临的一幅幅图画。

6月28日突然发生的贵州瓮安事件,当地民众揭竿而起,点火烧衙门,就是一个不安、不祥的信号。尽管官方告诉我们,这不是人民起义,这是“黑恶势力”从中作梗\插手煽动所致,但是,这种一锤定音的说辞很难说服天下之人。从网络论坛、个人博客,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人压根就不相信官方公布的就已经是事件的真相。官方使尽吃奶的力气开动舆论机器,努力自圆其说,想说服全国人,收效仍很有限。更多的人开始学会用自己观察,自己思考。瓮安事件之后,是继续以不变应万变,还是以变应变,该是权势集团做决断的时候了。为防止类似瓮安这样的激烈事件在其他地方不断重复,后奥运时代,中国该拉开新的帷幕了,而不是在老舞台上唱老调子的老戏。归根到底,在一个已经变化而且还在迅速变化中的大时代,以不变应万变的如意算盘不能再翻来覆去地玩下去了,如果要为这个民族、为自己的子孙后代负责的话。

2008年7月9日

郭于华:这是一个相互投毒的社会?

为奥运成功举办而欢欣的激情还未退去,“三鹿毒奶粉”事件已提上案头。这又是一次触动人们内心、冲击道德底线的事件,以至有人惊呼:这是一个怎样的民族,竟然对自己的下一代下毒手!?

暂且不说毒奶粉是由于“不法分子在原奶收购过程中添加了三聚氰胺所致”是多么不能自圆其说,也不谈“下毒元凶耿氏兄弟(挤奶户)已经被捕”是如何荒谬可笑(也太低估中国民众特别是网民的智商了吧),人们对“三鹿事件”的共识之一是:这只是“冰山一角”,其下的水到底有多深、有多浑还无法度量。这不,写到这时,刚刚听到“22家奶粉生产企业69批次产品检出三聚氰胺”的噩耗,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其实听到这类消息已经不太让人感到震惊了,我想,一方面是因为习惯而麻木,另一方面也多少是预料之中了。

千万别跟我们说这只是“个别”现象、特殊事端。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我们不知道下一次将是什么(但知道还会有下一次),也揣测不出底线在哪里。作为一个中国的普通消费者,难道真的需要炼就百毒不侵、千毒不坏的金刚之身吗?而这次的受害者却是新生稚嫩的祖国花朵啊!

稍微回顾一下,近年来我们不断地受到食品安全问题(当然不只是食品安全问题,其背后是什么问题大家心知肚明)的刺激:从“注水肉”到“瘦肉精”,从“掉白块”到“苏丹红”,从“毒粉丝”到“毒大米”,从“大头娃”到“结石儿”……,层出不穷;而且由此形成一种恶性互动的怪圈:制造毒大米的人当然不吃自己生产的米,可能选择吃面;而向面粉里掺滑石粉大白粉的则可能选择吃大米;造毒奶粉的绝不喝自己生产的奶,或许选择喝豆奶,可别忘了豆奶中毒事件也曾发生;好吧,既然猪肉可能注水或含瘦肉精,禽蛋产品可能有丽红素,那大家就多吃天然的蔬菜水果吧,可是别忘了,菜农却可能种一小块不施农药化肥的菜地自己消费,而把有化肥农药甚至是剧毒农药残留的菜卖给其他消费者。如此,所有的造假者、掺毒者同时也是其他有毒有害食品的食用者。呜呼!难道这是一个造假成性的民族?这是一个相互投毒的社会?

我在多年前曾写过一篇《培养精明人的社会》的文章,提到在一个没有规范的市场、合理而有效的制度的社会中,普通消费者就会逐渐趋于“精明”甚至全知全能,否则就只能自认倒霉。而在这种社会中交易成本高得惊人,人们活得不堪其累。工于算计的“精明人”与小人的距离已不遥远,而如今“小人”早已被超越,这是一个盛产恶人的社会。这个社会究竟怎么了?

网上一篇贴子说得好:生产害人奶粉的人,生产伪劣产品的人,可能就是跟我们很近很近的那些亲友,那些没有权势的弱者,那些普普通通的民众。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具体数量有多少,只知道他们是一个个的个体,汇聚成一个个小的利益团体,就溶入我们中间,甚至和我们血肉相连,但我们却分辨不出来。他们一方面从来是社会伤害的承受者,另一方面也是道德沦丧的推波助澜者,向正义和良知低头的伪劣商品的制造者、经营者。当太多来自官方腐败的丑恶开始掠夺我们的善良时,加入群体的人也就跟着越来越多,自觉和不自觉、有意识和无意识相结合,终于导致了整个社会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的集体麻木和对生命尊严的漠视与践踏。……这道理好比众人都砍了一刀的话,谁也不用为死者负责一样。因此,不会有多少人会在良心和道义上背负沉甸甸的负罪感,相反,他们还会心安理得地享受体面工作换来的工资和安稳。问题是:我们是怎么走到这样一条没有诚信、没有声誉、没有畏惧、没有神圣、人人都要为道德的沦丧买单的绝路上来的呢?(《改革内参》蓝艺: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信仰)

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使人想起阿伦特所分析的“平庸的恶”——与纳粹和斯大林主义的“激进的邪恶”、极端的邪恶相对应的“平庸的邪恶”。作为这种“平庸的恶”的体现者阿道夫.艾克曼,“一个看上去彬彬有礼的人,他在种族屠杀中犯下弥天大罪,而他的动机却是极平常的服从命令和尽忠职守。在艾克曼身上,阿伦特看到了邪恶平庸的活生生的体现:除了一心向上爬之外,艾克曼确实没有任何动机,……用通俗的话来说,他只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所体现的邪恶平庸指的是无思想,甚至无动机地按罪恶统治的法规办事,并因而心安理得地逃避自己行为的一切道德责任。邪恶因动机的肤浅而平庸,邪恶的动机是平平常常的人性弱点,这动机人人能懂,并不需要高远深奥的理论解释”(见徐贲:平庸的邪恶和个人在专制制度下的道德责任)。

多种婴幼儿奶粉含三聚氰胺事件表明,这种“平庸的恶”已经渗透到整个社会的肌体,其结果就是整个信任结构的崩塌,就是恶人当道、小人得志,就是相互投毒的社会。

平庸而普遍的恶是如何形成的?有人归结为利益,有人归结为信仰(文化),有人归结为人性,有人归结为制度。在我看来,谋利型权力(争夺利益;放弃责任)所形成的制度条件,造成了制度、文化与人性的恶性互动,致使整个社会相互欺骗、相互“投毒”——商家、厂家欺骗消费者,教师欺骗学生,公仆欺骗百姓,所有人欺骗所有人。于是从官员到民众,从精英到平民,从上层到底层竞相沉沦,加速度地堕落。落到什么时候是底?谁又如何守得住底线?

张五常教授最近说:由经济的高增长证明“中国的整体制度是最好的。腐败没那么严重。全世界历史上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制度。其中的沙石可以修改一下”。我宁愿相信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可眼前的现实却怎么让人感到不只是“沙石”出了问题,而是整个结构坏了、烂了呢?

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2008-9-16 23:30

冉云飞:有这样的政府是我们的国耻

今天是日本侵略中国的9.18国耻日77周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其中最为深重的灾难,是帮助催生今天这样的政府。没有日本的侵略,根本就不可能有今天政府的根底。所以五十年代毛泽东说要感谢皇军,同时放弃彼时十分贫穷的中国对日本的赔款要求(庚子赔款唯一没有返还中国的国家就是日本),这样的“大恩”都是建立在破除意识形态的封锁和党派利益的孤立上所做出的衡定。不特国家放弃赔款,在八十年代前甚至堵塞、压制中国民间要求日本对民众所犯下罪行的赔偿。当然催生一个六十年的集权政府,除了日本外,还有一直以来对中国版土疯狂掠夺的“老大哥”苏联(现在的俄罗斯也好不到哪去)的“帮助”。日本的侵略不用说了,苏联打着帮助中国的旗号,实则扶植其利益的代言人、儿皇帝,故尔催生一个给民众带来极大灾难的政权。自然,除了日本和苏联对今天中国人的灾难铸下大错外,还有我们特产的专制制度和奴隶文化。三点合力起来,不带来六十年的集权灾难都很难。

由77年前的9.18国耻日到今天,我们每年都有许多国耻日,这种非战争下的国耻,尤其使我们深受痛创。别的年份所发生的灾难,我们姑且按下不表,单说今年所发生的灾难,这个花费我们纳税人巨资的政府的因应,不仅不及格,甚至是人为地在制造灾难。从年初的雪灾、五一二大地震、奥运举办、三鹿奶粉事件,都使国民蒙受极大的伤害。年初雪灾应对能力之差令人切耻,五一二大量校舍倒塌致使许多无辜学生死亡,八月奥运疯狂限制民众自由,近日的襄汾溃坝使多少家庭添新鬼而成残缺,九月三鹿毒奶粉事件之废我大量婴儿,真可谓罄南山之竹,倾东海之波,无以数其罪。至于其他不应发生的交通事故、矿难等人祸,真可谓难以遍及。生在这样一个国家,你的付出是何其多,你所得是何其少,有时你都会想这一切是不是前定的宿命?是不是中国人的命贱?是不是中国人不配有世界上其他民主自由的国家之人民所应得之权利?但我们理应细想,不是我们的生命贱,而是我们的权利在这样的政府管理之下,没有得到真正的保护。他们花纳税人钱的目的,只是更好地剥夺纳税人的权益,只是更好把纳税人当猪狗一样来管制。

今年发生的诸多灾难甚至说六十年来在中国发生的灾难,据我初步的思考,都有以下几个相同点:

一:掩盖真相,混淆事实。五一二大地震的死亡人数没有真正的调查,学生死难没有准确数字。这样大的灾难,通过户籍制度通过基层政府的调查,真的是很难吗?不,他们不想调查,主要是怕公布死亡人数的真相,那样一来,死亡在十万以内的造假数字则不攻自破,学生死难的人数也会触目惊心。现在三鹿毒奶粉的事件和襄汾溃坝大案,受害和死亡人数永远也会成了一谜底。民众出现了什么样的危害,要分地域地公布名单,而且允许传媒公开报道,允许老百姓公开举报哪里还有遗漏。但这一切,在如今这个“为人民服务”口号喊得震天价响的政府管理下,会真正实现吗?

二:官员撒谎成性,简直令人怒不可遏。李长江说质监总局以前没有发现过三聚氰氨,这是当众撒谎,且不说徐州销往美国的宠物饲料,已被闹得沸沸扬扬(据网上资料显示李局长还说美国之所以在意毒饲料是一种反华行为,我觉得李局长这样的官员如此对待民众应该是反人类的行为),同时三聚氰氨至少在今年三月已被发现,但国家质检局为什么视而不见?他们所实行的免检产品,不仅是推卸责任,而且是变相为质检局谋重大的私利,这就像工商局评名牌产品一样,其实是国家公共利益部门化的行为。关于三鹿奶粉投毒为何不公开的问题,河北省政府也公开承认石家庄市政府隐瞒(其实我怀疑中央政府都早已知道,何况河北省政府?他们只不过想把压力往下压,将民愤的方向下移而去掉对最高当轴的烈火罢了)不报三鹿奶粉的问题。而三鹿奶粉事故方和当地政府联合起来推迟公开发布毒奶粉的信息,致使大批婴幼儿受害,这是一种公然的刑事犯罪,理应通过法律,通过受理民众的索赔,使他们受到更为强劲的惩处。

三:宁赠友邦,不与家奴。今年诸种灾难中的新闻报道,当然实行各种无理无耻的管制,但对内外却是很有差别,特别是北京奥运会。三鹿毒奶粉事件爆发后,政府只是为了消除国外的批评,而供应奥运时的奶粉没有问题。如果他们所说是事实,那么这种对中国民众的歧视行为,就是对我们中国民众的侮辱。让国外的人吃上放心奶粉,固是你应该做的,但国内的民众就是贱民,理应受到毒奶粉的侵袭吗?专门以整治自己民众为主要工作目标的政府,其合法性到底何在?

四:找小替罪羊,最高当局从无道歉,更没有真正的政治制度改革。众所周知,当今中国发生的诸种大小灾难,其根子就在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这一切都是总灾难的根源,没有比这种根源更重要的。行业管理、市场监管,在一个极端自利的威权政权管制之下变得十分走样,成为各种利益交换的摆设,最终受到伤害的是基本没有博弈能力的普通民众。一个政府不重视民众生命,甚至以蔑视民众的生命作为自己工作的指针,其存在意义何在?

五:控制传媒,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控制传媒控制信息的公开发布,控制真实的惨况,控制民众的反对情绪,使得民众在没有真正公开的信息的情形下,不能做出有利于自己利益的判断,匆忙地接受他们一点小恩小惠似的安抚。更有甚者,有的受到了伤害,因为不知情,连一星半点的补助都没有得到,而只好忍气吞声。没有诸种信息的公开公正报道,就是对民众利益的最大伤害。六十年来,这个政府在这方面所犯的罪行,实在可称为国耻。

我们呼吁,政府应该理智理性地面对灾难的发生,切实地负起责任来,不要因巨大的恶政惯性继续而发挥自己的冷血本领。任何一次灾难的发生都万箭猬集地指向政府的合法性,以及政府应由真正的民选的实质性问题。中央政府应该拿真正的诚意出来,来进行民主自由的政治改革,还权还利还自由还尊严于民,让民众对这个曾经灾难深重、相信将来会变美好的国家,继续保持应有的归宿感与认同感。要知道,政府是流水的兵,而国家才是铁打的营盘。也就是说,共产党不可能万岁(共产党就是流水的兵,你看中国几千年来的朝代更迭就知道我所说不诬),中国要比你共产党长久得多(除非有不可控制的外力入侵与毁灭,中国绝对是个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想挟持甚至想变成铁打的营盘,是一种可耻的僭妄。为了中国这个铁打的营盘的建设者(民众)们活得更有尊严活得更有自由,让这块铁打的营盘变得更美好,现在是中国政府作出正确改变的时候了。

2008年9月18日国耻纪念日77周年7:57分于成都

长平:新闻媒体怎样当“医生”?

仇和为官个性十足,常以妙语传世,尽管争议未绝,但也颇堪玩味。12日,他又说了一句有分量的话,被很多媒体作为标题,那就是“新闻媒体是我们的保健医生”。

当日,昆明市建立重大党务政务信息公开、主动接受新闻舆论监督的制度,聘请中央驻滇、香港驻昆和省属新闻媒体担任新闻舆论监督员,承诺做好跟踪督察和整改。作为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的仇和,在新闻会上说,“在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的今天,现代传媒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公共力量,一种能够影响社会的‘软权力’,具有其他力量所无法望其项背的‘魔力’,没有人能回避这种力量”,“新闻媒体就是我们的‘保健医生’,媒体的舆论监督可以帮助我们发现问题”,“谁不能够切实做到重视媒体、善待媒体、依靠媒体、借助媒体,不断增强引导新闻舆论服务现代新昆明建设的能力,谁就是不称职的干部。”

仇和这些话中,最易于传播的是“保健医生”的比喻,听着最爽的是“谁就不是称职的干部”,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那句看似常识的判断:“现代传媒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公共力量。”没有这个常识作为前提,其他的话再好听,也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新闻媒体被誉为医者,有病治病,无病咨询,仁心仁术,妙手回春,不可谓不受尊崇。但是,这个比喻也让我想到中国历史的“神医”华佗的故事。华佗生逢乱世,精于方药,四处行医,救民于疾苦。他是外科医生的鼻祖,发明了麻药“麻沸散”,可以全身麻醉,施行剖腹手术。他的针灸技术也十分了得,针到病除。他还留下了着名的健身操“五禽戏”。人们都相信他还有很多伟大的学术和临床成就,可惜没能传下来。为什麽呢?因为他还没有整理好这些遗产的时候,就被曹操杀害了。

曹操杀害华佗的故事,有两个出处,一个是小说《三国演义》,一个是历史《三国志》。小说不如历史可信,但传得更广,具有民间想象和理解中的逻辑合理性,所以不妨也分析一下。

曹操弄权,自立丞相,威风赫赫,但他也会生病,头痛欲裂,遍寻良医,有人就推荐了华佗。华佗来了一看,说你这病根在脑袋中,光服药不行,要做手术。我让你全身麻醉,然後用斧头砍开脑袋,取出病源,方可根治。曹操听了很生气,说你这不是要杀我吗?这时候华佗不太策略地说,人家关羽中毒之後,刮骨疗伤,毫无惧色,你怎麽不学习学习?曹操更被激怒了:让我学习敌人,你这不是汉奸思想吗?于是逮而下狱,随後杀之。

假如曹操只是得了伤风感冒,华佗针灸两下,立时痊愈,一定会得到重赏,皆大欢喜。问题是,假如需要做大手术,甚至有性命之忧,这医生应该怎麽做?被仇和书记封为“保健医生”的新闻媒体,也会面临这个问题。古代历史上的御医,往往避重就轻,虚与委蛇,逢迎圣意。但华佗是身为名医,显然具有医者的专业精神和独立意识,只把曹操当作病人,坦然告之,遂惹来杀身之祸。

《三国志》的记载也许更准确,强调的恰恰是这种专业精神和独立意识。华佗本来是一个赤脚医生,四处行走,为曹操治病之後,曹操就想独占,召为侍医。面对这个捧金饭碗的机会,华佗却不乐意。他借口思乡心切,要回家看看。回去之後就不想再来,曹操多次召请,他都推三推四,说自己妻子生病了,走不开。曹操了解真相之後,把他抓起来。有人求情说,华佗医术着实高明,关系到多少人的性命,宽恕他吧。曹操不以为然:“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耶?”还是杀了他。

如果新闻媒体真的是医生,那麽领导干部该如何对待?仅仅为我所用,还是为天下人所用?既然现代媒体已经成为一种公共力量,那麽它就必然具有自身的独立品性,而不只是一个侍医,这时候怎麽办呢?无庸讳言,一些领导干部所采用的办法,正如仇和书记所言,“习惯堵、习惯压、习惯逃避或恐吓”,甚至如曹操对待名医华佗那样,逮而诛之,遗臭万年。

《三国志》中还记载,华佗临死前很想将自己一生所着《青囊书》传下来,交给狱吏,令人万分痛心的是,“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强,索火烧之”。《三国演义》作了演绎,说是狱吏接了书拿回家中,被妻子烧了。其妻说:“纵然学得与华佗一般神妙,只落得死于牢中,要他何用!”

也许有些领导干部要的就是这种杀鸡儆猴的效果:堵压一些新闻媒体,希望别的媒体也噤声。但是我相信这不是仇和书记的意思,他是那麽恳切地说:“深怕工作失误,所以亟盼舆论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