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女作爆得大名
无论如何，这部《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是一部经得起考验的上乘之作，将它放在同时代其他杰出作家比如加缪、莫拉维亚的作品一起，不会显得逊色，1970年诺贝尔奖颁奖词中特地提到了它。有意思的是，在那个短小精悍的颁奖词中，同时提到的还有当时苏联权威媒体对于这部作品的评价：“《真理报》将索尔仁尼琴与列夫。托尔斯泰相提并论”。这个信息所包含的意义，我们下面再谈。
小说本身规模不大，翻译成中文只有十来万字。在今天的年轻读者看来，它拥有一个骇人的外表，涉及的是劳改营题材。对于这个被隔离的区域，一般人们并不指望了解得更多。然而，这不是一个有关绝望的故事，而是一个有关希望的故事；不是有关死亡的故事，而是有关生命的故事：主人公舒霍夫战前是一个木匠，卫国战争期间在森林里当了两天俘虏，还是他自己主动坦白了这件事情，于是被判8年监禁发配到劳改营来。在一种倒霉透顶的环境中，他至少在表面上过得“有滋有味”。
早晨醒来他正在琢磨是否去卫生所拿一张病假条，因为动作慢了一些，被罚在早饭前擦洗看守所的地板；再去食堂，只有吃剩下来的冰冷的汤等着他。临出工前领到了当日的口粮一块面包，他掂估了一下，被克扣了大约20克，他迅速将它分别藏在了不同地方，等到最需要的时候拿出来吃。集合排队之时，也是一天中第一次搜查的时刻：不是怕犯人们身上有刀子，而是担心这些人携带3公斤的粮食逃跑。可见这个地方足够偏僻，足够冰天雪地。“为了避免肚子里咕噜咕噜乱叫和想吃东西”，舒霍夫开始想念家中来信中所说，有人打完仗带回来一块镂花板，乡邻们热衷于印染花毯，赚了大钱，“舒霍夫真想哪怕看上一眼这种花毯也好”。按照他自己的心意，他并不想放弃家乡传统的木工活，但是如果在挣钱方面赶不上自己的乡亲，未免有些丢脸……
所有这些场景、细节都写得十分准确，十分结实，像刀刻一般令人印象深刻。可以说，对于细节的中肯、忠实和无限坚持，体现了这个人精神上的意志和毅力，他的耐心、不屈和尊严：在一种将人归于虚无的环境中，抓住那些细节，正是抓住了生活中那些持久的东西，那些在阳光下无法藏匿的东西。
这一天没有任何高潮，到了晚间躺在床上时，这位老兄发现自己这一天堪称完美：“没有被关禁闭，没把他们这个小队赶去建‘社会主义小城’，午饭时赚了一钵粥，小队的百分比结得很好，他舒霍夫砌墙砌得很愉快，搜身的时候锯条也没有被搜出来，晚上又从采扎里那里弄到了东西，还买了烟叶。也没有生病，挺过来了”。可是这样的日子要过上“三千六百五十三天。因为有三个闰年，所以得另外加上三天”，真是很不容易。
这是作者真正的才华所在，将原本是枯燥窘迫的生活写得十分引人入胜。采取一个底层人物的口吻也帮了他的大忙。对如此一个小人物，人们能够要求他什么呢？他长着一双天真无邪的眼睛，对于更多更复杂的事情一无所知，类似“鼹鼠”似的小动物在这个环境中讨一份生活，按照它所提供的尺度将自己的身体卷曲起来，努力去适应它，同时也在用身体测量它，以便能够描摹出它的地形地貌。有研究家敏锐地发现，作品的叙事者在作者与主人公之间自由穿梭，一会儿是作者的观察，一会儿是舒霍夫的观察，其间的过渡不露痕迹。这样随时将叙事视野限制在主人公的视野之内，使得作品语言抹上了一份天真、富有活力的色彩。后来采访过索尔仁尼琴的美国《时代》周刊记者大卫。艾克敏曾言及这部作品发表的1960年代，自己正是牛津大学学俄语的学生，如何在老师的引导下发现和体会其中大量劳改营的黑话，也是一桩有趣的探险经历。
勋章英雄—劳改犯—平反
随着这部作品的问世，一颗耀眼的文学新星出现在苏联文坛上，这年索尔仁尼琴已经43岁。小说中以他自己亲身经历为基础，故事略有不同。在进入劳改营之前，索尔仁尼琴从来没有当过什么木匠瓦匠，而是一名大学数学系的毕业生，1918年生。父亲在他没有出生之前遭意外枪击去世，由寡母带大。按当时的阶级划分，他的家庭属于旧阶级。据他后来称，自己9岁时便知道要成为一个作家，但是考虑到年轻人从事文学不仅有经济上的问题而且也有政治上的风险，于是作了一桩安全得多的选择，他选择了学习数学和物理。在大学期间值得一提的是，他狂热地迷上了马克思主义，蜜月期间这位新郎一大早便起床阅读《资本论》，如饥似渴一般，乃至没有考虑如何将自己的婚事告诉双方家长。
当他大学毕业的1942年，他上了前线。因为作战勇敢，两次获得卫国战争荣誉勋章，官至炮兵上尉，这个位置便可以享受到苏联军队为军官提供的各种特权。然而战争即将结束之际的1945年，他所在的部队已经推进到东普鲁士美丽的首都柯尼斯堡，他甚至在一幢被遗弃的德国农舍中发现了一本载有托洛茨基照片的德文书，于是将这本书上的照片剪下保存了起来，他突然接到命令去将军办公室报道，“你被逮捕了！”理由是他与一位军中战友的通信中含有贬义地但其实是隐晦地 （“有八字须的人”）提到了斯大林，刚刚到手的托洛茨基的照片也是错误之一。
与小说中的舒霍夫刑期8年一样，索尔仁尼琴在劳改营也一呆8年。很有可能，那是他在精神上最为充实饱满的几年。在诺奖受奖词中，他引用了俄罗斯文学前辈陀斯妥也夫斯基的那句话：“美将拯救世界”。在劳改营里，许多像索尔仁尼琴一样做着文学梦或者做其他梦的人们，他们即使在干活、躺在腐烂的稻草堆上或者在列队时，也经常是满脑子诗句。在那种极端情况下，诗歌是维护内心尊严的途径。监禁中不允许拥有纸和笔记下来，索尔仁尼琴想方设法将自己写下的诗句记在脑子里。他为自己发明的帮助记忆的办法有：请有宗教信仰的犯人帮助制作一副有一百个念珠的串珠，其中每隔十个就有一个形状不同的念珠，以此来代表需要记忆的不同内容。
在劳改营里他养成了双重生活的习惯：外在生活是一回事，内心生活是另一回事。1953年2月初被释放后，不到一个月斯大林就去世了。他在哈萨克斯坦一个居民点的当地学校找到了一份教数学和物理的工作，应该算是刑满流放，这个地方离莫斯科约2900公里，离他妻子居住的梁赞2500公里。他白天正常教书，晚上则把自己头脑中的句子记下来，睡觉之前不忘记将它们到处藏匿，屋内外都有，只有一对流放于此地的夫妇知道他在写作。他并不指望生前能够得到发表，而是期待在他死后的某一天人们会满怀惊讶和尊崇阅读它们。这中间他还复发过一次腹膜沟癌，有预料说可能只活3个星期，在接受了放射性治疗之后，他竟然痊愈，天助也。
事情发展得出乎任何人意料之外。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做了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随后是一个用我们的话来说“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时期。索尔仁尼琴获得平反，来到妻子所在地梁赞获得一份教职，并与她重新登记婚姻。哈维尔曾经形容过自己20岁这一年所经历的解放之感，形容那是“一个获得进展、英雄般自信和相对勇敢的时期”，离开这个背景，就无法理解索尔仁尼琴的出现。
还是借用我们这里的情况来做比喻：1956年的索尔仁尼琴相当于1978年那些从大墙或者远方流放归来 （有前科）的右派作家，而哈维尔相当于我们这些对于世界仍然充满渴望的毛头青年，他们之间相差几乎一辈。
赫鲁晓夫亲自关照
《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以下简称《一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它并非更早时期秘密写作的结果，而是1957年之后才开始动笔，不可否认是受了当时总体气氛的激发。这期间出现了一批揭露社会阴暗面及抨击官僚主义的作品，后来刊登索氏这篇 《一天》的杂志 《新世界》在1956年10月刊登了弗。杜金采夫描写官僚主义压制创造发明的小说《不单单为了面包》，被视为“一个巨大的社会现象”。这年岁末年初，著名老作家肖霍洛夫在《真理报》发表了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关于人们在战争中心灵和肉体难以忍受的痛苦，该小说甚至得到了赫鲁晓夫本人的赞扬：“具有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更早一些的1954年，爱伦堡在《旗帜》杂志发表小说《解冻》的第一部，第二部于1956年4月发表，于是这个时期的文学被人们称之为“解冻文学”。
索尔仁尼琴在那本自传 《牛犊顶橡树》中，回顾自己所处60年代的精神氛围是这样说的：到了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情况已经不是“像二十大那样秘密进行”了，而是“公开的进攻！我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地读这些发言，……觉得我这内心的墙壁在摇动，如同是剧场后台的帷幕一样，动荡在加剧我也晃动起来，心情激动不已：是不是梦寐以求的令人兴奋的可怕的时刻已经降临？”（第18页）当然，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一部涉及劳改营这么敏感的小说，也要劳驾赫鲁晓夫本人亲自点头。赫鲁晓夫是听秘书列别杰夫朗读完这小说的，随后说了一句“一本好书嘛，可以出版”。据称，赫氏还十分喜欢书中一个劳动场面，即主人公舒霍夫如何保护砌墙用的“灰浆”。
这样的消息不胫而走，索尔仁尼琴本人也是十分领情的。多年后发现的这位秘书写给赫鲁晓夫的报告中称：“作家亚。伊。索尔仁尼琴请我在有机会时向您，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转告他的最衷心的问候和最良好的祝愿。他想再次向你保证，他非常理解您对发展我们苏联文学和艺术的父亲般的关怀，并将努力去成为一个无愧于这一崇高称号的苏联作家”（闻一 《回眸苏联》）。
从总体上来说，那是一个难得的知识分子与官方之间的蜜月时期，某种气氛也十分类似我们这里的1978年之后。
用索尔仁尼琴自己的话来说，他是“火箭般地”加入了苏联作家协会，并且凭着《一天》带来的版税，索尔仁尼琴不需要继续从事数学老师的工作，就在临近莫斯科100多公里的地方买了一幢农舍，专心写作。但是很快情况发生了变化。1963年3月8日，赫鲁晓夫在一次会议上对索尔仁尼琴提出了警告：“如果我们的文学家和艺术活动家继续全神贯注于劳改营题材的话，这将会给我们的敌人提供材料”。1964年早些时候，有关部门决定不授予索尔仁尼琴“列宁奖章”，这是至索尔仁尼琴“复出”以来所受到的最为沉重的打击。而之后不久，1964年10月，他的保护人赫鲁晓夫便在一次克里姆林宫政变中下台了。
在赫氏下台之后，索尔仁尼琴这样说话：“我是被赫鲁晓夫捧起来的。在他面前我没有行动的真正自由，我对他和列别杰夫的态度应当永远恭恭敬敬，感恩戴德……现在好了，我摆脱了庇护，随之也就摆脱了对他们的感恩戴德。”（闻一《回眸苏联》）
选择
至此之前，这位索尔仁尼琴所经历的，与我们这里1978年复出的作家们没有太大区别：经受了冤假错案之后，最终获得平反，然后获得创作上的丰收，赢得了巨大社会声名。但是下面的故事则大不一样。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行刑室的拷打声已经越来越远，物质供应也渐渐丰富起来，一个人只要他不关心政治，不去自找麻烦，那么他可以过上一种至少是表面上不受干扰的日常生活，当然，有关人的尊严、意义这种话题最好不要提。后来人们形容的“天鹅绒监狱”应该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如果说在第一轮“思想解放”时期，许多人与索尔仁尼琴同行（反过来亦如此，索尔仁尼琴与许多人同行），那么到了“天鹅绒监狱”时期，同行们中的大多数人又缩了回去，他们愿意安于现状，安于舒适的“天鹅绒监狱”，而这时索尔仁尼琴则表现出不同寻常的韧性和“牛劲”，他天不怕地不怕的牛犊精神到这时候才真正显示出来。他感到自己没有退路。如果说，此前他与许多人一样，都是身不由己地跟着历史走，而到了这个时候，他才采取了人生中的第一次选择。
实际上也没有任何人留一份退路给他。1965年，他存放在梁赞朋友家里的小说《第一圈》的复印件被克格勃抄走，索尔仁尼琴感到悲愤不已，称之为“我整个47个年头中最大的不幸”。而在某种紧迫感的驱使下，索尔仁尼琴进一步加快了写作的速度，在写作另一部长篇巨制《癌症楼》的同时，《古拉格群岛》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第一圈》对于理解索尔仁尼琴本人的思想道路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与《一天》一样，也是在梁赞中学时期所著。内容同样与他的亲身经历有关。在去往 《一天》中那个普通劳改营之前，索尔仁尼琴还去过一个享受特殊待遇的劳改营。那是在他刚刚被捕不久在不同的劳改营之间转来转去的当儿，他无意间快速阅读了一本有关军事核实验的书籍，出于“吹牛和某种狡诈心理”，他在下一次填表时，将自己登记为“原子物理学家”。于是，他被转运到一家特别的科学劳役机构，其中有一些犯了错误的科学家，有苏军抓获的有才华的德国战俘，他们的待遇比普通囚犯大为改观。
在这里，索尔仁尼琴认识了一些有头脑的杰出人士，对他树立自己的信念、确立今后人生道路起到了关键作用。在我们听起来，索尔仁尼琴1918年出生仿佛很古老了，但是考虑到十月革命只是发生在出生的前一年1917，因而推算起来，这个索尔仁尼琴就相当于我们这里1950年出生的人。他曾经说过，卫国战争时期他与其他年轻人一样如饥似渴地在战壕里听广播里的朗诵节目。那么这个人从什么地方获得不同的思想资源呢？就是在这个特殊的劳改营里。其中有一对朋友对他格外重要。一位是拥有人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科佩列夫，一位文学史家，与索尔仁尼琴的思想经历有某些相似之处，认为眼前发生的只是偏离了正确的轨道；另一位是帕宁，土木工程师，曾目睹1918－1921内战时布尔什维克的暴力，因而与苏维埃政权格格不入。朋友之间的互相砥砺磨练了他的头脑和心灵。在小说中他通过人物涅尔仁（他本人的原型）回顾了自己的思想经历：他从小向往成为一名知识或文艺精英，但是从艰苦困厄的人生中，他体会到最重要的是“勇气、坚强和对朋友的忠诚”，而它们正是“高雅、敏感、学问高深”的人们所缺乏的。
小说的基本情节来自他与科学家难友们遇到过的一件事情。当时他们同属“声学部”的工作，一次接到的任务是辨认出一位苏联外交官的声音，窃听到的电话表明，这位外交官泄漏了不该泄漏的某项秘密。这项“针对国家敌人”的任务使得帕宁 （小说中的索洛古丁）十分厌恶，而仍然抱有幻想的科佩列夫（小说中的鲁宾）却认为这是这是为国家服务的机会。索尔仁尼琴是逐渐加入到帕宁这一边来的，他们两人最终因为消极抵抗而受到惩罚。小说中的故事仅仅发生在四天之内，而展示的人物众多，关系错综复杂，各色人等均有表现。有良心的科学家们看到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的人们在这个国家已经被废黜，因而意识到自己可以在“科学家、工程师的桂冠保护”之下，“恢复人文科学的精神，让人文科学精英们的未竟事业，后继有人！”而另一方面，机器中的野兽们在战战兢兢当中，他们的灵魂一天天被消蚀殆尽。小说中甚至斯大林本人也直接出场。
取名为《第一圈》，是来自但丁《神曲》中的划分，但丁将当年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放在了地狱的第一层，这些 “异教徒”出生在基督降临之前，“只有愿望而没有希望”。这与在特种监狱“第一圈”中享受特殊待遇的囚犯有相似之处，书中涅尔仁称之为“没有恐怖的监狱”，然而“没有恐怖的监狱就显得更加恐怖，你终于忘记了生命的价值和自我的尊严。”与有着强大思想力量的人们在一起，索尔仁尼琴再次返回俄罗斯文学传统汲取营养，在狱中他重新阅读了陀斯妥也夫斯基以及托尔斯泰，因此这部小说不管是在作品的精神气质还是在人物描绘上面，明显有着俄罗斯文学那些主要特征：庞杂与单纯、混沌与诗意、雄心与谦卑、悲伤与幽默之间的平衡。由于准备充足、写作状态比较从容，这部作品在艺术性方面与《一天》相差不是太多，但是比其后任何作品都好。2006年该小说被改编成多集电视剧在俄罗斯电视台上映，索尔仁尼琴本人参与了剧本改编工作，而且为整部戏做了画外音，他对电视剧的拍摄结果表示满意。
1966年，他完成了一部新的小说《癌症楼》，与《第一圈》一样，没有一家出版社愿意出版，而最初乐于发表他作品的《新世界（此刊物于1963年第一期发表了他的另一部篇幅不大的小说《玛特辽娜的家》，同样深得好评）已经将他视为包袱。1967年5月的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有250位代表收到了来自索尔仁尼琴的一封同样的信，信中对于苏联审查制度发动猛烈抨击，人们私下赞同他，在为他的举动感到震惊的同时，不免替他捏一把汗。他在给发表他作品的《新世界》的编辑、老朋友特瓦尔多夫斯基的信中这么说：“我觉得我的整个一生是个从下跪到逐渐起身的过程，一种从强制的沉默向言论自由的渐渐过渡，因此我给（作家协会）大会的信和这封信给我带来了高度欣喜和精神释放。”
至此，他完成了一个从曾经的奴隶到英雄的转变。
一生中的顶峰
紧接着，1968年，索尔仁尼琴采取了一个最为大胆也是最为忌讳的选择：将已经在地下流传的《第一圈》和《癌症楼》在国外出版，根据当时的“纪律”或潜规则，这是一个公开决裂的举动。《癌症楼》也是根据索氏本人的经历而写，写作此书时，索尔仁尼琴已经卷入成功及其带来的多重效果之中，该书虽然篇幅宏大，但是看上去更像是急就章，其仓促和枯燥的特点，使得它更接近苏联文学而不是俄罗斯文学。1969年12月他被开除出作家协会，他在回信中咆哮：“你们落后于时代！”这期间他又经历了离婚、结婚，新妻子给他带来三个儿子，并直至陪伴他终老。
1970年10月，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给他。无论如何，一个让世人知晓才不到十年的作家，刚刚有3部作品问世，便得此殊荣，确实有点不同寻常。如何解释这件事情？以笔者愚见，苏联官方的态度于其间始终起着一个关键作用：正是他们最初将索尔仁尼琴捧到一个万人瞩目的位置上，尽管存在着“冷战”或者价值观的不同等种种因素，但只有在本国被人承认的，在国外才更容易被人承认，在这一点上很少有人能够免俗。这在本文开头时提到的诺奖颁奖词中提及《真理报》的字样，可以得到说明，毕竟是《真理报》，名归实至，西方人也没有仅仅拿它当作谎言看待。而苏联官方另一个关键作用是，对于一个将其作品拿到国外发表的作家——与托尔斯泰齐名，即相当于活着的托尔斯泰，对其采取了开除作家其资格的惩戒措施。或许当年诺奖忽略托尔斯泰的巨大错误，这回可以弥补一下了。
无论如何，这个奖来得太快了，对于索尔仁尼琴也太需要了。而他不能前往领奖（奖金可以保留），已经不需要做到像1958年因为 《日瓦格医生》而获得同样殊荣的帕斯捷尔纳克那样，再去写一封检讨信了。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继续出乎于索尔仁尼琴的意料之外。获奖并没有如索尔仁尼琴最初想象的那样，能够给他带来庇护，他的私人住宅在1971年遇到突袭查抄；1973年发生了一件更加富有决定性的事情：克格勃突然逮捕了索氏的一位文字编辑沃伦扬克萨娅，在遭受严酷审讯之后，这位女性供出了《古拉格群岛》的藏匿地点，而在这之前，索氏已经将这本书的微缩胶卷偷运至巴黎，随后沃伦扬克萨娅自杀的消息传来，索尔仁尼琴立即发出在巴黎印刷该书的指示。1973年12月，该书第一卷的英文版同时在英国和美国面世，再度掀起媒体的高潮，令西方人大开眼界。如果说索尔仁尼琴造成了西方左派知识分子对于苏联大面积失望，摧毁了他们心中的乌托邦，那么真正发挥作用的便是这本《古拉格群岛》。
这是一本无法形容的书，中文翻译有3大卷，150万字余。如此鸿篇巨制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读物”，的确那种一泻直下的语气，令其可读性很强。其写作的动机可以追溯到他在劳改营期间立下的誓言：一定要将这里所发生的一切记载下来告诉人们，为了那些不能够活着回到人世间的无数生命，他觉得自己是他们其中的一位代言者。于是这部作品便成了1918年—1956年在那片曾经叫做俄罗斯大地上发生的成千上万失踪人们的记载，它有一个副标题为：“文艺性调查初探”，表明它的野心并不是完成一件文学作品，但是条件不允许完成一桩严谨学术的或者科学的调查，于是只有以文艺性的面貌和笔法来完成。作者声称有270个人给他提供了作品中的内容，因此他特地加了一个声明：“此书既无臆造的人物，又无虚构事件……所写的事情都是千真万确的。”对他来说，所谓“真相”是“复数”，而不是单数。
“古拉格”并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地方，而是苏联“劳改营管理总局”的字母缩写，发音成“古拉格”。这部作品之后“古拉格”从此成为“恐怖”、“监禁”、“丧失人身自由”的代名词，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成为苏联的代名词。所谓“群岛”，是指这种劳改营遍及全国各地。书的结构并不是按照时间顺序，而是按照“群岛”本身的结构：构成群岛的“水流”部分即逮捕和侦查过程，这是“监狱工业”的起步。当然这种逮捕主要是无人知晓的夜间进行，刑侦过程即是对于肉体的虐待过程。接着这些“半成品”被装进车厢，开始了从一个“岛屿”到另一个“岛屿”的递解。当他们终于在一个地方安下身来，则开始了超强度的苦役，极度劳累的情况使得你什么也不可能去想，只是巴望着能够结束这一天，积雪的荒野或者无垠的沙漠使得逃跑的愿望成为渺茫。然而也有冒死的，“靠意志逃跑”或者“靠技术逃跑”，书中录取了一段逃跑者的自述，像是今天的“口述历史”，接下来是另外一些“群岛居民”的难以想象的逃跑、“起义”直至全面失败的故事。作者本人的经历也被放进去，当他从战场上被抓，递解他的人几乎不认识地图，是在索尔仁尼琴的指引下他们才抵达司令部。到莫斯科之后，也是熟悉这座城市的索尔仁尼琴本人将他们一行人带到了卢布扬卡这样听上去令人心惊胆战的政治犯监狱。人们最初抱着侥幸的想法，认为这不过是一场终究会过去的误会，但是后来的事实将他们的想法彻底改变。
经历了这一切，它们到底在这些人身上留下了什么？给他们的人性带来哪些印记和损害？这是索尔仁尼琴在这本书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他是在一种头脑和心灵都被压倒性的愤怒支配之下写作该书的。没有经历过这种残酷的人们，当然可以运用写作中所需要的“节制”、“典雅”来要求作者，但是他早已经不考虑这些，他宁愿听从自己从不同地方得来的血淋淋材料的摆布。后来他自己说得非常明白：“在西方，人们必须有一种平和、镇静和温柔的声音，人们应该怀疑自己，暗示一个人当然可能是完全错的。可我没时间忙于此事。这不是我的主要目标。”他考虑的是怎样将这种几乎超出表达的事情记载下来，让它们不至于流失。在很大程度上，这些真实的细节比它们的主人还要活得长久，因为那是不可磨灭的。
这本书的读者数量远远超过了索尔仁尼琴其他的书。因为索氏那样一种具体情况，中国对他的介绍起步较晚。1980年开始，陆续有了此人不同著作的翻译版本，当时都是内部出版，限量发行，读者需要持有特殊的卡到指定书店才可以买到，这在一个小圈子里则格外令人兴奋。于是，这本群众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 《古拉格群岛》（田大畏等译），成了当时许多年轻人的青春读物。笔者当年无缘此书，但是后来听到人们谈起它时，总是带着那样一种激动。
流亡与回归
《古拉格群岛》的问世，促使苏联当局最终下决心，将此人流放。1974年2月中旬的一个下午，他再次被带到29年前第一次接受审讯的地点，在那里当时苏联副总检察长向他宣布：他被剥夺了苏联公民权，并立即驱逐出苏联，随后被装上一架飞机，落地之后才知道是柏林。这个做法在苏联已相当有经验，索氏只是其中之一。曾获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苏联诗人布洛茨基，曾经以“寄生虫罪”被判三年劳改，1972年被当局找去谈话，说“欢迎”他离开苏联，随即被塞进一架方向不明的飞机，也是落地之后，才知道自己原来到了美国。这年11月，他才去了斯德哥尔摩领了那份大笔奖金，同时发表了演讲，其中最为穿越时空的是这句：“一句真话的分量重于整个世界。”
几经辗转之后，索尔仁尼琴在美国佛蒙特的卡文迪许镇安下身来，一住就是18年，这个拥有善良的小镇尽最大努力保护这位大作家不受干扰，并以此为荣：如果见到不是本州的车辆而怀疑驾驶者是苏联特务时，便会马上向警方举报。这期间索尔仁尼琴完成了他着手多年的多卷本关于破译十月革命之谜的小说《红轮》，其中第一卷《1914年8月》于七十年代初期在西方出版，反应平平，后来出版的那些也没有赢得较多读者。
逐渐地，索尔仁尼琴的作品被人较少提起（《古拉格群岛》除外，它已经变成了一个象征），而成了一个言论家和活动家。如果按照 “书写英雄的诗人”与“被诗人书写的英雄”这种划分，他已经成为了后者，即“英雄”本人。他将自己行动所弄出的水花，比他作品的影响还要大。人们传颂他的故事和各种“业绩”的兴趣，已经超过了对他作品的关心。1978年他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一揽子”地将美国当作攻击对象，从政府政策到新闻媒体直至美国乡村音乐，令从前支持他的人们大跌眼镜，也令美国本土的批判知识分子比如苏珊。桑塔格感到困惑。在人们眼里，他被视为“反复无常的怪人、君主专制主义者、反犹分子和易怒者”。
1994年他重新回国。开始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当时的统计表明，48%的人们愿意选他当总统。但是不久，人们对他失去了兴趣。因为他的言论、著作（政论书）越来越趋于保守，说出的话与当年他所反对的苏联宣传在口径上非常接近，流露出某些明显的沙文主义、“斯拉夫主义”情绪。而当他一心为俄国未来指路时，则表现得比较专横专断，仿佛自己正处于这个民族的核心。直至当他说出“我害了俄罗斯祖国”，令人感到的已经不是震惊，而是感觉这个人十分轻率和鲁莽。他这方面的表现以及与九十年代之后俄罗斯社会的关系，最好留待金雁这样俄罗斯思想文化的专家来阐述。
将索尔仁尼琴当作一面镜子
在谈完“谁是索尔仁尼琴”之后，需要回答这样一些问题：
第一，为什么是文学和文学家在这个国家承担了如此特殊的角色？首先是因为文学这个东西总有朝向现实的要求，至少在表象上（形象）有着与现实相匹配的冲动。虽然对于文学立场有着若干官方规定，但起码文学要求细节上的“真实”，这便很容易在“现实”上面撕出一些小裂口，露出某些“真相”；而文学本身的含蓄、“倾向性越隐蔽越好”（恩格斯语）也为文学提供了某些自身庇护。更何况在马克思主义的源头那里，是标举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尽管可以在这个“现实主义”加若干修饰语、形容词，但是它的内核总是指向“现实”那个方向。加之在一种高度控制的情况下，有关任何政治和经济的不同想象是完全不可能存在的，不管是市场经济还是宪政民主都不可能提到讨论的议题上来；同时一般人们也缺乏有关方面的知识和训练，年轻人在图书馆找到一本陀斯妥也夫斯基的小说，比找到一本马基雅维里的著作容易得多。
第二，索尔仁尼琴晚年那些思想倾向，是否隐埋在他早期的思想和作品当中？答案是肯定的。笔者认为他的思想立场是“人道的”，属于人道主义这个大范畴，但是并非“独立的”，即并非自主和自由的。比较起来，人道主义是一个更为底线的要求，同时也是一个更为宽泛的要求，对于明显不人道的做法予以谴责，是非常必要的，同时这也是一个比较外在的社会立场，而不涉及更为内在的那些东西。比如在《一天》中，我们前面说过，主人公像一只卑微的小动物一样探测周围的世界，提交出了一份外部世界的“地形地貌”，但是这个人自己的内心世界如何？他本人有哪些特别的精神气质能够与这样的环境相抗衡？从一种独立性中他发展出怎么样的自己的小宇宙？这不是作者所关心的。一个不长篇幅的作品中我们不可能要求得更多，但是在比如《第一圈》和《癌病房》当中，我们看到那些包括抗争性的人物，他们身上也是社会属性更加突出，而非个人自成世界的某种内在性或精神性。一个人有了真正十分内在的定力，他才可以做到不随波逐流。而且有了这样自由的精神生活，他才能够体会到原来一个人的世界也可以是美好的世界，于是需要觉得捍卫这样的个人世界和个人立足点。
第三，关于索尔仁尼琴还有这样的说法：“在监狱里逐步形成了一种为求得生存和进行报复而不顾一切、蛮不讲理的心理”，“劳改营里的狼的行为”，笔者不认为这样一些说法仅仅是造谣中伤，而是认为需要认真考虑的。人们往往拥有这样的幻觉，仿佛一个正在追求正义的人，并且因为这种理想追求而承受了巨大压力，那么他本人便是正义的和理想的了。实际情况往往并非如此。一个人并非在公共生活中习得所有美德。有关他本人的美德的训练，他从什么地方获得有关美德以及自由的知识，这是另外一本需要单算的账。我的朋友、上海同济大学教授张闳先生在给本人的信中写道：“索尔仁尼琴是一个古拉格之子。他反叛，因为他受到了虐待。但他们的个人人格是不健全的，成为‘古拉格’的镜像。离开了古拉格，他们就失去了自我意识认知的基础。他们的内心被古拉格及其相关事物所充满，被对古拉格的仇恨所充满。离开了古拉格以及相关的暴力、阴谋、邪恶、残忍，也就无法成就他们的英雄主义梦想。他们自身的内心世界陷入一片空虚。他们必须寻找新的镜像，认同的或对立的。对立——资本主义及其相关的一切；认同——祖国、民族、文化等一些似是而非的理念。”这些话是富有启发意义的。他的一生，总是充满巅峰或巅峰中跌落，是在英雄-奴隶-英雄之间来回转换，如果当一个普通公民，获得普通人的身份尺寸，对他来说是不熟悉的，或许还是一个难题。
第四，有研究家指出，劳改营文学其实并非索尔仁尼琴开始，而索尔仁尼琴的独到之处在于他没有将劳改营当作一个“不慎”现象，而是“斯大林统治的必然结果”。然而，这种“深度”，也是大可以怀疑的。前者将劳改营当作社会组织中的“毒瘤”，认为说割去就可以割去，但是斯大林主义也仅仅是一个类似的、可以割去的“毒瘤”吗？它是否也可能是俄罗斯传统、社会、文化的一个必然结果？是否适应了人性中的一些更为深层的东西？是与这个民族遭遇现代性过程中的一些反应？以及其中是否也动用了一些可以说是合理的资源？也就是说，即使是斯大林主义，也不能仅仅看作是一场“错误”，是“历史偏离了自己的轨道”（哈维尔语），因而接下来的，只是调转历史车轮的方向则可以了。显然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在很大程度上，与其说是斯大林主义导致了种种结果，毋宁说是斯大林主义本身也是另一些过程的结果，是某些根深蒂固的东西产生了斯大林主义。与这个框架相适应的另一个问题是，在这种制度之下，人与人之间绝非仅仅是迫害者与受害人的关系，而是如同哈维尔表达的另一个重要观点：不同的人是在不同的程度上卷入了这个制度，成全了这个制度，代表着这个制度，是这个制度本身。如果不是时时用这样的视角提醒自己，那么人们今天所做的，很可能在另一个意义上是对于过去的重复。
（作者系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