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一个国家的权力、政治可以在短时间内改变，甚至可以革命；但是社会和文化则由漫长时间积蓄而成——自然生成，因此它们不可骤变，而只能依自身吸收、扬弃、调整，彻底改变就是摧毁文明，因为人不能创造时间，不能将漫长时间的经验积蓄在一瞬间制造出来。人的存在主要依靠世代经验的储备与记忆，所谓新文明、新社会、新文化均属虚妄。在人类的文明史上，权力争夺和政治斗争都受到高度限制，不让其超越范畴。中国历史数千年，朝代更迭，宫廷权争不断，但是其社会和文化则是不变的。辛亥革命赶走了皇帝，改革了国体，但是并未涉及社会和中国文化。可以说，如果没有俄国的渗透、没有日本的入侵，或二者只有其一，中华民国都会完成变革，日益成长，成为健全的现代民主国家，如今日之台湾。“五四”新文化是文化自身的运动，而不是国家强制的。当时与新文化并在的还有旧文化，激进、保守、中间共存，北大有陈独秀，但也有辜幸鸿、梁漱溟，上世纪前半叶是中国又一次百家争鸣的时代。由于文化分立于政权，即有充分的空间与活力，扬弃、吸收、融汇，在文明的冲突中完成它的调整更新。胡适的成长与成熟就是证明，他的道路就是中西文明融汇之流，至于三、四十年代由他所代表的一大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中坚。 政治是重要的，但也是危险的，对其必须高度制约，何况是革命。但中共革命则要改天换地，不仅革社会的命，也革经济、文化的命，而且它是暴力的，胁迫全民参与，在新中国“反革命罪”是首罪，可处死。明此一条，就清楚此革命之暴虐，破坏之惨烈。
中国在毛时代即已破坏到底，中国当下的问题多多，而根子是在毛时代结下的。枪杆子、笔杆子，这是毛统治国家的两手，前者是暴力恐怖，后者是强制性洗脑意识灌输。苏联极权统治主要是依靠国家暴力，但是毛极权更残暴，其统治除了依靠国家暴力之外，还启动了民众暴力——群众专政。毛的统治将暴力恐怖推到极致，不仅是国家暴力直接强制人，而且发动群众施暴，没有民众暴力，中共的破坏和清洗是不可能如此彻底的。由土改到文革，毛运动都是这种双向暴力，这是中国极权远残酷于苏联、东欧的原因。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斗争是纲，纲举目张”……，这些无非是强调使用暴力制造恐怖，暴力和恐怖是毛操纵国家的纲。毛时代，暴力不仅合法化，而且神圣化。“毛泽东思想”是对全民强制灌输的国家意识，其有宗教性，而它的核心就是“阶级斗争”。毛倡导雷锋精神，但是雷锋精神有一条“对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而在这个国家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敌人，包括孩子写错个字。这就是 “为人民服务”的底牌。红卫兵是最好的事例，他们是毛泽东思想教育出来的果实。
的确，中共革命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也彻底改变了中国民族，但是趋于文明的反向。毛在，有他的暴力威胁，共产意识是强制灌输的精神信仰，有宗教性，其对人和社会有道德的约束功能。有共产意识的伪宗教，人们也还暂且沉浸于共产虚幻。但是毛死，共产意识随之瓦解，几十年破坏的废墟便显露出来。自八十年代，社会主义瓦解，中国呈现丛林原则，人性的黑暗、野蛮无遮拦地全盘浮现，特别是权力，由于没有了最高领袖的威慑，他们按照权力的大小对全民资产和国家资源进行赤裸的抢劫。
但是较毛时代，改革后的中国毕竟是进步了。腐败强于暴政，权贵经济强于阶级斗争，分配不均强于食不果腹。首先，中国走出了共产虚幻，回到了的真实，尽管腐败；再，中共放弃了阶级斗争，人们的经济利益之争取代了普遍的政治迫害；经济发展，虽然分配不公，但是大多数人的生活还是得到了提高；有了自由经济和私有财产，人们在一定程度上走出了权力的控制；中国由封闭状态，向世界敞开了门窗。这些是进步，但是中国社会是处于丛林状态，无规则、无秩序、无公正、无道义、权力唯上。
后极权社会，是极权制度走向瓦解的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是极权仍然控制社会，但已经日趋势弱，而另一方面，则是社会的日益腐败。极权制度就是消灭社会的原本有机构成，以暴力强制建立以中央权力为绝对操纵的一体秩序。由于极权制度在建立过程中，已经将文明因素消灭殆尽，因此腐败一旦开始便日益为甚，不可抑制。于极权制度，权力越扩张，便要将文明消灭得越彻底；而文明被消灭得越彻底，腐败也必将越彻底，二者是一致的。中国当下的腐败程度和毛的极权程度正相呼应。我们不要忘记，由毛到胡，这是一种政权，一种制度，它们的变化是极权制度的建立、强势，到衰落、瓦解的过程。
如果中国现政权没有主动的变革，同时又抑制民间文明力量的生长，那么中国社会就只有一个趋向——全面腐败。但是对于一个社会，腐败的程度是有极限的，超越极限就是社会的崩溃。瓮安事件即是证明。腐败是权力对公众的“合法”掠夺和侵害，弱肉强食是其内在原则。但是，当腐败将公义吞噬，规则也就瓦解，暴力成为人们维护生存的最后手段，这就是社会的崩溃。
六
毛三十年，对中国最大的破坏是对人的毁坏：1、毛大规模的清洗、杀戮，消灭了中国民族的精英阶层，各领域凡优秀者非死即残。这导致民族素质大幅下降，失去文明的方向。2、不断的政治运动、阶级斗争，整个民族置于恐怖统治之下，人们心怀恐惧、仇恨，人格怯懦、猥琐、黑暗。而挑动民众彼此的斗争，使人们彼此敌意、猜忌，内心阴暗，失去人与人的友善和信任，人的共生、互助的良性关系转为敌对。阶级斗争改变了中国民族的人性，导向人与人为敌，尚斗，背善向恶。3、“新中国”对国民的经济掠夺超过了极限，不说没收私有财产，不说大跃进饿死了过千万农民，至七十年代末，中国百分之七十的人尚填不饱肚子。毛三十年，全民赤贫，在求生线上挣扎。这使人性降落到动物的求生本能。人不仅卑贱，而同时又变得贪婪。八十年代后，中国人对于财富无节制的贪婪，是不正常的，是毛时代高度贫困的反向。中国官吏近乎疯狂的贪婪和财富掠夺，表明中国全部的人文价值、意义都已经死亡，钱是唯一的。4、毛说“人民高于一切”，而实际是将人民作为奴隶。不要说言论、思想、结社、游行、罢工、选举、被选举，就是他们所说的生存权，人民也被掠夺到生存线以下。权力的奴役、人的社会权利的被剥夺，导致中国人的社会人格丧失、自私怯懦、屈从恐惧于权力。极权统治塑造中国民族的奴性人格。5、洗脑、共产意识强制灌输，中断了传统文化，也中断了与世界文明的联系，使人丧失文明的记忆，思想单一、偏执，失去思考能力，人性也高度贫乏。而共产意识一旦瓦解，由于人已经丧失文明的记忆，也即刻丧失精神的支撑，堕入人性野蛮之本能。
毛过世30余年了，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毛的30年培育了几代人，也就人们所说的他们是狼奶喂大的。我们千万不要低估几十年来人的毁坏，人所经历的会成为存在的经验传递给未来，中国有关“人”的毁坏至少需要半个世纪以上才可能恢复。如果再过30年，中国的文明状况能恢复到满清，那就是幸运。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今天大陆人与台湾人的差异，可以看到大陆“人”的破坏是何等的严重。不要说西方，比较一下中国人所瞧不起的藏人、穆斯林，也不难看到当今我们自己的野蛮状态。遗憾的是，我们对之不以为然。
“人之出性本善”不是真理，但是人生于世需要安全，需要群体共生，因此善也就是人类存在之本。此次汶川地震，让我们看到中国人和社会蕴含的大善大爱，超乎人们的想象。但是又为什么艾女士所说的另一面呢？中国社会恶黑得超乎常态。我们需要看到，中国的善是被压抑着的。人性的善恶本是平衡的，但因为中国恶黑得超乎常态，因为善被压抑，那么在汶川地震的“突发”事件中，人们才偶然有个裂口将缺失压抑的善淋漓地释放。汶川地震中的大善正显示 中国日常社会的恶黑和善的被压制。瓮安事件、杨佳事件（杨佳事件的严重性，不在事件本身，而是事件发生后，民众普遍赞许的舆论），也反映了中国社会恶黑及人的被压制状态，只是表现为暴力。
文明也好、社会也好，它们都有自身的生命，对所遭受的损伤，有调节和修复的机能。毛后，民主墙运动、八十年代的文化热潮、八九民运，这些都是文明及社会在毁坏之后，所发生的自身重建与修整。对于中国文明，这本是非常珍贵的，但是它们遭到权力的镇压。人性的恢复、善的实现也是需要空间和权利的。帮助艾滋病患者，维护其的权益，是善举，但是政府将民间艾滋病工作者和组织当作敌人，监视打压。在中国种种民间组织（NGO），政府都将之视为敌人，不仅独立“工会”“农会”不允许，连民间环保组织也被列于“反华”、“敌对势力”之列，人权组织更不用说了。现代社会规模庞大，它必须依靠无数的民间组织保障其活力和健康，它们是善的实施，没有它们，社会或为极权牢笼，或成黑社会。而中共为了垄断权力，扼杀民间组织，其实这也就是扼杀社会的健康和善。宗教于人性和社会事关重大，是鼓励向善的主要力量，但是中共要控制民众，因此打压迫害宗教信仰，比如对家庭教会、法轮功。善于社会的普遍实现是公正原则，而中共操纵司法，垄断新闻、出版，不允许为公正说话。在中国，人权律师是危险的职业，他们可以被随意逮捕、判刑。律师尚如此，他人可想而知。中共垄断国家，堵死社会通道，将所有异议者打为敌人，那么它也就是扼杀社会的健康力量和生机，断送中国建立健全的现代社会制度之希望。社会有如生命 ，它的秩序与机制是自身的生长出来的，是人们共生经验的不断选择，而不是来于权力的强制。强制意味扼杀社会，结果是社会的死亡。毛三十年的极权统治彻底毁坏了中国社会和文明，而今天中共垄断国家，不将民众的社会权利归还予民，那就是扼止中国社会的康复与重建。
有个现象我们需要注意，全世界的大学生多倾向理想主义，无论发达的西方还是落后的非洲，唯独中国的大学生尚个人利益。中国大学生的精神状态是不健康的，不是年青人的状态，显示他们对未来对国家与社会的沮丧与放弃。大学的重要意义之一是培养社会精英，特别是在落后的国家。但是中国的优秀青年为什么会放弃对未来、国家、社会的希望与责任呢？“八九”，中国大学生何其光彩，而今为何如此颓丧？“八九”学运，是文革后经过十年的思考、孕育，中国新的健康的社会力量，他们反腐败反极权，要求自由、民主、社会进步，虽然他们还幼稚，但是珍贵的，是中国的希望，建设的力量。但是，他们遭到了屠杀。的确，“六四”的屠杀“有效”，人民再次被恐惧所征服，连优秀青年也放弃未来，不再关心国家与社会。对比前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共权力是如何扼杀中国的希望与未来，抑制民族健康力量的生长。
“六四”后，中共为了转移民众的政治视线，“网开一面”，鼓励人们“闷头赚钱”。一时间“全民下海”，向金钱挺进，关心国家、社会是“愚蠢”。需要指出，这正是中共权力所希望的，是他们有意的引导。一方面是杀戮和监狱的威慑，一方面是金钱的诱惑，他们要让全民族忘记“六四”，弃绝公正，远离政治，以稳固他们的政权。为此，他们不惜将整个国家民族推向腐败和黑化。的确，他们又成功了。人们 “闷头挣钱”，不再过问政事。但是，抢得利益的永远是少数。当人们不过问政事，放弃道义，社会丧失公正，那么就是纵容权力为所欲为，纵容腐败、黑恶。权力就此大肆掠夺，当人们明白过来，他们对国家资源和全民财富已瓜分完毕，留给大众的是工人下岗、农民失地、居民被强迁。“全民下海”最终变成了对全民的掠夺，及全社会的黑化。事实教育我们，社会需要建立公正规则，权力必须受到监督和制约，民众需要关注国家与社会。
七
中共总是宣传稳定压倒一切，如果没有“党”，中国就将天下大乱。确实，如果中共即刻垮台，中国将大乱，因为眼下中国尚没有一支力量——成熟的政治集团，来接管国家。这是现实，但绝不是好事，其说明中国民族没有了调节、转变的机能，其被割除了，整个国家被绑架在中共极权的一根线绳上，其一旦或朽或断，整个国家也就完结。这如同恐怖团伙劫持人质。四九年之后，毛杀绝了异己；而毛之后，中共扼止异己的力量生长，将他们扼杀在萌芽状态。极权制度的危险在于以单一权力取代社会，社会丧失了变通、调整机能，而此权力一旦发生问题，就是全社会的崩溃。极权有集中之效率，但以扼杀社会为代价，因此极权制度总是短命的、一次性的，中心权力一旦动摇，就是末日。
在这里，我还要说明一点，即使当下有“党”掌控国家，但如果没有政治改革，中国也还是要走向崩溃和大乱。稳定的社会依靠内在的自身秩序惯性运行，政府只起监管调节作用，任何成熟而稳定的社会都建立于自治之基础，包括传统的专制社会。而极权统治打碎社会自身秩序，以权力统控一切，但随着毛过世，共产意识瓦解，加之改革开放，中国中心权力消弱、分化，而民众也不再接受极权统治。而且，毛后中共已经没有了共同意识，他们已经成为利益团伙，更甚的是他们的贪婪和腐败已无节制，哪怕仅仅是为了他们共同的长远利益。官吏们都看到，这是最后的关口，多抢一把是一把。但是，一个社会的腐败是有极限的，腐败侵蚀社会公共规则，而当其严重到将公共规则瓦解，即是普遍的暴力。既然社会无公正，人们也没有正当途径寻求公正，就只有诉诸暴力。
瓮川、杨佳事件显示了中国社会已处于危险之境：1、人们普遍不满，对现政权怀有敌意；2、民间蕴含充分的暴力；3、社会无法律保障；4、民众处于无组织状态；5、社会黑化，无道义无公正，普遍腐败，恶势力膨胀；6、地方权力、司法、公安黑社会化；7、中央失去对地方权力的掌控；8、民心期望闹事。社会发展到这种地步，任何偶然的事件都可能导致整个社会的崩溃。
陈西著文说：“如果瓮安是一个国家，6.28事件就标志着这个国家的人民举行了一次‘巴黎公社革命’。人民击败了暴政的工具警察，占据了警察局，攻陷了政府机关和专政党的办公大楼，成功夺取政权数小时之久。权力又一次回到人民之手。但是，瓮安人民的夺权行为与共产党政府一样，是经过暴力的方式夺回来的。瓮安人是否会像共产党一样，回归历史传统，‘打倒暴政实施暴政’就不得而知。”如果说瓮安事件是区域的，那么人们普遍为杨佳叫好则反映了大众民心。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同情杨佳的人达72%。“官方定义的‘歹徒’或‘暴徒’，法律定义中的‘杀人嫌犯’，却在民意中变成‘大侠’或‘草根英雄’， 为杨佳叫好的网络波涛异常汹涌，有人呼吁为杨母亲募捐，为大侠树碑立传，多个版本的杨佳‘列传’遍布网络。”（刘晓波“官权的暴力统治与杨佳的暴力复仇”）中共政权应该感谢现代高科技军事手段，如果是冷兵器时代，或者是中国上世纪初，他们也早就被推翻了。现今中共的统治既不依靠法律制度，也不依靠民众的拥护，而仅仅是现代化的专制手段，统治到了这一步也就可悲了，是民族之不幸。
共产极权制度反文明反人性，违背时代潮流，它的完结乃是历史必然。固然，中共实行了改革开放，有了经济的巨大进步，但是它要继续坚持极权制度，而这是死路。自由经济与极权制度南辕北辙。自由经济需要自由竞争，同时需要法律保障，但是极权制度恰恰在于经济运行要依靠权力，法律也要服从权力，这就形成中国的畸形权贵经济，权力肆意掠夺，社会的全面腐败，而最终结果就是瓮川事件。而且，中共造虐太多，可谓罪恶滔天， “中共”这个词本身就是社会的最大不稳定因素，人怨天愤。即使人民接受一个威权政权管制国家，也不会是它。中共已丧失了国民的认同，它退出历史舞台是一定的，所差是早晚和方式。人们不怀疑中共政权会完结，但担忧它完之后，中国将如何？
如果中共对国家和民族尚还有责任感，就是它退出历史之时不带来灾难，不使国家、民族与之俱毁。这就是在它尚有的时间内，逐步将权力归还于民，特别是开放言论，给民间予空间，让民间团体和反对派的成长，起码是让中国的自由度恢复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其实，这也就是解放社会，恢复社会的生机，让社会被压制的组构力量自然生长。人性、社会本身都有修复、建设的机能，善蕴含于人的生命力之中。此次汶川地震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民间蕴含的巨大的建设的力量：向善、公义、秩序、奉献、自治、团结等等。这些是自发的，而不是来与政府，它说明中国民众有能力建设一个好国家好社会。但是这种积极的民间力量一向被权力所压制。汶川、瓮安是中国民力的两种呈现方式，是将之引向前者，还是逼向后者？前者是中国的希望，而后者是灾难。
中共集团有他们的利益，我们无法决定他们的选择。而作为民间，我们需要顽强地持守，最大限度地抵制权力，维护民权，争取民间力量生长的空间，只有民间的力量充分强大，权力才可能退让。汶川抗震，让我们看到中国民间蕴含的积极能量，这是中国的希望。能否将之引导为中国社会的建设力量，乃是中国命运的关键。但是，瓮安、杨佳事件也提醒我们，中国社会的黑化十分严重，它促使中国暴力倾向的增长，三十年的经济改革已走到极限，中国界临一个危险关口，一场大规模的暴力在孕育之中。可以预计，奥运之后，政府的镇压会增长，类似瓮安、杨佳的事件也会增长。为此，民间反对派要维护民权争取民权，但仍然需要坚持理性和非暴力。在政府和民间暴力倾向双重增长中，坚持理性、非暴力将会有特别的困难，但是也有特别之意义。
历史的进程常常是盲目，特别是中国作为一个极权国家，无序可循，而且又如此脆弱，它的未来不可预知，一件偶然的小事也会导致全社会的灾难。这正是极权政治的危险。但是立于良知，我们不乐观，但也不放弃，只能向好的方向去努力。
2008年7月至8月 于伊萨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