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在德国的崛起是20世纪人类的一大灾难，他屠杀了至少500万以上的犹太人，80万吉卜赛人，200万以上的波兰人，600万的苏联战俘和平民（不包括在战争中死亡的人数），他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了近2000万士兵的死亡，还有2000万妇女、儿童、老人在战争中死亡的。在人类历史上杀人之多能与他比肩的只有斯大林等寥寥无几的几个人。最近重读美国威廉。夏伊勒的名著《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我感到这场人类的大灾难不仅是由希特勒个人造成的，德国整个民族、德国的民众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是德国的民众将希特勒推上了政治舞台，在某种意义上，他的上台代表了当时民心所向，这才是人类最深刻的悲哀。对此，本书作者说”对于民主共和国的放弃和阿道夫。希特勒的得势，德国任何阶级、集团、政党都不能逃避其应负的一份责任。”（265页）
魏玛宪法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的废墟上，在战胜国美国总统威尔逊坚决主张废除君主专制政体的强大压力之下，1918年11月，德国出现了一个由社会民主党人执政的共和国，他们在军方的支持下把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试图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努力绞杀在血泊之中。在魏玛召开的国民议会上通过了一部民主的宪法，这就是历史上的 “魏玛宪法”.从纸面上来说，这是二十世纪最自由、最民主的宪法之一，”结构之严密几乎到了完善的程度，其中不乏设想巧妙、令人钦佩的条文，看来似乎足以保证一种几乎完善无疵的民主制度的实行。”（85页）它的内阁制政府是效法英、法的，拥有实权的民选总统是学习美国的，人民复决制则借鉴了瑞士。实行构思严密、办法复杂的比例代表制和选票名单制，是为了防止浪费选票，同时使少数派也能够拥有议席。
魏玛宪法宣布”政治权力来自人民”；年满二十岁，不分男女，都享有选举权；”所有德国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个人自由不可侵犯，所有人都有权自由表达意见，结社或集会自由，信仰和良心自由……从字面上看这部宪法是动人的，德国人民所享有的自由完全可以与美国比较，德国成为一个民主共和国。
但是在这种精妙的德国式设计中，有着不可避免的弊端。比例代表和选举名单制虽然可以防止选票的浪费，却造成了为数众多的分裂小党派，使国会常常没有一个稳定的多数派，导致政府不断更迭。宪法主要起草人雨果。普鲁斯教授曾主张解散普鲁士等单独的邦，改为行省，加强中央集权制，但被国民议会否决。宪法规定总统有紧急状态下的独裁权，在希特勒上台前的三任总理都是未经国会授权，而是应用这一条款行使行政权的，实际上在希特勒上台前德国的民主议会制度就已经寿终正寝了。所以人们常说是魏玛宪法本身埋葬了魏玛共和。
此外，按照魏玛宪法陆军应该从属于内阁、议会，但事实上军官团（及参谋总部）是反对共和的。”合法选出的政府没有能够建立一支忠于它自己的民主精神、服从内阁和国会的新陆军，这是共和国的一个致命错误。”（90页）还有德国的司法系统、警察系统、控制着大工业卡特尔的巨头、帝国文官系统中的高级官员等等，都是反民主的势力，而在德国所有这些强大的旧势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没有受到任何触动，他们——民族主义的、反民主、反共和的力量，在这个国家中是最强大的。所以魏玛共和国一诞生就摇摇欲坠。
希特勒的纲领
凡尔赛和约给德国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马克贬值、法国占领鲁尔工业区，给德国经济造成了致命的打击，马克最后崩溃，变成毫无价值的废纸。工业巨头、陆军从中反而得到了好处，普通民众却在痛苦和绝望中抛弃了共和国。希特勒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他的政治冒险家生涯。这个来自奥地利，一无所有、曾经是维也纳街头的流浪汉，1919年在慕尼黑参加了一个成立不久、微不足道、还不到100个人的小党——德国工人党。他从未施展过的演讲和组织天赋从此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很快就成为党的领袖。
他以典型的政客手法提出了党的25点纲领，这个纲领无所不包，几乎能满足每一个人的每一项要求，，它能够把农民和大地主、小业主和大实业家都统统拉在一起。所以他的无所不包的纲领实际上是模糊、不确定的，因为任何明确而肯定的纲领都会把一部分人排除在外。到1933年竞选时他干脆拒不宣布纲领，说”所有纲领都是无用的，真正决定性的东西是人的意志，稳当的眼光，男子汉的勇气，笃守信仰，以及内在意志——这些才是决定性的东西。”贯穿希特勒思想的中心就是血与土，即狂热的种族主义和领土扩张政策。这在当时的德国不仅吸引了陆军、工业巨头，对广大在战败国阴影中的民众也有巨大的号召力。
希特勒还在”德国工人党”前面加上了”国家社会主义”的词（National sozialistisch），成了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简称纳粹党，令人谈虎色变的纳粹（Nazi）不过是德文”国家社会主义”（有位著名的学者说，按德文原意应该译为”民族社会主义”）缩写的音译。如果光看名称，我们还以为他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实在希特勒看来，纳粹党的社会主义口号不过是宣传，是他在取得政权的道路上争取民众的手段，无非是用来骗取广大工人的选票。
希特勒要搞种族清洗，要扩张生存空间，发动无论对德国还是对全世界都是灾难性的战争，这些都明白地写在他在啤酒馆政变失败后在狱中开始口授的《我的奋斗》一书中，而德国民族还是把他推到了国家权力的宝座上去，这个悲剧到底是谁造成的呢？
民主程序
1924年5月的国会选举中，纳粹党得到近200万张选票；12月，纳粹党同一些种族主义团体联合参加选举，所得选票不到100万张；到1928年5月，纳粹党在国会选举中只得到81万张选票，在国会中只有12个席位，是位居第九的最小党。
希特勒1924年底一出狱，就恢复了《人民观察家报》，着手出版《我的奋斗》，创办《国社党通讯》，通过魏玛宪法赋予他的言论、出版自由，大力宣传他的种族主义。党员人数也稳步上升：
1925年，27000人；
1926 年，49000人；
1927年，72000人；
1928年，108000人；
1929年，178000人。
1929年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给他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机会，工人失业超过了600万，人民的苦难成为他实现野心的台阶，希特勒大喜过望，他要把这一切转化为支持他的政治力量。从1930年到1933年他离权力越来越近了。
1930年9月，纳粹党得到了6409600张选票，107个席位，成为国会第二大党。这次选举的获胜不仅说服了千百万人民，也说服了企业界、陆军中的领袖人物。它极大地唤起了德国古老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感情，由于他承诺既摆脱共产主义，又摆脱民主政体的软弱无力，很快成为一股不可抵挡的潮流。
在1932年3月举行的总统大选中，希特勒得票11339446，占30.1%，仅次于兴登堡（得票18651497，占49.6 %）；4月的第二轮投票中，兴登堡得到19359983张选票，占53%，当选总统，但位居第二的希特勒也得到了13418547张选票，占36.8%.
同年7月，纳粹党在国会选举中获得13745000张选票，占全部选票的37.4%，在国会608个席位中拥有了230席，一跃而成为第一大党。11月重新举行的选举，虽然丢了200万张选票，丧失34个议席，但依旧是国会第一大党。
1933年1月30日，兴登堡总统”按照完全合乎宪法的方式把总理一职的重任委诸阿道夫。希特勒”（268页）。”魏玛共和国的悲剧、德国人十四年来徒劳无益地要想实行民主制度的笨拙努力的悲剧，终于告终了。”（263页）德国人民最大的失误就是没有团结起来反对它，尽管它最受民众拥护的1932年7 月也只得到37%的选票，但是另外63%的德国人民四分五裂，目光短浅，不能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危险。在左派、右派之间，德国也没有一个政治上有力量的中产阶级，德国的民主制度似乎注定了要垮台。德国的、也是人类的灾难就此降临。
1933年3月举行的最后一次民主选举中，纳粹党得到17277180张选票，占总数的44%，拥有国会288个议席。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33年，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就是这样一步步通过民主程序掌握了政权。
极权主义
希特勒上台后，就着手解散其他党派，先从共产党下手，摧毁了所有其他政党，最后只留下了他的纳粹党，并用法律规定”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是德国的唯一政党”；取消联邦制，摧毁了在德国历史上一直有地方独立自治权的邦政府和他们的议会；取缔了工会和一切结社自由，禁止一切罢工；取消言论、出版自由，完全控制了新闻、舆论；扼杀了司法独立；把犹太人赶出了政治生活和自由职业界；他通过冲锋队、党卫军、秘密警察和集中营，进行残酷的种族和政治清洗，实施恐怖统治（冲锋队本身也遭到血洗）；实现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一体化……一句话，他彻底推翻了魏玛共和国，以独裁代替了民主。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德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极权主义统治时期还举行公民投票。
1933年11月，德国选民中有96 %参加投票，其中92 %赞成几乎是清一色的纳粹党国会候选人名单，甚至在达豪集中营里关押的2242人中有2154人也投票赞成那个把他们拘禁起来的政府！在舆论一律的纳粹德国，希特勒得到压倒多数的拥护是丝毫也不奇怪的！
1934年8月2日，87岁的总统、德高望重的兴登堡元帅去世，三个小时后希特勒就宣布取消总统职衔，将总理与总统的职务合并为一，称为元首兼国家总理。这个时候军队如果要推翻纳粹政权还是易如反掌，但他们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向希特勒宣誓效忠。德国人民则在半个月后举行了投票表决，95%的合格选民中有90%（3800多万人）支持希特勒成为至高无上的元首。只有425万德国人投了反对票。魏玛共和的民主程序葬送了它自身，德国人民在掌声中把希特勒推上了权力的顶峰。当然，希特勒上台后就推翻了民主制度，他的那些灭绝人性的暴行，他发动了给全世界带来巨大灾难的战争，这一切既不能由民主政治来负责，也不能由多数德国人民来负责。
经济奇迹
1933年初，希特勒上台时失业率为33%，达600万人，1933年底就减少了1/3，以后逐年减少，1937年已减少到100万人不到。 1933年到1938年国民生产增长了102%，平均年增长率11%，生产资料的增长尤为迅速，5年里翻了一番。国民的收入增加了一倍。给大工业家也带来了巨额的利润。民众”在希特勒的统治下不再有挨饿的自由”，到1938年失业率仅为1%，失业问题基本上解决了，工人失去组织和参加工会的权利，生活却有了提高。德国人民几乎被表面上强调社会福利的新”国家社会主义”所陶醉了。这一切仿佛奇迹一般，创造了希特勒的神话。如果说人仅仅是经济动物，经济的高速增长是社会进步的唯一指标，那么纳粹德国所取得的成就是多么辉煌。
纳粹的经济奇迹首先归功于金融奇才、举世无双的沙赫特博士，他通过大量扩充公共工程和刺激私营企业的政策，来扩大就业。以大量发行纸币作为资金。同时大规模地重整军备。”把他世所公认的金融奇才的浑身解数都施展了出来”，大量发行纸币只是他的绝招之一。”他操纵通货的神通之广大竟到了这样的程度：据外国经济学家的估计，有一个时期德国的货币竟有二百三十七种不同的价值。””他为一个没有流动资金和几乎没有财政准备金的国家创造信用的本领真是一种天才的杰作。”（369页）他发明的”米福”票就是用来支付重整军备的票据，居然骗过了全世界。
虽然在二战后的纽仑堡受审时，沙赫特否认他曾参与过希特勒发动世界大战的阴谋。但他确曾担任纳粹德国的国家银行总裁、经济部长、战时经济全权总代表，以自己的声望和过人的才智为希特勒发动全面的战争在经济上准备了条件。
“出卖灵魂的景象”
希特勒确实迫害了许多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如爱因斯坦、弗朗克这样的物理学家，哈伯尔、瓦尔堡这样的化学家都被迫退休或离开了德国。但是也有很多著名的知识分子成为纳粹的帮凶。如物理学家勒纳德、斯塔克，尽管他们都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奖，是国际上受到尊重的科学家。还有托马希克等，他们提出了在我们今天看来完全荒唐的德国物理学、德国化学、德国数学等。
1933年秋天，有960个教授在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艺术史学家平德尔、医学家沙尔勃鲁赫教授这些学界名流的带领下，公开宣誓支持希特勒与纳粹政权。大物理学家海森堡也曾经拥护纳粹，为纳粹工作，和其他拥护纳粹的物理学家一起参与为纳粹制造原子弹。另一个著名物理学家约当（Jordan）甚至是一个”法西斯分子和竭诚的突击队员”.更有沙赫特这样为希特勒立下了汗马功劳的经济学家。 “这是一幕使德国学术界的光荣历史蒙受污辱的出卖灵魂的景象”.
然而，这一切对于经历过反胡风、反右、文革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也许在他们看来纳粹专制之下知识分子作出这些选择都是正常的，不仅可以体谅，而且无可指责。灵魂的堕落莫此为甚，所以我们听不到多少真诚的忏悔，象巴金的《随想录》、韦君宜的《思痛录》这样能在垂暮之年说出几句真话的书也是凤毛麟角。他们甚至还会在骨子里为人类精神的耻辱一页辩护，笑话西方人没有经历过纳粹专制那样的黑暗，不理解那些知识分子的处境。所以，我们的民族永远没有真正的反省，总是在自我原谅中一次次、一代代地放弃自己作为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心应尽的责任。所以在灾难降临时分，我们总是只能看到一些小人物站出来说真话，用自己只有一次的生命作代价表达他的良心，林昭、遇罗克、李九莲……，面对这些名字我不知道知识分子们的内心是否有过不安？今天面对德国知识分子当年在纳粹暴政下的屈从和助纣为虐，我们应该永远铭记这句颠扑不破的箴言：
“凡是忘掉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桑塔亚那）
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主要形态，记忆正在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在今天的上海书展里，到处分布着有关记忆的文献。这些文献试图向我们描述一个真切的过去，并且为我们向未来的飞跃提供坚实的支点。
记忆的第一功能就是消费。所有与历史记忆相关的建筑、街道、园林、服饰和书籍，都已经成为市场上的消费对象。就以上海为例，作为殖民记忆体的衡山路、淮海路和南京路，早已经成是小资和中产阶级的消费天堂；北京的故宫、圆明园、颐和园和长城，西安的兵马俑和汉阳陵，则是帝国记忆体的最高典范。最近刚成功申遗的福建土楼，成了中国南方客家人生活样式的范本。这些镶嵌着古老记忆的物体，正在凝结为转型时代的消费核心。与此同时，软性记忆符号则径直成了商品，陈逸飞的绘画是一个实例，它组合上海女人、麻将牌、月琴和旗袍等各种历史符码，编织成一个优雅的殖民地旧梦。1993年在上海掀起的月份牌怀旧狂潮，居然是上海人改革开放的意识形态指南。
记忆的第二功能就是摆谱。我们的意识形态需要光辉灿烂的记忆。这些记忆能够打造人民的国家主义信念。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李约瑟提出的“四大发明”概念，被张艺谋进行了声势浩大的视觉诠释。据说这种对全球民众的提醒，有助于建构中华民族的伟大形象。
记忆的第三功能是反思。这是人类记忆最重要的使命。正确的记忆，是历史探查和自我反思的逻辑前提，也是民族自我更新的动力。没有这项功能的支撑，其他的功能将变得软弱无力。
在历史记忆方面，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国家记忆错误，也就是抹除或制造错误的记忆。这种所谓“记忆错误综合症”，往往是文化退化的标记。
在记忆错误的几种形态中，“完全性失忆”是具有代表性的病症。日本教科书完全抹除“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而无独有偶的是，我们正在忘掉文革带来的历史性悲剧，由此导致了民族反思的重大空白。忘却历史造成了一个严重后果。只要观察今天的互联网生态就会发现，文革并未结束，因为当时所使用的暴力话语，在公共话语平台上大肆繁殖和蔓延，已经成为日常语言的一部分。文革在人事组织上早已终结，但它在话语和文化形态上却在戏剧性地延续。
“选择性失忆”是只记住对维护自己形象有利的东西。这是对“完全性失忆”的一种补偿。它要求民众记住那些有益的事物，而忘却那些有害的事物。但这种选择不是民众自主选择的结果，而是由文化管理体系提供的罐装食品。它们很像是那种伪劣奶粉，制造着营养不良的畸形文化婴儿。
“错忆”，顾名思义是一种错误的记忆，但这种错误不是蓄意制造的，而是对历史误判的结果。例如中国人关于三年“自然灾害”的错误记忆。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张艺谋在奥运开幕式上的“击缶而歌”。这是一个典型的记忆错误。自先秦以来，这种乐器的演奏就为丧礼所专用。湖北民间自今还保留着“丧歌队”的传统，它是“击缶而歌”的一种历史遗存，它只能出现于死亡的现场，而不在喜庆和生命狂欢的典礼上。在我看来，正是对历史的错误记忆制造了文化笑话——用“丧乐”谱写开幕式的第一乐章。这个反面例证教导我们，不仅要学会记忆，而且要学会正确地记忆。
在所有记忆错误的形态中，“记忆伪造”是我们的最大敌人。在历史上，我们曾经面对无数蓄意制造虚假记忆的事件。例如朱元璋就是涂改历史的高手。他利用帝国最高领导人的权力，蓄意修改他的个人经历及其家族和宗教背景，为历史审判提供伪证。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恰恰是这种自我掩饰点醒了历史学家，点燃了他们探究真相的好奇心。
面对上述记忆的敌人，对个人记忆的需求变得急迫起来。我们不能指望官方历史学家能够提供太多的正确记忆。惟有民间的个人自由记忆，才能成为历史守望的真正主体。我们正在与记忆错误抗争，尤其是跟严重的失忆症抗争。耐人寻味的是，从2005年开始，中国出现了个人记忆的潮流，其中不仅有大量政治老人的回忆录，还有底层个体的口述实录，而与那些重大历史节点相呼应，还涌现了80年代的回忆思潮、文革结束30年的反思潮流，以及改革开放30年的回顾浪潮，如此等等。所有这些热烈的话语活动，都旨在帮助我们从流逝的历史中汲取养分。
在记忆的浪潮里有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那就是记忆的多样性形态已经形成。例如，在政治学者的论域里有“两种文革”，而在更多人的记忆中，文革的形态变得更加丰饶多姿。有多少种回忆，就有多少种文革。它们的色彩是截然不同的，却又能够被拼缀成一个完整的历史地图。正是这种集体性和多样性，保证了记忆的相对准确，这是因为，记忆可以在互相印证和反证中得到确证。
个人记忆的多样性，不仅表现在它的事件上，而且还表现在它的类型（题材）上。除了今天在书展上出现的大量图书（文字）记忆体外，还有许多影像文本。值得在这里一提的，是近年来涌现的民间纪录片运动。这场极富价值的运动推动了大量优秀杰作的诞生，例如胡杰的《我虽死去》，它记录了北师大女附中校长的死亡故事，它的阴郁影像，饱含着历史的问责和批判。原黑龙江报社记者李振盛拍摄的10万张历史照片，原《辽宁日报》摄影部主任蒋少武拍摄的近4万张历史照片，都是中国现代史的最好见证。他们的卓越努力，为我们这个记忆缺损的时代，提供了启发记忆的美妙素材。
在当前的申遗狂潮中，人们显然忽略了这样一个盲点：记忆才是最重要的“非物文化遗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记忆，所以我们都各自拥有自己的“文化遗产”。在今天的语境里，这个语词似乎只是一种文化隐喻，但足以描述这个事物的本性。
要像保护生命一样保护自己的记忆遗产。每一种优秀的记忆，都能成为人类文化的瑰宝。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记录了反面乌托邦的历史。他去年被授予俄罗斯国家勋章。这场盛大的授勋仪式，无疑是普京个人的政治需要，却也从另一侧面，表达了俄罗斯民族对这个人的优秀记忆的谢意。正是索氏本人不顾生命危险，保护了那些最黑暗的记忆，并因此推动了俄罗斯的政治反思和社会变革。
把记忆提升到“非物质历史文化遗产”的高度，并不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成为索尔仁尼琴。但我们都有望成为记忆的战士，在文化离乱的时代，扞卫并经营自己的鲜活记忆。尽管大多数记忆必然是残缺的碎片，而关于记忆的转述，也会因缺乏修辞而变得笨拙起来，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建构自己的记忆文本。在我看来，最笨拙的记忆，总是拥有最真实的力量。
（原载《华商报》2008年8月16日第17版）
2008年6月4日，晴，闷热
下午两点，从温江乘车至西门王建墓，突然记起，8年前，天气同样闷热，我也在同样位置，与来自美国耶鲁大学的知音康正果初次碰头。后来发生了很多事，一言难尽。直到前不久，老康还寄来鞭策的信，其中说：写作的路还长，这是你终生的事业。已经完成的就扔到脑后，由书市和读书界热闹去。作为作者，你还是努力阔步向前，少频频回顾和沾沾自喜为好。
人流滔滔，车海茫茫，蓦然见街对面有手在挥，却是比大个子老康矮了半截的老王，我28年前的卡车教练。老王是高干子弟，家住邻近的某某老干部疗养所，军事管制招牌，持枪武警门岗。我和小金初来乍到，闻矮楼之间，林子深处，竟有鸟儿啁啾，不由啧啧称奇。老王投其所好，领我们直抵林荫下，刚落屁股，右侧的抗震帐篷内就钻出与我类似的秃瓢，满面堆笑。老王说：这是乐林，我的朋友，你的读者。
我有点诧异：20多天了，闹市中央还有人住帐篷？
老王说：乐林的窝在青城后山，被地震毁光，只得落难到我家楼下。
我上下打量说：这位老兄慈眉善目，大耳肥头，不像个灾民样子。
老王说：见笑了。乐林跟你一样，斯文人嘛。接着就拿出相册，让我一页页翻看乐林山庄：曲径通幽、小桥流水、琴棋书画，好个世外桃源！乐林叹息：敝人在此隐居25载，除了读几页书，画几笔画，种几棵竹子，就无所事事。不料眨眼间仅存南柯一梦！
我安慰说：人还在，就从头收拾旧山河嘛。
乐林说：山体松散，无法收拾了。
我本想继续放高雅臭屁，称“真正的逍遥刚开始”，却顿口无言。乐林遥指帐篷那端的白发婆婆：我妈，70多岁，能言善道的老人家，一地震，就失语。20多天过去，平均1天不到3句话。也不敢住房子里。我说没事儿，儿子和你同住一间屋。可等我一觉醒来，她已经坐到露天了。
我说：人不吱声，就跟影子似的。
乐林连称对对，李白写过“对饮成三人”。我妈虽不喝酒，但在山庄亲历地震，也相当于暴饮了60度以上的烈酒。幸好她在室外，死搂住一棵树。抖抖抖，所有房子都倒。轰轰轰，几面山都放炮。山体滑坡，一浪盖一浪，卷得昏天黑地。我妈说泥石流差点擦破她的鼻子尖，我说不可能，那山到这山的直线距离至少几百米，我妈就再不吭气了。
然后呢？
然后她就朝外山走。几个老太太，走了六、七个钟头，筋都缩了，腿都瘸了，还碰着好几具砸得稀巴烂的尸体，才抵拢灾民集中的泰安古镇。我是从外面赶进来，重逢她的。平时个把小时的车程，这时却千难万险，像孙悟空西天取经。
对嘛，难怪老人家要住帐篷。
对嘛，1976年唐山大地震，她就住过帐篷。
唏嘘之余，我转头与老王叙旧。我说今天是六四。老王点头：晓得，你这种被打下烙印的反革命份子，肯定不会忘掉。我说：哎呀，19年了！三四年的头上，我还在坐牢；五六年的头上，警察在我门口站过岗；七八年、八九年的头上呢，还有些个人或集体的缅怀活动，比如上书、签名、烧纸钱、点蜡烛、写诗、朗诵、接力绝食等等；10周年，我还重温《大屠杀》，冲着电话上窜下跳，自由亚洲电台直播。接下来就有些疲软。老了，不够冲动了，犯不着像个戏子，每年必须熬到这天，才憋足劲儿，盛装出镜。记得老诗人孙静轩，害癌症死的那年，大约2002年，六四，一早就痛醒了。于是就打电话，劈头问“今天是什么日子？”他打了十多个电话，接听者都是诗人、作家、社会名流，答案几乎是：什么日子？端午节。吃粽子嘛。也有深刻点的：划龙舟，纪念大诗人屈原。嘿嘿，只有我回答正确。可惜在中国文坛的分量又不够。孙诗人很遗憾很愤怒，当即宣布要上街举行一个人的游行，示威口号就是“杀人啦杀人啦”、“忘光啦忘光啦”——但是他已经病入膏肓，下不得楼。他责令我，务必半个钟头以内赶到，协助他完成这次临终壮举。我迟疑片刻，就一声不吭放下话筒。万一他死于大街，我岂不成了杀人犯？
老王肃然起敬：这才是真诗人嘛！该得诺贝尔文学奖！
老人家的确拜访过瑞典，当西方记者问及中国作家中谁最有资格获诺贝尔奖时，他响亮地喊出：我。孙静轩。
太惭愧了，1989年我已下海，这些年起起伏伏，更辨不清方向。1990年，你们东窗事发，我还专程去重庆探监。啥子东西都送不进去，我只得委托看守所的朋友多多关照。廖亦武哦，你真是命大，肯定比孙静轩命大，听说你疯了，还自杀过。
莫提了。据说万夏92年出狱，还到海南岛找你？
一起呆了几个月，这家伙也是天才脑壳哟。
万夏比我聪明得多。他现在发财了，晓得不？
晓得。你的同案犯都做书商，都发财了。
还有巴铁和苟明军没发财，在原单位挣工资，打点小麻将。
正闲扯呢，老王的六妹来了，抽烟喝酒侃思想的豪放作风，一接头，也算六四亲历者。那两年刚好在北京办公司，与多如牛毛的作家同志混过，她说。我也参加了拦军车、扔砖头的群众运动，后来打死打伤许多人，我们又帮助搬运。根本无法统计！他妈的，大街、围墙、医院病房和过道，活的死的半死不活的，混在一块，咋个统计？再后来，开始清理暴乱份子。上面命令，医院要对每个病员，作真姓实名的登记；特别是外伤者，必须马上报告。可是那些医生护士啊，真勇敢啊。我们送人进屋，一检查，有可疑伤口，当即就处理，所有过场免掉。麻醉、开刀、取东西、缝合、包扎，完了还塞一大包药，叮嘱赶快回家躺着，别出门了。谁也不问谁是谁，对视两秒钟，全明白。抽屉内摸出事先填好的诊断书，姓名、年龄、工作单位全编好。你不用担心被出卖，哪怕悬赏100万，这儿也没人出卖你。民族精神啊，老廖，普通人胆敢反暴政，才称得上民族精神！《辛德勒名单》就这样拍的嘛。
对对。我点头赞同。1990年初，我们在重庆拍《大屠杀》的姐妹篇《安魂》，影片摄像是老山前线的战斗英雄。开中饭，他在食堂狭路相逢几个因镇压六四暴乱而免试入学的战斗英雄，言语一冲撞，就大打出手。我们的摄像怒骂：老子们立功，好歹干的是全副武装的越南人；哪比得上你们“共和国卫士”啊，干的都是中国人，还手无寸铁！
对对。王六妹激动万分。当年人人都有这股子血性！连我爸那代老红军，背地里也骂，觉得丢脸。唉，时间拖久了，血就淡了，民族精神也变质了。张艺谋拍《菊豆》之后，就挥刀自宫，然后把斩断的那话儿献给党。他的弯子转得快，转得陡，他比别人先感动党，党就吹他捧他，以亿万银子为他铺路，让他进军国际影坛，进军高科技，进军房地产，大师，超大师，奥运会的总舵爷，民族精神的总代表。他妈的，张艺谋也经历过六四啊，咋个这么像清朝大太监李莲英呢？
日头偏西，老王在树荫下摆开家宴，宾主十几人参与大吃大喝。酒也分红白啤3种，任挑。我兴致高涨，没几杯就微醺了。我开始念叨在云南采写《最后的地主》的漫漫时光，两年下来，鞋底磨穿3双；驻扎在苍山下码字，除了吆喝一条叫“球球”的小狗，整日整夜没人说话；大年初几发高烧，还躺在客栈里看《西藏渡亡经》的影碟呢，浑身冷一阵热一阵，感觉灵魂硬要出窍，脚又被啥子东西给绊住。
老王嘿嘿捧场：灵魂的脚被绊住？分明是大麻语言嘛。我也在云南跑了几年，就不晓得啥子“灵魂的脚”。
你过于敏感了。
我不敏感。我在那边搞过戒毒所，晓得毒品给人的快感，胜过性爱数倍，瘾君子们有了药，就如马克思所说，失去的是人生枷锁，得到的是整个世界。
幻觉大哦。照此推理，《共产党宣言》岂不成了《吸毒宣言》？
有道理。难怪老革命们一谈起战争，冲啊杀啊，都有程度不同的中毒症状。
我曾被江湖中人在酒里下幻觉蘑菇，几十分钟后，发作了，眼前不断出现真空，人脑如电脑，频频刷新。可怕，又无比兴奋。刚记起小时候，看阿尔巴尼亚电影，时光立即就拉回去，我立马成为游击战士，与电线杆子后面的德国鬼子开打，啪啪啪，我半秒钟就射穿了上万钢盔。超人哦。我喊叫着回到屋内，在茫茫一片狗吠中，开电脑，瞪显示屏，我要写诗了。六四凌晨我写过《屠杀》，眼下，情景重合，但比年青廖亦武更愤怒，更有灵感，能在瞬间刺穿年复一年的遗忘或绝望。我要在下半夜唤醒我的冤魂我的良心我的读者我的听众我虚拟的舞台！于是劈劈叭叭敲字，鬼使神差，乱七八糟，这朋友那朋友的，如酒醉的妓女跟嫖客攀关系。当真，诗句猛然来了，陶醉醉，麻痒痒，射精一般：
我是一个愤怒的戏子。我是一个什么都不是的愤怒的戏子。
我们的什么生命无所谓？问号问号问号？？？
我们的死了无所谓。湖泊下去，活下去！！！！当你活不下去的时侯，你要想到活下去！！！！当你哭泣的时侯，你也该想到那么多的那么多的冤魂、那么多的
冤魂在一起哭泣。我们不孤独，我们不孤独。明天太阳，明天还有太阳。太阳，杀死我们的、烧死我们的太阳，我们从1989的黑暗里感觉到讨厌的太阳，怕死的太阳，冷得发抖、、、、、、的太阳。被冤魂所缠绕的太阳。我们感觉到太阳中心的冰！！！我们叫太阳给冻死！！！我们给太阳送葬。
我们怕我们自己。我们心里没有温暖。活一天算一天，老天啊，朋友就是光，就是温暖！！！！
照耀我把，照耀我把。和历史没关系，和人民门关系，和他妈的暴政没关系，我们，死，生，只和朋友、爱人、你的亲人、有有有关系。
死，温暖，回到母体，回到羊水，回到朋友们的身体里面，很温暖。
我终于可以摆脱自己的。、，符号，我可以不做这个中国，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贱民！！！！
朋友，朋友，朋友，保重保重，摆钟，保重。
你们的秃头，你们的老廖，你们的毒品，你们麻醉剂，你们的……特别，特别，戏子的煽情的老廖。
完了。我继续天才梦，直至次日中午醒来。重温以上天才之作，羞愧难当。咋个这么多陈辞滥调？这么多陈辞滥调堆砌起来的肉麻？还群发出去呢。与当年不酒不毒不幻觉写下的《屠杀》和《安魂》比，简直不在一个档次。
警惕自己啊。
●评论人士的观点
▲中国资深媒体人李大同在BBC发表文章《争论中闭幕的北京奥运》
24日晚上，北京奥运落下帷幕，有人恋恋不舍，也有人长舒一口气。客观评价，就体育盛会来说北京奥运相当成功。体育设施、组织工作、运动员起居饮食都近乎完美，中国人的友好和热情，给各国运动员和记者都留下了美好的印
迄今我没有来得及向弗吉尼亚.伍尔芙致敬，也没有机会向翻译伍尔芙的黄梅先生致敬。我受惠于后者不仅因为她的翻译，她的文章也给了我很大的享受。这本名不见经传的小书——《伍尔芙随笔集》（黄梅、孔小炯译）——在1990年代初期的一段时间内，是我每天下午的功课。
“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片原始森林，一片甚至连飞鸟的足迹都是闻所未闻的雪原。在那儿我们独往独来，而且但愿如此。老是被人同情、被人陪伴、被人理解将会使人难以忍受。但是在身体健康时，那温情的伪装还是必须保持的，那努力也该恢复——去沟通、教化、分享、灌溉那片沙漠教育那些土著，白天一起工作，晚上一起娱乐。而在生病时，这种虚假中止了。我们直截了当地要求上床，或者深深陷于这把椅子上的坐垫中，在另一把椅子上则把我们的脚抬高一英寸。我们不再是正直的大军中的士兵了，而是成了逃兵。他们行军去战斗，我们则与河流上的棍棒一起漂流着，与草坪上的枯叶一起漫天飞舞，既不承担责任，也漠不关心，或许是多年来第一次能够四处看看，抬头望望——譬如说望望天空。”（《论生病》）
这些句子我当时背得滚瓜烂熟。此时我的孩子已经上小学三年级了，做母亲的还在蹒跚学步，拿着不同的“课本”像她一样学习背诵。区别在于，我的功课是秘密进行的，必须尽量保持不要让任何人知道，否则那会是一个笑话。我实在太喜欢这些句子了，把它们放在嘴里嚼上一小会儿，会觉得其中散发的暗香一直沁透到心里。
伍尔芙的这段话指向一个陌生领域，尽管它就在我们自己身上，但却是我们平时竭力要加以掩饰起来的。在清醒的意识和行为之中，我们不得不对自己严格约束，表现得像一支“正直的大军”，但是在生病时，我们就不去力争那些“政治正确”了，而宁愿与那些随风飘扬的废弃物一样漫天起舞，任由自己率性而为。啊，读这些句子，即使没有生病，也愿意表现得像正在伤风一样，带着几许疲惫的任性与柔弱。
然而伍尔芙的句子并不柔弱。相反，而是刚强坚毅的！我们平日的表象之下那样一个模糊领域，如同幽幽的井底或海底，她却用如此清晰的句子将它们勾勒出来。就像挂在眼前的一副图像。用这样一些比喻真是太精彩了：“原始森林”、“飞鸟的足迹”、“雪原”、“土著”、“逃兵”、“河流上的棍棒”、“草坪上的枯叶”，它们倒像是一些精悍的步兵，组成了一支小小的“正直的大军”，在荒蛮之野开辟通往更加遥远的道路。
这些句子给了我信心：只要有足够的耐心，没有表达不出来的，哪怕是最为晦涩的对象。当然，在这之前，需要调好相应的光线，相应的颜料，选好相应的乐器。需要与你的表达对象之间有一种默契，事先朝它们点点头，仿佛你是乐队指挥，正在指挥一支混沌的大军，需要各位成员的配合。在它们各就各位之后，你就可以动工了。具体来说，这意味着在每天写作之前有一个准备时间，培育出必要的耐心和仔细，而在生活中，比如早上整理床铺时，则远远不需要准备充足。
这些句子也手把手地教会我“途径”：那就是需要为你的想法提取“结构”，让它们变得清晰可见。实现“清晰”可以运用不同的方法，比如选取恰当的形象，比如句子之间的递进或逻辑的关系。“清晰”的要求，也是一个自我限制的要求，每一个句子既是延展，又是原地待命，提示和呼唤下一个句子的出现。我称伍尔芙写下的为“镶着金边的句子”，其中每一个局部都是有“滚边”的，那些生动的形象同时提供了自己的“边界”，它们层层叠叠加起来，就是一座精美的宝塔。
这些精心打磨的句子，还给人那样一种生动的“现实感”。此时的“现实感”不是关于外部现实（一般说“社会现实”），而是关于“写作的现实”：对于写作者来说，他首先面对的是有关语词、字行、表达上的“起承转合”，将那些方块字弄成一种合乎心意的顺序，让这个顺序显得匀称、均衡、可感、有节奏，有时候也需要“奇兵突进”，这是你每天的工作。如果你不是首先将句子写好，而是光顾胡思乱想，那么不管你自以为有多重要，你还是不称职的。
伍尔芙的文风没有一点英雄或者崇高的色彩，她恰当地取得了一个人不大不小的比例。写作对她来说就像是与人说话，她写下的没有不能够当着人面念出来的。我怀疑我们有些作者，如果有人站在他面前，他就不好意思写下那样怪诞扭曲的句子。
而我的“自由”与“民主”的观念，有一部分则来自这样的学习。“自由”要求写作者自己的心灵是生动活泼的，如伍尔芙所说，能够“与草坪上的枯草一起飞舞”；而“民主”，则意味着不要拒绝普通人的阅读，而是尽量让大家都能够分享你的思想。从伍尔芙这里，我还学得一个词——“忠直”，即头脑要忠直、心灵要忠直、表达要忠直。
如今人们很少读伍尔芙了，这样的句子，只有在遥远的岁月深处发出光芒：“在健康时，是意义在蚕食声音，我们的智力统辖着我们的感觉。可是生病时，随着警察下班离岗，我们偷偷摸摸地爬到了马拉美或多恩的晦涩诗歌下、某些拉丁语或希腊的警句下，某些发散着气味和香味的语词下。而后，如果我们终于逮住了那意义，它就会更醇芳、更入味，因为它就像某种奇特的滋味和气味，是通过腭和鼻先感觉的。对此语言一窍不通的外国人会比我们处在更有利的地位。中国人对于《安东尼和克里奥帕特拉》声音的语调，必定比我们更为清楚其奥妙。”这位优雅女士眼中的中国人啊，你们还在读莎士比亚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