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破空:北京奥运暗喻中国现实

出于保护未成年人和表现女子体能实况,国际奥委会规定,女子体操运动员的年龄,必须达到16岁。然而,中国女子体操运动员中,何可欣、杨伊琳和江钰源三人的年龄成谜。2007年底,中共官方的新华社曾报道:何可欣为13岁,仅仅过了9个月,参加奥运会的何可欣,就变成了16岁!杨伊琳和江钰源也存在类似疑点,根据从前公布的资料推算,杨、江二人今年至多15岁。出场时,她们都以成人式浓妆来掩饰。有国内网友惊呼,被中国女子体操运动员的吓人化妆“雷倒”!

面对外界质疑,国际奥委会官员推托说,这些人的年龄,“以护照为准”。一位曾经在罗马尼亚领教过共产党统治的美籍罗马尼亚教练指出:“在一个独裁的社会里,官方证件没有任何意义。”意即,伪造一本护照,对一个独裁政权来说,不费吹灰之力。

此处,中共官员的心思是:服用兴奋剂,会被他们查出来;那么,咱们自己制造护照,在运动员的年龄上做手脚,他们总没办法。只要能捞到金牌,脸皮厚一些就是了,也是为了“国家利益”嘛!再说,还可借用少数愤青之口,在网上开骂:国际奥委会的年龄规定,简直“荒唐”!

针对奥运开幕式上的假唱事件,国际上担心,会对两个孩子的身心健康构成伤害,因为,一个被认为“不好看”,另一个被曝光“假唱”。其实,了解中国“国情”的人都知道,对这两个孩子,绝无“伤害”可言。在如此盛大、全球瞩目的奥运开幕式上,一个孩子的声音被用上了,另一个孩子的脸蛋被用上了,根据她们所受到的教育,那是毕生荣幸。毕竟,13亿人中,只有她们,才如此幸运!至于周围人的眼光,只有羡慕,没有其他。“假唱,算什么!”根据国人所受到的教育,大多会不以为然。

这里,折射了当今中国根深蒂固的教育理念:形象或面子最要紧,造假是无可厚非的。

奥运赛事进行到中途,有“飞人”之称的中国跨栏运动员刘翔,于赛前最后一刻突然宣布:因腿伤退出比赛。国内舆论哗然。众说纷纭中,多数人相信:刘翔是因为拍广告受伤的;瞒到最后一刻才宣布退赛,是为了最大程度的保住广告合同与商业利益。换言之,刘翔被钱迷了心窍,眼中根本没有“全国人民”。基于京奥开幕以来的太多造假,国人自然对刘翔退赛事件作如是解读,而且,多半不会弄错。

这里,准确反映出当今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心理:怀疑一切,谁也不相信谁。

京奥开幕式上,有56个着各色民族服装的儿童,代表56个民族,护送“国旗”。然而,国际媒体揭露:这些充当“少数民族”的儿童,都是汉族,尽都来自“北京银河少儿艺术团”。中共狡辩那只是“演出”。但在京奥开幕式的《媒体指南》上,却实实在在地写著:“来自中国56个民族的56个孩子,代表56个民族……”

这出造假,用意明了:奥运开幕式,决不能“出事”,中共信不过少数民族,哪怕是孩子。暗喻的中国现实是:少数民族的权益,是可以被汉族人代理的。所以,西藏、新疆、内蒙等“自治区”的第一把手、即党委书记,必须是汉人。“自治”是假的,奴役才是真的。

奥运期间,中共划出三个“示威专区”,却没有出现任何示威者的影子。中共当局承认,(至8月17日)收到77份示威申请;等于承认:没有批准其中任何一份申请。果如外界所料,“示威专区”形同虚设。

观察北京奥运,国际社会指控:中共没有履行对奥运会的承诺,诸如改善人权、保障言论和新闻自由。中共的回应,首先是否认,然后狡辩说:从来没有承诺中国会为奥运会做出改变,而是奥运会可能会改变中国。最后干脆说:中国不能由此出现“混乱”。

文字游戏永远可以进行下去,对于“混乱”的定义,也必须以中共字典为准。这里的暗示是:中共可以签订任何协议,但可以不遵守;中共可以做出任何承诺,但可以不兑现。对自己的人民如此,对国际社会也如此。历来如此,“一百年不动摇”。国际间,任何事物,搬到中国,都被中共扭曲,变成所谓“中国特色”,奥运会也不例外。

“示威专区”唱“空城计”,奥运场馆也唱“空城计”。“700多万张奥运门票全部售完”,北京奥组委的宣布声犹在耳,各比赛场馆却呈现大片空缺。中共当局还承认:组织了假观众入场,穿着统一的服装,摇着统一的充气棒,扮演啦啦队。北京奥运,几乎看不到其他国家的啦啦队,因为不得门票而入。普通中国民众,也都不得门票而入,哪怕座位空置。13亿中国人,填不满奥运场馆!

为了奥运,上访民众、农民工、基层行业服务人员被赶出北京,数以百万计。中共无需解释,但理由明确:在当今中国,人不重要,面子才重要。所谓“以人为本”,只是说给外面听的。君不见,多少年来,凡是上访的,都以拳脚、电棍、手铐、监狱相侍候。更何况奥运会!

北京奥运,从火炬传递,到开幕式,再到闭幕式,规模宏大,极尽铺张,挥金如土。明示:在中国,政府垄断一切,无需向人民报账,想花多少就花多少。至于有没有“奥运经济效益”,也无须老百姓过问。霸道?这就是中共政权的性质。

今年5月,胡锦涛访问日本,有日本小孩问他“您为什么想当主席?”胡锦涛的回答竟然是“我本人没有想当主席,是全国人民选了我,让我当主席。”如此弥天大谎,出自中共最高领导人之口,面不改色,流畅自如,党内佩服,国外惊诧。

“掩耳盗铃”,“此地无银三百两”:“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这些成语,出自中国古人的智慧。他们早就预报和定性了中共之类的把戏。

张鸣:官场上的术士迷信

在网上看到几张照片,一个很雄伟的法院大门旁边,挂着搭着箭的一张桃木弓和一把桃木剑,跟大门上的国徽,遥遥相对,相映成趣。这种桃木弓箭和剑,在北京的白云观花不多的钱就可以买到,这玩意,按道士们的说法,是用来镇邪驱鬼的。法院的这种景观,据说,是因为该法院接连几届领导人落马,后来者心有余悸,请来道士作法,这些玩意就这样堂而皇之地挂上了法院的大门。

官场上的迷信,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如果官场不迷信,我们的某些和尚道士外加活佛,也不会活的这么滋润,大门槛里进进出出,素席筵上高谈阔论,说易理,论八卦,话风水,再就是来点刚才提到的小法术——应该说,这已经属于雕虫小技了,高明一点的至少要来点吞符念咒刺假人出血的把戏。

号称信仰唯物主义的官场中的某些人,开始白日见鬼,跟和尚道士打勾连,说明原来的信仰出了问题,也说明官场上的风云变幻,开始有些神秘莫测,官员的命运,无法靠自己的行为来掌控,只好祈求神灵。

有意思的是,官员的迷信,只信术不信道。一般说来,所谓迷信,有宗教性的,也有巫术性的,绝大多数人,都两者兼而有之。即便号称独一神信仰的基督教,也有类似巫术的驱魔之术,中世纪的时候,基督教的巫术色彩就更重。中国是多神信仰的国度,无论佛教道教和各种民间宗教,其信仰体系中,都离不开巫术的成分。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没有巫术性的法术,或者叫方术,这些宗教就很难在社会上立足,既得不到官方的认可,也得不到民众的信奉,香火钱自然没有着落。也就是说,无论外来的佛教,还是本土的道教,如果没有两手驱邪,治病,炼丹,甚至求雨的法术,就难以得到信众。

任何一种宗教,除了“术”之外,必有“道”的成分,既包括宗教的教理教义,也包括宗教的道德。比较虔诚的信徒,往往术道兼信,而且更加偏重于道的成分。然而,真正的虔诚的信徒,在任何时代,任何宗教里,都是少数,多数的芸芸众生,都是实利主义者,他们信点什么,无非是一种交易,求神拜佛,施僧舍道,是付款,得到好处,好运,求得儿子,是取货,货物一定要比货款价值高得多才行。

古代士大夫出身的官员,对宗教,多少有点学理性冲动,因此,很多人对宗教的道理,能吃得进,对宗教的功利性行为,往往跟职务行为有关,就个人修行而言,至少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倒满像一个虔诚的信徒。近代以后,西方的科学传入,进化论的强固信仰,大大冲击了人们的传统观念,底层的老百姓变化也许不大,但上层的人士,尤其是那些身居高位,握有权柄的人们,信仰则出现了巨大的变异,具体的说,就是他们对于宗教,尤其是中国传统的宗教,态度越来越趋向实利主义。军阀唐生智令全军剃度,为的是让部下效忠于他个人,而刘湘信用一个一贯道分支的首领,无非是借以编练神军。官员们信的宗教,开始偏重于术。宗教界也加以配合,著名的和尚太虚法师,提倡人间佛教,游走于官场,用具体的法术,为官员和他们的家人求得福报,许多喇嘛活佛也下得山来,给达官贵人做升官发财法事。这些出人头地的宗教界人士,主动把自己变成术士,以迎合官场的需要。

应该说,这样的术士信仰,眼下又回来了。所有迷信的官员,无论对于高僧大德,还是活佛喇嘛,以及老道和命理大师,他们眼里所看到的,都是术士,即他们手里的法术。他们非常热衷于让这些在他们看来很有些神秘色彩的人,用身上的功夫,沟通三界的本事,贿赂神界,为自己的官运,制造一些机遇。如果赶上坏运气,则希望这些人能为他们破解。为了实现他们的目的,术士们的法术无论有多么的荒唐,多么的有碍观瞻,他们都会深信不疑。实际上,他们原本的唯物主义信仰,并没有真的消失,只是转化成了唯利主义或者拜金主义,他们只相信具体的物质利益才是可靠的,而获取这些利益,除了当官没有别的法门,除了这个,别的什么都不算数。为了保官升官,他们什么都肯做,求佛问道,只是途径之一,其它的招数也在使用,也可以说,跟和尚老道之间的交易,只是保官升官诸招数中的一种。在他们身上,原来唯物主义信仰中的道德约束,已经被虚化为只说不练的说教,因此,他们本能地排斥宗教信仰中“道”的成分,拒绝一切有关宗教道德的约束和修炼,即便参与所谓的修身,也只是吐纳和坐禅练气功,根本不在乎宗教道德约束与个人运数之间的关系,似乎无论怎样作恶,只要有高人出面给他们作法,就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

反过来,现在宗教界的某些大师,也刻意迎合这种世俗的实利主义,有意炫耀自己的法术,突出抽掉道德因素的吐纳修炼之术,游走官场博取好处。两边的结合,结果是两边的堕落。

附录:

广东一家法院进行改建请风水师指点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5月13日14:03人民网

深圳中院的法官们突然发现法院门口变了样

审判楼前后大门“变脸”

2007年元旦过后,广东某地法院上班的法官们发现,他们工作了六七年的审判楼主楼的东门和西门,突然之间“变脸”了。

法官们发现,法院东侧路边,在写有法院名称的碑座两侧,台阶全部拆掉换成了新的。更细心的人则发现,新台阶的级数变了,以前是11级,现在变成了9级。而在法院西门大门口,突然出现了一对气势威严的石狮。

新年新气象,多数法官如往常一样上班下班,并不关心这些细枝末节的变动。一些熟悉内情的人则已经知道,这是法院从外面请来了“风水大师”整治的结果。不过法官们也很快就理解了,一个法官说:“广东这边对风水比较迷信。”

据知情人告诉记者,这个“风水大师”是法院从香港专程请来的。大师把法院楼上楼下、前前后后都看了个遍,还把法院领导的办公室布局重新进行了调整。

大师煞有介事地对法院领导说,去年法院总出事,就是因为风水不好,有三害影响流年。一是,审判主楼东面正对某工厂几十米高的大烟筒,烟筒像个灵位,不吉,要画符驱邪。二是,在法院背后(即西面)阴气太重,威风不振,暗箭难防,要立一对石狮子镇院避祸。三是,法院东门广场的第一段台阶为11级,犯大忌,按命学讲,9是大数,10是极数,11则走向反面,会祸及主人,要改为9级台阶,暗合九五之尊的吉祥寓意,才能长长久久。

“风水大师”点化后,该法院全部落实。在台阶改建工程竣工验收时,发现有二十几块新换的台阶石板表面有大块的黑色杂质,“风水大师”说有黑斑不吉利,于是工程队连夜返工,将这些石板全部敲掉更新。

记者5月9日在该法院发现,东门广场的第一段台阶的确改成了9级,而翻出以前记者拍的老照片一数,果然是11级。

记者看到,审判楼的正对面,正是一个硕大无比的烟筒,直径约10米,截面正前方看去就像一个牌匾。但这个烟筒的历史,早于法院的审判大楼。

审判楼的“变脸”,对外人是另一种解释。台阶改建,法院基建处对外解释说,是因为原来台阶发生了地基沉降。西门立石狮,大多数法官听到的解释是,以前掌生杀予夺大权的“刑事审判庭”从大楼里搬走了,为了辟邪,因此立上石狮。至于“杀气很重”的刑庭搬走原因,是因为办公楼住满了,容纳不下。

曾完美无瑕的建筑

法院审判大楼1999年底入住,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按“风水大师”的说法,这栋审判楼在去年给法官们带来了厄运。但记者了解到,法院审判大楼曾经十分辉煌,1999年竣工以来在法官眼中一直是栋完美无瑕的建筑。

记者在当地找到了几位“风水大师”。一王姓“风水大师”开办公司,他向记者介绍业务时说:“现在风水行业竞争也十分激烈,我也不敢说我看的就很准,但是经我看过的,还没有一个企业出事。”接着他又举了个例子说:“去年有一个台资企业,员工有好几万,但是一个月只能接几万块钱的单,都快要倒闭了。我去给他们看了一下,发现办公室布局都有问题,连垃圾都摆放得不好。我只收了他们一万多元,到今年,他们连续接到很多大单,企业起死回生。风水这东西,往往改一个门,就可以让企业起死回生。”他还说,香港某知名电视台的办公大楼,就是经他指点风水,现在坐落的位置十分好。

另一个郑姓风水师介绍,目前风水公司接待的个人客户,主要对象是政府官员、演艺人士和企业老总。高级点的风水师,一般人是找不到的,都是在固定的小圈子里口口相传,圈外人很难知道具体运作情况,他们也会对客户的情况严格保密。

一个陈姓“道长”对记者称,他曾给某执法机关看过风水。该机关全程都是最高规格的接待,吃住都是顶级的酒店。指点完毕,该机关为他介绍了一个企业买单,但是这个企业又表示资金紧张,最后就将价值约30万元的木材送给了道长,名义是“积善化缘”。

在当地规划局和城管局眼中,该法院这样擅自改建是违法行为。在城管局办事大厅,工作人员对记者再三强调说:“户外改台阶必须进行报建,具体要去规划局报建。”城管局法制办工作人员也认为,改动台阶,即使面积没有发生变化,也属于改变了规划,应当办理报建手续。规划局工作人员也告诉记者,户外台阶改级数要有报批手续,如果没有报批擅自施工,属于违法建设,应由城管局进行处罚。

“风水反不了腐败”

知名法学教授范忠信认为,法院建立切实制度反腐是应该的,但在这种氛围中又要靠改风水反腐败,实在太荒唐。他说:“靠改风水去反腐败,是把腐败的根源看作是不可知因素,最后归结到,法官贪污受贿是因为风水不好,这是不信制度信鬼神,其实质是否定了一切控制腐败的制度和体制,认为一切制度都没用。这跟‘以崇尚科学为荣,以封建迷信为耻’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

范忠信说,风水能反得了腐败吗?事实证明,恰恰相反。2001年,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历时3年耗资上亿元建起的审判综合楼,落成后却迟迟不能入驻,原因是要找到一个算得灵的风水先生来决定乔迁的黄道吉日,以驱“害”避“邪”。然而,新大楼刚享用一年多,沈阳中院院长贾永祥突然被中纪委专案组实施“双规”,随后三个副院长的违法犯罪问题也陆续暴露,最终贾永祥被判处无期徒刑,几个副院长分别被判刑。(来源: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田加刚)

刘  水:“刘翔收黑钱了!”

刘翔是我唯一喜欢的中国运动员,不因他是世锦赛和雅典奥运会冠军,也不因他曾是110米男子跨栏世界纪录保持者,却在于刘翔的张扬和幽默,和对体育的深刻理解,还在于刘翔不太像一个上海人。刘翔以上夺冠的电视直播,我都错过了,倒是偶尔看到过他在训练时的镜头。最近一次,是在奥运会前,他和田径队集体封闭训练,记者在刘翔去会场的路上碰见他,刘翔说过这样一句话:“体育就是游戏”,这话说的太好了。

刘翔没有中国运动员普遍的呆滞、木纳,他机灵、幽默,喜欢搞怪,不装崇高,让你感觉很真实。因此,伤病的刘翔,失败的刘翔,夺金的刘翔,才是完整而真实的刘翔,我喜欢这样的刘翔,距离普通人很近。尽管中国男女体操队获得团体金牌,但他们的表现让人欣赏不到体操的美与力量,只是很好地完成了规定动作。美国女子体操队的柳金和肖恩,在平衡木、跳马、自由体操、高低杠上的动作流畅度和优美度,都在中国队之上,堪与世界体操皇后霍尔金娜和体操王子涅莫夫媲美。中国队是靠金牌体现水平,而美国队是靠动作优美体现水平,奥运金牌并不一定就代表实力。中国其它团体项目女排和男篮也是动作生硬,很难欣赏到体育职业带给他们发自内心的快乐,并会享受快乐。

体育就是玩,只不过是符合科学训练的玩,这才是竞技体育的最高境界。

话说回来,今天上午早早起床准备观赏刘翔预赛,但当看见他起跑之后一瘸一拐的模样,确实让我吃惊。随后看了刘翔退赛新闻发布会。下午办事路过一家花店,溜达进去顺便选了一盆绿萝,小姑娘兑换零钱去了,我等在店里。老板娘可能是小姑娘的母亲,跟另一女子坐在小矮凳上看电视。我瞟了一眼电视,央视正在重播刘翔退出比赛的新闻。

忽然听见老板娘问那女子:“刘翔是哪里人?”

我马上接过话头回答了她。但她突然冒出一句“刘翔收黑钱了!”,让我惊诧。连忙给她说“这不可能!”,我比划着刘翔伤病的脚后跟部位,又试探着用脚后跟蹬地演示了一下。那女子似乎明白过来了,没说什么。我又告诉她俩,刘翔每年的广告收入都有几千万,还收什么黑钱?其实我也没弄明白老板娘所说的“黑钱”是指什么,我心里想,她恐怕是指早先中国男足各俱乐部收黑钱打假球,故意输给对方,她意思是刘翔收了人家的黑钱,故意装病退出比赛,让对手拿金牌。我没细问老板娘。老板娘真有天才的想象力,很具中国特色的黑色幽默。

我查了资料,作为国家队运动员,刘翔的基本工资并不算高,每月仅为1000多元。刘翔的绝大部分收入基本来自广告代言。目前,刘翔共有5个一级代言的品牌,分别是耐克、安利纽崔莱、可口可乐、VISA和伊利。有未经证实的消息称,刘翔为每个一级品牌的代言费用为2000万元,仅此一项就能给刘翔带来1亿元的代言收入。除此之外,刘翔身上还有EMS、联想、奥康、杉杉、凯迪拉克等二级代言的品牌,再加上刘翔在各类比赛中获得的奖金,收入不菲。根据2006-2008年的福布斯名人榜公布的数字来看,刘翔2006年的收入为2600万元,2007年为5800万元,而2008年的收入猛升至1.63亿元,综合排名也从第五上升到第二,仅次于姚明。这符合商业规则,嫉妒也没用。体育天赋的刘翔之外,还有一个商业化的刘翔,这是现代体育的另一个面目。不能想象运动员都像伊拉克女田径运动员,参加北京奥运会连一双新跑鞋都没有。传统的体育观念:

尽管中国金牌第一,我这次观看了绝大多数比赛项目,有一个发现:凡是拿金牌的中国运动员,接受采访都说感谢教练,教练说感谢主任;有望夺金但失败的运动员都会说对不起,我尽力了,然后泪流满面。他们说的话都跟排练出来似的,没有个性化特点。中国专业运动员体育模式,很无耻。那些体育苗子小小年龄就被迫离开学校,把快乐和青春浪费在体校、省队、国家队,将来获得国际大赛、尤其是奥运会金牌,名利双收,退役后基本都会有好的结局;大多数运动员都无缘金牌,等到退役老大不小了,错失了最好的接受正规教育的年龄,什么都得不到,只有一身伤病,一辈子基本就被这种变态的体育体制毁了。几年前一个获得全国举重冠军的女运动员,退役后连饭都没得吃,在澡堂子帮人搓澡维生。

那些退役后进入名校的体育明星,实际上都处在初中生水平,他们个个能够适应大学本科学习,即使开小灶,我不认为他们到毕业就能够达到普通大学生水平。实际上明星运动员的大学、研究生文凭,成为国家的奖励手段,并不代表运动员所学的专业水准,这跟官员买文凭并无本质区别,只是人们普遍能够接受运动员混文凭而已。

刘翔也是如此,现在复旦硕博连读,他一年没几天在课堂,怎么就能通过各科考试?刘翔跨栏是天才,读书不见得就是。这次北奥会个人独得8枚金牌的游泳天才菲尔普斯,人家可是跟普通美国孩子一样完整接受完中小学教育,然后考入大学,现在还是在校学生,游泳只是他的课余运动。

中国女子体操队副队长、未入选奥运会的何宁,大概16岁,很可爱的一个小丫头,跟教练一起接受央视采访,师姐刘璇坐在旁边当嘉宾。小崔问何宁恨教练吗,她直流眼泪支支吾吾不敢说。即使奥运期间,她一个人还在体操馆训练,都没机会现场观摩比赛。其实体制很变态,但教练还夸她刻苦。中国体育都把运动员当牲口使唤。中国也把运动员训练得越加愚蠢,譬如愚蠢的足协管制下的愚蠢的男子足球队。

刘翔其实就是被中国的变态体制摧毁了。田径队都很清楚刘翔今天不能上场,但是,还是要做出一种出场的姿态。然后刘翔就出场了,然后再选择退出比赛,也算是给这个变态体制培育的变态观众一个公开交代。人们对官方的消息,天然的不信任,就像那个老板娘的想法。刘翔的教练当然很明了如何操作。

国家培养你,你就得为国家献身拿金牌,即使真有伤病无法上场,人们都很怀疑在玩什么猫腻,这就是变态体育的核心所在。运动员伤病休息、退出比赛的权利都没有,你说这个体制有多变态。中国击剑队总教练、法国人鲍埃尔曾含蓄地指出:中国运动员的假期太少了,他们应该接受学校的系统教育。

估计刘翔是废了,本来靠脚后跟打天下、吃饭,真为他不值,宁可他不当运动员,平平淡淡过一生。刘翔教练孙海平在新闻发布会上三次嚎啕大哭,似乎心中有天大的委屈和压力,我能理解他心中的苦衷。他很诚实地说出刘翔前前后后伤病的翔实过程,但是被田径队的总教练把话打断,总教练在那胡言乱语,还责怪记者不人道、提问太具体。妈拉格巴子。

我就很奇怪,中国运动员的眼泪特别多,动不动就哭,男男女女都一样,没见几个同场竞技的外国运动员流泪。这个体制给予运动员的压力委实不正常,层层压下来的金牌任务,让运动员内心充满恐惧,担心完不成任务。如果运动员获得金牌,他(她)和教练都会在赛后说,完成了比赛任务;拿不到金牌,运动员会说,我尽力了。这些其实都是本能的心理反应和对领导的交代。

挣来的荣誉都是国家的、集体的,失败了就里外不是人。运动员首先是人,然后才是运动员。中国的体育体制跟教育体制等等体制一脉相承,信奉的都是成王败寇的哲学。

我建议刘翔就此退役,赶快医治好身体伤病,别留下终身残疾,喜欢干嘛就干嘛,为国家、观众牺牲个人太没道理。运动员不是战士,也不是官员,运动员没有捍卫国家荣誉的义务,更没有为国家牺牲个人的必要。

盛  雪:中文媒体忽悠华人

加拿大国家广播公司CBC电视台在七月下旬北京奥运前夕,历史性地推出了中文新闻网页。CBC电视台不列颠哥伦比亚地区总监钱宁.米歇尔(Johnny Michel)对此的说法是,加拿大的华裔人口在近年大量增加,有数字显示,目前加拿大有约一百二十万华人,是除英法语系之外的第一大少数民族。而推出中文新闻网页是顺应市场的要求。中文传媒人士则纷表异议,有人说,尽管华人大量增加,中文媒体也如雨后春笋,而且,面对竞争,不少中文媒体已经很难经营,CBC何必来抢这个中文市场。有人认为,只有华人办的中文媒体才能更好的服务于华人。但米歇尔指出,虽然加拿大中文媒体的确不在少数,可是华人对于媒体应该有不同选择。

这话听着好像不合逻辑,但的确点出了要害。就拿多伦多的中文报纸来说吧,中文大报有《星岛日报》、《世界日报》、《明报》、《现代日报》、《大纪元时报》等,免费小报则常有诞生常有消失,一般也有七八种到十来种。近些年,除了有浓重法轮功色彩的《大纪元时报》,当地的中文媒体就像服用了同样的抗生素一样,一致抵御了民主社会新闻自由的影响,整齐划一地遵循着一些难于说清楚的规则。什么新闻进行报道,什么新闻不予报道,什么消息该怎么报,什么活动去采访,什么事件不予理睬,广大中文媒体有高度默契和自律。有些媒体主动向中共献媚的急切令人感到难堪。

加拿大最大的英文报纸《多伦多星报》(TORONTO STAR)于今年4月13日发表了署名Nicolas Keung 文章,标题为《加拿大华人在西藏问题上的矛盾冲突—民族主义浪潮盖过了对北京人权记录的关注》

同一天,《多伦多星报》拥有其部分股权的中文报纸《星岛日报》刊出同一篇文章。但是题目变成《西方藉西藏问题攻击中国–激发海外华人爱国精神》。而且,该文的中文版大胆地在全文最前面加了一大段在英文原文中根本没有的导语:”海外华人对中国的情怀,可以矛盾二字来归结。一方面,华侨会抱怨中国民主还没成熟,另一方面,当中国受到西方打压,比如西方媒体对西藏骚乱和藏独人士企图阻断奥运圣火传送的片面报道,海外华人都普遍感到愤怒,不忘挺身替中国辩护。”

接下来,该篇报道的中文译文,又自言自语地加了一段表态: “多数中国大陆移民站在中国政府一边,支持北京于夏季奥运会前,打击嚣张的藏独势力。而另一些对中国人权记录持批评意见的人士也认为,西方大可不必借奥运会拿中国「开刀」。这种文字完全像共产党控制的中国大陆媒体一样,毫不顾忌的绑架全体华人的意愿,代替全体华人表态。

该文的中文译文还在段落之间添加了具煽动语气的小标题,如:伤害中国人民、中国就像母亲、人权会逐渐改善、对中国不公。

该篇英文报道采访了一些小区人士,几个人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对西藏、奥运等问题的看法、感受和观点。但是,《星岛日报》的中文译文则只刊出了一部分采访内容,而将其中三位人士的采访内容全部删除,因为这几位表达了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注。

另外,在中文译文中,一些词汇也被强加了政治色彩,例如,文章中的”藏人”被改成”藏独”。

而像《星岛日报》这种恶劣的做法,在中文媒体中并不是孤立的。显然,在加拿大生活的华人,如果不接触英文媒体的话,其实已经被中文媒体忽悠了。他们只知道媒体觉得应该让他们知道的东西。

所以,加拿大国家广播公司CBC开通了中文新闻网页,确实给在加拿大生活的华人开了一个了解世界的不同的窗口。 目前CBC中文网页包括加拿大国内新闻、国际新闻和涉及中国的一些重大新闻。网页上的新闻每天多次更新,同时有简体和繁体两种版本。

2008年7月31日

刘晓波看北京奥运:政治奥运,金钱奥运,恐怖奥运

今天法国各大报纸关注的焦点主要是:经济衰退、格鲁吉亚局势、北京奥运。

法国《世界报》在“北京奥运专刊”中,刊出一篇对北京异议人士刘晓波的采访。《世界报》说,他们在最后一分钟打电话约刘晓波出来,于是刘晓波出现在北京三环一个饭馆门前。爱看体育比赛的刘晓波表示,尽管有压力,但他坚持奥运期间留在北京。北京国保对他严密监视,每当他接到外国打来的电话或者有外国记者找他,国保就会告诉他,不要开口说话。就在刘晓波出来见《世界报》记者的计程车上,安全部门还给他打电话,要求他返回家中,不要去赴约。刘晓波说,今天晚上,他们又会在我家门口站岗了。

《世界报》说,大部分北京异议人士迫于当局压力,都在奥运期间离开了北京,有的则被关进监狱,比如胡佳,经过3个半小时的审判,被判了3年半徒刑。胡佳的妻子曾金燕音现在信全无,曾金燕的情况引起她的律师李方平担忧,而李方平本人也刚刚远离了北京。至于北京当局开辟的3个可供示威的公园,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任何示威活动。《世界报》引述《纽约时报》说,至少已有6位要求示威的人在递交申请时遭到逮捕。

《世界报》说,53岁的刘晓波在威胁下选择开口说话,他知道自己面临的危险,他是1989年6月4日在天安门屠杀中,最后离开天安门广场的人之一。两年铁窗之后,他决定留在中国,他要等到被官方记忆抹掉的北京之春运动获得重新评价。他尝过劳改的滋味,现在每逢6.4前夕还遭到严密盯梢监视。刘晓波说,奥运期间压力有所减轻,但国保当局明确向他表示,奥运期间不能留在北京,也不能写有关奥运的文章。然而刘晓波在8月9日发表了一篇分析北京奥运开幕式的文章,说北京奥运开幕式,是为集权当局的胜利唱赞歌的开幕式,其形式很像中国央视的春节晚会和让人联想到朝鲜大型体操的混合体。开幕式体现的两个主题,“和谐”与“大国崛起”都是官方每天向民众灌输的胡锦涛思想。针对各国政要被邀请到北京参加奥运开幕式,刘晓波笑着表示,这是一种帝国主义行为。中国在过去帝王时代,曾将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

《世界报》介绍说,刘晓波是体育爱好者,他认为体育节目是中国电视中最纯洁的。他喜欢看各种比赛,包括游泳,篮球,田径,足球等等。但是中国的奖牌领先并不让他激动。他认为第一个星期的比赛对中国有利,接下来他不指望再有什么金牌,但对田径运动员刘翔仍抱有希望。

《世界报》的采访写道,最后刘晓波站起身来,拿起他的烟盒,射出最后一箭,他说,北京奥运变成了政治奥运,金钱奥运,特别是恐怖奥运。这个恐怖并不是针对恐怖分子的,而是针对主办国人民的恐怖。

《世界报》的另一篇报道介绍一位音译名叫吴建新的北京富豪。《世界报》刊出他在保镖护卫下,从美洲豹豪华轿车里出来的大幅照片。

法国《十字架报》今天报道了有关中国女子体操运动员年龄的争论。《十字架报》说,在中国队的6名队员中,有5位声称年满16岁。但中国几家媒体和《纽约时报》,却揭发这些“少儿面孔”的中国女孩只有14岁。对于中国队违规的指控,国际体操联合会副主席莱格里斯辩护说,“有人批评我们太天真,可是我们没有证据,指控需要有证据。”

《十字架报》说,奥运比赛各个项目有不同的年龄规定。国际体联在1997年规定,女子体操比赛的参赛年龄不得小于16岁,明年将提高到17岁。原因就是为了避免使用儿童。《十字架》报引述法国体操技术总监雅克丹说,“这样的限制是出于伦理道德考量,奥运会是成年人的运动会,13、14岁不能算成年人。国际体联副主席莱格里斯同时也是医生,他表示,体操项目规定年龄不得低于16岁,是出于保护儿童考虑,因为练体操特别需要使用关节部位,而人体的关节,是儿童身体发育长高的关键。如果关节承受过大压力或受到撞击,就会影响儿童的发育。

朱学勤: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中国(二)

 

邓小平南巡讲话启动第二次改革

政府与资本的狂欢

继80年代的第一场改革,中国的第二场改革以1992年邓小平南巡为标志,再次启动。但与第一场改革相比,社会背景、改革目标与动力结构都发生重大变化。

首先是背景转换。历史天幕还在,天幕上的那一行字却变异为:”1989年天安门事件不能再发生”,如引用当时使用频率最高的一句口号,那一行字下还可以看到一个注脚:”稳定压倒一切”!

其次是目标变异,由双重目标改为单一目标,经济改革单兵突进,政治改革束之高阁。1992年下半年,为突破天安门事件造成的内外困境,”市场经济”作为经改方向赫然出现于中共十四大政治报;2001年,久拖不决的世贸谈判在中方高层直接干预下,签字画押,中国正式加入WTO。以这两件大事为标志,”市场经济”基本成型,经济由冷转热,由助跑进入起飞阶段。

最后是动力转换,以天安门事件为背景,邓、胡、赵三架马车最终解体,知识分子黯然退场;在邓小平南巡讲话鼓荡下,意识形态不问”姓社姓资”,政府官员转向”招商引资”,与国内外资本集团、尤其是跨国资本握手言和。第二场改革高速狂飙,扫荡一切,如入无人之境,形成”权贵资本主义”狂欢景观。

应该承认,在经济成就上,第一场改革相形见绌,第二场改革获得巨大成功。将近二十年内,GDP保持两位数增长,2007年第一次超过英国,进入世界第四位,如此速度与规模,刷新了欧美各国此前所有原始积累、工业革命的历史记录,全世界都在热议”中国奇迹”。

谁是第二场改革的最大赢家?应该承认是政府,是当初改革的对象—-旧有政治体制。

不可持续之发展

也就在三十年大庆开始的2008年1月,一场雪灾降临于华南大地。此后灾异不断:山东撞车、四川地震、上海袭警、瓮安扑城。等到举国欢庆奥运开幕的红火日子:2008,08,08,百年难遇三个”发”,股市就在这一天应声而下,连跌两天,跌出了一个绿色奥运。

奥运是红火的,是30年改革的最好庆典,为什么作为经济晴雨表的股市却反其道而行之?

奥运开幕前夕,胡锦涛有三个不寻常的动作:突然站到经济工作的前台,宣布宏观调控政策转向,从两防转向一保一防,将保障经济增长置于防治通货膨胀之前;提醒奥运对经济增长拉动有限,中国经济面临困难;召开25国记者招待会,允诺”奥运之后将推进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全面改革”。后一句话第二天见报,果然被温柔化修饰,但前一天电视机前的亿万中国观众包括笔者本人在内,清清楚楚听到了这一句,清清楚楚记住了这一句。

中国,又一次站在了”改革”还是”停滞”的十字路口。

如果第二场改革还能算改革,它留下的弊端已经与取得的成就一样沉重,既有”好得很”,也有”好个屁”。如果用邓小平80年代曾经言及的判别标准来衡量,这场改革很可能已经走入歧途:”衡量我们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是看政治体制改革的成败”。

奥运之后,如果胡锦涛真能启动”包括政治体制之内的全面改革”,那么第二场改革不仅有应该继承的经济遗产,更有必须打扫的思想马厩。

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应该有第三场改革,接续第一场改革,反思第二场改革?

刘军宁:养人不如养猪

中国自一九七九年正式推行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至今已有近三十年了。中国政府最近还一直重申,不该改变、放弃计划生育政策。这块土地上,对执政者,尤其是计划生育部门而言,多出生一个人是不受欢迎的,多生一头猪是很受欢迎的。按照官方的理解,中国每多出生一个人,人均GDP就降低一点。相反,每多出生一头猪,人均GDP就要增加一点。计生部门告诉了我们:养人还不如养猪,养孩子越多越赔钱。所以他们提出了这样的响亮口号:“要致富,少生孩子多养猪!”他们的逻辑是:养孩子花钱,养猪赚钱,人多了,人均占有的猪肉就少了,人少了,人均占有的猪肉就多了。人多会拖经济发展的后腿,猪多经济发展才快。所以,人越少生越好,猪越多生越好。其结论似乎是,人口不如牲口。似乎这片土地上到了只剩下一个人和N亿头猪的时候,中国就是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了。这种人口政策,其论据听起来头头是道;其结论却荒诞不经。

计划生育政策究竟错在哪里?

计划生育政策的第一个错误在于,它对人的看法是错误的。它认为人的生命不重要,人的财产不重要,人的尊严不重要,不把人当作享有不可剥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的个体。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过程中,存在极其野蛮、残忍的侵犯人的生命权、生育权、人身权和财产权的行为,以致家破人亡。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过程中他们提出的口号是充满了暴力、血腥,以毁灭财产甚至消灭生命相威胁。云南某农村写的:“一人超生,全村结扎!”四川某乡村路边农舍上写的:“该扎不扎,见了就抓!”山东某农村写的:“宁可家破,不可国亡!”安徽某县写的:“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江苏多处农村写着:“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湖南某县写的:“谁不实行计划生育,就叫他家破人亡!”四川某地写的:“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打出来!堕出来!就是不能生下来!”这些恶语不仅是口号,而且是行动,甚至有些行动超过了这些口号。

计划生育政策背后的设想是人是国家养活的。人口越多,国家养活的负担就越重,要减轻国家的负担,就必须减少人口。牲口可以多养,但是人口要减少。它把人放在为国家服务、完全服从国家需要的地位上。这完全是从对人价值极端工具化、完全服从国家需要的出发点来考虑的。这种把人当作国家工具的看法,非常典型地体现在把人的数量称作“人口”,这使人联想到被喂养的“牲口”。计划生育政策,只看到人有需要国家喂养的口,没有人也可以创造财富的手,只见人口、不见人手。把人的问题看成是吃饭问题,这是典型的计划经济和国家主义观念。事实上,中国的发展和进步正是靠人手推动的。中国历史上人口增加较快的时候恰恰是文明发展较快的时候。今天,人们已经开始讨论在几多年后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但若中国人口跟美国一样多,或者略少于美国或同步增长,还会有人讨论中国在哪一年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吗?使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成为可能的正是中国远远大于美国的人口基数。

破坏社会的自我平衡能力

其次,计划生育政策是建立在对社会的错误看法基础之上的,它否认社会有自我平衡人口的能力,相信国家权力是万能的,认为只有通过国家的强制力量,甚至用暴力消灭生命,才有可能控制住人口的增长。今天许多发达国家的例子表明,社会自身的平衡能力足以自动调节人口的变化。计划生育政策,破坏了社会在人口上的自我平衡能力,尤其破坏了家庭在平衡人口中的计划作用。计划生育政策在对宣传中把计划生育称作“家庭计划”(family planning)。但是计划生育根本不是家庭的自我计划,而是对家庭的强制计划。家庭是最古老的社会现象,家庭自身有很强的调节能力,它也是调节社会最主要的自然手段。家庭根本不需要国家计划,家庭自己知道如何计划。计划生育完全是用国家权力对家庭强行计划,所以它根本不是家庭计划,而是国家计划。只要允许社会自我平衡,在方方面面给予人们充分的自由,人类根本不需要用野蛮的手段(如战争、强制绝育或者强制流产的手段)就可以有效实现人口的平衡增长。

计划生育继承了计划经济的错误看法,认为人是创造财富的负担,财富的根本来源不是人,而是自然资源。实际上,任何自然资源都是人所界定的自然资源,都是人所认识到的自然资源。人所发现的自然资源固然是财富,但是最终要的财富还是藏在人的身上,通过创造力的自由发挥展现出来。只要把人的创造力激发出来,财富就是无限的。把人的创造力扼杀了,就像计划经济一样,人才被称为负担。失去经济自由和财产权的人才成为负担,而计划经济剥夺人的经济自由和财产权,计划生育政策不尊重人的经济自由和财产权。正因为如此,世界上许多非常富裕的国家在占有自然资源上却偏偏很少。像盖茨和巴菲特的这样的富豪,也不占有多少自然资源,他们有的只是脑子里面智慧和外部的自由环境。

财富来自人的创造力

即便是自然资源,其概念也是随着人的认识不断变化的,有弹性和进化、发展的概念。自然资源是通过人的智慧不断发现和利用的。五百年以前没有人认为石油、铀矿是自然资源,都是人把它变成自然资源的。人通过创造力的自由发挥能够将“非资源”(如氮气、太阳光)变为“资源”(氮肥、太阳能)。人类的文明史就是通过人的创造力不断将“非资源”(比如过去的煤和石油)变成“资源”的过程,人类的生活水平也因此不断提高。财富来自人的创造力。所以,像计划经济一样,计划生育政策对财富的性质和来源的看法完全是错误的。计划经济和计划生育没有看到最重要的财富在人脑子里。所以,人口不是决定国贫国富的原因。只要剥夺经济自由与私有财产权,创造财富的人手就变成只消费粮食的人口,变成需要被养活的净负担。

像计划经济认定国家有能力确定产品的价格一样,计划生育政策认定国家能收集完全的信息,作出正确的判断,有能力找出适合一个国家的最佳人口规模。但是人口的变化是自然演进的过程,根本就不存在“最佳人口规模”这样的东西。政府也根本没有能力、也收集不到最佳人口规模的判断所需要的全部信息,因而也没有能力作出这样的判断。所以,政府根本无法知道一个社会最优的人口规模到底是多少。

计划经济及其相应的政治制度就是把人由自我养活者变成被养活者,由财富的制造者变成财富的消费者。人口膨胀并不是盲目生育的结果,而是自由短缺和国家强制的结果。人口增加不是贫困的来源。自由的缺失和错误的制度才是贫困的原因。

自由主义把人当作独立的个体。每个人都有他的价值。生育是个人的自由选择权。应该让市场和社会来自行调节人口结构。良性的人口政策首先要尊重人最基本的价值和权利,保护人的基本权利。

李怡:外国传媒何以冷落金牌大国?

在北京奥运会中,中国代表队已突破去届所获金牌总数,并大幅领先美国。照此趋势,中国要成为超越美国的第一金牌强国,此梦想相信不难实现矣。

中国人当然会为中国运动员取得的成就高兴。但为甚麽前天上午中国代表队举行记者会,反应却出奇冷澹呢?这个记者会只有寥寥二、三十名记者出席,几乎都是内地媒体,外国记者对金牌榜首的记者会毫不感兴趣,他们大多涌往美国泳将费斯夺八金后的记者会。

外国媒体对中国夺金报道很少。各国除了报道本国选手的赛情之外,大部份都集中报道费斯夺金以及牙买加百米飞人保特破纪录的情形,电视一再重複费斯与保特夺金的赛事画面。关于中国,非常不幸,引起外国传媒话题的,不是屡屡夺金,而是中国女子体操队员的年龄问题。

国际体操联会规定,参加奥运体操比赛选手必须是1992年12月31日前出生的。目的是保护儿童避免过早参与可能伤及身体的运动。中国这次参加奥运女子体操队的,有三名选手正好满16岁。但外国传媒却翻出中国过去的官方报道,显示有两名运动员可能未达到年龄要求。

较多疑团的是何可欣。2006年1月,成都体育局官方网站一份「运动员交流协议名单」体操项目中的第10名选手何可欣,出生日期列明是1994.1.1。2007年11月3日在新华网的一篇报道说:「13岁的武汉选手何可欣在女子高低槓比赛中的对手是国家队的杨伊琳。」同一天,在第六届全国城市运动会上,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发表讲话,其中说到:「13岁的体操高低槓选手何可欣出色地完成了『李娅空翻』的全套动作,战胜了刚刚获得世锦赛季军的杨伊琳」。今年5月23日,英文《中国日报》的一篇报道提到何可欣,说「这位14岁的队员是在去年进入国家队进行训练的……」。

另一名女子体操选手江钰源,在浙江省体育总局青年运动员名单上,她的出生日期是1993年10月1日。

外国传媒对上述中国官方的报道,都製版刊出以证实来源。虽然中国的新华网已删除了这些报道,但在Google的Cach仍可找到原文。

不过,中国官方提供了护照複印本,显示她二人今年都是16岁。国际体操联会无法不承认中国官方提供的文件。国际奥委会自然也不能说甚麽。但几乎所有外国传媒都不相信中国提供的护照证明。美国体操练Martha Karolyi的丈夫Bela Karolyi在对选手年龄作了详实调查后表示:谎报年龄比使用禁药还要糟糕,无法被大众所容忍接受。原因是:用禁药只是运动员自己犯规,而谎报年龄则牵涉官方参与提供假年龄的护照。当然,中国官方可以说,以前的报道都不确实,一切应以中国护照上的年龄为准。毕竟,政府参与在护照上造假是不可思议的。但惯于政治挂帅并强调事事服从国家利益的政权,若要世人相信它的说法,官方就应详细交代过去有关这两位运动员年龄的报道为何出错,而不是把有关网页删除,当一切没有发生过。如果认为只要「搞掂」国际体联,就万事大吉,不把国际舆论放在眼,就大错特错了。

如果这样,那麽中国举办奥运的意义何在?除了表面风光之外,中国怎麽显示它与国际准则接轨?中国伪劣产品已不断被质疑,中国的诚信何堪再自我毁伤?

8月13日,中国获体操女团冠军后,一个美国记者问何可欣到底多大,她回答:「不管别人怎麽说,我知道我的真实年龄就是16岁。」如果她说的是实话,当然没问题;但如果她是被导说假话,那就很可悲了。为甚麽外国媒体不关心中国有多少金牌?答桉可能要从中国自己的做法中去寻找。

朱健国:胡锦涛应就京奥假唱道歉天下

8月13日以来,好几个官员朋友给我打电话,哀叹京奥假唱,国将不国!希望我“为官请命”,建议胡锦涛道歉天下。

有人问,有无办法让京奥闭幕式挽回京奥开幕式的作伪丑闻?祖传秘方是下“罪己诏”,让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京奥闭幕式上向世界人民道歉:我宣布,第二十九届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多次制造假像,让全世界的人民看到中国是一个谎言大国,愧对奥林匹克精神……

常言道,不怕犯病,就怕不敢承认,讳疾忌医。有病吃药,知错即改,善莫大焉。

动员胡锦涛应就京奥假唱向天下道歉的理由非常充分——

理由一,京奥闭幕式至少有五假,可称“五谎乱京奥”——京奥闭幕式中先后有“28个假脚印焰火”、“缶阵硬伤——错把酒器当乐器”、“祖国颂”假唱、张朗朗假弹钢琴、京奥门票假称售完……等等弄虚作假,这已为京奥开幕式音乐总监陈其钢接受美联社电话采访等等新闻证明,铁案如山,不可抵赖。

理由二,北京奥组委发言人坚持造假,以假为荣——北京奥组委8月13日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孙维德在解释“假唱有理”时说:“在开幕式上,孩子唱的歌是录播的,这是与电视转播商协调后,由导演作出的决定。根据我的理解,这也是转播商的要求。在这之前有好许多人都试唱过这首歌,最后导演选择了声音质量最好的杨沛宜和表演最好的林妙可合作完成。”

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王伟则强调:“这是集体的决定,只是为了达到最好的戏剧效果。我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对的。”

从这两个北京奥组委官员的公开发言可见,京奥组委已“入茅厕之室久而不闻其臭”,陷入两个误区:资本——京奥电视转播商——有权决定假唱是合法的,“集体的决定”——权势者——也有权赋予假唱的合法性。京奥的原则竟是官商寻租交易决定一切,什么奥林匹克精神和奥运会传统规则,通通靠边站。

不过,即使北京奥组委的诡辩可“自圆其说”,还有一点绝对过不了关的硬伤:即便“假唱有理”,也应该公开告知观众,在京奥开幕式以文字或解说给予说明,别让不知情者以为杨沛宜的声音就是林妙可的。观众有知情权不可侵犯,杨沛宜小女孩也有声音版权必须维护。否则,有什么资格奢谈“人文奥运”?

从世界各国大媒体纷纷遣责“京奥五假”,可见虽然人们“同一个世界”,但却并一同梦想虚伪谎言,人们真正的“同一个梦想”是,真诚真实真相!有了“京奥五假”,京奥自诩“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只能让中国人羞愧脸红,面对自家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话无地自容!

北京奥组委属于中国政府领导,若胡哥锦涛事前不知内情,作为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今日也理所当然地要为其下属的谎言与渎职负责,要为自己的官僚主义、专制遗风检讨,有必要借京奥闭幕式向全体京奥运动员和来宾当面道歉,更应该向五湖四海的全球观众负荆致歉。

“民为贵,君为轻”。专制皇帝为了保全“祖宗的江山”,也能常常为之的“罪己诏”,难道“以民为本”“科学发展”的胡核心,就不能在在京奥闭幕式上向世界人民小声道歉?

须知,一个人的面子事小,党国的信誉事大;一党的规则事小,全球的普世准则事大!

锦涛同志,为党忍辱负重的时机到了!如若还记得自己的“入党誓词”,就将“罪己诏”带上京奥闭幕式吧!

2008年 8月14日 于深圳 早叫庐

《议报》附录:净化演出市场 文化部今年决定大力打击“五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05年02月06日 08:57

  在前天举办的“中国演艺企业发展论坛”上,文化部市场司司长张新建透露了文化部今年针对演出市场的一系列新政策,要加大力度打击以假批文、假合同、假广告、假唱和假票为代表的演出市场的五大造假行为。

  中国演艺企业发展论坛以研讨中国演出市场的发展为中心议题,许多演出界的专家和企业家出席了论坛。张新建说:“我们今年的主要工作就是要严厉查 处打击‘五假’———假合同、假批文、假广告、假票、假唱。据我了解,现在有些演出公司根本没有实际操作演出以及生产演出产品的能力,光靠卖演出批文从中 渔利,这是不负责任的,是在欺骗。我们要严厉打击这种行为,净化演出市场,让观众们得到自己想要的,而不是让他们在看完演出后有受骗的感觉。”

  “五假”行为是演出市场近年存在的问题。一些演出公司在不具备操作能力和生产能力的情况下,或想尽办法弄到批文进行演出,或靠卖批文赚钱。还有 一些演出公司为了赚钱对自己的项目进行过分夸大的广告宣传,误导观众进剧场观看,结果是观众看后觉得受骗上当,而演出公司大赚其钱。而假票和假唱的不断出 现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招致广大观众强烈的厌恶。记者昨天采访了一些准备在春节期间看演出的观众,他们对打击“五假”行为都表示支持,一位观众说:“对这 五种造假行为早就该加大打击力度。我们进剧场看到的与广告宣传上的不一样,真是有受骗的感觉。演出公司如果没有信誉欺骗观众,最后将导致市场的衰落。”

  张新建在论坛上还表示:“从今年开始,国内可以成立中外合资的演出机构,以便更好地与外界联系沟通,引进更好的节目,同时把我们的优秀作品带到 世界各地去。”此外,今年的演出市场将关注弱势群体,鼓励演出单位到农村去,同时尽量将城市里的民工请进剧场。据了解,东方歌舞团《火一样的羞涩》晚会将 于2月7日下午举办慰问在京的来京务工人员的专场演出。(北京青年报:伦兵)

廖亦武:大地震记事(13)

2008年6月1日,晴

接《底层》英文翻译老黄的越洋电话,告知《巴黎评论》即将登载我写的大地震专辑,不禁心潮起伏。自2005年秋季号以来,这是该刊第4次推出我的作品。

4月初,《底层》选译本《THE CORPSE WALKER》,意为《吆尸人》,由美国兰登书屋出版前夕,我曾手写了一封给《巴黎评论》主编菲利普(Philip)先生的致谢信:正值清明节,正值中国千家万户焚烧纸钱、祭祀亡灵、追忆祖先的时令,我却很遗憾通过这种“万里传书”的方式,向您表达由衷的谢意。因为没有你的慧眼相识,没有你和《巴黎评论》极有权威的不懈推介,也就没有我和黄文合作的这本关于中国底层的英文著作,在如此好的兰登书屋,恰逢其时地面世……

我们这代中国文人都晓得《巴黎评论》,它由大诗人庞德和艾略特创办,曾发表过《荒原》《四个四重奏》等无数文学经典,迄今快90岁了。我居然与此独一无二的文学寿星结缘,简直跟做梦似的。

其实没做梦,海内海外、明里暗里,不少朋友都曾推波助澜。我应该记住这些名字:康正果、苏晓康、王力雄、梁晓燕、陈迈平、蔡楚,还有最早为《底层》国内版付出惨重经济和安全代价的周忠陵和马松。

2008年6月2日傍晚,晴间阴

瘦子朋友老王登门拜访,还夹带一胖子灾民老李,我估计有不寻常故事,忙请茶请饭。

在江安河边的小馆子,酒醉得颠三倒四。胖老李竟趴在桌面哭。我晓得他从北川县城死里逃生,能够理解,就边抚拍他的背,边得寸进尺地掏录音机。不料却被瘦老王阻止:家没了,帐篷无休止地住,好不容易出趟门,放松一把,你又把你的特务装备拿出来!

我干笑两声,端酒自罚一杯,乘兴问道:他家有几人遇难?

老李收泪,答3人。意料之中的我连连点头,就按套路继续问:地震发生时你在哪儿?

老李答床上。赤条条的。楼猛地晃荡几下。我只来得及把旁边的裤子抓手里,房梁就塌了,床也抖散架了,室内的空间眨眼就变成三角形。我打一个滚儿,挤进卫生间,活埋两天半,被救出来。唉,正要去参加县文化馆组织的诗会呢,没想到嘛。

我们又干一杯,再次为老李压惊。氛围升温之际,我接着问:听口气,你是一个人在家睡午觉啊?

老李答一个人。老婆上班,儿子上学,老丈人串门,我在文化单位,属半自由职业。结果他们3个好人都掉进鬼门关,留我一个坏人在人世。

你不坏啊。内心如此软弱,真不坏。我说。

吃喝嫖赌样样沾,还不坏。他说。

男人都这样嘛。你算个耿直人。

狗屁文章狗屁诗,我都写,只要有腐败的机会,挣松活钱的机会,你让我干啥就干啥。试不试?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喊一声10块钱,你给100块,我马上喊10声。蒋介石万岁万万岁也可以,给钱,也喊。夜总会嘛,开始去还不好意思,经常去就随便了。我就是在风月场合认识小马的,才认识就发生关系,谈不上感情。有感情是几个月之后了。北川是个小县城,谣言传得快,虱子没过两三天,很可能变大象,所以我和小马都比较谨慎,偶尔在街面碰见,也不打招呼。在三陪小姐里,小马算有情有义了,从来没有介入我家庭的丝毫苗头。

哦,我明白了。

哦,你明白啥子?

地震时,你不是一个人在床上。

对嘛。

你们正在干那事儿。

对嘛。

就山摇地动了。

对嘛。

听起来像在编小说。

老婆儿子2点钟走,小马2点15分来。

既然你们有感情了,还给钱么?

当然给。人家做这一行。不过小马从来不多收,我多给,她还生气。

可电影演的,不给钱才叫爱。

又占便宜又卖乖,给不给人活路嘛?家庭也得花钱。男女关系,轻松自然最好。给钱就是买个轻松自然,拿小马的话说,有感觉又有钱赚。所以我才敢偶尔让她进家门。那天我们还躺在床上聊天,搂搂抱抱,跟谈恋爱似的。情绪调动得差不多了,地震就来了。

色胆包天哦。

女人的灵敏度高,才颠两三下,小马就挣开我,喊地震了。床塌时,她已率先抓起衣裳,冲到靠阳台的卫生间。轰隆轰隆,6层楼,积木一般垮塌。我们在3楼,眨一眼,卧室就成三角形;再眨一眼,三角形就像嘴巴一样,嘎吱嘎吱合拢。我相当于在牙齿缝里打滚儿,顿时遍体鳞伤,禁不住连连怪叫。多恐怖的怪叫!事前事后都发不出来,你让我现在模仿自己,也不行。

当时小马还站着,扭住卫生间门手,右腿已跨入。回头见我趴地下,立即过来拉扯。她酒鬼一般晃荡,她和墙、和家具一块晃荡,就那么两步路,起码走了两天或两年。她终于捞住我的手,本能的,我借她的手力,猛窜。我的脑壳如炮弹,咚的射开卫生间门。可是,小马却摔倒,我和她交换了位置。记得她吼了一声,楼板就下来了。

开头还看得清楚。白花花的裸体,刹那间就血淋淋。跟着,她被压了,被埋了,在残砖碎瓦中,她的双手乱抓,嘴巴大张着。此时我也顾不得羞耻了,拼足劲儿喊小马小马。她好像在回答!好像在回答!可是我永远听不见了。

这个河南的农村女孩,才20出头,不晓得咋个到的北川?不晓得老天为何要让她死在这儿?还赤身裸体。说穿了,我不过一嫖客,与其他人模狗样的嫖客没有本质区别,根本不值得,用她的小命换我这40出头的老命嘛。

我在卫生间憋了两天多,被解放军救出地面。我受的全是皮肉伤,养几天就恢复了。但是我一直都在流泪,从地下到地上,我一大男人,真成了见风流泪、望月伤情的林黛玉。

餐馆打烊了。我们买些白酒,换到露天继续喝。小金打电话说:又想当夜游神呀?我说还没到11点呢。小金说:你嘴里塞了根木头。喝得差不多,就回家吧。哦哦。我答应着,扭头又端起杯子,敬泪如雨下的老李。这是5•12以来的第一场酒,他说,语调已含混。

我如一头牛,将反刍上来的酒饭硬咽下去。我笑道:世间哪有你这么肥的林黛玉?况且,你为谁悲伤嘛?小马?老婆孩子?

老李愣了愣:为谁悲伤?没想过。老婆孩子固然惨,但北川人都惨,失去几个、甚至十几个亲人的家庭家族,多如牛毛。将来在废墟中立纪念碑,我老婆孩子的名字会刻上去。可是小马,因为她不见光的职业,损害社会主义国家形象,将会被省略掉。

你会记得她嘛。

只能在灵魂深处了。

她的尸体呢?

留在原地。

你得救,没让人掏她上来?

我不想亵渎她。

你担心自己丢丑吧。

都死过一回,还有啥丑不丑。

是嘛,人都是光溜溜来,光溜溜去。

可人需要衣裳,需要伪装。哪怕我光溜溜上地面,手里还死死抓住自己的衣裤呢。我不可能告诉他人,身边不远,还有一个……

可怜的小马。她失踪了。喝酒喝酒。你看吧这匹可怜的小马,它跟我走遍天涯,可恨财主要把它卖了去……

俄罗斯的《三套车》,中国几辈人都会唱。唉,如果小马还活着,我一定娶她做老婆,反正我的原配老婆没了……

2008年6月3日,晴,闷热

中午醒来,头疼欲裂,小金说我青面獠牙,像个地震鬼。我心不在焉地点头,还念了杜甫的诗: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跟着咕咚咕咚灌水。跟着才记起昨夜的朋友。问小金。咋不吭气?我嘀咕道,不吭气就算了。

算了算了,小金接茬道,房子也别装修了,像你这种臭烘烘的野狗德性,只适合与别的野狗睡大街。

狗跑再远也要归窝,我急忙声明,坚决不睡大街,特别是地震之后,兵荒马乱,更不能乱睡。

还嬉皮笑脸!对生活的态度不端正,哪个女人受得了?老威啊,你要汲取两次婚姻失败的教训!少些破罐破摔的底层习气,少些老不正经,多些体贴,多些浪漫,多些暖心的话。女人嘛,不容易满足,又很容易满足。老威啊,难道大地震也不能让你开点窍,至少在现实里不那么白痴?

女人总是唠叨的,唠叨的女人总是正确的。我想。于是缴械投降,并保证一会儿就买玫瑰花回来献上。小金更生气:你买花?偷花还差不多。我说:那就买馒头,地震灾区嘛,缺的就是白面馒头。

斗嘴正上劲儿,手机却响了。竟然又是故人——上世纪80年代初教我驾驶大卡车的老师。叫王延军。晃眼10多年没见面,他在冥空那一端发感慨,廖亦武,你变了没?

恍若隔世。我本想问:同20岁,30岁,还是40岁的廖亦武比?同前年,昨年,还是昨天的廖亦武比?却吱不出声。

还写诗哦?我可是你最早的读者之一:夜,宁静,哑巴星星,散乱音符。我的手伸向天空,指缝间流出狂热的旋律。还有:一个人,或许能得到,世间稀有的珍珠;却不一定能得到,一棵小草的灵魂。

哎呀惭愧!我全忘了!现在,二十层垮塌楼房也压不出我一句诗。

太谦虚了。那么,我们见一面?

好嘛,见一面。

明天?
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