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很多地方在大倡“解放思想”，我想，这可能表明形势到了一个需要由思想力量的释放来推动发展的时期。

固然，近三十年来，解放思想或者思想解放，一直被人们念叨，但真正说来，作为集中行为的思想解放，是两个时期，一次是1978年至1980年，一次是1992年。前一次，以真理标准讨论为标志，后一次，是邓小平南方谈话。诸多地方都大讲思想解放，这应该是三十年来的第三次。

应当说，此前出现的两次思想解放高潮，都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祛魅的特点，主要特点在于消除意识形态上的某些过敏病症。真理标准讨论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去除个人崇拜；邓小平南方谈话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去除经济生活中的姓资姓社魔咒。

相比之下，这一次在很多地方相继倡导的思想解放，倡导者的意旨已不在意识形态方面，而更多地在于寻找地方发展的思路。可以说，前两次思想解放高潮打破的是真正的思想的束缚，具有总体性的特点；这一次思想解放几乎没有针对真正的思想束缚，而是针对着各地方发展中面临的问题，有着更多的具体性。

此外，前两次思想解放高潮，源自于最高层级的直接发动，具有统一行动的特征；而这一次思想解放，由不同的地方自主开展，直接的发动者在于地方，关注点在于谋求相应地方“更好更快的发展”。

思想解放在不同的地方得以展开，表明人们确已意识到发展需要注入新的思想力量。另一方面，思想解放如此普遍地集中于“发展思路”问题，又表明人们不以突破真正的思想瓶颈为目标，而是以解决发展中的实际问题为追求。这是因为人们认为真正的思想瓶颈已不复存在，还是因为人们在思想领域已经基本失去了突破的空间，值得思考。

人们仍然在说着“趟出一条血路”，但到底束缚何在，却仍然不甚清晰。在很大程度上，“趟出一条血路”不过表明了行动的决心，但行动到底是什么，似乎又不很明确。当年，“趟出一条血路”指向清楚，就是要冲破唯书唯上、姓资姓社等束缚，一切服从实践，一切服从于发展。现在，“趟出一条血路”，要冲破的是什么呢，还有待说明。

今天，在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几乎已经不存在有何禁忌可言，如果说有什么“血路”，应该说也早已趟出，无须再使用“趟血路”这种猛烈的词语。我想，当思想解放的倡导者再度喊出“趟出一条血路”时，一定有着鲜明的针对性，然而，如果这种针对性未能明白道出，那么“趟血路”就可能被认作言词的夸张。

我并不认为，思想解放只是一个地方寻找发展思路的问题，寻找发展思路至少不是思想解放的典型模式。发展思路可以是智囊团的产物，而思想解放是每个人的放飞。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思想受到禁锢的现象并非不复存在。

应该承认，实践标准的确立已经为思想的不断解放开辟道路，也就是说，如果实践的权威在各个领域得以确立，思想的解放就不是一个需要反复进行的工作。实践无止境，思想无止境，实践之树长青，思想天然倾向于挣脱束缚。如果没有制约因素，这将是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因此思想束缚何以存在，思想解放何以需要反复进行，这是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束缚与禁锢发生的机理，是值得研究的，因为这才是思想解放虽经反复的“集中行动”而仍属未尽事业的原因。

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发展中最重要的是实现人的发展。众所周知，改革在经济领域已经推进很深，改革所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效应已是相当复杂，以至于发展成果如何共享成为高度关注的问题。在文化和政治领域，改革的路程还相对遥远。人们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制度变革的必要，而制度变革的思想准备还有待完成。不在体制变革和制度改新上有所行动，寻求发展思路的努力会受到巨大制约，而“趟出血路”也显得空疏。

不同的地方都在力倡思想解放，这不能只是唱一支思想解放的赞歌，不只是要为发展中遇到的具体问题找到解决的办法，而应当在思想上寻求一次真正的突破。人们在思想上还存在在哪些束缚，哪些禁锢，这值得清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变革，没有哪一方面能够单骑突进，而总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

今年是改革三十年。某种程度上，不同地方几乎同时发出思想解放的声音，可以认为代表着实践正在提出让思想挣脱束缚的要求。这些地方不约而同将思想解放描述为谋划发展思路，可以认为是一种表达的必要。

真正的问题是，改革已经进入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必须步调相协的阶段，能否彻底打破思想的禁锢、趟出一条制度创新的血路已是决定社会倒退还是前进的关键。文化上放弃垄断，打破思想的禁锢；政治上走向民主，实行制度的创新，我想这就是要趟出的血路。

（吴万伟 译）

对许多人来说，诗歌无关紧要。他们很少求助于莎士比亚、华兹华斯、弗罗斯特，照样可以做从前做的事。当诗歌遭遇比如音乐影碟、卫星电视这样更吸引人的竞争者时，当欣赏诗歌需要更多的注意力、相当程度的分析能力以及对诗歌传统的知识等要求时，人们不由得担心诗歌在二十一世纪是否还能存活。

十九世纪时，司各特、拜伦、朗费罗等在世界各地都有读者。他们的作品是畅销书，他们是公认的文化英雄。不过当时读者没有多少选择。认为诗歌受到大众的喜欢的观点或许是错误的。诗歌的叙述为人们带来快乐、催人奋进，表达了人们的内心感受。民歌和歌谣同样得到人们的喜欢，在某种意义上，音乐和诗歌是携手而行的。

二十世纪出现了一些毛病。诗歌变得“难懂了”。也就是说，诗人开始表达现代文化的复杂性和残酷分裂。庞德、希尔达。杜利特尔（Hilda Doolittle）、艾略特、玛丽安。莫尔（Marianne Moore）、华莱士。斯蒂文森（Wallace Stevens）等人的诗歌对读者要求很高，里面包括众多文化指涉，其中的话题甚至在一九ΟΟ年代初期都是很少人知道的。比如，要轻松地阅读庞德和艾略特，读者需要有希腊和拉丁语诗歌的知识，那种学术水平对于过去受过教育的读者来说是很平常的，因为当时古典文学的学习是任何中产阶级教育的基石。但是对于二十世纪的多数读者来说，就未必如此了，到了今天，教育已经越来越民主化，对于经典的学习已经降级到少数热心人士。高度现代性的权威诗人的诗歌需要大量的注释。

但是诗歌能够给读者的生活带来变化。就我自己来说，我阅读和创作诗歌至少四十年了。每天早上起来新的一天的开始就是在早餐桌上打开的诗集，读一两首诗歌。我思考诗歌，常常在日记里做注释。读诗贯穿在我的生活中，给我的步伐添加亮色，创造感觉上的阴凉，而这些在读诗前是感受不到的。在很多时候，我记得某些诗行，甚至整首诗整天都在我的头脑中流动，就好像歌曲的片断。我坚信如果没有诗歌，没有它的音乐，没有它的深刻智慧的话，我的生活肯定时非常可怜的。

人们倾向于忘记诗歌是智慧。最近我在摩洛哥，一个虔诚的穆斯林给我提及先知穆罕默德在他的格言集《哈迪斯圣经》（the Hadith）中也这样说。但是他也告诉我《古兰经》还教导我们诗人是危险人物，体面的人应该远离诗歌。这让我想起柏拉图，他希望在理想国里限制所有诗人的存在，因为他认为诗人是撒谎者。在柏拉图看来，现实是深刻、完美的思想世界。物质世界代表了那个理想的反映，虽然总是不完美的。因此，对于大自然的艺术表现总是对理想的偏离，是让人怀疑的。

但是柏拉图对于诗人还有其他的担心。在《理想国》中，他抱怨说他们倾向于用无益的方式煽动读者的感情。他们挑动读者的“欲望、愤怒、以及其他感情，渴望、痛苦、欢乐等。”他说“诗歌不是让感情干涸，而是给感情添加燃料和营养”，而只有“上帝的赞美诗和著名人物的称赞”才值得读者阅读。法律和理性要好多了。

尽管柏拉图没有完全贬低诗歌艺术，但他对这个行当充满怀疑，从此后诗人很少对于他们的社会地位感到舒服和自在。甚至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柯勒律治、济慈、雪莱、华兹华斯等也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并不十分受人尊重。最近的诗人比如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嘲笑他们的国家。诗人身上有桀骜不驯的天性，并不是社会餐桌上招人喜欢的客人。

老师和教授长期以来认为诗歌是课程非常有用的组成部分，诗歌成为文化的核心，最后领地之一就是课堂上。在一定程度上，诗人被学术村落“驯化了”，被迎接到小树林。弗罗斯特是第一个在校园受到热烈欢迎的诗人。他一生大部分时间在安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教书，也曾在其他地方短期任教。最后几十年他在全国各地巡回出现，在大学里朗诵诗歌或者做报告。他坚信诗歌是在重要的方式上影响人们心灵的手段。

弗罗斯特在他最好的文章之一“诗歌教育”中说，了解诗歌运作过程是训练智慧必须的过程。他甚至建议除非你能熟练地使用比喻，否则就不是安全的。因为你不能舒服地接受比喻的价值，“你不知道你可以期待乘坐它飞多远，不知道什么时间它会把你摔下来。”这是非常大的主张。

诗人确实提出大主张，而且往往有点夸张。在“为诗歌辩护”中，雪莱的名言是“诗人是世界上没有被确认的立法者”。我更喜欢后来的诗人乔治。奥朋（George Oppen）做的修改，他说“诗人是没有被确认的世界上的立法者。”

我并不特别希望诗人制订法律或者统治世界。在多数情况下，在这些公共领域他们的表现很糟糕。诗人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多数人都生活其中的智慧和感情的内在世界。诗歌支持这个内在的世界。1942年世界还处于战火纷飞的年代，斯蒂文森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演讲中回顾了二十世纪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变得“如此暴烈”的事实，他简洁地把诗歌定义为“从内部出现的暴力，用来保护我们免于外来的暴力。它是对抗现实压力的想象力，从最终的分析来说，它似乎和我们的自我保护有关，毫无疑问，诗歌表达文字的声音帮助我们过自己的生活。”

现实的压力确实是巨大的，但是诗歌提供了一种抗压力，把试图吞没和消除个人的外部力量推回去。诗人以从前没有被确认的方式向世界发出声音。当我们阅读诗歌的时候，我们在倾听静静的小小的诗歌声音，这个声音和庞大的文化喧闹和社会的爆炸声形成强烈对比。

我总是向学生把诗歌定义为足够描述经验的语言，描述包括内部的河谷、高峰、广阔的平原在内的充分经验。它表达微小的思想声音，描述苏格兰诗人和学者阿拉斯塔尔雷德（Alastair Reid）在一首可爱的诗歌中称为“零星的迹象、征兆的瞬间”的东西。人们不指望诗歌能改变世界。奥登（Auden）在写济慈挽歌的时候写到“诗歌不能造就任何事情。”它不能改变股票价格走向，不能劝说独裁者下台，也不能总是把群众送上街头抗议战争或者呼吁经济正义。它以静悄悄的方式起作用，改变读者的内在空间，在他们的思想上增添一些精细深刻，为他们把世界弄得复杂一些。

语言让我们和动物区别开来。我们说话，因此我们存在。我们有神奇的能力用文字表达手势、做出声明和请求、表达感情、论证观点、得出结论。诗歌语言的重要性是因为它精确和具体，把我们带到离物质世界更近的地方去。在《自然》中，爱默生认为文字的物质性把我们指向一个可以称为“精神的”方向。他提出了值得考虑的三个原则：

“文字是自然事实的符号。”

“具体的自然事实是具体的精神事实的象征。”

“自然是精神的象征。”

这些命题形成了某种追求形而上学运动的平台，仔细研究自然以发现精神生活的迹象。原则仍然值得我们反思。在一定程度上，文字显示自然事实：“岩石、河流、小鸟、云彩”。跳跃出现在第二个命题，假设一个精神世界。我认为，人们可以在这里超越精神性的传统概念，承认一个深刻的内在世界在我们每个人生活中，不管宗教信仰如何。我想到的诗行杰拉尔德。曼尼。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啊，思想啊，思想时有山和瀑布的悬崖峭壁，可怕、陡峭、深不可测。”

思想有高度和深度。多数人都能认识到它们，充满敬畏地看到其可怕的威严。那是人们可以朝任何方向延伸的精神领域。最后自然变成了爱默生的“精神的象征”，诗歌本身体现了那个自然，成为自然的一部分。它反映了庞大的内在世界，用形象和短语占满了空间，为个人生活提供了现实的基础。

我不能离开诗歌而生活。它帮助我生活得更具体、更深刻。它塑造了我的思想，活跃了我的精神，为我提供了忍受生活的新方式（这里引用约翰逊博士的话），甚至让我能够享受生活。

作者简介：杰恩。帕里尼（Jay Parini）小说家，诗人，米德尔伯里学院（Middlebury）英语教授。新著《诗歌为什么重要？》今年四月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

译自：“Why poetry matters？”by Jay Parini http://chronicle.com/temp/reprint.php？id=knz7d3nc19g60h47flh19j1pn0dxc4sy<

[丁学良按：从现在到2008年8月底，国际上形形色色的 NGO 会在中国的领土上或周边，演出各种各样的“剧”。这里对它们的国际大背景作一概略的描述，希望中国的官方能以开拓创新的方式，学会与它们交往。若是中国的对外关系这样向前看、向前走，不但会使眼前的北京奥运会办得大大方方、开开心心，而且有助于以后中国在国际社会里少当众人的靶子。]

依从邓小平1970年代后期的设计，中国从站在国际社会外面作激进的挑战，到回归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迄今已有30年。三十年后，已把对外开放奉为基本国策的中国突然发现，他们似乎非常熟悉的对外事务却遇到空前的挑战。最近的例子便是这次奥运火炬在国外的传递，抗议之声随处可闻。那些激愤的面庞，对希望拥抱世界的自信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震撼。

这也许是当今的中国，或者是下一代的中国领导层要认真对待的最重要的外交问题之一。实际上，走向世界的中国遇到的麻烦并不是从今天才开始，不是从奥运火炬才开始的。

中国政府在过去30年间，学会了与世界上所有主要国家及周边国家的政府打交道的本事。政府对政府的交往已进入程序化的操作，中国外交人员的办事技巧也日益成熟。相比其他的发展中国家，过去这些年中国在对外交往上，是表现最好的国家之一。

但是，中国政府和政治精英们却发现，一个较之三十年前更为吊诡的新型挑战在最近十多年里一直挥之不去。这个新挑战就是：等到中国的政治领导层学会了与世界主要国家和周边国家的政府打交道的能力和技巧之后，国际局势却在冷战结束之后发生了戏剧性的大变化。

1992年以来的冷战后时代，国际局势最戏剧性的重大变化是：NGO（非政府组织）和 GCS（Global Civil Society 国际公民社会）开始冒头奋进。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最流行的口号之一是“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实际上这个“人民”当时指的是其他国家边缘化的底层人士，或者极端主义的团体。那时中国的策略是要和这些最极端的团体和个人手拉手，来对抗他们国家的政府。到了邓小平时代，不愿意四面为敌的中国认真着手与世界上主要国家的政府实现关系正常化。按照中国政治精英的思路，只要把一个国家的政府搞定了，也就把一切都搞定了。然而问题在于，近十几年来的国际社会已经迥异于冷战时期。以前存在于口号里的“各国人民”，现在成了新麻烦的一个主要来源。

迅速冒头奋进的各国NGO和GCS，在我看来是中国的外交和对外开放上，遇到的最大的两个挑战之一（另一个将在后一篇文章里讨论）。

从二战结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再到冷战结束前夕的四十多年时间里，世界上的非民主国家阵营，当然一直把对外关系和外交政策锁定为政府最高层绝对垄断的领地，不但普通老百姓绝无机会涉足，地方政府也无缘置喙，就连当年中国政府的二把手周恩来都说，“外交无小事”，“我授权有限……”。那时的中国，外交大事完全由毛泽东一人拍板。

即便在西方成熟的民主政体中，虽然它们的国内政治生态多元，多政党、多团体、多种政治声音可以公开参与竞争，但外交领域在冷战期间，也基本上是行政部门最高首脑们的垄断领域。在这些西方国家，“民主参与”体现在国内政治，而不是对外政策。

冷战结束后情况开始变化，一个越发明显的趋势是：大量的NGO和GCS的兴起，使得传统上是西方国家行政首脑和政治精英们垄断的外事领域，一下子被NGO们和GCS猛然挤了进来。他们先是推门，接着就是打破门闯了进来。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现在WTO、世界银行，国际货币组织（IMF）开年会，要到处躲着。躲谁？就是怕这些NGO们和GCS.在冷战时代，国际事务包括国际金融事务，基本上都是政治精英和行政最高层关起门来运作，大不了有些大公司在外围游说，普通公民很少能够进到这样的场合发声。冷战时期在战争乃至核冲突可能爆发的阴影下，“国家安全”是各国政府最重要的考虑因素，对外政策自然被行政高层垄断。那时的地球基本上被冷战划出的壕沟所分裂，“西方”与“东方”泾渭分明，并无全球互动的常规过程。重要的政治经济的决策，都在各自的区域内完成。“国家”是重大利益分配、得失、博弈的主角。

冷战结束后，国际事务中的“中央政府（或联邦政府）”独断的状况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也是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的第一次。这种空前的变化，对开放国门才30年的中国来说，显然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其他国家形形色色的NGO和GCS，开始介入过去被政府高层垄断的国际事务中来，它们就各自最关心的利益、话题或理念，对相关事务发言、参与或抗衡。信息技术的发达，解决了这些各国散兵游勇们参与国际事务的大障碍。通讯联络异常廉价迅速，全球联系和协调的成本急剧下降，互联网等使得“地球村”从乌托邦变成现实。

冷战结束在发达的西方国家中，还带来另一个深刻变化。在这些国家的青年人心中，Nation-state（即以民族为基础的国家）这个概念渐渐淡化。对他们来说，个人利益和 Group interest（群组利益）是最实在的东西。这在欧洲尤为明显，Nation-state 对于那里的年轻人来说，已经是上一个世纪的概念，对他们来说，很多事务都是以他们关心的问题和价值观来划分，比如环境问题、性别平等问题、同性恋人的权利问题、单亲妈妈问题以及宗教、公共卫生等等，这一切越来越难再以Nation-state来界定，愈益呈现出跨越国界甚至跨越洲界的特点，“国家”概念越来越淡漠。

NGO和GCS的兴起，对于以前通常由Nation-state主宰、由行政最高层垄断的外交和国际事务领域，有了越来越广泛深刻的影响力。他们用各种方式跨进这块禁区，而且往往是用令人猝不及防的招数强行进入这个禁地。

本次奥运火炬传递所遇到的，正属于这种情况。今年初，我曾与中国的几位官员聊天，当时我说：目前我看不出来在当今世界上，会有哪个国家或地区会动用政府的力量来破坏北京奥运会。如果真有的话，唯一可能的就是陈水扁领导的台湾政府。而其他最可能对北京奥运会抗议、叫板的，一定是国际上某些NGO组织。尽管那时我并未料到事态发展得会如此严重，但后来的事态验证了我当时的基本判断合乎实际。

不过，中国政府和官员迄今还未有冷静、系统、客观、全面地研究这些现象或趋势。

NGO和GCS的出现，是全球互动史上的空前变化，其基本特点是：形形色色的NGO和GCS，很难用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概括界定。以前分析国际政治事务，最基本的无外乎两个大框架：Nation-state（以民族为基础的国家）的框架，或者意识形态的框架。当年邓小平引导中国从激进的意识形态为旗帜的对外关系，转到以Nation-state 为主的对外交往。他引导的那个转向，中国跨得相当好。然而冷战之后，国际舞台戏剧性的大变化，却使我们今天不能再用老的意识形态框架来界定世界，也不能用Nation-state的框架来涵盖一切。那些出现在今天国际舞台上的新来者们，目标千差万别，有些组织关心的问题在大部分中国人看来或许很好笑，比如“动物权利”。但凡遇到一些国际会议，这些动物权益组织就会跑去呼吁。此外，像同性恋者的婚姻、环保激进组织等等，以及在全球化过程中，那些认为切身利益受到损害的群体，如南韩的农民。近几年每次WTO的年会，那些农民都会去闹一闹，前年他们在香港的闹场，令人瞠目结舌。这些团体的一个鲜明特点是，为吸引媒体的眼睛，他们会采用各种戏剧性的、夸张的行为，且必须是新型的、非传统的形式。

这一切，造成令中国政府官员头疼的一大堆问题，而且到现在为止，看不出他们能拿出奏效的对策。

应对国际上形形色色的NGO和GCS，你很难依靠一而贯之的意识形态目标；你也不能用某个国家的政治归属或公民归属来界定他们，他们的联系很多都是跨国界的，他们自己国家的政府也管不住他们，他们也经常令本国的政客难堪。你也很难用固定组织的方式来对付他们，他们之间往往只有观念或者目标的一致性，却没有组织上的“总司令部”、全球的一致系统。这些人是新世纪国际舞台上的散兵游勇，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他们是issue organization，亦即由一些具体的事件吸引和在有限时段里协调起来的力量。平时他们各干各的，一遇有事件，便一声呼啸聚成网络，出招施压。他们的战术，也不像以前在国际舞台上“以国家为行为主体”的基本运作模式。传统的国与国之间的对抗，一国政府最初通常会以政治手段或者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如果不行，再采取经济制裁，或动用自己的秘密机构，比如CIA或者英国的军情局、苏联的克格勃等，去扶持对手的敌人，或者暗杀、策动政变等。当所有这些手段都失效时，战争或者战争的威胁随之而来。

但是国际上的NGO和GCS，并不以这些手段来运作，他们每遇到一个机会或问题，就会自主地发展出一些技巧和手段，下一次这些技巧和手段会不会再用，你还说不准。下一次他们会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出招施压，多半也是未知数。这很像新兴股票市场上的投资，任何一支股票，都有可能发生奇迹，但很难作为下一步投资的定规。这些散兵游勇结成的issue grouping（即以共同关心的问题为连接的群体），有着巨大的多变性、多发性和戏剧性，让官僚机构防不胜防。

过去三十年的对外开放，让中国学会了搞定各主要国家的政府。但冷战结束之后，这个天下变了，政府不再是国际舞台上的唯一玩家。遗憾的是，中国政府对这一国际趋势不敏感。中国的官员里也并非无人关注这些现象，但这种关注，还没有发展成冷静、客观、系统的研究，导致中国政府官员面对国际上的突发事件，常常束手无策，很尴尬。

问题的深层根源何在？因为中国政府没有允许国内的NGO以法律保障的足够空间来发展，并让它们成长后参与国际社会关心的种种事务。因此，中国政府官员在某种意义上是淡水鱼，他们对所有淡水系统里的大鱼、中鱼、小鱼，对付起来已经游刃有余，但对新的国际形势下冒出来的那些咸水鱼，却没了招数。他们对那些海里来的鱼，还想用解决淡水鱼的方法来对付，当然力不从心。

中国政府若想发展出与国际上形形色色的“咸水鱼们”打交道的视野、观念、策略和技能，除非日常生活里有机会和国内形形色色的NGO打交道。否则，永远被动。换句话说，你必须让中国的淡水鱼，也变成能到大海里搏击的咸水鱼才行。

在西方，政府官员们最初也被那些新型社会运动搞得焦头烂额，但他们很快适应了。因为这些官员在国内常遇到这样的挑战，于是突发事件变成了常态。他们明白了，这些NGO和GCS是全球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长期存在的行动者，不管将来怎样，他们都会是国际舞台上不可忽视的力量。

如果中国政府和政治精英们不能以冷静和开放的胸怀来应对这个世界事务的新局面，要把“和平崛起”推展下去，显然会难关重重。任你制定了再好的国际政策和外交战略，若眼中只有外国政府而没有国际上的NGO和GCS，当遇到随时可能的突如其来的挑战，一定会手忙脚乱，事半功倍。

（FT中文网公共政策编辑高嵩据访谈整理，业经作者审阅改定）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不公、贫富分化的现象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0.4%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而美国则是5%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超过了美国，位居世界第一，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另据统计，2005年中国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国有行业共有职工833万人，不足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估算相当于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不是由于这些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和社会贡献率高于其他产业，而是因为这些行业能获得巨额垄断经营利润。在失控的工资增长与减少过程中，大量的民营企业员工工资增速很慢，有的甚至于负增长，而国有垄断企业职工工资却一枝独秀，稳居高位。由此，人们有理由认定，中国的贫富差距已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

但是，据我了解，老百姓虽然对国有垄断企业职工的过高工资，很是不满，但是大都表现出无可奈何的态度，有的千方百计想“钻”进国有垄断企业享受、瓜分点过高工资。更严重的问题，将引起社会愤怒的问题，动摇国家稳定的问题，是那些不断产生着的暴富者群体。中国老百姓最痛恨的，就是这些暴富者群体；中国社会有可能发生“革命”、“造反”的，将肯定针对的是这些暴富者群体和腐败群体。

所谓暴富，是指在极短的时间内，收入上百万、上千万、乃至上亿元的现象。所谓暴富者群体，是指钻了政策和法律的空子，违背社会公德和法律，利用职权而在短时间内发大财的人群。这一人群是社会各界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的，是社会不公、贫富分化的主要责任者。

其实，我国社会中的老百姓，对靠勤劳致富、靠能力致富、靠贡献致富，不但不眼红、不愤怒、不反对，而且持理解和支持态度。最近，有记者报道“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为老伴买汽车，网友们就表现出全力支持的态度，几乎一边倒地认为袁院士买什么车都不过分，就是拥有六七驾飞机也正常！更有网友激动地表示，就算我们仇富，也不仇袁隆平！有论者认为仇富不仇袁隆平，这表明被中国部分精英所“妖魔化”的“仇富论”已经破产，国人仇的是具有不正当来源的财富持有者，而不是袁院士这样依靠智慧、双手、贡献和脚踏实地挣钱的“富人”。

我国的暴富者群体有多大？国家统计局系统没有统计过，反贪部门没有公布过，学者们的研究因资料不全而难以估计。不过，大家都认为数量不少，以至于要用人群来命名。

对于暴富者群体产生的原因，学者们站在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四种概括：一是改革开放原因说；二是改革开放不彻底说；三是法律法规不健全说；四是反腐败不力说等。这四种概括，各有各的道理，目前尚无统一意见。如果认真分析，可以发现，改革开放原因说并没有解释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怎么就和暴富者群体的腐败有机联系了起来，更难以说明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也有相对的暴富者群体、也有腐败的现象，特别是不能说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地区腐败现象反而很少，因而没有说服力。法律法规不健全说和反腐败不力说揭示了反腐败的体制与机制的问题，但是没有揭示出预防腐败的体制与机制问题，以至于腐败越反越多、暴富者越禁止反而越多。

而改革开放不彻底说，似乎更能解释这一现象。研究暴富者群体问题，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只有具体地分析了，才能弄明白其中的改革开放不彻底的奥秘，也才能对症下药，也才对深化改革有借鉴意义。

如果撇开为数不少的靠依法经营、勤劳致富者外，我觉得，我们当中的差不多每一个人都亲身经历过或听说过自己身边那些暴富者产生“事迹”。现在，让我们不厌其烦地回顾一下。

一、价格双轨制造就的暴富者群体

所谓价格双轨制，是指在包括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商品交换中，通行着政府定价和市场决定价格的两种价格体系。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中，所谓价格双轨制是无论如何绕不过的一个过程。其原因，一是计划经济的势力相当的强大，坚持计划经济的官员们占据着、把持着国家的主要工作岗位，要让他们放弃计划定价，那是绝对办不到的；二是因农村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放开集贸市场、对企业放权让利等改革的推行，受供求关系的影响，一些商品按照市场定价已是顺理成章，谁也挡不住。这样一来，也就出现了政府定价的低价格，和市场定价的较高价格，相互存在。

实践中，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并不是各自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行，而是客观存在着交叉，也就出现了有人把低价格的计划价格的商品，拿到市场上以高价格出售，赚取差价发财。

现以1987年云南省电铜为例。国家统一出厂价格为每吨5500元，云南省定出厂价格为每吨6600元，最高出厂限价加价额为每吨9920元，最高销售限价加价额为每吨10560元。这也就是说，某人有关系，从电铜工厂买出1吨电铜，转手卖出去就可以赚钱3960元（10560元—6600元），如果倒卖1万吨，就赚3960万元。

再以云南省名烟为例。1987年，国家决定放开13种（云南省占9种）名烟的计划价格，即大幅度提高市场销售价格，每箱出厂价约在45000元，而到市场至少翻一倍以上，即赚4500元；如果能批1万箱，那么也就赚4500万元了。当时的不是秘密的秘密是，这样的暴利不能一个人吃，而是有好几个人吃：某人从烟厂批出1万箱，他并不提货，而是在宾馆中就把批条倒卖好几次，每人吃一些，只有最后一个人才真正把烟提出，批发给零售商。那时，昆明市平常有上万人在做烟生意：有用当时云南省不能生产的过滤咀丝束来换烟的；有打着领导同志旗号来批烟的；有通过送礼来搞烟的；有内外联合倒烟的。总之，一部分人通过名烟的价格双轨制，而发了大财。

现在，我们看当时的这些紧俏商品的双轨制可能有点不理解，有的认为一下子放开不就得了。但是，当时就是一下子不能放开，其原因：一是如果一下子放开，就被称为前苏联的“休克疗法”，就不是渐进式改革，不但要遭到反改革派们的反对，就是改革派中的多数人也不会拥护；二是当时把计划定价称为“社会主义”，是必需坚持的底线，如果一下子放开，老革命家们不同意，左派们不同意；三是当时的掌权派不赞成，因为如果一下子放开，他们手里的权没有了，没有人找他们批条子了，一方面他们的权力失落感驱使他们不赞成，另一方面他们不紧紧抓住批条子的权，也就没有受贿的机会了。这就是价格改革要“闯关”的背景。

三、国企初期的不成功改制所造就的一批暴富者

1990年代以前，我国的国企改制经历了包括扩大自主经营权、厂长负责制、承包经营责任制、加强内部管理等。回顾这一改革过程，说明了我们对国企改革的认识，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当然更是实践教育的过程。由于国企本身的理论问题（杜光先生已指出国企不是公有制），我们所能想到的改革方案，全试验过了，始终成效不明显，要么是经济效益不好（盈利不多，亏损不少），要么是社会效益不好（服务态度恶劣）。以至于人们惊呼：中国国企的改革已经走进了“死胡同”。但是，不改革，退回到过去计划经济时期的国家“统包统配”的旧体制，问题更加糟糕。我们在此讨论问题是，每改革一次，都造成国家利益的损失，都使一批人成为了暴发户。

先说扩大自主经营权。扩大国有企业自主经营权，是我国自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承包责任制后，城市企业进行的第一个重要改革。企业拥有了自主生产与经营权，包括超额生产权、超额生产的产品的定价权和销售权，由于政府机关不能、也不该监督，在社会产品极其匮乏的年代，就成为了市场上的抢手货，厂长、销售人员和市场“倒爷”（二道或三道贩子）中一部分人，便暴富了起来。

次说承包经营责任制。国有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是借鉴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经验，而实行的一项“真正”的改革。之前的扩大国有企业自主经营权，严格来说还不能称起为改革。由于政府机关与承包经营的国有企业在谈判时，无一不处于信息不明、情况不熟、被企业耍弄的状态，因而往往被“欺骗”，以至于出现了相对于未承包企业来说，承包基数过低、企业留利过高、企业小“金库”过肥等普遍现象。其中，企业小“金库”除了企业正常使用外，一部分不能不被企业负责人拿去，从而暴富了一部分人。

再说厂长负责制。工厂实行厂长负责制，这本来是企业管理的最基本的道理，但是自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代初，这一道理被所谓的集体负责制、党的一元化领导、工人阶级管理等，弄得成了问题，以至于改革开放后还需要学者大力普及厂长负责制这个常识。而实践中，自扩大国有企业自主经营权后超额生产的产品的定价权和销售权，一直延续到厂长负责制，厂长、销售人员和市场“倒爷”（二道或三道贩子）中一部分人的暴富，也延续了下来，直到社会商品供需趋于平衡。

改革开放初期的这些改革方案，是在企图绕过所有权这个最敏感性的问题，而进行的不成功尝试，也是改革必须付出的学费。试想，那时曾经把经济学界引进国际上产权理论的人，说成是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就证明了改革的艰巨吗？！

三、产权改制过程中造就的暴富者

由于扩大自主经营权、厂长负责制、承包经营责任制等，没有涉及企业的产权这一根本问题，所以不能不以不理想而告终。有的人把这叫做失败也是可以的。这时，以明晰企业产权为标志的股份制改造，被决策层接受，成为我国公企（国企乃至集体企业）的主要改革方向与途径。

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是我国包括国企改革在内的所有政策执行中的一条经验教训。正如著名学者杜光先生深刻指出：“股份制改革因官商勾结，中饱私囊而畸形发展；没有进行股份制改造的重点国有企业更成为权贵阶级的囊中之物。这两种类型的企业诞育了豪强资产阶级和权贵资产阶级，造成了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

首先是设置内部股。我国国企和集体企业的内部股，是按照企业内部职务高低而划分为若干等级，每一等级可以划入或认购多少不等的内部股份。例如，董事长、总经理10万股、中层管理干部5万股、一般员工1万股，如此等等。其中，许多国企向主管部门及其领导送内部股，是一个违背不得的潜规则。待内部股一上市股价飙升时抛出，一批富人也就冠冕堂皇的诞生了。

其次是管理层收购。所谓管理层收购，是指为调动管理层的积极性，救活公企，由公企管理层把所在公企的一部分或全部股权收购的改革方案与行动。在管理层收购中，管理层一般都没有、也拿不出那么多现钱，怎么办？方法是管理层用公企作抵押向银行贷款。这样一操作，公企也就变成了管理层的企业。由次，管理层也就一夜之间便成为了暴富人群。这也就是有人说的“国有资产流失”。

在此的问题是，被管理层收购的那些公企，为什么不选择其他的改革方案，偏偏选中管理层收购的方案？事实上，被管理层收购的那些公企，已经试验过了几乎所有的改革方案，都不见成效，惟有管理层收购这一条路了。这也就是说，是不得已而为之。现在看起来，当时的管理层收购，没有界定公企普通职工的股份，而是“减员增效”式的“一刀切”地把部分普通职工弄下岗了。不过这已是后话。

四、国企特别是央企管理层自己给自己定的天价薪酬而造就的暴富者

我国的暴富者群体，当首推国企特别是央企管理层。国企特别是央企管理层的天价薪酬，已经引起国人的严重关切和强烈不满。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中，企业管理层的薪酬，是由企业所有者即老板决定的，在股份制企业中具体是由董事会乃至股东大会讨论决定的。按照这一理论，国企特别是央企管理层的薪酬，应由国家（政府）决定。我国现行央企负责人的薪酬制度是在2002年由国资委制定的，年薪结构由“基薪+绩效年薪”两部分组成。基薪是年度基本收入，不与业绩考核结果挂钩，主要考虑企业的经营规模和经营管理难度，兼顾地区、行业和本企业职工收入水平等因素。绩效年薪则属于奖励性质的收入，以基薪为基数，与经营业绩考核结果挂钩。当时确定的负责人薪酬与职工平均工资的比例是12倍。由于国企职工平均工资在10万元（电力行业一个抄表工就是10万元），负责人薪酬也是120万元了。

由于国资委的薪酬规定太笼统，又设有一个职能部门负责监督和考核，事实上形成了央企管理层自己给自己定薪酬的中国特色现象。根据经济学理论中的经济人假设，这些国企管理层无一不是经济人，至今没有出现一个刘国光命题中的“大公无私人”，无一例外地是自己给自己定天价薪酬。正如邓隶文先生所指出的：一是出资人或其代表未行使薪酬安排权，造成央企负责人自己给自己定工资；二是对央企经营业绩的真假缺乏科学的确认与评价机制，特别是与经营者薪酬挂钩的“效益数”，在不少央企类似于考生自己给自己判分；三是对薪酬及职务消费未建立披露机制，少数央企存在按“职”分配现象。

据统计，我国现有央企155家，每一央企高管按平均数20人计，则有3100人；每一高管年薪100万计，则有31亿元之多。事实上，央企管理层年薪动辄数十万、数百万甚至上千万以上，而大多数非国企员工月工资一两千元，差距悬殊。以中国神华为例，2007年实现净利润213.48亿元，16位高管年薪2404万元，平均每人150.25万元，超过百万元的高管年薪8位，而两位副总裁（郝贵和王金力）年薪均为304万元，是整个能源行业年薪最高的高管。另据3月17日中国神华发布2007年度报告显示：实现营收为821.07亿元，同比增长26.0%，净利润增幅19%.但在比去年同期增加的47.71亿元的营业成本中，人工成本增加了4.59亿元，同比增长35.75%.年报还显示，中国神华2007年其综合毛利率为48.18%，相较于2006年的50.54%下降了2.36%.这种利润下滑，而高管酬金增加，能算正常吗？！

央企管理层自定天价年薪，各省、市、区国资委管理的大型国企管理层上行下效，年薪也在50万元——80万元人民币之间。

另据报道，国内共有中小企业2000万家，按照中央“抓大放小”原则，其中3%是国企，也就是60万家左右，他们的年薪平均大约在20万元以上。

应该说明的是，上述计算的仅是国企特别是央企管理层工资表上的薪酬，并没有计算他们的职务消费，更没有计算他们的灰色收入。据媒体揭露和学者研究，我国的国企贿赂别人和接受贿赂已非常普遍和相当严重。据北京青年报2008年7月12日发表署名若夷的文章，揭发陕西省高速公路建设集团公司原董事长陈双全在职三年受贿1700万元，其经验是“受贿优先考虑国有企业，因为国企比较安全”；而且“国企普遍爱好做假帐，并且精通这方面的业务——‘有办法做’，因而接受其贿赂户‘比较安全’”。

五、资本市场不完善造就的暴富者

中国的资本市场开发较晚，很不成熟，从而成为暴富者群体的孕育、诞生的温床。正如吴敬琏先生所指出的，中国股市的“政策市”顽疾并未根除，有权力的人可以大发横财，而普通股民总是利益受损。由于受计划经济分配指标、不喜好信息公开的影响，中国资本市场建造和改造过程中沾染了大量原体制中的弊端，为有权有势的官员们及其亲朋好友暴富，提供了机会和平台。在此常用的有以下手法：

首先是市场不完善，暗箱操作太多。最典型的要数王益案。据《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第22期报道，王益有两个违法乱纪行为：一是为其弟王磊谋私。原国家开发行副行长王益，于2007年3月批示国家开发行河南分行，为郑州提供25亿元资金用于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中岳嵩山、少林禅宗、武术圣地为核心的旅游文化产业发展。但25亿元资金只用了2亿元，其他23亿元去向不明，其中王益胞弟王磊从中收取4000万元“高额财务顾问费”，用于购买太平洋证券的原始股份。2007年最后一个交易日，太平洋证券登陆上交所，首日股票涨幅达到了424%，王磊的4000万元原始股份转眼间便飙升至16亿元。二是牵连到太平洋证券违规上市。太平洋证券原是一家三年累计亏损8482万元的绩差公司，按规定根本没有上市资格，但是它却用即将退市的云大科技换股操作违了一次规，又用新代码——即不是借壳也不是新股发行再次违规，特别是它没有经过证监会发审委以及重大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就直接上市，显然与王益有关，并且发现王益在太平洋证券中有大量低廉筹码。王益案表明，国家证监会在监管我国证券市场中有这么多、这么大的漏洞，王益们暴富也才有了机会和平台！

再次是非市场化手段。例如较长时间采用上市的配额制，一些省市区为了争取配额，不得不采取送内部股大礼、行贿受贿等手段，贿赂有关部门的官员，甚至于上市评估专家、发审会专家组成员。这样一来，有关部门的官员和上市评审、发审专家组成员，开一次会、行使一次权力，就可以获得上万、上十万、上百万的收入，这不是暴富又是什么？！

三是股东同股不同价。例如，流通股与非流通股的设置，就造成了非流通股股东（一部分为自然人——官员、内部人）稳获利益，而流通股股东却要承担股市跌落的损失。再如最近的大小非解禁，就使拥有的股东能获得超额利润，以至于那些要解禁的大小非股东以及上市公司，并不管市场低迷而一个劲地要解禁。

四是内幕消息操作暴富。曾轰动一时的广发证券原总裁董正青，通过泄露内幕信息、内幕交易案，在广州市天河区法院进行公开审理。据检察院审查起诉书显示，公安机关查明，2006年2月至5月，董正青利用其个人直接主导广发证券借壳上市的职务便利，多次将广发证券借壳延边公路（深圳交易所代码：000776）上市的消息透露给其弟董德伟，并指使董德伟买入并卖出延边公路股票，共计人民币1亿多元。2006年5月，董正青又将内幕信息透露给赵书亚，赵书亚即利用该内幕信息，通过其控制的股票资金账户，筹集资金200多万元，购买延边公路股票。经中国证监会认定，赵书亚在价格敏感期内买入延边公路股票49.81万股，买入金额247.8万元；卖出29.49万股，卖出金额182.49万元，账面盈利101.73万元人民币。

五是所谓“股权分置改革”即“大小非解禁”。就是把大股东和富豪低价买的股票和老百姓高价买的股票，拿到市场上按照同样的价格买卖。中国股票有三分之二是大股东和富豪用不到一元钱买的，有三分之一是老百姓花15元以上的高价购得，条件就是大股东和富豪的股票禁止上市流通，只能在股票市场外面转让，所以称为“非流通股”。当初老百姓花高价买的是流通权，买的是国家对老百姓的承诺。但是，证券监管机构公然蛮不讲理、无法无天地违背承诺，宣布解除对低价非流通股的上市限制。这样一来，羊圈里忽然被放进了一群狼，超过流通股数量两倍的低价股如同决堤洪水般汹涌抛售，中国股民的金融资产如同长江大河般滚滚流入极少数富豪的腰包。这样的所谓“股权分置改革”，无疑像江洋大盗一样是对股民明火执仗地公开抢劫和掠夺。

上市公司老总的高薪。2008年7月11日，《福布斯》评选出2008年30位“中国上市公司最贵老板”，这些高管2007年从上市公司领取的薪酬均超过100万元，平均年龄为51岁。其中蝉联年薪最高老板桂冠的是中国平安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马明哲，年薪6616万，2007年他的薪酬比上一年增394%.

更为令人不能接受的，是中国股市通过人为的制度安排，大把大把地为境外投资者送钱。据中央民族大学张宏良教授整理的银行资产流失统计，仅2006年由于“银行产权改革”而损失给外国的资产至少一万亿元人民币。2008年4月16日报刊文摘转载《新世纪周刊》4月7日刊登郎咸平教授的文章说：“由于次级债风波，美国很多银行都遭受了重大损失。其中一家商业银行，叫做美国商业银行，他们也遭受巨大损失，但他们却公开宣称，承认在次级债风波方面投资错误，遭受巨大的损失，可是却从中国建行上市赚取了1300亿。1300亿是什么概念？相当于每一个中国百姓都为它付出了100元钱。”另如中石油在美上市仅融资29亿美元，可上市以来海外分红累计却高达119亿美元，其中仅2005年就向纽约等股民散掉600多亿元人民币。在国内，给股民分红的仅仅只有国外的十分之一。

六、基本建设投资招标投标过程中造就的暴富群体

较长时间以来，包括城市建设、交通、能源、环保等基本建设领域，一直是产生暴富群体的机遇、摇篮和平台。虽然我们在基本建设中较早就推行投资招标投标的改革措施，但是有不少人正是在合法的招标投标中，找到了为自己谋利的机会与平台，伴随着内定中标人、多次转包的把戏，也就出现了两个产物：一是“豆腐渣”工程屡屡出现；二是一些人迅速腐败，暴富者群体应运而生。

据报道，国家级贫困县――重庆市巫山县交通局原局长晏大彬，被控涉嫌受贿2226.4万元，于7月16日在重庆第二中级法院出庭受审。其妻付尚芳因涉嫌洗钱被同时提起公诉。

据检察机关指控，晏大彬现年46岁，自2001年起担任巫山县交通局局长以来的七年间，曾先后63次向17个企业的20多人收取少则单次5000元、多则单次150万元的行贿款项。检方称，“如此长的受贿时间，如此大的受贿金额，在整个重庆都极为罕见，堪称三峡库区第一贪”。 据检察机关公诉材料，晏大彬的落马纯属偶然。付尚芳以其弟名义在重庆南岸区高档住宅区融侨半岛风临州购买了房屋，但一直空置。今年1月14日，住在付家房子楼下的邻居忘带钥匙，找到物管保安希望能打开楼上空房，以便从该房窗口下到自己家中打开门。因付尚未入住该房，保安处有空置房屋的钥匙。当保安用钥匙打开房门，准备越窗翻墙时，发现厕所有八个矿泉水包装纸箱，其中一个已被打开，里面有大量人民币和购房合同。于是，保安向南岸区公安局报警。警方赶到现场后清点发现共有现金939万元，并通过购房合同查到房屋业主，随即牵出付尚芳及其担任巫山县交通局局长的丈夫晏大彬，遂将此案交由重庆市纪委。重庆市纪委介入调查后，查出晏大彬夫妇在重庆购有七处楼盘，并在多个楼盘中发现大额现金，其中最大一笔为46.93万元。由于晏大彬夫妻正常月工资额均不超过900元，晏大彬很快被定涉嫌巨额贪污受贿。

七、官商勾结大发土地财而产生的暴富者群体

土地是最稀缺的资源，也是社会中许多人瞄上的、可以钻空子而迅速发财的资源。按照我国宪法，土地所有权分为国有和农民集体所有两种。能够让一部分人暴富的，是城市国有土地和通过政府征用的农民集体土地。一般情况下运作过程是：政府规划部门先作出规划，标明要征用的地段、面积和被征用户名单；宣传部门来宣传、教育；房管部门准备好搬迁过度房；城管部门来实施搬迁；开发商跟进就开发了。在这个过程中，农民集体土地每亩地被征用的补偿大体上在3——5万元，政府可能作一些水、电、路的“三通一平”，转手就以30万元（小县城）、50——60万元（市、州级城市）、60——100万元（省级城市）的价格，转给开发商了；开发商开发成房地产，就赚了大钱。由于政府要卖的、能够卖的土地不多，地方政府又有政绩的硬约束，其中官商勾结的机会就来了。这从已经揭发的腐败案例中，有大量的证明。

问题还在于，在我国，城市居民私有的房屋及其房屋下土地，原来是各有其主的，“文革”中被全部充公，“文革”结束后，部分房屋得以发还或给予了补偿；但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增加了“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的条款，房屋下面的土地从此变成为了国家财产，这就使政府成了最大的“地主”。以重庆“最牛钉子户”为代表的抗拒不公平撤迁者，是在老百姓权利意识产生以后。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改制拍卖和城市开发拆迁，激发和培育了老百姓的产权意识，矛盾才逐渐暴露出来。政府成为这两项“文革”遗产的受益者和拍卖庄家，各种官商勾结的贪腐之弊也由此滋生，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八、贪官暴富

目前，我国的以权谋私贪官暴富者，已经从改革开放前的几千元、改革开放初期的几万元，发展到“千万元”级了：北京市海淀区原区长周良洛受贿1600多万；山西临汾副市长苗元礼据传受贿7000万；陕西省高速集团原董事长陈双全受贿1700多万；晋煤集团原供应处处长孙水有2000多万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南宁市政管理局原局长受贿2600余万元；山西贫困县县长崔保红五年敛财近1000万；广西贵港市委秘书长高二刚夫妻贪污千万……。这说明，现有的常规反腐机制已然失灵，反腐利器有待体制创新，而不是小修小补。

当前，我国的腐败行为的一个特点，是直接从暗处走到前台，明着进行。媒体曾报道金华市安监局敛财，盖公章、办培训班、年审、处理事故等都成了他们发财的好机会。海南省文昌市锦山镇派出所所长黄萌就有几个公开的敛财之道：一是抓车乱罚款，对骑无证摩托车的农民一天罚款三四次；报废了10多年的矿石运输车在锦山镇有200多辆，一部车一年向黄萌交3000元的“保护费”。二是收“保护费”， 锦山镇上的店铺、渔船也要缴纳数量不等的“保安费”，规模小一些的店铺每月交50元，规模大的每月要交100元至150元。三是充当“黑社会”的保护伞。镇上有五六个赌场，每家赌场每天都要“上贡”黄萌500元至1000元。 这么一个到处伸手的派出所所长是怎么倒台的？说来有点奇怪：是因为农民围攻派出所引起检察院的调查，才顺便查出了派出所所长这个“毒瘤”。也就是说，黄萌的恶行暴露是上级查处“群体性事件”的一个“副产品”。

官员提升晋级也是产生暴富的机会。由于我国的选官制度改革滞后，仍然沿袭着数千年来的“伯乐相马”、“书记定夺”的基本原则，并把这作为不可改变的“铁律”，于是一些要当官者就只有向伯乐们送礼行贿。过去，送礼行贿不过是几条好烟好酒，后来发展成送货币、银行卡；过去，送钱不过是几千元，后来发展到几万、几十万元。安徽省有个县委书记，他手下的各个官职按照“肥缺”不等形成了不同的价格，而且每年都要“轮岗”（借口是锻炼干部），每“轮岗”一次都要收礼。这种暴富，是所有以权谋私暴富中最直接、最快速的形式，以至于书记们乐此不疲、而不愿意改变了。

更为人民群众不能接受的是，情妇们依仗贪官暴富。从中纪委、反贪局、司法部最近反腐败斗争公布的材料中能够看到，贪官身边的“女人”个个都是贪婪高手。浙江某市交通局局长的情妇由于跟局长的关系，成功促成一单工程，该企业给了她55万元成功费，这是国内判的第一个女商人因为跟领导成为情人关系而获取了经济利益的案件。还有一个故事，也是一个女商人，40多岁，同时搞定了若干个很高级别的领导干部，借助这些权力空手倒房地产，赚进好几亿。天津宋平顺的情妇徐敏也捞了两个多亿。成克杰的情人李萍就是这样的，反腐材料中说她帮别的企业找成克杰办事，办完了以后这些企业给她钱。托她们帮忙的这些企业里不乏国营企业。

令当今世界啼笑皆非的是，包括贪官在内的中国暴富者群体，有不少的的往国外逃，方法是先把子女弄出去读书，接着老婆也办出去，然后自己也就以探亲等名义出去了。在外逃中，美国、加拿大等是首选国，全然不顾我们的左派专家和主流媒体宣传的“美国是资本主义的地狱”，心甘情愿地一个又一个地去享受“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地狱”生活。据环球时报报道，美国加州警方称，中国反贪局和公安部已向美方列出了1000多个外逃贪官，要求协助缉查。在这1000多个外逃贪官中，100%是以权谋私、权力寻租，然后逃亡美国，大部分住在洛杉矶和纽约。例如，曾任浙江省温州市副市长和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的杨秀珠，2003年逃亡美国时，涉案金额2亿元人民币；中国银行“中银开平案”主犯许国俊、许超凡被控贪污、诈骗中国银行约4亿美元。这些逃美贪官的手法，大都是投资空壳公司、开设地下钱庄、以个人名义在美国住册公司、然后用中国资金在美国购买物产作抵押转移巨额脏款。另外，有的以进口公司购买设备为名将巨款转至海外，然后以“美方商业欺诈”的苦肉计报销损失。还有的人先将货物发到在美的家属手中，然后以“无法追讨海外资金”的方式瞒天过海。另据加州地产经纪称，近几年来，在华人聚居的美国圣盖博谷，来自中国的巨额购房款比过去增长了四成左右，并且购买的还都是百万美元以上的豪宅，很多人都是一次现款付清，以至于把当地的高档房价涨了一倍。

上述的案例都是人所共知的。从这些案例中，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正是改革开放不彻底、市场经济新体制不完善、残存的计划经济旧体制顽固地起作用，才造就了我国的暴富者群体，才引起了贫富不均。因此，解决我国的暴富者群体引起的贫富不均问题，就只有深化改革。与此同时，扩大社会监督，加强反腐败，也是不可少的。

参考文献1.邓聿文：央企高管薪酬为什么失控，中人网2008年7月9日。

2.吴敬琏：现在股市出现问题 政府救市是应该的，搜狐财经2008年7月23日。

3.由珊珊：董正青案一审结束，择日宣判，《财经》2008-08-02 . 4.王维博等：王益背后的金融监管，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第22期。

5.冯仑：贪官的情妇，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008-7-2. 6.赵光瑞：权力寻租：一养贪官，二积民怨，中国选举与治理2008-7-12. 7.杜光：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得失，天益网2008-07-21 8.邓海：“三峡库区第一贪”晏大彬案开庭，《财经网》2008-07-17. 9.美悬赏追击千余中国贪官，都市时报转自环球时报，2008年7月15日。

10.练洪洋：贪官已迈入“千万级”时代，原载廉政瞭望，中国改革论坛2008-7-31.

上周星期天滕彪、悲情二兄一起至草堂旧书市场搜旧书，得书不算多。但滕彪兄和我各得一叠五六十年代的档案，可以从中看出那个时候行政者的荒唐和小人物在其 间的挣扎。我与滕彪兄开玩笑说：好在这不是什么国家机密，更不是非法持有，而是公开买卖得来的。但是他们若要给你我安个“非法购买罪”的话，也不是没有可 能的吧，“莫须有”是从来不患无辞的。大家听了相视一笑，这笑里掺杂了对用法律（当然是恶法）来搞“天威不可测”之丑行者的蔑视与恐惧，不免想起正在狱中 遭难的黄琦先生，当下心情就沉重起来。

另外还得了两小册书，一是张晋藩、杨堪、鲁柏编着的《旧中国反动政府制宪丑史》（通俗读物出版社 1955年2月版），拿给研究法律的滕彪兄看后，他只摇头苦笑，大抵也算是对他的同行前辈“有了解之同情”吧。我不是宪法研究专家，但读过辛亥革命时的 “临时约法”，以及国民党的宪法，以及四九年后共产党的许多次宪法修订，要说“丑史”，我更愿意把这顶大帽子戴给四九年后的修宪史。另外所得的一册就是 《斯大林与威尔斯的谈话》，因此页数甚少，暗藏在所收的诸多种书籍中，没能找出来与他们“同享”。威尔斯的《世界史纲》、《时间机器》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好书了，但他也深受彼时知识分子左倾思潮的影响，未能免俗，要去苏联“朝拜”一番，让斯大林搞了个洁本的谈话录出来（据有人说威尔斯与斯大林的谈话，另有 所本，不知有谁看过全本），以便作为粉饰自己残暴统治的工具。不特如此，还拿来作为改造中国知识分子的“教科书”。从中译的“出版者说明”里可以看出，这 书不仅是拿来改造知识分子的，同时也是拿来“威胁”工商业资本家的，尽管他们想给工商业资本家吃颗定心丸，说中国的资产阶级与西方资产阶级颇为不同。其实 主要是彼时还停留在清匪反霸、抗联合国援朝等政权尚不稳定的阶段，先改造知识分子不仅有牵牛要牵鼻子的作用，因为用“二杆子”（枪杆子、笔杆子）的共产党 深知思想观念转变的伟大作用，同时因为改造知识分子还不会太大地影响实际工商业的发展，所以采取分期切割与整肃的方法。待收拾完知识分子后，自然社会主义 工商业改造就不期而至了，到那时你不接受强迫的公私合营，你就只有自杀的份了。五二年初大实业家、教育家卢作孚先生自杀，只是后来工商业资本家遭难的一个 不为人知的信号罢了，而这信号许多资本家是并不知晓的，所有的传媒都被控制，有谁知道这其间的暗流与惨况。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知识分子 左倾是一股世纪性的潮流，这里面的社会及历史因素甚多，不及遍述。像英国这样经验主义哲学盛行和美国这样实用主义哲学（非中国意义上的实用主义）盛行的国 家，一般说来有知识的人不会被乌托邦所迷惑与左右，但任何时都有例外。英国有威尔斯，美国有里德（大名鼎鼎的李普曼的同学），但都只是特例而已。不过， 在法国这样过于追求公正、不大注重效率的过于热情的土壤里，就比较多产。现将一些我能想起来的、法国着名的左倾或者向往乌托邦的知识分子粗列如后：阿拉 贡、阿波利奈尔、萨特、波伏娃、巴比塞、罗曼罗兰、纪德、马尔罗、加缪（后来“变节”，成为少有的清醒者）等。这些人中不仅有萨、波二人五四年前来赞美天 安门城楼并享受之，还有纪德与罗曼罗兰前往苏联“观察”，他们当时是怀着朝圣的心情而去，当然纪德很快就“苏联归来”，而罗曼罗兰的“访莫斯科日记”也在 他规定的五十年后重现天日，帮我们看到二十世纪两大灾难之一、自我标榜的共产主义是如何害人的。纪德、罗曼罗兰的心路历程不知有人认真研究否？作为知识分 子他们看到的、听到的和自己能说的之期，是不是让他们觉得有一种屈辱感？他们只是短暂地到苏联而已，我想这种屈辱感以及被愚弄的感觉一定是有的。至于那些 长期被深锁在乌托邦集中营的知识分子，就更是倍感绝望与伤心了。这种愚弄让我们列一段《斯大林与威尔斯谈话》的最初两句吧：

威尔斯：斯大林先生，这次承您接见，我是很感谢的。不久以前我在美国与罗斯福总统有过一次长时间的谈话，想弄明白他的领导思想究竟是什么。现在我到贵国来，是想仔细细请问您：你现在如何着手改变世界……
斯大林：不要这样推崇吧。

现将《斯大林与英国作家威尔斯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52年8月第二版，刘光译，曹葆华校）一书的“出版者说明”全录于后，以便朋友们知晓一些此前的历史。2008年7月26日8：17分于成都

出版者说明

这 是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与英国的小说家、历史着作家、科学家着作家威尔斯（一八八六—一九四六年）的谈话，曾编入一九三四年联共（布）中央 党出版局印行的《列宁主义问题》第十版。斯大林在这篇谈话里批评了资产阶级资知识分子的种种错误的偏见，这类偏见在我国一部分知识分子中也还或多或少地存 在着，因此，学习这个谈话，对于我国知识界特别是高校教师、科学家、技术专家们的思想改造运动，很有益处。

这篇谈话详细地说到资产阶级的 本质。在我国，因为工人阶级已经取得了政权的领导地位，接受工人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在历史上的作用和这篇谈话中所指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可以有很大不 同。关于我国资产阶级的将来，毛泽东同志说：“只要人们在革命战争中，在革命的土地制度改革中有了贡献，又在今后多年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中有所贡献，等 到将来实行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的时候（这种时候还在很远的将来），人民是不会把他们忘记的，他们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 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闭幕词 2008-07-26 08:09 ）

中南海门口不能示威，天安门前不能示威，这是北京的耻辱；
人民只能自我批准在自己家里示威，只能自我批准躲在自家床上游行，这是北京的耻辱。

乡长不能全民直选，县长不能全民直选，省长和国家主席不能全民直选，这是北京的耻辱；
乡长不能直接罢免，县长不能直接罢免，省长和国家主席不能直接罢免，这是北京的耻辱。

党领导一切，人民没有主权，主权大于人权；党代表人民，等于人民有了主权也就有了人权，这是北京的耻辱；
中南海那么小的巴掌一块地方，却包办人民的一切权利，不能全民直选和全民罢免，这是北京的耻辱。

重庆城管杀人，云安警察打人，瓮安民众永远不明真相，真相永远远离人民，这是北京的耻辱；
上海商贩砍城管，北京杨佳杀警察，北京城管成为烈士，北京杨佳成为暴徒，政府从不反思自身失误，这是北京的耻辱。

北京拨出的电话，不少外地人以为都是骗子的电话，一一拒绝接听，不管你是国家机关，还是骗子忽悠，民众以为不接为妙，担心上当受骗，这是北京的耻辱；
北京的金山上不再有金凤凰，红太阳也不再从天安门上升起，伟大光荣正确成为绝对真理，这样的绝对真理与一派胡言近似，这是北京的耻辱。

全国中学生高考，高低不一的身体，同一个世界，同样的人，同样的公民，却是不同的梦想，可北京人低分录取，外地人高分也难得录取，受教育权如此人人不同等，外地人考进北京很难，落户北京很难，打工北京不办暂住证很难，小商贩遇到城管不挨打很难，这是北京的耻辱；
北京国家机关录取公务人员，同样的中国公民，由于没有北京户口，被剥夺了就业的权利，国家机关是北京户口拥有者的北京人的机关，这是北京的耻辱。

农村人只有考上大学才能获得城市户口，农村人只有获得城市户口才能得到正常的国民待遇，农村人有了正常的的国民待遇才能正是工作、退休，甚至才可以办大病保险等社保，这是北京的耻辱；
北京人考本地大学可以享受低分待遇，外地人累死考得高分才有可能和本地人同样的待遇，北京大学不是中国的大学，而是北京市的大学，清华大学也不是中国人的大学，外地人考北大清华之艰难就像”华人和狗不得入内”的道理一样荒唐，这是北京的耻辱。

民主和自由喊了一百年，至今还是敏感词，人权和法治，以及普世价值也都不受欢迎了，这是北京的耻辱；
人民万岁和为民服务已经空喊六十年，三权分立和多党轮流坐庄仍是和平演变，仍是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军队国家化和权为民所授依然是谈话的禁区，这是北京的耻辱。

外地人到北京要办暂住证，江泽民户口在上海，他刚到北京时公安局罚他款让他办暂住证了吗？还有北京奥运会，数万外国人外国记者到北京，他们不办暂住证，就单让中国打工的底层民众和弱势群体办暂住证，这是北京的耻辱；
农村人到城市，到北京就业，很多行业对外地人是歧视的，公务员被禁入，就连单位话务员、银行职员，甚至公交车售票员，都对外地人歧视，法律如此保护北京人，这是北京的耻辱。

胡锦涛讲话都是重要讲话，而反对三峡建设的专家发言，从来不容列入议事日程，这是北京的耻辱；
各地党委政府的大小胡锦涛讲话，从来都是重要讲话获得会议一致通过，从来上当地的电视新闻联播，而民众抱怨、反对、抗议、宣泄，从来没有管道，直到火山爆发的那一天，这是北京的耻辱。

习近平的女儿可以在杭州读书，到北京读书，随意插班，来去自由，甚至无须习近平一句话，下级主动一一办好，这是北京的耻辱；
普通百姓的女儿，外来工的孩子，到城市读书，不是高额达三五万的插班择校费，就是处处碰壁哪里也读不上书报不上名，无奈只得回到农村老乡远离监护人去读书，教育如此歧视农民外地人，这是北京的耻辱。

民众作恶要坐牢，太子党和老板作恶即使坐牢也可以花钱买出来，法律整好人是一套，整坏人又是一套，坏人从来都很嚣张，这是北京的耻辱；
权贵挥霍民脂民膏，贪官贪欲是个无底洞，从来都是民众被奴役，政府主权在民成为一句空谈，这是北京的耻辱。

共产党没有反对党的权力制约和监督，共产党没有民主直选的监督，共产党没有司法独立的监督，共产党没有新闻自由的监督，共产党没有议会弹劾的监督，这是北京的耻辱；
反对党没有不被抓起来的时候，民众选票没有当真的时候，司法独立没有不遭遇党领导一切的时候，议会没有一天不是政治花瓶的时候，新闻没有一个是报道真相充分自由的时候，这些都是北京的耻辱。
北京的耻辱，就是中国的耻辱，中国的耻辱，全部都是共产党的耻辱，共产党的耻辱，不仅仅是七千万党员的耻辱，还是全国人民的耻辱，当初人民选择了共产党，如今共产党奴役人民近六十载，共产党的耻辱，简直是全世界人民的耻辱。
只因有了不再高呼民主自由的共产党，有了专制专政贪腐第一的共产党，全中国人民就从此抬不起头。只要一天不终结奴役，这样的耻辱就不会终结到头。

学渊评：早几天就读了此文，‘以平常心对待奥运’不过是平庸可口的‘甘草’，它既不治标，也不治本，谓之‘鸟论’与的‘猫论’相比，是太过誉了。即便是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猫论’，落得今日下场，也被证明了是个失败，再来一个‘鸟猫论’，可能还算不上是什么‘东施效颦’了……

‘是谁将林子砍伐得只剩下中共这棵大树？’是妙问。一树独大，只容得兀鹰，逐尽了叽喳的麻雀；于是蛆虫弥漫，食尽了树皮，干枯了枝叶……。话说毛泽东时代还有什么‘民主党派’‘知名人士’‘各人民群众团体’，它们固然不是天然灌木，但如今这些盆景也不见了。生物链的断裂，日理万机的大兀鹰就必须事必躬亲去食小蛆虫，食不完树上的弊病，天下就会动乱不止，就会星火燎原……

重建中国的政治生物链，那么星星之火就‘不必燎原’，反之‘必然燎原’，这不是由单方理性决定的，而是历史规律使然。说‘谁都拿不出立马消解官民尖锐对立的灵丹妙药’是中世纪的妄言，问题是一味坚持‘黄帝内经’，反对现代政治病理学，再好的‘灵丹妙药’之于中华民族，也是白费。

革命是社会的‘提升和飞跃’，五千年的中国只有‘造反’而没有‘革命’。但我们也绝对不可以说‘暴力革命’一定不能达成‘理性提升’的结果；而应该说我们更欢迎‘光荣革命’，即和平理性的妥协、改革、提升。我们更不可以因为‘暴力革命’的恶果，而呼唤‘告别革命’。

‘以暴易暴’的确是‘一副毒药’，但‘无药不毒’也是箴言。如果共产党认定‘民主’比较‘暴力’毒性更剧的话，那中华民族就会伴共产党而死定了。

附录：【多维社论】星星之火，不可燎原

作 为主管北京奥运的最高领导人，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月前在接受香港记者访问时表示，应以平常心对待“拉萨骚乱”、“奥运火炬境外传送受干扰”等噪音。他举 例称：“在一个笼子里有各种鸟，如果把那些吵得厉害的鸟拿出去，那么笼子里就不热闹。我们对于热闹已经怀平常心了，司空见惯，关键是我们自己把这个事情做 好。”

习近平的这番“鸟论”，明显有意将浮躁、张扬的北京奥运拉回到到正常轨道，同时也显示中共执政思路正在升级，所以获得很好的反应，甚至有人将之与邓小平“猫论”相提并论。

问题在于，中国现在这个笼子有多大，可以容纳多少只鸟？即使不是“笼子”而是“林子”，中国这个“林子”又有多大呢？这五十多年来，“笼子”“林子”是变大了还是缩小了，鸟是越多了还是更少了？是谁容忍不了“吵得厉害的鸟”，又是谁将林子砍伐得只剩下中共这棵大树？

今年以来，中国各地天灾人祸不止，尤其是民怨沸腾、系列暴力冲突事件，已经为上述提问作了回答。

官民对立，民怨暴烈，这恐怕就是力赞中国“盛世”“腾飞”的人也无法否认的事实。初夏以来，瓮安火烧公安局、杨佳上海杀警、昆明公车连环爆 炸……更令人吃惊的是，这些事件传开之后，不少网民为之叫好，杀死六名警察的凶嫌杨佳，竟被称为“义士”“大侠”，民调显示得到七成同情率，还有人用毛泽 东引用过的一句名言呼唤：“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否！我们要明确地表达态度：星星之火，不可燎原。

说燎原之“不可”，首先是说客观上“不可能”。各地发生的这些暴力事件，是从制度、利益、程序弊病、官员作风，到人际关系、信息传递、 个人性格等等多种必然和偶然的因素互为作用的结果。相似的背景和前提是：媒体被箝制，司法被滥用，民意得不到正常表达，一方面是民众信仰错失、欲望被撩 拨，一方面是官员尽求面子工程、短期效益，且有的与黑白两道合谋，擅权贪利，官民之间缺乏基本的信任，官视民为刁民，民看官为贪官，干柴一逢火星，一场大 火就难免。

然而，各地主要矛盾并不相同，这些暴力事件又不能够简单地“一言以蔽之”，各有各的具体原因，反映的是中国在变革过程中，社会问题的多重性，而且并不具有全国互联性。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央集权放松，地方自主权增大， 发展路径和具体政策的差距拉大，官府与民间矛盾对立的纠结点也多样化了。虽然我们说各地布满干柴，但是干柴彼此分割，更重要的是：能引燃干柴的火星并不相 同，甲地老百姓怒火中烧的是此原因，乙地老百姓怒不可遏的是彼原因，这样一来，某一处燃烧，另外哪怕就是相邻的地方，并不必然被引燃。

另外，我们还要看到：信奉和实践“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毛泽东和他的团队，在执掌中国之后，就回过头来致力于防止“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从“文革” 中虽然鼓励群众成立组织，却严格禁止成立全国性组织；到禁止传销、对互联网加强监控，中国当权者一以贯之的思路，就是将所有的动乱、反抗，都 封锁割断在一个个局部区域，以便集中优势兵力来解决。不得不说，中国当局的这一策略在半个多世纪中是行之有效的，除了1989年中共高层内部分裂导致全国 性动乱，我们很难再看到一场反抗能够形成全国性的连锁反应。

说燎原之“不可”，更重要的是说主观上“不可以”。解决官民对立、社会矛盾，不应该动不动采用暴力手段。暴力手段逞快于一时，却遗祸于 久远。深感不公的当事人铤而走险，虽然通过暴力发泄了愤怒，宣泄了压力，但是报复不可能做到恰如其分，不可避免地会伤及无辜，不仅使当地的社会秩序、公共 财产、百姓生活受到惨重损失，而且更积攒起来新的社会对立，进一步造成了或者加剧了不同利益群体的仇恨。

星火燎原，以暴易暴，这一种解决官民冲突的方式， 中国人已经玩了几千年了，对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有多少好处呢？从孙中山对袁世凯发动“二次革命”搞武装北伐，到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打江山坐天下， 都是这一方式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演。败则横尸百万，就不用说了，胜则建立一个暴力统治机器，一切陷入恶性循环，从头再来一遍。

历史事实已经一再证明，以暴易暴，难以建立新的政治体制和社会机制，难以带来祥和、安宁，也无法保障人们的权益。在当今尊重生命、以人为本的 举世呼声之下，鼓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号召暴力反抗，更显得格格不入，这是一种危险、荒唐、虚妄的鼓吹，应该遭到谴责，而决不应该鼓励。

当然，我们知道实施和鼓吹暴力反抗的人，无不可以举出不得不如此的理由。我们也知道中国古话所说“官逼民反”确实有其道理——正如有 学者引用过的唐诗：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从来不读书”。人能承受的压力是有限的，如果统治者堵塞了民意的正常、理性的表达渠道，压力累积，终究要通过 非理性的方式爆发。西方民主社会许多先贤也谆谆告诫：百姓天然拥有推翻政府的权利，暴力解决是民众争取自身权益的最后的方式。中国执政者应该用这些警世通 言自我惕励，不要逼得老百姓只能运用这种高成本、高风险、玉石俱焚的“最后的方式”，更绝不能将这种“最后的方式”
当作自己的首选方式，迷信武力，迷信用枪杆子来压服民意。

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无论社会、政治如何转型，官民冲突事件，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在中国都只会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激烈。任何人，不论中南 海里的执政者，还是满腹经纶的学者，谁都拿不出立马消解官民尖锐对立的灵丹妙药，声称自己拥有灵丹妙药，多半是江湖骗子。而当前，宣扬“星星之火，可以燎 原”，用暴民来推翻暴政，可以肯定，决不是一副良药，而是一副毒药。(中国官民冲突解析之一)

国家副主席习近平7月中旬访港，一再强调”平安奥运”，这一”皇储无戏言”，让人们确信，中南海确实想将”疯狂京奥”降格为”平安京奥”了。但紫禁城似乎想以”恐怖京奥”的方式实现”平安京奥”，”当今皇上”忘了，三十年改革的基础是”大赦天下”，要想真正实现”平安京奥”，必须尽快为”新四类分子”摘帽，天下大赦——四面楚歌是不会有平安夜的，自古只有敌人最少的皇帝才有平安年月。

“疯狂京奥”主要标志有二

2001年7月13日，北京申奥成功，”京奥”即成为”疯狂京奥”，其主要标志有二：

铺天盖地大吹大擂的狂人口号是其一。什么”人文奥运、绿色奥运、科技奥运”、”盛世奥运”、”大国奥运”，什么”好运北京”，”一定办成有史以来最好的奥运”，然而七年来这些口号多成空话谎话，徒让人深感1958年的”大跃进”还乡团来了，”赶英超美”的狂热梦呓，再现九州，甚嚣尘上。

挥金如土狂刮民脂民膏是其二。有新闻报道， 2008年与奥运直接相关的北京城市基础设施总投资约为2400亿元；另有环保投资1400亿元；如果再加上各地火炬传递费、支持京奥费和保安警戒费用——仅仅为”遏制山西的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为北京奥运创造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十五”其间，山西省就花掉了190亿元——由此推算，全国为办奥运，至少要花一万亿人民币！有史以来，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挥金如土地烧钱办奥运。此前历届花费最高的奥运会是前苏联1980年举办的第22届奥运会，也只花费了92亿美元；而接下来由美国举办的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预算5万元美金，实际只花了2、5亿，节余2、5亿。可是如今的中国，竟然比历届花费最高前苏联奥运会还要铺张浪费无数倍！

如果钱多能办个好奥运，也还算是有所得，可如今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京奥”预算既被超支得无法启齿公布，还又让北京奥运的高调口号由”人文奥运、绿色奥运、科技奥运”降格为”平安奥运”的嗫嚅；如今官民共识的是，本届”京奥”之恐怖超历史——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公共活动，”安全需要”的”平安”只是最低的生存需要，只有获得自尊和自我实现，才算取得成功。而今弃”人文奥运”而求”平安奥运”、”冷清奥运”，说明”京奥”没有开幕便已宣布”出师未捷”！

如此悲剧，”倩何人唤起，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软禁北京，全国警控”——”恐怖京奥”三大表现

说七年”疯狂京奥”今日成为”冷清奥运”和”恐怖京奥”，证据何在？

表现一，全国言路大封杀，大陆所有媒体皆不能自由发表任何对”京奥”的建议与批评。”京奥”前夕，连普通评论言论也须层层封锁。如7月12日，中国青年报披露了深圳市地铁二号线工程为避让公务员村紧贴居民楼，全国却没有一家媒体能发表问责评论，包括一向敢言的《南方都市报》，也一声不吭。

表现二，文字狱猛增。已在七年前承诺举办”人文奥运”的”京奥”，却在2007年12月以来的半年中新增9例文字狱案例：网络作家和自由作家王德佳、胡佳（自由记者、艾滋病研究人士）、加羊吉（着名藏族作家）、周远志、陈道军、郭泉（南京师大中文系教授）、冯正虎（维权人士）、曾宏玲（只因她发表2008年5月12日地震中经历的文章）、黄琦先后因言获罪。6月29日，两位居住北京的人权律师和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滕彪和李柏光被拘，以阻止他们会见邀请其共进晚餐并讨论人权问题的美国众议员克里斯多弗H史密斯和弗兰克R沃尔夫。此外还有千万网民遭到监控与刁难。即便良民如笔者，竟然连运用”谷歌”搜索的权利也被剥夺，至于自己的邮箱，更是常常无法进入。

表现三，”软禁北京，全国警控”。7月8日进入”京奥”倒计时30天后，环京”护城河工程”全面启动，所有通往北京的道路实施24小时检查控制，根据”坚持从严从紧”的方针，采取提高等级、增派警力的方法，让所有进京车辆、货物、人员均不能自由进入北京。有消息说，乘坐公交车进京的旅客，包括大客车在内，如一车有一人无身份证件，全车旅客都将被遣返。与此同时，北京城内也实行了类似1949年中共刚进城时全民皆兵全民皆查制度，车分单双号限行，人分地域控管，强令人们”弹性工作”，”网上办公”。北京市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已遭强制改变，可算得”软禁北京”或”半军管”。

与北京呼应，全国各地也实行警察严控，贵州瓮安十万乡民火烧警察局，北京人杨佳因沪警刁难自由骑车而怒杀六民警，浙江玉环县大规模群体抗议发生乱查暂住证，皆是各地因维护”京奥”稳定而以”一级战备””从严从紧”的结果。外松内紧的”全国警控”，更增添了”恐怖京奥”、”冷清奥运”的氛围。

何妨宣布”天下无贼”

在”当今皇上”眼里，”恐怖京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今日敌人太多：一曰境内外”恐怖势力”（如藏独等），二曰”法轮功分子”，三曰”民运分子”，四曰”自由维权刁民”，这些”新四类分子”构成了”恐怖京奥”的四面楚歌。

如果说这些”新四类分子”中确有少数人反感”京奥”，责任在谁？这只要看看”新四类分子”是怎么产生的便可知。

自古以来，皇帝们总是敌人多多。但古代明君有一个化解方法，就是每当新皇登基时或有重大危机时，总是设法来一次”大赦天下”，让久已积聚的敌人化为零。

最近的一次”大赦天下”就发生在三十年前。根据1978年底召开的”三中全会”精神，邓小平主政的中共中央，于1979 年1 月11 日下令：摘掉全国440 多万地富反坏右的”四类分子”帽子；同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又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摘帽子问题的请示》，为全国几十万藏族、维族、蒙族和其他各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分子摘帽；该年11 月，中共中央又作出一项决定：将1956 年公私合营改造时划的70多万大小资本家也一律摘帽，视为劳动者；尔后又宣布取消”反革命罪”。

如此”大赦天下”（加上中美建交、中苏和好、中日睦邻、国共重逢），1980年代初期，中国可说基本上”既无外敌也无内仇”，成为中国近代敌人最少的平安时期。然而新”核心”一如历代皇帝，大都一面”大赦天下”，化敌为友，一面又忘乎所以，旧病复发，再导”逼上梁山”，将许多顺民逼为了”新四类分子”——1989年”六四风波”制造了”民运分子”，1997年逼出了”法轮功分子”，新世纪的整体腐败酿造了”自由维权刁民”，”十七大”的伪”和谐社会”逼来了藏独疆独”恐怖势力”。今日中国执政者的敌人之多，已远逾明清，直攀毛泽东！其禁忌禁区之多，离文革全民皆敌的多帽时代只有五十步了！

三十年前若无邓氏”大赦天下”，断不可能进行改革开放；今日若不再将新冤”新四类分子”再摘帽平反，”恐怖京奥”又如何能在民怨沸腾中平安？

值此建立长治久安的民主法治机制尚待时机之际，何不先借用王道明君经验来个”大赦天下”，暂缓危难机。

此举可能有失新”核心”脸面，但民为上，君为轻，号称”以民为本”的执政党，难道就不能如邓小平那样再”猫论”一回？

“执政为民”者若是真心想办一个”平安奥运”，彻底消除”京奥”后遗症，何妨大胆宣布”天下无贼”，像与达赖代表会晤，接访上访冤民一样，也与”民运”、”法轮功”诸”新四类分子”平等对话
，共商国是，真诚和谐？

君不闻，”能反省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2008年 7月15日 于深圳 早叫庐

● 六十年的强制统治，已经面临空前的巨大挑战，改革已死，人心开始思变，甕安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官逼民反，如何应变？是统治集团做决断的时候了。

 

● 7月2日贵州甕安县民众不满公安包庇杀人凶手，围攻公安大楼并放火烧车。

二○○八年的中国，一方面官方导演的一场大戏正在登场，以奥运会来彰显盛世，向世界宣示天朝威仪，向民众炫耀自己的强大不可挑战，一方面却是接连的大灾大难，天灾与人祸不断示警，毫无疑问，中国已进入多事之秋。改革已死，奥运之后中国将往何处去？我们这个苦难的老大民族还有未来吗？对於掌握了绝对优势资源的统治阶层来说，对这些问号的回答是不言而喻的，那就是原封不动地保持现有的体制，以不变应万变，尽最大可能地压制一切不满的声音、怀疑的声音、批评的声音和反抗的声音，把所有的喉舌牢牢地控制在手里，防民之口，如同防川，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些成语的现代版都将不断上演，继续以毁灭生态环境和世道人心为代价，漫无节制地攫取世俗利益，这种贪婪的赤裸裸的末世心态，已越来越不加掩饰，至於民族的未来他们已不再考虑，我死之后或者我移民之后，哪管它洪水滔天。自以为可以驾驭万物人间的强势集团，不敬天、不畏神，对一切都没有一丝的敬畏和谦卑，任何的灾祸自然都不会放在他们的心上，他们以唯物主义者自许，在出现一种物质力量掀翻他们的宝座之前，他们不会在意任何警告，不会忌讳任何的天怒人怨，他们将一意孤行到底，直到一切都不可挽回、无法收拾。

官方谎言欺骗效果开始失效

只有把暴力威胁和谎言欺骗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才能实现有效的统治。仅仅有暴力、不加修饰的暴力是不够的，与单纯的暴力相比，以暴力为后盾的谎言有着特殊的功能，当谎言一而再地重複，重複得人们耳熟能详时，人们就会把谎言当作事实，并无条件地信服谎言。这样的统治就会稳如磐石。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对於任何在某个角落发生的新闻事件，官方都可以任意做手脚，编织一个美丽的谎言，向不明就里的大部分民众宣佈，然后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在互联网普及之后，官方仍然想用老办法来应付一切，难度已变得越来越大，至少一部分已免於愚昧的人们不再相信官方的解释。官方可能无法想像，自己的铁桶江山依然固若金汤，他们说的话，竟会有人不相信，费多少口舌，效果都不明显.

对於每天要为生计奔波、为衣食而忧的大多数中国人而言，表面上看起来，他们没有余暇、没有兴趣、更没有力量来回答这些问号，除了苟全性命於盛世之间，乞求能够善终，除了无可奈何地等待之外，几乎没有更多的奢望。罗斯福当年提出的四大自由，人类应该有免於恐惧的自由、免於匮乏的自由、表达的自由和信仰的自由，在我们这块东方的土地上至今还是一个遥远的梦。说到底，我们连免於愚昧的自由也没有得到，从教科书到不能越雷池半步的教育体制，从无远弗届的CCTV到所有大大小小的媒体，哪怕是天网恢恢、疏而有漏的互联网，官方的高度垄断和严厉管制，使国人要免於愚昧变得很困难.健康的价值观有赖於真实的资讯，如果从教科书上、从课堂上、从许多常见的出版物和媒体得到的历史都是经过意识形态严格过滤的，如果教育和新闻都处在某种单一导向之下，要跨越这些强有力的障碍，完成自我启蒙，生活在真实中，又谈何容易。这是官方价值仍能欺骗许多人的根本原因。

但是，对自由，对於更好的生活的追求是人类的天性，中国人也不会例外。通过网路和其他管道，开始追求自由的人还是一天比一天多了。这种追求常常是理性的、温和的，是思想和心灵上的自我解放。但是，社会矛盾的不断积累、强化和深化，压力越来越大，谁也不能预计未来将会以怎样的方式爆发出来。说实话，我不想看到历史上一再发生过的那种山呼海啸、玉石俱焚，不希望「天街踏尽公卿骨」的历史重演。多年来，民间社会本着最大的善意和诚意，曾不停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希望权势集团顺应潮流和民意，启动政治制度层面的改革，化解矛盾，释放压力，确立和平转型的方向。而官方试图以不变应万变，一直拒绝作出回应，漠视民间的呼声。今天，稍有良知的人都已清楚地感受到，留给这个民族的时间确实不多了。

暴力事件构成乱世将临的图像

近一个甲子的有效统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考验，吏治的全面败坏，穷富差距导致的社会对立，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给一般人生活构成的巨大压力，旧的政治制度难以适应已经变化而且还在急剧变化中的社会，因为互联网迅速拓宽的多元舆论空间……这一切都表明，中国社会不再是过去波澜不惊的一潭死水。此刻，无论官方提出多么漂亮的口号，无论承诺什么样换汤不换药的改革，只要不是动真格的，不触及最本质的自上而下的垄断型的不受制约的政治制度，人们就不会相信，不会为之欢呼。当改革不再给普通民众带来什么，当改革不再是把一个民族带往健康良性的方向，改革实际上已经死了，人心开始思变。权势集团除了顺应，其实已没有其他的路可走，这不是他们的主观意愿可以逆转的。招募多少网警、武警，拨出多少经费都将无济於事。甕安事件以暴烈的姿态登场，就是社会积聚的怨气、不平，在某一个社会角落的一次爆发，这一点其实官方也同意。我相信它完全是自发的，一哄而起的，是无意识的，没有预谋，没有准备，是最典型的官逼民反。甕安不是孤立的例子，它和每天在大地各个角落发生的暴力案件，杀员警、捅城管、煤气罐冲街道办……构成了乱世将临的一幅幅图画。

？？六月二十八日突然发生的贵州甕安事件，当地民众揭竿而起，点火烧衙门，就是一个不安、不祥的信号。尽管官方告诉我们，这不是人民起义，这是「黑恶势力」从中作梗，插手煽动所致，但是，这种一锤定音的说辞很难说服天下之人。从网路论坛、个人博客，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人压根就不相信官方公佈的就已经是事件的真相。官方使尽吃奶的力气开动舆论机器，努力自圆其说，想说服全国人，收效仍很有限。更多的人开始学会用自己观察，自己思考。甕安事件之后，是继续以不变应万变，还是以变应变，该是权势集团做决断的时候了。为防止类似甕安这样的激烈事件在其他地方不断重複，后奥运时代，中国该拉开新的帷幕了，而不是在老舞台上唱老调子的老戏。归根到底，在一个已经变化而且还在迅速变化中的大时代，以不变应万变的如意算盘不能再翻来覆去地玩下去了，如果要为这个民族、为自己的子孙后代负责的话。

二○○八年七月九日

索尔仁尼琴离开了这个曾令他无比痛苦但又无比眷念的世界，“别了，索尔仁尼琴”的声音一时间回响在世界各地，人们真诚地赞扬他作为一名作家的良知和道德勇气，同时也都不乏对人类今天的处境进行反思。在这时候，我们在继续收集信息、编撰文章和传播各地的悼念、回顾文稿之余，应该思考的问题是：他遗留给世人的精神遗产极其丰厚，我们做好了理解、吸收和研究的准备么？在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一个精神浮躁的年代的情景中，我们还有足够的耐心阅读索尔仁尼琴么？

就以他最重要的作品、他献给这个苦难的世界最诚实和最尖锐的见证《古拉格群岛》而言，有多少人曾耐心地把这部140万字的巨著读完呢？这部以苏联劳改营为中心的作品综括了苏联全国的劳改营，时间跨度长达40多年，涉及的人物、个案好几百个，所运用的叙述方法既有历史学的叙事，也有报告文学的、哲学沉思的、档案梳理的、主观随感的等等。整部作品就像一座多音调、多角度和多元风格的宏伟大厦，历史、苦难、良知、勇气等等概念在这里不是廉价的、浅薄的标签，而是在每一个搜捕之夜、每一间牢房、每一阵无耻的掌声中一点一滴地铸炼出来的。我们需要的是在细心的阅读中体会和培养思考的勇气和坚韧的精神；我们需要的是在细心的阅读中学会倾听索尔仁尼琴内心最痛苦的心音和最隐秘的自语，只有这样，索尔仁尼琴之于我们才不仅仅是一种精神上的符号，而更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资源。

即便是从知识学与文学欣赏的角度来看，索尔仁尼琴也是需要耐心阅读，才能领略这位文学大师的渊博与魅力。如《古拉格群岛》，索尔仁尼琴在书中所运用的语言、所创造的词汇、通过词汇所揭示的现象，本身就是一部专制极权下劳改生活的语言索引。很有意思的是，作者在劳改营里唯一拥有的一本书是19世纪编纂的《大俄罗斯语详解辞典》，因此他的书中不乏古旧俄语和俗语、谚语，而且还有大量的“劳改营语言”和江湖黑话，以至西方国家还出版了专门的索尔仁尼琴字典。作者根据1926年颁布的苏联刑法“国事罪”一章第五十八条把苏联政治犯称做“五十八条”，书中的“五十八条”无处不在。第一卷第60页开始较为集中地论述刑法中的第五十八条，可以为任何跨国比较研究提供很有价值的框架和个案。匆匆的浏览无法使我们对这一切感同身受，不细心阅读我们就将失去最有价值的研究资源。

与俄国人相比，中国的读者是比较幸运的。《古拉格群岛》俄文版于1973年12月至1975年在巴黎陆续出版，但苏联国内对索尔仁尼琴作品的禁令要到了1989年才宣布解除。中国大陆的中文版则于1982年就以“内部发行”的名义出版。但是，二十多年来，我们又有多少阅读和研究的成果可以无愧于这份珍贵的思想与文学遗产呢？

而且，阅读作为一种行为，它还有高声朗读的可能。“和往常一样，那天的起床钟也在早上五点钟就响了。在工作人员的住处旁边挂着一段铁轨，他们就用铁锤敲打铁轨，叫醒所有人……。”在莫斯科，一位名叫恰利杰的中学生在当时朗读着《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而且录音；后来他说：“我记得大家都非常激动。我把整个小说都录在了磁带上，给我的每一个朋友听。”这部中篇小说于1962年11月发表在苏联《新世界》杂志上，其后有两百多人给索尔仁尼琴写信，讲述他们在劳改营中的经历。

这是细心阅读、朗读和倾听的力量。

（作者系广州美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