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  虾:杨佳案的李玫瑾没有公信力

7月23日,关于杨佳杀警案,上海市官府的机关报《新民晚报》之《新民周刊》发表其记者与犯罪心理学家李玫瑾女士的访谈《做出犯罪行为不一定需要巨大的冤屈》,并且大肆散布于网路,进一步加剧了对杨佳先生的构陷。对此,我们由衷地赞叹上海人捣浆糊的技巧,读后感受如下:

1,《新民晚报》之《新民周刊》属于上海市官府经营,必然代表上海市官府特别是上海老警察的立场,不是中立客观的专业媒体。这是继7月7日《新民晚报》发布所谓《上海警方披露闸北袭警案详情》之后,又一次歪曲事实,侵犯人权。至今,上海官府无法而且不敢解释他们的老警察为何在星期一上午处于集体昏睡状态?他们如何狂欢于七一前夕?只好进一步抹黑杨佳。

2,李玫瑾女士自己就是上海人,偏袒或否认上海警察的普遍腐化堕落,歧视中国公民杨佳。她丝毫没有认为杨佳应该是受到上海官府欢迎的游客,而是发展了上海官府对杨佳的歧视性称谓“外地无业人员”,作了进一步的歧视性的臆断:“杨佳和人发生争执是必然的,这是由其人格决定的……我认为杨佳有偏执人格问题,这表现在为小事纠缠不休、不体谅别人、自私。……杨佳的自尊中隐藏着危机,甚至是自卑,生活窘迫,没有体面的工作,敏感,暴躁……严重的心理障碍就是导致自杀或者杀人……这些人属于犯罪是必然的……杨佳是一个缺乏思考的人,有认识障碍……”

3,李玫瑾女士是公安部所属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教授、三级警监[相当于上校],代表警方和公安部的立场。现在,上海人除了垄断了中国大陆的暴力机关的魁首席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公安部长孟建柱、最高检察长曹建明、均为上海人,最高法院院长王胜俊是上海外围的安徽人、且曾五年担任周永康的秘书长],还要垄断刑事案件的话语权,所以李玫瑾女士狂妄的说:“专政机关应该有其形象和尊严,中国的警察是威慑力不够……拦下人查自行车?这是法律赋予的权力!……公民应该无条件配合……警察的威严不容侵犯……”

4,李玫瑾女士作为一个享受纳税人供养的学术官僚,无视中国官府违背了现代国际公法渊源之一的《世界人权宣言》的宗旨“鉴于对人权的无视和侮蔑已发展为野蛮暴行……鉴于为使人类不致迫不得已铤而走险对暴政和压迫进行反抗……”,而把中国大陆的暴力执法导致治安环境恶化的责任嫁祸给全民,断言“缺乏对规则的敬畏是我们全民意识的问题、犯罪的人都是没有敬畏之心的人。”但是,从多方面的材料可以得知,杨佳及其母亲都是极为敬畏社会公德和准则的,他们母子虽然极为贫困、多番遭受权力机关的折辱,但多年跋涉于上访维权之路,说明他们一直相信这个社会尚有可以信赖的规则。

5,李玫瑾女士发挥了上海人特有的捣浆糊的技巧,把当代整个中国官府特别是上海官府迫害人权的罪责,转嫁给很多年前的北京的学校以及杨佳的家庭,她说:“问题出在哪里?……要真正想研究预防这类人的犯罪心理,只有通过我们的教育,但是我们的教育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好。……个人从生活上主要依赖于以父母为核心的家庭,学校教育也占有一定的影响作用……”。

所以,我们只有奉劝李玫瑾女士:您与闸北律贼谢有明先生一样,似乎正在扮演绞杀杨佳的推手,这在奥运开幕之前显得很不和谐。作为一个上海精英知识分子、一个高级警官、一个公安部的喉舌、一个学术官僚、一个国际公法的无知者,在上海警方吴志明对北京学生杨佳的绞杀问题上,您是不具有公信力的。您作为一位女性,有没有想过杨佳尚未娶妻?有没有想过杨佳的母亲一生坎坷只有这一个儿子?您既然多年客居北京从事教育和家庭研究,想必应该读过,王朔先生的名著名言——《我是你爸爸》说的:“瞅你那胶鞋脑袋,长得就跟教育似的!”

陈奉孝:政治二奶

提起“二奶”这个词,大概国人是再熟悉不过了。当官的包二奶,大款包二奶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了,人们听这类故事已经听的耳朵都磨出犟子来了,单从媒体揭露的事例已经是举不胜举,因此也就无需赘言了。现在竟然有女大学生在网上发贴,声言自己愿意被包二奶。作为教师的我不能不产生一种莫名的悲哀。我想这样的女大学生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除了受当前社会的物欲横流的影响外,毕业后就业难,工资低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我想,作为一名大学生,应该是懂得一点法律的,主动去当二奶可是触犯了婚姻法呀,我不知道她们想过没有。哎!今天的社会怎么变成这样了呢。

不过更使我感到惊奇的是今天又出现了一个新名词:政治二奶。名词的发明者竟然把政协和民主党派说成是政治二奶,我不由得有点生气了,因为我曾经是政协委员,而且也是某个民主党派的成员,我可从来没有想当政治二奶的想法!不过冷静下来想想,该名词的发明者讲的确也不无道理。就个体的二奶而言,大体可分两类。一类是那些愿给大款当二奶的女士,其目的不过是为了追求物质享受;那些甘愿为当官的做二奶的女士除了经济目的外,恐怕还有政治目的:把当官的伺候的舒服了,可以被提拔升职。就“政治二奶”而言,仔细想来可是渊源流长。历史上各朝各代都有不少专门对当权者溜须拍马的佞辰弄臣,只会为当权者歌功颂德的文人墨客,这些将其归为政治二奶之列,大概是不错的。

鲁迅先生把为当权者做事的人分为帮凶、帮忙、帮闲三类。我想,政治二奶应该属于帮闲之类。因为这些人一般不会直接帮助当权者去杀人,一般也不是当权者的助理秘书什么的,因此只能将其归为帮闲之类。近来陈行之先生又发明一个新名词“文化利益集团”,其定义是:依附于国家权力之上、以垄断性文化行为向社会攫取精神和物质财富的社会阶层。既然是依附于国家权力,那么将其归为帮忙或帮闲之类我想是不错的。例如在“百家讲坛”上宣扬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儒学”,含泪劝说地震受难的学生家长不要游行要求惩办豆腐渣工程的官员和开发商,说什么因为国家领导人已为死难者开了追悼会,因此“纵做鬼,也幸福”的等等先生女士,将其归为帮忙、帮闲之类大概也不会错。因为当权者不便说或不能说的话(做鬼也幸福)由他(她)们说出来了。由于这些人并非官场里的人物,讲其归为“政治二奶”也许更准确些。

那么名词发明者为什么将政协和民主党派说成是政治二奶呢?就政协而言,其全称叫政治协商会议。全国政协的情况我不清楚,但没听说过有哪一个省、市、县的哪一届政协会议对重大的政治问题提出过什么协商议案。政协委员们讨论的问题和提交的提案百分之百都是一些事物性问题,有关政治问题或重大政治事件的处理,政协委员大都自觉地回避。每次政府官员换届先进,政协委员们也只能充当拍手的角色(人大代表也只能充当举手的角色),你说把地方政协说成是政治二奶岂不也名副其实?

就各“民主党派”而言,八个“民主党派”无一不把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写进自己的党纲,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特别是“民主党派”的地方领导人,无一不是共产党员,换届选举时,候选人都由共产党的统战部指定,实行等额选举,“民主党派”要发展成员也必须得到统战部的首肯,这恐怕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由于一切都老老实实地按统战部的指示办事,因此各“民主党派”的大小头头都获得了一个什么政协副主席、常委、人大副主任、常委之类的官当当,从而得到政治经济利益,你说不把它归为“政治二奶”归为什么呢?“政治二奶”这一新名词的发明者,我真服了你了。

中国公民记者第一人周曙光

冲在前面的周曙光 冲在前面的周曙光

互联网将给中国带来资讯的解放和生活的民主吗?很多人问这问题,却没有人能够给出明确的答案。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人,把这个问题暂时搁置一旁,先行动起来,利用互联网带来的技术上的全民平等,积极参与社会进程。在这些行动中,”公民记者”成为最新,也是最有号召力的社会与网络行动之一。周曙光被称为中国的第一个公民记者,上周末,他给同龄人上了第一节”公民记者课”。德国之声记者多马走近其人,给你一个真实的周曙光。

上课的时间是星期六的晚上,地点在离清华大学南门不远的”避风塘”酒吧里,主讲的周曙光站在投影仪的大屏幕前显得个子矮小,讲课也不断被邻桌的讲话声和笑声压倒,不过这一切都没有影响来听课的二十几个博客写作者的兴致,他们喝着付18元钱可以不断续杯的饮料,认真听讲,心中多少都对讲课的周曙光小有敬意。

 

周曙光描述了站在听课者面前的感受:”避风塘里面是一个所有人共享的大空间,所以我讲话都必须特别大声。不过他们的注意力是在大屏幕上面的,所以他们获得信息还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他们都是冲着我来的,我感觉自己好像一个被人崇拜的明星一样。”

 

周曙光讲解的并不是新闻学原理和采访技巧,而是各种为成为公民记者所必需的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比如GMAIL、Skype、Blogger.Com等等。 实际上,来参加讲座的感兴趣者大都学习过新闻专业,或者在从事网络报道工作,不过他们对于公民记者的概念,操作的方式,甚至硬件技术都不甚了解。

 

周曙光说,他讲的东西听众都表示没有听过,所以他讲的时候都会问大家能不能听明白。他说他只是提供一些线索,还有一些软件的网址,让听众利用网络去学习。

 

公民记者的概念出现在2000年之后,到目前为止尚无确切的定义。不过,它基本上体现了这样的理念:在互联网时代,因为每个人在技术上都有可能成为信息的发送者,所以,每个人也就成为了潜在的新闻记者。而这种以公民身份参与的新闻信息的传播就被称为公民新闻,采制这种新闻的人就被称为公民记者。

 

周曙光就是因为在中国第一个亲身实践公民新闻的采制与发布,成为众多网民和新闻界关注的焦点。周曙光1981年出生,1999年开始上网。他没有完整地读完高中,大学也只读了一年多。不过通过自学,他熟练地掌握了互联网技术。从2001年到2005年间,周曙光曾受雇于几家公司,担任网络管理员。其间他也开始在自己的名为”周曙光的网络日志”的博客上,以Zola为笔名发表文章。而他目前的职业则是菜农。这样的身份似乎很符合人们将公民新闻定位为”草根新闻”的定义。

 

周曙光的父亲是退休煤矿工人。母亲没有工作,家里有兄弟姐妹五个,都靠周父的工资读书长大。

 

2006年5月,周曙光在个人博客里发表了讽刺百度网站的审查制度的文章,个人博客的访问量飙升至2万。2006年8月,他揭发某公司的商业骗局并拒绝该公司的贿赂,得到了更多网民的支持。

 

真正带给周曙光公民记者身份的事件是这样的:2007年,他以个人媒体的身份报道了重庆杨家坪拆迁事件,采访了著名的”钉子户”吴苹夫妇。他采写的新闻为他的博客带来了18000多的点击量,而他自己的公民记者行动也受到全世界媒体的关注。南方都市报,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英国广播公司,美国之音等大型媒体机构都报道了周曙光的行动。毕竟,在新闻媒体受到严格审查的中国,普通人很难接近主流的大众传媒,而一般网民则主要是在自己的博客里抒发心情,与此相对,周曙光的行动显得特立独行。正如«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报在对他的报道中评论的:”特意从外地赶过去做博客报道的,目前大概只有周曙光一个人。”

 

也正是在这次报道重庆钉子户的过程中,周曙光第一次听说了他自己实际上已经在实践的”公民记者”的概念。他说:”我是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才知道这个概念,去年我一个人身份报道重庆最牛钉子户的事情之后,就有人提出了这个概念,说国外很流行,但中国很少有人知道。从那以后,就有很多人提到这个概念了。”

 

那么,对于实践者周曙光来说,公民记者意味着什么呢?”公民记者就是以老百姓的身份,在公民和公民的对话过程中去了解事情的发展过程吧,他在事件中就是一个旁观者的身份。”

 

2008年7月,周曙光又在他人的资助下,亲自到贵州瓮安了解发生在当地的民众烧毁警察局的群体骚乱事件。他从自己所到之处,不断发回新闻报道,其中包括很多照片和视频资料。这些资料在互联网上流传,并被国内外的大型媒体转载,一时间周曙光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他迎来了自己公民记者工作的第一个巅峰期。

 

就在周曙光的公民新闻行动给中国严格的审查制度之下的大众传媒带来新的气象与可能性的时候,也有人开始批评他的行为。有人批评他的报道不够专业,有人说他账目不清,更多的批评者则认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出名。那么,周曙光是怎样回应这样的批评呢?他坦承,一方面,他当然愿意出名,不过也提到,他的行动还有别的动机。”一方面是好玩,另一方面也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又有用,又有趣,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很完美的事情了。”

 

批评者常常忘记了周曙光提到的,做的事情不光要有趣,还要有意义。周曙光的新闻报道常常关注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比如上访者和被迫拆迁者等等。对他来讲,公民记者行动中所号召的人人提笔记录自己的生活,有着非凡的意义。他说:”维护自己的权利,是可以让这个社会大环境变得更好的行为,所以维护自己就是维护这个社会。”

 

中国著名的学者崔卫平教授也非常赞同每个人记录自己生活的行为,在她看来,记录生活有着除了维护自己权力之外,更重要的意义。她说:”我认为这种形式跟纸质媒体相比,它讲的是普通人的普通生活,不能说它不具有新闻意义,如果能让媒体变得更多元的花,这种报道也是很有意义的。周曙光是在有意识地做这些事情,我觉得很有意义,如果大家都来写身边的故事的话,尤其是一些掉在缝隙中的事情,会使人们保持一定的社会道德敏感性。”

 

从普通的网民到积极参与社会改革进程的公民记者,这中间自然要经历许多过程,不过一旦行动者自觉起来,参与其中的人数和他们带来的影响将是深具潜力的。在这方面,韩国的网民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例子,韩国的”Ohmynews 我的新闻”网站,从2000年2月创办以来,已经成为最具影响力的网络新媒体,而该网站上登载的新闻,主要来自于社会普通市民。网站创办时,市民记者数为727人,而现在人数则超过38000, 点击率为每日200万次。

 

周曙光作为中国的第一个公民记者的身份是尴尬的,因为所谓公民记者,提倡的就是人人都来参与新闻报道的大众活动,而不是一人因为实践”公民新闻”而成就个人主义的英雄。周曙光也看到这一点:”我不应该每次都冲到第一线的,而是教会更多的人都成为公民记者,所以我打算去做一些培训或是创办一个公民新闻网站来汇集和组织这些新闻线索,也许会做一个公民媒体。”

 

而上个星期六的第一节”公民记者”课,就是他实践公民新闻的大众化的第一步。

 

在周曙光的个人网站首页上,他抄录了安葬于西敏寺的英国主教的墓志铭,也许这句话代表了这个不典型的80后的社会理想,这句话也许也可以回应他的反对者对他的批评,墓志铭中这样写道: “当我垂垂老矣,我终于顿悟了一些事:我应该先改变自己,用以身作则的方式影响家人。若我能先当家人的榜样,也许下一步就能改善我的国家,再后来我甚至可能改造整个世界,谁知道呢?”

牟传珩:北京奥运:人民担不起的政治工程

2008年7月16日晚,奥运会开幕式彩排预演在鸟巢进行,鸟巢和水立方上空多次试放了焰火,景象豪华奢侈,招致网民一片倒彩——北京奥运会实是最劳民伤财的一场政治大秀。作者所在的山东省,从7月5日到9月25日期间,各级公安机关和全体民警放弃休假,全警投入奥运安保工作,以确保青岛奥帆赛安全进行。 昨天,奥运圣火在青岛传递,各单位严格挑选党员积极分子上街捧场,一般群众则被排斥在外。警察当局倾巢出动,步步设卡,封堵交通,如临大敌;大批企业员工无法正常上班,圣火所到之处,百姓外出受到严重影响。在中国境内,火炬传递已成为炫耀性的浪费行为。本来不少民众表示欢迎奥运会,但经历5月四川大地震造成的巨大破坏后,政府仍进行铺张与扰民的圣火传递,因此才招来了公众空前广泛的非议。随着北京奥运开幕的临近,很多人从2001年取得奥运主办权以来持续了7年的热情迅速下降,甚至不少民众开始懊恼了。北京奥运已被网上非议言论公推为中共最大的劳民伤财政治形象工程了。

此据中新网7月18日电《侨报》报道,中国国家体育场有限责任公司透露,国家体育场”鸟巢”最终投资35亿元。美国《华尔街日报》16日曾撰文称,中国为奥运会的投入”总计420亿美元”,认为中国办奥运”太奢侈”。文章称,从耗资30亿美元的机场航站楼到造价5亿美元的”鸟巢”花了大量钱财建设的体育场馆等,奥运后基本就丢空在那里, 实际上就是最昂贵的一次性用品。据说北京奥运投资现已超出预算的5倍多,这在奥运会史上创造了无人企及的一个世界记录,足以令希腊曾因大笔奥运预算背上沉重债务的雅典奥运会相形见绌。而1976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办的第二十一届  奥运会,曾是最浪费的一次运动会,其全部经费为14亿美元。加拿大原计划在主要比赛场地修建占地50、5公顷,能容纳60000万个座位和14000个站席的椭圆海螺壳形体育馆及附属悬臂塔。这是奥运史上最昂贵的建筑,但是在奥运会开幕时这座体育馆还未完工。因造价猛增开支过大,原计划尚未实现已造成了八亿美元以上的赤字,市政府不得不让市民缴纳”奥运税”。就是这个被称之为历史上最浪费的一次奥运会,也无法与今天的北京奥运相比。海外一篇《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为一场仅持续两周的体育秀如此大举开支是否合理?》文章指出,北京开创了伦敦等未来奥运东道主望尘莫及的先例。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中国项目高级研究员裴敏欣表示,从政治角度来说这是值得的,但从经济角度来看并不是这样。德国约翰内斯•古腾堡大学体育经济学教授霍格•普鲁斯则认为,北京已经开创了伦敦等未来奥运东道主难以企及的先例。他说,许多国际奥委会委员已经考虑,必须想办法削减奥运规模,使得更多城市真正有能力举办奥运。普鲁斯指出,如果这种为奥运大把烧钱的势头延续下去,就以500亿美元为例,可能全球只有10个城市能负担得起。由此可见,中共如此一掷千金,好大喜功的政治面子工程,竟让发达的西方国家都大跌眼镜。
 
为了这个好大喜功的政治面子工程的成功,北京不放过任何细节。政府不仅花费3,000万美元对原先尘土飞扬的郊区京顺路进行形 象改造,种植树木、花草并建了装饰墙,还向道路附近的居民发放了少量补偿款,迫使他们搬迁。而内蒙古自治区省会呼和浩特则新建了一个造价2.27亿美元的机场,作为奥运期间北京巨大新航站楼的后备。中国许多官员中流传着这样的话:奥运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现在的北京市几乎已经没有无北京奥运会标志的地方了。王府井的每一个电线杆子上都悬挂着奥运标志。
 
作者所在的青岛,仅是北京奥运的分会场,其仅奥运场馆建设就投资了32.8亿。在市南区香港路、银川路等主要干道,随处可见关于奥运的临建围挡广告、串旗。每个街道都设立了一条百米奥运文化长廊。鲁迅公园、信号山公园等海边风景区,大量设立奥运雕塑景观。奥帆赛期间,在香港路、东海路等将摆放鲜花800万盆,在五四广场、音乐广场设立大型主题花坛,形成壮观靓丽的迎奥鲜花大道。市北区对辖区内的主要干道、路口、特色街区以及街道社区进行了奥运环境宣传,全面开展奥运户外宣传。其中在体育街打造奥运文化广场,制作大型广告牌2块,更新沿街灯杆38杆,在延安二路青岛婚纱街设置圆形灯箱广告20个。四方区在海云广场、人民路立交桥、杭州路立交桥、山东路立交桥、嘉定山公园、四方火车站、长途汽车站等重要节点,都设置了奥运元素的雕塑景观或摆放鲜花,营造出浓厚的奥帆赛氛围。 在全区10条主要道路,利用灯杆挂旗、高炮、围挡、候车亭、灯箱、宣传栏等各种宣传载体,渲染奥运氛围。计划安装灯杆挂旗600余杆;奥帆赛宣传广告牌100余块;候车亭公益广告128块;高炮广告牌4块,达到对奥帆赛全方位、立体化的宣传效果。远在城市边缘的李沧区也不甘落后,已确定了5条主要道路、1条商业街、1  处奥运主题文化广场和2处奥运景观作为重点环境宣传区域,并在确定的重点区域可视范围内,所有施工单位设置的围挡广告牌均以奥帆赛和残奥赛公益广告为内容开展环境宣传。

而离市内更远的城阳区,则重新粉刷了各类墙体,组织社区绘画爱好者参与绘制各种奥运图形。流亭机场周边区域、流亭立交桥周边区域、青银高速沿线、胶济铁路沿线、308国道沿线等都进行了奥运改造。城阳人民广场投资近300万元,以”扬帆奥运、溢彩城阳”为主题,设置51组大型灯组、2008个小灯。在迎宾路以机场为起点至双流高架节点,以”花海迎宾”为主题,在主要道路两侧一片灿烂的花海;双流高架节点以自然式混植各色菊科类植物形成自然的园林风光。基本是农村地带的崂山区,则完成了奥运主题文化广场(石老人海水浴场)的氛围营造工作,设置完成奥运知识文化墙48块,”祥云”火炬立柱24杆,奥帆主题雕塑3个,主题口号彩旗200面。枯桃花卉节期间,在枯桃花卉交易中心门前广场摆放10万盆鲜花搭建奥运五环鲜花景观。区内3块户外电子屏幕每天滚动播放奥运会和人文奥运宣传口号。青岛仅广告宣传美化费用的巨大开销,就数目惊人。总之,北京奥运如此兴师动众,劳民伤财,不仅违背了奥运会的精神,也浪费了纳税人的钱。这项豪华又奢侈的政治盛宴,大笔消耗了人民负担不起的血汗钱。
 
再说,北京奥运扰民。此据今年7月9日媒体报导,10万反恐大军拱卫京奥,140万义工支援要打”人民战争”。北京在  6月21日成立一支单独命名的奥运反恐突击队叫”蓝剑突击队”。更不可思议的是,为防止有人从空中对北京奥运会国家体育场”鸟巢”进行恐怖袭击,北京当局开始在鸟巢附近设置防空导弹。大陆各地机场安检措施昨天起全面升级,包含北京首都机场、上海浦东、虹桥,青岛流亭等机场的各航站大楼门口都设置安检关卡。凡进入航站大厦者,不管是搭机、接机或送机者,一律要接受安检。结果各地机场都出现大排长龙,场面混乱,旅客怨声载道。7月20日以来,北京实施了八项专门针对奥运的新措施。全国北京、天津、石家庄、呼和浩特、太原、济南、合肥、杭州、上海、南京、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拉萨、乌鲁木齐19个机场实施双重安检,北京的地铁全线、四大火车站、甚至长途汽车站都实施全天候最严格的安检。

 除了机场,北京各长途客车站和火车站,也都加强安全检测措施,所有从外地进北京的大巴士,一律不准中途下车,乘客进京前,先由当地公安部门检测一次,抵达北京后,必须再接受一次安全检测。所有车辆按单双号行驶,不少单位”错时上下班”,众多农民工被赶出北京城外,不少住在地下室的人被勒令搬出。一时间,北京街头除了随处可见的公安武警外,至少还有15万职业保安和29万志愿巡逻者在不断盘查过往行人,把所有路人都视为假想敌人。在要求奥运期间乘坐车船进入北京的旅客实行购票实名制后,交通运输部日前又发出紧急通知,同时要求对乘坐车船的旅客实行严格检查。当局日前又启动巡逻防控”三道治安防线”,严查入京车辆。国内网站近日出现一张拍摄自北京宣武区陶然亭附近的照片,照片里一条横幅上写着”减少出行,为外国友人让出畅通大道”的标语,再次引发网民不满,纷纷抨击这是反向歧视,把外国人的交通权益放在中国公民之上。中国政府为确保北京奥运会顺利举行所采取的各类临时措施,已经严重干扰了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开始引发民间对”次公民待遇”的情绪反弹,互联网上现在已是一片挞伐之声,国内网站随处可见对北京奥运铺张与扰民的讽嘲与抨击。更具典型意义的是,最近网上还流行了不少新创的相关语词:如”避运套”,指北京或外地旅行社在一个月后推出的一种旅游套餐活动,针对离京外出旅游的北京市民;”受运”,指一个月后仍然呆在北京的人;”恭外运”,指奥运期间,恭候外国运动员的活动总称。这些都是调侃北京奥运扰民的民间语话。可见国内支持奥运的民意已经完全滑坡。
 
中国政府批评别人把奥运”政治化”,其实他一开始就把北京奥运会视为最大的政治任务,始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抵制西方文化为主调,借以凸现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制度的政治荣誉。早在2007年10月1日,新华社电讯报道:胡锦涛强调,办好奥运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据说北京奥运是中共两代党核心史无前例的”伟大成就”的见证,因此党和政府就会挖空心思地去炮制华而不实的”世界之最”。为了这个声势浩大的”盛会”,便不惜任何代价地用”钱海战术”加”人海战术”,既借助百姓的钱来搭建表演戏台,又将千万群众当作木偶道具展示,其实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自己大唱赞歌。正是中共这种打造令百姓负担不起的政治工程的意图日趋明显,才使今日中国大众的奥运支持率迅速下滑。

我们的忧伤如此稀薄

这个世界的好文字很多,纵然一生都在看书,也无法读完这个世界所有的好文字。于是必有选择,遇瓦砾绕道而行,见美人则心神摇曳,好书犹如美人也。赵瑜,网名方便面3号,写得一手好文字。《小忧伤》即是他的近作,顾名思义,“小忧伤”就是一些淡淡的忧伤,对纯真的少年时代的缅怀,仿佛如少年时期淡淡的酒,带着天真的冲动,虽然恬淡却自有清香,虽然简单却无法复制,每每回忆,它们依然感动我们,幼稚而完美。这样的忧伤是纯净而晶莹的,像村前的小河一样美丽和让人留恋。

《小忧伤》分23个章节,总共285个段落。每个章节的标题虽然自有意义,但我以为,这样的划分法并无内容上的实质意义,所有的忧伤都是一种叙事,我从中阅读到作者流淌全书的诗人气质——一种对事物极度的感觉,一种对感受特别深入的意识,一种自我拆解的锐利智慧,一种用梦幻娱悦自己的非凡才具。种种内心深处的童年断片以优美的文字如天女散花一般,缤纷四落,让拾到吉光片羽的我们深为惊讶。“我在煮月亮,你想往里面加什么?”再加点忧伤,再加点忧伤吧。

翻开“兄弟文丛”之一的《小忧伤》,我看到一个少年的成长记忆,那些孤单、恶作剧、羞涩、爱慕、淘气、游戏等等,都是我们共有的忧伤,读赵瑜的书,很亲切,很熟悉,很温暖,原来我们那一代的孩子都有过同样的童年,同样天真浪漫的童年,而这种童年连带培育它的时代和它赖以生存的土壤如今已无可挽留地消逝了,一切都成了流年往事,正是这流年往事才使作者以明亮的笔墨捡拾起童年的目光,为那一代人的童年写下刻骨铭心的忧伤记忆,给我们留下一份珍贵的文本。

《小忧伤》里的童年往事里既没有动画片可看,也没有什么变形金刚与电子游戏,然而那种充满野性充满小忧伤的童年却是我们那一代人的黄金时代,那个时候我们无忧无虑,那个时候我们天真无邪。多年以后,我对那遥远的童年依然充满着眷恋之情。不过慢慢回想起来,那个时候也有不少的烦恼与痛苦。可能现在的回忆带有一种过滤装置,剩下的只是美好的画面,丑恶已被遮蔽,那些痛苦的经历已经被淡化与抹去。正如一位学者所说的那样:记忆的天堂似乎永远是遥远的童年。

赵瑜写孤单:“那天晚上,我一个人揉揉眼睛,看看堂屋里睡着的父母亲,看看西屋里睡着的哥哥和爷爷,忽然觉得很孤单。”赵瑜写恶作剧:“有一天,我把瘦小的赵来挤到班里一个很好看的女孩怀里,那女孩就骂了他,我在一旁开心极了。”赵瑜写生气:“我沉默了好久,感觉无比难过,原来,班里面没有我,他们照样过得开心。”赵瑜写电影:“我小时候有一个理想,是做一个电影放映员。因为每一次放电影之前,都有人请他们吃一顿的,我听说,他们吃的东西很好吃,除了我们大坑里的鱼,还要吃鸡腿。”赵瑜写性朦胧:“当我们把一个隐私的东西拿出来炫耀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单纯的。”

这样的书写简洁朴实,与当下流行的小资话语、旗手话语、领袖话语、搞笑话语有着十万八千里的距离,正是这样遥远的距离让我喜欢上赵瑜的《小忧伤》。散文是语言的艺术,然大巧若拙,朴实平淡或许才是最高的境界。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看山山高,看水水低,看天地也就宽了;再看忧伤,我们才知道时光永远不能倒流。人始终要走出童稚时代,已成过去的事实才让我们久久怀念,一往情深。不能返回的童年始终是美丽的想象之所:池塘里的青蛙、杨柳中的小鸟、泥地上的弹珠、风中的纸片、夏夜的流萤,还有漫天的雪花,一切都记忆清晰。

小说家王朔曾经在他那篇著名的小说《动物凶猛》的开头以一种极为怅惘的怀旧者的语调说:“我羡慕那些来自于乡村的人,在他们的记忆里总有一个回味无穷的故乡,尽管这故乡其实可能是个贫穷凋敝毫无诗意的僻壤,但只要他们乐意,便可以尽情地遐想自己丢失殆尽的某些东西仍然可靠地寄存在那个一无所知的遥远的故乡,从而自我原宥和自我慰籍”。这是一个城市漫游者对故乡童年的想象性的书写,但哪里是我们的故乡童年呢?所有的故乡都在沦落,童年的桃源已经无处可寻。或许,这就是成长的代价吧。《小忧伤》记录了逝去的童年细节,却让人格外忧伤。

在《小忧伤》里,我们会读到很多有趣的童年细节,譬如:“我偷吃馒头夹肉里的肉,然后承认了。因此,竟然被大家传为诚实的孩子。既吃了肉,又落了好名声。这种事情,不是一般的孩子都能做得到的。”譬如:“有一天,我从鸡窝里摸到一枚鸡蛋,然后把鸡蛋放到眼睛上,感觉暖暖的。我当时就想,什么时候,有一种母鸡,下的鸡蛋是熟的,那该多好啊。”譬如:“那天的云彩是火烧云,很好看,有一朵云彩提别活跃,一会儿变成了一匹奔腾的马,一会儿变成了一条狗,又一会儿变成了雷锋叔叔的样子,但就是不变成我的样子。我很悲伤。”

翻阅《小忧伤》里的文字,恍若隔世。记忆里的往事虽然尚在依稀,但怀旧的模糊却让我无法重新体验那一份忧伤、那一份柔情。窗外的阳光灿烂而温暖,南国的天空蓝得美丽。流淌的童年文字渐渐淡去,窗外是刺耳的车笛声。不再怀旧,不再为旧事感伤,把记忆与灰烬藏在无人的角落,让“小忧伤”随风而去,明年的蒲公英也许会带它回来吧。人无法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重温童年的细节,时间已经不能倒流,人世间的事情只能如此而已,并非仅仅的文字。现实残酷无比,但作者赵瑜仍可以用一双孩童般的眼睛去观察、感知我们过去的时光,开启尘封已久的幻想,去演绎其中的种种故事,体味其中丰富的情感,“我曾经吃过一条鱼,那么我会变成鱼吗?答案是肯定的。”

《小忧伤》还有值得一提的地方,就是配有精彩的插图。作者是“梵高奶奶”常秀峰,这些充满想象力的插图与赵瑜的文字结合得天衣无缝。或许可以说插图是文字的外延,在一个忧伤如此稀薄的时代里,有《小忧伤》这样文图俱佳的书,值得我们阅读,值得我们为之写下祝福的话语。赵瑜的“小忧伤”表达了个体面对时代的脆弱,从而唤起人们对童年往事的追忆。然而时光倒流仅仅是一种想象与虚构,与真实的人生毫无关系。这或许就是我们需要小说、散文、诗歌、电影等艺术的缘故了,我们在替代品中得到安慰。《小忧伤》仿佛就像一杯洁净的水,没有花哨的包装,对于寻找童年梦想的人却不可缺少。

《小忧伤》(赵瑜著·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年7月第一版·定价18元)

青楼莺声为谁啼?

将妓院开在考场的对门,不愧为生意人一项精明的决策。

古代的妓院,招待的多是读书人,常见的称呼是“士子”。当时的“士子”,地位很高,人数也少,他们口袋里揣着银子与诗稿。银子和诗稿,这两样当然是好东东,是青楼大院最好的通行证。对妓院的老板来说,有银子的就是大爷,是活菩萨,故而其热情如冬天的一把火,恨不得将南极的冰雪都融化。而对青楼的妓女来说,她们多数是文学爱好者,因而面对满腹诗文、锦绣文章的才子,便不时秋波暗送,做做佳人会才子的美梦。所谓“鸨儿爱钞,姐儿爱俏”,这都是青楼千古不变的真理。

旧时的考场叫贡院,尤以人才辈出的江南贡院为最。江南贡院的历史非常悠久,屡经变迁。据史书记载,东晋丞相王导建议“治国以培育人才为重”,故立太学于秦淮北岸,是为江南贡院的前身。南宋乾道四年(1168年),江南贡院正式建立,起初供县、府学考试之用。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集乡试与会试于此。公元1421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这里仍留作乡试考场。后经不断扩建,至清同治年间已形成一座占地三十余万平方米、仅考生号舍就达二万零六百四十四间,成为明、清两代苏皖两省的科举考场。

明、清时代的江南贡院,相当于三个北京的故宫大,是中国最大的科举考场,科举时代共产生过八百多名状元,而半数以上,都出自这个考场,众多历史名人如唐伯虎、郑板桥、李鸿章等更是由江南贡院走上历史舞台。在考生眼里,贡院是他们通往富贵功名的必由之路,是扬名立万的大好机会,因而每当开科取士之年,自然引得四方士子纷至沓来。既然考生云集,他们的吃住玩乐都要有人照应,这便给商人发财提供了机会,许多青楼、酒楼、茶馆应运而生,而贡院边上的秦淮河,也因为这些设施而变得妩媚动人,形成“桨声灯影连十里,歌女花船戏浊波”的一派繁华景象。

中国的士子与青楼有不解之缘,从古至今,关于才子与佳人的风流韵事便经久不息。从唐代开始,参加科举几乎是士子求取功名的唯一选择,一旦高中进士,便意味着锦绣前程,因而需要庆祝,而向钟情的妓女写情诗,炫耀才华,是当时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件雅事。对于大部分“士子”来说,面对科考失意,无奈之下,“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此时,醇酒佳人,又成为减轻他们落榜痛苦的安慰剂,所谓“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是也!

但到了明代,在朱元璋的铁腕政策下,“士子”与青楼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洪武初年,朱元璋建都金陵,在秦淮河畔设置妓院,称大院,朱元璋亲自为大院题写对联,作嫖娼的动员报告。他的上联是:

此地有佳山佳水,佳风佳月,更兼有佳人佳事,添千秋佳话。

下联是:

世间多痴男痴女,痴心痴梦,况复多痴情痴意,是几辈痴人。

皇帝劝嫖倒也新鲜,只不过皇帝劝嫖的对象是“商贾之士”这样的大款,美其名曰为国家增加税收。只不过皇帝的好意,商人并不领情,反倒是引得一帮官员文人趋之若鹜,以致每天下朝之后,文武百官第一件事就是到青楼报到,形成一片百官争嫖的“壮观”景象。如此一来,官员每天的公务变成了谈嫖论经,哪还有心思放在政事上?一向勤政的朱元璋自然非常不满,为此下达了严厉的法令:“凡官吏宿娼者,杖六十,媒合人减一等,若官员子孙宿娼者罪亦如之。”这样的法令不可谓不严,但依然挡不住百官向青楼前赴后继的勇气,朱皇帝无奈之下,国家税收也不要了,下令撤销国营妓院,希望就此将官员“士子”嫖妓的恶习压制下去。然而结果却令朱皇帝大失所望,国营妓院停办,私营妓院却如雨后春笋冒了出来,秦淮风月一时呈欣欣向荣之势。

秦淮风月之所以兴盛,当然与“士子”们的大力捧场有关,而“士子”们捧场的原因大致有三:首先,青楼为士子紧张的考试生活提供了一个舒缓的空间。为防止作弊,中国古代科举考试制定了严格的选拔机制,有些部分甚至有人身侮辱的味道。据余秋雨先生的《十万进士》里介绍,到了清朝,科举制度已经发展到了顶峰,为防止作弊,考生们皆身披羊皮做的袍子,满眼望去白花花一片。科场检查十分严格,有着严格的搜身。进考场前,两列兵丁夹道搜查,头发都要打散查,衣服夹层都要摸过;盛食物和笔墨文具的是考场统一发放的竹篮,食物要切成一寸以下,使其无法夹带入场;如果一旦发现夹带,夹带人将遭受毒打,捆绑在考场前石柱上示众一月之久,并终身不得参考。进入考场之后,考场即封号栅,须等三天考完之后方才打开。三天之中,考生不能动弹,一切吃喝拉撒,都在两平方米左右的号房内解决。一旦天热之际,号房内屎尿泗流,臭气熏天,在这样的环境下答题做卷,没有惊人的毅力,是很难完成的。因而考场三天,对士子们来说不啻于蹲三天地狱,因而放榜之日,他们如释重负,如获重生,到青楼潇洒便成为他们的不二选择。

其次,寻找爱情与知音是他们涉足青楼的另外一个原因。既然是读书人,对精神的需求便比一般的百姓高些,因而他们到青楼中来,主要是抱着寻求爱情与知音的目的,肉体之欢倒在其次。需要说明的是,古代的“士子”,出门在外,少则半年,多则数年,须忍受青灯墨卷与孤独寂寞,故而特别希望遭逢“红袖添香夜读书”的艳遇,而现实又不是蒲松龄笔下的《聊斋志异》,有狐女与仙女以身相许,他们的理想只有在青楼实现。此外,由于远离家庭,又没有家族的“监督”,不用担心给列祖列宗蒙羞,所以出门在外的“士子”不用承担太多的道德负担,这与当今社会出差在外的人容易泡“三温暖”是同样的道理。

还有青楼还为“士子”间的交朋结友切磋诗文提供了绝佳的“宴游之所”。“士子”应试之余,诗文酬酢,交朋结友,也是人生的一件大事。高中者可以多结交几个患难之交、诗文知己,落榜者也可以凭借高中者的关系捞个差事做做,二者皆有所得,又何乐而不为呢?虽然“士子”间贫富有别,有钱的公子可以携家财万贯,找高级的小姐作陪,住豪华套房,无钱的只有逛逛眼科,住招待所与地下室,但丝毫不会隔断他们成为朋友的愿望,这与《海上花列传》中达官贵人与店伙西崽一起吃花酒是同样的道理。因为对“士子”来说,学问文章往往是衡量他们高低的主要标志。一个腰缠万贯的公子,如果胸无点墨,也会成为青楼小姐嘲弄的对象;而一个学富五车的穷书生,一样可以凭他高雅的谈吐赢得佳人的芳心。因而在秦淮青楼里,穷富并没有绝对的分界线,富家公子因为想学几句唬弄情人的诗句,反倒会有意与吟词咏诗的书生结交,或许是为了沾几分文气吧!

进入青楼的“士子”,最大的愿望是考场与欢场两不误。这一愿望在杜秋娘《金缕衣》中得到应证: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前面两句是劝年轻人珍惜时间,努力学习,科举高中,功成名就;后两句便有暧昧的味道,虽然一般人将其解释为珍惜光阴,把握机遇,但以杜秋娘妓院老板的派头,恐怕用劝人及时行乐来解释更为合理吧。杜秋娘做过妓女,又做过王妃,后来又干起老本行,当上妓院的老板,大起大落之间,对人间的冷暖世态自然是深谙于心,再加上平日里结交些读书人,对他们的心思自然是了如指掌。

然而对读书人来说,要做到考场与欢场两不误,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古代的读书人,人生有若干愿望,最大的愿望莫过于“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而由于沉溺欢场,导致考场失意者,则比比皆是。

据俞樾《右台仙馆笔记》记载,咸丰乙卯科浙江乡试,头场有个绍兴书生,在考卷上大书一首七绝:“绣鞋踏遍几回寻,相会当年未了因。记否红栏明月夜,楼头偷占一枝春。”旁人问他为何写这等“淫词艳句”,他只是摇头不言。缴卷以后,同考的考生相互对答案,该书生对答如流,其他三科考试都回答得很好,只可惜其中一门因为写了淫词艳句,违反了考试规则,故没有被取中。同考的“士子”都为他惋惜,认为可能是在温柔乡里呆得太久,故而考试时都在做春秋大梦吧。

俞樾将绍兴书生的落榜归咎于“温柔乡中失足”,但这样的失足并不意外。就像开在小学旁边的网吧会对小学生形成强烈的吸引力一样,开在考场对门的青楼,对读书人同样拥有极强的诱惑力。我们可以想像一下,当那一群群文弱书生如潮水般从四面八方涌来时,面对秦淮河对岸的“芬芳罗绮,嘹亮笙歌”,他们真会默念着“非礼勿视”的孔子语录吗?

青楼确实是个迷魂荡志的地方,更何况是青楼中的极品——秦淮青楼呢?对读书人来说,眼前佳人们花团锦簇,顾盼生情,一个个潘郎曹郎地叫着,让他们充分享受到顾客即上帝的待遇,自然有“今日之乐,不减王公”之叹。关于秦淮风月的盛况,从明人张岱《陶庵梦忆》中的一段话可窥见一斑:

秦淮河河房,便寓、便交际、便淫冶,房值甚贵,而寓之者无虚日。画船萧鼓,去去来来,周折其间。河房之外,家有露台,朱栏绮疏,竹帘纱幔。夏月浴罢,露台杂坐。两岸水楼中,茉莉风起动儿女香甚。女各团扇轻绔,缓鬓倾髻,软媚着人。年年端午,京城士女填溢,竞看灯船。好事者集小篷船百什艇,篷上挂羊角灯如联珠,船首尾相衔,有连至十余艇者。船如烛龙火蜃,屈曲连蜷,蟠委旋折,水火激射。舟中鏾钹星铙,宴歌弦管,腾腾如沸。士女凭栏轰笑,声光凌乱,耳目不能自主。午夜,曲倦灯残,星星自散。

这样的盛况当然是极尽精致奢华了,不过,如果腰包里没有足够的银子,光玩弄诗文,恐怕是堆不起来的。

青楼选美是文人雅士们泡制的一壶醇酒,余香盈口,回味无穷。

青楼选美有个很优雅的名字:“花榜”或“花案”。花榜,便是品评妓女的等级优劣;花案,即指评定妓女优劣的名单,这可能与古人喜欢以花喻女人有关。既然是花,必然是美艳的,因而不论绿肥红瘦,她们都必须才貌双全,是牡丹与月季的比拼,而非野花与稗草的较量。

中国的青楼选美有较悠久的历史,据说早在宋代就有民间组织的妓女选美比赛,叫“评花榜”。所谓花榜,是花界的选美活动,是歌妓们的声色大比拼,通常由当地的文人名士和富商担任评委。文人名士,看重的是他们的评花鉴色的眼力;而富商,则更多是因为他们是赞助商的缘故。明代中叶以后,品艳风气盛行,一时金陵、苏杭为其中翘楚。明嘉靖年间,金坛人、嘉靖进士曹大章创立“莲台仙会”与当时社会名流吴伯高、梁伯龙等品藻名妓,一时称为盛况。当时甚至有人评选出了“金陵十二钗”,只不过她们不是《红楼梦》中的林黛玉薛宝钗之流,而是分别姓刘、董、罗、葛、段、赵、何、蒋、王、杨、马、褚的十二个金陵青楼名妓。

此后,万历时期冰笔梅史以燕都妓乐四十人配叶以代觥筹,曹大章复作《秦淮士女表》,判别诸妓才情色艺,分别划分等级,有女状元、榜眼、探花、解元及女学士、太史之称。清军入关以后,因整顿世风的需要,花榜一度沉寂。顺治年间,苏州有个叫沈休文的浪荡文人,终日浪迹于青楼楚馆,对青楼女子多有阅历,于是选定虎丘梅花楼为花场,品定高下,选举朱云为状元,钱瑞为榜眼,余华为探花,另外列优胜者二十八人,一时盛况空前。可惜清初的社会风气没有明末那么开放,最终,沈休文被当地的地方长官李森先以有碍风化的罪名“毙于杖下”。如此一来,青楼选美便成为文人雅士们不务正业有碍风化的标志,花榜便渐渐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

不过,随着享乐思想的流行与人们思想观念的开放,晚清至民国期间,青楼选美又死灰复燃,并有愈演愈烈之势。同、光年间,前兔痴道人摘红雪词题《二十四女花品图》于海上,画眉楼主复偕同人为《续花品》以李佩兰为群芳之冠。《续花品》之后,又有公子放所定《上海书仙花榜》,列名妓二十八人,而以一花比一妓,如王逸卿被喻为芍药,独擅风华,可谓百花齐放,姹紫嫣红。

真正将青楼选美做成品牌的是李宝嘉与奚燕子。1897年至1899年间,上海《游戏报》主笔李宝嘉仿效朝廷科举制度,开艳榜三科:一为花榜,以色取胜,类似于现代的世界小姐与中国小姐选美大赛,共评出一甲张四宝、金小宝、祝如椿三人,分别为状元、榜眼、探花。二甲蔡新宝等三十人,其余则为三甲。二为武榜,以歌擅场,类似于现代的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评出一甲王秀兰、金小卿、小如意,二甲王秀林等十八人,三甲王蔼卿等十八人。三为叶榜,以丫环侍儿为对象,取红花还须绿叶衬之意,也评出一甲阿三妹妹阿毛三人,二甲薛宝钗等三十六人,其余皆属三甲。现在看来,李宝嘉这一举措意识超前,现代意义上的选美大赛和歌唱大赛,恐怕便要追溯到他这里。

如果说李宝嘉以超前意识取胜,那么奚燕子便以规模宏大取胜。1917年,上海新世界游戏场为扩大影响力,别出心裁举行花国选举,他们聘请《新世界报》总编辑奚燕子为主任,创办群芳选举大会。具体操作办法是:选票每人一张,一张选票售价一元,选票上填写妓女住址及优点。该年12月23日在新世界开票,1918年元旦公布人选,最后选举出花国大总统冠芳,副总统菊第、贝锦,花务总理莲英。因此时是民国时期,故而青楼选美也紧跟时髦,由原来的状元榜眼变成了总统、总理。本次选美惊动沪上,普通百姓均加入其中,成为旧中国规模最大的一次青楼选美。

青楼选美是文人的一种闲情逸致,一种雅好,不过是好事文人的嘲风弄月之举。但对于参加评选的青楼女子来说,却是她们改变命运的大好时机。因为一旦走红,便如女明星一般,不但身价上涨,财源滚滚,而且找到了踏入上流社会的捷径,甚至有嫁入豪门做阔太太的机会。如此一来,参评的妓女便绞尽脑汁,千方百计想博得个榜上有名,如果能成为花魁,那是再好不过。而最好的契机,便是请自己的相好出面帮衬一把。如此,光明正大的青楼选美便暗藏许多猫腻,黑幕重重。

青楼选美的评委很重要,参评妓女的命运便操纵在他们手里,而评委们又是主办方花钱邀请的,故而选举的最终结果由主办者来圈定。不过,主办方有时也要照顾到赞助商的利益,因为只有他们肯出钱了,选美活动才会有可靠的资金保障。故而每一次选美活动,其实是主办方与赞助商的较量,最终的结果反映了他们较量的胜败。

余怀《板桥杂记》曾记载过一次颇负盛名的选美比赛。这次比赛的时间和地点都选得恰到好处。时间选在传说中天上牛郎与织女七月初七相会之日,正好是中国的情人节;而地点则更妙,挑的是金陵最有名的青楼“八百居水阁”;再加上当地的戏台班子也来友情演出,自然引得四方的百姓扶老携幼前去观看,以致当天晚上,通往“八百居水阁”的路上车马喧嚣,甚至连秦淮河上的船只都挤得个水泄不通。经过预赛层层选拔,决赛时选出二十位佳丽。最终,名妓王月拔得头筹,成为本次选美比赛的花榜状元。然而明眼人一下就发现其中的猫腻:状元王月是主办者孙武公的相好。看来,比赛的名次只怕早在赛前就拟好了,其他的佳丽,只不过做了王月的陪衬,这倒和现在的某些选美比赛如出一辙。

最初的青楼选美主观性很强,大多由某个文人拟定一个选美名单,是为“花案”。这样便会影响评定的公正性,因为任何一个评判者,即便他再大公无私,终究是一家之言,不具有普遍性。所以后来的青楼选举普遍公开进行,但公开并不代表公正,因为一旦由评委决定结果,便不免有评委被收买的可能,王月之所以当选,便是评委被主办方收买的活生生例子。后来人们发明了新的选举办法,由大众投票来选定,如此便可反映大众的心声。不过问题又来了,选票需要钱来买,非普通人所能承受,故公正性要打个折扣。如1917年的那次选举,每张选票要一个大洋,那可是普通老百姓半个月的薪水。如此,参加投票的多是巨贾士绅,故而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他们审美标准的反映。

青楼选美当初源于文人墨客们的雅好,一博美人一笑。其后,青楼选美逐渐成为一种时尚,为普通大众所认同,并津津乐道。这当然与娼妓业在近代的兴盛有关,当金钱侵蚀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时,旧的道德观念土崩瓦解,而新的道德观念又没有建立,价值观与道德观的多元真空让许多人无所适从,空虚无聊。青楼选美的出现,正满足了他们的心理与情感需要。再加上小报小刊等媒介的推波助澜,狎妓几乎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种文化形态,与喝酒打牌无异。建立在此基础上的青楼选美因此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一大乐趣,以致每逢青楼选美之时,数千粉黛跃跃欲试,各家报刊大登妓女玉照,妓院门前车水马龙,风流骚客捧场游说,盛况空前。

而对知识阶层来说,不仅收获了许多的乐趣,填补了内心的空虚,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这种手段抒发了内心的愤懑,在嘻笑怒骂中完成对当权者的攻击。如当时上海《中华新报》评论曰:“举行花界选举,社会中之心理约可区分为四类。其一,谓民国总统未惬民意,因欲推之,以行选政。今借花国举行酒杯垒块,别有用意。其二,谓此次选举皆属行政部之官吏,民国不可无立法部之国会,拟于大世界选举国会议员,即以野鸡有被选资格而名之曰在野党,以符名实。其三,谓名不可以假人,以勾栏中人而明目张胆冒用总统之名,宜科以大不敬之罪,否则浇风流播为害胡有底止。其四,则谓中国名分之说,为剥夺自由之恶魔,试观外人日用之物,且袭用其国中伟人之名,并未以为亵,今以公名冠之于妓女,一可打破名分之说,二可减少竞名之风,实为进化,而非退化。”简单归纳之,它其实反映了人们两种不同的社会心态:一派认为青楼选美是人们思想腐化堕落的标志,以青楼女子而明目张胆冒用总统之名,简直是亵渎神圣,以下犯上。一派认为青楼选美正好表达对民国总统的不满,因为他是没有经过真正的民主选举产生的,另外,青楼选美其实是对传统的等级制度的反拨,代表了自由的呼声。事实上,两派观点正反映出当时中国由旧入新过程中人们新旧思想的激烈碰撞。青楼选美,最初是文人雅士们的业余爱好,代表着风流文人们的审美趣味,虽然在这次活动中,许多人沉醉于青楼选美的喧闹与梦境,然而事后看来,它终究是新生事物,颇领风气之先的。
过程中人们新旧思想的激烈碰撞。青楼选美,最初是文人雅士们的业余爱好,代表着风流文人们的审美趣味,虽然在这次活动中,许多人沉醉于青楼选美的喧闹与梦境,然而事后看来,它终究是新生事物,颇领风气之先的。

【书籍下载】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那些信仰恐怖的人——读《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余杰

一天又一天,默默隐忍 照片上的这群人物 个个一副十足的猪的嘴脸 真让人忍无可忍 ——帕斯捷尔纳克

在好莱坞的那些关于冷战题材的惊险电影中,“克格勃”被描述成如同“终结者”般无所不能的间谍,然而在苏联的历史上,这个庞大的特务组织却一直充当着极权主义制度强有力的心脏。这个部门曾经使用过许多名称——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局、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局、内务部、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些变幻莫测的名称让历史学家们也感到迷惑,但是人们还是习惯使用“克格勃”这一通俗的称呼。克格勃的历史与苏联的历史相伴始终,它有过二十四位权力熏天的领导者,其中有人差点登上权力的顶峰(贝利亚),有人甚至获得了正式的加冕(安德罗波夫)。但是,其中有五人遭到了枪决(亚戈达、叶诺夫、贝利亚、梅尔库洛夫、阿巴库莫夫),另外一些人则被关进了监狱或者长期受到严密的监控(拷打和监视他们的正是他们昔日的手下)。对此,俄罗斯著名作家列昂尼德。姆列钦不无嘲讽地指出:“这个工作尚未给任何人带来殊荣。”

可以说,要认识苏联的历史,就必须认识克格勃这个已经变成神话的机构,也必须认识那些管理这个机构的“信仰恐怖”的人们。在列昂尼德。姆列钦所著的厚厚的《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中,不仅收集了许多不久以前刚刚解密的文件,而且还有作者与若干克格勃官员、党务工作者以及某些重大历史事件当事人的谈话记录。更为重要的是,作者还试图通过这本奇特的“专史”来说明“为什么在重要历史关头俄罗斯和苏联的历史走上了这样而不是那样的道路”。这是一本写给获得新生的俄罗斯人读的巨著,同时也是一面送给中国读者的镜鉴,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的那样:“我真诚地希望,这本书对你们了解居住在比中国更北一些的、不仅在地理上,而且在历史命运方面与你们国家联系在一起的人民的生活有所裨益。”

“那个任劳任怨提箱子的人”

在极权主义体制下,政治领袖要想巩固自己的地位,不仅需要牢牢地控制党务机关、政府部门、军队和经济要害部门,还需要自己亲自掌握克格勃。历史证明——如果特务头子忠心耿耿,那么领袖就可以放手整肃政敌:在斯大林时代和勃列日涅夫时代,领袖“绝对权威”的树立,与其说来自于领袖自身的人格魅力,不如说来自于他们对特务头子的垂直操控、以及由特务机构所制造的弥漫于全社会的恐怖气氛。相反,如果特务头子三心二意,那么领袖的位置也就岌岌可危:意气风发的赫鲁晓夫之所以黯然下台,在政变中起重要作用的就是当时的克格勃头子谢列平;而导致苏联全面崩溃的“八。一九”事件,其主角也正是戈尔巴乔夫亲自提拔的克格勃头子克留奇科夫。

领袖与特务头子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孟不离焦、焦不离孟”,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谁也缺不了谁。当然,在苏联的历史上,像列宁与捷尔任斯基、斯大林与贝利亚这样一直“亲密无间”的情形并不多见。他们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一个战壕中的“战友”,毋宁说是一个家庭中的“主人”和“奴才”。一般情况下,领袖经常会有“喜新厌旧”的想法,及时消灭知道太多秘密的特务头子,并将他们当作暴政的替罪羊抛出去,以消除老百姓心中的怨气,让自己再次赢得民心。比如,斯大林就亲手签署了处决亚戈达和叶诺夫的命令。另一方面,而特务头子们往往也会因为主人的替换,而在一夜之间失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势乃至生命。比如,贝利亚和他的两个接班人梅尔库洛夫和阿巴库莫夫都成了斯大林时代的殉葬品,制造恐怖的人最终自己被恐怖所吞没,这不能不说是历史最无情的讽刺。

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说领袖是主人的话,那么克格勃头子就是主人豢养的一条最得力的狗。缅任斯基是继捷尔任斯基之后的第二任特务头子,他的任期横跨了列宁时代和斯大林时代,是一个罕见的能够自始至终博得两个喜怒无常的领袖欢心的革命元老。缅任斯基领导了消灭富农阶级的庞大行动,短短几年间就杀害了数百万计无辜的劳动者。因讨好托洛茨基而不得,他转而投入斯大林的怀抱,帮助斯大林给予托派以致命的打击,驱逐托洛茨基本人出国的行动就是他亲自实施的。托洛茨基在回忆录中半是懊悔半是愤怒地谴责缅任斯基是一个“无耻的小人”,然而与列宁关系密切的早期社会民主党人格。亚。所罗门却在回忆录中写下一段列宁与缅任斯基之间鲜为人知的往事:

在第一次俄国革命以后,缅任斯基奉列宁之命前来布鲁塞尔接头并侨居于此。其后,在列宁到达的那一天,缅任斯基去火车站迎接领袖。

那天,所罗门亲眼目睹了当时的情形:“我首先看到的是满面病容的缅任斯基,而后才看见列宁。缅任斯基病得不轻,他从巴黎来时整个人都因肾病而浮肿了,而且几乎是身无分文。我为他找了一个医生,治疗后他慢慢好了一些,但样子仍然相当可怕:眼袋下垂,双腿肿胀。”

所罗门写道:“使我非常惊讶的是,因为病痛而全身发抖的缅任斯基,从下了电车以后一直满头大汗地为列宁提着沉重的大箱子,而列宁却轻松地跟在他后面,手里只拿着一把伞。我赶紧奔上前去,一把从缅任斯基手里抢过那马上就要掉在地上的箱子,知道提重东西对他的病会多么有害,一面埋怨列宁:”您怎么能让他提这么重的大箱子,您看看,这人连喘气都够困难的!‘“

列宁的反应是这样的——“他怎么了?”列宁高高兴兴,满不在乎地问:“难道他有病么?我还真不知道……不要紧,不要紧,他会好的。”

所罗门继续写道:“从此,我不禁记住了列宁性格中的这一面:他从来不注意别人的痛苦,他根本看不见别人的痛苦,对别人的痛苦全然不放在心上。”他明白了:由这样的领袖领导的革命,并不是如同传单上写的那么纯洁和伟大。后来,革命取得了成功,但所罗门一直没有返回俄国,尽管他同列宁关系良好。由此,他也得以保全性命。

在所罗门的笔下,缅任斯基是一个任劳任怨、温文尔雅的老好人。然而,后来他才知道自己看错了这个脸上堆满微笑的人。缅任斯基会如此毕恭毕敬地对待其他人吗?不,他只会不要命地帮列宁一个人提箱子(当然,列宁去世之后是斯大林)。他越是有病,越要卖力地去提,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显示自己的忠诚。而列宁显然不是没有观察到缅任斯基的病体(以列宁的聪明和细心,哪会出这样的差错?),列宁是在故意考验这个部下的忠实程度。列宁与缅任斯基之间其实是“心心相印”的,革命队伍里需要的就是这样一种“考验”与“被考验”的历程。领袖所任命的特务头子必须是“那个任劳任怨地提箱子的人”。所罗门好心的提醒,简直就是狗尾续貂、画蛇添足。

缅任斯基帮列宁提箱子的那一幕,是剖析领袖与克格勃头子之间微妙关系的精彩镜头。也许连所罗门本人也没有想到,他提供的这个细节成了我们透视苏联社会制度时的一个深刻注释。

一九三四年,缅任斯基在更大的风暴来临之前死于心脏病,只活了六十岁——剥夺数以百万计的人生命的特务头子,很难保持心脏的健康。此后,斯大林选择的特务头子比缅任斯基更加残酷、也更加忠顺,从亚戈达到叶诺夫再到贝利亚,他们的上台都得以消灭前任以及前任数以万计的鹰犬为前提。而斯大林的宠爱则是他们生与死的风向标。日丹诺夫曾经讲过这样一个笑话:“斯大林因为丢了烟斗而牢骚满腹,他说:”谁要是找到它,我会给重奖。‘贝利亚在三天之后抓到了十个小偷,而且每个小偷都招认正是自己偷了烟斗。又过了一天,斯大林发现了自己的烟斗,原来烟斗掉到他办公室的沙发后面去了。“日丹诺夫在讲笑话的时候开心地笑着。

列昂尼德。姆列钦评价说:这件有趣的事首先表明了日丹诺夫这个人的特点,同时也表明了贝利亚的特点。为了得到斯大林的一句称赞的话,这个精明的人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对于他来说,无辜者的生命一钱不值。

“我们是钢铁战士”

捷尔任斯基是克格勃的开创者。有人骂他是“身穿骑兵大衣的山羊胡子刽子手”和“吸血鬼”,也有人歌颂他是“神圣杀手”和“钢铁战士”。这位奉命组建“契卡”的元老级革命家,上任伊始就提出:“枪决的权力对‘契卡’无比重要。”捷尔任斯基在沙皇的监狱中服刑达十一年之久,他比谁都明白镇压机构是如何运作的。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他汲取了哪些经验教训呢?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和自己的同志是怎样轻而易举地就蒙骗了沙皇的警察和狱卒的,他不愿意重复敌人犯过的错误。

与列宁一样,捷尔任斯基精力过人,可以持续工作几天几夜;同时,他又极其廉洁,虽然身居高位,却过着清教徒般的生活,大部分时候都依靠面包和清水维持生命。有人说,他们是一群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领袖罗伯斯庇尔一样,他们革命的方式可能有错误,但他们的人品是不容置疑的。

捷尔任斯基的外甥女曾以赞许的口吻讲过一件小事,后来这个故事成为几代少先队员们学习的教材。那是一九一九年闹饥荒的时候,有一次捷尔任斯基跑到姐姐家去做客,姐姐知道他想吃什么,就给他烤了软饼。他脱下大衣,坐下来要吃时突然问道:“你在哪儿弄到的面粉?”

“在哪儿?面粉只能到投机倒把商那儿去买!”姐姐回答说。

他勃然大怒地吼叫起来:“什么?我没日没夜地同他们斗,你可倒好……”他抓起软饼就扔到窗外去了。

我不认为捷尔任斯基的行为有什么值得赞扬的地方。捷尔任斯基扔软饼的行动,究竟是出于一种理想主义的真诚,还是出于对某种制度非理性的竭力捍卫呢?我倾向于后者。如果说一种制度要以剥夺亲情和戕害人性为代价,那么它的合理性究竟体现在哪里呢?如果说一种制度连让居民吃软饼的权利都不能保障,那么它宣扬的高调究竟有几分是真实的呢?

苏联科学院院士亚。尼。雅科夫列夫曾经在政治局工作,并领导了为遭受政治迫害的公民恢复名誉的工作。这样的经历让他洞悉了专制制度疯狂运转的秘密,他认为其动力来自于人类内心隐秘而强烈的对权力的欲望和渴求,他写道:“要理解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捷尔任斯基等领导人,就应当知道关键性字眼——权力。对某些人来讲,权力就是一切。在争夺权力的道路上,这些人对自己的人格以及他人的痛苦不屑一顾。他们抓住建设共产主义——最幸福的社会这一思想不放。你们想要成为幸福的人吗?(有谁不想呢?)那么就要做出牺牲。他们说了: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要不惜一切手段。于是,一千五百万人在国内战争中牺牲了。举例说,把孩子们从父母手中夺走去做人质,难道正常的头脑能想出这种办法来吗?”捷尔任斯基们从来都要求别人作出牺牲,他们认为自己有这样做的权力。然而,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实:卑劣的手段能够达到崇高的目的。

当喀琅施塔港发生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起义之后,捷尔任斯基迅速下令说:“要无情地镇压叛乱者,无需任何怜悯之心,枪杀他们,俘虏也包括在内……”在这样一个拼命追求权力的变态狂面前,普通人的生命仅仅是一堆没有具体指向的统计数据而已。紧接着,“不迟于明天要用窒息性毒气向战列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发起攻击”的命令也由军方发出了。

历史选择了捷尔任斯基担任绞肉机的总设计师。一九二一年,一批在安全机关工作的共产党员给中央发去一份声明:“共产党员一旦参加了惩罚机构的工作,他就不再是一个人,而是变成了一架自动运转的机器,连思想也是机械化的,因为他不仅被剥夺了自由说话的权利,而且连个人思想的自由也没有了,他不能自由陈述自己的观点,说明自己的需要,因为这一切都会招致枪决的威胁……”声明直接地指出:“长时期在惩罚机构中干着单调的、枯燥的、机械式的工作(这工作仅在于寻找和消灭犯人),他们逐渐不由自主变成了一种过着独特生活的人。他们慢慢养成了一些不良的倾向,如傲慢、爱好虚荣、残忍、冷酷的利己主义等等。他们逐渐地、不自觉地脱离了我们党的大家庭而形成了自己特殊的帮派,酷似旧时的宪兵……作为党的铁甲拳头,这拳头打击的首先是我党的脑袋……”捷尔任斯基立即消灭了这群说真话的部下。

然而,这一切仅仅是开始。随着三十年代的到来,绞肉机以更高的效率运转起来,“古拉格群岛”遍布在这个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里。数千万人成为无名的囚犯,数百万人成为隶属于克格勃的工作人员。科学家和人权活动家萨哈罗夫对这些劳改营管理总局的管理者们的选择感到困惑:“我有时在想:这些人的动机是什么?功名心?恐惧?工作的欲望?权力?信念?我找不到答案。”

作家拉兹贡却找到了答案。拉兹贡曾经在铁窗后度过多年,他写道:“他们同我们不是同类,他们跟过去的我们不是同类,跟现在和将来的我们更不是同类。同这些人不可能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待他们不能像对待人那样,他们只是装扮成人样。同他们交往时也要假装把他们当人看。但你要坚信,他们只是假装成人……”与之相似,科学家瓦尔加院士曾经对匈牙利共产党的领导人马加斯说:“正派的人不去当侦查人员或是秘密警察。只有社会渣滓才去那里,这些家伙感兴趣的当然不是事业,他们关注的是自己的功名,他们尽量多地怀疑他人,努力把他人投进监狱,直到最后营造出这样一种气氛:所有人都像是可疑分子,都像是怀疑者和被怀疑者。”

而这恰恰就是领袖与特务头子共同的目的,他们需要一只为数众多的“钢铁战士”组成的特殊队伍。在恐怖弥漫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的苏联社会,只有成为一个“钢铁战士”才能获得权势、金钱和荣誉。同时,宣传机构也赋予“钢铁战士”以崇高的人格力量,从少先队员的誓词到入党的效忠,都在鼓励人们成为绞肉机上的一颗忠实的螺丝钉。领袖却在克里姆林宫阴暗的角落里狞笑。斯大林的女儿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在自己的回忆录《只有一年》中写道:“‘一起车祸’是我父亲在下属向他汇报执行情况时提出的一个官方说法。父亲觉得到处都有阴谋,到处都是敌人,这已经是一种病态,一种迫害狂——源于空虚和孤独。他极其残酷地反对这个世界。”善良的人们却被迫匍匐在这些“钢铁战士”的脚下呻吟着。

“没有拿不到的供词”

亚戈达是第一个被处死的特务头子,他在被枪决之前写下了一份忏悔书,这大概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说的真话:“我一生戴着假面具,冒充布尔什维克,而我从来就不是。装相的不只我一个,几乎所有的人,首先是斯大林。只要仔细,就会发现俄国舞台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掌握着一切权力的人都像在舞台上一样在做戏,他们戴着假面具,干着隐秘的勾当,装模作样忠于伟大的党,对领袖卑躬屈膝,而心里想的却是把那些领袖们拖到卢比扬的地下室,并把他们扔下去,到处都在演戏!为人民服务是演戏!这种恬不知耻的表演或者血淋淋的表演,在过去是拿老百姓寻开心!而今天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第一种人演‘人民崇高的父亲’,第二种人演告密者、叛卖者,第三种人演‘不幸的女人’,第四种人演‘刽子手’。所有这些荒唐的表演都以严肃的形式出现,就像表演俏皮的时事讽刺一样,真实莫名其妙!”

在庞大的优孟帝国里,所有人都被要求充当演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领袖与特务头子本质上是一样的,仅仅是角色的不同而已。斯大林要是决定收拾哪个人,他会做得天衣无缝,而且会借他人之手来完成。先是在同特务头子的交谈中针对某个高级官员或将军随意说两句不满的话。特务头子随即下令开始整治这个受害者。侦查机构搜集他们手头的一切材料,通常是犯人的口供。供词都是拷问出来的,其中也包括关于那些尚不准备逮捕的人的供词。安全部的人都知道,所有供词迟早都用得上。

材料上交给斯大林,他建议政治局进行审查并给个意见。意见永远只有一个: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逮捕归案。斯大林听完同志们的讲话,同意大家的意见。不过还要补充一句:真可惜,一个不错的组织者。斯大林本人是一个最出色的演员和导演。

据《推倒红墙——克里姆林宫最新档案解密》一书披露,克格勃经过多年经验的积累,摸索出了一套严密的刑讯程序——

第一道程序:在逮捕后,马上开始对被逮捕者大喊大叫和谩骂,往脸上吐唾沫。经过车轮战之后,大部分人都会老老实实承认自己莫须有的罪行。

“你是坏蛋!”——“是,我是坏蛋!”

“你是特务!”——“是,我是特务!”

“你想暗杀斯大林同志!”——“是,我想暗杀斯大林同志!”

于是,事先编造好的供词便可以毫不费力地强加给神志不清的人们。

第二道程序:巩固已经取得的“成绩”。招认的人得到较好的饮食。给他抽烟,把亲人送的东西转交给他,甚至允许看书看报。审讯人员竭力让犯人明白:现在想翻案已不可能,为了挽救自己,必须“诚恳地悔改”。犯人得到纸和笔,可以在监狱里写交待材料。

第三道程序:如果犯人要在法庭受审,那么还要进行辅助性的工作,即预先“排练”。审讯者会告诉犯人:“你要知道,如果翻供,我们将慢慢折磨你,把你一块块撕碎。”或者用更有效的方法:“你应该好好想一想,是你一个人承担罪罚好呢,还是让你的妻子和孩子们同你一起被处死好呢?”法庭的场景往往会被逼真地彩排多次。

第四道程序:用一套很复杂的方法对犯人进行“个别对待”。首先对暗中汇报的犯人进行讯问,对他进行研究。而对所谓的“集团”、“中心”案件则采取另外的办法,同时对所有犯人进行突击审讯,对某甲进行威吓,对某乙进行劝说,对某丙进行许愿,对某丁则综合使用上述方法,目的是使他们离心离德,相互怀疑、相互揭发。

当然,如同“请君入瓮”的故事那样,发明这些程序的人最终也被圈进这些程序之中。亚戈达和叶诺夫垮台之后,都遭到了残酷的折磨。而贝利亚的副手和继任者阿巴库莫夫,在被捕之后昼夜都被戴着手铐,只是在吃饭时手铐才被打开。白天他的手被铐在背后,夜里才允许把手铐在前面。阿巴库莫夫一生都致力于摧毁人的意志和生命,殊不知他自己的意志和生命也被以同样的方式摧毁了。

在贝利亚主持工作时,斯大林作出了关于允许刑讯和拷打被捕者的著名指示。一九三九年一月十日,发给各州委、边疆区和民族共和国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的密码电报上有斯大林的亲笔签名:“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作出如下说明:经中央批准,自一九三七年起允许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中采取体罚手段……作为例外,今后必须要对人民公开的和未解除武装的敌人采取体罚手段,把它作为完全正确的合适宜的一种手段。”此后,严刑拷打被合法化了。

克格勃的一位官员、内务人民委员部加格拉地区副处长瓦西里耶夫在一份报告中说:“许多被捕者在审讯中被打死了,然后出具他们是因心脏麻痹或其他原因而死的证明,有位被捕者遭到连续几个小时的殴打,打得他浑身上下体无完肤。做了一个绳套,把它套在这个人的生殖器上,然后拉紧绳套。鲁泽少校对工作人员说:”谁不打人,谁自己就是人民的敌人!‘“

有一天,瓦西里耶夫走进一个侦查员的办公室,侦查员他正在审讯一个犯人。瓦西里耶夫问:“他表现怎样?”侦查员一边填写审讯纪录一边答道:“他不说话,不想承认怀有敌意。”瓦西里耶夫仔细看了看被捕者,发现他已经死了。围着犯人走了一圈之后,瓦西里耶夫发现犯人被打破的后脑勺上有血。侦查员洋洋得意地拿出两指厚的一条已盘起来的钢丝鞭,承认自己用这条鞭子鞭打了被捕者的后背,但没有发现人已经被打死了。

特务头子们“创造性”地发挥了领袖指示:他们命令手下对犯人采取车轮战,被捕者一连数天、甚至数十天不许睡觉,不给吃饭和喝水,不许上厕所,长时间暴露在强烈的灯光、阳光下,或者放在冰天雪地里,迫使他在精神和肉体上崩溃。他们还发明了种种酷刑:将被捕者吊到拷问架上,把身体拉长,往嘴里灌热水;打断四肢;用橡胶皮带抽打犯人;挖掉犯人的眼睛,捅破耳膜;由数个身强力壮的行刑手连续不断地扇犯人的耳光;将四周都钉满锋利钉子的特制箱子扣在犯人身上,迫使犯人蜷缩在地上,只要一动就会被钉子刺得遍体鳞伤;将电线绑在男性犯人的生殖器上,长时间通电。他们还让手下在精神上侮辱犯人,让犯人失去自尊和自信。克格勃工作人员让犯人吃掉别人的小便和大便,让犯人长时间学狗叫,或者学狗一样进食。他们还剥光女性犯人的衣服,让其赤裸着在男性犯人和审讯者面前走动,要求她同时唱歌、跳舞,甚至把赤裸的女性犯人关进透明的玻璃柜里到处展览,命令内务人员或者男性犯人强奸她。总之,凡是能够想到的酷刑他们都会实践一番,并互相交流“经验”。

这样就实现了贝利亚们所保证的“没有得不到的证词”。在克格勃看来宪法和法律不过是一堆毫无意义的废纸——“如果‘遵纪守法’,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所以,当戈尔巴乔夫试图在苏联建立“法治”的时候,克格勃头子感到他们的末日降临了——尽管戈尔巴乔夫是克留奇科夫的恩人,他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背叛,他的背叛是有道理的:谁让你要强迫不能见阳光的蝙蝠生活在光天化日之下呢?

“最大的敌人就是知识分子”

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曾经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会谈过。戈培尔很不喜欢苏联人,他在日记中写道:“莫洛托夫的陪同人员十分平庸,也没有一位大人物。他们好像无论如何也要确认我们对布尔什维克群众的本质的理论认识。他们的脸上显现出相互间的惧怕和种种弱点。甚至与他们随便闲谈也几乎完全没有可能。国家政治保安局警觉地注视着。这太糟糕了!在这个世界里人的生命没有任何价值。”戈培尔是一个惯于指鹿为马、睁着眼睛说瞎话的伪君子,可他毕竟还有几分对古典文化和艺术的喜好。然而,当他想与俄国同行谈论艺术的时候,对方却只能像背书一样回答以马列主义的教条。由此可见,苏联的体制对智慧和自由的敌视程度甚至超过了纳粹德国。

一九二一年,诗人布洛克请求出国去治病,列宁向特别处处长缅任斯基征求意见。缅任斯基当天就回答说:“布洛克具有诗人的气质,任何一个事件都可能对他产生不良影响,他就会很自然地写诗反对我们。我认为最好不要放他出去。”正在决定如何处理布洛克的问题时,伟大的诗人与世长辞了。

在布洛克的葬礼上,缅任斯基派出的特务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前来的诗人和作家。连沙皇都不曾如此仇恨诗人——据最新公开的材料显示,当年被宣布为自杀的著名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和叶赛宁都是死于克格勃精心安排的谋杀,行动计划得到了克格勃最高官员的批准。

正如列昂尼德。姆列钦所说的那样:“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的内在逻辑是:只要有丝毫的放松,制度就会开始瓦解”,而在克格勃领导人的眼中,知识分子就是那些无比危险的、在大堤上打洞的白蚁。因此,要巩固苏维埃政权,首先就要压制知识分子的杂音,不允许他们进行思考和创作,想方设法将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降低到一个“安全”的水准上。当然,这样做的结果是全体社会成员(包括领袖在内)的智力的全面而急剧的下降。恐怕雄才大略的列宁做梦也不会想到,极度平庸、死爱面子、离开讲稿就不会说话的勃列日涅夫居然会稳稳当当地掌权将近二十年之久——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领袖。

一九二二年,在去哥尔克村探视了列宁之后,捷尔任斯基下令系统地搜集所有著名知识分子的材料,其中包括作家、医生、工程师、农艺师等。所有的情报都集中在“知识分子处”里。他指示:“对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应该建立专门的卷宗。每一组和每一分组的材料都应由在行的同志加以全面的研究阐述……材料应经过各方面的核实,以使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准确无误和不可更改的。”他强调说:“应该记住,我们处的任务不仅仅在于把一些人驱逐出境,而且在于修正对待专家们的路线,也就是说要分解他们的队伍,把那些准备无条件支持苏维埃政权的人提拔起来……”这就开创新政权了搜集知识分子“黑材料”的传统,而材料之广泛和翔实,远远超过了当年沙皇的密探。

在斯大林时代,许多杰出的知识分子在集中营里悲惨地死去了。漠视和仇视知识分子,实行信息封锁和愚民教育,是导致苏联社会最后走向停滞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就注定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对峙最后谁会是赢家、谁会是输家。在赫鲁晓夫时代之后,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压力相对减轻了。但是,统治阶层依然把知识界看作心腹大患。

安德罗波夫是历届克格勃主席中最有知识分子气质的人,他爱好文学、音乐和绘画,甚至还写一点诗歌,与许多作家、画家、演员和科学家都是私人朋友。他曾经关心过文艺理论家巴赫金的案件,允许七十二岁、身患重病的老学者回到莫斯科,继续其学术生涯。然而,在更多的时候,安德罗波夫还是向知识分子们张开了尖锐的牙齿。就是这样一个表面上文质彬彬的克格勃首领,却向中央倡议成立一个克格勃的独立部门,其任务是“与境内的思想颠覆活动作斗争”。“思想颠覆”是一个很难理解的概念,也是一个随便就可以扣在知识分子头上的可怕的帽子。一九六七年,克格勃的一个新部门——第五局成立起来,它专门对付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这个部门成立伊始就接手了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的案件,安德罗波夫亲自注视着事态的推进,并要求文化和外交部门“顶住西方的压力”。

俄罗斯著名学者罗伊。麦德维杰夫在《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一书认为:“克格勃的威力和影响力从来没有像安德罗波夫领导它的十五年间那么大。当时不仅就一般工作人员和情报员、各总部和特工小组、派驻机构和特殊部门的数量来说,甚至就工作效率来说,这个组织都达到了各国特工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安德罗波夫在对付他所不喜欢的知识分子时,一个最为恶劣的做法就是大大发展了“政治精神病学”,十多年间有八十万人被戴上“精神病患者”的帽子——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不仅没有精神病,而且是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他们因为批评苏联社会的现状而被当作精神病人,强制送进由克格勃管辖的精神病院接受所谓的“治疗”。这是世界医学史上最为黑暗、最为龌龊的一页。从“非人道”的程度上来说,可以与纳粹德国和日本在集中营中实施活体解剖的暴行相提并论。而安德罗波夫正是这种无耻行径的积极的实行者。

安德罗波夫升任总书记之后,并没有放松对克格勃的控制,他提名由切布里科夫担任克格勃的首领。果然不负众望,切布里科夫在新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对待知识分子比前任还要苛刻。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切布里科夫给中央递交了一份题为《关于小型文艺节目演员某些演出的消极倾向》的报告,该报告指出:“据国家安全委员会获悉,最近一些谈话类的小型文艺节目演员把思想有害、美学方面也令人置疑的幕间剧列入自己的演出节目,这些节目以诋毁的形式对脍炙人口的苏联爱国主义军事题材的文学作品和电影作品进行讽刺性的模仿。许多观众认为,这种演出有损于爱国主义和苏联人公民觉悟的培养事业,从客观上帮了阶级敌人的忙。”

这些指责主要是针对演员哈扎诺夫的演出。对此,列昂尼德。姆列钦在著作中反问道:“克格勃工作人员总爱说,只能按照党的指示办。但事实上却是彻头彻尾的自行其是。没有任何人让他们去评判一个演员的演出。难道研究‘思想有害、美学方面也令人置疑的’小型文艺节目也属于克格勃的职责范围吗?但切布里科夫同他的前任一样,认为自己有责任监视生活各个领域的意识形态是否健康。”克格勃的触角不放过任何一个领域。

当知识分子们在恐惧中停止他们的科学发明、文学创作和艺术创造的时候,苏联社会便失去了其内在发展的动力。恐怖仅仅是一剂强心针,它只能暂时缓解社会的腐化堕落,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的病根。恐怖不可能真正成其为一种“信仰”,玩弄恐怖这张牌的人总是以为自己玩得得心应手,殊不知最后自己却走向玩火自焚——当克格勃把知识分子当作敌人的时候,它自己却成为知识分子乃至所有有良知的苏联公民的敌人。恐怖统治最终将迎来它失效的那一天,而一旦到了那一天,恐怖统治便会成为一桶浇到火焰中去的油。于是,作为一个特务组织的克格勃以及它所依托、所服务的极权体制也就走到了尽头。

文明从来不会被那些邪恶力量所战胜——读完《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一书,我得出了这样一个简单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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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导斌绝食抗议警方虐待

中国信息中心记者报道,已经被“收监”达一个星期的的湖北网络作家杜导斌已经绝食三天,以抗议警方的酷刑和虐待。由于杜导斌在口供上不和警方“配合”,警方对他大动干戈,采取车轮战夜以继日地进行审讯。杜导斌已经连续三天未曾合眼。

7月21日被“收监”的杜导斌,现在并没有进入服刑期,孝感市国安局还在对其落实口供证据。在搜查杜导斌电脑的过程中,国安没有找到杜导斌发表文章的原稿证据,于是,他们企图在口供上进行突破。

杜导斌对个人的写作情况守口如瓶,不打算在口供上支持警察的恶行,并企图用民主理念与正义思想启迪警察尊重普世的人权思想,但结果适得其反,警察对其进行轮翻审讯,坐在老虎椅上不准其休息,只要杜一打盹,就会遭遇怒吼或殴打,有个别警察对他拳脚相加。现在,杜已三天三夜没有允许睡觉,针对警察的恶行,杜导斌现在已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既不提供口供,又不吃饭,已绝食三天。

京奥将开幕当局限制异议人士出境

北京奥运会就要开幕,当局加紧控制异议和维权人士。有异议作家在海关遭到阻拦,不许出境。

上星期,家住浙江的独立中文笔会成员温克坚借道香港到美国,在深圳罗湖海关被拦下,并被询问两个小时。温克坚感到不可理解,因为他事先没有接到任何警告或通知:“我7月22号想通过香港转机到美国去,有个市民社会的会议要参加。结果在深圳边检被拦住了,不让出境。他也没给理由,只说是执行上级的命令。他说是执行公务。”

温克坚说,他只好回到杭州,同警方交涉。警方解释说,根据国家出入境管理法,涉嫌出境后给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可限制出境。温克坚要求有关单位能拿出书面文件,遭到拒绝。

温克坚说:“这也是惯例了,基本上对出境的人,都是这样一种处理模式。”

温克坚6月曾到香港参加过活动,没有受到限制。温克坚说,还有其他一些他认识或知道的朋友,也在海关被打了回票,但是,这些人出于某种考虑,都没有声张而保持低调。

温克坚说,当局限制他出国,主要还是奥运在即,气氛比较紧张。他不认为最近他做了什么特殊的事情引发了当局的措施。温克坚说:“我要到国外去‘避运’,当局应高兴才对啊。”

独立中文笔会另外一位成员、深圳的赵达功,较早时出境,也在深圳海关被拦下。之前,住在同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的赵达功,经常来香港旅游购物办事。赵达功说,据他了解,深圳海关本身没有权力采取边防控制措施:“在中国,很多事情就这样矛盾。一方面,当局希望很多人出去,但另外一方面,他又做出许多具体的限制。”

赵达功说,当局也希望把异议分子和其他“捣乱分子”都放出国,但条件和前提是“一去不复返”。 赵达功说,上海的异议人士李建虹(小乔),就在不久前,以这样的方式,放逐海外,到了瑞典。

关键词:北京奥运,异议人士,限制出境

李大同:瓮安事件与官员问责

瓮安骚乱令中国政府极为不安

瓮安骚乱令中国政府极为不安

北京奥运会临近,麻烦却越来越多,股市暴跌、大量民营企业面临倒闭不说,光是报道出来的警民冲突就不胜枚举:

5月26日,四川成都公安调查挪用救灾帐篷时拘捕围观者,引发警民冲突;

6月28日,贵州瓮安县一名中学女生怀疑被奸杀,引发逾万民众围攻中共县委及县政府,放火焚烧公安局大楼;

7月5日,陕西府谷县有溺毙司机的家属与警方抢夺尸体,触发警民冲突,三辆警车被砸,七名市民被捕;

7月9日,浙江玉环县民工因办理暂住证与工作人员争执被捕,逾千名民工包围、袭击公安办公大楼,多名警员和治安员受伤;

7月17日,广东博罗一名用电单车搭客仔疑被治安员打死,爆发警民冲突,数十人受伤; 7月19日,云南孟连县橡胶工人示威,警察开枪镇压,工人两死一伤。

“火山口”上的政府

中国警察与民众的冲突一般被当局笼统地称为”群体性事件”,而媒体人士都清楚,这只是需要出动警察才能平息的事件的别称。中国一年当中究竟会发生多少起类似的事件?前年的统计是8万多起,不过这只是一个数字,发生在哪儿?原因是什么?冲突的结果如何,有无死伤?所有这些都是当局严禁报道的,中国媒体即使知道哪儿发生了什么冲突,也不会派记者去调查,反正发表不出来。因此,今年这么多警民冲突事件得以报道,实在可以称得上是一种进步。其中报道最详尽、网民评论最多也最有意味的案件,当属贵州瓮安事件。

6月28日发生在贵州省瓮安县的事件,比起3月份发生在拉萨的骚乱更加厉害,上万民众直接攻击的是党委、政府大楼和公安局。事件图像很快就传遍了互联网。也许是管制意识有了初步改变,官方媒体一反往日的掩盖做法,较快予以报道,不过报道口径仍是老一套,”少数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闹事”、”向党和政府挑衅”等等。即便最普通的网民也知道这并非真相,互联网上质疑官方说法的帖子成千上万,不少媒体也发出不同的声音。

三四天过去,事件突然有了转机。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在亲赴瓮安实地调查之后,指出事件的深层原因是:瓮安县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而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对黑恶势力及严重刑事犯罪、群众反映的治安热点问题重视不够、打击不力,刑事发案率高、破案率低,导致社会治安不好”,一句话,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在县政府行政不力、不公,人民群众积怨过深。石宗源为此先后三次向瓮安人民道歉。更令人意外的是,瓮安事件首先得到处理的不是参与骚乱的民众,而是当地主要官员,原县委书记、县长、公安局长和政委都撤销了职务,后来连州委书记也被连带免职。

理念上的变化

这种发生群体事件首先问责官员的做法,乃是第一次。考虑到事件发生后中共总书记胡锦涛迅速做了批示,有理由认为最高当局对地方政府的最初说法并不认同,要求查清引发事件的深层原因。瓮安事件前后两种说法的迅速转变,也许表明中国执政党的治理理念开始发生变化。

长期以来,邓小平的”稳定压倒一切”是中共各级政府执政的最高信条。无论发生什么危害公众利益的事情,只要民众抗议、上访,就会被立刻被各级政府扣上”破坏稳定”的罪名。

中国近20年来的经济高速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建立在以国家暴力保障政府和利益集团对民众的不公平交易的基础上,其中尤以对城市居民的房屋拆迁和征用农民土地为甚。由于严重缺乏权力制衡和民主监督,导致各级官员的执政行为越来越简单粗暴,在所有冲突发生现场,几乎都有大量警察的身影,国家暴力逐渐成为相当多的政府官员不作为、乱作为、违法作为的屏障。

不久前,辽宁西丰县委书记因一篇报道竟派警察进北京捉拿一家大报的记者,正是这种依仗警力无法无天到了极致的典型表现。

很明显,这种执政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瓮安事件的最显著特征在于,骚乱人群并非利益直接受损或相关者,一个女孩不明原因的死亡,本来顶多涉及到一两个家庭,然而民众对政府积怨之深、之久,使这个小小的事件成为上万民众的怨恨猛烈喷发的火山口。有评论者说,”中国的每一个县都可能是瓮安”,绝非危言耸听。

这种严重的治理危机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基层政府往往肆意胡作非为,而过去上级甚至中央政府为了维护政府的统一权威和形象,通常硬着头皮顶住不肯认错,这就导致本来只是一个基层政府官员的责任,被连带放大到整个政府的责任。最后,势必引发整体的治理危机。

看来,中央政府看到了这一点,已经开始明白不能再被”绑架”,对地方官员再不有效问责,民众迟早会对中央政府问责。”查明深层原因”的潜台词,即是查明每一级地方官员的责任。近日,中央政府三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律处分暂行规定》,仔细阅读条文,可以说是对官员的一部问责条例,实际上,只要发生群体性事件的结果,当地政府主要责任官员将一律处分。其中具有显著针对性的是,”群体性事件中滥用警力者”将”开除党籍和公职”。

这部条例看来已经发生某种效果,媒体报道各地都已陆续开展主要官员接访活动,场面往往是人山人海,可见积弊之深。自然,”瓮安模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执政党面临的问题,然而限制官员滥用权力和不作为,这毕竟是向前走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