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偶像的清晨

1983年5月3日,共青团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庆祝“五四”青年节64周年座谈会上,张海迪同周怡亲切交谈。  孟昭瑞 摄 新华社 发

“文革”期间,全中国人只有一个偶像,便是毛泽东,林彪曾想与这个偶像争辉(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结果逃不了折戟沉沙的命运。

改革开放后,这座惟一的神像逐渐坍塌,代之以无数民间的、非政治的、才智型励志型娱乐型偶像。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降,官方几乎每隔几年都要推出一名英模人物,供全国人民学习,比如史光柱、赖宁、孔繁森、李素丽、徐虎……其中影响最大的,还是1983年推出的张海迪。

1955年出生的张海迪五岁时因患脊髓血管瘤,高位截瘫。她因此没进过学校,童年起就开始以顽强的毅力自学知识,先后自学了小学、中学和大学的专业课程。张海迪15岁时随父母下放聊城莘县一个贫穷的小村子,但她没有惧怕艰苦的生活,而是以乐观向上的精神奉献自己的青春。在那里她给村里小学的孩子们教书,并且克服种种困难学习医学知识,为乡亲们针灸治病。在莘县期间她无偿为人们治病一万多人次,受到当地群众热情赞誉。

1983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向张海迪同志学习的决定》,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国家领导人先后为张海迪题词。那一年,张海迪获得荣誉无数,而她的事迹,也伴随着她的电视演讲走进千家万户。

在张海迪被宣传得最厉害的时候,她生活不得安宁,“每天收到的信,都是用麻袋来装的,一麻袋一麻袋地送到我的单位,送到我的家里,那个时候一点没有办法,而且在我家里,就是成批成批的人,多则上百,少则几十个,或者是几个人,每天都去,‘我们一定要见见海迪,我看她一眼行吗?’”

当年张海迪的影响力,似乎只有“文革”前树立的另一道德人物——雷锋能等量齐观。

张海迪风行全国与她本人事迹确实感人有关,也与官方舆论机器的大力宣传有关,不可否认,也与改革开放之初精神生活单调、处在“偶像的清晨”有关,为数不多的几个英雄人物一经宣传,就能感动全中国。

当然,这种情况正随着国门开启慢慢改变。在张海迪前一两年,一个叫觉远的《少林寺》和尚造成的影响力似乎更具爆炸性和生命力,此外还有邓丽君,罗大佑,《加里森敢死队》中那些亦正亦邪的美国大兵们,以及通过1983年首届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传播开来的歌星影星们。

偶像的多元背后是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多元。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相当一部分青年和青少年向世人展现了他们压抑已久的青春活力,其作为一方面表现为破坏力,1983年前后社会治安形势明显恶化,盗窃抢劫强奸寻衅滋事等违法犯罪行为猛增,这成了邓小平发动1983年下半年“严打”的直接原因;另一方面,也表现为挑战传统与世界接轨的勇气,比如两性关系的开放,恋爱形式的大胆,接吻、跳舞、聚众HAPPY——这些在今天看来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不幸的是,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被扩大化的“严打”打击了,流氓罪当年就像一个筐,什么事情都可以往里面装,无数有活力有前途也有不少缺点的青年因此锒铛入狱,甚至失去生命。当年的影星迟志强入狱就是一例。

在1983年“严打”中,一个王姓女子因与10多名男子发生性关系而以流氓罪被判处死刑。面对死刑判决,这王姓女子说了这么一段话:性自由是我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我的这种行为现在也许是超前的,但20年以后人们就不会这样看了。

一语成谶。在20年后的今天,尽管性自由仍未成为主流的社会道德,但人们对于性行为已经宽容多了。在刑法中流氓罪已经取消,与多人发生性关系,只要不妨害公共秩序,连犯罪也构不上了,更不用说判处死刑。从这个意义上说,木子美们真是赶上了好时代。

今年,改革开放30周年,行之多年的“严打”已被摒弃数年,当年的青年偶像张海迪,也已过了知天命之年。

1983大事记
1月2日 中共中央印发题为《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文件,指出要稳定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

2月12日 中央电视台首届春节联欢晚会直播。

3月3日 劳动人事部发出通知,要求积极推行劳动合同制,实现用工制度改革。

3月7日 张海迪荣获“优秀共青团员”称号,由此掀起全国学习张海迪热。

4月 国营企业实行利改税改革。

5月5日 卓长仁劫持民航296号班机事件

8月25日 中国开展持续三年之久的首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斗争,简称“严打”。

9月11日 引滦入津工程竣工。

10月12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发布,要求1984年底以前大体上完成建立乡政府的工作。

11月21日 中国第一台亿次巨型计算机——“银河一I”计算机在长沙通过国家鉴定。

1983年 中国出现“步鑫生热”,扩大企业自主权、推行厂长负责制、打破“铁饭碗”和“大锅饭”等改革理念再次成为时代旋律。

1982:“个体户”终获正名

1982年,广州高第街时装摊档。当时不过是政府为安置大批回城知青和无业市民的权宜之计。女老板怯生生地躲在档口下等待买主,也随时准备躲到柜台下躲避同学或熟人。    安哥 摄

我相信,80后、90后的年轻人肯定无法理解,一种制度有什么理由禁止个人从事赢利性经营活动。但这的确曾经是事实。我记得很清楚,爷爷、父亲有一门手艺——编芦苇席子。但是,在我的记忆中,政府曾经禁止他们在农闲时做这种事情,因为,这种个体经营是“资本主义尾巴”,会侵蚀公有制经济的根基。虽然政府在民众实在没饭吃的时候偶尔会允许私人经营,但通常会立刻又予以禁止,自留地、集市等等制度都是收了放,放了又收。政府知道,小小的“资本主义尾巴”一旦放开,就会尾大不掉。

但到七十年代,传统的公有制经营制度已经陷入极大困境:它无力为新增人口提供就业机会,于是有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但乡村更为穷困,一旦政治控制松动,这些青年就立刻要求回城。但回城之后,他们还是找不到就业岗位。无奈之下,政府允许他们从事个体经营活动。与此同时,农民也尝试个人经营农业和工商业。

这样,在官方法律认可的公有制经营体系之外,出现了一批没有单位的个人经营者。他们不依靠政府,用自己的血汗和智慧满足民众最基本的需求。据说到了1981年底,中国个体户已有101万人。不过,那时个体户的存在备受非议,社会地位很低;私营和民营企业更是不被承认。当时出现了“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反常现象,曾引发了社会争论:普通市民能否开店当“老板”?现在看来是天经地义的常识,在那个年代则成了令人头大的问题。

直到1982年,官方在工作报告中正式承认“个体户”这一群体,“个体户”获得正名;同年修改《宪法》,承认个体经济的合法地位。不过,这时候的个体经济只是作为“补充”而已,虽被允许雇少量帮工和学徒,但“少量”是多少,据说是7人,超过7人,就从量变到质变了,成了“资本家”了。想扩大规模多雇些人怎么办?于是戴起了红帽子——找个国家单位挂靠,明明是个体却装成个集体模样。

但是,闸门已经打开,民间自发发育起来的个体经济迸发出来的力量再也关不住。到八十年代中期,我正在北京上大学,大约正是个体户们的黄金时代。学校周围日渐繁荣起来了,有各种各样的集贸市场,个体户们经营着学生们所需要的各种廉价商品。对我这样的读书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他们开辟了图书发行的“二渠道”,这个渠道迄今似乎已经在图书出版业占有半壁江山。

从某个角度来说,改革三十年就是私人的经济力量逐步得到认可并渐成为推动社会与经济转型的重要力量的过程——1982年修改《宪法》,承认了个体经济;1988年修改《宪法》,承认了私营经济;1993年,《宪法》承认了私产经济体制;1998年,《宪法》承认了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4年,法律规定要保护私有财产;2007年,出台《物权法》。

现在回过头来看,个体户的出现、发育,乃是中国市场化过程的开端,是那些毫不起眼的小商贩,启动了市场的发动机。作为一种组织社会之经济活动的制度的市场经济,是、且只是个体为基本单位的经济。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一种个体户经济。因为,只有个体才具有意识、意志,才能进行选择、交易。其他一切经营组织,比如作坊、公司、合作社——当然是指自愿的——都不过是个体自愿组成的实体,最终的决策总是由具体的个人作出的,并由个人承担其全部后果。

中国八十年代之前的经济体制效率低下的根本症结,就是那些集体、单位不是个人自愿组成的,而是权力自上而下强制建立的,个体既丧失了自由,也不承担责任。个体户经济则以一种最简单、但也最基本的经营形态揭示了市场经济的本质:个人享有自由,个人承担责任。很多个体户消失了,又有很多个体户涌现出来。

甚至在学术界,也出现了一些个体户,像当初的邓正来先生。今天的笔者似乎也基本上处于个体户状态。

尽管某些浅薄的经济学家、国际组织喜欢把中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变化称为“奇迹”,但其实,这三十年的中国经济史,不过是向着经济活动的正常状态回归而已。

1982大事记
这一年 由李连杰主演的电影《少林寺》引起了少林功夫热。有人看了5遍电影,甚至18遍。离家出走到少林寺拜师学艺的孩子不在少数;男孩子都梦想成为武僧。

这一年 日剧《血凝》使山口百惠成为中国的超级偶像,满大街“幸子衫”、“幸子头”、“光夫衫”、“大岛茂包”,不仅让个体户赚个钵满盆满,也让中国大众第一次明白了什么叫“名人效应”。

这一年 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玫瑰梦》被查禁,这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一个焦点事件。这一年,正式出版社被查禁的淫秽色情图书30多种,6家出版社停业整顿,查处因刊有淫秽色情描写或封面插图低级下流的期刊130多种。

1月15日 经国务院批准,国产机械手表、黑白电视机、半导体收音机和弹力呢等纯涤纶织物四类商品开始陆续降低零售价格。

3月8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问题的决议。国务院经过精简机构,所属部委、直属机构和办公机构,由100个裁并为60个,工作人员总编制缩减三分之一左右。

7月24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致函蒋经国先生,希望他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准则,依时顺势,与共产党谈判,共商祖国统一大业。

10月5日 中国第一次在国内进行的卫星通信和电视传播试验取得成功。

12月22日 李宁在第六届世界杯体操赛中夺得共7个比赛项目中的6枚金牌,这在体操史上尚属首次。中国第一个体育明星诞生。

12月4日 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从1983年起,除广东、福建两省外,对其他省、自治区一律实行收入按固定比例总额分成的包干办法。

綦彦臣:信息混乱是散户遭灾的重大诱因

一个经济体系能贴上“市场经济”的标签,要靠两种“材料”:其一是法治,其二是信息。法制好比这个标签背后的粘合剂,标签牢靠与否由它决定;信息好比往标签上印字迹的油墨,标签清晰与否由它来决定。

对于中国大陆的股市,法治这项尚无法讨论,因为政治制度使之然。在这种情况下,决定股市中短期变化的因素就只有依赖信息的透明,即监管机构要尽可能地使市场各方参与者的信息达到相对对称状态。

事实则恰恰相反,大陆股市上的信息十分混乱。这种混乱有时被“观点争论”包装起,更有甚者则是股票市场被政治化——大而不当的所谓政策指导回避了经济运行中的本质问题。

一、股市政治化扭曲市场信号

新华社于七月初发出明确的政治信息,表明政治高层救市的意图,并因此坚称“中国股市完全可以实现稳定健康发展”,因为它认为中国经济基本面看好。七月中旬刚过,新华社借上半年经济数据公布之际,重复其看好之论。然而这半个月间的股市反应并没有回报新华社“叫好”的声音,反而是“熊样”未改,中国股市的跌幅超过了越南,为全世界垫底。虽然在新华社第二次“叫好”之后,股市出现些微反弹,但是中国经济运行中的高危因素仍被“正确的舆论”所掩盖。比如说,发改委早在6月中旬就向社会告示:生产者价格指数(PPI)仍在坚挺,对此进行调控“进入最艰难时期”。

不考虑新华社与发改委的正反两方意见,仅就经济学常识而论,证监机构就应该出台一份研究报告,把股市上半年“熊样”与未来健康发展的可能,给予时间量化,比如说“估计2009年下半年股市会全面回弹”,或者相反的意见。但是,证监会并没作为,或许它认为“那是专业分析机构的份内事”。反过来一问,则问题全然无果——难道新华社就很专业吗?

这个空档的出现,实际上说明中国股市的政治化在进一步地扭曲市场信号,其结果是:有相对可靠信息来源的大机构可以做出适应性调整,广大散户只有盲人骑瞎马。

广大散户之为“盲人”,就是股市政治化这剂虎狼药误透投的结果;他们不觉间骑上的瞎马,就是股市扩散出来的混乱信息。

二、隐性利益加剧市场不确定性

尽管中国仍在实行新闻管制政策,但是经济媒体的专业说法还是不受干预的。但是,媒体为自己的利益过度地使用了这一自由,不惜造假来误导广大散户。比如说,上海的《第一财经日报》在2007年3月末,曾刊文称:“美国量子基金创办人之一、著名国际投资家罗杰斯,持有中国A股,再涨一倍才会卖。”时隔十七个月,北京的《证券市场•红周刑》则做出全然相反的报道,称罗杰斯不但从未购买过中国A股,还说“A股那么贵,傻子才买”。

是罗杰斯故意说谎,还是中国记者翻译水平有问题?不管那种情况更真实,本真的问题则是媒体利益掺杂其中,导致市场信息更加混乱。当然,媒体利益只是隐藏在众多市场分利者中的一个。即便是纯官方的信息仍然很矛盾,其中利益关系时隐时现。比如中国银行六月下旬的报告说,热钱加速涌入,积极抄底A股;而国家外汇管理局则在七月中旬正式表态,声称他们监测的外资经流中“并无热钱存在”。假如没有热钱存在,那么上半年然猛涨45%的外国人直接投资(FDI)的背景为什么是外商投资新企业的增长率却下降了22%。

就目前的状况来看,美国严峻的通胀形势虽然大大打击了中国的出口,而中国国内需求尚有上企的趋势。真正可怕的是,一旦美国政府换届完成,经济政策发生重大调整,复苏之势初现,那时必然会有暂在中国套利的游资撤走,从而使中国经济陷入全面衰退状态。

三、非流通股解禁背后阴谋丛丛

所谓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表现在直接融资市场上,就是有一种叫“非流通股”(non-tradable share)的东西存在。大股东持股一般在20%以上,叫“大非”;小股东持股一般在20%以下,叫“小非”;两者合称“大小非”,是重要市场术语。由于股改之初的政策承诺,2008年是大小非解禁的高峰年。

面对今年股市持续的“熊样”导致股市政治化,一些大非股东声称不减持,但是仍有175家上市公司的高管不惮于业内规约,纷纷抛售自家股票。比如经营业绩上佳的恒宝股份(一季度毛利润率36%以上),高管集体减持已获解禁的本公司大小非接近公司总股本的6%。

相比之下,新华社的两次“叫好”实际上是以牺牲散户利益为代价的,把他们推进深渊。更为重要的是,新华社本身就是一些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如新华传媒的重要持股人(占45%)中国经济信息社本身就是新华社的全资机构。

制造假信息、内部人勾结谋利已经成为中国股市的最大风景线。比如宁波银行股份大小非解禁,高管层一夜之间全面变成千万富翁,而此前已有三百名普通职工被强迫下岗,无缘获解禁之利。相应地,在高管及大股东之外尚有896名持股员工因解禁之利,一夜之间获利百万。更令人无法接受的是,所有持股员工购买本行股份的资金均系“倒贷款”倒出的资金——先以零首付方式拿到本行股票,而后把股票质押给农村信用社换回现金,再去交还购票欠款。

如果不是因三百名下岗员工的强烈抗议而致使这个黑箱流程暴光,散户股民也许永远无法知道真相。在另一端,那些散户因信息不对称而被所购股的上市公司蒙蔽的真相又如何呢?恐怕将成为“永久沉默的故事”。

结语:杀人不足解决根本问题

为了打击证券经营商及上市公司的欺诈行为,当局采取了严刑峻法的措施,比如北京银河证券的一位杨姓高管已被二审判处死刑。与此同时,广发证券董正青内幕交易案也在紧锣密鼓的审理中。不管广发证券案量刑结果如何,都不足以解决中国股票市场由信息混乱带来的祸害散户的后果。要真正地让中国股市有健康远景,出路只有一条——全民私有化,每个公民都以资产权益文件形式,表明自己是国有资产的股东之一。那样,既不用设什么大小非限制,也不必担心上市公司的欺诈,因为一旦股市动向与全民利益相关,自发监督机制必然形成。

从政治学角度看,今天中国的散户之所以成为灾民,原因就在于:其一,之于上市公司高管阶层及证券经营阶层,他是庞大的草民多数;其二,之于全体中国人,他们又是少数,难以争得真正的同情。

余  杰:连吴以共压马

马英九就任中华民国总统之后,与国民党之间关系微妙。至今仍然被一帮老政客把持的国民党高层,不满于马英九没有给党更多的官位和权力,而对马英九充满了怨气,自然也不愿认同马英九“全民总统”的理想。

本来,如果马英九“回炉”重任国民党党主席,可以借助总统的职权和威望,进一步促进国民党实现更新与改革,并大量启用年轻一代的新生力量,将国民党打造成一个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选举型政党。国民党的历史上,有过不堪回首的一页,有秘密会社的污点,也有苏俄斯大林主义的症候。如果不能脱胎换骨,百年老店,难有生机。但是,党内传统势力的阻挠,吴伯雄的恋栈,使得马英九难以重新主导党务,只能在总统府中眺望中央党部。

过气政客连战早已被台湾的大部分民众所唾弃,在大陆民众当中的名声也是臭不可闻,但他在国民党高层仍然是“香饽饽”。连战顶“名誉主席”之帽,行“垂帘听政”之实。现任主席吴伯雄则亲连而不亲马,守旧而不维新。倘若国民党是一个实现了民主化的政党,此种怪现状便不可能发生。

于是,连吴遂结成一体,为了维持其权力结构,不惜以共压马。连吴先后赴中国大陆朝圣,以被中共党魁胡锦涛接见为荣,近日又高调宣布受邀到北京参加奥运会,有受宠若惊之叹。

然而,中共并没有尊重台湾的诚意,自作主张地以“中国台北”取代“中华台北”,以此偷梁换柱的小把戏,来矮化台湾和羞辱台湾。连吴虽然是“台湾人”,却有“中国心”;虽然表面上是国民党的领袖,却如同共产党的地下党员。他们不敢为半个多世纪以来数千万受中共迫害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及其家属鸣不平,更不敢要求中共释放因认同“三民主义”而被捕入狱的大陆“泛蓝联盟”的成员。

连吴将大陆客游台湾当作自己的不朽功勋,甚至亲自出面接待大陆首发团成员。其实,大陆客到台湾旅游,并不是中共给台湾的一项恩赐。如果这也是恩赐的话,昔日蒋经国开放台湾人到大陆旅游及投资,岂不是更大的恩赐?大陆客到台湾旅游,也不是连吴为台湾人争取到的一块肥肉,而是“本应如此”的事实。昔日台湾的崛起,靠的是科技、管理和贸易;今日台湾要重振雄风,依然要靠科技、管理和贸易。难道仅仅依靠几批大陆游客就能振兴台湾经济吗?这种想法简直就是望梅止渴。

连吴以共压马,让马英九也变得身不由己、言不由衷。在“六•四”纪念日的讲话中,马英九的立场比起在野时来有了大幅度倒退,他甚至不惜说出若干谄媚中共的言语来。香港已经被“大红龙”紧紧抓在爪子之中,而台湾也被笼罩在其巨大的羽翼之下。马英九有没有勇气抵御党内的压力,以二两拨千斤的方式,为台湾争取到一片湛蓝的天空?

马云龙:仁者之怒——代序《高耀洁回忆录》

马云龙(河南《大河报》前总编辑)

这是平庸的现代世界中一个神异的传奇:在死亡阴影笼罩下的艾滋病人,孤苦无依的艾滋孤儿,还有众多受到不孕痛苦折磨的夫妻,都川流不息地向郑州市黄河路上一所简陋的两居室小屋涌来。那里是他们心灵的圣殿,他们在痛苦绝望的生活中到这里来寻求阳光和安慰。

这里住着一个年过八旬的现代圣者——高耀洁医生。

她并没有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但饱受死亡恐惧折磨和世人轻蔑的艾滋病患者,总能从她那悲悯的关切和天使般的笑容中得到难得的安慰;那些因贫穷而卖血和因求医而输血却不幸罹此绝症的人,在这里都可以得到真诚的同情和支持;成百上千失去父母的艾滋孤儿获得了这位慈祥老人的慷慨救助,多年不能生育的夫妻经过这位医术高超的妇产科专家的治疗和指导终于有了自己的小宝宝……十几年来,这位家境清贫,生活俭朴的老人把一生的所有积蓄,包括近年获得的全部国际奖奖金总共上百万元都用于对艾滋病患者和艾滋孤儿的救助,以及普及防治艾滋病的知识。从而获得了“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的美誉。

但是,高耀洁这个名字传遍了世界,主要还不是因为这些慈悲善行。

震动世界的是高耀洁的愤怒,仁者之怒,天使之怒。

走近高耀洁的人有个共同的印象:这是位爱心四溢的忠厚长者,是个心直口快的天真老人。当她和来自社会底层的平民在一起的时候,目光是那样纯净,语言是那样坦诚生动,发自内心的笑声更是富于感染力,她就像是个传播温暖和希望的天使。但是,近年来,这“天使”却常常处于深沉的激愤之中。每次见到她,我总会听到愤怒的话语从她的胸腔里连连爆出,看到愤怒的眼泪在她那布满皱纹的脸上纵横流淌。这位年逾八十的老人已经成了一个随时会爆发的愤怒炸弹。

使她愤怒的是是两件事:一件是当局对艾滋病泛滥的严重情况的百般掩盖和恶意歪曲,一件是对她人身权利的非法剥夺和对她人格所进行的无耻诽谤与污辱。

高耀洁对艾滋病的关注始于十二年前。当时她已将近七十岁,退休在家,正准备开始过一个退休医生的安静晚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她发现,艾滋病这个似乎还远在天边的魔鬼,已经悄悄地来到了中原大地上。“白衣天使”的责任感使她警醒起来,“位卑不敢忘忧国”仁者情怀激励着她行动起来,她开始深入中原大地,自费开展了艾滋病调查。调查的结果使她震惊:河南不仅已经有了艾滋病的传播,而且相当严重。用她的话来说,全省117个县区,已经没有空白点!更使她震惊的是,艾滋病在这里的传播途径与世界各地的传播规律均不相同,高发人群不仅仅是吸毒者和性乱者,而主要是老实巴脚的卖过血的贫穷农民,以及到医院求医的被输血者;主渠道是血液传播——卖血和输血!而这正是九十年代初政府提倡的“血液经济”带来的恶果。她得出了结论:这是一起世界罕见的由于政府渎职而造成的公共卫生危机。

从此,这位耄耋老人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双方力量绝对不对称的“一个人的战争”。这场“战争”大约可分为两个阶段:

从九十年代中期到2003年,是第一阶段,斗争的焦点是“河南省到底有没有大规模的艾滋病疫情”。

这位无权无钱、赤手空拳的退休老人只有一个武器:动员舆论。她广泛联系全国媒体,把自己调查的结果和一个个病例告诉记者们,为他们的采访提供线索和指导。还自费印刷了大量宣传品,广为散发。

政府的立场是绝不承认河南有艾滋病的大面积传播,调动了国家机器的强大力量,三令五申禁止媒体报道河南艾滋病的现状,甚至派出大批干部警察,到艾滋病疫区设岗放哨抓记者,拦阻采访,并追查向记者提供材料的人。高老太太在这一时期成了“重点监控对象”,她的门外经常有身份不明的人巡弋监视,她的名字也列入了媒体报道的“禁区”。因为采访和报道艾滋病,多家媒体受到严厉警告,一些记者编辑还受到处分。很多北京和广州的记者谈起那时的采访经历,都心有余悸,说是进了河南艾滋病疫区就成了“地下工作者”。

这场“战争”的第一阶段以高耀洁的“有限胜利”告终。2003年,吴仪副总理来河南视察了艾滋病疫区,并接见了高耀洁,听取了她对艾滋病问题的意见,从此,关于“河南有没有大规模的艾滋病疫情”的争论便画上了句号。河南省向疫情最严重的38个“艾滋病村”派出了工作队和医疗组,便是对早该正视的现实的默认。但这只是个“有限胜利”,因为直到今天,河南到底有多少艾滋病感染者,传播的范围究竟有多广,公开的数字还是让人难以相信。最明显的是,除了那38个村子之外,还有大量的艾滋病感染者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和救助。更让人气愤难平的是,造成这场“血祸”的责任者竟然没有一个受到追究和惩罚,当局也没有作为负责任的政府对这样恶性的事故说一句道歉的话。

从2003年到现在,“战争”进入第二阶段。斗争的焦点转变为“艾滋病大范围传播的原因是什么”。

官方的说法是,河南艾滋病传播的主要渠道是吸毒和性乱,而不是血液传播。言外之意是这是一种“脏病”,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造成的。最近,河南省一位高官在北京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时就是唱的这个调子。按这种说法,那些不幸的艾滋病感染者就被推到了道德的审判台上,他们的不幸是“咎由自取”,责任主要应由自己承担。政府对此是没有责任的。
而高耀洁则以自己的调查数据和大量的病例证明,直到现在,因卖血和输血而感染艾滋病毒的数量仍然居高不下,血液传播仍然是传染的主渠道。特别是有大量病例说明,很多患者是在医院里输血时被不洁的血液制品感染的,“血祸”仍然在泛滥,政府和医疗卫生单位的责任不可推托。可敬的高老太太利用国内外的各种讲坛正在不断重申这一观点。

高耀洁还激愤地指出,那些本来矢口否认河南有严重艾滋病疫情的官员们,现在突然发现了艾滋病原来是棵“摇钱树”,光世界卫生组织和海内外的慈善机构捐助的善款就数以亿计,一些贪官污吏也趁机伸出黑手,到这里来“分一杯羹”,艾滋病重灾区上蔡县那位姓杨的巨贪就是典型的一例。还有不少所谓的“科研单位”和卖野药的游医,也趁火打劫,纷纷声称自己发明了专治艾滋病的“特效药”,到艾滋病疫区招摇撞骗,从艾滋病人口袋里掏钱。高耀洁多次发表声明和遗嘱,她本人不接受任何以防治艾滋病名义的捐款,也不承认以她的名义组织的基金会和募捐活动,就是为了防止她的名字被这些丑类利用。

看来,这场“战争”仍然没有穷期,高耀洁的愤怒也不会很快平息。

最近导致高老太太盛怒的还有一件事,就是她的人身权利受到越来越粗暴的侵犯。这些年来,监听电话,跟踪盯梢,和各种各样的骚扰,对她已是家常便饭,早就见怪不怪了。但是2007年春节前,因为她应美国总统竞选人克林顿夫人希拉里的邀请,要去美国领奖,河南当局竟然对她实行了长达半个月的软禁,那些日子里,未经任何法律程序,几十个警察日夜包围着她的家,电话被切断了,她不准迈出家门半步,任何人也不准来看望她,连她的儿女来看望也被禁止。凡是与她联系的人都要受到调查。与此同时,各级官员轮流上阵,对她展开了“车轮战”,目的只有一个:叫她发表声明,放弃到美国去领奖。要不是最后胡锦涛和吴仪指示放行,真不知道这场闹剧会怎样收场。

在这一过程中,最让老太太心如刀搅的是这样一个场面:她唯一的儿子、在河南省教育学院艺术系当系主任的郭锄非被放进来,他们逼着郭锄非跪到地上,给高耀洁磕了三个响头,求母亲为了他的工作、生活和前途,不要去美国领奖了……

直到现在,每当说起这件事,高耀洁都会放声大哭。读者看了这本高耀洁的自传后就会明白,这一刀对老太太的刺伤是多么恶毒。

四十年前,在那“史无前例”的文革中,当时的掌权者为了从精神上击垮倔强不屈的高耀洁,曾经制造了一个“现行反革命案件”,把年仅十三岁、正上初二的郭锄非判了三年徒刑,投进牢房,让这个少年受到巨大的精神创伤,终生生活在恐惧的阴影之中,也让高耀洁遭到一场地狱般的劫难。

四十年后,还是为了征服这位伟大的母亲,现在的当权者又从文革的武库里拿出了最恶毒的手段,再次把她那个可怜的儿子当成人质,向这位母亲心灵中最柔软之处狠狠地捅了一刀……这算不算是恐怖主义?这和劫匪拿枪顶着孩子的头,逼他母亲就范有什么区别?

还有呐,为了围剿高耀洁的观点,封锁高耀洁的声音,他们除了不时地关闭她的博克外,还雇佣了几个枪手天天在网上谩骂,甚至造出“高耀洁出身青楼,曾当过妓女”这样污秽的谣言。其实,这也是拾文革的余唾。看了这部自传,你就会知道,文革一开始,高耀洁就曾被把鞋子挂在脖子上拉去游街。

几年来,我曾多次劝高老写写自己的自传,但她都拒绝了,说是干事业重要,没必要为自己立传。但这次她主动要写了,原因就是要说说自己真实的出身经历,驳斥谣言,以正视听。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这部自传是那些政治流氓们骂出来的(当然,我觉得这部自传的意义和价值远远大于辟谣)。谁说他们没功劳呢?

看来,所有的专制者都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尽管“城头变幻大王旗”,可他们的骨子里一点都没变,还是那样狠毒,那样卑污,那样下作。

一个母亲,一个像天使般纯洁的高尚老人,对这些阴毒险狠的伤害爆发出无可抑制的愤怒,不是天经地义的必然吗?

高耀洁总是说,我不关心政治,从没想过去混迹官场,也没有出人头地的愿望。纵观她一生的行迹,我相信这话是真诚的。她是个医生,是个仁爱的白衣天使,她把治病救人,在人间撒播健康、幸福和欢乐当成自己毕生的天职。在一个正常的文明社会里,她应该能尊严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快乐地度过自己的一生。

但是,这样一个没有政治野心的职业医生,却被迫终生在政治的泥坑里挣扎,不仅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当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在垂垂老矣的晚年,又只因为坚持职业操守,关注人间惨剧,忠于事实真相,不肯说假话,而被政治折腾得死去活来。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百般摧残的高耀洁曾在第三次被游街后,于1966年8月26日自杀过一次。最近,在被非法软禁前后,她又数次流露出自杀的念头。这是为什么?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认真地想一想,我们的社会是不是生了什么病——比艾滋病更可怕的大病?

可敬可爱的高耀洁医生终于没有选择死亡和逃避,而是选择了抗争,以自己羸弱的病残之躯,以八十多岁的苍老声音,发出了震撼人心的愤怒之声。这呐喊之声你听到了吗?

壮哉,仁者之怒,天使之怒!

写于2007年11月

注:《高耀洁回忆录》2008年7月在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

铁肩担道义的“名记”——陆铿

2008年6月22日晚间,著名新闻记者陆铿在美国旧金山病逝,享年89岁。他的遗体将在旧金山火化,骨灰安葬于家乡云南昆明西郊金宝山的名人园,墓碑上将刻“中国一记者陆铿葬于此”。

媒体报道说死于肺栓塞。实际上,早在五年前,这位自号“大声”的新闻记者就患了老年痴呆症,临终前有时甚至记不起老伴崔蓉芝。但他却把新闻记者的责任深入脑海,甚至会在半夜急着要出门采访。

陆铿是一位在海峡两岸都赢得尊敬的“祖师级”记者。1919年,他出生于云南保山。21岁毕业于重庆政治学校新闻专修班。毕业后,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作助理编辑兼播音员,成为中国最早的广播记者。

在此前间,他因一次现场采访而出名。当时,与罗斯福角逐美国总统的共和党候选人威尔基访华,宋氏三姐妹(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在重庆范庄大花园隆重招待。21岁的他去采访,拿着麦克风往上走,警卫喝令他走开。陆铿急中生智,向宋美龄高喊:“夫人!我是广播记者!”宋美龄手一摆对警卫说:“让他!”陆乘机走过去举起麦克风:各位听众,这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场直播……这是中国广播史上第一次现场广播报导。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陆铿作为中国派往盟军总部的战地记者,跟随艾森豪威尔将军麾下的盟军,一路杀向德国柏林。在240个战地记者中,只有他和另外一位记者是中国人。在希特勒总理府办公室,他捡到尚未颁发的纳粹铁十字勋章。后来,在纽伦堡审判前夕,他就用一枚勋章收买了看管战犯的中尉,放他秘密去看了被绝对禁止与外人接触的战犯戈林。

那一次欧洲之行,他还会晤了袁世凯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二十一条”签字者,当了洋和尚的陆徵祥,又受到教皇庇护十二世的“特别接见”。

1944年,他与人在重庆创办《新闻天地》。抗战胜利后,成为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代总编辑兼采访主任,兼任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系教授。作为国民党《中央日报》的代总编辑,他参观了麦克阿瑟治理下的日本。

国共内战期间,陆铿如鱼得水,穿梭于两方之间,采访生涯多彩多姿,与主持调停的美国马歇尔八上八下庐山。而最让他津津乐道的出格之事是:

当时,由美国特使马歇尔、国民党代表、一级上将徐永昌与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组成“三人小组”。马歇尔和周恩来都善于应对媒体,惟独徐永昌极其谨慎,避不见记者的面,甚至连他这个“本党中央党报”的代总编也不见。陆铿去了一次、两次,到第三次还是见不着徐,他火了,对参谋说,“下次再来,还遭拒绝,我就在《中央日报》上发消息‘徐永昌失踪!’”参谋哼一声,意思是“谅你小子也不敢”!结果他还真把“徐永昌失踪”消息发出来。

蒋介石下令让侍从室主任陈布雷查问,陆铿接电话讲了原委,陈布雷哭笑不得,连说“胡闹,胡闹,真是胡闹!”不过陈汇报给蒋时,讲了陆铿这番原由,蒋介石便要徐永昌改善与新闻媒体的关系。后来,徐永昌竟与陆铿不打不相识,私谊竟发展到“分享美色”的程度……

1947年7月29日,他在供职的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刊出一条消息《孚中暨扬子等公司破坏进出口条例,财经两部奉令查明》,揭露孔祥熙、宋子文的这两家公司利用政治特权,八个月内向中央银行结汇3亿3,446万9,792美元,占国家同期售出外汇的88%。当时内战正进入决战时刻,共产党正千方百计抓国民党腐败、应该被打倒的把柄呢,国民党党报却不打自招!

此文一出而天下惊,陆铿本人做好锒铛入狱的思想准备,但拒不说出谁提供的新闻,声称“记者不能泄露消息来源”。蒋介石一听大怒,说:“我不管记者不记者,我是总裁,他是党员,总裁命令党员讲出来!”陆回话:“我申请退党,不作党员好了!”

后来,蒋介石又亲自出面把他找去。其第一句话就问:“什么人告诉你的?”陆铿在其《回忆录》中说:这个问题我已经被问无数次了,完全懂得他意味着什么。既已豁出去,我就大着胆子说:“报告校长,是不是准我多讲两句?”蒋表现得很不耐烦,皱着眉头说:“不用多讲,讲出什么人告诉你的就行了。”这时,我不知哪里来的勇气,不管他愿不愿意听,一口气讲了四十分钟,而且越讲越激动。话题从参加前线慰问团讲起,指出河南前线的士兵连水壶都没有,我说:“校长,他们是要流血的呀!结果,想吃口水都不可能。这个仗怎么打?”接着,我介绍了社会舆论对当前时局的看法……结论是党和国家均面临着危机。这时,我注意到,随着我的慷慨陈词,蒋老先生原来皱着的眉头,渐渐舒展了。不耐烦的表情也渐渐消失了。继后他的头竟有时候随着我的话语,自然地微微点了两下,于是我斩钉截铁地做了结语:“我为什么要用党的中央机关报来揭发党的要员的丑事呢?我想,只有这样做,才能表明:国民党不同流合污,蒋总统是大公无私的。”……“校长一再教导我们做人要讲诚信,要堂堂正正,做记者如讲出消息来源即不诚信,所以不敢将消息来源报告校长。”

此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李惟果站起来要替陆铿承担责任,请求只处分自己。蒋介石“也站了起来,严肃地以宁波官话宣告说:‘我什么人也不处分!我什么人也不处分!’”。

1949年4月,共产党即将“百万雄师过大江”。这时,他脱离了《中央日报》,与友人在广州创办起《天地新闻》日报,自任发行人。他在报纸的头版头条,放了张长江示意图,标出安徽荻港等三处解放军可能渡江的地点,说准了一处。国民党当局认为,陆铿连共军从哪里渡江都知道,岂不是如假包换的“共谍”?下令封报、抓人。陆铿还以为这是出风头的机会,写了篇告别社论《自由精神不死》,进了狱中才感不妙:广东警备司令叶肇外号“剃刀”,说杀就杀的。幸亏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爱才,探监保人;阎锡山与陆铿也有交情,蒋介石当时又正要倚仗阎锡山来跟李宗仁斗,“阎长官”的面子还比较大,一个月后,终于将陆铿“取保候审”。于是,陆铿连夜乘和平轮逃往香港。

这张示意图也触怒了共产党。他从国民党那里死里逃生,转眼又落入共产党手中。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1949年底,共产党占领云南。陆铿却不知死活,搭国民党省主席卢汉的飞机去昆明接家眷,一下飞机,便让荷枪实弹的共产党军队团团围住,后以“代表阎锡山来接管云南”关了四年。当时,同监房的人都因笼罩在死亡阴影下而愁眉苦脸,他却在想:杀我的时候,看热闹的人一定很多,第二天报纸标题会怎么下。隔天他想出“万人争看杀陆铿”,还暗自得意一番。

后来冰心等人给他担保,总算获释,邵力子也极力保荐,他被安排在云南省政协担任“民主人士”。没过两年安稳日子,赶上了“大鸣大放”“引蛇出洞”的“反右”运动,陆铿被领导再三戴高帽子戴昏了头,提出三点意见:建议改变对美国的态度,化敌为友;建议各大学改学英文,学俄文是不可能现代化的;建议准许老记者办民间报纸,唱唱对台戏也不妨。

于是老帐新帐一起算,被打为历史反革命,关起来审查一段时间后判刑十年。“文革”中刑满了,上边又来文件:‘此人反革命能量极大,不适合在社会上生活,应当继续控制在监狱里改造。’又多关了八年!”话又说回来,在“文革”那个把人不当人,随便把人打死的年代,如果陆铿是在外面,可能早被活活打死!

1975年,陆铿被从监狱中放出来,共产党“落实政策”时问他,国民党《中央日报》副总编辑算什么级别?陆说“没级”。但共产党却比照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给他定了副部级待遇。

那时共产党对国民党“战犯”实行所谓“来去自由”的政策,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愿意去香港或去外国的也可以。陆铿也申请去香港,但却未获批准。直到1978年才被以“鉴于陆铿在港台影响较大”获准去香港。出去之前,被组织到北京、大寨、大庆、延安、韶山、井冈山参观。在北京时,当时的公安部副部长、后任国安部长的凌云等人设宴送行,席间问他的感想,陆说:“在这个世界上,最难受的是当共产党的犯人,最好过的是作共产党的客人。”主人啼笑皆非。

去香港后,他在香港中文大学和树仁学院新闻系任教。1981年,与胡菊人合办《百姓》半月刊。1982年,接受访问和发表文章说“蒋总统经国先生的身体不好”,“建议不要连任总统”,因此上了台湾当局的黑名单,不得“登台”,直到1990年才终于解禁。1984年,江南,原名刘宜良因撰写《蒋经国传》,揭露国民党与蒋氏家族丑闻,被蒋孝武指示特工暗杀。此案发生后,他积极奔走呼吁,一天给刘宜良遗孀打20多个电话。为此感动了崔蓉芝,后来成为他的老伴。

台湾解禁,大陆又封禁。1985年,他发表的《胡耀邦访问记》触怒邓小平,成为胡耀邦被迫下台的罪状之一。因此有人曾言“陆大声一言丧邦”,当中的“邦”字更是语带双关。“六四”之后,又因批评中共屠杀,并协助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赴美,被中共当局列入“黑名单”,直到2007年才获准以探亲名义回一次云南老家。陆铿曾自我调侃:“千古奇观:一个人上一边黑名单已经不容易了,我还上了两边的黑名单!”

大陆著名报人胡绩伟先生最近在一篇纪念文章中写道:“九十年代初,当我的政治生涯正处在一个十分艰难、仍然进行顽强斗争的时候,一位远方道地的同情者,给予我一个强大的支援。他那时还开始策划邀请我去美国访问,帮助我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这不仅大大开阔了我的眼界,而且,对於我这个在“共产社会”封闭了七八十年的老新闻工作者来说,开启了我心灵深处的枷锁,触动和改变了我晚年的政治人生。这个人就是陆铿。”

“今天,悼念陆铿先生,重温在他们几位先生的帮助下,推动我突破封锁保守的堡垒,能够亲身到美国去观察一下这个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的优劣和美丑,给予我在争取中国的自由民主事业中获得极为珍贵的帮助,这是我十分感激和铭刻在心的。我将把我的余生更好地贡献给中国争取自由民主事业,以实际行动来纪念陆先生的在天之灵!”

受过陆铿帮助的人不计其数,但他从不对外人提起。他以自己的满腔热血和毕业精力执着地追求新闻事业。1995年,李登辉访问母校康乃尔大学时,陆铿从香港追到美国东部,一群年轻记者里头出现一个白发老翁,让李登辉在康大校园的石桥上遇见时,惊讶地直说:“陆先生,你怎么来了?”而这一年,陆铿已经76岁。

四年前八十五岁时,他在台北举行《大记者三章》新书发表会时,曾引用麦克阿瑟将军的名言:“老兵不死,只是凋零。”其“记者——犯人——记者——犯人——记者——犯人——记者”的自况,确实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刘文忠:越南—-与中国同问题共命运的“同志加兄弟”

越南是个神秘的地方。说它神秘,并不是说它真的有什么神秘之处,而是因为弥漫了近百年的烽烟一直把这个浸透着东西方文化的邻国和我们长久地阻隔着。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越南的革新开放起步较晚,从1989年开始,至今不到二十年,所以外界很少有机会真正了解它。

在我的记忆中,越南是一个始终生活在中国影响下的国家。新中国一解放,共产党老大斯大林就把越共划归毛泽东”管”.从此我们出钱出人,先帮越共打法国、再战美国、再打南越,这位兄弟从建设到打仗,都是靠中国人的无私援助。哪怕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国在饿死几千万人的困境下,越南领导人不管开口要什么,毛泽东都会毫不犹豫地答应。当时越共领导人胡志明说”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毛泽东马上说:”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每个中国人都会唱:”山连山、水连水,我们与越南是’同志加兄弟’,中国是越南的大后方”.中国的领袖曾教导人民:”可以少吃少穿,都要全力支持世界革命,特别是支持越南人民抗击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谁都知道,中国援助给这位兄弟的东西从飞机、舰艇、坦克到炮弹、炸药、武器等各种物品数量多得无法计算。可谁又能想到,如此亲密无间的”同志加兄弟”,后来竟会反目成仇,突然打起仗来。

今天的越南已从战争年代进入革新开放,作为世界上仅剩的四个社会主义国家之一,改革后的越南,经济发展如何?同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风格各异的法式建筑

在越南,胡志明市(西贡)的地位相当于中国的上海。曾经作为南越首都的西贡,在建筑、习俗、语言乃至饮食上都有极强的殖民地烙印,在西贡最受欢迎的范妮冰淇淋店就是法式风格。西贡曾有”东方小巴黎”之称,可见在法属殖民地期间曾繁荣过。高等法院、革命博物馆、越南历史博物馆、国家歌剧院、越南古代艺术博物馆、胡志明纪念馆,这些都是当年法国人留下的建筑。一些街道还留有法国殖民时代种的高大的法国梧桐树,橡胶树、咖啡也都是当时引进种植的。目前,越南咖啡的出口量已居世界第二。在西贡,许多游客都会专门去品尝一下口味独特的越式咖啡。

第一天到西贡,我们参观了圣母大教堂和西贡邮局。圣母大教堂是西贡最大的法国天主教堂,建成于1883年,典型的文艺复兴时期风格,在朝阳辉映下,教堂的红砖映衬着蓝天分外抢眼。但十分可惜的是不让游客入内参观,你只能欣赏到它的外部建筑。西贡邮局也是正宗的法式建筑,漂亮独特,现在仍在使用。邮局里有一排古老别致的法式长途电话亭,墙上绘着一幅旧西贡地图,据说还是当年法国人手工绘制的。邮局的职员们已经习惯了游客们投来的好奇目光,他们认真地做着自己的事情,而把游客当作他们的风景。

胡志明市最著名的地标点是”红教堂”.这座古老的建筑建于1877年,为殖民时期留下的纪念品,现在是越南重要的文化财产。哥德式建筑,夏天室内不需装空调,利用空气的流动来降温,就让人感觉非常舒服了,内部半圆形的天花板则极富古典气息。胡志明市博物馆也是一座充满法国情调的建筑,白色外墙,曾是法国总督府,后为南越总统吴庭艳的住处。如今,除了每日接待来自越南北部和外国的游客、及本地的军人和学生参观外,亦成为西贡年轻人婚纱摄影的最佳去处。我们在胡志明市博物馆不过转了短短二十分钟,就碰到不下四对新人,这些身穿西式婚纱和礼服的恋人,对着摄影师的镜头露出了甜蜜的微笑。

抹杀历史的战争纪念馆

越南是一个战火连连的国家,十几年内战不算,还先后与法国、日本、美国、柬埔寨、中国等许多国家打过仗,特别是1961年开始的越南战争,和美国交战长达十四年。令我奇怪的是,在越南的”战争罪行纪念馆”里,可以看到越南人民为了争取独立和法军的艰苦战役,也可以看到当年美军对越南的侵略,却看不到日军侵略越南的情况,更看不到越战时中国对越南的援助和中越战争的展示。

战争纪念馆里的许多照片,记录着当年美军在越南的种种暴行,有的是因战争流离失所的孤儿,有的是被美军化学武器摧残的崎形儿童,惨无人道,让人看了隐隐心痛。这无疑是美国以强凌弱的铁证。越南政府把世界各国游客请到这里,作为一个重要旅游景点来展示,有其目的。其一,通过展示让游客敬佩越南民族的伟大和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概;其二,揭示美国的残暴,让世界各国同情越南人民,支持他们革新开放走上幸福之路。我看到不少外国游客在留言簿上写了参观后的感受,虽然看不懂这些文字,估计也就是上面二种意思。整个展览馆里,越南人只字不提抗美援越战争时中国人民的巨大帮助。我翻了一下两本厚厚的留言簿,发现很少有中国人留言。于是,我毫不犹豫在留言簿上写下了自己的感受:

我怀疑这个展览馆的真实性。因为每个上年纪的中国人都知道,越战十几年,中国老百姓吃饭有定粮、穿衣有布票,几乎所有的基本生活和日用品都有限额。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政府号召人民援越,伟大领袖从中国每个老百姓嘴里挖口粮、身上扒棉布,送给”同志加兄弟”的越南人民。每次越南某一个领导人到北京,中国人都知道又来要钱粮了。据有关权威部门统计:到1975年越南统一为止,”中共偷偷化装出兵32万军人,帮他们无偿打仗、修路、搞后勤、当壮丁;援越物资价值约200亿美元(仅仅是桌面上数量)。”那时毛泽东独断专行地说:中国是越南的大后方,制定了”越南人要什么、就给什么、要多少、给多少”的原则。1975年9月,毛泽东曾一边对来中国进一步要援助的越共领导人黎笋说:”现在天下最穷的不是你们,而是我们,哪怕越南燃烧了三十年不停的战火,经历了美国的狂轰滥炸,中国人还是穷过越南人”.一边又发圣旨,叫周总理继续大量发放援越款。

可是,我在这里的六个分馆却一点也看不到中国人民的巨大牺牲,以及十几年来中国人民省吃俭用援越的图片和纪录。难道就因为后来的一场中越战争,就把中国人民十几年来巨大的援助都给忘了而只字不提?令人寒心!越南人应该知道,中国人为了所谓的”抗美援越”吃了多少苦?!死了多少人?!越南人更应该知道,中国在三年自然灾害饿死大批人的情况下,都没有停止过援越。而在越南战场上,又有多少穿越南制服的中国军人、炮兵、工程兵葬送异乡?!越南人不能忘恩负义,没有中国人民的无私奉献,你们能支持下来吗?能解放南越赶走美国人吗?能统一国家吗?今天我发现越南人竟然不讲真话,抹杀事实,所以我怀疑这个展览馆的真实性?!

一个正直中国人的留言:刘文忠

我们许多团员聚拢看我写的留言后,齐声说:”写得好!”越南导游看后慌张地说:”刘先生你不能这样写,我们领导看了会不高兴的。”并拖着我说:”快走!”在回来路上,团内赵小姐仍然愤愤不平说:”我父亲在云南军区当炮兵连长时,就曾去援越,在河内穿越南军装,化装成越南军人,他受伤回国了,不少战友却战死在越南。他们竟然隻字不提,真是忘恩负义!”昔日的排华狂潮

文革时期我当过十三年政治犯,曾在监狱里看到许多人因为在援越问题上的不满与牢骚言行,被打成反革命判刑坐牢。记得有一位姓郑的同监牢难友,原是铁路上海南站一名普通的调度员,因犯反革命罪被判十年,其罪行就是因为工作上出了一件所谓的”政治事故”——把一列属于军事性质的援助越南的火车发错了方向——这在当时阶级斗争年代是性质极其严重的错误。他再三申辩自己”胡涂疏漏”都没用,还是被当作反革命抓起来。被隔离审查的时候,落井下石的工友们又揭发他曾在三年自然灾害时讲过 “中国人自己都没有吃的,却把一车又一车粮油食品运往越南,中国人真可怜!”按此言论与前述行为一联系,于是认定他就是一个暗藏很久的、破坏国际援助的反革命。

面对中国人民如此巨大的付出和牺牲,越南却在全国统一后掀起了一股疯狂的排华反华浪潮。1975年越南开始排华,刚开始时,越南将南方比较富有的华人赶走,后来连北方的华侨也被赶走,中越关系开始恶化。此外,中越之间在南海上也有领土纠纷,涉及到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这也是导致双方敌对的原因之一。在排华浪潮中,华裔政府官员被解职、华侨商店被迫停业、华人学校被关闭。在南部,大约有3万家华人商店被迫关闭。在所谓的战略要地,华人要接受”忠诚测试”,没通过的一律被驱逐。当时南北越刚统一,南方人去北方都要路条,于是华侨连逃回国的路都断绝了。在越南政府的授意下,富有的华人被迫缴纳多达数百万美元的出境税,并被赶上破旧的渔船飘向大海逃出越南。

华侨导游告诉我们,西贡刚”解放”时北越派了大批干部来接受所谓”敌产”,这些官员非常坏,勾结、利用社会黑帮和偷渡贩子,逼迫华侨倾家荡产支付偷渡逃命钱,每次四两黄金。放人跳上小舢板船前,先支付二两黄金,在公海上被大船接走再付二两。他的父母千万百计想让三个儿子逃出虎口,大弟偷渡了三次才成功,逃到香港难民营,几年后被美国接收;二弟和叔叔第二次偷渡成功,去了印度尼西亚难民营,后来被澳大利亚接受。当时华侨和被清算的越南人只要有机会都会拼命想尽各种办法逃出去。直到现在,许多人一想到这场噩梦,还心有余悸。在头顿海滩,我们看到远处一块孤岛,四周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导游伤心地指着小岛说,那里是他当年第七次逃跑的失败之地。他触景生情地说,失败后,他跪在海滩上,面对大海放声痛哭半天,对天对海狂喊,告诉两位逃出牢笼的兄弟,”哥哥认命了!”父母为他与两个弟弟耗尽了所有家产,已经一贫如洗,再也没能力支付偷渡费与保释费了。最后,他决定听天由命,留在越南不再逃了。像他的这种经历,在当地华侨中是很普遍的。”现在好了,越南也革新开放了十多年,社会变得安定和富裕起来,我不想走了。”在历史上,许多国家都发生过”排华”浪潮,像在东南亚,华人有财产、有社会地位、只缺一点——政治地位,结果遇到政治动荡,连帮忙说话的人都没有。历史证明毛泽东用中国老百姓多年忍饥挨饿挤出来的钱,扶持的不是”同志加兄弟”,而是个忘恩负义的敌人,是一条苏醒过来就咬人的毒蛇。

今日的亲美情结

在去市政厅的路上,导游指给我们看,在美国领事馆前许多人排队等待签证,这一情景已持续了很多年。越南人和许多国家打仗,其中与美国打得最烈、最惨,但奇怪的是越南有权势的人和知识精英还是拼命跑往美国,在他们心中”美国月亮就是比越南的圆”.现在的越南为了革新开放,学中国一样韬光养晦,努力改善与美国的关系,连战争罪行纪念馆里的”越战馆”都已被改为”美军武器馆”.后来,在回国的机场上,我又碰到了奇特的一幕:广场上人山人海,就像在集会。原来当天晚上十点有美国直航飞机到胡志明市,大批亲戚老乡来迎接曾逃往美国的越侨。越战结束时,美国不仅带走了许多忠诚美国的南越军政人员与富人,还接纳了大量越南难民,并联合盟国向联合国施压,分摊了滞留在东南亚各国的上百万越南难民。当美国议会讨论通过,接纳几万美军士兵的”孽种”混血儿、按有关政策越南抚养人可随同去美国时,在越南出现了争着抢买混血儿的高潮,那些原本在越南被百般歧视、无爹无娘的杂种孩子瞬间成了人们争夺的宝贝。现在,有不少混血儿已经是南越的大老板了,他们如同当年中国的台胞一样,光宗耀祖、衣锦还乡,他们和海外的越侨们向那些没有逃出去、并因他们的原因在越南遭劫的亲人们赎罪,给国内的亲人们送美钞、送金送银、还有各种各样的洋货。据统计,越侨每年往国内汇款高达40亿美元,这还不包括民间管道流入的资金。

机场仿佛陷入了两大旋涡中,成群越南人围着归来的越南美侨又笑又哭,难分难舍,洋溢着一种难以割舍的亲情和对美国的热忱。

越南战争——大国政治利益的较量

越南战争,现执政的越南共产党方面称”抗美救国战争”,是美国及其支持的南越(越南共和国)同北越(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民族解放阵线”之间的战争。当时希望统一越南的北越领导人胡志明支持南方的游击队”民族解放阵线”,反对南越吴庭艳政府,美国则出兵帮助南越。最开始援助南越的美国总统是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继续支持在越南作战,而约翰逊则将战争扩大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在美国参加过的所有战争中,越南战争应该是美国人最不堪回首的一段记忆,历时14年,5.8万美国军人丧生,30多万人受伤,越战甚至使美国政府失去了”民心”.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时宣传的”胡志明小道”,在美国绝对优势的海陆空封锁下,北越要把苏、中援助的武器送往南越民族解放阵线手中非常困难,为此开辟了”胡志明小道”.据说它有5条主路、29条支路、总长近二万公里,有十万民兵背送枪支弹药,这些”特殊通道”许多是跨界在老挝柬埔寨境内。在越战中因为有”胡志明小道”,有中、苏全力支持供应武器弹药,所以也大大增加了美国在越作战的难度,导致了美在越作战的长时间和大代价,成为二战以来美国参与的伤亡人数最多的战争。

当时人们奇怪:美国为什么花这么长时间、花这么大代价在小小越南深陷,而不及时抽身?很多军事政治专家认为,其实越战是世界”冷战时期”的一场重要”热战”,因为它实质上是两大阵营的真正较量。当时尽管中苏有分歧,但在越战立场上双方是一致的,全力帮助越共胡志明政府抗美。特别是中国,实际上已成为越共后援大基地。这场战争,不仅中苏、甚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是援助和支持越共的;而反过来,西方阵营则是支持美国与南越的。所以说越战事实上就是两大阵营的较量,而美国也只有顶着风险硬撑到最后。事实证明,中国、苏联包括东欧为越战也都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当时美国人民反战浪潮很大,而中苏除了军事工业,其它国民经济建设也都深受拖累,双方经济都大大受损,最后只能停战。1973年1月27日,尼克松在《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上签字。3月19日,美军全部撤走,不久南越政府军队被北越人民军和南越解放军消灭,越南获得最终的统一。

越战结束了,但大国的利益却仍在较量着。

中越战争——反目成仇的”同志加兄弟”

1979年的世界仍然还是冷战的世界,苏联和美国两大超级大国对立,形成东西方阵营,中国虽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言人,但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还远不足以与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相匹敌。相反,由于中苏交恶,苏联又拼命拉拢中南半岛的小国越南,从战略上对中国形成了一种合围的态势。同时,70年代初的乒乓外交为中美恢复正常邦交拉开了序幕,中美的相互靠近无疑又令苏联和越南感到担忧和恐惧。越战结束后,越南在苏联的支持下开始在中南半岛扩张势力,在入侵柬埔寨推翻红色高棉政权后,试图建立印度支那联邦,这当然为中国所不能容忍。中国政府当时是支持红色高棉政权的,越南对红色高棉的战争又使中国政府非常恼火。当时的中国领导人认为,是到了该制止苏联的”亚洲古巴”、教训教训这个越南”小霸王”的时候了。战争的直接导火索是越来越疯狂的排华反华浪潮、双方在南海的领土争端、以及越军在中越边境的不断骚扰。1979年2月17日,中越战争终于爆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动用20万人的兵力,在1000多公里长的战线上对越南发动了进攻。

因为这些原因,我国将这场战争定义为”自卫反击战”.但是,看一看当时出版的《新德意志报》,就会了解到当时的国际舆论对这场战争的反应并非如此。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指责中国入侵越南,为数众多的西方国家也持同样观点,亚洲国家如印度、日本和蒙古等也要求中国从越南撤军,苏联则更不用说。当然,中国在打这场战争时对苏联并非全无顾忌,中国之所以敢对越南动手,部分原因是由于当时苏联把注意力转向阿富汗问题。中国对越战一开始就反复申明是自卫反击战,就是向全世界和苏联表明绝无占领越南之意,以防止苏联动手(苏越有军事条约)。中国的战略目标是以围魏救赵之策,迫使越军减轻对柬埔寨梅莱山红色高棉基地的压力。在两个星期的战斗中,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伤亡惨重,但向越南一方推进约40公里。2月20日,西线大军攻克老街、经朗多、封上,3月4日又攻克沙巴,东线大军同日攻克谅山,越北各重镇被解放军控制。而谅山以南皆为平原地带,适合中国装甲部队作战,越军再也无险可守。

但中国人民解放军没有将初期战果保持下去,与其说是出于限制冲突扩大的政治考虑,不如说是装备不足所致。当时的两军装备情况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中走出来,作战能力不强,因此在攻打谅山、老街等其它边境城市的时候付出的代价很大。比如说解放军的坦克质量很差,很容易就被越军打垮了,有的炮弹不会爆炸,有的炮兵部队在战争中一天所发的炮弹的数量比过去20年所发的都要多。而越军方面,1975年对南越的战争刚刚结束,作战经验丰富,手中握着缴获南越部队的大批美军装备、苏联援助的大量军火、以及过去中国支持的武器。所以如果在打下谅山之后进一步扩大行动,对中国军队是很不利的。从武器装备上来说,越军当时普遍装备AK冲锋枪,而中国士兵还在使用56式半自动步枪。空军方面,苏联援助的米格21和米格23歼击机已是越军制式装备,而同时期中国还在使用歼6,即米格19.从当时中国军队暴露的问题上看,作战技术上来说,1979年时中国军队作战的方法还跟50年代差不多,中方没有出动空军,因为那时候的飞机特别是歼击机没有全天候作战能力,只能白天作战,现代化的战争是不可能这样的,所以解放军不可能在越南有什么作为。1979年的中越战争其惨烈程度直逼朝鲜战争。昆明军区在对对越自卫反击战进行总结时提到,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我军牺牲6900余人,伤14800余人。2月17、18日两天,伤亡达4000人,后勤部门措施不及,无力全部及时救治,伤员死亡很多。许多人至今都还记得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中描述的浴血场景,电影所宣传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背后是无数士兵生命的代价。时至今日,昔日媒体称颂的已无人再提起。1984年的老山战役中,中国炮兵向老山发射了6.8万颗炮弹,超过了当年炮轰金门的数量。据当年参战活着回来的军人回忆,战争残酷程度空前绝后,炮兵首长甚至命令,”对方阵地出现的女人孩子也是敌人”.当我军杀上山头,四周围眼前身后都是成片残缺不全、狰狞恐怖的肉身断肢。老山一战中国军队牺牲939人,支前民工64人,越南军民当然更多,山头被炮火削平几公尺,地表阵地一片焦土。西方媒体在关于中越战争的报导中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仍然依赖队形密集的步兵,用”人海战术”冲击敌人的阵地,这种战术在越南付出了巨大代价。中国军队曾尝试发动联合兵种进攻,但均未成功。高级参谋人员年龄老化,不愿放弃传统的防御战,虽然个人骁勇善战,但对进行一场现代战争毫无准备。中国军队从未真正建立起进攻的理论,虽然能够实现有限的目标,但在重武器装备和用兵理论方面同越南人相比大为逊色。当时中国军队的军服没有军衔识别符号,指挥官都是从本单位挑选出来的,士兵以此来辨认自己的指挥官。而指挥官阵亡后,作战单位也随之解体,士兵不承认新来的陌生的军事行政长官,由此产生的混乱状态也是中国军队遭受伤亡的原因之一。中国在指挥、通讯、后勤保障等方面也暴露出大量问题。接下来的十年时间里,中越边境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冲突不断,没有哪一方成为战争真正的赢家。但是在这段时间里,各大军区轮流派兵参战,中越边境成了练兵场。谈到战争对中国军队的影响,可以说强调了军事现代化的重要,战争给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军队一定要正规化、现代化,决不能像过去打游击那样。

缓慢起步的革新开放

苏联及东欧的相继解体和垮台,使越南失去了有力的靠山,1989年越南开始革新开放。越南人看到中国比越南早十年全面实行改革开放,利用了靠近香港、澳门、台湾的地理优势和大量的侨资,成功创办了几个经济特区,并推广到沿海其它省市,中国的乡镇企业也搞得很成功。越南虽想借鉴中国的这些经验,但最终并没有采纳中国的做法,他们认为不符合越南的国情。而我觉得,这还是”兄弟”反目的一场战争带来的不服气心结在作怪,但可以看得出越南在暗暗学中国、铆着劲追赶中国。

越南的革新开放比中国晚十年,可是经济发展看上去相差十多年。南越外表看上去,更像中国九十年代初期的深圳。南越几乎没有高速公路,在西贡三十层的高楼不超过五座,大部分是破旧的三四层楼房。上海八十年代的电视天线,在西贡房顶上到处竖立着,还有铝合金的蓄水罐。市区一些河道两旁住着的水上人家,都是脏乱差的铁皮房,不堪入目。导游告诉我们:越南通过革新开放城乡差距在缩小,过去的穷山恶水基本消失,汽车在公路上走,能看到大片青山绿水。但一路上仔细观察沿途住宅、车辆,发现两极分化仍十分严重。越南一个普通人在大城市工作一辈子买不起房,每平方米高达3000美元,而富人住的房子一幢价格都高达40万美金以上。越南几乎没有国产好车,路上看到的大量进口车辆显然都是富裕一族,因为小汽车和摩托车的进口关税高达250%,是周边国家的三倍。由于质量原因,越南人宁可购买昂贵的日本与韩国车,也不愿买中国车(摩托)。一辆高档日本摩托车要6000美金,约合人民币58000元;最普通的进口摩托也要10000多人民币。汽车更不用讲,组装的福特轿车就得3.8万美元,远超过中国价格。对大多数家庭来说,汽车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平均每360人才有一辆。路上车牌分明,白底是私车、蓝底为公交车、红底为特种公安军车。

在西贡,摩托车之多让人吃惊,几乎所有人都备有一辆摩托车。当地人说,从所骑的摩托车可以看出车主的身份。他们看不起骑自行车和步行的人,连200米的路都要骑着摩托车去。在西贡,只有中小学生才骑自行车。据说越南拥有1700万辆摩托车,在任何一条马路你都可以看到摩托车的数量超过汽车。越南的马路上红绿灯很稀少,似乎主要是为摩托车设置的。道路设施差,到处有积水,坑洼不平,据说是贪官造成的。汽车速度慢,规定限速在五十码以下,超速会被处罚。开汽车的司机小心谨慎,各种摩托车、轻骑反而超速抢道,甚至横冲直撞,还普遍带人。到上下班高峰时,交通更是对人耐心的考验,马路上的摩托像蝗虫、潮水一般,大量的摩托车废气排放造成城市空气污染,所以许多骑乘摩托的人特别是女性都带口罩。过马路时,许多人不走斑马线,不看红绿灯,只要不怕死,随你怎么走。

越南革新开放以来,出现了一批年收入2-3万美金的中产阶级,可是一个普通的越南人月收入只有85万盾(1万盾约合5元人民币)。越南没有计划生育政策,城市居民一般生育二到三个孩子,女孩子如果到22岁尚未结婚,做妈妈的会感到很没面子。培养下一代很艰辛,父母到处安排补课、学外文,费用都很贵。农民的待遇则更差,计划生育完全失控,甚至生育五个以上的都有;跟中国一样,不少农民放弃土地,进城打工。

越南革新开放后,打破了过去社会主义制度的计划经济,学习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一切商业化。但越南普通老百姓身上的三座大山比中国更严重:第一,城市居民都享受不到完整的医疗保险,更不要说农民,得重病只有等死;第二,国家没有彻底完善的义务教育制度,孩子读书的费用相当大一部分压在市民自己身上;第三,买房、租房价钱都很贵。由于他们的土地采取了彻底私有制,有使用权、转让权和继承权,所以造成了土地贵、造房便宜,这使得普通人更加承受不起。

连年的战争打得越南人没有动力,很懒散,且缺乏竞争力。越南男人生活很潇洒,”喝咖啡聊是非”是男人一天中必做的功课。越南街上有不少小烟铺,一些赚钱少的男人为了节约,有时就买上几根烟,找家路边咖啡店去”聊是非”,说说女人和男人……反正只谈家常不谈政治。晚上则去街市热闹的排档喝啤酒,还爱吃鸭胎蛋补身体。他们奉行吃光用光,甚至等不到发工资已断粮,只有向住家周围的小店铺赊账。越南男人缺乏上进心,只图享受,只要轻松甘愿少拿钱,而越南女人却特别辛苦。同行的中国男人都调侃说,如有来世一定要到越南来做男人,娶越南女人享清福。

这里遍地是商铺小店,但听说赚不到大钱,勉强维持生活。城市里大型超市很少,在最大的胡志明市,连世界著名的沃尔玛、家乐福都没有,可见越南消费层次还是很低。中国游客到越南最爽的是花钱,每个游客都是百万富翁,都能做一回大阔佬,买一瓶矿泉水1万多盾、打个出租车十几万盾、理个发30万盾、乘一次飞机回国200多万盾、旅游一次越南花掉1000多万盾。

腐败成为国难

目前,和中国一样,越南随改革带来的一大社会问题就是腐败。近几年,腐败现象更愈演愈烈屡禁不绝。政府材料显示超过三成政府官员有贪污腐败行为,而老百姓认为起码要翻倍。腐败已被越南人称为”国难”.我们从当地的华侨报纸和华侨的交谈中都有所闻这一大痼疾,在我们几天的行程中,也亲眼目睹了这一现象。

我们下飞机后见到的第一位越南官员是边防警员,他们穿着黄绿的制服,戴着大红的肩章,让你感觉回到了中国的八十年代。海关检查人员竟然向我们索要小费,否则就刁难人。出了海关,你的麻烦就来了:无数出租车在机场排队,虽然秩序井然,但是那些自称是老华侨的调度员就开始想尽办法”宰”我们了。他们用流利的中文告诉我们,要去的旅馆已经被政府拆迁了,他们可以安排司机帮我们找旅馆,只需8美金一直找到我们满意。在旅途中,越南人给我的印象与中国人一样,穷而不够淳朴,不如信佛的柬埔寨人。特别在车站、码头、旅游点,治安乱,”砍爷”多。但是相比较之下,越南的刁民还是比中国淳朴些,至少欺诈程度要好些。

在越南,警员叫公安,工资虽不高却是个肥差。当公安要么是烈士子弟、要么就有靠山,外快收入不少,滥用职权的现象很普遍。公安拦截不是查超速就是查证件,说你违反交通规则,千万不要争辩,随着你一次次争辩,你的罚款数额会越来越高,除非你是当官的儿子。最聪明的做法是,公安说什么你就应什么,罚款十万你先哭穷,而后手心里握五万钱,与公安”握握手、钱过手”.在你掏钱时,公安会转过身挡住别人的视线,或者干脆带你到警车里,这种处罚技巧当地人都心照不宣。公安这样,军队与海关也好不到哪里。越南与中国很像,官员一个德性——胆大贪婪、千万百计捞钱、编织上下层层关系网,真可谓”当官在位不贪,过期作废”.在中国,有句俗话”有钱能使鬼推磨”,而越南也有句”大事有钱不大,小事没钱不小”的名言。在越南办事,申请一样东西都要塞红包。红包是相对较少的代价换取公正和安全的经济手段,也是中国老百姓千百年与地方官付出血的代价才总结出来的人生经验。要送礼,总要”意思”一下,在越南不用太多,几十万盾就行。越南贪官与中国贪官一样,喜欢赌博、喜欢玩女人、喜欢出国考察,白吃、白玩、白拿是惯事。我们在胡志明市时,刚巧看到电视的新闻节目报导一位省道路局长判了大刑。材料揭露他勾结承建商,修筑公路偷工减料,贪污受贿几百亿越币。而且还列举他种种腐败事例:看中一个女歌星睡一晚上,第二天送她一套小别墅;赌一场球赛,输掉20万美金;为送女儿去美国读书,敲诈签约单位为其女儿在海外的银行账号打上10万美金等等。电视新闻里还揭露了越南外交部搞小金库体外循环、把从海外得到的签证费不上交国库等问题。听当地导游说:”现在能公开报导已经是很大进步了,过去根本就不可能,官官相护贪得可实在太厉害了。”我问导游:难道越南广大共产党员和干部都不好?他回答:好干部党员都产生在没有掌权前,一旦真正手中有权,他们离脱化变质走上贪官之路,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这是体制决定的。在越南,男人拼命想当官,因为有官就有权、有权就有了钱,权力可以换钱。腐败是与权力和利益有关的事,是权力与利益之间的一种交易,没有监督的权力更是腐败的根源。在越南与中国一样,捞钱最好的方法是利用老婆,面子上老公做清官,暗中老婆来收钱,再用贪污的钱送子女出国留学、买别墅。导游说在越南除了当官,就算律师、医生、老师收入高些。问年青人,特别是大学生,将来做什么?一致回答:”做公务员,当官,好发财”,——跟某些中国大学生仿佛一个娘胎出来的。

我看到听到越南不少交通厅干部腐败的事例,联想起在中国网站上只要搜索”交通厅长”四个字——出来的条目多半跟”落马”有关。最近又出了五万元悬赏捉拿A级通缉犯云南省交通厅长胡星。在中国人们说,要致富先修路,可我们看到的是,一条条路修起来了,一个个干部却倒下了,而且是”前仆后继”、”视死如归”——河南省连续三位厅长落马。记得江苏省交通厅长章俊元当时神气说,别的地方修一段路倒一批干部,但我们相反成长不少干部,可半年不到他也倒下了。越南与中国交通厅便成了”百幕大”、成了”风暴眼”、成了多米诺骨牌。美国学者阿留泰说过:”清除腐败,不仅仅是挑出一个烂苹果,更应该检查放置苹果的筐子”.比如,比交通厅更腐败的城建干部的腐败现象,事实上中国与越南一样不改革政治体制,腐败就会永远存在下去。

导游与司机告诉我们:越南的腐败是从北越官员大批来接管南越开始的,这些北方大小官员通过政治运动掌握着南越大批伪政府人员的生杀大权、财产没收大权,名义上把这些人的没收财产归国家,实质上中饱私囊。他们继而又通过阶级斗争,学毛泽东清算所谓无产阶级的敌人,把类似中国过去”阶级敌人”的财产、工厂、商店没收,把多余的住宅与土地变相强征。最后发起排华反华运动,煽动越南人仇视富裕的中国华侨,放纵暴民对华人抢、烧、杀,把几代华侨创下的家产洗劫一空。每一次运动都是对财富的抢劫,政府官员都躲藏在幕后。在一党专政没有监督制度的情况下,北方派到南方的接收官员几乎都堕落成贪官污吏。在他们心目中,天下是老子打下的,我不坐江山谁坐?我不拿谁拿?我不享受谁享受?

晚上在宾馆看电视,我们发觉除了西方大片、韩剧,越南人很喜欢看中国的影视片,特别要看中国的现代反腐剧,如《省委书记》、《黑洞》、《生死抉择》、《公安局长》、《最高利益》等等。越南革新开放后,自己生产不出大型的文化影视作品,加上意识形态的原因,只能从亚洲邻国引进。尽管中越打过仗,越南文化官员还是说:”中国影视作品能帮助越南坚守思想阵地,越南人民认为中国电视剧容易理解,反映的社会问题与越南很相似,有亲近感。”特别是越南老百姓,对身边无处不在的腐败现象深恶痛绝,正是在这种心态的影响下,中国反腐败电视剧在越南播一部,火爆一部。

“同志加兄弟”的共同出路——政治改革

在我们回国时,越南报纸揭露交通部大小官员挪用公款在欧足赛中赌博的新闻到处流传。我认为能把这样的问题暴露在公众面前,对一个执政党来说需要很大的勇气,真希望中国政府也能学习这种勇气。事实上,我们与越南都没有找到能彻底根治腐败的有效方法。究竟是什么原因?大家都可以深思。

在越南革新开放以来,胡志明市始终走在前头,许多政策都是在那里实施后才向全国推广的。现在,南方改革派主流胡志明市委书记阮明哲接替保守派陈德良当选为国家主席。当上新总理的阮晋勇认为当前越南三大主要问题是:人民生活、国家安全与反腐败。越南老百姓痛恨贪官污吏,连越共中央都把腐败提高到”国难”的政治高度来认识。今天的越南新领导下决心遏止腐败的势头。目前国际上都评论,新领导在越南政治改革的步伐,全面超过中国,主要表现在确定了新的规则:新一代领导人由差额选举产生、国会权力上升、对行政权产生制衡、领导层大批年轻化知识化、监管中引入”问责制”.越南政改特点是结束了列宁主义的中央高层”密室政治”的传统,”元老下台、青壮接班”,不仅限于高层,也在基层进行,越共十大新当选的委员一半以上是新人。曾向农德孟权力发起挑战的阮明哲,不仅没因落选而兵败如山倒,更不见任何秋后算帐的政治斗争。这次越南直选国会代表试图体现”民主、平等”,力求推出革新举措,国会质询”真刀真枪”,把官员们问得额头冒汗、结结巴巴。国会选举中还允许公民自荐参选,党内代表比例低于期望,官员代表进一步减少。越南民众认为,选举的结果有利于改善官员”既当球员又当裁判”、”边踢球边吹哨”的状况,有利提高国会的监督职能。这些是否也是中国应该学习的地方?

越南革新虽然起步晚,人民生活依旧贫困,但发展的速度却不比中国慢,近年来一直在以仅次于中国的速度悄悄增长。2006年11月,经过长达12年的谈判,越南正式被批准加入世贸组织,成为第150个成员国。十年前这个国家的大米生产几乎无法自给,如今它的出口量已跃居世界第二,胡椒、腰果的出口量也分别居世界第一和第二,国际上甚至认为越南今后的发展速度将会赶超中国。

这几年,中越双边贸易每年以平均40%的惊人速度飞速增长,大批中国商人涌进越南。中国在越南的华侨现有一百万,仅在胡志明市就有五十万,该市财政收入的30%是华侨创造的。和我同队的李先生等人是商人,做进出口贸易,他们考察了解到越南的海鲜采购价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这是个巨大的商机,有意向在胡志明港与朋友投资建巨型冷冻仓库,做进口海鲜生意。

最近我看到凤凰周刋报导的《模糊的边界》——云南十万边民移居海外,令人想不到的是中国边民移居到不富裕的越南、泰国、缅甸去。主要原因是边境开放后的落差。在云南4000多公里的边境处,16个少数民族绝大多数都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下,当地干部说:过去与现在”边民都是最苦的”,所以造成边民陆续外迁。特别是越南正在加快发展北部边境,越南政府给予边民巨大财力和物质上的扶持。没有强制计划生育政策,全面消除茅草房,国家无偿为农民安装微型水电发动机,提供种籽、耕牛,补助化肥。每个易地搬迁者,每户给予8000元人民币的补助,对困难边民每人每月发10-15公斤粮食,25元救济款,并对边民子女全部采取免费教育,一律实行免费治疗、免费防役。云南边境马关县水头寨党书记说:目前越南边民平均月收入18万越盾,折合人民币90元,而我们寨边民一年收入才120元,所以造成一半寨民跑到越南去。大陆边民埋怨道:中国这么大,也比越南富得多,可是对边民的照顾为什么还不如越南?边民说出的正是改革开放后越来越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现象。

如今越南新领导人又把胡志明的话”同志加兄弟”重新捡了起来,他们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越南也在革新开放,有着共同利益与特殊关系。两国领导人都知道:中、越是当今世上仅有的四个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成员,应该可以成为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越南新一届领导人也在不断改善两国关系,目前正在建立两个经济走廊:昆明-老街-河内走廊,南宁-谅山-河内走廊;一个经济圈,北部湾经济圈。我真希望这一次中越两国能成为真正的”同志加兄弟”,不要老是”有奶便是娘”,否则中越战争中死去的双方年轻亡灵是不会瞑目的。

中越原是亲兄弟,大家都曾在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斗争与阶级斗争中内耗。中国在十年文革后,民族、国家、人民都感到精疲力竭,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也走到死路上,邓小平适时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政策,从而结束了中国的阶级斗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纲领马上得到举国上下一致的拥护。越南在旁边观察了十年,当然目睹了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和经济成就,马上紧跟着展开”革新开放”的政策。今天的越南颇有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广东深圳等地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势头。而使人眼睛发亮的是越南的政治改革比中国更果断更坚决。邓小平曾说过:要保存中国经济改革的成果,必须进行政治改革。他还有一个著名论断: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今天,有人说中国首先是要进行党内民主,才能带动社会民主。可是我们现在是自己监督自己,如同用自己的左手来监督右手。同一身体、同一体制,同一利益,谈何监督?这种体制不腐败才是怪事。我怀疑没有反对派对立党的存在与强有力的监督,一党制内会产生民主吗?但愿中越两国领导人都能看到这一点,能使改革开放的局面走得更远更好,永远做个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以造福子孙后代。

本文载自《一个文革受难者的新海国图志》,澳门崇适文化出版拓展有限公司

陈破空:铁笼中的百年奥运

7月21日,云南省昆明市,两辆公共汽车连环爆炸,造成至少2人死亡、14人受伤。奥运临近,中共当局正大力强调和强化”安全”,然而,看上去,愈是临近奥运,愈是不安全。动乱动荡,抗议抗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自从3月份发生西藏事件(中共称之为”暴乱”),接踵而至的,便是:贵州瓮安暴动,广东惠州骚乱,陕西府谷对抗,浙江玉环抗争,云南孟连冲突,以及北京汉子斩杀上海公安,昆明公共汽车连环爆,等等。暴力与动乱事件,遍布东西南北。其中任何一起,都导致严重伤亡。

回顾3月份的西藏事件,藏人示威,原本和平举行,自恃”精明”的中共,急调大批便衣特务,人为挑起和制造暴力场面,为武力镇压制造借口。藏人示威虽被镇压下去,但随后,货真价实的民间暴力抗争,便在全国各地登场。这其中,恐怕多多少少受了”西藏暴乱”的启示。自导自演”西藏暴乱”的中共,大概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聪明反被聪明误”.

在北京,借口所谓”奥运安保”,中共当局展开大清洗。在大批逮捕、监禁或软禁了异议人士、法轮功人士、宗教人士,并驱赶了上访民众之后,又强制驱离大量外来民工和基层行业服务人员,为达目的,当局甚至不惜采用停电停水等野蛮手段。据说,北京各类地下室和简易棚户,因此被清洗一空,至少百万人被驱离。当局又在北京、天津、山东、上海等地,实施天上”净空”(”禁空”);机场实施”两次安检”;对乘坐车船进入北京的旅客实行购票实名制,警察随时登车盘查……

这种彻底的清理、清查,清空、净空,只有控制一切的极权统治者才能做到;任何民主社会,都不可能以驱赶民众、牺牲民众、践踏民众权益为代价,来举办什么”体育盛事”,换取某种”安全”.

“清空”、”净空”,中共政权,能够做到所有其他政权所不能做到的事。如果这就是专制制度的”优越性”,恐怕全世界都应该改变历史潮流和方向,纷纷弃民主而就专制了。

况且,中共口中的所谓”安全”,并非”民众安全”、”国家安全”,甚至连”奥运安全”都不是,而仅仅是共产党的”政权安全”.这个未经选举、自立自封的”政府”,其心虚气短、惶惶不可终日之状,昭然若揭。

从”历史上最好的奥运”,到”高水平有特色的奥运”,直到”平安奥运”,中共的口号和目标,步步降级。好不容易拿到一个奥运主办权,到头来,经济效益也不要了,全民参与也免谈了,民族荣耀也变味了,只剩下”安全”二字。中共等于承认,只要能在这两个字上过关,它集中耗费天文数字的人力物力财力所操办的”百年奥运”,也就算蒙混过关了。

在北京城内,中共当局设置”三道治安防线”,由警察、武警、辅警、特务、便衣、城管、治安人员、街道居委会等,层层把守。真个是:水泼不入,针插不进,连一只鸟也别想飞过!

以中南海的心思,奥运期间,除了中共自己的官员、军人、警察、便衣,以及不得不接待的外宾和外国体育代表团,中国人最好不要参与,都”老老实实”呆在家中,”规规矩矩”看电视,从一方荧屏上感受”百年奥运”,而且,最好不要看直播(害怕出事),而仅仅是看转播,经审查过滤后的转播。

在中共集团的严密把守和监视下,整个中国,成了一座大监狱;中国民众,都成了被挟持的笼中鸟。此情此景,明白者还能忍气吞声?奥运前夕的动荡与抗争,犹如某种序曲,预示着百年中国的未来走向。纸包不住火,铁桶也包不住。

草  虾:杨佳刀下幸存者—-新警察王凌云的回忆

闸北七一血案,上海官府讲真相,说杨佳向政法大楼的攻击战果是:

北门外,第1个保安,被扔了一个酒瓶;
北门口,第2个保安,被以刀柄敲击头部;
1楼 倪景荣 47岁 后保处服务中心主任 死亡
1楼 方福新 50岁 治安支队 死亡
1楼 张义阶 56岁 治安支队 死亡
1楼 张建平 47岁 北站派出所 死亡
9楼 徐维亚 48岁 交警支队 死亡
10楼 王凌云 27岁 交警支队 右肩右胸部伤
11楼 李珂 49岁 科技科 死亡
21楼 吴钰骅 30岁 督察支队 右胸刀刺伤
21楼 李伟 31岁 督察支队 腮腺刀刺伤
21楼 孔中卫 49岁 纪委监察室主任 军官转役 腹部刺伤
     
如果真是杨佳杀的,那么我们不难发现他的四项基本原则:
1,杀人不杀己;
2,杀男不杀女;
3,杀官不杀民;
4,杀老不杀新;

杀人不杀己,就是决不自杀,最明确的就是他最后在政法大楼的21楼,先被捉住了,奋力挣脱了,没有自杀,继续杀人。杀男不杀女,很明确的,想法大概是女人较少作恶,而且要养孩子的。杀官不杀民,例如底层大厅等等“便民窗口”,有很多民正在“享受警方服务”,杨佳没有滥杀无辜,哪怕是挡路的两个保安,毕竟都是混饭吃的老百姓。

杀老不杀新呢,就是对老警察要杀死,对新警察只是给个教训。我们先看最后的那位[孔中卫],虽然49岁,但是军官转役的,只能算是新警察。再看9楼徐维亚和11楼李珂都是老警察都死了,夹在中间的10楼的王凌云,27岁的新警察,却没死,所以不可能是杨佳杀完9楼累了、杀到10楼没力气了、杀到11楼又有力气了?唯一的解释就是杨佳刀下超生,这位新警察不该死。

据上海官府的描述,杨佳冲上21楼遇到的第一个吴钰骅,杀倒他别挡路就行了,也不是狠心要杀死他。李伟也是。如果杨佳真心要杀死新警察吴钰骅,那么不可能让吴钰骅还有机会惊动李伟,那么李伟和别的几个新警察也都要被杀死。杨佳在21楼首次被捉住之后,还能挣脱,再杀伤2名新警察,最后被7名警察合力围捕住了。可见,杨佳不是因为爬到21楼没有力气了才没有杀死21楼的新警察吴钰骅。

据此,我们可以确认杨佳的第4个坚持——杀老不杀新,杀死老警察,但不杀死新警察。杨佳一进大楼底层就大声喝问“督察办公室在哪”,得到回答“在楼上”,可见他是存心要杀入21楼的督察室,陷入绝路。所以那些被杀伤的新警察们,其实应该感谢杨佳少将的刀下超生了,否则他们每人每天多吃5个馒头,都抓不住杨佳。

10楼的王凌云,在医院醒来之后,得知死的都是老警察,伤的都是新警察,为什么应该这样呢?难道那6位老前辈,真的是恶贯满盈了么?

小王不禁回忆起那年他上班刚一周,刚穿上警服的小王决定犒劳犒劳自己,到大世界看电影。买票子的队伍排得老长的,小王舒口气,排到最后头。

“新警察伐?”旁边一个人问。

小王纳闷:“侬哪能晓得?”

“咳,老警察哪能排队买票子,憨弗拉?”

“哦。”小王明白了,径直走到售票口前,递上钱说:“我买张票子。”

“新警察伐?”窗口里的人笑了。

“你哪能晓得?”

“老警察哪能掏钞票买票子,你直接进吧,没人敢拦。”

“哦。”小王又长了见识,一试,果然没人拦。

进了剧场,小王到楼下随便找了个位子坐下。屁股还没坐稳,旁边就有人问:“新警察伐?”真是奇了怪了,小王心里疑惑,嘴巴还硬:“啥宁瞎讲的!”

“人家老警察都在楼上厢看电影,楼下头的全是侬格样子的新警察。”

小王到楼上一看,哦哟,这儿有不少警察呢。

小王挑了个位子坐下来,没多少辰光,电影就开了。旁边的一个警察扭头看伊一冷眼:“港督,新警察伐?”

“阿哥啊,侬哪能看得出我是新警察?”

“老警察哪能港督样子,规规矩矩坐了嗨看电影的,看我。”

小王学着老警察,把两只脚翘起来,架在前排人的脖子上,果然舒服了许多,找到些当警察的感觉。

电影演了一半,小王有些内急,便往卫生间赶。在卫生间门口,被一个工作人员拦住了:“新警察伐?”

小王还是纳闷:“我额角上头又没写字,你哪能晓得?”

“哪有警察还到格地来格,人家全是从楼上厢往楼下头出水,侬一看就是新警察。”

小王老恶心,自己差点给警察坍台了。他爬到两楼边上厢,掏出物事,朝着楼下滋出一股来……

“嗨,楼上出水的是新警察伐!”楼下突然有人大声喊。

“……”小王探着身子往下看。

“看啥物事看,人家老警察一出就是一度片,哪能像侬这个新警察,就往我一家头头上厢出!”

小王心情郁闷,在马路上寻了个小姐想温存一番。一番摸索之后,小姐问道:“新警察伐! ”

小王听的有点头晕,“哪能啦?”

“老警察哪有这样有礼貌的,都是霸王硬上弓的。” 硬劲给小姐上完弓之后,小王决定再不给人民警察坍台了,小姐费也不付,吧台费也不结,大摇大摆的往出走。 老板扭头看了看他说:“新警察伐?” 小王彻底快崩溃了,掐住老板的脖子问:“哪能这样你还看出来?”

老板:“人家老警察不但白白相,走的时候还要收保护费呢!” 小王心想:赤那!!新警察也是警察呀! 于是对着老板说:保护费交把我!!!

老板说:“新警察伐?”

小王:……

老板:“人家老警察全是叫阿拉送费上门,哪有亲自来收的?”

小王受到歌厅老板的羞辱,决定拿出警察的威严,给老板触点霉头。听着隔壁传来的淫声浪语,小王一脚踢开紧闭的门,对里面一对赤身裸体的男女厉声喝道:“都别动,阿拉是警察!” 女的懒洋洋地坐起,搂着那男人斜着眼对小王说:“新警察伐?” 男人也说:“小猴斯伊是新警察。”

小王又厉声问这对狗男女:“拿哪能晓得我是新警察?”

女人嘴一撇指着身边的男人道:“啊里格老警察不认得伊拉局长格?”

小王一听是局长扭头就跑,出门就撞一个人怀里, 一看是个衣冠楚楚的先生,连忙道歉, 那人一笑,“新警察伐?”

小王快炸了“侬也晓得?”

“我是格地格的经理,老警察没一个不认识我的。”

小王匆匆逃出歌厅,出门就看见路灯下一人在撬脚踏车, 他跑过去,捉牢伊要回警局。那人一瞥“新警察伐?”

“不是!!跟我回去!”

“瞎七搭八,老警察哪能管这种事体?”

“新警察哪能啦,新警察新形象!”

“瞎三话四,这句挨饿,拿局长还是新警察的时候,阿拉就听过来!”

小王开着警车径往朋友家,一路是风驰电掣,好不惬意,在街道拐弯出,一个人骑着辆脚踏车突然从暗处冒出来,小王踩刹车来不及,“砰”的一声,脚踏车连人一起飞出去了,小王慌忙下车,走向前一看,那人的腿部不停的有血冒出,地上厢已经有一大滩血迹了,瞎结棍。小王二话没说,抱起那人就往车子那儿走,那人呻吟着问小王:“同志,新警察伐?”

小王纳闷:今天怎么每个人都问我是不是新警察,我今天是不是撞邪了?

伊呻吟着接着说道:“老警察哪管碰到啥物事,拉着笛就走了,哪能象侬还停车看我,弄害得我现在交关难过 ……”,挨饿没讲光特,伊就昏过去了。

刘军宁:党员的归党员,公民的归公民

中共推出新措施改革党务

中共推出新措施改革党务

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本月推出了两项措施,以期改革党务,修补执政党在民众的形象,应对中国在新形势下所面临的挑战。

其中的第一项是党代表大会常任制,为此,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暂行条例》(下文简称“条例”)。《条例》还涉及到党代表的权利与职责、开展工作的方式以及履行职责的保障等多项内容。其中,对于党代表的任期,条例有明确规定:党代表大会代表每届任期与同级党代表大会当届届期相同。如下一届党代表大会提前或者延期举行,其代表任期相应地改变。而代表在党代表大会召开和闭会期间,享有代表资格,行使代表权利,履行代表职责,发挥代表作用。

第二项措施是,对中共的组织工作进行满意度调查。中组部经中央批准委托国家统计局从2008年起每年在全国31个省区市以及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事业单位开展组织工作满意度民意调查,针对干部的选拔任用以及组织工作等方面的情况听取干部群众的意见和看法。而此项调查之核心则是干部的选拔。

这项调查将采用抽样问卷的方式进行,其内容主要是:干部群众对组织工作、组工干部形象、干部选拔任用工作、防止和纠正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工作的满意程度,以及对组织工作的具体意见、建议。据报道,在此之前已印制的8万份问卷,将陆续下发至中央机关、省、市、县、乡、村各层次的干部和群众。

这两项措施的出台,立即受到官方党务专家的欢迎,并得到积极评价。对于党代表常任制,一些官方的党史专家认为,条例出台的确是比过去前进了一步,向党内民主向前一步。党代表任期制被中共视作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的一个改革方向,有助于发挥党代表大会代表作用,坚持和完善党代表大会制度,推进党内民主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其作用在于,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党代会闭会期间,党代表履行自身职能的问题。对于中组部的民意测评,一些官方的专家认为,中组部此举意义深远,这昭示着领导干部的选拔与任用制度将由党内民主走向社会民主,将更多地吸收民意,有利于打破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的弊端。最近中国新出台的一系列措施反映出中国的主要政策和原则正逐步优化。

治标不治本

然而,从中立的角度看,对于这两项措施以及在未来可能推出的新措施,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决中国现行政治制度的根本问题,还需要仔细的观察和评估。中国现行政治制度的一个重大弊端就是执政党一党独大,以及由此带来的党政不分和党政官员的普遍腐败。党代会常任制的推出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吗?就第一项措施而言,答案似乎是一个很大的问号。首先,党代表常任制没有从根本触动现行的党委大权独揽、领导一切的局面,党代会充其量扮演了建言献策的角色。其次,在作为中国各级民意代表和立法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极其弱势的情形下,强化执政党的制度化和常规化,则势必造成权力进一步从政府向执政党转移,并进一步强化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旧格局。所以,解决中国政治制度问题的根本办法不在于把执政党的系统建设的多么强大,而是要强化各级立法、民意机关,关键不是实行执政党代表大会的常任制,而是实行民意和立法机关的常任制。

就第二项措施而言,对执政党委托政府机构来进行民意测评,应该持极其谨慎的态度。因为统计局首先是一个执政党领导下官方的政府机关,而非一个独立的、有高度信誉的专业机构。用一个官方政府机构来测评执政党的干部的政绩、声誉或满意度,严重缺乏独立性,因而其信度和效度都是极其可疑的。

问题还不止于此。由执政党的组织部门来主导官员的任用,这说明,选举在决定官员的任用中不起主要作用。如果各级执政党的领导人都是由中共党员通过自由、公开、公平、竞争性的选举产生的,而不是现行的由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通过组织部门决定的,如果各级政府领导人都是由各地的公民通过自由、公开、公平、竞争性的选举产生的,而不是现行的由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通过组织部门决定的,如果党员与公民都可以借助媒体自由地监督党政官员,那就不需要中组部去发问卷调查了,党代表是否常任也就仅仅是一个政治社团的内部问题了。

所以,解决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党代表是否常任,也不在于是否由执政党的组织部门来对党政干部进行民意测评,而是在于把党员的选举权原原本本地还给党员,把公民的选举权原原本本还给公民。党员的权利归党员,公民的权利归公民,这才是解决中国政治制度问题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