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那是一条河。这是我在对谁细腻地说出。河面上有架近百米长的桥，桥大概是水泥钢筋铸成，是这条近百公里长的河流上最威严的桥梁。据说，这一信息来自本县县志。我所看到过的县志是薄薄的，略带黄色的书籍，除此，再无更明显的印记。依我现在的审美眼光来看，里面的记叙不算有价值的文字。这是条怎样的河呢？在我出生的时候，河流里似乎还有些单纯的鱼苗与景色。不光是河流，家乡大多处的景观都可以用小小的江南来涵盖。父亲那时骑着笨拙的自行车去外村小学上班，雨后，天慢慢晴开，地下水充沛着，仿佛溢出的乳汁。在铁路的边缘，有个好几十亩大的湖，有人曾在兴隆山下的泉水处倾注带有标记的油，后来，在这湖里看到了浮华的影子。现在，这湖早被添埋了，上面盖了磷肥厂，之后，这厂倒闭了，厂区变成了一片荒芜的图片。

往前走，河对面的村庄。又看到大片的岌岌草，流淌在沙石之上的废水，那家被查封的场地。开始熟悉起来的田地，春天的田野里，有一大片的洋芋藤很茂盛，零散的人在路边筑堤，施肥。路边的水塔放射着属于它的力量，水流顺着绿色映阶的地表，从视野中流得更远。我一路走着，不曾停歇，感受着好些年前的充实和汗水，不同的是耳边有阵阵的音乐飘过。走过这茫茫的田地，钻过铁路下的通道，再爬上眼前这座山，我就到家了。
　

田园之音

我家的院子里有流水，有果树，杏树。春天播种下菜籽，夏天会有菠菜，葱，辣椒，许多年前的草莓。在靠南面墙的地埂边沿，父亲早年曾引来些草莓藤，那些温柔的缠绵迅速地占领并巩固了自己的领地。在夏日的煎熬中，不等白色的果实熟透，我便忍不住将她们悄悄安放到肚里。大概上小学五年级时，曾和几个玩伴翻过小学校的墙，沿着田野上狭窄的路面，穿过麦地，也穿过桃林，渐渐接近目的地，才发觉离我家的地非常近，是在我家地的上坎上。那天正午太阳很毒，我们几近匍匐着钻进了草莓地，那藤几乎能淹没了我们，而果实是那么鲜艳，那么丰厚。我们一边把鲜美的物品送到嘴里，来不及细细品尝，一口先吞下去。一面也不忘摘取着战利品，装到衣兜里，带着的塑料袋里。时间仿佛很漫长，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我们从地埂上跳下，在稍微隐蔽的树阴下缓解下紧张的汗珠。空白了一阵，决定再去偷一次。这次已没上次那么紧张了。地里已经有些狼藉了。这件事最后没起什么大的波澜，吃完后我们也担心是否被喷了农药。院子里的草莓由于光照不足，很难有旺盛的长势，冬日来临时，烧了，又重新点上了其他的种子。院子里一角曾种过一小片葱，苗子的时候，浅绿的，裹着油馍馍吃，很新鲜，也很湿润。现在，院子里令我怀念的是，那棵占据着中心位置的杏树，白色的花瓣，红色的花蕊，有蜜蜂在周围唱着交响曲。

间或是季节的抵达，河流两边的田地又开始新的轮回。戴着草帽的黝黑，用手指，剪刀划破塑料薄膜，让已显露的绿芽伸展地更开。远望中，光阴被压缩，铁锹和泥土混合着向谦卑的温暖致意，前往的奔流在这一块暗哑的瓜子皮上失音。

《自由写作》首发

腾讯博客来信说要谈谈自己的体育故事，这个话题我有话要说。我最喜欢的体育锻炼的方式就是游泳，这个爱好怎么养成的呢？1966年毛泽东在武汉下水游长江，我父亲就将我们姊妹中的前三名一个接着一个扔到了大河里，跟煮饺子差不多。看起来这有点像巫术——远方的某处发生一件什么事情，要在近处的这里产生一个相应的结果。我们的游泳与武汉有什么关系呢？有着最大的关系。因此看起来它几乎不像是体育活动，像是政治活动。那么，这个题目应该修改成“我所从事的政治活动”。但是这样说，听上去怎么会有些难听？然而转念一想，作为题目，它真不坏呢。所以现在保留这个题目，目的是有编辑来找我准备正式发表时，与他讨价还价一番。

我们盐城那里哪有什么游泳池啊，是在漂着柴油机油的“串畅河”（是不是这么写我也不知道）里扑腾。而且也没有更多的姿势可以选择。父亲是“土法上马”出身，他的那个游泳方式叫“狗爬式”，我也说不上来，反正就是像狗一样在水面上趴着，同时动动胳臂和腿。这个游法名称不好听，但是也没有什么难为情的。虽然老师是“汪汪”，但是人如果自己不会，学学“汪汪”有什么不可以呢？当然，父亲还教会了我们仰泳。反正也许是“童子功”吧，我在水里任凭漂多长时间，也不胆怯。在水里就仿佛如同在陆地上一般。

蛙泳是后来上大学不知怎么学会的。师出无名的缘故吧，后来教女儿若干年，但是进展不大。我自己到底在水里是怎么动作的，如何分解开来讲解给女儿听，我一点也不知道。两年前被迫为孩子请了一名专业老师，这才了却平生心愿。我如此热爱游泳，女儿岂能不会？她后来也游得很好。

还是说当年的故事。因为游泳是一件政治活动，所以它在家里畅通无阻，高调得很。一天隔一天的中午，父亲都要带我们到河里去。没有一个小孩子不喜欢下水的。游完之后，家里准备好冰在井水里的西瓜，每人分一小片，美滋滋的。父亲小睡片刻，下午上班。他还有一个长远计划，要在三五年之内，带上我们姊妹三个（姐姐、哥哥与我），环绕盐城的串畅河（还是不知道这么写对不对）游上一圈，总长我也不知道（小时候我是一个非常懵懵懂懂的孩子，该积累的知识都没有积累，现在不够用了吧），大概有、可能有、恐怕有——我真的不知道，在水里我不知道距离。这一圈在岸上大概有五公里或者八公里？

为这个目标大家都在积极准备。哥哥姐姐他们都练得能够从东方红大桥上跳下去了。不过现在看这个举动与环游全城也没有直接关系。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去跳大桥呢？小时候的事情现在想起来多么奇怪啊，不可理解得很。

有一次父亲与他们俩一共三人从东方红大桥下面下水，我则晚一步在东门闸（这个地方反正你们也不知道）下水，但是我还是游不过他们。在临近油米厂（这个地方你们也不知道）的时候，我衰竭得呼吸接不上，大口喘气。附近运送粮食的民船上的人们，无能为力地看着我一点点沉下去。游在前面的父亲也许警觉到了，他赶来营救我，把我送上岸。擦干（准）烈士的鲜血，他们又继续前行了。其实我还听得船民们说，“这个家长真狠心”，这句话我到现在也没有告诉父亲。这是我此生中遇到的最大危险之一。我这人其实也没有遇到过什么危险，那它就应该是最大危险而不是之一了。只差一点，在这里写博文的就是别人，而不是我了。

好景不长，文革期间父亲很快进了“监管室”，回不来了。但是我们的游泳活动并没有停止。尽管擅自下水是不被允许的，但问题是大人他们都“离家出走”了，我们还呆在家里干什么，还不赶紧下河？于是院子里的孩子三五成群一起游泳。每年都有淹死小孩的传闻，但是我们不知道害怕。有一次姐姐带我游泳，游完要把衣服弄干，回家时才显得“没有去游啊”（可见家中还是有大人，那么是祖母了）。于是我爬上一个土堆晒衣服，就在这时来了一阵风，将我从土堆顶部刮了下来，差一点继续掉进河里。姐姐吓得脸色煞白，一路警告我回家千万不能说这件事。这件事情也说明我是多么地弱不禁风，这个缺点到现在也没有改掉。

再游泳就是上大学了。放假回家看小时候游的那条大河，实在是太小了。大学时也许参加过什么游泳比赛，但是肯定没有任何业绩可言。更加没有业绩的是，我一连几年教一个同宿舍的女生（她人长得很漂亮我不告诉你们她的名字），希望她也能够像我一样学会游泳，但是她居然始终原地踏步。我的教练生涯如此黯淡，从那个时候就决定了。

后来谈恋爱时，为了看亲戚，我们来到淮河附近的一个大河，水面应该有八百米宽，小菜一碟。当我们双双游过去之后，贫下中农才告诉我们，这条河人们一般不游泳，因为抗日战争时，日本汽船小队长的一条腿被鲨鱼吃掉了。这条河原来直接是通大海的。

我人到哪里、游到哪里。大海对于我来说，首先是游泳的，其次才是做别的。每次我都游到防鲨网的外边去，鲨鱼与我很好，从来也不吃我（这句话我还是省了吧，免得以后呢。）我自己游也训练女儿游，有一次在南戴河，我们单位的人说，看崔老师像训练小动物似的训练女儿。他们比较粗心，细心的话将会发现，我的方法其实很不得要领。

九年前，现为同济大学哲学教授的陈家琪先生带我们一行人（记不得谁带谁了，也许陈教授也是别人带去的），去海南文昌县郊区一个叫做“江后岭”的地方，那里的海岸是天然的，没有污染，我游了很多，第二天傍晚我们一行人又去海边，村里每个看见的人都与我说一句话，大家带着不同的微笑，说出同样的话要我听。后来经过翻译，才知道原来他们说的是这句：“今天不要游昨天那么远啊。”

今年五月（2008）我在汕头开一个会，这个地方我此前去过不止一次，都没有游成，所以不带泳衣了。但是后来安排游玩时，来到一个海边泳场。我临时买了泳衣下水，上岸后给女儿发短信说：“谁让我是外公的女儿，闹闹的妈妈呢”。

我其余从事的体育活动还有乒乓球、羽毛球、中国象棋以及国际围棋，水平很有限啦。仅有的一次业绩是打败了同班同学张伯伟，此人现为南京大学中文系名牌教授，国学水平（唐代）全国第一乃至全世界第一。那是因为我们女生组拿了英语比赛第一名，却不准备将说好了的奖品（一副中国象棋）给我们，说是女生不会下象棋。我于是一鼓作气，就将张伯伟先生打败了。

对话陈志武：改革其实是很简单的事

编者按：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的改革开放，让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应该看到，随着改革的深入，也出现了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的问题。那么，到底该如何看待、评价这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到底是得益于什么？到底该如何解决当前出现的诸多问题？我们的改革到底应该向何处去？这些都是我们当前亟需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为此，和讯网评论频道特别策划了“改革开放30周年百人谈”大型系列访谈节目，邀请相关专家对改革开放热点话题进行访谈。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著名经济学家陈志武教授进行访谈，下面就是本次访谈的精彩内容。

改革其实就是把对人们的各种束缚解开

郭哲：各位和讯网友，大家好。我是和讯网评论频道的郭哲。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著名经济学家陈志武教授来和广大和讯网友进行交流。陈志武教授现任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陈教授每年在中国的时间不多，所以今天是一个难得的机会。陈老师，请和和讯网友打个招呼。

陈志武：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跟和讯网友、跟一些平时认识和还没有见过的朋友有这样一个机会交流。

郭哲：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改革开放进行到今天，可以说到了一个关键时期，人们对改革开放认识也发生了很大的分歧，那么从整体上您怎么评价我们这30年的改革开放？

陈志武：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对于我这样60年代初出生的人来说，基本上从头到尾都经历过、看到了，对改革开放之前的情况也大概有所了解，1978年的时候我正好是高中毕业，我从小学到中学到高中都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我觉得改革前后最大的一个基本差别，是给个人的自由空间越来越多，就像中国政法大学一位教授所说的，他说其实回想起来30年的改革开放就是把每个人想要做什么的手脚不再捆起来，给每个人的工作有更大的自由，让每个人可以做学者、工程师、官员，要创业也可以，比如说80年代在农村，农民生产什么东西原来是严格控制、管制的。但是从78、79年开始，农民通过包产到户，你要生产什么都可以自己规定。生产好了以后到哪里去卖？最开始的时候粮食要送到粮站，肉猪必须卖给当地的肉联厂，都由国家来统一按照官方的价格买过去。但是后来这些都放开了，你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拿到哪里去卖、按照什么价格去卖等等这些完全都放开的。

这位教授的意思是说，改革其实是这么简单的事，就是把以前方方面面规定人们不能做事的束缚解开，让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按照更自然的方式，回归到本来应该有的状态。因为我们作为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本来就应该享有一些最基本的权力、最基本的自由。在文革期间在改革开放之前很多自由都被拿掉了，除了找工作的自由、销售的自由没有外，在社会生活方面也没有那么多的自由，比如说什么时候结婚、住房的问题。现在关于房地产的问题争论很多，大家都说房价太高买不起，在我看来跟78、79年甚至90年代之前的中国相比这个问题还是一个好的问题，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富贵病”，这个大家都希望得到更好的房子、改善居住条件。但是原来这个大家是都不敢想象的，你那个时候要得到自己房子的话只有一条路就是结婚。

所以70年代、80年代甚至90年代有很多为了分一套房子就勉勉强强的结婚的人。现在想一下，有了住房市场自由化以后，用不着为了分一套房子而随便跟一个人结婚，现在的年轻人有很多大学刚刚毕业、研究生刚刚毕业就买了自己的房子，有了房子以后再去找女朋友或者是男朋友。

这个情况跟原来为了一间小小的房子（没有自己的厨房、没有自己的卫生间）随便跟一个人结婚简直有了天壤之别，这对于个人的生活空间来说是带来了根本的变化。

所以我觉得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如果上个世纪70年代就开始这样做的话，即给街上过往的人随机的拍一些照片，看他的面部表情反映出来的是什么样的，每个月都拍几张这样的照片，按一个时间序列一直拍到今年。如果真有这样的照片，大家会看到这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不只是房子多了、高速公路多了、收入水平增长了、汽车多了，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好多了，说到底这些发展还是围绕人来发展的。

除了解决人的吃住行的温饱问题以外，最重要的是，人不是一个只吃东西要活下去的人，人是有自己的思维能力的，是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出来自己精神世界和思想世界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重构这个历史的话会很有趣的。

“中国奇迹”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全球科技进步及国际贸易新秩序

郭哲：在改革开放30周年，特别是这几十年经济高速增长，就如您刚才所描述的一样，这让整个社会包括每一个人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很多人都说是一个奇迹。但是也有人通过横向对比后认为，中国这几十年的发展并没有多么的了不起，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陈志武：我们搞经济研究的人总喜欢用一些数据，我知道现在国内很多的学者，年轻或老年的学者、业余爱好者等等，说中国是为了GDP而GDP，我也赞成这种观点。但是我也认识到，为了更精确判断一个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我们需要很多的指标，GDP只是其中的一个指标，这个指标跟其他我们更关心的一些指标的关系还是很大的。

所以我强调一下，不应为了GDP而GDP，但是从GDP本身来看的话，根据实际购买力算，1980年的时候中国人均GDP相当于450美元左右，到了现在大概是8000多美元，这个不是按照官方的汇率计算的，但这个的确是翻了很多倍。

从纵向来看确实是一种奇迹，30年的时间人均GDP翻了这么多倍。但是从更长远的跟全世界来比较，特别是跟西方国家相比较，我们会发现，中国过去30年有这样快速的发展，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说，只要一个国家愿意让自由市场发挥效率，人们有更多创业的资源去改善自己生活的空间，包括我们找工作的时候都有自由的话。我们会发现过去两百年的工业革命给中国创造的机会提供的先决条件确实是非常大的。

根据一位经济史学家做的一个测算，如果从全球来看，用全世界人均GDP做出一个指标，如果我们想看看全世界人均GDP在过去2000年的变化情况。我们会发现公元元年世界人均GDP是500美元左右，那时候跟中国也是差不多的。

大家公认的工业革命是1780年，从1780年工业革命的起点到1880年的时候，世界人均GDP大概是1100美元左右。

换句话说，即从公元元年到1880年花了1880年世界人均GDP才翻了一倍。中国人均GDP从公元元年到清朝结束的时候，基本上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当然经济总量中国总体的GDP在乾隆时期、鸦片战争之前确实有很大的规模。

郭哲：有数据说当时中国的GDP占全球的30%左右。

陈志武：具体是多少还不好说，但中国当时应该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是由于当时中国的人口已经3亿多人，按照人均GDP来算的话，从公元元年到清朝结束的时候基本上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经过民国几十年的发展，到了上个世纪50年代、60年代，到1973年的时候中国人均GDP比公元元年大概增长了40%左右。

但是那时候全球人均GDP大概是翻了6倍左右，所以世界GDP的增长基本上是从1880年以后。到1978年中国要进行改革开放的时候，电力工业已经进行了100年，电脑也出现了。

所以这些方面的发展，我们回过头来看的话，上世纪80年代初90年代的时候，中国愿意把人们的手脚放开进行自由市场化的改革，同时对外开放了以后，整个世界实际上已经在中国国门的门口送来了很多我们今天熟悉的技术。

在我看的话，比如说今年中国的GDP本来要28、29万亿人民币这么多，但是这么多GDP算一下大概有超过85%、86%都是来源于鸦片战争以后进入中国的方方面面的新技术，不管是我们现在用的电脑还是汽车、火车、飞机、轮船、电力，我们都说国家电力公司、华能、中国移动、中国石油、中国石化等等，中石油我知道去年一年整个收入是8000多亿人民币。所有这些大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不管是百度还是无锡尚德，还是其他我们熟悉的民营、私营公司，这些都是围绕着从西方引进新的技术出现了新的产业。所有这些我们都知道，基本上都不是在中国发明的。

郭哲：所以可以说“中国奇迹”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于全球科技的进步。

陈志武：还有就是得利于国际贸易的发展和新的秩序。

30年改革的最大失误是没有同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郭哲：在改革开放30年的过程中，我们作出了很多很好的决策，但是也不可避免的有很多的失误，您认为这30年我们有哪些重大的失误？

陈志武：我觉得要谈重大失误的话，就要回到杨小凯先生和林毅夫先生当时的辩论，即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问题，90年代错过了好几次根本性的政治改革、制度改革的机会，中国经济要持续增长的话，在八九十年代错过的改革机会现在要补回来。

我说这个意思其实很简单，因为中国过去30年改革开放的成就，相当程度上是通过模仿、通过引进非常成熟的技术让中国能够比原来更加充分的利用廉价劳动力，让中国变成世界的工厂，通过我们自己人力的优势，借用总体的发展机会搭上世界全球化的便车，让中国在30年的时间内实现了人均GDP好几倍的增长，这就是林毅夫讲到的后发优势的方面。

但是正因为通过模仿可以让中国发展的这么快，这么短时间的发展总量这么大。这个从经济学角度来说，有的时候来的太容易的话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感觉所有的成就都是因为我们自己，而不是外来提供的，不是别人做了很多基础性的发展和基础方面，世界贸易秩序方面的积淀给我们提供的结果。

这种行为偏差表现之一，就是功劳都是自己的，错误都是别人的，说西方国家有阴谋、妒忌，有中国威胁论，给中国设置各种障碍。这样让我们很容易把很多本来应该做的制度性改革、民主性的发展都不做，甚至会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

比如说你看过去30年没有这些东西，中国的经济也是每年按照近10%或者更高的速度发展，很容易给人一个印象，好像有没有民主、限制、法制，对于经济发展都不是很重要。

郭哲：现在有人经常拿中国跟印度比，说印度是一个民主的国家，而且他们比我们基础要好，但他们现在发展的远远不如我们，所以我们不需要民主等这些东西。

陈志武：这一点我跟一些学者、朋友交流的也比较多。正因为从总体上来说不可避免的有行为方面的偏差，比如说以前总讲不见棺材不掉泪，确实是这样的。

过去200年西方国家工业发展，带来的贸易机会和国际贸易的秩序，这个不只是给中国提供了机会，也给印度、俄罗斯、越南各个国家都提供了机会。为什么印度没有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90年代初利用这些机会，而中国在70年代末、80年代、90年代，2001年加入WTO利用了这些机会呢？恰恰是因为印度从1947年独立以后建立了民主的体系，使得印度在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都没有经历过中国的三年灾害几千万人死掉、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他们没有经历过这样的遭遇。在当时来看正是民主制度给印度提供了保障，让他们政府官员和决策人，不至于通过专制、集权给印度社会带来这么多的灾难。

这样来看从某一种意义上说民主制度更多的是保持稳定，民主制的特色之一就是让一个国家的决策不是几个人说了算，而是让大多数人说了算。而人都比较偏好稳定而不喜欢变化，所以在那种情况下你如果要做大的，改革人们生活方式的话，跟民主制度是有一定的矛盾。

陈志武：更何况印度也没有经历过中国经历过的遭遇。像1980年的时候按照实际购买力评价来算的话，印度的人均GDP差不多是680美元，而中国的人均GDP大概是440到450美元，印度的人均GDP比中国要高50%左右。他们当时的收入比中国要好，而且他们也没有经历过灾难，所以在那时候让他们产生改革的动力也没有。

一直到1992年印度才放弃计划经济进行改革开放，主要原因是中国在80年代发展的这么快、发展的这么多，这样就给印度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他们才那样做。相比之下中国的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还有一系列其他的政治运动，把中国社会推到一个绝境，也使得中国社会如果不选择根本性改革的话，这个社会就没有办法再持续下去了。

也可以说中国是因祸得福，这是很糟糕的一件事，但是人类社会就是这样的，有时候只有有了危机才开始产生所谓改革的共识，接受这种变化。

农村改革的关键是让农民走出农村

郭哲：我们改革最早是从农村开始，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改革，最早的改革确实让农村获得了很大的利益。但现在来看农村的情况不是很好，如严重的四农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

陈志武：这里面的因素很多，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能简单的讲讲，而农村的问题、农民收入的问题，以后只有通过城市化，让他们进入城市让他们找到非农的工作，才是唯一的根本的出路。

大致来说原因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很明显的，城乡户籍制度的限制，到现在出生在农村的人要进入城市拿到城市户口还是会有很多障碍。虽然跟前些年相比已经好多了，但是今天真正的农村人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就业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办法真正的落户，他们的小孩也没有办法跟城市的小孩一样享受同样的待遇。

这些是制度性的障碍，跟我考大学的时候比，现在城市、农村之间在受教育和就业时候的差别比78年、79年大多了，素质方面、机会方面的鸿沟使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这个是农村跟城市比在过去20多年遭遇越来越差的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是农业的发展。因为农村主要是生产粮食和其他的蔬菜、食物的，但是因为每一个人每天真正需要的热量不能超过3000卡路里。所以在那个意义上说农村可以发展的很快，生产的利益也提高，生产的蔬菜品种也越来越多，但是每个人每天需要的热量就是3000卡路里，不能说因为你有钱就可以每天吃20顿饭，这是不可能的，是肯定会长胖的，这是因为人对食物的要求存在一个上限。因此你可以在猪肉、牛肉、鸡肉、鱼、蔬菜之间找不同的搭配，但是还是没有办法超越3000卡路里这个热量的上限。

随着任何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农业占GDP的比重肯定只会越来越小。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农业占中国的GDP大约是70%左右，现在大约是15%。

农业跟电脑行业跟百度这样搜索引擎行业等新兴行业是不一样的，百度没有取代任何传统工业，电脑和软件也没有取代什么原来的工业。所以有了百度、电脑这样互联网的服务，有了汽车行业，这些行业对GDP的贡献是纯粹新的贡献，是新的成分，没有取代任何原有既定的GDP成分。

而农业是替换式的，非农服务业产生的贡献、制造的价值，都是对一个国家、社会全新的贡献。所以我们为了解决农民的问题，就是要让农民走出农村进入城市，找到非农的就业。

国企改革暗箱操作是必然现象

郭哲：除了农村改革外另有一个很大的就是国企改革，国企改革现在是争议很大的一种改革，如何看待国企改革的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企业员工在没有社会保障的情况下大量下岗、国企管理层和基层员工的收入差距急剧加大等等诸多问题？

陈志武：我讲几个重要的方面。

第一，关于国有资产流失前几年强调了很多，必须要强调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对中国的制度和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包括国有企业民营化、私有化的改革。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要改革国企的效率。大家都知道，花别人的钱不心疼，这也是人之常情。但是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在原来国有的体制下，我们会思考一个基本的问题。为什么在过去100多年在很多国家都已经试验过，公有制同时伴随着权力的失控，这两者为什么都是同时出现？

我觉得权力不受控制，同时经济生产又是国有、公有的话，以这个状态作为改革的起点，那个改革的过程必然会国有资产流失，必然会有黑箱操作，必然会产生腐败。

我们之所以要改革就是因为在以前的状态之下，对权力没有制衡，没有可靠的制约，没有民主的制约，也没有新闻媒体的制约，所有要改革的公有制国家都没有对权力可靠合法的制约。

之所以要改革就是改变这种状态，因为改革就是要改变权力不受制约的状态，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必然是黑箱操作，至少会有相当一部分不受制约的权力，在私有化、民营化中间起非常大的作用。

因为从某一种意义上必须要依赖现存的权力，从原来的公有制不受制约的权力状态，过渡到私营化的民营制度，让法制发挥作用。这个转变中间，必然是在权力没有办法受到可控的状态下进行的。这个时候出现腐败、出现黑箱操作，行贿受贿、国资流失是不可避免的。

俄罗斯的改革很糟糕，因为他们创造了很多寡头，在幕后有很多的交易，中国似乎没有这种情况，但是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抱怨表明不是没有这种情况，而是表现的形式不一样。所以不管是俄罗斯的改革、还是中国的改革，由权力从不受管制的状态到受监督的状态，不管怎么做都会造成一些黑箱操作、行贿受贿。

除非改革的方式能够像捷克那样，完全把所有的国有资产和政府管制的固定资产资源都放到一个基金里面，由大家拿到基金的股份或者是拿到私有化的票券买他们喜欢的企业，完全是透明的人均一份，只要是这个国家的公民每个人得到的份数都一样多。只有按照这种方式操作才透明，无论是俄罗斯式的操作还是中国式的操作，都会出现一部分黑箱操作。

当然，我说这个话，不是为具体的管理层收购等在民营化过程中一些捞油水的人辩护。只是说要认识到在这样一个转型的过程中应该怎么办，因为已经看到了结果了是比过去的状态好很多。在这个过程中间因为起点是那样的，是不可避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民营化、私有化就是要让权力受到制约

郭哲：以前我们有个改革方向是国退民进，我记得上个世纪90年代吴敬琏老师有个课题就是专门做的这个，但现在的情况可能恰恰相反，民营企业活的越来越艰难，少数垄断性国企的利润可能就占了全国企业盈利的绝大部分，为什么会这样？这对我们的经济、社会意味着什么？

陈志武：在我看来这个一点不奇怪，也是杨小凯讲的后发劣势的一个重要的表现方面。因为你想想，任何一个行业只要有国有企业进去，因为国有企业是有国家背景的，他背后的国家是可以合法改变规则，也可以合法使用规则，在这样情况下任何行业里面只要有国有企业存在的话，那个行业里面民营企业、私营企业生存空间会越来越小，法制建设必然会越来越困难。

这个道理很简单，法制的特点就是法制面前人人平等，如果一个是国有企业背后的股东是国家，另外一个是私营企业背后股东是私人，当这两方在法庭面前出现的时候，谁能够得到更多的保护？这是不言而喻的。

在这样情况下，我这几年也一直强调，国有企业是不是要民营化、私有化，不仅仅跟国有企业效率更高还是民营企业效率更高有关，就是一个人花自己的钱更心疼还是花别人的钱更心疼，这个方面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也是过去30年国有企业改革讨论的焦点问题。

除了这个因素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非常重要的更深远的影响。如这些国有企业、国有资产都民营化或者是私有化，从国家很多经济领域里面退出来，通过国退让民进来。如果不这样做，那么到了最后，第一各个行业的法制、整个社会的法制很难发展，因为这样有特权的企业进来以后，真正的民营企业、私营企业的日子就没有办法过了。第二对于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经济增长模式都会带来非常大的约束性。

最近我也写过一些文章，如果由国家掌握中国社会主要的资源、资产和财富，同时也主要由国家来独享这些资源的分配，把税收都交给政府的话，最后只会进一步强化政府在中国经济决策、消费决策、投资决策中间的垄断地位。同时，会弱化民间经济决策的控制权。这样会产生一个必然的结果，即让中国经济增长继续靠投资而不是靠消费。因为消费是民间的消费，你要让老百姓消费首先要给他更多的财富，如果没有财富的话消费怎么能够上来？

如果现在仍让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当中唱主角，保留国有企业垄断地位的话，中国的经济增长只能是靠投资，靠高污染、靠重工业的项目给中国带来进一步的经济增长。

但是这种增长模式现在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特别是目前全球经济有明显衰退的环境和趋势之下，依靠投资同时依赖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在过去30年也许可以，但是在未来阻碍会越来越大，可持续性也是一个问题。

政府控制绝大部分社会财富阻碍了法治社会的建立

郭哲：我们刚才也谈到法制社会了，市场经济可以说就是一种法治经济，我们也一直在强调要建立法治社会，但现在的状况似乎并不乐观，到底是什么制约了法治社会的建立？我们该如何做才能真正的建立法治社会？

陈志武：法制社会的核心基础是让社会绝大多数的人有更多的收入、更多的财富，让我们有所有，如果我们都是无所有的，只是国家拥有一切的话，就逼着我们个人从国家权力里面要生活、要饭吃。在这种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处于被动的、处于求国家、求政府位置的话，我们每个人是不会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因为你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来自于权力方面的威胁，权力掌握在政府手里，而政府又掌握我们的饭碗，那你怎么能拿起法律武器来要自己的利益？

所以从这种逻辑上来说，只要一个国家主要的经济收入掌握在国家、政府手里，这个国家的法制发展就会很艰难。

这些年本来是想国退民进，但是后来随着国资委的成立，不仅仅没有让国有企业从更多的竞争性行业里面退出来，反而是国资委进一步巩固了权力，而且扩张了权力。所以不仅没有做国退民进，而是反过来国进民退，就是让第二次国有化有了基础。

在这个时间进一步的国进民退，让国家在各个领域进一步起到垄断的地位，这个对中国法制建设是根本性的挑战，也是一种意义上的倒退。

根据我计算的话，现在国有资产在整个社会生产性财富占了60%、70%，就是财富有四分之三是由国家控制，只有四分之一是民间控制，这样的控制结构对法制的发展、人们的权力被尊重、个人空间的保护都是非常不利的。

缺乏民主监督的财政预算体制让政府在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投入过少

郭哲：我们现在谈到中国的改革，还有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就是对教育、医疗、住房制度的改革，这些可能也是现在受人们诟病最多的改革。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陈志武：在目前政府收入不是太少的前提下，政府收入增长速度比任何人、任何群体的增长速度都快。在这样大的背景下，本来政府有很多钱可以完全把所有中国人义务教育的费用担当起来。

但是实际情况是，在没有实质性的对于权力、财政预算民主监督的体制下，尽管国家每年花的钱非常多，但是实际上投入到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的钱还是非常的少。

比如说去年政府在社会保障、医疗和就业保障方面总的开支才6000亿人民币，只是占整个国家财政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一年收入的3%）。而在没有国有经济的美国，去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为美国GDP的11.5%，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相当于一个普通美国人年收入的六分之一）。

从这个差别就可以看出来，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的财政预算基本上是黑箱操作出来的，而不是得到媒体和社会，特别是全国人大非常广泛、透明、公开的酝酿和讨论的结果。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本来政府掌握这么多钱，完全可以为解决九年义务教育的问题。还有医疗应该保障最底层，这几年关于医疗改革的讨论是非常激烈的。

大体上一些教育领域是可以市场化的，但是另外一些教育领域是不能市场化的。比如说义务教育是不能市场化的，除了国家提供的幼儿园、小学、中学之外，还有现在的民办学校也很火热。

九年义务教育国家要提供保障，但是教育的提供方在民办和官办之间必须有竞争，才能把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进一步改革好。在大学、研究生、职业教育、EMBA等等这些应该更加市场化，国家对这方面的管制不仅仅是没有必要，而且应该是整个教育越来越开放和越来越活，教中国学生怎么样创新、怎么样有创造性，有独立的思考、思变的能力，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大家只追求考分。

教育部门对教育过渡管制的结果，必然是让很多东西都标准化，让各个地方的学生学到的内容、得到的引导都千篇一律，整个社会每个人都像机器一样，这跟整个社会的发展是相背离的。

今后改革的最大动力可能来自于媒体和社会

郭哲：改革进行到今天，如果要继续深化下去的话，就必然会损害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而现在恰恰只有这些既得利益者才有能力继续推动改革，所以可以说现在改革的推动者恰恰是改革的最大的阻力，因此现在改革每向前迈一步都很艰难，而且现在不少改革还是既得利益者利用手中的公权力借改革之名为自己谋取更大的利益，这实际是一种倒退。如何才能打破这种僵局？这就提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改革到底该向何处去？

陈志武：其实，我觉得改革最大的动力可能是来自于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媒体、社会，而不是体制内既得利益集团。因为到目前为止，我知道很多的朋友特别是年轻人，包括一些学者都会说中国有没有民主不是那么重要，法制也不是很重要的，像刚才说的过去30年这些东西也发展的很快，所以很多人会有错觉，就觉得民主不民主、法制不法制，对于发展的问题、生存的问题、生活的文化都没有什么影响。

但很遗憾的是，一方面因为现在对权力的制约体系并没有真正的成型，所以我们看到去年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了31%，而今年到目前来看，根据我所了解的一些情况，有可能国家财政收入相对于去年会增长40%甚至是50%。

所以在行政部门的征税权不受任何制约，跟其他的发达国家不一样的是，在民主宪政的国家里面，征税权一般是被控制在国家的立法机构手中，这样的话在增加新的税种或者是调高税率的时候，必须是由老百姓选举产生的议员投票通过才可以增加税种、调高税率。

但在中国不一样，似乎很多部门都可以随意增加税种、调高税率，当然也有一些学者也帮着他们找接口增长各种各样的税收名义和品种。

但是，这样做以后没有几个人真的去问，政府拿到这么多的税收以后在干什么，是不是政府每收上去1块钱又给民间社会回馈1块钱的服务，带来1块钱的好处？

我知道好多搞经济学研究的人总喜欢说，政府征税的话是为了实现第二次分配、为了实现转移支付。这些听起来都非常不错，但是我们很多同仁都忘记了，你要通过征税来实现第二次分配、实现转移支付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些税征上来以后是怎么样花的，有没有一个公开透明的财政预算过程，人民选出的代表在这些钱到底怎么样花的时候到底有没有发言权，是不是会把每一块钱的税收都花到该花的地方？

如果没有办法实现真正合理的、受到监督的第二次分配和转移支付的话，这些钱收上来只是给一些人违规操作、腐败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如豪华的政府办公大楼、更豪华的汽车等。如果以不同的名义征收的税都是做这些东西的话，老百姓没有理由多付那么多的税。

比如说现在很多人说中国必须要推出物业税，就是张三、李四买了一栋房子，价值是20万也好、30万也好、100万也好、300万也好，都要按照一定的比例让政府每年从你房子价值里面拿走5%、10%、20%或更多。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问自己，政府征收物业税以后我们得到的是什么，我们的付出跟政府回馈到我们手里面的、回馈到整个社会里面的服务和好处是不是相配？如果不相配的时候，特别是我们的不到任何服务的时候，任何一块钱的税都是太多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希望更多的人可以给中国老百姓帮一个忙，就是不要随便提出征物业税等等的税，如果再这样的话，在没有任何方式保证大家交了这么税可以给社会回馈相对这么多的服务和公共产品、方方面面的便利、社会福利的话，还不如不收，因为你这样做是给整个社会帮了倒忙。

我觉得最后一旦更多的老百姓看到越来越不受制约的权力，把本来属于他们的收入、属于他们的财富，以各种名义征到国家手里面以后，自己也没有得到什么东西的时候，更多的人对此就会有清醒的认识。

中国实现民主宪政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所以说，权力制约、民主宪政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而是牵扯到每个人的腰包，每天的工作、每个月的工作、每年的工作可以带回去多少的收入，还有房子是几年以后真正属于你的。这些问题涉及到目前绝大多数的老百姓。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最后的既得利益者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我觉得互联网和传统媒体，还有那么多有良知的学者和其他的业界人士，大家都会从不同的方面把问题讲出来、挖掘出来，这样的话即使是一些既得利益群体不愿意做出更根本性的，让中国社会持续发展、稳定增长，同时又可以真正实现和谐社会的基础性改革，那样的改革也是不可避免的。

500年以前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运作很好的权力制衡的制度。17世纪末期权力制衡运作比较好的是在英国出现的，后来到18世纪末期在美国出现。但是其他的西欧国家、其他的现代民主国家，基本上是在19世纪后半期、20世纪发展起来的。

所以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的权力被滥用让我们感到很难受，同时我们很多人会说在中国要实现民主宪政，不管说中国文化传统的问题还是现状的问题，都觉得很悲观。但是我并不悲观，当我们看到世界范围内除了少数几个国家是在19世纪后半期之前就建立了民主宪政体系，绝大多数今天的民主宪政国家都是在19世纪后半期尤其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起来的。所以就这个情况来看，中国也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不是说会不会出现民主宪政，而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在现在交通这么发达，经济这么发达，所有的权力都可以调动任何资源为他们所用。而像以前皇帝，他们权力不受制约，但是很多事情想要做这些也不可能，比如他们没有现在的这些交通运输工具，让他们把喜欢的东西都搬到想要搬到的任何地方，他们是做不到的。所以权力的概念就不是抽象的了，而是非常具体的，是涉及到每个老百姓的权利能不能受到保护的问题了。

郭哲：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访谈只能到此结束。再一次感谢陈老师接受和讯网的访谈。

今天早上看新闻，药监局发话说，从来没有说过禁售感冒药。当时还真觉得一愣，难道上一个博客误会有司了？

回过头一想，奥运在某些人看来是件多大的事儿啊，关于奥运的新闻是早有纪律的，不能随便瞎报，也不能随便评论。没有绝对的消息来源，谁敢报道关于奥运的消息？更何况是这种明知道会被骂的新闻？

在我印象里，当初禁售那条新闻发布的时候是做了充分准备的，不但药名明确在案，连网友的评论都已经摆在了上面——这后一点尤其显示出这是经过精心策划的舆论引导式新闻。我们都知道，毕竟这些新闻发布的时候都是先在报纸上发，各个门户网站都没有采访权，只能转载。新闻还在报纸上的时候，网友评论就他妈出来了？你蒙谁呢？

这些年做媒体的经验告诉我，这事大概是这么个流程：想出台这么个政策，但也知道会挨骂，所以想做个新闻舆论的引导：你看，平时最不鸟政府的网友都认可了，你们还有啥说的？结果发现舆论引导这事儿真不是好干的，大家还是不鸟你。这个也别怪想出这方法的媒体人士，实在是您那政策过于王八蛋化了，如果这都能被你引导成了，这个国家大致就等于生活着13亿的白痴。

既然没有引导成功而导致了反弹，只好就说那是假新闻了。您看，平时真碰上某位脑子进水的记者发了一条假消息，早就理直气壮的说追究责任或者提醒媒体注意了，碰到这么有损我国奥运形象的事情，整条新闻只见辩解之惶急，未见受了委屈后的反击。请注意，我们这里的真理部碰到敢说真话的记者都能扑上去咬上一口，碰到真出了问题的新闻居然这么温柔的辩解，谁能举出别的事例出来？

所以，这事儿大概就是某部出台政策，然后“自反而缩，虽万千人吾说瞎话矣”。但说真的，撒谎确实需要很高的智商，能把谎话侃圆了的不是没有，都是给自己能留一点余地才行。象这么没给自己留余地的谎话，想用后来的辟谣就能圆回来，我觉得够呛。

这事儿唯一能让人欣慰的是，居然有司最后收回成命了。不过呢，还有个智商很低的说法在里面。他们辩解自己不会这么做的理由之一是，已经早就要求所有含兴奋剂的药物都在包装与说明上标注了“运动员慎用”——中文的，所以不用禁售。哦，原来奥运来的各国友人都精通中文啊，这个倒是我从来没想到的事情。

内容提要 对极权主义的研究，是阿伦特政治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分析反犹主义和帝国主义入手，阿伦特以政治现象学的方法探讨了极权主义的起源；在此基础上，她进一步探讨了极权运动和极权统治的特征。探讨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研究，不仅为我们考察极权主义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也是我们全 面而准确地把握阿伦特政治思想的关键。

关键词 反犹主义 帝国主义 极权主义 阿伦特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或许是20世纪最具原创性、同时也是最富争议的一位伟大的政治思想家，也是人类思想史上少有的杰出女性。她生于德国犹太人家庭，历经两次世界大战，学生时代师从20世纪哲学巨擘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后来移居美国，并于战后成为一名美国公民。她在生前便有很高的学术声誉，死后也一再引起无数研究者的兴趣。近年来，阿伦特的政治思想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受到中国学界的关注，不仅她的部分著作被译成中文，相关研究论文也不断出现。然而她对极权主义问题的思考，虽然在一些综述性文章中略有涉及，但迄今为止尚无专文论述，更遑论专著问世，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事实上，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研究，在西方学术界相关研究中独树一帜，她的成名之作《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堪称研究极权主义的必读文本。并且，极权主义现象是阿伦特研究政治理论的契机，阿伦特后来的诸多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思考的结果。 英国阿伦特研究专家卡诺凡（Margaret Canovan）指出：“实际上，阿伦特的整个政治思想的论题都是由她对20世纪中期的政治大灾难（极权主义）的反思所设定的。”[1]探讨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研究，不仅为理解极权主义现象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也是我们全面而准 确地把握阿伦特政治思想的基础。

极权主义的本质：概念辨析

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一词有别于全能主义（totalism）[2]，更 与绝对主义（absolu tism）[3]、专制主义（despotism）[4]、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5]相去甚远，就是与“ 法西斯主义”[6]也是有所区别的。事实上，正如阿伦特试图表明的那样，极权主义是迄今为止人类所经历的一种独特的全新现象，旧有的概念和框架都不足以解释此一现象[7].

极权主义一词在西方学界一般用以概括德国纳粹主义、苏维埃共产主义以及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其最早渊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的墨索里尼，当时它是一个用来描述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纲领的中性甚至带有褒义的词语。[8]二战以后，这个术语很大程度 上在冷战的意义上被使用，从而带有了鲜明的贬义色彩。卡尔。波普尔、卡尔。弗里德里希与布热津斯基、雷蒙。阿隆、塔尔蒙等人对极权主义均有过专门的解析。波普尔在区分“开放社会”与“封闭社会”的基础上，将极权主义政治的思想来源一直追溯到柏拉图与黑格尔。[9]弗里德里希与布热津斯基从比较政治的角度概括出极权主义统治的六个特征，即人人必须遵从的官方意识形态、惟一的群众性政党、由政党或秘密警察执行的恐怖统治、对大众传媒的垄断、现代的人身与心理的控制技术、中央组织控制整个经济，并指出只有同时具有这六个特征，才可以用“极权主义统治”一词来指陈。[10]雷蒙。阿隆强调政党对权力的垄断 或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及意识形态恐怖是极权主义的本质[11].塔尔蒙在其《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一书中，区分了自由主义民主和极权主义民主两种不同类型的民主，并且明确地揭示了极权主义与广泛的群众参与的内在关联[12].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研究的独到之处，在于她对极权主义本质及其起源的深入挖掘和精彩分析。

阿伦特将极权主义的本质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极权主义是反文明的，它在本质上是一种野蛮。阿伦特提醒人们注意，极权主义不同于以往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暴政，因为极权主义不是为了人类中某部分人的利益，而是彻底地反对整个人类，反对一切人性，反对所有的文明。极权统治者的行为，不是暴虐，而是野蛮，是人性中罪恶面的肆无忌惮的发挥。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便指出艾希曼犯的不是反犹太罪，而是反人类罪；在她看来，如果将艾希曼一案作为反犹太人的象征来审判，将完全误导甚至掩盖纳粹的罪行对于这个时代的真正意义。[13]极权主义的野蛮本质，体现在力图对 人性进行摧毁和改造方面，恐怖不是其统治的手段，而是其统治的本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斯洛文尼亚学者齐泽克戏谑地称极权主义政治为“缺乏笑声”[14]的政治。极权主义最终是要使 人成为任意宰割的动物。

极权主义是反制度的，它在本质上是一种运动。极权主义者仇恨一切既有的制度，它公开表示对现有法律体系的敌意，反对民族国家这一国际政治的基本前提。阿伦特睿智地指出，极权主义的兴起与民族国家的衰落是同一过程。事实上，在民族国家的制度比较稳固的地方，例如法国，虽然潜藏着许多极权因素，却没有形成极权主义的运动；而在德国这样一个民族国家制度一直没有很好完成的国家中，极权主义便有了适宜的土壤；反过来也可以如此说，民族国家的构建，是防止极权主义发生的一剂良药。极权主义反对一切静态的制度约束，它在本质上乃是一种运动，其根本特征在于持 续不断进行斗争，永远没有休止。极权主义的统治之维系，离开这种无休止的运动，便将宣告破产，运动停止之日，也就是极权主义的毁灭之时。为了使斗争进行下去，便需要不断地制造出一批又一批的所谓“敌人”，作为斗争的对象。 阿伦特指出，这与现代历史观有密切的联系，因为现代历史观与古代历史观之不同之处在于“进程”概念的引入。古希腊人在城邦中追求不朽，古罗 马人在共和国中追求不朽，中世纪人们在基督教世界追求不朽，而现代人惟有在一个“伟大” 的“进程”中，才能获得不朽，个人的行为才具有意义[15].质言之 ，现代人由传统的静态的人，变成了运动中的人。

极权主义是反功利的，它在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二战以后，当人们反思极权主义大灾难时，一种观点将其兴起归咎于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信条，认为资产阶级所信奉的“利己主义冰水”、“个人主义”淹没了人与人之间相互 关心的脉脉温情，最终谁也不愿意挺身而出与极权势力进行斗争，乱世之中，但求自保，于是便有了极权主义者的得志。阿伦特不同意这种看法，她指出，“就个人主义作为资产阶级……的特征而言，极权主义运动倒是可以准确地宣称它们是最早的反资产阶级的党派。”[16]极权主义运动能够展开，恰恰 不是在于人们过多地进行了功利的考量，而在于人们缺少足够的功利考量。“极权主义运动成员的狂热和一些普通政党之成员的最大忠诚相比，明显地具有十分不同的性质，他们是缺乏自我利益意识的群众的产物（他们随时愿意牺牲自己）”[17].再者，对功利的蔑视，不仅 对民众来说如此，对极权统治者来说更是如此，阿伦特反复指出，极权统治者的所作所为“与政治中最强有力的心理因素，即私利，无关”[18].阿伦特指出，在功利主义思潮占主流地 位的英美没有发生极权统治[19]，而在功利主义根基不扎实的德国、意大利、苏联，才出现了 极权主义。极权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创造，通过这一方式，它为自己创造了合法性，从而有别于一切老式的专制主义，它把对屠杀的重重顾虑视为微不足道的资产阶级情感，它用意识形态代替人们的功利计算，在利用社会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同时取消其“功利主义内容”[20] ，由此唤起人们对极权主义事业的真诚信念。质言之，极权主义无视功利，蔑视现实。极权主义的反功利本质，导致的后果则是使人的一切行为变得“无法预测”[21]，谁也不知道哪天厄 运就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极权统治的恐怖正缘于此。

极权主义是反责任的，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宿命论。在阿伦特看来，极权主义运动中的根本问题，在于它以某种宿命论取代了个人道德责任的观 念，用历史目的代替个人的良心，人不需要承担道德义务和责任，只需要顺应所谓的历史发展的 规律和潮流，积极投身其中。极权主义者宣称发现并掌握了历史规律，他们所做的一切，包括大规模的杀戮，也不过是此种历史规律展现的体现，他们问心无愧，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从事的乃是一项推动历史车轮前进的伟大事业， 对一部分人的肉体的消灭，不过是历史进程中必要的最终的解决。

处于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夹缝中的现在的人，在极权主义者看来是十分渺小的，他只不过是一个环节，在此之前是无穷去尽的历史，在此之后，依然是历史的向前发展。与这种观念相对立，阿伦特发出人文主义的呼吁：现代社会中的个人应当抬头 挺胸，勇敢地承担起道德的使命和社会责任。她指出，过去与未来之间存在一条鸿沟，而作为当下存在的人，必须勇敢地同时与过去和未来两种力量进行持续不断的战斗[22]，这才是存在本身的意义所在；人应当面对现实，而不是在某种幻想中寻求暂时的安慰。

极权主义的起源：反犹主义和帝国主义

在讨论极权主义的起源时，阿伦特提出了“极权因素”（element of totalitarianism）这一重要概念。这就是说，在没有发生极权主义运动的地方，却可能存在“极权因素”。在阿伦特看来，极权因素并不单单存在于德国等地方，而是植根于现代社会之中。由此，对极权主义的批判，也就是对现代西方文明进程的反思。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阿伦特首先论述了反犹主义，接着探讨了帝国主义，在最后一部分才谈到极权主义。她的用意很明确 ，正是从反犹主义、帝国主义中，可以看到极权主义的起源。

近现代社会发展中的犹太人问题曾是许多著名思想家思考政治哲学问题的起点，在北美思想界中，这样的人物包括三位左右潮流的犹太裔学者，即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23]、艾里卡。沃格林（Eric Voeglin）及汉娜·阿伦特[24]，而阿伦特对犹太人问题的思考尤有独到之处。20世纪的反犹主义，表面上仅仅是犹太人问题，实质上则具有更为重大的政治意义。反犹主义就如一面多棱镜，它折射的乃是整个现代历史尤其是极权主义历史的全部。现代反犹主义的产生，在阿伦特看来，可以从多个层面进行解释，这些不同的方面，最终促 成了反犹主义的兴起。

阿伦特首先援引托克维尔与伯克对法国革命中贵族何以遭到怨恨的有关分析，指出“当犹太人同样地丧失了他们在公共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除了财产之外一无所有时，反犹主义就达到了顶峰。”[25]在阿伦特看来，人们对失去权力或无权的群体的迫 害，与权力的本质有关，这就是说，人们愿意服从和容忍真正的权力，却仇恨无权而有钱的人。剥削和压迫仍能使社会运转，并能建立某种秩序。惟有那种无权但是有钱，或者高高在上而提不出政策的人，才使人感到是寄生的、无用的、反叛的，因为上述情形割断了人与人之间的一切联系。当犹太 人被视为多余人时，他们遭到迫害的命运也就开始了。

阿伦特反复强调的是，犹太人本身的群体特性——缺乏政治能力和判断——为其后来的遭遇作了铺垫，犹太人实际上应当正视自己应当承担的历史责任。犹太人没有自己的祖国，也没有以自己的语言组成的民族，然而，犹太历史也提供了一个族群的独特的景观，“独特，因为一个民族的历史开始于十分明确的历史观念，并且有意识地决定要在尘世达到一项目标明确的计划，后来却在并未放弃这种观念的情况下，两千年来避开了一切政治行动。结果使犹太民族的政治历史比其他民族更加依赖于无法预见的偶然因素，因此犹太人踌躇于不同的角色之间，对任何事情都不负责任。”[26]这就是说，犹太人的政治冷漠的传统特性，使得他们处于最易受到攻击的处境。

不过，在关于犹太人问题的分析中，最为核心的还在于民族国家的兴衰与犹太人命运的关系。阿伦特强调必须从民族国家发展的普遍框架中来考察反犹主义，从犹太人曾经发挥的作用 中去寻找犹太人问题的根源。在民族国家兴起之前，欧洲大陆处于中世纪后期的绝对主义王权时期，那时的公共财政制度尚未展开。由于战争需要，国王常常需要获得贷款，而一些大的犹太家族便是当时欧洲著名的金融掮客，他们得到各国宫廷的保护和重用，作为“宫廷犹太人”为王室财政效命，这一方面源于犹太人似乎天生的经营才能，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自己的祖国，由此他们不仅是国际间的放贷者，也是某些国际争端的调停者，此种身份确保了犹太人在欧洲政治舞台上游刃有余。犹太人既如此得以生存，也就 无意建立自己的国家。然而，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浪潮展开以后，各个国家以民族国家的姿态出现在欧洲政治秩序中，以国家税收为核心的公共财政制度取代了旧有的宫廷财政，“税务制度的建立保证了政府财政的稳定收入，这个群体就不能不恐惧它遭到完全灭绝。”[27]此时，犹太人的地位一落千丈，各国统治者不仅不再需要犹太人，他们还认为犹太人 在国际政治中有破坏的作用。在此过程中，犹太人也开始得到了解放，解放意味着平等，意味着特殊身份和宫廷庇护的丧失，此时，伴随着人身的解放，犹太人亦加速了同化的过程，日益融入主流社会，年轻一代的犹太人以进入主流社会为自己成功的标志，可见同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主动的而不单是被迫的。到这个时候，犹太人便比其他任何群体都易于受到攻击， 他们既失去了原来的保护，其社区也日益瓦解，而犹太人的金融资本家的身份则更容易被人们想象为不劳而获而遭到敌视，当极权主义开动宣传机器、杀人机 器对其进行迫害时，他们便成了首先进攻的对象。

除社会学方面的原因之外，犹太人问题还有宗教信仰方面的原因。当时随着各种泛运动的兴 起，在欧洲大陆产生出一种新型的部族民族主义（tribal nationalism）。部落民族主义坚 持认为本民族被全世界的敌人包围着，在该民族与其他一切民族之间存在根本的差别。它宣称本民族是独特的，其他民族无法与之较量。部族主义与泛—运动产生了本民族是由上帝特选的观念，这使运动本身具有了锐气。阿伦特指出，宣称自己的民族具有神圣起源， 就政治意义而言，实际上是把“各民族都转化为动物种类，所以一个俄罗斯人不同于一个日耳曼人，就象狼不同于狐狸一样。在一个‘神圣民族’居住的世界里，它天生是其他一切弱小族类的统治者，或天生是其他一切更强大的族类的牺牲品。只有动物王国的法则才可能适用于 它的政治命运。”[28]这种信仰与犹太人群体立刻发生冲突，因为犹太人也同样宣称他 们是上帝的特选者。这样，犹太人便很快被驱赶到了意识形态的中心[29].实际上，犹太人的组织正是各种泛—运动极力要效仿的一种成功典范，犹太人恰好是一个部族意义的民族的最好的例子[30].此时，反犹主义成了“一种妒忌的形式”[31]，随着泛—运动的狂热推进，欧洲犹太人的末日开始了，犹太人得到的，实际上是一种历史对他们自己的特选说的“最符合逻辑、最厉害的报复之一”。[32]

要言之，自民族国家兴起以来，犹太人的生存环境便每况愈下，然而，如果仅仅在民族国家的制度范围之内，犹太人最起码的生存条件还是有保障的，因为无论如何，民族国家以基本的人权、自由为基本理念，此时社会只是涌动反犹主义的情绪；而一当民族国家结构衰落之时，犹太人便真正地来到了刑场，被驱赶到一切风暴的中心，反犹主义遂由情绪、思潮变成 了实际的对犹太人的肉体的屠杀。

在阿伦特看来，帝国主义的产生首先源于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在帝国主义阶段之前，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决策主要是由国家来进行，资产阶级忙于经济事务，“一方面是由于民族国 家的政体不需要它，另一方面，它自己也缺乏对公共事务的兴趣”[33].然而，当民族国家已经不能适应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时，资产阶级便试图利用国家来实现经济的目的。此时，商人成了政治人。阿伦特指出：“帝国主义应该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取得政治统治权的第一个阶段，而不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34]阿伦特此言似乎是针 对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35]这一论断而发。不过，阿伦特与列宁对帝国主 义的分析理路是基本一致的，他们都认为剩余资本的输出是帝国主义产生的动因，只是阿伦特比列宁更强调帝国主义的政治意涵[36].

阿伦特认为，就核心理念而论，帝国主义是一种“为扩张而扩张的运动”[37]，扩张本身就是目的。“帝国主义的中心政治观念就是将扩张当作永久的最高政治目标。由于它所意指的既不是暂时掠夺，也不是较长时间的征服后的同化，所以它在政治思想和行动的漫长历史上是一个全新的概念。”[38]在经济领域中，扩张 是资本主义的核心要义。经济上多余资本的输出，迫使政府权力也进行输出。因为帝国主义时代之前十年，出现了急 剧增加的骗局、金融丑闻和股票市场的投机，资本的最初输出，将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制度转变为金融投机制度，用佣金利润代替生产利润，这种非理性化的投资，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乃是致命的打击，于是，民族国家被迫将政府权力输出，通过暴力的运用，以确保国外投资的“理性化”[39].资产阶级坚信，钱最终能生钱，是因为权力作后 盾，不是钱生出更多的金钱，而是人生出了更多的金钱。只有无限积聚的权力才能带来无限积聚的资本，权力就是政治的惟一内容，扩张就是惟一目的。与多余资本输出相伴随的，是多余人口的输出。就解决国内大量剩余人口而论，帝国主义被认为是医治国内问题的一劳永逸的方案，甚至以爱国主义的面目在国内出现。这些多余的人阿伦特称之为“暴民”，他们不是工人阶级，也不是民 众，而是“由各个阶级被排斥的人组成”[40].

帝国主义的政治家们煽动暴民的理论工具，则是种族主义。阿伦特写道：“从政治角度来看，种族不是人类的开端，而是终结；不是各民族的起源，而是衰亡；不是人的自然诞生，而是他非自然的死亡。”[41]种族主义以种族代替民族，从一开始就蓄意破坏一切国界，这与帝国主义、极权主义的精神是一致的。种族主义在欧洲内部有其意识形态生长的基础，在黑色非洲则有实践经验上的依据。阿伦特以非洲布尔人为例，指出“一切种族组织的特点就是无根。”[42]“他们没 有力量将现有生活环境，转化为一个文明的世界，他们就只能在自身中发现最高价值。……种族主义……总是紧密联系到轻视劳动、仇视领土界限、普遍的无根心态，以及积极地相信自己是神特选的。”[43]布尔人极力逃避英国人带来的法律，习惯于在没有法律的地方生活，他们对土地本身毫无感情，他们利用黑人奴隶为自己劳动，并把自己设想成高于黑人一等的白人神，他们对种族世界有着由来已久的依赖，他们希望做其他种族的主人，而情愿退回到蛮族部落的水平。布尔人的故事首先表明：“种族主义在被帝国主义当作一种主要的政治思想之前，就已在白人和黑人的社会里被用作统治工具了。”[44]当白人来到黑色非洲大陆时， 由于人数很少，他们便像布尔人一样，用种族的高贵来证明自身的价值，同时，只有根据种族这一自然的原则，对土著居民的屠杀才成为一件可以让人心安理得的事而不是犯罪，他们对付这些“自然的”人[45]，正如对付自然灾害一样，可以免受良心上的谴责。另外，布尔人的故事还说明，人类有可能不以经济的动机来生活，社会可以不根据经济原则而根据种族等其他原则来组织。这与极权主义的反功利本质可谓遥相呼应。

在帝国主义两种最主要的政治统治手段中，种族手段发现于 南非，官僚政治手段则发现于阿尔及利亚、埃及和印度。“种族手段即逃避责任，使其中不再存在人性事物，而官僚政治是一种责任的结果，任何人对他的同伴、任何民族对其他民族都难膺此重任。”[46]官僚政治作为帝国主义的手段，是通过一种传 奇来完成的，帝国主义的 “屠龙手”式的传奇[47]吸引了英国最优秀的子弟为其殖民事业服务 .帝国主义在殖民过程中产生了两种人，一是官僚人员，一是特务。帝国主义得垄望蜀，这种事业对他们来讲，就是一场伟大的游戏。游戏本身没有目的，只有在个人生命终止时，游戏才会结束，因此，游戏就成了生命本身。不是为了英国，也不是为了殖民地，不要追究为什么，只要去做，然后死 去，这就是帝国主义事业的奥秘。

阿伦特进而区分了两种帝 国主义，即海外帝国主义和大陆帝国主义，前者类似于古希腊，后者则类似于古罗马。阿伦特指出，就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来说，二者大多分别起因于泛日耳曼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这样，大陆帝国主义实际上便以各种泛—运动为直接动力。海外帝国主义虽然具有反民族的倾向，却在殖民的同时给原有的民族国家的旧机制注入了新鲜血液，而大陆帝国主义则敌视一切既存的政体，它比海外帝国主义具有更多的反叛性质。海外帝国主义为暴民提供了充足的探险、发财、就业的机会，而大陆帝国主义“除了一种意识形态和一场运动以外，提供不出什么东西。”[48]严格说来，大陆帝国主义提供的不是物质的东 西，而是一种归属感，而这在社会崩溃的当时已经足够了。极权主义政府只需唤起“神圣罗马帝国”或“神圣俄罗斯 ”的记忆，就能在日尔曼或斯拉夫知识分子中唤起各种各样的迷信。日耳曼化的中欧，俄罗斯化的东欧与南欧，成为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征服世界计划的起点。

帝国主义及各种泛—运动从外部破坏了民族国家的稳定，但是，民族国家内部结构的衰落，则肇始于一战结束以后。此时的欧洲支离破碎，战败国更是如此，社会上出现了大批无国籍者（stateless），他们和少数民族一样，没有政府来代表和保护，被迫生活在战后签订的《少数民族条约》的例外法律统治之下，甚至生活在无法律的环境中，霍布斯所说的“每一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49]的境况 ，在无政府、无法律的情况下成为了活生生的现实。无国籍者的到来，造成了对民族国家的第一次大破坏，各国政府不得不应对大量的难民。民族国家由于没有能力向无国籍者提供法律的保护，遂将他们的全 部事情交由警察处理，他们还与极权国家的警察保持独立的外交联系，以便在处理难民问题时采取统一行动。其后果则“实际上造成自由世界同极权主义国家的立法之间的协调。”[50]在一切国家里，最终只有集中营向他们提供生活的场所。

无国籍者的遭遇引起了阿伦特对启蒙运动尤其是法国大革命以来的人权观念的反思。她用“ 人权的终结”来描述极权主义时代的情况。在她看来，法国人权宣言所倡导的人权之问题在于其抽象性。而事实上，抽象的人权不可能存在，离开具体的民族国家的保护，人不过是自然的一部分，处于野兽般的自然状态，此时人的权利与动物的权利并无二致。纳粹把无国籍者最终送进集中营而心安理得，在于他们认为迫害的不过是动物，正如人类为了保护自己生活的家园而曾经残酷对待前来游荡的野兽一般。这种对人权的抽象性进行质疑，显然可以追溯到埃德蒙。伯克，事实上，阿伦特对伯克的观点予以了充分的肯定，她说：“伯克早就怕自然的‘不可分离的’权利只会确立‘赤裸的野蛮人的权利’，因此会将文明国家贬低到蛮族的地位。”[51]阿伦特遥承伯克，批评了对人权的抽象性理解，试图彰显的道理则是：人权与民族国家、政治社会是密不可分的，它是文明政治社会中的事物；人权不是个人生而具有的，人脱离了民族国家，便会成为自然的人，也就走到了易受攻击的危险地位，因为文明人 迫害自然人，正如文明人屠杀野兽一般，可以不受良心与法律的制约。这便为极权主义者问心无愧地迫害无国籍者提供了依据。

极权主义的实践：极权运动与极权统治

阿伦特指出，极权主义的兴起以阶级社会的解体为前提，极权主义运动在本质上只能存在于 “无阶级社会”。一旦阶级秩序崩溃，政党制度随即也开始崩溃，人们对原有的诸政党不再抱希望，此时政党背后原先冷漠的人群便转变为一群愤怒的无结构、无组织的人，这就是阿伦特所说的“群众”。 群众既不是某个阶级的成员，也不是公民，“群众并非由于一种共同利益的意识才聚合，他们缺乏一种具体的、明确表现的和有限的实际目标的阶级组合。……他们潜在地生存于每一个国家，由大量中立的、政治上无动于衷的、从不参加政党、几乎不参加民意测验的大多数人构成。”[52]当其他一切政党都认为他们麻木不仁、愚顽不化而放弃他们时，极权政党却将目标定在组织和争取群众之上，并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极权主义运动使群众的力量爆发出来。

极权运动中的群众对自己的福利失去兴趣，而只感兴趣于几十年几百年来重要的意识形态问题，他们相信所效力的乃是一项千载难逢的伟大事业。他们都以玩世不恭或厌倦、冷漠的态度去看待，“激情地倾向于抽象概念（例如对生命的引导），普遍地嘲 弄甚至最明显的常识规律。”[53]作为群众中的个人，其主要特点并不 是野蛮和落后，而是“孤独和缺少正常的社会联系”。[54]需要注意的是，“孤独和缺少正常 的社会联系”与“政治冷漠”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在阿伦特看来，不是由于现代社会中的个人渴望消极自由而对政治漠不关心，由此为极权主义上台提供了机会，她明确写道：“对公共事务无动于衷，对政治问题漠不关心，对于极权主义运动的兴起并不构成充分的原因。”[55]而是由于社会联系的断裂，个人成了社会上的多余人——我们再次看到“多余人”的概念在阿伦特思想中的重要性——这样的个人暴露在政府面前，没有任何团体来帮助他。孤立的个人组成了分子化的社会，这正是极权主义大行其道的条件。极权统治者成功地激起这些群众的完全忠诚，忠诚使这些原本孤独的个人感到“只有当他属于一个运动，他在政党中是一个成员，他在世界上才能有一个位置。”[56]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同样可以如 此说，极权运动实际上为这些孤立的个人找到了一种尊严感；而极权运动也需要尽可能多地将民众组织进它的架构， 以便使运动状态永远地持续下去。

极权主义运动由于存在于非极权主义的世界中，因此它被迫开动宣传机器以对付外部的非极权世界。在极权主义的宣传中，事实遭到了极端的嘲弄，然而这却深受群众的欢迎。因为现代群众的主要特点之一正是“他们不相信自己的实在经验中一切明显可见的事物；他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只相信自己的想象……使群众信服的不是事实，甚至也不是编造的事实，而是一种他们在其中成为组成部分的系统一致性。”[57]群众渴 望得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对人类历史的万能解释，这种反对常识和现实的态度，根源在于他们在精神上与社会上都是无家可归者，常识对他们来说此时已失去意义。极权主义宣传的目的不是说服，而是组织，在极权主义夺取权力的过程中，组织和宣传相辅相成。极权主义运动创建了前锋组织，清楚地区分了党员和同情者。前锋组织像一堵保护墙一样，将运动成员与外部的正常世界隔开，同时，它也是极权世界面对非极权世界的门面。极权主义组织的特点在于“它可以无限地复制，使组织永远处于一种流动状态，使之经常可以插入新的层级。”[58]在这个组织中，领袖处于运动的中心，是使整个运动运行不息的发动机。组织的各个层次都奉行同样的信念：“ 政治是一场欺骗游戏，运动的‘第一条诫律’是‘领袖永远正确’。”[59]

当极权主义运动成功地夺取国家政权以后，极权统治便开始了。然而，极权政府本身即是一个颇具悖论含义的词。极权主义原本是一场无休止的运动，现在却要进入具有静态制度结构的国家；极权主义志在对外扩张，现在却要进入民族主义的体系。实际上，极权政府是极权主义运动与国家的奇怪结合体。执政的极权主义给群众带来“一切都是可能的”幻觉，它以意识形态维系其恐怖统治。阿伦特指出，意识形态（ideology）就词源上来说，其本意是观念的逻辑，极权政府的意识形态，提出对自然与历史力量发展的规律性解释，从而将一切都纳入一个无休止的运动中去，“所有的行动都旨在加速自然运动或历史运动，每一项行为都是执行自然或历史早已宣判的死刑”[60]，它向来渴望的便是运动， 运动，再运动，在运动中保证自身的存在。极权恐怖来自于在意识形态的指导下毫不犹豫地执行自然或历史的法则，根本不等待自然或历史本身的缓慢进程。当人们完全被扔进自然或历史的过程中去时，社会上便只剩了两种人——杀人者和被杀害者。人们关注的不是个人本身的存在，而是人类有史以来的历史法则；人不需要思考什么是事实，只要根据意识形态的逻辑推理行事；人本身“ 是什么”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人将“变成什么”。这样，对人进行改造或肉体的消灭，成为顺应历史潮流、推动历史前进的光荣壮举，成为极权统治下的家常便饭。

阿伦特极权主义研究的基本逻辑

阿伦特从反犹主义谈起，进而讨论帝国主义，最后进入关于极权主义的讨论，层层进逼。读者不免疑惑：反犹主义、帝国主义和极权主义是如何发生联系的呢？在前文论述的基础上， 我们不妨进一步概括阿伦特的论证思路，揭示其间的内在逻辑关联。

在阿伦特看来，在反犹主义、帝国主义与极权主义之间有着诸多的逻辑上的一致之处。首先，极权主义运动曾采用的种族主义工具，以种族代替民族的观念，不仅肇始于犹太人的“特选”信仰以及由此引起的敌视，在帝国主义分子甚至在受帝国主义之害的布尔人那里都有体现。其二，极权主义对民族国家的天然敌视，来自于犹太人与民族国家之间的暧昧关系，来自于帝国主义分子对民族国家结构的敌视，三者都与民族国家的兴衰密切相关，极权主义兴起的重要条件便是民族国家的崩溃，阶级秩序的解体，而促成这一结果的，更多的则是帝国主义。其三，极权主义依靠无根基的人们，依靠失去社会联系的群众，在暴民的领导下发起运动，这里所涉及的极权主义分子的“无根基”现象、“无助感”，既适用于犹太人，也适用于帝国主义时代的“无国籍者”，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失去了民族国家的保护，失去了生存的家园，成了正常社会之外的“多余人”。他们要么成为迫害他人的人，要么受他人迫害，因为此时他们已经脱离了政治社会而进入了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战争和杀戮便成了他们之间的游戏规则。其四，极权主义把运动不断地进行下去、运动本身就是目的之信念，来自于帝国主义永无休止的“为扩张而扩张”的一贯信条，与资产阶级“为金钱而金钱”的资本主义精神也遥相呼应，极权主义摈弃对功利的考量也与此相关，手段本身变成了目的。其五，极权主义公然蔑视常识，反对事实，以意识形态作为统治手段，以制造谎言为能事，这在反犹分子对犹太人以莫须有的锡安长老草案、犹太人阴谋的大肆渲染中已见端倪，不去问犹太人实际做了什么，而是以一种传说代替实际，从而取得反犹的证明；在帝国主义扩张中，同样可以看到帝国主义以“屠龙手”等殖民主义传说，为帝国主义的行为进行论证。正如阿伦特所说的那样，极权主义“既不发明、也不创造宣传的主题。这些现成的主题，是由五十年里帝国主义的兴起和民族国家的解体替它准备的。”[61]其 六，极权主义宣称已经发现了历史的、自然的法则，由此个人无非是加入这种法则的进程中去，顺应或推动这一伟大的进程，以免被这一历史进程所抛弃，由此他们不再追思“为什么”、“应当怎么做”的问题，“是什么”的问题不重要，关键是你“变成了什么样”，只要如此去做，行动本身就是一切。这从个人在帝国主义的伟大游戏中的行为和心理也可以看到征兆。此外，极权主义者傲慢地相信“一切都是可能的”，这与帝国主义分子“如果可能，我要吞并所有星球”的野心也是一脉相承的；而极权主义的政治宣传，也不过是资本主义商业世界广告攻势的政治翻版，正如香皂广告一方面说其产品是“世界上最好的香皂”，另一方面恐吓人如果不用此种香皂会长一身粉刺，并且找不到丈夫一样，其追求的不仅是出卖产品，而在于以权力控制 个人的选择香皂牌子的权利，甚至寻找丈夫的权利[62]；甚至极权主义的组 织，也不过是美国式的黑社会组织光天化日的公然复制。

阿伦特继承了胡塞尔、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对现象和存在的关注，将现象学的方法首次用于政治学研究[63].这种政治现象学的方法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 ，它强调政治现象具有实在意义，关注政治现象本身，关注生动的政治生活与人类经验，在这个意义上，对政治的理解和思考就像“讲故事”和“读故事”一样；第二，这种方法认为，思考政治问题必须以理解的方式进行，在明察政治现象的本质与结构的基础上，把握复杂的政治现象间的内在关联，此点亦颇似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理解社会学”的方法。政治现象学的方法在对极权主义起源的讨论中得到了充分的运用。阿伦特试图表明的是，极权主义是尽管迄今为止的一种独特的现象，但其核心理念及统治手段都可以找到之前的渊源。

小 结

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研究不同于一般的史学研究，她所用的资料，不仅限于一般史料，还包括了小说、传说等具有虚构性的文学作品。这与她写作的目的和研究意图有关。显然，她并不是要作一项关于极权主义的纯粹的历史研究，而是要反思“我们时代的重荷”，探讨极权主义的本质及其思想和实践的渊源，由此检讨现代社会本身的问题。她所进行的毋宁说是一项 政治学的反思。

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思考，徘徊于历史实践与理想类型之间，这不免使她的部分论断略显理想化；她有意寻求极权主义的本质，而多少忽略了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德国纳粹主义、苏联共产主义之间的区别。然而，阿伦特政治哲学的智慧之光却是无法遮蔽的。她对反犹主义、帝国主义问题的思考，对极权主义本质的揭示，对现代民族国家的价值的倡导，对启蒙运动 以来西方自由主义文明的反思，至今仍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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瓮安事件的性质

据报道，6月28日下午，贵州省瓮安县部分群众因对一名女学生死因鉴定结果不满，聚集到县政府和县公安局。在县政府有关负责人接待过程中，一些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县公安局、县政府和县委大楼。随后，少数不法分子趁机打砸办公室，并点火焚烧多间办公室和一些车辆。事件引起中央和省领导的高度重视，在武警的处置下瓮安县城秩序恢复正常，瓮安县党政主要负责人和公安部门负责人被查处。

瓮安骚乱是近年发生的又一起严重群体性事件。根据目前的报道，可以看出该事件具有四个特点。第一，对于政府来说，它起因偶然，升级剧烈，失控迅速，后果惨重。瓮安事件的直接起因是一个女学生非正常死亡，这是不可预测的偶然事件。从命案发生到群体性事件爆发，时间短促，矛盾和冲突急剧升级，类似于不可控制、不可逆转的连锁反应。事件发生后，学生家长和他们的支持者采取了上访申诉行动，但他们似乎根本就不指望上访申诉有效，也根本不相信有关部门提供的回应和解释。在民众已经表现出强烈不信任的情况下，当地公安部门和政府没有意识到危机已经迫在眉睫，而是墨守成规，逐级出面解释，渐次增强控制。结果适得其反，越解释，民众越不相信政府的说词；越压制，群众的对抗情绪越强烈。由于政府没有采取恰当有效的应对，局面迅速全面失控，最后爆发严重冲突。

第二，绝大多数参与者与女学生之死并没有直接利益关系，他们参与事件，一方面是路见不平，更主要的是借题发挥，表达他们心中郁积的对于社会不公正、政治不清明的强烈不满。虽然在事件过程中，有可能有某些具有一定组织性的势力参与其中，但总体来说，还属于群众的自发性行为。这是由于群众的聚合是出于高度自发的社会心理，集体行动的发生并不需要明显的策划组织者，事实上也没有任何个人和组织具备策划组织如此规模群体性事件的能力和资源。在这次事件中涉世未深但压力巨大的青年学生占有一定的比例，是很值得注意的现象。

第三，从事件的发生过程看，有关女学生死因和死亡事件处理的各种半真半假、似真似假的信息凭借现代传播手段四处流传，激励民众寻求事实真相、要求司法正义，发挥了大众动员作用。这次事件中的信息传播有三个明显特点。其一，信息来源纷乱众多，没有民众公认的“权威发布”。其二，信息内容在传播过程中的扭曲多样而剧烈，但总趋势是越来越把矛头指向政府、指向公安部门、指向司法不公和政治腐败。其三，信息传播面极广，内容细致入微。信息的发送方与接受方各自的人际网络交叉迭加，进入信息传播网络的人数以倍数激增，信息传播的速度爆炸性提高，范围相应扩大。同时，手机短信和网络等现代通讯手段使信息传播具有高保真和高信息量的特点。信息传递不因为面广而损耗细节，信息传播网络不因为交叉而损耗传信者的个人信用度。

第四，从事件的后果看，甚至不是严重二字可以概括。损失至少有三方面：一是发生打、砸、抢、烧等违法犯罪行为，造成巨大的财产损失，而责任者和受害方归根结底是民众；二是产生严重的国内政治影响，可能加重已有的社会不满情绪，诱发类似事件。三是造成巨大的负面国际影响，在目前这个敏感政治时刻，产生多方面难以消除的有害效应。

贵州瓮安事件与近几年发生的重庆万州事件、安徽池州事件、浙江瑞安事件、四川大竹事件，在起因、过程、后果等方面具有高度的结构相似性。笔者把这些事件统称为“社会泄愤事件”。

不满者的共鸣

社会泄愤事件表明国家在管理社会秩序的有效性方面存在问题与危机。一般来说，造成管治困境主要有两大直接因素：一个是社会不满群体的存在；一个是政府管治能力的低下。

客观评价中国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一方面要肯定经济发展方面取得的显著成就，同时还必须看到在社会、法治、政治发展的许多方面出现了严重的滞后甚至倒退现象。其一，由于缺乏科学有效的市场经济管理和调节控制机制，政治权力对社会财富的控制导致了各种寻租现象，拥有或收买政治权力成了暴富的必要条件。这种社会政治条件培养了新的利益集团和社会阶层，导致社会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社会大众的“相对剥夺感”甚至“绝对剥夺感”日益增强，为社会泄愤事件的发生提供了社会情绪和社会心理基础。其次，由于对社会基本公平和公正的政治重要性认识不足，政府在制定一些政策时没有坚守最基本的公平和公正原则，在有关国企、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农地非农化等这些关系到社会大众直接利益的重大制度进行改革的过程中，严重伤害工人和农民等社会中下层群体的利益，导致近年来以农民“以法抗争”和工人“以理维权”为主的维权抗争事件增加。第三，在发展战略方面，一味追求高速发展，客观上鼓励了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掠夺性发展。在政府的包庇和纵容下，一些生产经营者不注重劳动者的生产条件和社会生存环境，导致恶性生产安全事故频频发生，引发严重环境污染问题，漠视和危害劳动者的基本福利和基本人权。

在一定意义上，社会不满是一种社会心理，这种社会心理具有一定的传染性。它通过一定的载体传播而与相同社会处境者产生共鸣。目前，表达社会不满的方式有很多，比如利用民间的歌谣、顺口溜、政治笑话、小道消息等等。特别是随着手机短信、网络等新媒体的出现，这种传播变得更为容易，影响也更大。这一方面可以为民众宣泄自己对某些社会现象的不满、怨恨和愤慨情绪；另一方面由于这些缺乏理性的牢骚话的传播范围广，容易引发社会群体的愤慨或恐慌，起到聚众行动的作用，而最终形成具有社会行动能力的心理群体。

正如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所指出的，瓮安事件表面的、直接的导火索是女中学生的死因争议，但背后深层次原因是当地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换句话说，瓮安当局的不当执政行为，积累了大量民愤。瓮安事件的导火索是民众怀疑司法不公，印证了笔者的一个观察，即司法不公是当前民众最大的不满。司法机关是普通人在权利受侵犯时寻求救济的最后途径，一旦司法公正底线失守，民众就失去了表达意见和诉求的正当渠道，他们转而寻求用非制度化的社会力量实现公正，宣泄愤怒，就不奇怪了。

导致社会泄愤事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的管治能力低下。政府的管治能力低下，本质上来自于对民众权利的漠视。一般认为，管治能力由预警机制、处置技术和问责制度三个方面组成。在政府的各种预警制度设计上，要么是无视民情民意，要么把民众的一举一动都当成“敌情”。从危机处置技术上说，地方政府的许多做法，出发点不是化解矛盾，而是暴力压服，致使冲突一再升级。

长期以来，政治动员是中国共产党管治基层社会的重要手段。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行，这种动员的效力因社会利益的分化和社会不满的增强正在逐渐消失。而在目前中国这样自上而下的压力体制下，基层政权为了完成上级分派的各项任务及众多的一票否决指标，就不得不采用强化政权机器等手段来填补社会动员资源的缺失，基层政府及干部的行为出现强制的暴力趋向。

瓮安事件正是如此。贵州省委书记就承认，瓮安党政一些干部工作不作为、不到位，一出事，就把公安机关推上第一线，群众意见很大，不但导致干群关系紧张，而且促使警民关系紧张，加之有的领导干部和公安民警长期以来失职渎职，对黑恶势力及严重刑事犯罪、群众反映的治安热点问题重视不够、打击不力，刑事发案率高、破案率低，导致当地社会治安不好，群众对此反应十分强烈。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事件发生后，地方党政采取全城断网、车辆不许进城等封锁消息的行为，说明他们不了解现代的通讯科技，知识水平还停留在上个世纪80年代。

应对之道

瓮安事件的社会影响重大，教训也是深刻的。要科学地预防和处置此类事件，有许多工作要做。具体来说，下列三个方面的工作需要特别重视。

首先，要加强民众的政治认同。应积极推进政治改革，逐步建立体现民主和宪政精神的政治体制，从根本上树立国家政权的权威。同时，还要建立真正的公平、公正的社会体制，让社会各阶层真正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为此，应建立或开放对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要许可农民、工人和社会其它利益群体形成自己的利益表达组织，例如农会，工会，商会等等。只有在社会各阶层的参与下，才能形成相对均衡利益分配格局。然而，在目前的主流意识和当政者的决策理念中，如何最大限度控制社会组织资源一直被视为最为重要的工作方向。从这种认识出发，一切试图实现群体利益组织化的行为就被视为是不正常的，甚至把为了解决社会问题的努力当成是对现行政权的挑战，甚至把它定性为犯罪行为。

事实上，利益组织化对于社会稳定来说是把双刃剑。就目前的中国而言，让民众有自己的利益组织不仅是他们的基本权利问题，而且对社会长期稳定的发展是有益的。因为，民众有能力主张自己的基本权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处于强势的资本所有者和公共权力掌握者对民众的侵权行为，使社会处于相对均势。另外，根据目前地方各级政府的公信力存在的问题，可以考虑成立由社会各届人士组成的重大事件独立调查委员会，以满足民众对事件真相的需求。

其次，建立科学的司法制衡制度，树立法制的权威，真正做到依法治国。目前的中国，传统的作为国家管治基础的意识形态受到无法修复的冲击，而作为管治国家最重要的、具有工具性的法制体制又存在太多的问题。这个问题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国家司法权力因体制性的原因被地方政治利益化了。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中国政治的统一性正在发生改变。在已往及现存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中，中央政府的权威正在逐渐被地方党政权力的自利主张所消解。为了改变政出多门、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这种政治状况，在政治英雄时代结束后，特别是在一个经济开放的社会，只有在民主的基础上强化以法律形式体现的国家权威，才能真正做到依法治国。为此，需要重新界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改革司法的地方化问题。

笔者建议，把司法审判权从地方收归中央，由中央实行垂直管理。也就是说，要建立县域司法制衡的关键就是让县法院和县检察院的人、物、事脱离县政权的控制，在人事、财政、业务三方面直接对中央政府负责，而不是对县政领导负责。为了防止县法院和县检察院与县级政权建立不合法的关系，中央政府可以考虑实行司法人员的“流动回避制”。

最后，要改进管治技术，依法处置群体性事件。这需要在预警机制、处置技术和问责制度等方面有制度创新，特别要依法处理各类群体性事件。《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施行，对于依法处置诸如社会泄愤事件的社会冲突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该法的相关规定，如有关信息传播等规定，需要更细致的解释，不能让某些地方政府钻法律的空子，对上级政府及中央搞信息封锁。在现代社会，公共信息是社会政治发展的战略资源，如何建立和发展科学的信息制度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一方面，政府有必要对其掌握的信息资源进行必要的控制，以维护社会稳定；另一方面，如果政府过度控制信息，导致真实政治信息缺乏，就会为虚假信息提供传播空间，影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下级政府对上级政府搞信息封锁，势必导致政治失控。官方有关瓮安事件的报道说群众不明真相，正确然而片面。群众“不明真相”是实，但他们不明真相事出有因。当政府失去公信力，新闻媒体单一乃至失声，社会缺乏具备公信力的非政府权威信用机构，民众必然“不明真相”，不明真相而又义愤填膺的民众最容易被高度情绪化的传言动员起来，当群情激愤的民众为真相而战，为正义而战时，他们采取的行动势必过激，势必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所以，在指出群众不明真相的同时，必须指出导致群众不明真相的责任方是掌握“知情权”和“信息发布权”的政府，而不是什么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更不可能是民众深恶痛绝避之唯恐不及的黑恶势力。否则，就既侮辱了人民的政治智力，也夸大了敌对势力的力量，同时也掩饰了政府的不当施政。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一年之中最丰美茂盛的季节就是仲夏， 它让人遐思澎湃，绮想联翩。然而，很多人在今年的夏季不会有心情到海边逐浪或在夏夜的星空下聆听大自然的籁音，那么且让我们来浏览一下当前红尘滚滚的浮世绘吧。

莫斯科这个大都会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地方，它的失业率低于百分之一。这可不是以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说谎惯技，而是真实的统计数据。这才是这个城市真正迷人的地方， 富人固然富可敌国，但是穷人也并非穷无立锥。因为城市的巨大发展，制造了无数的就业机会。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以前大陆上流行的那句话：“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也还没有过时，莫斯科的飞速发展也许有中国某些城市可资借鉴的地方， 反正那些摩天大楼不至于是豆腐渣工程。在仲夏夜的时分，有心人不
妨再次吟唱起那“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吧。

从瓮安暴动，到杨佳连杀多名警察，到张家界农民驾车炸政府办公楼……这一连串的事件目标非常明确，都是针对中共一党专制的专政机器，而且到达了以命相搏、同归于尽的临界点。通过中国大陆已经十分发达的互联网络人们可以清晰看到：民意一边倒的表达了对政府的极端不信任。甚至有人公开写道：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彭德怀杀恶吏是英雄，现在杨佳为民除恶杀警察就是犯罪？为什么共产党当年夺权政权的时候炸警察局就是起义，现在老百姓也照着做就变成“打砸抢烧”？……这些问题背后“以其人之道，还至于其人之身”的逻辑让中共不寒而栗，长期灌输崇奉暴力的党文化现在要中共自吞苦果了，这充分表明政府与人民的矛盾冲突已经到了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地步，中共这个以“代表人民”来拒绝民主选举的政权，显然是一个没有合法性的政权。

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如果说1949年老百姓对它的态度算是一种合法性的话，因为没有制度建设来汲取和发展其必须的合法性资源，原来的这点老本，在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手里几乎已经吃完了，历次政治运动的内耗，把这个国家推到了崩溃的边缘。结束文革和实行开放改革，第二代中南海当权者主要面对的也是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危机。实用主义的邓小平，只想用经济建设为中心代替毛的“阶级斗争为纲”，结果在政治上以“四项基本原则”坚守毛的旧体制，希望通过政治改革推动中国民主转型的胡耀邦赵紫阳，变成了斗争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目标，所以到1989年六四以经济自由和社会开放“赎买”来的合法性很快的就枯竭了，“杀二十万，太平二十年”似乎掩盖了合法性危机，但问题始终存在，如今随着中共第四代领袖权威的蜕化，加之已临近二十年的大限，原来用“稳定压倒一切”的高压政策所压住的合法性危机，重新又浮上了台面。

朱学渊先生指出：从广义的角度看，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成王败寇”，通过“暴力选举”改朝换代，已然成了“有中国特色”的规律。这次瓮安事变，党政公安一把手本质上也是被老百姓用暴力赶下台的，毛泽东早就看到了其中“七八年来一次的规律”，可悲的是他和他的后任们不懂得现代政治文明，完全可以通过宪政制度的安排把街头抗争变成议会民主，中国人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今天共产党还说中国人民没有实行民主选举的资格，那就等于是欢迎一位“瓮安张献忠”再来领导一次暴力革命了。

中共执政半个多世纪来，之所以总是受到合法性危机的困扰，主要是作为一个造反起家的革命党一直无法转型为现代执政党，所以，官民矛盾从根本上就不可能得到妥善的解决；只是由于其不惜代价建构的超稳定高压统治，使得人民各种分散的抗争，难以形成燎原之势，反而被分而治之。如今，互联网的发展和北京奥运会的举办，让人民群众看到了新的转机。前述官逼民反之社会事件几乎在一周内发生的，以至于有人在网上热情地欢呼：“就像诺曼底登陆一样，新的历史将从此开始。”

中共如何才能重新获得合法性呢？毛邓的法子都已经不灵了，江胡路子也都走到头了，剩下的就是中共一直以来拚命拒绝的路子：通过政治改革实行民主选举。

提要：闸北区官府法律顾问、控方律师谢有明，吃了原告吃被告，成了律贼。本文为闸北血案系列之二

[1，闸北公安局也有需要律师的一天]

闸北七一血案，闸北公安局不能像往常作为公众安全机构捕捉犯人一样，捕捉它自己的写字楼内部的凶杀案的嫌疑人杨佳，它的自身的法律事务必须有个代理，不能把所拥有的公共权力用于惩罚他认为伤害了他的雇员的嫌疑人杨佳。

闸北公安局首先要面对6死4伤的警官及其家人的索赔，他们都是作为闸北官府的雇员受到刺杀的，总不能等到全部案子水落石出再由被认定无疑的刀客来赔偿？两名受到袭击的保安，也要向闸北公安局索赔。这些事务，闸北公安局都需要一名律师代理，而他自己又不是独立法人，所以使用闸北区官府的法律顾问。

闸北检察院知道闸北公安局不是一个独立法人，而且知道自己没有义务听任与自己平级的闸北区官府的下属公安局的指挥呀，所以通知他的主管官府——上海闸北区官府的法律顾问谢有明来担任控方律师。但是，闸北公安局却把自己的控方律师当作对方的辩方律师，大概在他们的法律教科书上，从未读过警察也需要自己的私人律师？或者说，闸北公安局从未想到过自己也有需要律师的一天？

[2，官府就是官府，不要伪称政府或者公仆]

我们知道，现代华语中的[政府]一词是不正确的。英文中叫做[Government]，词元Govern意思就是管理、管制、管治，首长叫做Governer，官吏、管理者、管治者、管制者，他的办事机构叫做Government，官府，因为它有权使用暴力，强迫社会事务运行在它的“管子”里。细的叫做“管子”=管治，粗的叫做“筒子”=统治。所以，文明国家经过投票选举产生的官吏或者官府，无需伪装成什么人民公仆或者人民政府。

政府是什么意思呢？奥妙不在于“政制”，而在于“政”=正文，暗示人们的潜意识，它总是发出正确的文件，作为执法的依据，所以它总是正确的，总是符合历史方向，总是代表最大多数国民的利益。反对或者反抗它的“政”，就是违背历史潮流和国民利益。于是，人们的潜意识里就是，不能反对或者反抗政府。其实呢，它就是枪杆子支撑下的狗官，不管它的合法性来源如何，它就是一个不折不扣地使用暴力的官府，何必谎称为“政府”呢？

所以，英文中的NO/NGO，应该译为官府组织与非官府组织，或者官方机构与非官方机构。从历史到现在，所谓的国家职能，是由非官方组织和官方组织来共同执行的。例如过去的盐运，官府委托民间的漕帮代办。

[3，非官府组织行使国家职能]

特别是现代国家的组成原则是主权在民，[民有]，大多数的国家职能都由行业组织执行，除了一小部分与暴力和强制力有关的职能需要由大选产生的官府执行。

非官府组织又分为营业性的和非营业性的，例如汽车协会和邮局，都是营业性的非官府组织。人权方面呢，都是非营业性的。例如，[中国人权组织]的所有权属于美洲联邦，[亚太人权基金会]的所有权属于新海洲国家，所以居民向他捐款视同向国家纳税。但是，美洲或者新海洲的官府都不会插手他们的事务，原则就是[民治]，官府不能干预非官府。

在文明国家，邮局的国家职能的执行者是post shop.但在赤那，邮局属于官府垄断，国家邮政总局和各地的邮局均由同级政府首脑指定局长。文明国家，是由AA[机动车协会]及其许可的修车行执行，但在赤那则由官府垄断。再比如律师协会，作为一个非官府组织，它执行为公民提供司法援助的国家职能，并向国库申请获得司法援助金。

[4，官府律贼焉敢盗行国家职能？]

谢有明也搞不清自己的身份，以为吃了闸北区官府的顾问金之后，还可以吃一份国库给被捕者的司法援助金。闸北七一血案，谢有明的上级是闸北司法局，与闸北公安局同是闸北区官府的兄弟单位，同受闸北政法委非法管辖，利益共同体。闸北检察院与闸北公安局、闸北司法局、闸北国安局、闸北保密局……非法同居于闸北政法大楼，都是利益共同体。谢有明这样的律师，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不过是公检法的皮条客而已。

杨佳不是上海居民，他的司法援助的国家职能，不能由上海闸北官府包办。杨佳的辩方律师，需要由其本人或其父亲或其母亲指定，如果父母都不在或都不管，则由其居住地的北京律师协会推荐辩方律师，行使司法援助的国家职能。即使杨佳不能支付律师费，但律师也是领取了国家为杨佳支付的司法援助费，杨佳则是这个国家的纳税人。另一原因，杨佳这样的案子，是一份宝贵的壳资源，可以让任何律师顷刻成名，这样的广告机会，只要是有能力垫支律师费的律师，都是梦寐以求的。

谢有明在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身份，应视为控方律师的发言，说的都是属于检察官的职能范围内的自说自话，与辩方无关。但在赤那，官府或其奴才都可以随意代表人民，闸北官府的皮条客谢有明，作为控方律师，怎么也可以随意兼作辩方律师？那只能叫做：律贼。

奥运期间不许感冒药销售的规定出台了，原因是里面有麻黄碱啥的兴奋剂成分。要是不说我还真不知道，原来我们这里合法销售的药里还有这个。但既然是合法销售的话，想必也没啥大不了的。只是这原因让人很恼火。

就我这点简单的药理常识所知道的原因，是怕外国运动员误服了以后，兴奋剂检查出问题。这事就奇怪了，这些运动员要是感冒发烧，应该有专门的医生去管吧，不见得他们会到中国的大街上走进一家药铺，拿上一包感冒胶囊。何况有时连《花花公子》都能给运动员们准备到位，你要我相信没给他们准备几个医生么？再说印发点宣传单子，告诉他们这个危险能是个很麻烦的事情？他们都是职业运动员，要是连这个都不知道，也未免太没文化了吧？难道都跟我们的国家足球队似的？

我倒从来不是个民族主义者，不过看来也快了。这不是人家上门来欺负我们，是我们自己的政府在别人还没提出要求之前，先把自己的膝盖弯下去了。总觉得这跟当年那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似的，只不过这次不是外国人修了公园挂上去，而是我们自己修个公园挂了这么个牌子——早二十多年，所谓涉外单位的意思也差不多。

没想到竟有这么下贱的事，真是超出了我的想像力。要是我家里来了客人，平常我吃的药里面有他过敏的成分，我只能是告诉他别吃，而不是把药都从视窗扔出去。这个道理很难明白么？

所谓“大国崛起”的底蕴，在这些小小的药片身上暴露无遗。原来嘴上说着我们崛起了，实际上还是那种“宁给友邦色情书、不与家奴感冒药”的思维方式。自认为这些年已经混的不错了，火炬满世界一传，才发现不鸟你的还这么多；自己平常里总是说嘴，说啥已经具有了独立的大国尊严，办个运动会就要全国禁感冒药。原来这崛起都是对内的，对外该怎么装孙子，依然跟有句俗话怎么说的来着？什么死了嘴硬？

中国讲究“客随主便”、“入乡随俗”，其实外国也是这么讲究的。家里来客人打扫打扫、加张床、摆束花我不反对，但我不能忍受来的这些客人高人一等，更不能忍受的是，本来客人没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我们也没觉得他们高人一等，就是有人想把客人弄成高人一等。你想做奴才去请安问好你就去，别绑架所有的老百姓跟着你都膝盖犯软，犯软的同时，两个月之间还不能感冒——不过这也真符合其愿望，一帮不感冒、身体好的奴才，是多令人惬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