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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未守承诺：三笔会关于中国言论自由的奥运年报告
为了赢得2008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保证改善其人权记录，这个保证包括扩大新闻自由、保障由国际法和中国自己的宪法确保的言论自由等基本人权的具体承诺。
2007年12月10日，美国笔会、加拿大笔会和独立中文笔会启动了旨在约束中国领导人信守承诺的“我们为言论自由准备好了”的文宣行动，笔会的文宣具体要求中国政府：。 释放所有系狱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并停止拘捕、骚扰和审查在中国的作家和新闻工作者；。 终止网络审查，修改用于监禁作家和新闻工作者以及压制言论自由的法律；。 遵守其“直到奥运期间对媒体报道和记者行动都没有限制”的承诺。
数月以后，我们没法报道在上述方面有任何显著进步。
相反，我们所见证的是一场监禁和禁闭异议声音的无情粉碎运动，包括针对独立中文笔会的我们许多同仁，以及赤裸裸地限制和操控国内外新闻的新努力。这份发表于奥运在北京开幕前一个月的报告，总结了这种毫无进步的糟糕现状，也提供了对中国人权压制的广泛错综复杂性的一瞥——造访所针对的异议人士家庭，干扰私人手机和电脑，半路阻拦个人会晤和餐聚，烦人的普遍监控，固执的骚扰，往往跟随着拘留、逮捕，以及某些情况下的长期徒刑。
中国在申办奥运时，提出其打算保障和扩大基本人权的必要承诺，曾邀请此类审议。因此，世界各国在派出代表参加北京奥运会时，不应羞于评估这些中国由此获得奥运会主办权的方面。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要求国际社会一起来约束中国政府兑现其保障和扩大人权的承诺。
监禁和言禁作家
在我们启动“我们准备好了”行动时，笔会追踪了40位中国系狱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的案例，此后虽有3例获释，却新增9例拘捕：
1.王德佳：网络作家和异议人士，2007年12月13日被拘，在保证他不再写任何“攻击党和国家领导”、“煽动颠覆政权”及其它任何“政治性评论”的条件下，于2008年1月12日获释。
2.胡佳：自由记者和博客作者，人权、环保和艾滋病活动人士，2007年12月27日被捕，2008年4月3日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定罪，现正服其3年半徒刑。
3. 加羊吉：著名藏族作家、记者、活动人士和歌唱家，2008年4月1日被捕。
4.周远志：自由作家，独立中文笔会会员，2008年5月3日被拘，2008年5月15日获释。周目前被禁止在未获警方允许时离开本地去外地旅行，并被禁止与外界联系和发表文章。
5. 陈道军：自由作家和记者，2008年5月9日被捕，并被控“煽动分裂”。
6. 郭泉：作家，前南京师大中文系教授，2008年5月17日被拘，2008年5月28日获释。
7.冯正虎：维权人士、网络作家和自由记者，2008年6月5日以涉嫌“故意扰乱公共秩序”被拘留，2008年6月15日获释。
8. 曾宏玲：作家和退休工人，在发表了她在2008年5月12日地震中经历的文章后，于2008年6月9日被捕。
9. 黄琦：网络异议人士和作家，天网人权事务中心管理员和创办人，2008年6月10日被捕。
7个月后的今天，我们正追踪44位因言论自由权被侵害的中国狱中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的案例。一份自2007年12月10日以来笔会追踪的所有作家的完整名单，作为本报告的附件附后。
除了令人担忧的系狱作家和新闻工作者人数增加之外，中国政府加强了对异议声音和作家的持续骚扰。我们特别对独立中文笔会的许多同仁成为这种打压的目标感到忧虑。去年12月，当局通过造访一些笔会会员和在许多人家门前设岗，阻止他们去北京，制止了独立中文笔会的年度颁奖晚餐。晚会的两位获奖者作家廖亦武和李剑虹被短期软禁。今年6月4日，著名作家和异议人士、独立中文笔会理事和前会长刘晓波博士被北京公安局国安人员粗暴对待，据报现在北京家中仍受到监控。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直至奥运期间要限制异议人士和作家的人身自由，以阻止他们与国际观察人士会面，是一系列有组织的行动。6月29日，两位居住北京的人权律师和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滕彪和李柏光被拘，以阻止他们会见邀请其共进晚餐并讨论人权问题的美国众议员克里斯多弗H史密斯和弗兰克R沃尔夫。李柏光在北京郊区怀柔被关押了三天，今年早些时候被当局没收护照的滕彪获释后被软禁在家。
设置法律陷阱
中国现在狱中的大部分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均因中国为限制网络言论自由的广泛疯狂行动的而入牢笼。在44位中国狱中作家中，30位因在网上张贴或电邮文章遭关押，包括在美国网络供应商雅虎公司向中国当局提供用户信息后被判罪的师涛、王小宁和李志。自12月10日以来被拘押的9位作家（王德佳、胡佳、加羊吉、周远志、陈道军、郭泉、冯正虎、曾宏玲和黄琦），均因网上文章成为打压目标。
中国的三项法律条款例行滥用于审判作家、新闻工作者和网络异议人士：1）颠覆；2）泄露国家秘密；3）分裂或分离。自由记者和博客作者胡佳正在服刑，因其发表的五篇文章和两次接受媒体采访，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判刑3年半。6月10日被捕的黄琦，因在其团体的网站上发表的文章，以涉嫌“非法持有国家秘密”正遭关押。以前最常用于对付藏人和维吾尔人的分裂指控，最近已突破民族界线，从而包括为藏人和维吾尔人公开辩护的汉人。2008年5月9日被捕的自由作家兼记者陈道军，因发表一篇文章宣布向藏族人民致敬，维护他们的基本权利，谴责政府对抗议者的暴力镇压，被正式控以“煽动分裂”罪名。
中国大量的网络审查，侵犯了其公民依照国际法享有的“通过任何媒体且不受国界限制而寻求、接收和传播信息与思想”的权利。定义不清的颠覆、国家秘密和煽动的法律条款，长期被用于起诉只是从事其职业的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在走向奥运的这几周内，中国仍继续挥舞着这些武器打压一个个作家，而不采取具体步骤放松网络管制，修改例行滥用于监禁作家和异议人士的法律。阻止其公民从网上获取敏感问题信息的努力仍在扩大，过去7个月内关闭了许多网站，包括“天安门母亲”1989年镇压中死难者或系狱者家属的团体的一个网站，维吾尔在线致力于促进汉、维两族相互理解的一个网站。
对媒体的限制
在申办2008年奥运会时，中国政府对开放该国的媒体报道自由做出具体承诺，申明“直到奥运期间对媒体报道和记者行动都没有限制”。然而，西藏骚乱和512地震却显露相反的情况：政府试图操控媒体接触重大消息，并限制其本国人民与境内外媒体接触的权利。
在镇压始于三月的西藏抗议活动中，随着暴力扩散和死亡人数上升，政府故意干扰西藏首府拉萨和其他藏区的电话通讯与网络服务，明显阻碍了第一手报道和其他信息的流通。“人权观察”最近的一份报告证实，当局正在没收手机、照相机、传真和电脑，监听电话，检查并封锁电邮和网络的内容，骚扰藏人，以阻止他们的境内外信息交流。
三月以来，只有少数新闻工作者获准进入藏区，参加由政府安排在中国官员陪同和严密监视下的三次访问。试图自己进入西藏自治区和附近的四川、青海、云南、甘肃等省藏区的外国新闻工作者，遭到拘留和驱赶。在此期间，聚焦于西藏事件的卫星广播在北京和中国其他城市收到干扰，外国新闻网站，如《洛杉矶时报》、《卫报》、《环球邮报》和加拿大广播公司（CBC）等，完全或选择性关闭，令中国公民无法接触他们自己国家中的非常政治事件和人权问题的完整消息。
现在我们开始看到，对受512地震影响的灾区报道出现了类似的控制。最初，政府因必要性容许对救援努力的实况转播超出平常的水平。但现在，注意力开始转到令中国官员倾向尴尬的问责，于是有了步调一致的行动，延缓甚至中断新闻报道。只提一个事例，法新社于6月12日报道，至少有6名外国媒体记者在试图从四川省都江堰市倒塌的学校报导时，遭到粗暴对待和拘留。据报道，一位警官告诉他们：“你们不能在都江堰的任何地方进行报导。你们必须离开。”这6位记者被命令离开该城市，尽管事实上他们持有的许可证明确说该区域允许报导。
世界了解许多诸如此类的严厉限制新闻自由的行动，因为它们在国际媒体都有报道。同时，中国国内媒体仍在中宣部指挥下，必须遵循其指示。中国记者甚至不能享有外国记者在奥运规定中假定享有的自由旅行和报导权。那些越过官方界线的记者已经受到惩罚。例如，《南都周刊》副主编长平在发表了与党的立场不一致的有关西藏的社评后，于5月5日被解职。
结论和建议
美国笔会、加拿大笔会和独立中文笔会严重关注，根据国际社会全面考察，去年以来的言论自由状况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显著恶化。中国今天在狱中的作家和新闻工作者比7个月前更多，未系狱的异议作家和新闻工作者面临针对其人身自由和言论及出版能力的严重限制。网络审查和其他诸如颠覆和煽动分裂等法律仍在生效，继续用来专门否定普遍保证的言论自由权。中国允许媒体在全国自由报道的许诺，通过其试图操控对西藏和地震灾区的国际报道，通过拒绝将新的保障和自由等推广到中国新闻工作者，已遭到了破坏。
如果奥运会来了又走，在上述方面却毫无改善，中国的成功只不过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自描，从而加深其对基本人权承诺的可疑。
尽管距离北京奥运会开幕只剩下一个月，中国要履行它在宣布主办奥运的愿望时对其公民和国际社会的承诺，现在还为时不晚。当所有这一切都说到做到时，并非只是上演一场成功的奥运会，而是履行这些承诺，中国才能符合其领先各国的国际形象。
因此，我们建议中国政府：
释放所有系狱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并停止拘捕、骚扰和审查在中国的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终止网络审查，修改用于监禁作家和新闻工作者以及压制言论自由的法律；遵守其“直到奥运期间对媒体报道和记者行动都没有限制”的承诺。
我们进一步建议参加奥运会的国家：
利用一切时机敦促中国政府在奥运会前释放中国狱中作家和新闻工作者，修改被用于逮捕、骚扰和审查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的法律，直到奥运期间放开对所有媒体的所有限制；寻求切实可行的途径约束中国兑现其奥运承诺改善人权记录；
要求中国政府明确保证在2008年夏季奥运会期间，没有任何中国公民、中外新闻工作者、运动员或观众因和平表达其观点而遭拘捕或受到其它禁制。
中国系狱作家名单
（截至2008年7月8日）
1、陈道军
自由作家和记者，2008年5月9日被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公安局以“煽动分裂国家罪”拘留，很可能是基于他在3月西藏抗议事件后发表的一篇文章，宣布向藏族人民致敬，维护他们的基本权利，谴责中国政府对抗议者的暴力镇压。他还写过反对政府工程项目和有关北京奥运会政治的文章，目前被关押在金堂县公安局看守所。
2、陈树庆
异议作家、被禁的中国民主党（CDP）浙江党部领导人，2006年9月14日被捕，控以“煽动颠覆罪”。陈案曾因缺少证据两次被退回公安局，但在2007年8月14日，陈被判四年徒刑和剥夺政治权利一年，目前被关押在浙江省杭州市乔司监狱。
3、郭起真
网络异议人士，2006年5月12日被捕，因其34篇发表在海外网站上抨击中共领导人的文章，被控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于2006年10月17日被判四年徒刑和剥夺政治权利三年。郭目前被关押在河北省沧州监狱，据报他的断腿需养护，可能因受虐待而心理脆弱。
4、达瓦坚赞
西藏异议人士，因撰写倡导独立的宣传册于1995年11月被捕，该宣传册作为1995年4月广泛抗议中国当局的组成部分被张贴。达瓦被判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现正在服15年徒刑，目前被关押在臭名昭著的拉萨扎布奇监狱。据报道，他在受审时曾遭酷刑，在监狱里饱受虐待，包括拷打、精神折磨和禁止放风。当他刚被捕时，曾被戴上手铐，扔进黑牢里断食十天之久。
5、江白加措
青海省达长塔宗寺僧侣，为寺刊《日月之魅》（The Charm of the Sun and Moon）编辑。江白于2005年1月16日被捕，被判劳教三年。目前被关押在西宁附近的湟中县多巴劳教所。
6、哈达
内蒙古学术书店业主，地下刊物《内蒙古之声》创办人、主编，于1995年12月10日被捕。1996年12月6日，以“煽动分裂国家和间谍罪”被判处十五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哈达目前被关押在赤峰市内蒙古第四监狱，正患有胃肠炎和冠心病。
7、何德普
异议人士、作家，于2002年11月4日被捕，随后以“煽动颠覆罪”被判八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他被控参与被禁的中国民主党（CDP）及网络文章，整个审判仅两个小时。据报道，他在监狱里饱受折磨，殴打致残。
8、贺彦杰
在2007年6月25日被拘留前为自由撰稿记者，作为齐崇怀的研究助理调查当地的腐败和社会不公，8月2日以“敲诈勒索罪”被正式逮捕，11月2日其案被移送山东滕州市人民检察院晚于法律规定的限期一个月，2008年5月13日在滕州市人民法院审理，被判二年徒刑，目前被关押在滕州市看守所。
9、胡佳
自由记者和博客作者，人权、环保和艾滋病活动人士，2007年12月27日在家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拘留，2008年1月30日被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正式批捕，3月7日其案被移送检察院，3月18日开庭审判，4月3日被判三年半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一年，5月8日从北京市看守所转到位于天津市汉沽区的北京潮白监狱，据报由于监狱条件而健康恶化。
10、胡石根
大学讲师、政治活动家及异议作家，于1992年9月27日被捕，因策划在中国主要城市举行纪念六四活动被控“反革命罪”。胡是中国自由民主党（CFDP）及中国自由工会创始人，曾参与1989年6月被政府武力镇压的民主运动。他被判处二十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五年，目前正被关押在北京第二监狱。不久前，他被减刑二年。他的健康状态恶化，据报他无法获得某些治疗。
11、黄金秋（笔名：清水君）
网络评论家、作家和记者，于2003年9月13日被捕，并因“组织、策划、从事颠覆活动”以及在网上撰写“反动”文章被判处12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在狱中的最初两年，黄曾遭严刑拷打。近来他的状况有所改善，并被减刑22个月。
12、黄琦
网络异议人士兼作家，天网人权事务中心管理员和创办人，2008年6月10日在四川省成都市被捕。他最后被见到是三个不明身份者将其强行塞如一辆小汽车，后来被确认以涉嫌“非法持有国家秘密罪”被关押在成都市公安局看守所。他的被拘押，可能是由于他对政府处理512四川地震的批评。
13、卡拉什侯塞因
维吾尔语《喀什噶尔文学》期刊编辑，因于2004年末发表努尔莫哈提杨亚辛的短篇小说《野鸽子》而被捕。中国当局认为该小说批评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政府现状。侯塞因被判三年徒刑，将于2008年刑满。
14、靳海科
地质工作者、作家，2001年3月13日与徐伟、杨子立、张宏海一起被捕，原因是他们参加“新青年学会”──由关注政治和经济不平等问题，用互联网传送相关文章的个人非正式聚会。2003年5月28日，靳以颠覆罪被刑十年徒刑，目前被关押在北京市第二监狱，据报患有多种原因不明的疾病。
15、孔佑平网络作家和工人，因在海外网站发表反腐败的5篇文章和7首诗，于2003年12月13被捕。2004年9月16日，孔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十五年徒刑，经上诉被减刑到十年。他目前被关押在辽宁省凌源市监狱，据报患有高血压和视力恶化。
16、卓玛嘉
作家、教师，因其未发表的著作《不平静的喜马拉雅》（The Restless Himalayas）被控危害国家，于2005年3月9日在西藏拉萨被捕。该书共57章，分别写有各个不同的主题：民主、西藏主权、共产主义下的西藏、殖民主义、宗教和信仰等等。在秘密审判中，卓玛以“间谍罪”和“非法越境罪”被判处十年半徒刑。2007年7月，据报他从拉萨的曲水监狱转到西宁劳改农场，并患有重病。
17、加羊吉
著名藏族作家、记者、活动人士和歌唱家，2008年4月1日在青海省被捕。据报道，加羊吉在西宁市的国营青海电视台的办公室中被几名便衣警察传唤带走，自4月7日后失去音讯。警方抄了她的家，没收了她的电脑和通讯录，而她目前不知所在。
18、李志
网络作家、四川省达州市政府财政官员，在海外网站上发表指控四川官员腐败的文章后，于2003年8月11日被捕。2003年12月10日，李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八年徒刑和剥夺政治权利四年。证据由雅虎将其使用者的信息提供给当局。他目前被关押在大竹县四川省第三监狱。
19、吕耿松
作家、维权人士，其批评当局的文章在网上发表后，2007年8月24被拘留，9月29日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正式逮捕，2008年1月22日在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判，2月5日被定罪判四年徒刑和剥夺政治权利一年，4月14日被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闭门审理驳回上诉，目前被关押在杭州市西郊监狱。
20、陆建华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公共政策研究副主任，中国发展策略执行主任，于2005年4月被控“泄漏国家机密”给驻香港记者程翔被捕。2006年12月18日，经过仅90分钟的秘密审判后，被判二十年徒刑，据报现在北京某监狱被关押禁见。
21、卢正奇
法轮功学员、网络作家，因在网络上发表“传播邪教成员被害的谣言玷污政府形象”的文章，2004年2月19日被判处十年徒刑。该文指控一法轮功学员在监狱里遭受虐待。
22、阿卜杜勒加尼梅梅特民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作家、教师和翻译，于2002年7月26日被捕，被指控向“东土耳其斯坦信息中心”（ETIC）提供信息，该团体为一个在德国的维吾尔流亡人士组成的维吾尔人权及倡导独立的团体。2003年6月，梅梅特民被喀什噶尔中级人民法院以“非法向外国组织提供国家秘密”判处九年徒刑。据报道，他在审判时没有法定代理人，并且在监狱里一直受到折磨。
23、宁先华
网络作家、工人，在网上发表支持组建工会和中国民主党（CDP）的文章后，2003年12月13日被捕。2004年9月16日，宁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十二年徒刑，经上诉后被减刑至八年，目前被关押在辽宁省沈阳监狱。
24、齐崇怀
记者，因在新华网发表一篇指控山东台州党官腐败的文章，于2007年6月25日被拘留，8月2日以“敲诈勒索罪”被正式逮捕，11月2日其案被移送山东滕州市人民检察院晚于法律规定的限期一个月，2008年5月13日在滕州市人民法院审理11小时后被四年徒刑，目前被关押在滕州市看守所，曾遭法警虐待。
25、师涛
记者、诗人和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在将当局有关在六四屠杀十周年期间控制媒体的消息电邮发表后，于2004年12月14日被逮捕，2005年4月30日以“非法向外国人提供国家机密”的罪名被判刑十年和剥夺政治权利两年。雅虎公司向当局提供了他的用户信息。他目前被关押在湖南省常德市德山监狱。
26、孙林（笔名孑木）
海外中文网站《博讯新闻网》记者，在发表一些包括犯罪和警方暴行等敏感话题的文章后，于2007年5月30日被捕。他的妻子何芳也被指控并判缓刑。2008年6月27日，孙林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和“非法持有枪支罪”被判刑4年，宣判时其家人和律师均未到场。他在被捕前已记载了警方对他的多次骚扰，目前被关押在江苏省南京市看守所。
27、陶海东
网络作家兼编辑，2002年7月9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家中上网贴文章时被捕，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七年徒刑和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目前被关押在新疆昌吉监狱。
28、拖乎提吐尼雅孜（笔名：穆查特）
维吾尔历史学者兼作家，1998年4月1日在乌鲁木齐作研究旅行时被捕，当时他是日本东京大学研究维吾尔历史和民族关系的博士生。2000年2月15日，吐尼雅孜以“盗窃国家机密和煽动民族分裂”被判十一年徒刑和剥夺政治权利两年，目前被关押在乌鲁木齐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监狱。
29、王小宁
网络作家、异议人士，因2000至2002年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以颠覆罪名于2002年9月1日被捕。在雅虎公司向中国当局提供其用户信息后，王于2003年7月25日被判十年徒刑和剥夺政治权利两年。他目前被关押在北京市第二监狱，据报遭虐待。
30、吴义龙
网络作家、中国民主党（CDP）活动人士，因在互联网上散发主张民主的文章和参与《在野党》杂志工作，于1999年6月被捕，9月9日以颠覆罪被判十一年徒刑，目前关押在杭州的浙江省第四监狱。
31、徐伟
《消费报》记者，2001年3月13日与靳海科、杨子立、张宏海一起被捕，原因是他们参加“新青年学会”──由关注政治和经济不平等问题，用互联网传送相关文章的个人非正式聚会。2003年5月28日，徐以颠覆罪被刑十年徒刑。他目前被关押在北京市第二监狱，在狱中曾遭虐待，为此多次绝食。
32、徐泽荣
广州中山大学研究员，因研究中国军队在朝鲜战争中的行动而被加以“泄露国家机密和非法经营”罪名，于2000年6月24日被捕，2001年12月20日被判十三年徒刑。他目前在广州专门关押老弱病残犯人的西川监狱，饱受病痛之苦。
33、严正学
异议作家、画家和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因在海外网站上发表批评文章，于2006年10月18日被捕，与2007年4月13日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三年徒刑和剥夺政治权利一年，目前被关押在浙江省衢州市的十里坪监狱。
34、杨茂东（笔名：郭飞雄）
异议作家、独立出版人、维权人士，2006年9月14日被捕，2007年11月14日以“非法经营罪”被判五年徒刑。他在关押中严遭酷刑，包括拷打、不让睡觉、捆吊、用电棍触击等。据报导，他曾因虐待而试图自杀。2007年12月13日，杨为抗议被剥夺基本权利，在广东省梅州监狱中开始绝食。
35、杨同彦（笔名：杨天水）
异议作家和独立中文笔会会员，2005年12月23日在南京被非法逮捕，关押禁见直到2007年1月27日。因被控网上发表反政府文章和组织中国民主党分部而定罪，被判十二年徒刑。他目前被关押在江苏省南京市监狱，据报其糖尿病在狱中加重。
36、杨子立作家、电脑工程师，2001年3月13日与徐伟、靳海科、张宏海一起被捕，原因是他们参加“新青年学会”──由关注政治和经济不平等问题，用互联网传送相关文章的个人非正式聚会。2003年5月28日，杨以颠覆罪被刑八年徒刑，目前被关押在北京市第二监狱，据报患有多种病痛而未获医治。
37、努尔莫哈提亚辛
维吾尔自由撰稿人，因发表短篇小说《野鸽子》，被中国当局认为该小说批评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政府现状。2005年2月，在一次不允许他请律师的秘密审判后，亚辛以“煽动维吾尔分裂主义”判十年徒刑。他目前被关押在乌鲁木齐第一监狱，自被捕后就禁止任何探访。
38、袁湫雁
法轮功学院和网络出版人，因在网络上发表“传播邪教成员被害的谣言玷污政府形象”的文章，2004年2月19日被判处十年徒刑。该文指控一法轮功学员在监狱里遭受虐待。
39、曾宏玲
作家，四川省绵阳市退休工人，因在海外中文网站上发表文章，于2008年6月9日被绵阳市公安局便衣警察以涉嫌“向境外非法提供情报罪”拘留。其文章以“杉杉”笔名的《地震亲历记》系列及其所拍照片一起发表。她目前被关押在绵阳市公安局看守所。
40、张宏海
自由撰稿人，2001年3月13日与徐伟、靳海科、杨子立一起被捕，原因是他们参加“新青年学会”──由关注政治和经济不平等问题，用互联网传送相关文章的个人非正式聚会。2003年5月28日，张以颠覆罪被刑八年徒刑，目前被关押在浙江省乔司监狱，据报患有多种疾病，并在狱中遭到虐待。
41、张建红（笔名：力虹）
自由撰稿人、剧作家、诗人和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因在海外网站上发表批评文章，于2006年9月6日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捕，于2007年3月19日被判六年徒刑。据报道，他患有肌肉萎缩症，由于缺乏医疗而恶化，于2007年5月31日申请保外就医但被拒绝，最近再次申请未获答复。
42、张林
异议作家、民运人士和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因在2003年8月至2005月1月撰写并发表在互联网上的一些“颠覆”文章，于2005年1月被捕，同年7月28日被安徽省蚌埠中级人民法院定以“煽动颠覆”罪名，判处五年徒刑和剥夺政治权利四年。他目前被关押在合肥市的南郊监狱，据报身体虚弱，患有多种疾病。
43、郑贻春
诗人、教授、自由记者，因他在海外发表的63篇文章，于2004年12月3日被捕，2005年7月21日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七年徒刑和剥夺政治权利3年。他目前被关押在辽宁省锦州监狱，患有糖尿病和脑梗阻。
44、朱虞夫
网络作家、民主党杂志创始人兼编辑，2007年4月18日被捕，7月10日以他在被捕时推了警察犯有“妨害公务罪”被判二年徒刑，2008年3月28日被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4月9日被判决追加剥夺政治权利2年4月26天，目前被关押在杭州市的浙江省第六监狱。朱曾因异议活动服刑七年后于2006年获释。
2007年12月10日后获释者名单
1、程翔
新加坡《海峡时报》驻香港特派记者，于2005年4月22日被捕，在中国当局指控他从学者陆建华处获取国家机密后以间谍罪判他五年徒刑。2008年2月5日，程在刑满2年半前获假释。
2、冯正虎
维权人士、网络作家和自由记者，2008年6月5日被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警察以涉嫌“故意扰乱公共秩序”拘留，据信是因他发表并散发《不服上海法院裁判上访申诉案件汇编》及其它文章。据报道，警方抄了他的家，并搜走他的一些文字材料和三部电脑。冯于2008年6月15日，并于6月18日得到归还其被抄物品。
3、 郭泉：
作家，前南京师大中文系副教授，在中国大陆网站上发表批评政府对512四川地震的反应和某些倒塌建筑的安全问题的七篇文章后，于2008年5月17日被治安拘留，其电脑被当局抄走，2008年5月28日获释。
4、李长青
福州日报社采访部副主任，于2004年12月6日被捕。经过一系列的指控，李于2006年1月24日被华南的福州市鼓楼区法院以“传播虚假恐怖信息”判处三年徒刑，于2008年2月4日刑满释放。
5、王德佳（笔名：荆楚）
网络作家和异议人士，因有关批评中国政府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表现的文章，于2007年12月13日在广西省全州家中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捕，关押在全州县看守所。在保证他不再写任何“攻击党和国家领导”、“煽动颠覆政权”及其它任何“政治性评论”的条件下，于2008年1月12日获取保候审释放。
6、喻华峰
广州《南方都市报》副总编辑兼总经理，因被控财务违法于2004年1月14日被捕，一审判十二年徒刑，二审减到八年。据报导，法庭的证据并不支持定罪，普遍认为他的入狱是旨在使该报禁言行动的一部分，因《南方都市报》以对社会问题和官方腐败的尖锐报道而知名。在三次减刑后，喻于2008年2月8日获释。
7、周远志
自由作家和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因发表有关社会问题和官员腐败的文字，于2008年5月3日被湖北省钟祥市国家安全局拘留，2008年5月15日获释，被禁止在未获警方允许时离开本地去外地旅行，并被禁止与外界联系和发表文章。根据中国法律，这些限制可长达半年，他在此其间可随时被正式拘留和盘问。
中国未守承诺：三笔会关于中国言论自由的奥运年报告
为了赢得2008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保证改善其人权记录，这个保证包括扩大新闻自由、保障由国际法和中国自己的宪法确保的言论自由等基本人权的具体承诺。
2007年12月10日，美国笔会、加拿大笔会和独立中文笔会启动了旨在约束中国领导人信守承诺的“我们为言论自由准备好了”的文宣行动，笔会的文宣具体要求中国政府：。 释放所有系狱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并停止拘捕、骚扰和审查在中国的作家和新闻工作者；。 终止网络审查，修改用于监禁作家和新闻工作者以及压制言论自由的法律；。 遵守其“直到奥运期间对媒体报道和记者行动都没有限制”的承诺。
数月以后，我们没法报道在上述方面有任何显著进步。
相反，我们所见证的是一场监禁和禁闭异议声音的无情粉碎运动，包括针对独立中文笔会的我们许多同仁，以及赤裸裸地限制和操控国内外新闻的新努力。这份发表于奥运在北京开幕前一个月的报告，总结了这种毫无进步的糟糕现状，也提供了对中国人权压制的广泛错综复杂性的一瞥——造访所针对的异议人士家庭，干扰私人手机和电脑，半路阻拦个人会晤和餐聚，烦人的普遍监控，固执的骚扰，往往跟随着拘留、逮捕，以及某些情况下的长期徒刑。
中国在申办奥运时，提出其打算保障和扩大基本人权的必要承诺，曾邀请此类审议。因此，世界各国在派出代表参加北京奥运会时，不应羞于评估这些中国由此获得奥运会主办权的方面。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要求国际社会一起来约束中国政府兑现其保障和扩大人权的承诺。
监禁和言禁作家
在我们启动“我们准备好了”行动时，笔会追踪了40位中国系狱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的案例，此后虽有3例获释，却新增9例拘捕：
1.王德佳：网络作家和异议人士，2007年12月13日被拘，在保证他不再写任何“攻击党和国家领导”、“煽动颠覆政权”及其它任何“政治性评论”的条件下，于2008年1月12日获释。
2.胡佳：自由记者和博客作者，人权、环保和艾滋病活动人士，2007年12月27日被捕，2008年4月3日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定罪，现正服其3年半徒刑。
3. 加羊吉：著名藏族作家、记者、活动人士和歌唱家，2008年4月1日被捕。
4.周远志：自由作家，独立中文笔会会员，2008年5月3日被拘，2008年5月15日获释。周目前被禁止在未获警方允许时离开本地去外地旅行，并被禁止与外界联系和发表文章。
5. 陈道军：自由作家和记者，2008年5月9日被捕，并被控“煽动分裂”。
6. 郭泉：作家，前南京师大中文系教授，2008年5月17日被拘，2008年5月28日获释。
7.冯正虎：维权人士、网络作家和自由记者，2008年6月5日以涉嫌“故意扰乱公共秩序”被拘留，2008年6月15日获释。
8. 曾宏玲：作家和退休工人，在发表了她在2008年5月12日地震中经历的文章后，于2008年6月9日被捕。
9. 黄琦：网络异议人士和作家，天网人权事务中心管理员和创办人，2008年6月10日被捕。
7个月后的今天，我们正追踪44位因言论自由权被侵害的中国狱中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的案例。一份自2007年12月10日以来笔会追踪的所有作家的完整名单，作为本报告的附件附后。
除了令人担忧的系狱作家和新闻工作者人数增加之外，中国政府加强了对异议声音和作家的持续骚扰。我们特别对独立中文笔会的许多同仁成为这种打压的目标感到忧虑。去年12月，当局通过造访一些笔会会员和在许多人家门前设岗，阻止他们去北京，制止了独立中文笔会的年度颁奖晚餐。晚会的两位获奖者作家廖亦武和李剑虹被短期软禁。今年6月4日，著名作家和异议人士、独立中文笔会理事和前会长刘晓波博士被北京公安局国安人员粗暴对待，据报现在北京家中仍受到监控。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直至奥运期间要限制异议人士和作家的人身自由，以阻止他们与国际观察人士会面，是一系列有组织的行动。6月29日，两位居住北京的人权律师和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滕彪和李柏光被拘，以阻止他们会见邀请其共进晚餐并讨论人权问题的美国众议员克里斯多弗H史密斯和弗兰克R沃尔夫。李柏光在北京郊区怀柔被关押了三天，今年早些时候被当局没收护照的滕彪获释后被软禁在家。
设置法律陷阱
中国现在狱中的大部分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均因中国为限制网络言论自由的广泛疯狂行动的而入牢笼。在44位中国狱中作家中，30位因在网上张贴或电邮文章遭关押，包括在美国网络供应商雅虎公司向中国当局提供用户信息后被判罪的师涛、王小宁和李志。自12月10日以来被拘押的9位作家（王德佳、胡佳、加羊吉、周远志、陈道军、郭泉、冯正虎、曾宏玲和黄琦），均因网上文章成为打压目标。
中国的三项法律条款例行滥用于审判作家、新闻工作者和网络异议人士：1）颠覆；2）泄露国家秘密；3）分裂或分离。自由记者和博客作者胡佳正在服刑，因其发表的五篇文章和两次接受媒体采访，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判刑3年半。6月10日被捕的黄琦，因在其团体的网站上发表的文章，以涉嫌“非法持有国家秘密”正遭关押。以前最常用于对付藏人和维吾尔人的分裂指控，最近已突破民族界线，从而包括为藏人和维吾尔人公开辩护的汉人。2008年5月9日被捕的自由作家兼记者陈道军，因发表一篇文章宣布向藏族人民致敬，维护他们的基本权利，谴责政府对抗议者的暴力镇压，被正式控以“煽动分裂”罪名。
中国大量的网络审查，侵犯了其公民依照国际法享有的“通过任何媒体且不受国界限制而寻求、接收和传播信息与思想”的权利。定义不清的颠覆、国家秘密和煽动的法律条款，长期被用于起诉只是从事其职业的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在走向奥运的这几周内，中国仍继续挥舞着这些武器打压一个个作家，而不采取具体步骤放松网络管制，修改例行滥用于监禁作家和异议人士的法律。阻止其公民从网上获取敏感问题信息的努力仍在扩大，过去7个月内关闭了许多网站，包括“天安门母亲”1989年镇压中死难者或系狱者家属的团体的一个网站，维吾尔在线致力于促进汉、维两族相互理解的一个网站。
对媒体的限制
在申办2008年奥运会时，中国政府对开放该国的媒体报道自由做出具体承诺，申明“直到奥运期间对媒体报道和记者行动都没有限制”。然而，西藏骚乱和512地震却显露相反的情况：政府试图操控媒体接触重大消息，并限制其本国人民与境内外媒体接触的权利。
在镇压始于三月的西藏抗议活动中，随着暴力扩散和死亡人数上升，政府故意干扰西藏首府拉萨和其他藏区的电话通讯与网络服务，明显阻碍了第一手报道和其他信息的流通。“人权观察”最近的一份报告证实，当局正在没收手机、照相机、传真和电脑，监听电话，检查并封锁电邮和网络的内容，骚扰藏人，以阻止他们的境内外信息交流。
三月以来，只有少数新闻工作者获准进入藏区，参加由政府安排在中国官员陪同和严密监视下的三次访问。试图自己进入西藏自治区和附近的四川、青海、云南、甘肃等省藏区的外国新闻工作者，遭到拘留和驱赶。在此期间，聚焦于西藏事件的卫星广播在北京和中国其他城市收到干扰，外国新闻网站，如《洛杉矶时报》、《卫报》、《环球邮报》和加拿大广播公司（CBC）等，完全或选择性关闭，令中国公民无法接触他们自己国家中的非常政治事件和人权问题的完整消息。
现在我们开始看到，对受512地震影响的灾区报道出现了类似的控制。最初，政府因必要性容许对救援努力的实况转播超出平常的水平。但现在，注意力开始转到令中国官员倾向尴尬的问责，于是有了步调一致的行动，延缓甚至中断新闻报道。只提一个事例，法新社于6月12日报道，至少有6名外国媒体记者在试图从四川省都江堰市倒塌的学校报导时，遭到粗暴对待和拘留。据报道，一位警官告诉他们：“你们不能在都江堰的任何地方进行报导。你们必须离开。”这6位记者被命令离开该城市，尽管事实上他们持有的许可证明确说该区域允许报导。
世界了解许多诸如此类的严厉限制新闻自由的行动，因为它们在国际媒体都有报道。同时，中国国内媒体仍在中宣部指挥下，必须遵循其指示。中国记者甚至不能享有外国记者在奥运规定中假定享有的自由旅行和报导权。那些越过官方界线的记者已经受到惩罚。例如，《南都周刊》副主编长平在发表了与党的立场不一致的有关西藏的社评后，于5月5日被解职。
结论和建议
美国笔会、加拿大笔会和独立中文笔会严重关注，根据国际社会全面考察，去年以来的言论自由状况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显著恶化。中国今天在狱中的作家和新闻工作者比7个月前更多，未系狱的异议作家和新闻工作者面临针对其人身自由和言论及出版能力的严重限制。网络审查和其他诸如颠覆和煽动分裂等法律仍在生效，继续用来专门否定普遍保证的言论自由权。中国允许媒体在全国自由报道的许诺，通过其试图操控对西藏和地震灾区的国际报道，通过拒绝将新的保障和自由等推广到中国新闻工作者，已遭到了破坏。
如果奥运会来了又走，在上述方面却毫无改善，中国的成功只不过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自描，从而加深其对基本人权承诺的可疑。
尽管距离北京奥运会开幕只剩下一个月，中国要履行它在宣布主办奥运的愿望时对其公民和国际社会的承诺，现在还为时不晚。当所有这一切都说到做到时，并非只是上演一场成功的奥运会，而是履行这些承诺，中国才能符合其领先各国的国际形象。
因此，我们建议中国政府：
释放所有系狱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并停止拘捕、骚扰和审查在中国的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终止网络审查，修改用于监禁作家和新闻工作者以及压制言论自由的法律；遵守其“直到奥运期间对媒体报道和记者行动都没有限制”的承诺。
我们进一步建议参加奥运会的国家：
利用一切时机敦促中国政府在奥运会前释放中国狱中作家和新闻工作者，修改被用于逮捕、骚扰和审查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的法律，直到奥运期间放开对所有媒体的所有限制；寻求切实可行的途径约束中国兑现其奥运承诺改善人权记录；
要求中国政府明确保证在2008年夏季奥运会期间，没有任何中国公民、中外新闻工作者、运动员或观众因和平表达其观点而遭拘捕或受到其它禁制。
中国系狱作家名单
（截至2008年7月8日）
1、陈道军
自由作家和记者，2008年5月9日被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公安局以“煽动分裂国家罪”拘留，很可能是基于他在3月西藏抗议事件后发表的一篇文章，宣布向藏族人民致敬，维护他们的基本权利，谴责中国政府对抗议者的暴力镇压。他还写过反对政府工程项目和有关北京奥运会政治的文章，目前被关押在金堂县公安局看守所。
2、陈树庆
异议作家、被禁的中国民主党（CDP）浙江党部领导人，2006年9月14日被捕，控以“煽动颠覆罪”。陈案曾因缺少证据两次被退回公安局，但在2007年8月14日，陈被判四年徒刑和剥夺政治权利一年，目前被关押在浙江省杭州市乔司监狱。
3、郭起真
网络异议人士，2006年5月12日被捕，因其34篇发表在海外网站上抨击中共领导人的文章，被控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于2006年10月17日被判四年徒刑和剥夺政治权利三年。郭目前被关押在河北省沧州监狱，据报他的断腿需养护，可能因受虐待而心理脆弱。
4、达瓦坚赞
西藏异议人士，因撰写倡导独立的宣传册于1995年11月被捕，该宣传册作为1995年4月广泛抗议中国当局的组成部分被张贴。达瓦被判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现正在服15年徒刑，目前被关押在臭名昭著的拉萨扎布奇监狱。据报道，他在受审时曾遭酷刑，在监狱里饱受虐待，包括拷打、精神折磨和禁止放风。当他刚被捕时，曾被戴上手铐，扔进黑牢里断食十天之久。
5、江白加措
青海省达长塔宗寺僧侣，为寺刊《日月之魅》（The Charm of the Sun and Moon）编辑。江白于2005年1月16日被捕，被判劳教三年。目前被关押在西宁附近的湟中县多巴劳教所。
6、哈达
内蒙古学术书店业主，地下刊物《内蒙古之声》创办人、主编，于1995年12月10日被捕。1996年12月6日，以“煽动分裂国家和间谍罪”被判处十五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哈达目前被关押在赤峰市内蒙古第四监狱，正患有胃肠炎和冠心病。
7、何德普
异议人士、作家，于2002年11月4日被捕，随后以“煽动颠覆罪”被判八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他被控参与被禁的中国民主党（CDP）及网络文章，整个审判仅两个小时。据报道，他在监狱里饱受折磨，殴打致残。
8、贺彦杰
在2007年6月25日被拘留前为自由撰稿记者，作为齐崇怀的研究助理调查当地的腐败和社会不公，8月2日以“敲诈勒索罪”被正式逮捕，11月2日其案被移送山东滕州市人民检察院晚于法律规定的限期一个月，2008年5月13日在滕州市人民法院审理，被判二年徒刑，目前被关押在滕州市看守所。
9、胡佳
自由记者和博客作者，人权、环保和艾滋病活动人士，2007年12月27日在家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拘留，2008年1月30日被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正式批捕，3月7日其案被移送检察院，3月18日开庭审判，4月3日被判三年半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一年，5月8日从北京市看守所转到位于天津市汉沽区的北京潮白监狱，据报由于监狱条件而健康恶化。
10、胡石根
大学讲师、政治活动家及异议作家，于1992年9月27日被捕，因策划在中国主要城市举行纪念六四活动被控“反革命罪”。胡是中国自由民主党（CFDP）及中国自由工会创始人，曾参与1989年6月被政府武力镇压的民主运动。他被判处二十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五年，目前正被关押在北京第二监狱。不久前，他被减刑二年。他的健康状态恶化，据报他无法获得某些治疗。
11、黄金秋（笔名：清水君）
网络评论家、作家和记者，于2003年9月13日被捕，并因“组织、策划、从事颠覆活动”以及在网上撰写“反动”文章被判处12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在狱中的最初两年，黄曾遭严刑拷打。近来他的状况有所改善，并被减刑22个月。
12、黄琦
网络异议人士兼作家，天网人权事务中心管理员和创办人，2008年6月10日在四川省成都市被捕。他最后被见到是三个不明身份者将其强行塞如一辆小汽车，后来被确认以涉嫌“非法持有国家秘密罪”被关押在成都市公安局看守所。他的被拘押，可能是由于他对政府处理512四川地震的批评。
13、卡拉什侯塞因
维吾尔语《喀什噶尔文学》期刊编辑，因于2004年末发表努尔莫哈提杨亚辛的短篇小说《野鸽子》而被捕。中国当局认为该小说批评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政府现状。侯塞因被判三年徒刑，将于2008年刑满。
14、靳海科
地质工作者、作家，2001年3月13日与徐伟、杨子立、张宏海一起被捕，原因是他们参加“新青年学会”──由关注政治和经济不平等问题，用互联网传送相关文章的个人非正式聚会。2003年5月28日，靳以颠覆罪被刑十年徒刑，目前被关押在北京市第二监狱，据报患有多种原因不明的疾病。
15、孔佑平网络作家和工人，因在海外网站发表反腐败的5篇文章和7首诗，于2003年12月13被捕。2004年9月16日，孔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十五年徒刑，经上诉被减刑到十年。他目前被关押在辽宁省凌源市监狱，据报患有高血压和视力恶化。
16、卓玛嘉
作家、教师，因其未发表的著作《不平静的喜马拉雅》（The Restless Himalayas）被控危害国家，于2005年3月9日在西藏拉萨被捕。该书共57章，分别写有各个不同的主题：民主、西藏主权、共产主义下的西藏、殖民主义、宗教和信仰等等。在秘密审判中，卓玛以“间谍罪”和“非法越境罪”被判处十年半徒刑。2007年7月，据报他从拉萨的曲水监狱转到西宁劳改农场，并患有重病。
17、加羊吉
著名藏族作家、记者、活动人士和歌唱家，2008年4月1日在青海省被捕。据报道，加羊吉在西宁市的国营青海电视台的办公室中被几名便衣警察传唤带走，自4月7日后失去音讯。警方抄了她的家，没收了她的电脑和通讯录，而她目前不知所在。
18、李志
网络作家、四川省达州市政府财政官员，在海外网站上发表指控四川官员腐败的文章后，于2003年8月11日被捕。2003年12月10日，李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八年徒刑和剥夺政治权利四年。证据由雅虎将其使用者的信息提供给当局。他目前被关押在大竹县四川省第三监狱。
19、吕耿松
作家、维权人士，其批评当局的文章在网上发表后，2007年8月24被拘留，9月29日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正式逮捕，2008年1月22日在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判，2月5日被定罪判四年徒刑和剥夺政治权利一年，4月14日被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闭门审理驳回上诉，目前被关押在杭州市西郊监狱。
20、陆建华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公共政策研究副主任，中国发展策略执行主任，于2005年4月被控“泄漏国家机密”给驻香港记者程翔被捕。2006年12月18日，经过仅90分钟的秘密审判后，被判二十年徒刑，据报现在北京某监狱被关押禁见。
21、卢正奇
法轮功学员、网络作家，因在网络上发表“传播邪教成员被害的谣言玷污政府形象”的文章，2004年2月19日被判处十年徒刑。该文指控一法轮功学员在监狱里遭受虐待。
22、阿卜杜勒加尼梅梅特民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作家、教师和翻译，于2002年7月26日被捕，被指控向“东土耳其斯坦信息中心”（ETIC）提供信息，该团体为一个在德国的维吾尔流亡人士组成的维吾尔人权及倡导独立的团体。2003年6月，梅梅特民被喀什噶尔中级人民法院以“非法向外国组织提供国家秘密”判处九年徒刑。据报道，他在审判时没有法定代理人，并且在监狱里一直受到折磨。
23、宁先华
网络作家、工人，在网上发表支持组建工会和中国民主党（CDP）的文章后，2003年12月13日被捕。2004年9月16日，宁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十二年徒刑，经上诉后被减刑至八年，目前被关押在辽宁省沈阳监狱。
24、齐崇怀
记者，因在新华网发表一篇指控山东台州党官腐败的文章，于2007年6月25日被拘留，8月2日以“敲诈勒索罪”被正式逮捕，11月2日其案被移送山东滕州市人民检察院晚于法律规定的限期一个月，2008年5月13日在滕州市人民法院审理11小时后被四年徒刑，目前被关押在滕州市看守所，曾遭法警虐待。
25、师涛
记者、诗人和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在将当局有关在六四屠杀十周年期间控制媒体的消息电邮发表后，于2004年12月14日被逮捕，2005年4月30日以“非法向外国人提供国家机密”的罪名被判刑十年和剥夺政治权利两年。雅虎公司向当局提供了他的用户信息。他目前被关押在湖南省常德市德山监狱。
26、孙林（笔名孑木）
海外中文网站《博讯新闻网》记者，在发表一些包括犯罪和警方暴行等敏感话题的文章后，于2007年5月30日被捕。他的妻子何芳也被指控并判缓刑。2008年6月27日，孙林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和“非法持有枪支罪”被判刑4年，宣判时其家人和律师均未到场。他在被捕前已记载了警方对他的多次骚扰，目前被关押在江苏省南京市看守所。
27、陶海东
网络作家兼编辑，2002年7月9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家中上网贴文章时被捕，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七年徒刑和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目前被关押在新疆昌吉监狱。
28、拖乎提吐尼雅孜（笔名：穆查特）
维吾尔历史学者兼作家，1998年4月1日在乌鲁木齐作研究旅行时被捕，当时他是日本东京大学研究维吾尔历史和民族关系的博士生。2000年2月15日，吐尼雅孜以“盗窃国家机密和煽动民族分裂”被判十一年徒刑和剥夺政治权利两年，目前被关押在乌鲁木齐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监狱。
29、王小宁
网络作家、异议人士，因2000至2002年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以颠覆罪名于2002年9月1日被捕。在雅虎公司向中国当局提供其用户信息后，王于2003年7月25日被判十年徒刑和剥夺政治权利两年。他目前被关押在北京市第二监狱，据报遭虐待。
30、吴义龙
网络作家、中国民主党（CDP）活动人士，因在互联网上散发主张民主的文章和参与《在野党》杂志工作，于1999年6月被捕，9月9日以颠覆罪被判十一年徒刑，目前关押在杭州的浙江省第四监狱。
31、徐伟
《消费报》记者，2001年3月13日与靳海科、杨子立、张宏海一起被捕，原因是他们参加“新青年学会”──由关注政治和经济不平等问题，用互联网传送相关文章的个人非正式聚会。2003年5月28日，徐以颠覆罪被刑十年徒刑。他目前被关押在北京市第二监狱，在狱中曾遭虐待，为此多次绝食。
32、徐泽荣
广州中山大学研究员，因研究中国军队在朝鲜战争中的行动而被加以“泄露国家机密和非法经营”罪名，于2000年6月24日被捕，2001年12月20日被判十三年徒刑。他目前在广州专门关押老弱病残犯人的西川监狱，饱受病痛之苦。
33、严正学
异议作家、画家和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因在海外网站上发表批评文章，于2006年10月18日被捕，与2007年4月13日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三年徒刑和剥夺政治权利一年，目前被关押在浙江省衢州市的十里坪监狱。
34、杨茂东（笔名：郭飞雄）
异议作家、独立出版人、维权人士，2006年9月14日被捕，2007年11月14日以“非法经营罪”被判五年徒刑。他在关押中严遭酷刑，包括拷打、不让睡觉、捆吊、用电棍触击等。据报导，他曾因虐待而试图自杀。2007年12月13日，杨为抗议被剥夺基本权利，在广东省梅州监狱中开始绝食。
35、杨同彦（笔名：杨天水）
异议作家和独立中文笔会会员，2005年12月23日在南京被非法逮捕，关押禁见直到2007年1月27日。因被控网上发表反政府文章和组织中国民主党分部而定罪，被判十二年徒刑。他目前被关押在江苏省南京市监狱，据报其糖尿病在狱中加重。
36、杨子立作家、电脑工程师，2001年3月13日与徐伟、靳海科、张宏海一起被捕，原因是他们参加“新青年学会”──由关注政治和经济不平等问题，用互联网传送相关文章的个人非正式聚会。2003年5月28日，杨以颠覆罪被刑八年徒刑，目前被关押在北京市第二监狱，据报患有多种病痛而未获医治。
37、努尔莫哈提亚辛
维吾尔自由撰稿人，因发表短篇小说《野鸽子》，被中国当局认为该小说批评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政府现状。2005年2月，在一次不允许他请律师的秘密审判后，亚辛以“煽动维吾尔分裂主义”判十年徒刑。他目前被关押在乌鲁木齐第一监狱，自被捕后就禁止任何探访。
38、袁湫雁
法轮功学院和网络出版人，因在网络上发表“传播邪教成员被害的谣言玷污政府形象”的文章，2004年2月19日被判处十年徒刑。该文指控一法轮功学员在监狱里遭受虐待。
39、曾宏玲
作家，四川省绵阳市退休工人，因在海外中文网站上发表文章，于2008年6月9日被绵阳市公安局便衣警察以涉嫌“向境外非法提供情报罪”拘留。其文章以“杉杉”笔名的《地震亲历记》系列及其所拍照片一起发表。她目前被关押在绵阳市公安局看守所。
40、张宏海
自由撰稿人，2001年3月13日与徐伟、靳海科、杨子立一起被捕，原因是他们参加“新青年学会”──由关注政治和经济不平等问题，用互联网传送相关文章的个人非正式聚会。2003年5月28日，张以颠覆罪被刑八年徒刑，目前被关押在浙江省乔司监狱，据报患有多种疾病，并在狱中遭到虐待。
41、张建红（笔名：力虹）
自由撰稿人、剧作家、诗人和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因在海外网站上发表批评文章，于2006年9月6日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捕，于2007年3月19日被判六年徒刑。据报道，他患有肌肉萎缩症，由于缺乏医疗而恶化，于2007年5月31日申请保外就医但被拒绝，最近再次申请未获答复。
42、张林
异议作家、民运人士和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因在2003年8月至2005月1月撰写并发表在互联网上的一些“颠覆”文章，于2005年1月被捕，同年7月28日被安徽省蚌埠中级人民法院定以“煽动颠覆”罪名，判处五年徒刑和剥夺政治权利四年。他目前被关押在合肥市的南郊监狱，据报身体虚弱，患有多种疾病。
43、郑贻春
诗人、教授、自由记者，因他在海外发表的63篇文章，于2004年12月3日被捕，2005年7月21日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七年徒刑和剥夺政治权利3年。他目前被关押在辽宁省锦州监狱，患有糖尿病和脑梗阻。
44、朱虞夫
网络作家、民主党杂志创始人兼编辑，2007年4月18日被捕，7月10日以他在被捕时推了警察犯有“妨害公务罪”被判二年徒刑，2008年3月28日被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4月9日被判决追加剥夺政治权利2年4月26天，目前被关押在杭州市的浙江省第六监狱。朱曾因异议活动服刑七年后于2006年获释。
2007年12月10日后获释者名单
1、程翔
新加坡《海峡时报》驻香港特派记者，于2005年4月22日被捕，在中国当局指控他从学者陆建华处获取国家机密后以间谍罪判他五年徒刑。2008年2月5日，程在刑满2年半前获假释。
2、冯正虎
维权人士、网络作家和自由记者，2008年6月5日被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警察以涉嫌“故意扰乱公共秩序”拘留，据信是因他发表并散发《不服上海法院裁判上访申诉案件汇编》及其它文章。据报道，警方抄了他的家，并搜走他的一些文字材料和三部电脑。冯于2008年6月15日，并于6月18日得到归还其被抄物品。
3、 郭泉：
作家，前南京师大中文系副教授，在中国大陆网站上发表批评政府对512四川地震的反应和某些倒塌建筑的安全问题的七篇文章后，于2008年5月17日被治安拘留，其电脑被当局抄走，2008年5月28日获释。
4、李长青
福州日报社采访部副主任，于2004年12月6日被捕。经过一系列的指控，李于2006年1月24日被华南的福州市鼓楼区法院以“传播虚假恐怖信息”判处三年徒刑，于2008年2月4日刑满释放。
5、王德佳（笔名：荆楚）
网络作家和异议人士，因有关批评中国政府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表现的文章，于2007年12月13日在广西省全州家中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捕，关押在全州县看守所。在保证他不再写任何“攻击党和国家领导”、“煽动颠覆政权”及其它任何“政治性评论”的条件下，于2008年1月12日获取保候审释放。
6、喻华峰
广州《南方都市报》副总编辑兼总经理，因被控财务违法于2004年1月14日被捕，一审判十二年徒刑，二审减到八年。据报导，法庭的证据并不支持定罪，普遍认为他的入狱是旨在使该报禁言行动的一部分，因《南方都市报》以对社会问题和官方腐败的尖锐报道而知名。在三次减刑后，喻于2008年2月8日获释。
7、周远志
自由作家和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因发表有关社会问题和官员腐败的文字，于2008年5月3日被湖北省钟祥市国家安全局拘留，2008年5月15日获释，被禁止在未获警方允许时离开本地去外地旅行，并被禁止与外界联系和发表文章。根据中国法律，这些限制可长达半年，他在此其间可随时被正式拘留和盘问。
China sets new subsidy plan for May 12 quake survivors
The policy will cover such categories as orphans, the elderly and the disabled without family support, those whose relatives were killed or severely injured, those who were displaced and those whose residences were destroyed, it said.
Since the disaster, every needy survivor has been eligible to receive 10 yuan and 500 grams of food a day. The policy has covered about 8.82 million people but will end in August. The new system won’t include any food allotment.
Some types of survivors could receive more than the minimum. Under the present policy, about 261,000 orphans, elderly and disabled without family support have received 600 yuan a month. Under the new policy, they will receive more than 200 yuan, the statement said, without elaborating.
The new policy will expire in November, the statement said.
The meeting heard a report by an experts’ committee on the Wenchuan County-centered quake and ordered it to keep monitoring aftershocks in the quake zone for another two months.
The panel was also told to forecast areas that might be affected by major secondary disasters and evaluate possible losses to help reconstruction. The experts were also told to locate sites where quake debris can be stored for long periods for later investigation and take measures to protect such sites.
The meeting endorsed an assessment report by central and provincial authorities, which listed 10 counties and cities, including Wenchuan County, Beichuan County and Dujiangyan City, as the worst-hit areas.
Another 41 counties, cities and districts were characterized as heavily affected and other 186 were said to be moderately affected.
The first two categories will be covered by the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plan, it said.
The 8.0-magnitude quake has claimed nearly 70,000 lives, injured more than 374,000 people and left another 18,340 missing.
龙永图，你这狗官
龙永图其人，曾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长期参加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与世界主流文明打交道多年。
龙永图其人，身份是一个退休官员和学者。
龙永图其人，现在是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
今天，面对龙永图其人，我不得不大喝一声：龙永图，你这狗官。
最近，龙永图先生出增城市公园化战略研讨会时语出惊人：“对待刁民政府要硬气，不要被刁民挟持”。闻听此言，我不由得冷汗直流，不由得拍案而起，不由得愤而直击。
在独裁专制的社会里，自古就有“刁民”，这没错，但“刁民”之所以层出，就是因为“狗官”不绝。一个人生活在这世界上，就有人性，就有要求，当一个人面临社会问题和政府压力的时候，寻找不到法治解决的渠道，给当官的找了点麻烦，于是，就有了“刁民”和“狗官”。
在现代民主社会，整个社会生活以法治为基础，公民有了问题和不满情绪，有法治开辟的解决渠道和自由表达诉求的机制，那么人们就习惯于去法庭解决问题，如果问题解决得还不合理，人们可以申请上街游行，也可以到报纸上去骂，也可以组成一个社团与政府作对，等等，不一而足。但是，在中国大陆很多问题不是这样解决的，法律和官员很少把良心倾向于那些受到压力和迫害的群体，不给他们任何出路，他们一旦想对这个社会表示一番，就成了“狗官”眼里的“刁民”。有了“刁民”，“狗官”们就出了很多对付“刁民”的高招。
于是，对付“刁民”，动用了株连法，谁是“刁民”，他的亲属好友也别想安生。
于是，对付“刁民”，动用了城管。
于是，对付“刁民”，动用了警察。
于是，对付“刁民”，动用了武装警察和防暴警察。
于是，对付“刁民”，动用了军队。
可是，龙永图先生觉得这些还不够，还是“心太软”，还要“硬气”一些。请问龙永图，你还要怎样，你干脆在“刁民”经常出没的地方架上机关枪吧！你把那些“钉子户”一扫而光吧！你把上访村里的那些人一扫而光吧！
你是学者，你是官员，你和民主国家打交道最多，什么是公民，不用我来教你吧！在现代社会的政治文化语境里，没有被剥夺公民权利的人，都是公民，没有“刁民”一说，另外，根据法治精神，公民在表达方式上出现了问题，可以按照法治来处理，不需要软，也不需要硬。但是，龙永图先生的学者地位可能是混来的，我就这样提醒他一下吧。
即便按照当局大多数官员口头上说的，这个社会，一些人是公民，是“主人”，另一些人是官员，是“公仆”。但是，龙永图说的那些话，我看不像是“公仆”对“主人”说的话，倒像是阔老爷对叫花子说的话。
可惜，我们这些人，枉称公民，还缺少足够的权利，如果有了那点权利，我首先弹劾龙永图这个狗官。
最后，我告诉大家，龙永图算是个报实信的，根据他嘴里出来的消息，指望政府养老的那些人要小心，指望上访解决问题的要小心，指望保护自己房子和土地的人更要小心，有些人可能会对你等“刁民”很“硬气”。如果不小心，被人家一扫而光，到时候哭都来不及，可别怪我没提醒哦！
最后，再大喝一声：龙永图们，你这些狗官。
2008.7.10
陈奎德：《海耶克》第一章：导言：二十世纪的先知
一、「世界错了，海耶克是对的」
公元1989年——1991年，全球狂潮排击，矗立了半个多世纪的世界性红色帝国轰然崩颓。其时其刻，人们念念有词，其中，有一个名字不时飘荡于那片红色废墟之上。
那个名字就是：弗里德利希？奥古斯特？冯？海耶克 （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中国大陆译为哈耶克）。
正是他，堪称这一历史性时刻的最主要的先知，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
海耶克的幸运在于，在他生命的垂暮之年，亲眼目睹了他一生中主要理念的戏剧性实现。在经历七十多年痛苦的煎熬之后，他在二十世纪所主要抗拒的邪恶——共产主义，终于溃败；共产统治的主要象征符号——柏林墙，转眼之间灰飞烟灭。历史之神居然如此眷顾，这对任何思想家而言，都是可遇不可求的。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尽管学术界对他的理论仍然聚讼纷纭，但是，当他两年多之后去会见其自由主义先驱时，已经足资欣慰，可以死而瞑目了。
1994年，为纪念海耶克的经典著作《通向奴役的道路》发表50周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再版了该书，在其封面上，赫然印着：
「近半个世纪前，当海耶克发表《通向奴役的道路》之时，大多数聪明人嗤之以鼻。」罗纳尔德？贝里（Ronald Bailey）如此总结道，「然而，世界错了，海耶克是对的。」
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奈尔（Janos Kornai）在八十年代末期也写道：「回顾过去的五十年，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海耶克在（同计划经济）辩论的每一论点上都是正确的。」①
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在授予海耶克自由勋章时，赞扬他是「我们时代的伟大思想家之一，他勘探了自由的范围和轮廓。……他革命性地改变了世界之智识的和政治的生活。」②
「世界错了，海耶克是对的。」一位特立独行对抗举世狂潮的思想家获得如此盛誉，可谓不虚此生了。
从他发表第一篇论文的时间算起，在海耶克学术生涯的六十多年中，其思想和学术涵括面涉及经济学、政治学、哲学、人类学、法学、心理学、知识论和伦理学诸方面，其研究领域可以被概括地称为「人类行为学」（praxeology）的统一理论体系。他在每一方面均非浅尝辄止，而是深刻犀利，入骨三分，真正当得上「博大精深」这一套语。特别是在经济学和政治哲学方面，其卓越建树在本世纪的影响既深且远，并于一九七四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自成一派振聋发聩的学术创获已改变了历史，刻在了二十世纪人类精神成就丰碑上。
二、思想渊源与传承
当然，海耶克的成就并非横空出世，并非空无依傍。他有其深厚的思想传承与学术传承。
他曾从师于维舍和米塞斯，研究经济学。同时又于1921年在维也纳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J？U？D？），1923年获政治学博士学位（Dr？ rer？ pol？）。1943年，海耶克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科学博士学位（Dr？ Sci？）（经济学），同年，当选为英国学院院士（Fellow of the British Academy）。
经济学渊源
海耶克学术思想的渊源，在经济学脉络方面，主要是奥地利学派，由创立者孟格（Carl Menger）以及维舍（Friedrich von Wiesee）、庞巴卫克（Eugen von Bohm-Bawerk）并称三杰。后继并集大成者则为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与海耶克本人。
在经济学上，海耶克通过维舍与米塞斯，从奥地利学派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和主观主义入手，研究货币理论与产业波动，由此从一个广泛的观点探讨自由市场秩序的运作及其理论假设，也即适当的运作功能所需要的法律与道德条件。于是，越出经济学的边界，从自由社会之哲学的发展途径上，进入政治理论与科学底哲学之领域，然后进一步考察这些预设的政治哲学依据，并在其中精心地提出若干在经济与政治秩序的明智抉择上非常重要的概念，从而进入更广大的学术领域，建立了贯通性的复杂精深的二十世纪自由主义理论体系。
政治思想渊源
在政治哲学脉络方面，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海耶克的影响，思想史上划分出了所谓两种自由主义传统（或两种启蒙运动传统）的对比，这一划分，在二十世纪下半叶风云流传，成为对於自由主义的主要分析模式之一。这两种传统，一个是英国传统（English Tradition），又称苏格兰启蒙运动传统，另一个则是法国传统（French Tradition），又称法国启蒙运动传统。在海耶克看来，虽然二者以地理命名，但显然，对自由主义这两大传统的划分，主要依据的并不是地理的脉络，而是思想内涵脉络。
在这一划分的脉络里，海耶克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传人。他继承了英国老辉格党人的自由主义（Whiggism）传统，成为古典自由主义在二十世纪的主要代言人。同时，针对二十世纪出现的对於自由主义的两种主要挑战——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他作出了赋有原创性的深刻回应，并且幸运地获得了历史的辉煌而及时的回响。
所谓英国传统，在思想上的主要代表人物是：
英国人洛克（John Locke）、休谟（David Hume）、亚当？斯密（Adam Smith）、孟德维列（Bernard Mandeville）、弗格森（Adam Ferguson）、杜克尔（Josiah Tucker）、柏克（Edmund Burke）、佩利（William Paley）、阿克顿（Lord Acton）、巴柏（Karl Popper）；
法国人孟德斯鸠（Baron de Montesquicu）、康斯坦（Banjamin Constant）、托克维尔（Aleis de Tocqueville）以及图尔果（Turgot）、康非拉克（E？B？DE，Confillac）；
德国人康德（Immanuel Kant）、洪保特（Wilhelm von Humboldt）、席勒（Friedrich Schller）、卢朴克（Wilhelm Ropke）、萨维尼（F？C？von Savigny）；
意大利人维科（G？B？Vico）；
美国人麦迪逊（Madison）等。
这一英国传统还可以追溯到英国辉格党人直至古罗马的西塞罗（Cicero）和古希腊雅典人。
所谓法国传统，在思想上的主要代表人物则是：
法国人笛卡尔（唯理主义Cartesian Rationalism），百科全书派（Encyclopedists）、重农学派（the Physiocrats）、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孔多塞（MarquisdeCondocet）；
英国人霍布斯（Thomas Hobbes）、高德温（William Godwin）、普利斯列（Joseph Priestley）、潘恩（Thomas Paine）；
美国人杰佛逊（Thomas Jefferson）[旅法之后]；
这一法国传统还可追溯到罗伯斯庇尔（Roberspiere）和圣鞠斯（Saint Just）直至古希腊军事城邦国家斯巴达（Sparta）。
英国传统的自由主义，其核心是从经验主义出发的批判的唯理主义，主张文明生长论和社会演化论，强调一种历史的、自然的、有机的、演化的和渐进的社会成长，尊重个人自由，尊重法治，反对无限地夸大理性的作用，反对人为的、全盘性的社会设计。
这一传统是从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哲学家发端的（英国传统之名由此而来）。事实上，达尔文最初也是从苏格兰哲学家的著作中知道社会演化的概念的，并受其启发，创立了生物演化论。另外，英国的自由观念，还出自英国历史上法学家和法官们，如柯克（Edward Coke）和首席平衡法官霍尔（Chief Justice Hale）的经验和直觉：法律是长期的经验积累的产物，是人类发展出的最明智的典范之一。英国习惯法的实践告诉人们，长期的经验能够获得很多创见，由此所导致的法律上的裁决，往往是当事人的理性不能立刻看出其合理性之所在的，但从久远的效果而言，却是经受得住考验的。
法国传统的自由主义，其核心是认为理性具有无限裁判能力，是一种理性万能论。它强调人类理性的一种超历史的对社会进行设计的能力，崇拜组织，崇拜人为建立的新社会，新秩序。
法国传统大部分本来源于解释英国制度的企图。故开初二者区别不显，而法国作家的诠释尤其众多。到后来，连在英国居领导地位的自由党人，其思想亦受到大量法国传统的影响。以至到了边沁哲学的激进派（Benthamite Philosophical Radical）战胜了辉格党人后，愈加遮盖了这两种传统的差别。
然而，英法传统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区分二者也是极其重要的。举其荦荦大者，人们不难发现：
法国唯理主义者假定人有天赋的良善（natural goodness），即道德秉赋，以及智能秉赋，故而能铸造文明。而英国演化论者则认为文明是通过试错的过程（trial and error）累积而成，其中包含两个主要成分：一是世代相传的明确知识，二是更大的部分，已融汇为工具和制度的未经明确道出的知识，它是我们文明进展的基础。
法国的唯理主义者极其推崇「天赋」「与生俱有」等东西的全能性，对人的理性有极高的信赖。英国演化论者则深信文明的构造非常微妙而脆弱，必须依赖制度的力量来约束并导正人类的原始本能。这种制度并非人所设计，也非个人所能控制。制度正是适应协调社会上各种利益冲突而出现和成长的。「保障生命、自由和财产」的，并非天赋自由，而是制度。
受法国传统影响的边沁（Jeremy Bentham）说：「任何法律都有害，因为每项法律都侵犯自由。」这一观点的逻辑后果是无政府主义。而英国传统则只相信法治下才可能有自由，它主张有限国家。
关于人性。英国传统比较接近基督教的观点，人必有误且有罪恶。人性中最普遍的动力是「爱己」（self love），人生而具有惰性、放纵、愚昧和浪费等天性，只是由于环境和制度的驱迫，他才去选择取舍，谨慎地运用各种方式去达到目标。而法国的唯理派则对人性持天真的乐观态度，认定人有天赋的智能和善良，是一个运用理性的「经济人」（Economic Man）。
关于传统。凡是相信一切有用的制度出自于精巧的设计者，以及相信凡非出于人们有意识设计的一切事物，都无助于人类的任何目标者，必定是自由之敌。唯理论者如杰弗逊则认为：「前人先辈赋有超越的智慧，……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不可增删不可修正的。」这就杜绝了演化之路。英国演化论者相信制度中凝聚了众多人「试错」的历史经验，不是某一人所创发的。
风俗习惯和道德规范，是一个文化中最重要的因素。它们已构成了历史悠久的传统，人们遵守此类习俗，并不是出于命令或压力，很多自己甚至还未意识到，但它已经是此类习俗和道德的结果了。我们生活世界的秩序所以能维持，与上述习俗和道德能获得普遍的遵守有很大的关系。自动地无意识地遵守习俗、道德和有意识地服从法律，为一个自由社会运作的基本条件。
对于上述不具压力的习俗规范的遵守，还预留了其他变迁的空间。大多数人的遵守，固然是常态，但也有少数人，不顾社会习俗的普遍非议而我行我素，他亦享有法律下的自由。因为风俗习惯和道德规范有其弹性，因此渐进的演变和自发的生长才有可能。由于此可能性的存在，往后的经验才可能走向变化或改进。法律，由于具有强制性，因此是相对稳定的，带有普遍性和抽象性的特征。它若变动，必须具备间断性和齐一性，一旦变动，则对所有人同时有效。
文化的发展，是介于本能和理性之间的演化过程的结果。如果说本能比习惯和传统来得古老，习惯和传统就比理性来得古老；无论就逻辑、心理或时间先后顺序的观点来看，习惯和传统都是介于本能和理性之间的。他们的来源不是所谓的无意识（the unconscious），也不是直觉（intuition），更不是理性的理解（rational understanding），它们是在文化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就此意义而言，它们是人类经验的积累。尽管如此，它们并不是我们运用理性所归结出来的③。
而唯理主义者的想法则较为单纯而直接，只是简单地把习俗等看做社会进步的障碍，希图一举彻底扫荡之。这从他们对待「迷信」（superstition）的看法上，表现的最为清楚。十八、十九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者，猛烈地抨击了已被证明为错误的观念，当然有其历史功绩。但如果将「迷信」一词用于称所有未证明为真的信念，则缺乏根据，并且遗害甚多。不相信已被证明为错误的观念，并不等于应当只相信已经证明为真的观念。如前所述，如果我们生活于社会中且希望有所成就时，必须接受某些共同信念。这与该信念是否真理关系不大。这些信念产生于过去积累的经验，但那些经验并不是某人能提出证据而确认的「真理」。事实上，有些过去的信念就曾被人们淘汰过。然而，我们不可能证实或否证一切目前还缺乏科学证据的信念。如果我们把一切尚未获得科学证据的经验统统束之高阁甚至决然抛弃，那将从根本上断送行动的可能和成功的可能。我们采取行动，并不必然以我们已经懂得其中的道理为前提。洞察理路当然是采取适当行动的一种方式，但并非唯一途径。「水至清则无鱼」。倘若我们将社会上存在的一切还未理解阐明的因素，一律铲除，则世界将变成一个单调、死气沉沉的不毛之地，极其恐怖。
以道德律为例。虽然道德律支配了我们的生活，但我们并不知道它们何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它们从何处来，将变成怎样，对我们有什么确定的影响。
唯理主义者认为自己已经洞悉了人性，所以很容易发现适合人性的道德。但是，他们所谓的「人性」，基本上是来源于人们从口头或书面交往以及思考中所习得的道德观念或行为观念。
任何创造和进化都是社会生长和文化生长的一部分，不可能无所凭籍地产生，它们有自己成长的土壤。所以，除了遵循共同规范外，我们别无选择。就此意义而言，道德律具有工具性，它协助我们获取其他的价值。我们不必就每一件特殊的事项，都去追问穷究其背后的存在之理。
当然，并不是来自任何社会的所有道德观，都会永远有利于人类的生存。一个部落的兴盛，可以追溯到其成员所遵循的道德律被全民族所接受，因而取得领导地位。但是也有固守其道德观而日益衰落的例证。指导社群的价值观孰优孰劣，全靠事实印证。自由社会的优越之处在于，由于人们能自由选择生活方式，则某一价值观导致全社会衰落或灭亡的悲剧的可能性极小。因为衰落的趋势将自行得到修正，或仅限于自甘衰败的不切实际的人群。而那些能适应的人们，则调整方向，起而代之。而在无选择自由的社会，则同归于尽，玉石俱焚。
进一步的问题是，大多数同意的道德律，是否应强行于持不同意见的少数？即：有无更一般的原则在前面所说的各种道德律之上？答案是：有。这就是个人自由。「个人自由」是人类经过长期「试错」调整后发展出来的最一般的原则中的最重要者。可以视之为政治行动中的最高道德原则。这是一项「独立的价值」，必须无条件接受，不容许追问它在具体时间中是否产生有利的后果。在每一特殊情况下，人们都容易找出借口说削减自由可以得一些具体有形的实惠，但所牺牲掉的永远是未知的长远的根本利益。
发现并确定理性的限度，为最重要而困难的任务。我们必须保留不被控制的、理性鞭长莫及的领地，以便既运用理性，又不滥用理性。
反对唯理主义，并非主张非唯理主义（irrationalism）或神秘主义（mysticism）。实际上我们仍然需要运用高度的理性，去裁定理性能够适当发挥功用的范围，即，明智地使用理性。实质上，指出传统的文化、器物，典章制度，风俗道德及一切广义的工具，都是出自历代人们的经验、智慧和理性凝聚成长而成，我们这一代人的理性是无法使之完全还原、重现的，是无法彻底推论出其所以然的。获得这一见识，本身就是高度运用理性的范例。
海耶克并不反对以理性去从事崭新的实验，所谓理性的滥用，典型的事例是指：政府拥有无所不至的、高度垄断的、压制性的权力，排斥其他一切独立的权力，排斥一切未经政府认可的新实验，并宣称自己具有超越性的智慧，不容许任何替代的方式存在，从而在根本上取消了通过竞争而出现较优方法的可能性。
简言之，一派从自发生长、压迫不存的条件下寻求自由的本质，另一派则坚信自由必须依赖一个绝对的集体目标实现后才可能实现；一派主张有机的渐进的半意识的生长，另一派则主张独断式的教条；一派推荐试错式的程序，另一派则追求强制有效的统治模型。
上述差别只是经过各自的历史后果出现，即演变成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形态后才昭然于天下的：英国传统演变成了现代主流的自由民主制度，而法国传统经过未曾预料到的复杂演变，促成了社会主义或全权主义的制度的出现。
三、力挽狂澜重建古典自由
经济学成就
海耶克的学术活动经历了奥地利（维也纳）—美国（纽约）—奥地利（维也纳）—英国（伦敦、剑桥）—美国（芝加哥）—德国（弗赖堡））—奥地利（萨尔茨堡）—德国（弗赖堡）这样一个地理迁移过程，其中在奥地利和英国居住时间最长。他出生成长于奥地利，在英国居住了二十年，并最後归化为英国公民。因此，他的基本心态、智慧和学术渊源主要与这两国的关系深远，仔细寻觅他的思想学术线索，也可以看出这两国文化的痕迹。
海耶克1924年由维也纳赴美在纽约研究货币理论与商业循环后，不久即返回维也纳，并于1927年就任奥地利商业循环研究所所长。该研究所聚集了一大批优秀的经济学家，形成了有影响力的学术集团。两年后，海耶克兼任维也纳大学经济学与统计学讲师，发表其第一部专著《货币理论与商业循环》，从此其学术生涯一发不可收拾。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讲演及其出版物《价格与生产》引起广泛注目。1931年他出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与统计学讲座教授，1938年归化英国国籍。此后，他发表了《货币的国家主义与国际稳定》（1937）、《利润、利息与投资》（1939）、《纯资本论》（1941）等专著，建立起一套有关资本与产业波动的完备理论。而他自己非常看重在1937年发表的论文<经济学与知识>，认为是自己在经济学上的原创性贡献。
在经济学上，海耶克于三十年代早期同凯恩斯（Keynes）有一场著名的辩论。其分歧的要点在于：凯恩斯认为政府的干预能够在市场中扮演重要角色，可以减少不稳定性，克服经济危机，并改善预期；而海耶克却认为政府干预从长远看必将束缚经济发展并使经济形势越来越坏。
从当时看起来，这场辩论表面上以凯恩斯的获胜而结束。这当然不是由于凯恩斯证明了自己的论点，而是在于当时世界经济的大萧条大衰退。其时没有人会去仔细考察导致危机的原因，也无人有兴趣去研究经济是否会在几年或几十年内重新振兴了。大家都把希望寄托于国家从外部的干预，例如：严厉的金融管制，超常的贸易保护，大规模的国家福利政策等，翼图使经济起死回生。没有人再有兴趣听「市场的自发的调节功能」和「自发的秩序」之类被认为是陈旧的告诫了。于是，在这一段时期内，以（民族）国家主义为重要特征的希特勒主义崛起，它与共产主义一起，成为国家干预乃至统制经济的极端派别。甚至在自由主义立国的国家，也兴起了以凯恩斯主义为特征的「新政」，例如在美国就有著名的「罗斯福新政」。
上述趋势，只是到了本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才彻底扭转过来。这是后话，下面我们将详细论及。
总之，分析海耶克与凯恩斯的分歧，也许可以追溯到双方的气质和民族背景上。凯恩斯是一个设计政策解决问题的人，而海耶克则更有兴趣于分析和推荐可以预防问题发生的法则与制度。海耶克曾经用一句格言来对比凯恩斯和他自己：「狐狸知道很多事情，但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无庸置疑，人类社会的成功管理既需要「狐狸」，也需要」刺猬」。而海耶克，正是这样一只巨大的「刺猬」。
政治哲学上的贡献
在海耶克作为思想家的生涯中，他对铺天盖地汹涌澎湃的社会主义思潮投入了极大的关注，更重要的是，他是促成这一全球性潮流的衰落与终结的核心人物。
自1848到1948年，在这一百年里，社会主义吸引了大部分知识界领袖人物，二次世界大战后臻于顶峰。将来的历史学家或将把这一百年命名为欧洲社会主义时代。
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有相当确定的内涵和纲领。社会主义运动的目标，是使生产、分配和交换手段交付国家控制，使一切经济活动，都纳入国家的统一计划，并走向某种社会正义的理想。社会主义者并宣称其生产的目的，是用途，而不是利润。
虽然社会主义有各不同派别的区分，例如有主张暴力革命的马克思派和主张渐进道路的费边派（Fabianism），但其间只是方法道路上轻重缓急的差别，二者的最终目标，并无不同。
由於所处时代的基本思潮背景，在英国伦敦执教期间，海耶克逐步转向了更为广阔的领域，并开始了挽狂澜于既倒的历史勋业。他全面而深入地批判业已广为泛滥的集体主义思潮：国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主编了《集体主义的经济计划》（1935），出版了《自由与经济系统》（1939），指出了纳粹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共性，阐述了计划经济对个人自由的危害。为了追根溯源，他特别发表专著《科学反革命》，指出，以圣西门和孔德代表的实证主义的历史后果，他们对西方知识分子的影响助长了社会主义思潮的出现和发展。而上述实证主义主要导因于对自然科学巨大成就的误解。于是，1942、1943和1944年连续三年海耶克在《经济学》上发表《科学主义和社会研究》，从方法论的角度，厘清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基本区别，批评了科学主义的还原主义的信条。
1944年，海耶克发表划时代名著《通向奴役的道路》。这是一部捍卫自由，系统抨击社会主义的经典。在举世滔滔的社会主义浪潮前，它力拒狂潮，发出警告，指出了社会主义导致奴役的基本特征；它以其深刻的洞见，昭告天下；从而永垂青史，声震环宇。它被翻译成十一国文字，畅销于英美两国，风行于全世界，毁誉纷纭，引发轩然大波。但同时也引起全球性的对於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深入考察与思考，成为世界性讨论的热点。
1947年4月，在瑞士的日内瓦湖畔的培勒林山，海耶克发起组织培勒林山（亦译为朝圣山）学会（Mont Pelerin Society），共有三十九位经济学家、哲学家、法官、历史学家、政治学家、文学评论家及政评家出席，海耶克任首届会长。该学会会员有：原联邦德国总理艾哈德、米塞斯、鼐特（Frank H？ Knight）、巴柏（K？ Popper）和斯悌格勒（G？Stigler）等。学会是一个与海耶克有相近学术观点的强调自由的学者的集合，在海耶克的学术生涯中占有重要地位。
1950年，海耶克应邀赴美，担任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社会与道德科学教授。在此期间，他致力于建构自由哲学的完整体系。作为准备性的工作，1951年发表有关思想史的《密尔与泰勒》，1952年发表有关理论心理学的《感觉秩序》，1955年发表有关法理学的《法治的政治理想》。在此基础上，于1960年，海耶克终于完成了他的煌煌大著《自由的宪章》，建构起了他的自由哲学的基本体系。以后，在七十年代，又写成三卷本的《法律、立法与自由》，补充并完善了他的理论体系。
海耶克的体系性著作《自由宪章》，作为密尔（S？J？Mill）上世纪经典著作《论自由》在二十世纪的姊妹篇，使他成了自己时代自由主义的最强有力的捍卫者，也是最具原创性的自由价值的守护者。虽然，二十世纪曾涌起过六十年代全球性的左翼和社会主义运动浪潮汹涌，但随後的历史发展表明，那已经不过是其彻底衰退前夕的泡沫政治的回光返照而已。
1962年，海耶克结束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工作，应聘前往德国讲学，并成为弗赖堡大学（University of Freiburg）终身教授。1967年，他从弗赖堡大学退休。1974年，他又接受了萨尔兹堡大学名誉教授的位置并前往讲学。
四、自由主义的辉煌复兴
自由狂飙再起
从本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人类思想界的情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经典的自由主义开始了其历史性的伟大复兴。首先，最根本的触目惊心的事实是，在所有的共产党统治的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例外，都遭遇到严重的经济困境、甚至经济灾难，并且这些国家内部都毫无例外地实施残酷的政治高压，其次，则是由於西方世界经济出现「滞胀」现象，这是与凯恩斯理论完全矛盾的，它使信奉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遭遇到严重困难，此外，在那些民主福利国家（主要在北欧），也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停滞。
於是，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其时以降，环望全球，从东到西，自由的复兴此起彼伏，席卷整个世界。先是，在远东的中国，在疯狂的毛主义的「文革」旋风停息后，以安徽省一个村庄的农民冒着巨大的政治危险，秘密立下生死文书，分田到户自主经营开始，以「四大自由」「三自一包」为出发点的中国经济自由化浪潮汹涌而起，随后，波兰的团结工会、捷克的「七七宪章」、匈牙利的经济改革、前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以及戈巴乔夫的「新思维」「公开性」和「尊重个人权利」，西班牙、菲律宾、南韩、台湾和印度尼西亚的民主化风云；……而在西方工业国家，最典型地象征潮流转换的就是美国里根（Ronald Reagan）政府和英国撒切尔（Thacherl）政府的出现，及其它们引人注目的成功。这就是史称「新保守主义」（实即古典自由主义）潮流的兴起，也即社会主义衰落、凯恩斯主义退潮和海耶克风靡全球的时代降临天下。
至此，海耶克的论点已获得辉煌胜利。社会主义已在全球知识分子中丧失号召力，同时也被民众所抛弃。其中的主要失败原因不外如下三点：
1） 以社会主义的方法组织生产，生产效率远低于私有企业；
2） 社会主义并不比过去的制度有更高的社会正义，反而产生了独断的、无可逃遁的等级身分秩序。
3） 社会主义不仅未能实现它许诺的更大自由，而且产生了新的极权主义，其控制和压迫社会的程度，远远超过历史上的暴君。
知识分子的失望主要是社会主义全面剥夺了个人自由。
劳工阶级的失望主要是社会主义的普遍贫穷以及他们与国家交涉的能力远低于过去与资本家交涉的能力。因为国家雇主的地位是唯一的、垄断的，劳工无从选择；同时，工会也已成了官方的一个附庸机构。因此，劳工的政治经济地位甚至还远不如前。
社会主义以许诺经济平等和经济安全为旗帜，他们看来确乎触摸到了一点人性的脆弱面。诚然，所有的人都希望获得经济上的安全保障。但是深入追究，社会主义者的问题是，他们未能区分两类不同的安全概念：一类是有限的相对的安全，是所有人都能获得的，对人民提供的最低限度的营养保障，因此不至于发生特权。而另一类则是绝对的安全，是无法对一切人提供的「一定的生活标准」，它要求把社会的全体生活水准拉成同等整齐。要达成后者，必须依赖国家强制性地对另一些人的合法收入进行剥夺，造成法律面前的不平等。最後造成经济的衰退、普遍的贫穷以及高度的国家控制。
这是海耶克用清晰的理论语言早就预言了的。而历史的进展一步步摊开了惊人的证据。
迟到的桂冠
为表彰海耶克在经济学上的卓越成就及其高瞻远瞩，1974年，海耶克与孟德尔一起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1978年，海耶克已近八十高龄，与社会主义思潮搏斗一生的他，希望对社会主义来个总的清算。因此，他试图发起一场大规模的正式辩论，辩论的一方是社会主义理论家，另一方是主张市场秩序的理论家。辩题则为：「社会主义是否是错误？」但由于某些技术性理由，譬如应当如何遴选社会主义的理论代表难以解决等等原因，因而未能实现这场大辩论。然而，这一设想却促使海耶克写出并发表了其最后一部重要著作：《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THE FATAL CONCEIT： The Errors of Socialism），精辟而扼要地总结了他的基本思想，并作出了重要的发展和创获。被列于《海耶克作品全集》之首，再次引起全世界的广泛注意。
在《致命的自负》一书中，海耶克对其一生的学术思想作了重要的发展。主要之点在於仔细绵密地分析了延续的秩序（The Extended Order）是人类群体生长出的奇迹般的极复杂结构，它介乎本能和理性之间，对人类文明的保存和发展具有关键性的地位。这种延续的秩序是由一些中心价值和制度成规支撑的。其中最重要的是道德规范。
海耶克在书中对唯理主义作了空前坚决的拒绝。他集中批判了近代西方的四个基本的哲学概念：唯理主义、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过去几百年间，这四种信条一直是科学的时代精神的代词。而海耶克在其晚年这部著作中，对上述信条批判之彻底与坚决令人大为惊讶。这同他过去对於英国经验主义传统的褒扬，对巴柏的「批判理性主义」的同情都形成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对照。他的逐渐疏离经验主义同他更深地倾心于不可知论构成了某种同步演化的思想历程。同时，海耶克也对在左翼思想阵营里极其时髦流行的「异化理论」进行了辛辣的嘲讽与批判，特别仔细地分析了异化说是如何反对现代文明而又无法逃离现代文明的。该书还包含有海耶克的语言批判，这是他过去的著作里所罕见的。作者分析了在社会主义者影响下，我们的语言如何被变形被毒化。我们应如何应付，以免受这种语言的牵引而进入社会主义思考的陷阱。
要言之，海耶克在本书中，围绕「延续秩序」这个中心概念，总结并发展了他一生的基本思想，深化和修正了他过去的一些论点，特别是剔除了原存在于其思想中的经验主义成分，从而完成了他的独特体系。他强调指出共产主义正在迅速走向衰落，而这一现象特别发生在已经实施共产主义的地区，只有在那些地方才有机会确确实实地感受到这种不切实际的希望幻灭，并使那些在西方一度时髦新颖的左翼理论成为笑柄，并被彻底扫荡之。
1984年，在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提议和推动下，海耶克成为英国的荣誉院士。
历史的报偿
自1989年开始，仅仅在海耶克的《致命的自负》于1988年出版一年之后，全球的政治经济生态突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前述全球性自由主义复兴迅速臻于顶点，海耶克的预言戏剧性地兑现了。这就是1989年至1991年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大溃灭。
这一大崩溃几乎是出乎所有研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专家学者的预料之外的。人们一直被一个巨大的问号所困惑：何以至此？
西方知识界之所以跌破眼镜的原因，与长期流行的两个神话有关：一个来自历史的类比，一个来自现实的观察。
第一个神话认为，现代人类世界，正在惊人相似地重复古希腊时代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及古罗马帝国衰亡的两道覆辙。即，正象当年有较高文化的民主繁荣的雅典被军国主义的斯巴达所战胜一样，也正如繁华奢侈文明的古罗马被军事化的东日尔曼蛮族的入侵而消亡一样，现代自由民主繁荣而奢侈的西方世界也将被高度组织化和军事化的共产主义阵营所击败。
而第二个神话则断言，根据来自现实的观察所获得的结论，鉴于共产党控制国家的严厉程度在世界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它消灭了民间社会，消除了任何反对力量存在的可能性，因而共产党存在的唯一性就保证了它存在的永恒性。因此共产社会一旦建立，它就将不可逆转永世长存。而过去的经验，似乎也暗示了这一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共产阵营的扩张，文明古老的中国被内战染成红色，韩战的僵局，1956年匈牙利起义的失败，1968年捷克「布拉格之春」被坦克碾碎，特别是越南战争的失败，加强了这个神话蛊惑人心的力量。
於是，这两大神话犹如两朵浓重的阴云，笼罩在文明人类精神世界的上空。
然而，海耶克却是一个异数。虽然在其早年他曾为社会主义思潮的泛滥而忧心忡忡，然而越到晚年，他反而越来越摆脱了焦虑和悲凉之雾的笼罩了。他以其独特的洞察力指出，正是在实验共产主义国家的内部，存在着巨大的变革力量。因为那里的实验，是人类历史上最为狂妄和压迫性的乌托邦，是一个完全行不通的制度。而且那场实验的失败已经日益明显，无可掩盖了。
果如其言，1989年，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的一次解除魔咒的潮流呼啸而起，扫荡全球。它证实了海耶克作为本世纪的先知的独特魅力，证实了其观察力之犀利与深远。
1991年11月，海耶克获得美国自由勋章。这是对他毕生的工作对自由事业的伟大贡献和影响的确认与表彰。
1992年，在目睹了人类历史上千年难遇的冷战结束后，海耶克那颗与自由事业息息相关的心赃，那颗一直随这场人类命运之战起伏跳动的心赃，也随之结束了跳动。他的生命与他全心关注的基本事业是同时划上阶段性句号的。
虽然他的学说还会引起绵延不尽的争论和批评，虽然各种时髦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仍然视他为老古董而对之不屑一顾。但是，历经苦难和沧桑的原共产主义国家的千千万万民众，却对他投以极高的敬意；历史，无可争辩地眩人眼目地赫然站在他一边。海耶克已经获得了最辉煌的回报。在任何意义上，他都可以平静地阖上双眼了。
因为，人们可以在「先知」这个字眼最精确的意义上说：他是二十世纪的先知。
注释：
①From Robert Skidelsky’s “After Serfdom” in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Magazine， September 20， 1996
②From F？A？Hayek， HAYEK ON HAYEK （Reverse Cover），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③See Chapter 1， THE FATAL CONCEIT——The Errors of Socialism， London， 1988
狄马：汉语是怎样被阉割的？
胡适撰写公墓启
1916年的夏天，一群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康乃尔大学的凯约嘉湖泛舟游览。兴致正浓时，突然黑云压城，风雨交集，这帮青年男女就赶紧弃舟登岸，躲避风雨。慌乱中竟然弄翻了船只，弄湿了一个叫陈衡哲的女生的裙子。在场的男生任鸿隽就写了一首叫《凯约嘉湖上覆舟》的诗寄给胡适，内容不外乎“言棹轻楫，以涤烦疴”，“猜谜赌胜，载笑载言”一类。远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胡适看了此诗，很不以为然，认为死的文字不可能写出好诗。任不服气，就写信和他辩论起来，后来，哈佛的梅光迪也路见不平，加入到任的阵营，和胡适叫起板来。几个朋友就这样今天一封信明天一张明信片地讨论起汉语的改革以至存废问题，最后竟掀起一场叫白话文的运动来。
白话通行以后，中国人口里说的和笔下写的基本取得了一致。一个生活在汉语文化圈中的人，不管他的程度有多低，也不管他是什么出身，只要他识得一千个汉字，就可以自由地表达和书写，不需要经过从私塾到县学、府学十几年的训练。“我手写我心”，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写，不需要考虑对仗押韵、破题入典等繁难规则。一个贫寒之家过去要三个到四个劳动力的艰辛劳作才能供养一个读书人的生活消费，现在只需要两个甚至一个就够了。因为白话的通行使得知识的获得和普及变得更为容易了。比如，在文言文时代，一个男人要向一个女人求爱，得从“开辟鸿蒙，谁为情种”写起，过渡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最后还要引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类，现在只说“我爱你”就可以了；过去人们谈生意，先得讲“义利之辨”，最后还要说“财币欲其行如流水”之类，现在只说“我想发财”就够了。
因而，从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的1917年算起，白话文成为中国人通行的大众语言差不多已有一个世纪的历史了。在这一个世纪的岁月中，白话文和它的使用族群一样经历了许多历史的潮涨潮落，甚至直到今天也有人说，“五四”激烈地反传统是错的，白话文不及文言简洁，也缺少文言的音韵美，但没有人敢说，文言淡出、白话畅行从方向上就是错的。因为白话文运动是一场真正的草根运动。尽管提倡者从阶级的观点看已经很不“草根”，看银行的存款，他们中有的甚至属于上流社会人士，但他们的襟怀、他们的气量、他们着眼未来的目光使得他们超越了自身的利益羁绊，真正做到了大爱无疆。
我曾在一份旧报上，看到胡适为家乡安徽绩溪的一个墓园撰写的公墓启。这墓启的写作缘起是：1931年，安徽绩溪的地方贤达余亚青等42人，想在城区兴建一个“址源公墓”，就请当时绩溪籍的名人、著名学者胡适作为发起人并亲笔撰写了墓启。墓启不长，全文引用如下：
最文明的葬法，是用电火把死者烧成灰，装进一个小盒子，然后下葬，这办法既洁净又不占地方，又容易保存。
但我们这个时代，多数人还做不到这样文明的葬法，只好在土葬上想出比较方便的公墓办法。公墓办法是选定公共的墓地，做好坟墓，由私家务价分葬，每棺只许占一定的地。这个办法有几层好处：第一，可免去私家寻地做坟的困难；第二，可以定时安葬，免得停丧不葬；第三，可以破除风水迷信；第四，可以省地；第五，可以省费；第六，可以稍稍讲究建筑的壮丽，墓树的培养，而不必由私人独力担任，可不愁损坏了无人过问。
徽州是风水之学的中心，所以坟地也特别讲究。徽州的好山好水都被泥神和死人分占完了。究竟我们徽州人民受了风水多少好处呢？我们平心想想，不应该及早觉悟吗？不应该决心忏悔吗？
现在绩溪县的几位明白事理的人，发起在本乡建筑公墓。这是最可喜的事。我盼望明事理的同乡都能热心赞助这件美事。
——民国廿年五月四日胡适
我不知诸位看了这墓启有何感想，我只知道我自己读完了，竟有一种莫名的感动。无论是胡适，还是稍后的陈独秀、钱玄同以及周氏兄弟，都已经靠古文在社会上取得了地位，也就是说，他们已经从古文中打拼了出来。按照人性趋利避害的原则，他们本不应该向给了他们荣誉和地位的古文开战；不仅不应该，文言文作为他们立身的资本，应该成为炫耀的工具、晋升的台阶才对，但没有，我们看到的是，这些人从古文中来，但却自废武功，肩住古文黑暗的大门，向同时代以及后来的人大声喝道：“此路不通！”
为了亲身践履他的白话文主张，这个实验主义大师，不惜用一种朴素得近乎简陋的语言书写白话，甚至连一个撰写公墓启的机会也不放过。我们今天不用说那些躺在课题经费上，靠“职称文章”糊弄人的学者、教授，就是一个中学语文老师，敢不敢拿这样一种妇孺老幼皆可诵读的语体写文章？一代启蒙思想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良苦用心，即使在这样一篇不足四百字的公文中也毕显无遗。
被伤害的汉语
古时候人们说话和写文章为什么要用不同的语体？这个问题我想留给学者们评职称；但大体说来，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是因为汉字难写，因为难写，所以只好节省些，把那些可有可无的虚词和衬词都省掉，最后就变得不好理解了；其次是为了节约书写成本。诸位知道，我国早期的字是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这样一来，不要说写长篇小说，就是记录政府工作报告，也得尽量省字。如果那时的一个部落酋长年终总结时，拿着稿子一念两小时，那得搞死多少王八？汉代以后文字记在竹简和布帛上，那也相当昂贵。如果把政府要员每天的讲话原原本本地记下来，天下人就都不要穿衣服了。
除了这两项不得已的原因外，还有一个人为原因，那就是书写者故意制造的繁难。文字这东西虽由民间产生，但一经产生就为特权者所垄断。先是“巫”，再次是“史”，最后是“士”，但不管是早期掌管意识形态的“巫”和“史”，还是后来人数更多的“知识分子”，都有一个明确的倾向，那就是要把文字弄得繁难，弄得神秘。因为一变简单，村民愚妇都能口诵目念，他们的解释权就变得岌岌可危了。我们乡下人有病瞧不起医生，就请神汉来画符。符上的字没有人能识得，但神汉们说，它的威力也恰好就在没有人能识得。一个木匠、瓦匠来家做工，总要把他的行当说得神乎其神，说窗子上的图案有讲究，做上一个不吉的鸟，就要全家遭病。这家的婆姨就很害怕，每天做好吃的，小心伺候。泥瓦匠箍窑时，说只要他将铁器留在窑洞的砖瓦间，这家人就会有灭顶之灾。主人吓得觳觫，他提出的工钱就不敢还价。知识分子故意要将文章作得谁也看不懂，道理就在这里。
当然也有例外。那就是特权者或阴谋家需要煽惑劳苦大众跟着他干的时候，文章就不能繁难了。洪秀全的“天王诗”虽然狗屁不通，但大都朗朗上口，易于背诵。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反对党八股，原因也在这里。你看人家不仅仗打得好，就连文章也作得这么通俗易懂，还不卷起铺盖跟他走么？
这时，特权者或阴谋家利用的只是白话易懂的形式，至于白话表达的内容，诸如，人类几千年积淀下来的文明，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包括历史观、人生观，甚至每一个字、每一个词都必须重新解释。说的时候当然冠冕堂皇，仿佛每个字、每个词都事关本民族甚至全人类的存亡继绝，但实际上，能否煽起对旧制度、旧圣贤的满腔仇恨，能否激起对新制度、新领袖的全面热爱才是决定每个字、每个词、每种理论是否继续存在的唯一依据。
当然，在字词的沿革问题上，古代的皇权主义者和现代的极权主义者略有不同：古代的皇权主义者是碰到皇帝的名字了，才换一个代替，叫做“避讳”；实在想玩新花样，旧的字词全部不动，硬造一个新的出来。如唐的武则天，就造了好几个字玩，“曌”只是其中之一。但可惜的是，文字这东西惰性很强，硬要当仓颉，没有人买账。最好的办法是仍然沿用旧的字眼，但完全改变这些字词的意义。现代的极权主义宣传家在总结古代皇帝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坚持不造新字，不改文法，“批判地继承”人类历史上一切好东西，且名之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在这方面受害最惨的，可能要数“人民”这个词了。正如我们大家熟知的，在凡事需要开口的地方，“人民”总是隐匿不见；而在需要沉默的时候，我们又总是发现它挥舞着拳头，和暴君站在一起。因为“人民”是一个抽象的“集合词”。它没有种族，没有父母，不穿衣服，不长头颅，更没有面目，有的只是数量和生殖能力。它有一个别名叫“灰色的大多数”。
俄罗斯的生物学家做过一个很有趣的实验：那就是在一堂植物学课上，教授让三个学生分别采集一株冬青、紫藤和狗尾巴草回来，结果三个学生很快就完成了；教授又让学生第二次出去，采集一种叫“植物”的东西，结果每个学生都空手而返。因为他们不知道“植物”是什么东西。
1958年10月23日，瑞典皇家文学院“鉴于在当代抒情诗和伟大的俄罗斯叙事文学传统领域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授予《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孰料苏联政府却将此视为对社会主义苏联的进攻和污蔑。他们立即把帕斯捷尔纳克开除出作家协会；并威胁说，如果他要出国领奖就不要再回来了。为此，作家不得不宣布放弃领奖，并写信给赫鲁晓夫，恳求他不要采取驱逐出境的“极端措施”。
两小时后，文化部长波里卡尔波夫代表赫鲁晓夫，向帕斯捷尔纳克正式作出答复。他庄严地站了起来，以广场广播员的腔调宣布：同意帕斯捷尔纳克留居祖国。“不过人民的激愤，我们实在难靠自己的力量来加以制止，”波里卡尔波夫表示。这时，作家的厌恶已达到极点，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说：“人民！人民！您好像是从自己裤子里掏出来的。”
在这儿，“人民”这个词是被随意使用的。谁有权力，谁就代表“人民”；谁是权力的中心，谁就是最大的“人民”；而且真正严重的是，像词语这种东西，它不是一个孤立的单元，作为一个系统的有机部件，你改了一个，其他的就得跟着改变。因而，我们看到，在极权主义泛滥的地方，遭到歪曲和篡改的词是成批量的，是呈团状粘连的。它几乎涉及了，在过去的年代里一直被正确使用的一切关于道德和政治方面的词。如人性、人道主义、正义、真理、自由、平等、民主、解放、教育、改造、下基层、锻炼、表扬、批判、进步、落后、主流、大局、全面、片面、奉献、牺牲、组织、作风、做工作、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封建主义……只要是在过去的经典著作中有明确外延和内涵的词，无一例外都遭到了篡改。这种有意的篡改是由政治上的崇尚暴力导致的对汉语文化的全面伤害。它们或者被添加了新的意义，或者被抽去了旧有的美好含义，有的甚至干脆拧到了意思完全相反的方向上去。
当然，更多的是与“人民”一样，它们的意义变得十分模糊，在何种意义下使用，全看有权使用它的人当时的需要。有时一个词既可以指事物的正面，又可以指事物的反面，而它们之所以还被继续使用仅仅是因为极权主义领袖和他的宣传家不能另造一套汉字。
白话文与“学报体”
国门洞开，西学东渐以后，人们逐渐弄懂了这些词的本来意义，尤其是互联网出现以后，人们获取知识和资讯的手段变得更为便捷。一个人，只要他愿意，就可以获得客观而公正的资讯。这话的意思不是说，极权主义者从此变得善良，有意对自由思想、独立言论网开一面，而是说在书写和传播的成本大大降低的今天，旧有的封锁、查禁、垄断书号、强求舆论一致的做法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
当然，官话还在讲——世界上有官就会有官话——但底气已经不足了；谎言还在继续，但听的人是越来越少了。这时，就像其他任何有机体一样，极权主义为了自身的利益，必然要寻求新的代理服务器。旧的打手、旧的阵地、旧的“棍棒+威吓”的手段，是越来越不合时宜了。要让人们相信并为之服务的价值仍然是正确的，必须要说服他们当中最优秀的，至少要让一般老百姓觉得，在他们群体当中，即使是那些教育程度最高的，甚至是那些留过洋的偶像级名人也和他们持有的目标价值一样，他们才会心安理得地付出。大学教授，多如牛毛的博士、硕士，豢养在各个学术机构里的作家、学者，就这样戴着浆洗过的假发披挂上阵了。
这是一种更为隐蔽，更为精巧的宣传策略。这个策略的实施步骤是：1，意识形态部门通过控制出版和“核心期刊”来控制这些作家、学者的发表权；2，研究机构、学术团体根据这些作家、学者发表的数量和级别来控制他们的职称与官位；3，研究机构、学术团体的后勤部门根据职称与官位发放猪肉、房子和逢年过节的赏钱。
这些机构和团体或者拿一些无聊的命题，比如杨贵妃是不是处女，武大郎卖的炊饼究竟是什么东西，咖啡为什么要加糖……来转移这些作家、学者的注意力，或者以不胜其烦的注释、索引和关键词来消耗他们的时间，但所有的这一切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这些所谓的“学术论文”、“学术规范”都是以“学术语言”来实现的，因而控制和修订这些“学术语言”的标准才是问题的关键。
要以一两句话来概括这些“学术语言”的无聊、枯燥与乏味是十分困难的，但大致说来有这么几条：1，简单的东西复杂化；2，感性的东西概念化；3，熟悉的东西陌生化；4，个性的东西平面化；5，腐朽的东西神奇化。比如，张大娘进城卖鸡蛋，他们说“论张氏高龄妇人在现代商品经济条件下如何实现货币与鸡卵的等价兑换”；两条狗在野地里交配，他们说“两只犬科哺乳动物在地表的裸露处以身体语言表达情爱进而实现生命的创造与传递管窥——兼与某教授商榷”；……我手头拿一本社科杂志，随手一翻，就翻到这样一个标题——“结构性拆解：潜规则撒播与新官人叙事”，请问诸位，你们谁能告诉我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知道，文字自结绳记事以来，就是表达情意与记录事件的，但在这些作家、学者眼里，文字只是谋取饭碗和职称的工具，与思想、情意毫无关系。据《淮南子》记载，“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汉字的产生为何会使“天雨粟，鬼夜哭”呢？唐代文艺理论家张彦远解释说，那是因为有了汉字之后，“造化不能藏其密，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但张先生没有见过“学报体”，见了“学报体”以后，我看他有可能改作“造化可以藏其密，故天雨雾；灵怪可以遁其形，故鬼唱歌”了。
胡适那一辈人因为从古文中来，看见了它的弊害，认为文学要发达，必然要革新工具。什么是新的工具？当然是白话文。但他们没有料到——或者料到了，但只能先做这一件——白话文作为一种工具，如果使用它的人不革新思想，那么，工具也只是一个工具。就像水果刀可以削苹果，也可以杀人一样，文言可以让人看不懂，白话照样也可以让人看不懂；文言可以装神弄鬼，白话也可以装神弄鬼；文言可以助纣为虐，白话也可以助纣为虐。一切全在使用它的人具备什么样的思想和目标。
有人说，眼前这种装神弄鬼、凌空蹈虚的学风是由当下的学术体制造成的，但实际上顺着体制的高杆爬到高位，吮到甜头的，又没有一个不是自鸣得意的。因而，就当下的学术环境而言，这种体制和这种学者是互为塑造的：有这样的个人，这样的体制就会畅行无阻；有这样的体制，这样的个人就会如鱼得水。诚然，不是所有学界中人都喜欢“学报体”，就像在文言时代，也未必人人喜欢八股文一样，但端着体制的饭碗，捞到里面油水的，即使是那些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的人，又有几个真正走出来了呢？
我读文学史，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那些真正伟大的作品——至少是在中国，都是由落榜生写的。《红楼梦》不消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的作者罗贯中和施耐庵生活的乱世，恐怕是想参加高考都没有的，《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倒多次参加过高考，但到“乡试”这一级，就再也考不上了，地方政府看他可怜，三十几岁时给补了个“岁贡生”，肄业于南京国子监，相当于今天的“定向委培”，毕业了不包分配。最差的是《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早年考了个秀才，看清了“科场”的卑污实质，就终生再没有经过“科考”。晚年住在南京，生活穷困潦倒，冬夜没有柴烧，就绕南京城墙跑几十圈取暖。为什么会这样呢？大概是因为这些文人士大夫在得意之时不可能也不想，撇开八股文用白话写作。原因很简单：“白话”不是科举应试语体，用今天的话说，不符合“学术规范”，不能升官发财；“小说”也不是科考项目，不能评职称，更不会发在“核心期刊”上，掏版面费也不行。只有等这些文人士大夫走到穷途末路了，才不得不放下架子，向民间寻找灵感和素材，从而写出了伟大的作品。
胡适在他的《口述自传》里有一个结论：一部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部活文学逐渐代替死文学的历史。认为“一种文学的活力如何，要看这一文学能否充分利用活的工具去代替已死或垂死的工具。”在他那个时代，“活的工具”当然是指白话文，但问题是白话文经过近一个世纪的使用，尤其是最近半个世纪以来的阉割和袭用，已逐渐又露出了死相。“死的工具”不可能产生“活的文学”。中国人要想写出“活的文学”，必须要敢于抛弃因袭的重担，用活的语言表达活的情感。
什么是活的语言？就是老百姓人人能听懂，人人能看懂的语言。当一个民族和时代的识字者，包括那些号称精英的知识分子都不敢使用自然语言，用一套莫名奇妙的语汇书写历史时，无论他是怎样不由自主，都表明他已经和魔鬼签字画押。因为语言不是单向度的符号，说到底它是思想的前夜。因而，就一个时代来看，语言就是人。语言的命运就是人的命运。抛弃虚假造作的语言，就是抛弃一种外在于自己的命运；用活的语言说人话，做人事，就是撕毁和魔鬼签订的字据，创造一种真正属于自己的命运。
2008年4月14日～23日 草于长安饮马窟
余秋雨题“诗”，又一次自曝其丑
7月10日上午著名艺术理论家、文化史学家、散文家余秋雨先生在客家祖地龙岩欣然题词祝贺永定土楼成功“申遗”。
尽管天下拍马屁的人多多，称余秋雨为“著名艺术理论家、文化史学家、散文家”，余才子也是自以为是，志骄气满，那两个字如春蚓秋蛇，能不能称作“书法”，这里也不去说了。但对于“诗”，我还是要郑重负责地向公众指出：余秋雨的国学底子太差，他是百分之百地下笔就错。下面分析他的这首“七言绝句”的平仄，将平仄用括号表明，让有识者看看。至于不懂旧体诗的朋友，这里就恕不讲解了。
老余这首歪诗，不成话说。表明了他对传统的旧体诗格律，实在是半窍也不通。他大概从来没有下过一天功夫，连大门也没有进。不但全首平仄、粘对，不成个样子，最荒唐的是第三句末尾居然用一个平声字“楼”，第四句居然用一个仄声字“产”来和一、二句结尾的“山”、“岩”押韵，这两个错误，在中国一千多年的近体诗历史上都是绝对没有先例的（荒唐得没有先例）。它暴露了一个不学无术、冒充“文化大师”的文化骗子最真实的低劣水准！
一百年前，在私塾里写出这种句子，手心要被老师打肿，还要再加罚跪三天的。《红楼梦》里不成器的的贾环、动王熙凤坏脑筋的贾瑞，都做不出这样混帐的“诗”来。这样的人，竟然敢自比中国天才诗人、文学大家苏东坡（见余秋雨的《苏东坡突围》，今又改作《黄州突围》），到处说别人是因为嫉妒而批评他，如果不是得了自大狂式的妄想症，何以至此？
【附录】余秋雨先生第一幅题字：
夏雨濛濛走群山， （仄仄平平仄平平）▲
爲尋永定過龍岩。 （仄平仄仄仄平平）▲
客家萬里留土樓， （仄平仄仄平仄平） ？？？
世界今日識遺産。 （仄仄平仄仄平仄）▲？？？
戊子年夏於福建龍岩 余秋雨
【附】网友和秋雨大师
〈其一〉
袅娜秋雨赴龙岩，
不为青山只为钱；
吹得官人齐卸甲，
花花银子落眼前。
〈其二〉
大师来历不一般，
忠孝仁爱礼义廉。
诗韵何须分平仄？
从来拿手是帮闲。
余秋雨被指"捏造观点" 学者"博客观点"遭质疑
作家余秋雨被质疑的新闻层出不穷，最近，因为在博客中写的一篇文章“惹祸”，学者陈明远公开质疑他“几个重大学术问题”。当今社会，快捷的网络使得更多人、更多的学者发表观点变得容易，而慎重的思考和确切精准的引证成为迫切的需要，也是自我保护的法宝。
余秋雨“引用”观点遭质疑
余秋雨的博客中最近有一篇名为《百感交集出新书》的文章，内容是讲其最近出的一套“文化苦旅全书”中的前两本，余秋雨称书是自己心中的“中国文化史”。他还说这两本书，反映了他二十几年来为了在国际坐标中捍卫中华文化尊严和光荣所做的努力。虽然这种努力非常艰苦，还受到了一轮又一轮的围攻和诬陷，但他坚持了。
余秋雨在文章中详细描述了自己坚持的几种表现，其中他提道：“中华民族从来就不是一些学者说的‘劣等民族’。即使在灾难中，也总有中国人在抢救中国文化。这也是中华文化成为世界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化的主要原因。”这段话原本的意思是好的，但问题就出现在“一些学者”和“唯一”这几个字上。
陈明远被称为杰出诗人和著名文化学者，昨日在自己的博客中公开质疑：“读到余秋雨先生如此自白，实在感到困惑、难解。现代究竟有哪一些学者在说：”中华民族从来就是劣等民族？‘请余秋雨先生具体举出他们的姓名和著作来。如果余秋雨先生举不出，那么就是余秋雨先生在捏造’假想敌‘。还有余秋雨先生所说’只有中国人在抢救中国文化‘，是否别的民族（例如印度人、俄罗斯人、波兰人、甚至犹太人）就没有人在抢救他们的文化？中华文化是否真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是’世界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化‘？别的文化，例如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日本文化、朝鲜文化、越南文化乃至欧洲文化……都中断了？实际上，我早已论证了，印度文化也并没有中断；阿拉伯文化、日本文化、朝鲜文化、越南文化乃至欧洲文化都没有中断……这样的立论有根据吗？在学术上站得住脚吗？“余秋雨被认为有”捏造观点“的嫌疑。
而余秋雨的助理金克林昨日对记者说：“从来没有听说过陈明远这个人，压根不知道。”因此拒绝对此做出解释。
网友担忧博客观点误导大众
如今，信息化加速，学者的博客比起过往的学术论文，更快也更容易被大众所关注，但博客文章却没有论文来得严谨，甚至是有点粗心。
网友“莘莘学子”不满地跟帖：“这样不负责任地信口开河‘做学问’，哪里是做学问，简直在误人子弟。”而有网友的担忧则较深远：“其实一两句话的出处不详细，并不能说明余秋雨老师有多大的错误，但整个学术圈现在发表观点有些随便，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似曾相识的话随意使用，这种风气很不好。”
名家的曝光度高，他们的学术观点，如果没有出处或查不出出处，会不会误导大众成了一个新问题。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表示：“学者在博客发表观点，多为散文随笔，原则上来说不太严谨不算大错，但学者们是公众人物，他们的博客关注度比较高，网友对其的要求也高，是有道理的。但博客上写的漫谈观点毕竟和学术论文有差别，学者们写的时候可能也遇到记忆失误，也不会像写论文一样查资料，毕竟是写随笔散文，依稀记得的情况是有的。如果说担忧博客观点误导大众，有点过虑，因为博客观点很重要的特点是容易纠错，公众中能人很多，不管是署名、出处，其他的学者或网友，都可以迅速地反驳或者是修正，这样增加互动也是可以的。公众人物不是万能的，如果能和学者互相讨论，互相理解，包容他们一些就更好了，毕竟不可能要求学者对博客上的所有漫谈文章必须查资料，这很难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