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为何扇刘文典耳光

                                        1926年的蒋介石像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很快占领平津。根据国民政府指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三所高校撤出平津,先在长沙组建临时大学,然后转赴昆明组纪西南联合大学。这个联合大学共存在了九年,培养了包括杨振宁、李政道等优秀人才,直到抗战结束后的1946年才相继回到原地。

时在清华大学史学与中文系任教的国学大师陈寅恪随校南迁,未久,北大文科研究所在昆明成立,傅斯年兼任所长,聘陈寅恪为兼职导师(陈寅恪自1928年起,一直兼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历史组组长、研究员),为照料北大文科研究所事宜,傅斯年与陈寅恪在昆明靛花巷三号,文科所租赁的青园学舍住过一段时日。

此时日机对昆明轰炸正酣,为了躲避轰炸,傅斯年命人在楼前挖了一个大土坑,上盖木板以作防空洞之用。此时住在三楼的陈寅恪不但右眼失明,左眼也已患疾,视力模糊,行动极其不便。加之陈氏本人有睡早觉和午觉的习惯,傅斯年怕陈寅恪听不到警报,或听到警报因视力不济遭遇危险,每当警报响起,众人大呼小叫地纷纷向楼下冲去,傅斯年却摇晃着肥胖的身躯,不顾自己极其严重的高血压和心脏病,喘着粗气,大汗淋漓地向楼上急奔,待跑到三楼把陈寅恪小心翼翼地搀扶下来,送进防空洞“入土”,才算了却一件心事。满身霸气,整日仰头挺胸,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的傅斯年,竟对陈寅恪如此敬重阿护,一时在昆明学界传为佳话。

陈寅恪的学问人格,不仅得到了傅斯年等学界大腕的尊重,即是当年同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冯友兰、朱自清等辈也倍加敬重。时为清华国文系主任的刘文典,年龄比陈寅恪大一岁,既是一位才高学广的“博雅之士”,又是一位恃才自傲的“狷介”之人。早在1907年在芜湖安徽公学读书时就加入同盟会。1909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日、英、德等国文字、语言,回国后曾一度担任孙中山秘书处秘书。1917年,刘文典受陈独秀之聘出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并担任《新青年》英文编辑和翻译。经过数载苦钻精研,终以皇皇大著《淮南子鸿烈集解》与《庄子补正》十卷本震动文坛。刘氏因此两部巨著一跃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杰出的文史大家之一,影响所及已超出学界而步入政坛,曾一度被蒋介石抬举为“国宝”。

少年得志,中年成名的刘文典,不但不把一般的学者文人放在眼里,即是位高权重如蒋介石者,同样不为其所重。1928年8月,刘文典由北大回老家创办安徽大学,出任文学院院长,行校长职。11月,安大学生先是与省立第一女中校长程勉发生冲突,继而由于军警弹压引发声势浩大的“皖省学潮”,一时四方震动,舆论哗然。安徽省代理主席孙孟戟不能解决,恰遇蒋介石巡视到安庆,蒋氏闻知此事,性起之下,当即决定要份成戏台上的“八府巡安”召见刘文典予以“训示”。

北伐成功之后,蒋介石的名望大增,号称中国独一无二的铁腕强人,世人多有敬仰者,但刘文典却不把这位事实上的一国之主当作一盘菜看待。在刘氏眼里,蒋氏只不过是只知操枪弄炮打混战的“一匹夫尔”。

当刘文典被一帮军警带入省府堂厅后,见蒋氏端坐大堂正中欲作审训状望着自己,略吃一惊,又很快镇定下来。刘既不脱去帽子,亦不向对方行礼,找了把椅子昂然而坐,作不屑一顾状。蒋氏一看对方的派头与架势,头上的火星“哧哧”向外窜起。刚要发话,又见刘文典自身上掏出烟盒打开,抽出一支香烟,径自擦着火柴点燃,旁若无人地猛抽开来,烟雾直冲蒋氏的鼻孔。对抽烟喝酒之徒尚来极度厌恶的蒋介石见刘氏做出如此颠狂之态,认为是对自己这位国家最高统帅的大不敬,是佛头抹粪,太岁头上动土,灶王爷跟前撒尿,心头之火再度窜起,当场严厉斥责刘氏身为国立大学校长,识文解字,为人师表,竟如此混账,对本公无礼云云。面对大动肝火的蒋介石,刘文典仍坐在原处仰头喷着烟圈,鼻孔朝天,极其鄙夷地哼哼着。蒋介石越看越恼火,再也按捺不住胸中的愤怒,猛地蹦离座椅,冲上前来指着刘文典的鼻子,让其交出闹事的反革命分子与煽动学潮、带头打砸抢烧的共党分子,严惩罢课学生等等。

见对方如此轻佻,刘文典也顿时火起,照样蹦将起来,用“初类饥鼠兮终类寒猿”的奇声怪调,反指着蒋氏的鼻子厉声道:“我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带好你的兵就是了;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自会料理,由不得你这个不成器的狗东西新军阀来多管闲事!”

蒋介石怒火冲天,顾不得自己的身份,照准刘文典的面部“噼啪”扇了两记耳光,尔后又抬腿用笨重的马靴在刘的屁股上猛踹两脚。刘文典也不敢示弱,抬脚照准蒋介石的小腹猛地踢去,蒋介石低沉地呼了一声,随即弯腰抱住小腹,额头渗出汗珠,摇晃着身子喝令手下卫士将刘拿下,以“治学不严”的罪名扭送局子下了大牢,并宣布解散安大,把为首滋事的共党分子捉拿归案。

消息传出,安庆群情激愤,舆论哗然。安大师生立即组成“护校代表团”到省政府请愿,要求立即释放刘校长,收回成命。同时,安大师生致电时为教育部长部长的蒋梦麟、学界领袖蔡元培、胡适等人请求援助。后经国民党要员陈立夫从中斡旋,蔡元培、蒋梦麟、胡适等“力保无其它”(南按:意为刘不是共产党),并说刘有“精神不正常的老病”,蒋介石才以“立即滚出安徽地盘”为条件,在关押了7天后予以释放。被释放的刘文典蹦着高儿大骂了一通蒋氏乃不仁不义的军阀狂徒之后,卷起铺盖离皖赴京返北大继续任教,次年接受新任清华校长罗家伦聘请,出任清华大学国文系教授,与陈寅恪成为同事,后为国文系主任,成了陈寅恪的直接上级领导人。——因了这一传奇经历,刘文典名噪一时,为天下儒林士子所知所重。刘氏到北京不久,即会见了“少年同门,中年同事”(南按:同为章门弟子,并在北大任教。)的鲁迅,并大“谈了一通”(鲁迅语)。面对刘文典的精神风骨与气节,为讽刺胡适等人的软骨症,鲁迅在他的《知难行难》一文中曾有云:“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来”云云。一时风传学界,搞得胡适颇为尴尬。

张鸣:大师排序与众神谱

陈丹青和韩寒不经意间,对几位前辈作家的作品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这种看法,无论别人或者某些专业人士看来如何荒谬,本质上跟他们对某家菜馆的菜品头论足一样,属于一般人家每日发生的寻常事,原不值得大惊小怪。可是,不幸的是,陈丹青和韩寒碰的,恰是几位一向为现代文学界奉为泰斗级大师的人物,于是,这种品评便成了问题,一块石头扔在了一个陈年的水塘里,至少在水塘的范围内,风波还真的不小。

怎样评价作家的作品,本是见仁见智的事儿,其实我的看法也未必跟陈、韩二位一样,但是在中国,评价别的什么人,说好说歹都无所谓,月旦人物,本属文人的一大爱好,谁人背后不说人,谁人人前无人说。被夸到了,算运气,被贬低,算晦气。可是,有几位大人物,至少在公开场合是碰不得的,这就是现代文学的泰斗级大师,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在现代文学领域,有几个不成文的规矩,一是一排座次,必提这几位礼拜甚殷。二是每次提,都必须严格按照排序来,绝对不许错位。三是几位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地位,不可置疑。这些规矩,甚至可以说禁忌,不仅在文学界被严格遵行,而且一直延续到大学中学,乃至小学的语文教育,只要有范文,一般是优先从这几位的东西里选。我们的孩子,自小学起就认定,中国现代文学最顶尖的大师,就是这几位。

中国的道教,有神仙谱,入选的神仙很多,排名不易。但最高层的那几位,一般都错不了,一说就是三清四御。三清之中,以元始天尊为首,四御之中,以玉皇大帝为首。剩下的芸芸众神,各派排名不一,自可以打架,争座次,但最上面的六位,是雷打不动的最高神。不消说,我们的鲁、郭、茅、巴、老、曹,被他们的后辈文人也封了神了,而且是地位最高的神,高耸入云,香火缭绕。

我个人相信,如果这几位有任何一位现在还活着,都不愿意这样被人当神供着,他们在被奉为神灵之前,的确已经在中国的文坛打出了名气,但是他们的名头,是自己靠作品拼出来的,不是由什么机构捧出来的。而且他们赖以成名的作品,跟捧他们成神的这个时代,没有什么关系,相反,到了这个他们地位直线上升的新时代,他们中还活着的人,大体处于盛年,反而写不出东西来了。只有老舍写的《茶馆》差强人意(其他作品也很差),其他的人,不是写不出来,就是写出来没法子看,比如像郭沫若的作品,成堆的“红旗诗”,现在有谁还能将之当文学?

文学界这样的封神演义,背后有一只无形之手。如果真的要考虑推选中国的现代文学顶尖人物的话,那么还有几位无论如何也应该被考虑的,比如沈从文、张天翼,比如徐志摩、李金发、戴望舒,还有张爱玲等等。不同的文学爱好者,不同的趣旨,推选出来的人可能不一样,但不要紧,我们可以推选一群人,最关键的,不能像现在这样搞严格排名。当然,更不能说这些人一旦入选,就成了神,不能有所非议,心里有不以为然,也只能回家跟老婆嘀咕,当众说出来,就是大逆不道。实际上,这就是为什么郭、茅、巴、老、曹等人写不出东西的时代原因。

陈丹青和韩寒,很像见了玉帝只唱个大诺的孙猴子,一不高兴(或者高兴),就在凌霄宝殿上弄棒,磕了柱子,碰到梁,连大神的金身也伤了,还一脸无辜:怎么啦,不行吗?没办法,他们是衙门之外的山野之人,不谙礼数。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快逃,祖国来了!

今天也许没几个人知道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但他在 “十九世纪三部曲”里,引用过一句意大利农妇的话:“快逃,祖国来了!”却成为流传至今的名言。

其实,此前的人类先贤们对“祖国”就有过深刻的思考。裴多芬的不朽诗篇:“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已通俗易懂地告诉人们,“自由”而非“祖国”,才是我们生命中不可让渡的权利。

从央视里我们也知道,战争很多时候都是以颠覆主权为目的,但战争罪却只追究“反人类”、“反人道”、“反社会”,而不追究“反主权”。

为什么这样呢?这要从国家开始说起。从十八世纪起,近代意义上的“国家”开始在欧洲建立,伴随这一时代潮流,“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被人们认为是一条不证自明的公理。但是,率先强大起来的国家总是喜欢欺凌弱小国家,为了扼制这一“强权即公理”的现象一再发生,国家之间签订了各种各样的国际条约,某种意义上就是“国际法”,以此对国家的“外部行为”进行制衡。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许多民族国家获得了独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却发现,独立之路并不就是一个民族的新生之路或幸福之路,更多的罪恶在国家主权的掩盖下公然地发生着,由此引发了人们对国家主权的深刻反思。

上世纪60年代初,前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在前苏联治病时,喜欢上了该国美食,于是向当时的苏联领导人要了一名苏联的厨师回国。正是这名厨师,在为蒙博托服务时,发现该总统居然烹食婴儿成癖。良心驱使他逃离这个“主权国家”,并公布了他的经历和蒙博托的“食癖”。这一消息曾震惊文明国家,很多人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对这样的“主权国家”,人类应该怎么办?而且蒙博托并不是个“例外”,他只是现代非洲三大食人魔王之一。

当时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没好到哪里去。前美国总统尼克松说: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和平建设时期比他们在战争时期所“牺牲”的人都要多得多。前社会主义老大哥和当代社会主义老大哥都可为这一判断提供巨大的注脚。

今天的人们早已知道,权力必须受到制约,否则就会危害人类本身。人权其实就是对国家主权这一权力的制约。对人权的尊重,才是国家健康行使主权的保证。一个不尊重人权的国度,对内,主权会成为一个暴君或一个强权组织用作于隔绝世界、图谋个人或集团专利的篱笆;对外,会成为一个侵略成性的国家。

因此,对一个肆意践踏人权的暴政或邪恶国家,如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进行军事打击,是对天赋人权的最好保护,是完全符合人类正常情感的正义行动。而且人类政治实践也证明:暴政只能被推翻,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暴君因“良心发现”而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

事实上,“主权高于人权”,对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是一个颠覆性极强的概念。据此,可推出美、英出兵伊拉克是非正义的行动;但据此,也可推出人类历史上任何进步的革命都是非正义的,如美国独立革命是非正义的,因为它推翻了英国的主权,中国的辛亥革命也是非正义的,因为它推翻了满清的主权。

这种荒谬之至的“理论”,为什么得到暴政国家、邪恶国家、专制国家的一致赞同呢?这些国家的执政者并非不知道,这是在“自欺欺人”,但是,他们同样知道,只有“愚民”,才能维系他们社会的稳定和延长他们的“执政”。

闲话王朔

一、

《红楼梦》开篇有一段贾雨村和冷子兴品评天下人物的妙论非常有趣。大意是说人本源于天地之气,正气所凝则为忠臣烈士,邪气所凝则为小人奸佞;但还有一种人是由正邪二气交葛产生的,这种人即使当皇帝也是唐明皇宋徽宗一路,如果堕落风尘那至少也不低于李师师一辈名妓。当年夜读此段高论时,心下甚是拱服,窃以为纯正纯邪的皆是少数,而芸芸众生或者多是正邪之间的产物。后来阅人多了,才发现真正算得上此类人物的,竟然如凤毛麟角,乃不世出的宝贝。

拙文要说的这位顽主,圈内人称为朔爷――在我看来,就算这样一位稀世无多亦正亦邪的怪物;和贾府那个末世公子一样,原是口中衔着一块玉来投胎的。

某日,和东北作家述平「《鬼子来了》和《有话好好说》的编剧」等朋友酒后品藻同代人文,他深有感慨的说――当世只有三个聪明人令他畏服,一王朔,一姜文,一郭力家。三者中之二我无过从,但也认同;其一则有过几面之缘,且了解一点世所未闻的高品内幕;其三是东北诗人,是我朝夕相处的兄弟;虽然寂寂无闻于世,但凡与他有过樽酒之交的,那也基本是无不欢喜。所以我对述平的评述,当下就说深得我心。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于今则为烈了。你在这个圈里随便逮个会写字的问问――你最佩服和喜欢的作家是谁?他一般都会搬出几个发音不准的洋名,以示自家的博览和对本族的不屑,很少有人承认他喜欢王朔。仿佛喜欢王朔就沾上了流氓气,品格便不高了似的。

而我确确乎是喜欢这厮的,很多时候一想起他那副嘴脸就暗自作乐。后来我发现,不仅是我这样的坏种喜欢他那大奸若忠的范式,还有许多正经人也私心乐之,只是不大拿出来说罢了。

坦率的说,我原在80年代中期初读他那《海水火焰》时,便喜欢上这厮了。我喜不喜欢谁是我的私淑所好,原无关乎文格名气,那时的他也还只是一个需要抱着稿纸去编辑部打情骂俏逗女编们开心的文学青年。若干年后我曾经问他,何以书稿多要给出版界的大姐大金丽红时,他咧着嘴说――人家老大姐在你不火时帮你,咱不能火了就没良心嘛。我也算个恩怨分明的人,自然能够领会他这种念旧的深心。

这个世界有很多人,道德文章都好,直谅多闻,肯定也都值得交往;但我私心所喜的还是那些性情有味的趣人。有些也许缘悭一面,但从文里字缝中,大抵也能想见其为人作风,可以神交。读王朔而不笑的人,我基本可以判断为需要去看心理医生的病友。但他所传达的笑,又绝非相声小品――他那些邪里邪气的小人物,油腔滑调的声口,表达的正是我辈对这个伪善伪崇高伪光明的社会的反动。

我喜欢他的这种阴坏阴坏的表达――嬉皮笑脸之中暗藏着袖箭和鸩毒,玩世不恭内里透射出剑芒和寒光。就新时期的小说而言,我还想不出有谁比他更毒辣而又不动声色的刨了新政主流虚伪话语的根儿。几乎从他出山开始,一种对专制的调侃慢慢进入大众生活,一张一张的揭开那些腐蚀了我们几十年的权势的虚张面皮。当他说中国人活着都不怕,还怕死吗时,我和他一起在暗夜坏笑。

他几乎在不断创造一种王氏风格的时尚语言,相当长一段时间几乎党报之外的大众媒体的标题,都在摹仿他的戏谑语法。我们说伟大的文人一定要能拓展其母语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我还看不出哪位爷能够如此浩荡的席卷了我们原来习以为常的党八股。当今天手机短信的讥刺段子已经铺天盖地肆无忌惮的调侃当局的虚伪,并引发大众在恐怖高压下的娱乐风暴时,我们不能忘记正是朔爷发起了这种正邪兼收的时潮。

北京向来是一个龙蛇杂居的城市。我在90年代中迫于生计的闯入,完全像巴尔扎克笔下的外省人到巴黎,心底原是自有某种局促和惶恐的。除开原有不多的几个老友之外,如果说潜意识指名点姓还想认识谁,那至少王朔是其中的一个。我知道,在这个皇都,有太多我在深山边城早已仰慕的人名,但内心觉得可以在一起嘻哈疯癫使酒骂座的,这厮必是首选。

我不是那种因为久仰就一定要钻天打洞去攀结的人,我相信人世间必有某些缘分,能让你认识你的同袍或者敌人,使你体味人生的情仇或者恩怨。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我确实无意之中结识了许多死生师友,正是这样一些胜缘,使我觉得今生不虚。

1999年,“钦命要犯”晓波君第二次出狱。这个当年以“黑马”之称轰动文坛,后来又因“四君子”之名而深陷囹圄的哥们,此刻已然妻离子散,同样穷愁潦倒了。他是政府的人质,失业原本正常,且不许出国,更不允许在国内出版发表文章,这就难免让人绌于生计了。那时幸好有个侠义的女子在西边的小屋里收容了他,但谁要去探望,那是要受到盘问的。我是过来人,知道人在困境中,可能更要面子,因此一般朋友的接济,往往还不愿领受。再说多数人在那时也还算是末路文人,杯水车薪,实在也不足以割肉疗饥。我们能做的,也就是请他搓几顿,或者秀才人情纸半张――送几套书籍聊慰寂寞。

某天,老友周君给我电话,说他和晓波及朔爷约我晚上去香格里拉小酌,我自然窃喜,可以近距离看看这厮的嘴脸了。我们仨先到,稍坐,朔爷就来了,一副温吞吞懒散的样子,并无想象中北京人那种咋咋呼呼。我原想哥几个可以放开喝一把,这点倒是出我所料,他说早年喝伤胃了,现在只能葡萄酒,且浅尝辄止。大家只好要了瓶红酒,点缀着碰碰响声。

那时他刚推出了那本惹来无数非议的《无知者无畏》,算他越界出的第一本随笔集;尤因其中竟然敢妄谈鲁迅且猛批金庸,搅起了文坛的轩然大波。吃迅翁这碗冷饭的人看不惯一个“痞子作家”来抢饭碗,而铁杆金迷又多是名校学者,自然他再次成为众矢之的了。大家嘻嘻哈哈从这场论战说起,他像个恶作剧的坏孩子一般坏笑着说――哥们等他们骂,啥时累了不骂了,我再踹丫一脚,引蛇出洞。呵呵,哥几个帮忙打听打听,这帮丫都还崇拜谁呀?丫拜谁咱抽谁,看丫急痴白勒的我就乐。

确实他就是一顽主,就如他小说名字一般――一点正经没有。许多人拉开架势要和他叉架,他却惹完祸在一边歇着看热闹,逮着要散场了又远远扔一石头过去。你若是正经要忙伙食的人,就千万别跟这种闲人玩闹,他就根本没有胜负心,要的就是个游戏风尘。你要跟一没有胜负心的人对弈,除非你也要解闷,否则真是一点意思没有。更不要说,多数对手的智商还不在同一层面上。

一般而言,文人圈里出侃爷,多数人皆能信口开河,随便开讲也可以抡倒一批听众。我算是见过许多名闻天下的大侃爷的,但老实说,听王朔侃,确实是一种非常提神养心的事儿。这厮说话慢条斯理,表面上温文尔雅,字缝里暗藏杀机,随处都是机锋,常常能使你忍俊不禁,他自个也会跟着呵呵作乐。他不抢话,但多数时候他一开腔,其他人就只有跟着乐的份儿了。

那晚的主题是晓波和王朔针对当下的各种文化现象要来个对话,准备记录为一部书出版。晓波初出牢笼,难免火气正旺,指东打西,不乏刻薄之处。相对而言,一向口无遮拦的王朔,反而平和许多。但即便如此,词锋所及,则仍不免要杀进雷阵,到底在哪里踩响地雷,却是难以预知的。之所以要我出席,是因那时我在做出版,如何安全推出这部对话,是需要我做些顾问的。

原来计划由我责编,书稿整理之后,王朔单独叮嘱我一定给他看看。他拿去又做了一些细微的修订,对他自己发言的那部分认真校改一过。也许只有我这样的老编辑,能够看出他所修改的词句的深心所在――他大大咧咧的表面之下,原是一个极有分寸的人;我想这也是他这多年尽兴玩闹而未被封杀的原因。

就算这样基本稳妥的书稿,我拿回社里审查,仍然还是被终审卡住了。终审者是我的恩公,极懂出版,也认同这是好书,但觉得风险很大,劝我放弃。我只好拿去找长江文艺社,社长是我师兄,也是作家出身,自然知道王朔的商业价值。他亲自审稿,然后来电就问――另一个对话者是谁?因为国情的考虑,晓波的署名身份叫阿霞,对话身份叫老侠。我出于为师兄前程的考虑,只能对他说――你不用知道为好,反正本书的著作权人是王朔,你只需和他签约即可,其他的事情由他负责,你看能否出?都是做出版的人,看见好书自然难以割爱,师兄是懂板的人,就说那你必须安排我和王朔亲自见面签约我就出。我首肯保证,于是此书才找到出路。

那晚散局,我也要回东北四环,王朔顺路相送。我一看他开的竟然还是个老款现代的破车,就忍不住打趣,他也煞有介事的回答――我们这一代难的就是如何保持革命传统不变色啊。我们哈哈大笑。那时的他,和老徐的故事还没公开,我说你这样的咋就还没闹绯闻呢,他一脸无耻的说――你没觉得哥哥高风亮节啊。我说那就看你晚节能否保住了。彼此嘿嘿,揖别而去。

多数人稍擅浮名就难免装逼,如果有点芝麻爵位或者银子那就更装。本来文人应该是所谓世事洞明的,但你只要看看中国作协那个系统开会或者选举什么,大家一边装得一本正经,一边打得一塌糊涂,你就可以想见所谓的中国文学在体制内将要开出什么样的奇葩。

以王朔的文名和所谓的“成果”,在地方文坛那得够格当个鸟主席了,可是在北京,谁要听说他出席过哪个非朋友的官方会议,我估计美国之音都会当新闻事件。

为了帮晓波出版这本书,我通知他来地坛和长江社社长喝签约酒,他二话没说就带着个美眉赶来了。席间为了聊尽宾主之欢,他也喝了几杯。按他彼时的身价,一般版税都得在百分之十二,首印不会低于二十万册。但考虑到本书的政策风险,我那位师兄提出首印十万,他提出签约一个月内一次性付清,双方都很意外的同意了。接着讨论书名,他说这种书就取个八不相干的名字最好,我说那就用迅翁的一句打油诗――美人赠我蒙汗药,大家当下大笑通过。

师兄是敏感之人,对另外那个狂言愤世的对话者仍不免好奇,席间询之于王,他原是打岔的高手,嘻皮邪脸的呵呵对答曰――海龟,我的一红颜知己,你就不许我也有点隐私啊?大家只好顺坡滚驴不再深究。

那阵子他其实可能正是想钱的时候,我问他在忙啥,他说在帮朋友弄个游戏网站――那正是网络泡沫经济最轰轰烈烈的时候。我说弄网站对你已经是不务正业,况乎游戏;他说你不懂,我负责开发的这个叫文学游戏,非常有趣;举例说吧――我把红楼梦改成各种可能,从林黛玉进大观园开始,跟每个人的交往都展开另外的结局,关于命运的游戏肯定让人上瘾。我确实不懂网络游戏,听得似懂非懂,反正知道他瞎折腾了许久,随着网络泡沫的破灭,他也就猴儿点灯了。

师兄如约要付几十万版税,来电问我,我则去问他如何分配――毕竟这不是一笔小钱。他说你去要晓波一个不是他名字的帐号,全部给他,我分文不取。我有些惊异,他完全可以拿一半换个新车。他说给钱人家又不要,就这样合作本书吧,人家有难嘛。于是所有的稿酬就全部赠与了晓波。

我在这个世界也算见过一些书生义气的人,像这样为朋友出手阔绰一介不取的,这是唯一。而且他帮的人,可能正是许多故人避之不及的病人,这样的云天高谊,试问那些长期骂他痞子的正人君子,到底曾有几人能够?这件事情我是唯一的经手人,许多年来为了避嫌远祸,我唯默默。现在说出来,但愿不会惹来有关当局对他的疑忌。

在这本所谓的骂人书中,其实王朔就是扮演的一个捧哏,主要是晓波在点评人物横扫千军。我知道有些人原非他愿意伤害的,其中不乏他的朋友,但逗哏的往那边搂草打兔子,他也就只好顺嘴打哈哈了。问题是他必须用真名来号召市场为朋友挣钱,躲闪不得,而晓波又因国家限制不能上前台亮相,于是所有的得罪人的事情就只能由他担当了。我们戏称这叫跳蚤惹祸,虱子遭殃。

很快各路人马的反击也就频频登台了,这回他却基本采取隐忍的态度,好在他是个浑不吝的爷们,我和他都只能在旁边看热闹,谁也无法来点破实情。他这个人好玩也就好玩在这里,男子汉大丈夫――说不出门就不出门,任你在外面掀房揭瓦。

许多年之后,易中天先生看见他在《三联生活周刊》有篇随笔,大意是说某人死了到天堂去报到,上帝看见他浑身戴刀完全成了一副刀架子,询之,答曰――我这都是为朋友两肋插刀给插的。易先生急忙推荐我看,我们二人哈哈大笑,我算是知道这厮的一点苦衷的。

话说易中天先生那时还没有今天这样的名满天下,他一直很喜欢王朔的文章,我们也经常见面讲说这厮的好玩之处。我知道先生也算是怀抱利器的人,嘴皮上的功夫也十分了得,便有意撮合二人一聚。那天我做东在重庆饭店,还有两个朋友作陪。一餐饭基本没动什么粮草,这场双雄会几乎完全变成王朔的单弦独奏了。

我确实有些惊异这厮的机智和口才,有的人多是文字里可以幽默,生活中其实很木讷,他的文字和他本人在我看来,就是浑然一体的。我常常好笑许多骂他的人,说他没文化,其实他是一个读书极多的人,而且绝对的聪明过人。他随便发明一个名词“知道分子”,就让许多号称知识分子的人足以脸红。

大众多以为他真的很痞,其实许多接触过他的人都知道,他好玩但一点不痞,许多原本正经且严谨的女作家,都能接受并喜欢他那极有分寸和智慧的玩笑。另有很多高人,都在私下里对他十分推举。

进入新世纪之后,王朔似乎开始了他的市隐生活,不大在江湖上行走,一会传说开酒吧,一会传说在嗑药――最近媒体拿此事追逼,他采取的闪烁办法。其实,抽几口大麻抑或嗨两回,在今天的文艺圈可谓常事,要是我,就承认品尝过体验过,你又能将我如何。这和运动员吃兴奋剂一样,顶多也就算犯规而已。反正他这辈子也不可能塑成青少年的楷模,哥们就这德行,爱谁谁呗。

多数娱乐媒体一直是他内心不悦的,他老骂媒,但媒体却无法封杀他――毕竟他太惹大众的眼球了。然而现在的许多老记确实水平太不在一个层面上,提问确实小儿科,没法不让人跟你急。他跟谁谁睡觉了,干卿鸟事,国务院开新闻发布会,你咋个不敢去问那发言人睡了几个女人呢?当官养情人的更普遍,何必跟几个风流才子较劲――人家这还是真正各无所图的健康情感呢。

我看骂归骂,在北京的圈内真正跟他交道过的人,对朔爷那还是基本服气的。前年和《天下无贼》的编剧王刚吃饭――那会他刚刚出版了《英格力士》小说获奖,锋头正健。大家撩起无贼来,王刚说,这剧本他和冯小刚改了许多遍,报上去还是通不过,又请刘震云出马,仍然被打回。电影局的理由很简单――让贼「坏人」做主角,没有先例,贼做好事的动机何在呢?看来不解决好这个出发点,这戏就要夭折了。冯小刚只好还是请疏远了的老友王朔来。朔爷看了一遍,如老吏判狱的说――怀孕,让女贼怀孕,然后进庙烧香。大家恍然大悟,人心向善,自己这辈子毁了,还是希望下一代美好嘛。宗教情怀也加进去了,格调一下子拔高了。王刚说,这丫老辣,你不服不行。我国的那些管理部门本来就荒诞,遇见这个老练的游击队员,也就真的还服他这味神仙汤――这就是典型的王氏智慧。

论起来,我和他也就只是个萍水之交,没事也都相忘于江湖。老友周君后来开了个食盅汤的餐馆,是包公遵信先生的题匾,据说王朔常去用膳,墙上有他那傻呵呵的柿饼脸,我却一回没遇见正主。周君偶尔说朔爷还在问你,我说难得难得,烦劳回话请安吧。世界上有许多人,你一辈子都在交往,也许你一辈子也没真正喜欢。但有些人,也许只有半面之缘,你却能够在心里默念一辈子。

王朔也许在世人心里,不是什么好鸟,我也不觉得他有多么崇高。但比起这个社会的多数文人,我觉得他活得真实,活得像他自己,活得性情天然。当多数人都在伪饰下正襟危坐的时候,这厮却在那里率性任情的胡作非为,我就喜欢这样的人。也因此愿意来说说我所知道的一点关于他的湮没无闻的故实,以便同道中人更深的认识这厮。

傅国涌:1912年荣德生的三个提案

满清王朝在走向崩解的最后岁月也曾出台一系列鼓励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包括对巨额投资者赏赐顶戴花翎乃至爵位等。正是在王朝的提倡和支持下,许多城市出现了商会,然而在除旧迎新的辛亥革命中,大多数商会还是站在了王朝的对立面,就如原本为了捍卫王朝万年永固而创立的新军,在关键时候纷纷倒戈一般。上海工商界的一些头面人物在其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陈英士的沪军都督府里,李平书、沈缦云、王一亭等人获得民政部长、财政部长、交通部长等职位。在南通创办大生纱厂等一系列企业的状元实业家张謇,以修沪杭铁路而赢得极高声誉的汤寿潜,他们从立宪派的领袖转而支持共和,在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中,分别出任实业总长和交通总长。

1912年2月27日,有10年历史的“上海商会总会”更名为“上海总商会”。这个中国当时最具有实力的工商团体指出,求富才可以图强,那只有振兴工商,如何振兴工商,他们认为当务之急有三条,一是商律,二是商标,三是企业注册。袁世凯做了临时大总统之后,多次公开表态,民国要把振兴实业放在优先位置。当年秋天,工商部组织的全国临时工商会议在北京召开,上海总商会感到是个大好机会,专门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决定在会上提出设立商品陈列所、维持国货、提倡新制造工艺、由工商部拨款开办工商银行等建议。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工商盛会,除了各地商会、华侨商会和其他工商团体的代表,张謇、聂云台等人则是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在无锡创办面粉和纺织工业多年的荣德生,就是无锡商会推选的代表之一。他只读过五六年私塾,并未受过高深教育,但这次会上,他一个人就提出了三个提案,有调查,有数据,有见地,令人刮目相看。38岁的他出身平民,自办企业已有十多年,虽有成绩,却无大的起色,满清王朝的终结,给他带来了新的希望,他愿意把自己多年的经验、思考奉献出来,把浑身的劲都使出来。不仅是他,几乎整个工商界都是如此。民国的破土而出,令他们欢欣鼓舞,投资办企业的制度性障碍已经不存在了,他们打心眼里认为,在新生的共和国,他们施展拳脚的舞台一定要比衰朽的王朝来得大,他们真诚地以为大力发展民营企业的机会已经降临。

荣德生的第一个提案是推广纺织业案,纺织是当时的支柱产业。以4亿人口计,每人每年如平均用布花费半元,就需要耗费2亿元,本国所出纱布不足,只能用外国货,每年至少要上亿元。他列举英、美、法、德、印度等国的纺织机纱锭数(5000万、2500万、1000万、1000万、600万),人口仅是中国1/10的日本也有220多万锭,而地大人众的中国只有区区80多万锭,棉花大量外销,而洋纱反销,令他心痛。他算了一下,如果添1万纱锭,就可以多招收1000男女工。办厂的地方他建议选在产销方便之处。

第二个是请选派海外实业练习生案,从学生中选择有一定外语能力又无力出国留学的,由企业出资派出国,学习先进工艺,学成回企业做技师,按级升用,事先可订立合同。此项对于企业花费并不多,又无须公家补助。假以时日,了解世界工业新工艺情形的人才就会逐渐多起来。

第三个是兴办制造机器母厂以振起各项工业案,当时办企业,机器几乎都要向外国订购,未及兴利,就已流失基本金。所以他倡议国人尽快自办完备的制造机器母厂,购买制造机器的精良母机,办高等工业学校,派人到各国的著名制造厂去学习,要谋中国的富强,他觉得只有从这件事入手。哪怕对外借款,分期偿还也要进行。

这次大会共有80多个提案,荣德生的三个提案都获得通过。日后的时光里,他和哥哥荣宗敬在纺织业上大有作为,申新纺织名扬天下,荣家企业不断派人到国外学习考察,吸收留学归国人才,而且自办机器厂,自造各种机器。可以说,都与他在民国元年的这些思路密切相关。(作者为独立撰稿人,现居杭州。著有《追寻失去的传统》、《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脊梁:中国三代自由知识分子评传》(与樊百华等合著)、《叶公超传》、《金庸传》、《百年寻梦》等,1999年以来在《书屋》、《随笔》、《东方》、《读书》、《南方周末》等数十种报刊发表一百多万字,主要关注中国近代史,特别是百年言论史\知识分子问题等。)

荣德生(1875~1952)

又名宗铨,江苏无锡人。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之父,是我国著名的民族资本家,有“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之称。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等职。1952年7月29日病逝于无锡。

沈从文与杨振声

读《从文家书》,在“飘零书简”中多次看到“杨先生”、“杨小姐”等字样。由于选编者未加注释,一般读者也许并不知道这就是沈的密友杨振声和他的女儿杨蔚。

沈、杨订交大概是由胡适和徐志摩介绍的。沈从文步入文坛后,与他交往的主要有两种人:一是胡适、徐志摩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比沈年长十岁左右,大多是回国不久的欧美留学生,在学术文化界十分活跃,是主流社会中颇有影响的一代。二是胡也频、丁玲等文学青年。他们年纪较轻,却已在文坛崭露头角,阅世不深,却愤世嫉俗,思想激进,是富于文学才华和革命理想的一代。从年龄、经历上看,沈与后者感情接近;但是就思想、个性而言,他又与前者志趣相投。因此,当一九三一年胡也频遇害、丁玲返乡、而他自己也被武汉大学解聘之后,“胡适、徐志摩向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推荐沈从文任教职”(《沈从文研究资料》第948至949页,广州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联合编辑发行),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杨振声(1890—1956)字金甫,一字今甫,山东蓬莱人。他的少年时代是在家乡度过的,北方渔民的生活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五四运动期间,他正在北京大学读书,是“新潮”社的主要骨干之一,曾因为火烧赵家楼、怒打章宗祥而被捕入狱。出狱后,他与冯友兰、何思源等人一同负笈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心理学专业;学成回国后,先后在中山大学、武汉大学、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罗家伦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时,他与朱自清一起筹办了中文系,并担任系主任。二十年代末,作为各方面都可以接受的人选,他离开清华,出任青岛大学校长,与闻一多、梁实秋等人一道,给这所大学带去勃勃生机。

杨振声是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之一。他的作品曾发表在《新潮》《现代评论》《新月》《大公报》《国闻周报》等刊物上,其中有《玉君》《渔家》《一个兵的家》《贞女》《阿兰的母亲》《她的第一次的爱》《抛锚》《报复》和《荒岛上的故事》等。杨振声虽然比胡适还大一岁,但是在《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可以看到,作为学生,他对自己的老师还是非常敬重的;他的小说《玉君》之所以获得较大成功,与胡适对他的鼓励和指导有关。

据说,他身材高大,学养深厚,性格温和,作风雅正。前不久,我在一九四七年二月三日的《大公报》上看到一篇题为《杨振声小记》的文章。该文虽然不长,但其中的趣闻轶事颇有意思。比如杨在青岛大学时,曾经邀请途经青岛的胡适前来讲演。不料轮船抵达后,因风浪太大无法靠岸,胡只好发一电报,电文曰:“宛在水中央”。杨接到电报后,亦回电曰:“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于是作者说,两份电报均有典出,可谓“用古恰切,酬答至妙”。又如杨与儿子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父子,不如说是朋友。儿子结婚时,他不以家长自居,而是像普通客人一样前去道贺,令在场佳宾耳目一新。再比如为了研究儿童教育,他放着大学校长不做,宁肯去当一名小学教员。教学中,他讲故事绘声绘色,做游戏追逐打闹,没有一点儿“师道尊严”的影子。记得胡适在一篇文章中也说,一九三三年冬天,他与唐钺、杨振声等人应邀去武汉大学讲演。有一天,东道主似乎要考考几位学者运用“大众语”的水平,便安排他们与小学校和幼稚园的孩子们见面。胡适说,尽管他在国内“是久经大敌的老将”,在国外也往往博得好评,然而在这次“考试”中却不幸落第。在他看来,孩子们虽然可以听懂他所讲的故事,却不大明白其中含义;相比之下,“只有杨金甫说的故事是全体小主人都听得懂,又都喜欢听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三]第1111页)。难怪《大公报》的作者要感慨地说:“与杨振声在一起,许多人都有一种‘自惭鄙吝,若鸦凤之相比’”的感觉。

一九三三年夏,杨振声不愿意与韩复榘应酬,便与沈从文一同辞去青岛大学职务,返回北平。在此期间,为教育部委托编中小学教科书是他们的主要工作之一。一开始,沈从文寄居在杨家,曾因生活困窘而典当过未婚妻的“一个纪念性的戒指”。一九八○年,旅居美国的张充和女士回忆说,当时,她的三姐张兆和与沈从文订婚不久,杨先生知道这件事之后,不仅马上给沈预付五十元薪水,还以兄长的口吻责备道:“人家订婚都送给小姐戒指,哪有还没结婚,就当小姐戒指之理。”(《沈从文研究资料》,第900页)另外,大约在一九三○年年底,胡适曾向蒋梦麟推荐杨振声担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书信集》第541页)后来,该职务虽因复杂的人事关系而由胡适本人充任,但是从这件事中也可以看出杨在学界的地位。

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杨振声、沈从文与北大、清华的一批教师逃离北平,经武汉、长沙,最后到达昆明。在此期间,杨临危受命,代替教育部次长周炳琳担任长沙临时大学主任秘书,为组织北大、清华、南开等三校的师生向大后方转移立下了汗马功劳。与此同时,他却把两个孩子留在已经沦陷的北平,临走时连如何安排都来不及说,后来在来信中也顾不上交待。由《从文家书》可以看到,杨振声和沈从文走了之后,张兆和曾与杨氏姐弟相依为命。后来,张虽然因为送走他们而“轻松许多”,但又为他们在路上的安全挂念不已。

西南联大成立时,杨振声任叙永分校主任,沈从文也应聘前来执教。后来,张兆和姐妹与孩子们辗转来到昆明,沈、杨两家又住到一个院子里,再加上刘康甫父女,共同组成一个“值得纪念的”“临时大家庭”。据张充和回忆,在这个大家庭里,“杨先生俨然家长,吃饭时,团团一大桌子,他面南而坐,刘在其左,沈在其右,坐位虽无人指定,却自然有个秩序”。那时候,傅斯年,李济、罗常培等人也经常到这里吃饭聊天,给人一种其乐也融融的感觉。在此期间,沈从文除了教书之外,仍然继续与杨振声编教科书。参与这一工作的还有朱自清、张充和、汪和宗。张女士说:一开始,他们的工作“地点在青云街六号,杨振声领首,但他不常来。朱自清约一周来一二次。沈二哥是总编辑,归他选小说,朱自清选散文,我选点散曲,兼做注释,汪和宗抄写。他们都兼别的,只有汪和宗同我是整工”(《沈从文研究资料》第901至902页)。

我曾经有这样的疑问:扬振声、朱自清和沈从文既是著名学者,又是第一流的作家,他们在教书之余,为什么不从事写作,反而去编中小学教科书呢?后来才明白,他们之所以如此,除了对教育事业的深刻理解和拳拳之忱外,恐怕还与社会上出现的那股否定新文化运动的思潮有关。当时的情况诚如美国学者微拉。施瓦支所指出,三十年代初,在当局的纵容下,有人指责白话文的普及“势将驱除文言文于中学课程之外”,有人提出要“恢复用文言作为小学的教学语言”(《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第260至262页)。这大概就是叶圣陶等人为什么要在上海发起“大众语运动”、杨振声他们何以要在北平编中小学教材的主要原因。难怪沈从文在指出“当政者以白话文为洪水猛兽,实愚不可及”的同时,还明确表示,假如国内有几个人,能在“‘为大众’的原则下,肯冒点险,能甘于寂寞,认真来试写些作品,我愿意跟着这些人”(《沈从文研究资料》第961至962页)。其创作态度如此,编书动机当然也不例外。相比之下,环顾当今学界,有多少人能像杨振声、朱自清、沈从文那样,放下作家架子,舍弃学术腔调,俯首甘为孺子牛地为中小学生服务呢?

杨振声是在一九五二年全国院系调整时被调到东北人民大学的。关于晚年杨振声,我了解很少,只知道他除了被安排为吉林省人大代表、长春市政协委员外,还写过一些东西。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大概要算一九五五年所写的《回忆五四》一文了。在此之前,批判俞平伯的运动还如火如荼,但是他在文章中却如实地追述了他和俞一同参加“五四”运动的情景,并以此来表达自己的态度。这篇刊登在《人民文学》上的文章,可能也是他临终前最精彩的一笔。

对于杨振声作品的收集整理工作,萧乾先生曾予以很大关注。早在一九八三年和一九八四年,萧就多次致信杨蔚和她的弟弟杨起,希望他们能把自己父亲的作品收集起来,编成一套文集。萧在信中十分动情地说:“杨先生是五四的大将、大作家、大教育家”,“他一生为人民做了很多很多好事,也留下了极其可贵的作品,不收集起来出版,太可惜了。”萧还说,“杨先生也是我一生的恩师”,“我一定负责交涉出版事宜”。至于《文集》的序言,他在答应保证要写一篇的同时还指出,从资历和名望来看,即便是朱光潜、茅以升、金岳霖不能执笔,也应该由沈从文出面作序。这些书信还告诉我们,当时山东大学中文系的一位教授已经“慨允担任文集编辑”,后来沈从文也欣然命笔作序。我不知道该教授的工作进展如何,只是据“杨起事后说,沈写的近似大批判,无法采用”。(《萧乾书信集》致杨起、杨蔚函)对此,我看倒也不妨原文照录,以存其真,这对于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和命运也许是一份难得的资料。另外,不知是我孤陋寡闻,还是事情难遂人愿,我一直没有见到该文集出版的消息。我想,倘若这件事因故搁浅的话,又难免要让人扼腕长叹了:值此出版事业日益繁荣,各种“文集”争奇斗妍的时候,莫非就不能给杨先生留个立锥之地?

于是,我只能从手头仅有的两篇文章中略窥其思想风采和学术旨趣了。

第一篇是抗日战争时期杨为罗常培的学术随笔集《苍洱之间》所作的序。这篇文章除了当时随书印行外,曾发表在一九四七年一月十八日的《大公报》上,如今又收入新版的《苍洱之间》,所以很容易看到。文章说,这本书是作者在“白天游山,夜里考古”之余写成的。这种寓严肃工作于“游戏”之中的治学方法,与其说为了休息,不如说是一种更积极的研究。因为这种方式既不至于压迫我们的灵魂、糟蹋收集的资料,也不至于“使我们的学问太死板”,让“我们的人生太偏狭”。相比之下,他以为徐霞客爬山涉水的精神固然使人感动,但是读《徐霞客游记》,却感觉不到“他对山水有心领神会的乐趣”。总之,这篇序言所要表达的一个意见,就是对于有条件的学者来说,也应该多做些这种“铸山范水,嘲风笑雨”,探究学问,抒发性灵的笔墨“游戏”(《苍洱之间。杨序》)。我想,上述道理或许也是如今“八股学问”日渐式微,学术随笔大受欢迎的真正原因吧。

另一篇是他在朱自清去世后所写的《朱自清先生与现代散文》。作为相交数十年的知己,杨振声在高度赞扬朱自清文学成就的同时,又进一步指出:尽管近代散文早已“摘却了假发,卸下了皂袍”,撕破了道貌岸然的假面具,尽管“抗战前我们便有‘大众语’的运动,……抗战期间我们又有‘文学入伍’与‘文学下乡’的口号”,可是人们并没有像朱自清那样认真学习、努力使用大众语言,这就使许多作品缺少“语言的灵魂”,因而也就一直“打不进民间去”。这种一针见血的批评,对于当今那些置本土大众语言于不顾,却热衷于生吞活剥西方话语的人们,也应该是无情棒喝。

写到这里,我又不免联想起近年来学术界的一种怪现象:一方面,有人以时代不同为理由,在宣称鲁迅传统早就过时、学术与大众的有机联系已没必要、知识分子的文化批评和社会批评职能也应放弃的同时,主张只有在专业化的过程中建立起所谓“学术话语”和“专家文化”体系,才能“与国际接轨”,才能争得“学术独立”的地位;另一方面,人们又不能不痛心地发现,学术研究的失范、学术人格的萎缩已不鲜见,学术职称的贬值、学术垃圾的泛滥还在继续。所以我担心,如果没有了人民大众的理解、认可和支持,学术研究即便是再度戴上假发,穿起皂袍,摆出道貌岸然的样子,也难免要沦为装潢门面的摆设或装腔作势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学术中人在面临“你们有什么用”的诘难时,纵然是伶牙俐齿,也会处于“失语”状态。因此,虽然人们对目前方兴未艾的随笔热褒贬不一,但是我却以为,好的学术随笔不仅是遏制“学术滑坡”的一种文字“游戏”,而且也是实现学术民众化、语言大众化的一条有效途径。

总而言之,尽管杨振声与沈从文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但是最让我肃然起敬的还是他们在编写中小学生教材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博大胸怀和从容态度。做这种工作时,他们既没有被名缰利索所困扰,也无须为评定职称而苦恼。所以我觉得,当人们醉心于各种大型文化工程以便名垂青史,或汲汲于炮制专著论文以便评个职称的时候,当青少年人文知识不断滑坡,并且影响到他们的教养、人格和价值观念的时候,当有人在指责中国人素质太低的同时,却又对十几亿中国老百姓的文化教育需求不屑一顾的时候,有良知的学者真应该像“五四”先哲们那样,把学术民众化、语言大众化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这样,“五四”精神的薪火才会延续下去;我们的生命才不会被那些虚名、实惠所误。

忆汪曾祺先生:我最喜欢的是徐青藤

1

在《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一书中,汪先生的大女儿汪明写了这么一节:

有一天很晚了,有人敲门,开门一看,两个小伙子。爸介绍说,一个是龙冬,一个是苏北。我夸张地看了一下客厅的挂钟:近十点半。爸一把将我扯到一边,悄声说,他们打了招呼要来,我答应的,只是稍微晚了一点儿。

三人进了书房,一聊就到了午夜。爸到楼道里朝楼下看看,说院子的铁栅栏门锁了,要不要请传达室的师傅开门?两人笑笑说没关系,叫爸别担心。

爸站在楼道的窗前看他们下楼,身手敏捷地翻过铁门,一直到两条身影完全溶入楼群的黑暗中。我多少有些不满地说,这两个人,简直没时间概念!爸朝我直翻白眼:怎么啦?挺好!

我后来回忆,似还可以补充一些细节:是1995年的一天吧,我和龙冬约好去看汪先生,黄昏时我们赶去时,汪先生出门了。我和龙冬便在和平门附近的一个小馆子边喝啤酒边等。两个穷困的文学青年,精神无聊和空虚,我家在南方小城,一人飘在北京,龙冬刚从西藏回来,工作毫无着落,于是拼命喝酒。两人喝了不下十瓶啤酒,之后又踉跄着来到福州会馆的汪先生家,先生还没回来。于是我们俩着了魔似的(为什么要等汪先生回来?),又来到附近宣武区工人文化馆,在那里打台球。打到十点半,我们又去到先生家。汪先生回来了,于是我和龙冬钻进汪先生的书房,胡吹乱侃到半夜才走。这一节给汪明写到书里。

我之所以扯出这一节,是因为在汪先生去世后有一次龙冬对我说:“汪先生去世了,我们也应该长大了。”龙冬这番孩子气的话,却让我一时语塞了。想想也真是无趣,到了而立之年,在精神上还依附于一个人。可有什么办法呢?我们是应该长大了。

2

我第一次见到汪先生是1989年的春天,我那时正在鲁迅文学院进修。

那天也真是巧合,之前我并没得到汪先生来鲁院的信息。我的宿舍503室正好与五楼大教室是隔壁。上午九点多,我正在水房洗衣服,听到一阵嘈杂的脚步声,一群人走了过来,我回头一望,一眼便认出了汪先生,虽然我是第一次见到汪先生,可我太熟悉他的形象了,我一眼便断定,那个弯着腰走过去的老人就是汪先生。我赶紧丢下洗了一半的衣服,走了出去,那一群人已进了教室。

我等他们散了会,汪先生一出会议室,我便把他请进了我的房间。

“三个人一间,挺好!”汪先生环顾了一下房间,我给他递上烟,点上。

汪先生开口说:“你们天长出了个状元叫戴兰芬。那个对子怎么讲的?”

“天长地久,代代兰芬。”

“本来头名状元是我们高邮的,叫史秋,戴兰芬是第九名状元。可慈禧点状元时,这个史秋名字不好听,听上去像死囚,慈禧看到戴兰芬,天长地久,代代兰芬,就点了戴兰芬为头名状元。”

我说:“是的,县志上有记载。”

就这么简单,我和汪先生结识了。

同汪先生相识多年,从来没敢在文字上向汪先生提过要求。1990年前后,山西大同有个叫曹乃谦的,写了一组短小说《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恰汪先生在山西的一个座谈会上看到,汪先生大为赞赏,于是写了一篇热情的文字,将此稿推荐给《北京文学》发表,《小说选刊》当即转载,影响很大。

受此鼓舞,有一年的冬天,我将自己的两篇小说送给汪先生,想请他看看,得便就写几句评语。说句心里话,我并不完全是想借着汪先生的评价,来推介自己,而是有自己的秘密:能得到汪先生的一些文字,在日后的时间长河里,也是一番文学史上的佳话。

记得那时汪先生还没有搬到福州会馆,还在蒲黄榆9号楼12层那窄狭的两小居里。家里小而乱。一间小小的客厅兼书房的明间,桌上沙发上乱堆着书。汪先生当时很是爽快,说,可以。当时师母施松卿也在边上,中午还留了饭,汪先生喝了两杯,我临走时,汪先生已有点犯迷糊,可他还是回过头来:稿子呢?弄哪去了?这不能丢了。汪先生看起来漫不经心,可骨子里,是认真负责的,绝不诳骗和糊弄年轻人。

过了一些日子,好像到了年底,有一天我去汪先生家。汪先生不说稿子的事,我也不问。依旧一番吃喝和闲话,快走时,我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稿子你看了吗?汪先生不说话,过了一会,说:《小林》写了什么?要体现什么都不清楚。之后就批评我,一缺乏自信,二是太懒。汪先生说,沈从文刚到北京来时,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他看了契诃夫的小说后说,这样的小说我也能写出来。做一个作家对自己的信心都没有,还能写出什么好东西来?笔头又不勤,两三年不写东西。三天不写手就会生的。汪先生说,老舍先生这一点做得最好,有写没写每天500字。你们这么年轻,不下功夫?

汪先生直愣着眼睛坐在那旧沙发上说,说得师母在边上直扯他的衣角。师母说,你没来,老汪就琢磨怎么说,我叫他说婉转点,看,又给说得年轻人没信心了。

那天我给汪先生弄得一点情绪也没有。事后想想,汪先生对喜欢的年轻人,真是很严厉的。

3

汪先生在《闻一多先生上课》一文中说,闻先生点燃烟斗,打开笔记,开讲:“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为名士”。我曾在一本书的后面记道:今天(1997年5月10日)到汪先生家去。汪先生留饭,他拿出一瓶五粮液给我:“你自己喝。”他则倒了吉林产的一种什么牌子的葡萄酒。他站在那里,并不吃菜,或夹一点点就其味。他真的是“痛饮”。

汪先生喝酒是出了名的。关于他喝酒,趣闻轶事也很多。最有名的就是,晚年老太太管着他,不让他多喝酒,有时馋极了,以下楼遛个弯、或买个馄饨、买个菜的机会,溜到小区的小卖部,打一碗酒,站在那,一口饮尽,抹抹嘴,走人。

1996年中国文联开会,汪先生住在京西宾馆,我和一帮朋友去看他。他房间门敞开着,人不在,房间大桌子上有笔迹和宣纸;茶几上有一瓶洋酒,过一会,汪先生醺醺地回来了,一看就喝多了。这样的会议,他被一群年轻人哄着,依他的性情,还不喝多了!

汪先生见我们来,招呼我们坐,嘴里含含糊糊,话已说不清楚。可他还是指着那瓶洋酒,说,喝点酒喝点酒。见我们没动,他还几次要起来亲自为我们斟上,于是我们只有弄茶杯倒,边喝边聊了。

汪先生出生在水乡高邮,水的自由和柔性影响了他的性格,高邮历史上一直隶属扬州,扬州八怪:郑板桥、金冬心,他很小就接触到这些名字。汪先生身上是有浪漫气质的;高晓声曾说,汪曾祺有名士之风,此言不虚。扬州八怪的那股飘逸劲,在汪先生身上有其影子。汪先生曾论过自己的画:“我最喜欢的画家是徐青藤、陈白阳。我的画往好里说是有逸气,无常法。”

我收藏有一些汪先生的墨迹。有时我会取出来看看,那些墨迹是真实的,还依然那么饱满,那么有生气。仿佛还在呼吸,仿佛还透出那个画画人的精气神。

一转眼,汪先生离开我们十个年头了。真的非常怀念他。

吾诗已成

  原书插图,怀斯曼和托尔金站在后排正中央(后排右四)。照片中为爱德华国王学校1909-1910学年“首发十五人”阵容。
  原书插图,怀斯曼和托尔金站在后排正中央(后排右四)。照片中为爱德华国王学校1909-1910学年“首发十五人”阵容。

 

  《托尔金与世界大战———跨过中土世界的门槛》,约翰·加思著,陈灼译,文汇出版社2008年5月版。

  《托尔金与世界大战———跨过中土世界的门槛》,约翰·加思著,陈灼译,文汇出版社2008年5月版。

约翰。罗纳德。鲁埃尔。托尔金,生于1892年,南非布隆方丹,卒于1973年,英国伯恩茅斯。

热爱神话的人,有一颗纯朴的心,创造神话的人,必有太阳一般的热情!《魔戒》作者托尔金,在他的晚年时分,方才旭日初升,将中土历史的光与热,中土神话的力与美洒向你我所在的世界。托尔金去世,到今天,已经三十五个年头了,他的主要作品流传在数以亿计的读者心中,电影工业更是将其中最夺目的一部分传播给了数十亿观众。当下,托尔金的光芒如日中天,然而,又有多少人关注过,红日诞生之前的漫漫长夜?

毫无疑问,《托尔金与世界大战》一书配得上它的副标题:跨入中土世界的门槛。作为一本传记类读物,本书从托尔金个人的现实生活和思想历程两个方面,以全景姿态为读者拨开云雾,展示托尔金中土世界早年的朦胧形态。托尔金并不是神,他只是创造神的普通人。他的一生,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一战是他生命的分水岭。从一战中幸存下来,使得他有机会将胸中万卷江山,一笔一画地勾勒在文字中。更重要的是,一战令他痛失两位最真挚和亲密的朋友。史密斯和吉尔森,在托尔金个人思想发展中给予巨大鼓励和支持,他们的倏然离去,以及临别前的千叮万嘱,让托尔金拥有持续一生的动力,去完成和朋友之间共同的梦想。

就像赫尔岑说过的那样,“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头两三年,正是我们一生中最完满、最优美的部分,它是真正属于我们的,也几乎可说是最重要的……”的确如此,托尔金从少年时期就开始有意识地培养自己在语言学方面的天分,他的朋友也一样早慧,分别在艺术和诗歌领域有着不凡的追求。正是在这种环境中,孤儿托尔金能最大限度地与情操和智力相当的伙伴一同进步。正如大战后仅存的一位好友怀斯曼在致托尔金的信中所描述的:“上帝眷顾的两位巨人,从你我二人眼前走过;我们与巨人同行多年,我们从巨人那儿所学甚多,我们从巨人身上发现自我;直到最后,我们眼睁睁地目送巨人回到迷雾之中。”

自拿破仑战争之后,大英帝国从未卷入过事关存亡的战争中,年青一代满怀古典英雄的豪情走向历史上最残酷的杀人战场。民族主义的历史潮流汇聚成一股巨大的力量,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尚未结束之时,爆发出惊人的能量。托尔金未曾逃避过作为一名青年公民的责任,作为营级信号官,他肩负重任,如果不是突然患上战壕热,能不能从索姆河战场全身而退,都还未可知。但是,他身在战场,心灵却沉浸在遥远的北国,他活在20世纪,心灵却遨游在另一个时代。托尔金曾说:“虽然从整体上来看,北方史诗没有南方神话那般迷人和欢快,但毫无疑问,前者胜过后者。”托尔金的脚步跨过北海和波罗的海,来到万奈摩宁的家乡;托尔金的眼光越过中世纪,投向大雾遮掩的欧洲上古时代。

托尔金毕生的学术研究方向是古盎格鲁。撒克逊语言,然而他真正的野心却是创造了与古英语系并行的诸多精灵语言,甚至创造出和古印欧语“同辈”的艾尔达语。不过,托尔金的雄心远未止步于语言的创造,他十分清楚,什么是活的语言,正如朗洛特利用《卡勒瓦拉》复兴芬兰语言一样,托尔金认为有必要,也必须以他创造的上古语言为背景,撰写史诗。甚至于,为盎格鲁。撒克逊人“再发现”他们早已遗忘的创世神话。托尔金以宏乐之名创世,以秘火之意汇聚新世界的主题。他不仅撰写神谱以丰富神话内容,还在战争后期的疗养生活中,以诗人的热情和史学家的悲情,融合自我经历,写下中土世界第一篇伟大的传说:《贡多林的陷落》。托尔金后来回顾:“语言学研究,唤醒我从内心深处对童话故事的感应,大战本身,迅速使这种感应成熟,发展起来。”

一般人从《魔戒》等书看过来,那些诗歌的片断仿佛是无心之作,纯为点缀而已。然而,在《托尔金与世界大战》中还有一项托尔金文学的魅力,任何托尔金迷都绝不能错过,那就是书中大量选登的早年诗歌。受史密斯影响,托尔金在少年时代就开始有意识地发展自己在诗作上的才华。在成为公认的语言学家之前,托尔金首先已经是一名诗人。他的《晚星埃伦迪尔远航记》、《失落游戏小屋》、《仙境号声》以及《嵪》等诗歌,仿佛是中土世界夜幕中的明星,在黑夜尚未退去时,便已光芒四射。

赵常青:重估中国共产党

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

如何在新的历史阶段对共产党进行新的历史定位?

说得再具体一点,我们究竟是应该继续把中国共产党当作必须加以推翻和消灭的敌人呢,还是应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转换思维方式,将中共当作一支在未来的中国社会可以继续存在、可以继续争取执政机会的合法政党来加以引导和培养?

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这是摆在每一位民主人士面前、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

回顾当代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我发现许多从事民主活动的精英人士都是把中共当作一种必须加以推翻和消灭的政治异己力量来看待的,认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跟当年的国家社会党在德国的统治一样,给人民带来的除了灾难还是灾难,因而这个政党及其建立的红色政权必须加以推翻和消灭。

的确,这个星球如果没有共产党的存在,特别是如果没有共产党政权的存在,许多制度性的灾难便不会发生,更多的人民会过得更好。而从毛泽东时代的中共执政记录来看,57年的反右、58年的大跃进乃至于发生在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就其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而言,可能比列强入侵中国造成的后果还严重。比如说57年的反右派竟使得55万知识精英失去了二十多年的发展权;58年的大跃进所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全国有4000万人因饥饿而死亡,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所有死于战争的人数总计也不过1000万人,这就相当于在短短三年时间内在中国一国发生了四次世界级大战,那么谁是制造战争的罪犯呢?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就更是一场浩劫了,它所造成的损失是根本无法量化、无法统计的。试想一下,除过沙俄、日本外,哪一个列强曾经给中国人民造成过这样巨大的损失呢?

从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共执政记录来看,也发生了诸如摧毁民主墙、反所谓“精神污染”、反自由化以及迫害持不同政见者、宗教人士、和法轮功人士这样阻碍国家进步的悲剧。特别是在89年6月4日,执政党更是以机枪、坦克制造了血淋淋的镇压民主和人民的事件——而所有这些不该发生的国家悲剧,不仅严重滞阻了中国民主化和现代化的进程,损害了人民的幸福和福利,而且有大批的中华儿女或流血死亡、或入狱受难、或流亡海外。如果单纯地从这个方面去考察,中国共产党不仅应该被解散,而且确实应该从中国这片土地上消失。也是仅仅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从事民主活动的人士怀有推翻中共统治的想法都是无可厚非、无可谴责的!

在2006年春天以前,我本人对中共也确实怀有这种敌对和仇视心理,正如西安中级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所引为罪证的、我曾经在2002年写给熊焱的一封信中所说的那句话一样:“我对中共的仇恨已有十三年了”,而实际上我的这种仇共心理前后持续了将近十七年。我是从1989年六四血案之后开始怀有这种仇共心理的,这种心理一直持续到2006年春天我在渭南监狱第四次被干部关入禁闭室。在这将近十七年的时间里,我从心理上一直盼望着中共政权的崩盘,盼望着中共的垮台,并从行动上向着这个方向努力着,而且还因此而前后三次入狱。但是——

当时间进展到2006年春天时,在我的人生行程上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就是我因拒绝队列训练而被怒气冲冲的政府干部关入冰冷的渭南监狱禁闭室!

其实,在2006年春天以前,我曾经因为一些类似的原因而被监狱方面关过三次禁闭,时间累计七个月。但在这前三次七个月的禁闭中,我除了忍受超常的苦难外,并没有什么新的发现和收获。但在第四次连续三个月的禁闭来临的时候,我蒙天主和基督的垂爱,在冥冥静坐中,不仅系统地回顾了前此三十七年的人生行程,不仅对民主墙时代以来二十八年的中国民主运动史进行了系统的观照和反思,而且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也做了冷静的分析和系统性总结。通过这种分析和总结,我认为在如何推进中国民主化的道路问题上我们应该做新的思考和尝试了——而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评价新时期的中国共产党?!

我的答案如下:

一方面,我们确实应该重视执政党所犯的系列错误。从其历史阴暗面而言,中共在这个国家所制造的诸多历史悲剧早已成为不容争辩的事实,这种因为制度和体制缺陷所造成的悲剧今天仍在以不同的表现形式(如大规模的腐败、不间断的反人权事件等)继续上演着。从这个意义上讲,执政党必须接受人民的审判和改造,必须承认这些历史的和现实的错误,并以对历史和未来负责、对后代儿女子孙负责的态度加以彻底反省和纠正。也正是从防止这些历史悲剧继续发生的角度讲,我们必须一如既往地将中国的民主事业进行到底,“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不仅是我们过去应该高扬的大旗,还应该是我们现在和未来所高扬的大旗,而且应该是我们永远高扬的伟大旗帜!

但是,另一方面,从我们民主阵营的角度而言,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在发展中不断调整、不断变化甚至是不断前进中的政党。无论这种调整、变化和前进的步伐是多麽的缓慢和细小,我们都必须看到这种变化,尤其是我们必须看到文革结束后的中国共产党对于自身的某些改革和调整,以及因为这些改革和调整而给当代中国社会所带来的巨大变化。

我认为这种变化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的农村改革基本解决了一个人口大国的温饱问题,这相对于饿死4000万人的大跃进时代而言显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其二,八十年代的商品经济发展及九十年代初到现在的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为中国社会的经济繁荣提供了经济体制上的保证。

其三,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中国经济卷入世界经济竞争,从而提升中国经济的品位和质量争取到了一个新的国际经济条件。而构成中国经济的各要素也只有积极参与到国际经济的舞台上去,才能为中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提供潜在的可能性。

其四,因为发展市场经济和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的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比较快速的得到了提升。到2007年底,中国的经济总量已先后超过法国、英国和德国的经济总量而进入世界第三位。而如果按购买力计算,中国连日本也超过了,进入世界第二位(当然巨大的贫富分化另当别论)。而与此同时,中国的国家竞争力也已上升到世界排名中的第十五位(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2007年度统计)。

其五,新一代中共领袖人物也在积极施行一些有利于民生的“仁政”措施,如减免农业税、减免中小学生学杂费、在六所国立师范大学免除学费、推广医疗、社保体制改革等等,应该说这些措施是得民心的。

其六,从政治层面讲,执政党也在谨慎探索民主化改革道路,并局部地、小范围地进行着试点和试验。如党内民主改革中公推直选试验、党代表常任制试验、修改《选举法》,允许基层人民代表在选举中出现演讲、与选民交流的合法拜票行为等,同时还加强与八大民主党派的合作,允许民主党派领导人“入阁”参政等等。

特别是中共领袖都先后在不同场合的讲话中充分肯定了民主价值观,表达了民主改革的意向,如胡锦涛2006年4月在耶鲁大学演讲中就说过:“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我认为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要求,我也认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而温家宝2007年3月16日在回答法国《世界报》记者提问时更是强调指出:“我说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形成的价值观”。中共高层的这种民主改革意图显然应该得到我们的尊重和积极回应。

其七,从社会自由度而言,尽管共产党还在竭力控制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各种舆论媒体,但不可否认的是与过去相比,人民说话的空间更大,媒体的力量渐强,一些敏感的话题也会被媒体以打擦边球的形式抛出。而一些公开为民主叫好的文章如《民主是个好东西》不但可以在中共中央党校刊物《学习时报》上刊发,而且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还做过转载,并由此引发全国性的“民主”话题,这种前所未有的变化确实让身陷囹圄中的我都有一种“喜出望外”的感觉,这种变化如果没有中共高层的默许甚至鼓励是根本不可能的。

正是因为前述七个方面的巨大变化使我认识到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寻求民主理想的朋友们和同志们再也不能以老眼光僵化片面地看问题了。需要“与时俱进”的不仅仅是正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而且我们这些从事民主活动的人士也需要“与时俱进”,我们需要从反右、文革、乃至“六四”这样的历史悲情中清醒地解脱出来。当然历史是需要清算的,但不是现在,而且我们清算历史不是为了惩罚,而是为了建设一个美好的未来。因此,我们需要同时发挥两只眼睛的作用——当我们用一只眼睛盯住共产党的错误时,我们也应该用另一只眼睛看到共产党在当代中国还有相对正确和阳光的一面。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不仅我们自己会继续重复一些同样的错误,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民主化事业可能会因此而向后拖延多年!

基于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前述七个方面的变化,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在追赶现代化的问题上是既有诚意也有成就的。正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改变既往的绝对敌视态度和仇恨心理,我们不应该再继续把中共当作必须加以推翻和消灭的敌人——我们应该懂得妥协在政治博弈中的价值,我们应该做90°转向,以建设性的态度把中国共产党看作是一支可塑造的、在中国实现民主后可继续合法存在并可以继续争取人民选票而执政的力量。也就是说,我们不再谋求打到它、推翻它、消灭它。我们不反对它执政,我们反对的是它以永远的“老大”而自居的政治生态;我们谋求的应该不是它的灭亡,而是要它放弃垄断性的政治领导地位。在未来,共产党不但可以继续合法生存,而且可以和其他政党去平等地角逐执政机会,至于能否执政,那就要看广大人民的选票怎样说话了。说穿了,将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应该如现在的中国国民党在台湾的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一样。八十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国民党也是一个专制政党,但是在经过英雄般的民主转型后,国民党不仅可以和民进党一样合法生存,而且完全可以通过争取选票而上台执政。从台湾的历史进程来看,民主转型后,国民党不仅在1992年和1996年赢得执政的机会,而且很可能在2008年3月重新赢得执政大位。既然民进党可以和国民党和平共处、和平竞争,同为中国版图的大陆为什么就不可以这样做呢?我们也要争取与共产党的和平共处、和平竞争乃至于良性互动。

正是由于在2006年春天的第四次禁闭期间的这种心态的理性转换,我认为从中国共产党的变化和中国政治的实际生态出发,我们应该将中国的民主化道路分做两步走——

第一步,我们承认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但我们要去边缘化、去敌对化、去牢狱化、去流亡化,回归对话与协商。我们应该组建与八个民主党派具有同等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的第九党(或90°联盟)去参政议政,在各级人大和各级政协的平台上发挥我们的建设性作用。

第二步,在依法参政的基础上谋求执政权。也即通过和平协商、和平谈判的方式使中国共产党比较体面和光荣地放弃垄断性的领导权和执政权,从而使其他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拥有与共产党平等的法律地位。中国的执政机会将象其他民主国家一样向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党派平等地开放,至于究竟花落谁家,将由人民的选票说了算。到这个时候,开创于孙中山先生的中国民主大业就基本实现了!

总之,一句话,先参政,后执政,先做矮子,后做巨人,这便是2006年春天我在上帝和我主基督的启示下,在黑暗苦难的禁闭室里所感悟出的那条推动伟大祖国实现民主化的道路!

我曾在禁闭室中口占了一首《贺新郎》的旧体词来记录这件事——

贺新郎
指南针
                           
经几番浮沉,
算而今,
十七年来,
三破牢门。
坎坎坷坷历苦辛,
难平怀中忧愤,
更煎熬风雨黄昏。
自信生来负天令,
却常叹前道雾茫茫,
指南针,
何处寻?

阴阳交化又一春,
谁能料,
四陷牢底,
幽禁缠身。
休道饥寒交迫苦,
惟有愿景牵魂。
三月三,
滚滚霹雳,
万里电光指亮程。
先矮子,
再做顶天人,
望乾坤,
好风云。

那种仍然希求一步到位而欲“毕其功于一役”的民主计划我认为可以暂时束之高阁了。我希望所有海内外一切愿意为中国民主事业而献身的朋友们和同志们都能郑重地考虑我的民主化意见和建议,我也以同样的心情希望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它的领袖们本着对历史、对未来以及对它自身负责任的态度郑重地考虑我的民主化意见和建议。我虽然因寻求祖国民主事业而屡次坐牢,但我愿意忘记我个人的苦难遭遇并愿意暂时悬置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所留下的心理创伤和悲情去共同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人民去争取——
一个民主的未来!
一个自由的未来!
一个美丽的、万紫千红的未来!
一个芬芳的、花果蒸香的未来!

我为这样美丽的未来而祈祷!
Amn!

(本文作于2007年春天的渭南监狱,局部地方略有修改)

李元龙:不仅仅是写给国安某某的公开信

早在狱中之时,我就起了给你写这封公开信的念头了,国安某某。之所以会起这个挥之不去,并于今日将之付诸行动的念头,是因为我老是回忆起你当年审讯我、看守我时的种种或值得我同情,或值得我对你再说几句天良话的言行。

记得2005年9月我刚刚被抓,你和你的搭档审讯我的一些细节吗?主审者,是你的搭档,你主要是做记录。你应该还记得的,当时,不知是由于文化,还是由于经验等其他原因,对于我或你的搭档的不少言辞,你茫然不知如何记录。每当你出现搭档认为你应该会写,而你竟然一时写不了的词句;出现你应该能理解,而你居然不理解的言语时,搭档就会先辅之以”哎呀!””嘿!”,”你是咋子回事?”等呵斥,然后再以不耐烦的口吻告诉你那个词,那句话该如何写。或者,他干脆不客气地一下抓过纸笔,自己写下你一时写不出的内容。你当时没有看到,可坐在你们对面的我却一再看到,他瞅向你的目光里,写满了不满和蔑视。

每当这种时候,我就会想,你的水平固然有待提高,但不管怎样,你们毕竟是同事加邻居,他怎么能用那样的口吻训斥你,怎么能用那样的目光瞅你呢!再怎么说,同事和邻居之间,也应该有起码的理解、宽容,尤其是应该有起码的尊敬!

当时,我的确替他,更是替你怪难为情。

这就是我同情你的地方。你之所以值得我对你说几句天良话,则是因为下面的事件。

你应该还记得的,在我被你们弄到贵阳市东新村”监视居住”期间,我和你有过较长时间的交流。当时,你曾经对我说过,你是从农村考入一所公安学校,毕业后分到公安局,尔后,才调入国安当特务的。从你的性格气质,你的穿着打扮,乃至你的言谈举止里,我都多少看到了残留在你身上的,农村人特有的淳朴和善良。是的,我认为,你和那些死心塌地地与真理和正义为敌的人应该是有区别的。所以,我当时为你,为生养你的母亲等感到痛心和惋惜:如果有一个好的社会环境,有一个真正优胜劣汰的制度,你不会沦落为一个卑劣的,专门迫害忠良的秘密锦衣卫。并且,在那种你的善的一面能够得到很好发挥的制度之下,你对社会的贡献,以及你的社会地位等,绝对不会比你那些同事差。

有一天,趁没有其他人在场,我请你给我的妻子打个电话,让她记住每个月都去交孩子的保险费。你犹豫了一下,但终于掏出电话,拨号,通话,然后对我说,已经告诉我的妻子了。出狱后,我的妻子告诉我,那段时间,她根本没有接到过这样的一个电话。不知是我妻子忘记了,还是你当时的确没有打这个电话。在这里提这件事,我没有指责你的意思。我的理解,遵守职业道德,爱岗敬业,这毕竟是一种优良的素质。我想说的是,应该是由于你身上残存的良知在发挥作用,所以,当我提出那个违反规定的,让你为难的要求之后,你不是如有的人那样,生硬,甚至是粗暴地拒绝我的”异想天开”,你是用迂回的,技巧的方式化解了你面临的难题。如果我当时对你一点好感也没有,如果你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个十足的流氓无赖,是个一点人性也没有的东西,那么,我不会向你开这样的口的。

我不仅曾经向你提了这样一个非分的要求,我还曾经试探着向你打听我的案情的处理结果。我当时问你,我的事情到底有多大,会不会丢工作?你的回答是,事情不算大,丢不了工作的。我急于知道得更具体一些,就问你:根据你知道的情况,是不是不起诉我了?你说: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但更具体、详细的,我就不知道了,要他们(你把嘴往里间屋子呶了呶)才知道。

正因为我自认为从你口里得到了比较具体,比较”可靠”的信息,所以,我才放心地写了那份后来你们据此逮捕我,检察官在法庭上大段地引用了来指控我的”认识”.可能你已经知道了,我曾经在快要出狱时,以及在出狱后,都当了你几个同事的面,指责国安用诱骗的手段让我写了那份”认识”,并让他们把你叫来质证:某某当面对我说过,你们不会起诉我的,你们把他叫来问问,看他说过这样的话没有?

我那次到毕节国安去索要我的日记等物,在你的办公室碰上你,你多少有些出人意料地不仅没有公事公办、显得颇有风度地招呼我一声,反而”黑风丧脸”、面目可怖地装着没有看见我。我想,你有可能是因为我要你出来质证的事受到批评,甚至是训斥什么的了。

如今细细想来,你当时未必是有意欺骗我,你关于不会逮捕我的话应该是实话。只是,由于你在国安里的地位,你在我的案子中所能起的作用,以及你以你尚未丧失殆尽的良知去推测的结果,”应该”是那样的。后来发生的事,不仅出乎我的意料,甚至也出乎你的意料。如果当初的事实真是如此,又如果后来你真的因此受到了批评、训斥,甚至是处理,那我向你表示真诚的歉意。国安里果真能够有这样一个多少残存着一些善良情怀的人,实属难能可贵。曲解你,伤害你这样的人,不是我的本意。再次请你体谅!

是的,我这封给你的公开信,就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唤起你,唤起更多的国安,唤起不止一个助纣为虐的人的人性当中善良、美好的情怀。为此,我不能不提到下面这件事。

那天,你向我咨询如何教育你那读小学的孩子,尤其是如何辅导他写好作文等。也是因为感觉到你身上有一些不同于不可救药的那部分人的东西,所以,我当时是掏心窝子给你讲的。你不会不记得吧,我当时对你说,正确的教育方法,应该有针对性,一定要讲究”因材施教”;提高孩子写作水平,一是布置贴近他的生活的作文给他写,并让他放开地写,二是引导他养成写日记的好习惯等。

爱子心切,舐犊情深的你当时听得连连点头称是,并告诉我说,为了鼓励、鞭策你的孩子,你把我采写的,有关考取北大的聂开基等贫困大学生的报道都剪裁、收集起来给孩子阅读,以期自己的孩子有朝一日也能如此品学兼优。

行文至此,是我向你发出那个我心痒难禁,早都想问你的问题了。有朝一日,你的孩子考取了一个很能光宗耀祖的重点大学,他又是真正意义上的品学兼优的学生,吃水不忘”挖井人”的他对你说:如果没有李记者那些文章的引导、鼓励,我恐怕连大学也考不起。走,爸爸,我们去看望看望,感谢感谢李记者。

我最想知道的是,面对你自己孩子如此率真、质朴,值得称道的问题,你能客观公正、理直气壮、毫无愧色地对他说:什么李记者,那是个大坏蛋,是国家和人民的敌人,早在多年前,他因为写了四篇反动文章,被我,被我们抓进监狱,后来又被我们判了刑,不许你去看他!

我有一定的理由认为,面对尊敬你,甚至是崇拜你的孩子,你说不出这样的话来。因为,我还记得,那天,你对我说我的工作丢不了的同时,你还安慰——直到现在,我都认为,那确实是个安慰——我说:怕什么,不用多想,你这个事情,你这个罪名,在今天这个社会又不丢人。

从你说这句话的那一刻直到此时此际,我都一直认为,这是我”认识”你以来,你所说的,最能够代表你的根本观点,也最为真实而又具备人性的话语。作为一名国安,拿了人家俸禄的你和你的同事们给我强加了一个罪名,但在你的内心深处,在你的潜意识里,你根本没有把我看成一个真正的,法律意义上的罪人。

还有,你应该还记得的,我是2005年9月28日交那份”认识”的。我当时天真,其实是大傻冒地暗自盘算:28号交认识,你们审查一两天,然后我就可以跟了回毕节过长假了。29日上午,正等着”回家”,与亲人重聚哩,你来叫我了:老李,收拾东西,走吧!

我对你说这句话时的神态,尤其是眼神,印象太深刻了:那是一双游离的,心虚的,刻意在回避我的目光的眼睛。正是从你那双眼睛里,我读出了凶多吉少的信息。果然,你们不是带我踏上回归家乡的大路,而是把我押回了那狭窄的看守所里,把我逮捕了。后来才知道,当初,省检察院根本就没有批捕我,为了达到自己必欲加诸我罪的卑污目的,你们才采取了如此反文明的,违法违宪的”补充侦查”手段,诱骗我写了那份”认识”.。你,以及中国大陆所有制造文字狱,为人鹰犬的国安,检察官,法官先生、女士们,你们能够将你们对我,对所有的思想犯、良心犯、政治犯所做的一切,坦然地,毫无遮掩地向世人,向自己的子孙后代公开吗?你,你们为此曾经受到过良心的谴责吗?

我真诚的希望,我那天没有误读你的目光。因为只有如此,你才是一个我,一个所有善良的人愿意看到的,虽然暂时误入歧途,但却是良知尚未泯灭殆尽,只是被动犯罪,尚有挽救价值的人。我的祖国,我的家乡多了一个这样的敬畏真理的人,就少了一个死心塌地为邪恶势力卖命,为世人和时间所不齿的人。怎么说,这都是一件好事。

据说,我被你们下到大牢后,你对指出你经常与我们”不期而遇”的,我的一个女同事说过这样的话:你小心点,只怕下一个会轮到你!这是我知道的,你在我这个案子当中说得最恶毒,最龌龊的一句话。就是这句话,它让我一再犹豫:妄想唤起说这样的话的人的良知,是否我过于天真,过于傻冒了?

不知你有没有看过你们的党的所谓”红色”经典小说《红岩》,或者看过据此改编的电影、电视剧等。说这样的话的你、你们充当的角色,是什么形象?翻开《红岩》来读读吧,就是在小说里被极度丑化了的,猥琐不堪的”猩猩”、”狗熊”等。知道臭名昭著的东厂西厂,锦衣卫,知道遗臭万年的克格勃吗?那样的形象,就是立在你们对面的镜子,好好的照照这面镜子吧,你喜欢这样的,千夫所指的形象吗?

“只是可惜你们浪费了纳税人的血汗,让纳税人养着一帮思想警察,养着一群言论特务。让你们把一个好端端的国家,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一个特务国家。俗话说过嘛,世上最毒蛇蝎嘴,人间最毒特务心。我为你们感到羞耻,也为纳税人感到冤枉……”这,是一个具有良知,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对你们的谴责和控诉。

对你,对你所有的同事,同行,除了对你们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甘于充当他人走卒、炮灰无法回避的同情和轻蔑之外,说真心话,我心里对你,对你们没有仇恨。因为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你们也是专制政权的牺牲品,甚至是受害者。不同的是,我这个受害者不仅是清醒的,我还发出了自己的呐喊和抗议。而你们,则往往对自己的特殊身份和特权表现得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据一位教师说,有一次,她在一个宴席上请教你们的一个”领导”:别人我们不敢说,李元龙是好人坏人,我们可清楚得很。李元龙这样的良心记者也被你们抓进了监狱里,真不知道,你们这国家安全机关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要这样干?

你们的领导根本不敢直接、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而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地支吾:酒席上,不谈政治,不说其他的事,吃菜吃菜!

需要时摸头拍肩称好样的,不需要时丢卒保车推你们当替罪羊,古今中外的独裁政府及其把持者对待当初为自己作恶的人,无一例外地无情无义,甚至根本就从骨子里面鄙夷其为人的卑下。

我,罗永忠,师涛,吕耿松,陈树庆,黄琦……我,我们虽然被你,被你们投入过大牢,或正关押在大牢里,但我,我们却无可争议地比你,比你们站得直、坐得正,为人,远远地比你,比你们光明磊落,活得比你们有人的样子,有人的尊严,有人的气节。

一位被你们的同行抓进监狱的思想犯如此”反审讯”抓捕、审讯他的国保:”请你记住了——别看你们今天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历史会记住你的罪恶,把你们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你们的家人和后代,都会因为这桩丑事恶事,而抬不起头、见不得人的……”我在这封公开信的前面说过,给你写这封公开信,目的是唤起你更多的良知,让生养我们的这片国土上少一个主动地,死心塌地地与真理,与正义为敌的人。当然,我知道,在目前的大环境之下,让你,让你们立刻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是不现实的。我曾经在你的隔壁办公室对你的同事们说过大意如下的一句话:你们吃这碗饭,许多事情干不干,怎样干,这由不得你们,这,我们理解。但具体到某句话怎样说,某件事情怎样干,这就牵扯到个人道德品质问题了。

我在党报呆过多年,对此,我有较深的体会。即,虽然党棍、官僚逼着我们说鬼话,做鬼事,但只要你的内心真正的向往正义,崇尚真理,那么,在21世纪的今天,最起码,你有相当大的,不说鬼话,不做鬼事的空间。

我多次说过,我李元龙坚决反对过去,现在,以及将来任何政党,任何个人迫害共产党人。同样,我李元龙坚决反对过去,现在,以及将来任何政党,任何个人迫害今天为了生活而端国安饭碗,没有犯罪记录的人。

你的孩子进入学校以来,没有因为择校,编座位,收取相关费用而受到过学校、教师的非正常对待吗?你的妻子做生意,你没有仅仅为了少挨有关部门、人员的宰而窝囊地”疏通”、”打点”过吗?你农村的父母、亲友等,就没有遭遇过苛政和贪官的盘剥、欺压吗?你在单位,没有看到过鹰隼沉沦,鸭子升腾的丑恶现象吗?你作为中共党员,你能秉承良知,按照党章、党纲要求,做一个真正有信仰的,真正意义,或曰书本意义上的共产党员吗?你心甘情愿地让自己的子孙后代生存、挣扎于这样的正不压邪,不把良心丢给狗吃了,就只能艰难度日,甚至被下到大牢里去的社会环境里吗?

社会是一只火把,我们应当把她燃烧得光明灿烂,然后交给下一代!为了你,为了我,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告别专制,告别文字狱,告别特务政治,国安某某,全中国所有的国安先生,国安女士们,正视被你们背过脸去的良知,直面你们的处境,爆发你们的勇气,不与非正义势力合作,回归到光明磊落的,真正的人的世界来吧!

欢迎你,欢迎你所有的同事、同行来和我,和我们沟通、交流。唯一的条件是:不是怀着别有用心的、欲加之罪的目的而来。

    2008年6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