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四川大地震发生一个月来，由於一时之间前所未有的新闻採访透明度，海内外华人有幸看到各式人等的真面目，其中最令笔者不屑和鄙夷的是蒋书记的“跪劝”和余秋雨的“泪劝”。相同的是两人都口口声声“为党和国家大局着想，免给反华势力找到藉口”，大义凛然；心里却各怀鬼胎，企望“劝”出自己的利益。不同的是一个为保乌纱帽情急败坏的肢体语言，一个是老谋深算为党国分忧的生花妙笔。异曲同工，殊途同归，同样落得可耻的失败收场。据报对蒋书记的“跪劝”“遇难学生家长们不予理睬，继续前行”、“市委出动五辆旅游大巴，劝学生家长上车，但无一人理睬”。而余大师的“泪劝”一出，民间一片叫骂声，愤怒的民众对余秋雨这种不顾别人丧子之痛，露骨肉麻的献媚取宠万炮齐轰。余大师不但毫无悔意，反而再推出一篇“感谢灾区朋友”为自己辩护，可惜欲盖弥彰，益发暴露了丑恶的真面目，看来也是本性难移了。

余大师的“泪劝”已经被网民驳得体无完肤，笔者就不再赘言了。现仅就余大师的后续之作“感谢灾区朋友”提点意见，请余大师和广大读者指教。

余大师真不愧为的高人，开宗明义就说：“这两天收到很多来自灾区的讯息，得知一些救援队的朋友把我劝告请愿灾民的文章及时地向有关帐篷作了传达，效果很好。为此，我要对转达者和被传达者表示双重的感谢。”请问余大师，你说你的“泪劝”“效果很好”，好在哪里？是好在众多的灾民都被你的眼泪感动了，和你一起对中共感恩颂德？还是遇难学生家长听了你的泪劝，都取消了请愿行动，乖乖地待在帐篷里保持“动人气氛”？余大师的这段开场白里，最值得注意的是“帐篷”和“传达”两个词，不知是否过百万灾民在余大师眼里，都不是人，祇是一个个“帐篷”而已？又或者余大师的“泪劝”等同中央文件，需要层层“传达”？（请注意：按中国大陆的习惯，“传达”是指上级对下级照本宣科）余大师心思之慎密非同小可。

余大师接着说：“劝告非常艰难，因为被劝告的对象刚刚遭受了极大的伤害，……他们的情感行为非常值得同情，这就会使劝告者显得”不仁不义“。但是必要的理性劝告还是要鼓起勇气提出来。例如，我们每个人都会对那些肩背亲人遗体行走很久，很远的灾民肃然起敬，但是，穿着白衣服的防疫人员还是要擦着眼泪走近他们，劝告他们放下遗体。如果仅仅从亲属的情感权利而言，那些防疫人员有可能遭到群殴，但从更宏观的社会理性而言，防疫人员的劝告并没有错。由此可见，大灾中的理性劝告，也需要不小的勇敢。”

好聪明的余大师！居然找到了这样一个例子，将成千上万遇难学生家长的请愿行动比作背着亲人的遗体回乡，将自己比作穿白衣服的防疫人员！你和中共当权者一样，总是把自己看得很聪明，总是把人民大众看作阿斗，所以你们总是要失败。“三人行，必有吾师”，更何况十几亿人，怎会随便你们耍弄？请问您：那些背着亲人遗体回乡的灾民为的是什么？他们为的是让亲人“落叶归根”安葬在家乡的土地里；而那些举着遇难孩子遗像的家长向政府请愿为的又是什么？是因为他们的独生子女不明不白地死在豆腐渣工程里，他们要向政府讨个说法，要求政府保存証据，严惩黑心承建商和他们背后的贪官污吏，这是完全两码事！再请问：穿白衣服的防疫人员劝告灾民放下遗体，是为了什么？是希望他们不要因此感染疫症，（请余大师不要危言耸听，从没有新闻报道说过这些防疫人员“有可能遭到群殴”，你这样说就是“诬陷”！）而你的“泪劝”和蒋书记的“跪劝”为的是什么？是为了遇难学生家长平复心情吗？你们自己也不好意思这样说吧！照你的说法，也不过是为了“识大体，明事理”，“保持动人气氛”，“不要给反华势力找到藉口”！相信你们心里也会明白，此刻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平复他们失去爱子的悲痛，唯一能让他们的巨大悲痛得到些微安慰的就是满足他们的要求：追究一切灾难中的人祸，让这些人为的灾难永远也不要再发生！其实遇难学生家长的精神非常伟大，远非你和山东作协“王副主席”之流可比！他们明白，人死不能复生，任何赔偿都不能和孩子在他们心目中的价值相比。他们唯一的愿望就是绝不能让悲剧重演在别人身上，因此必须严惩一切贪官污吏。这样伟大的博爱你们不去支持反而百般抵毁、百般阻拦，居心何在？拆穿了说，你们这样做不过是为了帮你们的主子分忧，为了自己表功领奖，“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余大师接着又说：“对於请愿灾民的劝告，问题就更複杂，因为这是很容易被误会成不重视灾民的人权”。看来，余大师是有备而来，冒着被指责“不仁不义”的大风险前来“泪劝”的，多么勇敢多么伟大啊！如果把句中的“误会”二字拿掉就说对了！因为成千上万的学生与其说是死於地震，不如说是死於豆腐渣工程，遇难学生家长根据宪法赋予的权利，向政府和平请愿要求严惩人祸，有什么不对？因此所有的劝告，无论是你的“泪劝”还是蒋书记的“跪劝”都是不仁不义，都是不重视灾民的人权，一点都没有错。不是瞧不起你，以你的爱攀附权贵，以你的爱耍小聪明，若问你应该如何面对遇难学生家长的请愿行为，你除了“泪劝”之外，能给一个正确的答案吗？恐怕你连想都不敢想！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支持他们，鼓励他们，因为唯有如此，才能根绝豆腐渣工程，才能避免下一次地震中的人祸伤亡。

余大师说：“按常例，”请愿“是针对被政府拒绝的事情所进行的，但这次，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已明确表示，要对低劣建筑的责任者进行法律追究，这就使请愿行为失去了方向。既然意见和政府一致，那么，请愿也祗是要求快一点而已，……但是法律的事快不起来，尤其这次灾难的主因是天灾，倒塌现场又经过大规模的抢救性翻扒，要完成法律的技术测定确实需要有较长的时间过程。我以前曾经约略关注过日本阪神大地震和伊朗北姆大地震的善后处理，深知在天灾背景下的法律论定是如何艰难。”拜託！请余大师少耍一些小聪明好吗？你耍得实在令人噁心了！你说得不对，这次大灾难的主因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只要看一看为什么同一地区，政府大褛没有倒，倒的全是学校？只要看一看为什么海外援建的几十间爱心学校一间都没有倒，倒的全是豆腐渣工程？就会明白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了！也请别拿日本伊朗的地震说事了，你怎么也不觉得脸红？人家日本伊朗的地震有一间学校倒了吗？全世界都看得出来，余大师说的“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已明确表示，要对低劣建筑责任者进行法律追究”只不过是你的一厢情愿，我们从来没有听见过胡锦涛温家宝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只看见德阳市政府在五福镇富新二小百余名遇难学生家长请愿的压力下，答应六月二十日给予答覆，到时候却推说上级没有指示，因而引起家长不满改为去成都静坐、我们只看见武警封锁学校坍塌现场，禁止遇难学生家长前往悼念、我们只看见武警驱逐境外记者、我们只看见都江堰新建小学两百多名遇难学生家长二十一日集体请愿，与在场大批特警发生冲突，数名家长被打伤，至少三人被捕、我们只看见海内外捐献的救灾帐篷出现在成都的洋房花园里……。你说“现场取样很困难”，“法律的事快不起来”，“需要有较长的时间过程”。别胡弄老百姓了！别班门弄斧了！笔者大学修读建筑，倒可以给余大师提供一点专业意见作参考：灾害现场呈粉碎性坍塌，本身就说明建筑物整体性强程度不足。现场混凝土、砌筑砂浆的取样随时都可以进行，钢筋的规格和数量随时都可以现场点算，随时都可以送实验室试验，甚至在现场使用回弹仪都可以粗略地测量混凝土和砌筑砂浆的强度，至於核对施工材料和设计图纸更是随时都可以进行。人命关天，数万同胞已经逝去一个多月，还等什么？难道追究责任严惩贪官污吏妨碍了灾区重建吗？法官律师追究法律责任，工程师重建家园，医生防治疫症本来就并行不悖，难道不可以同时进行？问题是：地震大灾难发生一个多月了，政府有任何实质行动吗？在人民群众普遍不信任政府的情况下，有顺应民意成立由遇难学生家长、各地学者专家组成的独立调查委员会吗？有顺应民意成立邀请海外甚至外国法官参加的特别法庭吗？有着手蒐集保全建筑设计、施工以及来往帐目文件和现场証据吗？如果有，我相信群众就不会游行请愿了！请余大师并中共政府反躬自问，反求诸己一下吧！

（写於22/6/2008纽约，修改於23/6）

（刋於“争鸣”杂志08年7月号）

［评］我是一个很早反对四人帮，并为此受到迫害的人。我曾经反对四人帮及其追随者的武装镇压、武装屠杀、武斗、专制、迫害、以及有的人人品、谋私等方面的劣行。四人帮垮台后，浙大领导为多次派人到我单位、看守所、监狱去为我送平反文件，企图进行营救、为我平反。第一次坐牢出狱，南京市公安局的平反决定也是说因为我反对林彪四人帮而关押。

但是，看了朱先生《徐景贤的遗体和他的遗著》这篇实事求是的文章，对照现在的官场，我忽然惊觉，当时那些被我们看作坏蛋的那些人，与现在的官场官员们比，却几乎成了圣者。1973、1974年我开始从事民主运动，写文章列举和极力反对的特权官僚专制制度的特权现象，现在反倒根本不成为任何问题了，当时我批判的特权官僚，与现在的官僚们相比，也同样几乎成为圣者。

中国社会的沉沦和巨变，真让人感慨！

——徐水良2008-6-29

去年11月初的一天，华东师大的一个老师打电话告诉我，曾经担任过上海市委写作组支部书记和上海市委书记的徐景贤在十月底的一天突然去世了。不日有一个遗体告别仪式，老师问我是否去参加？

徐景贤是当时上海的高层领导，我只是一个在他曾经工作过的市委写作组里逗留过的学习者和打工者。而且，我对他当时紧跟着上头起劲地在上海搞一打三反运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是有看法的，特别是对他领导或支持了对复旦大学胡守钧等同学所谓反革命小集团的清查没有好感。不去参加也无所谓。但是，我觉得应该去参加，一是我毕竟在写作组里打过几年工；二是我现在在一家与殡葬文化有关的杂志里兼一点点工作，他那么一个人物，能捐献遗体，其精神是很可宝贵的，当然应该去了解一点信息，表示一分敬意；三是对于他那样一个文革的大起大落者，值得关注和思考。他虽然当了不小的官，但是却清正廉洁，不谋私利。这是值得令人尊敬的。第四，中国人有一种国民性，如鲁迅所说的，是个比较实用、功利的民族。中国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敢于抚哭叛徒的吊客。一个人得势时贺客盈门，失势时门可罗雀。徐的景况也同样是这样。他那样一个共产党里、上海滩头的风云的人物，毕竟也总归是一个“党的人”，但大树一倒下来，他被判了十八年徒刑，整个家族也深受影响。很少有人表示出半点恻隐之心，这多少反映了一种党同伐异的党文化，也反映了中国人勇于痛打失败者的民族文化。从他身上，多少可以看到一些国情民情党情。再者，他在文革虽然有错，但他本人也是文革的牺牲品。党内路线上的分歧和斗争，是否一定要用专政的办法来解决，也是需要细细思量的。总之，我决定参加这个告别仪式。

他是突然发病，突然去世的。那一天，他一直还是好好的，下午突然发了病，又突然去世了。生前，他早就办好了手续，将他的遗体捐给医学事业。他是想把自己全部地捐献给社会。这真是一种崇高的境界。小平同志捐献了角膜，这已经令人肃然起敬了，而徐景贤捐出了身体的全部，这更加难能可贵。因为捐献了遗体，遗体告别仪式就放在接收遗体的某医院的一个不起眼的小房间里。房间只有二三十个平方米。来的人比较多，小房间里挤不下，许多人只能站在室外的一条小马路上。这个房间只有一扇小窗，光线很暗，只能开着灯；窗小人多，房间里闷得很。小房间的一头，徐景贤躺在一块木板上，紧紧地闭着他的眼睛。他看上去十分消瘦，全然没有当年的神采，完全不像当年才气纵横、谈笑风生的徐景贤了。他的身上，盖着一条很薄很旧的被子。这条被子也许他用了大半辈子了。头枕在一个十分破旧的枕头上。枕头上的布已经褪了颜色，还有几个布丁。看上去也觉得不太干净。这也许是他平时使用着的枕头。那布是浦东的土布，他是奉贤人，我也是浦东出生，因此看到这种土布感到很亲切、很眼熟。徐景贤丧葬用的被子和枕头，是我看到过的最简朴的陪葬品。如今一小部分人先富了起来，葬礼也就讲究起来，不仅要穿着高级的西装进入火化炉，还要买票面价值达几亿元的冥国银行的股票、基金、钞票给死者，有的还要烧一个做得微妙微肖的三陪女和小保姆侍候。徐景贤是大大落伍了，他和他的家人太不“与时俱进”了。从那条被子和那个枕头，我觉得他仍然保持着当年一种艰苦朴素的本色。在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已经习惯于过一种素朴的生活。我也猜测，他从牢中出来后，生活非常清贫。现在，在小平同志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伟大号召指引下，有钱的人一掷千金，就是当年的贫下中农或者现在的协保人员、下岗工人家里死了人，也不会这样寒酸。他盖那样的破被子，枕那样的旧枕头，到那个世界的时候，会被那里的人们误读为我们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后还是那么贫穷落后，其实，我们现在是阔多了。如果被早些时候先到那里的小平同志看到了，恐怕也会不高兴，他老人家也许会认为，徐景贤是有意给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抹黑。

告别仪式上有一幅对联，虽然并不太工整，但对他了基本客观的评价。这幅对联是：“用权不谋私，有错善反思；人品贵真诚，勤奋伴一生。”

文化革命时期，徐景贤虽然位高权重，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当权的那几年，居然一点也没有为家人、熟人、亲友捞点好处。家人熟人亲友该插队的还是插队，他没有批个条子让他们不去农村留在城市；家里人该种田的还是种田，他没有为家人打过招呼留个招工名额；家里人该抄家的还是抄家，该批判的还是批判（抄家是不对的，批判也是不对的，但他做官不护家）他没有批过一个条子，找过一点关系，更没有分过一处房子，捞过一点好处。这种清正廉洁一方面是他的学养、他的家庭薰陶使他以不谋私利为荣，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官风社风民风比较地清廉。他在出狱之后，真诚地向文革中受过伤害（并不一定是他造成的）同志道歉，这也体现了他的正直和真诚。出来后，徐景贤很勤奋地读书，并且写出了一部比较真实的历史回忆录《十年一梦》，为研究上海文革史留下了一份宝贵的资料。今天的中国，腐败分子多如牛毛，挥霍斗富成为一种时尚。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浮躁的心态。徐景贤为官时清正廉洁，出来后勤奋著述，离世后简单朴素，这些是值得称道的。

徐景贤以才气著称。他出生于一个读书人之家。家里有文化气息，有道德素养。他从小聪慧过人，他没有读过大学，解放初国家正需要他这样的青年，动员他先工作。由于家学渊源，高中毕业时已经能写出一手好文章。青年时代的他单纯得很，对社会主义有很高的积极性。在工作中，他写过剧本，写过诗，写过散文。他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人后来当了市委写作组的负责人。顺便说一下，这个写作组并不如有些人担心的那样可怕。这里收罗过、或走出过不少人才。有的人当时就有些名气，后来成了文化名人。徐景贤文革中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起来造上海市委的反。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的一种革命行动，毛泽东专门发过电报，写过批文，称上海夺权为一月革命风暴。那时候，党号召学生大串联，号召全国各行各业成立造反组织，夺走资派夺权，号召进行革命的大联合，成立革命委员会，号召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运动，清查五一六运动。总之，党和毛主席的号召一个接着一个，革命的浪潮一阵接着一阵，一切都由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部署着、领导着。文革到了中后期，许多人觉悟了，疏远了，淡出了。徐景贤却还是坐在那个位置上，从他的《十年一梦》看，他是真心诚意地认为自己是在紧跟着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步骤，积极地按照着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办，自以为是在紧跟伟大领袖进行着反修防修的伟大革命呢？

在我们伟大的祖国，革命与反革命是非常容易变化的。陈独秀是党的五届总书记，后来一下就被说成是反革命托派，抗战时，又被延安方面说成是拿日本人津贴的汉奸卖国贼。张国焘、刘少奇、高岗、林彪等人，一度都是党国要人，一度又成了反革命。后来毛泽东死了不几天，文化革命中被称为旗手的人也成了反革命。由党的代表大会选出来的中央委员徐景贤也就成了反革命集团的骨干，被判了十八年徒刑。他后来获得了党的宽大，在期满前一年提前走出了监狱。

出狱后，徐景贤写出了回忆录《十年一梦》。这本书是在香港出版的。这样的书在大陆是不准出版的。吴法宪的书在大陆也不能出版。宪法上没有说此类人的书不能出版，但是，事实上是不能出版的。看来，以后我们的宪法需要进行必要的修改，以适应徐景贤、吴法宪这样的人的著作的出版问题。《十年一梦》中有许多珍贵的史料，写得比较客观。不过，徐景贤对于历史沉浮的认识，我的感觉是没有超越。他有太强的负罪感。我总觉得他的反思并不深刻，对文革那些旧人旧事的认识还没有跳出老套套，没有达到一个历史的高度。他还是把毛泽东周恩来当作神一样地尊重着，写到周恩来对他的器重、爱护，字里行间仍然感激涕零，对于毛泽东，仍然一付诚惶诚恐的心态。他不停地检讨着自己，贬低着自己。他是从文革结局为座标来写这本书的，因此不断地认罪检讨；有时是以文革时代的心态写的，因此，仍然有文革思维。他没有细细思考他为什么从一个中央委员、市委书记突然成了反革命，他没有细细思考路线斗争和犯罪究竟有什么联系和区别？他的书没有超越当年对神坛的膜拜。我觉得同样由革命家而沦为阶下囚的吴法宪的书要比他深刻得多。从书上看，他没有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他亦步亦趋地紧跟毛主席参加文化革命，究竟是什么原因党又要让他去登监狱呢？

徐景贤生前将自己的遗体捐给了医学事业。他似乎有一点赎罪的心态，有一种全心地将自己报效国家的意思。不过，令人失望的是，也许是有关方面考虑到他的特殊身份，竭力限制告别会的召开，为了缩小规模，减少人员，特意安排了一个非常狭小的房间。据说有关方面曾要求有些徐当年的下属不要参加告别仪式。而作为接收他遗体的那家医院，对死者表现出十分的冷漠。别人将遗体都无偿地捐献给你了，你总得送束花表示一点敬意，总得供应一点茶水让告别死者的人们有杯水喝，总得准备几个凳子，让送别者有个地方坐。他们都是垂垂老人了。这个捐献遗体后的告别场所，竟然没有一滴水，没有一个凳子，没有一个工作人员表示过一点感谢之情。也许他们以为，徐景贤是坐过牢的人，可以不以为然。一个人无论他生前如何，他最后以至诚之心捐献了遗体，接收遗体的单位如此冷若冰霜，使人感到一阵寒意。他们对死者不尊重，对生者不关爱，简直有点像雷锋同志“对阶级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那样一种味道。这家大医院对待遗体捐献者如此寡情，如此缺少人文关怀，这很有点像文革年代的医院，那时候，对待四类分子或者运动对象，医院是爱憎分明的，是不愿意为这些人认真治疗的。今天，对徐景贤这样一个遗体捐献者的态度，一定会使准备捐献遗体的人的内心多了一份疑虑。

去年，2007年，是反右运动50周年。在美国东部的普林斯顿大学和西部的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分别举办了两场大型纪念反右运动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主办单位把会议论文结集出版。一本是美国21世纪基金会的《五十年后重评反右——中国当代知识份子的命运》，由丁抒先生主编，香港田园书屋于去年12月出版，收录论文40篇，全书共547页。另一本是由在美国的劳改基金会与中国信息中心主编的《反右研究文集》，今年2月出版，收录论文32篇，全书共271页。

1957年夏季，由毛泽东亲自策划和指挥的反右派斗争，是一场大规模的镇压言论自由的政治迫害运动。毛泽东先是号召民主党派和知识份子”大鸣大放”，帮助共产党整风，鼓励大家给党提意见，并许诺”言者无罪”，然后却又将其打成”右派份子”，使百万人沦为”专政对象”家破人亡。反右运动是中国历史、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是一场比秦始皇焚书坑儒更为残酷的对知识份子的政治迫害。直到1977年，中共才宣布给右派摘帽，对99％以上的右派份子予以改正，但仍然坚称反右运动是正确的，祇是犯了”扩大化”的错误。

说起反右运动研讨会，还有一段故事。在1986年底，曾被打成右派份子的方励之、许良英和刘宾雁三人商议，准备在第二年，即1987年，也就是反右运动30周年之际，举行一场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许良英把会议通知寄给了另一位著名的右派份子，清华大学教授钱伟长。想不到钱伟长却把这份通知送到邓小平那里。紧接着，在合肥、武汉、上海和北京等地又发生了大学生上街要求自由民主的游行。于是，邓小平决定反”自由化”，胡耀邦下台，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被开除出党，这场反右运动30周年学术讨论会也胎死腹中。

两部论文集内容丰富，议题广泛，作者阵容十分强盛。对这两场研讨会，海外多家媒体都给予详细报道，造成很大影响。然而奇怪的是，反右运动研讨会既然涉及的是当代中国知识份子命运，偏偏是留学生们反应冷漠。第一场研讨会是6月上旬在普林斯顿大学开的，当时学校还没放假。普林斯顿大学有100多个来自大陆的中国留学生，但是祇有一个留学生曾经来到会场看过一下。

由此可见，不少所谓80后一代，被称为愤青的，对包括反右运动在内的共产党历次政治运动的无知，其实是一种选择性的无知。毕竟，这些政治运动都发生在当代，还有很多参与者、见证者健在。在互联网时代，在极权统治已经无法控制私人领域的今天，更不用说在言论自由的海外，祇要你想知道，你是不难知道的。如果你不知道，那祇是因为你不想知道，不敢知道。你不知道是因为你已经知道了。你多少知道那些都不是好事，都是共产党干下的缺德的事，造孽的事。你知道，如果你正视这些事，免不了会激发起对共产党的不满，会忍不住起来向共产党抗议，那就会给你带来很大麻烦。你不想惹那些麻烦，因此你就要避免心中产生对党的不满，因此你就要背过脸去，回避那些可能会激起你对党不满的事情或信息。眼不见，心不烦。出于下意识的恐惧，他们有意识地远离危险的政治禁区，并由于远离危险而似乎也”远离”了恐惧。以至于到头来，他们自己都误以为自己是最自由、最阳光的一代了。

青年就是青年。青年总是有热情、有理想、要表现的。我们看到，在共产党允许和鼓励的问题上，80后特别乐于表现，而且常常是以”过火”的方式表现——比如在爱国主义的问题上。然而，他们的爱国主义也是一种选择性的爱国主义。他们对同胞的爱也是一种选择性的爱。党不让爱的他们就不敢爱，甚至就不爱。5.12四川地震，很多80后的留学生表现出强烈的对同胞的关爱，令人感动。可是接踵而来六四19周年纪念日就让他们尴尬了。六四的死难者难道不是同胞，不值得悼念？六四死难者的亲属难道不值得同情，不值得慰问？而这时，他们就又把脸背过去了。正是在这部分80后的年轻人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集体的人格分裂，看到了共产党暴政对人心的扭曲与毒害。

原载北京之春2008年7月号

很多人以为，中国最苦的阶层是农民，古来皆然。其实，这分明是一种误解。决定生活质量的根本因素，是与”衣食住行”密切相关的物质资料的拥有数量。就大陆现状而言，农民至少拥有土地，而市民，至少要用个人努力弥补没有土地所造成的生活水平的差距。市民们的境况，有个勉强糊口的饭碗尚好，但，一旦失业，加上积蓄不多，遽即陷入饥寒交迫的窘境，而所谓”最低生活保障””失业保险”等，得来费尽周折，且多达不到规定的数额，杯水车薪。

这时的生活，甚至不及农民，我在许多大中小城市的菜市场附近，看到有些市民拎着竹蓝捡拾被扔弃于地的烂菜叶，而在偌大庭院种点菜就够吃的农民兄弟，见此”城里人”如此穷窘无奈，不知有何感想。在物价飞涨的今日大陆，很多市民尚徘徊在（0—1200）元的低收入空间，牙缝里省点钱，还多半被学校、医院、房地产开发公司等怪胎经济体所吞，一年的积蓄比当地农民多不了多少。由小城镇趋大城市打工的市民，还须除去租房子的高额花费，本就羞涩的囊中更是所剩无几，接近或低于当地农民的生活水平。

我所说的月收入在（0—1200）元的市民阶层，是大陆城市居民的主要群体。由于缺少促进社会公正的制度性因素，加上绝对权力所生的贪腐，官商经济的血盆大口，因绝对权力致庸员膨胀的单位工资飞涨，愈益恶劣的”潜规则”日甚一日地扭曲着幼弱的自由经济并助长其弊端，僵硬的以学历论能力的用人思维，以上诸因，使得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加速扩大。官方数字是，10%城市居民占有45%城市财富，基尼系数超过了警戒线0.4。事实上，远甚于此。我曾在自己居住的小城作过一个简单的调查，某居民区100家的年收入情况，100万元以上的是6家（其灰色、黑色收入以估计数计入，取最低值），而不到一万元的有四十多家。极少数人占有大多数财富，是政治垄断高压而经济畸形之社会的必然现象，”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凄惨景象，在今日大陆之街巷，随处可见。

生于七十年代末的我，所读过的所谓”政治”教科书，说美国贫富分化如何如何，还在书首彩图里插了所谓”失业者露宿街头”的照片。而今，我知道美国社会对于弱势群体的扶助，足以使任何一个美国公民在长久失业的状况下仍无饥寒之虞。而出于卑劣目的所行的刻意中伤，不幸戳在了自己脸面上，不过，焦头烂额的他们，连漫布在大陆的数百万的乞丐、游民都不予理睬，怎会顾及一个愚弄孩子的谎言的成败。大陆的每个城镇，每天都有人在街头呻吟，奄奄待毙，而拥有土地的农民，无论如何也落不到讨不到饭就饿死的地步。

我的身边曾发生过一起惨剧。数年前，一对夫妇在一家橡胶厂工作，拉扯两个八、九岁大的孩子。有一天，行将倒闭的橡胶厂将夫妇二人辞去，各种名目的补偿加起来，仅给两人两千多元，夫妇两人步履蹒跚地走出厂门，一路抱头痛哭回到家中。夫妇两人推着车到街头卖小吃，经受着风吹日晒和黑道白道的种种盘剥，熬尽体力，勉强糊口。临近春节之际，县府喧嚣着”净化环境”，城管满街，夫妇两人的小吃车因为稍微过”界”，被城管骂骂咧咧加以侮辱，妻子怒而与其理论，被一个城管破口大骂，妻子忍无可忍，冲上前推这城管一下，顿遭几个城管的殴打，丈夫冲上前保护妻子，也遭毒打。夫妇两人被他们打倒在地，小吃车被掀翻，被砸成碎片。夫妇两人互相搀扶着回到家，下了一顿饺子，一家四口吃了，大年初一，有人来给夫妇两人拜年，只见房门虚掩，推门进去，发现这一家四口僵坐椅子上，脸色紫黑，皆已死去。桌子上有一张信纸，是丈夫的字迹，写明全家是自杀，在饺子中加了鼠药，任何人皆无责任。

这惨剧一直噬咬着我的心。夫妇两人的凄惨遭遇，是卑微而艰辛至极的底层市民的一个缩影。只是，许多人宁愿苟活，而害怕或不甘走赴死之路。我一直在想：夫妇两人在临死之际，并不曾对社会发出任何控诉，对于直接将他们推向死境的城管，他们也未有丝毫的怨言，其中缘故，很值得推敲。人常道，人濒临死亡时，一般都是大善的境界，有人传言，夫妇两人一直信佛，所以虽在百辱中死去，而无所恨。我不以为然。妻子在遭到无端羞辱后，怒而与城管理论，并无畏地冲向城管推他一下，单这两点，就不是信佛一说所能解释的。我的理解是，长久的逆来顺受，加上自甘为奴的思维定势，能将人的反抗意志消磨到极限。偶尔的抗争，并非发自心扉的，被巨力压制后，便如羔羊一样走向死亡，虽惨叫而亦绵绵无力。专制社会本身就是制造羔羊般顺民的工厂，而被摧压到极限的卑微市民，在含辛茹苦、忍气吞声等方面，有着和佛教信徒一样的表象，而信佛的夫妇，连宁静圆寂的最终结局都未曾换来，或者说，对佛，也把无结果的付出当成了全部过程，未曾有获得的希望。民之悲凄，无有甚于此者。而换言之，无望而生，无惧而死的百姓，能安于任何环境，处在专制压迫下，便能顺应专制，倘为民主召唤，便能顺应民主。

对当今大陆而言，涉及民主，就意味着揭露，抗争，反击，变革，假想以温柔形式和平过渡，虽有可能，不过我认为可能性微乎其微，以终日为糊口所累的中下层市民为假设行为主体的”公民文化””公民道德”等理论，更如隔靴搔痒。根本制度问题不解决，贫富分化不解决，谈什么都不免超前。不自上而下改，就自下而上变，并无他途。惟有最没理由苟安于现状，稍有社会动荡或人生波折便衣食堪忧的阶层，惟有连最基本的生活资料都得之甚艰，一分一秒都被生活的挣扎和灰暗的无助感所填充的阶层，才能够提供决定性的力量支持。既得利益集团及其外围利益群体只能扮演阻挡民主潮流前进的角色，而冲破一切专制阻障的最终希望，我以为，不是空头的民运理论家，不是所谓的民运精英，不是军队，更不会是中共的”戈尔巴乔夫”们；在大陆中下层市民中，潜蕴着实现未来民主的主流力量。这是一个日趋庞大的弱势群体，在人治与天道相悖的今日大陆，”损不足以奉有余”司空见惯，且日甚一日，专制政府对中下层市民群体不仅不屑于救助，而且有意无意的损害他们的利益。官方倒也不回避这一点，承认：近年来，相当一部分底层群众的收入不仅没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贫困市民群体就个体而言，固然势单力薄，但，因处境相若，甘苦相近，心曲相通，加上密集而居，整体感染性很强，一人之舛，一家之难，可惊动四邻，震动楼宇上下，传言广播，在极短时间就会扩展到城市的角角落落，弄得人心惶惶，致使城镇局部矛盾层出不穷，市民们因惧而聚，聚而愈众，因不平而鸣，为权益而争，小规模抗争此起彼伏，这是大规模市民起义的先声。被中共学人冠之以”农民起义”的史上留名的反抗斗争，如秦末、汉末、隋末等，其实，以无地者为主流，即：贫穷的市民，失业的军人，无地的农民（雇农）。而在外国，如英、法，推动其国走上民主道路的，更以无地者为主体，主要包括下层市民，学生，落魄军人。

变不变，决定于认识的转变。是民主好还是专制好，市民们在这个问题上越来越清醒。越来越多的有出国经历的市民，以其切身感受对身边的大陆市民传播着民主国度的见闻。连中共喉舌《海峡两岸》也不得不说，台湾的各级候选人为了提高得票率，如何的”收买”市民，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大陆市民绝对不讨厌这样的”收买”，而且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一种尊重，更觉得，连声招呼都不给自己打就升官进爵的伪选举制度才是真正令人厌憎。大陆市民原来只知道什么都得用血汗钱买，一朝了解到，民主国家竟然有免费供给基本生活物资的种种渠道，莫不惊诧。专制政府无偿给予过市民们什么呢？不来索取就谢天谢地了。民主制度伴随着体贴入微的福利制度，这种福利的最大受惠者是普通市民。福利和保险、救济等纳入公正透明、监督机制完善的社会体系，只要具备公民的资格，就可以得到这片国土所赋予的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在专制社会，指望一个富人拿出一片面包给予乞讨者，并不是难事，而要所有的富人都如此，绝对不是专制统治者所美化的”精神文明””良心发现”之类的伪道德口号所能做到的。

市民们已经比较清楚，自己对贫福分化的厌憎，不可能通过专制立法机构反映出来，专制只会强奸民意。县区人大虽近在眼前，而远若千里。信访办，在有些市民看来，分明是诱人上钩的钓饵，未至信访部门，专制打手已循踪而至，架回去罚款殴打还是轻的，因此而被劳教也不鲜见。市民们只有问问路，偶尔会找交警。居民区的下水道年久失修，饱收物业管理费的小官不理，而权柄在握的大官们不睬，反映的人多了，就叫市民们自己掏钱。市民们只要略受启发，转念一想，就会懂得，没有民主法律为后盾，就没有实现社会公正和削弱贫福分化的可能。市民们想了没有？想的人多不多？答案是肯定的：杂文成为”喉舌”类报刊之副刊的主要文体，《杂文选刊》《杂文报》《杂文月刊》在街头畅销，俱是明证。

当大陆市民看到，白发苍苍、衣着褴褛的老人在街畔的垃圾堆里搜寻，指望捡些能换小钱的物件，而此时此地，脑满肠肥者驾驶着本田呼啸而过，稍有良知者，都会叹息社会的不公，无法产生对一党专制的认同。民主制度的载体是自由经济，自由经济固然好，也有负面，就是产生贫富分化，民主制度的出发点之一是减弱贫富分化，强制性地调节物质占有的不公，而集权专制政治基本上是人为加重自由经济所产生的恶果，并且使自由经济向官僚垄断经济发展。市民们几十年如一日的看着：驾驶最豪华轿车的，以当官的为最多。光临豪华消费场所的，也是当官的最多。大陆简直就是官们的安乐窝，好东西都被他们垄断着，有的市民嘲讽道：”当官的每人再胖十公斤，我们就被挤得没地方了。”有的上年纪的市民怀念毛时代，许多年轻人反感政治，其实都折射出对民主自由的向往，只是大陆市民对自己也习惯了暗示性的思维方式。

在闲时而聚的居民区广场，城市的中心广场，大学校园里，各类俱乐中心，公园，绿地，风景区，市民们自发地谈论着对当局的不满，各自唱着对当权者质疑的反调，有的还随身携带小收音机，调到”美国之音””自由亚洲”波段悠然的听，这样既发泄了怒怨，得贻情抒怀之乐，又能结识朋友，愈来愈多的人跻身其中，饭后茶余聚谈时政，呼引同道，俨然已成大陆城镇的一道风景线。城市能给市民分类，哪一类市民活动在城市哪一块，城市安排的很好。譬如战壕已经挖好，人员各归其壕，只待号角吹响，明白各自责任所在的战斗群体就只管冲锋了。

在大陆的大中城市，商业性的策划宣传运作已很成熟，商家为了吸引市民的目光，动辄锣鼓喧天，彩旗高悬。一种商品，从出台营销理念，到为全城所知，一日足矣。处于夹缝中的自由经济能有今日规模，足使人含泪而笑了。在自由经济的阳光中，没有专制的阴影，自由经济对专制天然地排斥，自由经济是民主的摇篮。民主必须借助自由经济的物质托扶和策略支持才能茁壮。今日的商业会战场面，分明就是明天民主选举之群众争夺战的预演。城市经济之规模的扩大，科技触角的延伸，使大陆城市的包容性迅速增强，愈益绚烂多姿。城市只有成为经济的万花筒，才能成为政治的万花筒。万花筒般的城市，是市民公共民主意识的孕育土壤。没有一个思想整体而内容多元的市民社会，就没有民主的容身之地，任何有利于掀动民主潮流的变革都无法产生。

网络与市民的生活息息相关。网线连接了人们的魂，心灵在网络中畅游，碰撞，虽也有弊，终究是利大于弊。在现实中无法吐出的心语，在广场上也心存顾忌不敢明示的字词，在贴吧、聊天室，可以尽情抒吐。科技创造的这个虚拟空间，基本上可以使人畅所欲言，很是对应着民主的特点，逼得独裁专制进一步使坏。上网多了，就知道，诸如”民主””自由””人权””上访”等很多词，在很多时候是上不去的。无形的手挡在屏幕后，上网的市民们遂有所悟：只有党和政府才有这样的决心和能耐。倘遇机缘，得坚守信仰、急公好义的朋友所发之破网软件，终于打开了网络长城的大障，看到一个立体的世界，加上自己独立的思考，自可炼就辨伪识邪的慧眼，生出对民主自由的渴求。急于改变不合理现状的觉醒市民，正努力把虚幻空间变成可触的现实，许多自发而成的市民组织，都是先形于网络。民意在网上汇成洪浪，无止境地冲击着已然千疮百孔的专制大堤，独裁者在网络上”防民之口”败局已定，这种失败正加速度地对应到现实社会中来。

近几年，市民们维权知识的增长，城市讯息之共享条件的进一步完善，城市公共活动区域的扩大，市民独立组织的增加，城市信息网络的发达，一系列因素使得贫困市民群体的整体抗争意识逐日增强。缺少最基本的生活资料的他们，如果再没有正确的精神追求和政治诉求，一朝发难，被饥饿逼出来的反抗大军将成为摧毁一切的可怕力量，百姓将陷入朝代更迭间的血泪缸里，神州将沦为地狱。约束人力，须规正人心，须有信仰的强力引导。宗教信仰只能一定程度上改观道德和风气，而无助于根本问题的解决，还会消磨人们的抗争意志。民主制度经由港澳台的局部实践，证明是适合大陆的，并非中国人缺少民主素质，民主制度施行后也不会比专制社会产生更多的问题。就是由谁来引导实施，怎么实施的问题。

专制社会要进入民主社会，尤其是在大陆，专制毒素在各个方面浸透很深，非有大变而不足以将乾坤扭转。民主的主流力量在民间，而民间的主流力量，在中下层市民群体中。随着大陆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人口飞速向城市转移，使得中下层市民群体的数量迅猛增长。而先于城市而行的农村选举所酿成的初级民主意识，也随农村的人流进入城市，进一步增长着中下层市民对民主的认同感。由于少数市民占有城市的大部分财富，并且这种情况日趋极端化，加速对立的同时也促进着联合，推动着中下层市民集体意识的整融。一人一旦在街头呐喊，必定引来应者云集，掀起追求民主人权的浪潮。他们深信，一人一票，能让他们觉得自己是城市的主人，而不是穿梭于钢筋混凝土组合物之间，为生活甚至苟活而存在的孱弱个体。重视个体、顺和人性的民主制度才能重建中下市民阶层对这个国家的热爱之心，淡化隔膜之意。当流落街头的人们也参与投票时，在远离强权、日趋公正的社会，他们实际能得到的合法权益，远不止手中的一票。

2008年6月17日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多年前，诗人海子用这个著名的诗句表达了一个看似简单的生活理想，后来这成为许多人对“幸福”一词的诗意阐释，但在诗歌之外的现实世界中，这一梦想其实是很奢侈的，在人口急剧膨胀而土地资源日渐稀缺的今天，一所面朝大海、坐看春暖花开的房子，对多数人来说，恐怕只是一种遥远的想象。

但对山东日照岚山区岚山头街道王家海屋的几百户居民来说，这本是再正常不过的生活。

日照是一个新兴的沿海开放城市，也是一个极具潜力的海滨旅游城市，它有100多公里的海岸线（其中金沙滩岸线64公里，港口岸线20多公里），空气质量、近海海域水质均属上乘，是一个十分适合居住的地方。在日照市区的南部有一个王家海屋村，居民临海而居，门前便是汪洋大海，由于这种天然的地理优势，居民时代以捕鱼为生，国家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除捕捞海产品外，还有居民做起了海产品加工的业务，于是腰包便渐渐鼓了起来，富裕之后的农民在本村的土地上盖起了一幢幢别墅，别墅一般均为三层建筑，面积在200—400平方米之间，那些景况稍差的居民虽然仍住在平房里，但因为都有宽阔的院落，便于晾晒鱼具，而且配房还可以用来进行简单的水产加工，可以说生活充满了希望。

一位刘姓居民在我面前展开几年前拍摄于村前的照片：蓝天、碧海、沙滩、鱼船••••••照片上，他正和蹒跚学步的儿子一起捉螃蟹。在这样的美景面前，我不由心生羡慕，如果给我这样的生活环境，一家人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丰衣足食地活着，此生足矣。

遗憾的是，从2004年起，王家海屋的居民不得不告别了这样的生活。先是沿海滩涂被被占：身份变来变去的开发商看上了王家海屋及相临刘家海屋绵延2.5公里的沿海滩涂及天然港湾优势，与当地政府联手，在没公布海域使用权证等合法手续的情况下，将两村的沿海滩涂、天然渔港分别交给岚山港务有限公司和岚桥集团（私人企业）填海造田。当时岚山区成立了北港区建设指挥部，卢祥松（副区长）任总指挥，负责工程建设。对王家海屋1.5公里的黄金海岸，指挥部承诺给700万元补偿款，但此款去向不明，居民一分钱也没见到，有人说工程指挥部根本就没给村里钱，也有人说这笔钱被村干部私吞了，对此，我无法查证。但无论如何，由于即将失去祖祖辈辈赖依生存的临海环境，给居民的生活生产带来不便，多数居民不同意出售沿海滩涂，他们根据《海域使用管理法》、《渔业法》等法律法规据理力争，开发商强行开工建设填海筑港时，居民集体去施工现场阻拦，这一行为最终遭到岚山头办事处及当地公安机关的打压，以失败而告终，迄今为止，王家海屋村前的海滩围海填海面积保守估计也10平方公里(1000公顷)，填海形成的土地用做储存铁矿砂等炼钢用易污染货物和储存原油，沥青等。

沿海滩涂的占用还只是商业开发计划中的第一步。2004年10月24日，“北港区工程建设指挥部”发出公开信，要求王家海屋居（宅基土地约400亩，户数约470户）、刘家海屋（宅基土地约300亩，户数约300户）等村整体搬迁，这一工程共占用集体土地约800亩，定于2007年11月实施拆迁。

王家海屋是一个2000年的“村改居”社区，居民户籍显示他们为城镇人口（从未享受到城镇户口的待遇，如就业、最低生活保障等），按照2008年4月22日岚山区国土局给上访居民的答复，该居委会成员享有国有土地使用权，但在拆迁的时候，开发商为避开《城市房屋拆迁条例》的约束，将该宗土地的性质定为集体土地。但是，开发商又拿不出征用集体土地的相关手续，岚山区土地局在给申云壮等王家海屋居民的信访答复意见书中称：“村庄拆除后腾出原村庄旧址约300亩，该项目土地岚山区政府正在研究利用方案，待用地手续批准后主要用于港口配套设施建设”、“另外，王家海屋原居东侧原由集体使用国有滩涂340亩，目前已有约200亩滩涂被岚山港务有限公司整平用作货场，该项土地没有依法办理用地手续，我局正在调查研究。”

这样的“调查研究”（如果不是一纸空文的话）显然是马后跑，2007年11月9日，在没有土地使用许可，没有房屋拆迁许可的情况下，王家海屋的“拆迁”拉开序幕，居民房屋纷纷被推倒。此前，在丈量时限内（8月22日—8月31日），因对评估单位和人员不信任、未出台补偿标准等愿意，100多户居民拒绝丈量。其间有部分居民到居委会提意见，村支书张金全对村民大打出手，先后有刘克方、李玉亮、申云山等居民遭到张金全的谩骂、毒打，还有一位居民在居委会院内摔成重伤（后脑盖破裂，换钛金脑盖），造成失忆，据说是遭受殴打所致。

如今，这一全无拆迁手续的“拆迁”行动已尽尾声，除少数“钉子户”外，多数居民被迫接受了低廉的房屋补偿价格（每平方米300—800元），然后搬到3公里外的秦海小区安置房居住（由于补偿太低，很多居民需要贴钱买房），该安置房无房产证，属于小产权房，因王家海屋居民为城镇户口，而该小区土地属于集体土地，王家海屋居民的房屋所有权和居住权无切实的法律法保障，随时可能引发纠纷。

在逼迁的过程之中，当地政府和村支书张金全等人以种种违法手段迫使村民接受苛刻的搬迁条件。其中的手法包括暴力威胁、亲属株连、停发老年补助金、断水断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王家海屋居委会支书张金全这个人，我所接触的王家海屋居委会居民均对他愤恨不已，却又敢怒不敢言。这是一个政、商、黑皆通的人物，担任支书的同时，他还是几台挖掘机的主人，这个大面积围海造田的地方本足以让他的挖掘机开足马力干活，但他人不满足，在王家海屋拆迁过后的废墟上，张金全家的挖掘机彻夜不停，偷偷挖土出售，居民打电话给110举报后，警察来转悠一下，挖掘机停止作业，警察一走，机器便又重新启动，在王家海屋，有几位居民给我讲述了被张金全本人殴打的过程，据说张金全的霸道行为在他担任支书以前就已经开始。

调查过王家海屋居民遭侵权的事实之后，我觉得有必要避免使用“强制拆迁”这一概念，强制固然是强制，但无论如何这都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拆迁”。拆迁做需要的法律手续、拆迁补偿以及拆迁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等，在王家海屋的强制搬迁中都是不存在的。由于“拆迁方”没有出示正常的法律手续，王家海屋的被侵权人甚至因缺少证据而难以提起法律诉讼，也许，这应该算是一次典型的打砸抢行为，但“打砸抢”的定性需要公安部门认可，居民曾向有关部门报案未果，更何况抢劫现场还有边防警察的身影（居民有照片为证），这大大增加了王家海屋居民的维权难度。

被迫搬迁到3公里外居住后，王家海屋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被迫发生改变。由于远离海岸而又失去了海滩，他们的船只在当地已无停靠之地，只能转港到别处，可是“拆迁”方拒不承担每年几千元的转港费。这些素来以打鱼和海产品加工的渔民对下一步的生活已陷入迷惘，他们不知道如何开始新的生活。

在“拆迁”现场，我看到居住在塑料棚子里的刘克方老人，说到被张金全殴打的过程，他不禁失声痛哭，而至今坚持不拆房的赵光明，这个原华野的骑兵老战士、老功臣、曾担任过岚山头乡乡长的77岁老党员，因为无法接受过低的补偿，总随身带着一根粗棍子，时刻准备与前来“强拆”的人拼命。不管是谁，你只要走进王家海屋“拆迁”后的废墟，并且愿意倾听，就会有居民找你诉说他们的委屈，甚至带你去已经被拆被毁的房子里去见识暴力“拆迁”的遗迹。

如今，在王家海屋的村庄废墟上，如果不站在高处已很难看到海面，围海造田的速度实在快得惊人。王家海屋的村民指着二十米外的一个地方说，那里原本就是海滩，涨潮的时候，海水会一直涨到他们的门前。那时候，壮劳力出海打鱼，老人、妇女、孩子就在家门口挖海红、拣海带，几乎每天都可以吃到新鲜的鱼虾，天热的时候，饭罢带孩子去海边游泳，天黑后回到家中，躺在床上，听着潮水有节奏的声响入睡。他们不会使用优美的语言来描绘和赞美原先的诗意生活，但我知道他们就是自绝的诗人海子一直梦想着的“幸福的人”。

如今，在他们的脸上，我读到的却是委屈、绝望和愤怒的表情。

迄今为止，王家海屋被侵权居民的法律诉讼均未获得受理，居民告区政府，法院便说区政府未下达拆迁令，拆迁诉讼证据不足；再诉街道办事处，法院便说街道只是政府的派出机构，不具法律主体地位，总之是处处设限，让居民难以通过法律讨还公道。也许，这种司法救济上的困难将会催生出又一批访民，但上访是一条同样不容乐观的道路，他们似乎对于上访之路的艰难还缺乏心理准备。

对这种赤裸裸的非法拆迁行为，村民由不解到愤怒、由愤怒转为无奈，目前，除了少数“钉子户”，王家海屋的渔民不得不接受搬迁的现实，地方政府及商业开发单位的强权逻辑令人惊诧，但除了眼睁睁地看着幸福生活离渔民而去，我们又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美国国务卿赖斯以及国会几位议员访华，此事本来跟我毫无关系。我既非党国领袖，亦非外交官员，自然没有计划会见这些从远方来的“美国朋友”。然而，他们的来访却让我失去了自由。

在赖斯抵达北京的前一天，我家中的电话突然中断了。当我打电话给电话局查询此事的时候，电话局的技术人员表示毫不知情。拖了许久，电话才姗姗开通。我们都生活在长城内，生活在笼子中，虽然中国人拥有的电话和手机数量跃居世界第一了，中国人却没有基本的通讯自由——党想什么时候切断你的电话，你的电话便沉默了。

周日，我和妻子出门去教会聚会。当我们刚刚下楼的时候，三名便衣走上前来，他们都搬着椅子坐在我家楼下，看来是等候多时了。一名便衣询问我要到什么地方去，表示他们可以驱车送我。我说，没有这个必要，我不愿浪费国家资源。他们则说，这是上级给的任务，希望我不要为难他们。甚至暗含威胁地说，不坐他们的车，在路上出了事情怎么办？

交涉了半天，我只好坐上他们的车去教会，而由妻子独自驱车。开车的便衣说，奥运前夕，警车不够用，今天他还是开自己的车来执行任务，为了确保奥运，已经半年多的周末没有休息了。我说，我与奥运毫无关系，我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奥运，我从小体育课就不及格，对任何体育活动都不喜欢，自然也包括奥运在内。所以，奥运期间希望你们不要来骚扰我。

谈起教会，便衣们还颇有兴趣的。一名便衣叹息说，人是应当有信仰，否则太空虚了。我便反问他说，你们不都是共产党员吗，你们不都对着党旗宣过誓吗，你们不都信仰共产主义吗？戴眼睛的便衣回答说，这不是大话吗，这年头谁信仰共产主义啊，当年宣誓的时候说过什么我早已经忘记了。我们当警察，只是捧一个饭碗罢了。

这个便衣说的真是实话。他说，这样的任务他们也不愿接，上级命令他们在这三天里一直都要如此护送我。我也告诉他们说，我将撰文将此事原原本本地写出来，我本来在家中安安静静地写作，你们偏偏要制造出新闻事件来给党和政府抹黑。当然，你们对我还算礼貌，我不会添油加醋地将你们“妖魔化”，也不会将某个具体的个人当作“敌人”。我按照我的价值和信仰来生活，你们跟着饭碗走，我们本来就是两类人。我不跟你们辩论，也不想说服你们。

下午礼拜完毕之后，我陪同朋友去后海游览老北京的胡同，三名便衣继续护送我，到了后海之后，我与朋友在老胡同里散步，便衣则跟踪我们。我们刚一回头，他们又假装到一个摊子上去讨价还价去了。直至晚上送我回家，他们一天辛苦的工作才告结束。

这就是奥运会前的“和谐中国”。享受三个保镖护送的待遇，我还真有点“受宠若惊”。然而，再舒服的保护，倘若是强迫施加的，仍然是对公民权利的粗暴践踏。为了避免我与美国人见面，党国如此煞费苦心，哪里有半点大国的自信呢？

1936年柏林运动场上到处都是纳粹的万字型Hackkreuz政治符号。

开幕式上纳粹军警、德国运动员和德国观众在运动场内一律向希特勒 致纳粹举手礼

北京奥运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

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实际上一直都在被政治化。1936年柏林奥运会被用来宣传纳粹的伟大成就掩盖排犹种族灭绝政策，乃至宣扬种族优劣的法西斯理论。冷战晚期1980年戴的洛杉矶奥运和莫斯科奥运都成为两个超级大国抵制对方意识形态的政治手段。最近北京方面加大了所谓奥运非政治化的宣传。而且搬用了奥运章程Olympic Charta 第53条第一款。认为奥运章程规定，参选人员不得在奥运场地展示带有政治含义的语文等标志。但是这类条文从来没有得到过严格的执行。

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上美国黑人运动员史密斯和他的队友分别获得第一名和第三名奖牌，在领奖台上他们不穿运动鞋，只穿黑袜，手上戴上黑手套，当美国国旗升起，广播中播送美国国歌的时候，他俩举起右拳，表示抗议，羞辱美国国旗国歌，抗议美国的种族歧视，抗议著名黑人牧师马丁•路得•金博士被种族主义恐怖分子杀害。这个镜头成为奥运历史上最著名的政治抗议代表性画面。

另一个所有中国人都记忆犹新的画面是2004年雅典奥运上中国运动员刘翔获得冠军后，挥舞五星红旗奔跑蹦跳的镜头。他是从中国代表队领队那里接过事先准备好的五星红旗在运动场上展示的。奥运举办单位已经升旗、奏歌如仪，刘翔的行为完全是超出举办单位法定仪式之外的政治表达行为。 中央电视台的体育节目公开介绍了这是中国队的领队（国家体育总局的党政代表）将国旗带入领奖地点附近，翻越栏杆递给刘翔去进行的宣传活动，已经不是完全的个人行为，而是党政行为。结果这类镜头成为近年来国内爱国主义宣传的经典镜头，在国内报刊和电视上不断被重复展现。按照中国的官方理论，中国所有的宣传媒体都是党的喉舌。这类重复展示更体现了党化色彩。

从历史记载分析来看，第53条第一款历来都没有得到过严格的执行。柏林运动场上如此密集的纳粹国旗和纳粹党徽是违背奥运原则的。奥运原则规定，运动员参加奥运比赛不是代表民族或国家，而是个人行为；某一个城市获得举办奥运的权利，是该城市人民和当地奥委会的事情，跟这个国家，跟该国的执政党没有关系。1936年纳粹法西斯独裁政府已经废止原来的三色国旗，改用纳粹党旗为国旗。更加大大加强了一党专制的意识形态蕴涵。柏林奥运的政治行为如此露骨嚣张，可是国际奥委会当时并没有禁止纳粹德国当局的作为。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政治化抵制行动也没有受到奥委会的制裁，比如禁止参加抵制的国家下次参赛之类。美国运动员史密斯等人的个人行为虽然不是代表某一党政国家，却也是与体育没有直接联系的政治抗议行为，代表了美国黑人弱势群体的政治诉求。 国际奥委会没有处分史密斯等人。事后史密斯等人受到的只是美国代表队的打击和排斥，却赢得了全世界广泛的同情，尤其得到中国官方的赞许。中国运动员刘翔（还有王军霞等人）获奖挥动国旗的政治举动，也获得了国际奥委会的容忍。

没有受到当场阻拦和事后处分。既然如此，如果在北京奥运会上如果出现运动员或其他人员对中国人权状况、对西藏的自由表达一定的政治呼声，国际奥委会就不应该对当事人实行阻拦或处分。否则就说明国际奥委会持有双重标准。例如有的德国运动员表示，2008年的三月西藏事变震动了几乎所有的德国运动员。有的还说，要仔细探讨奥运章程第53条的内容，以便在北京期间有所表示。而北京奥运会主办部门和北京警方则对可能的意外情形作出了预先防范。这里必须提醒北京主管部门，如果外国运动员在奥运期间有一定的政治表达，中国奥委会和北京警方必须绝对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奥运期间的刘翔可以有政治表达，外国运动员为什么不能有政治表达？不仅不应该主动打击和侮辱他们，而且不可纵容满脑子民族主义情绪的愤青人物去冲击和殴打他们，绝不能让在美国、澳大利亚和韩国发生的殴打、侮辱外国公民事件在北京奥运会上重演。否则中国当局的暴力形象就会聚焦在国际视野之中。

总的来说，第53条第一款已经被“默契虚置”。也就是说，国际奥委会和各国分会都互相默契，既不要求将这一条文取消，也不对个别触犯条款的人员照章处罚，是一种无为而治。希望中国当局不要一意孤行，破坏这种心照不宣的无为而治。北京领导人直到奥运开幕前夕才想起“以平常心办奥运”，恰恰证明了中国当局执政能力的缺失。

保障公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和对政府（公共权力）的监督权，是民主社会的通义，是转型中的中国正在争取的目标，也是执政党在自己的文件中对全社会做出的庄严承诺。昨天（6月29日）刚刚公布陕西13名官员因华南虎照事件被处理，虽然姗姗来迟，也还留下众多疑点，但毕竟可以理解为政府恢复公信力的某种努力。但同一天新华网关于贵州瓮安事件的报道，却又倒退了十万八千里，读来令人愤慨！

这篇报道称：贵州省瓮安县城２８日下午发生一起围攻政府部门的打砸烧事件。一些人因对瓮安县公安局对该县一名女学生死因鉴定结果不满，聚集到县政府和县公安局。在县政府有关负责人接待过程中，一些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县公安局、县政府和县委大楼。随后，少数不法分子趁机打砸办公室，并点火焚烧多间办公室和一些车辆。事件发生后，贵州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立即指示要求尽快妥善处置。贵州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厅长崔亚东迅速赶至事发现场，指导当地党委、政府处置和平息事件……

其实，关于瓮安发生的事情，人们通过互联网等各种渠道已经了解到更多的情况，可以说，地方政府失职，不公正地处理一起学生死亡事件，又用暴力手段粗暴对待当事人和主持正义的公众，以致激起民愤，警民冲突，才是造成这个突发事件的真正原因，才是造成“打砸烧”之类后果的真正原因。要追究责任，首先就要追究地方政府的责任。为什么漠然对待一个花季女孩生命的突然消失？为什么面对一个并不复杂的刑事案件不做处理？为什么不能正面回应公众的合理要求？为什么不能坐下来与公众对话，动辄就要调动武力进行弹压？所有这些作法都是一个法治社会不能容忍的，是一个号称“以人为本”的政府的耻辱！

当然，说到这里，还仅与事件发生地的贵州地方政府有关。我们现在要进一步质问新华网，众所周知，在中国现行体制下，作为国家通讯社新华社的官方网站，它的声音不再代表地方政府，而代表中央政府。

我要质问的是：

谁给你们的权力来不来以“不明真相”为由侮辱正当维权的广大公众？

谁给你们的权力不去追究真正的责任者，动辄就把屎盆子扣到所谓“少数不法分子”的头上？

谁给你们的权力遮掩事情真相，通过封锁消息侵犯公民的知情权，通过删帖侵犯公民的网上表达权？

谁给你们的权力用这种无耻的方式袒护已经变质的地方政府，保护地方黑恶势力？

中国媒体的此类“党八股”早已沿袭成习，一遇突发事件，先是遮掩，能不报道就不报道；实在不得不报道，就搬出这一套“不明真相”、“坏人挑拨”的老套子，以欺蒙视听，殊不知今日中国已今非昔比，中国的广大公民正在成长，正在成熟，这套东西已经失去它的市场，它只会令人感到厌恶和不齿！

不是要建设一个诚信社会、提高政府的公信力么？那么我建议，要提高中央政府的公信力，就从扫荡新华网的此类鬼话“报道”入手！

（作于2008年6月30日，北京）

2004年10月发生在四川省汉源县的移民群体事件，是去年我国爆发的几起在海内外有广泛影响的大规模社会冲突之一。最近出版的《瞭望》新闻周刊总第1111期，以《“权力资本化”的畸变轨迹》为题，报道了四川省纪委的查处结论，为我们揭开了汉源事件的谜底。

《凤凰周刊》2004 年第31期曾报道重庆市万州区去年10月18日的万人骚乱事件。与汉源事件不同的是，万州事件的爆发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一对夫妇打伤了一个“棒棒”却谎称自己是“公务员”且有钱，可以轻易“摆平”受害人,这种傲慢激起了市民公愤),而汉源事件则是官民之间长期积累的利益冲突的表现。《瞭望》周刊说，汉源事件是以原县委书记汤福锦、不法商人彭氏兄弟为主体的官商利益集团“长期操控县域经济的命脉，毒化党政风气，引发社会动荡”。二者的共同点是，长期积累的官民隔阂、疏离，造成了极端的缺乏互信。在这样的地方，颇似明人吕坤所形象的状态:“民心如实炮，捻一点而烈焰震天”。一地的民心向背，关系着一地的政局稳定，民心不稳，小事酿大事，大事则难免闹大乱子。

再与陕西咸阳市去年10月25日发生的天王兴业集团数千工人走上陇海线堵塞铁路的群体事件相比较。诚如研究工农维权问题的专家于建嵘在演讲中所说的，工人维权一般是比较理性的，他们会利用原有的组织资源。该企业数千工人在厂内静坐抗议国企改制不公达40天，应该说还是懂法律有节制的。在“静坐逾月无法达成目标的情况下，曾经想过请律师去打官司，通过法律手段解决与厂方的矛盾”，此路走不通，便“决定以走上陇海线的方式‘惊动’更高层领导，管自己的事”。（亦据《凤凰周刊》2004年第31期）这是一种典型的“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及诉诸“青天”的思维模式。但谁有权嘲笑当事人思想意识的落伍呢？生活经验高于一切理论教条。关键在于改变人们的生活体验，让人们能建立一种新的依法寻求公正的预期模式。

咸阳事件只是国企改制中的一个冲突案例，解决起来相对容易。而汉源事件远不是那么简单。当地利益受损的民众依合法途径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但在官商勾结，“‘官商利益共同体’（已）取代党在基层的执政地位”的情境中，汤福锦等一帮贪官污吏不倒，移民的诉求只能是与虎谋皮。《瞭望》报道引当地老百姓的话说:“汉源不是新社会，也不是旧社会，而是黑社会”。在一个公权高度异化的地方，“‘执政为民’变为‘执政为钱’”，人民群众如何找当地官员寻求公道？

痛定思痛，四川省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李崇禧代表四川省委、省政府表示:“权力必须彻底退出非法利益格局”。

是的，问题解决的前提，社会动荡隐患消除的前提就是:一、承认在一些地方已形成“非法利益格局”；二、公共权力必须退出利益博弈；三、退出非彻底不可。否则，不下决心消除权力寻租制度的根源，不坚决斩断权钱交易的非法利益链，反腐就是表面文章，社会安定就是幻想。

上述大规模群体事件的成功化解，有一个共同的经验，就是抛弃上纲上线的专政思维，正视改革开改以来累积的社会矛盾,以及利益分化乃至对立的社会现实，不轻易动用镇压手段激化矛盾，避免将大多数群众推向政府的对立面。万州事件中，个别地方领导将其视为“有敌对势力参与”的动乱，但更高层的领导将它定性为“突发性群体事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汉源事件也是这样。这种实事求是的定性为冲突的解决铺平了道路。不可否认，群众在情绪失控的无政府状态中，可能干出一些非理性的事，也必会有一些反社会极端分子要趁机兴风作浪搞打砸抢；在汉源事件，如报道所说，有一些领导干部也想利用群众的诉求和对立情绪达到个人目的。情形越是复杂，主事人头脑越要冷静。惟有如此，才能化险为夷，减少社会冲突的损失，并暴露激起民变的腐恶势力，使“坏事变好事”。

有人评论这类群体性事件说:政府不能选择群众，而只能选择更符合群众根本利益的执政方式。这是警世明言，愿一切掌权柄者谨记。

原本期望奥运会带来中国人权改善，事实上却适得其反，北京奥运为中国民众带来人权灾难。

中国为申办北京奥运曾向全世界承诺改善人权状况和许诺新闻自由，国际社会和善良的中国民众都信以为真，至少也以为中国的人权状况多少会有些改善。北京奥运给中国提供了推动改革的机会，提供了向世界显示中国自从1989年天安门镇压后的转变的机会，但事实上，随着北京奥运的临近，中国的人权状况越来越恶化，不仅让外国政府、人权组织、新闻媒体等大感失望，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中国民众越来越因为奥运到来而受到更多的人权迫害。

一、对异议人士和维权者进一步严厉打压

今年4月，北京著名人权人士胡佳先生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判处有期徒刑3年 半，这一公然的镇压事件引起国际社会不安。美国国务卿赖斯访问中国时，向胡锦涛提出关注胡佳一案，因师涛、王晓宁案件受到指责的雅虎总裁杨志远曾经写信给胡锦涛，要求释放师涛、王晓宁。此外，欧盟、美国国会议员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多次就胡佳案件向中国当局提出抗议或进行交涉。这些国际社会的压力如果在过 去，或许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临近北京奥运，中国当局我行我素，置之不理。

问题在于，不仅胡佳、师涛、王晓宁等案没有被释放，对异议人士和维权者新的打压接踵而来，对此，中国当局毫无忌惮。下面仅列举6月份短短十几天部分拘捕和侵犯人权事件，说明奥运前的中国当局的打压是多么的严厉和紧锣密鼓。

6月4日，这一天是1989年6.4事件19周年，著名学者刘晓波在北京的住宅楼下遭到十多名警察围阻，更有甚者竟然遭到警察殴打和随后的短暂关押。

6月9日下午，四川省绵阳市的曾宏玲女士被当地公安机关拘捕。最早报导此消息的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的消息称，曾女士被捕的原因是刊发在观察文章上的三篇有关四川地震的文章。

6月11日，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负责人黄琦先生被成都警方以涉嫌”非法持有国家机密”刑事拘留。

6月11日，山东济南警方9个人闯进孙文广教授家里进行搜查、摄像、拍照，并将电脑强行拿走。

6月13日，德国外长史坦麦尔访问中国时邀请丁子霖及丈夫蒋培坤、学者刘晓波、律师莫少平等人士会谈，但被北京公安阻止。

6月17日，四川维权农民刘正有被汇东公安分局强行传讯了6个半小时。6月18日再次被传讯，主要是针对失地农民、上访人向地震灾区捐款，在网上发表的《刘正有严正抗议成都警方非法抓捕黄琦等人》和网上流传人权圣火等。

6月18日，关注中国爱滋病和人权问题的民间组织北京爱知行研究所所长万延海先生与欧洲议会议员的会面，先遭公安劝阻，不果后，又严密监视。

6月18日，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联合会会长张明选牧师及其翻译在前往和欧盟领导人会见途中被北京警方绑架，之后关押一派出所。

6月18日，中国民主党人士岳天祥在在上海探亲时被上海黄埔区警方拘押。

6月18日，十几名家庭教会的成员在黑龙江省伊春市伊春区一所住宅内进行普通的聚会活动时，十几名穿便衣的人员闯入，他们是伊春民族宗教局的官员和当地民警，他们试图将教友带走，发生冲突。

随着北京奥运会的临近，普通民众都将受到骚扰，到北京的旅行权利被限制。北京要求所有进京打工或探访的人士，必须办理暂住证，7月1日，北京交通部门更停止办理外地车辆进京通行证。大陆各大旅行社，为配合奥运安保，严控进京人士，要求游客提供类似良民证的”无犯罪记录”证明。

离奥运开幕还有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这个期间，因奥运而打压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将会达到高潮。

二、加强审查互联网和限制新闻报导

汶川大地震曾经出现过新闻采访自由的景象，这只不过是昙花一现，一个星期后当局再次全面审查新闻报导，限制记者的采访。中国政府在2006年12月作出规定，”记者赴地方采访，无需向地方外事部门申请，只需征得被采访单位和个人同意”，但时过境迁，早就食言。这说明中国当局没有信用可言，对中国民众撒谎成性，对外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媒体的承诺，也随便可以当成戏言。

致力于维护新闻自由的非政府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6月17日 公布题为《做得不够》的报告说，随着北京奥运会的临近，中国政府不但没有实施它要允许新闻自由的承诺，反而加紧了对媒体的监控和管制。报告说，尽管中国发 布了一些暂时性新闻规章，承诺要允许国际媒体能够接触到普通的中国民众，但是，国外记者目前却经常受到骚扰，或被阻止去中国一些类似新疆和西藏的热点地 方。有些被外国记者采访的中国老百姓，随后受到了警方的讯问，甚至有被监禁的。而中国国内的新闻工作者，虽然他们的环境日趋商业化，但却不得不在中国新闻 监管机构的严密监视下运作。另外，虽然互联网的速度日趋加快，中国的线民人数达到二千一百万，但中国政府仍然拿出最大努力来控制网上资讯流通。

最近，当局进一步加强了对互联网社区的审核控制。天益社区、猫眼看人、天涯、西祠胡同、中国改革论坛等都接到了整改通知，线民言论空间进一步缩小。天益社区6月9日对网友发出这样的通知：
各位用户：天益社区站务委员会决定，自2008年6月10日12：00起对天益社区进行关站整改，预计于12日12：00重新开放。整改措施如下：

1、关闭游客流览。

2、调整新使用者注册方式，改为注册审核制。

3、撤销时政、休闲类版面，只保留人文社会科学相关讨论区。

4、严格各项管理措施，其中，不论以何种方式进行人身攻击，都将严厉处理。

整改后的天益社区，将成为纯学术交流空间，只为希望在学习上有所进步、以学术会友的人士提供平台。若您不认同上述措施而想离开，请提前备份个人资料。

四川作家冉云飞因为在自己的博客上报导和评论灾区情况而受到他所在的四川省作协和”四川文学”杂志社的处罚。它们要求冉云飞删除其博客中有错误的文章，并关闭了他办公室的网路系统。此外，四川作协的三刊一报将不再刊登冉云飞的任何作品。

在中国一向以敢言著称的南方报业，最近连遭中宣部警告，有编辑被要求暂停工作，南方都市报刊登专栏作家评论文章的”个论”版面也被暂停，何时恢复不得而知。 在四川官方的施压下，南方报系一些记者从六月十日左右开始从四川灾区撤回广州本部。南方日报及南方都市报已开始恢复使用新华社的地震灾区报导。据了解，南 方报业最近加大了对南方都市报评论版的监管，防范所谓”危险有害言论”出炉。

三、奥运火炬传递导致直接制造侵犯人权

奥运火炬传递的是奥林匹克精神，应该是人的尊严的宣示。但在中国，奥运火炬变成了人权灾难。我本人就有这样的经历。5月2日奥运火炬在香港传递，而我在4月29日持港澳通行证前往香港参加新闻自由日讨论会，但在罗湖海关过关时被警方带走，不允许我进入香港。不仅如此，5月8日奥运火炬经过深圳，5月7日我就被警方带走强制”旅游”，火炬传递过后我才能回家。

奥 运火炬在国内传递期间，所有的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和当局认为”危险”人物，都受到警方的”关照”，有些被传讯拘押，有些被”旅游”，有些被软禁在家里，总 之，按照警察的话语，就是要做到”万无一失”。这些直接赤裸裸侵犯人权的行为，中国当局并不掩饰，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公然之举。

奥运火炬在汉族区域内是这样，在少数民族尤其是新疆、西藏传递时，普通民众整体被监控。

6月17日 奥运火炬在新疆传递。之前，官方的《新疆日报》援引一位官员的话说，考虑到太多的人会引起安全问题，政府建议大家在家看电视。政府规定，在火炬传递过程中 禁止在乌鲁木齐、昌吉、石河子和喀什等新疆传递城市燃放烟花爆竹。据悉，警方对乌鲁木齐市实施了封锁，并且在火炬传递的沿途加强了警备。有消息报导说，当局以奥运安保为名，驱赶了乌鲁木齐和喀什上万名非城市户口的维吾尔族人。当地政府，包括公安部门还下达临时特别通知，只允许那些经政府政治审查和社会背景调查合格的维吾尔族人欢迎圣火。乌鲁木齐当局不仅在圣火传递路线安排警力清空所有人员车辆，乌鲁木齐市内所有建筑与饭店旅馆更被要求在圣火传递期间关闭所 有窗户，以避免有人扔掷物品，或在窗户悬挂抗议标语。17日乌鲁木齐整个传递过程几乎看不到维吾尔族的欢迎群众，仅看到大批汉族的政府员工与学生队伍，隔着层层安检人员迎接圣火。

6月21日，奥运火炬周六在西藏拉萨的传递，当局不惜封城、驻重兵、设路障，有获准前往采访的海外记者抱怨采访全程受警方监视。至于迎接圣火的数万名围观群众，全部经过当局从学校、公务员及机关退休干部中精心挑选。在领取到”观众证”后于传递仪式开始前2、3小时被安排到指定位置观礼。而获准前往采访的外国记者则全程受控，不准和市民接触，只能采访圣火传递的开幕和闭幕部份。期间，拉萨实施大规模交通管制、禁止沿线居民外出、沿线的商家被要求歇业、工作人员亦被限制离开工作地点。同时，西藏政府有关官员6月18日向僧人宣布三天内不能离开寺院。寺院亦加强保安，约有千多名军警在寺院外把守。

原本期望奥运会带来中国人权改善，事实上却适得其反，北京奥运为中国民众带来人权灾难。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北京奥运也让全世界看到了暴露出来的中共真实面目。中共对奥运的承诺是是虚伪的，中共是在用谎言欺骗全世界。

2008年6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