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我这里说的“政变”，是指执政党（派）的变更。——作者

第一次

2000年5月20日，中国国民党下台，台湾民主进步党上台执政，陈水扁在台北就任中华民国第十任总统。当时李淑娴和我在台北，旁观。那一次是在清华大学理论中心访问，在新竹。5月20日是星期六，我们去台北，到李国鼎先生家吃午饭。李先生收到参加就职典礼的邀请。他婉谢了。说已约好同我们吃便饭，叙旧。

李先生长我们近30岁，但却有旧可叙。远在抗战年代，李淑娴在重庆读小学，主要老师就是李先生的夫人宋竞雄。所以当时她就常去李宋二位的住所。在台北，李先生拿出他家的旧相册，赫然看到一张李淑娴在重庆年代的单人“玉”照，我从来没有看到过。

我与李先生的关系是间接的。30年代在英国学物理的中国留学生中有“四剑客”：王竹溪，钱临照，张文裕和李国鼎。前三者都是我的老师。所以，我知道不少“四剑客”的轶事，加之我也有客座剑桥的经验，故有一点“资格”代三位老师（当时均已过世）与李先生“唏嘘”往事。

李国鼎是国民党的重臣，特别是国民党在台湾的年代。但对国民党本身，我没有多少好印象，那是1945-1949年在国民党统治下北平的直接生活经验。抗战胜利后，国军来了，一个街景就是多了不少兵痞。国民党从北平溃败前夕，四中的大操场被据为炮兵阵地。我家的院子里也驻满了兵。国军的形像，在我的记忆里，先是兵痞，后是败兵。据说那还是国军里“纪律好，能打仗”的傅作义的部队。

1981年4月，我从日本大阪飞香港。特意买了一张在台北稍停的one-stop航班。在松山机场看到国军。那是我时隔32年之后，再次近距离看国军。形象确实不同了。看不到兵痞或败兵的痕迹。后来知道，那是所谓“阿兵哥” 一代的国军了。

除了叙旧，李国鼎先生没有一句话谈到当天的政变，似乎是局外的事。饭后，我们沿忠孝东路东行，去长途汽车站，回新竹。街上行人熙熙攘攘。也看不出一丝今天是政变日的迹象。像一个平常的周末。街上更没有兵。我则觉得不平常。1948年5月20日蒋介石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时，我在北平；2000年5月20日陈水扁就任中华民国第十任总统时，在台北。心想，国民党时代各路军阀数十年缔造的国军居然会轻易地“易党帜”，宣誓效忠于异党的新总统。为什么？这是不能仅用李登辉等的个人行为来解释的。

台湾的政变文化是不同于大陆了。

第二次

2008年5月20日，台湾民主进步党下台，中国国民党上台执政，马英九在台北就任中华民国第十二任总统。李淑娴和我于5月26日到台北，再旁观。这一次是参加第五次意华相对论天体物理讨论会（5th Italian-Sino Meeting on Relativistical Astrophysics）。会议3天在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台北）举行，3天在东华大学（花莲）。参加者来自意，法，俄，美，新西兰，来自台北，中坜，花莲，以及北京，南京，上海，合肥等地。

这一次我不再惊奇，效忠过民进党籍前总统的国军，会再效忠国民党籍新总统。

这一次我想看的是，有没有政变带来的恐惧。“政变与恐惧相连”，也许算是我接受的第一个政治启蒙。我的祖母经常用两个故事“吓唬”不听她的话的孙辈。第一个故事是“长毛来了！”。那是源自太平天国起义军队在浙江一带以“天主”的名义滥杀无辜。祖母是湖州人，“长毛来了！” 曾是流行于湖杭的恐吓小孩的一个标准用语。第二个故事是方孝孺被灭十族。它虽然是15世纪的事，但对方姓氏族的镇慑力竟能延续到我祖母一代。现存的方姓不会有方孝孺九族之内的族裔。我的先祖出自徽州，与宁波方孝孺没有血缘关系。但祖母一讲起朱棣的靖难政变给方氏带来的灭门之灾，在我儿时的心里，真的感到可怕和恐怖。

祖母述说的恐怖，今日何尝没有。“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支脚”的日子，相去还不算远。1995年为“联合国宽容年”，倡导免于恐惧的自由。那年许良英先生起草呼吁书“迎接联合国宽容年，呼唤实现国内宽容”。有45位学者共同签署。没想到，这样一封重复“联合国宽容年”观点的信也被视为“政变”的舆论大逆，有的签署者后来“被吓懵了”（见许先生的“接受美国物理学会2008年Sakhalov奖答谢词”）。最近，我们又听到对有不同政见的同胞的狂吼声，那十足就是30年前“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支脚”的回音。祖母述说的恐怖，乃是传统的无宽容的政变文化。

台湾是蓝-绿-红三色政治。在这次政变前的选举中，各色不同的政见之间有过激烈的对抗。政变会不会带来的报复和恐惧？至少，我没有看到。我认识的人中，有蓝，有绿，也有红。蓝仍然说蓝，绿仍然说绿，红依旧红。似乎不变。在这不变中，我看到了一点宽容。

我们会议的主题与政治无关，许多外国与会者，根本不知道也不感到这里刚发生过蓝绿政变。但在会议中还是可以看到三色政治的。开幕式由物理研究所所长致欢迎词，他说到台湾岛在向太平洋漂移，与大陆的距离在一毫米一毫米地变大。在花莲太鲁阁游览时，热情的导游也讲到台湾岛在漂移，不过她说台湾岛是向大陆漂移，与大陆的距离在一毫米一毫米地变小。会中也有红衫军，他们好像认为东向西向的毫米漂移，可能都在测量误差范围之内。可见板块漂移在台湾也是有色彩的。尽管如此，无需为你认同的漂移色彩，感到害怕。

三色之间的政见虽很不相同，但它们之间并不相互视为敌对党（派），而祇是政治上的反对党（派）。“灭九族而后快”的政变文化，看来已经渐渐地过去了。所以，就台湾的政变文化而言，它与大陆无疑是渐行渐远了。

（2008年6月4日花莲-台北-L.A.-Tucson途中）

岁月悠悠，六四转眼之间就过去19年了。

19年是什么概念？也许，卢雪松的感受最能说明问题。卢雪松原是吉林艺术学院教师，3年前因为在课堂上及课后和同学们讨论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等历史文化问题，被校方停课。卢雪松写道，今年六四前夕，她才读到丁子霖教授对19年前儿子牺牲情况的详细记录。按年纪，卢雪松比丁子霖的儿子蒋捷连还小一岁。然而，今天的卢雪松却无法把蒋捷连当成她的兄长。因为这位89年时刚16岁的少女，如今已经做了5年的母亲。与此同时，六四时死去的蒋捷连则永远地定格在17岁。这就使得今天的卢雪松把蒋捷连感受成她的弟弟或孩子。是的，这就是19年，这就是我们和六四的距离：那么遥远，又那么贴近。

今年六四前夕，旅居英国的中国作家马建，推出了他历10年之功完成的小说《北京植物人》（Beijing Coma）。小说的主人公在1989年六四惨案中头部中弹成了植物人，10年后一觉醒来，发现整个世界大变模样，人物两非。10年中一直照料她的母亲曾是一名共产党员，后来成为法轮功学员，也受到中共当局迫害。马建说，他写这部小说的主要动机是记住六四这段历史。作者把一个植物人当作主人公。这一构思别具匠心，寓意深远。单凭作者这一奇特的构思，我们就可以感觉到作者的创意与作品的张力：在一个世态人心都经历巨大变化的时代，让一个人被冷冻封存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然后再回到社会。这样，在一个活在过去的人和现在的社会之间，必然会发生一系列荒谬的但又合乎情理的戏剧性冲突。通过这些冲突，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社会，了解人性。

不错，马建这种构思并非首创。我记得文革前有段侯宝林的相声，名字叫《昨天》，讲的是一位“旧社会”的贫苦劳动者，受尽欺压，精神失常。适逢“解放”，被送进医院，为了避免刺激住进单人病房，一住就是10年，10年后恢复正常走出医院，回到社会。由于他处处还用“旧社会”的思维与习惯待人接物，这就闹出很多笑话。4年前一部获奖的德国电影《再见，列宁》，讲的是1989年柏林墻倒塌前夕，一位“马列主义老太太”由于目睹儿子参加反对运动被警察抓走，心脏病发作陷入深度昏迷，8个月后醒来，东德已经变了天，老太太却茫然不知。儿子知道母亲思想僵化，再加上大病初愈，精神极其脆弱，经不起半点刺激，于是就制造出一种小环境和一套谎言，让母亲误以为他们仍然生活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东德。

应该说，上述一类作品的构思都和马建的《北京植物人》很相似。但尽管如此，马建的作品还是很有创意。毕竟，他描写的是六四后的中国。这本身就是相当独特的。相声《昨天》和电影《再见，列宁》所描写社会变化，都是朝前进的变化（尽管我们很多人对所谓“旧中国”“新中国”早已有了不同的看法）。而六四后中国的变化却是一种往后退的变化。但那又不是简单的倒退。六四后的中国并没有退回到毛泽东时代。尤其是在经济改革方面，六四后的中国走得远比六四前更远。当然，最深刻、最复杂的变化是人心的变化，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正是在这一点上，小说家可以给我们揭示出很多很多有意义的东西。

植物人是病人，但是在病态的社会里，他却是健康的人。因为他原封不动地保持着六四的记忆，因为他保持着自己。而我们很多人则迷失了自己，背叛了自己。应该说，现在很多人对六四的遗忘，实际上是一种有意的回避，因此它更是对自己的背叛。正像马建所说：“六四的坦克不仅仅是压了学生们的身体，更多的是把中国人的灵魂碾平了。六四最关键的是将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模糊了”。这就是说，除非我们坚持六四的记忆，冲破六四的禁区，使六四成为中国人的公共话题，我们才能重新找回失落的自己，我们也才能为我们的民族赢得尊严，赢得正义。

六四19周年，世界各地追求中国民主化的人民像往年一样，举办了纪念活动。尤其令人感动的是，在受到奥运会和汶川地震双重冲击的情况下，香港仍旧有50000名民众参加了维园的纪念六四烛光晚会。这说明，尽管当局长期以来一直试图令人民忘记六四，但是他们的目的显然没有达到。

也许因为连中共自己都知道，在六四没有翻案之前，让人民忘记六四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因此，近年来，他们在这场缅怀与遗忘的拉锯战中采取了新的策略，那就是通过网络尽量散布对19年前的那场爱国民主运动进行歪曲，污衊以及诋毁的言论。在一些貌似多元，实则为中共传声筒的海外华文网站上，我们看到各种用匿名发表的言论，集中制造假象，抹黑当年民主运动的过程，利用一些更年轻一代网友对历史的不了解，煽动新世代对过去民主运动的敌意。也有本应客观公正的媒体，在六四纪念之际，反过来要求海外民运放弃对中共的批判。

面对这些，我认为，第一，我们应当冷静。我们要看到，网络上的言论不能反映真实民意，沉默的大多数不会忘记六四，也不会放弃对民主的向往；第二，面对这种有组织的刻意抹黑，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全力反击，通过我们的纪念活动和平时的活动，积极维护历史真相，同时以更坚定的态度坚守政治反对派的立场。

六四，是中国患的一场大病，至今未愈。中国好可怜。六四，是中共的伤疤，祇要它继续掩盖伤疤，这个伤疤就不会被医治。

六四是历史上的真实记忆，祇是被中共偷盗了19年，掩盖了19年，至今还在掩耳盗铃。

可是，现实面前，我们又能怎么办呢？时间总是判决大师，祇是现在还没到宣判的时候。

凡事忍耐，历史总是不吝啬自己庄严宣判的时刻，凡事等待。

我曾说，六四是中国人的大课堂，又是中国进入现代化前夕必要的洗礼——成年礼。

六四之后，天安门成了敏感词，一直到今天。一旦天安门成为敏感词，真相也受累成为敏感词。

我们看到的真相，往往是被遮蔽的真相。我们不能看到的真相，却发现距离我们很远。为什么没有真相，因为真相就是天安门。

19年前，天安门上发生了什么？我们不知道，所以也就更想知道。

在21世纪来临之前的30年，我除了故乡印象深刻外，另一个地方就是北京了，我还在那里生活了6、7年。每次到天安门广场，我就不由自主地想起1989年六四，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没有一丁点痕迹。

圆明园被火烧后，还留下残垣断壁。长城被毁后，还有清晰的痕迹。连卢沟桥边的宛平城墻上还留有日本军人的枪眼。为什么天安门静悄悄的，没有一丝历史的影踪？难道八九年六四没有发生？100年，1000年之前，都有痕迹。为什么19年前的历史就被人为地割断了？19年前的血痕，当晚就被粗暴而无情地洗刷掉了。

看看，他们在黑暗中到底干了什么？为什么广场上突然熄灯？

六四，星期天。凌晨4点30分，军队进入天安门，即将开始清场。清场前，虽然反复广播通告，但这时广场的电灯却突然熄了——谁的命令？

一片黑暗。熄灯，是清场开始的信号。十几分钟后，广场上的灯又亮了。祇见武警部队官兵沿东西方向排成一排横队，从天安门前向纪念碑方向进发。他们的后边是与他们相平行的20余辆装甲车。装甲车的后边是一队解放军官兵。军队如何突进的？又为何熄灯？

至今我们知道真相，流血发生了。但我们还是不能知道更多的真相。这，需要我们继续等待。我们现正等待完全的真相早日揭开，早日真相大白。等待，我们还要继续等待。

此前，我们热血沸腾的学生们在绝食，教师也加入了绝食行列，还有记者，更多知识份子们也先后加入了。比如教育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科技界、医务界等数十万人游行到广场声援绝食学生。《人民日报》社的“旗帜鲜明地反对4.26社论”和“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今日无新闻”的横幅，引起许多人注意。还有一个青年记者嘴封着纸条，头顶着没有打开镜头的照相机。

大家要表达自由，要说真话，可遭到的却是枪口开枪的声音。从这一天起，中国进入死寂，因为没有表达自由，真相就更无法看到。

假如，没有19年前的枪声，丁子霖老师的儿子蒋捷连今天也有36岁了，至少也娶妻生子了。还有王楠，还有更多更多的蒋捷连、王楠们……今天，他们都该当人夫、当人妇，当人父，当人母了。可是，历史不容假设，历史没有丝毫不发生的可能。

虽然丁老师等天安门母亲们已经提出宽容与和解，虽然刘晓波还在期待着天安门上的国旗为六四死难者下半旗致哀，虽然李鹏等祸首行将就木，但历史就是历史，不到那一天，就等不来最后的审判。

最后的审判，就是最后的真相。不到这一天，六四就没有结束，六四就还在继续。

游行、演讲、散发传单；罢课、绝食、请愿；新闻自由，讲真话，民主、自由、法制；从来都不是敏感词，从来都是正当的。

可是，我们的政府到底怎么啦，这些都成了非法，成了被禁止的公民权利，被禁止了的自由。难道暴力才被允许？难道打、砸、抢、烧、杀才能争取到公民权利？

暴力党，总是以为暴力才能解决问题。暴力党，至今也没有离开过使用暴力。所谓稳定压倒一切，实际是暴力压倒一切。

民主自由无错，游行示威无错。当初，中共党委总书记赵紫阳已经明确要求，现在最需要的是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这是明智的作法，比那些高举反动乱的旗子要大开杀戒的作法要高明得多。可惜，这样的领导人却是被废黜不用的。直到2005年1月紫阳去世，才终结被软禁的命运。

有一天上午，我和少数的朋友们为他的遗体送别，却看到更多更多的朋友无法来到现场。

紫阳活着，被软禁；紫阳去世，他的朋友们被软禁。

有人说：“赵紫阳提出的办法是值得欢迎的。”可不是总书记的总书记邓小平却是不欢迎的，他权大于法，玩弄权力于股掌，到死方休。有人还说，邓小平有理论，可他的理论不过是掩耳盗铃，不过是掩盖历史真相而已。

说真话，就是那么难，到了说一句真话就流血的地步，这就是中国的现实，无奈的现实。

1989年的5月9日，中国也是第一次公开游行喊出“新闻要自由”“声援记者”的口号。这一天容不得人们忽视的是，首都30家新闻单位的1013名编辑、记者的代表，将他们请求与中共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负责人对话的一份联名信送至全国记协，希望就中国新闻界近日内发生的事情进行对话，内容涉及到如何真正建立起报社总编负责制；这次学潮中的新闻报道以及对《世界经济导报》的处理等问题。

北京大学的200多名学生也积极参与，打着“要新闻自由，解除报禁”的横幅，喊着“新闻要讲真话”、“要求对话”等口号，从西长安街沿大会堂西侧路去西交民巷“中华全国新闻记者协会”门口静坐。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央美术学院共计1000多名大学生，在纪念碑旗杆北侧40米处演讲：要新闻自由，新闻要真实；上海《世界经济导报》总编无错，要为其鸣冤……

1989年的5月14日，当时的著名公共知识份子严家祺、包遵信、李洪林、戴晴、于浩成、李泽厚、苏晓康、温元凯、刘再复等12人联名发出的《我们对今天形势的紧急呼吁》。

《紧急呼吁》要求：第一，中央负责人发表公开讲话，肯定这次学潮是爱国的、民主的行动，绝不以任何形式对学生“秋后算帐”；第二，承认由大多数学生经过民主程序选举产生的学生组织是合法的：第三，不能以任何藉口、任何名义、任何方法对静坐绝食的学生采取暴力。这12名学者、作家在《紧急呼吁》中声明，如果政府不满足上述要求，他们将和学生一道绝食，坚定不移地奋斗下去。

这样的场面绝无仅有，今天就很难看到和难以体会的。

历史上，那是却有短暂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从那以后，不但不再有“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今日无新闻”，而是“新华社日日电：今日无新闻”。新华社祇有外国相对客观的新闻，对于本国新闻，其实是“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今日无新闻，有宣传”。这样的宣传都是“六四的天安门没有死人”，“天安门血流成河都是谣言”，“一些群众被误伤”，等等，尽是睁着眼睛说瞎话。看看我们的“天安门母亲”制作的网站，出版的图书，就可以知道，六四不是风波，而是屠杀。

六四19年，祇有真相，屠杀的真相。这一点，不容回避，也不容粉饰，更不能遗忘血的记忆，正是生命的价值所在。

纪念六四19周年，我们不能忘记历史真相。忘记历史，祇能让我们愧对未来。因为我们知道，祸首们没有未来，他们祇有被审判。而我们，必然要面对未来，未来正是审判六四杀人犯，建立自由民主法治新国度之时。

从悲愤到灾后问责

汶川地震后，一位失去孩子的家长呼天抢地地哭喊道：我不要你们的什么抚恤款，我要你们赔我的娃娃！这是何等凄凉的悲哭！灾区各地的死难学生家长们正在行动起来，向当局提出责问，要当局给个说法。

人们不约而同地思考一系列问题：5.12大地震到底有没有预测讯息？为什么没有预报？责任在哪一级地震部门？国务院和中共中央是否得到预测信息？如果得到预测，为什么不公开预报？不予预报跟北京奥运有什么联系？

豆腐渣教学楼占倒塌房屋总数的三分之一，少年儿童死亡上万，责任在哪里？校长、教育和建设部门（局、厅、部）和各类承包商、工程队各有多少责任？中央投资决策者（党中央常委会）有没有责任？

台湾、日本等专业救援队申请入境救援，在机场整装待命，竟被阻拦在境外，结果耽误了黄金72小时。为什么不允许？是谁下令拒绝？有什么比人民生命更加重要的理由？温家宝一行数十人在第一时间可以进入重灾区都江堰市，为什么台湾、日本专业救援人员就进不去？

想到这些，人们的心情就不能平静。可是愤怒还不够。人民要求党政领导给个说法，如果不给，人民将依法提出问责（刑事指控、行政诉讼、监察检举，乃至弹劾）。一方面必须惩办贪官污吏，他们偷工减料，害死了鲜花一般的生命；也要惩办因为渎职、失职和不作为而造成人祸惨剧的党政官员；另一方面，通过依法问责，检讨防灾减灾救灾过程中的缺失，作为未来天灾重来时的经验教训。德国2002年洪水灾害、美国2005年飓风灾害之后，根本没有任何对执政党的歌颂，也很少对投入救援的军警人员的赞扬，祇有朝野各派人士立刻组成的调查组，审核灾前灾后的责任，联邦和地方各占多少百分比，然后立刻改进应急机构及其功能。中国必须学会灾后问责的理性思维。

提议设立彻查诸多学校惨案的特别法庭

地震天灾和灾中人祸暴露出了中国法治的极端不健全。刑事控诉，当然是必需的。豆腐渣工程一定是人渣干部和人渣奸商勾结建成的。指控、受理、调查、取证、审判势在必行。然而情况并不简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祇要按照有关规定（比如四川地区定为7级）建造教学楼就没有法律责任。如果当时验收已经“达标”，实际发生8级地震，严重超过法定抗震强度，房屋倒塌了，很难再重新验证，也就无法追究责任。如果是在该法立法之前建造的，更加没有法律责任。而且即使查出的确是危房，在穷困地区、农村地区，情况也很难说。资金不足，没有校舍，为了权宜解决儿童上学难的问题，低标准使用了危房，结果在地震中垮塌，压死了孩子们。法院能忍心对这类干部或教师绳之以法吗？2008年6月1日《中国青年报》刘瑜的文章谈到：“中央说要严查。查到校长，校长说教学楼检修报告早就上报教育局了。查到教育局，教育局说检修报告上报市县领导了，查到市县领导，教育经费就这么一点，我们怎么办哪？跟省里要，省里也不给呀！查到省里，领导说，中央本来就规定教育经费市县级自理嘛！”文章到这里不敢进一步追问下去。追问下去就是要问党中央、国务院，（人大仍是橡皮图章），根据联合国的要求，教育经费至少要达到国民总产值的6%以上，中国政府接受了联合国的要求，可是直到2008年两会以前一直维持教育经费仅仅百分之2.97%以下，最近才升到4%.教育经费长期不到位，各地尤其是农村、边疆等地方的教育长期欠帐，豆腐渣教学楼的罪魁祸首究竟是谁还不清楚吗？

官员相互推诿也好，奸商逃之夭夭也好。从总数6890多所学校垮塌的事实就可以概括出一句真谛：共产党缺乏执政能力。剩下的仅仅是证据确凿的偷工减料、设计不达标的案例可以诉诸刑法。具体的搜证工作，每个死难学生的家长都应该立刻着手。中央下令让教育部门和建设部门清理垮塌教学楼，等于是放手让犯罪嫌疑人破坏现场。所以拍摄现场的照片和录像，保存不达标混凝土残块和不达标钢筋的标本，刻不容缓。不论官员升迁调职，承包商东躲西藏，祇要穷追不舍，总能找到一定的责任人。然后向法院提出控诉。不过，中国的司法并不独立，各级法院受同级党委的政法委员会操控，很容易形成官官相护，官商勾结，罪犯可能蒙混过关。灾区人民最好提议为彻查近7000座教学楼坍塌的诸多惨案，设立特别法庭，由全国德高望重的司法界人士组成，特别调查取证，开庭审理。否则还有可能如朱镕基怒斥的九江堤坝豆腐渣工程一样，不了了之。

中国人没有弹劾权利

刑事诉讼祇是惩办一部分中低级贪官污吏，对于高层的错误决策有什么问责方式？人们立刻想到了弹劾。尼克松畏惧水门事件的弹劾而辞职，克林顿畏惧拉链门事件的弹劾而检讨。德国基本法虽然没有“弹劾”这个对应词，却包含指控总统、总理等高级官员的条款。1947年的中华民国宪法，现在仍在台湾实施，其中明确载有弹劾权，弹劾甚至已威胁到民进党总统陈水扁家族。汶川大地震没有预警，伤亡惨重。当人们查阅中国的宪法、法规的时候发现，中国公民没有机会弹劾国家地震部门、建设部门和教育部门的各级官员，更没有权利弹劾国务院总理和国家主席。

早就有人提出要建立宪法法院，增设宪法弹劾条款。这是中国法治建设的方向。今天宪法法院还没有建立，弹劾权还没有立法，即使两者都完成了，提出对部长、主席和总理的弹劾案，还需要宪法法院或人代会的大多数代表通过。现行的人大代表选拔完全是党委操纵的，绝大多数代表是既得利益人士，要他们的大多数去投票弹劾国家领导人，希望十分渺茫。但是是否完全没有其他的途径了呢？不是。至少理论上说，还有行政诉讼和监察检举。

监察检举总理和地震官员的渎职或不作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第七条第一款，监察部的职能包括“检查国务院各部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遵守和执行纪律、法规和人民政府的决定、命令中的问题”。对于总理和各部部长的决策行为有没有监督、考察的权利？如果总理或地震局长获得信息却不发出地震预警，究竟构不构成渎职或者故意不作为行为？如何追究他们渎职或故意不作为的原因？《条例》语焉不详，按照法治原则来说，“法不禁止皆可为”，公民应拿起监察检举的“武器”。监察检举是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职能权利。现在的监察部主要都是在进行反贪肃贪的工作。反对贪污腐败当然重要，但是渎职失职和行政故意不作为的行为比贪腐问题更大，公民更加难以充分行使这方面的权利。

这次大地震没有预警的疑点很多，根本不可能由国家地震局个别发言人的一次讲话可以蒙混过关。震前并非没有小震预兆的近期报告，汶川映秀镇等地已经在震前多次异常滑坡，震前的临近报告，例如，中国地震研究员耿庆国耿庆国根据强磁暴组合，明确提出“阿坝地区七级以上地震的危险点在5月8日（前后10天以内）”，地震预报三要素：震级、地点、时间则均已明确，而且已经上报地震局和国务院。今天已经不是唐山地震的四人帮时代，网上信息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而地震局的官员竟然对这些严肃的、具有学科专业背景的信息不闻不问，或者不予理会，难道是可以容忍的吗？现在的普通中学生要搞一次郊游远足活动都会事先上网查一查天气预报，行车路线；以防震减灾为职责的地震局官员怎么可以有这样的疏忽？如果地震局没有向国务院和中共中央作任何预警报告，不是渎职和失职是什么？如果是因为观点分歧将不同观点的预警报告扣压不报（例如中外学者联名发表的学术报告和耿庆国研究员的紧急报告），也是没有理由的重大失职，也应给予严肃处分。而且耿庆国等人的报告都在临近地震的十余日前发给了国务院或温家宝。何人签收，是否呈递给总理，总理是否批示，是否转呈党中央，都应该不难查出。经公民举报，监察部能否核查予以公布？

从种种迹象看来，地震局并没有完全不报。主要是四川绵阳、广元等地的核工业设施和地方财政重头收入的矿山都得到了机密预警，震前已经作了一定的地震防备，所以没有发生核泄漏和武库爆炸事故。5月13日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的问话说，他们接到四川地震局职工7人的投诉表示，亲人在几天前就察觉到地震的迹象，但局里说为了保证奥运前的安定局面，禁止透露这个信息。国家地震局发言人的答复完全是答非所问，避重就轻。经过英语翻译，这种“顾左右而言他”的滑头行为，当时在场的中外记者无不摇头。这些情况中央四台已向五大洲现场直播，无法抵赖。从常理推测，地震当局一般不敢获得信息后不报告国务院和中央，否则万一出事责任太大；祇有中央才能在得知信息后认为“为了保证奥运前的安定局面”，才下令禁止公布消息。那么责任就在中央和国务院，就在包括胡锦涛和温家宝在内的十七大政治局九人常委。他们为了奥运的面子而罔顾千百万人民的生命和财产，这样的罪行将永载史册，遗臭万年。在电视、互联网和手机的时代，祇要稍有预警，一场白日午间发生的地震，决不会死伤如此惨重。中国领导人如果事前不报，事后再怎么沉痛表态作秀，也绝不能补偿人民损失予万一。汶川地震预警疑案一定要追究下去，为死难的同胞，为本该受到父母师长掩护而幸存的死难中小学生讨还公道。一年两年没有结果，10年20年总会有个水落石出，唐山大地震，中国党政领导集团知情不报，酿成24万（实际上更多）人民的死亡，直到29年以后仍旧真相大白。21世纪的中国人民已经不是四人帮时代耳目全面被监控的人民了。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记者不难找到，举报人是谁，应该可以查出，（中国党政当局必须保证举报人的生命安全），他们的信息是哪里来的，什么人说过为了保证奥运前的安定局面这句话？这样明白的案情，搜证取证应该不是监察和司法的难题。

中央高官罪责难逃

行政诉讼是个人、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国家机关做出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而向法院提起的诉讼。其受案范围中包含一项：认为行政机关侵犯了人身权、财产权。行政诉讼俗称就是“民告官”。例如：在震后的废墟中许多家长老师还听得见孩子的呻吟和哭喊。可是没有机械和专业能力，他们束手无策，无法抢救。同一时刻，台湾救援队迅速向北京提出入境抢险的请求，却遭到了拒绝。直到3天以后，即5月15日才得以入境，错过了黄金抢救时段。废墟下的呻吟已逐渐归于死寂。台湾救援队具有丰富的921 大地震新鲜经验和先进的抢险设备，例如灵巧的鸭嘴千斤顶，而且台湾同胞同文同种，风俗全通。凡是以救人生命高于一切，会立刻接纳，可是中国党政领导人却拒绝这样的他们入境，祇能说明这些高官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另类。交通堵塞的理由是不成立的。温家宝及其随从队伍能够达到的灾区，救援队伍就应该能够到达。黄金72小时内温家宝访问过的重灾区内，曾在废墟旁呼天抢地的死难学生家长应该联合起来互相作证，提出行政诉讼，指控国家主席胡锦涛和中央政治局侵害了死难孩童的人身权利，生命权利。如果救援队不遭阻拦，有很多孩子不会死亡。

当然，在一党专制的中国，民告官从来就是困难的事情。许多举报官场腐败、上级贪腐和渎职失职的基层群众几乎都会受到各种打击报复。萨斯疫情肆虐时期，北京的蒋彦勇大夫给《纽约时报》写信，揭露了真相。因为他是著名的退休军医，而且在国际新闻界引起了反响，所以仅仅对他软禁一时，而广州的另一位医生王云安因为带领萨斯死难病患家属到卫生厅局请愿，结果被逮捕判刑。地震大灾之后的灾民维权抗争一定很不平静，还有很多风险和波折。但是由于地震没有预警和豆腐渣教学楼等信息传播极广，引起的悲愤遍及全国上下，男女老幼，所以受害人赢得的同情也将更加广泛而深沉。有没有这份同情大不一样。灾后民告官势在必行，问题是新闻跟踪不可懈怠，不能让新闻监控一手遮天。此外，维权律师的协助作用也非常重要。

奥运政治虚荣酿成了震灾人祸

从唐山大地震到汶川大地震，两次都没有预警，都出现数十万人民死伤，致残致病，上千万人流离失所，最根本的祸根还在于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制行政方式。具体地说，唐山地震时，处在文革末期的疯狂阶段，毛泽东病入膏肓已不能视事，四人帮急于打击邓小平等实力派，领导集团处于极度紧张亢奋的状态中，为了所谓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稳住那一具活尸毛泽东，握紧到手的权利，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唐山地震的预兆和预测都被置若罔闻。汶川地震前夕，中国领导集团再次陷于极度紧张亢奋的状态，奥运会被夸大到了民族尊严和党国形象的高度，面对西藏骚乱事变和国际压力，从党政高层到基层青少年都处于癫狂兴奋之中，胡锦涛竟说西藏问题既不是民族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仅仅是国家主权的问题。（理智的说法应该说西藏问题既是民族问题，也有宗教问题，更涉及到国家的主权问题。）愤青在国内外的暴力行为活生生再现了义和团拳民的现代翻版。于是作为民族尊严和党国形象的08奥运成了压倒一切的象征。造成了一切（包括地震预警）都应该为奥运让路的氛围。两次大地震都没有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新闻导向完全一边倒，没有任何不同意见以缓冲和质疑。地震是天灾不可抗拒，人祸加剧了灾难。说到底是奥运的民族主义狂热贻误了汶川地震的预报，（所谓为奥运大局让路），结果让十万人民死于非命。《联合早报》记者提问露出的蛛丝马迹，必须穷追到底。未来的5.12 地震纪念碑上务必写上这个惨痛的教训。虚荣浮躁的政治行为一旦冲击正常的行政秩序，必将导致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当代的碑文写不进去，后世的碑文也必须写将进去。

民间力量的精神升华

很多国内外的媒体都注意到这次地震救灾的行动中出现了民间的自发力量。人民自发地组织起来，没有批准、没有命令，奔赴灾区去奉献爱心。大批没有经过土改、镇反、反右、饥荒和文革的青少年突然间看到了死亡、鲜血、无奈和恐怖交织在一起。他们慷慨捐助、救死扶伤，不取报酬，不求名利，精神非常难能可贵，非常令人钦敬。然而，这样的爱心活动还是比较容易实施，也是以物质手段为主的。进一步的爱心奉献，将比捐助和抢救更加困难，充满风险。那就是锲而不舍地参与和帮助死难学生家长们和其他灾民的诉讼责问行动。这类行动势将遭到党政当局以及官商合体的打压和阻挠。不仅会遭受物质和身心的损害，而且可能没有任何报酬，反而可能遭受精神和名誉上的打击和冤屈。能够投身并坚持这类爱心活动的人可能会少得多，但是中国和四川一定会有敢于为民请命的谔谔之士挺身而出，迎难而上。正是这样的爱心行动必将推动中国建立起全民的应急救助体制，合理合法的人民问责体系，以人为本的执政和立法体系。那将是一个真正和谐的民主人权的新中国。1989年一个失去17岁儿子的母亲丁子霖教授奋起控诉中国共产党在六四天安门惨案中的杀人罪行，已经让北京当局胆战心惊；如果上万名震灾中失去孩子的父亲母亲中有一千人站出来向北京当局讨还公道，中国的法制和民主势将出现巨大的进步。

六四大屠杀已经整整过去了19周年，正当很多人正沉浸在纪念六四死难者的哀痛中时，就在6月3日，媒体突然传出李鹏之子李小鹏将要升任山西省委常委的消息。在这个敏感时期擢升李鹏之子李小鹏，实是耐人寻味。有人认为这是中共向民主力量发出的一个强硬信号，也有人认为是胡温故意要借助此举加深民众对六四的回忆，将李鹏家族置于中共专制王朝的风口浪尖。

李鹏害怕被清算

众所周知，前国务院总理和人大委员长李鹏对六四大屠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李鹏在六四大屠杀之前担任国务院总理，因为镇压民主运动有“功”，所以在之后的日子里官运亨通。邓小平逝世之后的江泽民时代，李鹏一举跃居为中国政坛的第二号人物，在中国可谓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李鹏的权倾朝野不仅仅使得保守派势力在中国政坛占据绝对领导地位，而且也使得自己的家族在之后的时期拥有巨大的权贵资本，李鹏的儿子李小鹏和女儿李小琳均为中国垄断行业的巨头，他们不用像其他富豪那样去辛苦打拼便可以成为日进斗金、腰缠万贯的权贵资本家。

然而，从历史经验看来，任何一个作恶多端的国家领导人都难以保证自己在日后不身败名裂，仅仅是身败名裂还不要紧，要紧的是自己会在有生之年被清算。因此，那些作恶者在作恶之后往往睡在夜里都噩梦连连，可想而知，包括李鹏在内也难逃这种心理常规。要谈积累权贵资本，李鹏家族可谓是无人能敌，然而，在一大批太子党都猎取高官厚禄的形势下，子女在政界没有地位不能不让做贼心虚的李鹏心有不甘。

李鹏的儿子李小鹏虽然在中国电力企业位高权重，但充其量祇是一介商人而已，在中国，权贵资本家的经济利益始终需要权力来保障，李鹏虽然已经离任，但在中国政界仍有余威，如今李鹏自知行将就木，一旦和马克思相会于九泉，其子女的命运走向将难以预料和控制。当年的李鹏因为积极主张镇压民主运动而广遭民众和国际舆论诟病，在很多人看来，李鹏虽然是一个政治能力低下和道德败坏的政治人物，但他应该在这方面不会缺少自知之明。从现在中国的政治生态推断，胡温不可能为六四平反，所以也不可能对李鹏构成威胁。但如果一旦发生政变或是其它的大规模政治事件，李鹏会不会面临审判就难以预料。

李小鹏弃商从政

早在2007年10月，海外媒体就传出消息，称李鹏在十七大前为了让其子李小鹏进入中共十七大候补委员名单而频频到各地拉票，并得到相当多地方、电力、铁路及政法领域势力支持。曾有消息称，中共十七大代表选举前，李鹏以考察名义到各省市，而李小鹏则是以中国华能集团党委书记及总经理身分会见当地省委书记及省长，当中包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等人，其后，李小鹏成功地从中央企业系统代表团当选为十七大代表。

海外媒体的报道果然不是空穴来风，6月3日，据华能国际集团公告透露，该公司董事长李小鹏因工作调动离开中国华能集团公司。据称，李小鹏已于6月2日向该公司董事会提交了书面辞职报告，辞去董事暨董事长职务。香港《明报》6月3日引述消息人士的话称李小鹏将出任山西省委常委和副省长。

现年49岁的李小鹏是李鹏的长子，由于其父李鹏长期在电力行业任职，李小鹏和妹妹李小琳上大学时就选择了电力工程专业（李小琳现为中国电力投资公司董事长）。李小鹏1982年毕业于华北电子学院发电厂及电力系统专业，曾到加拿大留学。回国后，李小鹏先在电力科学研究院任职，1991年起调到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1999年起先后任华能集团总经理、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董事长、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由于华能国际是中国最大装机容量的上市电力公司，因此，有内地传媒称他为“亚洲电王”。 华能集团公司是中国最大装机容量的上市电力公司，是国资委属下的副部级大型垄断企业。

山西是中国政坛藏污纳垢之所

非常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山西在发生黑砖窑案后，中共当局将因为隐瞒萨斯疫情而遭罢黜的前北京市市长孟学农被重新启用，让其担任山西省省长，因此，不少人认为山西如今已经成为了中国政坛的藏污纳垢之所，如今李小鹏赴山西任职更是加重了外界的这种印象。李小鹏将任山西省副省长的消息一经中国国内媒体披露，山西民众便大为不满，许多网民突破严格的网络监控和封锁对李小鹏的政治能力和人品表示严重质疑，有位网民甚至留言道：“山西这回死定了！山西老百姓又要遭殃了！”，还有网民要求中共中央必须对李小鹏进行“离任审计”，严格审计和调查他在“华能”任内的金钱调度和作为，看看有没有违法或贪污之事。不少激动的网民直接用“人神共愤”来形容李小鹏被任命该职。有网民干脆直接怒骂李家人，指他们是“巨贪家族，堪比清朝和珅”。可以见得，李小鹏的到来极不受山西民众的欢迎，也得不到中国其他地方民众的支持。

此前，据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透露，李小鹏曾被指涉及中国多项重大案件，包括2005年的河北定州市南部绳油村因征地赔偿引发数百名暴徒枪杀村民的事件，以及1998年的北京“新国大”期货诈骗案。很明显，李小鹏在此前已经是劣迹斑斑，他的空降山西，虽然和李鹏在中国政坛的余威不无关系，但毫无疑问的是，此举理所当然地得到了包括胡温在内的现今中共高层的认可。

中共腐败的权力世袭

无数的中国人曾为中共在中国建立政权而欢呼雀跃，满以为中国可以因此走向民主，告别君主世袭的时代，然而，虽然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无法象以往的帝王一样让子孙后代继承自己的最高权力，但从最近这些年的情况看，有着太子党身份的中共高官正越来越多，集体世袭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的一大特色，而李鹏之子李小鹏的弃商从政更是对这一现象的有力诠释。李鹏因为他在任时的作为而注定会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他劣迹斑斑的儿子李小鹏能够放弃垄断企业霸主的地位来进军政界，相信仅仅担任一个山西省副省长是他和其父所无法满足的。可以料定，祇要中国的政局不发生大的波动，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李小鹏同样会挺进中共中央担任更为重要的职务。

权力的世袭并不可怕，最为可怕的是败坏的政治道德和庸俗的政治能力被世袭，李鹏作为周恩来的养子登上中国政坛的巅峰，其能力不但无法和周恩来同日而语，其道德水平更是让人大失所望，他对其子李小鹏的大力推举让我们看到了他内心的恐惧，看到了他对权力的依依不舍。从李小鹏之前给民众的印象来看，他今后在中国政坛的表现也许会更加接近李鹏，成为李鹏第二，甚至在铁腕镇压民众方面比李鹏有过之而无不及！                       

 （2008年6月10日）

一切都是因缘，也都是启示。

四川素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天府之国简称即是“天国”，这个人间“天国”在汶川大地震中顿时成了人间地狱，8万多生灵顷刻消散，举国哀恸，亿民缟素。国民在哀伤中，视角发生了奇特的转换，各路媒体上高频率涌现“天堂”这个大词，将国民引领到一个彼岸的世界。

截止到北京时间2008年6月9日，如果用全球最大的搜索平台谷歌“google”作为搜索引擎，输入关键词“汶川地震”和“天堂”，搜索引擎提示4，060，000项相关信息，而同月29日，这一数字刷新为9，040，000项；如果用中国大陆最大的中文搜索平台百度“baidu”，输入同样的两个关键词，搜索引擎提示3，050，000项相关信息，到了29日，这一数字也攀升至4，250，000项。

汶川大地震之后的一个月，近千名学生遭到活埋的北川县中学迁到一个公司仓库所在地。在新校舍的墙上，赫然悬挂着一条醒目的横幅：“天将降大任于中国”。然而什么是“天”，“天”欲何为？人与“天”当何以相处？

中国人生命观的局限

“天堂”对于中国大陆这个唯物主义国家久违而陌生，难道这群世界上人数最庞大的唯物主义者群体终于承认上天的存在？

中国传统儒家强调孔子所言“未知生，焉知死”，宋代诗人陆游曾在《示儿》中写道：“死去元知万事空”，表明中国不是一个向死而生的民族，习惯于专注当下物质世界，回避彼岸世界。

历史的传承往往有着惊人的藕合，传统儒家和唯物主义存在某种程度的契合。唯物主义彻底否定彼岸世界，现实世界被描述为各种物质有规律的运动。现行中国宪法将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贯彻其中，在宪法总纲中明文规定，中国各族人民必须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唯物主义在中国大陆获得了钦定“国教”的地位。

对死亡的态度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集中体现。基于唯物主义和儒家的世界观，中国人的生命观倾向于“人死如灯灭”。赵本山在小品《心病》中戏虐的“那个小盒才是你永久的家”，被很多网友推崇为经典名言。共产主义极权统治之下，生命更是倒退到“物”的位置，“我是党的一块砖，东南西北任党搬”，生命的尊严、神圣和高贵荡然无存。

一度兴盛的佛教是个例外。佛教的基本教义认为生命可以轮回，世俗化的佛教更是宣称“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阿Q语），佛教视角下的生命不过是一个“酒肉穿肠过”的时空穿梭机。无论是唯物主义、儒家还是佛教，都难以看到生命的神圣和高贵。

由于中国人对生命的轻贱，视生命如儿戏、如草木，自然会导演出无数次毁灭生命的大戏，张献忠成都屠城、李自成北京屠城、六四大屠杀等等不绝如缕。1958年，中国大陆高烧不止，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天国，置亿万人民的生命于不顾，对农民横征暴敛、导致数千万农民活活饿死。这些天文数字的死亡事件，至今被一风吹，好像几千万生灵在这个地球上从来没有存在过。对于历次大规模的死亡事件，现在已经没有人知道死者是谁，是怎么死的，至今没有大饥荒时期死亡名录，没有南京大屠杀的死亡名录，留下的只是一个个枯燥的数字。

中国大陆推行强制火化制度也折射出这种冰冷的生命价值观。大陆的殡葬管理条例规定，城市市民对自己死亡之后遗体的处理方式没有选择的自由，必须被强制火葬；农民尚且有自己的选择权，可以土葬也可以火葬。现在无法评估这种殡葬制度的恶劣后果，但是火葬将肉体直接变成一盒骨灰，是非常直观的唯物主义教育，更容易使生者觉得生命轻如鸿毛。

唯物主义生命观强化了中国人在现世生活中的游戏心态，中国大陆处处可见人们对生命的大肆挥霍、纵欲无度。有网友评论说，中国是世界上最为性解放的国家。2001年版的《中国卫生年鉴》称，中国每年的人工流产接近1000万例，其中20％－30％发生于未婚年轻女性身上。性与生命相连，如果人们对生命有足够的敬畏和尊重，知道每次性行为都有可能制造出生命，就不会那么随意地发生性关系，至少采取适当的避孕措施，以避免“搞出人命”来。

漠视生命，再多的苦难只会麻木民族的神经，绝对不会“多难兴邦”，带来的只是悲剧的不断重复。

死亡的尽头是信仰

人类是万物之灵长，灵就是灵魂，英文是SOUL，这是人类和动物最大的区别。这个灵从哪里来，是上帝造人还是猿猴进化而来，有神论和唯物主义者各执一端。在西方国家被禁止在课堂上讲授的达尔文进化论，在中国的官方教科书中却得到钦定地位。进化论的教育背景之下，将人置于和猿猴等动物同样的地位，自然消解了其神圣性和高贵性，和《红楼梦》中贾宝玉大彻大悟后的“臭皮囊”不差上下。

死亡预示着生命的有限性、人自身的局限性，死亡是一条绝对律，没有任何人可以逃脱得掉死亡的魔掌。面对死亡，任何人都会低头。中国大陆革命题材的影视剧经常上演视死如归的革命豪情。不过，在面对死亡的时候，这些唯物主义者还是露出了马脚。例如，当革命者祭奠牺牲者，总会告慰其“在天之灵”，“英灵”这个词也在影视剧中频繁出现。这些文化符号的浮现，隐含了唯物主义者面对死亡时的捉襟见肘，不时露出了有神论的尾巴。生命的尽头是死亡，死亡的尽头则是信仰。

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人类科学发展到今天，根本没有解决人是什么、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些基本问题，更无从解释宇宙的由来，有多大有多长有多久。人是上帝所造，还是一个纯粹的偶然事件，谁都没法说得清楚。基督教的上帝造人说是一种隐喻，猿猴进化成人的达尔文进化论也不过是人类的妄自猜度。超出人类理性之外的东西，那就应当把这一块留给信仰的空间，让个体自己进行选择。

信仰的自由是建立多元化生命观的前提，通过多元化的生命观的比较，不难看出基督教的生命观，即上帝造人的生命观在西方发达国家拥有更大的市场。《圣经》中上帝按照自己的样子造人的隐喻，彰显了人类生命的神圣性和高贵性，这种观念易于引导人类尊重和珍惜生命，并且把人的生命和与生命相关的基本权利也置于神圣的地位，不可商量和打折扣，天赋人权的内涵即在于此。

唯物主义者在强调生命的珍贵时，只是强调生命只有一次，着眼于生命的稀缺性，是多一个少一个的问题，可以打折、屈就和商议，所以唯物主义立国的国家经常以各种借口剥夺基本人权、甚至直接剥夺人的生命。为了经济发展，可以计划生育，强制堕胎和绝育；为了社会稳定，可以随意限制人身自由，随意刑讯逼供、随意适用死刑；为了国家团结，随意限制人民的言论自由，随意阻止人民结社，只能让一种声音出现，只能让一种力量处于绝对性的地位。这样做的结果就是造成谎言盛行、权力不受约束、利益冲突得不到公正解决，反过来使得孜孜以求的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国家团结成为泡影。

唯物主义国度的终结

2007年底，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写了一首诗，名为《仰望星空》，诗中写道：“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寥廓而深邃/那无穷的真理/让我苦苦地求索、追随/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庄严而圣洁/那凛然的正义/让我充满热爱、感到敬畏/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自由而宁静/那博大的胸怀/让我的心灵栖息、依偎/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壮丽而光辉/那永恒的炽热/让我心中燃起希望的烈焰、响起春雷。”中共元老级诗人郭沫若曾在诗中写道“我是天狗/要把月来吞了/要把太阳吞了”，毛泽东更是夸口“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与这些疯子相比，温家宝展现出谦卑、理性、冷静的色彩，不难看出这位唯物主义国家的最高行政元首对上天存有一丝敬畏。

近年来，不断有江泽民、李鹏等曾有过吃斋拜佛的消息在坊间流传，也曾有不少中共高层官员练气功的小道消息。汶川大地震之后，很多中共官员也在不同场合祈祷地震死难者在天堂安息。

民间的各种宗教信仰在1980年代前后逐步复苏。据美国“对华援助协会”2006年的一份报道称，中国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在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两次内部会议上披露，中国基督徒人数约有1.3亿，其中包括2千万天主教徒；2004年美国对华人权报告称，中国大约有1亿名佛教徒；新兴气功团体一度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迅速崛起，以法轮功为主体的练功人数预计也达到上亿人。这一数字在法轮功等气功团体丧失合法地位之后有多大程度减少，尚难以看到权威统计数字。如果加上其他各种宗教和民间自然神教，中国有神论者的人数可能达到4亿人以上，是现有7000多万中共党员人数的6倍。

中国国家宗教局最近透露，汶川大地震后，国内外宗教界的捐款突破1亿元人民币。据不完全估计，有近10万民宗教自愿者在四川参与救灾工作。四川“秋雨之福”基督教家庭教会表示有很多基督徒打算长期委身于震区，重点放在灾后幸存者的心灵重建这一漫长的工作。

6月9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一篇名为《宗教信仰或在震灾之后复苏》的分析文章，该文引述上海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李向平的话说：“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灾害，中国人基于对天地间最宝贵的生命的敬畏，开放了他们的家国结构，同时也开放了他们的信仰和宗教。”中国官方在灾后不久便派遣国家宗教局副局长齐晓飞到灾区，“指导四川省宗教工作部门和宗教界的赈灾工作”。大陆的中国民族宗教网6月3日刊登署名文章《大地震之后的哀伤治疗》，作者指出：“宗教在地震灾后安抚人心，哀伤治疗上确实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大地震似乎震开了中国大陆信仰自由的窗口。从中国大陆民间宗教信仰人数的攀升，以及这次汶川大地震民间自发对天堂的呼唤，表明中国大陆民众对彼岸世界建立关联的内在渴望，表明中国大陆内在信仰结构的剧烈变化。除了中国宪法和执政党党章的规定之外，让人很难再相信中国仍然是一个唯物主义的国度。

建构中的天人关系

胡锦涛执政之后，提出“以人为本”的施政理念。人本只有建立在神本的基础上，人才能显示出其绝对的高贵和神圣，否则“以人为本”只是具有功能价值和投机色彩，不具有本体论上的含义，只是执政党为了社会安定和适度满足个人需求的一种权宜之计，“以人为本”难以获得不可动摇的根基。

抬头看到天堂尚且不够，还需要和天堂之间建立恰当的关系，这是一个在信仰自由的前提下不断建构的过程。古今中外各种宗教均有不同的说法，民众可以在不断诠释、体悟的过程中形成多元的信仰模式。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伊斯兰教、佛教，乃至中国传统的儒教在董仲舒之后都承认上天的存在，但是各种宗教对于人和上天关系的建构却大相径庭。人和上天到底应当如何相处，应当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儒家在董仲舒时代和“天道”结合之后，皇权法统强调“奉天承运”，执政者成了天道的掌控者。政治反对派也援引这套话语系统，将自己的暴力反抗描述为“替天行道”。中共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框架内，强调自己是历史规律的遵循者，暴力革命是将中国从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制度导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的必然选择，其含义也是“替天行道”，以此为自己的暴力活动获得合法性诠释和终极价值的肯定。

无论是当政者还是反抗者，在这种天人之间的关系中扮演着正义之神的角色，最终把自己神化成圣洁的“天使”。中国共产党就是把自己扮演成道德高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掌握历史规律的先行者，类似于传统儒家所称的大圣大贤之人，并可领袖群伦，万世一系，不可更张。

这种意识形态如果用常识的视角，其实不堪一击。“人非完人，孰能无过？”人类的有限性、人类自我的道德缺陷是绝对的，谁敢狂言自己能够掌控天道、洞悉历史规律？五千年华夏文明史一直陷入治乱循环，人性也演绎着天使和魔鬼的反复“变脸”。开国之初，总有一批自诩道德上无懈可击的“准天使”装神弄鬼、横空出世，扫荡一切污秽。江山初定之后，这些大圣大贤之人掌控一切权力，任何人不得挑战和质疑，言论上、权力上一统天下，没有人敢真正对这些掌权者进行监督。第一代掌权者尚可矜持，成就诸多道德风范，教化天下，其后一代不如一代，最后异化成无恶不作的权力魔鬼。中国的历史就这样周而复始，不知其终。

基督教关于天人之间关系的描述和共产主义、传统儒家明显不同。基督教把人的罪性绝对化，“行在地上的没有一个义人”，也包括基督徒。基督徒和普通世人的唯一区别是认识到自己的罪性，并且决意认罪悔改、顺应上帝的旨意。对罪性的承认，意味着作为人知道自己的有限性，知道不可垄断真理，不可自诩比别人高尚，不可随意剥夺他人的权利，不可假扮天使欺哄他人。

仰望天堂，大地震把滚滚红尘中的中国人推到了彼岸世界的门口，中国人的生命观无意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历了这番洗礼的中国人不再把自己当作物欲熏心的猴子，他们渴望和上天建立连接，他们希望为自己漂泊的灵魂找到永恒的居所。人扎根于大地，也在上天的光照之下，当人和上天恢复了自始存在的血缘关系之后，一个完整和立体的信仰图景才得以建立。

在大地震之后，有海外媒体认为，中国人终于安静下来，开始变得谦卑。在不知不觉中，这个唯物主义者鲜血染红的帝国悄悄地改变了颜色。大陆著名网路论坛天涯社区中一名网友发表感言说：“大地震，你冲天一怒，给我当头一棒，让我珍惜生命，让我学会谦卑，让我懂得祈祷，让我常常感恩，让我自强不息。”或许是不少中国人懂得谦卑、放下骄傲的印证。

2008年6月29日于北京（作者为北京独立时事评论员）

对官方在四川地震中表现的正面评价，仅限于救灾速度和信息被动短暂开放方面。在地震发生一周之内，官方急于组织救灾，浓烈的意识形态控制放松了，却意外达成短暂的社会自由氛围，但是，到处弥散着人治的阴影。有学者认为，专制政府在救灾效率方面远高于民主政府，但这不能作为定律，年初中国雪灾和缅甸军政府热带风暴救灾迟缓就是反证，同理西方国家救灾决策迟缓，只能理解为“民主是次好的制度。”在强大的灾情面前，任何人都流露出人性中悲情的一面，即使最冷血最残暴的独裁政权，都会被如此巨大的灾情震出哪怕一丝的人性，原因在于自然力量远比强权威力巨大。

独裁者依靠国家暴力完全可以消解来自民众对自身造就的恐惧，但作为国家暴力最有效组成的军队，在自然灾害面前同样无能为力。屡屡爆发巨大自然灾害，有人将此解释为“天谴”，这样解释并不完全靠谱，只要不是那么一厢情愿，观察美国“卡特里娜”风暴、日本在最近6月的一次地震，可以发现，首先他们也不能消除自然灾害，其次，成功预报、房屋质量和及时救助，将死伤人数降到了最低。美国、日本遭遇自然灾害也是天谴吗？如果将天谴只选择性适用于天怨人怒的专制国家，那同样是一种负面情绪发泄。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替，这种负面情绪常常被聪明的造反农民领袖利用，并且几乎都是在天灾人祸中完成，但这个过程充满了破坏性，跟制度进步无关。

自然法则远比人类的法律、道德和习俗规则更有力量。人类历史上许多古城邦消失，都是显例。人们敬畏并承认自然力量的强大，但不能把自然灾害全部解释为是对人类的报复和惩罚，或者具体到是对某独裁政权的惩罚。这经不起推敲。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一次自然灾害并不会让人人憎恨的官员全部死掉，更不会让独裁政权的军政系统全部瘫痪或崩溃，付出最大代价的往往是普通百姓和他们的家园。天谴，仅能理解为是人类面对自然能量的无力感和幻灭感的怨愤化情绪表达，以此获得内心慰藉和活下去的勇气，天谴本身并无科学实证验证。敬畏与天谴是两码事。

现代社会的非民选政权，被统称为独裁政权，中国现政权具备专制和独裁的双重特征，即用“党天下”巧妙取代“家天下”，只不过转换一种面目而已。作为一个党派，实施了对国家政权的长期垄断，表现在一党对国家政权控制的终身制和世袭制方面，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拥有最后决策权。最显见的例子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是中国的国家最高权力掌握者，集党政军权力于一身，国家主席成为象征性的虚职。所谓权力的终身制和世袭制在于，中共党内权力更替也就意味着政府和国家权力的更替，夺权60年以来，从毛泽东到胡锦涛，历经所谓四代领导人，但国家权力始终掌握在中共手里。这跟传统的专制国家如朝鲜和古巴有所不同，后者一旦夺得国家政权，即实行无任期的终身制，直至死亡，然后国家权力传递给子嗣或同胞兄弟，实行家族世袭。但是，“党天下”在制度文明化方面并不见得比“家天下”进步多少。

中共意识形态表现在对国家所有资源的专制和独裁，其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是崇尚国家暴力，因此，专制独裁政权存在的唯一法宝就是暴力——依靠暴力夺得政权并依靠暴力维持统治。后专制独裁政权的暴力统治，不再是明火执仗的杀戮和囚禁，而是越来越施展软性暴力，那就是制造心理恐惧，让国民自觉顺从，放弃一切反抗的企图。有西方学者说过“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毛泽东。”毛将近30残暴恐怖统治遗留给中国的普遍社会恐惧心理，久久不能消散。

社会恐怖是一种不言自明的心理暗示和言行自律，它成为国家运行的潜规则，超越并能左右法律。中国成年人的经验，一方面表现在个人曾经遭逢的批斗和流放经验，另一方面表现在复杂人际关系熟络程度。他们的这些经历，通过家庭和学校教育以及文学作品传染给一代又一代人。“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对于中国人简直可以无师自通，即所谓“话到嘴边留三分。”、“祸从口出”。这是中国人的政治生存圣经。即使在四川地震灾害中，依然有民间人士成都“六四天网”负责人黄琦、绵阳灾区退休工人曾宏玲，因报道灾情或参与救灾，被抓捕关押。

现代新兴媒介的大众化和普及化，将中共制造的社会恐怖公开化。除了对异见人士的严酷抓捕和政治迫害，其他因在互联网上发言或用手机短信传播信息，被关押者不在少数。当局通过不断制造这些所谓“造谣”和“诽谤”个案，强化整个社会的恐怖气氛。恐惧就是怕，因为害怕然后全民噤声，达到社会表面的太平和稳定。这种因为怕而生成的社会和谐，潜藏着巨大的突发性和摧毁性。

社会公众情绪总要找到发泄口，由于政权的长期强力压制，公众一旦遇到政府或领袖出于利益而许可的发泄机会，便突破理性、人道底线，民族主义或集体群氓在爱国的名义下公然作恶，释放出人性中所有的邪恶和兽性，比如围攻家乐福、武力攻台，奥运火把传递。当你发现中国人在奥运火把现场，一边嘴巴里嘶喊着爱国、挥舞着镰刀斧头旗子、暴力攻击不同诉求的群体，一边却将国旗和奥运会旗丢弃地上任由践踏，就能恍然明察中国式爱国主义的本质：因为政治高压使得爱国异化为一个借口，集体发泄才是他们真正需要的。爱国主义既是被政府规制和予取予夺的，也是被民众当作规避恐怖和危险的工具。中国的爱国主义历来是政治的一部分，流于口号和标签化，常被政客利用，义和团、抗战初期、钓鱼岛都是如此。如果说中国人爱国，上帝笑了；如果说中国统治者爱国，民众哭了。

以上分析廓清政府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和“行为准则”，随着地震救灾应急期过去，国家意识形态逐渐显露出制造社会虚假和谐的原形。对社会和谐通俗的理解，就是基本生存需要得到保障，言论自由，免于权力制造的恐惧。

大陆最新民调显示，90%以上网民认可政府在地震救灾中的积极表现，但也不能否认，不顾不管灾民失去亲人和家园的心灵痛苦和伤害，只管拣选个别人的“勇敢”和“坚强”，安排他们尤其是年少儿童做报告、去城市和景区游览观光，其实很不人道。《南方周末》记者写到一位15岁的女孩，哥哥在震灾中罹难，父母在外地打工，震灾之后，她被政府安排到延安读书。她告诉只有一面之缘的记者叔叔：她很想念哥哥、想家，晚上常常躲在被窝里哭泣。白天强作笑脸，黑夜独自饮泣，这种反差巨大的境遇，恐怕是每个经历地震的学生和灾民灾后非正常生活的真实写照。政府和外界的过分帮助和安排，反倒破坏了灾民心灵自然愈合的过程，用他者的幸福和快乐替代灾民的愿望，希望灾民也立刻变得幸福和快乐起来，其实这是危险的也是自私的。富足的物质和繁华的都市，除了带给他们新奇，让他们短暂遗忘遭受的身心伤害，产生短期心理幻觉和麻痹，其它于事无补。那些被政府和媒体包装出来的坚强和勇敢灾民，不总是永远勇敢坚强的，迟早一天他们都要独自面对真实的自己和失去亲人家园的现实，以至自己伤残的身体，那时他们将会更加痛苦。

灾难就是灾难，伤害就是伤害，悲伤就是悲伤。让灾民痛痛快快地哭泣，为死去的家人和消失的家园哭泣，这种情绪渲泄必须经过一个极度发泄的过程，这才是治愈突发身心伤害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个自然愈合过程外人无法替代，更不该受到外界强制。政府只抽取符合意识形态宣传需要的“坚强灾民”和“牺牲公职人员”，将“勇敢”和“坚强”无限拔高，那么绝大多数不够勇敢和坚强的灾民，将会受到二次伤害。政府意志取代了灾民的个人意愿和选择，故意淡化和抹杀灾民的悲伤，将是可怕的人道灾难。

政府去年财政收入高达5.1万亿人民币，外汇储备高居世界第一，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中共政府远比美国政府有钱。那么，如此富裕的政府不给地震灾区花钱，更待何时？政府所应做的是保障灾民两三年之内足够的食品、饮水和住房，随后提供建房资金，以及农业工具、免费就学优惠就业机会，10年之内由中央政府提供学费和生活费让灾区学生全部进入中等职业学校或大学上学，对四千余名罹难学生进行国家赔偿，严厉追究豆腐渣工程相关官员和建筑商、监理商。这才是对灾民实实在在的帮助。那些花架子抗震救灾英模报告团、评选的少年英雄、异省就学和移民，还是赶快取消吧。前者本能的优秀表现，不该被作为模式人为片面树立成道德楷模。不要忘记，他们中许多人本身就是灾民，除非他们愿意将自己的见闻真实地书写出来，除非灾民个人愿意赴外省投亲靠友。这些幸存下来的少年学生，不能操控自己的命运，既是英雄又是灾民，幸或不幸？美国二战著名影片《父辈的旗帜》，恰当地讽喻了国家因意识形态需要人为制造英雄的虚伪，国家对个人的扭曲非常可怕。英雄成为政府凝聚民族力和国家形象的道具和符号，走下舞台，没人再去关心他们。政府总是正确的，国家总是强大的。再过5年、10年，让我们看看这些被制造的震灾少年英雄，将会是什么悲凉结局。

现代媒体和通讯将政府、军队和个人在自然灾害面前的无力感都完全呈现出来，宣传机器并不能愈合大自然施加给整个国家的累累伤口。在自然灾害面前，“坚强”和“勇敢”只体现在敬畏和保护自然，只关乎个人行为选择，好好活着，遗忘并记忆个人需要的那部分。英雄从来都是国家意识形态祭坛上的供品，但是将灾民硬摆上祭坛就显得太残酷、太没人性。

2008t628?

2008年6月28日，就在众多读者和网友翘首等待的陕西华南虎案即将公布官方结论的时候，发生在贵州瓮安的民变显然降低了这场长达8个月的网络争论的被关注程度，尽管传到网络上的只是少得可怜的文字和图片，但瓮安民众大规模聚集和烧毁政府大楼的新闻还是迅速占据了中文网络的空间。

由于官方早已形成一套成熟的言论控制手法，加上正处“敏感”时期，除新华社简短的定性文字外，传统媒体对这一事件不置一辞，而网络控制也在第一时间就启动了封锁程序，因此，许多人在消息上网后几个小时才开始留意到这一事件的发生。6月28日夜，按照一般习惯，我登陆百度瓮安吧搜索信息，却见网友正痛骂该贴吧吧主胡乱删帖，当然，这样的骂帖也会很快被删。这时候，我看到一位网友向吧主发问：“我的帖子只是找人的啊,请帮我恢复好吗？”紧随着一痛对吧主的跟帖乱骂后，吧主现身了：“楼主， 等过几天你再重新发， 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弄，现在是百度疯狂地‘和谐’，我也找不到你的帖子，在这里向你道歉了。” 这时候，从各地赶到这个偏僻小吧的网友才知道怪错了对象。不久，这位叫作“临望蓝天”的吧主又发帖称：“我没删过谁帖子，甚至连我自己的帖子都被和谐，我能说什么？”到了29日上午，再次登陆瓮安吧的时候，发现吧主的名单里已经没了这位“临望蓝天”网友，由于不满言论管制，他辞职了。

6月29日，网友开始大规模发帖讨论瓮安事件，国内著名的BBS一律对有关瓮安事件的消息“杀无赦”——或者通过预先审帖阻拦，或者在网友上贴后迅速删除：凯迪网络转载新华社报道的帖子几小时内跟帖就接近200页，终未能避免被删除的命运；天涯社区则展开了一场版主与网友的大规模厮杀，至本文书写时为止，这一厮杀仍在继续，天涯网友有关瓮安事件的帖子一般会在几分钟内被删除（短的甚至存活时间不超过30秒）。

可以说，在突如其来的瓮安事件面前，网络管理当局和各大网站动用了最大的删帖能力，而网友的发帖和跟帖也毫不示弱，有的帖子就一句话：“累死版主！”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较量几乎会让各大网站管理者的神经崩溃，在他们的背后，则是网络管理当局的严令和监视，为了一个瓮安事件，真不知要花掉多大的代价，有数据说2007年中国用于网络控制的费用是1000亿元，今年的数据肯定会大大增加，其中也少不了瓮安事件的贡献。

那么，动用这样的控制力量之后，网络舆论控制的效果如何呢？

表面来看，各大网站一片“和谐”，基本看不到有关这一事件的报道，但各大BBS的登陆者都会通过网站与网友的火拼意识到有不平常事件的发生，对他们来说，这就够了，一个链接地址就能让他们看到6月28日发生了什么。在瓮安事件的信息传播中，中小BBS、MSN、SKYPE、QQ、QQ群以及海外中文网站的存在，都使网民可以很容易了解这一事件的进展。

这些自嘲为“不明真相”的网民在了解真相的过程中，开始将言论管制当作瓮安事件的一部分来进行谴责，在网友们看来，整个的舆论管理体系已天然地站到了瓮安无良官员的一方，因而成了他们抗议和声讨的对象，于是，一起地方性的突发事件上升为对整个国家制度的控诉。

事实上，瓮安事件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也不特别恶劣，此前的汉源事件、大竹事件、汕尾事件等，同样都是由官员侵权引起民变，民变引起弹压，尔后是大量的网络谴责与抗议。不过，瓮安事件却有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一方面，排名世界第一的网民数量由瓮安事件中的网络抗议得以体现，另一方面，网民表现出的愤怒超乎寻常，过去那种“中央是好的，地方官员乱来”的批评基本没了市场，太多太多的网民由这一地方性事件起，直接“恶毒攻击党和政府”，《国际歌》、《国歌》的歌词被反复上贴，又被反复删除，八九民运及六四的图片被大量传播，甚至出现大量针对奥运的抵制言论……

如果说瓮安事件是一场骚乱的话，由此形成的网民抗议可以说成了一场“网络暴乱”，这一点是值得中共管理当局和研究中国网络舆论的人士特别注意的。根据两天时间的观察，我可以断言，瓮安事件后的网络舆论表明中国社会政治变革的要求达到一个新的阶段，对瓮安事件的抗议其实是各种民怨的汇集，这种网络抗议已有向现实转化的迹象。面对如此强大的民间呼声，如果当局仍然依照旧例简单打压，实际是向民众表达顽固拒绝政改的态度，很可能导致民间的绝望和行动，最终堵死社会和解与合作的通道。

从孙志刚事件起，经由李尚平案、黄静案、高莺莺案、“纸老虎”案等网络舆论事件，瓮安事件后的网络言论声浪已达到这样的规模，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开始形成挑战政府权威的能力，我们无法预言这样的规模粗要达到什么程度才会引起民众的现实连动，但照此发展下去，临界点或许不久将至，那时候，当局将失去与民间和解的主动权和最佳时机——这并非危言耸听，胡温皆为网民，自可亲身体验以形成判断。

显然，由于不可能有效阻拦信息的流通，又不可能对众多言辞激烈的网友一一惩罚，通过舆论管制手段制造社会和谐表象的传统做法已经失效，对当权者来说，与其以“堵”而将民众推倒政府的对立面，不如以开放的态度共同面对中国社会转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首先给社会以知情权和言论自由，否则，舆论管制的高压锅随时可能因某一无法预料的突发事件而引爆。

当聚啸的民意越来越清晰地展限出行动的欲望，当权者可能真的需要改换政治思维了。

2008年6月30日晨

陕西“周老虎”终于被官方认定为造假。当事人周正龙被逮捕，13名相关官员受到处理。尽管“挺虎派”前仆后继，但是主流民意早已宣告了这个结果，并一直坚持呼吁官方查清真相。因此，这是一次值得欢呼的民意的胜利。

鉴于这场胜利来之不易，我认为比欢呼更重要的，是总结一下民意到底是怎样获胜的。也就是说，民间舆论是怎样推动事态的良性发展，怎样有效地影响政府决策的？

这个总结的必要性在于，民意既不必然代表正义，也不必然指向胜利。尤其是有了网络舆论空间以来，民意更多显现，也更多困扰。前者如引起广泛关注的“网络暴民”，后者如民间对一些官僚机构或垄断行业的怨声载道。

就“周老虎”事件来说，在具体情节上，至今还是有很多迷局待解。正如有评论者指出，周正龙的造假技术并不高明，对于官方来说，鉴定其照片真伪要比设立“特别保护地检查站”，派遣一支又一支考察队，并千方百计敷衍搪塞要容易得多。之所以“迎着困难上”，背后显然有一个官僚利益网络，有人刻意阻挠真相调查。那么，这些人的活动是怎样进行的，正义的力量又是如何斗争的？这么长时间，是正常程序所必需的，还是非正常人事的耽误？这样的结果，是体制运作的必然结果，还是某些领导偶然的“高度重视”？

尽管如此，在宏观的层面，我们还是可以进行一些总结。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值得重视：

第一， 事情发生之后，民间舆论很快就超越了对于周正龙个人的追究，而指向对他背后乍隐乍现的公权力操纵的质疑。对于个人的监督和谴责当然也是很有必要的，但是不能逾越边界，没有约束地侵犯隐私，成为“多数人的暴力”。从“铜须门事件”、“姜岩事件”等网络事件来看，针对个人的“人肉搜索”和愤怒声讨中，这个边界是很容易被跨越的。对于公权力的质疑更有价值，而且越是深入价值越大，因为它是对一个系统的解剖。假如周正龙只是拍了一些假照片自娱自乐，或者拿去欺骗官府，但官府本身清正廉洁，明察秋毫，那么民意就没有必要如此汹汹。尤其可贵的是，主流民意一边不依不饶地追查真相，一边也对周正龙抱有适当的同情，认为他成了官僚利益的替罪羊。

第二，民间舆论并没有被一些抽象的概念绑架，在空洞教化的泥沼里打滚，而是实实在在地研究问题，摆事实讲道理。主流民意并不是挥舞着道德的大棒乱打一气，也不是给周正龙戴上“陕西败类”、“农民叛徒”等帽子高喊口号，无论是网民还是专家学者，一开始就本着实证精神，进行非常细致的图像分析，证据查寻，情景模拟，等等。事实胜于雄辩这个常识，在这次事件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第三，最重要的是，民间舆论没有被权力操控。以上两点并不是说，在这次事件中，所有的民间舆论都理性澄明。跟任何事件一样，民间舆论总是泥沙俱下，很多人撇开事实一味地羞辱谩骂，这些都是很正常的事，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权力利用舆论，操控舆论，限制舆论的充分讨论。此一事件中，地方官僚也试图干预舆论，比如本地媒体上就没有充分的报道和讨论，“两会”上也没有委员和代表吭一声，都隐约可见权力之手的压制。但是整个舆论空间基本健康，并没有受到较大的限制。我相信，在没有权力幽灵的开放舆论空间中，理性的声音必然被人听见而且最终引导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