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一、《杨尚昆日记》披露的信息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省遵义县城举行扩大的政治局会议，毛泽东由此进入中共中央核心决策圈以后，从1938年9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到毛逝世前1975年1月召开的十届二中全会，除1954年2月举行的七届四中全会和十届二中全会外，毛泽东从未缺席。十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长沙因病缺席，全会由周恩来主持；而毛泽东在七届四中全会缺席的理由，当年发表的全会公报称：「毛泽东同志因在休假期间没有出席全会」。

众所周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是以解决高岗、饶漱石篡夺党内最高权力的事件为主题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对事关党内高层的这一重大事件，毛泽东以休假的理由缺席，使对中共党史稍有了解的人都感到难以理解。2001年9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杨尚昆日记》披露的信息，对解开这一历史谜团似有所帮助，现抄录於后（引文中下加横线的字体为笔者按原註所加）1：

1月28日（以下是杨尚昆在另外几页纸上所记的1月28日毛泽东同他谈话的内容）

（1）文件政治局基本通过，各中央局一人，军委副主席，来电和信印发全会各同志。

组一委员会审查意见，作若干修改，交政治局，不要沖淡了中心。

凯（丰）、杨（尚昆）、小平。

不一定所有意见都加上，要加了有益。

可成为另外决议。

修改经过，由杨给以说明。

（2）文件应交Юдин（俄文人名，即尤金）、报告、决议（登党刊）。

自我批评，交？登？

请考虑。准备登、交，在必要时。

对尤金是否说内容？说就要泄密。

会后考虑，书记处或说，或不说，或另一次说，同我们党是息息相关的。看情况急否，即三种可能情况。

「冲」：

1.几位主要同志不冲，可保证。

2.到会人不冲，事先招呼好，这可以。

3.他（指高岗）攻彭真，不要紧，可解决。

4.他攻刘，自己拉开，牵涉多人（可能不大，但准备着），则会期拉长，开小会，报告主席，甚至需主回处理。

极力避免此种可能，是可以避免的。

谈话的方针：

听他说，避免「对质」。

按决议精神「自我检讨」。

对具体事实不深究，讲到别人，暂不深问。

应作检讨，一次不好，二次可说；这次不好，以后还可说。

全会方针：

照主指示，只作正面说明，说话人不要太多，开两天。

不对任何同志展开具体批评，高（岗）之目的在於「过关」。先打招呼是可以达到「和平会议」的。

「无改悔之心，有蒙混之意」（陈毅）。

19日，信送来，交刘（少奇），刘约周（恩来）、陈（云）、小（邓小平）、彭（真）、李（富春）谈话。

四个方案：

1.去杭──不好处理。

2.主回──也不好处理。

3.由主指定书记处谈话，组织，目前太重，也不好处理。

4.主指定刘、周与谈，小平可参加，陈（云）不参加为好。

具体提议：如主同意第一方法，则请回高，并告刘周：来信已转，不必来，委託甚么人谈。

招呼──可以不发生问题。

准备有人冲，可以避免。

攻势──也不要紧，力求避免主回。

全会完后，请邓（小平）、罗（瑞卿）立即动身，需要10天。20号前二读党章（应为宪法──引者註）。立即看材料，法国、美国。

2月底以前政治局定（陈[伯达]、乔[胡乔木]同志）。

3月1号讨论，由刘、周、邓（小平）负责，3月份内开会，把人找齐，3月内完，4月1日交（政治顾问身份），刘、邓、邓（子恢）、伯达（伯达可解释）交苏共中央徵求意见，5月1日公布。

新民主国家是否交？总路线文件应交。

由恩来召集谈话。

（3）会议3天为好，必要4天，看情况。

方针：坚持、正面批评，「惩、救」。

争取：逐步改变，改变环境，决议后就会改变，造成不利其阴谋活动的环境，增强教育、说服力量；给一条路让他走，有好路可走，就不走绝路了，当作一种可能性来争取。

（4）薄（一波）亦要作批评（财经错误）。

林枫应讲。

彭（真）、薄（一波）、林（枫）重点应放在自我批评上，分配人帮助。对林，由陈（云）、李（富春）；薄，小平帮助。

他力免不冲，自己是不愿扩大的，如向彭真攻，让其攻下去，也可以过去。自己避开，说不清楚。扩大，开小会；请主回，极力避免。

其目的在过关。

小平可以参加。

上述谈话的背景是，1954年1月21日杨尚昆由北京到杭州，捎来了1月19日高岗写给毛泽东的信，高要求来杭州，当面与毛商讨在四中全会上检讨一事。从毛与杨的谈话内容看，主要涉及以下几层意思：

一是对高岗要来杭州与毛面商一事如何回应，谈话提出了四个应对方案，即：1、让高岗来杭州，不好处理；2、毛泽东回北京，也不好处理；3、由毛泽东指定书记处与高岗谈话；4、具体指定刘少奇、周恩来与高岗谈，邓小平可参加，陈云不参加为好。如毛泽东同意，则请杨尚昆回覆高岗，来信已转，不必来，毛泽东已委託甚么人与之谈话。并告诉刘少奇、周恩来。

二是与高岗谈话的方针：听高岗自己说，避免「对质」；按决议精神，只作「自我检讨」；对具体事实不深究，讲到别人，暂不深问；检讨一次不好，可作二次，这次不好，以后还可说。

三是对高岗或与会人员是否会在四中全会上「冲」（发动攻击）作了预测：1、几位主要同志（指刘少奇、周恩来、陈云）不冲，可保证；2、到会人，事先招呼好，可以不冲；3、高岗攻击彭真，不要紧，可解决；4、高岗攻击刘少奇，他自己把问题扯开，牵涉很多人（这种可能性不大，但准备着），这样会期就得拉长，或开小会，甚至需要毛泽东亲自回京处理。应极力避免此种可能，是可以避免的。

四是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只作正面说明，会上说话的人不要太多，会议开三天为好，必要四天，看情况而定。会上不对任何同志展开具体批评，高岗的目的在於「过关」。先给大家打招呼，是可以达到「和平会议」的目的。方针是：坚持正面批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争取高岗逐步改变，决议通过后环境就会改变，造成不利其阴谋活动的环境；给一条路让他走，有好路可走，就不走绝路了，当作一种可能性来争取。

彭真、薄一波、林枫重点应放在自我批评上。林枫，由陈云、李富春给予帮助，薄一波，由邓小平帮助。

所有这些都是围绕一个中心──达到「和平会议」，极力避免毛泽东回京处理。

二、高岗发难与毛、刘分歧

中共党内发生像高岗如此明目张胆地要拱倒中央核心中第二、三把手的事，此前是绝无仅有的。对这样的重大事件，毛泽东作为第一把手为何极力採取回避姿态？显然事出有因。首先是与毛泽东对刘少奇、周恩来在建设新民主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的严重不满，并公开进行批评和组织处置有关。

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夺取全国胜利以后，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这个新民主主义社会将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当时估计是二三十年，然后再採取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严重步骤。这是从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到1949年制订《共同纲领》期间，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共识。但对於刘少奇1949年在天津与资本家谈话说，在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的剥削对社会的发展是有功劳的；1950年，当东北局提出党员发展成富农怎么办时，刘少奇指出：「认为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思想。」2东北即使有一万党员发展成富农也不可怕，这个问题提得早了；1951年，刘少奇又明确指出，党在现阶段的任务，是为「巩固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而斗争」；同年，刘少奇批评中共山西省委提出组织合作社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农民的个体私有制的主张，「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1952年底，薄一波主持的政务院财政部制订的新税制，取消了对合作社经济的优待，薄在《人民日报》社论中又写上了「公私纳税一律平等」的话，新税制经政务院批准颁布执行后又引起物价风波等，毛泽东都是极不满意的。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高岗在收到刘少奇1950年1月关於东北富农党员的谈话纪录后，「在北京面交毛主席，毛主席批给陈伯达看，对少奇同志谈话的不满形於颜色」3.1951年7月，刘少奇在党内公开批评山西省委的意见是「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后，毛泽东随即明确表示，他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

对新税制问题，毛泽东不但尖锐批评，而且上纲为「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指责政务院犯了「分散主义错误」。进而採取了一系列组织措施：195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颁布《中央关於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於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决定撤销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5月15日，以政务院名义发出《关於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财经部门的工作领导的通知》，决定将政务院所属的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程部、地质部、轻工业部和纺织部，划归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高岗领导。

5月19日，毛泽东要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检查1952年8月1日至1953年5月5日用中央和军委名义发出的电报和文件，是否有及有多少未经他看过的，把结果向他报告。毛强调指出：「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4这无疑是对实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的严厉指责。

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同时，把「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等作为党内的右倾思想进行批判。

这一切，不能不被高岗认为是毛对刘、周的不信任。

另一方面，1951年，高岗得知毛泽东表态支持山西省委关於互助合作的意见后，随即让秘书编造了一个关於东北农村生产互助运动的报告给毛泽东，於10月14日上送中央。毛泽东看了高岗的报告后十分讚赏，於17日批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并批示说5：

此件请阅，阅后请尚昆印成一个小册子，分送各中央局、分局、各省市区党委。同时发给中央各部门、中央政府各党组、此次到中央会议各同志及到全国委员会的各共产党员。

毛还代中央起草了一个批语：「中央认为高岗同志在这个报告中所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要求各地仿效执行6.1953年，在批判新税制的「错误」，撤销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的同时，调整了政务院领导的分工，周恩来除应负总责外，只具体分管外事口，然后又把政务院八个工业部的财经大权划给了国家计委主席高岗管辖。这种政治的贬褒、降升，对高岗来说，不能不认为含有弦外之音。

三、财经会议的「火」是毛点燃的

现在没有证据说明高岗拱倒刘、周的活动有毛泽东的授意，但高岗从1953年夏季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期间，到秋天南下游说，散布刘少奇已不为毛泽东所重视。毛主席打算让刘少奇搞「议会」（人大常委会），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由他（高岗）来搞政治局等，也很难说完全是空穴来风。财经会议上这把「火」就是毛泽东点起来的。

1953年夏季，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批判薄一波在新税制问题上的「错误」，实际上成了会议的主题。指定薄一波在大会上作检讨的是毛泽东。据《周恩来年谱》记载，7月11日，「向毛泽东彙报全国财经会议进行情况。鉴於一个月来一些与会者对新税制意见比较多等原因，毛泽东指示举行领导小组扩大会议，让薄一波在会上作公开检讨」。7月13-25日，根据毛泽东11日指示精神，周恩来「主持九次全国财经会议领导小组扩大会议。13日，薄一波作关於财政、金融、贸易政策和工作的检查。14日起，与会代表对薄一波进行批评与帮助。高岗、饶漱石借机鼓动别人猛烈攻击薄一波，使其成为「桌面斗争」的集中目标，会议气氛从此紧张起来」7.高岗在发言中，借批评薄一波的错误，直接引用刘少奇关於资本主义剥削、富农党员、批评山西省委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等一些观点进行批判，搞「批薄射刘」一套，并暗指刘少奇、周恩来都有自己的「圈圈」和「摊摊」。对所有这些，毛泽东除说过「不能把华北的几个同志说成宗派」8外，其他并未表态。只是会议温度居高不下，周恩来难以为会议做结论，毛泽东才让周把在外地的陈云和邓小平请回来转圜。8月12日，毛泽东到会讲话，严厉批评9：

新税制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它有利於资本主义，不利於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

毛泽东再次尖锐批评了所谓的「分散主义」。全国财经会议后，刘少奇於11月约陈云一起到高岗处，向高岗做自我批评，而高竟未有任何表示10.若无一定的政治压力，刘少奇没有必要去登门检讨；高岗若不摸底数，岂敢对刘少奇如此无礼。这表明，高岗在全国财经会议以后多方进行活动，显然与毛当时的政治态度是有关的。

可以用来证明的是，事隔十几年以后，在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当年高岗攻击刘少奇的这些「炮弹」又被重新搬了出来。1967年3月，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戚本禹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批判文章中，大肆攻击1949年刘少奇在天津与资本家的谈话，诬衊刘少奇是「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而奔走呼号」；1969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竟然把刘少奇关於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讲话和天津讲话作为「修正主义」的罪行，写进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与之同时，彭真、薄一波等曾被高岗说成是刘少奇圈圈的人──同时在白区工作过的人也统统被打倒。这显然不是巧合，而是有其潜在的必然联系。

四、出於无奈把高岗端了出来

高岗自恃腰板硬，对刘少奇登门检讨不予理睬，但终究还是缺少党内斗争的经验而走了「火」。这就是高岗除向职位比他低的人做了封官许愿外，为了争取陈云、邓小平的支持，竟然公开与陈云说甚么：「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11高岗这种非组织活动一旦被拿到桌面上来，显然就站不住脚。因此，当陈云、邓小平将高岗这种非组织活动向毛泽东报告以后，毛泽东就不得不考虑利弊得失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把高岗端了出来。这就是1953年12月19日，毛泽东召陈云、邓小平谈话，并指派陈云到上海、杭州、广州、武汉，向当地大区、中央局、中央分局负责同志通报高岗反对刘少奇、分裂党的问题12.24日，毛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13，并提议起草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这时，高岗才走了神，觉得事情严重了。为了安全过「关」，只得要求面见毛泽东。

本来，毛泽东提出搞一个增强党的团结的文件时，并未建议召开中央全会的事。1954年1月7日，毛泽东在对刘少奇送来的决定草案作了修改以后，给刘和书记处写了一封信14.信中建议：「此决议似宜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以示慎重。」时间以在一月下旬为宜。关於四中全会的方针，毛泽东明确交代，讨论加强党内团结问题的决议时，不要对任何人开展批评：「应尽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这说明，毛对高岗问题的基本意图是「保」高过关。与之同时，毛又敲打刘少奇一棒，在同一天单独给刘的信中，要他也在全会上作检讨15.以求得全局上的政治平衡。

在接到高岗19日的来信后，毛泽东於1月22日给刘少奇电报，再次重申16：

关於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这后一点我在1月7日致你和书记处各同志的信中已说到了。如你们同意这个方针，就请你们据此和到会同志事先商谈。

对高岗要求来杭州面商一事，毛把球踢给了刘少奇。毛并在电报中说：「全会开会在即，高岗同志不宜来此，他所要商量的问题，请你和恩来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

既然决定「保」高过关，又极力回避与高见面，看似矛盾，实际又是统一的。因为，高攻刘、周的问题，在政治上毛与高是一致的，毛是否要「倒」刘、周，不便妄加猜测，但进行「敲打」完全是事实。高的行动虽难说有毛直接授意，但是否一点瓜葛也没有？毛在与杨尚昆谈话前曾对高岗一事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对某同志若干个别错误的谈论曾发生错觉？在中共党内的最高层，由谁与高岗「谈论」过「某同志若干个别错误」，能使高岗「发生错觉」，因而引发出一场拱倒刘、周的非常行动呢？想必这就是避免「主回」的谜底。

可见，《杨尚昆日记》记载的：「避免对质，对具体事实不深究，讲到别人，暂不深问。力求避免主回。」其中确有难言之隐。

1954年2月6日至10日，由刘少奇主持的七届四中全会的进程，总体上是按毛泽东事先的指示进行的。稍有不同的是：会议开了五天（毛最初指示二天，后改为三四天）；发言者有四十四人（毛原意「说话人不要太多」）；对高岗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毛原意不开展批评）。与毛原来指示相反的是，在四中全会结束后，中央书记处决定立即分别召开高岗、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对证有关反对刘、周的活动事实，改变了毛泽东原来不让搞对质、不加深究的指示。如此重大的改变，若不是毛泽东本人的意见，刘少奇和周恩来是绝不会擅自作主的。那么，是甚么缘故促使毛泽东改变初衷了呢？这是须要进一步考证的历史之谜。

注释

1杨尚昆：《杨尚昆日记》（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页100-103.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页155.

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页198.

4毛泽东：〈关於用中央名义发文件、电报问题的信和批语〉，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页229-30.

5、6毛泽东：〈关於转发东北农村生产合作互助运动报告的批语〉，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页476；476-77.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页314.

8、10、11、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页170；189；192；191.

9毛泽东：〈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页90、92.

13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页147.

14、15毛泽东：〈关於建议召开七届四中全会问题给刘少奇等的信〉，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页432-33.

16毛泽东：〈关於高岗来信和七届四中全会的开会方针问题给刘少奇的电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页440-41.

林蕴晖1992年退休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教授。近着有：《走出误区──我观共和国之路》。

近日，成都军区空军某部在帮村民清理废墟时，从垮塌的猪圈中扒出一头活着的猪，它已经在废墟中被埋了整整36天。虽说这是发生在动物身上的奇迹，仍然让人振奋不已。许多网友毫不吝惜赞美地称之为“猪界英雄”，强烈呼吁“刀下留猪”。

故事说到这里，本来很完美。对于生命的珍惜本就不应分人道、畜道。人们的感动，实在不只是为一头顽强的猪，也是对生命的一种礼赞。动物保护主义者或许还认为，关爱动物就是关爱人类自己。不过，接下来的事情却充满戏剧性，从而将本来很美好的故事引向荒谬之路——成都建川博物馆闻悉此事，立即决定收养这头猪，并给它起名“朱坚强”（小名36娃儿）。博物馆承诺，一定善待这头用生命记录了抗震救灾的猪，养它到老。

博物馆接手“朱坚强”，可能也是被这头勇敢的猪所感动。但这一举动明确包含另一层意思，即将“朱坚强”树为典型，以此记录和反映伟大的抗震救灾。以各种形式记录和纪念抗震救灾当然没错，是否有必要拉“朱坚强”入伙却值得商榷。

“朱坚强”的确了不起，但它能在废墟下强撑36天，一者靠的是生命的意志（更贴切的说法是动物的求生本能），二者是废墟的独特生存环境。特别是，原来猪圈垮塌后形成了一定活动空间，再加上堆放的木炭以及降雨使得维持生命成为可能。若非如此，再坚强的猪也撑不到那么多天。这是赞美“朱坚强”时必须注意的一个基本前提。而且，以事实为基础，并不妨碍“朱坚强”作为“猪界英雄”的意义。

与此同时，我更倾向于认为，那些为此而感动的人很可能是被自己感动了。这一切，更多只是人类的自我想像。在童话《夏洛的网》里，也讲了一则关于猪的故事——为了不让这头叫威伯的猪惨遭人类屠宰，它的朋友蜘蛛夏洛花了很大力气在蜘蛛网上织出“好猪”字样。结果，这被人们视为奇迹，并将这头名猪送往四处展览。在前往博览会接受人类给予的荣耀前，威伯对夏洛说了一句话：“我不过和一般的猪差不多而已。”（据肖毛译本）这则童话在赞美生命与友谊的同时，狠狠地嘲笑了一番那些愚昧无知的人。因为，人类加诸威伯身上的一切赞美和荣誉，不过出于一种不可救药的、虚妄的假想。

考虑到“朱坚强”在废墟下成功“自救”乃无可争议的事实，这一次人们的感动还可算是“合理的想像”。但是，在想像的基础上抓典型，甚至试图拿来起到教化作用，就只能说是愚不可及了。这不仅是片面追求煽情而忽视事实本身，更反映了个别人热衷于树榜样、搞教化的心态。当然，这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只是这一次，树典型树到猪头上，真是让人哭笑不得。我还真不知道，这家博物馆在场馆里养猪能有多大意义？这又能为宣传抗震救灾做什么？难道在猪圈上写下：这就是那头在废墟下存活了36天的猪？！“朱坚强”有着强烈的求生欲望，也许更重要的是，它比别的猪幸运。说到底，它并不懂得何谓高尚，也无法迎合抗震救灾所宣扬的友爱互助的主旋律。所以，即便人们乐于将此看作是生命的奇迹，也请不要忘记：“朱坚强”只是一头猪！

习近平访问北韩，肉麻地对金正日说：“这次访问朝鲜，是我到中央工作以后首次出访的的第一站。”这是中国方面给予北韩的最高荣誉吗？习近平还代胡锦涛传话说：“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新一届领导集体一如既往地重视发展中朝友好关系。”这是中国方面给四面楚歌的北韩的强心针吗？是的，既然毛主席教导说“对同志要像夏天般炽热”，习近平自然不能对“老一代领导人亲手缔造和培育的中朝友谊”等闲视之。

那么，习近平真的想以北韩为师吗？

几年前，胡锦涛曾经在一次内部讲话中宣称，中共的宣传部门要向北韩和古巴学习，学习他们如何“防民之口，如同防止川”，学习他们如何“举国齐喑、道路以目”。北韩是残存的寥寥无几的共产党国家中最原教旨主义的国家，北韩是世界上最大的监狱，在毛泽东时代打下思想底色的胡锦涛，对其当然充满了艳羡之情。可惜他没有魄力和本事，将中国“北韩化”或“毛化”。于是，他只好隔江祝福，无偿援助，搜捕难民，以此表达对这个国力上的“小兄弟”、精神上的“老大哥”的敬意。虽然前几年北韩当局悍然实施核爆，事先根本没有照会中国，让中共颜面尽失，但胡锦涛仍然是打碎了牙齿往肚子里吞，多次与金正日热烈拥抱，亲密如同性恋情侣。

此次习近平首次以“第四代领导核心”的身份出访，第一站不是欧美，而是北韩，再次坐实了我早先的“中共已无改革派”的判断。访问北韩，曾经是八十年代改革派领袖赵紫阳的“断魂之旅”。赵紫阳在北韩的几天时间访问，可谓一无所获；但当他回到北京的时候，已经物是人非。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与蠢蠢欲动的顽固派针锋相对，赵紫阳失去了控制大局的先机，出局的命运无法挽回。可见，访问北韩乃是一步贻害全局的“死棋”。

如今，习近平访问北韩，当然是领受了胡锦涛的命令，而不是他的主动请缨，他本人乃是身不由己。如果他的父亲、党内开明派元老习仲勋还在世的话，我相信习仲勋一定会阻止儿子的此次“脏脚之行”。习仲勋与胡耀邦、赵紫阳共事多年，对北韩之行如何让赵紫阳“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天宝往事”知晓得一清二楚，当然也不愿眼睁睁地看着儿子重蹈覆辙。

可惜，老父已逝，习近平身边缺乏高人指点，作为如履薄冰的王储，他只能对胡锦涛的安排亦步亦趋。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此次北韩之旅，乃是污名之旅：只有名声狼籍者，才是我们这个圈子中的兄弟；只有成为金正日的朋友，才能成为胡锦涛的接班人。这就是黑帮的潜规则之一：想要上梁山，先纳投名状。于是，不管如何心不甘、情不愿，习近平也只得与豺声狼顾的金日成称兄道弟，把酒言欢。

“男女人”？这究竟是男人，是女人，还是其他什么玩意？

不知所云，一头雾水，是吧？不过，不要着急，看完我这篇小文章，你就豁然开朗，甚至能够举一反三了。

还是个职业驾驶员的时候，有年年底，我所在的车队召开民主评议会，内容就一个：无记名投票，选举当年的优秀工作者。

主持民主评议会的教导员把什么都交代完毕后，似乎只是自言自语地咕噜了一句：我看，除了某某某，其他的人，即使报上去，批下来的可能性也不大。

可是，唱票的结果，教导员非正式”推荐”的某某某却还是落选了。

教导员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你们有你们的民主，我还有我的集中嘛。

“集中”的结果，就是教导员青睐的某某某成功”优秀”了一把。

事情不大，但对于我这颗好琢磨，好开小差的脑袋瓜来说，却启发不小。因为在此之前，我对于”高度民主”，对于”民主集中制”等特色词语，看着没什么不顺眼，想着也没什么不合理的地方。不仅如此，我还曾经这样想过：你的只是民主，我的却是高度民主，有高度，总比没有高度好啊。就象房子，就象西瓜，高大的，它怎么也比矮小的适用、值钱。

民主集中制，给人的感觉还真不错。你我茅茨蒿草，吃过几两盐巴，走过几座桥梁，如今，有能人，有见义勇为者在关键地方，在关键时刻为你把关，为你排忧解难，为你分担责任，多么好的美事。真难为人家了。

如今，教导员对民主集中制的活学活用启发了我，让我茅塞顿开：敢情他这一集中，我们手上原先看似拥有的民主权利，就这样轻而易举、举重若轻地被他”集中”掉了啊！

继而，我触类旁通：这民主就是民主，什么高度民主，什么民主集中制，加了词头词尾，它就失去民主的本义，就不是原汁原味的民主了。黄金分割、黄金比例的要义在于，它是不能随意增减的：增之一分则多，减之一分则少。几千年前的庄子也明白这个道理：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孔子的说法是：过犹不及。

打一个有些别扭的比方，那就是：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男女人，女男人，还是人吗？充其量，是令人不敢恭维的太监、人妖。

其实，对这一道理，这一常识，玩民主集中制的党是心知肚明的

。六七十年代，中苏大论战的时候，老大哥不是被小弟弟戴了个硕大无朋的帽子”苏修”——苏联共产党修正主义分子吗？是啊，马列主义就是马列主义，你怎么能按照你的愿望，按照你的需要对之随心所欲地”修正”它呢？放诸四海而皆准，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好玩意，被你”修正”了，那还是马列主义，还会具备原有的神圣性和特异功能吗？不批倒批臭你，我就不配自称马列主义政党！

还有什么后起之”秀”——作秀——的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类，其手法，其用心与高度民主，与民主集中制完全一致。不同之处在于，所谓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质上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之所以鸭子死了还要靠那张嘴巴硬撑着，人家是有自己不能一洗了之的难言之隐的。那就是血脉的正统性，衣钵的合法性，以及投鼠忌器，拔出萝卜带出泥等等。

看来，道理，是懂的；民主，人家也知道它是个人见人爱，很有号召力的，不可替代的好玩意。在野时，作叶公好龙状，在我们的会议上，报纸上，广播上打大民主旗号，这是特殊年代，特殊时期的需要。哼哼，都在朝了，你还与虎谋皮般地要我心口如一、表里如一地民主起来，你妄想把我打算永不变色的红色江山”民主”掉啊！

做你的大头梦，做你的白日梦去吧，你！

冉按：无条件爱国，已令不少衰人有枯木逢春之感；甚而一见“爱国”二字，就仿佛来了一粒伟哥那般亢奋。不管国家为何种制度，为何人所领导，自己如何受奴役，没有尊严，国家仿佛成了一颗万能的春药，无论何时何地，都能让他们来高潮。事实上国家只是利益共同体的一种组合——利益当然有显性与隐性，显性如人权、经济等，隐性如文化及族群身份认同等——那么每个人的利益与尊严都应该得到相当之保证，如不是这样，这样的国家就不是具有政治文明的现代国家。一个背离政治文明的非现代国家，你爱它的时候就得小心点，因为这样的爱可能爱来一把随时悬在自己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可能爱来一根又粗又壮的绳索，将你勒紧至死。六十年来不缺乏这样的实际例证。

胡适先生说爱国要不忘读书，爱国要讲理性，颇受那些为职业革命家所盅惑的学生所唾弃。事实上，不理性爱国，哪怕你喊着爱国的口号，甚至说要争取民主自由，可能最终会走向你追求的反面。当然更有可能的是，爱国只是个藉口，民主自由只是幌子，争取一小撮专制者自己的利益才是他们皮袍下面的小，对比笑蜀兄所编的《历史的先声》，我们不难看出历史的吊诡和现实的惨痛。我们一向以为日本军国主义教学生爱国，一定是煽动而不理智的，是灌输军国思想而不及正常思维的。事实上，在日本教育中虽不乏盲目爱国主义因素，但在明治、大正时期，他们却也有相对理性的一面。我们以为他们的杀人嗜血是其来有自，是完全出自教育的结果，其实军国主义教育只是在昭和后才变本加厉而已。当然不管怎样讲，日本和中国的教育，在彼时都是国家至上主义的教育观，所以日本后来走向法西斯主义教育（军国主义教育），而中国走向共产主义教育（专制主义的爱国教育），这两者都是在国家主义教育观这颗大树下所结出的殊途同归的苦果与毒瘤。不过，二战以后日本的教育目的观，已然有很大的改变，而当今之中国依旧在变种的共产主义专制教育下，学生频频遭受愚弄。国家主义教育观将国家看得至高无上，看得玄乎其乎，神乎其神，其目的就是裭夺民众的民主自由权利而已。国家云乎哉，国家变成一些人堂而皇之侵犯他人权益的监狱也。

现将星期日（6月22日）于旧书市场所搜的线装《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商务印书馆1911年8月初版，1913年2月18版）第六册（在下收了不百年来的语文教科书，正在做一个《百年中国语文教材变迁》的研究），其中第三十二课《学生之爱国》全录如下，以给现代中国盲动的民族主义爱国愤青一帖止泻药。

2008年6月25日7：52分于成都

第三十二学生之爱国

日俄战争之初起也，日本人心愤激，争效命于疆场。在校学生遇将士出征，必列队送或投私财以助军费，七八龄之童子亦然。文部省惧其以此废业也，乃发令告谕之。其辞曰：

“国民奋其忠勇之精神，捧其满腔之势血，为海陆军之后援，固属当然之事。至于悬念战事而废本业，虽曰爱国之至情，决非策之得也。吾愿从事教育者，当无变其平日沉著之度，热心诚意，尽力厥职。盖此次事变，所关甚大。教育者当使青年男女共知，将来国家之所负之责任必更重大，我国民欲尽此重大责任，全恃在学时代专心一意，修养其身心而已。

我忠勇之海陆军人，为国家誓死赴战，生徒欲表其同情，相率欢送，虽无不可，若因此辍学，费其贵重之时光，则非忠勇军人所期望于在学之男女者也。

学生所助军费，果皆出于自己节省之资财，忠爱之情既属可嘉，且以此养成节俭之美风，尤为有益。若以捐助为名高，而要求于父兄，则大不可，即国家亦不愿受之矣。

今日所以与俄交兵者，为后来永远和平之计也。凡我学生不可客气（疑为“意气”之误——冉注）用事，若对俄人而肆口嘲骂，或并及于他外国人，此尤宜切戒者也。

要之在教育之任者，于此之时，当视平时尤为奋励，国家所期望于教育者在此。教育者所以报国家之道亦在此。“

呜呼！观于日本学生之所以为，我少年其亦动爱国之心乎？观于日本文部省之所言，我少年其亦知所以爱国之道乎？今者强邻逼处，国步之艰难，百倍日本。我爱国少年，其亦知自奋于学问，以为他日担任国事之预备，则国家之幸也。

在汶川大地震中，都江堰新建小学有近三百名学生不幸丧生。他们的家长向地方教育局示威请愿，要求对豆腐渣教学楼的坍塌，给个说法。有个市委干部出劝阻他们，说，“请相信共产党”。

刚开始时，这些家长一定还是相信共产党的。不是吗，温家宝三进震区，满眼热泪，指示官兵，一定要把他们的孩子救出。中南海怀仁堂前，中国最有权势的人们，齐刷刷地向地震中遇难的百姓，也包括他们的孩子，鞠躬致哀。而这些家长丧子的椎心刺骨般的痛苦，最初也得到中共媒体的报道，让全国民众感同身受。

这些家长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是天灾更是人祸，使他们和自己的孩子，永远阴阳两隔。他们在埋葬孩子的废墟中，亲眼看到了细得像铁丝一样的钢筋，碎得像粉末一样的混凝土。他们也亲眼看到，在坍塌的学校旁边，政府建筑物屹立不倒。面对这些如山的铁证，他们希望，共产党为他们作主，惩罚那些造成这些死难的奸商和贪官。

可是他们很快就失望了。余震还在继续，可共产党的脸已经变了。海外赞扬中共开放外国记者采访地震现场，几乎话音刚落，采访学生家长的外国记者，就被公安强行驱赶。中共甚至启动镇压职能，封锁倒塌的学校，驱散示威活动，拘押示威家长，逮捕对豆腐渣学校提出质疑的自由撰稿人。

中共为什么变脸呢？因为如果认真追索学校坍塌的原因，将会扯出一条长长的责任链，现行体制的种种弊端，有法不依，有规不循，渎职、行贿、腐败，无一不暴露在世人面前，而中央政府的教育改革和教育政策的失败，更是难辞其咎。《财经》杂志记者在专题报道《校舍忧思录》中，对这条责任链，做了刨根问底的追究。

在这条责任链中，承包商、当地政府、教育部门和中央政府，都对学生的死亡，负有责任。乡政府想要少花钱多办事，就省去了校舍设计费用，甚至复印邻近学校的设计图。建筑商通过关系，获得工程，还要想办法把“蚊子榨出油来”。教育部门既当投资人，又当建筑工程管理人，还是监理人和质检人，几乎不受监督。

而中央政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实行“农民教育农民办”，把农村教育的重担，推给乡政府和农民，乡政府再通过向农民横征暴敛筹集办学资金。乡政府不堪重负，农民苦不堪言，而最倒霉的是孩子。孩子们上不起学，中途辍学，在危房中，在泥屋中苦读的例子，比比皆是。

在责任链中负有责任的每一方，本该反思与检讨，避免重蹈覆辙，但他们却在推卸责任。承包商把责任推到提供设计图的教育部门，当地教育部门则把所有责任推到特大地震和校舍的特殊结构上。地方政府把责任推到质量检查单位，而中央政府则把责任推给有法不依，有规不循的地方政府。

人们都知道，中国有一句响亮的口号，“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可是，豆腐渣学校的坍塌和数千孩子的死亡充分证明了，穷的是教育，苦的是孩子。一个教育投资比例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低于欠发达国家的一个盛世大国，穷其教育，苦其孩子，却每年花三千亿公款吃吃喝喝。这样的大国会有光明的未来吗？

总之，豆腐渣学校的坍塌，暴露了现行体制的弊端和政策失败，中共必须对此进行全面的检讨与反思。不知反省，只知卸责，并对死难学生的家长，施用镇压机器，是极端愚蠢的举动。中共对此如果处理不当，最后的问题，就不是民众相信不相信共产党的问题了。

关于苏青，人们一度囿于张爱玲评价的“伟大的单纯”，多论述她“充满生活情趣的热闹人生的，世俗而无所顾忌”的一面，而我却认为，苏青始终如一的关心女性的实际生存地位、自觉地从女性角度观照人生百态，更值得女性文学研究者们大书特书。

在那个特殊反常的时代，溢满动荡惶惶的空气，苏青无法选择乱世，但可以选择做个“乱世里的盛世的人”，掩盖不住的是她那“紧凑明倩的眉眼里”“一种横了心的锋棱”，即要活下去就豁出去的智慧。面对“有些心酸，但却不能使人号啕大哭”的平常人生，苏青多的是俯就，而少了些执著。

一

如果没有丈夫的那一记耳光，也许就没有日后文坛上的苏青。丈夫的回心转意既迟迟无期，幼子的嗷嗷待哺却刻不容缓，“如何是好呢？我只得又想到投稿了”，对于写作，她没有冠冕堂皇的理由，“投稿的目的纯粹为了需要钱”。

她少年丧父，家道中落，因为经济问题差点耽误求学，当然使她对钱有了不一样的看法，没有困顿过的人是不会理解没有钱的辛酸的。中年遭受婚变，下有三个孩子，上有老母在堂，苏青单身一人来应对严峻的现实，如何顺应物欲横流、如何解决温饱问题才是最关键的。就算文人的天性让她向往浪漫，可环境绝对让她牢牢地脚踩现实。她在《如何生活下去》说到：“我要活。如何生活下去，正在设想着……”开门七件事，样样都要钱，叫她怎么能不谈阿堵物、清高脱俗起来？她一度在伪上海市政府任职员和发表文章不问地方，向为世人诟病。然而，肚子饿才是最大的真理，“据说艺术家之类是应该‘爱惜羽毛’的，但我实实在在却只求果腹，换句话说便是‘吃饭第一’，试问身先不存，毛将焉附？”被迫出家门的苏青要结结实实地在社会上生存，没有现成的少奶奶可以做了，当然要辛辛苦苦的赚铜钿。她学得精明，还被人讥为“犹太作家”，可是她的精明也“只是自卫的，从来没有想过要侵占别人的利益”。她以一个自食其力的职业女性身份坦然面对大家，尽管“也可能用不正当的手段换得较好的物质享受”，“然而我没有这样做，因为我有自尊及尊重别人的心”。苏青的可爱也在于此，她毫不掩饰对“铜钿”的爱好，却又不让人讨厌。

“生在现在，要继续活下去而且活得称心，真是难，就像‘双手劈开生死路’那样的艰难巨大的事，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对于物质生活、生命的本身，能够多一点明了与爱悦，也是应当的，而对于我，苏青就象征了物质生活。”孤高冷傲的张爱玲如是说。

上世纪四十年代，在上海战乱的背景和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很多知识分子一时找不到人生的理想支点，不得不重新进行身份定位，不少人选择遁入市民行列，把目光投向现世人生，重视日常、安稳、可靠的东西。所以张爱玲说：“我是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宣布要“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寻找实际的人生”。苏青更是率直地感慨：“我很羡慕一般的能够为民族国家、革命、文化或艺术而写作的人，近年来，我是常常为着生活而写作的。”

在苏青小说里活跃的也是“为生存而生存”的人物：符小眉、苏怀青等；而在散文中，她也自有她的“俗人哲学”。她在《道德论——俗人哲学之一》中开篇就把王弼对“道德”的注疏“道者，物之所由也，德者，物之所得也，由之乃得”中的“物”改为“人”，确认道德首先是利益的驱使，与人天性中的“趋利避害”是相一致的：“我相信人类与其他动物一样，乃是有着求生避死、求乐避苦的天然欲望的。”而道德的本意是让人得利，得好处。“人有利可得始去由之，没有好处又哪个高兴去由他妈的呢？”这种“有好处”论彻底颠覆了人们素来称赞的尾生伯姬的守信守礼、比干申生的尽忠尽孝。

鲁迅曾说：“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上海日益发达的商品经济将日常生活、吃喝拉撒睡等推举到了本体性的地位，为传统所不容的利己主义、拜金主义在这里最有市场。海上文人对金钱的态度是开通的，受掣于商品经济规律的“实惠性”亦蔓延于文人中，“文人在上海，上海社会的支持生活的困难自然不得不影响到文人……再一层，在上海的文人不容易找副业（也许应该说正业），不但教授没份，甚至起码的事情都不容易找，于是在上海的文人更急迫的要钱”。

一如前文张爱玲所说的她们那代人对于物质的爱悦，作为新一代物质女郎，她们固然不欣赏“损人利己”，同时也不愿意面对“损己不利人”的虚妄。她们用自己的语言重新诠释一切：没有了纯情天真的少女，只有七巧、薇龙等早熟精明的都市女郎。不断滋生的“个人本位”开始替代传统的“人伦本位”，如苏青的散文中神圣如道德，也得为个人服务才行，“讲道德，守道德，总也得弄出些于人有好处的效果来才是”，她以比传统文人更为坦诚的目光直视人求生避死、求乐避苦的天然欲望，痛直地喊出了“我们是人，人的利他是要索代价的”，“幸福乃吾人之唯一要求，而道德无非是致幸福的工具而已”。

二

在阿波罗神庙的入口写着“认识你自己”几个大字，很长一段时间里，女性创作都无法正视自己，她们更多的在男性话语中繁衍，正所谓“男性为自己创造了女性的形象，女性则模仿这个形象创造了自己”（尼采语）。女性“按照男性的愿望和意志被造就”的社会性掩盖了她的个体性，某种程度上已经被符号化了。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谈到“女性神话”时曾明确提出这个问题：女性神话把女性放在了一个概念化了的、超自然的观念的世界里，掩盖了分散在具体时空里的一个个具体的女人的真实面貌。这尤其体现在男性作家们创造的一系列“圣母”型女性形象上。但是事实上“神话的路对每个女人都是堵死了的，每个女人归根到底还是得独自面对自己的存在”，所以波伏娃说：“在现实中的关系越具体，就越少被神化。”

从现实出发，从以“生”为本的实用价值观出发，苏青已日益学会在现实的物质关系中重新叩问女性的意义。她笔下女性固有的母性不再是神圣不可攀的：“我相信就是爱孩子也须先自维持生存，自己连生存都不能够了，又拿什么去爱他们呢？”（《再论离婚》）她甚至以“婴儿需要吃奶的程度比需要母亲来吻他的程度高”推断出“精神的爱没有物质来补足，还是支持不下去的”（《救救孩子》）。对于传统颂扬的伟大母爱，她自有见解：“因为女子的世界太狭窄了……因此大半生光阴就非用来爱孩子不可”，“要是一个男人肯天天陪着太太上馆子、看电影，或干些别的玩意儿，那时女人定会嫌憎孩子累赘，母爱起码得打个七折”（《论女子交友》）。《牺牲论》里说有个病重的妇人挣扎着为幼儿取食，倒地而死。人多赞美她的牺牲精神。但苏青却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孩子嚷着要吃的是什么东西？如果吃不吃都没有太大关系，犯得着拼上性命吗？这位具有牺牲精神的母亲，在她眼中竟成了不智之人。

苏青朴素地从合乎自己需要、对自己有利的角度出发，琐琐碎碎地跟我们讨论穿衣吃饭、伺夫弄儿。她在还原女性原生性和世俗性的同时拒绝了超现实的家庭神话和虚幻的女性本质：什么是婚姻的基础？不是爱情，是物质。要求男人爱情专一永久办不到，“但只要丈夫能边哄边给钱，也就算了”。促使离婚的两个条件“丈夫动手殴打和故意作难不给生活费”中起决定作用的恐怕还是后者；为什么要讲男女平等？男与女本来就是不同的，“凡男人所有的并不都是好的；凡男人所能享受的，女人也并不一定感到受用”，“一个女人需要选举权、罢免权的程度，决不会比她需要月经期内的休息权更切”；什么是幸福？“幸福乃满足自身的需要之谓，不是削足适履，把人家所使用的东西硬来满足自己不尽相同的需要”……婚姻、平等、幸福这些神圣而崇高的字眼都在她的议论中一一脱冕。

苏青其实没有颠覆的野心，更无意什么观点的确立和张扬，她是以生计为重的自说自话的妇人，她感性地提出“要合算”、要“有好处”这些生存法规，更多的是为自己解说。她只是懵懂地表示对一直以来宣扬的“光荣”、“伟大”、“舍生取义”等的质疑，以及对封建“人伦本位”的不敬。确实，随着上海都市的发展，一切神圣的传统变得不那么神圣了，正如老黑格尔说的，一切社会的进步总是以“恶”为代价的。在上海这个大熔炉中，物化的价值观决定了金钱在都市至高无上的地位，为适应都市规则，市民必须使用相应的生存策略，变得实际起来。比方说上海的月份牌美女？押在月份牌中，特定的时代、历史机遇、主人公、地域等外在条件都变得无足轻重了，而重要的是其中富足而悠然的生活方式，及所带来的一种价值观念。所以我们不难理解在那个高喊女子解放、争做出走娜拉的年代，苏青特别抗议：“娜拉可是易卜生的理想，不是易卜生太太的理想……身为女子，怎可轻信人家谰言，不待预备好一个合理的社会环境，便嚷嚷跑出家庭，跑出家庭呢？”

三

苏青曾写过一篇《自己的房间》，叙述对物质生存和精神发展双重空间的渴求。有趣的是，英国现代女权主义作家伍尔芙1929年著名的讲演集也叫《自己的房间》，其中说，一个女人要想从事文学创作，“一定要有钱，还要有自己的房子”。伍尔芙觉得“一定要有钱”是职业女文人的首要条件。而苏青从来没有终身写作的愿望，她是愿意有所依附的，“只要有千年不散的宴席，叫她像《红楼梦》里的孙媳妇那么辛苦地在旁边照应人家吃菜，她也可以忙得兴兴头头”。离婚后她干过编辑、秘书、教师等工作，经济上虽然独立，精神上却没有也不想摆脱对男人的依赖。“假如女人在职业及经济上与男人平等了，我恐怕她们将失去了被屈抑的快乐，这是有失阴阳之道的……我有这样的感觉，倘若同男的一块出去，费用叫我会钞，我就觉得很骄傲，可是同时也稍微有些悲哀，因为已经失去被保护的权利了。”

“新式女人的自由她也要，旧式女人的权利她也要，这是一般新女性的悲剧”，也是苏青的悲剧。

苏青是矛盾的，她是新旧交替时代的那个尴尬人。她挣不脱倚赖男人的旧套，“女朋友至多只能懂得，要是男朋友才能够安慰呀”。少女时代她的梦想是像《三国演义》中赵子龙一样白衣飘飘的英雄，长大后的理想爱人则普通得多：比她大，比她强，有男子汉气，即使官派一点也不妨，还要有点落拓不羁……她也没有做自由新文人的洒脱，当她不得已步入社会，男人们对她收回权利也收回了责任时，她却借《续结婚十年》苏怀青之口，难掩愤怒：“他们（男人）都是骗我的……辛辛苦苦一场空呀”，“我恨他们，恨一切的男人，我是一个如此不值得争取的女人吗？”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可是男人，往往是叫人失望的，苏青不得不悲哀地承认“男人都是靠不住的，还是金钱和孩子着实些”。历经坎坷的萧红曾道破天机：女性的天空是低垂的，女性的翅膀是无力的。所以处于悬空状态的女人总想抓住点什么，哪怕是一根稻草。顺风顺雨的冰心当然看不到人生还有抓不牢男人抓紧钱袋的悲凉一面。冰心笔下的女人是神化了的“真”、“善”、“美”：“世界上若没有女人，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关于女人》）。在苏青的作品中找不到这种对女人的溢美之词，她把女人看得很透，对于女人的缺点、弱性太了解，却又不能超脱。

当代亦舒的小说《喜宝》说，一个女人，首先需要的是很多很多的爱，如果没有很多很多的爱，就要很多很多钱，如果两者都没有，就企求健康。大约女子对物质的欲望，都源于“爱”的匮乏。“究竟是安稳的普通人生、‘与子携老’的日常生活对于动荡的中国现代历史就像一段传奇呢，还是‘现代’及现代历史对于中国的日常生活是个传奇？”如果回到沦陷区这一特殊的时空中，我们可以看到历史给出的答案更趋向于前者。对于苏青、张爱玲这代人，普通人的日常幸福及其背后文化渐成“传奇”。美满幸福家庭既遥遥如彼岸之花，所以苏青转身拥抱物质社会。与其说苏青“谋生之外也谋爱”，不如说她是“谋爱不成才谋生”，因为没有爱，所以她微笑的眼睛里才有一种藐视一切的风情，所以她才对琐碎的物质津津乐道。但在这看似旷达的背后其实是辛酸。苏青的悲哀是真切的，做一个女人，看着房里的每一样东西，包括小钉子，都是自己一手买的，又有什么乐趣可言呢？

人必须生活着，爱才能有所依附，面对强大的压迫用自己的智慧怡然活下去是苏青的哲学，这种哲学既不伟大也不深刻，背后甚至隐伏着漏洞和危机。但苏青本来就不是英雄，她只是那个时代广大负荷者中的一员，她“诚恳的忠实于一个井底之蛙的见识”，把焦点凝聚于一种经济、实用又不乏精致的大众化生活方式上，“繁荣的报业成全了她，庞大的市民读者成全了她”，她比英雄更能代表那个时代的重量。

读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印象深刻的一篇文章是《君子之交》——写收藏家张伯驹和章伯钧一家的交往。读过之后，感觉意犹未尽，寻觅张伯驹的传记，想更全面地了解他的一生。心有此想，挑灯夜读《一代名士张伯驹》，读过之后，没有料到是失望和遗憾。

应该说《一代名士张伯驹》把湮灭在历史烟云中的张伯驹挖掘出来，也写出了张伯驹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时代。作者任凤霞苦心经营多年，收集、采访获得张伯驹的第一手资料，基本上写出了符合传主的历史事实，比如毁家纾难收藏文物，建国后捐赠文物。但是，为像张伯驹这样的大家做传，写出神采实属不易。周汝昌在序言中也说作传是至难之事，作者写作《一代名士张伯驹》的出发点——“传其品，传其节，传其才德，传其神采，使其人跃跃然于纸上，令后世如目接耳亲”，也是毋庸质疑的。但是，我认为，《一代名士张伯驹》彰显了张伯驹的懿德和神采，同时也遮蔽了张伯驹。

《一代名士张伯驹》的行文基调是彰显张伯驹至死不渝的爱国精神。也许作者是宣传部的官员的缘故，整本书中贯穿着主旋律，文笔中多少有点宣传的意味。我觉得写1949年之前的那部分要比1949年后好。作为大收藏家的张伯驹捐献国宝的心理活动有点简单化，建国后说出的那些感恩戴德的话，有高大全之嫌，让人感觉有点别扭，程式化、脸谱化的处理，遮蔽了张真实的内心状态和精神的困境。作者虽然写出了张伯驹在反右和文革的处境，但并没有走进张伯驹的内心深处，也缺少丰富、生动的生活细节的支撑。我不怀疑张伯驹根据时代需要所说的“台词”，没错，就是台词，历史有时是一出大戏，让人身不由己，弦歌热烈处，情势所至，应景的台词，并不能代表他的心声。最清醒时是曲终人散之际。《一代名士张伯驹》所缺少的就是这种孤寂的时刻，属于张伯驹一个人的时刻。张伯驹藏而不藏，舍而不舍，散尽千金买文物，然后又捐赠给国家，说到底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意境，张伯驹的作为是典型文人的做派。拨高或者神话张伯驹，是对他的隔膜，并不是理解与尊重。

《一代名士张伯驹》写张伯驹的交游，不知道作者以什么标准取舍材料，书中重点突出了张伯驹与张大千、刘海粟、周汝昌的友情和交往。我觉得，写作为文物鉴藏大家的张伯驹，我想看到的是张伯驹与启功、王世襄、朱家溍的交游，然而书中付之阙如。《一代名士张伯驹》有一章节写张伯驹和袁克文（寒云）的交游，我恰好读到邓云乡写袁克文的一篇文章《寒云艺事》，有一段很有意思，抄录在此以补白：

张伯驹先生的父亲张镇芳氏，曾任河南都督，为袁项城的表弟。袁项城死后，张镇芳吊以诗曰：不文不武不君臣，不汉不胡又不新，不到九泉心不死，不能不算过来人。

有很多这样的材料，并不难收集。我觉得正是这样的有类《世说新语》的言行，才能准确、生动、传神地折射出民国的时代风情。可能是作者为张伯驹作传时，有自己的旨趣和判断，把这样能反映张伯驹和他同时代人风骨的东西放弃了。

《一代名士张伯驹》书中还有一处明显的文史差错。书中写张伯驹深感传统文化有中断的可能，他的晚年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和传播，一是成立中国韵文学会；一是成立中山书画诗词社，传习书法、绘画、诗词。作者举了一个例子，张伯驹下榻青岛的华侨饭店时，看到大厅挂着一副墨色青蛙图，张伯驹指出此画不符合画理处，作者写道：“画者显然未曾读过唐诗‘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诗句。”按，“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是宋诗人赵师秀的诗句。

如果把任凤霞笔下的张伯驹和章诒和笔下的张伯驹相比，我觉得后者笔下的张伯驹更可亲可感，更接近历史真相。期待更多版本的张伯驹的传记出现。潘洁（繁体）兹拜挽张伯驹曰：晋唐宝迹归人民，先生所爱，爱在民族，散百万金何曾自惜；丛碧遗编贻后世，夫子何求，求其知音，传二三子自足千秋。中州张伯驹这样的名士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孕育的通灵宝玉，他的人品和艺品，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神采和。胸襟坦荡，笔墨流芳，张伯驹是并不遥远的绝响，令人感怀和追念。

尽管《一代名士张伯驹》有不少令人失望的地方，毕竟展现了张伯驹又高贵又淡泊的一生，意识到张伯驹的独特价值，展现了他的人格魅力。在20世纪的动荡岁月里，张伯驹做到了临危不惧、宠辱不惊。即便是张伯驹的流年碎影、水上流年，也闪耀着穿透时空的文化的光芒，那是温暖中国人的文化记忆，也是20世纪中国的文化印记。

《一代名士张伯驹》 任凤霞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  36元

在国外那几天没事，读了不少西方媒体关于中国地震的报道，突然想起90年前卡夫卡写过的一篇荒诞小说《万里长城建造时》。小说的叙事者 “我”，一位中国的南方人，像许许多多的天朝百姓那样，在“苍穹几乎遮盖不了”的土地上修筑帝国的城墙。为如此广大的帝国修筑一座围墙，工程已浩大到超越任何一个个人的努力与想像。无数岁月里无数代人，永远激情澎湃，像蚂蚁那样劳动，毫无迟疑地牺牲，究竟是因为什么？那种将个人微弱的力量统一在一起的令人敬畏的、难以捉摸又难以抗拒的、坚定如一又变幻无常的集体意志，是令人羡慕，还是令人恐惧？

这种心态耐人寻味。卡夫卡的想象与困惑并不是他一个人的。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始终对东方奇迹般的“集体主义”感到吃惊。汶川大地震后，中国举国之力抗震救灾，无数解放军战士、无数灾区民众、无数志愿者、捐献人，表现出的赈灾壮举，再次让西方人看到那种东方式的、可敬又可怕的集体主义精神。我们注意到西方媒体关于四川地震的报道，主要内容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最初关于“事实”的描述，其中多表现出道德意义上的同情；二是关于“意义”的反思，道德意义上的同情淡化，文化反思出现，他们开始关注中国救灾活动中表现出来的“集体主义”与“爱国主义”热情；三是意识形态性宣传，在中国人的“集体主义”与“爱国主义”热情中，他们发现后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壁垒与中国威胁的阴影。

起初他们感动，既而开始反思，最后竟然发现恐惧。在西方媒体的相关报道中，我们总结出这三类反应。首先是感动。不论是CNN关于那位可敬的书记的感人事迹的报道，还是《时代》称赞“中国社会在救灾过程中显示出了高度的文明”，抗震救灾过程中中国人表现出的大勇无畏大爱无私，都让西方人看到了“人类精神最光辉灿烂的一面”。这种反应的精神基础是伦理意义，是人道主义与普世道德。像伏尔泰所理想的那样，世间原本只有好人与坏人的区别，没有法国人与中国人的区别。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像当年歌德所说的，人类不同民族在情感与人性深处是相通的。

这是最初的、直接的、纯粹情感性的反应。所谓“深度报道”尚未开始。如果有人在集体抒情的浪潮之外，进一步追问，那种面对灾难的无畏，面对他人的无我，究竟是因为勇敢还是懦弱，人道还是不人道？这种动人的壮举在哲学或文化价值上的意义是什么？困惑就开始出现了。西方人注意到一种令人震惊的集体主义激情，正通过抗震救灾运动席卷中国。这种激情的起点是高尚的道德意义上的利他主义与自我牺牲主义，而终点可能是危险的政治意义上的集体主义与集权主义。

我们注意到西方媒体关于四川地震最初的赞美之后，开始出现“深度的怀疑”。这种怀疑主要集中在抗震救灾运动的集体主义激情上。集体主义激情在本质上与西方现代文明的价值基础相矛盾，同时也唤起了西方传统的中国形象记忆。启蒙思想家奠定的西方现代文明价值基础强调个人，主张个人价值优先于群体，不管是国家还是社会价值。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拥有绝对的自由与幸福的权利。任何要为他人或汇集他人之名的集体牺牲个人的提法或主义，都是骗局。这是个被追问的哲学或文化价值的问题。如果每一个人都为他人牺牲，那么谁又是那个他人呢？如果每一个人都为他人的利益自我牺牲，个人最终变成牺牲品，那么谁来享用这种牺牲呢？如果他人成为空洞的集体，这一集体的名义是否可能被窃取？

西方现代文化在确认个人主义价值基础的同时，也开始在东方与古代寻找排斥性的“他者”。他们认为，集体主义道德为集权主义政治奠定了社会基础。西方现代文明是个人主义的，东方野蛮的专制主义是集体主义的。从波斯帝国到中华帝国的专制君主，总是别有用心地将暴政建立在民众无条件的自我牺牲精神上。而这种暴政的合法性总与巨大的灾难与巨大的运动相关，比如说治水。因为面对巨大的灾难，组织巨大的运动，都需要“把一切权力集中在一个指挥中心”，于是，专制帝国的不可思议的权力及其暴政就出现了。

巨大的灾难与抗灾的努力，可以让我们的心灵强大，但未必能让我们的思想强大。分析西方媒体有关中国的报道，关键不是看他们怎么说，而是揭示他们为什么这么说，其知识与价值的背景或根据是什么。在西方现代文化无意识中，集体的力量有洪水猛兽排山倒海的强大，这种力量既可能创造奇迹，也可能摧毁人。个人在集体激情运动中的高尚表现，往往不是因为无私与勇敢，而是因为无知与恐惧。个人意识不到个人的价值，仍在蒙昧中无谓地牺牲；巨大的灾难带来的恐惧难以承受更无法担当，懦弱恐惧的个人只能逃避到貌似高尚勇敢的集体主义中，寻求庇护与安全。

伦理区分善恶，政治区分敌我。普遍人性是普世人道主义的基础，在伦理道德层面使用它是高尚的，但在政治哲学上使用它则是幼稚的。当西方媒体开始在集体主义与集权主义意义上讨论中国抗震救灾事件时，这已经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伦理，也不仅是哲学与文化问题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哲学认为集体主义是“通往奴役之路”，不同形式的集体主义都将导致集权主义而所有的政治集权主义都以模糊的道德集体主义为基础。

西方在中国强大的抗震救灾运动中，看到集体主义与集权主义的强大，也看到这种强大中蕴涵的“中国威胁”。雷蒙？阿隆曾区分过三种不同的敌我意识，一是绝对敌我，二是政治敌我，三是价值敌我。绝对敌我表示一种似是而非的天生的憎恨，政治敌我的憎恨则是由一些具体的政治冲突与争端造成的，而价值敌我产生自伦理价值方面的差异。后冷战时代意识形态壁垒势必让西方将中国当作威胁。这种威胁有伦理道德意义上的，有文化价值意义上的，但更多是政治哲学意义上的。在抗震救灾的运动中表现出的那种洪流般的集体主义激情，可以让人战胜灾害、忘记痛苦，也可以转化为一种强大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力量，挑战西方霸权。

我们知道，西方人在西方、在西方的知识与价值体系中看中国，很难理解中国。尤其是中国的集体主义激情。那种由无数个人汇集起来的排山倒海的力量，修筑巴别塔、金字塔、万里长城的力量，究竟是怎样被调动的？人的天性像尘埃，是什么集体意志将个人组织在一次“伟大的工程”中，让他们感到自豪与兴奋，甚至体悟到生命的意义，勇于牺牲？是什么领袖的魅力，时而暴虐无常时而又和蔼可亲，让个人“深怀失望，又充满希望”，在顺从中获得自由，又在屈辱中感到尊重？《万里长城建造时》没有写完，卡夫卡在想象的尽头发现荒诞。

可是，如果西方很难理解中国，中国就可以理解西方吗？面对西方媒体上出现的三类反应或意见，我们不能只看他们说什么，还应该设法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说；了解他们面对中国、言说中国的知识与想象背景。简单反应，忽而喜悦忽而愤怒，幼稚的诅咒与欢呼，冲动的对立与敌意，都难以在这个世界上获得和平的生活。在日渐全球化的时代，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距离不再是地理的，而是心理的。

最后，问题是我们就真能够理解自己吗？灾难降临的那一刻，我们可能深刻地感受到生命的危浅与卑微，但万众一心的抗震救灾运动卷起的激情，很快就淹没了触及人性的沉痛，代之而起的是集体的狂奋。激情澎湃的人们为“兴邦”忘记了“多难”；为了“万众一心”忘记了“人各有志”；为了集体抒情忘记了个人思想；为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忘记了个人的自由与权利……

卡夫卡发现荒诞的地方正是思想无法进行的地方。太令人困惑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一旦有所依托有所尊崇，不管是集体还是皇帝，“……我们的生活就颇为自由，无拘无束。但这并不是不道德，在我所走过的地方我几乎从未遇到过比我的家乡更为纯洁的道德……”因为“半文明的教育把那多少世代以来深深打进人们头脑的信条奉为崇山，高高地围绕着它们起伏波动，这些信条虽然没有失去其永恒的真理，但在这种烟雾弥漫中，它们也是永远模糊不清的”。如果有一天有某人说出与大家不一致的话，我们就毫不留情地赶走他，于是，“大家开了心，并且跑回去享受美好的节日。古老的事情早已听到过，昔日的伤痛早已消弭。记得在我看来虽然乞丐的话无可辩驳地说出了恐怖的生活，但大家却笑着直摇头，什么也不愿听。我们这里的人就是这样来抹杀今天的现实的。”

这次四川的大地震，检验了我国各级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和身先士卒的崇高精神；表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怕牺牲连续作战顽强的传统作风和军民的鱼水情谊；张扬了全民捐款、献血的道德良知和崇高爱心。显示了从各地赶来的志愿者的大无畏的勇敢……有了这些，中华民族就会永远屹立世界之林。

可是在抗震救灾中也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就是网友对中外大公司“铁公鸡”们的批判。因为他们捐钱太少而受到网民们的一致讨伐。在这场全民的大讨论中出现了两个新词语，即“多数专政”和“道德绑架”。当初我不明白，“多数”意味着民主，“专政”意味着独裁，这本来是水火不相容的东西，怎么可以联系在一起呢？“道德绑架”也匪夷所思。想来想去，以历史的观点看，他们也是可以“同居共处”的。

我首先想到的是，中国的“三寸金莲”。这种“小脚文化”沿续了一千多年。它既违反了人类的生理规律，也违反了生产规律。辛亥革命后“民国”提倡“天足”，下令“放脚”，可是直到抗战初期的30年代，仍然流行小脚。当时相看媳妇是先看脚，后看脸的。姑娘长得再漂亮，只要是大脚就嫁不出去。如果当时举行民主——让公民投票的话，赞成“小脚文化”者，可能是多数。

接着我又想起头上辫子。人把头发梳成什么样子，本来是个人的爱好。可是清朝入关后，留不留清式大辫，是一个承不承认一个少数民族政权的政治问题。于是便出现了“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生死问题。如果当时在汉民地区“公民投票”，反对清式辫子的要占绝大多数。

可是过了二百多年，“辫子文化”形成的“审美习惯”固化了。“民国”开始后，到处派“剪辫子队”强迫人们剪辫子。我母亲对我说过：有一次父亲去赶集，因为怕遇见剪辫子队，把辫子盘在头上，用帽子盖严，结果还是被剪辫子队发现被剪掉了，回到家里，我母亲看也不敢看父亲：太难看了！男人怎么可以没有辫子呢？这时如果举行公民投票，大概赞成留辫子的会是大多数。

所以我对“少数服从多数”产生了怀疑。

从历史的进逞看，无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新的思想理论，新的发明创造，都是少数精英们。但并不为当时社会所接受。如果举行公民投票，都会被多数封杀的。有的先行者甚至为此牺牲了生命。

我们不是常说“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吗？

我又回忆起40年代的土地改革运动。这次运动有几个口号“贫雇农说了算”“贫雇农打天下，坐天下”，“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在这种极左思潮主导下，一个村级农民会，在开斗地主的大会时，就可以代替法院，有决定被对被斗象的生杀大权。后来因为“打杀人过多”，由中央下令纠正。

文革初期提倡“大民主”。林彪说：“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造反有理”的口号响彻云天，红卫兵们对当时的“当权派”在一个夜晚变成的“走资派”们，进行“打砸抢抓抄”。几个红卫兵一合计，就代表“多数”去抄某人的家，并进行审讯，逼供……

可是在“运动”之初，许多下级干部对自己的老领导是有感情的。他们对老革命、当权派，在一个夜晚之间变成的“走资派”和“阶级敌人”想不通。可是这在当时的背景下，造不造反，不仅是政治上落后，道德上也表现为怯弱保守。那些想不通的人，不参加造反组织呢？，又被大家指责为“消遥派”甚至是“保皇派”而受到孤立。所以在造反先锋红卫兵们的影响下，几乎全民都被“绑架”到运动的旋涡之中，形成了一次八级大地震。把政府机关搞瘫痪了，国家经济“频于崩溃”，到处有“打（被斗对象）砸（砸烂各级政府组织）抢（武器、档案）抓（人）抄（家）”无政府主义现象。

所以“多数”和“专政”是可以联系在一起的，“道德”也是可以被“绑架”的。

文化大革命以后，巴金先生在他的《随想录》中，写文章反省自己，说在过去的政治运动中，他违心地批判了胡风等老朋友，而深感忏悔。其实在我看来，巴金先生是不必的。因为面对这么大一个“胡风反革命集团”，在声势浩大的运动中，以巴金的地位而言，他怎么可以沉默呢？。这不仅是一个政治问题，同样也表一个道德问题。因为在历次政治运动风暴中，能顶得住的人，是很少的。当时你不整人，就会场被整。如果你为被整的人说几句公平话，立马会变成他的同党。所以“道德绑架”是存在的。

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者是不是可以施人呢？我以为也是不可以的。

可见要在多数民主、国家法制、人间感情、道德良知，仁爱宽容之间，要划清一个界限，是很不容易的。什么时候人们能够容忍不同意见，允许少数保留自己的思想观点，社会进步就会是一次大飞跃。

（韶华，原名周玉铭，河南省滑县庄子营村一个农民的儿子；只读过四年半书。在身量才有步枪那么高的时候，参加了八路军。当过宣传队员，连队文化教员1943——1945在冀鲁豫边区抗日第一中学学习。日本投降后赴东北，任《西满日报》随军记者。土地改革下了乡，抗美援朝过了江。在转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到辽宁省的大伙房水库和清河水库，任党委宣传部部长和副书记，长期体验生活。新中国建立后，曾任《东北文艺》副主编，辽宁省委宣传部文艺处长，辽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等职。1984年在全国第四次作家会员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1996年在第五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名誉委员。现为辽宁省作家协会顾问。主要作品有：《浪涛滚滚》、《燃烧的土地》《过渡年代》（上、下卷）、《三角红黄白》、《寻找悲壮》，长篇报告文学《说假话年代》，长篇纪实文学《做噩梦年代》，回忆录《一个人和一个世界》，《省委书记和他的秘书们》，短篇小说集《你要小心》《身边人物志》《巨人的故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