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越南电影《恋恋三季》，我很自然的将这部电影放置在了同一境遇中的中国电影的对立面。事实上，看任何一部外国电影，我都会将其置于中国电影的对立面。这样做的结果是，我越来越清楚的看到了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电影的深层缺陷，每一次，我都会在心底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
自80年代打开国门以来，中国电影的总体发展趋势是日益去中国化，在“人性，太人性”的所谓普世道路上自以为是的狂奔。吊诡的是，这条“人性，太人性”的所谓普世道路上世纪末以来越来越演变为知识分子电影与商业化电影二个对立的方向。事实上，知识分子电影与商业化电影本不一定是对立的，这其间有第三条路存在，许多外国电影在这条路上走得就很逍遥。而且，这条路也越来越成为国外影像的主要选择。以高度世俗化的影像表达严肃的人文思考，这自然需要大智慧以及自由的创作心态。无论是大智慧还是自由的创作心态，于满脑子利害算计的中国导演而言，都是极端匮乏的，所以，这第三条路，在中国，自然就不存在了。中国导演们代际之间壁垒分明，站在所谓知识分子与商业化的阵地上，斗鸡一般怒目相向，互相攻诘，比如第六代导演们对张艺谋等人垄断电影资源的公开指责，以及后者对前者的不屑，在在说明了中国电影二个方向的对立。然而，仔细考察这来自二个方向的电影影像，却不能不说，他们不过是皇家子弟手足相残，争的其实是同一把椅子，走的是同一条路。而所谓知识分子影像或商业化影像的区分，除了方便不着边际的影评外，其实只是兄弟二人此一时彼一时基于不同的话语策略攻击对方的帽子罢了。而真正的知识分子导演与商业化导演，在国外，都是彼此尊重的，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人文底线。事实上，在国外，也没有这样的划分，因为既然有着共同的人文底线，那么，无论是谁，都可以尝试拍任何种类的电影，这不过是一个个人的兴趣与选择问题。
然而，中国电影却始终存在着一个政治正确与否的问题。当然，世异时移，不同时期，同一个人所认定的政治正确却可以完全不同。上世纪80-90年代的张艺谋、陈凯歌，其实是以知识分子导演自诩的。他们自信自己的电影是知识分子电影，有着深刻的人文关怀。可是到了本世纪0年代，张陈转向，拍起了商业化电影，声称这是承担中国电影全球化的使命，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只能导致对大众缺乏真正的了解与同情，最终只能孤芳自赏，流于影像化的自渎。他们认为，电影人无权把自己置于观众之上，相反，应该是观众需要什么就拍什么。观众的需要自然是人性化的需要，而人性虽然包容了太多的内涵，却古今中外莫不相同，于是，伴随张陈电影全球化而来的，自然是影像内容的“人性，太人性”化。
张陈的转变不是偶然的，他们都是极端聪明的人，能够把握住时代的潮流，与时俱进，应时而拍。所以，中国电影的主流话语权近二十年基本上都掌握在他们几人手中。上世纪80-90年代，是一个思想启蒙的时代，在长久的蒙蔽之后，思想启蒙成为知识分子的强烈渴望，而政府的改革开放也需要与极端保守思想作斗争，于是，在政府的扶持与知识分子的推动下，思想启蒙汇成了时代的主潮。张陈感应时代的脉搏，相继拍出了一系列既为政府默许，也为知识分子击赏的电影，同时也最早引起了国外电影人的注意。张陈电影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先锋。他们自然而然赢得了中国电影的话语权。应当说，张陈为代表的这一代人在他们垄断中国电影话语权的漫长岁月里，他们还是拍过一些真正具有中国气派但又兼具人类性的片子的，比如《黄土地》《霸王别姬》等，但一则数量太少，二则这些电影包容了不同的方向，而张陈们却最终是沿着我们目前看到的这个灾难性的方向发展下来的。
时间进入本世纪0年代，随着中国国际政治地位的上升和经济实力的增长以及中国在各个领域日益与世界的接轨，中国在经济娱乐领域的全球化成为了一个基本的日常生活现实。与此相应，张陈电影又一次占据了时代的制高点，他们高举大众化与全球化的旗帜，娱乐大众，竞逐票房。而有关部门在院线上映，资金提供上的保驾护航，则是对其政治正确的最高奖赏。毫无疑问，中国电影的话语权，依旧把持在他们几人手中。这里有必要提一下的是冯小刚，这个人是以所谓获岁片起家的，也就是说他一开始就把娱乐大众作为自己的影像目的，所以，随着全球化进程在中国的日益推动，他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成为张陈之外的又一主流大导演，他的方向与张陈后来的转向一致。
从张陈的电影生涯来看，他们走了这样一条路：首先是以知识分子影像在知识分子小众圈内获得认同与支持，而后通过在外国电影节上斩获奖项成为国门洞开后事实上的首批文化大使，然后，同步或稍为滞后，获取当局的首肯，从而牢牢把持了中国电影的话语霸权。在拥有了中国电影的话语霸权后，张陈他们并没有止步不前，而是与时俱进，随时调整其电影话语的内涵，其实是始终揣摩迎合主流意识形态，自觉阉割自身影像中真正的人民性与人性深度。这种自我阉割在《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等影片中都有浓重的痕迹。当自我阉割的创痛弥合后，就有了本世纪0年代的张陈转向。也就是说，这种转向是他们对本世纪电影话语的重新阐释，是他们为继续操持电影话语权所做出的努力。无疑，他们又成功了。
张陈的转向看起来给人以面目全非之感，实际上，只要仔细分析一下他们转向前后的电影，我们就会发现，他们获取成功的秘诀从来就没有变化过，而这个秘诀在他们的电影话语里一直占据着逻各斯话语的至高地位。那就是，张陈电影从起步开始就一直保持着的对普遍人性的表达。所谓转向，其实是表达普遍人性的话语方式的变化。
张陈对表达普遍人性的热衷，是思想启蒙时代的产物，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在80年代之前，中国人对人性的命名简单粗糙之极，即人性就是阶级性与党性。而在这样的理解之下，人性在那个时代的表现，其荒凉野蛮丑陋肤浅是一个沉重而不堪承受的历史事实，他给中国人心灵上留下的伤害，现在也还没能厘清，更没有痊愈。也正是因为没能厘清那个时代人性话语的迷障，历史的伤痕在时间的尘埃下依旧血肉模糊，所以如今的人欲横流才有了其历史的根源。从这个角度看，当时的思想启蒙在人性观念上的理解、批判及阐发是不够深入全面的。而正是这种不够深入全面的人性话语成为了张陈的电影话语逻各斯，也决定了张陈从一开始就泥足深陷。
上世纪80年代，意识形态的拨乱反正，使关于人性问题的讨论，成为主要的启蒙话语之一。作为对阶级性与党性的反拨，人性的普遍性得到了肯定，人的欲望也因此成为普遍人性的内核得到了深度认可。而性欲由于总是能方便的表征人的生命力，受到了格外的重视。于是，抒写欲望，其实主要是抒写性欲的受挫与张扬成为那个时代的标志。但是，知识分子对人性的理解是有致命缺陷的：他们过于强调人性的普遍性，也过于强调人性的普遍化存在境遇——文化与伦理，从而将人性特殊的现实生存境遇尤其是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权力关系网络搁置起来。而这一点与另外一个启蒙话语文化反思话语相结合，使欲望的受挫与张扬都蒙上了一层古旧文化的外衣。当然，这层古旧文化外衣少有中国传统文化儒道释的典雅色彩。由于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先天不足，文化反思多局限在其形而下的层面——伦理文化与民俗文化的层面。于是，两种缺陷的结合，表现在电影中，使电影并不具备价值反思的意义，倒是具备了太多的人类学资料搜集和民俗学展览的意义。可悲的是，这正是其获奖的原因。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对于外国人来说，实在太神秘了。
人性与文化的结合是顺理成章的，因为人性探讨与文化寻根是当时知识分子话语的双驾马车。但是，人性并不等于欲望，欲望更不只是性欲，从人性到欲望再到性欲，人被减化成为了一般动物，当这个一般动物碰上文化，人就只能成为乱伦的生命，而文化永远只能承担起压抑欲望扭曲生命的罪责。如果这种欲望的载体足够自信，就会无视文化伦理的规训，一味的飞扬跋扈，我们将会看到性欲的自由满足总是伴随着性欲载体暴力与权力的狂欢。《红高粱》里的余司令就是这样一个一任性欲自由裸奔的生命。这样的生命，我们甚至不能说他是自然之子，因为自然之子不只有性欲的张扬，也有爱的渴望和表达。如果这种欲望的载体生性懦弱，在文化伦理的规训下，就只能隐忍委琐，我们将会看到性欲的间歇性满足往往带来更大的匮乏，于是，在性欲的满足与欠缺之间，总是迤逦展开着偷窥、自虐、变态乃至断袖龙阳的阴沉奇观。这一切，在《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中都有着充分的展示。而这样一味扭曲变态的生命，在让人感叹文化伦理可怕之余，总让人兴起生命的原生态是否本就如是，与文化无关的置疑。
但是，张陈这样的电影却一箭三雕，一举获取了三大权力话语的青睐。张陈获得知识分子话语的认可，是正常的，因为他们的电影本来就是知识分子人性话语与文化反思话语的影像版本。然而，他们能获得当局的默许与外国评委的认可却是出于完全相反的理解。这种悖反的理解建立在国内外权力话语读解中国历史与中国现实的强烈反差之上，这一反差体现了中国影像话语在地域政治学中的尴尬身份，将其归咎于中国与世界的距离是无力的，他其实昭示了导演们面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时无意乃至有意的身份迷失，是良知与理性的双重沦陷。
张陈的影像内容与现实很少具有存在意义上的关系，这并不是说张陈电影的情节设置全部都有意避开了现实政治的时间忌讳，这不是事实，他们的影像故事大部分发生于时间忌讳之外，但也有少数发生在时间忌讳之内。只是，无论内外，都与现实缺少存在意义上的生命纠葛。原因是张陈的表达重心始终在于人性与文化伦理的关系，而文化伦理一旦被启蒙话语置于反思与寻根的框架之内，反思与寻根主体却又无意表达追问人性的现实存在，追问人性所置身的权力关系结构的合理性，而只是基于机械人性论把刚刚过去的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人性表现完全归咎于历史文化的初始源头，仿佛人性千年不变，文化伦理亦千年不变，那么文化与伦理的影像载体就只能具有人类学资料和民俗学展览的意义。于是，文化与伦理就被切断了现实连续性，成为了人类学化石，而所谓人性的挣扎与沉沦，飞扬与奔腾也就成为了考古学意义上的还原与猜想。这样的影像内容被知识分子视为文化反思的成果，是他们得鱼忘筌本性的反应，他们从现实出发去寻找拯救现实的良方，他们似乎找到了良方，且沉醉在对良方的把玩之中，却忘记了现实。当然，也有可能是害怕现实的政治无意识的集体爆发。或者是在获得了一定的话语支配权后，他们的政治智慧让他们忘记了政治现实。
然则，这一切却是现实政治权力欣于看到的。既然生命的苦难与人性的现实生存境遇无关，既然生活的悲剧与现实权力结构无关，既然生命的苦难与生活的悲剧只是历史文化与古老伦理的产物，那么，从某种程度上说，现实政治伦理也是受害者，政治伦理刚刚过去的表现虽然糟糕，却只是一种出于好意的努力，其正在进行的努力则无庸置疑，应当得到无保留的支持和拥护。这是任何权力当局所信奉也希望所有人民信奉的遗忘政治学。于是，追问历史遗忘现在的张陈电影正好吻合了当局的现实政治伦理要求。然而，对于外国电影评委来说，张陈电影却绝不是无关现实的历史影像，对于这些外国人而言，张陈电影既是人类学资料与民俗学化石，也是东方大地上的现实文化伦理存在。隔着几十年的铁幕，隔着现代化与近代化的遥远距离，在他者的眼中，你的历史与现实是同一的，你同一的历史与现实不过都只是他者眼中的异域风情与人类学化石。对东方大陆现实生存艰难表达的关注与对这最新的人类学新资料的欣赏没有任何矛盾，作为他者，他们注定了要抹平一切异域影像的历史现实差异。这些西方现代化他者永远也想象不到，在他们以他者的权力之眼抹平影像中的历史现实差异之前，这些差异就已经被抹平了，因为，这些影像根本就没有丝毫现实表达的渴望，他们根本就只是历史。而且，可能还只是一种臆想的历史，谁又能说得出历史的真相呢？
就这样，在现实权力之眼的观照下，影像是纯粹历史的，符合遗忘政治学的伦理要求；而在他者权力之眼的观照下，影像却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又符合地域政治学的伦理关怀。而这种伦理关怀进一步引发了西方对东方大陆改革开放超乎寻常的关注与赞赏。于是，人性与文化无关现实的联姻却造就了张陈事实上的文化大使的身份，他们轻而易举而又莫名其妙的获得了中国电影的话语支配权。
在外国电影节获奖不是目的，只是手段。你的电影如果在国内永远只是处于地下状态，那么，少数人的认可是无用的，唯有权力当局的首肯才是获取电影话语权的资本。所以，依靠绝无现实关怀的人性化影像获取了那个年代的电影话语霸权之后，张陈电影在本世纪的转向几乎是一种必然。早在进入本世纪之前，并不深刻也缺乏现实影响力的启蒙话语就已经失去了当局的支持，即便在知识分子中间也成为了明日黄花，而新兴的知识分子国学热与文化和政治保守主义作为新的主流意识形态，更没有为启蒙话语留下生存空间，而随着在WTO的起步，中国经济也加入了全球化的行列。在政治生活被垄断，精英基本主流化后，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来临的自然是娱乐的全民化。张陈感受时代脉搏，深刻的认识到当今电影话语权的最终授予权已经不只是当局了，还有市场，而且是全球化的电影市场。于是，他们的电影话语方式迅速转向。
依旧是普遍人性的表达，这是走向国外市场的世界语言，自然不会变，但已经不需要作为化石和资料的文化伦理外衣了，以那种化石意义上的文化伦理表达人性再也过不了世异时移的国内市场关了，早已消失在历史深处的伦理生活以及莫须有的伪劣民俗打动不了国内观众，他们不会喜欢把自己当白痴的电影。但是，人性的表达既然不能与现实有关，即使有关，也只能是肯定而非客观呈现甚至于批判——这是张陈永远自觉遵守的诫条，而人性的表达又不能再披伦理文化与民俗文化的外衣，人性难道能够裸奔吗？但是张陈们是聪明的——以历史故事和民族梦想为外衣如何？让人性在权力与和平的钢丝上游走，一如《英雄》《黄金甲》《夜宴》；让人性在武侠与爱情的天空飞翔，一如《十面埋伏》《无极》，再佐以乱伦、变态、暴力……回避任何理性的挑战，只满足感官的快乐，又如何？这一次，他们又成功了。这一次成功既保证了他们对电影话语权的继续把持，又保证了他们对国内电影市场的垄断。当然，他们也有遗憾，那就是他们总是被国外奖项无情的抛弃，这是他们转变话语方式后的必然结果，因为他们现在的娱乐化表达方式，是一种共通的电影语言，其间的人性表达与中国现实毫无关系，这种去中国化，即使是西方他者也一目了然。
但是依旧有人从国外频频拿奖，一如张陈过去，那就是第六代乃至更年青的导演们，目前，风头最劲的，自然是贾璋珂。说年青的贾璋珂们走着一条类似张陈的电影之路，并企图以此获取话语表达乃至支配权，当然是诛心之论。但在《三峡好人》获奖之后，贾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国内票房问题，对《黄金甲》们垄断院线资源强烈不满，却不是偶然的。那是明显的话语权之争，因为话语权内在的包含了市场份额，只获奖却不能挣钱的电影，满足于少数知识分子的认同，不过是自慰罢了，在全球化时代根本就不能生存。但是，贾氏将自己这一代人的电影不能占据院线资源完全归咎于张陈们的垄断，是不公平的，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年青的贾氏们的电影表面上看来与张陈电影有着巨大的差别，但就其本质而言，一样走着全球化之路，这条全球化之路虽然隐秘，却正是其获奖的原因，但也是失去观众的原因。如果说张陈电影在转向之后以迎合观众为主，诉诸观众们的感官快乐，完全放弃了人文立场，贾璋珂们却有着相当深沉的人文关怀，只可惜贾氏们太急于表达这种人文关怀了，用力太过，最终其电影影像不自觉的变成了对自身人文焦虑形象的塑造与抚摸，而最初的人文关怀却失落在了这种自我的塑造与抚摸之中。
与早期的张陈不同，贾璋珂们对故纸上的伦理文化与虚拟的民俗文化没有兴趣，他们避开了这条没有现实抛锚点的历史陷阱，着力于现实生活的表达。开放中国的变化成为他们电影的主要镜像。应当说，贾璋珂这些更年青的一代电影人的确有着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他们充分感受到了现实中国的沧桑巨变，也看到了这种巨变给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所带来的巨大变化，他们是想表达变化中的中国生活的，是想表达变化中的普通人生的，也是想表达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本身的。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着力于表达开放中国里人们在巨变中的伦理结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的解体或畸变，更没有重视日常生命在这种解体或畸变过程中的艰难曲折的心路历程，至于通过关注上述主题表达对中国命运的思考更是阙如。面对他们所感受的现实，他们的影像基本上作出了二种反应，一种是《盲井》式的反应，一种是《三峡好人》式的反应。
《盲井》式的反应是极其残忍冷酷的，导演李杨感受到了巨变中国里贫富分化越来越大后那些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们的生活的艰难，但他无意去表现底层人民在艰难困苦中坚韧的生命力，也无意去表现苦难赤贫中人性的挣扎，更无意去表现贫困与富有差距越拉越大的过程及根源，而是一如二十年前的张陈一样以人性为表现的焦点，一样的是人性扭曲，但这一次不再是文化导致人性扭曲，而是金钱导致人性扭曲。事实上，李杨甚至无意表现金钱在巨变时世里一点点蚕蚀扭曲人性的过程，他似乎先入为主的认为贫困中的人性本来就是邪恶的，他的影像只是尽可能的展示这种邪恶的人性的表演。可以说，如果立足于中国现实，《盲井》其实既不适合社会学政治学意义上的解读，也不适合伦理学文化学意义上的解读，只适合纯粹抽象的人性论意义上的解读。所以，《盲井》放在什么时代与什么地点都不妨碍其主题的表达，《盲井》的故事，人性恶的表演有一个当代中国现实的外壳，但却并没有一个当代中国现实的皮肉。中国巨变，普通人所做出的贡献与牺牲比什么人都大，而且是大得多，当然也会有《盲井》式的悲剧上演，但绝大多数却是隐忍承受的悲剧。在隐忍承受中，自然也有扭曲与沉沦，但更有对抗扭曲与沉沦的挣扎与升华。即使是最终毁灭于扭曲与沉沦之中，人性的复杂幽微，人性中对立面的斗争，也当是让人叹惋不已的，又何至于因为贫困，就只有邪恶呢？
不关心现实本身而只关心自己之于现实的观念，使李杨们的电影堕入了普遍人性论的泥潭。从现实出发，李杨得出了关于人性的观念，而后他急于表达自己的观念，却遗忘了现实。
和李杨一样，《三峡好人》也是一部从现实出发最终却遗忘了现实的电影。《三峡好人》是一个关于寻找的故事，韩三平寻找失散十六年的妻子，沈红寻找二年不知音信的丈夫。这二个人的寻找在三峡大工地，即将被时代洪流彻底淹没的奉节古城汇合，其实要表达的并非现实人生的苦难与抗击，而是导演更深的寻找：对家园之根、语言之根、良知灵性之根的寻找，并以此寻找力求表达对疯狂创造奇迹不惜毁灭一切的政治生态之腹诽。但这个史诗般的主题并不是深融于韩三平和沈红的苦难人生中，而只是借韩三平与沈红的视点很观念化的表达出来的。也就是说，韩三平与沈红的人生境遇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是他们的眼睛，因为他们的眼睛，就是贾璋柯的摄影镜头。正是在这二个摄影镜头之下，三峡洪流、拆迁音响、火箭奇迹、高空王子、民工群像组合在一起，表达了贾璋柯的史诗主题。贾璋柯的主题，令人肃然起敬，但主题的表现方式实在拙劣。因为他并不是内在于韩三平与沈红们的悲剧人生，甚至也不是内在于三峡居民及拆迁民工的艰难人生，而只是在韩三平沈红的移步换镜中把一个个浮光掠影的片断拼贴起来，观念化的表达出来的。很显然，贾璋柯太在乎他的思考与认识，也太在乎他的良知与悲痛，这使他充满了自我表现的欲望，以至对其眼皮底下的现实失去了真诚完整表达的兴趣，更失去了对镜头下所有现实人生的尊重与体察。于是，《三峡好人》的影像成为了一种古怪的拼贴：每一个镜头都是现实的，但整体镜像却是超现实的；每一个镜头都是现实人生，但整体镜像却只有导演的形象。也正是因为导演太在意自我表达，所以他的故事甚至是不合现实逻辑的：其一，贾璋柯的史诗主题源于政治工程三峡大坝，大河移民是一个悲壮的故事，二个外地人视角注定只能走马观花，根本承担不了表达这样一个主题的重任；其二，韩三平事隔十六年后不远千里寻找当年被警方解救的拐卖之妻太具传奇性，难以令人信服，事实上，就连贾璋柯自己也不相信，所以他安排韩与其妻子对话试图抹平这点鸿沟，但人为的努力如何能弥补人性逻辑的漏洞呢？其三，沈红寻找二年没有消息的丈夫更悖于事理。一个女人的丈夫以前每隔一段短时间（一个星期）就给远方的妻子打电话问候报安，然后突然再也没打电话，他的电话也变成了空号，这个女人能够忍受二年的忧虑担心和种种猜测吗？这些严重违反了人性人情与生活逻辑的漏洞是如此之大，傻瓜都看得出来，贾璋柯怎么可能看不出来呢？问题在于贾璋柯根本就不关心韩三平与沈红的人生，他关心的只是他自己。
贾璋珂通过众声喧哗的影像拼贴进行自我表达从他最早期的《小武》《站台》就开始了，而后经《任逍遥》与《世界》再到《三峡好人》，这种自我表达的意识越来越强烈，自我表达不是不好，问题是这种自我表达总是缺乏一个自我反思的维度，所以，最后就沦落为《三峡好人》中的自我表扬。《三峡好人》成为贾璋珂的方向不是偶然的，从《小武》开始，贾从地下往地上走，路越走越亮，最后走上外国电影节的获奖台，走进中国媒体，是一种有意识的努力。中国电影的环境决定了他想要拥有话语权，似乎只能走这条路。
总的来看，《盲井》执着于表达普遍人性，《三峡好人》复杂一些，他执着于呈现变化，以个体人性的变化映照整体社会的变化。的确，整体社会的变化是应该附着于个体生活与个体人性的变化的，但由于贾璋珂并不关心现实人生，或者说他更关心自己的观念表达，所以他的整体社会变化实际上就没有了人性内涵，而更多的类似于宏大场景的拼贴。当然，贾璋珂肯定对此说法不以为然，在他看来，他其实表达的正是普遍人性的不变与变。他的问题就是太自信了。一种缺乏自我反思的自信。因此，他们二人心以为然的方向，从根本上说，还是一种全球化的方向，仍然走在“人性，太人性”的路上。
那么，国外电影节的评委们到底看中了《盲井》与《三峡好人》的什么呢？其实，和当年的《红高粱》《老井》一样，他们看中的从来都只是影像中的现实。对于外国评审来说，《老井》《红高粱》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那里面的民俗文化与伦理文化是活着的化石，是历史更是现实，当然，隔着现代化的鸿沟，我们的现实归根结底与历史是同一的。同样，《盲井》里矿工杀人骗财屡试不爽也是现实，而且是普遍的现实——普遍的社会政治现实与人性现实。《三峡好人》本身就是一部刻意对中国巨变进行影像符号组合的电影，自然也是普遍的现实，而其间不成功的故事则企图表现的是普遍的人性。三峡洪流、拆迁音响、火箭奇迹、高空王子、民工群像这些符号构成了中国融入全球化进程中的工地化现实，而且，在这样的工地化现实中，正有着人性的变与不变的表达。但是，外国人永远看不出《三峡好人》只是现实的MTV组合，并不关心现实中的人生，只关心现实中的自我形象。
很显然，外国评委不可能对中国影像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对于他们来说，我们所有的影像都是现实的。人性现实，社会政治现实，伦理文化现实。他们并非出于猎奇才给予这些影像以高度评价，他们也并非有着人类学资料搜集的怪癖，他们从来都是关心现实的，只是由于现代化本身的傲慢，或者说是他者的必然隔阂，才使这些现实在他们眼中与历史同一，从而给了我们他们沉溺于搜集人类学化石的印象，给了我们他们毫无心甘的猎奇揽胜的印象，也给了我们他们关心超越现实的所谓普遍人性的印象。对于他们而言，我们对人性的表达是充分具体的，因为这些人性的表达总是有着现实文化伦理或现实社会政治的根源，他们却不知道，我们对人性的表达从来都是抽象的，因为我们影像中的文化伦理及民俗要么是久远不存的历史，要么干脆就是虚构，而我们影像中的现实却是高度个人化的，并没有太大的普遍性。或者即使我们影像中的现实是真实的，一如《三峡好人》一般，但那里面的人生却绝对是虚假的。
无论是张陈当初的电影地位还是正在崛起的第六代导演日益增加的影响力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错误之上，这个错误即他者的误会。而这个他者们不可避免的误会又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导演们对人性理解的扭曲肤浅可笑——他们总是以为外国人信奉普遍的人性，却不知外国人信奉的普遍人性的内核是普遍人性在现实存在境遇中的成长与畸变。当然，仅仅将中国导演们的失败归咎于他者的误会对外国人是不公平的，更重要的是，中国导演根本就不真正关心中国现实，他们其实也没有关心现实的人格力量与思考能力，比如李杨和贾璋珂。当然，张陈至今仍然还牢牢把持着中国电影的话语霸权，却是因为他们与时俱进的世俗智慧。讽刺的是，这二代导演彼此的攻击却是再正确不过了。张艺谋们批驳年青一代时说电影人无权把自己置于观众之上，相反，应该是观众需要什么就拍什么。贾璋珂们则指责张艺谋们一味满足观众的低级趣味，把观众当白痴看待。可悲的是，这仅仅是他们互相攻击的话语策略，并不是他们对电影的深刻反思。如若他们真能反思自身，他们就会发现，满怀人文忧思的自己其实并不尊重苦难更不尊重苦难中的平凡人生，而只是把苦难作为打造自身崇高形象的原料；如若他们真能反思自身，他们就会发现，力求平等看待观众的自己其实平等看待的是观众的钱袋而不是观众的人格。一句话，二代导演谁都没有平等看待观众，他们其实从来就不关心观众，他们从始至终关心的都只是自己，自己的形象，自己的地位，自己的钱包，自己的将来。至于观众，从来都只是冤大头而已。至于中国生活，至于普遍人生，更无从说起了。
应当说，无论是张陈一代电影人还是贾李这一代电影人，他们都过于自信，自信自己对人性与社会的认识是十足的中国知识，自信自己的欲望具有民族特性与人类普遍性，最终却用一己私欲取代了人类复杂纷纭的整体欲望，用自己的肤浅知识僭越了关于中国社会的客观认识。所以，他们的电影总是一往无前的狂奔在“人性，太人性”化的道路上。这是一条去中国化的道路，悖谬的是，是一条充满中国元素的去中国化之路。狂奔于此路途，我们的影像丧失的是民族的心灵，僭越其位的是导演个人奔腾无尽的肮脏欲望。我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国全球化的深入，当西方越来越了解中国之后，这条路将会越来越清晰的呈现在外国人眼中，到那时，这些影像的意义恐怕就只余下见证他者的历史谬误了。
那么，中国电影的真正路径是什么呢？毫无疑问，中国电影的真正路径只能存在于变化中的中国现实与中国阵痛之中。中国正在加快自己的全球化进程，但中国始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使中国的全球化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矛盾：历史与现实，传统与新见，中国与世界，城市与乡村，贫穷与富裕……而在这些元矛盾之中又包含着许多关乎个人选择的矛盾：人权与主权，改革与保守，自由与公正，人治与法治，个人与国家……从此还可推导出更切近个人生活的矛盾：执法与抗法、官与民，穷人与富人，民工与市民……如果我们的影像人生不能记录思考这些矛盾，我们怎么能说这样的影像是中国影像呢？应当说，只有包容了这些矛盾的影像人生才是真正“人性，太人性”的电影。所以我们的影像学习对象不应该是西方大片，而应该是同属于第三世界国家的那些优秀电影。唯有如此，才可能产生我们民族的影像诗人。
和中国一样，正在加快全球化进程的越南，其影像就较好的处理了开放越南阵痛中的种种矛盾，涌现出了一大批名副其实的越南民族电影。陈英雄的三部曲《青木瓜之味》《日光垂照》《三轮车夫》就深刻的反映了越南知识分子对开放中的越南充满矛盾的生活的深入思考与真诚抚摸。而我下面将要详细说一说与陈英雄齐名的越南国际级导演包东尼的《恋恋三季》。这是一部令人惊异的电影，我觉得她堪称第三世界各民族的电影教科书。
《恋恋三季》由四个片断组成：诗人与采莲女欣的故事，三轮车夫海与妓女莲的故事，少年胡迪寻找丢失的买卖箱的故事，美国大兵寻找失散的女儿的故事。这四个故事各自独立又各有联系，全都统一于导演对越南民族历史与现实的思考。应当说，诗人是导演的自我形象，沧桑忧患中依旧充满了内在的反思与真诚的忏悔，苦痛自责中依旧不失其明澈自信。诗人的重获新生重铸自我是一件让人百感交集的历史事件，他让我们看到一个民族的歌者在长久的喑哑后重新恢复其宏亮的歌喉，为民族在开放中的生活引吭高歌。这个死而复生的过程艰难之至。诗人得了麻疯病，他不能不与世隔绝，实际上，他被世界抛弃了，被民族的百年沧桑与方兴未艾的现实巨变，被复杂多变的生活彻底抛弃了。于是，诗人丧失了表达的能力。诗人失去的双手成为这种内在本质丧失的象征。这种内在本质的丧失有其深刻的历史与现实根源。麻疯病是什么？是越南知识分子面对越南百年惨痛的历史与自90年代以来开放革新的巨变现实而患的失语症。失语症似乎使诗人永远只能自怨自艾，自哀自怜，自高自大，沉溺于曾经的光荣，或者干脆虚构光荣的过去，直至可耻可悲的死去。那些年老的采莲女们总是悲泣着隐喻自己可悲的无能自主的命运的歌谣，其实就是诗人陷入失语症的象征。然而，年青的采莲女，来自乡下的采莲女，欣，出现了。欣美丽年青，健康清新，她歌唱着充满活力的梦想与飞扬高远的爱情，她的歌声充满了生活的质感与生命的力度。她的出现激发了诗人重新创作的欲望与灵感。诗人又开始歌唱，越南民族的歌者又开始为本民族的生活引吭高歌。这歌声回响在车夫与海的艰难开拓的幸福生活里，回响在少年胡迪幼小纯洁而又历尽艰辛的心灵里，回响在老采莲女们焕然一新的容颜里，回响在越南民族的心空。他既是越南民族于千辛万苦中不屈不挠的开拓新生活的真实写照，也引领着越南民族乐观自信的未来。
欣是谁？她是导演真诚爱恋的越南民族的精魂，在百年屈辱的历史伤痛与贫富分化极其剧烈的现实悲哀中，越南人民的主体依旧纯朴善良依旧洁净坚韧依旧乐观自信依旧开朗宽容，欣就是他们的女儿，也是他们的母亲。不管生活中有多少异己变化有多少罪恶不公有多少迷惑不解，一个社会的最大多数，那些下层人民总是平淡普通而又坚韧顽强的活着，他们内蕴着一个民族的伟大生命力与创造力。这不是什么民粹主义，而是每一个民族得以存在延续发展创造的根底。作为一个民族的歌者，如果不能意识到这一点，他要么永远喑哑，于自暴自弃中死去；要么虚张声势，最终为人民所抛弃。包东尼清醒的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以真诚的感恩，表达了诗人内在本质复活的根源。在人民面前，越南民族的歌者，谦卑而自信。
欣是越南的女儿也是越南的母亲，她从过去走来，从底层走来，凝聚着越南民族的传统人性美人情美，她健康而年轻，她不仅是其民族歌者接续起过去与现实的纽带，不仅是其民族歌者重新创作的力量和灵感，也是其民族歌者感受民族生活的清亮眼睛。这双眼睛，悲悯而温情的掠过越南民族的生活肌体，记录下民族生活的现在与未来，成为民族歌者歌唱的生活源泉。这双眼睛，在莲花洁白的簇拥中走过越南的大街小巷，记录下了越南贫富分化的不公现实，一边是灯红酒绿，一边是陪酒卖笑；一边是不劳而获，一边是艰难生存；一边是高楼大厦，一边是蓬门陋户；一边是重门深锁，一边是流浪街头；一边是虚假横行，一边是真美冷落……一个分裂断层的世界，前者总是后者的生存阴影。然而，这只是越南民族生活的社会政治学现实却不是越南民族生活的心灵现实，更不是越南民族的精神未来。海才是越南的心灵现实，而胡迪才是越南的精神未来。
海是一个三轮车夫，其生活的贫困艰辛不言而喻，但面对镜头时他永远健康开朗的微笑着。在没有生意时，他总是在看一本书，这使他对世人满怀善意，对生活怀抱坚定的理想。莲正是他的理想。这个理想看起来距离海是那么遥远，但他始终守候着她。莲是一个妓女，她曾经是一个心有不甘的现实主义者，她清醒的意识到自己生活在那夜夜笙歌醉生梦死的酒楼饭店的阴影之下，意识到自己的无力，仍对灯红酒绿的生活满怀羡慕，发誓要通过自己的肉身获取进入那个世界的通行证，她因此将自己少女时代洁白纯净的梦想封尘在内心最隐秘最柔软的角落。可以说，莲正是含污蒙尘的越南民族现实社会政治生活的象征，而海则是那给这含污蒙尘的现实人生以坚韧自尊心灵的人。海以自己的执着温暖尊重包容唤起了莲内心的洁白梦想，当他以三轮车夫比赛赢得的五十元钱给莲买来象征其洁白心灵的传统连衣裙，当他温情虔诚的守候着莲睡去，当他为莲刮去肉身的污秽与灵魂的尘垢，当他给莲重构少女时代的梦境，他便进入了莲的内心，与莲的原初灵魂水乳交融，他们结合在一起，成为越南民族在艰难困厄中依旧浪漫自信的心灵现实。
胡迪是越南的未来，这个孩子是一场漫长战争的遗腹子，他暂时以买卖小玩艺为生。但是由于偶然，他遗失了自己的家当，他开始了有如那战争一样漫长艰辛的寻找。面对越南民族的未来，诗人（或者说导演）满怀忧思，所以，有胡迪出现的时候，天空总是阴霾的，总是下着好象永远也下不完的雨。如果说，诗人把自己对越南民族开创新生活的信心全给了海和莲，那么他就把所有对越南民族开创新生活的忧虑与关切全都给了胡迪。毕竟，未来才是一个民族的真正希望。然而，诗人在越南女儿欣的引领之下，在有着越南父亲一样宽厚乐观的海的感染之下，他不可能失去对越南未来的信念。因为越南的未来必然会受到其过去与现在的护佑。不是吗，在危急时，正是海给了胡迪以最实在的保护。所以，胡迪依旧有着这个年龄的纯正天真善良，他向往动画的美丽世界，他也敢于以自己弱小的双肩撑起比他更小的孤女的天空。所以，他最后终于寻找到了他的箱子，那是他的过去与现在，是他赖以成长的精神脐带。胡迪会走出雨季，会走进有欣的明朗洁白香远益清的夏季，会走进有海与莲的饱满丰盈宽厚博大的秋季。
但是，越南的未来走出雨季，还得要有包容吸纳友善世界的胸怀。幸运的是，在欣的明澈双眼的导引下，诗人也在思考着越南与世界的关系。美国大兵就是在这样的理性明智中走进欣与诗人的视线的。谁都知道，十多年的美越战争，美国大兵给越南民族带来了怎样的伤害，然而，诗人并没有狭隘的以仇恨的眼光妖魔美国大兵，而是理解了他同样是战争的受害者，理解了他的颓废空虚，并给了他最大的精神抚慰。美国大兵与越南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曾给这片土地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但也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巨大的人性创伤。他爱上了越南女儿，并生下了他们自己的女儿。当他回到美国国内走不出战争的阴影，他的生活一片虚无，他又一次踏上了越南这片土地，他寻找他的女儿，也寻找重新生活的希望。在越南民族的女儿与母亲——欣的祝福下，他给自己的女儿献上了白莲花，那和他一样被生活污辱的人儿，他获得了女儿的谅解，他有了生活的理由。美国大兵与越南女子的女儿，是越南民族坚定不移而与明敏自信的融入国际世界的象征。
包东尼导演这样处理美国大兵对于中国导演来说可能是难以接受的，这难道不是根深蒂固的殖民心态吗？或者，这难道不是越南民族文化自以为是的意淫吗？然而，我要说，越南人民比我们理性智慧，他们清醒的意识到开放的越南不能自外于世界而存在，他们必须也只有在民族和解中才能弥合创痕，开拓未来。更为难得的是，越南民族诗人能够通透的理解人性，明白精神上的创痕对施予者与承受者是平等的。而只有闭目塞听盲目狭隘的自高自大和仇恨恣肆才是真正的民族意淫。越南民族以和解温厚的眼光对待世界，他们就赢得了世界。
恋恋三季里，越南民族诗人不视而不见人民的苦难，也不刻意回避民族的分化罪孽，不忘记历史的痛楚，也不轻视未来的危机……然而，他却从他所来自的人民从他所置身的传统从他站立着的坚实大地上真实的感受到了这个民族坚韧的生存力与创造力，他以感恩的歌喉以谦卑的音质唱出了一曲忧郁而开朗，沉重而乐观，艰难而自信，辛酸而浪漫，宏大而充实的民族歌谣。
再没有哪一个民族比越南和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与现实处境更相似的了。我们也一样经历了百年的屈辱，我们也一样正经历着面对世界的革故鼎新；更相似的是，我们不仅与越南有着基本相同的文化基因——事实上，越南文化本来就源于汉文化，而且，我们还有着与越南一样的社会体制，甚至，越南的社会政治现实，那一个世界生活在另一个世界的阴影之下的不公正的现实，我们也有，而且过之，我们有什么理由拍不出这样自尊自重而又温暖悲情的电影？倘若我们的导演正视现实与传统，一如越南民族诗人一样以真正平等友善的眼光，对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兄弟姐妹自己的子女满怀信心与善意，对人性也总是抱着乐观的信念。他们怎么可能狂傲的以精英自诩却总是满怀恐惧与鄙夷的认定自己赖以生存的大地父母总是有着扭曲邪恶的人性？又怎么可能以所谓平等的话语策略温柔的抢劫自己的人民，还心安理得的认为这是他们低级庸俗下流的报应呢？倘若我们的导演能够理性明智的看待自己与世界，又怎么可能以一己微薄的思考僭越民族主体，且以所谓“人性，太人性”化的抽象空洞虚假的影像去奔赴所谓全球化的盛宴呢？
看过《恋恋三季》，也看过陈英雄的越南三部曲，再回顾所看的中国大片，同样历史境遇与现实境遇中的影像话语竟然如此反差，只能说，我们还没有自己真正的民族歌者，我们的准民族诗人仍然身患麻疯声带喑哑的封闭在自己虚拟的荣光里虚张声势。如果说，影像的质素反映着一个民族的未来，那么，去中国化的影像反映的可能正是这个古老民族精神意义上的消失。
2008年5月6日-5月11日
5、12汶川大地震，都江堰市光亚学校的一位老师范美忠，不顾学生，自己逃跑，后来他又写了篇文章谈论这件事，在网上引起激烈争论。
范美忠事件可分成两个问题，一是他当时的行为，一是他后来的言论。这里我只谈第一个问题。
我以为，讨论范美忠当时的行为，首先要明确讨论的某些一般性前提。
我们之所以根据某一行为对某人进行道德评判，是因为我们认为那件行为反映了他的思想，反映了他的价值观。但除非那个人在做出此一行为时是经过了他的大脑思考，经过了他的价值判断与选择。否则，那件行为就不构成道德评判的对象。
假如我们承认，在突如其来的巨大危险下，人，至少是有些人，确实可能大脑一片空白，也说不出话，只能作出某种本能反应甚至陷入瘫痪。那么，他们的这些表现就不在我们道德评判的范围之内。
大地震无疑是最具突发性、最具危险性的自然灾祸。我们可以相信，在这次汶川大地震发生时那短暂的一刻，一定有很多人做出的反应只是本能的反应。因此，他们的这种行为不反映他们的思想，不反映他们的价值观，故而不构成我们道德评判的对象。
有人质问：当遇到危险时，老师可以不顾学生自己逃生吗？这样提问已经假定了该老师当时是处于比较清醒的、理性的状态。已经假定了他只身逃跑行为是一种理性选择的行为。因此，这个提问不适用于那些在当时已经失去清醒的理性，其行为只是本能反应的人。”我知道你当时脑子一片空白，这我没法怪你。我只怪你在脑子一片空白的时候为什么不记住老师的责任呢？”――这种批评显然是前后矛盾，不合逻辑的。同理，你也不能责怪一个紧张得什么话都说不出来的人为什么不说出什么话。如果老师在逃跑时大喊一声”同学们快跑”固然很好，但若是当时的他由于过分紧张，想不起说甚至根本说不出话，那又怎么好责怪他呢？不少人在受到突然的惊吓时会说不出话来，这不是很常见的吗？
同样地，当别人问你：如果换成你处在当时范美忠的位置上，你会怎么办？这样提问当然有它的意义，但我们也必须看到，这样提问实际上已经偷换了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要你用你的理性去思考，在那种情况下你会做出怎样的选择。而当时范美忠――按照他事后的叙述――恰恰是没有进行理性的思考与选择。
据我所知，在地震发生时，确实有老师当场吓得走不动路，说不出话――这时自然谈不上尽保护学生之责了，那么，事过之后，难道你还要把这个老师开除不成？要说这个老师不够资格，那只是不够当将军、不够当抢险队员的资格，不是不够当老师的资格。谁说过教师属于高危职业呢？谁说过当教师必须要具备临危不乱，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还指挥若定的心理素质呢？
有人说，范美忠的事若是发生在美国，一定会被开除。美国加州洛杉矶联合学区紧急服务主任皮尔斯（Bob Spears）说，根据加州法律，所有公职人员（包括教师）都是灾难服务人员。当灾难发生时，教师有疏散学生的职责。不过皮尔斯也说，人在面对灾难时难免会做出一些反射性动作。”虽然我们有地震演习和教育，但当灾难发生时，人们可能因恐惧而作出一些反应，这样的反应是我们无法去强制规定的。”在中国，很多学校和地区不曾进行过地震演习和教育，那里的人们因恐惧而作出反射性动作的可能性想必更大些。需要指出的是，地震带来的伤亡，绝大多数是由于房屋倒塌造成的。因此，对房屋的坚固性越是没有信心的地方，人们的恐惧感必定越强，因恐惧而作出本能反应的可能性越大。
1981年3月30日，新上任的里根总统从华盛顿一家希尔顿饭店出来，正准备上汽车。人群中突然窜出一个刺客，向里根开枪。录像显示，在枪声响起那一霎那，周围的人，包括陪同的官员、军人和警察，全都吓得四处躲避。唯有几个保镖，一个赶快将里根塞进汽车，一个挺身而出，替里根挡子弹，还有一个保镖则扑向刺客。那位替里根挡子弹的保镖自然被视为英雄，不过他却谦虚地把他的行为归功于他受的训练，未必是他特别勇敢。这位保镖当然是很勇敢的，不过他的行为确实也和他受的训练有关――我要补充一句，也和他的先天的心理素质有关。无论如何，在灾祸突发之际的第一反应就能忘我救人，那当然是很了不起的，但也是极其罕见的。至于那些陪同的官员、军人和警察，在枪声响起的一霎那间四处躲避，显然是本能反应。我们不应谴责，也不能仅仅凭这一表现就认定他们是胆小鬼，是自私自利。因为我们不能排除他们在神志清醒的时候做出英勇举动的可能性。
人和人的区别是多方面的，包括先天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后天的生活习惯和训练，远非道德和政治所能涵盖。在突发的危险面前人们表现出来的差异，并非都可以归结为道德的和政治的差异，其中也有很多反映的是不同的心理素质，而不是道德品质，如此等等。如果我们把这些因素也引入对灾难中不同表现的分析和解释，得出的结论就会很不相同了。唯道德论和唯政治论、唯阶级论都否认人的复杂性，很容易滑向以理杀人。论者不得不慎。
地震灾民：重建家园路漫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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惨烈的5.12大地震震惊世界，中国政府的救灾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快速和积极，国人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悲悯和自信，社会献出前所未有的善心和团结，媒体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放，境外媒体也给予了中国“前所未有”的赞美。于是，举国上下似乎被注射了道德强心剂，极度亢奋甚至带来群体性癫狂，“多难兴邦”的高调响彻云霄。“前所未有的大爱”、“13亿同胞心灵正被洗涤”、“大地震废墟上崛起了道德中国”……等论调，“大团结”、“大洗涤”、“大振奋”、“大升华”、“大勇敢”、“大英雄”等词汇，泛滥于媒体，甚至连《南方周末》也表现出《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的亢奋。
制度道德缺失
然而，承认此次救灾中中国政府的变化和国人道德的提升，并不意味着可以无限制地夸大和拔高，更不意味着可以一味沉浸在救灾的道德大合唱中。恰恰相反，如果忽略了群体亢奋下的真实中国，忽略了全民忽然“道德”背后的识别力低下，忽略了中国救灾模式所凸显的致命弊端，忽略了不同于主旋律的异见，进而利用政府垄断或多数暴政来压制不同意见和封杀问责之声，那么，无论媒体上充斥多少政府颂歌和英雄礼赞，非但不会为今日中国带来制度上和道德上的更新，反而会沦为又一次假冒伪劣；非但无法“痛出一个新中国”，反而会强化“党国至上”的独裁中国。
首先，温家宝在救灾中的表现和首次为平民举行国家性悼念，并不能代表中共体制发生“前所未有”的改变。事实上，胡温政权的救灾行动仍然延续着“党国至上”的逻辑，旧体制的愚民诡计仍然畅通无阻，“以人为本”的口号之下，“公仆”还是“父母官”，公民还是“草民”，国人的正当权益还是党国的恩赐，政府救灾的本职还是被拔高为对“伟光正”的又一次颂歌，受灾的草民还要扮演“顾大局，识大体”的顺民，用“谢主龙恩”来换取党国的恩赐。君不见，在灾民们惊恐未定之时，大陆电视台救灾报道的画面中，就已经有太多获救的孩子感谢“胡爷爷和温爷爷”的镜头了。甚至有央视记者拿着话筒对准刚刚被救出不久的孩子，让他一遍遍地“感恩”。
其次，举国救灾、大量捐款和志愿者踊跃，并不代表国人真有了前所未有的大爱，更不标志着国人的道德水准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与善心迸发相伴随的是经不起侮辱的弱国心态和“一览众山小”的道德狂妄。看看流行于网络的“国际铁公鸡排行榜”和愤青们逼捐时的义正词严，读读网民对莎朗。斯通的破口大骂，再联系此前不久从高官到平民对达赖喇嘛的文革式声讨，不难看出“大灾出大爱”并不能掩饰“大灾出大恨”。再品品御用文人的含泪劝说和“纵做鬼也幸福”的抒情，其冷血和无耻则如同无底的道德深渊。
事实上，没有制度化的个人自由，不可能有个人责任，更培养不出道德的自主性，也就很难生长出文明社会的常识性道德。所以，在此次中国人所表现出的道德热情，并不能掩盖国家制度道德和国人道德识别力的低下。
第三，短暂的新闻开放不代表中国新闻制度有了“前所未有”的改善。即便在救灾的初始阶段媒体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开放，那仅仅是意识形态管制暂时失效的结果，与“新闻自由”无关。从制度层面和统治方式的角度看，中国的媒体管制和垄断舆论的旧体制丝毫未变，注定了这种开放只能是“昙花一现”。没过几天，官权再次收紧国内媒体，要求以“正面报道”为主，地方政府又开始驱逐境外记者。
“前所未有”的廉价
与此同时，这种“前所未有”，表达的是极端的自恋自媚，不要说达不到文明国家的高水准，就连道德的常识水平都未达到。救灾报道基本上还是按照党国主旋律起舞，且充满了煽情甚至矫情。更要警惕的是，救灾英雄事迹报道的程式化和“煽情化”，让毛泽东时代的道德高调再次高亢。比如，死了家人的官员，来不及擦干眼泪就去抗震救人了；家里也受灾的军官，坚守救灾前线而绝不回家看一眼；这样的报道比比皆是。不求回报的绝对奉献换来党国的英雄册封，大灾后不久，已经有多个相关部门册封了许多“救灾英雄”，6月6日央视推出“抗震救灾英雄少年评选”，6月12日召开中宣部等衙门举办《抗震救灾英模事迹报告会》。凡是上台做报告的，无论是哪个行业的人，也无论平时干得如何，无不含泪汇报，其文革化的讲用腔调不能不令人反胃。似乎一遇上大地震，人性的自保、挣扎甚至阴暗自动消失，大灾发生的瞬间就把凡人变成了圣人，
舍己救人的英雄主义，固然应该弘扬，但英雄赞歌和各类表彰大会泛滥成灾，只能导致英雄的贬值。以至于，连搜救犬都跟着英雄了一把。
6月12日，在官方举行《抗震救灾英模事迹报告会》的同时，各大网站都能见到题为《七条入川抗灾搜救犬被授予英雄犬称号》的报道。说的是云南消防总队在昆明消防训练基地隆重举行仪式，授予赴川抗震救灾的“银虎”、“昆虎”、“小虎”、“金雕”、“菲离”、“威严”、“飞雄”七条搜救犬“汶川抗震救灾英雄犬”称号。给予搜救犬的“嘉奖辞”更令人感叹：“在10天9夜的抗震救灾中，’银虎’等搜救犬以顽强的战斗作风、出色的搜救技能，出生入死，连续作战，先后转战都江堰市，绵阳市平武县、南坝镇，德阳绵竹市、汉旺镇等5个重灾区，51处灾害现场，征程3000多公里，准确搜索定位被埋压人员206人，其中6名幸存者被成功救出。由于超负荷夜以继日的工作，搜救犬嘴唇都在嗅探时被瓦砾擦伤，有的脚掌被钢筋、玻璃划鲜血淋淋，鼻子也不同程度受伤，然而，它们没有一只退缩，没有一个逃兵，坚决执行训导员的命令，随时冲锋在第一线，在断壁残垣中书写了一个又一个的救援奇迹，经受住了一次又一次的严峻考验。”“面对长途跋涉、水土不服、饮食不适等困难，它们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出色完成了超负荷、高强度的搜救任务。”
如此赞美之词，完全可以一字不改用在救灾军人的身上。
道德是人性超越兽性的行为规范，英雄主义是楷模性的社会公德。凡人道德和圣人道德都是文化和文明的产物，标志着人类可以、也应该有别于任何别的动物群体。英雄行为在道德上之所以珍贵，就在于它彰显了惟有人才能具备的自主献身精神。
只有独裁意识形态及其宣传才会为了达到其政治目的而人兽混淆、人神不分，才会用程式化的党国语言赞美狗。而把“搜救犬”加封为党国英雄，堪称“前所未有”的廉价。如此廉价的英雄主义，怎会“痛出一个新中国”！。
各位亲爱的毕业生同学，各位尊敬的学生家长和家人，各位尊敬的嘉宾和同事：刚才苏力院长说他的演说不是那种标准的毕业典礼致辞，也许他是想把标准的留给我，因为我提前起草了今天的讲辞。在中国的法学界，也许我是演讲最多的几位学者之一了。但是以往却很少写出讲稿，但这一次却非同寻常。第一个原因，这是我十多年来在我们学校典礼场合讲话的第一次，按照常规，典礼致辞还是要体现一种庄严的特点的。第二个原因，刚才主持人已经告诉大家，我是刚刚从机场赶来。这几天在瑞士离日内瓦不远的一个叫做纳沙泰尔（Neuchatel）的城市开了一个会，会议纪念当地出生的著名国际法学家瓦泰尔（Emerich de Vattel）的著作《万国法》（Le droit des gens）出版250周年。1839年林则徐到广州查禁鸦片贸易，曾经托人把这本书的几个片段翻译为中文，这是国际法在中国的第一次翻译，也是瓦泰尔著作第一次传播到东方。这也是为什么我被邀请参加会议的原因。按照航班行程，飞机应该在今天上午八点半降落首都机场，我们的典礼也是上午举办。我很担心航班延误，赶不上参加，就提前写好，以备“替身”代读。不过，幸运的是，我赶到了这里。
同学们，在经过了三、四年或者更长时间在这所校园中的学习生活之后，今天，你们到了要毕业的时刻。毕业典礼上师长们的讲话不免要叮咛嘱托，离情别意，溢于言表。在纳沙泰尔湖畔的这座瑞士小城，遥想各位，我不知对你们说些什么好。在北大的岁月一定给你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成为你们走不出的背景——不只是未名湖畔美丽的风景，不只是书本课堂里的熏陶和训诫，也不只是老师们各具特色的风范，更重要的是，我们这所大学的精神，这种精神已经成为诸位生命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说到北大精神，我们每个人都不免产生一种不确定感。是的，这所大学百多年的历史内容是如此丰富，以致于对于什么是北大精神人们见仁见智，各说各话，一些解读差异之大简直让你误认为是在说风马牛不相及的两所学校！依我十三年作为本校教师的感受，我们学校最重要的传统便是蔡元培、胡适以及马寅初诸位校长所倡导并身体力行的大学独立、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独立即不畏权势，不媚流俗。自由便是在研究与学习中以学术与知识的本原为指向，不受任何非学术因素的干扰。至于兼容并包，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独立与自由的结果，它们内在地要求我们容纳异见，心怀谦逊，因为在博大精深的知识海洋面前，没有霸权，人人平等。
去年年初，借到东吴大学讲学之际，我专程到台北南港拜谒了胡适校长之墓。看着墓前胡先生塑像那泰然自若的面庞，我不禁想起这位终其一生都在为学术自由和大学独立而奋斗的先贤的种种事迹。他虽然早年就名满天下，但却总是把学术视为需要全身心投入的事业。他多次强调，凡成就大事业的人，都是绝顶聪明同时又肯下笨功夫的人。他的治学视野极其广阔，很少有人能够像他那样涉足文学、史学、哲学、语言学、宗教学、政治学等诸多领域，并且在每一个领域里都取得卓越的成就。知识视野的开阔不仅让他在治学上触类旁通，而且对于国家、社会的发展走势有了更为健全的判断。我们今天回过头来读他的政治评论，可以深深地感受到他对现代中国政治、宪政乃至法治应选取路径的论述是何等睿智、明辨，富于洞察力和想象力。可以说，胡适先生亲身参与了中国的宪政建设，从早年的人权论集，到晚年为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所作出的坚毅而理性的抗争，不仅在当时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也为今人包括我们所有的法律人提供了有益的启发，树立了最值得效法的榜样。
同学们，在这个场合我谈这么多关于胡适先生的话，是因为他正是我们的先校长。古人所谓“道非身外更何求”，我们要学习自由、宪政、法治的精髓，探索实现它们的途径，一些外来学说与经验固然重要，但是身边的范例更是值得珍惜的本土资源，我们更应该就近取材、努力仿效。胡适校长那种对知识的不懈追求，对于家国以及整个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和为人处事中体现的伟大人格都是我们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标尺与境界。在中国法治正处在攻坚时刻的今天，能够将上述三者结合起来至关重要。李敖先生曾建议在我们这所校园中树一尊胡适塑像，我很赞成；不过，比塑像更要紧的是，我们要让他的精神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在这座校园里生生不息、发扬光大！
各位同学，各位同事，我在开始的时候说这次演说对我很特殊，也许应该加上一条理由：我也将和在座的各位毕业生一样，在本学期结束的时候离开这所学校。我犹豫再三，是否在这个场合提及这个话题。当然，说起来离开也没有什么复杂的原因，只是人生旅途中的一次“驿站”的变换。“驿站”的说法或许有些消极，不过，“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从一个更高的视角看，人短暂的一生的确像是一个匆匆过客。认识到这种短暂，也许会让我们及时行乐，不过，我总怀疑，那种在紧张心态的压迫感之下的行乐是否会带来真正的快乐，抑或不过是困兽之斗。其实，我们更应该反思，作为人，快乐的本源何在？我们如何将世俗的快乐与精神的欢愉相结合，并且产生出一种行动者的力量？这种哈姆雷特式的问题经常在我的耳边响起，最终促使我作出了离开这一艰难的决定。
就像在座的毕业生一样，我这个在北大学习了十三年的老“毕业生”也要在这里表达自己由衷的感念之情。感谢北京大学，她让我在这里宾至如归，找到了自己精神上的家园。感谢法学院，感谢各位同事，这里的宽容气息让我这个多少有些异端色彩的教师如鱼得水。我要请求沈宗灵老师、由嵘老师、魏振瀛老师、张文老师、李贵连老师原谅，自己所成太少，有负你们的殷切期望。吴志攀兄、张守文兄，你们的厚爱应该得到特别的铭记。苏力兄，你作为人生的鼓励者、观点的商榷者以及我引为自豪的老朋友，请接受我的敬意和祝福——既祝福你，更祝福我们的法学院！
曾经有人调侃地说，假如没有学生，大学教师这个职业就是完美的。这样的玩笑也多少透露出大学教师职业压力的一个来源。不过，压力之源又何尝不是荣誉和幸福之源？请允许我说，北大法学院的学生们给了我最高的奖赏、最大的鼓励。多亏有了你们，自己才有如此丰富多彩的教师生涯，才会有桃李满天下的自豪感。我愿意再说一次，“北京大学十佳教师”和“北大法学院十佳教师”的荣誉将是我人生中永久的美好回忆！
说到这里，同学们可以看出，今年法学院安排我作为教师代表发言，产生了一种特别的效果：我送别你们，你们也送别我。送人者亦复被人送，劳燕纷飞，天涯何处再相逢？好在世界已经变小，资讯传递迅捷，相见不难别才难。我期待着再相聚，愿心中的快乐与幸福以及事业的丰收与你们永远相伴！
谢谢大家！
2008年6月21日初稿 23日上午致辞后略作修改
围绕一个并不神圣的奥运火炬，中共当局成功地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狂潮。爱国贼们充分地享受了一次爱国的“自由”——他们有在巴黎、伦敦、华盛顿、首尔等别人国家的首都追捧火炬、抗议西方的自由，却没有在北京这个自己的首都游行示威的自由；他们有到家乐福门口去喊几句抵制口号的自由，却没有到天安门广场去支持奥运会的自由；他们有抗议CNN偶尔发表几句“辱华”言论的自由，却没有抗议中宣部长期剥夺所有公民的知情权的自由。
对于中共当局来说，民众的爱国必须是收放自如的、一切言行听指挥的爱国，否则便是破坏稳定大局，危害国家安全。爱国爱到这样的份上，愤青、愤中和愤老们也够窝囊的了。
在这场奴才向奴隶主争先恐后地效忠的闹剧之中，两个柔弱却刚毅的女性的身影特别引人注目。她们都是刚刚上大学不久的小女生，本来还是在家中向父母撒娇的年龄，却义无反顾地站了出来。她们穿越了大汉族主义的迷雾，戳破了“大国崛起”的肥皂泡。这两朵“金花”便是来自青岛、就读于美国杜克大学的学生王千源和香港大学哲学系的学生陈巧文。而站在她们对面的，是一群张牙舞爪、污言秽语的红卫兵，以及更多的躲藏在网络背后的青年法西斯。
王千源的觉醒始于在杜克大学学习期间与四名西藏同学的交往。此前，她不认识一个西藏人，对西藏的看法全部来自官方的教科书，当活生生的西藏人出现在她的生活中时，她固有的看法改变了：“现在我了解了西藏人怀有一种和我们不同的世界观。我的西藏同学们是信仰坚定的佛教徒，他们的信仰启发了我去思考自己生命的意义。就像所有的中国人被教育而成为的一样，我曾经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不过我现在看到了更多的东西，看到了生命还有灵性上的一面。”王千源尝试着理解西藏的悲情，并呼吁汉人应当像手足一样善待藏人，却被视为汉奸，千夫所指，甚至殃及国内的父母。
王千源明确反对西藏独立，陈巧文则公开支持西藏独立。陈巧文在香港大学贴出雪山狮子旗，却立即被内地学生的大字报所遮盖；她在奥运火炬接力的时候前去示威，却被香港警察夺去旗帜并被抓走。这位年仅二十一岁的女孩，在获知王千源的遭遇之后，仍然走上街头，颇有昔日“以一人敌一国”的法兰西圣女贞德的勇锐。
无论是同情藏人的遭遇，还是支持西藏独立，都是不可剥夺的言论自由。统独分歧，客观存在，不可抹煞。“独”非“毒”也，独立不是一个负面价值，民族自决乃是一百多年来世界通行的普世原则。中国人一听说独立便痛心疾首、咬牙切齿、不可理喻，是因为患上了为了统一不惜血流成河的“统一病”。王千源和陈巧文的出现，正是此种病症的“解药”。
为什么每到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都是女子扛起黑暗的闸门？毛泽东时代被枪杀的北大才女林昭，曾经留下这样的诗句：“鹰隼啄食了你的心肺，铁链捆束着你的肉身。但你的灵魂比风更自由，你的意志比岩石更坚韧！”我要将这两句诗歌转送给王千源和陈巧文，愿你们如德国诗人里尔克所说——挺住，便意味着一切！
2008年6月10日，前往钓鱼岛海域捕鱼的台湾渔船“联合号”，被日本巡逻舰撞沉，台方船长甚至还被日方囚禁4天。事件激起台湾朝野愤慨，两岸民间掀起新的保钓浪潮。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中共当局却与日本政府签订了“共同开发东海油气田”的双边协议。在此之前，中方的立场是：依照“大陆架自然延伸”原则，分界线应在冲绳海槽一带；日方的立场是：分界线应在距离双方海岸线中间，即所谓“中间线划界”。两种不同划界法，使中国专属经济区相差30万平方公里。
双方签订“共同开发”协议，实际上是中方大幅让步的结果，日方额手称庆。中共当局对国内民众的解释是：这是“过渡性安排”，没有涉及主权；如何长远解决东海主权问题，留待未来双方谈判。
忆当年，邓小平一句“搁置争议，留给后人”，就让中国白白丢失了钓鱼岛。经过多年经营，日方对钓鱼岛达至“实际占用”和“有效控制”。有志于保钓的台湾、香港、和海外华人民间团体，每次接近钓鱼岛，都遭到日方军舰驱逐，人员遭到日方逮捕拘禁。（还曾有华人保钓人士被日舰撞船后，落水溺死）。中、台两岸政府的反应，仅能以“要求放人”为限，被动而软弱。
对照日本的国力军力，台湾实则无能为力。但中共当局，以穷兵黩武著称于世，坐拥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连续19年（1989年“六四”后），年年猛增军费、强化装备，军力令世界生畏，竟然从未出动一兵一舰，为中华保钓勇士保驾护航。
针对东海协议，中方再次使用“搁置争议”一说。可以想见，一旦中日双方“共同开发”，日方将很快拥有对一半东海主权的“实际占用”和“有效控制”，实现日方梦寐以求的“中间线划界”。到时再谈主权，中方只能徒呼奈何。东海协议，中方惨被日方套牢。
最令人不解的，是中方让步的时机。首先，相对于日方对钓鱼岛的“实际占用”和“有效控制”，眼下，中方拥有对东海海域的“实际占用”和“有效控制”，至少占有先机。中方已经抢先开发春晓油气田，日方并无奈何，中方何必急于让步？令人气结的是，即便这个唯一被中共当局声称“完全没有让步”的春晓油气田，中方也同意日方以“投资参股”的方式，中途加进，合作开发。
其次，台湾政府更迭，统派主导，出现从未有过的两岸合作良机。区域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对日本不利。此时，如果海峡两岸联手，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夹击日方，日方几无招架。
日本巡逻舰撞沉台湾渔船，本是中台联手、问罪日本的天赐良机，中共当局不仅不闻不问，竟然就赶在这一敏感时刻，公然与日方签订大幅让步的“东海协议”。丧权辱国之至！
中共何故如此？原来，3月份发生的西藏事件（藏人和平示威，中共策动暴力，强施血腥镇压），至今为国际社会所诟病，奥运会前，中共需要转移国际压力，对日和解（乃至没原则的和解），就是中共“战略考虑”的一部分。
但中共的所作所为，主要还是虑于国内形势。大地震中曝光的豆腐渣工程，民众群起问罪，中共需要集中精力，对付内部民怨，防范内部民变；奥运会，早已被列为中共最大的政治工程，奥运会压倒一切，其他一切，都可以牺牲，包括人权和主权。
奥运临近，中共更如惊弓之鸟。这个对钓鱼岛没有一枪一炮所指的政府，居然在奥运场馆，布置了导弹！这再一次证明，中共壮大军力，主要并非对外，而是对内，枪口炮口所向，都是自己的人民而已（包括汉人、藏人、新疆人、台湾人，等等）。
任何时候，政权安危，都是中共的“战略”首选。与中共从前签订的诸多对外协议一样，中日东海协议，在有利于日方的前提下，有利于中共政权，而不利于中华民族。换言之，中华民族利益，牺牲于中共政权利益。
当初，刚刚落入监狱的我对所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无所知，甚至对究竟什么叫拘留、逮捕等等法律术语也不甚了了。仅仅是为了知道自己究竟触犯了刑法没有，作为犯罪嫌疑人的我有什么样的权利和义务，相关司法程序如何等，我向贵州省国安厅看守所看守多次索要《刑法》、《刑事诉讼法》、《国家安全法》等。不是亲身经历，我也不敢相信，在学法守法叫得山响，在法制社会喊得震耳欲聋的中国大陆，执法警察竟然会对我的这一请求作如此回答：如果能给你看，早都给你看了；既然没有给你，你就不要问了，再问，也不会给你看的。
如今，我知道了其中的奥秘：如果我当时就熟知法律，成了明白人，对于我，到是好办了，但这对于一定要加诸我罪的国安来说，则“难办”了。
当初，贵州省检察院没有批捕我，后来，国安们是如何“补充侦查”的，请看我2005年9月2日和29日被逮捕前后写的部分日记：
2005年9月26日
那该死的“认识”，我太不愿意写了。我心里的委屈和无奈，有谁知道，又有谁能够理解？但是，他们都说，写好了，过关了，对我“当然”很有好处。
昨天下午，趁着只有某某一人在的时候，我和他扯了一会关于孩子教育，关于如何辅导孩子写作文等。他还说，他把我写的，有关优秀贫困大学生，包括聂开基在内的报道都收集起来，给他的孩子看。其间，我乘机问他，将怎样处理我，会否起诉我，判我的刑？他说，我的事情不大，没那么严重，丢不了工作。我巴望知道得具体一些，因此又追问了一句：你的意思，是不会起诉我？他有些支吾地说：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但具体到底要怎样处理，要“他们”才知道。末了，他还加了一句：你不用多想，反正，你这个罪名又不丢人。
听了他的话，再想起23日那天，他们对我说的“我们给你换一个宽松的环境，以便你好好地反思你的事情，然后给我们写一份认识——这样一来，你的事情就好办了”等话，表面虽然控制着，但我的内心却忍不住的狂喜：看来，认识写好后，我就有可以回家了。种种迹象表面，某某的话非常可信，他们放我的可能性很大。但是，我不能很快就交那鬼东西，我得拖到接近十月份那一两天。毕节那两个国安总得回毕节过长假，交给他们，他们审查天把，完了，总得把我带回去吧。只要不是那个魔鬼要命条件，其他的，就顾不了那么多了，反正，又不是出卖谁，只是出于自保，不得不借报纸上的鬼话自己骂自己，只是保证出去后不再写“那方面”的文章而已——即使不保证，我还敢写吗，根本不敢了。万一弄到法庭上，我想，人不是不能自证己罪，法院也不能凭着“口供”定罪吗，这东西对我不应该有实质性危害的。
2005年9月29日
天那，这是真的吗，我又置身于看守所，趴在这我极端不愿意呆的地 方写日记了？昨天晚上，想想都28号了，是交那“买身契”的时候了。交给他们，明天、后天审查审查，我不就可以和他们回家了。于是，昨天晚上，我把那鬼玩意交给了某某某。
今天上午一大早，某某某等拿着那份东西出去了。十点来钟，他们转回来了。不大一会，他们让我收拾东西。我心里一阵高兴：看来，要带我回家了！
车辆绕了一会后，我发现似乎是往看守所方向行使。我心里升起了不详之感。随即，我觉得自己又找到了他们带我到看守所的缘由：省国安厅在那边，人家带我去办相关手续呢。谁知，车子驶进了看守所，他们叫我把行李拿进看守所。接下来，就是让我在逮捕证上签名。直到这一刻，我才意识到，我在这个监狱里，陷得更深，也必将更长了。我的幻想，我的希望，就这样令我不敢相信地离我远去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欲哭无泪。
看见了吧，除了使用欺骗手段弄了个我的“认识”外，卑鄙的国安们什么证据也没有“补充”到。但是，如今方知，国安就是以我的“认识”作为我犯罪的证据报检察院批捕我的。到了法庭上，那个良心被功名利禄吞食了的女检察官金海燕更是大段大段地引用我在无奈情况下违心地写下的“认识”来指控、起诉我。出狱后方知，开庭前，我的至亲亲人们除了受到欺骗外，还受到了来自某方面的巨大压力、威胁：不要接受境外媒体采访，否则，对李元龙不利！
这是怎样黑暗、恐怖的一个社会环境啊，“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这真的就是我少儿时代在书上、在电影上了解到的那个中国，那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吗？我没有做噩梦，我没有神经失常，我没有遭遇时间黑洞吗？
2006年4月17日，律师到看守所对我说，我案19日开庭。18日下午，看守突然对我说，开庭时间推后了。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看守、犯人都感到不可思议。莫非，中美之间有什么重大外交往来了？犯人们个个对我的猜测表示不屑：你不是大人物，你这也不是什么大事，还会与中美关系扯在一起？晚上一看新闻联播：可不是，胡锦涛正在美国访问哩。
我相信，我案延期开庭，这并非胡锦涛阁下的意思，而是做贼心虚的喽罗们的主意。这就奇怪了：既然明知审判我对中美关系不利，对自己的总书记不利，为什么还要一意孤行、遮遮掩掩地干？
快刑满出狱时，到看守所对我进行特别关照的国安口称善意地“希望”我出来后不要和“那个”山东律师来往，不要再写“什么”了。我说，我不做过河拆桥、忘恩负义的小人。我落难期间，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关注、关心过我，我都要以他为友。要我不写？你们被人迫害，遭受了如此大的冤案，你们也窝囊得出狱后连气也不敢吭一声？如果当初法院判我无罪，你们以后叫我写，我会写，我敢写吗？我还要给你吼回去呢。再说了，判我无罪，尤其是没有逮捕我，说明在某个层面上，你们还算讲理、讲法，够文明，我不仅找不到“诽谤”“攻击”的口实、话把，无冤可伸，我最清楚，以我当时的心态，我还会感到惭愧不安：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人家那有你认为的那样坏呢。
2007年9月14日，是公（安）检法强加给我的徒刑刑满的时间。按照正常情况，应当是在当天早上八九点种出狱，但是，在毕节国安的直接干预下，我竟然在13日刚过的14日零点十来分，就被提前“撵”出了看守所。国安还有脸说什么：我们和你是熟悉的，知道你今天出狱，特地开了车来接你回家。如此低劣、小儿科、欲盖弥彰的谎言，亏他们撒得出来。我当时一再请求看守们给妻子打个电话，说妻子图吉利，要来接我，要我换了她给我买的新衣服才能走出这里 。但他们显然有所不便，推三阻四的，就是不给我打电话。我当时还以轻蔑的口吻对看守们说：“你们看看，你们看看吧，他们这是在干一桩光明正大的事吗？保护国家的安全，多么神圣，多么光荣的伟大使命，正大光明地干啊，为什么只能深更半夜、小偷小摸地搞？这与伟大光荣正确、与和谐社会沾得上边吗？”看守们说：“算了算了，不要讲这些了，反正马上就回家了，回去后多多挣钱、好好生活吧。这个社会，就这么回事了！”
党报出了写反党文章的记者，这不就是人咬狗了吗，多么具有新闻看点的好消息啊，上新华上央视上人民日报以警效尤啊，何以大陆数万媒体，近60万记者，关于我人我事，一个字的采访报道也没有？直到今天，直到永远，我都愿意将我人我事我文拿到任何媒体公开，让非党治下的法律人士，让天下所有良知未曾泯灭殆尽的人们来看一看、评一评，我李元龙的那四篇文章，究竟是出于一片忧国忧民之心而写，还是如判决书所判的罪名那样，是为了危害国家安全而写？
据非正式消息，有法官认为我根本就没有罪，但“大领导”非办我不可，我当然就只有坐牢了。我当过记者，我完全知道这种情形，知道这种滋味。当初，我对我当这个戴上了脚镣戴上了手铐戴上了紧箍咒、思想还要被企图阉割，连起码的做人的尊严也保不全的所谓记者，感到耻辱、感到忿忿不平，不知各位检察官、法官是否也有类似的感受。
也许，无论起诉我的检察官还是审判我的法官，你们都心中有数，这样的审判实在让你们丢脸，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完全不可能独立行使法律监督和案件审判的、习惯于制造文字狱的中国司法体制内，你们也只有“望案兴叹”。从这个角度来说，我真的很理解正直的检察官、法官的无奈和痛苦。但哪怕你为我，为任何一个思想犯、政治犯，为任何一个文字狱受害者说过一句话，甚至是表示不与邪恶势力合作的沉默，我，我们，尤其是天上的神灵，都会记住你的。
根据上述种种事实，我有理由相信“内行人士”的推测：这是山区国安小题大做，自以为只有判你有罪，他们才可以向上峰交差，所以，他们当然要宁可错判三千，也决不放过一个。“绝对忠诚于党”，且不说你们置国家和人民，置自己妻儿老小于何地，就说这种忠诚法，这种训诫，一看就让人明白，你们究竟是“国安”，还是“党安”？再说，你们绝对做得到那“绝对”二字吗？你们的所作所为，就是“绝对忠诚”、这才叫“绝对忠诚”吗？
我如果是党，我一定不要这样的置党于不义，置党于千夫所指境地的愚忠蠢忠。我甚至还会怀疑：这是为了要功请赏，你们根本就置党的利益于不顾呢。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络局副局长刘正荣2006年2月14日在北京对中外记者说：“到目前为止，中国没有任何人仅仅因在互联网发表言论而被捕。”正是基于刘副局长欲盖弥彰的谎言，律师如此为我辩护：刘正荣副局长的这个讲话虽然不符合事实，但是从司法政策等价值层面解读，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国家根本上反对因言治罪，或者说以言治罪损害国家形象。几千年前的古人也知道“不因言废人，不因人废言”，那么起诉、审判李元龙，是不是违背了国家的司法政策？是不是一种倒行逆施的反文明、反人道暴行？
还有，国安某某，你不是说，你把我写的，有关优秀贫困大学生，包括聂开基在内的报道都收集起来，给你的孩子看，以期对他有所鼓励，有所帮助吗？我想知道你的内心真实想法：如果有那样一天，你的孩子多少得益于我的文章而考上了一所理想的大学，如果他又如此问你：这个了不起的记者叔叔呢，我想见他，我一定要当面好好感谢他？面对你孩子这样的，不仅无可厚非，还应该加以褒扬的品德，要求，你将如何回答，某某？中国大陆所有关押，起诉，判罪所有思想犯，良心犯，政治犯，制造文字狱的公（国）安，检察官，法官先生、女士们，你们又能问心无愧地，理直气壮地回答这样的问题吗？
适逢“六•四”19周年，各种纪念文章与活动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壮观景象，这从一个侧面上说明“六•四”的民主政治资源经过艰难的坚守，正在积极地转化为推进中国民间民主共识的动力。形象地说，“六•四”可视为一座高品位的民主铁矿，经过19年的开发及矿石拣选并反复的冶炼过程，它已经为民主化大厦的建立备下了各式各样的成品钢材。
在另一端，关于“六•四”的研究，至少是其文献学之建立，尚未见真正起色。这与“文革”学研究相形见绌，与已有雏型的“反右”学研究亦有相当差距。在此情形下，如果我们稍将观察尺度放宽，则不难发现：一九八七年官方满带杀机的言论，其实已经预示着一九八九年“六•四”血案的来临。
在个案意义上讲（套化经济学的案例研究方式），1987年的“三个坚持”应当能够更深刻地揭示“六•四”血案发生的机理。因此，笔者试做抛砖引玉之举，以短文形式略述其意。
一、“三个坚持”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实际缺位
1987年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正式展开，以1月16日胡耀邦被迫辞去中共总书记为标志。在该日举行的政治扩大会议上，胡耀邦做了违心的检讨，因此也得以保留政治局常委职务。中共权力核心层的如此安排，在战争年代尚可理解，在和平年代殊差人料。它也从一个侧面上说明胡耀邦的所谓过错远没他自己被迫检讨的那么严重，邓小平力欲操谋的集体领导模式也确实有向党内有限民主过渡的可能。
1987年的反自由化运动是个奇怪的多面体，胡耀邦问题虽为标志，但远非问题的全部。在另一个观察视角上，我们也不难发现中共开启邓时代的称之为“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准则，实际上失去其排序中的最后一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按四项原则的坚持要求，其序列是：第一，社会主义道路；第二，人民民主专政；第三，共产党的领导；第四，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
回观1987年文献，《红旗》杂志（1988年6月30日更名为《求是》）在反自由化运动中发表的评论员文章分别是：（一）第二期（1月底）“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二）第三期（2月中旬）“坚持社会主义道理”；（三）第四期（2月下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虽然以上“三个坚持”与四项基本原则的表达顺序不一致，但第四项原则未被提及仍是一个不可忽略的细节。这说明中共党内不仅有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且呈澎湃之势，而且左右互视、互定（如初见端倪的邓小平陈云之间的矛盾）的思想冲突也从低基调上升为不可轻视的政治倾向。此时，邓小平理论尚未形成权威，邓又不能给“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真实的地位，因此就出现了短板现象。目前，我们虽然无法接触到中共绝密档案，但可以推断：这“三个坚持”的评论员文章即便不是邓亲笔所写，至少也应该是其口授。
假定这个猜想成立，那么此时的邓小平理论的雏型是该有所表达的。署名苏吉的发表在《人民日报》1987年1月19日（胡耀邦被迫辞职之后的第三天）文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强大思想武器——重读《邓小平文选》”，则不但补稍后的“三个坚持”之“空位”，而且苏吉这篇地位远逊于后来《红旗》杂志连续三篇评论员文章的文章，实质性地表明了邓的理论实践上已经自定位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替代品，而不是后来说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继续发展”的互补品。虽然这个理论体系没有被左派（如陈云）承认，邓系内部也不太理会（如胡耀邦的“出轨”），但在此理论基础上，邓实施更加有利的权力运作已经难免。其惯性之一就是决定“六•四”的开枪。
二、个人境遇与冒险决定：1987年话语暴力终于落实为1989年的血腥武力
对比苏吉文章与《红旗》杂志的三个坚持，分析家们不难发现：（一）邓理论已经具有了向权威意识形态过渡的可能；（二）在四项基本原则中排名第二的“人民民主专政”在“三个坚持”中前是一位，居“三个坚持”之首。
苏吉的文章重提邓小平1980年的动乱预言，即“四人帮”残余、新生打砸抢分子、各种流氓集团、刑事犯罪分子、与台湾及国外有联系的反革命分子，党内“民主派”等势力，将在一定的情况下纠合在一起，“成为一股不小的破坏势力，可以造成不小的动乱和损失。”
仍然没有解密的中共绝密档案为证来印证一位饱经政治变故的政治老人当时的个人心态，但是邓觉得四面尽敌，到关键时候就要采取专政措施。这种专政措施不只是法律制裁，更包括他的政敌镇压他的支持者时所使用的武力手段。
“四人帮”使用工人民兵镇压“四•五”，邓小平使用军队镇压“六•四”，在手段选择上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这样分析也许过于残酷，但是以经济学中的“效用最大化”与“利润最大化”概念（选择）来印证，决策者往往倾向效用最大化。
同情邓不平，也许会遭到民间民主同道的责骂，但是权力本身既是荣耀的来源，也是心理莫名恐惧的来源。因此仅从行为学角度来看，邓小平确实是如一生发动三次政变的慈禧太后那样，晚年值得同情。一位政治老人在晚年特别是操纵政变之后寻找合伙人而不得的状况，确实是无限凄凉与恐惧的。之于胡耀邦的所谓错误，与其说是政治分歧，勿宁说是深重的怨恨情绪的发泄。
伤害胡耀邦，实际上是邓自虐倾向的一个隐性表现。
邓的自虐倾向在他写给华国锋的“万岁信”中得以充分体现：1976年10月，对于逮捕“四人帮”的宫廷政变，邓喜不自胜，而他虽知华国锋非干器之主，仍然以书面形式表达“万分的喜悦”，并说自己“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短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随后，他又另起一行，专门写了一句“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发此违心地山呼万岁，首先不在于与华系力量分享权力的战略图谋，而是要保证个人最基本的安全。这样的侧证在此前此后也有：（一）1976年10月，当叶剑英通过电话先知邓：已经逮捕了江青等人时，邓说给夫人卓琳的头一句就是：“我可以安晚年了。”（二）十三年后，1989年学生运动以反腐败为道德诉求发起时，邓仍认为有“四人帮”残余在起主导作用，尽管这是个严重的误判。
如果说邓对“乱”的恐惧是由于个人在“文革”的悲惨经历的话，那么促使他最后选择武力镇压“动乱”的原因还有对外国投资者的承诺，必须以中国“不乱”为前提，保证外商在华利益。1989年5月3日，袁木答中外记者问，涉及到了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提问“亚洲华尔街日报一篇报道说，方励之主张外商利用人权作为投资条件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袁木在指出确有此说之后，极力希望“外国朋友主持公道”，但话锋一转，他许诺“不管发生什么情况，绝对地保障外国、外商在华的利益”。
怎么个“绝对”法儿呢？
在此承诺前，他已经暗示有动用武力的可能，称曰：“一些暂时的动乱，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有决心加以制止。”
怎么“制止”法儿呢？
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将要被邓理论取代之时，1987年第二期的《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又特别将列宁符号请了回来，文中说：“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而列宁符号的一个最直接的专政性质就是否定西方传统的国家契约学说，称国家为阶级镇压的工具。
之于邓小平本人，“平息反革命暴乱”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实践列宁主义理论。此理论，既非马克思主义的，也非毛泽东思想，尤其不是后者。因为若按后者的帝王权术来说，很可能在民乱时期将一批重要官僚交给“乱民”或“杀奸臣谢天下”。
三、何以前倨而后恭：胡耀邦冤案的广义谜面
胡耀邦在1987年1月16日的被迫检讨中究竟说了什么，仍无资料予以证实，而对比《人民日报》的元旦献词对胡的抨击及胡逝世时的讣告，特别是赵紫阳满是赞誉的悼词，分析家们也不难发现：这场由邓小平自虐性格爆发而引致的对政治盟友的伤害实际上是一场政治误会，或是被邓胡盟友之外力量挑拔的结果。
在胡被迫辞职并保住政治局常委身份的半个月之前，《人民日报》挑明了党内的派性斗争：“近几年来，思想文化界有一些人借改革、开放之机，发表各种背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使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在一些地方泛滥起来，而我们的一些同志表现软弱，不敢理直气壮地出来斗争，这种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如果继续听任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泛滥，党就会失去了凝聚力和战斗力，怎么能成为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按《人民日报》的这个说法，比较于半月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公报”，胡耀邦不但要承“自由化泛滥”的政治后果，而且还要承担党内不团结的责任。公报说：“胡耀邦同志在会议上检讨了他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期间，违反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在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的失误，并请求中央批准他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会议对胡耀邦进行了严肃的同志式的批评，同时也如实地肯定了他工作中的成绩。”
公报的调子显然比《人民日报》的元旦献辞温和多了，尽管它没具体指明胡的失误所在。两年之后，对胡的批评几乎消失，评价调子更加温和，如1989年4月16日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讣告”要求全党学习胡的忠诚、平易、谦虚三方面的风格，悄然加进一词，称胡“顾全大局”。
“顾全大局”一词不仅印证了胡的检讨是被迫的与违心的，邓的怨恨得以宣泄，但党内团结问题却一日不如一日。最后，终于出现前仆后继的赵紫阳倒台事件。
将观察尺度放得再长一些，一个价值化的提问则在所难免：在胡赵前仆后继为所谓的自由化而倒台之后，中共不少地方出现了腐败行为的前仆后继现象，是否打倒胡赵为腐败提供了有力的暗示呢？或者说，从“六•四”血案发生之际，信仰崩溃已经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如果实然，那么选择民主化道路不只是民间自由主义精英的诉求，而且也是拯救共产党作为（非贬义化）利益集团的一个出路。
即便这个问题尚待证实，观察家们也不难发现：胡锦涛作为新党魁，在对待现今的西藏问题上采取了与1989年绝然不同的措施，不再使用强硬的武力镇压（尽管日后可能仍无法避免），除个人的道德性表述及权力稳固之外，实际上这是在诠释1999年“六•四”10周年之前的一个伦理之辨——当时有人猜测曾庆红比胡锦涛更具有成为江泽民的接班人的可能，原因是曾在“六•四”问题上是“戴白手套”的，而胡却负有在西藏实施武力镇压的重大责任。这个伦理之辨现在已没什么意义，但是胡锦涛对胡耀邦的纪念指示与实际落实，除了个人感恩因素之外，更意味着党作为一个整体实际上亏欠了胡耀邦。至于亏欠的“数额”或曰胡耀邦“顾全大局”而担了多少不实之罪，又是个谜团。不过，赵紫阳在1989年4月23日发表的对胡耀邦的悼词，其高调赞美确实触犯了党内的潜规则，尽管这篇稿子应当是政治局定调的，毕竟他是党的总书记，有权按自己的意见表达。
赵的悼词比中央的讣告的三方面表扬多出了五个方面，使悼词几乎不像色调沉重的诔文，反倒像热情洋溢的表彰大会的发言。赵对胡的八方面肯定分别是：（一）解放思想，冲破了“两个凡是”；（二）平反冤假错案；（三）调动八亿农民的积极性；（四）推动城市经济改革；（五）尊重知识与人才；（六）重视政协的作用；（七）推进干部年轻化；（八）注重与外国党的关系。
对于胡被迫辞去总书记后的工作表现，赵仍给予大胆的赞誉：“近两年来，他仍以很高的热情关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展，不辞劳苦，到基层调查研究，鼓励干部、群众正确认识形势和光明前途，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振奋精神，继续前进。”更为微妙的是，在悼词的最后，赵竟然说出了令人震惊的真相线索：“（胡耀邦）胸怀坦荡，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正确的东西，敢于坚持”。而正确的东西涵盖是什么，随即又成了一个谜面！
结语：他们人还在，“心不死”
正如本文开头所讲，“六•四”文献学是一门尚待开启的学问。而开启此门学问端赖于亲历者们的重新检视，可以毫不客气地说，至今仍活着的“六•四”事件的亲历者们大多倾注于道德抗议与政治推动，而少有的文献学的意识。
道德抗议与政治推进固然重要，而为中国民主化存下鲜活历史的责任仍不可忽视。以我个人的视界而论：在原体制的理论方面有苏晓康等“学术巨头”健在，在道德批判方面有刘晓波如椽巨笔在挥动，在政治实践参与方面鲍老仍然健在。这些人，没有“死心”，仍为中国的民主化而努力，借助这些资源载体建立有类“文革”、“反右”研究那样的“六•四”文献学研究体系，不仅有利于为后世作信史，更在于为中国民主化提供续航经力。
坦率地说，“六•四”文献学一旦建立，受益者不只是民间自由力量，中共当局本身也可以从中获益，一如本文第三部分所说的中共出路的选择。
在更广义的角度讲，建立“六•四”文献学更是促成和解的一个重要的技术手段。亲历者的回顾与检视，将比后世史家的分析、推测更有佐证之功；后世治史者对亲历者的回顾与检视进行沙金之披，更能为建立新的中国道德历史观提供可靠的原料。
【香港】武宜三
目錄
◎曾宏玲写《地震亲历记》被抓
◎曾宏玲悲惨、凄凉身世
◎罪名竟是“向境外非法提供情报”
◎被车祸“撞”下马的黄书记
◎“灾区人民感谢共产党！”—最大的機密
◎抄家《清单》赏析
◎疯狂的反扑：“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
◎余秋雨和中共当局为“对中国人历来不怀好意的人”“找到反华借口”了
◎加拿大笔会、美国笔会、独立中文笔会：拘捕在中国震区强化
◎在极端不正义的情形下，暴君就是盗匪
一、曾宏玲写《地震亲历记》被抓
《中国天网》2008年6月10日15:34刊登《四川绵阳曾宏玲因三篇地震文章被警方抓捕》称：
今天下午14时，四川省成都市市民黄绍甫先生赶赴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投诉其养女曾宏玲在昨天被绵阳公安抓捕一案。
黄绍甫先生说：我是四川大学的毕业生，曾在国民革命军新一军服役，在1943年参加过缅甸远征军。1950年起在西藏军区文工团担任小提琴演员。1955年转业到峨嵋文化馆工作，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及历史反革命被送劳教五年，1978年右派问题被改正。
曾宏玲是我的养女，曾在西南科技大学工作，现在是该校的退休职工。5.12汶川大地震后，我让他从绵阳到成都来躲避地震。在我家躲避地震期间，曾宏玲在我的电脑上根据自己的观感写出来《怎么没预报呢？地震亲历记》、《党官面目，在赈灾中暴露无遗—地震亲历记》等三篇文章。在文章完成之后，我女儿将文章发给了一个名叫的武宜三的人阅读。不知何故，这三篇文章居然发表在海外的《观察》网站上。
昨天晚上20时，绵阳市公安局来了五个便衣警察到我家中，问我曾宏玲是我什么人，我说是我养女。警察就说让我到土桥派出所办理暂住证。到了派出所以后，警察以了解情况为由将我和我养女分开询问。我向警察如实介绍了曾宏玲到我家避震的情况，警察问我是否知道曾宏玲写过文章，我说我知道她在写文章但是不知道写的什么。然后警察出示了《搜查证》说要搜查我的家，我说你们有《搜查证》你们就去查吧。警察到我家后，将我的电脑查封声称是作案工具。警察将我的电脑主机和曾宏玲的所有物品全部带走，随后离开我家。
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负责人黄琦先生表示，我们天网将继续关注事件的最新进展。
二、曾宏玲悲惨、凄凉身世
曾宏玲(原名严升莉、网名杉杉)，是我去年根据她在网上留下的电邮地址而联络上她的。事缘本人近年致力于收集和研究1957年反右运动的史料，而她家出了两个右派分子：一是其父严代武，1942年为抗日救国而投笔从戎，参加了远征军，在印度编入38师教导队；1945年日本投降后复员，从事家乡教育事业；1957年，在四川省德阳罗江镇小学当老师时被打成右派分子；送农村劳动改造，以人当牛，拉犂耕冬水田，受尽人格侮辱；后转去新疆大南湖农场，1978年死于新疆，尸骨无存。二是其叔严代平，在西南农学院农化系读书时被划为右派分子，下放曲靖余家屯农场，每月只发生活费20元；1962年，西南农学院发出《右派分子改正通知书》、《毕业证》后，生活费改为30元；把《毕业证》寄给云南省人事厅后，才发工资50多元。受尽屈辱，九死一生，现在云南曲靖一个农技站退休，正过着清贫的生活。
作为国民党残渣余孽、右派分子的家属，曾宏玲一家受到长期和严重的迫害、歧视。即使曾母迫于压力离了婚，把子女也改名换姓，甚至迁了居，仍无法逃脱黑五类家属、子女的厄运；使受教育、工作等一切权益都受严重损害；虽然右派问题后来被“纠正”，但当局却拒绝彻底平反，也不肯作出赔偿，所以她家的状况也没有得到根本改善。以致，几十年来一家三代人都无法过上安定、愉快的日子。
名为“开放、改革”实为掠夺、分赃的三十年来，不但吏治日坏、贪腐遍于国中，而且贫富日益悬殊，社会矛盾更加尖锐，作为弱势群体一员，自是牢骚满复、愤愤不平。只苦于言论箝制，无处发泄。此次汶川大地震，使平时穷奢极侈、颟顸无能的党官们一时手足无措，既不能及时和全力投入救灾，又无法对言论实行全面封琐；以致让曾宏玲们有机会在所谓“舆论开放”之下畅所欲言了一次。
三、罪名竟是“向境外非法提供情报”
有消息说，曾宏玲被指“向境外非法提供情报”。(有“向境外非法提供情报”，当然也就有向境外“合法”提供情报的，例如中共当年向苏联人、日本人，今天向俄国人、美国人提供情报，便是革命的、因此也是合法的。)在等级制度最严格，保密制度最严密的中国，一个毫无知情权、下岗多年的女工会搞到什么情报呢？真是欲加其罪，何患无辞！
曾宏玲究竟“向境外非法提供了什么情报”呢？三篇《地震亲历记》就登在《观察》网上，并得到多家媒体转载，彰彰在目。第一篇叫《地震亲历记（一）》，讲的是地震发生时她自己的逃难经过，以及绵阳市民慌乱无助的状况。此文最后说：
我又来到铁牛广场及河边，很多妇、幼、老、少，都在诉说这瞬间死亡的感受，及逃命的经验。七嘴八舌、议论纷纷，有的跑不及就跳楼，结果地震没把他砸死，却因跳楼死了。有的在逃亡途中被震动下来的玻璃、砖头砸死，有的被坍塌的房屋压死在里面；一位老人说：“我几十年从没遇到过这么大的地震，真是吓惨了，晓得政府和科学家在搞啥？说没测出来，这才怪。解放前都测得出来，现在科学这么发达，这么多科学家，仪器设备那么多。会测不出来？鬼才相信。”
有的说：“人家现在都在抓经济去了，搞奥运去了，哪个管你死活。那些龟儿子王八乌龟只知道吃、喝、嫖、赌、贪污、搞腐败。他们懂得啥叫科学？所以惹得天怒人怨。”
照片1：恐慌的人们在空地上避难。杉杉摄
这一段话不知是否就是“情报”或“党国机密”？大约是。因为它告诉境外人士：共产党并不那么伟大、光荣、正确了；中共一伙“只知道吃、喝、嫖、赌、贪污、搞腐败”。
四、被车祸“撞”下马的黄书记
第二篇《党官面目，在赈灾中暴露无遗—-地震亲历记（二）》，报导的是党官的无能、腐败、不作为。
那为什么明知地震不预报？为什么要用豆腐渣工程来断送我们的未来？为什么不让有先进技术、有丰富经验、有良好设备的各国救援队来觧救瓦砾下的受难者？
在这人命关天的时刻，绵阳的“父母官”也不见了踪影。他们到哪里去了？善良的绵阳人民都以为他们去了重灾区，其实在重灾区也见不到他们。这时绵阳除了地方电台向老百姓撒谎，说什么“不要惊慌，我们与你们同在”之外，任何信息也听不到了，“难道地震就专门破坏了我们绵阳的信息？”既不见官员出来指挥抗灾，也不见他们出来维持秩序，岛”，老百姓只好自己救自己、自生自灭了。
照片2：5月13日，雨中的灾民，此时离地震32小时了。杉杉摄
这是天灾吗？这是人祸！号称伟大、繁荣、富强、崛起的大国，还有那么多的百姓住在经不起一点风吹草动的危房里。还有那么多吃人不吐骨头的豆腐渣工程！
在地震后的废墟中爬出的幸存者，他们有的失去了宝贝的子女，有的失去丈夫，或妻子，有的失去了爸爸妈妈成为孤儿，有的失去了爷爷婆婆；他们倾家荡产、无家可归。他们本该得到帮助、得到照顾、得到温暖；然而不，他们还要受地震灾难后第二次痛苦。他们仍然要挨饿、挨冻、挨淋、挨训斥、挨岐视。
“走了一个酒疯子，来了一个谭壳子。”酒疯子是指原中共绵阳市委书记黄旭九(应是黄学玖之误—武宜三注)，以酒肉交朋友而升官发财。谭壳子（壳子，指吹牛）即谭力，是继酒疯子之后的现任中共绵阳市委书记；那个跟在温家宝、胡锦涛身后笑得合不拢嘴的人形物体。这些绰号都是绵阳老百姓根据他俩的“政绩”而封赠的。
本应出现在赈灾的第一线，却只出竟胡温的屁股后面；所以，地震难民也只好餐风宿水、自生自灭了。阿门。
这篇有什么机密呢？绵阳官场的黑暗、黄学玖因腐败下台事，早由《南方周末》于2005年1月13日以《被车祸“撞”下马的黄书记》为题作了图文并茂的报导。
“那个跟在温家宝、胡锦涛身后笑得合不拢嘴的”谭力，《凤凰网》上早有了照片。曾宏玲最多是“听信谣言、散布谣言”而己，哪谈得上“提供情报”？
照片3：在胡锦涛身笑容灿烂的中共绵阳市委书记谭力(《凤凰网》)。
五、“灾区人民感谢共产党！”
第三篇《老百姓水深火热，共产党趁火打劫—–地震亲历记（三）》，记述她5月16日下午在绵阳南河体育中心，看到体育中心侧门的大红标语“灾区人民感谢共产党！”后的心情。
如果说是泄露机密、提供提供情报的话，这张揭发中共在“国难当头，不忘自吹自擂”的照片，便是最大“机密”、最重要“情报”。它揭示了—-
中共集团本来就是一帮无德无能，掠夺百姓生命财产的吸血鬼，加重灾难危害程度的罪魁祸首。地震本是天灾，但在共产党面前却变成了人祸。然而当局还要恬不知耻的自吹自擂，继续愚弄、欺骗善良的老百姓，继续剥夺老百姓的知情权。
这条标语其实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但这条标语的外泄，肯定使党官们恼羞成怒。这大约是，他们自己也觉做得太过份了，在震灾的第四天，屁事也没干，就向老百姓要求感恩；自己也觉得不象话吧！
照片4：5月16日绵阳南河体育侧门的大红标语，国难当头，不忘自吹自擂。杉杉摄
六、抄家《清单》赏析
曾宏玲被拘押消息是澳大利亚的张鹤慈先生先从网上看到再转告我的，看了他的email，我吓了一跳，赶紧去打电话，座机与小灵通都没人接了。后来在《六四天网》看到绵阳市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支队扣押黄绍甫、曾宏玲财物的《公安局扣押物品、文件清单》，才知她的小灵通包括充电器已遭扣押了。
仔细看看这张《公安局扣押物品、文件清单》，既使我感到恐怖、气愤，也让我感到可笑、无聊，法西斯政权之凶恶、残暴、无赖、无耻，这张《清单》也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据。
摄像机、录音笔、小灵通，被怀疑是作案工具，扣押了去，倒无不可。但“TW女表”为什么也扣押了去呢？
TW是“台湾”？女装手表是收发报机—秘密电台？这让人想起当年“郭德洁金牙是收发报机”、“严凤英肚子里藏有秘密电台”的荒唐而卑鄙的故事。
照片5：绵阳市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支队扣押黄绍甫、曾宏玲物品、文件清单。(六四天网)
七、疯狂的反扑
毛泽东曾说，“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今天，中国共产党反动派实行的也正是这条逻辑。
对于地震期间，舆论等某些阵地的短暂失守，中共反动派是痛心疾首、痛入骨髓的；如今痛定思痛，便加倍反扑，疯狂复仇了。围殴刘晓波，扣押冯正虎，查抄孙文广，拘留曾宏玲，这是中共反动派镇压异议分子的一系列有计划的暴行。
不要脸的余秋雨在《含泪劝告请愿灾民》中告诫捧着“遇难子女的照片请愿”的灾区家长们，目前“还有更危急的事。堰塞湖的问题是悬在几十万人头上的凶剑，卫生防疫问题也急不可待，灾区上上下下所有的力量还在气喘吁吁地忙于救灾，人口大幅度流动，一切都处于临时状态，因此，确实很难快速腾出手来处理已经倒塌的校舍建筑质量的法律问题。我想，你们一定是识大体、明大理的人，先让大家把最危急的关及几十万、几百万活着的人的安全问题解决了，怎么样？……这些天来，无论是中国的各级政府、军队、武警、医生，还是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国的救援者、志愿者都尽心尽力、令人感动。只有当这些里里外外的多重力量不受干扰地集合在一起，才能把今后十分艰巨的任务一步步完成。因此，你们要做的是以主人的身份使这种动人的气氛保持下去，避免横生枝节。一些对中国人历来不怀好意的人，正天天等着我们做错一点什么呢。”
绵阳市公安局便狠狠抽了余秋雨一大耳光，在震灾国难、省难、市难之际，绵阳市竟不惜工本派了五个便衣赶到成都农村去，抓了一个下岗女人，抄了她养父—一个抗日老军人的家，只为了她的三篇文章。
接着，连接受她养父投诉的天网负责人黄琦等也被秘密绑架了。什么震灾善后、难民安置、家园重建、堰塞湖、伤亡赔赏、追查校舍倒塌、查处贪官，都“去他妈的”了。只有收拾异议人士，才是当务之急；才必须“快速腾出手来”。由于对失去权力的恐惧，权贵分赃集团确实已到了极端荒唐、极端疯狂的地步。
我说过，共产党的本性没有变、也不会变。想与既得利益者，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武装流氓集团分享利益，是与虎谋皮。
连年纪轻轻的韩寒也“知道原来这个国家，肚子在慢慢慢慢的放大，头脑在不断的缩小。这是挺有意思的事情。”那种“多难兴邦”、“地震震出新中国”，还对中共抱有幻想的论调，要么是痴人说梦，要么是成心欺骗。
八、余秋雨和中共当局为“对中国人历来不怀好意的人”“找到反华借口”了
余秋雨所指责的、为“对中国人历来不怀好意的人”“找到反华借口”的人，不是别人，而是中共当局，是绵阳市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支队的便衣警察们。他们没有遵照余秋雨的教导，去“一步步完成”“十分艰巨的任务”，而是“横生枝节”，拚命抓人。让“一些对中国人历来不怀好意的人”，天天都在看法西斯们在“做错一点什么呢。”
中共政府看来也是一“震”就跨的“豆腐渣工程”，它色厉内荏、外强中干。尽管它用俄罗斯的破铜烂铁把自己武装到了牙齿，但内心却极为怯弱。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政权是用暴力和谎言取得并维持着的，他们干了太多伤天害理的事、犯了太多的罪行，他们早已失去执政的合法性，早已怨声载道、早已天怒人怨了。所以他们非常害怕不同的声音。从来残暴失江山，岂有文章能倾国？中共下手迫害曾宏玲，说明这个残暴集团已经虚弱到极点了。
八公山上，草木皆兵，“此亦劲敌也，何谓少乎？”怃然有惧色。一个下岗女工竟使貌似强大的中共屁滚尿流，兴师动众，这大概就是一个黑暗王朝即将灭亡的征兆了。
今年以来，上天不断示警，雪灾、车祸、西藏骚乱、地震，内部通胀、股市急挫，外部越南爆发金融风暴，台湾政党轮替成功的示范效应，紧接而来的北京奥运更将是中共当局的噩梦。
九、加拿大笔会、美国笔会、独立中文笔会：拘捕在中国震区强化
2008年6月13日，加拿大笔会、美国笔会、独立中文笔会联合发表声明，通报了中共政府在震区的大规模拘捕行动。除对成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负责人和共同创始人黄琦再一次被便衣警察拘捕而关押、天网义工兼网络作家黄晓敏和管理员张起被拘捕、成都自由撰稿人兼记者陈道军被拘留并被控“煽动分裂国家”的表示关注外，也提到“曾宏玲被绵阳市公安局的五名便衣警察带走，目前关押在绵阳市公安局看守所中禁见亲友。”
总部设在巴黎的“无国界记者”组织也报导了“在网站上发表文章的绵阳西南大学退休职员曾宏玲”被逮捕的消息。
十、在极端不正义的情形下，暴君就是盗匪
最后，重温苏格拉底的一段话：“强权不是真理，强权的基础是暴力。”“真理只能以正义为基础。在正义得到实现的国家,每一个公民的自由，全体国民在政治和司法权利上基于自由的平等，都得到法律的确认和保障。”
“在极端不正义的情形下，暴君就是盗匪。如果窃贼掌握了武力，窃贼就会用欺骗和暴力掠夺他人的财产，不论是神圣的或者是世俗的，公共的或者私人的：不是零敲碎打，而是一扫而光。”“如果窃贼掠夺了全部的财产，还以暴力为基础炮制出匪徒的法律，去奴役全体暴力下的人民，那么掠夺了全部的财产的武装窃贼就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和处罚，反而会把他们的首领塑造成为一个无所不能的神。因为在凡夫俗子看来，无所不能的神自然是正义的。”
“在罪恶登峰造极的国度里，欺骗和暴力掠夺就成为法律。”(《阿波罗新闻网》)
（写于曾宏玲被四川省绵阳市公安局扣押的第七天）
公安警官家属在绵阳人民公园内搭起的帐篷。(杉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