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笔者最近发现国人对以塞亚·伯林的《两种自由的概念》一书中所论述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概念理解得相当混乱：有人以为积极自由是“做某事的自由”，而消极自由是“不做某事的自由”；有人认为消极自由是私人生活的自由，而积极自由是政治自由。其实这两种理解都是误解，笔者此文将对此做一番澄清。
    
一、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区别
    
伯林认为消极自由是“freedom from”，而积极自由是“freedom to”。二者的区别简单说来就是：“freedom from”的意思是不受他人干涉的自由，只要没有他人干涉你，你就拥有消极自由，无论你是否有实践这种自由的机会和能力。例如，言论自由是一种消极自由，它的意思是说国家不能干涉你的言论；但是如果你不会说话或写字，别人没有义务帮助你，好让你能够发言；如果没有媒体肯发表你的文章或者让你通过它们发言，你也不能以自己拥有言论自由为由要求别人为你提供发言的场地和工具。言论自由的意思只是国家无权禁止你发言而已。拥有消极自由除了别人不能干涉你之外，是不需要其他任何条件的。
    
而积极自由是有条件的。维基百科把积极自由定义为实现自己潜能的机会和能力，还把积极自由描述为个人实现特定目的的能力。显然，实现某种目的除了别人不干涉你之外，还需要其他条件。例如，如果我有了一百万美元，我大概就有了“财务自由”：我可以不用工作也能生活。这种自由不是仅仅没有他人干涉我就能拥有的，它需要我有一百万美元才能实现。维基百科上还有一些关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之间的差别的例子，例如，你有出国度假或游过英吉利海峡的消极自由，因为没人阻止你这样做；但是你没有这样做的积极自由，因为你买不起飞机票或者游泳游得不好。积极自由指的是做某事或实现某种目的的条件或能力。
    
二、政治自由是消极自由
    
伯林说消极自由要求个人有一个哪怕是最低限度的不受国家干涉的私域，但这并不是说消极自由只包括私人生活的自由而不包括政治自由。《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我国宪法中规定的表达、结社、集会等政治自由权都属于消极自由。拥有这些自由权利的意思是国家不能干涉你行使这些自由权利，但是你不一定拥有实现这些自由权利的条件或能力。
    
目前联合国和各国际组织与人权有关的文件中除了传统的与消极自由有关的人权——如表达、结社、集会、宗教自由，财产权和免遭暴力、奴役等权利之外，还纳入了与消极自由有关的权利。有人引用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说法将其称为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积极权利包括受教育、获得医疗保健和最低生活水平的权利。显然，受教育的权利并不是说政府不应该干涉你接受教育，它的意思是说政府有义务为你提供接受教育的条件。积极权利是指他人（包括政府、社会等）有义务为你提供某些东西。自由至上主义者从消极自由的角度认为，积极权利不仅是强制他人为你提供教育、医疗保健和最低生活水平，还由于政府强制公民接受教育而干涉了公民不接受教育或在家接受教育的自由，因此根本不能算是一种权利。自由至上主义者认为，积极自由要求国家为个人的自我实现创造条件，这就为国家干涉公民的消极自由打开了方便之门。因此我们可以说，消极自由是自由至上主义者的自由，而积极自由是社会主义者的自由。
    
三、范美忠实践了消极自由
    
如果把积极自由解释为自我实现、按自己的意愿做事的条件或能力，积极自由就要求我们自己做自己的主人，自我管理，自我控制，克制自己的本能欲望，做出理性的决定。伯林认为，这就为更高的超个人的实体（如国家、民族等）干涉个人的消极自由提供了方便。因为个人可能是不理性、软弱、不知道自己的“真正”目的的，所以需要国家对个人进行约束，使其能够“自我实现”。弗洛姆用“逐出伊甸园”的故事解释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之间的区别：亚当和夏娃违背上帝的意志偷吃禁果，这是摆脱他人的限制争取消极自由的表现；但是他们没有自我控制，屈服于自己的本能欲望，因此没有实践自我实现的积极自由。
    
以这个故事为例，我们可以很好地解释范美忠的案例：范美忠的逃跑是消极自由的体现，但是他没能战胜自己的本能，因此未能到达实践自我实现的积极自由的更高境界。

我承认，进入2008，连我这样的人都变得有点“愤”，按捺不住想骂人的冲动，我这是怎么了？

不仅仅是我，还有我周围的人，认识的与不认识的，上网的与不上网的，“左愤”与“右愤”……一语不合便恶言相向，口水战一直没停过。有话不能好好说，中国人这是怎么了？

我曾用“坐过山车”来形容国人今年的情绪：雪灾压垮了春运，通胀伴随着股灾，火炬影响到邦交；火车相撞纱帽不丢，疫病流行无人请辞，连去年忽悠出的一只“纸老虎”，至今还活蹦乱跳……。这林林总总不可理喻的怪象，都被一场8.0级大地震暂时覆盖。惨烈的灾害画面令国人震惊，继之以大悲怆大救难，人性的善良和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在大地的颤抖中被激活了。

执政党领导人对灾害迅速作出反应，表现不俗，得分不少。举国降半旗，向灾害中遇难的普通民众致哀，这在共和国历史上是第一次。虽有民间的推动和秘鲁的示范，但毕竟是在表示执政理念的转变。如能将多年积累的民怨转为可用之民气，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自然是个“坏事变好事”的机会；可惜体制惯性巨大，官僚观念陈腐，效果往往是南辕北辙，欲速不达。对某些政府部门灾前灾后的作为与不作为，问责声此伏彼起。

中国是一个讲究“舆论导向”的国家，言论视听一贯“中规中矩”。从肃穆的哀悼场合爆出“加油”声起，像我这样的落后群众，就有点跟不上形势了，尽管我很希望办好北京奥运，也不想在救灾期间多批评政府。自此往后，从“跑跑”到“跳跳”，从“含泪劝告”到“做鬼幸福”，种种怪论无不触及人伦底线，惹来嘘声一片。

令人奇怪的是，某些一向宣传“和谐社会”的媒体，最近不大讲和谐了，对不同观点的口诛笔伐，一浪高过一浪。中国的“网络暴民”也日益相互对立，即便面对层层封杀，暴戾之气仍有增无减。更可怪者，连执政党总理正面肯定的普世价值，都有人在恶意攻击。究竟是谁在反华？在挑动群众斗群众？在分裂我们的社会？

“以人为本”是不是普世价值？我想应该是，否则无法解释各友好国家对地震灾区的人道主义援助。即便是强调“中国特色”，也不能“丧事当喜事办”，这毕竟超越了人伦底线。不管办丧事还是办喜事，事主家里“人脑子打出狗脑子”，肯定不是什么体面的事儿，讲究面子也是中国特色。

地震浩劫哀痛未平，奥运盛会开幕在即，中国人将何以自处？我认为尊严是第一位的。虽然无法摆脱悲情，但历史上的中国曾是礼义之邦，要赢得尊严和别人的尊重，就得以庄敬自强的气度礼尚往来。

无须聚众煽情的民族主义，中国人本来就是爱国的；摒弃矫情做作的歌功颂德，老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秤；停止无聊无赖的诽谤辱骂，劫难后的心灵需要净化。对地震及奥运的宣传也应“以人为本”，能否改革一下“党八股”式的老套路，使之贴近人性和便于接受？

以平和的心态反省自己，以宽容的心态对待别人，以友好的心态迎接客人；做一个有尊严的人，做一个有尊严的民族，与文明世界和平共处。我亲爱的同胞们，做到这些不太难吧？

2008年6月19日 风雨读书楼

“跑跑”教师范美忠外强中干的自我辩解，和“跳跳”评论家郭松民声色俱厉的鞭挞责骂，经过大众媒体的持续发酵，逐渐演变为一堂生动的“个人权利、传统美德与法律底线”之间关系的公民普及课，着实是一件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原本一目了然的是非曲直，到了那么多有知识的人那里，怎么就变得如此复杂高深了呢？

我特地拿这事“请教”了一位没有太多知识的长辈，她说了几句话：“这个老师不像话！”“但他也没犯法，恐怕不能把他怎么样吧？”“不过我要是校长，就不再让他做老师了。”“不然以后家长怎么看这个学校？他教的小孩子拿什么来判断好坏？”

只有小学文化的老太太，不太可能搞清楚“个人权利”、“法治社会”这类概念，至于“自由主义”这个词，她恐怕听都没听说过。她在这件事上的判断完全凭人生经验。对范美忠在地震发生时落荒而逃虽然也很气愤，但完全能够理解和原谅：“我这辈子见过的人不算少，他们当中的‘活雷锋’可不算太多。我看祸事真的来了，那个骂他的人不见得就比他跑得慢。”真正让她气恼和不能原谅的，是范美忠的那套让她听不太懂的自我安慰、自我推脱的高论：“人家救人的英雄都没他显得那么有理，那么光荣！”

其实老人家的看法，代表着我们文化传统中最值得称许的理性中庸的一面。如果不是过去几十年里经历了“反右”和“文革”等一个又一个思想文化浩劫，我们的社会也许就不会出现今天这样的价值混乱，媒体也就没有机会拿“范郭之争”来对读者进行唠唠叨叨的“启蒙”了。

在我看来，范美忠与郭松民之间的口水仗，几乎就是中国近代以来各种“主义之争”或“路线之争”的翻版——每一种“主义”都会被私利和权力败坏，而与它敌对的“主义”，总会紧抓住这一口实，一举占领道德制高点，进而依靠多数人对它的义愤，夺取前一种“主义”的权利。然而其代言人，也有私利……社会就这样一直处于循环往复之中。我的那个活了80多岁的长辈，凭借其对人性的朴素观察已经洞悉了这一点，她把“跑跑”从课堂上赶下来之后，多半也不会聘任“跳跳”接掌课堂。但困难在于，她必须费力说服那些因为对范美忠的义愤填膺而站到了郭松民一边的乡亲们。此外，她手头还必须有其他“中间选择”。

世界上没有、也永远不可能有十全十美的人间天堂，原因在于这个世界上没有、也永远不会有一心为人、毫无私欲的圣人和完人。更加困难和复杂的是，对“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这类问题，不同的人有时会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为了让社会在不同私利和价值的永恒冲突中生存下去，我们需要设立一些强制性的底线。而在这条清晰而僵硬的法律底线高得多的上方，还有一条不能强制且边界不那么清晰的“美德高标准线”。我们绝大多数人的日常行为，都游走于这两条线之间。现在，范美忠想强词夺理地把“美德高标准线”与低标准的“法律底线”混为一谈；而郭松民的理想，则是将不可能成为圣人的我们，强制提升到那条原本就分歧重重的“美德高标准线”之上。

我反感范美忠的怯懦与巧言令色，但觉得还是可以与他相安无事，只不过不与他交朋友、不在紧要关头把家小托付给他就是。我钦佩郭松民的高调与大义凛然，但很难与他相处，因为我怕他动不动就强迫我做自己做不到或不想做的事。如果郭松民掌握了权力的话，我恐怕只能仓皇“跑跑”了。

人性复杂，每个人内心其实都有一个范美忠。我们的道德感应当更多地用以约束自己身上的那个“跑跑”，而不是一天到晚对别人身上的那个“跑跑”暴跳如雷。

清朝末年，有两位国学大师与民族革命扯上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位是章太炎，另一位是刘师培，一个字枚叔，另一个字申叔。“二叔”的学问在伯仲之间，他们彼此推崇，互相抬举。只不过气性迥异，一个阳刚，另一个阴柔。结局也大不同，一个虽然负气使性，常与革命阵营闹点别扭，但还不至于卖身投敌，觍颜事敌，另一个则千流万转，直线堕落，可谓劣迹斑斑，身上黥满了“叛徒”、“走狗”的耻辱标志，永世难以洗脱。

刘师培（1884～1919）出生于江苏仪征一个世代书香的门第，曾祖刘文淇、祖父刘毓崧、伯父刘寿曾、父亲刘贵曾都是清代乾嘉传统的经学家，个个淹通经史，家学渊源甚深。刘师培八岁学《周易》，十二岁时即已将四书五经背诵如流，“为人虽短视口吃，而敏捷过诸父，一目辄十行下，记诵久而弗渝”。刘师培秉赋极高，精勤过人，再加上名师点拨，积以年月，他就不啻克绍箕裘那么简单，必定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成为名动天下的国学大家。刘师培十七岁进学，十九岁中举，可谓少年得志。1904年，他会试落第，盘桓沪上，受到章太炎的强烈影响，倾向民族革命，著有《中国民约精义》等雄文，抨击专制，倡扬民主。1907年，刘师培前往东瀛，加入中国同盟会，创办《天义报》，宣传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由于看不惯孙中山的所作所为，又与章太炎发生龃龉，遂与革命阵营彻底决裂，投靠两江总督端方，叛卖革命党人。端方入川受戮，他亦遭到羁囚，幸而获释，在成都国学院短期讲学，然后前往山西太原，在阎锡山门下充当帮闲清客。其后，受其荐举，被袁世凯招揽于旗下，成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袁氏建立短命的洪宪王朝，刘师培被策封为上大夫，这番荣华富贵却只是梦幻泡影。1917年，蔡元培聘请刘师培为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1919年1月，刘师培与黄侃、朱希祖、马叙伦、梁漱溟等学者成立“国故月刊社”，以保全国粹为己任。1919年11月20日，刘师培因患肺结核，医药罔效，病逝于北京，年仅三十六岁。其主要著作由南桂馨、钱玄同等生前好友搜集整理，居然有七十四种之多，合称《刘申叔先生遗书》。刘师培若肯将全部心思沉潜于学问，不走江湖，不入官场，不求荣达，自珍自励，积健为雄，他只须与章太炎同寿（六十九岁），成就当在章太炎之上。刘师培魂归道山后，蔡元培撰《刘君申叔事略》，言语间充满了惋惜之情：“向使君委身学术，不为外缘所扰，以康强其身，而尽瘁于著述，其所成就，宁可限量？惜哉！”

无论是在精神方面还是在身体方面，刘师培都属蒲柳之质，弱不禁风，受不起挫折和失败。他十九岁中举，踌躇满志，翌年进京参加会试，自以为“今科必中”，从此官运亨通，前途一帆风顺，却不料名落孙山，“飞腾无术儒冠误”，其翰林梦化为泡影。懊丧之余，刘师培口无遮掩，对考官对朝廷甚至对光绪皇帝、慈禧太后都多有微词。恃酒壮胆，狂态毕露，言论颇为激切。他说科举有哪样好？八股文有哪样好？直折腾得士子头脑僵化，一个个迂腐不堪，全无救世之勇和济世之智。当此河决鱼烂之时，朝廷若不改弦易辙，铲除科举积弊，创办新式学堂，鼓励出洋留学，弱国愚民将如何与世界列强争雄斗胜？正所谓祸从口出，尽管刘师培的话句句在理，但他的高论却完全不合时宜，传来传去，就鼻歪眼斜了，官府将他视为危险分子，要拿他治罪。这样，刘师培在扬州难以立足，索性逃到上海，去开辟另一片新天地。

在上海，刘师培与章太炎、蔡元培、谢无量等人一起发表反清言论，积极参与《俄事警闻》、《警钟日报》和《国粹学报》的编辑工作，为《中国白话报》撰稿，用通俗易懂的浅白文言，向民众宣传民族革命主张。这一期间，他写作了《中国民族志》、《攘书》、《悲佃篇》、《中国民约精义》和《匪风集》。他非常反感所谓满汉一体的高论，在《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一文中，他详细考证满人的族源，力证满族是外夷，与汉族“不独非同种之人，亦且非同国之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满族统治者卖国残民，无所不为，就并不奇怪了。

刘师培先后加入中国教育学会、光复会、同盟会、国学保存会等进步组织。尤其令人刮目相看的是，他迅速成为一名激进的革命党人，参与策划了行刺反动官僚王之春的行动，将好友张继所赠手枪借给义士万福华。倘若照这样的路数发展下去，刘师培也未必不能由文弱书生成长为钢铁战士，但他走错了一步关键棋，那就是与何震结婚。何震原名何班，具有极端的女权思想。她写作《女子复仇论》，鼓吹男女一切平等，称天下男子都是女子的大敌，女子理应复仇，声称要“革尽天下压制妇女之男子”，同时“革尽天下甘受压制之女子”，对女子“甘事多妻之夫”者，要“共起而诛之”。何震的控制欲和虚荣心特别强，她参加革命活动，只不过是寻求刺激。他们夫妇二人被上海革命党人比作普鲁东和索菲亚，乃是牵强附会。1905年，刘师培在《警钟日报》上公开辱骂德国人，遭到租界巡捕房的通缉。他化名金少甫，逃往嘉兴。1906年春，刘师培应陈独秀之邀，奔赴安徽芜湖，任教于安徽公学、皖江中学，他们秘密组织“岳王会”，宣传革命，发展党人，培养专门从事暗杀的人才。刘师培改名光汉，自署为“激烈派第一人”，他在《中国白话报》上发表《论激烈的好处》。文中说，中国人之所以瞻前顾后，一事无成，是由于有恐怖心、挂碍心、依恋心时常作祟；要扭转这种现状，解除这种束缚，改变这种心理习惯，非出以激烈的手段不可。中国的事情，如家庭上的压抑、政体上的专制、礼俗上的拘束，没有一桩不该破坏，也只有破坏才能更新变好。惟有激烈的手段可以唤醒和鼓动中国的民众，使他们不再安于现状，苟且偷生。一言以蔽之，中国的衰亡都误在“平和”二字，要治本就得激烈。刘师培的这种说法，在当时或许对革命者有其鼓劲加油的积极作用，但显得狂热而幼稚，摆明了，他是那种只喜欢烧荒不愿意垦殖的愤青。

二十世纪初，留学欧美的中国志士强调科学救国和教育教国，留学日本的中国志士则坚持民族革命，矢志推翻腐朽的满清王朝。在当时一大批造反的秀才中，刘师培去日本较晚。1907年春，他应章太炎的盛情邀请，东渡扶桑，结识孙中山、黄兴、陶成章等革命领袖，留在同盟会东京本部工作，与章太炎等人组织“亚洲和亲会”，发表一些火药味十足的文章，其排满反清的激烈程度丝毫也不逊色于章太炎。1907年6月8日，刘师培《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在《民报》第十四期发表，章太炎的读后感是：“申叔此作，虽康圣人亦不敢著一词，况梁卓如、徐佛苏辈乎？”章太炎是清末民初著名的古文经学大师，他一向自视甚高，目无余子，这回识获巨才伟器的喜悦却溢于言表。

然而，刘师培本质上是一个喜好标新立异自以为高明的人，是一个犹疑多变患得患失的人。他受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在同盟会之外另立旗帜，发起成立“女子复权会”和“社会主义讲习会”，创办《天义报》和《衡报》，主张废除等级制度，实现人权平等。他还创立“农民疾苦调查会”，征集民谣民谚，反映民生疾苦。他组织人手翻译《共产党宣言》和克鲁鲍特金的《面包掠夺》、《总同盟罢工》等纲领性文件，为《共产党宣言》中译本作序，盛赞阶级斗争学说为“千古不磨之论”，马克思与达尔文双双造福人类“其功不殊”，俨然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进化论和社会主义的多重信仰者。

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乱世，狂热书生突然改变信仰，是完全可以理解，也是完全应该谅解的事情，而背叛革命，出卖朋友，踩着他人的白骨以求飞升，则另当别论，二者的性质天差地别。刘师培投靠两江总督端方，公开背叛革命，这不啻是白璧之玷，是其一生最大的污点，倾江河之水也无法洗刷。经此蜕变，刘师培在革命党人眼中已成无耻之尤的败类，遭到唾弃。若非蔡元培、陈独秀、章太炎等昔日友人保持宽容态度，刘师培的余生将更为凄惶。

章太炎不喜欢孙中山，这是公开的秘密。刘师培视章太炎为良师益友，受到影响，自然爱其所爱，憎其所憎。他对孙中山的评价极低：“盖孙文本不学之徒，贪淫性成，不知道德为何物。”可见他对孙中山反感至极。

1907年，日本政府接到清政府的外交照会，总得做做样子吧，便依循惯例，将革命者孙中山驱逐出境。但日本政府觉得这样对待孙中山颇怀歉疚心理，便由外务省赠予程仪（路费）五千元。此外，东京股票商铃木久五郎馈赠一万元。孙中山正为募集革命经费暗自犯愁，此项赠款来得恰是时候，他便悉数笑纳，并未拒绝。此事同盟会同仁一无所知，多少有点黑箱操作之嫌，因而引起风潮。章太炎当时正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经费左支右绌，听说孙中山收取大笔黑金，拨给《民报》的补贴却只有区区两千元，顿时气不打一处来。他在总编室取下孙中山的肖像，咣啷一声掷于地上，坚决主张罢免孙中山的总理之职，由黄兴取代。陶成章更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他起草《七省同盟会意见书》，历数孙中山十九条罪状，将排孙倒孙情绪煽至沸点。章太炎在集会上说：

孙文自欧洲来到东京，囊空如洗，一文莫名，所有日常生活开支，概由同盟会同志捐献供应。而今孙文得自日本当局馈赠一万五千元，以自动离境为交换条件，事前事后，本会毫不知情。孙文如此见利忘义，不自珍惜志节，不愤发艰苦卓绝情操，接受了污染渗透的赠与，使本会大公无私的号召力，蒙受毁损的阴影，殊感莫大遗恨！为挽救本会开创之士气与信赖，拟请孙文引咎辞卸本会总理职。

黄兴此时正推行“革命者回归祖国”的方案，百事猬集，颇感力不从心，眼下又添“倒孙风潮”，更觉形势咄咄逼人。但他在关键时刻头脑冷静，顾全大局，坚决维护孙中山的领袖地位，表示自己绝对不当总理，并且对章太炎、陶成章多方劝解道：

如今革命风潮笼罩全国，清廷暴虐，变本加厉，万事莫如伐罪急、建国急，两公如求革命成功，万望对孙总理释除误会而信任之。

他还洞察幽微，分析了日本政府的用意后说，日本人见中国同盟会发展壮大，如受当头棒喝；日本政府希望窳败积弱的满清王朝继续腐败，好从中受益，不愿革命者取代政权。日本这次驱逐孙中山出境，一反常态地馈赠程仪，完全违反外交惯例，是否别有居心，是否包藏祸心，以糖衣毒药为饵，欲引发同盟会的内讧，使之自行瓦解？诸位当有所警惕。黄兴好说歹说，总算平息了众人的愤怒，化解了各方的矛盾。

刘师培与日本浪人北一辉、和田三郎结为至交，在“倒孙风潮”期间扮演着极不光彩的角色。他们阴谋刺杀孙中山，幸而未能得逞。刘师培迁怒于拥护孙中山、反对集会表决的同盟会总干事刘揆一，于是唆使和田三郎和北一辉在僻静的小巷对刘揆一拳脚相加。要不是警察闻声制止，此回只恐怕会出人命。

“倒孙风潮”终告平息，同盟会的内讧却造成了无法弥合的裂痕，两位革命党的泰山北斗孙中山与章太炎由同仇敌忾的战友一变而为不共戴天的冤家对头。尔后两三年间，章太炎纠缠不休，撰文多番攻击孙中山，诋毁孙中山是“背本忘初”的“小人”；孙中山素具雅量，也受不住他这般不依不饶的缠斗，终于大动肝火，痛詈章太炎是“丧心病狂”的“陋儒”。双方谩骂之际，已失去必要的理智。而刘师培对孙中山的反感更激化为鄙夷和仇恨。他的心理变化，用陶成章的话来概括，则是：“因见孙文受外贿，心轻之。寻又以与会中办事争权，大恨党人。”刘师培本人也将自己脱离革命阵营的缘由归结为“失望”二字。他说：“东渡以后，察其隐情，遂大悟往日革命之非。”所谓“隐情”即指革命党人在公生活与私生活两方面的缺失。

革命追求的是功利，而功利的死敌便是书生气，难怪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孙中山收取“外贿”，派上军事用场，是出于功利的考虑，可说是为达目的，不计手段，而章太炎、刘师培以书生气十足的道德观去揣度对方的心思，自然是风马牛不相及，出现谬以千里的偏差。当年，同盟会领导成员动若参商，彼此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因此龃龉不少，误会多多。价值观念的迥然不同最终使他们自成壁垒，走向了对立面，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章太炎、刘师培都缺乏通观全局的眼光和包容万有的胸怀，他们斤斤计较于某些细节和“大节”，最终对孙中山、对革命党产生厌憎情绪。他们是狂热书生，不同于纯粹的革命家。他们可以退回书斋，从事学术研究，脱离革命阵营并不意味着一事无成，这是他们心理上的最后一道防线。后来，章太炎心灰意冷，吵着嚷着要遁入空门，去印度学佛，刘师培悲观失望，受妻子何震的鼓捣，受姻亲汪公权的撺掇，完全滑向清廷的怀抱，甘当叛徒，以谋取荣华富贵。

其实，刘师培与章太炎的交恶客观上也加快了刘师培思想的转向。1908年初，章太炎与刘师培夫妇合租一处房屋，同住的还有何震的表弟汪公权。何震是有名的交际花，刘师培不善应酬，于是何震常与表弟出双入对。章太炎察觉二人关系暧昧，便私底下告诉刘师培，要他多留一点神，别让汪公权与何震弄出丑闻来，影响自己的声誉。刘师培的母亲非但不信，反过来大骂章太炎不安好心，挑拨离间。1908年5月24日，刘师培窃得章太炎的一枚私章，伪造《炳麟启事》，刊登在上海的《神州日报》上，其词为：“世风卑靡，营利竞巧，立宪革命，两难成就。遗弃世事，不撄尘网，固夙志所存也。近有假鄙名登报或结会者，均是子虚。嗣后闭门却扫，研精释典，不日即延请高僧剃度，超出凡尘，无论新故诸友，如以此事见问者，概行谢绝。特此昭告，并希谅察。”大意是章太炎对革命已失去信心，打算从此不理世事，专研佛学。章太炎得知此事后非常气愤，他在同年6月10日的《民报》上刊登《特别广告》，斥责《神州日报》捏造事实，诟骂刘氏夫妇是清廷密探。这样，他们的关系彻底闹僵，友情随之破裂。不久，便发生了“毒茶案”，即有人在茶中下毒，谋害章太炎。事情败露后，调查结果出来，是汪公权下的黑手，舆论一片哗然，刘师培夫妇陷入四面楚歌的尴尬处境。在此期间，日本政府应清政府的要求，查禁《民报》等报刊，《天义报》也未能幸免。刘师培回国后，对章太炎怨恨难消，他把章太炎要自己与两江总督端方联系筹款以作远赴印度游资的五封书信影印寄给同盟会领导人黄兴，揭发章太炎的“阴私”，说什么章氏曾答应两江总督端方，只要拨给二万元，便可舍弃革命宣传，去印度出家。刘师培在背后捅上这样一刀，以章太炎的火烈性子，昔日的友情自然是扫地以尽。刘师培此举更加深并加速了同盟会内部的分化，可谓亲者痛而仇者快，他在革命阵营中彻底失去了立足之地。

刘师培“外惧党人，内惧艳妻”。1907年底，由何震出面联络，他作《上端方书》，表示今后“欲以弭乱为己任，稍为朝廷效力，兼以酬明公之恩”，并献“弭乱之策”十条，甘愿变节，充当清廷暗探，踏上了背叛革命的不归路。1909年，刘师培夫妇在上海诱捕革命党人陶成章未遂，又将浙江起义的机密出卖给端方，致使革命机关天宝栈遭到破坏，金华龙华会魁首张恭被捕入狱。浙江志士王金发忍无可忍，决定锄奸，他挟枪闯入刘师培的寓所，刘氏跪地求饶，答应离开上海，保证竭力营救张恭，这才侥幸捡回一条性命。1909年夏，王金发在上海击毙了汪公权。受此惊吓之后，刘师培不知悛悔，反而公开入幕，为端方考订金石，兼任两江师范学堂教习。又拜徐绍桢为师，研究天文历法。端方调任直隶总督，刘师培紧紧追随，担任直隶督辕文案、学部谘议官等职。1911年，端方前往四川，出任川汉铁路大臣，派兵残酷镇压保路运动，在资州（今四川资中）被哗变的新军击杀。刘师培陷入樊笼，遂成惊弓之鸟。

此时，章太炎第一个站出来，尽弃往日嫌隙，顾念刘师培学问精湛，人才难得，作《宣言》，为他争取一线生机，其大旨为：“昔人曾云，明成祖‘城下之日，弗杀方孝儒，杀之，读书种子绝矣’。……今者文化凌迟，宿学凋丧，一二通博之材如刘光汉辈，虽负小疵，不应深论。若拘执党见，思复前仇，杀一人无益于中国，而文学自此扫地，使禹域沦为夷裔者，谁之责耶？”这篇《宣言》硬是将刘师培从鬼门关活生生地又拉了回来。

及至民国新肇，刘师培罪不容诛，陈独秀（时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等老革命党人不念旧恶，多方营救，希望政府网开一面，让刘师培戴罪立功，以期对文化事业多有裨补。为此，陈独秀冒党人之大不韪，上书大总统，请求特赦刘光汉（师培）：

大总统钧鉴：仪征刘光汉累世传经。髫年岐嶷，热血喷溢，鼓吹文明，早从事于爱国学校、《警钟日报》、《民报》等处，青年学子读其所著书报，多为感动。今共和事业得以不日观成者，光汉未始无尺寸功，特惜神经过敏，毅力不坚，被诱佥任，坠节末路，今闻留系资州，行将议罚，论其终始，实乖大法，衡其功罪，或可相偿，可否恳请赐予矜全，曲为宽宥，当玄黄再造之日，延读书种子之传，俾光汉得以余生著书赎罪。……谨此布闻，伏待后命。

陈独秀历数故友功绩，以“神经过敏”为开脱，以“延读书种子之传”为保全，刘师培果然得到宽宥，获释入川，任成都国学院副院长，讲授《左传》、《说文解字》，并与谢无量、廖季平、吴虞等人发起成立“四川国学会”。

1913年6月，刘师培夫妇前往山西，担任友人南桂馨的家庭教师。后由南氏介绍，刘师培投靠阎锡山，任高等顾问。阎锡山赏识刘师培的学问，将他推荐给袁世凯。作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刘师培鼓吹帝制，不遗余力，作《君政复古论》、《联邦驳议》等“雄文”，辞采渊懿，出尽风头。但他此举也被时人讥为仿效扬雄歌颂王莽的剧秦美新。在洪宪王朝的独幕丑剧中刘师培担任参政员，被策封为上大夫，享受过极其短暂的荣华富贵。洪宪王朝垮台后，刘师培原本在北京政府所拟的通缉名单内，由于李经羲作保，他和严复被剔出了名单。因此，刘师培在北京待不住，只好蛰居天津租界，贫病交加，惶惶不可终日。

1917年，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实行“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并力排众议，聘请刘师培为中国文学门教授，讲授中古文学、《左传》、《三礼》、《尚书》和训诂学。初入北大，刘师培才三十三岁，病怏怏的了无生气。陈独秀是文科学长，是刘师培的顶头上师，陈内心虽然鄙薄刘的为人，但对他的学问相当佩服，所以对刘多有关照，刮风下雨照例准假。刘师培书法拙劣，且有手颤的毛病，在讲堂上从来都是只讲不写。一次，陈独秀前往听课，刘师培仍是一如既往，一堂课下来，只在黑板上写了一个“日”字，圆圈中间加一点。对此，陈独秀一笑置之。

从1917年开始，陈独秀以北大为营盘，以《新青年》为阵地，扛起新文化运动的大旗，力倡科学和民主，为赛先生和德先生杀开一条血路。刘师培再次逆时代潮流而动，跳将出来与陈独秀和胡适对垒。他与黄侃、朱希祖、马叙伦、梁漱溟等成立“国故月刊社”，作为国粹派的主将，欲与新文化运动相抗衡。胡适提倡白话文学，刘师培嗤之以鼻。此时刘师培已经病入膏肓，深感力不从心，算是垂死一搏，赢得的却是螳臂挡车的讥诮。1919年3月，林纾攻讦陈独秀等“新派”人物，以“旧派”刘师培等人为声援，刘氏则又胆小变卦，发表公开声明，否认自己与林纾为伍，与“新派”为敌：“鄙人虽主大学讲席，然抱疾岁余，闭关谢客，于敝校教员素鲜接洽，安有结合之事？又《国故月刊》由文科学员发起，虽以保存国粹为宗旨，亦非与《新潮》诸杂志互相争辩也。”刘氏的观念似乎是新旧文化各美其美，并行不悖。他发表声明，其实是一种策略，为的是不变成“新派”的箭垛，以免臭哄哄的旧账被再度翻出。

1919年11月20日，刘师培因肺结核病逝于北京，年仅三十六岁。咽气前，他派人把黄侃叫至病榻前，吃力地嘱托道：“我一生应当论学而不问政，只因早年一念之差，误了先人清德，而今悔之已晚。”说罢，清泪涟涟。他希望黄侃能继承他的学术，并发扬光大，传诸后世。

刘师培与何震生有一女，此前已不幸夭折，膝下荒凉，身后极为萧条。何震受到刺激，精神失常，不久即发狂而死。陈独秀在丧礼上致悼词，总结刘师培一生功过，在场师生无不为之唏嘘。陈独秀最后引用康有为的诗句“曲径危桥都历遍，出来依旧一吟身”作为结束，表达了无尽的惋惜之情。

民国之后，革命既成，往事已为陈迹，当年听闻刘氏变节而颇致诋毁的党人并未秋后算账，章太炎表现出君子休休有容的大度，仍旧称赞刘师培“学问渊深，通知今古”，是“国学精湛之士”，欲“保持绝学”，则须爱惜其人。刘师培饮誉杏坛，在学界大有身价。昔日环境恶劣，他潦倒不堪，为宵小所误，乃恬然下水，一失足成千古恨，被人视作“扬雄、华歆之流亚”，徒然令人慨叹：“卿本佳人，奈何作贼！”

蔡元培在致吴稚晖的信中分析过刘师培中途颠踬堕落的原因，称刘氏“确是老实，确是书呆”，一身兼具三种性质——好胜、多疑、好用权术，三者皆为“老实人之累”。刘氏长期患有“内热症”，狷急近利，不能忘情爵秩，如此“老实的书呆子”就“未免好用其所短”，最终依从劣根性，以失节为收场。饶有意味的是，蔡元培先生宅心仁厚，甚至推测刘师培有可能想做“徐锡麟第二”，因为徐锡麟为谋刺安徽巡抚恩铭，不惜与之结为“刎颈之交”，以取得其信任。刘师培会不会也有此初衷，隐而未发？蔡元培作这样的推测，显然是高估了刘师培，尽管刘师培改名刘光汉，他身上又哪有“光汉子”徐锡麟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血性？他只是孱弱书生，与心雄万夫、视死如归的烈士毫不沾边。

杨向奎在《清儒学案新编》中认为，刘氏中途变节，由排满反清而投靠端方，乃是由于文人之间的意气之争，他与章太炎发生龃龉，“大半来自学术”，刘氏“少年气盛，在学术上不肯让人，而太炎自视甚高，目无余子已久，两人相遇，不肯相下，宵小于其间易于为功，于是龃龉生，而申叔走”。这种说法失之简单，值得商榷。章太炎固然自视甚高，但并非目无余子，他在政治方面极推重宋教仁、陶成章，在革命方面，极推重黄兴，在学术方面也极推重刘师培、黄侃。他一度反感刘师培，反感的是刘某受妻子何震挟制，做出一些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愤恨刘某缺少骨气，而不是在学术地位上非要与刘师培争个高下，分出老大老二不可。刘师培心胸褊狭，或许嫉妒章太炎的名头在自己之上。至于章太炎，他的自信已足可保证他不再计较别人的品评，甚至说有人挑拨离间，那人也只可能是何震、汪公权，发生效用的也只可能是刘师培。章刘交恶，以及后来重修旧好，都可看出章太炎的光明磊落。他指责刘师培投逆并非信口雌黄，对刘师培的护惜也可谓竭尽所能。

有人嘲弄刘师培一生是“在风雨飘摇的乱世中笑熬糨糊”，这锅“糨糊”足够他消化一万年的了。乱世如狂流，人人好变，人人善变，不少人都在政治追求上反复无常，区别只在有无高标，有无底线。刘师培善变，总是在污泥浊水中辗转其身，最终变得委琐，变得龌龊，道德学术双双受损，遭人鄙弃，关键就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甘于堕落，根本没想过要严守底线，大有越堕落越快乐的劲头。梁启超同样善变，由维新保皇而至于倒袁护法，变得纯粹，变得精彩，道德学术相映生辉，为世人所推崇，关键就在于他不仅守住了底线，而且还树有高标。

《微笑的异端:影像中的胡适》,孙郁著,辽宁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版,23.00元。

胡适从20多岁时，便感叹我们传记文学的缺乏，后来带头写《四十自述》，希望“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可惜未能写完，有头无尾。其身体力行嫁接引进西方自由主义的精神，殊为难得。考察他写作所涉猎的白话诗歌、戏剧，文学史、哲学史、日记、考据等等，往往开风气之先，从天突兀而降，又倏飞去，完全不似鲁迅先生“横站”般的坚忍与执着。

鲁迅研究专家孙郁在观照胡适先生微笑下的苦涩时，尤其推崇胡门弟子唐德刚对老师的公允评价。“最了不起”的背后，再以学理的尺度去衡量大学者和思想家，胡适倡导的“为自由而自由”的“自由”，是“不折不扣的孤立价值的自由”，虽说有其杂学和宗教的情趣，在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上完全失其意义了。学生对先生的臧否一语道破，点睛入穴。自由主义的呐喊者，收藏的不是自由。胡适的孤独，实属必然。不惮碰壁，甘为异端，爱心烛照残缺和荒谬。路难行，依然笑对世界。孙郁对胡适人生肖像的勾勒，同样让我们明白了自由的得失利弊。

赫拉克利特说过，最优秀的人宁愿取一件东西，而不是其他的一切。胡适当然明白，世间的问题决不是一两个抽象名词所能完全包括的，最要紧是事实。只是他往往摆脱不掉自由的磁力吸引，虽然时处枷锁之中。对待婚姻、爱情，学术政治，改良革命，莫不如此。他自我诠释和解脱时用的“不感兴趣的兴趣”和“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都难免夹杂着某种隐约的无奈。事实上，自由使他身陷设计与行动的两难间，留下了不合时宜和自我折磨的种种缺憾。

在当年病态的机体中，胡适抵挡奴役的自由之梦，碰到的注定是崎岖的路。40岁的胡适在《我的信仰》一文中发出的诘问，至今仍声声在耳。“人类之为现在的人类，固是由我们祖先的智行愚行所造而成，但是到我们做完了我们分内时，我们又将人类将成为怎么样而受裁判了。我们要说，‘我们之后是大灾大厄’吗？抑或要说谎，‘我们之后是幸福无疆’吗？”

●延伸阅读

辽宁人民出版社“大家影像”系列丛书，《微笑的异端：影像中的胡适》系第一本，陆续将推出包括费孝通、张爱玲和丰子恺等在内的“大家影像”。

徐友渔，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今年，2008年，我不断接到报刊的约稿和接受媒体的采访，要谈1968年，中国的1968年，法国、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1968年。我方才想起，现在距那个轰轰烈烈的1968年已经有40年了。

报刊要我谈的是青年学生的造反，对社会的颠覆，他们的激情和勇气，我则分外警惕和踌躇，我知道那个时代留给后人的浮光掠影，残缺不全和夸张的印象，对遥远的、已经逝去的理想和乌托邦的怀念与寄托。但我作为那个时代的亲历者和研究者，讲述的可能是另一个故事，它不温馨、不怀旧、不伤感，而是一段冷峭的史实，同时也是一种引起争议的回忆。

法国：五月风暴骤起骤落

1968年5月3日是一个标志性日子，从这一天开始，法国左翼学生运动大规模爆发。

从这年年初起，法国的一些大学就出现各种骚动，便衣警察也进入学校进行监视和调查。3月22日，在巴黎大学的楠泰尔学院召开了一个学生组织会议，讨论如何对付政府的逮捕。学生们占领学校行政大楼，组织核心队伍，撰写和散发传单，模仿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七。二六”革命运动，自命为“三月二十二日运动”。

5月3日下午，索邦大学有几百名学生集会，抗议校方关闭文学院和传讯一些学生活动分子。警察冲进大学，抓捕学生领袖和几百名学生，大规模的造反行动由此而触发，警察用警棍殴打学生，学生则用石块还击。到了晚上，大街上建起了街垒。

对于学生而言，大学是精神、文化独立的所在和象征，警察的入校突破了人们容忍的临界点，使得不同派别之间，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分歧变得微不足道，大家团结一心对付镇压。

5月6日，近万名学生举行大游行，下午和晚上，集会和示威的学生受到警察冲击，发生冲突，数百人被捕。学生向工人散发传单，说明事实真相，呼吁工人对学生运动的支持。大学教职员工参与到学生的游行示威队伍中，中学生举行集会和罢课声援大学生。

学生运动得到大多数巴黎人的支持，一些著名的左翼知识分子如萨特、波伏瓦等组织了“支持镇压中受害学生委员会”，对学生表示致敬和声援，5位法国诺贝尔奖获得者致电政府，对学生表示同情。

法国工人逐渐参加到学生的斗争中，在他们的传单中，既有“警察撤出学校”、“撤消对学生的惩罚”这种支持学生斗争的要求，也有“结束失业、保障工作、增加工资”这种为自身利益的要求。

5月10日，学生和警察的冲突到达高潮。学生们下定决心，使得文化、教育集中的拉丁区处于自己的占领之下。警察大量涌入这个地区，学生以铺路石、推倒的小轿车等为材料建筑街垒。在冲天的火光和弥漫的毒瓦斯烟雾中，战斗进行了好几个小时。在11日凌晨，学生修建的街垒被警察摧毁。冲突中受伤者超过千人，近500人被逮捕。

5月11日晚，法国总理蓬皮杜发表电视讲话，宣布索邦大学重新开放和复课，法院将对被捕学生提出的释放要求作出裁决，并许诺政府将与教师、学生一道进行大学的改革。这个讲话被认为是对学生的让步，对警察镇压行为的否定。5月13日，被捕的学生获得释放，警察从拉丁区撤离，学生重返并占领索邦大学。也是在这一天，巴黎举行有80万人参加的游行示威，抗议对学生运动的镇压。

5月30日，法国总统戴高乐召开内阁会议，然后在电台发表讲话。他说，法国已经受到极权主义的威胁，他号召人们立即组织和行动起来，支持政府。在他的呼吁之后，大批支持者走向街头，举行大规模的反对学生和工人造反的游行示威。由此，整个局势开始逆转。到了6月中旬，一些大工厂结束了罢工。由于运动中暴力不断升级，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对学生的同情降低了。

五月风暴开始时如狂飙突发，但一个月就渐趋平静。

五月风暴的起因，最根本的是青年学生不满现状，感到束缚和无力，他们要想作为真正的社会力量参与和控制社会生活。一位作为学生家长的右翼人士对学生运动这么说：“20岁，这是最慷慨忘我、也是最轻率的年龄，人格最容易受损害，同时也绝不妥协。这个青少年期没有定性、迷迷糊糊、忧心忡忡，一些觊觎权力的人要笼络他们、鼓惑他们、牺牲他们……但他们必须懂得，与他们的口号相反，权力在票箱里而不在大街上。”

美国：校园内的革命

如果说法国的学生运动引发了工人运动和整个社会的震动，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那么美国的学生运动则是局限于大学校园内的文化革命运动。

照一般人的印象，美国的社会主流是保守的，所以才有“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的问题，但与这种印象相反，美国激进的、批判的思想文化传统源远流长。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垮掉的一代”作为现代文学艺术的一个流派在青年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诗人金斯堡、小说家克鲁亚克、伯罗斯等人的作品鼓吹反叛和放荡形骸的生活，使许多出身于中上层家庭的青年背叛社会的主流价值。而越南战争和种族歧视问题则是产生运动和社会动荡的温床。

1962年6月，属于“争取民主学生社团”的几十名学生代表齐集密西根州休仑港市，召开大会并发表《休仑港宣言》。该宣言对美国现行社会政治制度进行分析和批判，呼吁建立确保个人参与和决策的民主社会。这份宣言成了上世纪60年代美国学生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同时也是美国现代历史上的一个标志性文献，而“争取民主学生社团”则是全美最大的学生组织，成为学生运动的核心力量，到了1968年，它在近400所大学设有分支机构，其成员多达10万。

1964年9月，具有左翼激进传统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爆发一场自由言论运动。这起因于校方发布命令，禁止学生在校内从事与大学事务无关的社会、政治活动。学生举行抗议集会，校方以纪律为名压制和开除学生中的活动分子，警察也开到学校，并在冲突中抓捕了大约800人，学校的教师、教授和大学评议会对学生表示支持。斗争延续到1965年初，根据大学评议的提议，大学更换了负责人，新的领导对学生作出让步，基本上接受了他们的要求，运动以学生的胜利告终。

1968年春季，哥伦比亚大学爆发学生运动。在此之前，学生不满和抗议在校内建立海军后备军官训练队，海军陆战队来校招募人员，在学校设立“防务分析研究所”，制造凝固汽油弹的化学公司到学校招募人员。在校方处罚了在图书馆举行示威活动的学生后，数万学生在校内集会，接着，一些学生占领了图书馆，校长办公室和一些教学大楼。在政府调动警察到校对付学生时，教师和教授们阻挡在大楼前，不让警察进入。在各种调停、磋商、谈判均告无效之后，警察强行攻入被学生占领的大楼，700多学生被捕，100多人受伤。

学生运动也在美国最著名的哈佛大学出现，在1968年春季，随着越南战争的扩大和美国政府征兵工作的加强，哈佛校园内辩论、抗议和反战示威活动越来越频繁。学生特别不满军方在哈佛开设的几门军事训练课程，认为违反了大学自由和独立原则。到了1969年4月，学生运动达到高潮，他们要求取消“后备军官训练队”，撤消对于参与学潮学生的处罚。在“争取民主学生社团”的领导下，学生占领了学校的校部大楼。   （下转A02版）

4月11日凌晨，警察开进校园，他们向大楼冲击，殴打和抓捕学生。在清除了占领大楼的学生后，警察撤离了学校，这次事件中有近200人被捕，近50人受伤。警察镇压之后学生举行罢课，并得到许多教师的支持。由于内部在斗争策略上有分歧，由于没有得到校内大多数人和来自社会的支持，学生的斗争热情逐渐衰落，几天之后以多数票通过了复课的决议。

法国的五月风暴对美国学生运动是一个极大的推动，1968年的上半年，大多数高等学校卷入斗争浪潮，大大小小的示威超过2000次。到1969年春，学生运动达到高潮，全国至少有300所大学发生动荡，平均每天要发生两起事件。学生中的激进分子“气象员”派力图发动和组织工人起来造反，派代表团访问古巴和越南，并不断制造爆炸和袭击警察事件。1970年春，美国总统尼克松派军队进入柬埔寨，肯特大学的学生在校内举行抗议集会，警察入校镇压，在冲突中警察开枪打死学生，这引起全国数百所大学的抗议集会和示威，数百万人卷入其中。

也是在1970年，大规模的学生运动逐渐趋于消停。“争取民主学生社团”发生分裂，“气象员”派在室内制造炸弹引起爆炸，使得暴力活动无以为继。更重要的是，学生始终未能发动工人起来造反，工人和工会组织坚定地站在政府一边，以至于被学生说成是国内最反动的政治力量。

风平浪静之后，学生们回归主流价值：认真学习、认真考试，努力拿学分；走向投票站，走进教堂；和前辈一样，把求职、事业和婚姻放在人生计划的首位。

中国：1968年人

就主要的社会思潮而言，中国青年学生的1968年并不是造反的岁月，而是对“文革”，对自身的遭遇，对中国命运独立思考的开端。

中国青年学生的造反和西方青年学生的造反有将近两年的时间差，在西方青年学生的造反浪潮方兴未艾之时，中国的造反已完成历史使命，接近尾声。

最重要的是，中国从来没有与西方青年学生相对应和类似的造反。中国的造反高潮发生在1966年夏季，尤其是那年的“红8月”——以“红色恐怖”著称。这一轮造反运动有两个特征，一是血统论，流行的口号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学生根据家庭出身分为“红”“黑”两类，后一类没有革命或造反的资格，那时叫做“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二是批判老师、校长，毁图书馆、砸教堂、冲寺庙，以“文化革命”的名义摧残和毁灭文化。

1968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预示着造反的终结：官方报刊在这一年的元旦社论中指出：“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天才领导下，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在1967年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在9月7日的社论中说，随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文革”已经取得全面胜利；在这之前的8月底，毛泽东接见学生“五大领袖”，要学生退下政治斗争舞台；紧接着，毛泽东派工人和解放军进驻大学和中学，恢复秩序；在10月13日至31日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宣布前国家主席、党的副主席刘少奇为“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1968年12月，毛泽东下令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至此，曾经以造反而显赫一时的青年学生离开政治舞台，离开城市。

可以说，有一批曾经参加“文革”造反，但在1968年左右开始觉醒，大胆怀疑、艰苦思考的学生，他们以非知识分子身份思考知识分子分内的“中国向何处去”问题，无限惋惜地感叹他们因为生不逢时和条件艰难而没有使自己思想的幼芽开花结果，被生活的重担压倒，被历史的尘沙掩没。

对于那一代青年而言，狂热和造反始于1966年，在1967年达到高潮，1968年是觉醒和反思开始的日子。虽然，由于运动发展不平衡和觉悟有先后，在一些地方，很多人仍然在形势的驱使和派性的支配下陷于无谓的斗争而不能自拔，但对“文革”怀疑、反思、批判的标志性人物、事件和文字已经出现，虽然大部分思考仍然沿着“文革”的思路前行，但独立性却相当明显，而且，公开的反抗，无畏的呐喊也已出现。

中西“68年人”相遇

中国和西方的某些“68年人”在上世纪80年代中不期而遇，他们之间没有产生惺惺相惜之情，反而是话不投机、隔膜对立，充分说明他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他们的人生经验和生活轨迹大相径庭。

相遇发生在某些国际学术会议上，这时大家都在40岁上下，都是学术界、文化界的精英。西方的68年人顺风顺水地在体制内成长，凭借自身的努力和新老更替自然规律，当上了大学的院长、系主任或社会名人；中国的68年人道路坎坷，他们在“文革”结束之后进入或重回大学校园，读研究生、拿到学位，在学术上崭露头角，但职称往往不过是副教授，他们使尽全身力气得到出国机会。来自中西的精英固然在专业上是一把好手，但将近20年前的难忘经历使他们也关注社会和人类的大问题，他们西装革履、风度翩翩，但一旦深入交谈，就会显露当年那种雄辩和好斗的本色。

开始彼此并不知道对方是68年人，但很惊奇尽管有相同的年龄和相似的地位，却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观点正相对立。比如，西方的68年人对自己所处的社会充满不满和批判，中国的68年人却对之赞扬、羡慕，强调其先进和优越的一面；西方的68年人把“造反”当成褒义词挂在嘴边，而中国的68年人却羞于提及它们，偶尔用到，也不免带上贬义。直到一方一往情深地谈到中国的“文革”和西方的学生造反，而另一方不假思索地使用“浩劫”、“狂热”等语词，大家才突然明白双方有共同的经历，对于那段历史，一方是肯定和怀念，一方是否定和谴责。

中国的68年人对于“文化大革命”，对于当时的意识形态，对于产生“文革”的社会、文化条件，有一个从狂热盲信到批判否定的180度的转变，有些人的转变除了亲身经历，主要是因为官方对于“文革”的定性，而更多的人转变看法，包括对自己曾经的所作所为的否定，并不来自简单地追随官方决议，而是来自自己的思索和反省。

刺激中国68年人反省的，有1968年运动后期对参加造反的清算，有上山下乡对中国现实的真实了解，有林彪事件的嘲弄，他们痛苦地反省，艰难地阅读、思考，一步一步地告别原来的信念。而西方68年人在造反失败之后回归自己社会的主流价值时没有经历我们那么多的彷徨、挣扎，没有人处罚他们，他们也就没有必要以深刻的反思来折磨自己，其结果是，他们回归得容易，心安理得地享受回归后的一切好处，灵魂深处却不愿否定自己青春期的造反经历。就像让-皮埃尔。勒。戈夫在《1968年5月，无奈的遗产》一书中所说，很多参加1968年运动的人对过去发生的事没有任何反思，在上世纪80年代明显地转向，他们的立场使新的几代人迷失方向。

我与一位日本教授的思想交锋可以算得上是不同社会两个极端的68年人的对立，他是日本一所著名大学的著名教授，专门研究中国的文革，和我年龄相当，在1968年日本左派学生的造反运动中，他曾是积极分子。我们是在他下榻的北京饭店交谈的，时间大概在1996年。他一开始就极口赞扬中国的“文革”，批评改革开放政策。我举出各种事例和数据来反驳他，比如“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被迫自杀，被冤假错案牵连的人数，经济上的巨大损失，等等。

除了直接与西方的68年人交锋，我还经常间接地与他们交手。在上世纪80年代，漂洋过海到西方留学的中国青年中，有一些学社会科学的学子投到了一些著名教授的门下，他们正是当年参与造反的68年人。这些导师早已把自己的造反经历升华为学术理论，非常高兴和卖力地把这些理论灌输给来自“文化大革命”故土的新一代。西方的优越条件和话语霸权保证了“造反思想”的传承，这些洋博士们囫囵吞枣地噎下种种最时髦的洋理论后，又卖力地在西方和中国的大学中和刊物上贩卖，其中最走火入魔的是鼓吹“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再来一次”。

中西68年人的敌对，为始料所不及。

68年遗产

中国的“文革”和西方的1968年运动给参与其中的年轻人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一个人在20岁上下的经历、思想和感情会产生终身的影响，还会形成某种社会性遗产，影响好几代人。

首先需要指出，尽管时间只过去了40年，但历史已经表明，那场运动并不具有当初青年学生认为的意义，即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那时青年学生以为，60年代的运动将深刻地改变历史，既改造了社会、政治和文化，又改变了人本身，自己就将成为与旧的一切决裂的“新人类”。法国学生以为1968年的五月风暴可以和1789年、1848年、1870年的事件媲美；中国学生以为“文革”完全可以与1918年的十月革命和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相提并论。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的“文革”是浩劫，是人类文明的逆流，西方的造反充其量是毁誉参半的历史插曲。

不能把西方青年学生的造反说成是青春期的任性妄为，他们的不满有复杂的社会原因，造反的目标没有实现，但造反运动的发生却极大地刺激和促成了社会的自我革新和完善。

如果说，西方的激进运动起因于对现代工业社会和工业文明的不满，运动的结果是大大地促进了后现代主义的流行，那么，中国的“文革”则导致青年学生的思想主流坚决认同现代化价值，因为“文革”虽然以“新”为自我标榜，却始终充斥着个人迷信的腐臭，中国的68年人到头来认识到，那“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骗人的神话，中国仍然需要科学、民主、理性与启蒙。

在“文革”结束之后，68年人成了新一轮现代化运动的中坚力量，对于改革开放政策，他们衷心地拥护，支持得最坚决。对旧体制的弊病，对左的路线和政策的危害，他们认识最清醒，抵制最得力。这是用青春和热血换取的宝贵认识。

中西68年人也有共同之处，因为经历了社会性造反运动，他们具有不畏惧权威、思想大胆、精神独立的特色。大人物的光环消失了，舆论的压力不是那么可怕，大多数人的反对也不在话下。他们比上一代人有更大的决心和能力不一定依靠体制生活，把自由和独立看得比安稳与舒适更重要。

中西68年人破除了旧的偶像和教条，但难于在人生观和世界观方面树立新的价值与意义，很多人没有固定的目标和参照对象，一些人夸张地回归传统，但往往显得并不沉稳、坚实，也许那不过是源于曾经投身于破坏之后的悔恨与自我安慰。当然，这也使他们容易接受文化多元论，在当前这个多元主义盛行的世界，他们的心理准备是充分的，而且，他们的失望出自极度的理想，而理想在他们心中不会火焰全灭而不留一点余热，所以他们的多元主义不至于沦为彻底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

中国的68年人还要在两个方面与虚幻的遗产斗争。一方面，那些“文革”开始时尚在童稚之年的小孩当年只乐于无人管教的自由和随时发生打斗的刺激，现在不断炮制“阳光灿烂的日子”这种神话；另一方面，新左派和没有反思能力的造反者缅怀和宣扬当年“大民主”、“打倒特权”的神话，把现实的弊病曲解为“文革”所反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有责任讲述真实的历史，让1968年的遗产实现其价值。

对“领导”说“宠爱”似乎词语搭配不当，应该说“敬爱”。但领导们自己都明白，“尊敬的领导”不过是口头禅，对于大多数领导来说，人们“尊敬”的不过是他们掌握的权力，不然就不会有“人一走茶就凉”的恐慌和感叹了。那么，说“宠爱”，不是把他们当单传的子孙、“小皇帝”或幼儿园的小朋友了吗？然而，如今的许多领导，不正是受着“小皇帝”、“小宝贝”一样的娇宠和无微不至的呵护吗？不要提克拉玛依那场大火发生时要孩子们“让领导先走”那种特殊情境下的个案了，单看平时，有些领导连自己的小小公文包和专用茶杯都要随员拿，雨伞阳伞都要别人撑，出门必电话通知接待，就知道他们是如何娇贵了。开场白语词不是“女士们/先生们”或“各位同志，各位朋友”，而必以“各位领导，各位同志（或嘉宾）”做开场白；不论承办会议的宾馆还是什么活动场所，红布横幅上总是不厌其烦地写上“欢迎……各位领导和同志……”，好像“领导”不是“同志”。我们总是肉麻，肉就不麻而木了。

前几天，乘火车前往北戴河旅游的十几个北京工商大学的毕业生，对号入座后，被列车员要求集体起来换座，把与车头保持正向的位置让给领导们。这些尚未社会化的“大孩子”对此感到“不可思议”，他们“很不服气”地质问：“如果是领导出行就可以随便调换别人的座位，那我们作为乘客的权利谁来保障？”他们认为这是侵权，列车员却向同学们解释，“座位是让给一些领导的，希望李明等同学支持他们的工作。”事后又有律师站出来说，“除非特别紧急的情况，像抢救孕妇或者有人受伤抢救病人才可以要求变更座位。毕业生们可以要求列车进行道歉。”啧啧啧，都像是外星人，完全不理解咱们宠爱领导的国情，居然不“支持”列车员的“工作”！

6月16日的《北京晨报》就此发表署名评论《一定要给领导让座吗》，指出从这个事情“更看到了在这种特权的浸淫下，某些领导及下面的办事人员，已经成了法盲，他（们）不懂得这种强迫让座已经是一种侵权行为”，而且由此及彼追问我们大家：“在列车上，你会不会给领导（特别是直接领导）让座或让好座位？我想，没有多少人能在领导面前坐得稳如泰山，但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有些人不敢不给领导让座，但却敢于面对老弱病残孕而无动于衷。看来，下属给领导让座，不仅是一种‘美德’，甚至异化成了一种‘责任’乃至一种‘本能’。”问得好！我们每个人都不妨给个答案。

不过，还可以进一步追问，何以这么宠爱领导竟在21世纪在我们这几乎成了一种“美德”、“责任”乃至“本能”呢？

上世纪文化批判热的时候，可以从官贵民贱的中国传统中挖根源。现在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传统其实并不那么专制那么黑暗。就是古代中国“最大的官”皇帝，在许多方面也比不上今天某些“土皇帝”或“小国之君”的威风八面。孔夫子被尊为“万世师表”，儒生们的志向就是为王者之师；孟子“说大人则藐之”，荀子公然扬言“从道不从君”；像一介盐丁王艮那样自学成才的匹夫也敢走到江西省一把手王阳明办公桌前说，您若辩得过我，我才肯拜您为师；最狂妄的皇帝也未尝想取孔夫子而代之做臣民们的思想文化导师！不要说张居正那样的重臣，可能在每天的朝会时被七品县处级的言官弹劾；就是皇帝也常常可能被谏官或大臣们当面驳议。万历皇帝要立宠妃之子为储，多年一直未能如愿。共和国怎么会有了一些“说一不二”的土皇帝，还往往自以为方方面面比谁都高明呢？

不必讳言，这些年来，不少官员比任何时期都更有权势。最明显的例证是“买官卖官”的丑闻不是一起两起，不止发生在一地两地，也不是一年两年了，而且，从乡镇、县级到地市到省级都有发生。成因无非是，一者，邓小平在1980年关于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讲话中早就指出的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党的“一元化”领导蜕变成“一人化”领导的现象长期相当严重地存在，不然就无法解释在“集体领导体制”下买官卖官何以能成交成市。二是权力主导经济发展的格局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官员仍然支配着土地、银行资金等生产要素，享有“经营”城乡的权力，是所辖领地的大老板。权力大，利益多，不用像三十年前那样害怕群众运动来了挨整，却没有新的监督机制取代而随时警醒，要官员都不忘乎所以太难，“领导也是人嘛”。

新的路径是明确的，一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用“四大民主”（民主选举、民主参与、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来规范权力运作；二是转变政府职能，生产要素由市场调配，政府转为公共服务型。这两条实行了，领导必须让他服务的大多数民众满意，手上又没有多少可调配的资源，给谁一个官吧他也得不到多少油水，那时候的领导不会受宠，但会有人们发自内心的真敬爱。

这并不是望梅止渴，也不像给老猫脖子上挂铃铛那样幼稚。比如，咱们先从实现公共财政透明（包括国家机关、国有单位的所有进出账目）和企业财务依法公开做起如何？再缩小一点，先实现领导干部家庭财产公开如何？网上众目睽睽之下，领导有权也不能谋私或徇私，官风民风肯定会好得多。

6月15日晚上，韩寒做客湖南卫视新创办的大型文化高端类谈话节目《零点锋云》，与另一位上海人、艺术家陈丹青就阅读、小说展开对话。在访谈中，韩寒和陈丹青大话文坛，更是剑指文豪巴金和当今畅销书作家余华等人，称“老舍茅盾巴金他们的文笔都很差”，“冰心的完全没法看”，引起网友的猛烈“炮轰”，还被人讥为“双簧愤青”。6月20日，韩寒在自己的新浪博客中对网友的批评进行回应，称说老舍是口误，也没有提到余华和苏童，但他坚定的认为，巴金，冰心，茅盾三人的文笔和文采是非常一般的。

“老舍茅盾巴金他们的文笔都很差”吗？

超女说帕瓦罗蒂不会唱歌

批韩者调侃说，“韩寒是宋祖德的学生”，韩寒说老舍巴金文笔不好就好比“超女说帕瓦罗蒂不会唱歌”。天涯网友“烤焦面包KOKO”更是出语讥诮，“韩寒、陈丹青之流贬低老舍，大概是因为他们对‘文笔’的概念还停留在插科打诨、嬉笑怒骂这种阶段吧，看看韩寒的文就知道了，卖弄文字卖弄‘想’愤世嫉俗的外衣下，隐藏的也不过是向世人讨巧的媚骨罢了”。

老舍巴金时代的文笔缺乏个性

挺韩者则认为，喊道出了他们的心里话。网易山东烟台蓬莱某网友认为，巴金他们“被评为‘历史和人民的作家’是因为他们作品的内涵和思想，要论文笔，估计混过论坛几年的人都比他们强。”强国论坛网友“木石ycmushi”还分析说，“毕竟老舍巴金茅盾时代的文笔，侧重于教育功能，远没有梁实秋周作人剖析个性放得开，相对于当前个性语言而言，的确有些落伍了。”

文笔跟时代是结合在一起的

两方僵持不下时，有网友把老舍《断魂枪》的开头转了过来，与韩寒的《光荣日》作对比；天涯网友“油麦子”则语重心长地说：“文笔这东西，跟时代是结合在一起的，民国风气散漫，所以文笔也能清灵些，后来各种战乱，文人的心性难免刚烈、沉闷，且写的文章都是国家颠覆、民众失所的事情，自然不能用轻浮调戏的文风。说实话，我也不喜欢巴金矛盾这些人的文章，觉得呆板无聊，看不下去。但我觉得他们有那个时代的思考、有那个时代的心性，于是也有着那个时代的局限和禁锢。即便抛弃时代的局限来看文笔，这世界上也不是只有嬉笑怒骂、插科打诨的文笔是好文笔。”

文笔好坏是衡量文学作品的唯一指标吗？

文笔只是衡量文学作品的指标之一

天涯网友“爱琴海草”认为，衡量文学作品的指标有很多，情节、思想、艺术性都很重要，而文笔只是其中之一。“作家和文人的区别就在于，前者笔下有社会和人生的缩影，有影射时代的思想和灵魂；而后者只会玩弄文字游戏。这个道理恐怕是只会玩弄文字游戏的韩寒之流不会明白的。”

巴金的作品的确很有“力量”

另一位天涯网友“瀚海银沙”为巴金辩护说，巴金的文笔是不咋样，但是他的作品的确很有“力量”，“当初巴金也是一愤青，但是他作品中的那种力量，比起韩寒还忙着批判教育部的时候深刻多了。”

文字至少要看得下去

新浪网友“幸福0记号”文字至少要能看下去，“巴金、老舍叙事很是厉害，展开了一幅生活画面，再现了那个时代的许多方面。在这点上是许多人难以企及的！但从文笔的流畅、词藻的华丽、抒情的哀伤、悬念迭起上却不是很出色。这也是现代人看不中的地方。在老一辈的文章中少了文采、旁征博引和现代所谓的个性。从我个人来讲，我不太喜欢他们的作品。”

我们该怎样批评文学大师？

要允许多元化的声音存在

评论家浩歌在自己的博客里评论此事说，“茅盾、巴金、老舍、冰心是我们这个民族杰出的文学大师，颠覆大师贬低大家可笑而且徒劳。”韩寒对中国人公认的文学大师贬低嘲讽，伤害了一个民族的文学尊严。搜狐某网友认为，这矛盾太大了，“文化批评要健康发展，就必须允许多元化的声音存在。”腾讯网友夏余才也说，“韩寒对大师们的评介固然不可取，但是韩寒的言论和其质疑精神却有可取之处。哪怕是作秀，他也说出了一些人不敢说或不想说或不能说的东西”。

对前辈的批评应该客观点

更多的网友则认为，这不是该不该批评的问题，而是怎样批评的问题。凯迪知名网友“刘松萝”发帖写道，“前辈是可以批评的。不过我们即使不考虑对前辈的尊重，也应该客观一些，具体指出到底什么地方不足，不要轻易地否定。”

作品具有不可替代的形象旁证意义

“刘松萝”的观点得到了另一位知名网友“老牧”的支持，“上述的当代的这些‘批评家’如韩寒陈丹青们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那就是你用当代的欣赏习惯、审美意识与叙事风格去审视过去几十年的作品，忽略了历史本来就存在的局限性。一个时代作家的价值意义在于他们本身就代表着那个时代的文学水平，而要了解那一代历史，他们的作品具有不可替代的形象旁证意义。他们近似于乘坐在空客A380大型客机上挑剔二战时期的安型飞机一样，值得挑剔的地方真的多了去啦。但这能证明他们的博学与才华么？”

“口无遮拦”是因为缺乏阅历

对于韩寒和陈丹青的“口无遮拦”，凤凰网友“搞拐”认为，“不论你是什么人，如果一味地抓着死者不放，跟死者死磕到底，那么，其人品显然是有很大的问题，因为他们连做人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懂，怎么能去批评别人呢？”而凯迪网友“装甲近卫军”倒多了几分包容和期许，“韩寒其实是个目光和言语都很犀利的年轻人，他可以看出很多问题并且直接说出来。但是说出问题的所在和解决问题还有很大的距离，这里面有积累的欠缺，年龄阅历的欠缺，当然还有国情问题造成说不得的问题。”

导语：

 “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我觉得问题不大。如果说这是伪善，那么这是社会非常可贵的一种机制。这一制度的长处恰恰就在于，它可以依靠一种权力制约，使得很多哪怕内心不那么高尚的人也不能做不高尚的事，而只能做高尚的事。
 在中国，所谓儒家的虚伪(“伪善”)当然是存在的，但是法家提倡的虚伪其实就是一种“伪恶”，强迫所有人都作恶，才真正是非常要命的。

高度自由的社会同样有伪善

中国的儒家，既不像有些人说的那么好，也不像有些人说的那么坏。儒家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中国人说说而已，并不是做的。人们经常做的要么就是法家的那套，要么就是道家的那套，像犬儒主义。

很多人都讲中国文化很虚伪，“五四”的时候，大家都骂伪道学、伪君子，所以有些人就非常乐意以真小人来标榜，的确显示出所谓反对虚伪的一种心理。

其实，我觉得虚伪很难说是一种文化现象。所谓虚伪，无非就是——最经典的一个表述是“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与其说虚伪是跟文化有关系，不如说就是跟敢不敢讲的文化氛围有关系。我们看到神权专制的时代，基督教也是很虚伪的。老实说，如果有一种环境是使人不能说真话、只能说假话，那不管是什么文化下，人都会变得很虚伪。如果是正常的社会，虚伪当然可以减少一些，但是这只是“虚伪”的一个层面。

另一个层面，即使是高度自由的社会，仍然有虚伪的一面。因为不管是人，就连动物都是具有表演欲望的，人们总希望别人看到的自己，比实际上的自己要更好，就连孔雀都还会开屏。所以虚伪有时候也变为一种权利——隐私权，我们就假定真实的东西有权利不让人知道，我们有权利让人只知道好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这也叫做虚伪，而且这种虚伪到底在哪种文化中最发达，也的确很难说，我觉得这是人之常情。包括一切化妆、整容，本来你没那么漂亮，要搞得那么漂亮，本来没有那么高尚，你要让人觉得你那么高尚，这在某种意义上都是虚伪。

但是我觉得同样是虚伪，有两种很大的不同。我们通常讲心口不一、言行不一，其实这两者有很大的区别。比如我刚才讲到“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大家知道，肚子并不是思维的器官，实际上是一脑子男盗女娼，但是这“满口的仁义道德，一脑子男盗女娼”，真的有那么严重吗？老实说，如果不好的想法仅仅是存在于脑子里头，我觉得问题不大。第一，你脑子里是不是男盗女娼，谁也不知道，谁也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根本是没法度量的东西。第二，即使真有些不好的念头，如果仅仅是念头的话，那也不会给社会造成太大的问题。我们经常讲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满嘴的仁义道德，成天做男盗女娼”，这问题就比较大了。因为这就不光是念头的问题，而是行为了。一个社会真正很糟糕的现象，是很多人满嘴的仁义道德，却成天做男盗女娼。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对于有些人，实际上内心不见得就有那么高尚，但是在有一些情况下，内心不那么高尚的人，就不能做那些太糟糕的事情，而只能做那些比较好的事情。也就是说这种社会会提供“伪善”的环境，使得很多人哪怕心里并不那么善，但是也必须做一些善事，而不能做恶事。我觉得这就是对权力进行制约的社会。在这样的一些社会里，很多人是不是真的就那么圣洁，也很难说。比如民主制度下，其实有一些人是很虚伪的。政客整天讲冠冕堂皇的话，但实际上他们的真实生活或真实想法未必如此。我觉得这个现象一点也不奇怪。而且我觉得，这一制度的长处恰恰就在于，它可以依靠一种权力制约，依靠一种保障民权的措施，使得很多哪怕内心不那么高尚的人也不能做不高尚的事，而只能做高尚的事。像这样的一种现象，有人说是伪善，这其实以前已经有人指出过，如果说这是伪善，那么这是社会非常可贵的一种机制。而且这种“伪善”和“真善”之间，也没有截然的界线。道理很简单，如果一个环境，使内心比较邪恶的人也不能不伪善，而且必须一直伪善下去，他一作恶马上就被人抓住，久而久之，这个伪善成为一种习惯，也就成了真善了。所以说，其实伪善是一个社会很重要的功能，因为我们不能指望所有的人都是圣人，而且往往都假设任何人都是不完善的，而且也有权力不完善，我们也没有权力要求别人去做圣人，但是我们要求的是每个人的行为必须要受到制约，尤其是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更是需要受到制约。

法家的性恶论是强迫人作恶的“伪恶”

我们现在经常讲的伪善，指的就是缺少这样一种制度，比如说，有些人说儒家口头上讲得很好，但实际上做得很差。我觉得这很可能不是儒家文化本身的问题，换一种文化，比如基督教文化等，都可能发生这种事情。中国社会中，最可怕的伪善不是这种伪善，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实际上培养人们有一种虚伪，就是“伪恶”，迫使人作恶。哪怕这个人内心并没有那么恶，也要表现出比较邪恶，如果不作恶，他就没法生存。

所以我觉得，“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这个问题不大。这个社会要防止的，是“满嘴的仁义道德，整天做男盗女娼”。像这样的现象，主要不是文化问题，而是制度问题。我们现在讲的这种思想文化，恰恰是法家思想，或曰带有明显法家思想趋向的。我经常听到很多人讲，说儒家不如法家好，说儒家虽然好听的道德讲得很多，但实际上是做不到的，而法家就是敢于很坦率地讲“性恶论”。这种坦率，实际上蕴含了满嘴的男盗女娼。满嘴的男盗女娼也不一定是问题，但问题是法家的制度造成了不仅满嘴的男盗女娼，而且实际上也做男盗女娼，而且使得一些本来不愿男盗女娼的人，也不得不去男盗女娼。

西方的性恶论和法家的性恶论虽然都是说人是自私的，但是西方进行制度设计的时候，对人心的自私加以制约。如果要保证民权，又认为每个人都可能有自私的愿望，当然采取的是制约掌权者，尤其是制约君主，通过这种办法来使大家即使不那么高尚，但也要做好事不要做坏事。西方所谓的性恶论只是一种预设，所谓预设就是实际上并不是真的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小人，不可能有君子。这只是一种可行的制度安排，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所有的人都是善人的基础上，而宁可假定这些人都有可能作恶。如果这种制度可以使良心不那么好的人不做恶事，也就是说好人可以表现得更好，这是权力制衡的指向或者目的。

古代法家的性恶论与西方的性恶论不一样在于，法家从“人性恶”推出来一点：所有人都会毁坏皇权，因此把所有人的权力都剥夺了，使他没有可能对皇权构成威胁。这也是制约，但这个制约主要是制约老百姓，防止对皇权的侵害。很多法家假定这些人都要作恶的，而且不仅假定这些人要作恶，他往往也认为这些人——这不是事实判断，是价值判断——也是应该要作恶的。因为按照法家的说法，什么人最容易控制呢？就是那些既贪财又怕死的人，贪财可以赏你，怕死可以罚你，假如天下都是既贪财又怕死的人，这个国家就好治理，不贪不怕，这个天下怎么治理得好？韩非子就认为，如果有一些人既不怕死也不爱钱，那我怎么能控制他？我要赏他，他不图赏，我要罚他，他也不怕罚，这样的人不就有造反的嫌疑吗？他说对这种人，一定要把他灭掉。

我们看到历代都标榜清官，但我们整套制度，包括皇帝的真实想法，实际上都不怎么喜欢清官，尤其是不喜欢那种自以为清廉，不把皇上放在眼里的清官，类似于海瑞那样的人。这样一来就造成了一种现象，就是所谓的“伪恶”。上面说了法家的假设，你不是那样，反而是有危险的。这和西方的性恶论是不一样的，西方的性恶论设置了一些限制，即使你不高尚也不能做不高尚的事。法家的制度设置是，如果你是坏人，你就可以为皇上做坏事，讲得简单一点就是为皇上整老百姓，这一点法家是讲得很清楚的。所谓“善治国者，必强国弱民”，要使老百姓变得非常糟糕，这种状态才是很好的东西。如果你是坏人，那么你帮皇上为虎作伥，欺负老百姓，法家当然觉得好。如果你是好人，不帮皇帝这样欺压老百姓，也不行。这种虚伪的特点是，坏人不用说，自然会做坏事，好人也必须做坏事。比如大家可能都知道的一个例子：汉高祖刘邦在外面打仗，萧何当丞相，这个萧何非常廉洁奉公，老百姓对他评价也不错，刘邦听到很多人讲萧何的好话，就很不高兴。萧何听到有这种传闻就吓坏了，他马上反其道而行之，“伪恶”了一把，搞得老百姓向刘邦告状，说萧何不好，刘邦就很高兴。

其实最糟糕的，是强迫人作恶的虚伪。你即使不想作恶，也强迫你作恶。而且正如伪善和真善之间没有真正的界线一样，伪恶和真恶也没有真正的界线。一个人原来还是有良心的，但是整天做没有良心的事，我们一开始说这叫做违心的事情，但做惯了就把作恶习以为常了。所以法家鼓吹的那一套东西，要说虚伪也非常虚伪，并不见得比儒家要更好，但是这种虚伪的性质是不一样的，法家提倡的虚伪其实就是一种“伪恶”，强迫所有人都作恶。老实说，在中国，所谓儒家的虚伪当然是存在的，但是反映在行为层面，主要是制度因素造成的，和文化并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法家所鼓吹的虚伪才真正是非常要命的。

文化差异最大的是美国和瑞典

我一直非常怀疑，到底什么是文化？我们通常讲的所谓文化，和我们所谓的民族性真有关系吗？

五四运动时陈独秀曾提到一件事，我觉得说得很精彩。陈独秀反对严酷的父权，于是当时比较保守的人就骂陈独秀，说你在那里毁灭我们的传统文化，说中国人是讲孝道，所谓“百善孝为先”，但是你陈独秀在提倡仇父，鼓吹“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陈独秀当时有一个回答，我觉得很精彩，陈独秀说，我当时认为孝是很好的东西，子女孝敬父母，媳妇孝敬公婆都是很好的美德，我从来不反对这个东西，我只反对那种不合理的用父权剥夺子女和媳妇正当的权利的行为，我只反对“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和所谓的孝文化有什么关系呢？假定中国人只是在“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的威胁下才不得不尽孝，如果没有这种威胁就忤逆不孝了，那么你能说这个人真的是孝子吗？中国人如果真的都是这样的孩子，你还能说中国真的有孝文化吗？但假如中国不是这样，而是人们从内心愿意孝敬父亲，不是被迫的，那种严酷的父权怎么有必要维持呢？没有这种父权又有什么关系呢？没有父权，孝文化难道就受到威胁？我们在谈孝文化的时候，通常都假定中国人内心就是要孝的，不是受到威胁，也就是说我们讲的孝和父权是没有关系的。既然这样，我们就不能把父权看成中国文化必不可少的因素。所以我们不能以中国文化为理由——中国文化是好是坏我不知道——来为不合理的父权辩护。我没有讲父权到底是好还是坏，你可以讲父权很好，是应该有的，但是这和文化没关系。也就是说，人们的选择权在某种意义上，有时候也是应该限制的。但是限制选择权主要是一种对自由辩解的概念，这个概念更多的是制度上的含义，不是文化上的含义。

大家都在讲文化差异，可哪一种文化差异是真正可以证明的呢？世界上可以实证的两个文化差异最大的人群是哪两个呢？是阿拉伯人和欧洲人吗？是俄国人和美国人吗？我觉得也许是，但是这些东西都不能证实。能够证实的世界上两个文化差异最大的人群，照我看来就是美国人和瑞典人。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美国人和瑞典人正是在他们基本上都有充分的选择权的基础上，瑞典人选择国家管得很多的制度，美国人选择了更多地体现自由放任的制度，这种差异的确是价值偏好的不同。

因此我觉得我们现在谈文化差异，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定要弄清楚什么是属于“选择什么”的区别，什么是属于“能否选择”的区别，如果我们弄不明白这个事情，就会把历史上一些非常恶劣的制度当做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在那里宣扬，同时我们把真正的文化倒是给颠覆了。

我认为没有哪个民族比别的民族更希望自由。我曾经讲过一句大实话，不管是在哪个国家，监狱都是要上锁的，不上锁这些人都跑光了，绝没有说美国人喜欢自由，所以需要上锁，其他国家的人就喜欢待在监狱里头，就喜欢不自由。但是当自由和别的价值同时存在的时候，即使是西方人也会各有各的选择，我们知道，“9.11”以前美国自由非常多，甚至连白宫，最自由时连护照都不用看就可以进去，“9.11”以后，这种自由减少了很多。也就是说，美国人认为为了安全牺牲一些自由是可以的。老实说，“不自由、毋宁死”，对于西方人来说也只是说说而已。人们对这两者的选择，肯定在任何民族中都是不一样的，比如左派就愿意牺牲多一点的自由，换取更多的社会保障这一类的东西，右派就愿意不要那么多保障，宁肯要更多的自由。但这个自由不是在民族之间，而是在民族内部，任何一个民族内部都有更重视自由的人和更重视社会保障的人，所以才会存在多党制。如果所有的美国人都是喜欢自由放任的，那就不需要有两党制了。瑞典是大多数人都喜欢福利国家，所以愿意让国家管得多，但是瑞典也有右派，正是因为这样，瑞典也不能实行一党制。

（据录音整理，见报时有删节，未经发言人本人审定）

苏维埃即代表会议，是苏俄在一九零五年革命时期设立的一种政治制度。一九二七年广州起义时中共就建立了短短数天的苏维埃政权，一九二八年毛泽东在井冈山地区建立了正式苏维埃地方政府。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苏俄国庆日）共产党人在江西、福建交界处的瑞金县叶坪村召开中国苏维埃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到会的有中央区，闽西区、湘赣区、湘鄂赣区、赣东北区、湘鄂西区、琼崖区及上海、武汉的工人代表共一百九十人，鄂豫皖苏区因战时交通不便未参加这次会议。这次大会宣布成立了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下设劳动、土地、财政、军事、外交、内务、教育、工农检查部等部。中共正式宣布中国已经分裂为苏维埃的中国和国民党的中国，公开主张武装推翻国民政府，并在苏区并进了长达五年的专制统治，给中国特别是所谓苏区带来了深重灾难。几十年来由于中共的片面宣传，人们对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真相知之甚少。今天我们从不同角度反思历史，戳穿数十年的欺骗性宣教，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是十分必要的。

一、伪“宪法大纲”

中国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伪“宪法大纲”开宗明义地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是“有系统地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以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立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苏维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战士及一切劳苦民众”，“军阀、官僚、地主、豪绅、僧侣……是没有选派代表参加政权和政治上自由的权利的”。在这个政权的武装力量上规定“惟手执武器参加阶级斗争的权利，只能属于工农劳苦大众”。在“公民”选举权上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在选举时给予无产阶级以特别的权利，增多无产阶级代表比例名额。一切剥削者的政治自由，在苏维埃政权下都绝对禁止”。它的民族政策是“中国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由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蒙古、回、藏、苗、黎、高丽人等，凡是居住中国区域内的，他们有完全自决权，加入或脱离中国苏维埃联邦”。在宗教政策方面规定“一切宗教，不能得到苏维埃国家的任何保护和供给费用。一切苏维埃公民有反宗教宣传之自由”。在“外交”政策上则宣称“中国苏维埃政权宣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苏联是客观存在的巩固联盟”。

这个伪“宪法大纲”是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天坛宪法》基础上的严重倒退。由孙中山先生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贯穿着民主精神，规定“中华民国为永远之民主国”，设立有上下两院的国会并充分保障人权。一九一三年由袁世凯颁布的《天坛宪法》也规定“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并保障国民的言论、出版、结社、请愿、营业和迁徙自由。即使是被人指为一党独裁、于一九三一年五月五日制定“训政时期约法”也明确了委托国民党代管政权是临时的，最终目的是回归宪政，而实际上国民政府也于一九三六年公布了“五五宪草”，规划回归宪政，还政于民。可见不管是孙中山时代、还是袁世凯、蒋介石时代，追求民主始终是时代主流。即使某些政治家们打着民主的旗帜，心怀不可告人的目的，但他们也不敢公然主张实行阶级专政。即使前进的道路曲折迂回，中国社会一直在民主政治的路程上艰难跋涉，没有一个政治集团公然宣称进行专政统治。

伪“宪法大纲”在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以最高“法律”形式规定一个可以阶级凌驾于其它阶级之上，规定只有他才能手执利刃实行阶级专政并剥夺其它社会阶层的一切政治权利；在“选举”权上第一次给一个阶级以特别的权利，肆意破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公理；它剥夺所有人的自由经营权利，排斥、拒绝一切宗教，公然践踏公认的基本人权；它的所谓民族政策无疑为国家分裂打开了绿灯；它的“外交”政策显然是一纸投靠赤俄的卖身契，是自甘做赤俄儿皇帝的政治宣言。这个伪“宪法大纲”与《临时约法》、《天坛宪法》比较，不管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和保障公民权利上都出现严重倒退，而且公然主张建立一个恐怖的独裁专制政权，从世界政治史和中国政治史上衡量，都称得上是一部臭名昭著的恶法。

二、赤俄领导的中共“革命”及卖国行径

中共是在赤俄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成立的，一九二零年俄共远东局派维经斯基来华，会见李大钊、陈独秀，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中共“一大”纲领提出了“联合共产国际”，“二大”提出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完全交出了革命领导权。共产国际不仅直接向中共下达行动指令，而且干预、参与了中共党内的反陈独秀、李立山、罗章龙的路线斗争。共产国际为中共培训干部、提供经费，派出以德国人李德为首的军事顾问指挥作战。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塞的过问下，王明被安排进中央委员会，后又挤进了中央政治局。中共在以赤俄为首的共产国际领导下，以推翻国民政府为目标，成为中国政局的动乱源。实际上，中共不但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也成了赤俄的“儿皇帝”，它唯苏俄马首是瞻，几乎一切政令都以共产国际的指示为准。

一九七九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仅供党内传阅的《王明言论辑》记载：早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中国问题委员会上，斯大林就对中国同志说：“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便不会有革命的胜利”。一九二七年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问题的宣传大纲》中要中共注意革命过程中的困难，逃阵和变节。一九二八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会议通过所谓《对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指出“党应准备应付新的广大的革命浪涛的高涨；党对这新高涨的革命浪涛必须的任务，便是组织，实现群众的武装暴动，因革命的任务，只有用武装暴动和推翻现存政权的方法才能解决”，怂恿中共举行武装暴动，并指责中共“一部份在农民区作指导工作的同志，迷恋着零碎的必遭失败的游击战争，而不注意把运动准备扩大到广大的范围”。指示中国共产党“必须坚决的反对一切在城市和乡村中没有准备的暴动”，“党应明了自身主要的任务，在准备城市与乡村或邻近各省共同联络出动，并在一广大范围中组织与准备这各动作（暴动）。因此，便须与过去重视散漫不相联络的必致失败之游击斗争的倾向奋斗（这种危险已见于湖北、湖南及其他等地）”。由此可见，当时人们对中共引狼入室，卖国求荣的指责并不是没有根据。

在武装暴动上，共产国际指示中共“在现在当革命失败的时候，我们必要在农村中重新建立自己的组织，重新创造自己之政治影响的基础，在动员农村广大的群众，特别是贫民……采取坚决的勇敢的斗争”（一九二九年《红旗》第六十期）。指示中共组织雇农工会和贫农团。在苏维埃区域实行军事纪律。要争取一省，几省的首先胜利，然后争取全国的胜利。

在苏维埃政权建设上，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政治决议》指出：必须在最有保障的区域里建立起苏维埃中央政府和真正能够为这一政府的支柱，建立起工巩固的苏维埃革命根据地。国际指示中共“党团必须是苏维埃的提案与决议的创首者及召集报告会与其他各种会议的发起人。”

关于土地问题共产国际几次指示“苏维埃区域之中，党的注意的中心，应当是土地问题的解决……同时，党要宣传国有土地的中心口号”。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给中共发出《关于农民问题的信》指导对于富农的工作。

在经济方面，国际指出在苏维埃区域要有一定的经济政策。“实行向富农及一切剥削者征发，限制或调节一部份为境内广大人民自己所要求或军事上的必要的物品（如烯料、盐、煤油等）底价格。”有些地方限制一切商业自由，限制一切物价，甚至实行强迫挨户征发“

关于国统区的斗争，国际决议：“党应当联系政治的经济的斗争，尽量去发展政治罢工，定出准备各地的或者几个主要工业城市的同盟罢工方针。组织政治罢工的时候，除反对军阀和国民党的口号之我，必须提出接近一般工人群众生活的……经济要求，……同时，应当尽量去巩固赤色工会，坚强工人自卫的团体”。国际指出在国民党统治区里农民运动的策略是：应当是发动和领导抗捐、抗税、抗债……等各式的斗争引导农民群众走向游击战争和地方起义。

关于民族问题，以苏俄为首的国际再三指出：“中国境内有千百万回民，还有千百万的藏、蒙、苗、瑶、满以及安南、朝鲜等等少数民族，对这些民族的工作与反帝运动及土地革命有极大意义和作用”。企图挑起民族矛盾，从中渔利。

在党的建设上，国际指出：首先就要使党数量发展，党报和数量与质量加多和提高。

由些可见，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完全没有所谓革命的自主权，它的一切行动都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命令和精神，中共在实质已成为赤俄颠覆中国政府的工具。对此，中共并不讳言。它公开地说“由国际负责帮助成立临时的中央领导机关。实行在国际直接领导之下，号召各级党部完全遵照国际决议及指示执行实际工作。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党员……象一个人一样，一致起来实行共产国际的路线（《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人民出版社）。”我们党在中央领导之下，不怕这一切困难和复杂性，坚定不移地执行自己的总政治路线——列宁主义的共产国际的路线“。中共四中全会更是提出：”对共产国际路线百分之百的忠实这个口号，是使党更加布尔塞维克化和苏维埃革命更加胜利的唯一道路和保证“（《共产国际》中文第一期第五卷）。中共领导人在分析中国革命的优越条件时兴致勃勃地说：”中国共产党有以斯大林为领导的列宁主义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王明《中国革命危机的加深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连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后来的清剿中土崩瓦解，不得不仓皇逃窜前，也需向共产国际请示，共产国际复电同意后才狼狈出逃。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日，东北中东路理事长兼全路铁路总办吕荣寰根据国民政府的指令，以武力接收中俄共管的中东铁路。八月，中苏边境战争爆发。蒋介石政府以“一致对外”号召全国人民与苏联抗争。而此时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通过的《反帝国主义大战的斗争与共产党员的任务》向中共指出：“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在这一战争中，不但要努力使本国的政府一败涂地，而且要积极的努力保障苏联的胜利”。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批示精神，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与“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而且随着事迹发展的过程而转变成实际行动”（一九二九年《布尔塞维克》第十期），在这场中苏边境战争中，中共公然叫嚣要用“实际行动”站在苏俄一边，攻打中国，同时污蔑中苏边境战争中维护了国家利益的国民党是无耻的合盘的出卖民族利益。中共的倒行逆施受到全国的一致反对，冯玉祥、阎锡山、吴佩孚、张作霖等军阀，都发出声讨赤俄肃清共产党的宣言通电，主张一致对外。就连一些正直的共产党人也对这种赤裸裸的卖国行径表示不满，七月二十八日，陈独秀写信给中央，批评中央在中东路问题上的政策。他认为这次边境战争是国与国间的纠纷，国际间的纠纷。而中共执意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间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苏联的一部份，因而中共必须站在苏联一边，不惜用“实际行动”来对抗自己的祖国。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际，团结一致，抵抗外侮是社会各界的共同心声。当此关头，中共仍然把反国民党和反日本帝国主义并列，甚至认为前者更重要，他们污蔑“国民党政府事前参预了日本武装占领满洲的计划”。甚至说“推翻国民党政府，是胜利地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先决条件”（一九二九年《布尔塞维克》第十期）。中共的扰乱是“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不能痛下决心反击日本的重要原因之一。

蒙古在苏联的策谋下独立，但一直没有得到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政府的承认，对此赤俄极为不满。中共秉承苏俄的意旨，恬不知耻地叫嚣“最无耻地，到现在国民党政府还不承认外蒙古是独立自主的人民共和国，而把外蒙古看成中华民国的附庸”（一九二九年《布尔塞维克》第十期）。他们煽动民族矛盾，污蔑国民政府“对于蒙、藏、回、瑶、苗、黎、僮等弱小民族，施行其残忍的屠杀和压迫，对于高丽、安南、台湾、印度、菲律宾等的革命战士，经常地把他们逮捕起来押送给英、日、法、美帝国主义刽子手处死”。联系到蒋介石一路北伐，致力国家统一和伪“苏维埃宪法大纲”中鼓吹蒙、藏、回、瑶独立的条款，谁爱国，谁卖国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三、红军的基本构成及实际状况

关于红军的基本构成，毛泽东一九二八年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说：“红军的成分，一部是工人、农民，一部是游民无产者。游民成分太多，当然不好。但因天天在战斗，伤亡又大，游民分子却有战斗力，能找到游民补充已属不易”，然而他又说：“红军士兵大部份是由雇用军队来的”。王明在《武装暴动》的序言指示：“在许多地方的土匪渐与农民运动相接近，渐渐直接的帮助农民的斗争，这种事实尤其使共产党员不能不注意到他们对于土匪的关系的问题。我们应当钻进土匪队伍中去……可以组织他们作革命的争斗”；红军、苏维埃政府还和全国的哥老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苏维埃政府曾发出通知要求参加哥老会的区乡两级党员务必参加开山堂，宣称“有苏维埃，有红军，哥老会就有了靠山”，并鼓励苏区内的大爷、当家、管事的要积极到白区发展（周恩来《关于哥老会问题》），可见红军的构成从一开始就掺杂着土匪、山堂、帮会成份，带入了吸大烟、充光棍等恶劣习气。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承认：“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他在《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中还承认“湘赣边界宁冈各县的农民只愿在本县赤卫队当兵，不愿入红军，因此红军简直寻不出几个湘赣边界的农民”。为了保证有充足的兵源，苏维埃政府动用种种手段开展了一系列“扩红”运动，使红军规模迅速扩张。

扩大红军的方式一是鼓动。毛泽东在《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一文中指出：“在每次分配东西群众斗争热忱最高涨时，要适时地提出扩大红军”。就是在这样的场合兴国县大地乡曾一次动员了十三个人当红军。对于经过屡次动员而无动于衷的农民则组织“儿童团，耻笑队，宣传三四次不去便耻笑他”（《长冈乡调查》）。二是利诱。一九二八年湘赣边区《土地法》中规定：“红军及赤卫队的官兵，在政府及其他一切公共机关服务的人，均得分配土地，如农民所得之数，由苏维埃政府雇人代替耕种”。雇人代种的标准是：农忙时每家帮二十五个工，平时平均每家帮十个工。红属帮助红属，每天需付一毛半，红属帮助群众，每天能得两毛，群众帮助红属则不付钱。而遍布苏区各乡的油盐肉合作社、布匹合作社，只有红属才给赊帐。货缺时，红属先卖，减价百分之五，社员后卖，不减价，非社员再后卖。其粮食调济局，卖出时先卖红属，再卖给困难群众。卖给群众要扣除损耗。红属无钱可以借粮，秋后归还，不取利息。无疑，这样的优惠条件在极端贫穷落后的农村地区对广大农民有着极大的诱惑力。三是征兵。苏维埃《宪法大纲》就规定了“实行征兵制度”，苏区的征兵就是通过强行摊派兵额，指定各村限期完成。毛泽东《长冈乡调查》关于扩大红军一节中就有生动记载：在“扩红”会议上，“长冈村代表答应扩大五人，塘背村代表答应四人，新溪村代表答应三人，泗网村代表答应三人，共十五人，限十一月三十日做到”，这至少说明有一部份农民参加红军并非是出于自愿。四是收编俘虏。通过宣传鼓动、利诱和胁迫，一些农村甚至出现了男子都当兵吃粮的局面，如兴国县长冈乡十六至四十五岁壮年七百三十三人，当红军做工作三百二十人。才溪乡上才溪村十六至五十五岁男人五百五十五人，当红军四百一十九人。下才溪十六至五十五岁七百六十五人，当红军四百四十二人。未参加红军的在乡男子也编入赤卫队、儿童团，如长冈乡在家二十四至四十五岁男子编赤卫军一排，全乡六十六人，除重病残废二十人外，全部编入。同龄女子编赤卫军一连，全乡二百四十六人，除病残二十六人外，一律编入。十六至二十三岁青年编少队一大队，男女合编，全乡一百零一人，除病残十五人外，一律编入。通过上述四种方式，红军规模迅速膨胀，中央苏区的红军兵员最多时曾达到八万多人。

这种迅速扩张起来的军队，素质低下，良莠不一，因而军队作风极为恶劣，下级士兵境况十分悲惨。主要表现为官兵等级森严，打骂士兵、虐待伤员，士兵逃跑不断，甚至还有士兵不堪虐待而自杀现象发生。毛泽东在《废止肉刑问题》一文中披露：“各部队中凡打人最厉害的，士兵怨恨和逃跑的就越多。最显著的例子，如三纵队第八支队部某官长爱打人，结果不仅传令兵、伙夫差不多跑完子，军需、上士及副官都跑了。九支队第二十五大队曾经有一时期来了一个最喜打人的大队长，群众送给他的名字叫做铁匠，结果士兵感觉没有出路，充满了怨恨空气。特务支队第三大队打人的结果，跑了四个伙夫，一个特务长，两个斗争好久的班长，其中一个名萧文成，临走留下一封信，申明他不是反革命，因受不起压迫才逃跑。四纵队初成立时，一、二、三纵队调去的官长，一味地蛮打士兵，结果士兵纷纷逃跑。二纵队逃兵比任何纵队多，原因虽不止一个，然二纵队下级官长的大多数打人的习惯最厉害，乃是最重要原因之一。二纵队曾发现过三次自杀事件（排长一士兵二），现在红军中一般士兵的呼声是”官长不打士兵，打得要死“。毛泽东在另一篇《优待伤病兵问题》中披露：”官长替伤病兵送茶水、盖被窝、随时慰问等习惯，在红军中简直没有。官长对伤病兵，采一种不理问态度，甚至表示讨嫌他们的态度“。”行军时官长以至士兵对在沿途落伍的伤兵完全不表示一点同情，不但不为他们想法子，反而一味地怒骂，或无情地驱逐他们“。”伤兵伤后，七八天还没有衣服换，调养费病官有，病兵没有“。”饮食恶劣“。”与当地群众关系不良，以致伤病兵看医院如牢狱，不愿留在后方“。”使士兵不满意红军“。这样的体罚虐待，使下级兵士不无法忍受，纷纷出逃。如长冈乡一次逃兵七人，下才溪一次逃兵就有二十五人。迫使各乡苏维埃政府不得不成立以苏维埃干部、红属妇女和儿童团组成为宣传队、突击队，在各乡开展逃兵归队活动。

四、苏区的土地革命

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的土地状况据当时国民政府调查是：全国百分七十三的家庭平均每户拥有十五亩土地，百分之五的家庭户均拥有五十亩以上的土地。资本主义式的雇工租地大规模商业化农业经济并不普遍。百分之三十的佃农耕作的土地完全是租佃的，百分之二十以上的佃农耕作自己的土地同时租佃部份耕地。平均地租为百分之四十三。除地租较高外，土地兼并不是非常严重，绝大多数农民都拥有自己的土地，基本自给自足的农村人口占百分之七十五。为保障雇农利益，国民政府一九三零年颁布的《土地法》规定给予佃农无限期续约权，除非地主要收回土地自耕。国民政府还制定了将租金限制在百分之三十七的政策。佃农并不一定非常贫穷，有的佃农大户反而比小自耕农富有。因此整个二十世纪统治中国的意识形态“耕者有其田”可以说是人们对现代经济学无知而接受的一些政党的机会主义口号。由于这类口号给国家以超越法律之上侵犯财产，和公民人身安全的权力，它为以后导致经济灾难、政治动乱的政治游戏规则的盛行开了一个恶例（杨小凯《民国经济史》）。

然而苏维埃政权并未顾及当时农村的土地状况，而是全盘照搬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行土地“国有化”的理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一书中把剥夺地产作为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的必要手段，苏维埃政权的土地革命完全贯彻了这一理论和充分运用了这一手段。

毛泽东一九二八年制定的湘赣边区《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竹木山归苏维埃政府所有。分配土地后，除老幼疾病没有耕种能力及服公众勤务者以外，其余的人必须强制劳动。这部苏区最早的《土地法》不但没收地主、富农、中农土地，而且还没收贫雇农、佃农拥有的少量土地及一切寺庙、宗祠、义庄、学田等公共土地，并勒令一切有劳动能力者强制劳动。“边界对于土地是采取全部没收，彻底分配的政策。中间阶级在革命高潮时受到打击，白色恐怖一来，马上反水（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说明那里的土地革命遭到各个社会阶层的普遍反对。一九三四年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对此作了修改，规定：“所有封建地主豪绅军阀官僚及其他大私有主的土地，无论自己经营或出租，一概无任何代价的实行没收，被没收的土地，经过苏维埃由贫农与中农分配”。同时，没收地主财产，没收富农土地及多余的耕牛、家具、房屋。“只分了些坏田、破屋给他们，现富农耕牛、农具需向人租”。经过土地革命以后，连毛泽东也承认“现在富农家况比雇农差”（《长冈乡调查》）。这样的土地革命无疑彻底解决了土地兼并问题，但由于苏维埃政权实行土地“国有”政策，农民并没有成为土地的真正主人，他们彻底丧失了自己对于土地的完全权利，全部成了另一个雇主——苏维埃政府——的佃户。

即使是这样的土地革命也被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层视为革命不彻底，有的地方革命前五六年甚至十几年请过长工的人或者只请过一二年长工的富裕中农也放在富农一类，他们的财产被没收。如胜利县原划地主富农二千一百多家，后地方苏维埃重查有一千三百多家改为中农或贫农，错划者占一半以上。而第二届人民委员会发布第一号训令：“在暴动后查田运动前已经决定的地主与富农，不论有何证据不得翻案。已翻案者作为无效”。有错不纠，公然掠夺中农、贫农财产在苏区畅行无阻。一九三三年二月，中央政府土地委员会发出第二号训令，要求苏区重新分田，“限二月内必须彻底分好，要使豪绅地主分不到一寸田，富农分不到一丘好田”。当时仅中央苏区约有三百万人口，地主、富农以占百分之五计，至少有六万人完全失去了生活来源。同年六月，苏区开展了一次查田运动。毛泽东甚至说：“查田运动是查阶级，不是按亩查田。通过阶级就是决定阶级成份，是对这个人决定生死的时候”（《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通过查田运动，一些刚分到土地的农民又被收回了土地，甚至采取了株连手段，如长冈乡“八月查田查出地主之妻女与工农结婚的六人，从这六人收回土地三十六担六斗”（《长冈乡调查》）。

由于采取这种极不合理的土地“国有制度”，农民被强制手段改造为无产阶级，失去了他们视为生命的土地，且被驱使着强制劳动，生产积极性大大降低，以至“现在春天来了，各地农民动手耕田的还很少”。“田归苏维埃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的空气十分浓厚，并且四次五次分了又分使得农民感觉田不是自己的，自己没有权来支配，因此不安心耕田”（毛泽东《关于加强春耕工作的意见》）。

五、苏区的经济状况

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都不得不承认三十年代是上世纪前半期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一九二三至一九三六年全国每年工业增长达百分八以上。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一年全国新增工矿企业达六百多家，共修成公路十一万六千公里，修成铁路一万公里（不含日本人在东北所修五千公里）；政府债券制度也发展起来（债券主要由国家政府银行及上海私人银行购买）。全国私营报馆林立，文化事业也进入上世纪的最繁荣期。国民政府从列强手中收回了海关管理权，领事裁判权。一九三六年公布的“五五宪草”，规划回归宪政，还政于民，同时立法院先后制定了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法院组织法、商事法、公司法。这一系列立法行为为当时的经济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可能说这个时期是上世纪上半页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事业得到全面发展的最好时期。

而此时在苏维埃区域则呈现绝然不同的情况。毛泽东在一九二八年说：“日常生活压迫，影响中间阶级反水：红区和白区对抗，成为两个敌国。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和我们对小资产阶级的处理失当这两个原因，两区几乎完全断绝贸易，食盐、布匹、药材等项日常必需品的缺乏和昂贵，木材、茶油等农产品不能输出，农民断绝进款，影响及于一般人民”（《井冈山的斗争》），苏区的经济已濒于崩溃的边缘。

在农业方面，由于青壮年男子大多当兵，生产靠妇女儿童维持，而当地当时多是不从事农业生产的小脚女人，她们被迫脱下长衫，换成短褂，剪成短发从事农业生产。就连列宁小学的儿童也有“捉来罚扫地的，有罚禁闭的，有罚饿饭的”（《长冈乡调查》）。“暴动后（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一年），全区荒了许多田，在全区没有做粉干及板子的，没有煮酒的，生产低落百分之二十”（《才溪乡调查》）。

在工商业方面，毛泽东说：“红色区域的许多手工业生产是衰落了，烟纸等项是其最著者”（《井冈山的斗争》），“工人，木匠失业百分之三十，裁缝大部失业，泥匠失业百分之三十，篾匠失业百分之十，理发增加百分之十”。“私人商店除一家江西人开的药店，全区绝迹”（《长冈乡调查》）。湖北大冶县苏维埃领导人曾因担心采取极端措施而导致小煤矿主逃离而受到中央点名批评，要求他们对小工厂主采取完全没收政策。苏区内的工商业一遍雕零。

在经贸方面，苏区最有优势的项目是竹木、钨砂等资源，但由于战争封锁，这些资源根本就无法流出苏区，为了打破封锁，“我们有计划地组织人民的对外贸易，并且由国家直接经营若干项必要的商品流通，例如食盐和布匹的输入”，“从出入口贸易的数量来看，我们第一个大宗出口是粮食，每年大约有三百万担谷子出口”（《井冈山的斗争》）。但粮食的大量出口对贫穷的苏区来说无异于饮鸩止渴，它进一步加重了普遍的饥饿现象。

在税收方面，苏区统一由县苏维埃征收，交高级苏维埃政府支配。由于苏区是贫困落后地区，几乎没有什么工业，经济落后，税源少，征税工作十分困难。苏维埃政府颁布的《土地法规定》征收百分之十五的土地税，“都是山地，农民太苦，不好收税”，财政的入不敷出迫使一些地方苏维埃政府违反《土地法》规定，擅自抬高征收标准，毛泽东承认：“宁冈收的是百分之二十，比中央办法多收半成”（《井冈山的斗争》），这自然又加重了农民负担。

在物价方面，毛泽东给我们记录下了详细情况，在“模范的长冈乡”按市价谷暴动前每担三元，三二年四元七角；花生暴动前每担三元，三三年三元五角；番薯暴动前每担一千文，三二年一千三百文；豆子暴动前每担七元，三二年十元，三三年十二元；猪暴动前每斤六百五十文，三二年九百文，三三年八百六十文；鸡暴动前每斤七百五十文，三二年九百文，三三年一千二百文；鸡蛋暴动前每个二十五文，暴动后四十文；片柴暴动前每斤八文，三三年十二文；木油暴动前每元五斤半，三二的三斤半一元，三三年十二两一元；盐暴动前一元七斤，三一年一元一斤，三二年一元三斤半，三三年一元一斤，苏币二元一斤；中等蓝布暴动前一百五十文一尺，三二年二百五十文，三三年三百八十文；洋火暴动前四十文一盒，三二年七十文，三三年一百八十文；洋油暴动前五百三十文一斤，三二年一千一百二十文，三三年一千六文。而在另一个乡——才溪乡——情况也基本相同：暴动前做一套单衣要十八毛，三一年二十一毛（合大洋一元半），三三年三十四毛（合大洋二元四角）；盐暴动前每元十斤，三三年每元一斤，有时仅买十四两；菜油暴动前每元三斤半，三三年每元一斤十三两；铁比暴动前贵一倍；洋油，暴动前百分之五十人家点洋油，每元买七斤十四两，三三年只买一斤五两，因此除机关办公外，无人点它了，均点松光。鱼，现在已无市。从这些记录看，暴动后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基本生活口最低的也涨价百分之四、五十，最高的涨价竟达十几倍。苏区农民生活之苦由此可见。

在群众生活方面，“信春竟有百分之八十的群众缺粮。群众食酸菜水，说与放盐差不多。雇农十分之六比最贫的贫农要好些，十分之四则同于贫农”。“富农家况比雇农差”（《长冈乡调查》）。缺粮缺盐是困扰苏区的最大难题，特别是盐，由于“国民政府在苏区周围设立食盐公卖局，限制每人每月卖盐不得超过一斤。当时流行一句话：”有人拿走一粒盐，店主赶过三家店“（江西出版社姚名琨《回忆中央苏区》），周围的食盐根本走私不到区内，苏区、白区成了两个绝然不同的世界，苏区农民生活痛苦不堪。

上述种种已使苏区经济、群众生活出现了严重倒退，然而他们的痛苦还不仅止于此，经济公债、合作社集资、慰劳红军、摊派义务工、重要商品的垄断经营使整个苏区农民成为苏维埃政府的集体农奴，他们的劳动成果几乎被掠夺殆尽，农民负担空前加重。

经济公债。一九三三年苏维埃政府按辖区人口约三百万人的规模发行经济公债三百万元，但由于地主、富农财产业已罄空，大批农民被胁持入伍和一些贫雇农处于绝对贫困状态，经济公债主要由在乡农民承担。如长冈乡摊销公债五千四百五十六元，全乡除去当红军者外，在乡者不论老幼妇孺共一千四百六十五人，人均摊派三点七元，但实际在乡十六至四十五岁人口男女仅七百六十人，每个劳动人口实际负担七元多。但农民大多没有现钱，“收到了谷子八百二十二提，值四千一百一十元，又收到现洋一百二十七元，共收了四千二百三十七元，尚差一千二百一十九元没有收齐，限十一月二十日收齐”（毛泽东《长冈乡调查》）。上才溪村十六至五十五岁在乡人口男女共六百二十八人，摊派公债四千元，人均六元多。下才溪村在乡同龄男女六百六十七人，摊派公债四千一百四十六元，人均也达六元多（毛泽东《才溪乡调查》）。这其中还要考虑照顾孤寡、优待红属减免部份，有的农民一户摊派竟高达四十五元。毛泽东说在长冈乡开了四次会才摊派下去，他承认百分之六十的儿童都买了公债，五角，一元、二元、三元不等，在“另乡有强行摊派”，并向中央瞒报“群众完全满意”。这三百万元公债为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提供了充足经费，时湖南省政府主席鲁涤平感叹“经年剿匪，耗费百万”，双方经费的丰竭可见一斑。

合作社集资。苏维埃政府为了实现商贸垄断经营，在苏区各乡设立了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油盐肉合作社、布匹合作社。其运作资金就是向农民摊派。如长冈乡消费合作社向农民集资三百五十元，粮食合作社集资二百六十元，才溪乡粮食合作社集资一千八百多元。垄断经营必然赢得暴利，毛泽东说：“区社半年四百多元本钱赚了六百多元”，社长、会计各发放奖金六十元。而六十元在当时可以买三头牛。

慰劳红军。强制性的慰劳红军同样加重了农民负担。毛泽东是这样向中央介绍他们的摊派工作的：长冈乡“每村答应毛巾四条，黄麻草鞋与布草鞋长冈村答应一百一十双，塘背一百双，新溪九十双，泗网一百双”。才溪乡“布草鞋上才溪八月五百多双，九月一百多双，十月九十多双，下才溪八月三百多双，九月二百零八双，十月三百双，十一月六百三十双”。同时强令农民开展所谓“拥护区苏”活动，“决定赠送红匾一幅，一尺四寸红布，写四个字，要打爆竹（结果打了五六千爆竹，都是群众自己买了去打的）”。乡苏维埃甚至规定在村儿童“交月费一铜片，慰劳红军”。对农民的盘剥可谓敲骨吸髓，无孔不入。

摊派义务工。在湘赣《土地法》中有除老弱病残外所有人都须强制劳动的条文，同时规定“老小虽无耕种能力，但在分得田地后，政府亦得分配以相当之公众勤务”，就连强迫入编的儿童团，毛泽东认为“男少队，可当长夫，女少队，可当短夫”。摊派义务工方面的最好事例就是毛泽东在长冈的一项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修理河堤道路：决定限十一月二十日十天内，修好通江背洞之六里长的大路，修六尺宽。修好后再修他路，四尺宽。于路修好后修那个一丈宽被水冲坏了的河堤。至于那座大木桥，则与榔木乡合修”。长冈乡在村青壮男妇只有七百多人，摊修如此大的工程量，负担不可谓不重。

广大苏区本来就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区域，除了少数商品需要域外流入，大部份基本生活资料完全可以满足日常所需。由于需要供养主力红军、地方武装和机关工作人员约十万多人，更重要的是大量青壮年男子调到外地及苏维埃的垄断经营和名目繁多的土地税、集资款、经济公债、义务工和强制劳动，使苏区农民实际负担远远高于白区佃农百分四十三地租的负担，苏区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中央苏维埃政府成立一年多里，辖区内爆发群众自发的数十起武装反抗斗争也就毫不奇怪了。联系到当代中国农民承受着乱收费、乱摊派，动辄被收走土地、牵走猪羊的种种痛苦，原来中共的农村政策是其来有自，一以贯之的。

六、“工农民主专政”的“选举”闹剧

苏区政权的组织形式与苏俄是相同的，即代表会议，这是俄国工人阶级在一九零五年革命时创造的一种政治制度。工人、农民、红军士兵有选举权，其它一切阶级都被排除在外。为完全操纵选举结果，伪《宪法大纲》特别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在选举时给予无产阶级以特别的权利，增多无产阶级代表比例名额”。为了体现工人阶级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甚至推选了一位工人——向忠发——为总书记。即使如此，苏区几乎没有什么工业，因而无产阶级代表——工人——很少，于是选举时张罗一批半农半手工业者凑数。这样的工人素质自然十分低下，以致一些人感叹：“农村工人一点没受过教育，蠢得很，什么也不懂，甚至比一般农民还要落后些”（《王明言论选辑》）。一九三三年在苏区进行了一次乡级苏维埃政府代表直接选举，农民以村为选举单位，工人以乡为选举单位。毛泽东一九六五年为《长冈乡调查》一文作注时特别说明：“乡村的工人是手工业者，如建筑（泥水匠）、打铁、造纸、裁缝、木匠、篾匠、剃头师傅。人数很少，叫他们单独组织工会，领导广大农民，农民是不服气的。农民不认为他们是自己的领导者，工人方面，也不认为自己有资格可以领导广大的农民。直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以的，才没有再闹这种笑话”。这些半农半手工业者为了得到土地，大多承认自己是农民，但苏维埃政府为了体现其工人阶级政权性质，将他们一律列做工人，包括他们的家属。

选举委员会发榜，有选举权的一张，十六岁以下无选举权的一张，地主富农等无选举权的一张。前两张红，后一张白。候选名单恰如应选人数。地主、富农、工商业者、知识阶层、僧道自知没有份，都没有到会。选举会上先由选举委员报告，乡苏主席报告，区苏同志报告，问选民有意见没有（没有），依候选名单逐名介绍、表决（无否决者），所有代表一致通过。接着进行摊销公债，如下才溪的选举大会上就摊派公债一千五百元；选举会上甚至有人提议全乡十六岁至四十五岁无疾病者全体上前线，也获多数通过；会上组织者提出要到会群众批评乡苏工作，但无敢批评者。最后上才溪农民二千六百人选出代表四十人，而工人一百八十人选出代表三十五人。共产国际关于“党团必须是苏维埃的提案与决议的创首者及召集报告会与其他各种会议的发起人”的指示在这次选举会上得到完全执行，就连毛泽东也不好意思的承认：“选举委员会在组织候选名单问题上没有起什么作用，只有党的活动”。

七、人间地狱

中共信奉暴力革命，主张彻底消灭一切剥削阶级，苏维埃存续的历史就是一部血醒的屠杀掠夺史。谭平山、邓演达就曾指责中共暴动是杀人放火的过激行为，是赤俄阴谋唆使共产党徒捣乱国民党统治。对此共产党自己也不讳言。毛泽东在《红军第四军前委约中央的信》中发出这样的牢骚“屠杀主义又固然是为渊驱鱼，改良主义也不能再号召群众”。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共湖北地方简史丛书》记载湖北阳新县仅一九二八年七月至一九二九年四月半年间就杀死地主、富农三千一百七十人，一九二八年元月中共游击队袭击刘家祠堂，杀死地主刘慧臣一家五口。地主黄香谷六十寿辰，中共农民武装杀死黄香谷，抢走银元八百元。大冶县地主黄晓阶嫁女儿，中共手枪队打死黄晓阶并抢走嫁妆。种种暗杀、沈塘沈江、烧人住宅的暴虐行为书不胜书。这样的屠杀抢夺就连共产党内部一些有良知的人士也自觉不安，陈独秀曾主张以召集国民会议的口号来代替建设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合法运动的口号来取消夺取群众准备武装暴动的工作，经在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这下去和平发展的思想来取消推翻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统治的行动。他因而以“右倾”错误而被开除出党。一九二八年十一月红四军第六次党代会上，有人提出“禁止盲目焚杀”的提案而无人理会。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说“三月湘南特委的代表到宁冈，批评我们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于是改变原来前委的领导人，政策一变。四月全军到边界后，烧杀虽仍不多，但对城市中等商人的没收和乡村小地主富农的派款，是做得十分厉害的”。一九三一年八月，《中共鄂南苏区特委目前工作计划的决议案》明确提出发动贫农、中农起来驱逐反对家属。各级苏维埃政府命令赤卫军、少先队用强迫手段将“反动家属”赶出苏区，对不愿离开者施以棍棒，断绝饮食。于是这些被没收了全部财产、土地，身无分文的地主及家属四处亡命。可见整个苏区对地主、富农的屠杀、流放是有指示、有计划、有组织进行的。其组织内部在反“改组派”、“AB团”、“托—陈取消派”、“罗明路线”斗争中采取“一疑、二捉、三打、四供、五杀”的简单政策，也有数万人头落地，其中仅阳新、大冶两县就杀了两千多人。

除了屠杀，红军平民财产还进行了有组织的搜括抢掠。福建省中共党史研究会《党史研究参考资料》一九八二年第五期记载了红军打下福建漳州时的情况：杨成武回忆说“看是戴礼帽的、穿西服的、穿大褂的、戴眼镜、拿文明棍、穿皮鞋的，都把他当土豪。我们那个团就抓了一百多个，有的不是土豪，而是华侨。《聂荣臻回忆录》：”当时陈嘉庚先生在漳州开有一座商店，派了他的款，他开始不交。我们只是派人进入他的商店，取走相当于所派款项的罐头、胶鞋等给部队吃用，仍令其继续“。红军漳州停留了四十九天，筹集了款项一百多万元。”全军在汀做了整齐的服装，每人发四元零用费，给养已不成问题“（毛泽东语）。三零年红三军团”在黄石港宣布没收帝国主义的洋行、商店，成千上万农民组成搬运队“，”农民挑着铜币、银币，一担一担送到红军司令部“（《彭德怀自述》），黄石港乃鄂东一小镇，不知那里哪来的帝国主义？红五纵队在大冶县金牛镇杀了几个土豪，筹得大洋三万块。毛泽东在其文集不止一次地说”仅仅发油盐柴菜钱，每月也需现洋万元以上，全靠打土豪供给“，”政府和赤卫队用费，靠向白色区域打土豪。至于红军给养……钱亦完全靠打土豪“，”九月罚地主九元，捐富农二百二十五元（十一家，多的捐四十元，少的十元），富农的现款过去罚的也有，现在罚的也有，无所谓捐“。其抢掠民财已经成了毫不掩饰的公开行为。红军不仅自己抢掠，还组织群众参与，毛泽东在文集中自豪地夸耀”湘潭马家河，有率领一万五千群众向六个劣绅问罪，延时四日，杀猪百三十个“，”闽西赣南的民众都非常之好，在长汀县城及新桥、河田等地工作时，夺取土劣谷子的群众，一聚就有几千“。烧杀掠夺使苏维埃政府一时间聚集了钜额财富，以致红军后来从苏区溃逃时，苏维埃国家人民银行行长毛泽民找到其兄，商量搬运”秘密金库“，将大批金条、银元分散搬运，这些金银成为红军溃逃时的主要经费。

八、苏维埃政府的腐败

腐败问题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建立而产生，成为中共无法根治的顽痼，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绝对权力的必然伴生物。一九二八年井冈山苏维埃政权甫告成立，毛泽东就察觉“对经费的滥用和贪污到处发现”（《井冈山的斗争》）。就连其最基层的农村干部在打击地主、富农时也将猪鸡等物，煮起来少数人吃；瑞金红军医院就曾发现医官私自买药。中上层干部腐败现象则更加严重：一九三三年福建省宁化县雇工工会组织部长谢浪金贪污光洋三十多元、福建省军区特务营副政委黄裕湖与大队长黄士辉合伙贪污擦枪费和没收来的物资案刚被查处，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文书金华堂贪污公款、闽赣省黎川县儿童局书记马玉堂贪污儿童捐款案又被发现。一九三四年中央苏区开展检举揭发、惩治贪污浪费斗争，仅两个多月就从中央总务厅、财政部、劳动部、贸易总局等机关和中央造币厂、中央合作总社等企业及工农剧社、互济会查出贪污分子四十三人，其中造币厂会计科长凌全香一年内贪污二十一万多元、会计萧伦海贪污一千多元是第一大案，他们的贪污额几乎够一个师一年的经费。中央印刷厂会计科长杨其兹与军委印刷所会计科长路克勤每隔一天就到餐馆聚餐一次，每次吃掉二、三十多元，这在当时可算是超级豪华宴席，后查出杨其兹贪污十七万多元，路克勤贪污四十多元。中央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杀夫夺妇、并曾杀死一掉队军医，夺其金戒指，因苏区中央局任职的谢春山包庇而一度释放。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中央大礼堂基建工程处处长左祥云因贪污被判死刑，三月二十五日“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亲自在于都县主持审判大会，刘仁祥、刘天浩、李其芳等贪污被判死刑，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熊仙璧被判监禁一年。

由此可见从地方苏维埃政权到苏维埃中央政府都存在严重的腐败行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王明所谓的“只有苏维埃政府是唯一的廉洁政府，这种廉洁政府是中国人民有史以来时时刻刻的希望出现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已经完全具备有现代国家的一切条件和成份，它完全有资格称作文明的人民共和国”（《王明言论选辑》）只是自欺欺人的无耻谰言。

九、小结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在苏俄的羽翼下孵化壮大起来的，是苏联对外输出革命，建立红色卫星国步骤在中国的具体实施。苏俄的这种阴谋在当时已为国人识破，一九二六年以章太炎、冯自由为首的“反赤救国大联合会”就致电苏俄驻北京大使加拉罕，抗议加拉罕在中国宣传赤化，“煽惑无知之青年，啖以金钱，授以利器，为虎作伥”，（一九二六年五月六日《申报》），章太炎说：“现在的共产党，我们可以直接称他俄党，借着俄人的势力，压迫我们中华民族，这是一件很可耻辱的事。我们应当反对藉俄人势力压迫中华民族的共产党”（一九二五年《醒狮周报》第五十八号）。中共领导的武装暴动是在工人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的农民暴动，一九二九年中共中央调查的赣南各县党员人数及社会成份统计表清楚地表明，在其党内工人只占百分之十左右，农民占到百分之七十，知识分子等其它阶层占百分之二十。即便如此，中共也顽固地认为工人阶级有凌驾其它阶级的种种特权，这种被马列主义精神控制的农民革命盲目提出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口号，“焚毁教堂、寺庙，撤毁铁路、电线”（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共湖北地方简史》），是太平天国革命和义和团运动的再次重演，严重影响了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和抗日的进行，给民族造成深重灾难，是一场应该全面否定的革命。

中共反对完全符合国情民意的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三民主义”，对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修改不平等条约，恢复中国在国际上自由平等之地位；实行普选制度；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绝对自由”（一九二三年《元旦宣言》）及土地制度改革的正确主张和不懈努力视若无睹，诋毁“三民主义”是“白色恐怖的旗帜”（王明《为什么不组织雇农工会》），鼓吹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以暴力方式推行土地制度改革，主张专制复辟，因而没有丝毫先进性，与当时中国的基本国情和社会发展规律完全相悖。中共在中苏边境战争中站在苏联一边，出卖祖国；在“九一八”事变后主张先推翻国民政府，后进行抗战；污蔑蒋光鼐、蔡廷锴率领的十九路军上海抗战不是国民党领导的，而是反动军阀为了升官发财和投降帝国主义。它在二、三十年代的所作所为已彻底站在了全体人民和整个社会的对立面，遭国人唾弃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苏维埃政府在辖区内外实行屠杀掠夺政策，推行激进的土地制度和商贸垄断经营，将广大农民捆绑在其集体农庄强制劳动，因而受到社会的普遍反对。毛泽东在其文集中至少三次提及红军每到一处遭受冷落，驻扎下来与当地群众关系不良，苏维埃政府同群众的关系十分不好的事实就是确凿证明。当时社会“糟得很”、“是杀人放火的过激行为”、“过激份子捣乱”、“土匪行径”的舆论是其最好旁证。苏维埃政权的残暴统治充分表明了马列主义理论上的谎谬及其实践中的反动性，所谓代表民众利益，解放民众困苦的革命行动变成残民虐民的恐怖行为，整个苏区成为那个时代最为黑暗的社会，人民陷入痛苦深渊。长期以来那段史实被掩盖，人们被歪曲宣教所蒙蔽，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至今仍戴着人民政权、“模范苏区”的炫眼光环。揭开那张伪装的面纱，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是我们知识阶层应尽的职责。让我们永远铭记苦难民族的创伤——牢记并反思那段恐怖历史——不是为了清算过去，而为了审视现在并憧憬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