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天大地大” 今天“党疼国爱”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

对文革历史稍有了解的国人都知道,这是一首典型的伪民歌。所谓伪民歌,就是御用文人伪装成老百姓,用臣民的口吻向”官府”和”皇上”山呼万岁万万岁。在一个官方控制了文艺创作的国家,御用文人尽可以随心所欲地强奸民意,把或是奉旨行事或是主动献媚搞出来的”作品”披上”民间”的外衣招摇过市。

今天重提这首伪民歌,是有特定背景的。这首歌问世于1965年11月河北邢台地区发生的强烈地震之后。当时,中国是一个政府严密掌控所有资源的极权社会,一切救灾措施当然都由官方出面组织和安排。这种本来完全扭曲了的制度和做法却成了每次自然和人为灾难之后歌颂极权主义政权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因为灾民所得到的一切都是党”给”的,灾区作出的所有安排都是党”领导”的。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只有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才能看到的怪现象: 每发生一次灾难,就”涌现”出一批”万岁万万岁”的颂歌,人民受了难还要感恩,”党”不但毫发无损,每次至少在名声上还受惠无穷。

当时一个叫李劫夫的官方音乐家盗用灾民的名义搞出了这首伪民歌,藉助官方媒体立刻响彻了灾难深重的中国大地,为日渐红火的毛泽东个人崇拜增添了”民间”色彩。

中国历来有歌颂”皇恩浩荡”的传统,这种传统和极权主义政权无孔不入不择手段的宣传相结合,使得这首问世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伪民歌居然成了当年是灾区的河北隆尧县42年来久唱不衰的”县歌”。在最近的四川地震中,隆尧县的救灾队还把这首歌带进了灾区,尤其在死了学生的学校中大唱特唱。

但即使是这样一首歌颂皇恩浩荡的歌,由于其中有太多的”亲”呀”爱”的,和当时一片打打杀杀”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气氛不合,于是它的最后两句歌词硬是从温情脉脉忽然转向杀气腾腾,”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谁要是反对它谁就是我们的敌人”,旋律处理也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这样牛头不对马嘴的歌曲,只有中国人编得出,也只有中国人唱得出,还一唱就是40年,谁都不知道还会唱多久。

这种极权主义文化的马屁和恐吓传统在后极权主义的中国不乏传人。这次地震后,山东作协副主席王兆山诗兴大作,发出别出心裁的歌颂”皇恩浩荡”之声: 他不再盗用”民歌”的老调,而是绑架了地震死难者,从阴间发出幽幽的”主席唤,总理呼,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不但”纵做鬼,也幸福”而且还要”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借死人的口不但山呼万岁,而且挠到了朝廷的最痒处,真是把马屁给拍绝了。

但光是”疼”呀”爱”的还不能让朝廷释怀,于是海上文人余秋雨把文化口红一抹,红着眼对被豆腐渣工程夺去子女的父母说他们要求追究责任的呼声会被”国际反华势力所利用”。在今天的中国,”被国际反华势力所利用”是一个离”汉奸”只尺之遥的罪名,虽不至于人人喊杀,但人人喊打是一定的。余秋雨不愧有文革余孽的名声,”天大地大”这首歌结尾的那个凶狠的转折很可能一直在他心中余音绕梁。不然,面对那些痛不欲生的家长,即使是时时刻刻担心亡党亡国的当今皇上,恐怕也不一定说得出”国际反华势力”这样的狠话吧?

刘  路:胡主席是人民的爹?

时常在报告会上听亲爱的党国官员们(一般是中低级官员)宣称,要为人民办实事,做好老百姓的父母官!老路知道,说这种话的官员一般还都有点良知,话也真诚,但是要凭空给老路当爹,老路可受不了。老路知道,在传统中国,爹就是天,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不是说爹客观上不会犯错误,而是说爹总是对的,即使叫你死,你也不能腹诽。所以,这帮鸟玩意儿要冒充爹,老路万万不从。

党国第一代领导人,我们敬爱的毛主席,那可是全国人民的爹呀,不仅是人民的爹,还是党的爹。所以他老人家要免了日本人的债,谁也不敢说个不字。君不见忠臣刘主席,见大跃进饿死3000万人,怕被上书而顶撞了君父两句,立马不得好死?

第二代领导人邓主席,虽然自称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但是哪个“人民”敢当真?19年前几个学生娃娃不识好歹骂了邓“儿子”几句,坦克车、冲锋枪立马把北京城重新解放了一回。

第三代江主席多才多情,艺人本色,当了8年儿子4年爹,不过前8年给邓主席当,后4年给人民当 .给人民当的时候150万平方里的土地就划给了俄人。全国人大至今默不作声,全国人民谁敢说个不字?

到了第四代——亲爱的胡主席这里,倒是与时俱进了。上台鞠躬、下访作秀、念念不忘“三民主义”,举手投足“以人为本”,俨然真是人民的“好儿子”了。可就是为了自己的漂亮脸蛋在奥运会上更有光彩,连声招呼都不打,就把东海油田的一半送给了东洋小鬼子。比前四位爹加起来都厉害!

网上五毛们痛骂老路,胡主席“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暖春之旅”意义有多重大?你小子居然不识好歹,在这里瞎说八道,是不是想“喝茶”了?

老路诺诺,只在心里嘀咕:“利为民所谋”,东海油田一半归了东洋鬼子:“情为民所系”,东海条约一签字,扶桑之邦欢欣鼓舞,媒体一片欢腾,我中华大地如丧考妣:“权为民所用”,中华民族子孙后代80年的石油天然气,从此得用血汗钱从西域番邦购买了。

胡主席是人民的爹,还有一个确证,那就是“错的也是对的,不理解也不得腹诽”!天下无不是的爹么。君不见互联网上,胡爹御临网民惨,万千网警删贴忙?

太平洋证券上市曝中国股市惊天黑幕

自从国金系掌门人魏东自杀、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被“双规”,关于太平洋证券上市的盖子也开始揭开,当媒体将目光都集中在王益身上时,操纵太平洋上市的其它重要人物和背后的高管开始浮出水面。

一家公司在国内上市面临两条道路:要么选择首次公开发行(IPO),要么选择借壳上市,这两条道路上分别由中国证监会发审委和并购重组委进行审核。太平洋证券上市却开辟了第三条道路,成为资本市场寻租的一个样本。

太平洋证券上市方式很简单,通过上海证券(行情股吧)交易所请示、中国证监会办公厅批复,成功地绕开了IPO和并购重组两道门槛限制,实现了直接在交易所挂牌交易。太平洋证券增资扩股,所有原始股东实现了财富几何倍数增长,在权力资源与资本的结合中,亿万富翁被高效率生产。

“太平洋证券(601099SH)据说目前已经不敢接投行业务了。他们的上市问题已经被中央高层关注。”5月8日,上海一位证券业内高管谈及此事时说。

他认为:“这次反映出来的问题,不仅是太平洋证券上市本身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证监会某些官员把中国资本市场的法律法规体系破坏殆尽。这种操作实在无法无天,继续这样,国内好不容易成长起来资本市场很可能被毁于一旦。”

谁在操纵太平洋证券上市

太平洋证券上市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请示和证监会办公厅的批复,那么,是谁能够推动这些机构通过发文的形式,解决太平洋证券上市难题呢?

媒体从来都是历史的真实记录者。北京的初夏阳光明媚,北京复兴门外大街1号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办公大楼已经物是人非,人事处的一位工作人员明确告诉记者,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资产管理中心主任涂建早已从单位离职,据说,他已经去一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工作。

“时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资产管理中心主任的涂建也就是后来太平洋证券上市穿针引线的关键性人物。”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涂建与明天系搭上了关系,这为他个人铺上了‘钱’途无量的金光大道。”

记者调查发现,从中国贸促会离开,涂建并没有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而是去了太平洋证券做党委书记和董事,他在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担任的是一个编外职务——独立董事。

查阅涂建的履历可以看到。这位大律师1982年毕业于北大,同样,根据官方公布的资料,王益和一位证监会前官员都是1982年毕业于北大历史系的同届同班同学,并先后在中国证监会任副主席。从2004年起,涂建开始就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资产管理中心主任职务,并在这期间认识了明天系的一个重要人物,也就是如今的太平洋证券副总裁、新时代证券常务副总裁,同样出自于北大的背景和利益的需要让他们走到了一起。

明天系的掌门人肖建华是1986年进入北大法学院的少年天才,资本对于权力资源的渴求永无止境,相比而言,这位资本市场天才取得的炫目财富让这些学长都不得不钦佩。涂建也就成了太平洋上市过程中穿针引线的关键人物,穿梭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办公厅和云南省政府之间。

有关资料显示,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出身于云南省龙陵,毕业后分配入中顾委办公厅,后任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1995年到1999年期间,王益任中国证监会任副主席。

2007年,先有国金证券借壳上市获批;2007年12月28日,太平洋证券也通过曲线救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成都证券和云南证券连综合类券商都不是,业绩很差,华泰证券、国泰君安(行情股吧)等一大批经营业绩不错的综合类券商还在IPO的道路上排队等候,而曾经券商中的丑小鸭却突击上市成功,这就是权贵资本给市场创造的财富价值。

在太平洋证券的股东中,北京华信六合投资有限公司以13.2%的比例位居第二大股东的位置,自然人涂建是北京华信六合投资有限公司第一大股东,占有28% 的股份,尽管大盘大跌之后,太平洋证券股价从40多元已经跌破20元,以6月19日收盘价17.41元来计算,涂建个人拥有的财富超过9.6亿元,而整个北京华信六合投资有限公司几大自然人股东拥有的财富超过了34亿元。王益胞弟王磊通过天津顺盈科技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持有的1500万股太平洋证券财富达到 2.6亿元,为了逃避调查,代持人已经多次转让了,而涂建持有的5500万股从没有转让,背后代表谁持有这些股份,投入的5000多万资金从何而来,这都是一个谜。

重组方明天系及关联方、权力寻租利益代表、原云大科技高管和云南国资在太平洋证券上市过程中实现了共赢,一个破烂不堪达不到3年盈利的证券公司就这样进入了交易所挂牌上市,而利益受损的只有二级市场的投资者。

太平洋上市历程

“如果按照法定的途径,太平洋证券很难挂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代码。”一位投行人士对其如是评价。

借用此前媒体报道,足以说明其很难以正常法定途径获得上市资格。

太平洋证券成立于2004年1月6日,是云南省政府为了托管“问题券商”云南证券而专门成立的。从成立到2007年申请上市这3年左右时间里,前两年连续亏损。三年累计亏损额度达到8482.47万元。

“太平洋证券成立之后本没有任何历史包袱,但是却进入二级市场冒险,导致2004年亏损1623万元,到了2005年更是巨亏2亿元,离规范类券商的标准相去甚远。没有任何上市的希望。”此前媒体缘引一位知情人士的话如此评价。

但实情总与标准背道而驰。

之后被称为“扑朔迷离”的太平洋证券的这种上市操作,与原上市公司云大科技(600181SH)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007年3月28日,太平洋证券通过了规范类券商的评审。

2007年4月10日,太平洋证券改制为股份制公司。此后,太平洋证券向当时4家新股东定向增资1.02亿元。由此,太平洋证券股本增至15亿股。

2007年4月14日,云大科技的股改方案透露,太平洋证券4家新股东增发获得的太平洋证券股权,将部分用于同云大科技的全体股东进行换股。换股比例为8∶1和4∶1。即云大科技非流通股每8股换成1股太平洋证券的股份,流通股每4股换成1股太平洋证券的股份。

云大科技在2007年5月30日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投票表决中,律师在股东大会现场证明:“云大科技的股改是独立进行的,与具有独立法人主体资格的太平洋证券公司没有任何法律关系。”

换言之,太平洋证券也并没有借用云大科技的壳资源进行上市。

最有说服力的,是来自太平洋证券本身的说法。太平洋证券董事会秘书林荣环在云大科技的股改路演中,一度反复强调,太平洋证券上市不是借壳,是自己申请上市。

不管自己申请上市,还是借壳上市,太平洋证券都应该按照法定程序,经过证监会旗下的两个职能机构。

如果是自己申请上市,发行新股应该通过证监会发行审查委员会(俗称“过会”);如果是借壳上市,则需要按照法定程序,经过证监会重大重组审核委员会。

但太平洋证券上市,无论是哪种上市方式,都没有经过这两个职能部门的其中一个。

一个特殊的上市文件

根据此前有关媒体的挖掘,太平洋证券上市的有关法律文件仅有一份,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有关问题的批复》(证监办函[2007]275号)。“从行文看,这份函件下发于2007年12月21日,是针对上交所曾经向证监会提交的编号[2007]168号的《关于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增发、换股并重组上市有关问题的请示》而发。”

文件显示:“云大科技股改与太平洋证券定向增发、换股并重组上市组合操作相关事宜已经经过证监会批准。”

另一个相背离的文件,是来自证监会机构部的文件。根据太平洋证券上市公告书,与太平洋上市有关的文件还有《关于太平洋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及增资扩股的批复》(证监机构字[2007]81号),在这份2007年4月6日签发的证监会的批复中,显示的内容也主要是太平洋证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和云南国资等公司增资太平洋证券的诸事宜。而且,此“批复”强调:“太平洋证券应当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的有关规定和本批复修改公司章程,并将变更后的公司章程报我会批准。”

根据媒体的报道,在证监会发审委,一名发审委员觉得这事不可思议。

因为一家股份制公司上市,交易所不可能在证监会批准前进行请示,一旦证监会批准,都会以证监会的名字,用“证监发行字”这个文号直接向交易所发文,让交易所按照交易程序进行办理。

“在275号文中,证监会办公厅已经明确指出,太平洋证券的重组上市等事宜已经经证监会批准,那么这个以办公厅名义下发的批复就是多此一举,因为证监会批准一家公司上市或者重组都是需要在证监会的网站上公告的,不存在以办公厅的名义发文的。”证监会发审委一名委员强调,证监会批准一家公司上市重组,一定有一个业务部门在办理,那么在公示以及发文的时候一定会指出这个业务部门是谁,不会笼统地说是证监会批准的。

太平洋证券高管背后悬案

太平洋证券高管名单可以看出很多蹊跷的地方,董事长王大庆出身于哈尔滨的银行机构,后进入明天系旗下泰安市泰山祥盛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副总裁兼董秘林荣环也是从明天系旗下泰安泰山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总裁助理调任过来,这两家来源于肖建华老家的公司是明天系在资本市场运作的重要平台。

太平洋证券原总裁廖一曾供职于财政部,现任总经理王超曾任中国证监会法律部主任和中国证监会稽查一局局长,党委书记、董事涂建曾任中国贸促会资产管理中心主任、上海证券交易所首席律师,公司独立董事马跃是原中国贸促会副会长,这些人都在太平洋证券上市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公司董事韩铁林是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公司监事窦虎是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这些都是明天系在资本市场的一致行动人和关联方,经常在收购行动中共同进退,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实现了某种利益共赢。

太平洋证券董监事和高管中剩下的就是云南省地方利益的代言人,他们都是云南证券的高管。“太平洋高管的分配体现的是一种利益的分配。”一位知情人士说。

随着太平洋证券的上市,增资扩股投入的1元钱成本上市之后变成了48元,即便大盘下跌了一半以上,太平洋证券的股价也跌到17块钱,通过权力寻租的特殊上市通道也为相关利益者带来了17倍的财富增长,行走在灰色地带的套利机制,创造政策盲点套利的成本和风险几乎为零,而收益非常诱人,这样的项目远远超过风险巨大的二级市场投资。

阿  森:中国的和解共生——听达赖喇嘛演讲后写下的

达赖喇嘛的演讲,给我们带来一个信息。一个和平的信息,而不是战争的信息;一个和解的信息,而不是挑衅的信息;一个对话的信息, 而不是对抗的信息; 一个维护统一的信息,而不是分裂的信息;一个和解共生,和睦包容的信息,而不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种下仇恨种子的信息。

四九年以来,执政党创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于太多的政治原因而发动了太多的政治运动,制造了数以亿计的敌人,执政党甚至用制造敌人来推动社会的进步。随着改革开放,经济的发展,这类 “造敌运动 ”的势头近二十年来有所减缓,但执政党的理论和理念,又决定它时不时地,自觉不自觉地掀起规模大小不一的 “造敌运动”,众多的 “敌人 ”使中国政府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无法在政治体制改革上迈开步伐,执政党只能停留在六十多年前骂国民党的 “一个国家, 一个政党, 一个领袖, 一种声音” 的怪圈里打转, 已经失去骂别人 “独裁” 的资格了。

二十一世纪已经过去了八年, 韩国卸下 “光洲事件”的包袱;台湾卸下了 “二二八事件 ”的包袱;我们澳大利亚也卸下了 “被偷窃一代 ”的包袱,卸下包袱的国家发现,他们不仅卸下了包袱,还赢得了人民信任,实行了社会和解,民族共生。执政党只要说一句 “抱歉 ”和 “对不起”,社会代价、社会成本、社会震荡居然是最小的。

四十多年来,达赖喇嘛为民族和解共生作出了巨大贡献,成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和平使者,我们相信目前人类最高荣誉奖,不会颁给一位想恢复奴隶制度, 想把西藏拉回到农奴社会的人。藏族和汉族一样,由野蛮走向不野蛮,由不文明走向文明。世界上最野蛮的一部刑具大全书, 世界最诡诈的阴谋大全书, 都出于汉族之手 ,作为汉民族的后代, 我们有必要, 有责任去承担这一切吗? 不用! 我们和每一个少数民族一样, 除了把历史作为镜子外, 我们只有朝前看, 朝前走才是最有希望的。

藏人不是敌人, 台湾人不是敌人, 民运人士不是敌人, 法轮功不是敌人, 批评政府的人不是敌人, 骂执政党的不是敌人, 西方的媒体更不是敌人, 他们是不同的领域中推动中国政府进步的真正推手。3.14的拉萨事件, 5.12的四川地震, 是中国的危机, 也给中华民族的和解共生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契机, 我们中国人真得有那么多的本钱来互相对立, 互相仇视, 互相只要不合我的理念即是敌人, 是敌人就应该去死? 如此大规模的同民族残杀, 除中国之外, 没有一个国家能承担得起。

和解共生是人类生存永远的主旋律, 中国政府已准备更高层次与达赖喇嘛的代表进行第二轮会谈, 家和万事兴, 和解共生的大门已开了一条缝, 我们应该给开门的人塞点小费, 希望门开得更大些。中国的执政党面临了太多的敌人, 国际的, 国内的, 经济的, 政治的, 理性的, 非理性的, 实在没法消灭完。 今天和过去不一样了,如果你是负责的政党,如果你真想建立一个和谐社会的话,那么,只有一种选择,与你认为所有的 “敌人”去和解共生, 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追求的,就是与全人类和解共生。这个简单的道理, 中国的执政党到今天,应该懂了吧?

朱健国:呼吁全国民主招聘地震局长

汶川大地震已经过去20多天了,死人数升至7万,伤者达37万,连救援的直升机也遇难一架,让12个伤员和7个机组人员也无影无踪!——这一切的始作俑者中国地震局,却仍无任何“罪己诏”!痛定思痛,许多专家建议,为尽快改变中国地震局压制预报的渎职行为,防止汶川大地震悲剧再来,应立即改组中国地震局,在全国以自愿报名,公众推荐,民主选举方式,公开招聘地震局长和国家地震分析预报室主任。

现有机制让中国地震局一再渎职

32年中两次出现压制预报而导致死伤近五十万人的大地震,这在中外历史上皆是绝无仅有。这铁的事实说明中国现有的地震预报管理部门存在严重的制度缺陷——现有的中国地震局及其地震信息管理机制,根本无力减轻中国地震灾难,严重危害了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

据作家张庆洲的长篇调查《唐山大地震警世录》(2005年出版)披露,1976年导致地震专家耿庆国、孙威等人关于唐山大地震预报被压制的环节,主要是两个:一是国家地震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一个是中国地震局局长。而耿庆国等人关于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准确预报再次被压制,仍然与国家地震分析预报室负责人和中国地震局局长有关。可见,仅仅依靠现有的任命制,永远也不可能改变中国地震局一再渎职的现状。要想迅速防止汶川大地震悲剧再现,必须运用全国人民的智慧,尽快民主选拔合适人选担任国家地震分析预报室负责人和中国地震局局长。

从陈一文(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顾问)、耿庆国(中国地震局研究员、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副主审)等许多专家回忆唐山、汶川两大地震的准确预报过程看,中国不是没有优秀的地震预报专家和管理专家,而是现有的体制一再劣胜优汰,压制真话,执意不让能者上,庸人下。虽经唐山大地震的惨痛教训,仍然是让一些坚持“地震不可预测”的渎职者尸位素餐,以至于“谗人高张,贤士无名”,“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再酿汶川大地震悲剧。

三个底线选人才

什么样的人适合担任中国地震局局长和国家地震分析预报室负责人?综合专家们的意见,有三个底线:

其一,要有新理念:

1、坚信中国今日现有的地震预测科技水平,已经可以基本准确地预报大地震;不仅可以进行长期、中期的准确预测,而且也可进行短期临震的参考预报。

2、 要破除地震预报必须百分之百准确的似是而非的专制思想,允许地震预报像天气预报一样,尽管并非次次准确,并非百分之百准确,仍然要鼓励大胆进行地震预报。

3、开放地震预报,允许官方与非官方两个体系的地震专家协同预报地震,特别要鼓励非官方体系的地震专家积极参与地震预报,重视民间百姓关于震前动物反常迹象的报告。

4、对有事实依据的地震信息要“宁可信其有”;除确有证据的蓄意编造事实的假报告外,要宽容一切不太准确的地震预报信息,严禁以“造谣罪”吓唬或拘押非官方地震信息报告者。

5、不以一次地震预报的成功经验为金科玉律,套用所有的地震,因为地震是“非标准产品”,可能每一次地震都一个特殊性。唯一的普遍性是,每一次地震都必然有所前兆,都必然在中长期预报的历史地理范围之中。

6、破除外国没有解决的科学难题中国就不可能先攻克的迷信,中国人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先准确预报地震的国家——古之中国能率先“四大发明”,今日中国就不能率先预报地震?

其二,要有丰富的地震预测经历和实践经验,能娴熟运用中国和世界的各种地震理论和主要预测科技设备;决不能是一些虽有“党校学历”、“在职博士”学位,只善于“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党务工作者,或者只是一些虽有高学历、洋学位,却一直深居机关和象牙塔的纸上谈兵者,要力避“马谡失街亭”。

其三,有准确预报地震历史经验和功绩者优先(但须无压制同行的不良经历),敢于大胆说真话者优先。并在此基础上放宽年龄,同时开放党禁。

自然,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尚未真正启动时,要想真正进行全国民主招聘地震局长,必然阻力重重,甚至不可能起步。那么,我们就以汶川大地震 诞生“生命高于一切”的新口号为旗帜,将一切试图让唐山大地震悲剧第三次重演的人和机制,毫不留情地“请下去”——以全国民主招聘地震局长为改革契机,迅速拉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

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2008年 6 月 1日

张伟国:“工程师治国”走到了尽头——《动向》六月号编辑手记

无神论的中共信奉的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毛泽东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温家宝在今年两会也自以为是用了王安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名言,党文化培育出来的愤青,更是天不怕地不怕的现代义和团和红卫兵,但是汶川大地震让中共受到了“天谴”!它证明毛时代在地震带上集中建设重点项目,是灾难性的历史错误。而水利工程师胡锦涛和地质学家温家宝,任由既得利益集团到处拦河建坝,生态环境糟蹋得无以复加,也让迷信科学主义的“工程师治国”走到了尽头。尤其是当先进的科技手段(如地震预测)只是被用作维护专制政治工具的时候,当特权集团以“科学决策”的名义肆意谋求既得利益的时候,人祸往往造成比天灾更大的损害,这也是胡锦涛建设“和谐社会”致命的先天性缺陷。

本期从两个方面报道了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新动向。其一是围绕地震救灾,温家宝第一时间赶赴灾区,并一反平日里处世为人的风格竟对军方行动迟缓摔了电话并撂下重话,这既反映了党指挥军队的制度弊端,也暴露了胡温与江泽民仍占主导地位的军方之间的矛盾在升级。果不其然,军委立即在准许日本军机救援问题上向中央书记处发难,迫使其收回成命,胡锦涛也不得不亲自出面安抚军头“熄火”。

另一方面是李鹏公子李小鹏由商转政,出任山西省副省长,胡温试图通过这种交易来“赎买”华能集团——事实上的李氏家族企业,并选择在六四19周年的时刻宣布这一任命,似乎也从侧面回应了党内外要求重新评价六四的呼声;而太子党在17大咸鱼翻身以后,李小鹏被推举为李氏家族的政治新星,过去几年李氏家族在中国电力系统兴风作浪,声誉却相当负面,除了在2002年李鹏的亲信——中国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高严贪污巨款出逃,过去几年汕尾维权活动中闹出的人命案子与华能直接有关,尤其是年初冰雪灾以来,李氏家族成为舆论抨击的焦点之一,温家宝吴仪为之侧目,急得李鹏在两会前中风,李氏家族明白在中国要维护其既得利益依然需要政治上的实力,山西又是能源大省,素有“电王”之称的李小鹏以退为进,未来也有可能是一个煤电通吃的局面。在这样的交易中,到底是胡温从李氏家族手里赎回了华能,还是李氏家族放长线钓大鱼,反手扼住中国经济发展的喉咙,进一步予取予求?

从六四大屠杀到5.12大地震,从“杀他二十万,稳定二十年”,到“多难兴邦”,共产党的政治逻辑早已把整个民族推向了绝境。诚如中国政论家党忠阳指出的那样,天安门镇压二十年来,乃至中共专制六十年来,从来都是按照这个逻辑在行事。没有灾难,中共就没有资源,没有荣耀,没有战斗力。就像一个恶魔,一定要喝饱了鲜血,才会勃兴而舞。君不见,十九年来,天安门的鲜血,给足了中共所需的营养,不光稳定,而且振兴。君不见,当年鲜血眼看就要喝光,如果不再来一个大灾难,为这个政权提供足够的人命和鲜血来享用,尤其是学童的生命和鲜血,这个崛起岂不就要阳萎、夭折?

本期特稿是吴国光教授的《四川地震掩盖了什么?》对灾难中国的政局有独到的剖析;1989年民主运动的未亡人晓晴的《杀人灭口十九年:从白色恐怖到红色恐怖》是一篇情感丰富的纪念六四的佳作;苏联问题专家张轶东的《“天安门母亲”之后的“汶川母亲”》,也值得一读。

外界赞扬震灾中的媒体开放言犹在耳,大陆新闻工作者正期待着享受外国同行的同样权利的时候,中宣部已经毫不留情地踩下刹车。胡少江“中国政府和西方媒体的蜜月结束”对此有所评析。世界报业协会将本年度的“自由金笔奖”颁给了李长青,值此黎明前的特殊时期,内地各级官僚发誓要做中共的掘墓人——正在新闻界催生更多的李长青。

许家屯回忆(10)周南鲁平胡乱编造诽谤我

前中共中央委员、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说,周南当年写我的专案调查报告,公布开除我党籍的所谓“罪状”,只有四个字:“背离人民”。周南现在讲我“贪赃枉法”“贪污腐化”,假如有一桩是确实的话,当时为何不将证据拿出来,名正言顺地开除我的党籍?比杜撰一个“背离人民”更有说服力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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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共中央委员、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中共港澳工委书记许家屯,1990年以“旅游休息”名义,经香港来到美国。2008年1月因感冒引发肺炎,随后又跌断肋骨。在此之前一个月,多维社记者登门拜访,他说:现在许多事情可以说了

(续前)香港的经济现在是服务性行业为中心,我建议要做新的转型,将服务性行业向更高素质的行业转型、提高知识性——这是知识性经济时代。时代的特点是,以知识为综合性生产力,特别是科学发展,不断地思维创新,科技创新,来提高知识素质。


前中共中央委员、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中共港澳工委书记许家屯,避祸出走隐居美国南加州已经17年。

回归之前,英国政府无心来发展科技创新产业,从卫奕信到彭定康,都是搞民主。这样香港在科技创新上失去了十几二十年,应该急起直追。香港的地位、软件、物力财力,完全可以做到后来居上——

地位:香港的地位与回归之前不同,中国影响大了,香港也可以扩大。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初步成功,经济地位、国际地位提高,影响扩大,香港从东、南亚地区性的经济影响、金融影响,完全可以向世界扩展,发展成全球性的经济、金融影响。

实力:香港有软实力,财力,物力,学到中国与印度发展高科技的办法,用他们调剂、吸收全世界高科技人才,用孵鸡蛋的方式,建设高科技特区。中国有一个买千里马的故事,大臣买了一匹死马的马骨头,国王责怪他,他说,我将马骨头买回来,千里马就会来。果然,后来来了不是一匹两匹,而是来了很多。香港要用这个精神,用比美国更优越的条件来吸收人才。香港当然有财力,也不要多,一年几十亿,政府拿一部分,民间拿一部分,来的“马”中,有很高水平的,也可能有骗子,有几匹“马”成功就行了!

多维:你对现在中国的势头有什么看法?

许:势头很好。过去反对的认为不好的,都开始改变了。事实胜于雄辩。九十年代西方包括香港一部分人,说中国“马上就要崩溃”。我在香港时,最亲近中国的大老板问我,会不会有问题?当时有民工潮,上亿人进城,好多人担心中国会乱、会崩溃。我说这是好事,不是坏事!农民进城,改革、开放、建设需要人么,若完全不需要,他们来也就没有希望么。他们做了工,可以寄钱回家,学了手艺,眼界开阔,将来回去可以改变家乡的面貌。后来我到美国来,还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也是这么答复。

当时大陆出了一本农村调查的书,在西方轰动一时,说看起来中国农村要崩溃了。我到美国来认识一个年老的同乡学者,他的儿子写了一本书,也是关于中国农村,有论据,有事实,他估计,几年以内中国要崩溃。他们问我怎么看?我笑笑说:危言耸听。农村问题是很严重,但是中国正在想办法解决,不会崩溃。他们只看到了问题存在的这一面,对可以解决和正在解决的另一面,不是有意地回避了,就是无意地忽略了。从学术上来讲,就是不客观,从政治上讲,他们有偏见。现在问我,同样如此。

对于美国来讲,中国经济发展,多了个竞争对手,经济上是互补,怎么叫“威胁”?过去想控制,现在不能完全控制了,就是这么个“威胁”。

说中国“军事威胁”,美国的批评就对吗?美国的军事基地全球都有,威胁别人,军费八千多亿美金,中国连零头都不到啊,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军费合起来也没有你多啊。是你威胁人家还是人家威胁你?片面嘛!但世界就是这么一个世界,一面倒。

中国问题很多,缺点很多,有些事情做得不对,过去犯了很多错误,有些很严重,但是在发展,在改进。很多人认为我是“反共”的,对我寄予希望,但是我是反对共产党的错误,他们可能失望了。我是讲的真话。我认为讲得客观。

多维:大陆很多城市会对香港造成竞争,香港会不会边缘化?

许:这正是香港的长处:本来是边缘,它成为了中心!因为他善于利用边缘的地位。过去几十年就是如此。香港不怕竞争,善于竞争。只要善于发挥这种精神。不要怕深圳、上海、宁波超过你,当然不要恶性的竞争。你们年轻人是否没有了自信心?哈哈……要发扬老一代包玉刚、李嘉诚这些人的精神。而且他们当时是敢于向英国人的大企业竞争。香港人的这种精神现在还有!他们进入内地,带动、鼓舞了内地许多地方的企业。现在大陆很多人都知道有个李嘉诚,就是学他的竞争,以他为标兵。

政府与社会都应该注意对弱势族群,在福利上提高、改善,避免社会矛盾激化。注意让中产阶级增加收入,逐步发达。西方资本主义也很注意这个,应该从这方面着手,保证社会安定。当然要力所能及,不要力不从心,要让政府财力、社会财力能够负担,社会公平,不是拉平,而是逐步缩小差距。

多维:有人认为,最近中国很多维权事件,反映中国的制度制衡还很差,地方权力太大。

许:不能一概而论。地方权力太大这种情况不能排除,但大陆现在权力还是集中在中央。问题不在地方权力大小,试问,假如没有一定权力,怎么工作?问题在权力使用得当不得当。应该为人民谋福祉;现在很多用得不得当,权为个人所用,用在个人谋利、谋名,相当严重,应该禁止。

中国的制度制衡也是有的,反贪污,不但枪毙小官,还枪毙了副省长、省长、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上海陈良宇也“双规”了。中外政坛上,贪污从来没有禁绝过。美国合法化了,钻法律空子。例如,打高尔夫球就可以赌输赢,我赢你一棒,你输我一棒,可以赌钱,钱数可以高可以低,多的可达几万美元。靠制衡,也要靠官员自我的制约。我到香港之前,认为香港很廉洁;到香港之后,尤其是到了八十年代后期,才知道,下面很廉洁,上面不一定。港英政府当时的高官不廉洁的情况,虽然我掌握得不多,也知道至少有四五件大案。我相信,港英中高层都知道,就是不敢讲。

我没有对卫奕信明讲,只是说:现在人心有所动荡,有传说,廉政公署只查华裔中的大商人,不查外籍大商人和高官。他说,没有这回事,我们按法律办事。他和我都是打官腔,心中有数。我现在讲这个话是有根有据的——有些当事人找过我。

一国两制,三个要素都要考虑。十年实践,我看,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是个很大的创新,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一个国家,用和平的办法而不是武力的办法,收回曾经丧失的国土。我曾经请教台湾来的资深历史学家黎东方,问他,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和平统一的先例?他经过认真考虑,说:好像还没有。

第二,殖民地当地人在主权回归之后,实行高度自治,这么一个转型模式,是高度创新,好像全世界都没有——我也用“好像”,因为我看到的资料还不多。

第三,用和平的办法来解决国际土地争端,好像也没有。过去是民族独立,不是回归。殖民地独立的是非常普遍的,但是回归祖国,没有听说。

这也说明了一国两制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两大政治体制的和平改革,在西方是以美国为代表,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以中国为代表,两大政治体制代表的和平改革,有什么启示呢?中国当初本来想出这个办法,是为了解决香港问题、台湾问题,是不是意识到是人类发展历史上的重大突破?我看也许多少意识到,但很可能没有。我出来到美国之后思想发展:是不是可以“一球两制”?我看到美国罗斯福的新政改革,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某种程度上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加上苏联贫穷共产主义和中国“文革”的失败,加上邓小平改革开放,胡锦涛的和谐社会,和平发展,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推进到了新的阶段。香港的发展是人类精神发展的和平演进的开端。我花了几年时间,写了一篇东西,还在写。两大政治体制,求同存异,采对方所长,补自己之短,异减少了,同增多了。异开始辩证了,一球两制,可能长期共存,相互在求同存异、容异求同这么一个趋势当中,共同存在,共同发展。由容异,到趋同。人类和平演进,而不是武力相向。

何时可以“落叶归根”

多维:你说过“在政治清明的时候”,你会回大陆,现在到时候了吗?

许:这不是我的问题啊。我希望回去啊。听其自然吧。我讲过,中国人的传统是“落叶归根”,我不例外,异乡再好,也没有故乡好。我的第一故乡是江苏,第二故乡是香港,今年中国经过改革开放,取得很大效果,我虽然不能有所贡献,也想看看。能不能看到,这不是我主观愿望能做到的。如果中国政治清明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我就可以回去了。我希望在有生之年——当然已经不多了——能够回去看看。可能性存在,可能大,也可能小,也许不可能。

多维:您多年沉默,在香港回归十周年时为什么接受媒体采访?

许:我曾经是局内人,香港回归时我已经是局外人,但是我爱香港,关心香港发展,香港地方虽然小,却是内外各方关注的中心,情况很复杂。我如果发表意见,从我自己来讲,是客观的;但是在香港,必然会引起各种议论,可能产生一些不必要的纠纷,甚至为香港添乱。我不想添乱,所以我决心不评论。只有一次,董建华当特首不久,香港的一个朋友写信问我有什么看法,我写信回复了他,他把我这封信发表了。

回归十年,香港转型比较成功,发展比较好,作为一个曾经在香港工作过的人,我对香港有感情,希望香港继续好下去。为了爱护香港,有些看法意见想向香港朋友同胞提出来参考。也有些想法,不是很成熟,供香港认识不认识的朋友分享。所以我就打破沉默了。

在这个期间,正巧知道周南、鲁平发表了一些不符合实际的、甚至诬蔑性的奇谈怪论,有人关心我,告诉我周南接受记者采访,胡乱编造,讲了对我不利的话,我在网上找到了,我的回应本来是不屑一顾。周南写了我的专案调查报告,在报纸上公布开除我党籍的所谓“罪状”,只有四个字:“背离人民”,具体的“罪状”是“和右派人士来往”,哪两个右派人士呢?一个是星云大师,一个是名记者陆铿。周南现在讲的这些东西,假如有一桩是确实的话,为什么不在开除我的党籍的时候公布?当时为何不将我“贪赃枉法”“贪污腐化”的证据拿出来,堂而皇之地列为我的罪状,名正言顺地开除我的党籍?“背离人民”的大有人在,我自认为还不至于堕落到这个样子。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比杜撰一个“背离人民”更有说服力嘛!何劳你周南、鲁平现在出来诽谤我?我保留将来有条件的时候,用法律来讨回公道,来判断谁是真话,誰是歪曲甚至编造。本来完全不想理睬,但又想到有些事实澄清一下,更有利于香港的发展,所以我借这个回顾的机会也说明一下。

“618东海暖春条约”是中国的国耻

暖春之旅,中国对中日历史问题的态度由“以史为鉴”改为“正视历史”,强调“中日两国长达2000多年的友好交往,书写了世界民族交往史上的精彩篇章”,中国要“吃水不忘挖井人”。随之,日本通过决议允许学校组织学生参拜靖国神社,膜拜侵华战犯、强化爱国主义教育。6月10日,日本军舰在钓鱼岛撞沉我国渔船、扣留船长。

6月18日,中国东海大陆架“共同开发”的暖春条约终于羞羞答答地出笼了。外交部公布了共同开发区域(简称共同区)的坐标,但这几个经纬度数字意味着什么却欲说还羞,国内各大网站纷纷屏蔽评论功能(网上本来骂声一片),欲盖弥彰。但在互联网时代,这些都难不倒把奥运红旗插遍了世界的中国人民。

很快,共同区的地图标出来了。这个2700平方公里的共同区原来全在中国东海的大陆架、中国专属经济区内。日本人在中国东海大陆架、中国的专属经济去内划了一条线,说线以东属于日本。这个共同开发区就是以日本这条线(简称日本线)为依据。

先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大陆架(CONTINENTAL SHELF)。所谓大陆架,就是被海水淹没了的大陆。因为原本是沿海的陆地,大陆架海底波度非常小、很平缓,水也很浅,如果象荷兰人那样围堤抽水,就能恢复为陆地。中国东海、黄海海底基本是大陆架,水深不到百米,海底平坦。从卫星照片上看非常明显,东海有平整的海底平原,鱼翔浅底、历历在目——那里曾经是植物茂盛、飞禽走兽的乐园。

共同区与中国上海相望,如果回溯若干万年,你可以从上海步行到共同区,走入茂密的原始森林。东海大陆架上有石油、天然气资源。石油、天然气英文叫化石燃料。顾名思义,那是古生物的遗骸转换来的。既然大陆上可以有石油,大陆架当然也会有石油,因为大陆架原本就是大陆,只是现在被水淹没了。所以在东海海底储有大量石油不足为奇。有人估计可能超过中东的石油储量。石油的战略意义和经济价值,大家都知道。

那谁拥有大陆架呢?这个答案很显然,而且有法可依。1958年联合国“大陆架”公约(Convention on the Continental Shelf)规定沿海国对大陆架行使专属主权,不经沿海国同意任何人不得有所主张。1980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取代了1958的公约,但基本精神不变。沿海国对大陆架的非活体资源具有排他的专属权,不允许他人分享。值得注意的是,大陆架自然延伸可以超过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范围,联合国规定的是350海里。

接下来的问题的是,联合国的这些公约是否适用于中国和日本。联合国是1944年,二战后期由中国、美国、英国和苏联策划成立,作为战胜国集团管理战后世界事务、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组织。1945年,联合国正式成立。中国与另外四个战胜国具有在联合国的否决权,这样的安排是为了避免在五大战胜国之间发生巨大冲突。显然,中国在联合国的巨头位置是我们先辈抗击日寇、用鲜血换来的一种特权。二战之后,日本的地位是无条件投降,也就是任凭战胜国处置,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二战后的安排本来是要把琉球(英文RYUKYU,日本叫冲绳)交给中国,但中国居然不要。美国还请中国出兵占领日本,中国不愿意。美国人只好自己出兵管理琉球,直到1970年代,才把琉球给战败国日本管理。作为二战战胜国,美国还是很负责的,目前在德国、日本和意大利三个战败国都驻有重兵。日本领导人曾坦言,他们只要敢对抗美国,美国驻军就会镇压,以美军的战斗力和对日本的限制,日本根本无法反抗。有些人说,中国跟日本单独媾和、签约,是为了对付美国的威胁。这种A威胁,只好向B投降的说法是很荒谬的借口。

中国不但不要求日本赔偿,反而跟日本搞世代友好。日本人得寸进尺,在中国的大陆架上划了一道线,要割去大片中国大陆架。这次签订暖春条约,中国完全是把日本线作为共同开发的依据。也就是变相承认了日本线具有合理性。这个承认可以从中方对春晓油田的态度可以看出,春晓油田是在日本线的中方一侧,所以春晓油田主权属于中国,需要按中国法律合作。反过来,共同区内中国大陆架的共同开发,就是承认了日本的所有权要求。

有人说我们只是共同开发,主权问题搁置。这种阿Q的说法是自欺欺人。因为主权国具有绝对的所有权,是没有什么商量余地的。日本就不跟中国商量钓鱼岛,而是简单撞沉中国渔船,并予警告。俄罗斯也不跟日本商量北方四岛,而是简单击毙入侵者。这都是他们宣示主权的方式。有商量余地就表明没有主权。抗战期间,日本请蒋介石谈满洲国的问题,作为从关内撤军的条件,蒋介石严词拒绝了——因为这种谈判本身就是出卖东北主权。

按照共同开发论,袁世凯签二十一条也都没错。二十一条还只是中日合办,日本并没有对山东、南满、内蒙提出主权要求,只是叫中国不要跟其他列强分享。暖春条约超越二十一条在于:日本对中国大陆架明确提出了主权要求。在这个前提下跟日本协商、并且共同开发,就是承认了日本具有大陆架上资源的所有权。

在二十一条框架下,日本国臣民在内蒙古获得开矿权,但并没有说日本对开出的矿产资源具有所有权。举例说,沙特的石油很多是外国公司开采的,但是开采出来的石油属于沙特—那是沙特的财产,外国公司只是提供服务,就像山西煤老板花钱请工人来挖煤。也许这些外国公司有购买石油的优先权(那本身就是很大的利益),但那是要花钱买的,所有权属于沙特。

暖春条约不同,日本显然获得了开采出的石油的所有权(部分),也就是说开采出来的油部分归日本免费占有。这就像把中国的一座金矿交给日本人,开采出的黄金一半给日本——不需要给钱。把资源的所有权给日本,这完全是出卖国家固有的财产和利益。

二十一条签订时,日本为了掩人耳目,闷声发财,搞了两个版本,一个公开本,一个秘本。现在的情况很类似。日本外交部公布的地图坐标都没有,只是兴高采烈,表示会来奥运会开幕式。而且,暖春条约只是第一步。

对于为什么要签这个条约,官方解释如下:(http://www.fmprc.gov.cn/chn/zxxx/t448991.htm):

“在胡锦涛主席访问日本之后,中日关系的气氛为之一变。比如这次中国四川发生特大地震,第一个外国救援队来自日本…在胡锦涛主席访日前后,中日双方就东海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磋商。”“任凭东海问题升温,势必干扰中日关系大局。为了使中日关系能够顺畅地向前发展,中日双方决心在不涉及主权权益问题的情况下,作出过渡性安排”。

众所周知,四川地震后,最早到达灾区的外国救援队不是日本人。5月14日,温家宝在北川遇到了不请自来的外国救援和医疗队。当时还有很多国家表示要派遣救援队,但中国没有批准。5月15日,中国政府才特别向日本发出了派遣国际救援队的邀请——注意是“邀请”(请参照相关新闻)。所以,所谓日本人第一个来四川救援是一个弥天大谎。

一小队日本人在灾区干了两天,没有救出一个活人,在成都休息了两天就回去了。然后媒体铺天盖地的宣传。现在才知道,这一切原来都是为了给暖春条约进行铺垫,营造中日友好的表象,为暖春条约构建民意基础。日本每年从中国净赚300亿美元(贸易顺差),这钱可以给300万四川人建抗9级地震的房子。让日本人从中国赚这么多美元还不够,还要以中国东海数万亿美元的利益博取日本的欢心,甚至耍虚构友好的小把戏。

这种主动邀请日本人前来作秀,欺骗、玩弄中国人民的感情,为出让国家利益进行粉饰宣传的行为,并不比袁世凯高明。向日本出让中国大陆架利益将使中国人民极度失望,导致严重的信任危机,同时也会引起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轻视。而压制反对意见的后果中国近代历史已经多次证明。化解这一危机的唯一补救方法是由全国人大根据宪法立刻否决618暖春条约。

《财经》封面文章:校舍忧思录


5月19日下午,都江堰聚源中学初二(6)班的徐佩霜站在自己学校的废墟边。他们班67人,15人遇难。

《财经》记者 杨彬彬 赵何娟历志钢 常红晓 张映光 陈中小路 实习记者张伯玲

灾害突如其来地降临,暴露出有关公共建筑安全的法律法规远未完善,体制性弊端相当显著,而受损最重的正是偏远地区的弱势群体

“六一”儿童节,清晨。四川省绵竹市富新镇富新二小128名遇难学生的家长,在学校废墟上举行了一场特殊的纪念活动——”天堂里的’六一'”.孩子们的照片摆在灵堂上。第一张照片上的小姑娘,有一双美丽的丹凤眼,12岁,名叫毕月星,富新二小六年级学生。爸爸毕开伟说,女儿爱美丽、孝顺懂事,去年”六一”还在学校表演跳舞。

自5月19日家长们在废墟上搭起这座灵堂以来,每天早上,毕月星的妈妈都把女儿的相片拿来,每天晚上再把女儿的相片接回临时安置的家中,如同平日接送女儿上下学一样。

5月12日汶川8.0级大地震中最令人心痛的,正是一个又一个学校废墟之下掩埋着的数千幼小生灵。

5月16日,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韩进在接受人民网采访时,公布了不包括北川、汶川等震中地区的四川震区校舍倒塌间数——6898间。

《21世纪经济报道》则在5月28日引述从四川省建设厅获得的数字称,重灾区学校倒塌面积为199.7228万平方米。该报还表示从四川省教育厅获悉,截至5月26日,四川省学生死亡4737人,伤者1.6万余人。这两个数字至今尚未得到四川官方公开确认。

事实冷峻:当地震袭来,房屋纷纷倒塌之时,学生们所栖身的校舍,未能为这些未成年人提供高于平均水平的保护,也没有为他们逃生留出更多一些的时间。甚至在某些地区,四周建筑毁损有限,惟独学校倏忽倒塌粉碎,众多学生毫无逃生机会;在倒塌的学校建筑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楼体缺乏构造柱的实况……

调查尚在进行中。然而,四川省教育厅于5月28日对倒塌校舍做了初步调查和评估,将校舍倒塌的原因归结为”地震超过了预计强度”、”教学楼面负荷大”、”校舍陈旧落后”,以及学校建筑设计的”先天性缺陷”等,引起舆论强烈反弹。

《财经》采访的建筑及抗震结构专家指出,按中国现有的建筑规范和建筑水平,”这些房子要倒,也不是倒成这个样子。” “汶川地震给中国的建筑行业上了一课。除了建筑标准的修编,更重要是施工的规范。”清华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梁伟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在梁伟任职的清华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尹稚曾于5月23日带队奔赴重灾区进行现场调查。

6月5日,建设部副部长齐骥也在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坦承,学校的建筑并不”比其他建筑更容易倒塌”.震后有关部门组织专家调查的结果,也表明学校等公共建筑倒塌,与建筑质量直接相关。《财经》记者在四川省建设厅采访时,看到四川省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办公室于(下称四川省代建办)6月2日向四川省抗震救灾指挥部提交的一份报告,报告引用四川省建设厅调查评估的初步结论,认为此次地震灾害中,学校、医院、机关等公共建筑倒塌严重,重要原因在于抗震标准不达标、结构设计不合理、施工质量不合格。

官方正式调查尚未结束,说”往事已矣”这句话的时候还远未到来。但来者可追,生者当永记教训;汶川地震折射出体制性积弊,足以引起警醒与反思。

乙类标准

在”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的地震设防国家标准中,学校在2004年被规定为乙类,优于普通民宅

历史本来不应当被遗忘。

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大量建筑物倒塌,24万人丧生,16万人重伤。血写的教训带来举国震动,早年出台的《建筑抗震设计规范》(下称《抗震规范》)在1978年获修订。此后,随着经济发展和建筑业水准提升,国家在1989年又对该标准进行了一次大的调整,业内称之为”89规范”,广受重视。

按此具有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各种建筑物在材料的使用、设计规范方面,都有具体的要求,以达到一定抗震设防标准,具体设防标准与本地区抗震烈度相当。建筑业内俗称”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的设防目标由此而来。

此后的近20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建筑业蓬勃兴旺,发展不均衡所致的种种弊端也开始呈现。与调整弊端的努力相同步,有关建筑与防灾减灾的法律法规在完善。1998年3月1日起,《建筑法》与《防震减灾法》正式颁布实施,确保建筑质量与建筑物地震设防成为国家法律的一部分。至2001年7月20日,建设部再度发布更新《抗震规范》,将各种要求予以细化。这就是业内所称”01规范”. 2004年,基于”01规范”的《建筑抗震设防分类标准》修订版颁布,自2004年10月1日起实施。在新的分类标准中,学校的抗震设防标准从过去与居民住宅相同的丙类调高至乙类,凸显了重要性。

在过去20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中,乡村教育欠账,特别是中西部地区教育欠账是不争的事实,偏远地区乡镇学校的房屋质量一直是令人忧心的现实。故此,中央政府继1996年颁布《农村普通中小学校建设标准(试行)》、《中小学校建筑设计规范》后,又对全国中小学进行了一次危房摸底调查,并决定从2001年起实施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计划,目标是完成存量危房的改造。

纵使标准清晰、资金到位,改造老房确保安全的难度也是可想而知的。在突如其来的巨灾面前,现存有关建筑安全特别是公共建筑安全的法律法规弱点愈发显著,制度本身和执行力度,亦远未完善,受损最重的恰是偏远地区的弱势群体。

而事实表明,至少在此次汶川大地震中,相当一批学校未能泽被危房改造之利而脱过灾难;在那些已经完成”改造”或者尚未完成改造就瞬间倒塌的危房中,数千孩子来不及逃生,就长眠于废墟之中。

“脆性倒塌”

此类学校的共同特点是,教学楼几乎都是粉碎性垮塌,垮塌过程极为迅速;楼面多为预制板结构,墙体多为砖混结构

位于绵竹市富新镇中心的富新二小教学楼,震后已成一片废墟,在周围一大片屹立不倒的建筑中,显得格外刺眼。

在离富新二小不到100米处,有一座1982年左右即建成的供销社;同样是大房间大跨度的格局,因年代久远,早已被划为即将拆除的危房。然而它顶着”危房”的标记经受住了大地震的”考验”,并未坍塌,仅在墙体上有一些明显的裂缝。

富新二小坍塌的这座三层教学楼建于1988年,1989年下半年交付使用。原本只有两层,建成封顶后,建筑商又根据学校要求加了一层。2007年9月,富新二小三到六年级学生共八个班正式迁入这座教学楼,至今不足一年。

《南方周末》曾引述一位现场目击富新二小倒塌的老师的话称,”整栋楼在10秒钟内猝然倒塌。” “如果房子质量稍微好一点,都不可能会倒得这么快。一半多孩子都是在楼梯间被挤死的。”富新二小六年级一班学生黄晴峰的妈妈陈玉说。她在地震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但儿子黄晴峰被数块预制板夹着,早已咽气。

类似”孤独”的废墟不止富新二小。都江堰市聚源中学的两栋教学楼,也是聚源镇上惟一坍塌的建筑,导致240余名学生丧生。

聚源镇因聚源中学而在当地相当有名,在都江堰市”教育强乡镇”评选中评为”先进”,在校学生数和住读生数在全市农村中学中高居榜首。当地家长们都想方设法让子女考入该校。聚源中学共有两栋教学楼、一栋实验大楼和两栋学生宿舍楼。这次粉碎性倒塌的两栋教学楼,一栋建于1988年,为三层建筑;一栋建于1995年,为四层建筑。

在都江堰,类似的学校还有向峨中学和新建小学。向峨乡在地震中死亡439人,其中仅向峨中学学生就达327名,占全乡死亡人口的四分之三;建于1993年的新建小学,也在周围一片80年代初建筑中独自倒下,学生死亡243人。加上聚源中学,都江堰仅中小学就死亡超过800人,占都江堰总死亡人数的近四分之一。

此外,绵阳市北川中学、绵竹市五福小学、什邡市汉旺镇东汽中学、什邡市红白镇中心学校、德阳市莹华镇中心小学、洛水镇中心小学、重庆市梁平县文化镇中心小学等,也都是在地震的瞬间迅速垮塌。北川中学虽位于震中,但旁边有三栋建筑幸免于难,甚至包括一座20多年楼龄的房子;绵竹市五福小学200多名学生葬身于瓦砾,而周边的大楼虽有所损害,依然挺立。

此类学校的共同特点是,教学楼几乎都是粉碎性垮塌,垮塌过程极为迅速;楼面多为预制板结构,墙体多为砖混结构。

交通部公路科学研究院土木工程师王邦进告诉《财经》记者:”建筑遭遇强烈地震倒塌的方式,可分为脆性倒塌及延性倒塌。”他解释说,所谓”脆性倒塌”,就是在瞬间粉碎性倒塌。而按照抗震标准建造的房屋,因为有充足的钢筋结构支撑,在遭遇强烈地震时,即使严重扭曲变形,也不会瞬间倒塌,而是延性倒塌,从而能给人更多的时间逃生。

以此衡量,以上学校的校舍倒塌,当属”脆性倒塌”.清华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梁伟也向《财经》记者表示,瞬间垮塌的房屋”肯定不符合建筑规划要求。要么设计不符合,要么施工不符合”. 6月1日,富新二小的建筑承包商江绪银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承认,建筑没有构造柱,也根本不满足任何抗震强度。虽然国家规定当地建筑物以抗震烈度7度设防,但”施工时从来没发生过任何地震,所以也没有考虑7度设防”. 1988年任聚源中学校长的易安成现已退休。他告诉《财经》记者,1988年建校舍时,镇里财政很困难,当时孩子们都在泥巴房里上课,漏雨很严重,教室已经使用了30多年,破烂不堪。”能够建一座新的教学楼已属不易,谁去顾及是否抗震呢?”易安成回忆说,房子当时并未作抗震设计,建筑商也早已杳无音讯。

有限”危改”

此次地震中伤亡惨重的都江堰市聚源中学和绵竹市富新二小,均未列入全国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

事实上,对于中国部分地区中小学校校舍质量的状况,中央政府早有察觉。

根据前述”89规范”及细化的”01规范”,2001年后,国内所有新建房屋都被要求服从新的统一的建筑设计抗震标准。在这样的背景下,学校引起更高关注。教育部于2000年启动了全国中小学危房摸底调查,于2001年实施校舍危房改造计划,完成存量危房的改造。

2001年至2005年,教育部、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启动两期危房改造工程,中央财政前后拨款90亿元以上。其中,一期工程为期两年,中央财政共投入30亿元,重点补助四川等12个纳入西部开发的省份;二期工程从2003年到2005年,中央财政共投入60亿元。

2005年底,为弥补地方财力的局限,中国政府启动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决定在五年内安排2652亿元资金,把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财政保障。校舍维修改造资金则作为其中一项。

至此,中小学危房改造才获得更稳定的资金来源。在校舍维修改造投资上,实行中央和省财政按5∶5承担,每年改造约3%的新增危房。四川仅在2007年就安排农村中小学校舍维修专项资金7.04亿元。2007年,教育部进一步启动”中西部农村初中校舍改造工程”;国家发改委也投入专项资金,支持对十多年前的《农村普通中小学校建设标准》进行修订。

据教育部官方汇总,2000年初,全国各省按传统做法统计上报的学校危房总量只有1300万平方米。这使得各方面难以对校舍安全作出准确判断。

据《财经》记者了解,这一数字远远低于实际情况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2000年初的校舍和危房检查,只是由各级教育部门组织本系统人员,参照各个地方的标准、结合经验判断而定,校舍危房的鉴定相当不规范。二是由于当时正值”全国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最后一年,各地尤其是县级政府迫于”普九达标”的压力,也有意压低了校舍危房的规模。

2001年,”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实施后,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首次依照建设部2000年颁布的《危险房屋鉴定标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中小学危房普查、核实和鉴定,并由地方县级以上有法定资质的房屋安全鉴定机构参与鉴定,出具”校舍危房鉴定书”.经核查,2001年全国中小学危房面积达8400万平方米,其中D级危房(指整体出现险情,不能继续正常使用)为5700万平方米。

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01年至2006年五年间,为实施”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中央财政共投入90亿元,加上地方政府的投入,共计投入430亿元,累计改造全国农村中小学D级危房7800万平方米。其中,新建校舍6100万平方米,改扩建校舍1700万平方米,全国农村3000多万学生搬出危房。

但是,汶川大地震的无情事实证明,为期五年的”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农村中小学的危房问题。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即使到2006年,全国农村小学还有危房2483万平方米,当年新增危房1006万平方米;农村普通初中还有危房742万平方米,当年新增危房611万平方米。巨灾使这一无情现实全面曝光。

以聚源中学和富新二小为例,其危房历史均由来已久,几乎都是一盖完就发现有质量问题,但均未列入全国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

绵竹市为县级市,目前暂由德阳市代管。根据德阳市教育局资料,此次地震,德阳全市共有58万平方米校舍倒塌,形成危房近253万平方米。初步统计,学生遇难1432人,失踪167人。

自2001年至2006年,德阳市曾投入2.6亿元巨资用于中小学危房改造,改造危房52万平方米,其中60%为D级房,竣工校舍近60万平方米,折合每平方米改造费用为433元。

2006年10月18日,全国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检查组曾专门赴德阳市检查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情况,对其”大面积、高质量的校舍排危工作经验”表示肯定。

这样”大面积”的改造下,富新二小始终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

富新二小的校址前身是五福中学。一位曾担任乡党委委员的五福中学老师向《财经》记者证实,多年来,这座教学楼一直存在安全隐患。其刚建成时外表尚可,1999年前后,云南发生了一次地震,整个楼房明显晃动,正在教学楼三楼开会的学校老师和乡干部受到惊吓,很快找人来检查,但最终不了了之。

另一位五福中学老师则称,2004年至2005年左右,教学楼三楼出现了明显裂缝,学校不敢再安置学生上课,便把三楼设成了电脑室和会议室,学校前后几任校长曾多次反映这一情况,绵竹市教育局也派人来检查,均未引起重视。富新二小最终也没有进入危房改造计划。

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绵竹市教育局一位官员证实,据他查看历史记录,没有发现富新二小申请危房改造的报告。他介绍说,危房鉴定以学校自查为主,学校申报,教育局才派人下去鉴定。他也很难解释为什么富新二小校方没有申请危房改造。

不过,也有申报危房而不得批准的案例。都江堰倒塌学校之一的向峨中学,在修建过程中,被上级定为危房,随后该教学楼仍在原来的基础上完成修建,最终在地震中倒塌。

青川县木鱼中学曾于2006年2月、4月两次向上级主管部门递交过危房自查报告,其倒塌教学楼始建于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已经超过了30年的使用寿命。危房自查报告称,”楼房普通墙体裂缝严重,每幢楼房墙体都存在大量裂缝,严重上至楼顶固梁,下至地基,其中最严重的是学生食堂煤房,缝长约8厘米,宽约15厘米。肉眼已经可见墙体倾斜。墙体腐蚀砖块风化严重,最大量出风化面积达10厘米以上……”学校希望主管部门能够支持重建。

此份报告递交了两年之久,数百名学生就在危房里上了两年课,直到地震爆发。木鱼中学死亡学生人数是275名。

危房鉴定疏漏

由于缺乏制度性的安排和专业化的分工,危房标准鉴定在地方上完全成了一纸空文,每年的例行检查也变成表面文章

危与不危,谁来确定校舍的标准?专业人士指出,1996年的《农村普通中小学校建设标准》曾做出基本规定,但只是原则性要求。而自1998年3月1日《建筑法》实施后,不管是学校建筑还是商业建筑,其建筑标准、设计规范、验收规范、质量规范都是一样的,都需要执行国家标准。

“公共建筑的设计标准还要更高一些。”四川省建筑厅有关官员告诉《财经》记者。

然而,在中国具有封闭性的教育系统内,长期以来学校建筑的管理一直在教育系统内执行,省及省以下教育部门均设置有计划基建财务处,负责校舍的投资和基建项目管理工作。

据教育部一位官员介绍说,2000年前,中国对农村中小学没有危房鉴定标准。对城市危险校舍的鉴定,多是教育部门内部鉴定、上报、统计,各地宽严不一,标准也不一致。至于鉴定,当时要求城建部门负责,并出具有资质的房屋质量鉴定书,同时要求县级政府统筹此事;”具体执行如何,也要看地方的力度。” 2001年4月,教育部、国家计委、财政部联合发出了《全国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实施管理办法》,规定此次危房改造由县级教育部门牵头,由授权机关按照建设部颁发的《危险房屋鉴定标准》(JGJ125-99)进行鉴定,并出具危房安全鉴定报告,建立安全档案,相关资料和报告均存档。

这是教育系统首次在校舍危房改造中引入统一的国家建筑行业标准。按照这一标准,房屋危险性鉴定将按登记划分为四级:A级:结构承载力能满足正常使用要求,未腐朽危险点,房屋结构安全;B级:结构承载力基本满足正常使用要求,个别结构构件处于危险状态,但不影响主体结构,基本满足正常使用要求;C级:部分承重结构承载力不能满足正常使用要求,局部出现险情,构成局部危房;D级:承重结构承载力已不能满足正常使用要求,房屋整体出现险情,构成整幢危房。

其中,D级危房需予以拆除或重建;B、C级危房则经过改造、结构加固后,可继续使用。

不过,结构力学专家、湖南大学设计研究院第四研究所所长何放龙告诉《财经》记者,这一鉴定标准只是建筑业的行业标准,不像国家标准那样具有强制性,主要供各地危房办评估之用。

《财经》记者在采访中亦发现,在实践中,这一被教育系统采用的标准并未对很多具体问题做出明确规定,比如:授权哪个机构进行危房鉴定?哪些人有资格参与鉴定?四级危房的具体鉴定指标、鉴定方法和鉴定设备是什么?这也直接导致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各地危房鉴定的标准仍然没有统一,执行力度也各不相同。

都江堰市聚源中学、绵竹市富新二小教学楼等危房的”遗漏”即由此而来。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绵竹市教育局官员曾向《财经》记者解释称,2000年之后的中小学危房鉴定,并未把防震鉴定列入考虑因素。当时鉴定的D级危房,主要是考虑暴雨、大风、泥石流等安全因素;至于地震,”大家都觉得发生概率很小,就像中彩票一样。”他说。

这位教育官员还表示,危房安全检查组不可能人人都是专家,也不可能都是专业检测机构来负责,一般都是每个部门派几个行政管理人员。检查方式,则主要是靠肉眼现场查看、听取师生们的意见。这种鉴定的准确性如何,可想而知。

如果真想通过检测,确认房屋抗震、抗灾的坚固度,专家何放龙称,必须延请专业机构人员,并参照具国标意义的《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50292-1999)等多个鉴定标准,对建筑的承载力、绕度等具体指标,作出测定。显然,教育系统的危房改造并未以此专业标准进行。

由于缺乏制度性的安排和专业化的分工,所谓”ABCD危房鉴定标准”到了地方上完全成了一纸空文,每年的例行检查也变成表面文章。县乡镇的教育官员对于”危房”和”安全”的界定五花八门,随时根据现实需要给出不同定义。

例如,富新二小所在的绵竹市,2005年当地教育局曾组织了一次安全排查,但排查的主要原则是检查有无消防通道。令人扼腕的是,即使以此为标准,只有一个楼梯的富新二小也可被列入”危险”行列,但教育局官员却将二层办公室通往老师办公楼的铁桥说成”消防通道”,予以过关。地震发生后,这座铁桥第一时间即倒塌。

正是在这样的五花八门的标准之下,根据各地官方媒体报道,大部分省区在2006年后纷纷宣布已经基本完成中小学危房改造。

“风貌改造”

聚源中学在2005年后获得了一笔至少20万元的改造资金进行”标准化建设”,主要是进行了外墙粉刷、绿化等”风貌改造”工作

校舍质量,使人想到多年来拮据不堪的农村教育经费。特别是自上世纪80年代末到2002年以前,中国一直实行以乡镇财政为主办教育的机制,”农民教育农民办”,而乡镇财政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一直极为薄弱,基层教育投入严重不足。

近年来,经费不足的局面正在改变,但观念的转变则艰难得多。并不很充裕的新增资金,并没有都用到保证孩子安全的校舍建设上。

教育部于2001年启动的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从一开始就明确规定,校舍维修标准为每平方米400元;2008年起,四川省又将校舍维修改造测算单价标准提高到每平米500元。当地建筑商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普遍认为,这一标准足够盖出一个结实的、在地震中不至于瞬间倒塌的房子。在此次地震中屹立不倒的北川刘汉希望小学,其工程造价亦不到每平方米400元。

2005年底中国启动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后,2006年6月全国人大通过了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早在这一年年初,中国西部的农村已经实行了免费义务教育。仅此一项,中央政府就确定从2006年始,五年内和地方共安排2652亿元资金。

当年10月8日和11月3日,财政部、教育部分两次下达2006年中西部地区农村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中央专项资金预算。第一批涉及中西部19个省份,下达中央专项资金预算25.93亿元;第二批涉及5个省份,下达中央专项资金预算3.35亿元。其中四川省即占了近3亿元。

目前,还无法分析四川省所获教育资金及危房改造资金的安排。然而,发生在聚源中学的事实引人关注。

聚源中学情况与富新二小略有不同。聚源中学虽然最初也没有列入”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之列,但在2007年获得了一笔至少20万元的改造资金。

然而,根据成都市对学校”标准化改造”的统一安排,这笔来之不易的20万元改造资金,几乎全部花在校舍的”风貌改造”上,对这两栋危险教学楼的安全结构,未做有效加固。

2004年6月,成都市有关部门在”全面完成”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工作的基础上,决定对全市410所农村中小学实施标准化建设工程。这项工程历时三年、投资10亿元,平均每所学校建设投入约243万元,于2007年9月全部完成。

需要说明的是,标准化建设与危房改造并不是一码事。根据成都市教育局官方介绍,所谓标准化建设的核心内容,是按照”统一投资、统一标准、统一规划、统一风格、统一设计、统一建设”的原则,对全市农村中小学进行全面改造或新建。所有新建、改扩建项目学校的建筑外墙立面必须确保灰瓦、白墙,装饰线条和贴文化石、仿磁砖的做法,体现川西民居特色,以”确保建筑风格统一”. 2006年1月,成都市政府下发文件,提出要”继续实施农村中小学标准化建设工程”,将校舍维修改造专项资金统筹用于农村中小学标准化建设。

聚源中学现任校长谷胜聪告诉《财经》记者,聚源中学也在这次成都全市标准化建设学校之列,但主要是进行了外墙粉刷、绿化等”风貌改造”工作,对教学楼的安全质量仅停留在电力和门窗,并未对墙体安全结构进行检查或改造。

其实,聚源中学需要的,并不是这样的”风貌改造”.70多岁的易安成曾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担任聚源中学校长。他向《财经》记者回忆,1988年兴建教学楼时,镇里财政很困难,建设资金只有1万多元钱,最后由都江堰市教育局规划科工程师自行设计、当地一位包工头承包,勉强建成了这座三层12个教室的小楼。至1995年,与之相邻的四层教学楼建成,时任校长的林明富向市教育局提交了危房自查报告,希望能同时对1988年建成的老教学楼进行重修。但市教育局工作人员来检查后,只要求在三楼顶楼加几根钢条,以加固顶梁。

2008年5月12日下午14时28分,两栋比邻而建的教学楼,最终没能抵挡20公里之外的震中冲击波的撼动,先后整体性垮塌。仅位于四层教学楼一侧的楼梯通道基本完好,挤在楼梯通道里的学生幸免于难。

正在聚源中学现场勘察的河北省规划设计院专家向《财经》记者表示,从尚未倒塌的楼梯间可以看出,该校校舍的大梁构架尚可,关键是梁上的钢筋与楼板之间的钢筋缺乏勾结,使得地震发生后梁柱整体分离,导致墙体整体坍塌。

责任链条

包工头难以单独承担”豆腐渣”工程的整体之失

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江绪银的手一直在不由自主地抖。20年前,就是他承包建设了绵竹市富新二小那栋垮塌的三层教学楼(原由五福中学使用)。”我最错的就是做了这个工程。”20年后,江绪银说。

几天前,江绪银刚刚协助绵竹市纪委调查,交出了全部工程图纸原件和竣工验收证明。富新二小教学楼整体垮塌后,建造了”豆腐渣工程”的江绪银顿成千夫所指。

不过,《财经》记者获得的一份《建筑安装工程竣工验收证明书》显示,这座工程编号为”89字005号”的教学楼,总价为15万元,由江绪银先行垫资;经过验收小组1989年6月12日验收,”工程质量全部合格,同意交付使用”.在证明书上盖章的验收单位,包括建设单位绵竹县五福乡中学、建设单位主管部门绵竹县五福乡人民政府、施工单位绵竹县东郊联合建筑工程队、设计单位绵竹县建筑规划设计所第三设计室。

在完全坍塌了的富新二小建筑废墟上,专家组成员每天都在取样分析。地方专家组负责人、德阳市建设局副局长、总工程师邓宁告诉《财经》记者,这座建筑楼质量问题明显,虽然用了邻近乡镇什地乡什地中学的设计图纸,但两所学校的实际建筑完全不一样。

“最基本的底层墙体和三层的楼面都不一样。什地中学楼顶是瓦面,承重低;富新二小楼顶是楼板,而且加厚过。”邓宁说。

根据学校要求,这座楼在建设过程中修改了设计方案,两层盖成了三层。邓宁说,就一般楼板而言,两层改三层可能没问题,但是对于过分承重的楼板,则比较危险。

邓宁证实,原什地中学教学楼是三七墙(墙体截面厚度37厘米);五福中学”仿建楼”主体墙则变成了二四墙(墙体截面厚度24厘米),这可能会使得墙体承压力明显降低,房屋稳定性受到影响。

调查组还重点检查了施工质量,对砂浆、砖块、混凝土灰浆饱满度均进行了取样抽查,看是否满足国家标准。”比如说,干砖上墙就是建筑质量有问题。现场干砖显而易见。”邓宁说。

四川禾力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也受专家组委托,对教学楼的”砖混黏合度”进行独立检测,结果显示不合格。禾力公司从垮塌楼房结构的各种部件,一共选取十个点的样品。其中5月26日这天选取了六个点,每个点取三个样,六个点的”砖混黏合度”指标全部低于80%的合格标准。

不过,江绪银并不认为自己对建筑质量负有全部责任。按照他的说法,教学楼倒塌主要是结构问题。

“图纸就没有设计构造柱,也没有设计屋顶,只有圈梁和大梁。再加上是走廊式的房子,本来稳定性就差,整个结构根本不满足任何抗震强度,更别说重大地震了。”江绪银说。

据江绪银称,五福中学教学楼的设计图纸是由县教育局拿出来,他自己连原图都没有看到,就直接拿着复印图进了工地。”设计的时候就全部都是砖砌的,楼板越加越厚主要是后面没有管理好。”他说。

这座教学楼的验收日期为1989年6月,当时新修订的抗震标准”89规范”尚未出台,乡镇小学处于乡镇自筹资金建设的窘迫时期。竣工报告证实,出于节省经费和增加教学楼容量的考虑,教学楼开工后,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曾多次协商,对设计施工图纸大幅修改,除加盖三层,还将矩形梁部分的设计断面从500×240平方毫米改为500×200平方毫米、将小青瓦屋面改为空心板平顶屋面等。

江绪银表示,当时乡里建学校,资金各方面都困难,就在设计方面能省一点是一点。”反正只有三层,这个基础的荷载也不高,起初大家都觉得没问题。”江绪银说。

记者辗转找到了当年的五福乡党委书记兼教办主任、现绵竹市政协副主席孙安泉。孙安泉表示,当时提出”人民教育人民办”,县政府只出了5万元,其余资金只能靠乡政府自己筹措,再由教办负责具体设计、建设。

他回避了自己作为乡党委书记和乡教办主任是否有主管领导责任这个问题,仅表示,工程验收是多个单位一起做的,负责质检监督的是质检组。而正在富新二小坍塌现场检测的专家组负责人邓宁告诉《财经》记者,1989年教学楼建成时,当地政府质检站还没有成立,所以也没有全面的质检报告。

不过,江绪银提供的竣工报告在验收规定中注明:工程交工前,施工单位应邀请建设单位(即五福乡中学和五福乡政府)进行一次全面的预验收工作;交工验收,由建设单位负责,有关单位参加。

报告附件中包括13份砂浆、混凝土试压报告单和19份分层分项质量验收表。这份显然是由江绪银草拟的报告自称工程质量合格率达到85%,”在资金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保证了施工质量和规范要求”,并敦请”建设单位(在工程交工后)认真考虑付款问题”.这一工程延期五个月交付,报告中称原因是”工程款拖欠延付所致”.富新二小的遭遇并非孤例。都江堰市聚源中学倒塌的那栋三层教学楼,亦是属于建成即危房的问题校舍。

《财经》记者还辗转获得一份什邡市《关于部分垮塌房屋图纸收集的情况说明》。说明称,此次地震中发生垮塌的红白小学教学楼、蓥华仁和小学教学楼均为市教育局计财股自行找人设计;湔氐中学使用的是通用图,具体哪一套图纸不详;由于上述教学楼均系上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初工程,教育系统为节约经费,均未作地质勘查。

这一栋栋带着天然缺陷的教学楼,被教育和行政部门一一验收放行;而其结构则因着主管部门的思路和资金所限随意改变;其责任也在这系统内的内部循环中被一一消解。”豆腐渣”工程成为当年包工头难以承担之重。

而放任这些问题校舍建成、又在验收报告中签字,且不断错失危房改造良机的校舍建设管理部门,则选择了集体失语。

公共工程安全隐患

建设系统与教育系统关于校舍倒塌问题初步调查结论的不同,凸显出中国公共建筑长期以来由各系统自行建设的体制,所带来的标准之失、安全之患已十分突出

“512”汶川大地震后,建设系统和教育系统均派出专家组赴震区调查房屋倒塌、特别是校舍大面积坍塌的原因。但是两个系统得出的初步调查结果并不相同。

5月28日,四川省教育厅自行对外公布了校舍倒塌初步评估结果,称校舍大面积倒塌的首要原因是这次地震超过了预计强度,学校校舍抗震(设防标准)难以抵御;教室楼面负荷大,疏散时又集中在楼梯间、走廊等相对薄弱地带;此外,校舍老化,学校建筑本身也存在着抗震设计方面的先天缺陷。

省建设厅调查组实地调查后发现,地震房屋损毁最严重的就是学校、医院、政府机关等公共建筑,其中校舍大面积倒塌原因有三:一、抗震标准不达标;二、结构设计不合理;三、施工质量不合格。

6月5日,建设部副部长齐骥在出席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会时,亦公开否定了有关”学校的建筑比其他建筑更容易倒塌”的说法,明确表示:”我是学结构的,我不这么看这个问题。”建设系统与教育系统关于校舍倒塌问题初步调查结论的不同,凸显出中国公共建筑长期以来由各系统自行建设的体制,所带来的标准之失、安全之患已十分突出。

四川省代建办在6月2日上报四川省抗震救灾指挥部的文件中明确提出,公共工程的灾后重建工程,应该纳入政府代建管理系统中。即通过招标选择委托一家第三方的管理公司作为总承包人,来负责公共工程建设。

在过去很长时间里,校舍作为教育类公共建筑,一直由教育部门自行筹资、设计、施工招标、建设、验收等,教育部门扮演着多重角色,既是投资人,又是建筑工程管理人,还是监理人和质检人,几乎没有任何第三方监督。

实际上,根据2000年国务院通过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关于验收人员的资质有明确要求,规定”建设单位收到建设工程竣工报告后,应当组织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有关单位进行竣工验收”.这里的”建设单位”,指的是建设工程项目的投资主体。

教育系统对于危房改造和管理不可谓不重视,从教育部到各级教育部门,三令五申,颁布了大量的文件,制定了很多制度。2003年,国家教育部、发改委、财政部联合颁发的关于《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的实施意见》明确规定,要建立完善中小学校舍管理数据库和校舍定期勘察、鉴定工作制度。地方各级政府每年要组织有关部门对辖区内中小学校舍进行安全检查和危房鉴定,切实做到早发现、早改造。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建立完善中小学校舍管理数据库,确保信息准确。

2001年之后,校舍危房改造还引入了建筑行业的统一标准。但由于行业壁垒以及这种内部循环机制的天然缺陷,到了具体执行层面,种种规定和要求形同虚设,在中西部及农村地区表现突出。

绵竹市教育局官员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承认,验收房屋的人如果专业水平不够,就不一定有能力验收”地震设防”,”地震毕竟是多年不遇。所以地震的设防标准虽然纸面存在,实际与’危房’对不上。多年来其实没有这个概念,也没有真当回事。”这种内部循环的模式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即使出现重大问题,问责也仅是教育系统内部行为,责任很容易被层层剥离,难以落到实处。四川省教育厅所发布的”校舍垮塌原因五点结论”,即是如此。

从《财经》记者此次在四川灾区走访的德阳、绵竹、都江堰等地来看,当地教育部门并未建立完备的校舍管理数据库,也没有认真执行过例行检查制度,有的地方连验收报告都找不到,更别说跟踪校舍管理,做到及早发现、及早改造了。一旦问题发生,部门内部互相推诿,根本无法问责到人。正在富新二小现场调查的专家邓方透露,当地政府主管部门至今仍未将倒塌教学楼的竣工报告、验收证明交予调查组。

财政部财政监察专员办公室曾对甘肃省一期中小学危房改造资金检查情况做过通报,显示出的问题在全国相当普遍。其中一项就明确指出,各县(区)出于打造”标准化”学校的需要,借”工程”实施之机,随意调整项目计划,有些项目超出计划好几倍,有限的资金大部分集中在了某几所重点项目学校。

通报称,”部分项目没有严格按照计划执行,存在擅自调减计划的情况;主要原因就是地方配套资金不到位,集资、摊派等问题比较突出。而项目计划执行过程中的随意性比较大,超规模、超投资问题比较突出。” 5月30日,教育部和发改委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西部农村初中校舍改造工程质量管理的通知》,要求汲取汶川大地震教训,对目前正在实施的”中西部农村初中校舍改造工程”提出更严格要求;同时要求教育部门、发展改革部门与建设部门紧密配合,确保工程施工质量。

“中西部农村初中校舍改造工程”是继”全国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之后,又一大型农村基础教育设施改造工程。”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将累计投入100亿元,地方配套50亿元,重点改造7000所农村初中学校。作为牵头单位,各级教育部门承担了改造工程的主要建设组织工作。由是观之,这一教育系统内自我循环的校舍建设改造机制仍在持续。以汶川大地震中的数万名的生命为警示,体制性变革必须来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