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自改革开放以来，直到1999年时，每年的”储蓄增加额”都相当高，几乎可以约等于”工资总额”的 80～90%，而在1995年，”居民储蓄增加额”居然还比该年的”工资总额”多出了44亿元。2001年内”新增居民储蓄”足足超出了”工资总额”达 3000亿元。”这就是说，2001年发出去的工资，不仅没有被拿工资的人吃掉用掉—分钱，全部存进银行，又不知从何处增生了3000亿元（约相当于一年全国教育总经费）也存进了银行。又如2002年工资总额大约是1.2万亿，而居民储蓄却增长了1.5万亿。这种全世界罕见的怪事，只有一种解释：财富被以非工资方式集中在少数富人手中！因为中国公众实际上除工薪之外极难有其他收入，只有贪官污吏才有非法收入、灰色收入。所以，全国的贪官污吏在加速贪钱，使全国银行的个人存款总额年年大大超过了全国工资总额！

131万中×县团级以上干部及其家属占有全民财富的70%，1996～2003年外逃资金流入境外中×干部及其家属帐户2万2千亿人民币。至2002年6月底，全国个人储蓄存款达7万5千2百亿元，其中县、团、处级或以上干部（包括离退休）及其家属申报的个人储蓄高于4万亿元。

中国股市证券市场中的6万亿元，干部及其家属占了4万5 千亿元，占75%；而5万名持有2千万元以上的股票证券人士中，干部及其家属占了4万2千多名，占86%.十多年来中国数千万股民投入股市的资金 25000亿，而相应的上市公司净资产不到5000亿，目前股票的流通市值只10000亿。如果算上投资者损失掉的机会成本，股民的损失应在20000亿以上（平均每年近200亿）。中国7000万股民投入股市的3万亿现金，还剩1万亿，其余2万亿巨资已被官商联盟所侵夺和消耗。

2006 年4月初，国务院研究室、中纪委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完成了《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该报告披露：党政干部已经形成社会特权有产阶层，其中地厅级以上干部已是官僚特权阶层。官僚特权阶层年收入是当地城市人均收入的8～25倍，是当地农民年均收入的25～85倍。

据该报告披露：全国有7省市地厅级及以上干部个人及配偶拥有财产超7百万，概况如下：广东省，平均8百万至2200万；上海市，平均8百万至2500万；福建省，平均7百万至1600万；浙江省，平均7百万至2千万；江苏省，平均7百万至1800万；山东省，平均 7百万至1500万；辽宁省，平均7百万至1千4百万。

7省市地厅级及以上干部及配偶拥有住宅数及平均面积如下：广东省，平均3.5 幢，面积6百平米至9百平米；上海市，平均2.5幢，面积450平米至850平米；福建省，平均2.5幢，面积5百平米至6百平米；浙江省，平均3幢，面积5百平米至650平米；江苏省，平均3.5幢，面积6百平米至8百平米；山东省，平均2.5幢，面积5百平米至7百平米；辽宁省，平均3幢，面积6百平米至850平米。以上7省市地厅级及以上干部的子女87%～95%，在金融、地产、经贸领域工作。可见，”坚持×项原则”的结果是垄断一切权力的党官先富起来了。什么”利为民所谋”，什么”和谐社会”，什么”中国特色”，什么”共同富裕”，通通见鬼去吧！只有”保先”是真的：保持GCD先富起来的特权地位，这才是最重要的！

2007年深圳市城市人均年收入是32650元，地厅级高干财产在700万至1000万，省级高干财产在850万至 1200万。这样，深圳市的地厅级干部的平均财产相当于一个普通市民250年的工资，省级干部相当于一个平均收入的市民 300年的工资，这地厅级干部全都成了地”扒皮”了，这省级干部呢，那就更不用说，全都成了省”霸天”了。

在2004 年中国财富管理论坛上，美林集团发表了最新的年度全球财富报告，2003年中国百万美元的富豪达到24万人，所掌握的财富总额达到9690亿美元，相当于 2003年13亿中国人创造的社会财富总和。中国现已有资产百万美元以上的富豪24万多人，总资产达8万亿元人民币。也就是说全国不到万分之二人口拥有的资产相当于全国国有企业或全体城乡居民存款总额的约80%. 2005年11月份仅一个月，各级官员的家属抢购黄金金条、金币及99%含量的黄金饰物的重量达50 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上海、重庆五省二市的厅（局）级或以上干部及其家属，2005年就已经有98%的人已拥有或超拥有1000万元的财产。

据《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报道：至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 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超过1亿元以上者，有2932人即超过90%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也就是说：GCD3000名高干子弟拥有的资产达两万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人6.7亿元。其中：广东省，1566人；浙江省，462人；上海市，225人；北京市， 195人；江苏省，172人；山东省，141人；福建省，92人；辽宁省，79人。5个最重要的工业领域——金融、外贸、地产、大型工程、安全业，85% ～90%的核心职位掌握在高干子女的手中。截至2005年底，仅海外高干子女亲属经营的中国进出口贸易每年就达1千多亿美元，拥有财产6千亿美元以上，海外定居的高干亲属超过100万，其中高干配偶子女20多万人。亿万富豪主要靠以下途径致富：①以引进外资（包括驻外中资到内地投资）从中获取回佣。②进口、引进成套设备，一般比国际市场高出60%-300%.例如，从意大利引进制造皮鞋的自动流水线，国际市场价200万美元；广东、江苏引进同一型号，报价分别为600万～720万美元。一套年产50万吨化肥成套设备，国际市场价2.2亿美元，山东、辽宁以4亿美元引进。③操控国内资源、商品，出口获利。 ④国土开发、地产倒卖，靠银行借贷，无本获暴利。⑤走私、逃税，每年走私轿车3万至4万辆。⑥金融机构无抵押信贷，资金外流到个人口袋，这也是金融机构坏帐的主要因素之一。⑦独家或霸占大型工程承包。高速公路85%由私企承包，承包商是当地高干亲属。一公里程的高速公路，能获利700万-1100万。⑧抽逃资金到个人帐户，一般通过金融机构、中资进行。⑨操控证券市场，制造假信息勾结金融、传媒造市，从中获利。

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私有制，国家只能通过政策措施来调节经济，但没有自己的财产，国库全靠纳税人出钱来充实。政府花钱要有严格的程序，要受全国监督，贪起污来谈何容易。可是中国就不同了，它的基础是公有制，全国的经济命脉都在政府手里。政府是由官员组成的，名义上是公有制，实际上是官有。有权的官甚至不必犯傻去贪污，他只要批个条子，给主管官员招呼一下，他的子女就可以捞到一块大地皮，或到国企里去当个头头，这都是真正白手起家的捷径，试问哪个资本主义的官员有这种方便条件？所以在中国特色的官场，聪明人既可以本人当清官，留令名，又可以让子女据要津，成钜富。真正是名利双收，两不耽误。至于那些被双规的，坐监狱的，见阎王的，其实只是少数财迷心窍者做的蠢事。在当今中国，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产，960 万平方公里国土，都是官有制下的囊中物，想拿的话，探囊取物即可。”打下来的天下，自然由我们来坐天下，这天下的财产不传给子孙又传给谁？”所以当今中国亿万富豪中90%以上是高干子女，也就不足为奇了！

2006年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0.4% 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美国是5% 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世界第一，成为世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中国”新贵家庭”（即拥有百万美元金融资产的）数量仅占中国家庭总量的千分之一，但是却掌控全国41.4%左右的财富。全世界已有960万户家庭金融资产超过百万美元，约占全球家庭总数的0.7%，它们控制的金融资产为33.2万亿美元，约占全球家庭金融资产总额的33.9%.比较上面这两个数据，全世界千分之七的富人，在全世界家庭金融资产总额中所占的比例，尚低于千分之一中国富人”掌控全国财产”的比例。据此推算，中国的贫富差距，和全世界的贫富差距比较，大概在十倍左右。

一位在中国居住了20多年的美国官员，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那么大约500 个特权家庭的问题。这500个家庭，加上他们的儿孙、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构成了约5000人的核心体系。他们之间还存在着普遍的通婚联姻的关系。他们垄断权力、形成利益集团，竭力维护现状，并制造了”一旦民主，就会天下大乱”的谎言；十几亿中国人民，都成了这个小集团的人质。

6月8日，记者电话连线了韩寒。韩寒坚持认为，高考作文不仅傻，而且蠢。他认为，高考作文虽然对新概念作文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新概念作文是不命题的，“这样就不会出现‘春雨’、‘怀想’、‘天空’等很傻的标题来”。

韩寒本身因“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炮走红，但他认为高考作文不会往新概念作文的方向发展。“中国教育体制下的题目，会想尽办法把人弄得很蠢，出来就是合格的社会主义接 班人。我以前参加作文大赛时大唱颂歌，感觉很假。谁知道有人比我唱得还要厉害，所以我每次都只能拿第二名。”韩寒说。

“如果复旦请我做教授，看我有没有时间吧”

韩寒也对现行的教育大肆炮轰：“很多人认为我是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其实多少人在大学里把时间都浪费掉了，没有去做自己最感兴趣的事业？上不上大学又有什么关系呢？”当韩寒被问及如果复旦大学聘请其做文学教授，是否愿意去时，他满不在乎地回答：“如果真让我去做教授的话，看我有没有时间吧。不过，在中国的教育界，这是不可能的，他们恨我还来不及呢。”

韩寒评高考作文（摘自韩寒博客）

我到现在都一直在庆幸自己没去上大学，而且我觉得高考是一定要改革的。我将继续不遗余力的说高考和大学的坏话。我很早前就说过，现如今的大学像妓女一样，只要有钱，全国所有大学都乖乖排成一排随便你点，想上哪个上哪个，愿意多花点钱甚至可以几个一起上。氛围不同了，别再还真的以为自己是天之骄子，十几年前大学生还吃香，但那一批已经是绝代天骄了。所以，还是抓紧时间学点真本领和真手艺吧。

另外，最近很多记者问我关于高考作文的看法。我的看法是，作文就是很傻的东西。高考作文肯定是集所有大傻于一身的。我们的作文讲究的是培养狗奴才，而不是真性情。议论文这样变态的禁锢心智的文体势必会随着作文一起被淘汰的。在教育的目的里，作文从来不教你怎么写文章，而是教你怎么不会写文章，作文写的越好，文章写的越差，理解别人文章的能力也越差，眼光就越短浅，思维就越僵化，见识就越狭隘。于是，教育又成功的如教育所愿，把一个识字的文盲送进了社会。

那个总不安分的韩寒又惹事了。和以往不同，这一回其实还是他的”本业”——文学：他在一档电视节目中”炮轰”众多文学大师，称茅盾、巴金等人的”文笔很差”，”冰心的完全没法看”，引起一片哗然。

新闻中说”哗然”，这是肯定的，这几位文学大师的赫赫业绩和声名都在我们的文学史、教科书上写着呢。即使很多人只是记住了教科书上必须记住，否则就会有考试丢分危险的几条相关的”价值判断”，未必翻过大师们的著作，但这似乎并不妨碍大师们在其心中的地位。所谓正确的文学观就是这样逐步树立起来的。而韩寒不同，他的本业就是文学，他说谁谁谁的”文笔很差”，显然证明，那些文笔的确真的让他痛苦过。问题只在于，一种文笔，究竟让一个人审美上愉悦，还是痛苦，是一件因为主体不同，而见仁见智的事。

这样一分析，面对韩寒的”大嘴巴”，”哗然”就未免有些奇怪了。难道，我们坐在电视机前，就是希望从韩寒那里听到文学史、教科书上重复了几十年的那几条”价值判断”？显而易见，”哗然”是本能的反应，是面对与既定”价值判断”迥异的话语，油然而生的一种反应。本能可以理解，但在本能之后，一些评论家关于此事的论述就显得有些大失水准。

因为职业的关系，我看到了两篇评论。一篇题曰《向大师”泼污水”隐藏无知和虚妄》，标题很刺激，却绝对是我恐惧的那种，因为”知”的无限性，动不动说别人”无知”，实在是一件相当危险的事情。至于”泼污水”云云，我想，只要不辱及客体的人格，仅仅说”文笔很差”，大概不能算的。另一篇文章号召我们对韩寒”宽容”.”宽容”是个好东西，但用在这里也有些莫名其妙。从法、情、理任何一个角度观照，本次事件中的韩寒都无可指责，有什么还需要特别”宽容”一下的呢？

好几年前，曾经有人愤愤然地指责”钱钟书瞧得起谁啊”，对此我写过一篇叫做《钱钟书必须瞧得起谁吗》的小文，其中写道，”一个谁都瞧不起的人究竟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其实，只要此人不占据关系国计民生之高位，这种危害极为有限，像钱钟书，就算他真瞧不起陈寅恪、王国维、周氏兄弟，与我们这个社会又有何干？最多不过于他个人有损，可能导致他在治学中听不进别人的意见罢了。更何况，考察文学艺术领域，那些做出杰出成就的往往是一些很倔强的狂士”，”说出自己真实想法的人，绝对比装孙子的人更值得我们信赖和尊重，哪怕这种真实的想法多么与常情相悖，多么与我们的固有观念不合。”现在看，这些话似乎犹未过时。

钱钟书不一定非得瞧得起谁才对，韩寒，甚至你我也一样。向来目空一切口出狂言的韩寒没什么让人担忧的，而如果哪一天连韩寒都以一种谦卑的姿态，对任何人都表示瞧得起，在我看来，那才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悲哀。

不怕韩寒太狂妄，就怕韩寒也谦卑。

为了奥运会日本首相能来捧场，我们亲爱的胡主席亲赴日本温言抚慰，顺手还送给日人一个做梦都不敢奢望的大礼物——共同开发东海油田！总储量高达三千亿立方米（探明天然气储量至少有 700亿立方米），相当于七十二亿吨，2005年的价值是五兆（五万亿）美元的一半拱手就送人了，真是“暖春之旅”呀，名副其实的慷慨、大方，还不把日本人的心都给暖透了？！

老路不仅为供奉在靖国神社里的东条英机先生感慨万千，遥想将军当年，大炮铁骑军刀，拼却数百万将士身家性命为大日本帝国争资源，还不如和平首相用一个出席奥运会的“面子”换来的多。岂不冤哉？

可是俗称粪青的大陆的爱国青年们哪里去了呢？一个月前还脸蛋上涂着国旗、口里喊着爱国，为一个未经证实的谣言（家乐福支持藏独）抵制家乐福的好汉们，你们现在躲在哪里呢？你们不是最挂心国家安全，最在意国家利益么？怎么闭口不言、畏缩不前了？

东海油田的利益纠葛

有识之士认为：东海大陆架的主权不但攸关国家未来的经济发展而且关系国家的海域安全。日本是得寸进尺的，在如此重大的利益上中国绝不能退让。

从东海海底地形图上，可以清楚看到在东海的争议区除了钓鱼岛没有其他岛屿，所以归属权完全决定于海底的结构。图中显示整个东海大陆架完全是中国大陆的海底延伸一直到琉球海沟，平均深度 370公尺。钓鱼岛非常清楚是在东海的大陆架上。

琉球群岛西边深蓝色的海域就是著名的琉球海沟，深度2940公尺。

我们看到整个东海大陆架非常整齐地被琉球海沟切断。所以东海大陆架是非常完整而连贯的从大陆海岸线延伸到琉球海沟，按照国际海洋法的规定，这整片大陆架完全归属中国。

中国拥有东海大陆架 100％的主权，这是最基本的事实，也是最根本的原则。任何在这个原则问题上的退让和妥协，都将导致灾难性后果。

根据一位台湾同胞提供的资料，东海最宽处大约三百六十海里。属于中国的东海大陆架最宽处340海里，小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上限350海里。属于日本的大陆架被琉球海沟切断，宽只有20海里，不得延伸。“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专属经济区（EEZ ）”是限制在大陆架上的海域，所以没有大陆架就没有所谓的“专属经济区”。如果中国承认日本用“专属经济区”所画的中间线，那么中国就必须承认由这个中间线所划分的东海大陆架，明确否定琉球海沟的存在。于是中国的大陆架与专属经济区就从海岸线延伸的 340海里退回到 180海里。减掉20海里的琉球海沟，日本的蛮横算法使中国大陆平白损失 140海里的大陆架与专属经济区，损失的面积达到三十多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三个浙江省或十个台湾省的面积。中国大陆已成功开发的春晓、断桥、天外天等油气田估计储量高达三千亿立方米（探明天然气储量至少有 700亿立方米），相当于七十二亿吨，2005年的价值是五兆（五万亿）美元。假如政府如果为了日本参加北京奥运会而在如此重大的利益上退让，其糊涂和软弱将连满清政府都不如！

日本的贪婪和恶毒

现在政府说我们是搁置主权，搞共同开发。这是简直是“胡”说八道。“春晓气田”中国大陆已经完全开发出来，何来与日本共同开发之说？中日合作开发“渤海油田”，中国与美国在南海合作开发油田都是从探测的时候就开始合作，“春晓气田”与“渤海油田”、“南海油田”完全是两回事。

目前日本居然把自己从来没有参与的“春晓气田”改名为“白桦气田”，一个日本名字，依次表明日本对中国在自己的大陆架上开发出来的“春晓气田”享有主权。这是多么恶毒？！日本是根据日本的主权来要求分“春晓气田”的一杯羹。我们亲爱的政府居然接受，而且还美其名曰“共同开发”，以此来欺骗人民，多么无耻？！记得在某次谈判中，中国曾提出既然日本要跟中国共同开发东海油气田，那么我们就把钓鱼台海域也包括在共同开发的区域。日本对中国的建议断然拒绝。在日本人的心目中，拥有钓鱼台海域的全部主权，所以根本不会跟中国共同开发。日本强行分“春晓气田”一杯羹是完全基于日本拥有的大陆架主权，中国没有拒绝的权力。这是怎样的土匪思维？这是怎样强盗的逻辑？行文至此，大陆粪青们应该可以清楚看到，中国如果同意与日本共同开发东海油气田，尤其是让日本分享已经成功开发的“春晓气田”，就等于承认日本在中国东海大陆架的主权。才是非常严重的战略错误，才是彻头彻尾的卖国！

真正的卖国理论

为了配合政府卖国，为政府辩护的理论纷纷出笼，什么“商人无祖国说”、什么“中日共同开发油田具有先例说”、什么“中国还不够强大，必须继续韬光养晦”说，真是裤裆里拉胡琴，扯蛋扯出水平来了。既然“商人无祖国”，怎么不把东京湾划给我中华版图？老是惦记着啃大陆这边的肥肉？什么“共同开发有先例”，满清卖台湾、袁世凯出卖青岛都有先例，亲爱的政府是否也要遵循先例也干脆把整个东海大陆架都卖了？至于我们国力不强，需要韬光养晦，这话放在1937年老蒋说都挨骂。现在亲爱的党不是领导人民迎来五千年未有之盛世，国力强盛不惧欧美了么？怎么对东海一隅的战败国小日本，发出如此自伤其志自损形象的哀告呢？难道我堂堂党国连满清政府、袁世凯政府和蒋介石政府都不如了么？

其实说到家，我们之所以这么猴急着不惜向小日本出卖国家民族利益， 不就是为了让小日本首相能够在8月8日出席奥运会开幕式这个“面子”么？为了这个不值分文的面子，跟小日本平分东海油田价值5万亿美元的开采权，亲爱的胡主席真是脑子糊了啊。

给粪青们算笔账

有个台湾同胞个撰文指出：“大陆架”指的是海洋底层，牵涉的利益在海底之下，主要是矿产。根据中国的估计，东海油气田的石油蕴藏量为 250亿吨，天然气蕴藏量八兆四千亿立方公尺。“专属经济区”指的是从海底到海面的广大空间，牵涉的利益在海水中，主要是渔产。“专属经济区”的主权拥有国在航行管制上享有一定的特权。

三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大陆架底下有多少矿产资源？三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专属经济区”有多少渔产利益？损失三十多万平方公里的航行管制权会带来多大的战略影响？

粪青们，你们相信会有1％的中国人愿意接受如此巨大的损失么？ 解放军如果眼睁睁看着政府放弃这么大的主权而毫无作为，能够比得上1931年的东北军么？

据这位台湾同胞观察，日本官员已经正式公开地高调叫阵，而中国大陆的官员与媒体却默不吭声。这位台胞希望在今天这个关键时候，中国人民必须站出来发出强烈反对的声音，来监督政府，不能盲目地信任政府，更不能等到政府造成事实以后再悔之莫及。事后的追究责任是徒劳无益的，我们要防患于未然。要知道政府必须维护国家的利益，人民也必须关心国家的利益，因为国家的利益就是全国人民的利益。

连台胞都急眼了，亲爱的大陆粪青们，如果你们还把爱党视作爱国，跟着政府的调子跳舞，在如此的卖国罪行面前无所作为，想想你们的五四先贤，你们不就是一群猪么？

几天前，我从一位时评编辑那里获读王兆山的《江城子》，如果允许说实话，第一反应是要吐，纯粹生理性的。这是玷污死者也玷污文字的文字。地震以后好吐，算来已是第二次，前一次是读“余含泪”的时候。真不想再吐了，很难受的。这里不妨“含泪”劝告文人，你可以糟蹋自己，但不要糟蹋文字。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而且我也在用。

但，有时评者为之辩，称“王兆山作‘鬼词’实际是对逝者的祭奠和告慰，与‘家祭勿忘告乃翁’类似，”因此，“鬼词立意没有错”。（据6.19.《南方都市报》）。我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眼光，“鬼词”居然可以和陆放翁的诗“类似”起来，这是要把陆游给拉下水呀。

死者长已矣，生者常戚戚。汶川地震，数万生灵泯灭于瞬间，这惨痛是留给无数活人的，最痛者莫过于他们的至亲。然而，古人仿佛看穿：“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者的家人还在痛苦中沉浸，有人已经唱起了幸福歌——我从中读到了残忍。是的，“死去何所道”，我要唱颂歌。“鬼词”通篇（其实是通篇鬼词），无风无雅，唯“颂”而已。这是明显看得出的立意，却有人把它拟于放翁。放翁此诗，庶几遗嘱。满纸“但悲”声，字字读来皆是“恨”。那通篇溢满“幸福”的尸颂，哪有丝毫放翁的痛意。时评家好眼力，何忍让古人无辜蒙羞。

孔子说“诗可以怨”，没说过诗可以颂。但，我们早已进入一个颂歌时代。在时空的暗夜里，诗人和文人不再有枭鸣的猫头鹰，却多了些金丝笼里的小夜莺。夜莺之小，婉媚之声，声声盈耳。当然，诗人有他写作的权利，包括颂。但，“鬼词”不同：一，你不能拿死者作颂，良知上说不过去，如果还有良知的话。二，你没有权利指死者为“鬼”。除了自指，“鬼”词形同骂人，比如“活见鬼”。莫非川震中的亡灵在你眼里全是鬼？有云：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至少灾难之余，下笔当尊重活者，更当尊重死者。三，你不能代死者说话。子非鱼，安知鱼之悲乐。如果你需要这种作鬼的幸福，你自可了断，从中体验。这是你的权利，但你无权把它强加给那些没有一个想死的人。把幸福强加给亡灵是对亡灵的亵渎，难道你就不怕有一天夜里作梦。

生命高于一切，对着死亡高歌幸福指数，是当代中国文人的一项创意，自古未闻。这种触犯天忌的写作，除了“王幸福”，还有“余含泪”。那些含冤死去的孩子，让人心颤。可是“余含泪”借一位佛学大师的口，说：“有十几亿人护持，这些往生者全都成了菩萨，会一直佑护中国。”一个个幼小而鲜活的生命，一转眼变成一动不动的菩萨，对那些不信佛的家长，这是安慰还是咒？刚才是鬼，这里又是菩萨，分明是在活人的心痛处撒盐。难怪有人邀请含泪先生也去做菩萨。更可恶的是，大火之前，有“让领导先走”的成人；大震之后，又有成人让死去的孩子佑护中国。难怪有人说这是一个对不起孩子的国家。问苍天，为何代不缺乏这样无良的成人。本应是成人的我们佑护孩子，天地颠倒，却要这些死去的孩子来佑护中国。写出这样的句子，居然无觉心底不安。有这样的成人世界，让我等成人在孩子面前无地自容。

写作有时是为了表明心迹，大灾未必不是大机会。但别忘了，即使投机写作也不能无视伦理底线。踏破底线，会遭天谴。

他松了口气对罗门说，作个知识分子，总是要像耶稣那样，一代代背着十字架往前走的。说得非常平常，但又是那样的沉重。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精神的准备，他才会这样举重若轻地对待人生——这超越了时间与空间的人生。

一个多月来，不少在媒体工作的朋友约我写纪念贾植芳先生的文章，我都答应了，却迟迟地写不了一个字。头脑从未有过的迟钝，思绪从未有过的滞涩，我都尝到了。直到今天，谢天振教授建议并主持了先生的追思会。我在场内突然明白过来，我的无意识里，何尝不是在暗暗拒绝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先生真的离我而去了。

一个多月来，我昏天黑地地忙碌，差不多一直在外地跑来跑去，用紧张的工作去麻醉自己，努力不去碰这样一个事实。我希望先生还坐在他的书房会客，读书，写他的日记，发出他的朗朗笑声。先生高龄却无大病，性格豁达，看淡生死，晚年他的生活平静而幸福。他生前最后几个月一直住在第一人民医院的特需病房，享受着医院里一流的照顾。医生告诉我先生睡在病床上，伸手碰得到的地方全是书，始终关心着医院外发生的事情。十天前医生发现他有心脏停搏的迹象，中文系马上送去了费用为他安装起搏器，那天，去医院探望的是副系主任祝克懿老师，回来告诉我，先生的笑声响彻病房。当时我想，先生其实是老年性各种器官都趋向衰弱，并不是致命的病，即便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大约也还可以维持较长一段时期。对于先生那样坚强的生命，任何奇迹都是可能出现的。但是我没有想到，十天以后，先生的肠道、呼吸都出了问题，突然间的，撒手离开了这个世界。

先生真的离我而去。校园里挂满了学生自发手叠的白色纸鹤。我走在那些白纸鹤行列之间，突然想起了先生曾经告诉我的一件事：1966年五六月间，先生作为胡风冤案的“骨干分子”已经服刑后从监狱里释放出来，被安排在复旦大学的印刷厂，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在一个很热的中午，先生赤裸上身，拖着一辆沉重的拖车，从学校的工会礼堂前走过去。正巧礼堂门口站着一群中文系的老教授，他们衣冠楚楚，从里面走出来，说说笑笑，不曾注意迎面走来的一个拖车夫。先生是远远地看见他们了，他们曾经是同事，是朋友，可是在1955年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这是他出狱后第一次竟以这种难堪的方式与他们劈面相对。先生说，当时他想回避，拖着车子绕开走，可是他的脚还是一直往前走着，终于走到了这群过去的朋友的面前。他们都怔住了，禁了口，惊恐地看着狼狈不堪的先生。先生说他还是抬起了头颅，默默地在同事们不同的眼神下走了过去。他心里在念叨，你们也许比我还要狼狈了。果然，不久后史无前例的浩劫开始了，所有的教授都在劫难逃了。

我想说的是，先生做人的坦荡。这是我从先生身上最强烈地感受到的一种品质。我们今天常常劝人走好一生的路，用“清清白白做人”来勉励自己或者别人，但我觉得，做个坦坦荡荡的人，比做个清清白白的人，更加坚强和不容易。清清白白，可以从消极的立场上去拒绝和抵制这个社会上的污浊；而坦坦荡荡的人是无所畏惧的人，他就是一脚踏进了污泥浊水，他还是能够坦坦荡荡，哪怕他坐在监狱里，受千百人的唾骂、侮辱、迫害，他仍然是个仰俯无愧的人。先生一生的命运总是与国家命运的多难联系在一起。抗战爆发，先生在日本大学攻读社会学，他为了抗战，毅然决然放弃了学位奔回祖国，在枪林弹雨的中条山战区出生入死；他的伯父身为买办，膝下无子，却广有家产，曾经对先生说，你一生奔波，几次入狱，还不如随我做买卖，继承家业。先生却对伯父说：您出钱供我读书，不就是想让我活得像个人样么？如果您让我去做个商人，何必要我苦苦读书呢？先生拒绝了商人伯父的规劝，结果为了支持复旦大学进步学生运动而再度入狱。1955年，他的朋友胡风等人被诬陷成反革命集团，先生又一次为朋友的牵连蒙受25年的不白之冤。今天，一个崇尚金钱万能的人很难想象，像先生那样一个人，一次次拒绝了命运本来给他安排好的外国名校文凭学历、高级白领、红色教授的道路，却投身到战场、监狱、运动……当然这不是他的有意选择，但是作为一个坦坦荡荡的人，在为国家尽忠诚，为知识分子寻理想，为朋友担道义等大节上，他只能做出这样的选择。

我感到奇怪的是，有过这样命运的老人，却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很少流露出苦难笼罩在他心里的阴影。我不是说先生的心灵深处没有这些苦难的阴影，但是他从未因为受了那些苦难而改变对生活的热情和善意。比如说，对人的信任和热情。先生这种性格特点在经历过苦难的一代老人中是很少见的。我们中文系有一位老教授，也是极有声望的老知识分子，性格非常豪放，他与先生经常在一起谈天说地，畅怀大笑，但是一旦有年轻人走近过去，他马上就闭口不言，匆匆而辞。先生告诉我，那位老人以前在政治运动中吃过年轻人的亏，从此就不再信任年轻人，后来连研究生也不再招收。我想这位老人的心灵一定是很寂寞的。而先生不是这样，他对人的信任有口皆碑。我亲身遇到过一件事：大约是80年代，先生去苏州大学开会，会上有位来自广西的大学教师，回广西途中需在上海中转，他想在上海住几天，有人就介绍他可以住在先生家里，并且给先生作了说明。可是那次外出师母没有同去，先生耳背，根本没有听清楚是怎么回事，还以为那位教师是苏大安排送他回上海的工作人员。就这样，那位教师心安理得地在先生家里住了三天，先生也每天好烟好酒地招待，三天以后客人回了广西，他才疑疑惑惑地问我：那位客人是什么人？为什么在他家里住那么久？这时候我才发现，先生根本连客人的名字、身份、缘由完全都不知道。这种事情在俗人听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但是对于一个坦诚君子来说，却是自然不过的事情。先生常常喜欢说一句江湖话：出门靠朋友。他说他是十几岁离开家庭，在社会上闯荡大半辈子，靠的全是朋友的情谊和帮助，尽管“朋友”这层关系也给他带来了灾难，但这个责任不应该由朋友来承担的。先生对“朋友”这个称呼极为看重，如果谁被他称为“我的朋友”，那就意味着他将与你肝胆相照，赤诚以待。

正因为先生是个坦荡的人，所以他能够通达地放得开自己所经受的苦难，放得开一生所经历的大小恩怨故事，顾全大局，胸怀大的目标，从来不会在一些鸡毛蒜皮的所谓名利、面子、档次等一般文人最喜欢纠缠的小节上计较是非。我听说过一件事，先生陪几位外宾去某地参加一个活动，开饭时，当地主办单位的领导临时赶到，听说有外宾出席（80年代外宾出席还是很少见的），就立刻安排另席招待，匆匆把几位外宾请走了。因为那位领导不认识先生，就没有顺手邀请，旁人可能感到有些难堪，先生却一点也不在乎，依然说说笑笑。一会儿，那位领导又匆匆赶来，原来他听说了先生在场，连忙赶来道歉，再请先生也过去用餐。照一般人想，先生也许会生气，拒绝参加，但先生毫不介意，照样开开心心地出席用餐了。那位领导才松了一口气。事后，先生从未与我说起这件事，倒是那位领导有一次感动地向我诉说了先生的高尚人品。我觉得，这就是先生的坦荡之处，他从来没有摆出老人的尊严，所以他精神始终年轻；他从来没有摆出名流的架子，所以他的朋友遍天下；他从来没有把自己曾经受过的苦难当作一种资本，愤世嫉俗，所以他笑口常开，仁者长寿。

先生这样的通达为人，绝不是乡愿处世的态度。经历过如此大风大浪的人，他对于世态看得非常清楚，只是不该计较的事情他决不放在心上。我可以说出许多这样的故事。如，他冤案平反不久，恢复了教授的身份，学校有关部门安排他去当图书馆馆长。我本以为先生会拒绝这样乏味的工作。因为听先生说，老校长陈望道曾经公开说过，先生是个“无政府主义”，上午让他当官，晚上就要下台。但没有想到“无政府主义”的先生还是接受了这项工作。我曾经表达了我的意思，先生笑着对我说，上面要落实政策嘛，就让他们落实一下，不要让他们为难了。他就认认真真地在馆长的任上工作了几年，还修建了文科图书馆大楼。过了一任，先生已经七十岁，学校里通知他要退休了。很多朋友为他抱不平，认为学校这样对待他是不公正的，梅志先生特意来信，劝他在退休前提出离休的待遇，还表示愿意为他写证明。先生也是笑了一笑，对我说，这种“干部档次”，我要它干啥？于是就坦然地按照一般高级知识分子的标准退休了。这两件事，看上去好像有相反的含义，但表现了先生对于名利、对于工作、对于个人的道德追求，完全是一以贯之的。先生善解人意，一般也不拒绝社会上对他的好意相助，但并不是没有原则，对于一些社会上流行的特权，他非但不屑于计较，而且有时候会表现出非常的独立性。

记得在几年前师母病重期间，先生每天要把大量的钱花在医药费用上，可能感受到经济上的压力，但是他从来没有向别人（包括他的学生）说过自己的困难，也从未有怨天尤人地抱怨命运不公（后来是我忍不住内心的感动才写了《感天动地夫妻情》一文，披露先生当时的困境）。而先生多次与周围的人说过，他是手里拿着几个铜元、一卷铺盖进入上海的，现在成了有家业有房产的“有产阶级”了，大不了自己可以再拿几个铜元卷了铺盖回山西老家去终老。所以我想，当时先生不是没有考虑过自己的经济状况，但他宁可准备卖房回老家来挽救师母的生命，也不愿意伸手求助。他的赤诚之心，终于是感动了上苍，师母的生命竟奇迹般地延续了整整三年。当最危急的时期过去后，先生又恢复了自信。最近我读了不少有关先生的文章，其中最让我感动的是潘真在《新民晚报》上发表的短文《贾植芳先生的一辈子像一堂课》，文章里说：“我曾写过报道《资深望重的贾植芳月入仅二千，一批退休老教授渴望得到善待》。没想到见了面，贾先生竟安慰我，已经加了，他是复旦加得最多的，退休金加到2000元，月收入有3500元了。‘任敏（陪他受苦受难一辈子的妻）也走了，不需要花钱了，够了。’”尽管我不认识潘真，但她所写的确确实实是先生说的话。先生的高贵和傲骨，就是这样隐伏在他的坦荡的襟怀里。

先生一生最重视的是知识分子的称号，这是他自觉履行五四新文学精神使命的最根本的动力。他所戚戚然的，总是天下的大事，而不是个人的命运。1996年我陪先生去台湾参加一个学术会议，轮到先生上台作报告时，台湾政治大学教授，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尉天骢作讲评，他手里挥舞着先生的传记，高声赞美先生苦难而高贵的人生，全场掌声雷鸣，向先生致敬。先生耳聋听不见尉先生的话，紧张地东顾西看，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等他一走下讲坛，诗人罗门就跑去向他倾诉心里的感动。先生才明白刚才会场里的掌声是怎么回事。他松了口气对罗门说，作个知识分子，总是要像耶稣那样，一代代背着十字架往前走的。说得非常平常，但又是那样的沉重。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精神的准备，他才会这样举重若轻地对待人生——这超越了时间与空间的人生。

2008年5月28日写，31日修改毕

在一般读者那里，阅读小说的行为基本诉诸于对故事和人物的需求，那是这门艺术所能构成的最主要最原始的乐趣，在整个古典时期，以及现在的流行、通俗小说中，对故事和人物的愉悦都是阅读小说最单纯的享受。但当小说发展到“现代”形态，它在继续提供故事和人物的同时，也变成了一种思想的载体，甚至是思维方式本身。对现代小说而言，作家间的重要区别，不在于他们讲述的故事与人物以及讲述的方式不同，而在于每个人为自己的写作制订的叙述策略。现代作家——尤其其中的佼佼者——难以满足于仅仅将故事和人物写得生动，他们普遍把一次叙事视为对生活、历史、存在和人性的回应，这种回应显示了责任心和精神质地，也显示了作家的认识力和批判力。然而，艺术的特性不允许作家把自己的感怀、见解以直接的方式加以陈说，因此，他必须寻找、确定一种叙述策略，使有关故事和人物的意义的探讨完全转化并呈现为叙述过程本身。这意味着，叙述策略就是现代小说艺术构成的一部分，换句话说，阅读现代小说除了领略故事和人物之外，如果读者愿意还可以去品味作者的叙述策略；尽管只读故事和人物也完全并无不可，但是当你能够注意作者的叙述策略时，你对一部作品将了解得更多，因为那里往往隐含着作者对于这部作品的某些根本观念。

这种必要性，在长篇小说《当青春成为往事》面前，显得格外突出。这部作品的故事和人物，是惊心动魄的。但我发现，阅读过程中间我最大的兴奋点始终并非惊心动魄的故事本身，而是有一种力量在吸引你一直从心底发出一个追问：究竟是什么让作者陈行之先生产生必须去完成这样一次叙事的冲动，以及透过故事和人物，作者究竟整合了怎样的精神探询？

读者肯定会对小说的一个故事套着另一个故事的结构感到好奇。陈行之从知青写起，引出吴克勤故事。吴克勤似乎将是小说的主要人物；然而，吴克勤故事几乎刚刚开始就突然中断了，吴克勤从故事主人公变成了一个讲述者，另一个数十年前的传说成为小说叙述正面和主干的对象，它占据着整个叙事的绝大部分空间。直到尾声，才重新回到吴克勤，时间也从“文革”中跨越到改革开放后的今天……作为熟悉八十年代小说形式变革的批评者和研究者，我瞬间的反应，也落在形式上，以为作者像当年的实验小说一样，有一种“玩叙述”的趣好和旨归。然而读完全部掩卷以思，我根本否定了上述错觉，我知道陈行之的做法，不是技巧性的，是一种思想方法，是一种主题的表达，也就是说，是他对所欲揭示的东西采取的叙述策略。

知青题材、革命历史往事、当下现实中贫困地域的生活场景，这些内容本身没有特异之处，在以往小说中，我们能够分别找到大量与此相关的作品。问题在于，陈行之把它们放到了一块儿，完整组织成一个叙事。因此，它绝不是相关题材创作的重复，它本身是一种建构——用通俗的话来说，它建立了一种联系，使从生活角度看似分散然而实际上有共同内涵的事物之间，建立联系。

这种联系，就是20世纪中国动荡着的历史，以及驱动这种历史的力量——至少从理性角度看这历史所孜孜以求的目标——改造现实，使社会更健康、更美好、更幸福、更人道、更接近于“大同”的理想。20世纪中国的根本动力，它发生的每一件事，在于对积弊的革除和对更好社会的探索，这是小说首先肯定的一点。正因此，它在开始时描写知青运动，有意保留着那个时代的笔墨，完全是正面的，乍一看语气用词跟当年的《征途》没有分别，而并不是跳到今天的历史观，让一个时代去批判另一个时代，用后人的是非去笼罩前人的是非。同样，在写到辛亥革命、北伐以及苏维埃时代时，小说也摈弃了主流的历史评判尺度，抛开意识形态公式，来刻画它所知道的生活中真实的形形色色的人。这当中，强烈地传递着一个提醒，即：对历史应该采取理性主义的态度。历史，不是现实之妾妇，不能被翻云覆雨地任意播弄。是的，历史有沉降，有曲折，却并不摇摆，它很坚强也足够清晰，它是一个探索的过程，虽然要走这样那样的弯路。

我认为，《当青春成为往事》故事结构和叙述策略的背后，是这种历史框架。这一框架，首先是一种描述，其次，也是作者对20世纪中国历史主要精神特征的归纳与抽取。他认为，老中国的死去，在中国历史机体中激活了新的生命，一代代仁人志士薪火相传，为新生的较好的明天去奋斗，去跃进。这就是所谓“革命”的主题。从马汉祥到吴克勤，马家崾岘几代人实践并证实着这种精神。作者钦佩并歌颂这种精神，把它视为“青春”，虽然正像小说题目流露的那样，作者对当下现实中激情的衰退感到失望，并在情节中描写了怀抱理想之士的落魄境况，但他对20世纪中国历史这一精神主题的信念不曾动摇。

毋庸置疑，强烈的理想主义是作者渴望表达的思想内核，也是支撑起叙事和人物的立柱。然而，如果仅仅限于激情的张扬，这部作品就并不能达到应有的深度，那样，它将是扁平的、单面的，将丧失探究的目光和博大的胸襟。理想并非虚无的只发生在情感世界的东西，它将遭遇并投于现实，而一旦与现实碰撞，变数即生，理想再也不像作为抽象物的时候那样单纯，它要与现实相磨合甚至相搏斗，现实中各色人等也会在参与理想的同时把各种主观意志带入进来，从而反转过来使理想发生程度不同的走形以至扭曲。

政治就是这样一种力量。理想投于现实，必经过政治。政治通常是理想的具体化与实践化；然而，政治远不同于理想，它背负着过多过重的历史、文化的包袱，至少不能摆脱由历史、文化而来的痼疾的缠绕。当人们在旧承袭下从事理想的建设时，往往不自觉地偏离了理想。小说中大家族井家三代人的历史，是这种关系的形象展示。井家第一代人井观澜，在他那个时代有资格称为一个理想者，他没有赶上社会革命的年代，却作为个人做出了努力，如作者所说：“井观澜虽然生活在一个黑暗的时代，内心却一片光明”，这位清王朝的中层官吏，在光明的内心与现实之间，明白了一个道理，即一个人的社会理想会被政治所损害，他用他一生从政的教训告诫子辈：“切不可涉历仕途，此事难于见功，易于造孽”。问题在于，理想的实践绕不开政治。虽然明明有祖训在，井观澜之孙井云飞仍极深地卷入了政治。这个大地主、大商人、大土匪的人物形象，其实有着复杂的社会含义。在历史的规定性下他身上不可避免地寄存着许多恶，不过，在某个局部范围，比方说在他所统治的天龙寨，他有信心认为自己为贫苦的人提供了“支持和保护”，他甚至认为，就这种小范围内自己的行为而言，可以无愧地面对共产党人说一句“我们都是理想主义者”。而事实上，红军攻打天龙寨时，那些农夫也确实证实着井云飞的说法，他们为他们的“保护者”殊死抵抗。如果井云飞能够躲开政治，如果他仅仅是守法就能够有条不紊地在他的小社会里推行改良，他也许就并不是一个坏人。但他注定做不到，他必须参与权力游戏，在防卫与进攻中与所有政治角逐者一道狼狈为奸、沆瀣一气、为非作歹。

与井云飞的故事不同，玉兰和绍平的经历带来了另一种更为深邃的思考——对于其历史正义性毋庸置疑的事业来说，又该如何警惕、防范、消除由政治片面性而产生的可能导致走向自身反面的偏差？人类理想的崇高和美好最难克服也最需要克服的，是现实社会矛盾的因果关系。理想，本身就是作为现实的超越物而被提出和追求，但是，当它去打破现实时，现实由历史遗存下来的矛盾冲突又会反过来困扰着理想的斗争与实现过程，有的时候，这是一种死结。比如说，就像任何一种伟大的理想一样，共产主义事业归根结底也是以人的解放、人性的完全彻底的实现为归宿的，然而，作为对旧社会非人性现实的批判，它首先必须否定阶级压迫、摧毁剥削制度、埋葬剥削阶级，这个过程当然是正义的，也符合历史理性。问题是，理性的事业在实践当中如何充分保证自己的行为避免滑向非理性，这是一个极大的难题，也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尽善尽美控制的局面。事实上，无论是中国革命还是苏联革命的历史上，在这个问题上，都出现过种种过激和偏颇。

《当青春成为往事》尝试着提出一个重大问询：历史地看，阶级性的概念以及阶级斗争的实践，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但是，它们是否应该同人性对立起来，阶级性是否应该被置于高于人性的位置，甚至成为人性的否定者？这一问询，最后直指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就其本质来说，到底是不是以全人类的福祉、互爱、和谐为终极目标的历史蓝图？

我们看到，玉兰和绍平这两个人物，仅仅因为他们是井云飞的妻、子，就在灵魂、精神上背上沉重的包袱。他们品尝着仇恨，在一种生而有罪的恐惧中永远生存在“异类”的心理阴影下，他们被迫比“革命阶级”付出额外的努力来换取尊重（甚至只是宽容），但到头来，他们其实仍然没有被真正宽容，或者说，那种宽容是极其脆弱的，而仇视、歧视却根深蒂固。绍平这个漂亮、本份、勇敢的青年，在“阶级感情”完全转变的情形下，并且是在一番无愧于任何革命阶级子弟的英雄般经历之后，发现从根本上说自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逃脱阶级眼光的怀疑，而他的母亲玉兰也清楚地意识到了同样的事实，她在阶级性的巨大压力下近乎精神崩溃地开枪杀死了她最挚爱的儿子，因为那种压力甚至造成她这种错觉——只有这样，绍平才能真正从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仇恨中解脱。

陈行之先生称自己这部作品，是“一个关于母亲的故事”。母亲，乃生育、哺养和爱的象征。小说中，“母亲”形象至少在三个层面上展开和显现着：祖国、黄河以及在现实中承受人生苦难并努力去爱的人母们。正是在这里，作者捧出了他寄寓在叙事中的一种最深的情感：现代中国人，应当以无愧于伟大母性、母爱的心情，面对自己的国家和社会；应当怀着与伤害了母亲同样的负罪感，去审视自己的每一个行为；应当禀持着回报母爱的感激与热忱，尽民族的、历史的、人类的职责。他心底的这些呼声，在叙事最后回到当下现实时，有觉悟者都能看得明明白白。吴克勤，那个讲述了这个母亲故事的人，用一生实践了故事所给予他的震撼、感染和启迪。

有人早就说该终结范美忠（江湖上人称“范跑跑”）事件的讨论了，但事情一波三折，冒出一个“郭跳跳”，使故事发生戏剧性逆转，然后又加进官方的新角色，出演一场解聘，引得法学教授何兵上场，相继发表《教育部比范美忠跑得更远》、《孔夫子如何对待范跑跑？》的论说。至此，我也按捺不住再作冯妇的冲动，小放厥词。“范跑跑”事件是一个好话题，对于辩明道德与法律的关系等诸多问题颇有益处。范美忠兄弟不想做这种奉献，也由不得他了。

我看问题比较简单，觉得其中的是非曲直很明白呀！

一、关于本能。范老师闻震而先逃生是可以理解可以原谅的。一方面贪生怕死确是人的本能，另一方面在那种特殊的情境中从容镇静的要求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扪心自问我们有多少人能确信比范老师做得更好？即便你深信自己可以临震不乱，也可能像荆轲刺秦王千挑万选的助手秦舞阳一样，事到临头草鸡了。这是人性的弱点。我看电影电视严刑拷打英雄的场面，就想我很可能会做屈打成招的苏三和窦娥。美国人体谅这一点，对战俘视同战士待遇，也不把屈打成招者视为叛徒。

但请不要拿“本能”开脱自己的责任。第一，“本能”虽是动物性本无所谓善恶，但人是社会性动物，从道德层面又可以将它分别善恶。所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被视为善，“兔死狐悲，物伤其类”，“虎毒不食子”，老母鸡“护雏”、母牛“护犊子”，都被视为善，反之就被斥为“禽兽不如”。范美忠假如为了女儿可以牺牲自己，这类似出于传种本能的“护雏”、“护犊”，而不是何教授讲的勇于杀身成仁的表现。人的本能还有“邪恶”的一面，比如为了求生（今天是为了生财）而卖儿卖女，乃至如史书不乏记载的“易子而食”。

总之，什么是“人性”？人性就是介于神性和兽性之间的，对“本能”的超越。所以你若要承认自己有“人性”，就不要用本能来对抗做人的基本道德和扮演某个特定社会角色的责任。只顾自己和先人后已，并不像范老师说的无所谓对不对，主要是一种“对利害关系的理性考量”。我们做不到舍已为人，但应该对那些勇于牺牲的人有“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敬意。

二，关于权利和责任。范在第一篇博客中写道：（跑到操场上后）这时我注意看，上我课的学生还没有出来，又过了一会儿才见他们陆续来到操场里，我奇怪地问他们：“你们怎么不出来？”学生回答说：“我们一开始没反应过来，只看你一溜烟就跑得没影了，等反应过来我们都吓得躲到桌子下面去了！等剧烈地震平息的时候我们才出来！老师，你怎么不把我们带出来才走啊？”后来他告诉对他感到一定失望的学生说：“我是一个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却不是先人后己勇于牺牲自我的人……”还告诉学生：“我也决不会是勇斗持刀歹徒的人！”

我理解范美忠所说的“我是一个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却不是一个勇于牺牲的人。前者说的是依法维权或者通过言论主张自己的权利，这是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却不想做英雄和烈士，更不想做路见不平就出手的侠客。我常觉得我就是这样一个怯弱的人。也不以为耻。但是，范老师，像那个学生希望的那样，招呼学生们，喊他们跟自己一起跑出教室，并不像做英雄做烈士忍受严刑拷打那么可怕吧？只要不极端自私就该承认那是有责任心的教师可以做到的，这次慌了未做到，下回争取做到，何必把喊一声说得那么严重，岂可自辩得那么义正辞严？

选择了做中小学老师就应该承担起保护学生的起码职责。学校对中小学生有保护责任是有法律依据的，也是社会的基本道德要求，不必多说。其实，在我看来，也不必有相关法律条文，根据“自然法”，如果家长和教师同事不能容忍范对教师伦理的认识和实践，他们也可以施压要求学校解聘他，这是社会自治的一种方式。就像法官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校长如果不认可他的职业伦理，在经历过非常事件后，也有权更换教师（虽然光亚的校长并不这样看，也不想这样做）。

三，关于言论自由。郭跳跳同志在电视辩论的表现我不想多说了，那肯定是违背言论自由原则的。你是去辩论的，既非去决斗，更不是请你去当行刑官，要尊重对方以理服人，是非自有公断。但是，对于因为范的相关文章而要求解聘他的任教职务，却并不违反言论自由的原则。

第一，言论自由是有条件的。且不说“我要炸机或炸商场”这样的恐怖威胁“言论”对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构成当下的危害，是不能容忍的，要受法律制裁；在言论自由被认为程度发达的欧美国家，举凡有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的言论，也是禁忌，挑战者轻则要向全社会道歉，重则丢饭碗。第二，范美忠对自己的先跑行为有耻感，还有可能做一个好老师；若是他坚持自己这样做毫无道德负疚感，还那么理直气壮，这是对“尊师爱生”的社会道德的挑战，也是对中学教师职责的不屑承担，怎么配做一个教师？这根本不是把教师神圣化，要教师做圣人，只是要求尽职责而已。

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讲真话，与“我是流氓我怕谁”式的无耻，岂可混为一谈。何兵教授似乎没有搞清二者的分别。“伪君子”总的来说好过无忌惮的“真小人”，因为他对善良还有敬畏。李敖有文章论述过这个道理，不重复。

四，关于教师资格和法律。光亚学校说是当地教育主管机关要他们解聘范老师。教育部发言人说教育部没有发出解聘的官方指令。事实是，当地教育部门要求解聘范的理由是，他没有取得任教资格。我相信这个理由是成立的。这使何兵教授的呼吁成了无的放矢，解聘要遵守的《行政许可法》和《行政处罚法》完全派不上场，听证程序也谈不上了。范美忠激动地说，要我参加教师资格考试是对我的侮辱！对此，用何祚庥院士的话可以回答：“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了？”如果有人拿蔡元培说事，只要在“中国”前加上“当今”二字即可。还可以说学校管理要“与时俱进”呢。

说了这么多，才沾到正题。现在有多少教师没有资格证书？恐怕很多民办学校的教师都没有。这个先跑事件发生前，当地教育部门审查过范美忠们的教师资格吗？好在光亚学校校长承认范的教师资格，估计给的也不是“代课”教师的薪水，还没有像一些政府执法部门，出了捂不住的引起公愤的丑闻，总是说这是临时聘用人员干的。

现在拿范美忠没有教师资格证来要求校方解聘他，不论是有人搬蔡元培，还是何教授搬孔夫子语录，都解不了围。这就是我们司空见惯的“选择性执法”，找上谁谁就只有自认倒霉。解聘还是轻的，像安徽省阜阳那个“白宫”举报人李某，像辽宁西丰县那个胆敢不买张书记账的商人赵某，如果不冒犯长官，平安无事；现在呢？

“选择性执法“，用吴思的话说，就叫“合法伤害”。看你顺眼，法律可以休眠；看你不顺眼，就要依法发威。法律成了悬剑，这是最可怕的。或曰：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只要自己行得正……。可知还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文章扯远了，但是我就是有这么多联想，没办法；说太多恐怕是白写，就此打住。

6月2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来到人民日报人民网，他对强国论坛网友说：”虽然我平时工作比较忙，不可能每天都上网，但我还是抽时间尽量上网。我特别要讲的是，人民网强国论坛是我经常上网必选的网站之一。””平时我上网，一是想看一看国内外新闻，二是想从网上了解网民朋友们关心些什么问题、有些什么看法，三是希望从网上了解网民朋友们对党和国家工作有些什么意见和建议。””网友们提出的一些建议、意见，我们是非常关注的。我们强调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因此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都需要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通过互联网来了解民情、汇聚民智，也是一个重要的渠道。”

此前的2000年，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接受美国电视牛人迈克。华莱士专访时说：”我希望人们将从网上学习很多有用的事情，但无论如何，网上有时也有不健康的东西，特别是网上的色情内容──对我们的年轻人伤害很大。””我们需要有所选择，我们希望尽可能地限制对中国发展无用的信息。”

通过胡及前任江泽民关于网络的言论，可以看出两个人的思路还是明显不一样的，江显得不很开放。至于胡总，他说经常上网，但不知道他能否看到外网——境外中文网站？

再者，对于中国国内网站的关键词被屏蔽，不知他是否知道？如果要听人民说真话，看真相，就必须开放网禁，撤销关键词限制，否则你看到的信息就是过滤的——你看到的信息，怎么保证是真话而不是谎言假话假相呢？

至于人民网强国论坛及博客，我知道那里的删帖是很厉害的，网友发帖也是经过审查才能够显示的。这点，愿胡总能够看到，并希望人民网能有所改善。

另外，希望胡总能够经常上上境外网站，看看国内的凯迪社区”猫眼看人”论坛，看看天涯论坛，看看新浪、搜狐、网易和21cn新闻网，与人民网、新华网对比一下，信息越开放的地方，真话就越站住脚。

至今距汶川大地震已经一个月有余。由于在地震刚刚发生之时，就有英国某媒体与国内写手大赞中国当局已经“找到新的危机处理方式”，令世人刮目相看。所以我也一直在努力寻找新“嬗变”的蛛丝马迹，盼着从中发现“中华民族的新希望”所在。

中国当局获赞扬的依据就是这次救灾反应“迅速”，媒体“如实”报导了灾情。在这家权威媒体的影响下，海外居然认为中国媒体“自由”过一段时间。但我知道、国内媒体人当然更知道中国的媒体从未“自由”过。灾情之严重确实被报导，但这并不标识媒体“自由”了，而是标识中国当局的“政治智慧”与时俱进。当年毛泽东要隐瞒饿死人的真相，缘于大饥荒是他与其政治随从酿出的人祸；而汶川大地震是天灾，所以可以如实报导，越惨烈越易获得国际援助，越能显得中国当局救灾之艰难与爱民重民亲民之意。

其实，只要在中国媒体有过采编经历的人，都知道目前这一灾情报导模式并无创新，还是“反戏正唱”的老套路，只报导政府在救灾第一线的重要作用，国家领导人如何亲临救灾前线关心灾民，在救灾中涌现的各种好人好事，民众如何及时得到了救助，因而对党感激零涕，……等等。这类报导的曲终篇往往是：由于党与政府的英明与大力救灾，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爱党热情，因而更紧密地团结在党与政府的周围。

这一模式首创于1954年，那一年长江发生了百年罕见的全流域性特大洪水，损失惨重。如果报导灾情，痛恨“负面报导”的毛泽东肯定龙颜大怒；不报导，等于将媒体说谎公之于天下。所以中宣部与《人民日报》苦思冥想了“反戏正唱”这一高招，将自然灾害变成了人民拥戴毛泽东与共产党的欢庆仪式。此后中国媒体一直沿用这一模式，只是根据不同情况添加点新佐料而已。而众多外媒直到外国记者在灾区采访遭遇到各种人身限制与禁止采访后，才算明白了中国媒体原来并未获得“自由”。

每逢危机发生，寻找几只“替罪羊”几乎是中国官方的惯伎。比如三年大饥荒的发生，是因自然灾害加上苏联逼债；“文革”是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阴谋。这次也不例外，只是没法将地震说成是某反华势力的阴谋策划，于是改用另一种方式：一是不断向国内民众抛出国际社会的反华势力，如 2008年5月20日新华网发布“衡量人性善恶的尺度”，指名道姓地为一些人罗列了“幸灾乐祸”的莫须有之罪；接着又由新华社旗下的《环球时报》出面发布一个“侮蔑中国地震的黑名单”，依次为美国电影演员莎朗·斯通、德国《明镜》周刊、法国《解放报》驻北京女记者Pascale Nivelle、英国《卫报》、韩国线民留言、贝塔斯曼旗下的《明星》周刊。其实，榜上除了韩国线民留言之外，其余的报导并非《环球时报》指控的那样幸灾乐祸。5月14日德国《明镜》周刊刊登的评论文章，只不过说了“中国官方媒体充分利用了这次地震，用习以为常的政治口号把人民团结在党的周围”等语，因此上了黑名单。

国内找“反华势力”有点不伦不类，于是用道德贬斥的方式设置几个靶子，先是各种捐款排行榜问世，让一些线民为捐款者的吝啬义愤填膺；然后再有一个不太世故的范美忠自投罗网般地说了番真实想法，于是不仅范被教育部解除其从教资格，还连带范信奉的“自由主义”也被人“打兔子带搂草”地狠狠抹了一把黑，一些网文大肆赞扬专制中国的救灾远比自由主义的民主国家更无私更有效率。

在内有灾害、外有“反华势力幸灾乐祸”的苦难煎逼之下，媒体与网路上的爱国主义似乎又高涨起来（网上帖子是否多为“五毛”所写则无从知其详）。这场“爱国主义国家游戏”如果到此曲终奏雅，倒也算得上“圆满成功”。可惜余秋雨仰承上意“含泪劝告灾民”不要给“反华势力”制造口实，王兆山不甘其后地发表了两首“青词”，代替近10万死者发出“纵做鬼，也幸福”的感慨，这一下将民众憋在心里的怨气全给引发出来，于是这两个本来就是千夫所指的丑类终于也当了一回当局的“替罪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