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汶川地震一个多月后，一股复辟的浪潮正在袭击中国。 北京从赈灾期间的相对宽松的政策开始倒退，遇难者家属、新闻界、独立知识人、异议人士、宗教界……各方都感受到了政策逆转的压力。对各级中共官员来说，复辟是轻车熟路，得心应手：“封锁倒塌学校，驱赶外国记者，抓捕异议人士。”一切陈规恶法，渐渐重现于江湖。 大震之后，国人本来看到了当局的些许阳光和人性：温家宝三进三出，涕泪交流；北京对中外媒体报道的松动；民间救援团体和国外救灾队伍获准抵达灾区，全国哀悼三日，为遇难者降半旗致哀…..。国内外政界、学界、商界…..各方人士，对上述政策松动均给予鼓励，并抱有对政策持续的期待。 然而，运行了一个甲子的镇压机器，毕竟，念经吃素实在是太难为它了。一有机会，绞肉机的本能就会浮出水面。 最近以来，我们看到一系列的逆转性案例： 南方报系受压事件 ——中宣部近来警告引人注目的南方日报报系，要求暂停有关编辑的工作，南都报刊登专栏作家评论文章的”个论”版也被暂停。南方报系一些记者从六月十日左右开始在官方压力下从四川灾区撤回广州本部。南方日报及南方都市报已开始恢复使用新华社的地震通稿。不久，四川宣传部门又意外同意南方周末记者前来采访，但四川官方提出必须提前”审稿”的要求。在压力下，南方报业最近加大了对南方都市报评论版的监管，防范所谓”危险有害言论”出炉。 曾宏玲事件——原居地震灾区的曾宏玲女士写了地震观感的《怎么没预报呢？地震亲历记》等三篇文章，后来被友人转来本网站（《观察》）以杉杉的笔名发表。随后，曾女士即被警察羁押，并被警方带走写作所用的电脑及其它物品。 黄琦事件——「六四天网」网站创办者黄琦先生于六月十日被不明身分人士强行塞进汽车带走，后证实被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分局刑事拘留。无疆界记者组织说，黄琦是因为在网路上发表文章批评中国政府在汶川大地震后的表现，而被警方或国安局拘捕。十日当天，他还在自己网站上发文抗议曾宏玲被抓，不想晚上自己也身陷罗网。官方给他派发的最新罪名据说是“涉嫌非法持有国家机密罪”。区区平民，何能持有“国家机密”？这已是黄琦先生的第二次入狱了。 中央电视台网站报道香港维园烛光晚会遭清算事件——六月五日，CCTV网站注销香港维园（6.4）烛光晚会图文，是为罕见的第一次。报道称有关活动为悼念四川地震遇难者，但文字说明提及“向烈士纪念碑献花”等，并说“参与烛光晚会超过4万8000人，占据了整整5个足球场。” 四日之后，突起波澜，央视报导该纪念图文的发布者被停职。据称，事件在中国大陆掀起轩然大波，央视高层高度紧张，员工三缄其口，有关方面已在央视内部进行彻查，云云。 “中国泛蓝联盟”成员被捕事件——“中国泛蓝联盟”重庆地区主要成员张起及谢福林二人，五月因组织捐款为四川赈灾而先后被捕。在北京近期营造的“国共合作”的氛围中，该镇压事件传递出某种诡异和虚伪的信号。 张明选牧师被绑架事件——六月十八日，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联合会会长张明选牧师和他的翻译在前去会见一欧盟领导人的途中被北京警方绑架，现已经证实被关押在北京海淀公安分局双榆树派出所。 ……………. 黑云压城。阴森森地，一张巨大的传统的压制罗网，再次扑向中国大地。 北京以为，地震危机已经逐渐缓解。现在只要重袭故技，再施辣手，杀鸡儆猴，泰山压顶，再加上几篇王兆山、余秋雨之类的谄媚诗文，那么，满目疮痍、尸骨遍野的大地就会“一片和谐”了，学校的“豆腐渣杀人工程”也没有人再敢提及了，从此，鸦雀无声，盛世再现，奥运照样辉煌。至于申奥时的人权承诺，反正主办权已到手了，管他娘。不是斯大林曾有话吗，胜利者是有免于被批评的豁免权的。 很可惜，北京是在做一厢情愿的“南柯一梦”。君不见，当年汉城奥运前夕，全斗焕军政权也想重施1980年光州镇压故技，剿灭如火如荼的民众要求宪政的游行示威。但时间不对了。国内民气之高、民怨之深，加上国际主流社会的支持，军政权已无力贯彻自己的政治意志了，几番考虑之下，最后终于被动地顺应了历史的要求。 奉劝主政者，绝不要低估四川遇难儿童的家长坚持要求问责、讨还正义的决心与意志。大灾难之后，今日之中国，今日之四川，已不复是地震之前了。如果政府无视遇难儿童家长合理要求，强行弹压，必将酿成民变。 四川，虽地处西南一隅，然近代以来，常常得天下风气之先。众所周知，中国千年帝制之覆灭，首起于四川保路运动，结果于武昌辛亥枪声。 而在辛亥10月10日武昌起义之前的9月25日，四川的同盟会就领导了荣县独立，建立了清末第一个县级独立政权。 老话说，“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 其实，应当是，“天下未动蜀先动，天下已顺蜀后顺。”四川民风素来强悍，我们从撰写讨清檄文《革命军》的先驱邹容和五四时的风云人物吴虞以及在毛手下三起三落的邓小平，都可略窥端倪。更何况，如今大地翻覆，数万人遭丧亲之痛，几百万人被迫离乡背井举家迁移，必将使无畏之气愈加弥漫。 北京当局必须懂得最基本的“政治自反律”：倘若，你与你的国民为敌，国民就将与你为敌。你与世界主流为敌，世界主流就将与你为敌。 因此，善待自己的国民，尊重他们的权利，这既是国内的和谐之道，也是身处国际社会的和谐之道。倘如此，北京主事者的长远生存之道是：因势利导，顺水推舟，把在地震期间的一些松动政策，持续下去，再往前行，并凝结在法律和制度上，从而融入国际主流社会。这是中共可能走上类似国民党演变之途的唯一通道。 但是，倘北京当局不此之图，对民气之走向，对民怨之沸腾，视而不见，坚持打压，对国际社会的批评和规劝，视为别有用心，置之不理，坚持一条道走到黑，那末，当全斗焕、齐奥塞斯库、米洛塞维奇式的命运骤然降临到你们面前之时，切勿谓言之不预也。

中国的传记作家喜欢描摹传主的不幸，以为传主越不幸，他们的人格就越伟大。最终给人一个印象：这些传主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不是靠他们自身的才华和努力，而是靠苦难本身的孕育。但这无法解释像歌德、泰戈尔这样命途顺遂的天才； 反而，有可能推出一系列荒谬的结论：如果说苦难是对一个人有帮助的话，那么楚怀王就成了推动中国文学事业发展的功臣，因为如果没有他的迫害和放逐，就没有屈原的《离骚》和《九章》；汉武帝就成了支持史学研究的好领导，他虽然没有给司马迁拨经费，但如果不是他阉割了司马迁的话，司马迁可能就写不出《史记》；皇权专制就是好，要是没有政治的黑暗和腐败，李白、苏轼、关汉卿就不会留下那么多牢骚满腹的诗篇；甚至奴隶制也不坏，要是没有秦始皇的皮鞭，奴隶们哪会心甘情愿地修长城、筑皇陵？……而且，为了让这些才子俊逸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最好让楚怀王、汉武帝、始皇爷爷做得更糟糕些——正如一部汽车，动力越大，牵引力就会越大——作为读者，我们自然就会收获的越多。然而，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要求别人牺牲他的利益甚至生命，来满足自己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精神需要，哪怕被要求者是古人或外国人。

在游览长城、兵马俑、故宫、颐和园等名胜古迹时，我们常常听到一句陈陈相因的话：“这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但解说员甚至是学者们没有告诉我们的是，“这些古代劳动人民”是不是愿意发挥他们的智慧？这些“结晶”又是怎样形成的？是由血、汗、水还是葡萄糖析出来的？在我看来，任何一门艺术如果不能体现人类的尊严和价值，甚至完工之日就是创造者的生命终结之日，那么，这门艺术之所以留存下来，就是因为后人要研究祖先的耻辱。长城也许雄伟壮丽，兵马俑也许奇巧无比，故宫和颐和园也许幽深似海，但作为人类罪恶的象征，我们应该首先记住，这些用白骨奠基，充斥着脓血和眼泪的所谓“艺术”只是因为时间的久远，使我们拉开了距离“审美”。充其量是坏事里面衍生出的好事，不值得赞美。就像强奸使一个寡妇怀孕，使她晚年的生活有了依靠，但不能因此赞美强奸；流氓将一个少年的腿打断，使他没有资格报名服役，从而避免了“为国捐躯”，但不能因此颂扬“打断腿”；一恶棍无端将一男子阉割，使他没有机会犯生活作风问题，但不能因此炫耀说：“还是阉割好哩！”……

一切没有选择的行为，在道德上都是没有价值的。你表扬一个太监守贞操，就像在我们的时代你表扬一个下岗工人勤俭节约，农民衣着朴素一样没有意义。只有当我们可以依照自己的良心选择并对自己的选择负责时，我们的“牺牲”才是有价值的。也就是说，善恶在个人不能负责的范围内是没有意义的。一件我们完全不能把握的事件，在道德上就既没有机会获得好评，也没有机会招致恶损。在皮鞭和棍棒下被动地从事一件他完全不得已的工作，和顶住舆论的压力，毁家纾难，成就一项他认为有价值的事业，这二者是有天壤之别的。如果不问选择和被迫的区分，一味赞叹受难者的勤劳勇敢，即使他们的工作真对后人有意义，也显得全无心肝。

由于和意识形态“捆绑销售”的时间太长，中国的文人学士喜欢把一切问题都“泛道德化”。一座偌大的城市十里不见厕所，市民忍耻到墙角排泄，论者归结为“素质低”，而全然不管市政当局的不作为；一个乡村教师三十年如一日，省吃节用，自费买砖，亲自手提肩背，将一座学校背上山，媒体高度赞扬“刘老汉”的“主人翁精神”，而只字不提教育部门的失职对一个老人的身心摧残；一个云南乡村的女邮电员工资不够坐车，步行穿山，独自往返数百公里，好多地方要靠溜索穿越，记者采访完毕，只是一个劲地称赞她的任劳任怨……这种冷血文化培养出的冷血道德鲁迅称之为“瞒和骗”。“瞒和骗”的要诀在于，闭上眼睛，绕开真实人生，把一切需要改良的现实问题转化成一个无私奉献的道德自律问题，然后用形而上的空洞抒情代替形而下的技术改进。苦难和苦难的制造者就这样一起消失。“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每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鲁迅《论睁了眼看》）看来这种“乾坤大转移”的法术自古有之，于今为烈。

那么，谁是这种牺牲道德的最后受益者？当一些人无论是心甘情愿还是受人哄骗地出售了他们的体能和智力时，谁是这种廉价产品的真正买方？从中国农民的身上我看到了这种道德加减的最后得数。中国农民几千年来忍受着非人的苛待，兵来如篦，官来如剃，换来的只是一句“吃苦耐劳”的道德美誉，而几千年来他们的善良、隐忍是不是提高了执政者的道德水平呢？是不是使得治人者有些许的良心发现而减轻压迫呢？或者干脆反过来说，是不是在更大程度上出现了相反的变化呢？德蕾莎修女自述，她在印度贫民窟里帮助的人，从来不上教堂，因为衣衫褴楼；不会哭泣，因为没有眼泪；从来不祈祷，因为没有用；甚至不会请求，因为没有人会理他们。中国农民从来不请求，是因为上帝听不见；经常笑逐颜开，是因为不用担心有人会罚他不当农民；不害怕死亡，是因为到地狱也不过就是在水深火热中服苦役。

北京奥运闭幕的次日，2008年8月25日，如果没有额外的“开恩”，四川籍良心犯刘贤斌将在狱中迎来他的40岁生日，按照奥运开幕倒计时的算法，现在离他的40岁生日不过一百天时间了，与他漫长的十三年刑期相比，一百天只是一个很短的时间，但我仍希望在这一百天时间里，会有意外的惊喜出现——相信他所有的亲人和朋友都会和我一样，希望中国政府在奥运前释放刘贤斌，让他在家中度过自己的40岁生日。

40岁，这是一个人步入中年的标志性年龄。民间有“人过四十天过午”的说法。虽然在我的记忆中刘贤斌仍是十年前的样子，那时候，还有警察习惯性地称呼我们为“大学生”，现在却不得不承认，我们都已经老了。

当我将刘贤斌与四十岁这两个概念放到一起的时候，愤怒和伤感的情绪迅速笼罩了整个世界。对我而言，刘贤斌这三个字几乎就是六四的另一种写法，他承受了六四加诸八九学子的所有磨难。甚至可以说，刘贤斌是没有青春时光的，他的生命从大学生活一步跨入了中年。

六四屠杀发生的时候，我19岁，刘贤斌20出头、21岁不到。我们都不是八九民运的风云人物。在素以保守著称的山东，我因为参与学潮而受处分；而在“动乱分子”云集的中国人民大学，1989年的刘贤斌并未遭受特别的惩处。由于意识到八九民运很可能以失败而告终，刘贤斌清醒而自觉地“隐藏”了下来。从思想意义上说，六四是我们一生的开始，也成了我们一生最沉重的命题，这样的“隐藏”自然不是为了逃避。当然，如果他能够“隐藏”更长一点时间，到1991年夏天他就可以拿到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的毕业证，但出于对六四屠杀的强烈愤慨，他参与了纪念六四屠杀两周年的筹备活动，为此，1991年4月15日，北京警方逮捕了即将毕业的刘贤斌，随后，他被判处两年零六个月的有期徒刑。这一判决同时也使他失去了学籍，就个人命运而言，这是一个无可挽回的损失。

1994年，离开监狱的刘贤斌成为一个无业游民。那时候，我在北京，失学和无业的共同命运使我们走到一起，我们甚至选择了一个相同的地方居住，原因是那里的房租便宜，而又比较接近高校区。零距离的接触使我们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使我们成为相互扶持的兄弟。当时，贫困和无所适从是我们对生活的基本感受，也成了我们“继续革命”的直接动力。我不想过分强调个人遭遇与政治抗争的关联，但来自权力的不公平迫害显然强化了我们对那个政权非正义性的认知。

当然，“革命”是没有报酬的，我们必须把个人消费压缩到最低，然后东游西荡地从事一些自认为有价值的“革命”活动。这样的活动，即使在一个民主社会中也未必会得到人们的理解——对那些连个人生存都难以为继的流浪汉，最好的忠告应该是去找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但对我们这样的八九学子来说，学潮以及六四屠杀的震撼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强烈到令人忽略生存的地步。而且，与走上社会的成年人不同，八九民运兴起的时候，我们只是毫无社会经验的学生，除了读书、考试、拿一个令人羡慕的好分数，我们不知道生活是什么样子，来自中共党史的教育则告诉我们，只要是正义的事业，便一定要坚持下去，“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式的口号背后，显然隐含着一种直线性的思维，于是，来自中共党史的教育作用便直接转化为“革命到底”的民主理想，却忽略了世俗社会中人的最基本需求。

我和刘贤斌都出身社会底层。到了1995年底，艰难的生活状况已使我无法将“革命”进行下去了，他的家庭情况略好一些，而他的性格比我更是纯真透明得多，所以他还在坚持。脱离“革命”队伍的我逐渐懂得了一些生存的技巧，对于传统民运的道路也有了一些不同的认识。那时候，我在山东，他在四川，虽有联系，但直接沟通却少了。再次的彻夜长谈是在几年之后，当时正处在1998年组党的高潮期，他对组党前景显得很乐观，我对此持有保留意见，但由于脱离“革命”日久，我缺乏足够的信息和证据来说服他，更重要的是，自六四那一天起，我们都把自己视为未来必将成立的某反对党的忠诚党员，对组党前景的怀疑会被自己认为是对“革命”的背叛，所以我并未努力地去阻止他。

那一年，他30岁，我28岁，除了“革命”之外，生活对于我们已经有了更多的内容，我对他谈了生计的窘困与压力，他对我谈了奔波“革命”之余的苦恼。那天他第一次对我流露了想出国读书的念头。从根本上来说，他是个书生，仍想走一条学者之路。后来从朋友处得知他有过逃出国境的机会，最终还是放弃了。我想，在他的身上，个人发展和社会责任两者是有冲突的，最终他选择了承担。而这正是我所了解的刘贤斌，一个为了正义信念而不懂得对个人风险说不的人。

但对他的判决之重，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13年，自31岁到44岁，对一个良心犯来说，这不是判决，是对他生命的虐杀。不要忘记，自23岁起，他已经两次进出高墙，几乎没有享受过正常的生活。

我不是算命先生，无法预料有限时间内中国政治的走向，但我相信，中国历史无法逾越六四，而对六四的关注绝不可忽略刘贤斌这样的牺牲者。在大浪淘沙的历史演进中，20岁的刘贤斌因为八九、因为六四而确立了自己对于民主、自由的信念，象一个守贞的少女那样，把中国的民主之梦视为了个人的最高追求。走上这条路的时候，他甚至还没有形成真正的思想能力，他就象一株植物的幼苗，刚刚开始成长便被扼杀了。

9年已经过去，刘贤斌仍在四川大竹的监狱中度过一天又一天。中国的勃列日涅夫时代之长，已枯萎了我对良心犯们迎着鲜花和掌声出狱的想象，给刘贤斌的明信片，我只是这样写：“服从改造，早日出狱。”早一点出来吧，兄弟，这是我唯一的愿望。9年中，刘贤斌的母亲病逝了，他没能见母亲最后一面；9年中，2岁的女儿已长到了11岁，他未能尽一个父亲的养育之责；9年中，美丽而贤惠的陈明先孤身支撑着家庭的重担，书写着当代中国最美也最沉重的爱情神话。

刘贤斌活跃并被捕于互联网时代之前，他的性格和才华并不广为人知。不久前在香港参加世界新闻日的艺墟活动，在独立中文笔会的展台前，我看到刘贤斌的照片和简介一如他的个人风格，低调地张贴于一个不太起眼的地方。我想给它换一个位置，可面对那么多因言获罪的囚犯照片，我克制住了自己的冲动，一切为追求言论自由权利而入狱的中国公民都是我的兄弟。无论国内国外，人们都缺乏对刘贤斌足够的了解和关注。由于视其为挚友兄弟，我不想给他过多的溢美之辞，但他的人品、才华，在熟知他的人当中都是无可争议的，有朋友不久前还在这样评价他：“刘贤斌是一个几乎没有缺点的人。”

我只能说：将这样一个人继续关押在监狱中的政权必是不义的政权！奥运越来越近，刘贤斌的四十岁生日也越来越近，奥运能带给四十岁的刘贤斌好运吗？种种迹象显示，我没有乐观的理由。但我有权呼吁和期待。

刘贤斌是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的，其主要罪行是在网上发表异见文章、发起签名信，组织中国民主党四川筹委会。如今，异见文章和签名信早已成为互联网世界的常态，至于中国民主党四川筹委会，则只是处在申请状态，并未形成组织，以此为名判处一个人十三年刑期，实在过于牵强，也过于严厉。

刘贤斌的思想异议主要是因为六四屠杀造成的，那是全民族的悲剧，后果主要不应由刘贤斌这样八九学子承担。而从基本人情来讲，刘贤斌因为纪念六四而成为无业游民，其生存权已遭受剥夺，再因牵强附会的“颠覆政权罪”对他判以重刑，只能是政权自身的耻辱，一个连吃饭都成问题的底层小民，有什么能力颠覆政权？！

这是没必要讲的道理。之所以还要讲，是因为有对奥运的期待。无论是奥运申办时的改善人权承诺，还是中国传统中喜事喜办的历史，都使我不可避免地对刘贤斌在2008年出狱抱有幻想。一年前，我一厢情愿地认为，奥运前中国政府总会释放一些政治犯，即使在胡佳被捕后我仍然坚持这样的观点，如今，离奥运开幕只剩不到90天时间，却毫无这种迹象，我开始对自己的判断产生了怀疑。有人说中国至今仍是封建主义社会，但即使在漫长封建社会，大庆之际，朝廷也是要大赦天下的。既然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官人们的欢笑便不应由受迫害者及其家人的哭声来伴奏。

奥运是眼下铺天盖地的舆论主题，但请不要忘记，只要刘贤斌这样的良心犯继续关押在监狱中，这样的奥运便不能证明社会的进步与和谐。作为一个因六四而失去正常生活的八九学子，刘贤斌会让我们想起太多太多。据说在古希腊时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办会使敌对邦国放下争执，暂时休战，那么，在奥运即将到来的时候，中国政府为什么不能拿出一点诚意和勇气，彻底清理政治冤狱，还刘贤斌以及相似遭遇的良心犯以自由呢？

在即将到来的奥运面前，这是我唯一的梦想。

海峡两岸会谈，在中断9年后，于2008年6月11日终于打破坚冰，重新开启，这当然值得肯定和欢迎。对这种官方授权下的民间会谈，两岸民众普遍寄予厚望，因为其就是实质上的官方会谈。大陆的海峡关系协会新任会长，就是国台办主任匆匆“官转民”改任的，而台湾的海峡基金会则直接得到了台湾政府部门授权。但这种穿着民间外衣的官方会谈，是否能像民众普遍期待的那样，作为海峡两岸从此化干戈为玉帛的标志，甚至为最终走向统一开创一个起点？我想给民众的过高期待泼点凉水，使发热的头脑保持一丝清醒。

一、会谈两度中断，责任到底在谁？

按照大陆官方的说法，责任在“大搞台独”的李登辉和“坚持台独”的民进党。只能把官方媒体作为唯一信息来源的大陆民众，受其误导，也普遍接受这种观点。1993年4月27日两岸在新加坡首次会谈，其前提是所谓“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正当民众普遍期待会谈继续进行，并不断提升议题时，1995年，因台湾在任总统李登辉以私人身份访问美国，成功突破大陆对台湾的外交封锁，大陆方面觉得很没面子，拒绝继续会谈，导致会谈首次中断。宣布中断会谈的，是大陆一方。其根源不是李去了一趟美国，而是大陆的小器、思维僵化和惟我独尊。别说李以私人身份访美，就是以官方身份、甚至以总统身份访美又如何？在我看来，大陆不但不该反对李访问美国，还应该积极支持、帮助李访问美国。这才是善意、大度，这才是两岸统一的希望。大陆反对李访问美国，把这作为拒绝会谈的理由，暴露了自己把台湾作为一个叛乱的省，作为一个压制对象的恶劣心态，不能以平等、宽容的心态对待台湾。仅仅因为自己气量的狭小而宣布中断会谈，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

此后经历了让全世界惊心动魄的飞弹试射、李登辉再次当选台湾总统、台商投资大陆持续升温等事件，两岸形势演变加剧。在台湾方面的努力下，1997年两会在上海礼节性会晤，勉强算是恢复了会谈。在大陆海峡关系协会计划回访台湾之际，1999年7月因李登辉提出“两国论”，大陆方面再次宣布取消访问计划，使两岸会谈中断至今。所谓“两国论”，是指李登辉认为，海峡两岸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在我看来，李的“两国论”富有远见卓识，给海峡两岸的尴尬关系找到了最准确的定位和文字表述，可以帮助两岸面对现实，理清思路，摆脱困境，以这样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来会谈，并以此作为未来走向统一的起点。但大陆一方不肯正视现实，反而勃然大怒，宣布中断会谈，使两岸长期僵持，正是大陆对台湾的这种敌意态度，某种程度上促使台湾民众在2000年选择民进党上台执政，使主张与大陆会谈的国民党被迫沦为在野党。大陆恼怒的不是李登辉的“两国论”，而是两岸分裂分治的事实真相。李何罪之有？大陆方面以此为借口，长期拒绝与台湾会谈，使两岸裂痕加深，这难道是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吗？
正视前段时间两岸会谈两度中断的根源，分清责任，看清会谈双方的想法，才可能对本次重开的会谈做出客观的预期。

二、两岸各自表述，会谈能走多远？

客人来到了北京，想法也带到北京，但客人带来的是北京所期待的吗？主人盛情接待来客，行礼如仪，但主人拿给客人的，又是客人想要的吗？以我之见，把关注的焦点放在本次会谈可能取得的成就上，不如把观察点放在双方的根本分歧上。

来客有自知之明，战战兢兢，视独统议题为雷区，不敢把独统议题放到桌面上，更不敢直接把两岸如何消除制度差异这个根本问题点破。台湾来客从口袋掏出来的，只是两岸事务性的问题，如贸易、通航、旅游、汇兑等，其在短期追求经济利益，希望借大陆市场之利，在长期也只限于争取两岸和平，避免大陆的飞弹威胁。而接待的一方，则趁机渲染自己的大度、热情与好客，用表面上的热情礼仪，显示自己中央政府之威仪，玩弄“赵王为秦王奏乐”的把戏，营造在将来以“中央政府收服地方政府”的模式实现统一的气氛，同时也忍痛用一定程度上违反市场经济规律的单方优惠经贸，拉拢来客，企图搭售“一国两制”。一方看到用民主自由的方式实现统一很渺茫，只好专心于眼前捞点经济利益，一方拒绝以民主自由的方式统一，想借眼前的经贸来搭售“一国两制”，这就是双方的根本分歧，就是被双方十分默契的、故意“遗忘”的分歧。

可以大胆的预言，在民事问题上，双方的本次会谈一定会取得积极进展和成果，但在涉及两岸的实质问题上，双方目前决不会缩小距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大陆不会放弃“一国两制”而选用民主自由的标准，使两岸关系取得实质突破，台湾也不会轻易放弃用民主自由的标准统一大陆，转而接受大陆的“一国两制”。如此以来，两岸的分歧长期存在下去，就成为两岸民众不得不接受的事实。
但两岸毕竟坐下来了，能坐下来谈，这本身就是好事。但愿大陆一方能尽快放弃僵化思维，面对现实，超越一党执政的野心，以民众利益为上，早日推动统一。即便一时还难以回应民众的期待，至少在两会复谈之后，再不要像过去那样玩弄中央政府的霸权手腕，动辄宣布中断会谈，成为历史罪人。

三、大陆放下霸气，台湾走出自卑

两岸会谈如果要真正在平等的气氛和条件下进行，大陆必须首先抛弃“我是中央政府”的霸气和傲慢，把台湾当作平等的合作伙伴。热情掩饰下的傲慢仍然是傲慢，对方可以忍受一时，决不会忍受永远，在礼仪上可以委屈，在涉及台湾民众根本利益的问题上，任何谈判者也不会委屈。大陆目前的霸气和傲慢完全是虚妄的，也是一种夜郎式的自我感觉，纯属自我欺骗，于实际问题的解决毫无价值，对两岸的交往和会谈更是有害无益。我相信，大陆一方一天不抛弃这种虚妄的霸气和傲慢，两岸的会谈在实质问题上就一天不会取得进展。

对台湾一方来说，当面对大陆的傲慢时，应该走出心理上的自卑。当两岸坐在谈判桌的两边时，虽然一大一小，实力悬殊，但台湾应该清楚自己的优势所在。要知道台湾的民主进步，让身处专制下的大陆民众，不知流了多少口水，要知道台湾的多党选举，让隔岸观火的大陆民众多么眼馋手痒！这就是台湾的优势。我在评论台湾“3.22大选”时，曾指出台湾民主是大陆的和平转型的酵母。酵母和面团相比，虽然一大一小，但一点酵母就可以发起整个面团。民主制度在台湾的成功，已经使任何拒绝在中国落实民主制度的借口都当场破产。台湾应该清楚自己的优势所在，在会谈中必须以诚恳坦率的态度，当面向大陆指出，两岸的根本分歧在于制度之争，对这个实质问题避而不谈，不管使用多么华丽的辞藻来掩饰，不管两岸的经贸问题多么热闹，这个问题最终也是回避不了的。更应该对大陆的制度提出批评，让其明白如果继续顽固坚持所谓“一国两制”，只能加深两岸的分歧。如果抛弃落后野蛮的专制制度，则两岸实现统一之期就不会遥远。要知道，台湾作为谈判的一方，在面对大陆统一的强烈渴望时，把民主问题不失时机的提出来，其作用是无可替代的。

大陆有大陆的优势，其优势在以大压小，台湾也有台湾的优势，其优势在以优对劣。我真诚希望两岸负责谈判的人，不要仅满足于各自表述，而要各展所长，珍惜历史给予的机遇，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勇敢面对两岸的问题，则两岸民众幸甚。

 2008-6-12

5.12四川大地震震动了全世界，中外媒体争先恐后地派记者奔赴灾区，报道真相。但其中一个明显不同的现象是，中国记者干的多是面子活，而境外记者干的却是实力活。

同样是灾区报道，中国媒体依然“守土有责”，不敢随意越雷池半步。中国媒体记者只有在地震发生的前七天内不顾中宣部“不得擅自前往灾区采访”的禁令，如实报道了灾情，如实报道了救援，可一旦发现地震不但是天灾，还惹出了人祸，如震区为什么倒了那么多校舍，死了那么多学童，建筑质量“豆腐渣”，短暂的开放透明报道嘎然而止，中宣部急令媒体“收紧”，镜头和笔墨只能盯紧救援人员如何用五十个小时救出一名灾民，政府如何不遗余力地“急灾民之所急”，供应帐篷和饮用水，媒体报道基本上都是围着领导转，报喜不报忧，不再反思地震引发的人祸了。

同样是记者，境外记者不仅勇敢地深入灾区，而且如实并负责地报道了真实的一切。而中国记者，无一不是头顶着一个无线接受信息的“宣传部情报系统”，宣传部说要大力报道胡温等领导人在灾区慰问，于是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在内的主流媒体就不厌其烦地报道，天天高呼什么“英雄的中华民族是不可战胜的”、“任何困难都难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胡锦涛语），根本就不顾观众、读者的感受，事实上到底救出了多少灾民，多少被压倒在废墟下的灾民支撑到灾后72小时黄金救援时间之后还等不到救援，一个又一个地惨死，记者敢冒着丢工作的风险而说真话吗？记者是党的喉舌，他在这个关键时刻如何规避“党的监管”？

中国媒体的记者可以在灾区“做驴做马”，一味奉献，却没有什么好的效果，读者还是不爱看。人民日报格式化的空泛语言早已“自绝与人民”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6月5日发在人民日报人民论坛上的文章，只字不提反思，却说“人类自古以来就是在同自然灾害斗争中学会生存”，“灾难也是大学校。正如列宁所说过的：特殊情况下一天的学习胜过你平时几年、几十年”，可共产党统治中国59年，无数天灾人祸，人祸惨于天灾，他作为新闻主管部门负责人，却没有安排媒体从中反思过什么，这样的新闻制度如何能够保障记者的报道自由呢？媒体都由党管理着，即使记者说真话、报道真相，媒体也不给予发表，谁的责任？这是自上而下中共特有的信息垄断制度所决定的。

至于境外记者，之所以能在灾区冲锋在前、报道自由，一是他们及其媒体不归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管，二是有奥运会其间境外记者在中国采访自由的特别法律保护，三是中共也需要利用境外媒体报道改善国际形象，四是国人多数不懂英文，也几乎看不到境外媒体报道的真相，中共有关防范有害信息的网络过滤系统大有用武之地。所以，中外记者同样是在灾区“做驴做马”，却有着不同的结果：中国媒体围着领导转，境外媒体围着灾民转；中国记者不敢漏掉领导亲临灾区的新闻，境外记者不想漏掉灾民自救的新闻；中国媒体抓住几个英模典型大树特树，境外媒体抓住小人物的喜怒哀乐天天报道；中国记者回避真相和人祸反思，境外记者天天都在捕捉真相和人祸；中国记者以宣传为主天天发挥可悲的“驴马精神”却驴马不如，境外记者却天天发挥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坚守“新闻自由第一”……

在当下的中国，各个省的作家协会究竟有多少主席、副主席，加在一起估计是个比较惊人的数字。既是一个比较庞大的人群，要在公众中露一把脸，给公众留下一点记忆，就很不容易了。然而，现在，几乎所有中国人都知道了山东省的一位作协副主席。

这位副主席，也许是平素创作浸淫于魔幻现实主义中，动辄出入于人鬼之间，这次又难免积习难改，禁不住要在山东某报上为震灾中的死难者立言了。据其自述，他听到了废墟中的“鬼”的心声，不是哀叹，更不是抱怨和控诉，而是喃喃自语：即使是做“鬼”，也很幸福啊。当然，到底是文人，到底是作协的副主席，他使用的，是中国传统文人最喜欢使用的一种优雅的体裁：词。在其如椽巨笔之下，即使是“鬼”的自语，也是高度艺术化的六个字，“纵做鬼，也幸福”。

我看到了部分网友对这位副主席的批评，认为他是在强奸民意。对这种批评，我部分赞同，同时也持部分保留意见。“强奸”是一定的，如果把“强奸”定义为“违背客体意志”的话，但这里肯定不是“民意”，受到强奸的明明是“鬼意”嘛。在民权扩张的今天，强奸民意，而不受一点谴责和追究很难，可是，强奸鬼意，由于幽明两途，除了极少数自称能与鬼对话的人之外，多数时候，“鬼”的意志是难以清晰显示出来的。因此强奸“鬼”意，从策略上讲相对高明多了。

我说这位副主席强奸“鬼”意，事实上有陷入纠缠不清的危险。明摆着有一条最有力的反驳意见：你有什么根据证明废墟中的“鬼”不幸福？

是啊，我又没有特异功能，“鬼”是否幸福，是否为幸福而欢呼，我怎能知道？老实交待，我之所以判定该副主席强奸“鬼”意，依据的不过是一种人的本能，这种本能就是“好生而恶死”。除了这种基于人的本能的判断，我还认为，这次震灾中的死难者，至少有一部分，比如“疑似豆腐渣”工程的受害者，美丽的人生花朵还未及绽放的孩子们，他们是绝不会在地下感到幸福的。其实这只是一种常识的判断，不知能否得到该副主席的认同？

我读书甚少，聆听“做鬼幸福论”后，立即在书柜中乱翻，想给这位作协副主席找一位同调，毕竟是极诧怪之论，知音甚稀。我遍翻群籍，才好不容易在宋朝觅到了一位。宋朝的这位先生，曾经很诚恳地对当朝某大僚说：我真恨不得自己早死，这样，就能得到您老人家一篇精巧的墓志铭了。无疑，宋朝这位先生也认为做鬼是很幸福的，只要上司给他写一篇墓志。不过，细心探究，今古还略有差异。古代这位认为做鬼很幸福，是针对自己而言的，除了让上司可能起鸡皮疙瘩之外，与别人无涉。而今人所倡的“做鬼幸福论”，却是别人在做“鬼”，他自己，则是一个悠然的旁观者，仿佛别人做废墟中的“鬼”很幸福，他做吟诗作文的“非鬼”倒是很不幸福似的。

今古对照，不能不说，今天的“做鬼幸福论”是古代的文人梦想不到的，是一个非常强劲的时代音符，未必绝后，必属空前。当记住这位山东省作家协会的副主席，为时代作个见证。

近段时间，又有学者提议要把“四书”纳入中学课堂。观其议论纷纭，无非说“四书”是中华民族“伦理共识”、“文化认同”的基础，因为我们放弃了以“四书”为表征的儒家文化的伦理资源，所以面临着道德“脱序的危险”。因此，应该把“四书”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以取得全社会普遍的族群认同与伦理共识。“不读‘四书’，不知道做人的尊严，人格的力量，人生的价值与意义”。

此论之谬，不待多言。如果此论成立的话，那么包括西方历史上众多最伟大人物在内的人类，绝大多数都“不知道做人的尊严，人格的力量，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因为他们都没有读过“博大精深”的“四书”。

近年来，鉴于社会道德的普遍滑坡和伦理规范的严重失序，回首反向、就道德论道德的道德重建呼声不绝于耳。但笔者认为，这种乞灵于古的道德重建药方，是不可能有效的。

说当前中国社会存在普遍的道德危机，实质是说当前中国社会普遍蔑视某些任何公民本来都应当受其约束的基本原则，而奉行目的至上、不择手段的道德观念。换句话说，就是整个社会缺乏某些不可动摇、具有普遍约束力的道德规范。

一个社会要形成某种统一的确定性观念，不外乎以下三途：一是统一于某一宗教，比如中世纪欧洲的基督教道德系统和伊斯兰国家的伊斯兰教道德系统；二是统一于某种意识形态，比如传统中国社会的儒家道德系统；三是统一于宪政民主精神，比如英美等建立了稳定的自由民主制度的国家，“对宪政政府的信仰是美国传统的核心”。第一种途径主要诉诸人类共有的宗教感，因而比较深刻持久；第二种途径主要依靠政治力量的宣传灌输，往往离不开某种压迫性权力的支持；第三种途径则借由公共理性，因而能稳定持久。

由于中国从来就不存在某种类似于欧洲基督教那样系统稳定、成建制入人心的宗教，而且在社会不断趋向于平等化、民主化的时代，“建立新宗教的一切企图，不但要被人视为是邪恶的，而且要被人视为是荒谬的和不合理的”。因而第一条途径是不可能在中国走通的。另一方面，中国传统道德因其内在的专制主义缺陷，在其实现自身必要的现代性转化之前，既不可能、也不应该由它来支撑起当代中国人的道德大厦。再加上现代社会的多元主义特征，决定了前两种途径在合法性上存在着极大的疑问。因此，不断推进民主进程，逐步建立稳定的民主制度框架，以民主精神炼化国人灵魂，促进现代文明的那些基本原则，牢牢扎根于国人的心灵深处，就成了解决当代中国社会道德问题的关键所在。包括乞灵儒家旧道德在内的任何药方，即使不是无用或有害的，也至多只能算是治标之术。

所有真正关心道德问题的人，请对那些总想“在日常事务平静表面下”尝试“复活旧罪恶”的企图保持足够的警惕；一切冀图仅仅在道德领域内寻求道德问题解决方案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康德老人的谆谆告诫：“一个民族良好道德的形成，首先就要期待于良好的国家体制。”

与众多网友一样，笔者也一直对才疏学浅的“亡灵派诗人” 王兆山居然能雄居山东省作协副主席之高位一事大惑不解。原因很简单——若论兆山之才识， “打油诗”尚且写不通；若论兆山之德行，则只配“找扇”；若论兆山之头脑，则稍有常识之人也不会当此大灾难时期写出“纵做鬼，也幸福”的句子，并自以为得意地拿去报纸上发表，这不是骨头贱讨骂是什么呢？

然而，今天看到《中国青年报》（2008年6月17日）上王大主席对“幸福门”的回应，忽然想到很久以前读过的一本叫《厚黑学》的书，恰如醍醐灌顶，豁然开朗，不禁大呼：“得之矣！得之矣！”一个困扰俺多日的问题终于迎刃而解了，不能不令俺喜极而狂，请读者诸君原谅俺的失态，并听区区在下细细道来。

李宗吾在《厚黑学》的前言里一针见血地指出，“古之为英雄豪杰者，不过面厚心黑而已。”此言真可谓震聋发馈，掷地有声，乃万古不易之论也！彼王兆山者，以其宵小之才德，而摄省作协副主席之高位，不能不谓乃一代枭雄也！故虽曰不才，然必有其过人之处。而其过人之处究竟何在焉？一言以蔽之，“不过面厚心黑而已”。

兆山之心黑，于其“幸福诗”中可见之。兔死狐悲，乃人之常情，况处于死伤十万余人天灾之际，纵使无情之草木，亦为之含悲。而在兆山，却正是其溜须拍马、扬名立万甚至一飞冲天之大好时机——在他看来，“党疼国爱”就像佛光普照，足以超渡数万死于地震的亡灵以达到“幸福”的彼岸——甚至，他还要求这些不幸的亡灵们为奥运而同声“欢呼”。兆山爱国爱党之情固然可嘉，然其心之黑之硬之冷酷却不能不令人寒气直冒呀！遇难者的尸骨还未寒，家属们心头和肉体的伤口还正着血，没想到却在此时，他们竟被王大主席做了献媚用的道具——所谓“造物生人的奇妙，真是不可思议”，上天给我们一颗心，而“人世的功名富贵、宫室妻妾、衣服车马，无一不从这区区之地出来”，而我辈“钝根众生，身有至宝，弃而不用”，却一味地沉浸于悲痛之中，与兆山之超然物外相比，不能不说乃“天下之大愚”。

兆山之面厚，虽已见之于“幸福诗”表现出的无耻与媚骨之中，然不如其对“幸福门”的回应之剧且显矣！面对千夫所指，万人唾骂，在常人纵不至于“无病而死”，一时的情绪低落甚至精神失常恐怕也在所难免。可兆山却象什么风浪都见过的“洞庭湖里的老麻雀”，于纷如雪片般飞来的唾沫与砖头的围攻之中居然“岿然不动”，仍然“心态比较好”，并轻描淡写地说：“写文章都是这样，肯定有很多评论，各种声音都有。”因此，“让大家去说吧，评论吧”。这种举重若轻，从容淡定的修为不能不令世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实在是古往今来、古今中外，无一人能及呀！

宗吾曰：“儒家的中庸，要讲到‘无声无臭’方能终止；学佛的人，要讲到‘菩提无树，明镜非台’，才算正果；何况厚黑学是千古不传之秘，当然要做到‘无形无色’，才算止境”。　而兆山以其天纵之才，于天崩地裂举国同悲之时而心不动，处千夫所指万人唾骂之中而色不变，“上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此等功力，非曰兆山，孰能至哉？—— “无形无色”（厚而无形，黑而无色）之境，此之谓也！

故兆山之于省作协副主席，确乃名至而实归也！甚至——若以其“厚黑”的修为，实乃大材而小用也！

负责保卫国家安全的先生和被灌了满脑子爱国主义迷魂汤的愤愤们不要用敌视的眼光瞪着我，“无国旗奥运会”，不是说单单禁止那面八、九千万人的鲜血染红的，不是党旗却胜似党旗的“国旗”。开玩笑，谁敢动那红旗的一根绒毛，连“腹说”取消那面红旗的念头，我也不敢起的。我这篇文章建议取消的，是奥运会等所有运动会的所有唱国歌、升国旗仪式。

何以有此建议？因为，许多闹心的事，尤其是许多的国际纠纷，多是那牢什子升什么国旗仪式惹的祸。扬汤止沸，不如去薪，顺藤摸瓜取消了那牢什子升国旗仪式，海内外敌对势力，西方别有用心政客等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诘难、发难、刁难等等，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

不要把奥运会政治化，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所有敌对势力，对所有别有用心的人的劝戒加指责。究竟谁赋予了奥运会更多的政治色彩，这是被劝戒加被指责方的反劝戒加反指责。

究竟这正反双方谁的劝戒加指责更有事实依据，更占据着道德加法律制高点，我还真不好说，不敢说，不能说。因为我的经历，我的经验告诉我，对海内外敌对势力和西方别有用心的政客说三千道四万，都是绝对平安无事的，到是对“同志”，对没有别有用心的公仆哪怕是思想上怎么了，如“在思想上加入美国国籍”之类，就有坐牢的危险了。

但是，不用斗胆不用借胆等，我就敢说，最起码，中央电视台，再说具体些，中央电视台的韩乔生那歪嘴，不仅将奥运会，还将其它运动会也政治化了的。

还在人民监狱里被强迫“弃善从恶、重新做人”的一天，在殃视五频道被动见到韩歪嘴唾沫四溅，兴奋莫名地解说，其实是“编导”什么能够为国争光的国际性运动会。韩歪嘴对自己思想上的演员们充满了无可比拟的信心，同时也提前表现出了比自己思想上的演员的异常亢奋：坐亚军打冠军，夺取某金某银是瓮中捉鳖，手到擒来之事──同志们，观众朋友们，到时候，我们就等者看升国旗，听奏国歌吧！

看见了么，听见了吧，他把许许多多的中国人之所以如此痴迷奥运会等等运动会的真实想法，终极目标，都在自然而然的激情当中，一览无余地表露出来了。

运动会的升旗仪式从何而来？1913年，根据顾拜旦的构思，国际奥委会设计了奥林匹克会旗，白底无边，中央有五个相互套连的圆环，环的颜色为天蓝、黄、黑、绿、红，五环象征五大洲的团结和全世界运动员以公正、坦率的比赛和友好精神在奥运会上相见。1914年为庆祝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恢复20周年，在巴黎举行的奥林匹克大会上会旗首次使用。1920年安特卫普奥运会时，在运动场上升起第一面五环会旗，这以后历届奥运会开幕式上都有会旗交接仪式和升旗仪式。

后来的升国旗仪式与此有何关联？我不得而知。但我想，国旗的举了进场，升降之类，不外乎就是个与其他运动队，与其他国家区别开来的标志物而已。

既然如此，那么，国与国之间的运动会升起代表某个国家的旗子，到也无可非议，但是，有许许多多的运动会的升旗仪式，就显得牵强附会，不伦不类了。

比如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省、县、镇运动会，大学生运动会，等等，相应的，它应该升起的是某个民族的族旗，某个县、镇、村的县、镇、村旗，某个班级的班旗之类，这才名正言顺，这才旗升有名，这才能够凸现旗帜的功用。

其实，运动会的泛政治化，运动会升旗仪式的泛国旗化，这是一把双仞剑。又由于这把双仞剑的自舞自弄远远多于挥向对手──全是假想敌手──的时候，所以，这把双仞剑伤着的，往往是自己人，是“同志”。

在网上查了一下，发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那就是，随着运动会举办级别，财力的不同，这本该不能马虎，不应苟且的升旗仪式，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着天壤之别。比如河北省唐县二小和一个叫做烧结的幼儿园，他们的运动会的升旗仪式就寒酸得多了，就几个本校小朋友扯了国旗四角，吊着绳索在那里折腾。而那什么石桥子镇全民运动会，大学生运动会，乃至什么玉林师范运动会，那个排场，就让人不能不刮目相看了：人家有兵，正规军，扛了枪的正规军抬旗，护旗，升旗，的确规范，隆重，严肃多了。

反观那所小学和幼儿园的升旗规格，小学校，虽然连“土八路”也算不上，但不管怎样，形式上，人家也有几个戴了兵帽，穿了迷彩服的童子军服侍国旗。幼儿园就没办法了，那些小猴子们太不懂“人事”，你看，涂抹得“花屁老股”的他们，站没站相，坐没坐相，甚至东张西望，嬉皮笑脸，使得整个升旗现场充满了走过场，玩儿戏的，甚至是滑稽的气氛。

相信对于视那面国旗如圣物，对升旗仪式求全责备的人士来说，这当然是大逆不道，是可忍，孰不可忍的。

升国旗，尤其是学校升国旗，是有许多讲究和禁忌的。下面，就是某校参加升旗仪式的要求：

1、全校学生都要参加周一升国旗仪式，各学院的学生工作干部和学生工作部（学生处）的有关干部也要参加周一升国旗仪式。

2、升、降国旗时，在附近过往和进行其他活动的人员，应当面向国旗立正并行注目礼。升、降旗结束后，可自行离去。

3、参加升旗仪式的人员都必须衣着整洁，姿态端正，或按规定着统一服装。不准着背心、短裤、穿拖鞋等。

4、下雨天不升旗。

5、无故不参加升国旗仪式者，依照学校学籍管理中上课出勤的有关规定处理。

一个有着多年“升国旗恐惧症”的人曾经向我大倒苦水：国歌一响，国旗一动，就象孙悟空对妖怪使了定身法般，谁也不能走动了。但是，那屎尿，它不看风头，不善解人意，更没有爱国主义的觉悟啊。

我就是初中一年级的一天，内急了，偏偏国歌响起来了，我哪里敢请假，更不敢擅自上厕所……偏偏，那苯脚奔手的东西们不知怎么弄的，绳子没抓牢，升到半空的旗子掉下来了。训人，换人，重新奏国歌，升旗，好不容易折腾完了，往厕所跑的路上，我把稀，全拉裤子里了。从那以后，一听见国歌的“刚刚”声，一看见要升什么旗子了，我的肛门就会发胀，发急。

运动会升国旗，搞不好，还会对有的人造成意外而又巨大的伤害。

大家曾记否，1994年，中国女子游泳队曾经在世锦赛上集体发飙：比赛结果震惊了世界，中国姑娘所向披靡，在泳池内掀起一股“黑色风暴”（当时中国女将们都穿着黑色的泳衣）。在所有女子16个项目中，中国队除了800自由泳没有进入前三名，其它15项全部获得了奖牌，其中金牌12枚，银牌五枚，铜牌一枚，并打破六项、创造五项世界纪录。12名选手中只有罗萍一人没有获得奖牌，在余下的11人当中，也只有瞿韵和原媛没有拿到金牌。个人方面，最拉风的就是乐靖宜，报名四项，获得四项冠军，并全部打破世界纪录，一时无人能出其右。

后来呢，大家又曾记否，这些中国女子游泳队员们，大多数是靠的兴奋剂“帮忙”，才取得如此举世瞩目的优异成绩的。

我在想，拿到名次了，光荣，升旗以示表彰。根据权利和义务对等的原则，如果你是倒数的名次，尤其是你采用服用兴奋剂等违背体育精神的手段来摘金夺银，那就更应该降旗，以示惩戒。如此一来，那些个好“举全国之力”来达到转移注意力，增加凝聚力，制造合法假象的政党，独裁者，他们对奥运会等，就不会如此痴迷了。

当然，中国女子游泳队当年没有遭遇降旗处罚。但是，在许多人的心里，那当初升上去的旗子，是要降下来，降落到地上的。好在，大陆媒体全是我们的自己人，当初得了金牌，有利于我们伟大、光荣、正确，有利于我们代表、和谐、科学的形象，我们就连篇累牍地报道说，那是为国增光了。现在，虽然实质上你为国丢丑了，但我们不能那样说，我们要说，那是那几个跳水队员的事。顶多，就如我们的媒体当时异口同声所说的那样，“兴奋剂丑闻一度毁坏了中国曾经风光无限的女子游泳声誉”。

的的确确，爱国主义及其与之一起招摇的国旗，弄好了，它可以成为我们在比赛场上的助推器，兴奋剂。弄不好呢，就成了绊脚石，大包袱。那跳高运动员朱建华，让国旗在世人面前升起过多少回，有一次没有让它升起来了，回国来后，在殃视等的引导、教育、鼓舞之下，朱建华尝到了不为国增光的臭鸡蛋和脏口水的味道。“奥运政治化”

不得人心，《人民日报》海外版的确一针见血，否则，敌对势力不会指斥我们将“奥运政治化”，我们也不会指斥敌对势力将“奥运政治化”。由此可见，“奥运政治化”的确是一个猪不吃、狗不理，没人想沾惹的污秽、晦气之物。

综上所述，为了保护运动员，尤其是为了有效防止别有用心的海内外和西方敌对势力借题发挥，恶毒攻击我们的国家，摸黑我们的国旗，伤害我们的情感，同时让顾拜旦大主教“重要的是参与，不是胜利”

能够体现、贯穿到2008年奥运会中来，我郑重建议，在我们的国土上率先取消在任何运动会上奏国歌，升国旗等政治色彩浓厚的，与体育精神，与奥运精神相违背的仪式。如果成功了，在此基础上，向国际奥委会等所有运动委员会建议并尽全力争取达到让全世界所有运动会也取消奏国歌、升国旗的仪式，让即将召开的2008年奥运会成为世界上首个无任何一个国家国歌，无任何一个国家国旗的纯洁的奥运会，让以后的所有运动会都成为名副其实的“重在参与、重在过程”的运动会。

果真如此了，“西方的某位导演”怎么说也好，欧美的哪个总统、总理来不来参加我们的奥运会开幕式也罢，以及手铐奥运之说等，那就真的就无足轻重，无关紧要了。

果真如此了，那就用不着我们的“铁榔头”郎平和“功夫王”成龙用火炬猛抡，用拳头狠揍抢夺“圣火”的人了。

再进一步，把当年因为用鸟枪“侮辱”国旗的人，在文章里“焚烧”

中国国旗的我，以及酒醉后焚烧国旗的西宁男子都取消了罪名，把那所谓刑法里的侮辱国旗、国徽罪取消了，党禁、报禁也取消了，无条件释放全部政治思想犯，良心犯，宗教信仰犯，让人们自由地表达思想、言论，那就……

那就在任何运动会上都奏国歌、升国旗吧，李元龙我一千个答应，一万个愿意！

（2008年5月2日）

 

五四时代，少壮的傅斯年（左）已承认 “现在还只能有以民族为单位的世界运动”这一现实，而老辈的梁启超（右）仍向往着建设一个“世界主义的国家”，他强调要“一面爱国，一面还有超国家的高尚理想”。

关于“五四”带来的变化，过去一般较多注意“个人”的淡出和“群体”的凸显（落实在 “国家”、“民族”之上）。而“五四”前后也是西潮冲击以来中国人最愿意把自己和“世界”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当巴黎和会的结果告诉中国人，“世界”仍是一个外在的区域，尤其世界性的“公理战胜”其实并不包括中国之时，“国家”、“民族”与“世界”这些新词汇之间的关系就未必融洽，甚或可能对立了。风潮来时，最易激动的青年学生首当其冲，也是所谓现代社会的常态。

当年的学生因巴黎和会的刺激转而偏向民族主义，是一个不争的现象，但这种转变在我们的历史记忆中似太直白。其实“五四”带来的变化未必一致：从趋重个人到趋重群体，“五四”前后的确呈现出很明显的转变；但此前面向世界的趋势却仍在持续，即民族主义的兴起并未立刻导致世界主义的衰落，较明显的转变要更晚才出现。这一动向过去未受关注，部分即因历史的丰富性被忽视，使我们写出的历史都“简明扼要”得像电线杆，其实历史可能更像一棵棵鲜活的树，有主干也有枝叶。

两代人的相互调适
清季梁启超最反对中国人知有个人、天下而不知有国家，曾因此而不惜指责其老师康有为；如今却强调既要知有国家，更要知有个人和世界，几乎完全反其道而言之

1918年欧战结束后，许多中国读书人将其视为新纪元的开端，康有为、蔡元培和李大钊等见解不同的人都看到了世界“大同”的希望。最能“与过去之我战”的梁启超，更有非常明显的转变。他以前曾经主张世界主义是理想，而民族主义是现实，如今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梁启超在清末曾指责中国人没有国家思想，或“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或“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也就是说，中国人一向重视“个人”和“世界”，而忽视其间的“国家”。如果梁启超看到的真是中国的“传统”（这与 “修齐治平”的传统进程显相抵牾），则以反传统著称的新文化运动，倒呈现出明显的传统意味。那时的两大主流正是“个人”和“世界”，最有代表性的可能是当时北大学生傅斯年说的一句话：“我只承认大的方面有人类，小的方面有‘我’，是真实的。‘我’和人类中间的一切阶级，若家族、地方、国家等等，都是偶像。”

当年人所说的“阶级”，略同于今人所说的“阶段”。傅斯年的表述，或许也受梁启超的影响。梁在1912年曾说，“我国数千年教义习惯，由国家等而下之，则地方思想、宗族思想、个人思想甚发达焉；由国家等而上之，则世界思想甚发达焉”。而对处于两者“中间之一阶级曰国家者”则少有心得，故国家思想“发育濡滞，而至今未能成形”。两人所见当然也有不同，傅斯年的“中间阶级”较宽，包括了家族和地方，而梁启超却将这些都归于与个人同类的一头，特别强调“国”是最应重视的单位。

到“五四”时，梁启超的见解已变，主张“国家是要爱的”，但“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只要把傅斯年所说的“人类”更换为梁启超所说的“天下”或“世界”，则梁氏在清末所斥责的中国“传统”，到“五四”前后恰成为青年学生心目中的正面价值，并逐渐成为梁启超自己也接受和提倡的主张。

与梁氏在清季的见解相比，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逆转。以前他最反对中国人知有个人、天下而不知有国家，曾因此而不惜指责其老师康有为；如今却强调既要知有国家，更要知有个人和世界，几乎完全反其道而言之。最能与时俱进的梁启超，显然是在呼应稍早国内新文化运动中兴起的思潮。

傅斯年和梁启超这些言论都发表在五四学生运动之后，可见面向世界的潮流仍盛而未衰。但侧重“个人”的倾向则可见明显的式微，尽管梁启超还试图自圆其说，把“国家”与“个人”和“世界”联系起来，主张应建设一个“世界主义的国家”，并“托庇在这个国家底下，将国内各个人的天赋能力尽量发挥，向世界人类全体文明大大的有所贡献”。但此前排斥个人和人类之间一切中间因素的傅斯年，却逐渐向落实在“国家”之上的“社会”方面转移。

正是“五四”的变化，使傅斯年感到一种以“社会”为中心的新道德观“必成此后这个时代的一个最大问题”。而“青年的第一事业”，就是“无中生有的去替中国造有组织的社会”。他强调：“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并不仅仅是一国的人，还是世界中的市民。”但他特别说明：“在现在的时代论来，世界的团结，还要以民族为单位。”故中国人必须养成“社会的责任心”和“个人间的粘结性”，从“零零碎碎的新团结”开始，进而“以这社会的伦理，去粘这散了板的中华民国”。这和不久前要否定家族、地方、国家的傅斯年，显然已相当不同。

或许他们都还憧憬着以个人为基础的“世界大同”，不过，少壮的傅斯年已承认“现在还只能有以民族为单位的世界运动”这一现实，而老辈的梁启超仍向往着建设一个“世界主义的国家”。与傅斯年相类，梁启超也说“我们做中国国民，同时做世界公民”。但他更强调要“一面爱国，一面还有超国家的高尚理想。凡属人类有价值的共同事业，我们总要参预”；甚至“目前报酬如何，我们都可以不管”。因此，对已经“背叛”中国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梁氏也能原谅。

可见“五四”的确是个转折的时代，人人都呈现出某种日新月异的意态。颇具诡论意味的是，在国家乃个人与世界的中间阶段方面，傅斯年可能受到民初的梁启超影响；而“五四”后的梁启超在偏重个人与世界方面则明显向傅斯年靠拢，那时的傅斯年又已有所转向，反朝着更早的清末之梁启超的方向转（即世界主义是理想，而民族主义是现实）。这些转变之下隐伏着万变不离的中心思虑，提示出一个更为根本的趋势：“进入世界”其实是好几代中国读书人向往和努力的目标，但被他人主宰的“世界”是否肯接纳愿为世界公民的中国国民，其间还纠葛着无量数复杂因素，让人欲语还休。

世界主义余波不衰
梁启超、廖仲恺、余家菊那时在内政方面的见解是相当不同甚或对立的，然而他们在面向世界的倾向上则表现出异曲同工的共鸣

重要的是“五四”后的梁启超并非特例，他所说的“人类有价值的共同事业”具体即指刚成立的国际联盟，也可以说是今日联合国的前身。在巴黎和会以前，从康有为、梁启超到李大钊等具体政见相当不同的士人，都曾把国联与“世界大同”相提并论。但多数人在目睹巴黎和会的结果后已对国联所代表的理念大失所望，而廖仲恺在1920年1月1日发表《中国和世界》一文，仍在庆祝“世界大同的元旦”，他指的就是当年1月10日即将正式成立的国联。

国家主义派要角余家菊后来也回忆说，他1922年出国留学时，国人仍“醉心于世界和平”，对威尔逊在凡尔赛和会的失败，“世人终觉其为偶尔小挫，难阻进化潮”，他自己对“公理战胜”的梦想也仍在持续，要到欧洲后才观感大变：“我亲眼看见弱小民族的困苦，亲眼看见各国民性的差异，亲眼看见各国国民意识之发扬，亲眼看见各国之剑拔弩张”。于是“和平的幻想，大同的迷梦，都粉碎了”，从此走上国家主义之路。

当年很多人转向民族主义正因国联所象征的“公理战胜”对中国而言太过虚假，然而梁启超却可以原谅威尔逊，廖仲恺仍视国联为“世界大同”的开始，余家菊的回忆表明不少人分享着类似的心态。要知道梁、廖、余那时在内政方面的见解是相当不同甚或对立的，然而他们在面向世界的倾向上则表现出异曲同工的共鸣，最能表明世界主义的余波依然不弱，仍有相当的影响力（后来胡适所谓“充分世界化”的提出，才是世界主义真正衰落的表征；世界化而必须争，且须充分，表明此事已成疑问，不得不大肆鼓吹，反映出强烈的危机感）。

后来的研究者多看到五四运动后民族主义倾向增强，但当时的国家主义者则看到相反的倾向。中国的国家主义派在欧战后逐渐兴起，后来发展成为青年党。他们所说的“国家主义”，在英文就是今日一般译作“民族主义”的nationalism，无异于三民主义之一的“民族主义”。或因其视角的独特，他们都观察到中国当时面向世界的非国家主义倾向，并感觉到强大的压力。

国家主义派领袖李璜注意到，清季官定的国家教育宗旨，是忠君、尊孔、尚公、尚实、尚武五项；民国元年新颁教育宗旨，仍不忘“以军国民主义垂示国人”，这“两个教育宗旨均含有国家主义的色彩”。1919年议定的教育新宗旨是“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已“由国家主义的教育而趋向平民主义”，但至少还有“共和精神”在；到1922年又颁布新教育标准共七项，除“注意国民经济能力”一项多少还有点国家的意思，余所关注者为个性、平民、生活、地方等；全然不再考虑“用教育确定国体”和“用教育以绵延国命”的功能了。

国家的教育宗旨应当如何是另一回事，非本文所欲讨论。教育界在五四后呈现出淡化民族主义的倾向，则大致不错。国家主义派要角陈启天说：“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一切教育的材料均起了一个大大的改变：人人以为有国家彩色的教材太狭隘，不如采用含有世界彩色的教材；纪述战事的教材太惨酷，不如采用歌颂平和的教材较合人道；培养爱国思想的教材太危险，不如培养文化理想的教材可赞赏。”这些想法“固含有一部分的真理”，然未免“矫枉过正”和“理想过高”，无助于“渡过国家目前的难关”。

值得注意的是，五四后“国家主义”之名显然不那么受欢迎，陈启天在论述国家主义观念时，“为免除与习惯见闻之国家主义相混淆而发生误解计”，特冠名为“新国家主义”，其实他所说的并无什么改变。陈氏并一一论证其“新国家主义”不仅不与世界主义、和平主义、人道主义、国际主义、社会主义、个人主义、平民主义等相违背，且根本是上述主义的“基础”，至少也“与之相辅”。这些说明皆是防卫性的，并不曾正面挑战世界主义。

稍后与国家主义派激烈冲突的国民党，也感受到世界主义的强烈冲击。孙中山到1924年仍“常听见许多新青年说，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不合现在世界的新潮流，现在世界上最新最好的主义是世界主义”。他在驳斥这一见解时，也不从学理上反对世界主义，仅强调世界主义也是“从民族主义发生出来的”，中国人“要发达世界主义，先要民族主义巩固才行”。到1928年，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仍在论证“世界主义是民族主义的理想，民族主义是世界主义的实行”，颇类似于前引国家主义派的态度。

可知试图拉近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努力持续了较长时间，不少读书人不仅彷徨于其间，且尽量设法微妙地保持住这一两歧性，很少彻底偏向一边。直到20世纪70年代，我还亲见一伙知识青年在乡村中认真学习世界语，为将来的世界一家做准备。后来中国真面向世界了，但获益的是当年学英语的知青。在这个存在“话语霸权”的“地球村”里，英语远比世界语更“世界”，实非昔年那些充满理想的青年所能逆料。

涟漪重叠的历史现象
“五四”后倾向民族主义的很多是此前向往世界主义的同一群人，由于思想群体性的凸显，更容易形成一种涟漪重叠的表象，多少掩盖了民族主义对世界主义的冲击强度

回到“五四”当时，在学生们因巴黎和会的刺激而转向民族主义之时，教育界还在因应此前新文化运动和欧战掀动的思潮。那些提倡国家主义者的主张本与五四学生的新趋向相近，可是他们却感觉到因五四运动而起的强烈阻力和压力。在一般人眼中，此前向往世界主义和如今倾向民族主义的，都是同一群人（傅斯年便表现出类似的两面性）；更可能的是，国家主义者眼中所见，不过是一个带有“礼失求诸野”意味的“涟漪重叠”现象。

徐志摩曾说：“拿一块石子掷入山壑内的深潭里，你听那音响又清切又谐和。余音还在山壑里回荡着，使你想见那石块慢慢的、慢慢的沉入了无底的深潭……”

可以设想，若在余音仍回荡时再掷入一块石子，便会出现两次回音的缭绕；水中看不见的先后两块石子还在慢慢地、慢慢地沉落，而水面可以闻知的余音却已难辨彼此。同样的情形也表现在石块激起的涟漪之上：此前投下的石块所激起之涟漪还在荡漾，而后投下的石块又激起新的涟漪。石块虽有先后，两次涟漪在视觉上却是连接的，前者可能被一些人视为是新石块所造成；且触岸之鳞波还可借力反荡，与袭来之新波互动重叠（overlap）。这样一种波动不息的繁复层次虽是历时性的，表现出来却像是共时性的，因而也常被认知为共时性的。

这或许有助于理解历史上那些带有“礼失求诸野”意味的现象：中心区域已形成新的“礼”，而边缘区域旧礼的余波却可能被视为新礼的影响。国家主义提倡者将其感觉到的世界主义压力视为五四运动的后果，大致就体现了一个类似的认知。这里并非皆是误解：国家主义者感觉到的压力当然是实际的而非虚幻的，他们不过未曾注意到水下正在慢慢沉落的石子是先后两块而已。

这同样牵涉到学界久已关注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学生运动的关联问题，不论将两者视为一个整体还是将其区分对待，都不能否认学生运动本身那分水岭的意义。傅斯年论“科学”在中国的历程时说，“五四”前已有不少人立志于科学，但“科学成为青年的一般口号，自‘五四’始”；正是“五四”使科学从“个人的嗜好”变成了“集体的自觉”。科学仅是一个面相，在其他很多方面，“五四”也起到了变“个人嗜好”为“集体自觉”的类似催化作用。

戴季陶曾说，在1919年这一年里，中国人从个人、地方到民族、国家，都觉悟到“孤立生活不能适应新环境”，于是产生“一个大大的群众运动”，其意义“就是表示离开孤立生活向共同生活的希望，就是打破孤立生活创造共同生活的努力”。从“孤立生活”到“共同生活”，颇类从“个人嗜好”到“集体自觉”，均体现出一种思想的群体性，正是“五四”带来的大变。

“五四”后倾向民族主义的很多是此前向往世界主义的同一群人，由于思想群体性的凸显，更容易形成一种涟漪重叠的表象，多少掩盖了民族主义对世界主义的冲击强度；同时，“五四”前倾向世界的“集体自觉”在时间的长久和认同范围的广度两方面恐怕都超过了倾向个人的，故民族主义对前者的冲击效果的确不如对后者那么明显快捷。

在“后五四”的几年中，“前五四”的一些要素虽可见中断和转移，但仍有不同程度的延续。五四学生运动确实掀起了越来越高涨的民族主义浪潮，压倒了此前一度得到伸张的个人主义；虽有少数倾向自由主义的读书人不时提及“个人”，就整体而言，侧重个人的倾向从此淡出中国思想界，迄今亦然。但在民族国家与世界的关系方面，由于章太炎所说的“超人超国”（超越于民族和国家）倾向本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个表现形式，民族主义的波涛盖过世界主义基本呈现为阶段性的，且要到稍晚才逐渐明显，至少在“五四”后好几年里，此前达到高潮的面向世界取向仍在持续。

张太雷在1924年就说，五四运动之后，以前“对旧社会思想的攻击几乎完全停顿，一切新出版物都换了战斗方面”，却忽视了有人又在提倡东方文化。他强调，“世界文化是整个的”，其中“西方的是更进步的”；东方文化要逐渐赶上西方文化，“以趋于世界文化的一致前进”。故应有针对性地提倡社会主义，使青年学生树立“世界的科学的人生观”。但他同时注意到，一些青年虽能脱离中国旧思想，却“不能扫除他们固有的个人主义的根性”，结果“又走入了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

且不论张太雷的观察是否具有普遍性。有意思的是，他不仅主张用超人超国的社会主义来体现世界文化的整体性，以纠正反传统努力的衰歇；同时又从超人超国的无政府主义中看到个人主义的影响仍在，看来此前那种“个人”与“世界”并重的倾向仍有所延续。

这些复杂的关联互动现象正揭示出五四运动后“世界”也出现了某种分裂：以前曾是近义词甚或同义词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现在已变成一种对立的竞争关系了。无独有偶，“民族主义”也出现类似的诡论性分裂和对立：提倡民族主义的国民党和鼓吹国家主义的青年党虽有学理上的歧异，从西文看其思想资源来自同一个“主义”，那时却互为仇敌，都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

简言之，“五四”前中国人面向世界的倾向甚强，故其在“五四”后的余波仍相当有力。这一显明的现象过去多视而不见，或因我们的史学太追求简洁明快、边界清晰的叙事和定性分析，对历史的丰富性强调不足。前者可能如陈寅恪所说，“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相反，那种反映处于竞争中的不同面相、让更多当事人“说话”的多面化论著，读起来可能不那么顺畅，或许更接近史事发生发展的原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