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王兆山6月6日发表在某报上的《江城子》，以地震遇难者的口吻发出如是感慨——“天灾难避死何诉，主席唤，总理呼，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银鹰战车救雏犊，左军叔，右警姑，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连日来，由这首词所引发的文学伦理反思，闹到了沸反盈天。（6月16日兰州日报）

细勘如此笔触，确实太过轻佻，替那些遇难者“表态”尤其超出了绝大多数人的心理底线。许多人认为，虽然这首词并不怎么符合词牌格律，但以作者的身份以及公开发表的结果，已足以令文学蒙羞。无论是否应该牵扯到整个文学，这起事件都是对文学创作的严重警示。

警示之一：文学艺术的创作应该是自由的，但其自由却有个不应逾越的底线，即必须尊重基本的人文理念和人本价值。王兆山此篇词作则由于失去了对亡者的基本哀矜和体恤，有违基本的文学底线，所以完全不能被接受。

警示之二：灾难文学的创作尤其应该谨慎，面对灾难和伤亡，作家应该保持凝重，而不可有丝毫虚浮。近日，著名演员成龙对目前很多剧组涌往地震灾区拍摄电影批评道：“目前我知道的就至少有20个剧组在灾区拍摄素材，这样很不好……我敢说拍出来的多数都是大烂片”，而且“这不仅帮不到灾区人民，反而还会因为烂片太多而麻木了大家对于灾区的感情。”这样的批评是很有道理的。

王兆山的这首词，即便可以称为一种“英雄乐观主义”，但从另一面看，这种豪言壮语的背后是变相地视灾民生命如草芥，已经少了文学家必备的悲悯意识和生命关怀——至少也是一种令人生厌的矫情。如笔者的网友所言，让灾难凸现中华民族的崛起奋进，这种狂躁的心态显然是不大正常的。

由此，灾难可称是衡量作家的砝码。通过上述现象，显然很容易测量出某些作家理性思考的欠缺或心态的幼稚、作风的虚浮。这是很令人悲哀的。不过从另一方面看，这样的灾难时分以及这样的缺点暴露，尤其是对这种缺点的批评过程，可能也能成为文学发展的契机。假如通过这次批评，文学中人能够认真思考“王兆山现象”，并更加认真地思考这场灾难和文学之间的关系，则灾难不仅是衡量作家的砝码，同时也是推动文学发展的引擎。

基于这些机会和理由，近年来正在饱受批评的文艺界，应该有通过这次机会从整体上提高水平、改善形象乃至浴火重生的意识和勇气。而退一步说，即便这一机会并不那么容易把握，但至少应该由此风波明晰文学创作的底线。

歌星、尤其是漂亮的女歌星往往是少不了绯闻的。以一曲《辣妹子》唱红中国的宋祖英来说，十多年来，她的身价日隆与绯闻日多一样，都是如影相随，甩也甩不掉的。不过，有关她的绯闻的主角，却是天字第一号人物、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前些时，内地媒体爆出宋祖英在无限风光的背后，对一些流言蜚语的反应，是经常止不住的痛哭失声。想想也是，一个歌喉婉转的如花美眷，流传些跟谁的绯闻不行，为什么偏偏要往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头子身上拉扯？

宋祖英与现代歌星的品味

不过，这宋小姐的痛哭失声，也有些矫情做作，你早不哭晚不哭，为什么偏偏选择了江总书记下台后才哭，怕有些辜负恩主的意思了。想想当年，凭什么你能让国家花上几个亿，为你大张旗鼓地举办悉尼歌剧院的演唱会？凭什么让你这个没上过几天学、没摸过枪把子的土家妹当上解放军的少将？还不是托这绯闻的福？比起内地那些依照「潜规则」不得不向权贵出卖色相而最终一无所获的年轻女子们来说，你宋祖英算得上是中国女人堆里最幸福、最值得的人了。关键是，前些年你那大声讴歌江泽民时代的那些歌声，什么《走进新时代》、什么《今天是个好日子》，什么《跟你走》，唱得是那样的专注投入、那样的忘我动情、那样的热情洋溢，也难怪会让富於联想的中国老百姓编排出那么多活龙活现、有鼻子有眼的、不由得你不信的二人段子了。

按理说，艺人献技，靠本事吃饭，无可厚非。当年马连良，给蒋介石唱过，给日本人唱过，也给毛泽东唱过，但都是唱自己拿手的如《洪羊洞》那几齣，不像现在的歌星，谁掌权就换词换调地讴歌谁.拿江泽民自诩的「最好的太平盛世」十三年来说，除去堪称夸耀的经济发展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十三年？可以说是既得利益集团巧取豪夺、积累巨大财富的十三年；是让自己子女先富起来造就了一个个「电王」、「地王」、「油王」、「金融王」的十三年；是农民失地、工人下岗的十三年；是老百姓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十三年；是扼杀言论、钳制人口、人权倒退的十三年。即便是到了「以人为本」的今天，这样的发展趋势变本加厉，未见得和谐缓解。现在，到了抗震救灾的胡温时代，这宋小姐又一往情深地讴歌上了，唱的是《与你同在》，歌颂的是「中南海的大手握住你冰凉的小手，天崩地裂时送来信心和温暖！」

要说这「中南海的大手」，真的犹如神话中的巨灵之掌，的确很大，大得无边无涯，无处不在，令人生畏，从对经济财富的牢牢掌控到对中国人的生杀予夺，都达到了中国历史上最高最大的权限。但搁在平时，这只大手每天所握的，大都是豪门权贵、有头有脸人的手，哪里顾得上去握那些学生娃子的冰凉小手啊！如果早点握了，就不会发生十九年前的「六四」大屠杀，不会让几百个爱国学生饮弹惨死在北京街头；如果早点握了，这次汶川地震就不会发生「为什么倒塌都是学校」，就不会有近两万名天真可爱的孩童死在豆腐渣工程的校舍里了。

从孩子的遭遇看官民关系

有人说，预测一个国家的未来，只要看它如何对待教育便知；判断一个政府是否爱民，只要看它如何对待孩子便知。中国政府也有一个动人的口号：「再穷不能穷孩子，再苦不能苦孩子！」但实际做起来，就是口惠而实不至了。据官方统计局发佈的资料：二○○○年，国内公共教育经费佔GDP的比例不仅没有达到百分之四的既定目标，反而低於一九八六年和一九九○年的水准。自二○○一年起，政府将目标的实现推延到二○○五年，但二○○二年以来，国家财政教育经费所佔GDP比例分别是百分之三点四一、三点二八、二点七九、二点八二，始终没有根本性的突破。与之相对照的是，目前世界平均水平约为百分之七左右，其中发达国家达到了百分之九，经济欠发达的国家也达到了百分之四点一。作为一个自称世界第四经济强国的中国，这点可怜的教育资金，还赶不上经济贫困的黑非洲所佔的比例多，其中的大部分还落到了城市里、特别是重点高等院校的投入。至於农村山区特别是小学能分到多少？这里面又有多少落到了贪官污吏和承建商的腰包？那更是一个未知数了。

正因为如此，有人认为，这次四川大地震六千九百多所学校倒塌下来，上万计的学生娃子被压死，与其说是天灾，倒不如说是人祸。歌星宋祖英满怀激情所吟唱的《与你同在》是虚假的吹捧，不过是为一个失职政府涂脂抹粉、文过饰非的一道喝彩罢了。既得利益集团一个个肥得流油，哪里会与贫富悬殊的老百姓一道「同在」呢？这「中南海的大手」如果能早点握着「冰凉的小手」，何至於会发生大批大批的孩童死於豆腐渣校舍的惨剧呢？起码，自认为能「送来信心和温暖」的「这只大手」，伸出来也实在太晚了。

四川汶川──青川──北川或「龙门山断裂带」地震造成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巨大损失，而且还给世界社会带来一个问题：天灾中有没有人祸？一些中外科学家指出，这次「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可能是震央映秀镇附近紫坪铺水库的近年建成和蓄水，那是岷江上一个库容十一点一二亿立方米的大型水库，而且偏偏是瞄准建造在龙门山断裂带上。过去几百年里，龙门山断裂带附近已经发生过多次七级以上大地震。

四川这一地区古称「茂州」，其汶川地方有地震的前科，而且名声极大。近古《明实录》有记载：「孝宗弘治三年（一四九○）正月辛酉，四川汶川县地震，有声如雷。……孝宗弘治九年十月丙子，四川汶川县及威州俱地震有声。……孝宗弘治十四年二月辛卯，四川汶川县初八日地震，至日，複震，俱有声如雷。……孝宗弘治十四年闰七月壬辰，四川汶川县地震，有声如雷。……孝宗弘治十四年十二月丙辰，四川小河？溪守御千户所，及岁茂、汶川等州地再震，有声如雷。……孝宗弘治十七年正月丙子，四川威州及汶川县，地震有声如雷。……武宗正德元年十月壬申，茂州、汶川县地震。……武宗正德九年冬十月乙卯，四川茂州及汶川县地震。……神宗万历三十五年（一六○七）七月乙卯，松潘、茂州、汶川等处地震数日。……」此一百十七年之间，共发生地震九次，因此我们应有该地区将频震一百年的预警。

地震不是人力所能启动的，说它不是「天灾」当然是不合理的，但是，对於地震人类的研究又是经年有效的，它是「惹不起，而躲得起」的。所谓「躲得起」，一是要在多震地区减少人类的活动，或提高建筑标准，原本汶川──青川──北川地区人口稀少，风景秀丽，是有其自然原因的；其次则是尽量准确预报，使居民及时离开居所避免伤亡。然而，今天的情况恰恰相反，这一地震带及其周边地区是所谓「三线建设」的精华，要说这是「明知山要震，偏向震山行」，就一点也不夸张了。

近年中外地质学专家在美国《地壳》等杂志联合发表关於茂汶地区将发生大震的警告，国内多位地质地震专家揭露若干预报被压制的内情，而震后官方媒体又奉命驳斥这些预报的准确性，说它们只是误差七十年的空谈。於是，我们不禁要问：难道「三线建设」和岷江水利只为几十年的功利？难道天灾就不可能发生在明天？这些官方说词无疑表示：科学研究，无能为力，有震无震，听天由命，它反而使世界知道这次震灾是「天灾」加「人祸」了。

「三线建设」始於毛泽东的时代，毛泽东精通《明史》，但只精於朱氏皇朝的阴谋诡计，而绝不会去关注明代四川发生过的地震。於今，宝成、成昆一线集中建设核子、航空、航天、动力的重点项目，已经明证是「革命狂热治国」的历史性错误.然而，对於水利工程师胡锦涛和地质学家温家宝来说，他们也统统不闻龙门山断裂带的存在，乃至听任岷江流域连建九座梯级坝，所谓「专家治国」或「工程师治国」的成效又何在？

我们完全可以预言，只要不改变「人治」的局面，不改变「稳定压倒一切」的「新政治挂帅」，中国的天灾人祸还将连绵不断。

二○○八年六月五日

湖北因是「千湖之省」为中国着名的鱼米之乡.近日游鄂，发现汶川大地震后，鱼米之乡忧「鱼震」──湖北人最大的新忧虑，不在川陕甘地震余震不断，而是恐惧「天下未乱蜀先乱」，「蜀乱之后祸传鄂」──「鱼震」最终在呼唤昭雪「六四」冤案。

「鱼娃」中华鲟带来恐慌

一些宜昌人听说「奥运圣火」将在六月二日传到宜昌时，非常紧张。其理由是，二○○八年中国的南方雪灾、拉萨「藏独」、山东火车对撞、汶川地震，皆可能与五个「奥运吉祥物」选用不当有关──五个「福娃」分别是「贝贝鱼」、「晶晶大熊？」、「欢欢奥林匹克圣火」、「迎迎藏羚羊」和「妮妮北京沙燕风筝」──火需要水来防，欢欢奥林匹克圣火激出了春节前后的南方大雪灾；藏族不喜欢以藏羚羊迎「圣火」，「迎迎藏羚羊」就引来了「拉萨四？一二骚乱」；山东是中国风筝之乡，命名「妮妮北京沙燕风筝」自然让山东人不平，遂有北京至山东的列车对撞惨案。

既然谣传的「五个「福娃」皆「祸娃」」已有四个应验，那么最后一个「贝贝鱼」可能也是个「祸娃」：湖北为中国着名鱼米之乡，这个「贝贝鱼」据说是代表濒临灭绝的奇鱼中华鲟，因此极有可能在湖北酿灾──湖北宜昌的三峡水库和葛州大坝，常常有异常迹象，武汉市今年五月出现一百三十年来罕见暴雨，湖北近来各地频出「地陷」新闻，这是否湖北有大灾之兆头？

濒临灭绝动物岂能吉祥

有识之士以为，仅仅以上述推断疑虑鱼米之乡将有汶川地震之类大灾，难免有臆断与迷信之嫌，但五个「奥运福娃」皆选择濒临灭绝动物和玩具作为吉祥物，则实有悖科学，难免产生晦气──大熊？、藏羚羊、中华鲟，皆是不能适应环境变化而自新的无能动物，何来吉祥？怎么会代表祥瑞？纵然人类千方百计挽救牠们，也不过是苟延残喘而已！选择如此必然灭绝的动物为祥瑞，就如同选择没落的专制制度为改革方向一样，只能南辕北辙，适得其反。至於一个坚持无神论的政党，突然因举办奥运会而大肆宣传所谓「圣火」，让人深感毫无诚信和滑稽！即便风筝，最终的结果多是没有生命力的「断线风筝」，纳为吉祥之列，也是匪夷所思！

「北京奥运福娃」为何如此选择不慎？皆因官府举办「北京奥运」并非意在奥运精神和发展体育，而全力於浮夸盛世，享受「四夷臣服，万方来朝」，扬幡招魂，借机制造保护大熊？、藏羚羊、中华鲟的神话，而同时又强令全国各地以传递「奥运圣火」之名举行奢侈浩大炫耀庆典，不顾「圣火传递」活动劳民伤财，中断正常社会经济秩序，让各级政府全力於这种图虚名得实祸的花架子中，又岂能不酿造大祸？

这才是今日中国一个灾难连着一个悲剧的深层原因。

悲剧的真正根源在「六四」

更有一些「九头鸟」（湖北人）想到，汶川大地震悲剧的真正根源在於「六四」冤案至今没有昭雪。

十九年前的「六四」冤案，如同五十一年前的「反右」冤案一样，皆是禁止自由思想，封杀民主监督，造成「无声中国」。

如果没有「六四」冤案，沿着一九七八年为「右派」摘帽的开放之道，二○○六年纪念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时，必然会彻底揭开唐山大地震预报被压制的真相悲剧，揭露唐山大地震悲剧是因为国家没有预备专业救灾队伍和救灾设备及物质的真相……。如是，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前，耿庆国等专家像曾预报唐山大地震那样对汶川大地震的准确预报，就不会再次遭到压制，而汶川大地震救援中也不会再次重複唐山大地震救援中出现过的缺乏专业救灾队伍和设备的悲剧！

汶川大地震悲剧，源於唐山大地震悲剧没有深刻地检讨！而唐山大地震悲剧不能深刻地反思，皆因「六四」冤案窒息了中国的民主思维！

要想真正杜绝汶川大地震悲剧，必须重审唐山大地震悲剧；要想真正揭露唐山大地震悲剧真相，必须彻底公开「六四」冤案真相，彻底为「六四」冤案平反！

历史上从无孤立的悲剧。每一个悲剧必须从前面的悲剧中查找根源。要想彻底为「六四」冤案平反，自然还须上溯到比「六四」冤案更远的悲剧！

二○○八年六月二日於旅途

二○○七年，黑龙江省的富锦市因发生了农民「私分土地」即收回土地所有权的事件而闻名全球；二○○八年五月份，富锦再爆出骇世新闻──称为九零粮库的特大粮食企业库存粮食被盗卖一空，数亿资金杳无下落。该案虽然现在还在调查之中，各种传说纷纭难理，但可以肯定此案揭开了中国粮食系统严重腐败的冰山一角。

目前，北京高层正在密切关注事件的进展，特别希望通过详细的调查来找出一个「基本真相」，以期消除中国存在粮食危机的负面影响。在更现实的层面上，就是为粮食价格节节攀升的势头破劲。消息人士指出，一俟四川地震问题有了初步结果，温家宝将用半个月的时间专门批阅大量关於全国粮食系统库存调查的报告。

袁隆平的质询被搪塞

中国粮食系统的腐败由来已久，它是国企腐败的组成部分。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辽宁省一家规模不大的粮库一次购进麻袋、苇席等粮食收购辅助用品价值达千万元，可供该库使用近百年的时间.如此荒唐地糟蹋粮食收购资金，从採购中索取回扣，成为中共建国以来粮食系统腐败第一案。

粮食系统腐败案件的曝光绝大多数是由「空仓现象」诱发.比如黑龙江富锦九零粮库於二○○八年初曾收下广州一家饲料加工厂高达四百万元购买玉米的预付款，但逾期两个月不发货，亦不退回预付款，结果广州企业动用私人关系将事情直报副总理张德江。张德江批示呈主管发改委的第一副总理李克强「阅知」，李克强则责成发改委进行调查。发改委主要负责人则指示其属下的国家粮食局「深入调查，形成专件」。其实，早在今年三月份的全国两会上，着名粮食专家袁隆平就质询粮食系统，要求调查「空仓现象」。国家粮食局长聂振邦闻讯，立刻亲登袁府拜访，主动「求教」，并声言将派出一支调查队分赴有问题的省份调查。

国家粮食局选定湖南洪江市，经过半个月的调查，结果是官样文章一大套，什么地方政府没有粮食储备机制啦，什么历史遗留问题啦，总之，袁隆平的建议就被如此搪塞过去。

奥运会之前绝不能出大案

国家粮食局局长聂振邦亲登袁府拜访时，还留下一句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话：「奥运会之前绝不能出大案子」，惟恐粮食系统给国家形象抹黑。与此同时，有消息人士称：中纪委已经约谈了国家粮食局六名党组成员中的四位，而这四位中有三位的配偶、儿女拥有高达千万美元的外币存款或海外投资股份。另有内幕消息透露：国家粮食局一些批办粮库基建项目及储备立项的司处两级负责人，「有若干名在写材料，向组织讲清问题」。

不管问题怎么讲，一旦粮食系统被抖出一两件大案，国家粮食局很可能受到牵连而停摆.就业内人反映，国家粮食局的实权人物靠粮吃粮的手法有三：其一，批准地方粮库升级为国家级粮食储备项目，向项目拨出专项储备费用，升级的库点向国家局（也就是具体批准人）返回百分之十至三十不等的回扣；其二，批准特殊项目如新建粮仓及粮食加工企业，其施工项目採取非招标方式，工程大多包给国家局权力人士的关系人，关系人再给权力人士输送相当利益；其三，审核大宗粮食进出口合同，核发许可证，从中一次性拿到好处费.仅就储备费用一项来说，国家每年就会多拿出五十余亿供储备库点开支。有一家地处华北中部的国家储备库存储稻穀（带壳，备加工大米用）一万吨，每吨年费七十万元，而仅有十余人的该库实际每年花在稻穀方面提晾晒、仓储费用不到十万元。对「白捡」的六十万元当然不能独自享用，春节前拿出三十万元到北京换成购物卡分送给国家局「办过事的人」。

这样的例子在全国比比皆是，有专家作过初步估算，粮食系统内部的权钱腐败交易已经是推动粮食上涨的重要因素。初步估计：其一，饲料、酿酒等相关行业的扩张，佔粮价上涨因素百分之四十五；其二，粮食转作汽车燃料生产，佔粮价上涨的百分之三十；其三，粮食系统内部的腐败现金流量，佔粮价上涨的百分之二十五。

地方政府侵佔购粮资金

粮食系统「空仓现象」的所谓历史因素，主要是指粮食收购与农业税代扣时期形成的问题.乡镇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往往从粮食收购企业大量「借支」现金，用於政府编外人员开支、招待费用、车辆购置、官员建房等非列账开支。日积月累，这些「借支」无法归还，粮食企业与乡镇政府就合谋开具虚假收购凭证.於是，账面收购量巨大而实际库存却少得可怜.朱鎔基任总理的五年时间，拿出相当部分精力与「粮耗子」搏斗，但最后徒唤奈何而任其发展。这是因为地方上人际关系密切，比如粮食局长升任了副市长、乡镇书记升到司法部门任首长，两？配合，保证不抖出旧账.

粮食系统的严重腐败与其可靠的地方保护产生了正相关系，因此，在全国五百个产粮大县就出现了一个共同的现象：粮食系统的干部包二奶的最多，包三奶的派头比私企老闆还牛。有一个笑话可资说明：某县相邻两座粮库的主任是父子关系，老爹玩够了一个刚从学校毕业分配的女中专生，非要甩给儿子；儿子不大高兴，斥问其父该女生了孩子怎么排辈，不期老子大怒：「叫爹还是叫哥，你看着办！」后者自然不高兴，在名义上承担了该二奶并给购置了一处楼房后，自己又包了一个「真正的心上人」。结果呢，大婆与二奶联起手来「抓三奶」，一时间成为地方笑料。

温家宝也治不了

弊端巨大的粮食收购、储备体制经历了被动性改革即「确保储备，放开收购」之后，大量基层粮库空壳化乃至破产，能够转租场地者也只能勉强挣够退休工人的工资.如果对粮食系统进行整盘清产核资，其亏空不下两万亿人民币。是用粮食系统的经营利润弥补还是国家财政挂账，实在是个比四川地震更难以处理的「重大国政」。

相信这一届政府不可能理清粮食收储体制问题，将来温家宝必会带着一大遗憾结束总理生涯。

有“自杀式袭击”，未闻有“自杀式执法”，现在安徽蒙城县交通局填补了空白。

自杀式袭击，有人说是弱者的抵抗，有人说是恐怖行为，角度不一，解释也不一样。“自杀式执法”又所为何来呢？执法者本是强势，竟然也取“自杀式”，实在莫名其妙。

有关安徽蒙城县交通局“自杀式执法”的报道说，6月13日，蒙城县交通局综合管理所副所长兼许疃交管站站长张某（不知为何要“某”），及其雇请的“社会人员”黄某，在该县乐土镇境内同一时间分别驾车撞击两辆沪籍大巴，40多名乘客险些丧命，将5月下旬以来拦截那两辆沪籍大巴的“执法行为”推向高潮。

车主牛立志说，为了搞好与地方交通管理部门的关系，他今年2月接受公司安排，与张某合伙经营了另一辆大巴，因张某倚权压人，合作困难，便遭受各种非法执法。

经营者与掌权者的“亲密合作”，我们看得已经不少。这个关系破裂的事例，可以表明在这种合作关系中，主动方与被动方分别是谁。张某有权进行交通执法，就是合作的主动方，牛立志及其公司则是“被合作方”，当被合作方不能接受高标准的合作要求时，就要接受非法执法，此时掌权的张某就可以与“社会人员”黄某等人“合作”，安排几十个人每天去制造与牛立志的“不合作局面”。

“张某带领一帮社会人员执法”，这是一个很含糊的说法。执法应由执法人员进行，而张某却邀请“社会人员”参加。这些“社会人员”不是一般的人，他们是多次受公安机关处理的黄某及其马仔。张某这样的掌权者，真是“要什么有什么，想要谁就是谁”啊，不管你是谁，能满足其要求，就跟你合作；不满足其要求，就不跟你合作了，算是“不拘一格降合作”吧。

但我还是不明白，张某为什么要采用“自杀式执法”的手段来展示誓与牛立志不合作的决心。按说，他手下既有执法队员，又有黄某等“社会人员”，不愁没有办法把牛立志弄得服服帖帖，怎么还要走极端，搞“自杀式执法”呢？想来想去，似乎只有急火攻心可以解释，把人整服帖，大概需要些时间，找由头，慢慢整，而他似乎没有这份耐心了，希望尽快让牛立志回到被合作的轨道上来。

一个交通管理站站长，与人合伙经营长途大巴，应该是不被允许的，但张某不仅要经营，而且不怕把事情弄到很难转圜的地步，我不知道这是因为掌权者与经营者私下合伙的状况实在太过平常，还是因为张某特别自信有办法摆平胆敢与他不合作的车主。无论如何，他的合作，实在是只与顺逆有关，他有很高的利益要求，顺之则亲密合作，逆之则否，他又随心所欲，想跟谁亲密，就跟谁亲密。经营某种生意的，顺之者可以亲密合作；会做打手的，顺之者也可以亲密合作。至于一般的公民（也就是被称为“老百姓”或者“群众”的人），我估计连跟他合作的资格都没有，毕竟这些人于他没什么鸟用，好在他们还算听话，妨碍不到他的合作之情，否则，哼哼。

执法人员张某和与他很亲密并且拥有不少马仔的社会人员黄某，已被公安机关拘留，“自杀式执法”势必会受到追究。蒙城，这个以养牛而闻名全国的地方，因为出现了“自杀式执法”而再次名传天下。权力要牟利，不管合法非法，看来已等不得温良恭俭让了，它要抓紧时间，勇猛向前，不计手段，不避耳目，局里的人、道上的人不分彼此，执法手段、自杀式手段统统用上。

我实在弄不清楚，为什么以权牟利会如此猴急，是觉得油水已经快要捞完，还是因为油水实在太厚；是看多了同侪的做法，还是因为见多了“被合作者”的驯顺；是因为有权之日苦短，还是觉得来日不会太多，才会如此疯狂的呢？“春江水暖鸭先知”，我很想请教一下急吼吼“捞权捞钱真忙”的人物，就算我对他们的一种尊重吧。

人们常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明天的希望。当人们目睹5.12大地震中数千所学校倒塌、上万学童被活埋的时候，又有人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哀叹：这个国家和民族没有了明天，也没有了希望。

无论如何，不管是政治家还是知识分子，或者普通民众，或者一种政治机制，唯有能够痛定思痛，在反省和批判中获取自我纠错和完善的能力，政府才有可能切实保护每一个生命，民族和国家才会有希望，有明天。

08年开年以来，这几个月，中国经历了太多太沉重的重大事件，华南的雪灾还没有谢幕，西藏的骚乱接着开张，令人瞠目结舌，接着传递奥运圣火更是弄得全世界象一锅沸腾的粘粥，五星红旗使伦敦、巴黎、悉尼、长野、首尔瞬时之间涂成了“红海洋”，本来应当是一个轻松欢快的体育大party却负载了那么多严肃沉重的政治烧饼油条肯德基家乐福，可是，5月12日14时28分，一场没有预警预报的八级大地震，猝然，猛然，突然，轰然，四川，汶川，映秀，成了全中国的焦点，全世界的焦点，全中国瞬间转换成了一个救灾的大战场，……

截至14日12时，四川汶川地震已造成69，170人遇难，374，159人受伤，失踪17，427人，受灾人口达四五千万。

回想起来，这些事件对于老百姓如我们之辈简直是头昏脑胀，眼花缭乱，目不暇给。至于写作，一个是非还没有弄明白，又一个是非要叫你回答，无论是平头百姓，还是玩弄键盘的才子，要么你就遵命思想，遵命写作，和谁谁保持一致，要么你就独立发问，独立思考，别求新解。可是是是非非从何说起？

我们把中国的这几个月称为“多难之春”、“多难之夏”大概不算不妥。

我们且不议论“多难”是否“兴邦”这种高深的哲学问题。对于时政写作者，“多难”却是一个大显身手的机遇。海内的海外的，专业的业余的，体制内的体制外的，左的右的，所有写手，在这个期间，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谁都希望写出能够准确揭示事件真相和底蕴的文章，写出别具一格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的文章，写出引人入胜摇曳多姿的文章，写出逆流而行独具慧眼的文章，写出具有理性逻辑又有情感魅力的文章，如此等等，都是写手们努力追求的目标。于是，我发现，一个作者叫杨恒均的文章，大概可以称之为脱颖而出，颇为显眼，叫人读了一篇，愿意再读一篇，我搜索了一下我的电脑，竟然读了下载了大约30来篇。

我以从容淡定、风流蕴藉来描述杨恒均的特点。杨文没有那种气势凌厉居高临下的味道，都是平平淡淡，娓娓道来，所以才能从从容容行文。淡定也是一种从容，佛家语，对事物看得穿，看得透，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闲看庭外花开花落，漫看天边云卷云舒，那是一种万花纷乱不迷眼，一杆成竹自在胸的境界。你有你的千条妙计，我有我的一定之规。这种风流蕴藉，是源于作者有丰富的生活阅历、经验，有丰富的知识积累，还有可以从心所欲的文笔。

我阅读的第一篇文章是《台湾海峡为什么越来越宽？》，这个题目就很有意思。这里说的“宽”当然不是物理概念，作者说“从中国大陆跨越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太平洋到达美洲大陆的时间是12个小时，从中国大陆飞到澳大利亚只要八个小时。然而，从中国大陆飞到海峡对岸的台湾岛竟然整整折腾了我24个小时，”但是“隔在两岸民众心中的那条鸿沟”却更宽，而且还有越来越宽的趋势。这篇07年底在台湾写的文章，因为作者看到了真实，所以感叹道，CCTV4的

“《海峡两岸》节目也请一些台湾的专家学者来向大陆观众介绍台湾，他们不但是清一色的蓝营，而且还是属于比较激烈的那种。他们慷慨激昂，猛烈抨击台湾当局。这未尝不可，因为在台湾他们也是这样做的，而且完全允许。可是制造节目的人忘记了，这些人如果在台湾做类似的节目，会有持相反意见的专家学者和他们打擂台，或者另外一批人在另外一个电台支持相反的意见，于是民众就不会只听到一种声音，避免做出片面和偏激的判断。在中国大陆却没有这个可能，我们几乎所有讨论台湾的时事节目，都成了清一色的攻击和讽刺，完全听不到另外一种声音。”

说实话，这个《海峡两岸》节目我是常看的，早已发现过这个问题，CCTV4成了台湾蓝营的代言人，因此，这个节目对于那些没有思辨能力的观众来说，实际上不是拉近两岸的心理距离，而是丑化妖魔化台湾的民主，使大陆的观众对台湾的民主产生更多更大的误解和拒斥，谁要是话说民主，马上就用台湾的蓝绿恶斗举证，叫你哑口无言，结果《海峡两岸》这个节目反而使“海峡两岸”越来越宽。这篇六千多字的文章中有许多可圈可点的话，如“中国领导人既然能够以如此高的规格接待蹂躏中国八年之久、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的日本首相，有什么理由不能以更加公正和平等的姿态与同是中国人的台湾领导人对话？”那么，除了国共两党的党魁对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胡锦涛“主席”能不能和中华民国的马英九“总统”对话呢？进而言之，胡锦涛总书记能不能和达赖喇嘛直接对话呢？大家都是中国人啊！我记得抗战时期最动人的口号之一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后来中国人猛打中国人就不必说了，难道心想事成、如愿以偿、夺得了政权的中国人不能化干戈为玉帛和另一些中国人握手吗？这是杨文留给读者思考的潜台词。

因为读了此文，我对杨恒均别有一格的见解和文风，产生了很好的印象，所以就读了又读。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是一个老掉牙的口号，现在还有什么可以议论的呢？难道中国现在还有“阶级”，还有“阶级斗争”吗？可是读了开头，你就不能丢下了。作者从自己爷爷的30亩地说起，访问了12位平均年龄55岁、原来都是贫下中农的农民，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和心态，他们认为“现在比毛泽东时代好很多”，“真正的农民并不象一些网络愤青和自称农民的人宣称的那样，如何如何怀念毛时代”，如此等等，于是作者说“这让我思考一个问题，毛泽东到底代表了农民和无产阶级没有？”

作者最后笔锋一转，议论了一个主流媒体视为美谈予以吹捧、我们却迷惑不解的问题，就是毛刘两家后代握手言欢的故事：

“近年有两件事让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多了一个思路，一个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子女欢聚一堂，尽释前嫌。第二件事是广东某地纪念叶剑英的纪念碑揭幕，高干子弟云集。广东省委省政府领导人本来不去参加的，但看到那么多高干子弟都来了，不能不屁颠屁颠地赶过去。据在场的朋友说，赶过去的高级领导人竟然被高干子弟们不当回事，可见，高干子弟永远是尊贵的阶层。如果你没有什么背景，即使官职再高，也只不过是为他们那个1949年后形成的新权贵阶层打工而已。当然高干子弟作为一个新的权贵阶层，也不是不存在矛盾的，有时还相当激烈，达到了你死我活。但在随着岁月的流逝，或者到了关键时刻，他们就会马上联合起来，尽失前嫌，一致对外。你想一想，刘家和毛家的子女能够坐到一起，连杀父之仇都可以抛弃，足见阶级扮演的作用有多么重要。

“如果我的理论成立，那就是说，我们这个政权无论怎样变化，都是要为那个特殊阶层服务的，即使你的最高领导人是平民出身，你也不能怎么样，你还得为权贵服务，否则就得卷铺盖滚蛋（我们的总书记滚蛋过好几个）；而且同样按照这个理论，政权在经过一轮轮回后，又会完全回到他们的手里，例如由他们的儿子和孙子继续掌握。

“如果你还不相信，我也不好再说什么，只能告诉你，等着看吧。”

“等着看”，并没有等多久，果然，我们看到了。本文写于07年7月，那时17大还没有召开，不久，在大会召开前夕，海外传出内定的18大接班人换了太子党的习近平。此君刚刚取代陈良宇登陆上海，屁股还没有坐热，难道又要直飞中南海？是谣言，还是泄密？后来证实这不是空穴来风。为什么？为什么？似乎这位杨恒均有先见之明。

杨恒均文思畅达，文笔畅快，在如此变化莫测的事件中，迅速及时地写出了许多能够启迪读者，愉悦读者的篇章，如《美国如何掩盖轰炸我驻南大使馆真相？》，《西方国家害怕中国人民的爱国激情吗？

──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真相揭秘》之二，《就悉尼爱国大游行驳斥两股反华言论》，《给留学生的信请你们继续爱国！》，《王千源事件是中情局策划的阴谋》，《面对灾难我们如何展示大国风采》，《地震文学：最后一堂课》等，都是引人入胜的文章。

最后再举例一说。在《杨恒均就北京与达赖方面磋商答美国友人问》一文中，杨恒均说：

“北京突然放下身段，应达赖要求，决定准备与达赖方面接触磋商，绝对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北京受到了内外压力所致。北京……

日前对于爱国愤青的紧急刹车到突然宣布要与‘披着袈裟的豺狼’接触磋商，可以看出北京是理智和自信的，这也是我一个月来第一次看到一个大国崛起的影子。同时我寄希望于中国政府，一个和谐与和平的奥运，需要对话和理解，而一个国富民强的和谐中国则更加需要对话和理解。“

这是一个中国人最良好的祝愿，最殷殷的期待。

读杨恒均的文章，感受到那种从容淡定、风流蕴藉的大气和美感。

《澳洲金融评论》报上的文章《这个男人后面有那个女人》（Behind this man is that woman），图为妮尔的漫画像。

六月上旬以来，澳洲各大媒体的重要版面几乎每天都充斥着关于一对澳洲政治强人夫妇的报导，这对夫妇，女的是工党联邦国会参议员妮尔（Belinda Neal），男的是新南威尔士州教育部长博斯卡 (John Della Bosca)。追踪事件发展的经过，让人不由感慨：“澳洲的部长不如中国的城管！”

事情得从六月六号晚上讲起。那天是个周五，妮尔和她丈夫一道，在一家餐厅给一个下属开生日宴会。因为这家餐厅同时也是俱乐部，到了晚上一定时间，就开始有俱乐部成员来消闲，所以餐厅服务员就请妮尔他们挪一挪地方。

据说妮尔的脾气火爆，在工党高层已是尽人皆知，所以让她挪地方的服务员大概就这样撞到“枪口”上，被妮尔一阵发作。据说她不但骂了脏话——中国有“国骂”，澳洲也有——还撵到经理办公室，威胁要在三个月之内让餐厅关门，让冲撞她的服务员统统失业。

骂完、吵完之后，这位参议员跟她据说已喝得醉醺醺的部长丈夫就开车扬长而去了。

他们离开之后，餐厅的值班经理开始发愁。在他当班的时候发生了这样的事，得罪了这么重要的顾客，如果餐厅真的因此被关，他怎么跟老板交代？他自己的饭碗还能保住吗？

他思前想后，没办法，只好打电话跟一个朋友商量。这个朋友在当地一名自由党议员的办公室工作，同时也是一名太平绅士（Justice of the Peace）。澳洲的太平绅士是由品德良好的公民担任，由总督任命、义务为公民服务的。在签署很多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时，都要求有太平绅士在场，以保证签名是真实的。

这名太平绅士接到求助电话后，二话没说，立刻开车赶到餐厅。由于他是太平绅士，有权做签署法律文件的见证人，所以他建议让当时在场的餐厅服务员把事情经过写下来，做成法律宣誓书（Statutory Declaration）的格式。一共有六名服务员写下了宣誓书。

第二天一早，太平绅士就把六份法律宣誓书捅给《星期日电讯报》(Sunday Telegraph)，同时一名餐厅员工也给七号电视台（Channel 7）打电话揭露此事。到了下午，工党高层已经知道，因为媒体的介入，这件事已经不可避免要爆发了。

应该说，太平绅士和给电视台打电话的餐厅员工的做法是很明智的。在澳洲，如果有人不小心得罪了有权有势之人，唯一能救他的，大概只有媒体了，所以记者才被称作“无冕之王”嘛。

到了星期天，也就是六月八号，事情就在媒体上全面爆发了。报纸、电视、电台，网络，都连篇累牍的报导。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可能也还好说，议员喝多了脾气不好，骂骂人，可能还不会有后续的发展。

坏就坏在这对政治强人夫妇不甘心就此颜面尽失，所以想用一个更大的错去掩盖前面的错。妮尔的部长老公博斯卡亲自出面给餐厅老板打电话施压，要求老板给他们夫妇写道歉信，以表明那天晚上的事情，责任不在他们夫妇，而在餐厅员工。再后来，四个出事那天与妮尔夫妇一起吃饭的朋友，也签署了法律宣誓书，证明妮尔根本没有骂人。

可是事情一旦被记者盯上，就不那么容易了结。西方记者对于挖掘政客的丑闻，似乎有一种不屈不挠的“偏好”。凭着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精神，很快就有记者查出，那封所谓的餐厅道歉信，其实是博斯卡自己起草的，他写好后传真给餐厅老板，让老板签上名，然后他再拿着这封自己拟好的道歉信去对付媒体和他的上司，也即新南威尔士的州长伊曼。

更要命的是那些法律宣誓书。既然叫“法律宣誓书”，就是有法律效力的，敢在法律宣誓书上撒谎，要负刑事责任，最高刑期五年。妮尔夫妇的四个朋友和六名餐厅服务员的法律证词互相矛盾，总有一方在撒谎。这可不是开玩笑之事。在反对党的动议下，警方很快介入，正式立案调查。

事情刚出来之时，尽管让博斯卡下台的呼声很高，但州长伊曼还是想把他保下来，毕竟他跟博斯卡已有二十多年的交情。

但到博斯卡自己起草道歉信，及他的朋友的法律证词涉嫌做假之事曝光后，伊曼知道，再保博斯卡的话，说不定自己也要遭殃了，所以只好在刚刚说过不会让博斯卡下台的几个小时之后，于六月十三日，也就是餐厅风波整一个星期之后，改口宣布让博斯卡停职，等待警察调查结果。

很多评论家都认为，这对政治强人的政治生涯，到此也就结束了。

反过来再看中共国，城管们就算打死了人，后果也没这么严重。从这个意义上讲，澳洲的部长真是不如中国的城管。

当杀人不再是罪恶，当悼念需要理由

“蒙上眼睛就以为看不见/捂上耳朵就以为听不到/而真理在心中/伤痛在胸口/还要忍耐多久？/还要沉默多久？”

“六四”十九周年的纪念活动在“历史的伤口”的歌声中结束，人群渐渐散去。

要不是因为我想在那十九支大蜡烛旁再呆一会儿，要不是因为我擦眼泪的时候回了一下头，我就不会看到T一个人在那里泪流满面、孤孤单单。

我们就那样默默地站在烛光晚会的两个角落。跟那些最近在天安门广场振臂高呼“中国加油”的后89一代相比，我们在1989年就学会了用沉默来表达悲伤。当长安街头枪声不断，当天安门广场坦克轰隆的时候，我们的悲伤只能是沉默。

我连过去安慰他一下的勇气都没有。十九年来，他一直希望找到那个六三晚上死在他怀里的孩子的父母。那个被他送到儿童医院后死去的孩子的尸体，因为没有家长认领，最终被政府收走统一处理了。他曾经在一个采访里告诉我，本来他想给那个孩子办后事的。“当时真的在那里我就哀求医生说：’这个孩子是我送的，如果找不到家人的话，我替他办后事。”那时候城里都在捉人，医生知道他是学生，劝他不要再管这件事。“我去求那些医生，他们却反过来劝我，我们就一起在那儿哭。”“我到现在真的可以清清楚楚的记得他的相貌。我心里面一直有一个愿望，将来有一天，不管用什么方式，不管要等到什么时候，只要我还在世的话，有一天能把他的家人找出来。我要告诉他们他是在哪里死的，他死的时候我在他旁边。”

我不知道这位孩子的母亲是如何走过这十九年的。在地震后的几周里，我们看到那些“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孩子们的父母是如何地绝望；我们读到那位一定要把孩子的尸体背回家的父亲时是何等心酸。可是，那些在1989年失去孩子的父母们，连公开“寻尸”的机会都没有，连公开悼念表达伤痛的机会都没有。多少孤儿寡母，因为恐惧，十九年来，忍辱偷生。

蜡烛在渐渐地熄灭。L带着年幼的女儿准备离去。大概因为L说过今天是为一些哥哥姐姐而来，小女孩整个晚上一遍又一遍地问：“妈妈，哥哥姐姐在哪里？哥哥姐姐在哪里？”小女孩不知道，十九年前，在历史博物馆前，一个少年曾经伏在她妈妈的肩膀上不停地哭叫：“哥哥！哥哥！”这位要给被军人打死了的哥哥报仇的少年，后来也倒在血泊里，由一名工人抱着从L眼前经过。

我想，对于我，T和L这样的人来说，我们的身体里面有一个钟，每年进入四月十五号，我们就会被一种情绪笼罩，越接近六月，这种情绪越强烈。我们需要跟有同样的“钟”的朋友们一同悼念排解悲伤。六四屠杀后，全国处于白色恐怖当中，我和家人朋友尚且关起门点燃蜡烛哀悼死难者，我从来没有想过：十九年后，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悼念手无寸铁的被杀害的平民百姓还需要理由。

可是，今年的纪念活动，从主办单位开记者招待会开始，就被问到地震后举办六四纪念活动是否合适。从筹办到活动的整个过程当中，主办方在不同场合要不断解释有没有给地震灾民捐款，捐了多少；解释这次地震的伤亡不只是天灾，还是人祸；解释19年前的反腐败诉求与豆腐渣教学楼是有联系的；解释我们反对的是中共政府而不是中国人民，解释就算是二十年的所谓稳定也不应该以人命为代价。曾几何时，国人不再把杀人看成罪恶，而悼念死难者却需要理由。

倘若人们真地需要一个悼念六四死难者的理由，我会列出L的89见证：

“我在广场的救护站中醒过来。医生和护理员知道我是香港的学生，虽然明知我并无大碍，仍坚持送我到医院。我身边躺着一个满身鲜血的学生。他的脊背血肉模糊，身体已不能动弹，但仍不停地说：”要坚持到底！要坚持到底！“第一辆救护车来到时，我没有上，第二辆，我仍然挣扎着不肯上。一位女医生握着我的手，哭着用英语跟我说：”你一定要平安回到香港，让全世界知道这里发生的事，知道吗！“

杀人灭口十九年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号前后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后来全世界都知道了，但大部分的国人却不知道；世界各国的青年人都可以了解，唯独中国的新一代不了解。要是说屠夫们在1989年杀了人，那么他们在过去的十九年就在灭口；为了灭口接着杀人，然后再灭口。

为了灭口，他们不让中国人民大学的死难者吴国峰的父母把儿子的遗体运回四川老家，他们把他右胸、肩膀、肋骨和手臂都中枪，肚子被刺刀刺了七八公分长连肠子都拉出来的尸体强行火化；

为了灭口，他们强迫全民表态，把天安门广场变成秘密警察广场；

为了灭口，他们非法没收国际社会给天安门难属的人道援助汇款，死难者王建平的双胞胎女儿到了十五岁才因为奶奶收到的人道捐款而第一次在家里看上电视；

为了灭口，他们长期监听、监视、迫害要求给受难者讨回公道的天安门母亲群体，母亲们在悲伤恐惧与愤怒中度过余生；

为了灭口，他们软禁前总理赵紫阳，逼死导报编辑钦本立，监禁为共产党坐过国民党大牢的王若望，中伤支持民主理念的方励之，拒绝屠城见证人汉学家林培瑞入境；

为了灭口，他们把刽子手封为“共和国卫士”，把“爱国主义教育”变成爱党主义教育，把反右文革六四的真相一笔勾销；

十九年的杀人灭口与红色洗脑之后，他们不再需要象对付喻华峰程中益李大同那样去对付敢言的长平–“爱国”愤青自然会群起而攻之；

十九年的杀人灭口与红色洗脑之后，他们不再需要动用机枪坦克去镇压学生抗议，因为抗议者只反日反美反CNN，但不反共不反中央电视台不反人民日报；

十九年的杀人灭口与红色洗脑之后，“爱国者”学会了什么时候需要挥红旗的热血，什么时候需要视而不见的沉默。他们满腔热血地去砸“家乐福”，去监督批评别人的地震捐款数目，但却漠视山西黑砖窑里的奴工，漠视河南艾滋病村里农家的新坟旧墓，漠视来自凉山的幼奴；漠视因“让领导先走”而葬身火海的孩子们，漠视在绝望中老去死去的天安门母亲。

与杀人灭口和红色洗脑不“和谐”的异议声音和民间的维权力量最后都要面对象对胡佳式的软禁绑架；对李方平式的毒打；对艾晓明式的威胁；对廖亦武式的剥夺出国权利；或者干脆象陈光诚、郭飞雄那样变成监牢里的犯人代号。没有人会在乎他们是为了太石村那些土地被强抢的村民讨公道；为了临沂县那些没有结婚被迫作绝育手术的妇女讨公道；为了那些因为贫穷而卖血不幸感染艾滋病的农民讨公道；为了那些冤死的地主和上访人士讨公道。所有发出正义之声的个人在红色恐怖中全部被列为“卖国贼”，“汉奸”，全国得以诛之。

可是，一个连不同声音都不能容忍的社会何来“大国”？一个连天安门难属这些孤苦伶仃的母亲妻子孩子都不放过的政权如何“崛起”？在一个公民没有知情权、媒体不得不说谎、自由言论被惩罚的社会里，民意从何谈起，公民力量如何建立？一个靠有形的白色恐怖暴力与无形的红色恐怖谎言维系的新极权统治，何来大国崛起？

在我看来，因为替六四遗孤募集助学基金而被原机遣返美国的陶业与美国海关人员的对话是大国崛起的最大讽刺：

“进关时，海关人员问我，你在境外逗留了多长时间，我说两个多小时，中国海关不让我入境。你都干什么了？我说什么都没干。你一定干了什么事，他们不高兴了。我问他听说过1989年在北京发生的事吗？那当然。我告诉他，我和朋友们在帮助六四孤儿完成中学和大学教育。那是大好事啊，真不可思议。你是回去看望家人的吗？是的，我的母亲，她86岁了。她不能见到你，一定很悲伤。是的，我也很悲伤。现在你回家了。是的，这是我唯一可回的家了。16日晚9点半，我，一个被誉为”不受欢迎的人“，回到了美国我唯一可回的家中。我心中并没有将要客死他乡的悲哀，但是，心里抹不去对年迈的母亲和姑妈们殷切的思念，以及无法为她们安排晚年的遗憾。”

作为80年代的留美学人，陶业与他的同道们十多年如一日义务投入对“六四”受难者家属的人道救援，帮助了五十多位“六四”死难者的遗孤完成学业。政府十九年前开枪，不但没有对死难者家属有任何抚恤赔偿，还拒绝让象陶业这样的冒险帮助老无所依幼无所靠的天安门难属的义工们入境。为了帮助的天安门母亲，陶业被剥夺了回家见自己八十多岁的母亲的权利。一个政权杀了人连受害者的母亲妻子孩子都不放过，这是什么样的大国崛起？

赢了一天，输了十九年

杀人者，总是心虚，就算掌握了所有国家机器的杀人者也不例外。纵然五星红旗在全世界的“爱国者”手里飞扬，纵然迎“圣火”的呐喊响遍全球，他们依然需要“金盾工程”，需要网络警察，需要跟踪骚扰异议人士。就算他们把所有的陶业都赶走了，把所有“天安门母亲”网站都封了，把所有的胡佳都判了，把所有的《冰点》都查了，他们照样掩饰不住自己的心虚。每年六四，当我看到当权者的如临大敌，看到他们对流亡者的中伤，看到网特们颠倒黑白地为屠夫们立牌坊；而同时又看到全世界纪念六四的点点烛光，看到象我这么一个贪生怕死的柔弱女子都要扛六四这个课题，我就觉得：共产党赢了一天，输了十九年；哪怕他们把这十九年的红白恐怖当成是赢了，他们最终也会输掉历史，输掉历史的最终公义。

今天晚上，香港维园的几个足球场又将燃起点点烛光，为天堂的亡魂点灯。那点点星星之火，将会在历史的长河里燎原。愿我们在每年的今天，都在内心点燃良知的烛光。

谨以此文遥祭死难者，并向所有拒绝遗忘的朋友致意。

2008年6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