昝爱宗:劳民伤财的记者证

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又要换发新闻记者证(或称记者证)了。按照中国80万名记者的总量和记者工作经常流动的性质,以及新闻总署的工作效率,至少要等到2011年才有可能有一半以上的记者领取到2008新版记者证。此前的2003版新闻记者证到了2005年才大致换发完毕,换发的目的据称是”利于管理部门和社会公众辨别记者证真伪”.

新闻出版总署换发记者证,五年更换一次,具体由该署报刊司具体实施。报刊司在最近公开的一份文件中称”要确保2008年度的记者证换发工作符合从业人员持证上岗的实际”,报刊司委托该署下属的传媒发展研究所承担报纸出版单位新闻记者职业状况调查项目,旨在征集新闻从业人员对现行的有关记者职业资格、从业保障制度等方面意见和建议。但事实上,早有记者和法律界人士强烈呼吁废止劳民伤财的记者证垄断制度,但该署丝毫不予理会。

我本人曾在1996年领取过一张1993年版的新闻记者证,两年后的1998年赶上记者证更换,旧证作废,新证使用不到两年,因为我换了一家报馆工作,随之这个新证也就作废了。从1998年到2006年,我就使用过3个版本的记者证,每个版本的记者证成本费10元。新闻出版总署每五年换发一次记者证,80万名记者换发一次就高达800万元。换发之前,还必须参加新闻出版总署统一的记者资格培训和考试,每人收取费用400-1300元不等。新闻出版总署垄断记者证,所谓便于管理,实际上是逼迫记者听话,否则吊销记者证,不得从事记者工作。由此可见,荒唐的记者证制度,一方面劳民伤财,另一方面使官方借机牟取巨额利润。

中国版的新闻记者证,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垄断,剥夺了中国两千多家报纸对所在媒体从业人员发放新闻记者证的权利。所谓每五年换发一次记者证,实际上是源于该总内部一个不成文的规定,称是”为防止新闻记者证被假冒”等种种荒唐的原因。在中国,只有该记者证被官方当局所承认,没有官方记者证的记者被视为假记者,其采访也不被法律保护,原《中国贸易报》记者兰成长因无法出示官方承认的新闻记者证,在采访中被指控为假记者,惨遭地方恶势力暴力殴打致死。

由于新闻记者证属于权力垄断性质,被一些媒体私下变卖,一本记者证高达5万到30万不等,若是社会无业人员需要某报的记者证,只须向该报签订聘用合同,表示向该报每年完成5万以上的赞助和经营任务,就可以得到该报社的记者证。在北京,一些行业报的记者,法制类媒体的记者证成为一些不法之徒借曝光为名敲诈勒索的”金字招牌”,但每年只有少数记者被追究法律责任,官方称这是”个别害群之马”,而丝毫没有官方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垄断记者证的任何责任。

一句话,现行记者证制度还是摆脱不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旧有专制模式,报纸只能是”党的喉舌”,而以强调媒体作为另一种社会力量即”第四种权力”的新闻自由、民间办报自由价值观,则在中国仍然没有实现的可能。

余世存:不出国门的声明

我放弃多次出国的机会。四五年来,拒出国门的心情,从最初的怯念到今天强烈的中国生活经验,使得我如鱼饮水,屈辱和欢乐自知。当朋友们谈论他们不久前的一次次出国经历的时候,当学者们谈论他们的国际会议的时候,我就寂寞地对自己说:我不出国。一个人的时候,我仍会跟自己对话:在自由民主制度来临之前,我就呆在国内吧。当人们希望我出国的时候,我一再搪塞的理由总是荒谬可笑,我知道真实的理由,只是我无意表达,更无能展开。

这样说,当然显得矫情。是的,我有过几次出国的经历,现在又说不出国了。但人性的经验唯有极致后才沟通了这些矫情和生活的诸种不可能;大陆中国的生活,仍是像玄奘和尚一样,必得经过九九之难才能取得人生真经,也只有获得真经才能贯通所有的磨难和凡胎肉身。这是一种不无悲惨的中国经验。因此,一如我敬佩那些年轻而爱惜笔墨尤惜出版作品的朋友,一如现代人类致意于卡夫卡的;我更敬佩那些一开始就拒绝出国的中国同胞,那些默默无闻的英雄,那些在朝在野的高洁之士。

用手不能投票时,用脚投票是其中应然之义。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吟唱着“逝将去汝”而求跨出国门,奔走他乡,做猪崽,做蛇人,蹲移民监,以至于今日。孔子以降的圣贤也说“道不行而泛于海”,可以到海外去发展。寻找出路而出国是我们中国人的遗传细胞之一,即使外出走一圈也是我们生命中的遗传密码。我认识的一些一生坚守其独特生活方式的朋友,在谈到出国问题时,也通达地理解:有机会出去看看也是好的。因此,我们中国人在当代不仅汇成了国内壮观的移民潮,也成就了全球范围内“周游列国”、“走街逛市”、“走村串巷”的出国观光旅游、会议交流、绿卡换籍潮。

那么,有拒不出国的朋友吗?我相信他肯定生活在我们中间,只是我们不知道他的存在。不出国门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心境,一种难以交流的生存方式。即使不出国门可称范例的历史人物,东土的屈原和西方的苏格拉底,也多为人曲解了。人们以为他们不出国门乃是忠君,忠于国家或忠于法律。他们的心情显然难以坐实,比忠诚更为丰富,不足为外人道。即使神州陆沉之际拒绝流亡的历史人物,卢作孚和陈寅恪,也多为人曲解了。人们以为他们不离开大陆乃是爱国、幻想或识见不足,他们的人生经验和智慧显然为外人望尘莫及。

不出国门的经验仍是一种自由的经验。屈原、苏格拉底、卢作孚、陈寅恪们,都是自由的选择。这种自由不是一时一地的行为,而是他们生存的本质。爱因斯坦在“不回德国的声明”中申述理由说:“只要我还能有所选择,我就只想生活在这样的国家里,这个国家中所实行的是:公民自由、宽容,以及在法律面前公民一律平等。公民自由意味着人们有用言语和文字表示其政治信念的自由;宽容意味着尊重别人的无论哪种可能有的信念。这些条件目前在德国都不存在。”爱因斯坦表达的就是一时一地的行动,他面对的法西斯德国,当然不能回去。但卢作孚和陈寅恪在同等性质的大陆中国,没有出去,因为他们有远大于他们个人并由他们个人自由选择的文明能力:自由。一旦他们发现社会都不能容忍这种自由,他们仍能够选择沉默或死亡。

不出国门的经验也是一种“与汝偕亡”、同归于化的蒙尘经验。卡夫卡说:“我在这里!”里尔克说:“严重时刻。”我们中国的智慧,在这里,同样是一种“利艰贞”的“明夷”智慧:内难而正其志,君子以之,明不可息。

不出国门还是一种冷眼旁观的生存经验。这里面有孤愤,有耻辱,更有意志自由。

这并不是说今天次法西斯的大陆中国充满了黑暗,个人生存充满了紧张、不安、不自由。就像有人理解的,如果悲观而不出国,呆在国内就是活受罪。这也是一种误解,恰恰相反,尚黑尚厚、专制、窘困、丧失人性的媚俗、丧失人情的做秀等等从来就没有完全占据我们的生活。对我们这些前现代国家的子民来说,生活有心灵感觉一类的想象自由来维系。处于贫富分化、专制的压迫下,人们的感觉并不全然悲哀,人们善于自我调节,通过极富弹性的差序攀比、逃避自由真相等等得到心理平衡,以玩世游戏的态度来应对现实。人们依旧欢天喜地地在节日里吃美味,穿新衣,赌博,沉醉于男欢女爱、婚丧嫁娶的快慰和热闹中,生儿育女,享受天伦,始终保持着孩童般的想象力和类人孩们的占有感。穷人是笑着生活的,专制下的类人孩是游戏着生活的。

几千年前的庄子指明了这种“朝三”者的快乐。“劳神明为一,而不知其同也,谓之朝三。何谓朝三?狙公赋芋,曰:‘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怒。曰:‘朝四而暮三。’众狙皆悦。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亦因是也。”我说过,当代中国近六十年的文明状态,前三十年的阶级斗争,后三十年的个人发展,也不过是狙公的游戏。类人孩们投入其中,真诚地、以为获得个人生存本质或社会真理地参与每一次的游戏,不过临头发现是春梦一场。但这不妨碍他们投入其中仍有收获,他们有怒有悦。一如我们同情朝鲜民众的处境,但他们除了悲惨、无力外,仍有小小的、不可替代的、至上的欢乐,他们中的诗人、学者、专家仍会歌唱、聚会、宴饮,仍会专心地做学问。

布莱希特在“致后代人”中开篇明示:的确,我生活在黑暗的时代。对我来说也是。柏拉图从老师苏格拉底的人生中得到启示,人生就像一群人在山洞里生活。确实有一些仁人志士出国,得见洞外的光明;但我愿意留在洞中,看着无趣的生活,甚至急于走完自己的一生。

我以比爱因斯坦声明长得多的篇幅来谈论不出国门的心理,实在是多余。

就此谢绝一切朋友邀请出国的好意。

2007年11月写于北京

刘逸明:地震灾区的豆腐渣工程是一面镜子

四川大地震的突然来临让数万生命在顷刻间离我们而去,中华大地因此陷入前所未有的哀痛之中。面对如此重大的自然灾害,很多平日里麻木和唯利是图的中国人都开始良心发现,纷纷对灾区民众伸以援手,用实际行动和灾区民众站在了一起。就连先前只为逝世的国家元首而降的中国国旗也首度在5月19日那天为在大地震中逝去的生命而降,十几亿民众同时为死难者默哀。

大地震后,中国人和中国政府的国际形象一下子得到了空前的提升,中国官方媒体也破天荒地大篇幅引述外媒的报道来证明中国政府在地震后的优良表现。然而,灾后政府全力以赴的救援并不能抚平无数失去儿女的民众内心的悲愤。四川重灾区各学校死难学生家长在看到那些不堪一击的豆腐渣工程之后,难以抑制对设计建造者的愤怒,于是,他们不约而同地向当地政府部门请愿,要求彻查豆腐渣工程,并追究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非常遗憾的是,一向以歌功颂德为主要目标的中国媒体在面对死难学生家长的请愿活动时集体失语,即使海外媒体上已经有接二连三的这方面的报道,但充斥中国媒体的依然是灾民们的感恩戴德。记得前段时间曾有不少的海外媒体盛赞中国媒体在地震发生后的表现,其实,稍微了解中国现实的人都想得到,灾民们的怨怼要远远大于对官方的感激,不仅仅是因为豆腐渣工程,还有震前的缺少预报以及震后救灾物资的发放等等。当然,对政府的感恩戴德往往是专制社会的独有产物,在民主社会,只存在民众对官方工作的肯定,而不会有什么感恩情怀,因为维护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从来都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依然记得当年台湾9.21大地震后中国媒体大量报道那次地震震出豆腐渣工程的消息,可以想见,民主台湾的建筑物总体质量肯定要高于中国大陆建筑物很多,不是因为台湾建筑物的造价高,而是因为中国大陆在建筑房屋时各个环节难以避免的腐败现象。此次大地震虽然破坏力极大,但仍然有一些建筑岿然不动,据称,由私人捐款修建的刘汉希望小学在地震时竟然连一块玻璃都不曾破碎,全校师生也无一伤亡。难道是地震波未到达刘汉希望小学?显然不是,而是过硬的质量抵抗住了地震的强大破坏力,而其它造价不低质量却令人扼腕叹息的学校教学楼便在大地震来临时显得不堪一击,轰然倒塌。

中国媒体向来都会将一些大的自然灾害打造成一席席歌功颂德的盛宴,此次四川大地震也概莫能外。在中国的电视、报刊等媒体上,你压根儿就看不到对豆腐渣工程加大死亡人数的报道,只能在网络上看到网民对官方的诘问。面对网民的压力,四川官方在其后公布有关学校教学楼倒塌的几点原因中竟然绝口不提建筑质量问题,官方对建筑质量问题的回避显示出在建设这些教学楼过程中,各级官员都有着不可告人的腐败行为和难辞其咎。

不论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还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如果要想取得长足的进步,就必须懂得反省,而不是习以为常地为自己涂脂抹粉。中国在中共建政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不知道上演了多少幕历史荒诞剧。不管是在人吃人的大饥荒年代还是在十年浩劫的文革时期,中国的媒体也同样能将中国的统治者粉饰成伟光正和高大全的形象。如今,不光这种表现在一如既往地延续,而且还行成了统治者与民众违心互赞的格局,当我听到胡锦涛在灾区拿着喇叭高喊“任何困难都难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时,我的内心没有感动,而是认为中国人非常可怜,因为当我们在极力响应统治者号召时,我们才被举得比天还高,一旦我们的合理诉求威胁到统治者的政治或经济利益时,我们就毫无疑问地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刁民。

不民主的社会,一般时候,你很难指望统治者会自觉地急民众之所急,不少好政策的出台往往都带有浓厚的维护专制统治色彩。四川大地震中,伤亡最为惨重的群体便是学生,一个个年轻生命的瞬间消逝创造出了难以计数的破碎家庭,在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下,每一个学生往往意味着是一个家庭的希望,天灾易忍,人祸难容,虽然没有任何办法挽救这些死难学生的生命,但他们的家长并没有选择沉默,而是毅然决然地向当局问责,这种举动不仅仅是为他们自己逃回公道,更重要的是要遏制学校建设中的腐败行为,让此次的悲剧不再重演。学生家长们的行为理应得到全社会的肯定与支持。

出人意料的是,曾以几本散文集而暴得大名的作家余秋雨在海外媒体上看到学生家长请愿的报道后,在自己的博客中大言不惭地发表了《含泪劝告请愿灾民》一文,矛头直指请愿学生家长。在此,我无意阻拦余秋雨发表观点的权利,但其文中的观点却让人不敢苟同。余秋雨对学生家长们说话的口气不像是一个平等的公民,反倒更像一个位高权重的长者,他郑重呼吁学生家长们是以主人的身份使灾区现在的动人气氛保持下去,不要被不坏好意的人所利用。大地震后的灾区已经是哀鸿遍野,何来“动人气氛”?余秋雨真会粉饰太平。

余秋雨曾经在文革期间大写批判文章,文革结束后一直拒绝忏悔,因此,其人格广遭其他文人诟病,作家余杰更是在《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一文中指斥余秋雨为“文革余孽”。余秋雨曾经几度放出“封笔”的消息,但一到关键时刻,他又蠢蠢欲动,而且往往是“一鸣惊人”。余秋雨的《含泪劝告请愿灾民》一文一经发表就成为网络社会关注的焦点,不论是精英知识分子还是普通的网民,几乎全都对余秋雨的发言持反对态度,余秋雨一时间成为了众矢之的,这也许是他始料未及的。余秋雨的这次举动让其作为御用文人的身份表露无遗,更让其低劣的人品再一次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我无法揣测余秋雨此举的真实目的,更不会指望他对此事忏悔,只希望中国的其他文人不要仿效余秋雨。文人不应该为了博得官方的施舍而昧着良心说话,如果这样就注定会有一天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中国媒体和御用文人在中共当局的眼中肩负着同样的使命,媒体要想在大的事件上发表有别于官方的独立见解确实很难,但文人却要相对要容易很多。余秋雨是中国御用文人是一个缩影,中国人也许只有像四川大地震中失去儿女的学生家长那样坚强抗争,中国媒体的性质和中国文人的面貌才能得到根本性的转变。

2008年6月12日

国际笔会狱委会关于网络作家黄琦被拘押的紧急行动通报

紧急行动网络2008年第32号

2008年6月16日

中国:网络作家黄琦被拘捕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严重关注,网络作家黄琦因发表批评中国政府对五一二四川大地震的处置措施于2008年6月10日在成都的被拘押及其人身安全。令人关注的是,拘押黄琦违反了中国已签署的确保言论自由权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并呼吁如实立即释放他。

以下是作为几个笔会开展“我们为言论自由准备好了”行动部分的一则警报摘录。更多有关此案及其它在中国打击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的消息,请参见“我们为言论自由准备好了”网页(http://www.pen.org/page.php/prmID/1527):

“黄琦……最后被人见到是在6月10日晚上,他在成都被三个身分不明的人强行塞进一辆小汽车。他的被捕是中国政府为建立对地震灾区新闻报道更紧密控制的强化行动之一。

黄琦是成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负责人和共同创始人,曾因设立网站调查腐败、倡导民主、呼吁释放八九抗议运动被捕人士,以煽动颠覆罪于2000(英文原文2003似有误请核对)-2005年被监禁。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担心,黄琦被便衣警察拘捕而关押禁见,与他发表批评政府对五一二四川大地震处置的文字有关。

协助黄琦的两位天网义工,网络作家黄晓敏和管理员张起在5月16日宣布打算参加四川救灾活动后被拘捕。黄晓敏在拘留15天后获释,据报他被警方详细询问与黄琦的关系及天网的相关活动,而张起至今杳无音讯。“

请发出呼吁:

——表示严重关注在发表批评政府对五一二四川大地震处置措施后被拘押的网络作家黄琦的平安;

——紧急寻求有关黄琦人身安全的信息;

——表示严重关注拘押黄琦看来违反了中国已签署的确保言论自由权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并呼吁如实立即无条件释放他。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建议将呼吁书复制给驻贵国的中国大使馆,请他们转交,并欢迎任何答复。

政府地址: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邮政编码 100032

国务院转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阁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邮政编码100741

东长安街14号

公安部长孟建柱先生

请注意,中国当局的传真号码已不能使用,您最好请驻贵国的中国外交代表转交呼吁书。

如果可能,请复印呼吁书给驻贵国的中国外交代表。

**如果晚于2008年7月16日寄出呼吁书,请与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伦敦办事处联系**

进一步消息,请联系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Cathy McCann,

地址:Brownlow House, 50/51 High Holborn, London WC1V 6ER

电话:+ 44 (0) 20 7405 0338

传真:+ 44 (0) 20 7405 0339

电邮:[email protected]

国际笔会狱委会关于网络作家黄琦被拘押的紧急行动通报

紧急行动网络2008年第32号

2008年6月16日

中国:网络作家黄琦被拘捕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严重关注,网络作家黄琦因发表批评中国政府对五一二四川大地震的处置措施于2008年6月10日在成都的被拘押及其人身安全。令人关注的是,拘押黄琦违反了中国已签署的确保言论自由权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并呼吁如实立即释放他。

以下是作为几个笔会开展“我们为言论自由准备好了”行动部分的一则警报摘录。更多有关此案及其它在中国打击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的消息,请参见“我们为言论自由准备好了”网页(http://www.pen.org/page.php/prmID/1527):

“黄琦……最后被人见到是在6月10日晚上,他在成都被三个身分不明的人强行塞进一辆小汽车。他的被捕是中国政府为建立对地震灾区新闻报道更紧密控制的强化行动之一。

黄琦是成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负责人和共同创始人,曾因设立网站调查腐败、倡导民主、呼吁释放八九抗议运动被捕人士,以煽动颠覆罪于2000(英文原文2003似有误请核对)-2005年被监禁。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担心,黄琦被便衣警察拘捕而关押禁见,与他发表批评政府对五一二四川大地震处置的文字有关。

协助黄琦的两位天网义工,网络作家黄晓敏和管理员张起在5月16日宣布打算参加四川救灾活动后被拘捕。黄晓敏在拘留15天后获释,据报他被警方详细询问与黄琦的关系及天网的相关活动,而张起至今杳无音讯。“

请发出呼吁:

——表示严重关注在发表批评政府对五一二四川大地震处置措施后被拘押的网络作家黄琦的平安;

——紧急寻求有关黄琦人身安全的信息;

——表示严重关注拘押黄琦看来违反了中国已签署的确保言论自由权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并呼吁如实立即无条件释放他。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建议将呼吁书复制给驻贵国的中国大使馆,请他们转交,并欢迎任何答复。

政府地址: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邮政编码 100032

国务院转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阁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邮政编码100741

东长安街14号

公安部长孟建柱先生

请注意,中国当局的传真号码已不能使用,您最好请驻贵国的中国外交代表转交呼吁书。

如果可能,请复印呼吁书给驻贵国的中国外交代表。

**如果晚于2008年7月16日寄出呼吁书,请与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伦敦办事处联系**

进一步消息,请联系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Cathy McCann,

地址:Brownlow House, 50/51 High Holborn, London WC1V 6ER

电话:+ 44 (0) 20 7405 0338

传真:+ 44 (0) 20 7405 0339

电邮:[email protected]

美国社会对教师在突发灾难时的行为规定

美国法律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道德观念法律化,尽可能用法律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美国社会的道德和社会法律并不是两个完全分离的部分。随着两百多年来的社会发展,美国社会的道德和法律日趋重合。从社会的发展进程看,道德观念法律化的程度是判断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一个社会道德和法律的重合部分越多,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越高。相反,如果一个社会中只涉及道德,而与法律无关的事务越多,说明这个社会的法律文化低下。中国应该沿着社会问题法律化的道路前进。在这里,我无意再对范美忠的行为进行讨论,而是提供美国社会在这方面的一些经验,这对于法律文化非常落后的中国社会有一些借鉴作用。

托克维尔说:“美国人爱法律如爱父母”,这话确实不假。法律已经渗透到美国人生活——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经济的、文化的、政治的、宗教等领域的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要能够道德化的,几乎都已经法律化。美国是世界上把道德观念和法律观念重合得最多的国家。当然,这种法律文化造成了法律案件成倍增长。按照马可·格兰特的说法,美国的“法律的数量以几何级的方式增长”。有人认为美国人对法律诉讼的狂热是一种畸形文化,这是对美国法律文化的误解。事实上,一个国家以法治国的程度同法律讼诉量是成正比例发展的。在美国这样一个重视个人权利和依赖法律的国度,如果“以讼为耻”,诉讼案件量极低,那反倒是不正常。实际上,一个社会的民众热衷于通过法律诉讼来解决社会问题和私人纠纷,正好能说明这个社会的民众对法律的尊崇和服从。美国社会很少有大规模的社会动乱,美国的法律文化是一个重要因素。

在美国这样一个崇尚法律文化的国家,对学校,对学校教师在紧急情况下的责任都有非常明确的规定。没有履行职责的教师不算是触犯刑律,国家无权对失职的教师进行刑事起诉。但失职的教师则面临着民事的法律责任。如果教师因为失职而导致学生受到伤害,通常都难逃学生家长的法律指控和赔偿要求,除非受害人家庭不采取法律行动。关于学校教师在紧急情况发生时的责任,美国有这样一些规定:

美国1994年“教育人员评估”杂志在《教师职责》中对教师在危急情况下的有关文章:

Duties of the Teacher

2. Instructional Competence: c. Management of emergencies: fire, tornado, earthquake, flood, stroke, violent attack 。

这个规定说明,教师在突发灾难(包括地震)的情况下必须处理当时的紧急情况,这是责任,不是义务。

在另一个< Emergency Orgnization Plan>中,政府专门对教师在突发灾难时的责任作了如下规定:

Disaster Procedures During Class Time

当地震突然发生时,任课教师的首要行动(Primary Reaction) 是:

Earthquake—”drop and hold”,If inside building.Evacuate to room assignments (Assembly areas) on the football or baseball fields. Teachers are to escort their students to their assigned assembly areas located on the football or baseball fields. Students will remain with the classroom teacher untill all-clear signal.

紧接着的第二个行动(Secondary Reaction)是:

The teacher shall take roll on the field to make certain that all members of the class are accounted for. The teacher remains with the class and supervises students in their assembly location assignment

关于教师在突发灾难时的责任,上面的黑体和横线为原文所加。

从上述美国关于教师在突发灾难时的责任规定可以知道,如果教师失职,而教师的失职导致学生遇到伤害,学生家长则极有可能对学校和教师提出指控和赔偿,因为上述规定将成为学生家长起诉学校和教师的根据。所以,尽管教师失职并不触犯刑律,国家也通常不会对失职人员进行起诉。但是失职者面临民事诉讼则是难免的。当然,失职的教师将会失去自己的执照。

傅国涌:“历史在自由的一边”——重温殷海光的预言

上个世纪60年代,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似乎正如火如荼、方兴未艾,在孤岛台湾,一个热烈地追求自由的知识分子殷海光 (1919—1969)就坚定地预言——狂澜已在退落,“历史在自由的一边”。这是他在1965年底出版的《中国文化的展望》第十三章《世界的风暴》中提 出来的,他以强有力的逻辑力量和常识理性深刻地指出了当代共产集团的弊病,毫不留情地批判“泛政治主义”以及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等违背基本人性所导致的灾 难。但是他从不可摧毁的信念出发,乐观地预言了“历史在自由的一边”。其时,他本人正遭受着国民党专制势力的严重迫害,被剥夺了在大学的教席,贫病交加, 离生命的终点已没有几年。

这个预言要比尼克松的“1999:不战而胜”早了二十几年,殷海光在这个苦难的世界上只活了50年,在他身后二十年,共产主义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在东欧、苏联一个接一个倒下,他的预言实现了,历史固然在自由的一边。即使在他的祖国,在古老的大陆上也曾发生过震撼世界 的自由风暴,虽然最终以流血的告终,但却预示了殷海光的同胞——这些黄皮肤、黑头发的人类也终将要拥抱自由,暴力可以暂时阻挡人类追寻自由的脚步,却不可 能永远阻挡这一进程。当全世界都沐浴在自由的阳光下,我们这个“最后的角落”又能等待多久?在殷海光晚年栖身的孤岛,他曾经为自由奋斗、受难的土地上,自 由的阳光已经洒满,自由的种子已遍地生长,其中包含了他和同伴雷震等人当年的汗水、努力和智慧,胡适喜欢的一句话:“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

殷海光出生于1919年,不少年轻时与他走着一条不同道路的同时代知识分子,到了生命的晚年竟然也在海峡此岸踏上了 他走过的那条道路,朝自由走去,历史就是这么奇诡。顾准是1915生人、胡绩伟是1917年生人、许良英是1920年生人、李慎之是1923年生人……, 这些殷海光的同时代人几乎都是青年时代追随共产党革命,以为革命是通向民主、自由的必由之路,满腔热血,无私地献出了自己的青春。然而在革命高歌行进、刷 新历史之后,等待他们的却是接连不断的运动、一场接一场的灾难,革命吞噬自己的孩子,他们中的大多数未能免于“反右”的浩劫,即便侥幸漏网的也难逃“文 革”的网罗。20世纪50年代,殷海光以笔为枪在《自由中国》书写了无数自由的篇章,即使在《自由中国》被查封、雷震锒铛入狱之后,他也没有屈服过,没有 向专横的国民党低下高贵的头颅,继续以充满道义关怀的思想和学术研究影响社会,不倦地追求自由的理想,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因此而成为五六十年代孤岛最 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与他相比,他同时代即“五四”前后出生的这一代知识分子在大陆产生影响却是八、九十年代以后的事,至少比他们同时代的殷海光晚了三十 年。顾准于70年代初含恨而逝,举国之大几乎没几个人知道他在黑暗隧道中的思考,直到1995年《顾准文集》出版,他的思想、言论才开始影响社会。李慎之 真正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应该是在1999年《风雨苍黄五十年》洛阳纸贵之后,《爱因斯坦文集》的编译者、科学史家许良英80年代即以倡导民主与科学著称, 但他影响最大的时期也是在90年代中期,他发出“宽容呼吁”之时。在某种意义上,特别是在通往自由的路上,大陆无疑也要比孤岛滞后了大约三十年。

好在“历史在自由的一边”,这不仅是殷海光四十年前的预言,差不多与此同时,一个叫做林昭的女政治犯在一个暗无天日 的监狱里用淋漓的鲜血写下了她对自由的热切渴望,“自由,这个人类语言中最神圣、最美丽、最高贵的名词,永远燃起人们特别是青春心灵之最强烈的爱恋与追求 的感情!”自由是人类不灭的追求,就凭这一点,我们也没有理由怀疑“五四之子”殷海光的预言只适合于其他民族,而不适合于他自己的祖国。

2004年10月6日

许家屯回忆(9)我为什么写回忆录?

前中共中央委员、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说:我为什么写回忆录?就是两条:第一是“为稻粱谋”,出来要吃饭。谁说我贪污了什么东西,那我还用“为稻粱谋”吗?第二,写下资料,供大家参考。我这些资料,不仅有保留,而且继续宣传一国两制、港人治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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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多维:那么你出来之后,生活如何?

许:生活不错啊,我出来时只带了一万港币。刚来时在西来寺,主要靠星云大师;后来有朋友帮助我过了一段时候;再后来我就写文章,第一篇文章,是《试论和平演进》,在《信报》出版,《信报》给我多少?两万美金。我的回忆录,得到几十万美金版税,一点也不假,我这个房子就是这么来的。我在《信报》和《苹果日报》写文章,稿费都是经得起查的。出来后有朋友雪中送炭,这能叫贪污吗?我讲过了,有朝一日,大家都没有顾虑了,必要的时候我可以公布,哪一个朋友资助了我多少。

第二,我出来的时候,向邓小平、杨尚昆写了一封信,我向他们做了四条保证,但是假如他们(中央常委)对我或者对我家属继续迫害,我就被迫不遵守这些承诺。结果他们确实不放手,开除了我的党籍,说我“背离人民”——我怎么背离人民?所以我发表了第一篇文章《试论和平演进》,当时是苏联垮台了,我到了美国之后,初步研究了美国的情况,认识到罗斯福的新政,也是对资本主义体制的和平改革,两制可以和平演进。我当时批评了撒切尔夫人,她宣布,共产主义已经灭亡。我说,言之过早。后来出了回忆录,写了些文章。所谓泄漏“国家机密”,不外乎就是这些,这些东西迟早都会公开的吧。我保留了很多,我掌握了分寸。现在,除了要将回忆录的线索勾清楚,其它的我继续保留。我为什么这么做?就是从大局考虑。

我为什么写回忆录?就是两条:第一是“为稻粱谋”,出来要吃饭。谁说我贪污了什么东西,那我还用“为稻粱谋”吗?第二,我讲了,写下资料,供大家参考。我这些资料,不仅有保留,而且继续宣传一国两制、港人治港。

另外,我到现在,仍然是没有要求政治庇护。许多人要来见我,我都谢绝,特别是大陆不喜欢见到的人。

香港回归十年证明一国两制的成功

多维:香港回归十年,当年你的构思变成了现实,现在对香港的指导方针有什么新的认识?

许: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稳定繁荣,这是战略性的、长期的方针,回归十年的实际证明,这个方针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是有效的。《时代》周刊原来说“香港已死”,现在说“晴天有云”,证明香港没有死,香港是阳光明媚的晴天,但是有云——有云是正常现象。十年回归当中有黑云,有疾风暴雨:东南亚经济危机,禽流感,50万人上街游行……“晴天有云”,我希望是白云,不是乌云,有乌云范围不要太大;有乌云很快消失。

香港的这个战略方针,由三个要素组成: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稳定繁荣。

第一个要素,要一国两制。一国以下的两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的两制。对两制,有人担心它变成一制——担心变成社会主义一制,有人希望它变成一制——希望变成资本主义一制。我相信在中国,不会让它变成一制,五十年不变么。胡耀邦还讲过,一百年不变。

第二个要素,港人高度自治,有两个问题要弄清:一是“港人”而不是别人——外国人,外国的代理人——高度自治,用邓小平的话说,是爱国爱港的港人,不仅要爱港,还要爱国;二是“高度自治”,不是完全自治,是在“一国”,在中央的领导下高度自治。高度的“度”,什么人来掌握?看起来,是中央来掌握,可以高到极限,也可以不那么高。这就决定:香港要安定,假如香港政府在安定、繁荣的问题上自己没有能力、办法解决,可以请中央政府支持,“特办”,由人大出面来解释;必要的时候,像遇到不可抗拒的灾难,由香港政府提出来,由人民解放军协助。

“度”的高低,从基本法看,是由中央、由人大来掌握,但实际上是香港人自己掌握。决定于香港政府、社会,香港的经济难题自己是否能解决?不能解决,香港政府就请中央支持。香港人掌握得好,这个“度”就很高;掌握得不好,这个“度”就降下来。

第三个要素,能否繁荣,决定于安定,安定是繁荣的前提,古今中外,包括香港在内,没有一个地区、国家,在动乱当中繁荣。香港本身不断地经历过安定也经历过动乱,最大的动乱是二十世纪中日本人占领。后期的繁荣,是因为四周动乱,唯独香港安定。有这么一个“四周负面,香港正面”的机遇。香港要繁荣,必须要注意这个前提。不安定的因素是什么呢?很多:过分政治化,特别是因为本身利益的政治、经济、社会冲突产生的政治化。

香港要民主,要改革。二十世纪资本主义体制经过重大的改革,经济、政治危机很严重,但是除了战争之外,本身做了重要的体制性改革。所有大的国家都经过这种震动,体制有了很大的改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国也好、战败国也好,殖民地这个因素崩溃了,基本死亡,但资本主义没有灭亡,体制得到了很大的自我改善,资本主义证明可以继续发展。香港的资本主义要发展,也必须要改革。

什么叫民主?这个词是西方的。我查了《牛津大词典》,公元前几百年的亚利斯多德说,民主就是由全体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体制。民主是个政体,按照西方关于民主的学说和解释,我分成三个要素:第一,政体要有代表全体人民当家做主,经过推选、普选出来的人;第二要有一个法律——代表全体人民权利、当家做主的法律,法律是多种多样的,规定不管选什么人,要代表、执行全体人民的利益,这是主要要素。第三,怎么执法,要有监督,防治他们违权、专权。三要素,核心是法。民主政权,是全体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不等于普选才叫民主。普选出来的政权,不一定能够代表人民当家做主。英国式普选,美国式普选,法国式普选,台湾也是普选,是地区普选,美国被奉为民主楷模,他们普选出来的人,能够代表全国人民当家、全国人民利益吗?用什么办法来选出代表全体人民利益和诉求的人,这才是重要问题。我看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好的办法、完美的办法来做到这一点。美国开始的时候黑人、妇女没有选举权,还规定了有一定家产的人才有选举权,是经过不断发展才到今天这一步的。普选的基础,我到美国来才了解。从新闻报导上看到选民怎么抱怨?一个坏苹果,一个烂苹果,只能在这两个中选一个,好苹果选不上来。美国的这种霸权,能够代表全美国人民的利益吗?九十年代克林顿倾向于以武力为后盾的和平的政策来进行扩张,现在小布什倾向于用武力的办法,成效就不如克林顿时代,克林顿时代消灭了赤字,现在赤字则增加了。

对普选问题,有人说我保守,我认为我不保守,我是稳,我主张循序渐进——所谓“序”,就是不断地改革,不要影响经济发展。我没有改变看法:民主的目的是为了发展,让每个人都得到利益,都能发财,而不是让少数人。

美国有二百多年,英国搞君主立宪更长,四百多年了,还在摸索期间。香港要多长时间?我不敢讲。这是香港人自己的事情。

许家屯回忆(8)周南只是一个打手

前中共中央委员、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说,中央内部对一国两制的摩擦,严重的不同意见,反映到我身上,我成了一个牺牲品。我辗转听人讲,我退休周南接任,可能是李先念支持或授意的,周南只是一个工具而已,说得难听一点,是个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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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共中央委员、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中共港澳工委书记许家屯,1990年以“旅游休息”名义,经香港来到美国。2008年1月因感冒引发肺炎,随后又跌断肋骨。在此之前一个月,多维社记者登门拜访,他说:现在许多事情可以说了

(续前)让我吃惊的是第二天,23日,新华分社有人告诉我,周南一到任,就组织一个许家屯专案组,他自任组长,郑华担任副组长,调查我在香港工作期间的人财物。按照中央的规定,对我这一级干部组织专案组进行调查,需要经过中常委、总书记的批准,才能立案。他一到任马上就组织专案组,这表明,不是他周南要动我的手,而是北京有人要动我的手。难怪他在欢迎会上对“许家屯”一字不提——我找到了根源!他是奉命有意来整人的嘛。

更骇人听闻的是,就在这几个月当中,他调查已经完毕,写了一个报告送到中央,我恍然大悟:原来周南不是为我退休而来,是为整我而来!我想到“六四”前后和退休的情况,那么大阵仗,开了一个特别会议来宣布一个干部退休,这是少见的;还联想到一个特殊情况致使我心情更加急迫:原来,杨尚昆是国家主席,是邓小平派在常委的特别代表,正在出国访问,所以他们趁机快刀斩乱麻!杨尚昆回来之后还打个电话给我,要我不要再谈退休的事,说明他根本不知道他们已经决定我退休了。这是我担心的,有人要对我下手了。所以我就下决心出走。

儒家有话:“小杖则受,大杖则走。”这是儒家传统,为什么“大杖”打来要走?因为打死了,连家长都还要负打死子弟的罪名。“小杖”我已经受了很多次了,这次要“大杖”,我估计我被整的话,连赵紫阳和梁湘的下场都不如,所以下决心。假如不走,要清算我在香港六年的工作,我曾经对下属开玩笑说,假如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我比“文化大革命”更惨。现在果然来了,我不想再有这样的遭遇。我想,我走了,对莫须有的“罪状”至少还有个辩白的机会。就下了决心走。

4月30日,我二儿子的媳妇跟着我,从深圳经罗湖到香港,5月1日,从香港到美国。

回忆录有个情况没有讲:4月23日,我让二儿子去找金尧如,帮我搞美国的签证。金到香港的美国总领事馆办签证,总领事不相信,要向国内请示,所以到29日才通知我。

我30日到香港就住在金家,给邓小平、杨尚昆和中共中央写了封信。我说:中常委的两个人(当时我没有点名)对我有“不同意见”,他们可能不能接受有我存在,我不得已出国,我对外就这么讲。我向他们保证:到美国之后,不会要求政治庇护,不会见记者,不会发表文章,不会泄漏国家机密——只要中央他们几位不对我和我的家属进行打击报复,我将遵守这几点诺言,否则我会进行反击,要自卫。我对他们两位老人表示敬仰和感谢。

我在回忆录上没有提金尧如,他当时提出希望我保密,现在他去世了,我要公开这件事,向他表示感谢。

第二天,我到香港机场,看到英国人为我出走做了特殊安排。


许家屯与杨尚昆关系不错。

到美国后,驻美大使和驻洛杉矶总领事都来见了面,动员我回去,说保证不会有计较。我向他们简单解释了我为什么出来,说:这种情况不变化,我不想回去。他们表示担心说“外面情况复杂”,我请他们放心,说自信还可以应付。后来国内传出消息,杨尚昆要到南美进行国事访问,动员我与他一起回国。果然他到南美访问的时候,要我的一个老朋友给我打电话,要我与他一起回国。还告诉我,我出来以后,邓批评我出来是“糊涂”,杨动员我一起回去,免得尴尬。还说回去以后会做比较好的安排。我告诉他,他们已经搞了我的专案组,他说没有,还说不可能。他们不会了解这些情况,我谢绝了跟杨尚昆一起回国。后来的事实证明:杨尚昆连自己也不能保。

最后这一阶段,说明中央内部的严重不同意见,对一国两制的摩擦,反映到我身上,我成了一个牺牲品。我辗转听人讲,我退休周南接任,可能是李先念支持或授意的,周南只是一个工具而已,说得难听一点,是个打手。

这就是我今天流落异国十七八年、风残晚年,孤独的九二老人对回忆录的补充。

多维:那么你出来之后,生活如何?

许:生活不错啊,我出来时只带了一万港币。……

笑蜀:民粹何来胜利?

据说当下颇流行民粹,谁高调,谁激进,谁就容易赢得群众,占据压倒优势。但跑跑跳跳交手的结局却是适得其反,本来以为有民意支撑而胜券在握,可以我代表人民枪毙你的跳跳,反倒因此激怒了公众,最终被民意抛弃。原来似乎四面楚歌的跑跑,却仿佛成了英雄。

舆论如此快速翻盘,令人瞠目。跳跳阵营一时怨声载道。或抱怨跳跳不讲策略,一味蛮干,犯了典型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断送革命的大好形势;或抱怨公众阴晴无常,翻脸不认人。而在我看来,这些总结不免过于皮毛,根本没有触及问题的核心。

跳跳之失,不是单纯的辩论技巧上的失败;或者换句话说,跳跳之失不在目,而在纲。既然真理在握,斗争为纲,那么哪来什么平等的辩论?哪来什么雅致的探讨?要的就只是结果,要的就只是赢。至于过程,就不必那么讲究了,不必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但求够威够力,但求在气势上彻底压倒对方,为此炮轰、油炸、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不妨无所不用。如此才能理解,为什么跳跳一出场便是斗士姿态。他根本不是为辩论而来,只是为宣判而来,只是为直接把对手钉上耻辱柱而来。一些论者却从辩论的角度要求,这岂不是缘木求鱼?

当然,如我们现在知道的,跑跑跳跳参与的不过是一场辩论。而辩论是一种专业,专业就要有专业的素养。但是显而易见,跳跳并不具备这方面最低限度的素养,以致于竟当着大庭广众,以强奸作例怒斥敢于质疑他的某女士,足见其对女性如何缺乏尊重。这已经不止是专业素养问题,而是彻头彻尾的文明问题了。

不专业,不文明,那么所恃者何?唯恃所谓群众而已,或者所谓民意而已。得到了群众就能战无不胜,来自群众的喝彩和掌声,也就如摇头丸,最能使人忘情。刻意操纵民意,经营民意,就往往成了克敌制胜的法宝,成了横行江湖的独门秘籍。群众至高无上,或者民意至高无上,历史上很多独裁者的胜出,靠的往往都是这种牌。

但是,并不是任何时候群众或民意都应该至高无上。没有自由辩论做前提的选票往往一钱不值,没有经过自由讨论的民意,单极信息基础上产生的民意,也往往是靠不住的,甚至是一种可怕的民意。它们往往激情而盲目,强大而野蛮,摧毁一切却丝毫不能建树。犹如滔天野火,将生命烧得干干净净,烧成寸草不长的一片焦土,不知要过多少年多少载,生态才又渐渐恢复。这一点,早已为历史反复印证。

由此不难理解跑跑和跳跳节目中的命运逆转。跳跳出场时的斗志昂扬是有道理的,那时他的确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民意,那时对跑跑几乎一边倒的口诛笔伐的确就是民意。而跑跑最后的力挽狂澜更有道理,因为那时对跑跑几乎一边倒的宽恕和同情的确也属于民意。这两种民意都是真实的,但它们的质量却完全不同。跳跳出场时倚仗的民意,那是没有经过自由辩论的民意,因而是可疑的民意;跑跑最后倚仗的民意,则是经过了自由辩论的民意,因而是清醒的民意,公正的民意,可靠的民意。

两种民意的互相转换,决定了跑跑跳跳各自命运的转换。而在这个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因素其实就只有一个,那就是公开的和充分的自由讨论。对民意的刻意操纵和经营,只是在封闭条件下才可行。但凡公开,它分分钟见光死。跑跑当然不是没有问题,在信息没有完整披露之前,在多元观点没有交汇之前,公众看到的就只有跑跑的问题,跑跑的问题就成了问题的全部。而一旦辩论真正展开,公众这才蓦然发现,跑跑纵有大错,但相比那种我代表人民枪毙你的傲慢和专断,也无非是一种小恶罢了。公众的天平马上就开始了转移。

所以,从根本上说,并非像跳跳阵营说的那样,跑跑或者凤凰卫视多么多么狡猾,而主要是自己太无能,主要是自己正被时代抛弃。就跟我们国家的生产方式千差万别,一方面卫星上天一方面刀耕火种一样,我们国家的精神生活,文野之别也愈来愈明显。跑跑和跳跳,在精神层面就分别处于两个不同的时空,犹如处于两个相距遥远的星系。同样的肤色,同样的血脉背后,其实是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价值取向。或者说得更直率一点,他们分属于不同的人类。一个标准的前现代一个典型的后现代,睽睽众目之前交手,其胜负高下难道还需要想象吗?

这么看来,民粹这把火是不那么好玩了。随着公共空间的拓展,自由讨论的推进,公众的智力在迅速提升,而愈来愈走向理性,走向平和,走向中道。那些还停留在前现代的敌我斗争的妄想中,群众运动的迷梦里,那样极端而偏执的丛林思维,正在悄悄边缘化。这是跑跑跳跳之争的重要启示,值得深长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