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世界上许多事物都呈对称性的存在。譬如政治，有专制政治就有民主政治；说到道德，有善必有恶，高尚往往与卑鄙并存；至于艺术、学术、科学，明显地都有人性与非人性之分。这其间的差异，犹如水与沫、火与灰一样。对称是共生的，但又意含着某种对立，相关者愈趋于对立，本质的特征愈见鲜明。

在极端的年代，一切都得经受严酷的考验。这时，人群两极分化，尤其敏感如艺术家，无论是隐匿的或是公开的冲突，都较和平时期为甚。纳粹德国的文化艺术界是显著的例子：一面是顺从、投降、附逆，一面是囚禁和流亡；一面是无耻的吹捧，一面是诅咒和抗议；一面是苟活，一面是庄严的工作。一般说来，双方不可以等量齐观，所以有“主流”和“非主流”的说法；非主流一直处于抗衡状态，但也因此使对称得以保持。

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和德国作曲家理查。施特劳斯两人，可谓铢两悉称。茨威格以他的犹太人身份和人道主义著作，遭到纳粹的迫害，最后逃亡至巴西自杀亡故。他的绝命词十分简短，语调平静，在绝望于个人前途时仍然寄希望于人类，那是十分感人的。相反，施特劳斯在颠簸的岁月里过得相当安稳，曾经出任帝国音乐局总监一职，而这一职位是希特勒特别指示赐予的。1936年，他为柏林举办的奥运会创作《奥林匹克颂歌》，1938年又创作了歌剧《和平日》，获得最高元首的嘉奖。最令世人不齿的是，在意大利指挥家托斯卡尼尼为抗议纳粹的反犹行动，公开拒赴德国音乐节时，他接替了这个空缺的位置。为此，托斯卡尼尼有理由说：“在作曲家施特劳斯面前，我要脱帽；在作为一个人的施特劳斯面前，我得重新把帽子戴上。”

正是这个茨威格，与施特劳斯共同完成了一次亲密无间的合作：歌剧《沉默的女人》的创作。倘从思想人格上推断，这本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然而，他们之间确实存在着一个契合点，就是对艺术的忠实。在通信中，我们看到，相对于艺术，他们一致表示了非政治的态度。茨威格说：“政治是过眼云烟，艺术则会永存，所以我们当为永恒的东西奋斗”：“政治总使我厌恶”：“我远离政治”。施特劳斯始终否认自己曾经投身政治，强调他的所有的音乐活动“与政治无关”；他把自己看作是艺术的守护神，说：“假如我们自己不保护艺术自由，怎么能指望从酒吧里的拙劣演说者那里得到自由呢？”生在政治社会里而声明脱离政治，倘若不是天真无知，便是自欺欺人。正当茨威格和施特劳斯将政治拒之门外的时候，政治早已破门而入，那结局，只能是分道扬镳。由于歌剧的台词作者是犹太人，歌剧的上演自然违犯了法律，茨威格除了逃亡别无出路。为了将歌剧搬上舞台，作曲家施特劳斯则极尽各种妥协的办法请求上演，当他得悉宣传部长戈培尔将携夫人光临演出，并为此拨出专款补贴时，随即写信告知茨威格说：“你瞧，可恶的‘第三帝国’也有好的一面”，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意外的是，他给茨威格的一封信中涉及敏感的种族问题，被盖世太保截获，结果被革除了音乐局总监的职务，而歌剧在获准作为特例上演了三场之后也随即宣告被禁了。为此，他给希特勒写过一封很谦卑的信，试图作出解释，但是，元首没有理睬他。

没有人可以置身于政治之外。政治无法绕开。临到最后，人们仍然得以本真的面目正对它，面具是不起作用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政治带有强制性；对于政治，全部问题是如何接受的问题，而不是应否接受的问题。此间，道德的中介作用是无可置疑的。

施特劳斯既是大艺术家，同时也是小市民；作为艺术家，既是世界主义者，同时也是民族主义者。一战期间，他在日记中写道：“战争，胜利！德国万岁！他们不可能让我们退却！”在《没有影子的女人》的缩编谱里，他一样写道：“我们伟大的德意志祖国万岁！”虽然，他对纳粹的政策未必全部认同，但是这种德意志式的偏执的“爱国主义”，与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不无相通之处。当然，他的许多迎合纳粹当局的行为，也可能出于实用主义的动机。因为除了获取荣耀，对他来说，还存在着一个如何获得当局“全方位的保护”以摆脱危险的问题。他的儿媳以及先后几个合作者都是犹太人，这是一个巨大的包袱，他背负起来是十分沉重的。对于专制统治，他不是没有过不满，曾感叹说：“可悲呵！像我这样档次的艺术家也得向部长小儿请示什么可以谱曲，什么可以演出。我也属于仆人和侍者的国家。”他还有过潜写作的打算，多次动员茨威格秘密合作，说：“如果有人问我，我就说，‘我现在没有创作什么，我没有台词文本。’几年后，当这些作品都完成后，这世界也许是另一副模样了。”然而，未来是一个画饼。施特劳斯既要尝现世的甜头，就不能不割舍坚持真理的任何可能性，以致随时随地利用政治。利用政治的结果，只能为政治所利用。茨威格最后婉拒了他的要求。“他那种公开投靠的行动，对当时的纳粹分子来说是举足轻重的。”在回忆录《昨天的世界》中，茨威格如此评论道：“在那样一个难堪的时刻，这位德国最有名气的音乐家竟公开倒向他们一边，从粉饰现实的意义上说，这给戈培尔和希特勒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好处。”自称讨厌政治的茨威格，此刻已经变得百分之百的政治化了。

在茨威格那里，世界主义不只是一种超乎地缘政治的观念，而且充满着深厚的人性内容，当人类普遍遭到暴政和战争的蹂躏时，他宁愿和自己的作品一起受难，也不想在征服者那里博取任何特权。他致信施特劳斯说：“我们生活在事物一周一周地发生变化的时代，不得不习惯于消除‘安全’的观念。一个人所能做的也只有理性地行事，按自己的信念行事。”又说，“作为个人，我们无力抵制全世界的意志和疯狂。要保持坚定、自尊，要拒绝一切痛苦和仇恨的情感，就得有足够的力量。时下做到这，就是取得某种成就了，当然这比写书还难。”这种力量是自己给的，尤其在个人被困境所阻绝的时候。

施特劳斯的同行托斯卡尼尼，在希特勒称他为“尊敬的大师”，邀请他出任拜罗伊特音乐节的指挥的前一天，他率同一批音乐家在美国发表公开信，抗议希特勒对犹太音乐家的迫害。无独有偶，犹太音乐家勋伯格原来也是反对带有政治倾向的艺术的，曾经表示说：“政治是政治家的事，恰如做鞋是鞋匠的事。”后来他被希特勒逐出普鲁士艺术科学院而流亡巴黎。此后，他开始“做鞋”了。二战结束后，他以华沙犹太区人居住的集中营为背景，谱出了著名的《华沙幸存者》，那是音乐风暴，为施特劳斯所无法谱写的。

相似的对称人物，还可以例举雕塑家的布勒克和库尔特。舒马赫。布勒克的作品，像矗立于总理府的青铜像《党》、《德国国防军》，就像御用建筑师特罗斯罗和施佩尔使用“石头的语言”所表现的那样，每一个细节都展示着一种充满恐怖感的宏伟的意志和力量。这是时代的主旋律，日耳曼民族精神的象征。舒马赫是德国进步知识分子团体“红色合唱团”成员，他就义前致信妻子说：“为什么我不躲进象牙之塔，置身于一切政治之外？就因为那样一来，我的艺术就会变得毫不足道，变得没有生命，没有存在的价值……只要第三帝国只把自由给予它自己的艺术，那种为灭绝人性的政治思想服务的艺术，那么我就不得不忠于我的中世纪先驱的榜样，为争取自己的创作自由而投入政治斗争，反对这个不应当存在的政治制度……”显然，这是另一种意志，另一种力量，寄寓的是反抗。

文学家亨利希。曼和托马斯。曼兄弟、布莱希特等流亡作家同“国内流亡者”作家是一种对称，与纳粹时期一直走红的剧作家豪普特曼等又是一种对称。托马斯。曼借《绿蒂在魏玛》中的歌德之口说：“我有我的德意志民族性，让他们所说的市侩行为见鬼去吧。他们认为他们代表德国，但是我才是德国。让你们的德国彻底毁灭吧，在我这儿她将继续存在。”这里说的“两个德国”是一个涵盖面相当广阔的对称现象。豪普特曼在戏剧《教堂的女儿》首演结束后，挽着戈培尔的臂膀步出剧院，托庇于宣传部长的行为，无论出于安全感还是荣耀感，都与施特劳斯颇相类似。但是，正是这个豪普特曼，在纳粹时期还写了其他一些取材于古希腊罗马的剧作，剧中多次出现类似的台词：“疯狂统治世界！”这是他特意为他的时代所做的写照吗？为什么他有两副嗓音？难道他有两颗心？在大剧作家的精神内部，恐怕很难因为清一色的意识形态而彻底清除对称物，譬如正义和邪恶、真实与欺诳之间的冲突。正因为如此，战后，驻西柏林的美军因他亲纳粹的政治态度禁演他的剧本，相反苏战区则大演其戏。历史的对称物相继衍生，这是一种饶有意味的现象。学术界也如此，对法学家施米特、哲学家海德格尔的看法，从战后到现在，一直众说纷纭，结论甚至可以截然相反。格拉斯在小说《狗年月》里暗指胡塞尔和海德格尔说：“这个人和那个人在同一个绒球帽年剪的脐带。这个人和那个人相互对立。这个人和那个人总有一天会站在同一个纪念碑的基座上。”其实，相互对立的仅仅是两个人吗？

政治的边界集结了一群又一群人。不同的观念，不同的主义，不同的对称性存在。时间的脐带把许多血缘相同而又相隔遥远的人们连接起来，从而形成传统。传统就是发现。人们可以从传统中感受压力，也可以从传统中获得依靠和鼓舞，不可代替的惟是个人的良知；虽然深厚的历史资源——实际上只能是一种精神资源——可以作为后援而被利用，但是，现实中的物质力量的匮缺是无可置换的。当一个时代严重失衡，对称性便不能不成为一种挑衅；在庞大的权势者面前，除了给自己增加成倍的责任和勇气，以打破非对称的强势以外，如何可能保持平衡而不至于倾斜和颠倒？在纳粹时期，德国几乎所有科学家都倒向了政府一边，正如爱因斯坦形容的，知识分子业已沦为一个不比暴徒好多少的无耻的集体；而正义的一面只有“一小撮”，甚至惟剩孤零零的一个人。这时，我们看到，正是他，“相对论”的发明者，选择了与集体相反的方向，只身上路。

万物有价，好多看上去或者说出来是无价之宝的东西，其实都是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有一首广为大众所知的诗里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直接就说爱情有价。想想也是，离婚这事除了孩子以外，分财产也是重头戏，谁说爱情无价来着？总是可以定价的嘛。

这诗后面两句是想说“自由”对于我们更重要，重要到超过生命与爱情。自由也分两种，一种是精神或者权利上的自由，比如“思想无禁区”、“言论自由”、“迁徙自由”之类的。还有一种就是狭义的人身自由。前一种是不是有价格我不知道，但后一种往往是有价格的。价格多少，基本可以推算得出来。

推算这个完全不用很高深的数学，四则运算就可以了。报载，某银行高管被人陷害，遭了六年的牢狱之灾。六年后终于沉冤得雪，自然第一件事就是提起国家赔偿。他认为“自己被错拘、错捕、错判，人身自由权、名誉权、财产权与精神均受到严重侵犯，故以侵犯人身自由、90个月的工资损失、精神损害等原因，向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要求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市检察院赔偿其损失共110多万元”。

六年的牢狱之灾要求赔偿110万元，出事之前他的职位又很高，感觉上不是什么不靠谱的事情。但判决下来以后，省高院认为，被错误羁押2480天的人身自由赔偿金应为246288.8元。看到这里，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计算器，拿出来摁了几下就算出来了：每天坐牢折合99.31元。也就是说，这位先生的人身自由大致的价格是每天不足100元钱。

按照这个价格，我们甚至可以推算出一个人一生的人身自由值多少钱，各位可以自己确定一个有希望活到的寿数，然后按照这个价格进行一下换算，大致就能知道自己这辈子的人身自由值多少银两——请注意，这位先生是银行的高管，如果不到这个层级，请自动按照百分比递减。

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这么多诉讼请求，到最后只赔偿了这么一点儿？判决书里是这么说的：由于工资、社保、公积金等损失及精神损害不属于《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赔偿范围，故不予支持。工资、社保、公积金等损失，法院建议由这位先生向原单位申请补缴。当然，既然法律规定如此，也没什么好说的。只是觉得这个单位挺倒霉的，员工被抓不说，有关部门抓错了以后，还要承担错抓期间的员工各类保险。您说这是招谁惹谁了？

关于精神损害至今没有列入到《国家赔偿法》里面，倒是应该说上两句。上面我说了，自由分成两种，一种是精神与权利上的，一种是狭义的人身自由。人身自由是好计算的，连我这种会计方面的外行，也大致能够计算出来，最多加上个工资上涨的系数。但一个人被错抓错判后关到监狱里面去，损失的仅仅是那些工资收入吗？在这个问题上，相信每个人都不会认为他所损失的仅仅是那么一点工资，还有他正常生活的权利。

但对于这方面的赔偿，始终没有能够在法律上得到确认。有时候让人不禁怀疑的是，是不是在创制法律的人眼里，真的觉得老百姓是一个“物件”，或者真的是一颗螺丝钉。当国家权力机构发生错误以后，只要把这个螺丝钉放回原来的位置、并且上些机油也就完事了？如果不是如此的话，怎么可能始终不能承认，坐牢对一个人精神上的伤害，也不能承认一个错判对于公民精神上的伤害？除了否认人有精神与感情，我不知道这么做的道理何在。

如果事情仅此而已也就罢了，可一旦把公民的精神世界当作不存在，就会从根本上抹杀公民的人格意义。不把公民的人格意义当回事，会出现什么后果呢？您看，最终就会有这么个循环：不拿你当回事、错抓错判概率增加、不赔偿你的精神损失、更不把你当回事。最后会成个什么样子，我就不说了。

《四川震祸，学生该死》系列，构思好了诸篇《美元高于救援》《自治才有活命》《海外华人的狰狞》……，可惜打字的时间有限。刚刚看到，流亡的美女作家小乔非议范美忠先生，所以匆匆草就这篇《抗震英雄三个半》。

大英雄之一，叶志平先生，四川安县桑枣中学校长。此公主持校务十多年，夺得全县成绩第一，并与八十年代中期竣工的豆腐渣教学楼玩命，亲自丈量那22根承重柱，从直径37厘米加粗到50厘米以上，找正规建筑商重新在楼板缝隙灌注混凝土，利用多年的寒暑假和周末，蚂蚁啃骨头一般充实了这栋有16个教室的豆腐渣楼。2005年以来，叶志平先生坚持要求全校师生，每学期搞一次避灾演习，养成了应急素质。于是地震之时，学校外的房子百分之百受损，90多位教师的房子都成了瓦砾堆；可是叶志平先生多年主持修整的实验教学楼没有坍塌，里面的700多名师生无一伤亡。教师们都在第一时间让学生们钻入桌下，再利用机会，最先打开了教室的前后门——此举保证了大楼结构变形前，撤离出口敞开。全校两千多名师生，从不同的教学楼和不同的教室通过分配好的楼梯出口，流向操场，直至全部安全抵达，以班级为组站定，只用了1分36秒！只要有叶志平先生在，赤那国的教育事业就不会亡！

大英雄之二，耿庆国先生，地震学家，咱就不多说了。有耿先生在，赤那国的地震学问也不会亡。

大英雄之三，陈光标先生，拆迁业者，也不用说了。有陈先生在，赤那国的民间良心也不会亡。

大英雄之半，范美忠先生，他的壮举都知道了。有他老人家在，赤那人的讲真话的勇气也不会亡。

我奉劝咒骂范美忠的朋友们都来捧杯茶，先想想自己做过什么舍命救人的壮举？如果用自己的梦想当作别人的道德标准，似乎有些一厢情愿，至少在目前的世风之下。注意这位大爷范美忠，四川隆昌人，1992-1997年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想起我的高中历史教师薛先生，也是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的。他是福建人，一名普通教员，课余还教我们弹吉他，除了让我们倾倒的才情风貌，更让我们那个年级的学生们感受到一种特殊的气质，不同于其他的教师。

等我去了中国鬼民大学，去邻近的北京大学游玩，才能描述那种素质：热血，豪爽，以天下为己任。记得八九年，游行队伍中的北大方阵特别引人注目，拉着横幅“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齐声呐喊“北大北大，人民养大。为民请愿，死也不怕……”，热血豪爽、叱咤风云，以天下为己任的气度。前年见到王军涛先生，更确认了这种感觉。

然而，六四风暴之后，北京大学已经被阉割了，北大的学生与鬼大的学生已经没有什么差别了。1992年进入北大的范美忠先生，我们能要求他有那样的潜能么？

范美忠没有去谋个校长秘书之类的一官半职，没有与谁同流合污，安分守己做个教员，已经很了不起了。我们不妨想想他所在的都江堰光亚中学的校长卿光亚，能与叶志平先生相比么？不能要求弱将手下出强兵嘛！去私立学校任教，不同于国立学校，只是去赚钱打工的，学校没有为他买保险，平时也没搞什么避灾演习，怎么能要求一位89后的年轻教员有一腔以天下为己任的热血呢？要求一位不是公务员的人去舍己救人，这种要求很不道德！

人们讥笑范美忠之跑，却不知，早在耿庆国发出地震预报之后，国家地震局长陈建民一跺脚就跑到欧洲去了，四川省的封疆大吏也都闻震而跑。范美忠不论如何，已经与他的学生待到地震的那一刻，已经同生死共患难了。

人们讥笑范美忠之跑，君不见：胡锦涛阻止国际救援力量，却成了中国人民的大救星；那些专业救援的航空兵，把自己摔得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就能算烈士，范美忠难道就不能算半个英雄？至少，范美忠没有参与制造豆腐渣校舍，地震了一跑了之，省得被压在断垣残壁之下，没有耗费宝贵的人民解放军的军力去救他，等于节约了救援力量给别人，我觉得是可以算得上半个英雄的。

范美忠之英雄，还在于敢于讲出真相，讲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没有崛起屁股去“欢迎人民解放军来救我”，更没有像余秋雨那样“含泪”。我不知道余秋雨平时有没有为哪个灾民或者难民呼吁过什么？怎么这个时候眼中有了灾民？

在我看来，范美忠目前只是一个灾民或者难民，有权讲出自己心里的话，不折不扣，应该算是半个英雄。假如赤那国人都能学习范美忠，甘做清流，敢讲真话，既不装孙子也别充大爷，也就都有救了。

据博讯报导，6月6日《齐鲁晚报》于“青未了”副刊发表山东作协副主席王兆山的《词二首》，词中一面对“5.12”大地震死难者幸灾乐祸，一面为当局责无旁贷的救灾歌功颂德。其冷血与无耻的嘴脸，与胡诌遇难学童成了“菩萨”的余秋雨交相辉映，令人齿冷。

如此无良文人，正该与余“大师”结伴，马上自行了断，先赴已被三峡水库淹没的丰都城报到，再同汶川遇难学童聚首一堂，以诗文慰籍这些孤单的幼小冤魂。

看来，王“副主席”颇精于旧体诗词，和标榜“文化”的余“大师”各擅胜场。其第一首“江城子 废墟下的自述”浮想联翩，诗人化身为长埋瓦砾的死者，对天人永隔、悲切凄凉的亲属全无惦记之情，切肤之痛，却对素无瓜葛、非亲非故的大人物“主席”、“总理”空泛矫情的“唤”与“呼”感激涕零，为虚无缥缈不可捉摸的“党疼国爱”受宠若惊，以致发出“纵做鬼，也幸福”的慨叹。

请问王大诗人，没听说过“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俗语吗？知道“人最宝贵的是生命”这个道理吗？只要是人，就绝不会说出“做鬼也幸福”这样的鬼话！

何况，此次绝大多数死者是活埋在废墟下，错失了黄金72小时的抢救时机。其间，他们满怀求生的愿望却得不到回应，遍体鳞伤的身躯痛楚不堪，不少人是活活痛死的。临终前饱受如此煎熬的亡灵，在王大诗人笔下竟成了“幸福”的一群！这样颠倒黑白，胡言乱语，除了作者患了“失心疯”，此外还能有什么解释？

然而姓王的意犹未尽，下半阙又假托夭折学童的口吻，对行动迟缓的“银鹰”和根本没到灾区的“战车”（通常仅指坦克、装甲车）大唱赞歌，为“军叔”“警姑”所表现的“民族大爱”感动不已，甚至说出“亲历死也足”的话语。

在此，笔者谨代表数千遇难的花样少年，“以生命的名义”对王兆山强烈抗议。你公然肆无忌惮地强奸民意，不仅亵渎死者，还对其亲人的心灵创伤洒上一把盐，简直可恶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你的歪词，还偷取了唐代大诗人杜甫的诗意，而其内涵则截然相反。不仅无异于邯郸学步，贻笑大方，更是玷污了诗圣的名句，其心可诛。

人所共知，杜诗“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那是出于诗圣悲天悯人的崇高情怀，表示宁愿牺牲自己，以求达致“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结果，绝非意味着毫无代价地白白捐躯。

而王作则否。试问，死于校舍豆腐渣工程的学童，和其他学校废墟下的亡灵，难道因为“冥冥中”“感知了”所谓“民族大爱”，就会跟其劫后余生的亲属一起化悲为喜，止涕为笑吗？八级地震之后，川、陕、甘逾十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满目疮痍，哀鸿遍野，何来“欢颜”？

你王兆山挖空心思的“神来之笔”“亲历死亦足”，完全是在向当局献媚，相信连被你讴歌的“军叔”“警姑”，读了之后也会感到肉麻，浑身起鸡皮疙瘩！

“卒章显其志”。王作以“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煞尾，正好道出中央的如意算盘，就是赶快将抗震救灾纳入主旋律，确保北京奥运圆满成功。套用孔圣人名言，“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不过，此前有记者报导地震受伤儿童最大愿望是得到“福娃”，被人质疑属别有用心的造假，此次王大诗人又祭出类似法宝，难免可能弄巧成拙。

须知网上早就流传当局不发临震预报，皆因着眼于“稳定”，担心发出预警影响圣火传递。此事疑点甚多，总以不提为宜。王作触及敏感话题，弄不好成了“拍马屁拍到马屁股上”。要是马尥蹶子便吃大亏了。

至于另一首《钗头凤。川之吟〉，也是末句大有问题。“红旗烁，军歌越，救川举国，不弃一个。”表面上看捧军队“救川”，可实际细加推敲会变成讽刺，因为这“红旗”直至灾后三天才大举出动，那已经有点马后炮的味道了。

就在军方踟蹰不前的这三天里，被“弃”失救的生命何止百千？

“白璧微瑕”，不管怎样，王诗人的大作仍属匠心独运，虽在余大师之后面世，却不无后来居上的气概，并未让余“菩萨”专美也。

在此谨祝王副主席早登仙界，永远“幸福”！

地震是压在每一个中国人头顶上的苦难，所谓多难兴邦，不是中国人多么喜欢苦难，而是不得不承受更多的天灾人祸。对于人祸，历来有”猛于虎”的说法，可今天却看到现实生活中有另外一面，就是把”人祸”包装成”喜剧”，把灾难当成了作秀的场地，灾难日当成了节日。自5月18日晚起，御用喉舌就开始忙碌了，先是举办一场抗震救灾大型募捐活动，不久就组建所谓作家团去灾区采风。到了5月28日，中国作家协会的主席及书记铁凝、金炳华亲赴灾区”看望慰问作家”。铁凝说”是人民养育了作家，在国家和人民遭此大难的时候，作家不能缺席”，我知道这样的场景我们最熟悉不过。

现在我请来著名文化学者、北京作家凌沧洲先生就相关几个话题进行访谈，凌先生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他的大作《文化人批判》、《批判文化人》、《文坛厚黑学》中，就对中国文化界的黑暗有深刻的揭露、反思和警惕，他的观点想必当下更需要。

昝爱宗：作家到灾区所谓”作家不缺席”，有作秀之嫌疑，现在关键是救灾，作者不如记者更快捷地报道真相，反而容易沦为歌功颂德的御用工具，所谓作家灾区采风说白了就是”站好队，表忠心”，对上邀功请赏，对下绝对添乱。你如何看？

凌沧洲：《诗经》中采集的民风包含着人民的痛苦与愤怒，爱国诗人、自由志士郑思肖的”一心中国梦，万古下泉诗”，前半句讲亡国之痛，后半句讲哀悼民生多艰的诗歌才能长久流传。今天这帮权力的附庸，文学侍弄之臣到灾区去，能写出什么东西，我们不难推测。

当然，我不反对鼓舞人心的文学，我鄙视的是粉饰现实、虚伪造作的文学，真正的作家应该和有良知的记者一样，传播真相，通过艺术形式传播生活的本来面目，传播人民的真实的生存状况，写出人民的悲痛与愤怒。他们即使做不到杜甫、契诃夫那样直面苦难现实，至少也应该扪心自问，那些谄媚的作品、虚假的谎言，对得起死去的儿童吗？

昝爱宗：6月5日，全国著名作家余秋雨在博客里发表了《含泪劝告请愿灾民》一文，作出如下判断：”昨天从海外一些媒体看到，灾区一些家长捧着遇难子女的照片请愿，要求通过法律诉讼来惩处一些造成房屋倒塌的学校领导和承包商……由此，那些已经很长时间找不到反华借口的媒体又开始进行反华宣传了”，惹来网民一片骂声。第二天，另一文人跳将出来，这个署名王兆山的山东作协副主席推出大作《江城子 废墟下的自述》，居然对天灾遭难的死者称”纵做鬼，也幸福……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还有一位诗人对一位因救援不及坚持不住遇难者称”傻子”，可见当下中国作家之堕落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说”举目王兆山，遍地余秋雨”并不夸张，这些作家为什么堕落到如此不知廉耻人格尽丢的地步？

凌沧洲：地震之后，举国哀痛。伴随哀痛，有识之士也在反思、也在问责。为的是天灾中的人祸不再发生，为的是抚慰妇孺的伤痛，重塑民族的良知。但也有心思不在死难儿童和同情他们家长无限悲痛的，像余秋雨、王兆山等人的文章诗歌，无论披着怎样的国家利益的斑斓外衣，脱不了谄媚侍上的腐朽气息。古人有讽刺谄媚的大作《屁颂》，其辞曰上官之屁，闻之仿佛丝竹之声，依稀麝兰之气。今之能写出”纵做鬼，也幸福”和”坟前也要看荧屏奥运”之辈，这种打油词作，能发表在官媒上毫不奇怪，为当代灵魂堕落史留下最黑暗的一页。惟这种身段阿娜善解上意之辈，能在文坛呼风唤雨；中国文坛尽是这路文章诗词与这路货色，正是文学沦为权力的婢女、作家沦为官员的玩物的产品。你说大跃进、文革时代过去了吗？为什么这些诗文中大跃进、文革的谄媚气息那么浓，而人味绝无呢？

余王之流在网络上遭到网民狙击，也足见网民还是火眼金睛的。

昝爱宗：所谓”抗震救灾面前,中国作家在行动,战斗正未有穷期!”，都是政治语言，人性哪儿去了呢？作家丧失人性，没有独立人格，除了写出类似浩然《金光大道》、柳青《创业史》之类的政治御用作品外，还能写出真正有人性的东西吗？他们还能称为作家吗？由此可见，文人堕落，作家丧志，从帮权力说话，给百姓添乱开始，其实这也是乱世的前兆。

凌沧洲：作家丧失人格，不自今日始。而极权主义把所有自然人变为单位人的时候，人们也就为自己打造好了上好的锁链。胡适、林语堂时代，作家们虽然可能要自己在市场中搏杀，没人养着，但是有言说自由，思想自由，结社，出版，新闻有相对自由；江山一统笼，天下英雄入极权彀中。所以当了官的老舍就写不出自由作家时代老舍那样的好作品，最后落个身体受辱、投湖自尽的悲剧。在为人民打造锁链上，在与权力合谋与”通奸”上，这些当年的左派文人难辞其咎。包括储安平、罗隆基等自由派知识分子，虽然他们最后被迫害致死，但当年他们不是自甘钻罗网吗？罗隆基，没有住在当局提供的王府旧宅中吗？当一个自由人被人包养的时候，你是不要指望他发出什么自由的声音。同样，体制内的作家，拿官俸的作家，也近乎被包养，他或她们不婀娜多姿、极尽政治春宫文化叫床之能事，不用腐朽的政治语言冒充文学作品是不可能的。

昝爱宗：谢谢凌沧洲先生的观点。我通过余秋雨、王兆山之流的表现，就知道官方作家的必然堕落。看看，网上又有”作家堕落”的新闻了，6月12日即汶川地震月祭之日，余秋雨又开始”作秀”了，他在《含泪劝告请愿灾民》发表一周之际又写下了《感谢灾民》一文，置网民骂声于不顾，反而幸灾乐祸地提到：”这两天收到很多来自灾区的信息，得知一些救援队的朋友把我劝告请愿灾民的文章及时地向有关帐篷作了转达，效果很好。为此，我要对转达者和被转达者表示双重的感谢。”记得民间作家余世存对余秋雨、王兆山等作家的”大作”，有这样的评论，”时之不详，必有妖孽。国之将亡，神降以观其恶”。老祖宗早就这么定评了，而作家们却没有任何警醒的地方，这样下去，我们这个多灾多难多难的民族还将有大灾难，所谓余秋雨”含泪劝告”什么的，无非是”劝官从恶、劝民从恶”，最后人祸连连，作家则是”那管洪水滔天”——一样是独夫民贼歇斯底里的幽暗心理。

“五四”时代之所以令人怀念，因为什么话都可以说，哪怕激烈得有点过头。鲁迅主张不读中国书，胡适断言“中国百事不如人”，钱玄同更干脆，提出废除汉字。这些老师辈的激烈言论是我们早就熟悉的，学生辈的傅斯年、孙伏园他们的言论，也许我们就比较陌生了。当时，两个世界级的知识分子杜威和罗素都曾造访中国，拥有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诸多中国弟子的美国哲学家杜威先生在中国停留了两年之久，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中国虽然只住了几个月，就因病回去了，但他们都曾在全国各地演讲，他们的思想言论对“五四”一代青年产生了至今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深远影响。北大学生孙伏园（就是推出了鲁迅《阿Q正传》的名编辑）在杜威起程回国的当天，在著名的北京《晨报》公开发表文章，其中有一句话，今天很多人看了恐怕还会不舒服，甚至会跳脚大骂，这个孙某人怎么可以如此不“爱国”。他说：“我们抱着万分痛心，感谢他们都尚不厌弃像我们这样的野蛮民族”。

1919年10月，另一位北大学生、“五四”的风云人物傅斯年，在老师辈主编的《新青年》上发表《中国狗与中国人》一文，他有一次问一个北京警犬学校的人，训练的狗都是外国狗还是有中国狗？对方回答，只有外国狗，中国狗虽然也很聪明，有时候嗅觉比外国狗还要灵敏，不过太不专心，你教它去做一件事，半路上碰到母狗，或者一群狗打架，或争食物，它每每把自己的使命丢开了。所以教不成材。傅斯年由此感慨，中国人和中国狗一样，也不是不聪明，而是无责任心，“我以为中国人的无责任心，真要算达于极点了。单独的行动，百人中有九十九个是卑鄙的。为什么呢？卑鄙可以满足他自身肉体的快乐——他只对这个负责任——至于卑鄙而发生的许多恶影响，反正他以为在别人身上，他是对于自己以外的不负责任的，所以不顾了。”在他看来，“中国人之所以到了这个地步，不能不说是受历史的支配。专制之下，自然无责任可负；久而久之，自然成遗传性。中国狗之所以如此，也是遗传性。”

傅斯年由狗及人，对民族性、国民性作出如此洞察的那年只有23岁。将近90年以后，我们再读这篇《中国狗与中国人》，还会感到惊心动魄。他的判断，以及孙伏园称本民族为“野蛮民族”，是不是失之偏激，有点武断，诚然还可以讨论，但是他们的善意，他们的诚意，他们热切期盼自己的民族走上文明正途，呼唤国人负起责任的用心则不需怀疑的。要说爱国，“五四”那一代已经用热情的呐喊和踏实的探索证明了自己。

至于他们为什么往往语出惊人？在傅斯年的同学、一起发起新潮社、创办《新潮》、领导“五四”游行的罗家伦那里，我们可以找到答案。1920年4月，罗家伦在《新潮》发表的文章提出“三W主义”，他说中国的学术和社会两千年来，一脉相传，一点进步都没有，根源在于我们中了思想专制和政治专制的毒，缺乏批评的精神，只会争吵、口角，不会批评。要养成批评精神，必须从批评的“三W主义”出发，凡事要问个什么（What）？为什么（Why）？要怎样（How）？正是这三个“W”的不在场，没有大胆的怀疑，没有自我批判的精神，我们这个民族才会长期以来原地踏步。

舒衡哲的《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中文本，那是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我在18年前就读过，黄封皮，小开本，属于一套“五四与现代中国丛书”，著者译名为薇拉。施瓦支。“舒衡哲”是她自己起的中文名字，因为她崇拜中国的一个女学者陈衡哲。此次重读新星出版社的新译本，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罗家伦提出的 “三W主义”。那个时代，无论老师辈的鲁迅、胡适、钱玄同，还是学生辈的傅斯年、孙伏园、罗家伦，当然还有其他许多人，在他们那些激烈言论的后面，其实都隐约有着三“W”的影子，激烈的背后是理性的追问。

汶川地震，数万个生命陨灭，令人痛彻心肺。这些天，全国各地很多自愿自发的救助，捐钱的捐钱、捐物的捐物、献血的献血，显示了人性善良的光辉，也让国人为自己同胞的自发行为骄傲。救灾行动中，特别突出的莫过于解放军战士，十五万人之多，冒着震损建筑随时倒塌、余震随时复现的危险，争分夺秒抢救生命，加速修复交通，他们的救援场景无不感人。

悲痛之余，震灾以及救援行动也暴露出众多问题，值得反思。尤其是，为什么学校楼房容易倒塌，而就在邻近的政府大楼却能不倒、甚至丝毫不受损？为什么到今天中国的救灾、救援队还基本是军队，涉及民生、涉及人命的职业救援队伍和救援装备还被忽视，以至于一有灾难，不管是水灾、雪灾还是地震，就只能调动不一定有专业训练的士兵？解放军战士的勇敢，令人敬仰，但是，如果正是由于军人必须服从指挥、因为他们勇敢，而不管有没有救灾的专业训练、专用设备，只要哪里有灾就把他们往那里调配，那么，这不仅违背他们作为军人的专业职能——士兵的训练以作战为主、不是为地震救灾，而且，对战士们不公平——为什么跟其他社会成员比他们就必须要为各类救灾做出牺牲？对受灾的老百姓也不利，因为他们应该得到专业的救援支持，因为如果有更多专业救援支持，更多压在废墟下、临危的生命能尽早被救活。

学校楼房最容易倒塌、还是只能动用解放军救灾、灾民得不到专业的救援服务，说到底，这些都涉及国家财政是否民主的问题，涉及到老百姓和企业交的税、国有财产收入怎么花的问题。这么多年，许多人说，民主只是少数知识分子的抽象诉求，与老百姓的生活无关。但，从这次地震中我们看到，民主不仅不抽象，而且还具体到老百姓的生活、老百姓的生命，涉及到政府的财政开支和建设投资怎么花、往什么地方花的问题，是在政府大楼和形象工程上多花、还是在学校楼房上多花的问题；到最后，具体到地震发生时在学校上学的老百姓孩子是最安全、还是会最不安全的问题。

人们会说，“中国还不富裕，没有钱去强化学校楼房的安全，没有钱去培养专业救援队伍”。

但，实际的情况并不是国家没有钱，而是对政府预算没有实质监督的问题。2007年，国家预算内的财政税收增加了31%，达到5.1万亿元，占GDP的21%，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亿农民的纯收入。也就是说，即使不包括预算外的国有土地、国有资产、国有企业收入，政府一年可以花的钱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

从1995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增加1.6倍，农民人均纯收入才增1.2倍！改革开放的成果由政府享受的最多，城市居民次之，农民分享的最少。这么多年里，只有政府的收入以远高于GDP的速度在增长，城镇居民和农民的收入增长速度都远低于GDP的增速。国家有这么多收入并且收入增长这么快，为什么宁愿在政府办公楼和形象工程上花钱，而不是花在学校、职业救援队伍上呢？

除了收入外，在财富持有结构上，也是政府绝对垄断。根据国资委、土地资源部以及金融系统的数据，加上本人的估算，中国大约有115.6万亿元资产性财富（包括土地、资源、资产和金融财富），其中，只有27.6万亿是民间私人的（占24%），剩下的88万亿属国家的（76%）。如果2008年中国GDP和资产价值都上升10%，那么，老百姓从资产升值中共得到2.76万亿元，而政府能得到8.8万亿元。政府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产财富升值中得到的份额，是民间的三倍！

所以，不管从税收还是资产性收入，政府的钱比民间社会多。而国家有了这么多收入，是怎么花的呢？据财政部介绍，2007年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

政府教育经费开支只占GDP的2.7%左右。而目前世界平均水平约为7%，其中发达国家在9%，经济欠发达国家也达到4.1%.

不管按绝对数字，还是按相对水平，中国回馈给老百姓的医疗与社会保障、教育投入、民生投入、灾难风险投入都应该更高。特别是按照当年国有化运动的初衷，国有制本应该带来更多的社会福利、更好的民生保障、更安全的学校楼房。可是，实际看到的是，资产和土地国有了，税收也年年在高速增长，但得到最大好处的不是民生和老百姓学校，而是政府办公大楼，就像著名的安徽阜阳市“白宫”办公大楼、河南焦作市委政府大楼、广西钦州市政府大楼，等等。

宪政民主所要保障的老百姓权利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而是具体化到我们生活和生存空间的方方面面，是老百姓和年轻学生的利益问题，是发生灾难时民间是否有权利自发救援生命、争分夺秒抢救生命的问题。如果没有对政府权力的民主监督和问责机制，政府就只会征税、只顾得到国有资产的收益，也会用这些经济实力压缩民间的活动空间，而不会用这些钱去事前预防地震、雪灾、水灾，不一定去投入资源组建、培训职业救援队。希望汶川地震中上万个学生的生命能够给整个社会足够的警醒，人人应该反思，为了今天和未来学生的生命安全，民主宪政是不能再回避了。

2008年5月25日

作者是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长江商学院访问教授。

副局长风波已持续3周，最常见的说法是公关灾难，一切都是政治化妆师的错。但尾巴摇不了狗，在权力的金字塔，谁是尾巴谁是狗，不能本末倒置。

过去董建华时代，抗拒政治公关和化妆。到了曾荫权时代，政治化妆的技巧和聪明，竟凌驾政府的真情与至诚。政府施政讲究策略包装，像变形虫般趋吉避凶，藉操控传媒来玩弄人心，关心民望多于施政质素，说明曾荫权集团已走火入魔，忘记政权没有民意的授权，失去管治者应有的谦卑，强化隻手遮天的骄傲，助长大地在我脚下的轻浮。

即使所有救火队都在放料，一切错误全归陈德霖和心战室，但总不能迴避曾荫权是问责特首，不是深宫受蒙蔽的皇上。他容让陈德霖包办拣蟀，甚至否决局长的心水人选；他接纳问责新贵高薪上位，漠视他所熟悉的政府规矩；他拒绝公布副局长的国籍薪酬，以无力的私隐自欺欺人；他推卸特首的所有责任，让副局长独对舆论的蹂躏；他迴避了刚愎自用的过失，只为公布人选的安排道歉；他仍然坚持傲慢与官威，用黑面回应蠢材的棒喝。这一连串人为决策的错误，都有曾荫权的性格和身影，不能借公关灾难作开脱。

一个掌权者最大的迷失，是低估市民朴素的是非心：问责官员和立法会议员的国籍限制，是体现他们的政治承担；政治任命变成马房政治，是用人唯才的最大讽刺；问责新贵要公布个人薪酬，是透明政府的应有之义；薪酬水平不是一登龙门，便不问市场「升」价十倍。这些深植人心的庶民价值，即使化妆师如何避重就轻，放料员怎样转移视线，救火队连日倾巢而出，保皇党受命积极护航，也要在人心面前节节败退，如挤牙膏般向民意举手投降。

市民也因而擦亮眼睛，警惕大权独揽的专权政治。绝对权力是腐败的酵母，当曾荫权欲尽收天下兵器，当特首办的棋子已进佔政策局，当化妆政治成为政府的信仰，当部分传媒甘愿与政府共舞，当立法会保皇党已自废武功时，市民重新确认制衡政治的价值。民主的真义不单是普选，而是普选后的监察和制衡，尤其是政府党独大的香港，尤其是西环操控的特区，尤其是中央干预的两制，而民主派的真正价值，是推动普选和制衡政府，防止香港特色的一党专政。

副局长的风波不会完结，它激化了政府党的内部矛盾，它挑起了公务员的消极情绪，它触动了中央的敏感神经，它唤醒了市民的是非之心，它丰富了民主派的政治角色，它激发传媒深思舆论之责，它推动了香港的政治制衡，这是社会迈向成熟的里程。历史充满偶然和讽刺，曾荫权集团催生了全民监察，让香港上了宝贵和昂贵的一课。

媒体报道了“史上最牛行政回复”，发生地是在上海。

这是一个街道办事处对居民信访的回复，“经研究，现将该信访事项的处理答复如下：根据《XXXXX》规定，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根据什么规定？答复内容是什么？就是这一连串的叉叉了。

居民为街道办事处占用小区配套建筑信访，得到的是街道办事处的回复。这样的信访，弄成一个解释，而非一个解决，几乎就是毫不意外的。然而，这一回，上海的街道办事处连解释都做不成样子啦，一串叉叉就算完事，小区配套建筑当然仍被占用中。

其实，光是一纸连串叉叉的公文，并不足以被称为“史上最牛行政回复”。我想，这一串叉叉可能也就是疏忽，发生在一次公文格式的套用之中。我知道，糊弄与虚应也总会做得像是一个公文，而不是这样莫名其妙。

不过，随后发生的事情，使“史上最牛行政回复”变得名副其实了。回复告诉信访人，如果不同意上述处理意见（也就是那一串叉叉），可在30天内提出复查。信访人向浦东新区的“行政效能中心”投诉，得到的答复是已与街道进行多次沟通，街道表示要到信访办查，还要到很多地方查。总之，投诉无果。

就这样，一份叉叉连串的公文，自5月4日被信访人从网上收到，到6月初记者采访为止，一直作为有效的网上信访回复存在着。在媒体报道以后，这份行政回复是否仍然于网上，谁知道呢，我们这儿，经常会有一些东西被从网络上擦除，只有截屏能够证明历史。

霸道的不是那份叉叉成串的行政回复，而是它虽被投诉，仍然浩然存留于公文行列。我以巨大的善意，猜测那份公文的产生是一次失误。无论是不是糊弄，公文至少在形式上会做得周周正正。但是，我无法理解一份外观都不合格的公文，何以能够顽固地作为答复公民的公文而存在。

这些年，我们已见过不少与公文有关的离奇事情。有一案审结搞出两份判决书的，有公文上连篇错字的，有管理今天的事务仍然援用几十年前“严查投机倒把”文件的。掌权者是何其随意，何其逍遥！文山会海，文牍主义，固然繁复无比，至少也可能做得规规整整。当掌权者连把公文做得能够过得去的兴趣都没有的时候，你还能够指望他服什么务时会有一点诚意？

而掌权者确实是霸道的。他可以发出一道本地都要喝某种酒、抽某种烟的公文，可以发出叉叉连串的公文，一点惭愧都不会有，一点后悔都不会有。公文是神圣的，错了就按错的来，或者说公文是不可能有错的。这是大轻慢、大自得、大侮蔑，它不只是视公民和社会为无物，而且在权力领域内消灭了羞耻概念。哪怕公民与社会不足论，可能还需要为光身子准备一点遮羞布，但它甚至连遮羞布也不需要了，怎么搞都不脸红。

是的，权力可能不仅拒绝监督，而且已经不会脸红，权力因此而无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