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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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反复表达一个观点，文学在精神气质上应当与思想有一种内在的联系，即所谓文学应当有一条哲学的通道。这不是我个人的奇怪爱好或者异想天开，在文学发展史上，这是被反复证明过了的一种规律，我仅仅是对这种规律做了具有个性色彩的解说而已。我们可以从索尔仁尼琴和卡夫卡那里找到耐人寻味的例证。

《古拉格群岛》是一部真实记录苏联极权主义社会状况的著作，尽管索尔仁尼琴是一个小说家，但在这部作品里，他完全放弃了虚构的权利，通过自身经历以及他接触过的许多人完成了一部口述的历史，煌煌巨著（全书译成中文约160万字）每一个字都显示着赤裸裸的真实。我愿意这本书和与之类似的书称之为观念作品。卢梭的《忏悔录》、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是这样的作品，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萨特的《恶心》、《墙》虽然虚构的色彩浓厚一些，但是它们着眼的仍旧是观念而不是人物，所以同样也可以列入观念作品之列。

所谓观念作品，就是虽然具有某种程度的文学意味，但着眼于表达思想观念的作品，或者说在文学形式下用形而上方式探索社会与人的境况的作品。观念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种通过演绎情节传达哲学观念（例如萨特通过他的小说阐述存在主义哲学）；一种通过描述社会生活状况传达作者的思索。《古拉格群岛》属于后者，它通过大面积展现生活真实的方式，传达作者对不合理社会制度的忧虑、愤慨乃至于憎恨。

相反，卡夫卡履行的是作家职责，他把对世界的观察全部彻底地文学化了，从他那些杰出的小说中，你看不到奥匈帝国具象的现实，看不到专制主义的政治结构和政治运作流程，感觉不到卡夫卡赋予作品灵魂的那些东西是否具有思想的特质，你甚至可以在通常意义上认为它们没有思想，它们展现的仅仅是人类精神一种阴暗的图景……卡夫卡用虚构表达了他对世界和人生的见解，而这种见解则纯粹是文学的。

既然这样，我为什么要以《古拉格群岛上的卡夫卡》来作为本文的标题呢？难道在索尔仁尼琴和卡夫卡之间会有什么联系吗？或者换一句话说，在观念作品和文学作品之间有一条联接的通道？如果有，那又是一条怎样的通道呢？那里面存在怎样的机理呢？

我认为所有这些问题都很有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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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最著名的长篇小说《审判》中描述了一个荒诞不经的事件。

银行高级职员约瑟夫？K早晨醒来，像往常那样等待女房东的厨娘安娜送来早餐，但是安娜没有出现，相反，在他的房间里站着一个穿黑衣服的陌生人。“你是谁？”K从床上欠起身子问道。陌生人什么也不说。K嘟哝说：“安娜该给我送早点来了。”陌生人把门打开一条缝，对另外一个房间里的人报告说：“他说要安娜给他送早点来。”“简直莫名其妙！”K匆匆穿上裤子，打算看一下究竟是什么人如此无礼地打扰他。陌生人阻止他：“难道你不觉得呆在这里更好一些吗？”K说：“我必须知道你们是从哪里来的，来干什么？否则我没有办法让自己呆在这里。”“我可是好意。”陌生人一边说一边有意把门打开。

K走进隔壁房间，那里的一切与头天晚上没有什么不同，唯一变化是靠近窗户的地方有一个男人在看书。这个男人把目光从书本上移开，打量着K，说：“你应该呆在自己的屋子里，难道弗兰克没有告诉你吗？”“他告诉过我，”K回答说，“可是，你们究竟想干什么？”K挥舞着手臂，就像打算挣脱两个束缚他的人，往门外走去。“不行，”坐在窗前的男人把书扔在桌子上，站起来拦住他。“你不能走开，你已经被捕了。”“原来是这样，”K冷笑道，“那么，你能不能告诉我，我究竟为什么被逮捕？”男人回答说：“我不能告诉你为什么。回你的屋子去吧！你现在是负案在身的人。”

后面的情节是：法院也和这两个不速之客一样奇怪，既没有公布K的罪名，也没有剥夺他的行动自由。K最初十分愤怒，初审开庭的时候慷慨激昂地谴责司法机构的腐败和法官的贪赃枉法，决定不去理睬这个案子，但是，日益沉重的心理压力迫使他无法完全忘记这件事情，他甚至开始厌恶银行的差事，对自己的案子越来越关心，主动到法院打探消息，为洗刷自己的罪名四处奔走。他遭遇的现实也是荒诞不经：他所聘请的律师与法院沆瀣一气，除了用空话敷衍他以外，连一份抗诉书都写不出来。没有办法，K去找法院的画师，画师告诉他：法院一经对某人提出起诉，它就认定你有罪，任何人也改变不了法院的这种认定。在教堂里，一位神甫给K讲了“在法的门前”的故事，告诉他说，“法”是有的，但通往“法”的道路障碍重重，人不可能找到“法”，一切申诉都是无谓的，只能低头服从命运的安排。小说结尾，K被两个黑衣人架到郊外一个采石场处死。

卡夫卡所有小说都是在这种基调中展开的，《审判》甚至还不是最具卡夫卡特色的小说，在这些小说中，卡夫卡以荒诞的想象、真实的细节描写、冷漠简洁的语言表述、深奥莫测的思想内涵寓言式地描摹了人类超越时空的生活图景。如果把卡夫卡的作品看作一幅油画，反映在画布上的世界就是严重变形扭曲和光怪陆离的，就像达利和毕加索的画作一样，这种变形和扭曲简直到了与日常生活经验完全断离、令人不可思议的程度。

任何形式的艺术都是通过唤起接受者的感应来发挥作用的，卡夫卡的作品之所以让我们感到压抑，一定是唤起了潜藏于我们内心深处、连我们也不曾自觉的意识或者情感，才打动我们感染我们。我们的情感和心理又来自哪里呢？来自我们经验过的现实。这样，在变形的艺术与真实的现实生活中间就有了一条通道，正是这条通道把卡夫卡和索尔仁尼琴联接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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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到这条通道的另一端，看一看索尔仁尼琴描绘了什么。

索尔任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讲述了很多故事，当然，这些故事不是虚构的，它们就是发生在现实世界中的真实事件，下面我转述几则这样的故事。

一个叫伊尔玛？明戴尔的匈牙利姑娘弄到了两张大剧院的戏票，怀着初恋少女的情怀，她约请热烈追求她的男朋友克列盖去看演出。索尔仁尼琴没有说姑娘知道还是不知道克列盖是侦查员（类似于我国国家安全部门的工作人员），但是在大剧院度过的这个夜晚，毫无疑问他们仅仅是普普通通处在热恋之中的青年男女。这对情侣偎依在一起温情脉脉看完了演出，他们也许说了很多甜言蜜语、海誓山盟，也许会进行初吻，也许会在颤栗中第一次触摸对方……总之，这是一个甜蜜得让人融化的夜晚。演出结束以后，两位情侣仍旧偎依在一起，和其他人一道走出剧场，迈下剧场门前的台阶……结果如何？结果是：克列盖没有把姑娘送回家，而是直接送到了“鲁宾卡”——苏联肃反、内务、国家安全机关及其直属监狱所在地。姑娘很有可能和大清洗期间大多数被枪杀的人那样丢掉了性命。

在大清洗的日子里，一个叫彼得？彼得内奇的人偶然看到一位上级领导阴沉冷漠，以为自己犯了什么错误，整天惴惴不安，害怕被人抓了去。几天以后，彼得内奇被叫到工会委员会去了，正是那位阴沉冷漠的领导突然变得和蔼可亲起来，亲手交给彼得内奇一张到索契疗养的疗养证！彼得内奇欣喜若狂——原来一直折磨着他的那种恐惧感没有任何根据，完全是自己想象出来的——欢天喜地回家收拾行李去了。离家那天，他提前两个小时就到了火车站，这中间还一个劲儿责骂他的老婆笨手笨脚。在车站候车室，彼得内奇遇到一个非常讨人喜欢的年轻人，年轻人一看到他就主动打招呼说：“彼得？彼得内奇，您难道认不出我来了吗？”彼得内奇茫茫然，不好意思地说：“好像……真的认不出了……”年轻人就向彼得内奇的老婆弯弯腰，说：“他只是临时忘了，他一会儿就会想起来我是谁。”年轻人不由分说挽起彼得内奇的胳膊，两个人一起登上了列车——从此，彼得内奇就消失了。

邻居被逮捕了，留下需要喂奶的孩子没有人照顾，一个好心的妇女找到内务人民委员会，询问该怎么办？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同志对她说：“请等一等，我们查一下。”这位妇女坐在接待室长条木椅上等了大约两个小时，等待的结果是：内务人民委员会把她抓走了。原来，上级给下面下达了抓捕人的指标，这位妇女来到这里的时候，他们刚好还差一个人。

苏联大清洗期间，会出现这样一种奇怪的心理现象：当你周围的人陆续被逮捕和枪毙的时候，你甚至渴望灾祸尽快降临到自己头上，也就是说，你总是在想那么多人都被抓起来杀掉了，为什么还不来抓你？为什么总是拖延？这种拖延成为一种可怕的精神困扰，它带给人的精神痛苦甚至要大过被逮捕和被杀掉本身。

一个叫瓦西里？弗拉索夫的老共产党员无所畏惧，不顾同事们的劝告，决不离开他工作的地方逃跑，结果，这个区域所有领导人都被逮捕了，却总是没有人来抓他，他是在无法忍受精神压力，主动去向警察部门自守，找到了自己的结局。

伊拉克里神父到阿拉木图去访问被流放的教徒，这期间已经有人三次到他莫斯科的住所去抓他，他回来的时候，教民们从车站接走他，把他掩藏起来，从这家到那家，一直过了八年被隐匿的生活，神父被这种生活折磨得精疲力竭，一九四二年，当逮捕真的发生的时候，伊拉克里神父竟然给上帝唱起了赞美诗！

一个女大学生总是怀着深深的敬仰之情凝望监狱，因为那里关着几乎所有她知道的科学家、作家和德高望重的人，当有人警告她有可能被捕的时候，她不相信会有这样的“荣幸”，因为她自认为没有资格去和那些令人尊敬的人关在一起，后来她具备了这种资格，她几乎是怀着自豪和欢快的心情走进监狱的。

阅读《古拉格群岛》，你经常就会感叹，生活中的荒诞比艺术作品中的荒诞更加荒诞，你甚至可能会想：如果这些事情不是白纸黑字印在《古拉格群岛》这本书上，而是印在《卡夫卡小说全集》中，有谁会怀疑它们不是卡夫卡的虚构作品呢？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一幅奇异的图景——

索尔任尼琴站在城堡上完成着对于生活的真实记录，卡夫卡则在古拉格群岛上孤独地写作着梦幻般的故事。

4

索尔任尼琴和卡夫卡之间——或者说在现实生活和艺术创作之间已经没有任何阻隔，如果事情真的如同我前面所说在观念作品与文学作品之间有一条联结通道的话，那么，把它们联结在一起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我认为是人类的普遍处境。

无论哲学、社会学、历史学还是文学、心理学，无论形而上还是形而下，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方式，都把目光凝结到了人类自身，社会、历史、艺术不过是人类赋予自身的一种存在方式而已，用存在主义术语表示就是“人的存在的显现”。任何形式的显现都是为了达到人类精神宇宙的深处，而人类本质就呈现在那里。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心理学将分别从不同方向汇集到一起，彼此消失形式上的区别。正是在这里，索尔任尼琴和卡夫卡才彼此接受对方，承认他们做是同样的事情。

为什么说拉丁美洲文学神奇？就是因为它比其它样式的文学更直接切入了荒诞现实，敏锐地发见了人类的荒诞处境，并且用它们特有的方式表现了出来。进入十九世纪以后，现代文学，现代主义艺术之所以超越现实主义而盛行起来，我想最重要原因是它缩短了进入灵魂世界的通道，为文学赋予了一种哲学意义。我这样说绝不是贬低现实主义，我只是强调，现实主义如果不能够与哲学联结，会变得琐碎而乏味，就像目前很多无聊作品一样。

直面现实与直面人的心灵不是对立的两极，索尔任尼琴和卡夫卡的联结出色地说明了他们进入人类灵魂世界的力量有多么强大。这种力量第一次让永久占据社会顶端的强力感觉到了尴尬，因为只有它们才剥去了强力的伪装，还原给了它们真实的面目。

人类通过柔弱显示自己的强大，强力则通过强大暴露自己色厉内荏。

在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学和心理学狂欢的地方，那里只有人，我们只看到人，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

或许正因为如此，强力总是害怕用哲学打通的事物，害怕卡夫卡，更害怕索尔任尼琴。

（2008-6-5）

天崩地姴，顷刻之间是死是活？是你范美忠的事，而你先跑一步，所践踏的即是教师的”职责”和先人后己的”道德”底线，这就成天下人的事了。尤其是在人格只有高尚和无耻之分的社会里，显然是要被骂得狗血淋头的，并且一跑成名。

网络时代，上网骂人也是一种消遣，即可疏缓压力下的烦躁，也可宣泄茫然中的惆怅，无缘无故都要骂，更何况出了范跑跑，不骂他骂谁？道德利剑在手，想怎么骂就怎么骂，谁还能说骂得不应该？骂，骂不妙，骂不绝，骂不出特色就不算骂，也许还能一骂成名。“我是流氓我怕谁”，王朔骂出了名，鲁迅更是骂成了硬骨头，至于“一。二八”，盛名之下，另当别论。

这郭松民按说也是新华网的专栏作者，自2003年起就勤于笔耕，可说也是多产户，几年下来文稿堆积如山，不过，信息畅通，文如流水，要写出点名来，谈何容易？结果，他笔锋一转就成了“愤愤”，见什么骂什么，骂官员，骂精英，骂文化……，骂声日高。即便如此，也没有骂出什么名堂，与反伪科学斗士司马南相比其名气相去甚远。

这次范美忠成了家喻户晓，郭松民的笔也就瞄准范美忠开始做文章。范美忠不是毕业于北大吗？能考入北大的一定是精英，丰富的联想并不需要思辩，妙笔生花，一篇《范跑跑应成为中国精英的一面镜子》的杂文，一挥而就。看标题噱头十足，可这类文字毕竟太牵强，不登大雅之堂，媒体不关注，精英们自然也不屑一顾。有好事者将它贴上论坛当谈资，这效果显然不及郭松民的预期。

这次凤凰电视台邀请郭松民做特约嘉宾，面对面地和范美忠辩论。起先郭松民以为自己占据道德高位，居高临下可以把范美忠臭骂一通，在公众面前也可一展其口才。不料，范美忠竟然毫不示弱，与他针锋相对，语言技巧还高出一筹，他的霸气反倒成了蛮横无理，不仅范美忠的朋友鼎力相助，观众席上的女性也挺身而出。这可使郭松民方寸大乱，竟然举出老师强奸女学生的例子来封女性发言者之口，风马牛不相及，显然对方是不会与他讨论强奸问题的，主持人胡一虎急忙来圆冷场。由此辩场气氛陡然逆转。因为辩论辩的是理，而不是谩骂，气粗管什么用？这回该轮到范美忠骂了，因为范美忠环顾四周，见支持面已转向他，“你以为你是谁呵？”郭松民有骂在先，范美忠自然要骂回，“无耻！畜生！”

郭松民原以为范美忠的校长的出镜会有利于他，正伺机待发，不料校长在电话中实事求是，并不受之前的舆论干扰，肯定了范美忠是一位认真备课和有激情的好老师，且又十分坦诚地表达了学校的意见。即学校不会追究范美忠在地震发生时的本能之跑，而会批评他其后的不当之言，但不会因此而开除他。这就使得郭松民大失所望，愤然将矛头转向校长，要与校长理论一番，见校长并没有因为他的怒吼而有半点松口，情急失措，拂袖而去。是激动也好，是表演也罢，众所周知，电视媒体面对的是社会公众，在这样的场合若有不敬则是对公众的不敬。

本来是来谴责范跑跑的道德问题的，结果自己成了郭跳跳，不说儒雅风度，连最起码的公德都没有。这郭跳跳不成公众谈论的笑资？道德是用来自律的，而到了郭跳跳这里却成了贬低他人抬高自己的垫脚石。他不是“言不惊人誓不休”吗？这次他可真出了大名。日后人们谈起凤凰台的一虎一席谈，谈起PK，谈起地震，谈起范跑跑，恐怕就少不了要谈到这郭跳跳。由此，现代版的伪君子也有了参照。

今年6月5日，中央电视台网站奥运网刊出一篇配有图片、题为”香港四万市民烛光晚会哀悼地震遇难同胞”的报导。享有新闻自由的境外人士，看到那个报导与图片，就知道那是香港市民纪念六四的烛光晚会。今年的烛光晚会与以前有点区别，那就是将市民的捐款拿作救助四川灾民之用。

看到这则报导，开始还以为那是在歪曲这个纪念活动，因为内容提及香港市民给灾民捐款。共产党是政治动物，会抓住一切机会宣传”血浓于水”的统战；共产党又是贪婪无比，会千方百计借救灾为自己捞钱。但是后来仔细分析，情况可能是另一回事，因为它引用的数字，不是香港警察的官方数字1万7千人，而是香港支联会的4万8千人；尤其是提到市民向”烈士纪念碑”献花，还隐约可以见到”烈士纪念碑”的照片。四川地震有许多死难者，全国也挂半旗悼念，然而他们不是”烈士”，因此这可能是变相悼念六四。也因为要避过政治检查，因此它是在央视的奥运网刊出。其实，地震与奥运也没有必然联系，然而竟可以拐弯抹角进行表达。

在中共严密封锁下，中国民众对六四的认识与感觉的确淡化，但是只要有风吹草动，历史的记忆又会浮现，中共领导人别以为他们可以一手遮天。这些年来，中国的媒体在这方面也不断以擦边球方式擦出一些星火，表现我们媒体同行追求新闻自由的顽强信念。在这里，我表达对他们的崇高敬意。

而最新的消息，6月9日早晨，央视这篇六四报导已被拆除，当局也开始彻查。6月9日是甚么日子？19年前的这个日子，是邓小平躲藏好几天后，在这天率领共产党的老贼们出来慰问戒严部队，以示对大屠杀的支持。现在同一个日子共产党又要来彻查媒体了，难道要进行另类的屠杀？我们在海外，要表达对争取新闻自由的中国同行们的强力声援。

近来，香港与台湾的媒体与政治人物声称中国的新闻开放了，有的外国媒体也如是说。其中除了别有用心的吹捧外，恐怕是”美丽的误会”了。最近就是在灾区，情况也出现大逆转。

早在6月3日，一百五十余名在四川强震中罹难的都江堰市聚源中学学生家长，在都江堰一所法院聚集，打算具状控告校方与校长时，被警察强行拖拉驱离。混乱中，2名共同社记者被捕，并拘留达一小时。此外，美联社1名记者与2名摄影师被强拉进法院，阻止他们采访抗争情况。可见中共在可以控制场面时，对新闻自由绝不手软。其实，中共所镇压的，不仅是媒体，还是那些因为豆腐渣工程死难的学生与他们的家长，因为他们的抗争，即使是运用合法的法律手段，也被当局当作负面新闻，可见政府是站在死难家属的对立面而在支持贪官污吏，这是”官官相护”的一贯作风。

因此连被中共与海外亲共人士当作”模范”的新加坡官方媒体”联合早报”也看不下去。6月9日该报驻北京首席特派记者叶鹏飞的一篇文章”一切如常”就讲到了他了解到的目前官方对四川灾区新闻管制重新收紧的情况。外国记者对四川省将颁发新的媒体通行证，也认为是加强对灾区新闻采访的控制，其中必然会有所刁难。

其实又何止是对灾区的收紧？即使是外国媒体抱着最大期望的奥运，就是没有涉及政治内容，北京也管得紧紧的。例如加拿大广播公司的体育记者斯考特摩尔表示，他们有可能无法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现场报导。之所以如此，是因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转播权的九家电视网代表于5月29日与中国奥组委和国际奥会官员举行会议时，与中国官方有重大争执，北京限制在天安门和故宫做现场报导，还有许多电视台的设备被困在中国的港口，对采访日程也设置障碍。现在离开奥运开幕不到两个月，北京可能”突击”放宽新闻自由吗？

今年上半年，中国的新闻自由像洗”三温暖”一样。从西藏发生流血事件外国媒体被驱逐出西藏，发展到中国外交部三次公开批判CNN；因为四川地震中共对媒体出现若干失控而被外国媒体误解为中共改变对新闻自由的态度，一度改善双方的关系，现在又重新翻转了。

有报导说， 在中国外交部三批CNN后，中宣部在4月下旬决定动用过百万元人民币，委托逾10家有新闻院系的大学，对西方媒体进行深入的批判，以西藏事件及其后的西方报导为事例，每家院校撰写一篇约1万字的文章，可获研究经费10万元，等于每字10元，也就是每个字超过1块美金！5月底前交稿，供宣传部门部署大反击之用。此事虽然因为四川地震而难产，但是在六四之后，看来这个反击新闻自由的工作又要”加油”了。

随着余震的减少，国内报道焦点，集中到堰塞湖放水。在这方面，中国政府的确下了极大功夫。出动高官和水利专家，研讨各种方案；调动工兵和武警水利部队，抢修导流明渠，炮轰障碍物；为避溃坝洪水，地方政府制定疏散方案，并多次演习，动员绵阳、江油等市民众大规模转移；温家宝三度进川，以“跌倒”画面再次感动社会。

当地民众却抱怨：当局拿不定泄洪方案，犹豫不决，让一早就撤退到山上的民众苦等，每天仅靠方便面和瓶装水度日，大热天里，连澡都没法洗。同时，多次演习和过早疏散似无必要，当局的工作，好像做过了头。

中共当局花极大心思，对付堰塞湖，一则有弥补之意，弥补它在地震前或地震后前期工作中的累累失误，修补执政形象；二则有树立之意，树立新的“政绩工程”，以备日后“表彰”和宣传。

当局不曾意料，原本以抗震救灾来凝聚国内民心、重塑国际形象的努力，却因震后曝光大量豆腐渣学校倒塌和大量花季儿童惨死，而前功尽弃。当局的难堪和尴尬，可想而知。集中对付堰塞湖，也有转移焦点和视线、淡化“豆腐渣”话题的“策略”考虑。

谁都知道，豆腐渣工程的背后，是官商勾结和官场腐败；而腐败的背后，则是无从监督与制衡的制度。于是，民间对天灾与人祸的反思与追究，逐渐清晰地指向现行政治制度。

遗憾的是，此时此刻，当局不是反省制度、改革政治、从本治国，而是搬出专横独裁的老一套：重新封锁新闻、封锁信息，甚至公然驱散和打压死难孩子家长的请愿与抗议，不惜在难属们的伤口上撒盐。

外国媒体和记者重新受到刁难。前往采访倒塌学校或死难孩子父母的外国记者，遭到扣留和驱离；外国记者的采访被限制，采访证被突然宣布到期，须重新办理；而新的采访证，不仅要向国家和省级政府申请，如果深入县乡基层，还须向县乡各级地方政府另外申请。

对媒体和记者的最新限制，不仅违背了中共有关举办奥运会的承诺（从2007年1月1日起，开放各国媒体和记者在中国境内自由采访），而且，对某种乐观的国际舆论，不啻当头泼了一瓢冷水。部分国际舆论一度认为：抗震救灾反映，中国政府表现“进步”了。

震后一段时间，这些国际舆论给予中国政府正面评价，达到“慷慨”乃至“恭维”的程度，诸如：（中国政府）震后反应迅速；信息与新闻报道空前公开；学会为死难者下半旗、设立哀悼日（实际是在民间舆论呼唤下、尤其在秘鲁政府的直接压力下）；甚至于，连中共当局错过了黄金72小时才答应外国救援队伍进入，外媒也毫不吝惜地予以赞赏。

转眼间，中共就“调整”了姿态，无疑令民众和世界失望。与其说是中共的“调整”，不如说再现其本来面目。中共当局重露狰狞，恐怕连“拥护”它的人们，都感到无所适从。

护主心切的爱党愤青们，不断制造和炒作假新闻，什么“胡锦涛拒走红地毯”，什么“被打的韩国人捐款了”，什么“莎朗斯通道歉了”，等等，或查无实据，或东拼西凑，或刻意扭曲。这类杜撰和扭曲，其用心，无非是替一个虚构的“中国形象”（以中国政府为代表）涂脂抹粉。

一个叫做余秋雨的文人，在网上撰写《含泪劝告死难学生家长》（没有人相信他会“含泪”），奉劝他们“停止请愿”、“以免被反华媒体利用”、让“动人的气氛保持下去”，云云。官方媒体立即予以大量转载和推广。孰料，余文却遭遇国内网友和民间舆论的极大反弹，被斥为“冷血”、“无耻”。政治高压下的国内真实民意，如潜行的火山，想必也令中南海心惊肉跳。

鉴定中共的变与未变，其实很简单。一个指标性的事件便是，就在“六四”19周年纪念日当天，2008年6月4日，中共高层突然任命原中共总理、有“六四”屠夫之称的李鹏长子李小鹏为山西省“常务副省长”，意在将他编入中共“第五代”接班人序列。

李鹏家族中，老婆朱琳，任华能国际董事长，曾主办大亚湾核电站等重大电力项目，屡传贪腐丑闻；二子一女中，长子李小鹏任华能集团总经理，被称为“亚洲电王”；女儿李小琳任中国电力集团董事长，被称为“电力一姐”；均染指官商勾结和官场腐败。次子李小勇，因涉嫌“新国大诈骗案”，潜逃新加坡，迄今未被引渡归案。

李鹏家族，集独裁、屠杀和腐败为一身，集中体现了中共的统治本质。对李小鹏的最新任命，表明，中共高层决心死守其现有体制和既定政策，不惜将独裁、镇压和腐败进行到底。

【观察编者按】 6月6日，山东《齐鲁晚报》A26版“青未了”副刊发表作者名为王兆山（山东作协副主席）的“词二首”，称地震死难者“党疼国爱”， “纵做鬼，也幸福”。还肉麻代表死难者发出企盼：“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如此疯言疯语的无耻文人，看来中国还不止余秋雨一个。

（原题：《词二首》，作者：王兆山，日期：6月6日，版面：齐鲁晚报A26版“青未了”副刊）

江城子

废墟下的自述

一位废墟中的地震遇难者，冥冥之中感知了地震之后地面上发生的一切，遂发出如是感慨——

天灾难避死何诉，
主席唤，总理呼，
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
十三亿人共一哭，
纵做鬼，也幸福。
银鹰战车救雏犊，
左军叔，右警姑，
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
只盼坟前有屏幕，
看奥运，同欢呼。

钗头凤

川之吟

山青秀，水碧透，
峰塌须臾河毁骤。
城飞歌，乡飘乐，
楼崩灵折，村消屯破。
祸。祸。祸。
国殇忧，八方吼，
令发京城动九州。
红旗烁，军歌越，
救川举国，不弃一个。
魄！魄！魄！

资料：王兆山

山东沂南人，中共党员，大学文化。1977年参加工作，历任山东省出版局文学编辑，中国作家协会山东分会副秘书长，《当代文学》杂志副主编，山东省作家协会创联部主任，《山东文学》主编，专业作家，文学创作二级。199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时下网络上时兴贴三种视作异类、当鸣鼓而攻之的标签：一曰“汉奸”（是否包括搞“藏独”的少数藏人和“东突”分子不得而知），二曰“普世价值”，三曰“反华”。按照这些人比“四人帮”更严厉的划定“汉奸”的标准，当年八路军、新四军根本就不应挺进敌后去发展壮大，而应把国土沦陷后没有杀身成仁的数亿“软骨头”格杀勿论。而抨击“普世价值”的人，据称自已是拥护共产党领导的，这就奇怪了：如果根本否认有普世价值（即全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存在，那将置信奉马克思主义、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目标的中国共产党于何地？本文着重讲第三只标签。

见到这么多的“反华”标签，恍然时光倒流。30年前，我们关起门来以“第三世界”领袖自居，一边欢呼“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一边声讨“帝修反”搞“反华大合唱”。“骨头”似乎很硬，唐山大地震损失那么惨重也拒绝外国援助：“拳头”却是无力，印尼苏哈托政变后排华那么严重，束手无策，只能把逃命回国的众华侨安置在海南岛等地垦荒而已。改革开放后好长一段时间，“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提法还是禁忌的时候，有些抵制舆论监督的官员祭起的法宝，就是给批评报道扣上政治大帽子，即给“反华势力”提供攻击中国人权状况的炮弹。进入新世纪，随着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进展，随着新闻舆论监督的力度不断加大，随着“人权”的入宪，“反华”的说法越来越少。今年“反华”的说法猛然多起来，倒也不为无因：3.14西藏事件后，海外媒体对中国不友好的声音分贝骤然增大，杯葛奥运火炬的传递更是伤害了华人的感情。然而，无论如何，不管对外对内，我们还是少贴“反华”的标签为上。

首先搞清楚什么叫“反华”。如果这个“华”是指“中华民族”、“华人”，那么“反华”就是搞种族敌视、种族歧视，比如“黄祸论”等。当今之世，在国际社会，在任何文明国家，种族歧视都是违背“政治正确”的。人家心里要怎么想你没办法，人家不承认歧视华人，你总不能逼人家“反华”吧？如果发现有某个人或某个组织“反华”、辱华，你针对这个具体的人和事向国际社会讨公道就是了，不要愚蠢地慷慨派送“反华”的帽子。

如果“华”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政府，则更不能滥贴“反华”标签。西方大国都与中国建立了邦交，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包括台湾省在内的中国领土上惟一合法的政府，其中不少人特别反感的美国和日本，还先后与中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美中还实现了军队互访，这次汶川大地震甚至对美军运输机开放了领空；据6月6日《参考消息》，美国政府已同意为北京奥运向中国军方和警方提供某些敏感的安保设备与专业技术；美国总统赞扬中国在地震灾难中的反应并称美对华抗震“很关心”、提供的援助是“前所未有”的。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政治标准要求人家的政治运作，国家之间有利益冲突、政治分歧和经济摩擦是很正常的，即便是美韩这样的同盟关系，不也是经常有政府谈判和民间抗议吗？最近韩国就因美国牛肉进口问题而引起民众不满导致内阁集体辞职，美国人没有说这是韩国人“反美”。有什么事就说什么事，一单单解决争端。抗议也是一种表达情感态度的交流，但不要动辄扣“反X”的帽子。把事情推向对峙的极端，无助于纠葛的解决，徒然互生厌恶。

即便那些没有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邦交的国家，也不要给人家轻易派“反华”的帽子，以留下转圜的可能。比如，梵蒂冈城国（TheVaticanCitystate），长期与台湾的“中华民国”有“邦交”，但早在2001年中国政府就表示，只要梵蒂冈承认两项原则（信守“一个中国”并与台湾断交、不以宗教干涉我国内政），就可以实现中梵关系正常化。中国前贤相信“冤家宜解不宜结”；中国共产党的三大法宝之一是“统一战线”；就是敌人也要善于“分化瓦解”，而不要“四面出击”。这是政治智慧。“左倾妄动”只会误国。

那么国际上有无“反华媒体”呢？我不知道有无专靠“反华”吃饭的大众传媒，但我相信就是卡弗蒂这样的人，既不能代表CNN公司，也不是天天谈中国或华人话题。这次大地震得到中国政府批准到灾区采访的就有CNN的记者。《时代周刊》这次发表文章《中国原来是这样》，题目就颇有对误解中国而自我反省的味道。6月7日《参考消息》转载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报道说，虽然“记者的工作是对所发生的事件采取挑剔的态度，但这一次的情况完全不同”，中国救灾的良好表现简直让美国人“生妒”。

为什么“痛骂与同情：圣火传递与四川地震体现外媒两重天”？（6月9日中国网转李光耀文章，《福布斯》双周刊原题《中国的两种形象》，6月11日《参考消息》转载时标题为《中国与西方冲突凸显价值差异》）总不可能说那些外媒的立场先是反华，忽然良心发现就不反华了吧？显然是看法包括价值观有不同。外媒有偏见是肯定的，我们也可能有偏见，任何人都可能有偏见，所以要多沟通多交流，增进了解和互信，这也是我们对外开放新闻管制的理由之一。人家不可能按我们喜欢的口径报道中国，既然有自信对外开放，就要有度量好话坏话都听着，不能像江青对安东尼奥尼一样，不高兴就给人家贴上“反华”的标签。

那么，国际上就没有“亡我之心不死”的“反华势力”吗？发现有，就孤立之，回击之，但要尽量缩小对立面、缩小打击面。所以，本文标题讲的是“少贴”而没说不贴。

至于国内，“反华”一词从何说起？据云有为“反华”势力充当内奸，为之做代理人或与之遥相呼应的。或“猛料大起底”称，有报社的广告是“多国集团在华企业鼎力相助”，或称某些人可能“灵魂被人家收买了”，完成老美布置的任务，云云。真有这样的料应当尽公民义务向国家安全部门去举报，有一家查处一家，有一个查处一个。否则就是血口喷人搅浑水，太下作。

鲁迅先生说得好：“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国际上，人家对扣帽子不买账；国内，“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时代不可能再回来，我们还是坚持或学着以理服人吧。

本来不想赶这个热闹，无奈“范跑跑”现象牵涉到两个我不能佯装不知的话题，一个是“北大”，另一个是“自由”。“北大”的话题好说，“北大”不会因为有一个校友叫“范跑跑”而成为“跑大”：“自由”的话题难说，围绕“范跑跑”激烈对攻的网络舆论似乎以自由主义立场划线，“左愤”讨伐他，“右愤”原谅他，甚至同情他，爱护他。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范跑跑”把自己逃跑行为的脏衣服挂在了“自由和公正”的钉子上了。请听他的自述：“我为什么不组织学生撤离就跑了？”因为——

“我是一个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却不是先人后己勇于牺牲自我的人！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因为成年人我抱不动，间不容发之际逃出一个是一个，如果过于危险，我跟你们一起死亡没有意义；如果没有危险，我不管你们你们也没有危险，何况你们是十七，十八岁的人了！”

“……这样的话在回去上课之后我还会跟学生说也会跟其他人说。告诉学生也告诉其他人，你自己的生命也很重要！你有救助别人的义务，但你没有冒着极大生命危险救助的义务，如果别人这么做了，是他的自愿选择，无所谓高尚！”

这是一个逃跑主义的懦夫哲学，绝对不是自由主义的责任哲学。自由是与责任对称的。没有责任的自由只能是兽（猎杀）的自由或鼠（逃跑）的自由，而绝不是人的自由。没有自由时，需要付出代价去争取自由；有了自由时，需要付出牺牲去捍卫自由。如果自由是“范跑跑”所理解的自由，薛西斯鞭策的波斯大军铁蹄在擂响希腊大地之前，斯巴达人早就逃光了，怎么会有明知其不可为而为的300壮士用断裂的颈项向悍敌喷溅热血的历史壮举？难道这样的死亡没有意义？

范跑跑的一个根本错误，是不恰当地引用了自由主义概念中的“自我保存权”条款，它的极端形式是德国古典权利哲学经常提到的“紧急避难权”。自我保存权是说，人没有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救助别人的法律义务（不是说没有道德义务），你不救，没有法律责任；你救了，有道德荣誉。范跑跑说“无所谓高尚”，那是为了逃避自己的义务而故意贬低道德情操。

关于“紧急避难权”，康德的定义是，“当我遇到可能丧失自己生命的危险情况时，去剥夺事实上并未伤害我的另一个人的生命的权利。……事实上没有任何刑法会对下述的这样一个人处以死刑：当一条船沉没了，他正在为了他的生命而推倒另一个人，使后者从木板上掉入水中，而他自己在木板上免于死亡。”推人者虽然可以免于死刑，但绝不可能标榜自己在追求自由。

问题是，正在教室里上课的范老师和他的学生们并不是一条木船上的普通乘客，而是有权利责任关系的法律主体：范老师代表学校对学生行使监护权，同时也有监护责任；学生们被家长委托给学校享受被监护权。在发生有生命危险的灾难性事件的紧急情况下，监护人有责任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去救助自己的被监护人。这种情况下的救助责任，和军人在战场上的责任没有两样。军人在战场放弃战斗擅自逃离战场是逃兵；老师在学生没有脱离生命危险的情况下，自己逃命，也是逃兵。为了逃避监护责任，范老师故意把学生往成年人上拉（十七、十八岁），其实，谁都知道，6岁上学，高二的孩子一般是17岁，仍然是未成年人。

不追求范老师的法律责任，已经是法网松弛了，还好意思把自己说成是自由的爱好者。如果“范跑跑”成了自由符号，那这样的自由只能是过街的耗子。

皇权专制主义在中国盛行了数千年，已经荡然无存。假设还有谁希望重新回到皇权时代，开历史的倒车，现实的土壤已经不可能。在这里，我不对这种在中国盛行了数千年的皇权专制制度作深入的探讨与分析。

我希望要表达的是与我们的现实与我们的未来有着密切关系的社会制度，告诉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我们所处的正如当局用胭脂粉饰的所谓“伟大”时代，以及对自己生活希望有所改变的人们提供一些思考。

古希腊一位哲人说过一句话：人是政治的动物。但是，如果把这句话放到中国，这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政治似乎离我们普通的民众很遥远，那是只有极少数人才能执掌的事物。在这里，我不愿意去辩驳这位哲人的话语的正确性或是一些在中国文人眼中所谓的“西方思想”在中国适应性的命题，我认为讨论这样的命题是极为无聊的，同时也浪费时间和精力。我要表述的观点是：政治，离普通的民众生活很遥远，我们的政府在为我们提供一种公共秩序和每一件它所宣称的公共产品——好比父母对他们的孩子，这是一个极不恰当的比喻，因为父母对孩子的态度总是充满关怀与爱，我所要表达的思想是，在以权力为中心的政治格局中，极少数人范围内牢牢的掌控着对权力资源的支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标签。

我要阐述的是以党权为中心并围绕党权而构建起来的国家机器运作国家事务的这样一种极为特殊的专制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整个社会以追逐权力为目标，人类所有的坏的品性在这种制度下被充分的渲泄出来，一览无余地曝露在阳光下——连阳光都被这种品性所污染。政治被阴谋、权术、暴力、告密、玩弄他人的伎俩所取代，并且公然的肆意横行，不受任何约束。而作为人类品行中善的东西，道德、良心、正直、友谊、真实感与同情心荡然无存，即便这样的品行在我们中间的某一些人身上还或多或少存在着，也只能将它们深深地掩埋起来——社会并不需要它们的存在，甚至反对和抵毁它们的存在。

在这种制度下，人们为了生存，或者为了更好的生活，只能把他们身上那些具有光辉的神性的东西交出来，扔进垃圾箱，然后，把身上所有恶的品性全部发挥出来，在这么做的同时，他也完成了整个人生命运的转型，他的人生道路上从此充满鲜花、掌声、赞美和受人尊敬——当然，他也因此付出了代价，代价是他的人性被这种制度所俘获与奴役，失去真实的自己。这种转型，往往是在自认为合理、被社会所广泛认同与接纳的情况下完成的，甚至连本人也不曾察觉到有任何不妥之处——周围其它人都在有意识或者无意识这样做着同样的事情。——因为，这种制度需要欺骗与谎言、暴力与阴谋才能够实现它的存在，它从来不允许真实的想法出现。或者说，真实的东西是它的敌人，它只有想尽脑汁用尽各种手段消灭它们才可以保全自己。换句话说，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都在有意或者无意识地为这种制度的运行添砖加瓦——明明知道它的虚假与邪恶，唯一区别的是参与其中的深度不同而已，因为，这种权力资源是稀缺的，它们不属于全体公民，只有少数人甚至极少数人才能够拥有它们，要得到它的垂青就必须让其他偷睽它的人不再拥有这种罪恶的想法，或者有这种想法而没有这种能力，人们必须在它面前极尽所能的表演。于是，人与人之间变得如此冷漠、相互提防和不信任、相互勾心斗角，整个社会被分割成一颗颗单个的原子单元，不让彼此之间有一丁点善的联系，即便有，也是所谓的利益共同体，或者说阴谋、权术、告密、玩弄他人的伎俩的共同策划者与制造者——正在商量着如何整人的把戏而已，当然，他们想要整垮的对手极有可能也在为此同样地密谋与策划而努力着。

换句话说，整个社会秩序没有一种属于信仰层面的东西作支撑，一切都在围绕权力的争夺而拼搏纷争不已。而这一切的幕后指使者——正是这种以权力为依托的制度，这一切，正是它所希望看到的，它达到了它险恶的目的——维系它的存在。它所能提供的公共产品，更确切的表述——应当是“伪公共产品”——就是权力，而不是所谓的为民众谋福利——这只是为了维系它存在的谎言之中的一类。它将人们塑造这样一种生物体——人是权力的动物。与这种制度相得益彰的是，生活在这种制度下的每个人都是千人一面、整齐划一的压抑、迷茫，缺乏个性与生机，即便是身处这种制度下的最高的掌权者们——他们同样不知道它会把自己引向何处，自己的最终归宿又在何方——当然，我在这里存在一个假设，假设这些掌权者们都还具有一些政治的责任感和道德良心，或者说属于人性中的善的品行存在——我始终相信，这种善的品行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或多或少都是存在的。这种善的品行与现实人格（我将它称为“伪政治人格”）的严重撕裂是令人极其痛苦的，我们的存在本身构成了它存在的手段，每个人都成为这架机器上的某一个零部件，每个人人性中善的品行，都成为这种制度的牺牲品，仿佛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就是为了维护这种制度的存在而来到人世间——这构成了我们生活与工作的全部意义。

假设有一天我们能够为自己真真正正的生活、为自己开开心心的工作——做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人，换句话说，不再为我们本身生命之外的任何念头有所顾忌——当然，这种念头并不包括孝敬父母、友爱兄妹，与朋友相交——这是属于我们人性善的品行，整个社会充满和谐、宽容、真诚、友爱和无私，那么这种制度的存在便失去了赖以存在的根基和土壤，它真正具有的那些内核——虚伪、邪恶的本质便无处藏身，它便在真实的存在中土崩瓦解，也就是说，等到生活在这种制度下的人们人性中善的品行终于有一天从沉睡中苏醒过来的时候，这种制度便到了被终结的那一天。

我们为什么要把这种制度从我们的生活中剔除出去？这一天又在什么时候能够真正来到？第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已经很清楚了，我们把这种制度称之为专制主义，这是一种反人性的制度设计，我将这种制度下的政治称之为“伪政治”——它不属于真正的政治范畴，仅仅是一套围绕权力而展开的阴谋而已，尽管它标榜自己是政治——我认为，政治是一个非常高尚而又神圣的词汇。第二个问题，我们还没有彻底研究清楚，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等到有一天人们人性中善的品性终于从沉睡中苏醒并且终于能够在社会畅通无阻的时候，那一天便是这种制度的终结日——而这种善的品行终究有一天会苏醒。

这是一场人性与反人性的博弈，博弈的一方是一个貌似庞大无比的专制的制度体系，博弈的另一方是这种体系下生活的人们人性中善的品行。博奕的一方希翼借助这种体制强大的外力控制住人们人性中善的品行，以便让它的生命得以长久的延续；博弈的另一方渴望按照自己人性之中善的品行恢复属于自己的生活与人生，做一个真正的人——而不为其它任何外物所牵绊。

作为单个的个人，这个个人——并非特指没有掌管权力的普通民众，同时也包括体制内掌管着特定权力的个人——只要他们还存在人性之中神性的一面，那么他势必也会对这种体制试图反抗，而不是从内心里真正顺从与迁就它。我要告诉他们如何与这种反人性的制度设计去博弈——就是在心灵上与这种体制拉开距离，从这种体制设定的种种框架中撤退，从心灵上远离它们，我将其称之为远离“伪政治”，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审视它，理性的还原真实的自己——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全部。这种制度，我将它定义为“后专制主义”。

后专制主义的特征是以极少数人为中心的党权专制取代了以个人为中心的皇权专制，成为主宰整个社会绝大部分资源的力量，并且它在延续自己生命的同时对整个社会层面的控制力和影响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弱，这是与以毛泽东、邓小平时代以个人为中心的党权专制所不同的（后者更倾向于皇权专制而非党权专制），这种专制主义依然还能够得以运转，是因为这架机器向前运行的巨大惯性还未完全消失，这架机器并非制造之初那样牢不可破，坚不可摧，而是已经千疮百孔，失去了进行彻底的大修理的功能，但是却依然能够对本身的运转作一些日常的小修小补的工作，得以延续其存在。换句话说，这架机器已经完全丧失它前进的原创力，它之所以能够随着时间向前推进，仅仅是因为这架机器原本还未完全消失的惯性。随着历史的滚滚向前，这架机器的运行速度将趋于越来越迟缓，直至停滞，而历史向前推进的恒久事实终将会将这部看似庞大的机器摧毁在时空的长廊间。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架机器势必要想千方百计阻挠历史前进的步伐——它是反历史潮流的一种存在。

那么，同处于这种体制下与历史进程中的个人，如何应变这种变化？我们该做什么样的心理准备，如何在这种巨大的社会转型的夹缝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们这一代人，是不幸的一代人，因为我们处于一个历史的大转折的时代，这个时代必然要求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与磨难；我们这一代人，同样是属于幸运的一代人，比之我们的父辈，比之我们的祖父辈，比之我们的祖先们——因为，我们将见证一个时代的终结——专制主义在整个中国土地上的彻底终结，这是孙中山先生想做而未能做到的；这是早期有着强烈理想主义情结的共产党人能做到却没有去做的——最终，这个历史的命题和任务又交还到了我们手中——这同样不是某个人或极少数的个人决定，而是历史的向前推行与专制体制所造成冲突的必然答卷。我将我们所处的特殊的历史时段称之为“后专制主义”时代。

那么，维持这种体制存在并得以惯性向前滑行的力量又在哪里？只有找出它赖以存在的源头，深刻的剖析它存在的根基才能够得出一个比较令人信服的结论——为什么说这种制度设计是反人性的？在它反人性的同时为什么又能存在并得以延续？是历史选择了它，还是它强行抹杀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我们从小生活的环境中被熏陶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要做一个听话的好孩子，这种自上而下的中国式的教育方法，似乎想传递一个这样的信息——听话便是做人的标准：在家听父母长辈的话语，在单位听领导的话语，这是我们必须要修的人生课程。然而，在这条教诲的后面其实应该隐藏一个假设——假设我们的长辈、我们的领导的话语是完全正确的，是真理——他们的话语完全为我们个人考虑，这其中没有掺杂他们任何的私心或是其它考虑。假设用我们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用我们自己的话语反问一句——假如我们的父母的话语是错误的或是不正确的，假如我们的领导的话语是错误的或是不正确的，或者他们的话语是正确的但是却不符合我们本身做事情的标准，我们该不该听话？——我们的父母会说：他们的父母从小也是用这样的话语教育他们——说这句话的同时，他们目光中也许会透露出一丝困惑的表情——可能他们也会有这样的举动——偶尔不听父母的话——代价是受到他们父母的严厉惩罚，然后他们在父母的高压下被迫听话了——当然，这样的方式他们同样会沿用到他们的下一代——我们身上；我们的领导会说：我们也这样走过来的——听领导的领导的话，然后我才当上了领导——言外之意，你们想要得到提拔和升迁——唯一的办法，就是听领导的话——领导的领导同样也是这么做的——而不要对领导的话语正确与否作出自己的判断与分析——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听领导的话。

这其中穿插着一种语境——如何做一个易于被人管理和受人控制的人，把这种语境再扩展到整个社会层面——也就是这种制度所能覆盖的各个角落，这种“听话式”的教育方法能够实现它的统治基础——从思想上把在这个制度下生活的人们驯服成一个个标准化的、没有独力思考能力和立场的“生物体”，这种生物体，不但包括了普通民众，也涵盖着权力支配者——他们同样从小从就接受这种语境的熏陶。当然，这种“听话式”的教育方法只是千千万万种同类型的语境之一，这样做的意义在于：你有可能得到鲜花、掌声、赞美和受人尊敬，与时同时，你也会在无意识的付出代价，失去一些原本属于你自身的东西，比如你的人格、你的思想、你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判断力，当然，包括你作为一名国家公民的许多自由——这些东西，对于它来说，都是极为有害的。人，在毫无知觉之中变成了这种制度的工具和手段，这种语境的载体——称之为意识形态。

这种意识形态，无时无刻不游荡在我们的周围，而你轻易感受不到它的存在，它会在不经意之间、从你的潜意识里告诉你——哪些事情你应该去做，哪些事情你不应该去做——它并不直接地表明你做或者不做的行为会对它产生好或者危险的后果，它所透露的信息只是向你表达：如果你做一件事情，如果对它有益，那么它会告诉你这样做可能会得到升迁、单位的奖金或是荣誉或是其它收获；如果你想去做的事情，对于它的存在可能会有危险，它会让你意识到，你会因此而可能会付出工作、坐进监狱，甚至可能会因此付出你的生命——总之，它十分清楚你的一举一动，并且能够随时给出你做或者不做某件事情所必须承担的后果，它能够游离在你灵魂最深处的那根神经最末端的细微部分，这种强大的控制力与影响力必须存在的目的与意义，便是让生活在它下面的人们，如何不去反抗它、怎样才能够顺从它，从而实现它对整个社会的控制。

问题就在这里，这种意识形态的终极思考不是为了维护个人的权利和生活，仅仅为这种制度作彻底的包装——从它头发的最细微处到它的每一个脚趾尖的顶部。将它包装得如此完美无暇，让人找不到任何一丁点最细微的暇疵，人们会感到它的存在是如此的合乎常理，如此贴近每一个人的生活，因为，每个人从一出生就开始接受它的熏陶和洗礼，直到他合上自己的双眼那一刻为止。为这种制度量身打造的内容包括：从头到脚的欺骗与谎言——因为这种制度本身的本质和属性。

于是，它以“解放人民”的名义获得政权重新给人民带上专制压迫的枷锁；它以“人民公仆”的身份去统治人民；它在“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下为自己谋取私利；它的政府被冠上“人民”的名义，压制和奴役人民；它以“爱国主义”的名义要求人民对它的统治俯首贴耳；它以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为名发明更科学、更隐秘的镇压人民反抗的方法；它以工人阶级的代言人自居，却对大量工人下岗失业的事实视而不顾；它以依靠群众的名义脱离群众，以高高在上的救世主而自居；它以改善民生的名义疯狂的掠夺资源、污染环境，而不会真正考虑如何可持续的发展——仅仅为了它的存在与延续；它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名排斥和打击政治上的持异议者；它把紧紧禁锢人们的思想包装成文学艺术的百花齐放；它以限制人们的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的自由说成是最高的自由形式；它在“太平盛世”的标签下粉饰贪污腐败与社会矛盾；它以加强法制的名义违法乱纪——法律在它身上从来都得不到体现；它用以德治国的名义败坏风气、歪曲道德的真正内涵；它以“和谐”的名义掩盖所有体制下的种种冲突和不满的情绪；它以为民作主的名义加强独裁和专制集权统治；它以维护妇女权益的名义玩弄女性于股掌；它堂而皇之的披上某一学说理论的外衣，借此证明它们统治的合法性来源于一套完美的理论指导——而不是在皇权专制制度下的那种依靠阴谋、暴力和权术获取权力，尽管它们在本质上有着惊人的同一性；它以历史选择的名义主导历史的话语权——而将历史的真相深深地掩藏在历史的背后。总之，它所宣扬的一切，正是对这架机器的存在可能造成危险的零部件，越是薄弱的地方，越是要强化。它以这种卑鄙的手段与近乎教义的说教方式深深地吸附在人们的身体上，榨取人们的血肉——用来维持它运转所需要的庞大养份，人们同样逃离不了它的吸附——人们，到底还需要生存、还需要生活——生存与生活的现实需求让个人无法离开社会，而人的脚一踏入社会，就在不经意之间进入了它的管辖范围——它无所不在，甚至在我们自由呼吸的空气里都存在着它的渗透。

你明明知道这些都是彻头彻尾的欺骗与谎言，却又不得不接受它的熏陶与洗礼，它会在你可能出现的任何一个地方显示出它存在的本身，它无时无刻都在向你传达一个信息：我是无孔不入的，你必须按照我的意志去做，你必须听话，否则你可能会遇到麻烦。当然，你可以不必去理会它的欺骗与谎言，它所要达到的目的，或者说，它所能控制到的领域，已经不再那么具有煸动性，它只需要达到这样的一种目的，仅仅在于你对这样的事物予以默认而不去试图反抗它，不对它的存在制造威胁或者试图挑战它的权威。在这个基础上，你甚至还可以私下里有怨言，只要不是公开的，它知道要想完全杜绝人们的思想根基，已经做不到了，但是它仍然有能力让你明白挑战它的权威会给你带来很大的麻烦，并且这也是事实。于是，它得到了它所想要的稳定。

这是“后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特征，这是人类人性中善的品性开始复苏的一个迹象，人们开始学会反思，学会独立地思考一些问题，开始明白这种制度下人性善的品性泯灭的原因。换句话说，它已经没有那种煸动能力号召人们按照它的全部意志去做，人们开始讨厌它，而仍然在它的控制下生活的原因仅仅是迫于无奈和因此反抗所要付出的代价，于是，人们开始更多地把自己的精力放在其它方面，比如自身生存和生活的实际问题。

这样，又产生了一种奇怪的逻辑定律。这种制度标榜，人们之所以能够生活完全是由于它的恩赐与它的英明决策建立起来的完美的社会秩序，事实上，它可能会在它的英明决策中损失由人们创造出来的无数财富或者干脆限制人们创造财富的能力；而人们在工作的同时仅仅只是为了自己能够生活或者活得更好，并不会去考虑与这种制度的因果联系——他们同样知道真相并非它所宣扬的那样完美与道德。两者之间出现的这道天然的鸿沟，便由这种意识形态来维系它们之间“血肉相联”的关系，这种畸形的近乎病态的稳定的社会状况之所以能够存在，仅仅在于人们人性中善的品行还没有被彻底地激活，因为人们为了生活或者活得更好（物质方面）而不得不把善的品性暂时的潜藏起来，用来保护自己本身肉体的存在。而这些潜藏在人类灵魂中最深处的善的品性，终究有一天会爆发出来，打破这种看似平静的状态——人的思想总是有着独立思考的能力，善的品性终究不会永远沉睡一万年，即便在被外物麻醉的情况下。依靠欺骗与谎言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终究有一天会坍塌，真理与真相终究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这正是后专制主义时代的意识形态为什么逐渐失去了它原本拥有的市场的原因——人们已经开始从它所控制的领域里撤退，慢慢地不用再吸附在它身上而独立生存——依靠自己而不需要再继续依附于这种制度来获得生存的权利。

当然，仅靠意识形态对它所控制的人们思想的禁锢是远远不够的，但对于它来说，这样做同样非常有必要。没有它，“人民政府”之下的“人民”与“政府”也就彻底失去了“血肉联系”，依靠人民取得政权的“政府”也就失去它存在的合法性基础。除此之外，它还有另外一种功能，它会给生活在它下面的人们制造一种心理压力——它告诉人们，你们不要试图反抗，连这种反抗的念头都要打消，我无时无刻都在盯着你们的举动，谁想要反抗我就是反抗全体“人民”，他就必然受到“人民”严厉的打击——尽管“人民”是由它杜撰出来的一个概念，它不会愿意把“人民”这个词改为“公民”，哪怕是仅仅只是概念上的置换——这样，民众就可能取得了与它相对平等的政治地位的资格。

引言：作为西学概念的式微

民族主义，作为一个政治概念，是由西学输入的。在西方政治学术中，民族主义是罗马帝国体系崩溃后原帝国民族区域的政治构建情绪与政治实践，如德国与意大利的建国历程。欧洲的民族主义不仅具有地理上的确定性，而且具有十分强烈的帝国主义遗传性。如英国的保护公民原则，实际是对罗马帝国的效仿，1850年英国首相帕麦斯顿宣布：“世界上任一个地区的任一英国公民都要像罗马帝国的公民宣称‘我是罗马公民’那样称自己是英国公民，以使用任何必要的武力手段保护自己免遭外国人的侵犯。”[参见赵丰等译拉尔夫等《世界文明史》（下卷），P340，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民族主义在地理确定性、帝国遗传性两大特征之外，另一个特征是反启蒙即其浪漫性，或曰民族主义是浪漫主义的组成部分。在拉尔夫等文明史家看来，浪漫主义“或许代表了一种对18世纪启蒙运动的反动”[同上书，P342，在第二十章《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的建立（1815-1870）》之内]。进入二十世纪晚期，欧洲一体化的设想仍然带有明显的浪漫主义色彩，但是其帝国遗传性（特别是在西欧）却发生了变异，民族主义在这种趋势下逐渐式微，尽管东欧在自号“第三罗马”的俄罗斯体系崩溃后不断出现独立诉求。欧洲各个民族国家的特征淡化，首先有赖于其地理上紧密性而致的市场共同化，而后则是道德反省，比如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的德国虽然统一后努力谋求领导地位，但是德国对于屠杀犹太人的真诚的反省（此前称之为“勃兰特之跪”的细节是其标志）成为本质上回归欧洲的前提。

民族主义乃至种族主义仍然是德国内部的一支政治力量，然而欧洲在“市场加道德”机制下的统一趋势已经将前者边缘化。是建立仍有强大军事能力的市场一体化的欧洲呢？还是恢复罗马帝国的赫赫武功或曰建立“第四罗马帝国”呢？肯定是前者而不是后者，至少来说，前者是民族主义的替代品。不过，欧洲在本身的民族主义式微之后，他们在焦虑地看待中国的民族主义，因此，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不经意间国际化了。

一、种族主义怪胎，帝国遗传变异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在地理确定性之上很难形成侵略性的帝国特征，尽管有组织甚至有中共意识形态集团背后操纵的民族主义能屡屡掀起国内“抗日”、“抗法”等社会运动。那么，中国的民族主义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

质而论之，它是帝国遗传变异后的种族主义怪胎。勾稽历史，种族主义是帝国衰败时期一种政治思维，这从东汉帝国结束后持久混乱的历史看得出来，如“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成语[参见王涛等《中国成语大辞典》，P343，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版]出自西晋的一位官员和政论家江统的文章，文章名为《徙戎论》。至今成为成语的该句的后半句则是“戎狄志态，不与华同”。虽然职任孝惠帝（公元290-306年在位）朝太子洗马的江统将少数民族迁出中原、发回本土的建议，未得西晋最高当局采纳[参见张宏儒等编《廿五史纲鉴》（上册），P552，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但是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从元末至今，仍流传着月饼来历的故事，称曰“八月十五杀鞑子”。鞑子，是指“非我族类”的蒙古人。至孙中山发动反清革命时，类似的种族主义心理形成了革命纲领，即其“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参见李治亭《清史》（下），P1806，世纪出版集团（上海）2002年版]。由于这一口号的种族主义倾向太过尖厉，而不利于日后国家的重建，所以，不久之后，革命党人修正了其种族主义目标，称曰：“故排满洲者，排其皇室也，排共官吏也。”[参见李侃等《中国近代史》，P344，中华书局2004年版]

用阶级冲突来冲淡种族主义情绪成为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的奇观，但是，这种浅显的策略之变本身并没有改变底层社会积之已久的政治心理，正如当今执政党主导的政府政治在外交方面虽然与西方世界保持了密切联系，但在其党的宗旨方面并没放弃埋葬（至少是战胜或取代）资本主义的理想一样。随着阶级意识的伪问题化，种族主义情绪又借助民族主义概念“复活”为底层社会心理。并且，“底层”的概念也不只是指引车卖浆者流，也包括了受过相当教育的心灵结构扭曲的知识分子。“革命”的世界观、复仇的泛民族主义心理之教育体系，是造成那类人心灵结构扭曲的主要动力。对满族作为古老通古斯族（中国西周时代称之为“肃慎”）的历史考证，在文化心理上重复了“戎狄志态，不与华同”的历史文本，尽管时至今日满族基本上被汉族所同化。比如，就满族先系女真人是否炎黄子孙问题的讨论，种族主义者的观点异常显明：“满洲人系外来通古斯人”，“不是中华本土原生的炎黄子孙，这些不是炎黄子孙的化外胡虏占了中国，统治奴役了所有炎黄子孙，剧烈破坏了中华文化，打断了文明进程。即是外来的，又是不同种类的，还是极端落后愚昧野蛮反动的侵略统治，不叫亡国叫什么！”[参见百度“女缜（真）是否炎黄子孙”条目，post.baidu.com/f?kz=101474567,19k.2006-6-16]

且不说清代的反动统治绝大部分是由于因袭明朝制度之故，即便是其屠城政策也是对汉文化的效法。汉文化无论在其扩张期还是内敛时期，均以屠城为恐吓对手的手段之一。唐帝国对楼兰的灭种政策诗性化为“不破楼兰终不还”，明帝国的合法居民在李自成张献忠反叛时期也遭受了李张的屡屡屠城。仅就清后斯的洪秀全反叛来看，太平天国进入南京后不仅杀了四万曾经抵抗的居民，而且还阉割了三千男童。虽然太平天国杀人的绝对值比后来日本侵华时南京大屠杀要少，但是其缺德程度远在后来的日本人以上。日本人有战争暴行的共同特征，如强奸女性，但尚未敢复制太平天国的阉童行为。

作为种族主义变种的中国民族主义，有时甚至藐视他们所尊崇的国家形态的附带利益，比如用中国传统政治斗争形式谣言来宣泄积忿。这种宣泄，从严格意义上讲，已经触犯了国家法律。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谣传新疆在内地做饮食生意的商人要对汉族人发动“生化恐怖袭击”，说是他们将艾滋病毒和乙肝病毒放在羊肉串里，让汉族消费者食用。

对于这样的谣言，国家机关虽然没有进行追源，但它在更深层次上反映了种族主义的劣根性及其狂热性。仅就常识而论，艾滋病毒与乙肝病毒是无法存活于温度达到摄氏百度以上的烤炙食品上的，还有，艾滋病毒根本无法通过饮食途径传播。好在现代人们具有了类似的常识，而不致于产生大规模的恐慌。

二、国际压力下的生存窘境

在界定清楚中国民族主义的种族主义特性后，需要说明的是：用近代政治包装的中国民族主义从出生那天起，就面临着强大的压力。比如关于外蒙问题，中共方面的态度是：认可民族自决，等到全国统一政权出现后，再吸纳外蒙回归。

共产主义的反民族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种族主义特质，把民族主义倾向明显的中国共产主义精英集团夹在了中间。作为宣泄的突破口，这个集团在取得全国统一政权之后很快与苏联国际体系决裂，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从此之后，中国的民族主义就不得不在两种世界霸权的压力下度日，所谓第三世界，也不过国内民族主义与国际霸权压力之间的一个缓冲而已。而无论毛时代对“两霸”的反对，还是邓时代的弃苏向美，乃至于今日与美战略关系的模糊化，其中无不以判断美国的实际影响为民族主义要务。形象地说，闻美国盛则心绪忿忿不平，闻美国盛而不久则窃窃生其喜色。当然，整个世界的重要国家或地域性国家集团无不以美国的盛衰为外交政策变动依据，只不过是民族主义文化（而非止情绪）影响下的中国过份敏感而已。

过分敏感，之于个体，是忧郁症的表现；之于中国的特质民族主义，其政治忧郁症也是十分明显的，所以在国际事务中往往张皇失措，因此根本没形成与经济大国相匹配的责任大国之地位。

就目前整个世界的政治研判而论，关于美国的国际地位，大体有三种判断：

（一）相对衰退说。美国的霸权将很快消失，这是因为“新力量的崛起是不可阻挡的，不是美国自己衰落了，而是实体变强了”，这也是全球化的结果[参见理查德•哈斯：“美国霸权结束后会出现什么情况？”，载于英国《金融时报》2008年4月16日，转引自《参考消息》2008年4月18日]。

（二）地理优越说。支撑强国续存的要素有三，是人为土地、人口和可耕地数量的协调配比。在这个协调配比之外，还有三个辅助因素，分别为丰富的资源和有利的地缘政治地位、高智商的战略人才[参见保罗•肯尼迪：“大国未必更好”，载于美国《国际论坛先驱报》4月19-20日，转引自《参考消息》2008年4月23日]。罗保•肯尼迪经过历史比较与现实分析，得出的结论说：“美国在国内表现不佳，在全球各地则表度表现。但如果——非常大胆地假设，抛开这一点，只看其幅员、人口和食品供应之间的等式，美国的相对地位则好得不能再好了。”[同上引]

（三）世界过渡说。这种判断是基于美国国家战略失误及战略惯性而作出的，即单边主义失败而美国又必须防止真正竞争对手的出现，因此它自己破坏了现有的游戏规则[参见皮埃尔•科内萨：“美国对欧洲构成威胁吗？”，载于法国《外交世界》杂志2008年4月号，转引自《参考消息》2008年4月30日]。由于美国本身的“主动破坏”，全球正在进入后美国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世界不会充斥黑暗和危险，反而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和平与繁荣。”[参见法里德•扎卡里亚：“他者的崛起”，载于美国《新闻周刊》2008年5月12日（提前出版），转引自《参考消息》2008年5月5日、6日、7日]

依中国民族主义的观点而论，他们欢迎相对衰退说，但事实上此说即能实现，也非短期内出现；对于地理优越说，世界无人否认，但这不能以否定中国“和平崛起”的机会为前提；那么，最好是让世界过渡说成为一种新的认知模式。

远远超乎中国特质民族主义的“全面底层化”现状的极少数精英分子，将世界过流说扩展为“西方的焦虑”。西方的焦虑固然存在，但它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几乎不为极少数精英分子关注，因为他们更愿用自己的焦虑情绪来比衬“西方的焦虑”。他们认为：“8年前中国申办奥运会的时候，西方支持我们办奥运会，希望办奥运可使中国更加融入国际社会。那时的中国远不像今天这样强大，在申奥成功后的这些年，中国已经朝着西方当初希望的方向，不断深化改革、进步发展。而今天西方很大一部分势力却不能容忍中国的崛起。”[参见曹理达采访时殷弘等人：“中国的崛起与西方的焦虑”，载于《21世纪经济报道》2008年5月12日]

中国极少数民族主义精英的焦虑之存在是一种特定的政治文化现象，它与对民族主义的“品种改良”的诉求相一致，因为现代民族主义作为对全球化发生重大影响的因素之一，它需要中国“在面对西方压力时，有效的民族主义应当是在全球化和民族主义之间达到一个平衡。”[参见郑永年：“在压力下重建民族主义”，载于新加坡《联合早报》2008年4月22日，转引自《参考消息》2008年4月23日]。不能适应全球化的民族主义是国家崛起的阻力。这样的判断虽然是一项新的常识，但是正如西方世界的物质输入初期往往被冠以“洋”（如火柴曾叫洋火、煤油曾叫洋油）一样，它仍需要一个艰难的知识蜕变过程。至于这个过程需要多长时间，一方面要看执政集团本身如何对待民族主义情绪，即不再把义和团主义当作国际表述手段；另一方面，还要看全球化的温和程度，即全球化作为历史进程如果过于激烈反而会驱使中国特质的民族主义更强烈地与它对抗。

当然，可以预见的中国特质的民族主义对全球化的对抗只可能是全球化的一个个别侧面，因为文化互溶性或叫软实力的影响远远超乎国家意识形态集团的主观愿望。这也是为什么郑永年向国内输送“民族主义可能会成为国家崛起的阻力”[参见郑永年：“中国的崛起要求民族心理转型”，载于新加坡《联合早报》2008年5月6日，转引自《参考消息》2008年5月7日]之新常识的原因所在。

三、民族主义的文化性与经济性难题

既然软实力是一个国家参与全球化的衡量指标之一，那么积极地以软实力来影响世界也自然成为民族主义的政治目标之一。如此，有利民中国特质的民族主义的文化包装就成为必要的国际战略选择，何况杰出的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要求整个世界学习有“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以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呢？

以孔子学院建议为代表，中国似乎领导着一个叫做“脱美入中”的世界潮流[参见韩方明：“推广中华文化的契机”，载于新加坡《联合早报》2008年3月4日，转引自《参考消息》2008年3月5日]，然而孔夫子的思想能够领导中国的现代化暨全球化进程是一个幻觉，因为孔夫子的政治伦理恰恰与现代人权观念相冲突。如果一定要类比的话，孔夫子的思想与新黑格尔主义十分接近，他们的国家至上的政治伦理不仅压抑人权，而且会为法西斯主义借“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结构勃兴提供文化性前提。除非“孔夫子的思想”只是一个文化商标、一个壳子，而后为了全球化目标，人们再往里填入新东西。而就人们一直常识化的“孔孟之道”来说，也是很有问题的，比方说，孔夫子主张无条件地服从君主，而孟子则主张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打倒不合民心的君主（和国家体系）。

中国历史的文化有着自身难以协调的内在矛盾，仍是“孔孟之道”问题——为什么一个制造暴君的道德标准（孔子理论）与一个制造暴民的道德标准（孟子理论），竟然被合并一套“统一”的价值观了呢？还有，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追求早在110年前就发生了，但那场称为戊戌变法的运动何以失败了？关键的问题就是变法集团陷入了文化悖论，他们想利用“改装”后的孔夫子思想为自己提供文化合法性，但最后却被自己的虚构（即“改装”）所打倒[参见綦彦臣《宿醉的王朝：1860-1889晚清三十年，P196-203，“两个逗号，绊倒了康有为”，九州出版社（北京）2008年版》]。设使中国还有政治改革的话，那么它必然要与世界文明一起走向未来，而不是什么复兴孔夫子的反民主、反人权的思想体，即如有远见的学者所指，必须“调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进一步发展政治民主”[参见党国英：“中国改革：携世界文明走向未来”，载于《经济观察报》2008年2月18日]。

放下针对孔夫子提供的政治伦理检讨了不论，也不必讨论言论自由、宗教自由那些“属于少数精英的特权”的政治问题，只看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成果分配——人权改善差距”这样一个结构，人们不难发现：（一）改革的经济成果被少数人占据了大部分，通俗地讲，贫富差距极度拉大，造成了“改革与革命赛跑”的政治危局；（二）社会主义的国家福利性与市场化存在严重冲突，通俗地讲，“社会主义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伦理与企业环境不可能协调，高额税赋不仅导致了企业竞争力的下降，而是“血汗工厂”的基本动力[参见綦彦臣：“血汗工厂问题之我见”，载于香港《动向》杂志2008年6月号“经邦济世”专栏]。

社会主义的国家福利性必然以国家便捷地取得高额税收（财源）为基础，因此，在倒挂的联邦税制之外，国企主导的社会经济结构在迅速地膨胀，而正是这样的膨胀，实际上恶化作为人权指标的公民经济权利。依据国家公开的权威性数据而计算：（在2006年年底）全国国有土地加国企的总价值是79亿，十三亿人口人均国有财富6万元；假如这部分财富增值按GDP每年10%计算，每个公民年获“不劳而获”的资本红利应该是6000元；以五口之家作为家庭标准，每户应得年利3万元。而实际上呢，对每一个家庭或个人，这些都是“虚拟收入”，因为民族主义的国家结构不仅有强行的政治代理功能，强行的经济代理正然是牺牲掉了大部分人的经济人权。

经济人权被牺牲的结果是“政府的钱多得花不完”，比如2007年，“全国财政税收增长31%，达到5.1万亿元。从1995年至2007年，虽然GDP年增长速度为10.2%，国家财政税收年增15.9%，而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长仅8%，农村居民纯收入年增速度仅6.3%。”[参见陈志武：“新形式的‘国进民退’不利经济转型”，载于《南方周末》2008年3月3日]。

简单地说，民族主义的经济特征是导致经济人权畸缺的最根本原因。

结语：难破解的诡谲

就世界的民族主义理论及其实践来看，民族主义（民族国家）与自由主义并一定对立，并且它与自由主义一样具有浓重的平民情结，强烈地反对传统特权。“自由主义承认民族主义和建立民族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实现自由目标。但自由主义乐于迎接未来，民族主义则如果说不是尊崇过去也是欣赏过去。”[同前引赵丰译拉尔夫，2001]。在中国，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则无如此幸运，中国特质的民族主义特别以坚决反对自由主义为能事、为合法性之一。究其历史原因，一则是由于东汉结束之后，知识分子“不事王侯，高尚其志”的独立风格渐变为无赖之风，所谓“盗嫂受金不咎也”之类的表现；二则是明清以来，皇权统治毫无理性，出尔反尔，所谓“今诏直言明日罪之”之类的表现，更加人身消灭也频频发生。

中国当代政治的无赖之风以毛泽东立梁漱溟为反面教材而最为典型，而皇权传统之未变以江泽民时代镇压宗教及钳制言论为全球化文明中的反动标本。这些都为民族主义性格从种族主义变种蜕变为反文明、反理性的思潮提供了现实支持。中国要想从具有种族主义特质的民族主义特别是带有内部伤害倾向的民族主义中解脱出来，就必须承认自由主义作为现代政治基石的地位，至少要阻止民族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无端攻击。然而，就目前的政治理论生态来看，尚未发现民族主义有“软化”自己的倾向，自由主义一方也没有出现与民族主义和解的表态。

古人云“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俗语亦云“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周作人在散文中曾反复提到这类字句，行文间难掩赞赏之意，这代表了他关于生活的理想境界：布衣蔬食、闭户读书、优哉游哉。但事实上，终其一生，他从未试图将这种“咬菜根”理想付诸实践，相反，各种史料表明，他在现世追求的恰恰是另外一种有美食相伴的精致享乐生活，甚至不惜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真是奇哉怪也。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他形成了如此大的反差，是时代家庭的客观原因还是个人思想深处的贪欲在悄悄作祟？

慕古怀旧的菜根情结

周作人的菜根情结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慕古，一是怀旧，两者综合作用，形成了他“青灯一盏、清茶一杯、布衣蔬食”的生活理想，“咬菜根”则是这种理想的载体。

先说慕古。他出生于1885年初，时值清末，周氏家族又是书香门第，于是，他从小便读“四书五经”，后来还去参加科考，一早便接触到以儒家为中心的封建正统文化，虽则日后又接受了许多外来思想，但传统文化的内在魅力不可抹杀。作为中国最后一代传统知识分子，周作人颇多与古人心灵相契的地方，儒家“独善其身”的安贫乐道思想就深为他所喜，如孔子所云：“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颜回所为：“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常常被他在文中提及，直到上世纪四十年代，出于种种需要，他自居为正宗儒家时，这些观点亦成为重要依据。

另外还有南齐的周颙：“清贫寡欲，终日常蔬食”；宋代的黄山谷在画作上所题：“不可使士大夫不知此味”；清代学者李渔的论点：“饮食之道，脍不如肉，肉不如蔬，亦以其渐进自然也，草衣木食，上古之风，人能疏远肥腻，食蔬蕨而甘之，腹中菜园不至羊来踏破，是犹做羲皇之民，鼓唐虞之腹，与崇尚古玩同一致也。后肉食而首蔬菜，一以崇俭，一以复古。”[1]凡此种种，统被周作人列为“道德的吃菜主义”一派，对这种崇尚朴素清淡的生活以及“不是不吃肉，而是多吃菜”的主张，他是颇为赞同的，前人的著述成了他菜根情结的理论来源。

再看怀旧。周作人的散文多写于北京。他怀旧的对象，一是童年的故乡——绍兴，二是青年的故乡——东京，两者在素朴的生活习惯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因为动笔时已时远年湮，且对干燥粗粝没有好吃茶食的北京又有诸多不满，在回忆中就不免对逝去的故乡生活进行美化，旧时的日子被幻化为不可企及的理想境界，其中犹以菜根情结为最。

对故乡的回忆是儿时的体验：“绍兴的老百姓往往托了一碗饭站着吃，饭碗上放着一长条乌黑的干菜——整棵的白菜晒干，吃饭时和米一起‘邬’熟，一叶叶撕下来，就那么咬着吃，如是茄子茭白之类，还浇上麻油酱油，吃起来味道特别好，与用刀切的迥然不同，此外的吃食就是腌菜，霉苋菜梗，红霉豆腐之类。”[2]他对这种平民化的生活方式心驰神往，在文章中频频提及：“咬得菜根，吾乡的平民足以当之……咬了菜根是否百事可做，我不能确说，但是我觉得这是颇有意义的，第一可以食贫，第二可以习苦，而实在却也有清淡的滋味。”[3]可见，这种自然简单的“咬菜根”生活使得周作人一直留恋不已。

对东京的回忆则是成年以后的，关于那里的饭食，他写道：“寻常茶饭，萝卜竹笋而外，无长物也”，大多“清淡、枯槁、没有油水”[4].许多中国留学生对此都很头痛，而周作人却是十分适应并喜欢，“这些日本　食物之有意思也就在清淡质素，它没有富家厨房的多油多团粉，其用盐与清汤处却与吾乡寻常民家相近，在我个人是很以为好的。”[5]谷崎润一郎所竭力批判的“寒乞像”更被他奉为“俳味”，再三把玩，又对日本食物的又一特色——“冷”——加以详细解说：“人家大抵只煮早饭，家人之为官吏教员公司职员工匠学生者，皆裹饭而出，名曰‘便当’，匣中盛饭，别一格盛菜，上者有鱼，否则霉干一二而已……冬夜苦寒，乃以热苦茶淘之。”[6]这番描述之后，结论是冷饭自有清淡甘香的滋味，觉得“这也很好，不但故乡有吃‘冷饭头’的习惯，说得迂腐一点，也是人生的一点小训练……目前似乎刻苦的训练也很必要”[7].篇尾居然有几分励志的意思了，这种笔调在周作人一向不动声色的散文中真是殊为难得，可见，他对“咬菜根”生活的倾心。

旧日回忆为周作人的“菜根情结”提供了现实来源，于古人理论的基础上加入了新的内容。这里的菜根不仅仅具有字面的意义，更成为一个涵蕴丰富的意象，代表了周作人对民间原始自由生活方式的向往，以及“于极尽质朴中寻真味”的生活观。这与他五四时期提出的“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概念也有莫大的关联，只是，就像他的文学理想并没有真正实现一样，他也没有将这种平民化的生活观贯彻到底，反而背道而驰，从上世纪二十年代起始终追逐着另外一种物质上安逸享乐的生活，甚至不惜付出巨大的代价。

觥筹交错与乞食为生

纵观周作人的生平，他对优裕物质生活的主动追求主要体现在三个阶段，一是二十年代中期由于生活态度的深层分歧而与鲁迅失和，二是三十年代末由于坚持不了困窘生活而附逆，三是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三年困难时期不断向政府与友人“哭穷”与“乞食”。

众所周知，周氏兄弟的失和是由周作人的夫人信子与鲁迅之间的矛盾引起的，而深究起来却与家庭经济开支过大有关。鲁老太太曾对人说：“大先生对二太太当家，是有意见的，因为她排场太大，用钱没有计划，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别人去借。”[8]而鲁迅也曾告诉许广平：“在八道弯的时候，我的薪水全部交给二太太，连同周作人的在内，每月约有六百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候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运走的呢？”[9]那时大学教授的工资是很可观的，而两个教授的钱加在一起都不敷家用，还得去借，可以想见，周作人一家在八道弯的生活是过于奢侈了。虽然许多研究者将之归因于当家的信子，对周作人则以“心底糊涂”一笔带过，但事实上，如果没有作为全家经济来源的周作人的支持与默许，出身日本平民且毫无收入的信子不可能专横到将两人共有的生活安排得奢华如斯。而从周作人对信子的纵容可以想见他对鲁迅过节俭生活的意见是反对的，或许，对人生道路的不同选择才是兄弟失和的根本原因所在，只是这个时期集中体现在了对物质生活的不同态度上，而信子所谓非礼云云更只是充当了一个导火索而已，所有偶然的都是必然的。

到了三十年代末，周作人附逆前后的一系列举动更能说明他对于美食享乐的无法割舍，甚至不惜为之放弃宝贵的民族气节，让自己沦为千夫所指的汉奸。钱理群先生就曾指出：“在某种程度上，对吃食之美（当然，更重要的是对美食所代表的享乐生活）的无止境追求贻害了他一生。”[10]这句话可谓一针见血。北平陷落前后，文化界人士纷纷南下，而周作人却以家累为名，坚持“苦住”，于国难声中仍想保住以往“安闲而丰腴的生活”，而单靠他闭门译作已不足以应付一家人的开支，当然是较为铺张的生活所需的开支（他的日记中不断出现全家设宴之类的记载），经济原因成了他最终“下水”的直接诱因。

1939年1月，周作人彻底放弃了一个中国人应有的底线，他收下了伪北大的聘书，这种行为用“为稻粱谋”已不能解释，应是“为富贵谋”了。事实上，他对“出仕”后的富贵生活也的确如鱼得水，大兴土木改建扩充住宅，日常衣食愈加奢华，日记中大量出现诸如制新衣、添家具、摆宴席的纪录，可谓觥筹交错、日日笙歌。而他仿佛对这种奴仆成群、宴席不断的生活方式适应至极，也越来越离不开带来这一切的高官厚禄，于是官越做越大，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咬菜根”的理想在现世更加不知所在了。

甚至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经过牢狱磨炼的周作人仍不改旧态，不断向政府“上书”，向朋友寄信，中心内容只有一个——“哭穷”。据考证，当时他的稿费并不少，政府也较为照顾，足以维持普通的生活开销，但他却总给人一种“缺钱用”的印象，“像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从来没有满足的时候”[11]，除了日常生活过于铺张外，实在没有别的原因可以解释。

在三年困难时期，由于社会物资过于匮乏，他的丰裕生活自然得不到保证，于是声称“预备托钵于世，乞食为生”。我们且来看看他当时乞的都是什么“食”：先是以他们夫妻只吃大米为由向文联要求补助米油，后又在给香港友人曹聚仁的信中不断写道：“汇下港币四百元，至为欣慰。副食品难得，需求黑市，鸡蛋九十个六十三元，鸡两只三十四元，肉三斤二十一元，均人民币，虽暂得享用，则穷困如昔”：“托购糯米，意在新年包粽子用……另乞寄砂糖一二公斤”：“承月寄猪油二次”：“购寄食物，鲸鱼沙丁鱼都是好的”[12]……现在看来，这些都是正当的需求，但在那个大多数人连草根都咬不到的年月，他仍为了舒适的口腹之欲，而并非为了温饱四处行乞，此种行为殊不可解，文人的耿介之气自是早已荡然无存，现在则连安贫乐道的姿态也丢掉了，或者，这种淡泊优游的姿态本就只有在享乐无拘的生活中才做得出。

“周公好菜根”现象解析

由上文可见，周作人在散文中体现出的“咬菜根”理想与他在现世中对安逸享乐生活的苦苦追求形成了令人费解的反差，而细细察之，这种“言行不一”的现象在中国文学史上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有着长久的历史渊源。自古时起，为文与为人的分裂就十分常见，如唐时田园诗盛行，热心官场的文人也大写归隐；宋时艳词盛行，生活中无“艳”可言的文人笔下也流出脂暖香浓，“言”不为心声，“文”也不似其人。

考察这些文人的写作动机，上者即为在文学中表达一种永难达到的境界，得不到的东西总是最好的，这是人类难以开解的困境之一，“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写作成为文人们弥补缺憾的手段。这类作品中有真情贯注，不乏佳作。而下者如一些写宫廷应制诗的官场文人，或欲走终南捷径的“在野”文人，则纯粹是为了某种功利目的而表现一种姿态，他们的文字成了没有灵魂的躯壳，有形无神，佳作难觅。中者介乎两者之间，便是如“叶公好龙”、“周公好菜根”一类了，在不甚明了“龙”为何物，“咬菜根”生活是怎样的时候，他们真诚地以为那便是自己最爱的东西，但终究他们爱的只是经过自己美化曲解的事物，一旦真龙降临，咬菜根生活到来，他们只会避之唯恐不及，这真是对千百年来囿于想象而缺乏行动力的文人们的绝妙讽刺。但叶公房中盘旋着的雕龙，周公笔下的咬菜根生活却仍有着无可替代的艺术魅力，《故乡的野菜》、《吃菜》、《苋菜梗》诸文感情深挚、文笔流畅，实为名篇。

反观周作人从幼年到青年的生活环境，也即是这种“咬菜根”理想赖以生发的根基，就可以更加明显地看出，咬菜根生活于他始终只是远远的景观而已，由于距离之远，便被蒙上了一层非真实的蔷薇色遮蔽。周作人出身于世代书香的大族，虽然到他这一代，周氏家族已渐趋衰落，但也依然维持着精神和物质都颇有余裕的小康生活，在他和兄长鲁迅的忆旧散文中都有关于家里过节时丰盛优游境况的记载，这显然与终岁劳苦、每日咬乌黑干菜下饭的普通老百姓有天壤之别。周作人眼中偶尔一吃味道特别好的干菜、腌菜之流，在老百姓口里不得已天天嚼着，总不会有那么美味吧。

到了祖父入狱、父亲去世，家庭彻底陷入困顿时，深有感触的是长兄鲁迅，年纪尚小的周作人仍继续着童年时代的美梦，对冷酷的现实并未留下深刻回忆，及至后来赴南京读书、赴日本留学，都是有鲁迅在前面开道，他只是坐享了“自由宽懈”的学生生活而已。在关于当时生活的散文记载中，仍多美食，如南京的咸水鸭、油鸡、茶食，日本的羊羹等等，可见他的生活并不虞匮乏，与“咬菜根”还颇有距离。到了回北京做教授、任高官，他的人生更与“咬菜根”毫不相干了，即使偶尔稍有接近，也被他迅速地避开去，真龙的模样，叶公永远也不想知道。

可见，那种平民化的理想境界只是周公众多蔷薇色的梦之一，它形成的根基即是不现实的，缩在十字街头舒适的塔中，还可以一直做下去，一旦触到冷冰冰的现实，如在北平刚刚沦陷的困顿时期，五六十年代的大灾难时期，菜根不得不咬的时候，梦就迅速地破灭了。尽管周作人并不甘心，在散文中苦苦挽留，但那时的笔触已少了一份向往的真诚，多了一层伪饰的虚弱，他后期在《亦报》上发表的《咬菜根》、《腌菜》诸文便殊少神采，以至于不得不自称“文思枯窘”，也被评论家们认为有“炒冷饭”之嫌。

另外，周氏思想上的矛盾性也是这个现象形成的重要原因。人都是矛盾混合体，像他那样取得如许成就的大家，内心的矛盾只会争斗得更加猛烈，文章里既有“绅士鬼”与“流氓鬼”的共存，思想上也有互相矛盾的两个侧面，除了布衣蔬食的理想之外，还有对腴润生活的强烈向往：“我们于日常必需的东西之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在不完全的现世，享受一点美与和谐。”[13]

与此相应，周氏散文中有大量关于茶、酒、美食的书写，他对饮食的兴趣是始终如一的，甚至声称：“其实男女之事大同小异，不值得那么用心，倒还不如各种吃食尽有趣味，大可谈谈也。”[14]中国士大夫文化本就离不开“吃食”，周作人抓住这一点，享用了一生。事实上，“咬菜根”的理想也部分地生发于他对“吃食”的兴趣，不厌其烦地对菜根的色香味进行详尽描述以至于最终摆出了“丰盛的菜根席”，这已与孔子、颜回的蔬食观念大异其趣，也决定了他“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的理想境界难以实现。“食贫、习苦”的效用于他并不重要，他在意的只是尝尽美食之余，得以享用菜根那独特的“清淡滋味”罢了。这样看来，周作人许多费解的矛盾行为——附敌也好，乞食也罢——似乎都显得顺理成章。

结  语

爱好天然简素，喜欢闭户读书，却又追求精致腴润，不惜老而为吏、托钵乞食；推崇咬菜根的平民生活，却又始终远离平民化，不管是在思想上以启蒙言志的姿态远离，还是在生活上以饮茶、喝酒、进美食的享乐姿态远离，周作人的一生充满了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或者这与他的文化身份有关，作为中国最后一代传统知识分子，他几乎是本能地渴慕古已有之的布衣蔬食、安贫乐道境界，忍不住在散文中多加赞扬，而一半是天性使然一半与生长环境有关。他同时接受了希腊和日本文化中美与和谐的一面，并发展到极致，终生追求优裕享乐的生活，以致散尽了浩然之气，贫贱能移，富贵能淫，威武能屈，以致不惜混淆民族界线而附敌，不惜放弃读书人的耿介而乞食，形成了让人费解的“周公好菜根”现象。

而仔细察之，周作人在作品中时时表现出的“咬菜根”理想看似与他在现世中的人生选择背道而驰，实则有暗通之处，好菜根，如同他的好茶是多取喝茶的闲适意境一样，他取的也只是菜根的自然清淡滋味，而菜根的滋味如同它代表的生活，毕竟过于寡淡寒苦，笔下说说犹可，在现世，毕竟是有美食相伴的腴润生活更能吸引周作人。这样想来，种种奇怪的反差现象或稍可索解。

注释：
    〔1〕周作人：《吃菜》，见《看云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0页。
    〔2〕〔8〕〔9〕〔10〕钱理群：《周作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24、286、299、565页。
    〔3〕周作人：《苋菜梗》，见《看云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2页。
    〔4〕〔6〕〔7〕周作人：《日本的衣食住》，见《苦竹杂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63、164、165页。
    〔5〕周作人：《怀东京》，见《瓜豆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5页。
    〔11〕王士菁：《关于周作人》，《鲁迅研究动态》1985年4月。
    〔12〕周作人：《北京的茶食》，见《知堂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页。
    〔13〕周作人：《吃茶》，见《知堂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页。
    〔14〕周作人：《卖糖》，《药味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