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最近，一名澳大利亚著名摄影师的作品展在澳洲引起轩然大波，摄影展不仅未能按时开幕，其中一些作品还被警察抄走，同时关于摄影师将遭起诉，面临被判刑的种种说法也不绝于耳。

之所以会这样，关键在于摄影展中有一些未成年人的裸体照片。

引起争议的摄影师名叫横森（Bill Henson），在澳大利亚相当有名，从事摄影这一行已二十多年。他最近的一次摄影展本来预定在5月22号晚上开幕。

5月22号一早，《悉尼晨锋报》就刊登了一篇评论文章，强烈抨击他采用十二、三岁的儿童做摄影模特，而且是裸体模特。这时候他的一些作品已被放到将举办摄影展的艺术馆的网站上，有人把网站的链接发给澳洲一家大电台，2GB电台的主持人，主持人又把它转发给一个朋友——他本来想请这个朋友到电台做嘉宾，来评论一下这个摄影展。

结果这名朋友刚好在给警察局做媒体顾问，所以他就把收到的网站链接转发给警察局的打击性犯罪小组。两小时后，摄影展即将开幕之前，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警察冲到摄影展现场，没收了十二幅参展照片，以及二十幅已被艺术馆收藏老照片。摄影展不但没有开成，艺术馆还不得不立即把已经放到网上的照片拿下来。

这件事情经由媒体曝光后，一下子特别轰动，引来一篇又一篇的报导和议论。

同时，警方的行动还向全澳蔓延，堪培拉、墨尔本、悉尼，和一个名叫纽卡素 （Newcastle）的小镇的其它几个收藏横森的 作品的艺术馆统统被警察光顾、搜查，有的没被搜到的艺术馆则悄悄的把自动把横森拍的照片拿下来。

后来连总理陆克文和纽省省长伊曼都出来发表了意见，异口同声的说，横森的作品令人极度“恶心”。

在澳洲，关于儿童色情的问题有相当严格的法律。按纽省法律的相关条款，制造和传播儿童色情制品最高会面临十年监禁，保存儿童色情材料则最高面临五年监禁；另外还有条款规定，发表下流的（indecent）文章或物品，最高会面临十二个月的监禁。

问题是，横森的摄影作品究竟是艺术还是色情？是不是只要没穿衣服就算色情？关于这个问题上，媒体上的争论相当激烈。支持横森的人说，艺术家有创作的自由，裸体不等于色情；反对的人则说，色情就是色情，不见得打着艺术的幌子就可以变得高尚，利用儿童的身体来赚钱就更加卑劣。作为成人，我们有保护儿童不受侵犯的义务。总理陆克文也说，还是让孩子们保持孩子的本份吧。

坦率的讲，横森的摄影作品从技术上讲，确实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准。不过笔者不太喜欢他的格调和表现手法——黑暗、怪诞、沉闷、压抑、迷乱。当然，目前所涉及的问题，已不是技术或艺术品味，而是法律和社会的道德取向了——纽省警方很快将相关资料提交纽省公诉总长办公室（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Public Prosecutions），以便后者考虑是否起诉横森，以及展出儿童裸体照片的艺术馆； 如果要起诉，又以什么名义起诉，等等。

在媒体上关于横森的口水仗打了两个多星期之后，警方最终决定放弃起诉，并把没收的照片归还给横森，原因是觉得起诉之后，没有必胜的把握。

虽然这样，原准备展出照片的艺术馆还是闹了个灰头土脸，也不敢再照原样大张旗鼓的开展了，摄影展不再对公众开放，想看的人得事先单独预约。

同时，儿童权益保护人士誓言这件事还没完，还要将与横森的“战斗”进行到底。总理陆克文也再次强调，他决不改变他对横森的看法和评论。

从这件事情看，西方社会的所谓性开放还是有限度的，个人自由亦不能超越一定的社会规范，否则就面临着坐牢的可能性——哪怕你是一个世界级的著名艺术家，因为，“有名的名不一定是明白的明。”

没有人能够占有和垄断绝对真理，你我不例外，范美忠也不例外。

想起范美忠在教室里第一个先跑，觉得他反应真快。后来他写博客，看到他也很真诚，只是有些话容易起争议——似乎越解释越说不清楚。还好，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况且他已经公开回应不妥，向他的学生们表示歉意，应该可以告一段落了。

可这个时候，我看网络上仍然很热闹，其中似乎有一批人要把他一棍子打死，范美忠有该死的罪吗？

对于一个犯罪的人来说，我们也没有一棍子打死他的权力，何况范美忠只是有点行为不妥。再者，我还看到一个高中老师在他的高中学生之间做的一项小调查，显示绝大部分同学都觉得范美忠做得无可厚非，”老师也是人，当务之急是自保”，”高中生的反应，其实比老师更快”.

快和慢，只是各人的反应，没有人能够做到千人一面，异口同声，人人都是刘翔，人人都是”十项全能”.

快和慢只是各人的现实，不是每个人的罪，更不是每个人都应该被嘲讽的理由。

我们知道一个非常熟悉的例子，就是犹太人要办耶稣的罪，耶稣本身没有什么把柄可以让他们办，于是他们捉住一个犯罪的女人，称按照摩西的律法这个人应该用石头砸死，让耶稣来根据摩西的法律判决那女人的死刑，耶稣知道他们的伎俩，先是在地上用手指头划字，或许写的是七宗罪，骄傲，嫉妒，愤怒，懒惰，吝啬，贪食和好色。耶稣当时没有说话，人们就不停地试探他，让他进圈套，耶稣最后站起来说，哪一个人没有罪，可以第一个用石头砸她。最后的结果想必大家都知道，没有人来用石头砸女人，那些人一个一个地走开了。最后，那个女人被宽容了，但她要承诺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再看一个例子，又是一个我们熟知的《圣经》上的故事：”一百只羊中有一只走失了，牧羊人就将九十九只放在安全的地方，去找回来那一只。”我想，我们之中，没有哪一个人是完美的，我们没有占有绝对真理、完美道德来审判我们身边和我们同样有缺陷的他人。如果我们是范美忠，我们又比他强多少呢？为什么一些人要把范美忠推向孤独无助的对立面呢？连牧羊人都知道先把九十九只羊放到安全的地方，去找那失散的一只，难道我们可以说牧羊人可以只顾九十九只羊，让那只羊”活该”失散？

由于我们所受的一元教育，常常是把与众不同的人当成对立面，尤其是把与大多数不一样的思想当成异端一棍子打死，其实这样的一元逻辑是害人不浅的，这样下去，我们经常在嘴边念叨的”人人献出一点爱”，也会在我们有言语无行为的现实面前黯然失色，所以我们应当审视自身言行，遇事警醒，做到凡事包容，又当时刻替对方（他人）着想。”爱人如己”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实在是难，我们应当像范美忠一样真诚对待自己，又要像热心提醒我们也有不足的人所说的那样，真诚看到自身的不足，学会说道歉——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如此，我们不妨说，我们应当热爱范美忠。

平心而论，中共政府在四川地震救灾中拿出了看家本领。13万陆海空、武警和二炮部队成建制快捷机动，并开动国家各种行政资源以及民间志愿者的主动参与，释放了整个国家的最大能量，这跟此前奥运火把传递形成的全民凝聚力不可同日而语。这次震灾最大的意外收获，在于新闻开放透明给当局加分不少，尽管媒体开放是政府管制失控暂时造就的。另外，由于政府阻滞使得海外救援队错失救援“黄金72小时”，但最后象征性地允许进入，毕竟打破了中国接受国外救援队的历史纪录。不管中国政府此次地震救灾的整体开放姿态，是动态被动或主动的制衡造就的，都不能否认普世价值带给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冲击，而因此形成的与民间和国际社会的良性互动，都应得到赞赏。对此开放氛围，可理解为民意和国际社会长久施压的结果，以及中共自身“稳定社会”的需要。漫长的家园建设、灾民安置、赔偿和善款使用等系列善后安排，尚待通过新闻监督进一步验证。

四个意外

对于第一时间感受地震或获悉地震消息的绝大多数人，处于川西北山区的汶川、北川、青山、绵竹等重灾区，都意味着是一个个陌生的地方。不管那里有无亲人，地震都是人类共同遭遇的劫难。只有同情是远远不够的，需要伸出双手援助。我从地震反应过来的第一件事，边打电话报平安，边在地图中搜找震中的准确方位。我曾在两年前从这片山大沟深的盆地腹地穿越而过，救灾的难度可想而知。

这次地震救灾，下面不是四点出乎人们的意料。

第一，政府反应迅捷，态度积极。1，地震发生2个多小时，温家宝已登上赴灾区专机。2，震灾之后3个小时，救灾部队大规模集结，远至济南军区和北京军区（有人疑问为什么不是就近调动兰州军区）。3，19——21日全国暨驻外机构降半旗鸣笛志哀、设立哀悼日3天、暂停火把传递3天和股市停市3分钟、国家给罹难灾属发放救助款5千、灾区高考推后、停止大型娱乐庆典活动。

第二，媒体空前开放，信息流畅。据报赴灾区的海内外媒体有80多家，灾区（除核设施等军工局域）不仅向大陆媒体全部开放，还包括海外媒体。在现场者的叙述中和公开图片中都能发现海外记者和志愿者的身影，海外媒体几乎都给予救灾正面评价。

第三，志愿组织和志愿者规模庞大。据报道全国各地的志愿组织和20万志愿者自发赴向灾区，包括海外的六支地震救援队、志愿组织和志愿者都出现在灾区现场。我在震灾次日撰文《中国地震救灾须向国际社会紧急开放》呼吁，引起巨大关注。当局犹疑，滞缓了海外救灾队进入，丧失了救援的黄金72小时，这是对灾民的犯罪。

第四，国难当头，海外某些持不同政见者和人权组织，他们显然还没有完成角色转变，还沉浸在“逢共必反”、“借灾倒共”的惯性思维中，对数万同胞丧失生命却视而不见。某些组织常年打着人权招牌满世界游说抗议，但恰恰在救灾当口忘记自己对受难同胞所应承担的人权义务，反将自己摆放在不义不德的位置。退一万步讲，“倒共”之后的权力真空和社会混乱，尚没有哪个成熟的政治力量或领袖能够统合，所以，渐进转型是中国民主化的必由之路，而这对于中共与异议组织是机会均等的。

外界施压和政府焦灼

这次救灾初步获得积极评价，原因有几点：其一，中国民间和国际社会持续的良性施压起到根本作用。其二，政府积极动员各种力量救灾。其三，中国民间、国际社会的捐款捐物以及志愿者发挥了部分救助作用。其四，信息公开透明。今年发生的雪灾、拉萨骚乱、火把传递和火车碰撞等系列重大事端，在民间和国际社会引起剧烈反弹，而北京奥运又日渐临近，中国政府尽管焦灼慌乱，但“稳定社会”的紧箍咒悬在当局头顶。这两方面因素，使得整个中国社会陷入结构性不安全当中。然而，八级地震突然爆发，给川甘陕普通老百姓带去巨大的灾难，却无意间给中共提供了证明自己“稳定社会”能力的机会，同时迫使政府不得不对来自以上事件的压力有所妥协，因此地震以来的社会管制减弱，给外界以“媒体开放”的假象。但同时不能否认，客观上当局一举扭转被动慌乱局面，将年初以来受到外界的强烈质疑和批评，转变为正面评价的资源，赢得中国民众和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但对未来不能做过多奢望，这是一次当局的异常表现，不是一种好的制度来保证实现的。不管作为政府的拥护者、普通民众，还是异议组织和人士，对这次政府救灾能效的评估，都要站在中国制度和现实背景，以及灾害强度、既有技术力量和救灾难度的立场，然后才有可能得出合乎理性的结论。

目前四川地震公开的将近9万名罹难者（其中1万多名失踪者）和30多万受伤者的数据表明，罹难失踪最多的是学生、农民和市民等中国普通百姓，而那些间接遭受地震影响省区的数千万人很少得到关注。那么，首先四川地震是一场普通中国人遭遇的重大灾害；其次，国际共识的20%地震成功预报概率，并不构成追究地震漏报罪责的理由，同时也不构成政府搪塞的借口，要让这次地震预报的责任公开化，需要公开地方到中央的地震观测数据来研判；将四川地震单纯解读为人祸，显然违背科学常识并不合事实。

四川地震引起的普遍社会恐慌情绪，将会延续到奥运会期间，这还只是乐观的估计。这种社会恐慌将可能因流民安抚不足、赔偿不公和善款捐物被政府乱用而加剧。譬如，学校豆腐渣工程致使1万多名少年殒命，这就是显见的人祸，而地震只不过提供了一次机会。这样的话，天灾就变成了人祸，极有可能爆发社会动乱，中国历史上有太多因“天灾人祸”而让社会崩溃的先例。我们不乐见中国转型付出高昂的社会成本，更警惕以社会全面崩溃作为转型代价。中国社会渐进转型寄望于民间和国际社会的持续施压，中共自身转型动力和愿望先天缺陷，不可期望。

地震发生，不是人力所能可控的，而灾后救援和重建等系列问题，这是政府的责任更是政府的义务，在中国现实制度下，这才是良性施压的空间所在。分清楚这些基本常识，才可以展开上面的话题。

维持新闻自由

不能否认，目前中国在巨大灾害面前，中共政府仍是救灾的主导力量，民间的动员能量非常有限。也正因为如此，大陆媒体仍然在“政府喉舌”的惯性下奔跑。参与救灾的大小首长、领导都成为媒体追逐报道的重点，似乎他们是救灾的主角，提供的信息都是权威的，其实不然。那些掩埋在废墟下的学生和居民、难属，以及救灾官兵、医疗人员和志愿者，真正变成了沉默的大多数。这次地震，大陆媒体倾注了全部的能量，CCTV破天荒24小时滚动报道震灾消息，这是近60年来头一遭。暂时失控的“新闻自由”状态，反倒让媒体局限在新闻潜规则之下无所适从。

其实，在知识界看来的“媒体失控”状态，在民主国家却是新闻媒体的常态。记者第一时间进入重大事件现场，是他们的责任，媒体有义务为受众提供第一手资讯，而在大陆“新闻自由”却要因政府无暇管制来短暂实现。一个特别明显的事实是，最早被官方允许进入震中地区的媒体，只有新华社、CCTV和中新社等少数几家国家级媒体，他们享有优先采访权，可以乘坐军用直升机采访拍摄。这本来也很正常，但是这几家媒体的自律那是跟官方立场一致的，公众需要的信息他们不一定会报道。这里我要特别提到活跃在灾区各个现场的“公民记者”，尽管他们身份各异，但提供的不同于官方媒体的震撼文字和图片，让世界了解到地震惨烈的另一面。“公民记者”没有宣传部和报社领导约束，他们通过手机短信、博客、BBS和即时聊天工具，不受时间空间限制，源源不断将灾区信息披露到互联网，但某些网站仍然屏蔽敏感字词和随意删贴。新闻自由归根到底需要制度和法律保障以及民间办报的支撑，此外无论是媒体记者还是公民记者，都要文责自负，这样才能保证提供的资讯丰富及时而又真实客观。

多元的、不同的声音，甚至公开批评政府是中国媒体所缺乏的。如果中国大陆媒体能够做到公开批评政府，记者不会因言治罪，媒体不会关门，那么，中国社会就是一个正常成熟的社会，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社会民主转型已经上路。越是灾难频仍，越是需要公民社会的崛起和成长。据公安部公布，地震救灾中已发现55起编造散布谣言、私设账户诈骗捐款案件，55人被法律处罚。面对任何灾害，良性施压更明智理性更负责任，毕竟受害群体是几百万普通老百姓，而不是政府官员。譬如，成都市民自发寻找某些人私自挪用救灾帐篷并取证举报；重庆《旅游新报》恶搞救灾被政府关闭就显得矫枉过正。最低限度，即使不相信政府也别添乱犯罪，或者以自己的方式帮助灾民而不与政府合作。

救灾军队观察

这是一段题外话。通过大陆媒体公开披露的救灾部队方方面面，可管窥中国军队的部分实力和装备：协调指挥手段粗放陈旧，单兵装备简陋，地形人居生疏。政府也有意让此次救灾成为演练中国军队综合战力的练兵场，包括武警和警察部队，这种迹象也越来越明显。地方政府和军队对地形人口分布陌生，直接导致偏远村寨和厂矿的居民，在地震发生7天后才受到救援，也有许多居民点被泥石流和山崩彻底摧毁，片瓦不留。他们是除学生外，第二大惨烈受难的群体。军队救灾技术落后和20多年不经战争，直接导致官兵产生怯战心理。

部队装备不足和调动不灵，也同样明显。譬如，军用运输机严重不足，不得不征用民航班机远程调动部队；空军直升机落后，仍然使用1980年代美国商用“黑鹰”S-70C直升机和俄罗斯米-171直升机（仅有一架商用米-26先进机型），而这两款机型早在美国和俄罗斯淘汰；每个士兵都胸前挎着传统的单肩挎包和水壶，扎着硬邦邦几十年不变的暗红腰带，不合人体工学，甚至某些部队打着背包将被褥、脸盆和备用胶鞋背在背上，有的还背着硕大的黑乎乎的行军锅，徒步向震中灾区开进。地方政府与各军种指挥协调混乱，让非军职的抗震救灾总指挥温家宝无可奈何，他对空军讲的一句“是人民养育你们的，你们看着办吧！”，就是最好的注脚。

军队多年前虚张声势可“全天候作战”，5月31日一架空军米-171直升机坠毁失踪，军方曝光该型机未升级安装定位和雷达系统，全靠肉眼驾驶、导航，被大陆网民强烈质疑军队实力。荒唐的是军方要悬赏1万元发动群众寻找，还好终于在10天之后在高山密林找到人机残骸，军方总算挽回一点面子。不管如何，军队此次参与救灾比起真正的战事，还是相差许多，传统的人海战术即使在救灾中都显得盲目落后，何谈战时的精确指挥和复杂地形天候下的战斗能力。据公开消息披露，美日俄台等国间谍卫星，紧紧盯住中方这次大规模军队调动，因此，也不排除政府的有意“表演”。

四川地震的善后问题，将会延续许多年，将更复杂更有监督空间，这就需要所有有良知的媒体和公民给政府不断良性施压和全程监督。现在短暂的新闻开放又有收缩的迹象，政府实用灵活的人治特色，并不因震灾而在本质上有所进化，需要制度保障。同时追责地震预报、抚慰安置灾民、追究垮塌学校建筑责任、善款使用、罹难学生赔偿、罹难受伤者准确统计等等，将是漫长而艰难的。一个国家的社会转型，包括制度、人文等等细节，都需要从头经历，并不会因国外的成熟经验而能自然地被移植到中国。

祭奠四川地震罹难者，为所有受伤者以及难属祝福祈祷！

2008年6月10日定稿

“70后”的人多少受点周星驰的影响，他电影里的许多经典台词广被引用，那句“关门，放狗！”每次引用都让人百味杂陈。星迷们不会放过恶笑别人的机会，现在他们又衍生了新句式“关门，放评论员！”典自于近期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时评人郭松民与逃跑老师范美忠的一场PK——郭松民一味的愤怒与谩骂、无理无据的指责、让人反感的“强奸论”、愚蠢的“兔子论”、表演式的“拂袖而去”、以声浪压制辩论对手的“泼妇策略”彻底无遗地展露一个以言论立身者的可笑。

如《麦田里的守望者》所说的，这是个假模假式的社会。假模假式的人只怕笑，不怕骂，骂让人心底窃喜，笑则让人心底发毛。

评论者一天到晚评论别人，若别人的一个恶笑都不能容忍，那胸怀在哪里？若一见恶笑即老羞成怒，智慧在哪里？若一句“关门，放评论员！”就如生吃苍蝇，那这群体的反思能力在哪里？评论者人必评之，若还有点平等思想存在，那就让社会对时评人的嘲笑来得更猛烈些，非经笑骂，剥不出这社会的假模假式。

范美忠不是我们给他所贴标签所显示的那样的人，师道败坏者、无耻者、真小人、自私的精英、嘲弄高尚情操者，这些形象符号，都不过是我们依据一篇博文中某些断句所形成的标签，不是他真实的人。用心而不是大脑去感受范美忠这个人。

放弃一切偏见，放弃一切先入为主的标签式思维惯性，去理解他的价值体系——我看到的是一个思想者，带点恶作剧的思想者。这样的思想者若给他充分的表达空间，不会失败于任何的平等辩论中，哪怕在千夫所指的逆境里，他依然有让普罗大众共鸣的巨大力量。

误判并不一定就是错，但误判之后仍出于自卫拒绝反思，毫无疑问错得不可救药。许多原初反感范美忠的人都因他的充分表达而改变了看法，并乐于为自己孩子选择这样的老师，这让人看到了民智的进步，我好奇的是郭松民怎么想，时评圈里的人怎么想——范美忠还是我们的敌人吗？我们有承认对方价值的勇气吗？

对“关门，放评论员！”这样一竿子打翻船的恶搞，是恼怒还是大笑？在思想道路上，时评人到底是跑在大众之前还是之后，这似乎很让人期待答案。

 

　　　　　　　　　　记得我
　　　　　　　　　　会给你寄来故国的芬芳，
　　　　　　　　　　犹如夏天在北极圈上融化。
　　　　　　　　　　日出日落，
　　　　　　　　　　沿着长江流进你怀。

　　　　　　　　　　请勿要忧伤，
　　　　　　　　　　重洋彼岸，
　　　　　　　　　　那不是阻隔，
　　　　　　　　　　是过去茫茫岁月。
　　　　　　　　　　仿佛早在千万轮回之前便已注定。
　　　　　　　　　　化成无边咸水，
　　　　　　　　　　在你脚下潮起潮落。

　　　　　　　　　　记得我
　　　　　　　　　　曾向你摇动故国的音讯，
　　　　　　　　　　犹如鸽子飞过燃烧的深夜。
　　　　　　　　　　人来人往，
　　　　　　　　　　乘着月色落入你眼眸。

　　　　　　　　　　是否
　　　　　　　　　　又到了记忆里的童年？
　　　　　　　　　　在无边惊惶之外，
　　　　　　　　　　片片清澈尤自残存。
　　　　　　　　　　只是她渐渐难以寻觅，
　　　　　　　　　　去吧，去吧，
　　　　　　　　　　哪怕是千万轮回之前早已注定。
　　　　　　　　　　在你仰望时，
　　　　　　　　　　星河倾泻得漫天。

　　　　　　　　　　记得我
　　　　　　　　　　还未忘记故国的自由，
　　　　　　　　　　犹如别离时一声重逢的期盼。
　　　　　　　　　　思念和等待，
　　　　　　　　　　碎落成点点微笑挂进你梦境深处。

　　　　　　　　　　春天就要醒来了，
　　　　　　　　　　也许仅仅隔了
　　　　　　　　　　一个落雪的季节。
　　　　　　　　　　那里流淌的
　　　　　　　　　　是热血，还有希望。
　　　　　　　　　　愿她
　　　　　　　　　　早在千万轮回之前便已注定。
　　　　　　　　　　把你归来的时刻，
　　　　　　　　　　撒满遍地歌声。

今天上午，我正在构思两个题目，

一为：为冤死的学生问责，索赔有理——汶川地震窥析之六；

二为：恶狼叼走了余秋里的良心——汶川地震窥析之七。

九时十分突然有人大声敲门，还未等我开门就闯进一伙人来，看样子是些便衣公安人员，因为我认出打头一位即“六三”那天在火车站拦截`扣押并“主审”我的国保，他们一行共九人。我大声问他们为何闯进我家？此人向我出示了警员证和《搜查证》（其中没有搜查理由），

他们便开始检查我的计算机`光盘和书籍，并用摄像机进行现场拍摄。我说这种搜查是非法的，他们也不理，并说“你站在门口，我们查一下”。

我问：“我坐着可以吗？”。

他们说：“也行。”

在搜查的同时他们还问了些无关紧要的问题，如：我何时购买的集资房？何时搬进去等。

我说房子正在装修，他们便说多注意休息`保重身体。

我说：“你们这样不断打扰，我能休息好吗？你们今天抄家，前几日”传唤“，这是在营造奥运会前的和谐气氛吗？某些人嘴上讲和谐，心里不知想些什么。”

他们说：“这些活动（指搜查），我们是做不了主的。”

我说：“那当然，你们是执行嘛，也很辛苦，请坐，请坐。”因为凳子少，他们有的人只能坐在床上。

我对他们讲：“一个政党要听不同意见，有个反对党比没有好。你看台湾，陈水扁当总统，他女婿因炒股违规被判几年刑，不服，上诉后又被加判二年。你说人家的司法公正吧？就是因为有反对党。”

不知怎么讲到了法轮功，我说法轮功有他们的信仰。

“有什么信仰？”他们问。

我说：“真`善`忍。”

“法轮功讲什么真`善`忍！”他们说。

我说：“他们的教义是真善忍，至于某个人是否做到了，那又另说。”

他们说：“你要体谅政府，中国人口多，不好办。”

我说：“那是借口，北朝鲜人口少，那么穷。南韩人口多，比北朝鲜富多了。如果说国家人口多了不好办，为什么反对台湾独立？中国何不切割开来，各省自治？”

他们要把我的电脑带走，我说电脑既是我的写作工具，也是我的通讯器材，你们把它拿走侵犯我的出版自由和通讯自由。“

他们一定要拿走，说是过两天就还回来。既然抗议无效，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电脑被拿走（还有活动硬盘及一些手稿和我的通讯录）。我要他们留下搜查证，他们说只有一张，不能留下。最后我坚持用自己的照像机把搜查证拍了下来。

临走时，我送他们每人一张光盘，告诉他们，内有我所著的三本书（《狱中上书》`《百年祸国》`《呼唤自由》）这是香港出版的，这书在香港每本要卖99港元。

他们问：“要给你钱吗？”

我说：“哪能要钱？那不成了非法经营了嘛！你们抓我就更有理由了。”

大家都笑了。

我还把《孙文广清明祭奠英烈专辑》每人送了一套。搜查于十时半结束。

整个气氛还算轻松，这也许就是“文明执法”？

我虽不知今日会遭遇“抄家”，但似乎长期有心理准备。我所发表的东西从来都是用真名实姓，根本没有什么“密秘”可查，怕是要让他们失望了吧？

2008年6月11日于山东大学0531-88365021 13655317356

2000年4月，我在狱中首次阅读了亨廷顿先生所著的《第三波：二十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98年10月第一版）这是一本很好的令我欣赏不已的政治学著作，我建议每一位有志于为中国民主化事业、为人类文明事业做点贡献的人都去读一下这本书，这本书的价值对于我们这些正求索在民主化道路上的人来说具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诚如书的作者所坦言的那样：“对我来说，偶尔明确地表明我的分析对那些希望在其社会实现民主化的人士所具有的意义也是十分有用的。因此，在本书中有五处，我放弃了社会科学家的角色，而担当了政治顾问的角色，提出了若干条‘民主派准则’，如果这使我像一个雄怀大志的民主马基雅维利，那还是随它去吧。”

亨廷顿先生在这本书中对于民主有着明确的解释和分析。他认为，古典民主理论主要是从政府权力的来源和目的去定义民主的——从政府权力的来源讲，古典民主理论强调的是来源于人民的政府权威必须用来服务于“公益”，如果背离了这一宗旨，人民就可以收回自己让渡的那部分权力。从理论上讲这些肯定没有错，但问题是怎样在具体的操作中去体现政府的权威来自于人民的授权并保证这种授权服务于“公益”的目的呢？在这个问题上，古典民主理论没有作出很好的解答，于是亨廷顿先生从程序性的角度给民主作了一个新的释义，他说：

“在评判一个二十世纪的政治体制是否民主所依据的标准是看其中最有影响的集体决策者是否通过公平、诚实和定期的选举产生，在这种选举中候选人可以自由的竞争选票，而且基本上所有成年人都可以参加选举，用这种方式来界定，民主政治涉及到两个维度，一个是竞争，一个是参与。”

与此同时作者还说：

“民主政治的核心程序是被统治的人民通过竞争性的选举来挑选领袖。”
“如果用普选的方式产生决策者是民主的本质，那么民主化过程的关键点就是用在自由、公开和公平的选举中产生的政府来取代那些不是通过这种方法产生的政府”。

亨廷顿先生关于民主政治的分析可以说是深入到了骨髓，如果没有民众的广泛参与，选举只在一个极小的圈子内进行，那是谈不上什么民主的。但是如果选举虽然有广大选民的参与，但却不是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性选举（就如中共领导下的选举那样），就更无民主可言了，正因为竞争性的选举是民主政治的核心程序，所以在中国民主化的道路上，我们不能不去重视竞选的意义，不能不去充分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去做民主竞选的宣传和尝试。

根据我个人的观察，我认为中国的民主化如果想避免因“激变”而给国家和社会造成的动荡副产品，就应该充分参照“台湾模式”，既然执政党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既然认定台湾作为亚洲一小龙在各个方面都搞得很成功，为何不把台湾的民主改革看作整个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一步棋呢？如果执政党把台湾当作“中华共和国”的一个搞得很成功的“民主特区”的话，何不把“民主特区”的成功经验渐次推向全国呢？我觉得答案应该是肯定的。而要问台湾民主改革的成功经验有哪些？当然很多，但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有两条：

其一，从“上层”讲，是由执政的国民党主导改革的。
无论从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还是从执政党的本身利益去考察，这一模式都是非常可取的，因为它可以避免社会在“激变”中可能产生的动荡和破坏行为，从而使人民和国家在民主转型过程中付出最小的代价，中共如果不希望自己在必然到来的“民主变局”面前输得精光的话，就应该充分利用自己现在所处的执政党地位来努力完成五千年中国文明史上所未曾有过的这一伟大事业，通过改革将功补过，通过改革洗涮形象，通过改革在中共党史上书写出真正光荣、灿烂、辉煌的一页，

其二，从“下层”或者说从“民间”的角度讲就是逐级开展民主竞选活动。
就台湾民主变革的实际进程而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中前期的民主竞选运动最值得大书特书。县市级议员及县市长的直接民选使台湾中下层公共职位的竞选活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民进党及在野的各派政治力量为了竞选组织了大规模的竞选互助团，相互支持，相互声援，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广大民众的参予意识，并使台湾的民主竞选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就基本做到了重要公共职位（从县市级议员、县市长到省长及中华民国总统等等）的全部开放。2000年2月在中华民国史上，第一次实现了政权通过民主竞选而进行的和平交接，当我在监狱里得知民进党上台的消息后，我的心里真是非常的高兴呀。

既然台湾民众的竞选之路走得很成功，我想现居大陆的各种民间力量也可以努力往这条路上走，（甚至我认为大陆的民主化变革必须要从初中级公共职位的竞选开始）怎么走？早在97年中共十五大召开前，我在提交给执政党的改革建议书里的第六条建议便是：修改《选举法》，使县市级人民代表及其行政长官首先实行民主竞选制，我的这个想法现在仍然没有改变，我希望在明年召开的十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能够局部地修改《宪法》和《选举法》，从法律上明确规定县市级人民代表及其行政长官（县长、市长）实行直接、公开、公平的民主竞选制度。

而从体制内的官方行为来看，执政党好象也在有意无意地试验这种制度，譬如说目前的乡镇级人民代表是由村民公开直接选举的，尽管还不是严格规范的民主竞选，但却是差额选举（我妹妹就曾在这种差额选举中以普通村民的身份当选过三年乡人民代表）；又如，从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以来，村民委员会将由比较规范的民主程序（“海选”方式）选举产生，这一制度在许多地方已得到较好的开展，虽然在实施过程中，乡镇长吏的行政干预还很多，但其意义绝不可小看，其直接意义就是在最基层的乡村使广大民众对程序性民主有了直观的感性的训练（如向选民宣讲自己的施政纲领及举措等），这将为更高一级的“海选”提供竞选民主的“学前班”教育。再如98年四川遂宁市步云区施行乡长直选、2002年8月湖北京山县杨集镇关于书记镇长“海推直选”的改革试验都可以看作是官方主导下的民主升级，我个人认为这是执政党默许的一种进步，是体制内改革力量在基层民主中的积极表现。它的前景是美丽的，未来是光明的。

而我们这些被执政当局视为“敌对势力”和异已力量的持不同政见者在目前的情况下又该如何在民主竞选的道路上迈开自己的步子呢？我以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做好民主竞选的的法律性研究和范例性研究，为民主竞选提供足够的法律依据和范例借鉴。如研究台湾民主化过程中的选举经验加以推广（听说王丹的博土论文研究的就是从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台湾民主改革，相信他一定能从台湾民主竞选的历史中提炼出一些可资大陆民主借鉴的精华来）。

第二、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一场修改《选举法》和《宪法》的运动，为各个层次的民主选举提供合法性依据，如将村委会的“海选”提升到县（市委）、县（市）级政府的“海选”。

第三、有条件的朋友可直接投身到民主竞选中去。依我的经验，在大型国有企业和大型院校的情况最好，因为这些企业和院校为独立选区，不仅选民集中，而且县区级人民代表都由直接选举产生，因而最好开展民主竞选活动。

第四、无条件直接投身民主竞选的朋友可以鼓励有条件的同事和友人参加竞选并组
织选举声援活动，譬如说受到公开打压的人士可以利用选民身份寻找十来个选民联名推荐尚处在二线或三线的友人出来参加竞选，并竭力为其助选，或者说在官方“酝酿”产生的正式候选人当中“选取”一个公开助选，其目的不在于受我助选的正式候选人能够当选，或者指望他能为选民利益考虑，而在于争取我们说话的平台或做事的空间。

第五、广场式民主或街头式民主还是需要的，因为广场街头民主能够给执政当局造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并使广大群众在短时间内参予进来，但这种民主若没有学生群体充当先锋军恐怕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和边际效应。而从八十年代的几次学潮来看，是和那个时代的文化讨论、传统反思、民主启蒙背景分不开的，因此我们当努力去推动在大学校园里的民主启蒙和自由文化培置，各省市都应该选择两三所重点大学进行工作，从民主竞选的角度讲，可以首先开展学生社团负责人的民主竞选工作（如学生会、研究生会等），并逐步将他们的思维触须引向国家与社会。

总之，根据我的观察，我认为中国民主化变革的前期将在执政党的主导下走“分级竞选”的路子。所谓分级竞选，也就是从现在开始在第一个五年时间内完成县级人民代表及其行政长官的民主竞选，在第二个五年时间里完成省（自治区、直辖市）级人民代表及其行政长官的民主竞选。在第三个五年到第四个五年时间里完成国家级（如国家主席、总理等）重要公职的民主竞选，整个过程分为三阶段，大约需要十五到二十年时间。

从目前国内的具体情况来看，无论是广泛开展的乡村基层民主选举（包括乡镇人民代表的选举和村民委员会的选举）还是局部地区的党政领导（乡长、镇长及乡镇党委书记）“海推直选”民主试验，从民主化变革的宏观界面考察，都是一个良好的体制内开端。我个人衷心地希望执政党能本乎世界民主潮流，通过修改《选举法》和《宪法》的相关条文，及早地提升民主竞选的层面，用五到十五年的时间完成大陆重要公共职位的全部开放（包括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及全国人大代表等），从而在5000年中华文明史上写下最为光辉灿烂的一页。

我衷心地希望一切有志于为祖国民主化事业做点贡献的各界人士都能本乎良知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积极地参与到当地的民主选举事业中去，在选举实践中去感悟民主的真谛，在选举实践中去体察民众的需要，在选举实践中去摸索中国民主化变革的可行性道路，在选举实践中去锤炼自己的意志和品格，我相信只要大家诚心诚意地去做事，全心全意的去推动祖国的民主事业，具有世界化色彩的民主中国必将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大家梦寐以求的现实！

“生还是死，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丹麦王子的这句自我拷问已经引领西方人走上了对死亡问题进行理性思辨的道路，并从此建立了一套博大精深的死亡哲学。反观我们自己，孔夫子一句“未知生焉知死？”致使我们只能从经验领域感触“死”而非理解“死”，我们面对死亡，除了空泛的感慨，繁荣的只是丧葬之礼，有学者形象地称之为“死而下学”。

然而，若埋首文献，我们也能找出与哈姆莱特的名言意义相近的话来，哪怕两者徒具字面上的形似。清康熙年间的诗人邓汉仪《题息夫人庙》诗曰：“楚宫慵扫黛眉新，只自无言对暮春。千古艰难惟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战国时期的息夫人被楚王掳掠做了妃子，却心念故夫不发一语，这本是旧文人作诗的好话题，但经历沧桑巨变未久的邓汉仪的目光显然已从息夫人身上掠过，一句“伤心岂独息夫人”道出的分明是明清易代之际文人的尴尬处境，这有时人记载（徐承烈《燕居琐语》）为证：“清初巨公曾仕明者，读之遽患心痛卒。”笔如刀，也不过如此吧？但诗确是好诗，好就好在蕴含丰厚复杂：悲悯？感叹？微讽？殊堪玩味。的确，身处易代之际的知识分子“生还是死”是一个不容后人以现世的精明加以轻薄的话题。

暴力的血腥、道德的血腥双双恣肆是易代之际的一个重要特征。在暴力的血腥中，文人是承受者，而在道德的血腥中，文人则既是承受者更是制造者。清易明，异族入主，又与以往的改朝换代不同，用顾炎武的概念，这是在亡文化，“亡天下”，而不仅仅是“亡国”了。惟其如此，文人的处境更显严酷，道德的血腥尤为骇人。

赵园在《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一书中钩稽明末文献，梳理出若干话题，其中让人读来惊心动魂的是“生死”那一节。标题是“生”“死”并重，其实触目皆“死”：“死社稷”、“死封疆”、“死城守”……这是死的种种名目：“‘不济，以死济之’，乃钱肃乐语；‘有死无贰’，见诸张煌言文集；‘我久办一死矣’，为陈子龙所说；‘吾此心安者死耳’，则为瞿式耜临难时言。”死已然是明末忠义的口头语。似乎人生的最大问题就是求死。可是文人之死往往不能如山野村夫或草泽英雄引刀一快似的了断，从很大意义上说，文人之死是死给旁观者、死给历史，死给士大夫那套独具的价值系统看的。因此死岂一个“难”字了得？“吾辈有一毫逃死之心固害道，有一毫求死之心亦害道”，这原是东林领袖高攀龙的话，为黄宗羲的老师也是著名忠义的刘宗周所激赏，然而现在当我坐在书房中读这段话的时候却禁不住冷汗涔涔：逃死不行，求死亦不成，舍此可还有活路或“死”路么？照此理路，天崩地陷之际，以身相殉还远不够，死前你还得掂量掂量你这是不是受“一毫求死之心”所牵引。尽管死对主体都不过意味着肉体的消灭，但在旁观者眼里却有高下之分，于是你还得选择一种死法——尽管如何去死并非当事人都能主动选择的，论者往往却忽略不计。黄宗羲在一篇文章中标示了史家记死的体例：“曰死之，曰战死，曰败没”，其高下分别是“死之者，节之也；战死者，功罪半也；败没，则直败之耳”，主动死与被动死，自主的死与非自主的死，均须仔细甄别，所谓“同一死也，差之毫厘，相去若天渊矣”。此外还有死难死易之辨，一时士风竟以死难为贵。读此类关于死难死易死之高下的哓哓不休的论辩文章，你只有学赵园感叹一句“像是与生命有仇”了。

在“死”的诸般话题中，明末士人关于“不即死”的议论最见中国知识分子的本色，同时也最能见出道德的血腥。张苍水起兵抗清不果，临难诗中便有“叠山迟死文山早，青史他年任是非”之句。谢枋得（号叠山）当年未在元灭宋之日即死，尽管他在元政权建立之后不应征召绝食而死，张苍水也要拿他与文天祥互较高下叹其死迟了，从此足见早死与迟死在当时情境中被赋予的严重性。在这种语境中流传助人死的佳话便不足为异了：瞿式耜劝永历帝于偏安之局不可得时速死，刘宗周的弟子劝其“早自决”都被传颂一时。至于因各种原因未能即死者，如魏学濂，后虽自缢，也不能为时论所谅，即使是极力为魏氏辩诬的黄宗羲，在猜测了一堆魏不即死的理由后，也要大表遗憾向时论看齐。只有浙东史学的巨子全祖望在文集中一再婉转声称“何必死乃足重”？然而此声太过微弱，几被浓浓的道德血腥淹没殆尽。

对文人来说，一瞑不视不等于一了百了，更大的考验尤在死后。易代之际，钱谦益辈固逃不脱所视所指，即泉下之人甚至忠烈义士也难免被敲打。明亡后，处处可闻如下讥诮，“平日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周作人论史算是持论通达的，他在文章中也不止一处地征引前人一段笔记：“《甲申殉难录》某公诗曰，愧无半策匡时难，只有一死答君恩。天醉曰：没中用人死亦不济事。然则怕死者是欤？天醉曰：要他勿怕死是要他拼命做事，不是要他一死便了事。”知堂老人以为“此语甚精”，但在我看来，这种讥评以一种现世的精明而自得，实则最为残忍苛酷最不讲理。揆诸史实，明末事之不可为，正陈子龙所说“海内无智愚，皆知颠覆不远矣”，又岂是几个士子所能挽回？在不可为的绝境中我们责他未拼命做事难道不等于说他死得活该么？若起死难者于地下，他会不会慨叹生难死亦难而彷徨于无地？何其“忍”乎！

钱穆治史主张对古人表一种同情，对于易代之际的知识分子，我们要同情的不仅仅是他生死两难的痛苦选择，更应该同情士人注定在千百年来安身立命的那套价值系统里打转儿的困境。我们看明末士子关于“死”的种种驳难，貌似针锋相对热闹喧腾，实则都不出固有伦理的范围，一片道德的血腥处，杀人者手持那把刀，被杀者手持的仍是那把刀，这是一个宿命的悲剧。要走出这个怪圈和悲剧，基本的一条是树立这样的理念：作为个体的“死”，无论其意义多么重大（所谓“意义”其实鲜非某种异己的力量所加），首先它都是一件个人的事情。窃以为这是我们迄今所忽略的，而它正是建设死亡哲学的第一步。让我们经此由“死而下学”走向“死而上学”吧。

米兰。昆德拉的随笔集《帷幕》法语版于2005年4月出版，此后其他语种的版本也陆续面世，中文版上市时间是2006年9月。而英文版的出版时间定于 2007年1月30日。这样安排是否和《无知》的出版出于相似的原因？在《无知》出版前，几家法国媒体向昆德拉“放冷枪”，一向沉默寡言的昆德拉没有反击，但推迟了《无知》法语版的发行时间，让法国读者品尝了火烧火燎的滋味。这次《帷幕》英文版的延迟是否蕴含某种深意笔者无从知晓，不过昆德拉的确有能力将书籍出版时间也变成“国际文学事件”，在多种版本出版时间的斟酌与迟疑这点上，昆德拉恐怕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作家。也许是我神经过敏，不过有些细节真的颇堪玩味：书中昆德拉多处控诉了大国／大语种／大民族在文学话语中的霸权。

表面上，《帷幕》这篇“由七部分组成的随笔”谈的仍是昆德拉常谈的题目，比如说塞万提斯、斯特恩、贡布罗维奇、冰岛、捷克……不过，作为昆德拉“小说艺术”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前两部是《小说的艺术》和《被背叛的遗嘱》），这部文论可以说是最完整、最流畅的一部，既不是由发言与采访拼凑而成，也没有分量过重的音乐论述，所以读来感觉紧凑连贯。可以说是一部充满新鲜细节和见解的文学史与作家史。《帷幕》依次谈到了重新审视文学史（文学作品的时间范畴）的重要性、世界文学（文学作品的空间范畴）、作家的职业道德与天职、作家与“存在”，当然还有昆德拉在《无知》中阐发的关于“记忆”在文学阅读中所起的作用。

昆德拉一方面强调对传统的重新读解，一方面强调创新（“要重复，就必须没有廉耻，没有智慧，没有品位”）。他重新对小说和讲故事做出了区分。在昆德拉的论述中，是菲尔丁的创新使小说诞生的。然后在塞万提斯、拉伯雷和斯特恩的笔下，小说才得到了准确的定位。当然，每个作家都会将传统进行一次重新书写，这一点正如艾略特所说：“儿子生下了父亲”。昆德拉的特别之处似乎是在反情节与反说教这两点上摧毁“故事”的绝对权威，并从这个角度重新阐释作家的作品及其意义。

要真正了解一个作家的价值，就必须把他放在他应有的位置上。这个位置包括时间和空间两方面。而文学史首先是个时间的概念，昆德拉在此强调了空间概念。在他看来，文学空间在以往的文学阅读和写作中被扭曲了。比如说，昆德拉自己就被评论家当作斯拉夫作家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曼杰斯塔姆放在一起讨论。而昆德拉极为反感（当然并不是对俄国大师不满），原因在于把他和这些作家放在一起，他的面貌（他的努力、他的美学特征）根本无法看清楚。针对文学史中这个有害的概念“斯拉夫文学”，昆德拉指出：尽管存在“斯拉夫民族的语言统一性，但并不存在任何斯拉夫文化，任何斯拉夫世界。”昆德拉在哪里？从前面的两本书中我们知道了，就是要到布洛赫、穆齐尔、贡布罗维奇等人组成的名单中去找他。

昆德拉在本书中再次以冰岛文学（《萨迦》）举例说明小民族文学的命运：“欧洲散文中最早的伟大文学珍品是在它最小的一个国家内创造出来的，这个国家，即便在今天，还总共不到三十万人口。”昆德拉极善于对不被人注意的文学史讯息进行分析，从而得出与常见看法截然不同的文学史悖论。他提醒我们警惕今天的文化全球化，也必须警惕“地方主义”。因为“地方主义”总是惯于打着民族的旗号去戕害本民族的文学。“如何来定义地方主义？就是无法做到（或者拒绝）将它的文化放在大环境下来看。”“地方主义”分两种版本：小民族的地方主义和大民族的地方主义。对小民族来说，文学“不是纯粹的文学史的事情”，而是“人民的事情”。无论是什么样的大师，他们总要“缝织出一面民族大旗，在他们的作品之上挥舞。”而大民族的地方主义则有两种罪孽，不仅把本国的世界级作家和本国“名人”相提并论，还全盘接受了那些小民族对自己的大师的狭隘看法。

昆德拉所要求的阅读，就是撕裂预先阐释的帷幕去发现作品的审美价值。这些预先阐释无论包含怎样的正义和美学的内容，只要一个人在读一本书之前就开始阐释，他就是在对艺术作品犯罪。

（《帷幕》，米兰。昆德拉著，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9月版，18.00元）

要经过怎样的磨难才能有内心痛苦，怎样的痛苦才能换取觉悟。不再轻浮狂妄、盲目浑噩。一场灾难不算什么，很快会过去，成为被遗忘死去的部分。如果死亡从来都是生命的注脚，那些生命在哪里呢？

这里有过多的持久的灾难，太少的幸运。不同的是，无论是何种灾难，发生的那一刻起，这个民族总归是”空前团结”，团结就能免灾。几十年来的 “众志成城”，”愈挫愈勇”，”多难兴邦”，有让灾难来的更猛烈些的无畏气概。接下来是圆满的庆功表绩，”可歌可泣”的”伟大的成果”和”决定性胜利”.人们总是热衷于回避事实的激昂和背离人性的煽情，在太多太久的痛苦中生存下来的物种，已经进化出一种特殊的情感和品质，另类的适应手段和能力。

没有精神信仰的民族，是无所畏惧的民族，在这里缺少真实的伤痛，没有不可解脱的苦难，没有道义的问责和伦理的质疑。恒久的粉饰太平与歌功颂德，无耻的掩盖事实的真相，终于使清醒的眩晕，善良的浑噩，真实的虚伪，化做残酷惨烈的现实的一部分。直到一天，灾难成为常态，在这片土地上再也没有了灾害，灾难已深入人心，这片土地就是灾难。

当人们感到一丝悲哀，逝者永远逝去了，不再搭理。冷漠和疯狂已被凝固和忽略，不再被理解和原谅。逝去的人，不再关心社会是否稳定，人心是否和谐。国家主义的春药无法支撑失去社会公信和良知的危机，剜肉补疮才是虚拟的国家主义的病态现实。

无视个人觉悟抹杀伦理的人群，腐败无能的专制，自欺欺人的歌功颂德者正在盲目的一路狂奔，他们要走向何方呢？